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共11篇）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篇1

爆发于2011年秋, 影响波及至今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不得不让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我国金融体系面临无法回避的争论与拷问。老板“跑路”、“跳楼”与“玩人间蒸发”是此次危机的最直接表现, 也是公众与媒体热议的话题[1]。但引起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民间借贷”本身的错误?当然不是。这是我国方方面面的制度缺失、缺位所致。我们知道, 古今中外, 民间借贷都是常用的和有效的资本运作形式。毫不夸张地说, 温州民营经济的成长与发展得益于民间资本, 中国民营经济的今天离不开“温州模式”。没有民间借贷, 就没有温州那具有先导性的经济奇迹, 更没有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步伐的提速。

一方面是民间借贷不可或缺, 其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是由民间借贷引发的问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正常的资本市场。本文将从民间借贷活跃的原因、存在的问题和应对策略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民间借贷活跃的原因

(一) 国家货币政策的调控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使中国经济受到了影响。为抵御危机的蔓延, 国家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意图通过货币投放来促进投资, 拉动消费。随后为抑制物价上涨, 国家又开始收紧货币政策。骤松骤紧的货币调控, 无意中成了民间借贷活跃的“推手”。在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 温州部分中小企业能从国家商业银行贷点款, 在这种机遇的诱惑下 (银行的低利率) , 部分中小企业计划扩大规模。但是当这部分中小企业前期投入后, 由于央行货币紧缩, 后续的资金没了着落。为维系生产与经营, 避免前期投入资本的沉没, 其只能支付高利息从民间融资。

(二) 中小企业资金需求量大

民营企业大都属于中小企业。民间借贷之所以阻挡不住, 是因为中小企业对资金有刚性需求, 而金融机构又不能满足其资金需求。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2002年的一次调查显示, 2001年末温州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0亿, 其中民间信用170亿, 以个人名义借贷的有125亿, 后两项相加的民间借贷占总量的73.75%。进入21世纪后, 民间借贷在温州更为活跃。中国人民银行2010年的一份调查表明, 温州有90%的家庭和60%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里昂证券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称, 2010年温州民间借贷未还款数达8000—10000亿[2]。在温州, 民间借贷是温州中小企业持续经营的重要融资通道。近年来, 国家商业银行放贷收紧, 而企业发展资金缺口又很大, 所以, 民间借贷供需是有市场基础的, 供方对资本的逐利本性, 需方对资金的如饥似渴, 促使民间借贷持续至今。

(三) 游资逐利使然

中国人喜欢存钱天下共知。今天, 人们存钱不仅防范于未然, 更知道“用钱生利”的道理。存银行与民间借贷之间的利率差是客观存在的, 通过放贷获利何乐而不为。于是, 大量的游资进入民间借贷资本市场, 进一步激活了民间借贷。人们通常把为追逐高额利润而在各金融市场之间流动的短期资产称为游资。换句话说, 游资就是短线投资者手里进出的资本。民间借贷的“游资”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民间个人持有的现金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公务员利用权力寻租的放贷) ;二是企业相互间的借贷;三是银行通过变通使部分资金进入民间借贷融资渠道, 以获得高额利率。高利率诱使人们敢冒“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的高风险。在民间借贷中, 一笔资金转借一次, 利率上升一次, 介入其间的每位债权人, 只要借贷无限进行下去, 可稳赚不赔。这样的好处, 有多少人能不心动呢?

二、民间借贷引发的问题分析

如果民间借贷作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唯一渠道, 民间资本自然“待价而沽”, 于是, 原本还算健康的、利率还在可控范围内的贷款成了愈发疯狂的“高利贷”。因刚性需求, 中小企业又不能不贷, 当利率高到其还不起时, 资金链断裂, 冰山下的危机马上凸显, 并变得难以收拾。民间借贷主要靠信用作保障, 从一开始就潜伏着风险, 随着借贷链的延伸, 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多样。本文根据温州的民间借贷情况, 对民间借贷引发的问题作以下分析。

(一) 掏空实体经济

办企业的目标之一就是获取合法利润。进入21世纪后, 各种成本不断攀升, 中国实体经济 (特别是制造业) 由利润丰厚变得利润微薄。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 中国实体经济已进入无利时代, 并称这种情况会延续5—7年, 事实证明了这种情况的存在。温州企业原本通过民间信贷扩大生产, 可当企业家发现苦苦生产经营后, 换来的却是钱袋空空, 而那些进行资本运作的人却收入颇丰, 于是许多实体企业家将大量资金用于高利贷。当一个经济体中实体经济不发展时, 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二) 引发就业危机和债务危机

第二个问题其实是第一个问题的延伸。如果实体企业因民间信贷破产倒闭, 危及的将是整个社会的就业形势。改革开放以来, 民营企业最大的贡献就是吸纳了大量的人员就业。如果因民间借贷掏空实体经济, 将引发就业危机, 其后果是严重的。

民间借贷链随着利率的不断抬升变得越来越长。利率越高加入的人越多, 抽实体企业的资金就越大胆越彻底, 有的企业几乎没有回头路, 或不顾风险贷入高利率资金, 拆东墙补西墙, 一旦资金链断裂, 逃债、跳楼、跑路当然成了了结问题的选项。

(三) 催生权力寻租

权力寻租是指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谋求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权力寻租是把权力商品化, 或曰以权力为资本, 去参与市场交换。民间借贷与投资的高利率、高回报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为严峻。当年改革开放急先锋温州, 现在也出现了大量的权力寻租, 导致个别公务员有远远超过其合法收入的资金去放高利贷。这些握有公权者的巨额资本就是通过寻租, 权钱互换来的。同时, 在这个过程中, 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实体企业经营生态环境不如人意, 政府公信力受损。

(四) 加大代理风险

民间借贷形式多样, 有小额贷款公司、钱庄、村镇银行、私人借贷等, 借贷各方无需任何抵押, 凭书面文本约束各自行为。这种代理关系势必加大代理风险[3], 因为一旦出现亏空或投资失败, 代理人会想方设法向出资人隐瞒实情, 甚至再次借贷进行下一个投资, 以抵补亏空。一旦周转不畅, 就会产生连锁反应, 造成血本无归的局面。

(五) 增加监管难度

民间借贷有的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认可的, 有的完全属于民间私人借贷, 还有一些不合法的中介机构, 如地下钱庄。从目前实际情况看, 能监管的民间借贷资金量远远小于无法监管的数量, 如私人借贷、钱庄信贷、地方政府集资等。前面提到里昂证券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称, 2010年温州民间借贷未还款数达8000—10000亿元, 这些数据在我们政府有关统计报告中是找不到的。另外, 中国资深财经评论人朱大鸣认为, 鄂尔多斯民间贷款盛行, 家家放贷, 民间借贷规模估计在2000亿以上, 最高年利息在60%以上[4]。全国民间贷款规模到底有多大, 可能谁都很难回答。如果这些数据不弄清楚, 势必影响到国家金融与货币决策的正确性。但要想弄清楚这些数据, 在目前状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三、应对策略

(一) 拯救实体经济

从温州的情况看, 企业主将生产资金用于放贷, 是因为实体企业无利可获。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不景气, 整个经济将失去根基。如果实体企业有利可图, 谁愿意冒风险像赌徒样卷入高利贷漩涡中呢?对此, 我们可考虑从三方面来提振实体经济:一是减税退税。政府要大幅减税, 减税就可以给企业增加现金。二是帮助中小企业产业升级, 激励创新, 提升产品附加值, 使企业从无利可图变为利润丰厚。三是针对中小企业的民间融资出台专门的政策, 切忌一味地“抓大放小”。货币政策的骤松骤紧, 会导致实体经济方寸大乱。如果做到上述几点, 除实体企业获得良性发展外, 还可以在稳定就业形势的基础上吸纳更多的人就业, 同时少了实体企业加入民间借贷, 环节就会减少, 推力就会减小, 高利贷风险就会降低, 从而将缓解民间借贷的债务危机, 减少甚至杜绝老板们“跑路”、“玩人间蒸发”现象的发生。

(二) 强化对公权者的自律要求与管理

民间借贷引发的乱象与公权者有一定的关系, 例如民间信贷的部分资金来源, 借贷链的延伸与复杂化, 违规暗箱操作等。公权者作为政府公信力的载体, 其一举一动都具有导向性和示范性[5]。治理民间借贷, 政府应率先垂范, 对公务员队伍加强管理。应进一步开展党性教育,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提高公权者维护国家金融秩序的自觉性, 教育其洁身自好, 不参与违法违规的民间借贷与投资, 更不能做始作俑者。同时应积极强化对公权者管理制度的建设, 如继续坚持财产申报制度、经济活动公开制度、奖惩制度等, 减少或杜绝权力寻租现象, 确保公权者行为符合党和国家的要求, 消除民间借贷中的关键消极因素。

(三) 监管要“堵”“疏”结合, 使民间借贷阳光化

民间借贷有许多不规范的地方, 常常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但这并不等于它就是洪水猛兽, 一味禁止于事无补。根据现实情况, 金融监管部门需采取“堵”、“疏”结合的方式引导民间金融组织逐步规范化运作, 并将其定位于服务中小企业的民营金融机构。所谓“疏”, 就是对有影响力的, 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的民间信贷组织, 要帮其规范, 给予其合法身份, 并对其业务进行指导, 使其在阳光下依法依规经营。所谓“堵”, 就是对那些劣迹斑斑, 强取豪夺, 扰乱金融秩序的金融组织要坚决打击, 绝不姑息。通过“堵”、“疏”结合的整治, 有效地防范和化解我国民间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风险。

(四) 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

民间借贷的资金主要流向中小企业, 这主要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款难贷所致, 或者说是中小企业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所致。因此, 有必要建立多元化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 形成信贷市场的竞争,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民间借贷的高利率, 减少借贷风险[6]。为此, 在引导和推进民间金融组织转变为规范化的金融服务机构的同时, 增加国有商业银行服务体系中的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功能, 采取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方式将其定位于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机构。同时, 对城市银行、股份制银行, 甚至外资银行进行专门研究, 等时机成熟时, 可授予它们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信贷权。通过丰富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为小企业的融资体系引入有效的供给力竞争, 从而提高融资体系的效率。

民间借贷不是“恶魔”, 高利贷也不是“毒瘤”, 它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常见融资现象。如果引导不力, 监管缺位, 它就会变成“恶魔”, 种下“毒根”, 从而危及社会, 破坏家庭;如果引导得法, 管理到位, 它就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资金需求的重要补充, 其作用将不可小视。

参考文献

[1]《大问题》编辑部.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引发中央关注[J].大问题, 2012 (1) .

[2]陈晓, 丘濂.温州民间借贷危机调查[J].新华月报·上, 2011 (12) .

[3]潘力.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成因及其影响[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2 (2) .

[4]朱大鸣.贷款制度不合理确实造成了民间放贷盛行[EB/OL].http://t.qq.com/p/t/44078117302576, 2011-9-22.

[5]谢开勇, 李萌, 等.组织管理决策中群体思维症状及其改善方法[J].四川经济管理学院学报, 2010 (4) .

[6]王岗.浅析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原因及对策[J].科学之友, 2012 (5) .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篇2

近日，温州又出台了《规范引导民间借贷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暂行)》(下称《意见》)。

温州新近出台的《意见》，重点针对参与民间借贷的非融资性担保机构、寄售行、旧物调剂行(店)和投资(咨询)公司等机构。

规范引导民间借贷市场的十条措施包括：开展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试点；规范民间借贷中介行为；规范中介机构自身借贷行为；规范寄售行、旧物调剂行(店)业务经营；规范注册登记程序，严防超范围经营；规范账户结算，强化资金监管；建立分类综合评价激励机制；完善扶持政策；理顺监管体系，强化监管力度；健全应急预案，做好风险处置。

引人关注的是，根据上述新规，温州今后将对寄售行和旧物调剂行(店)销售的商品，进行限物管理，“只能销售除汽车和房产等大件资产以外的小件商品”。

温州市政府还明确，每个机构仅限开设一个单位结算账户，并由一家商业银行开户和协助监管。确因业务需要开设个人账户的，要登记备案，并不得进行大额现金往来和可疑交易。当发生重大民间借贷风险事件或非法集资案件，温州市政府还规定了，要按“属地管理、分业管理”的原则做好应急响应、善后处置和应急保障工作。

具体来说，有关单位接到风险报告后，将立即启动处置预案，责成各类机构实施风险处置方案，同时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提出具体化解措施和对策，并监督实施。温州市还将建立重大民间借贷风险事件和非法集资大案要案督办制度。

温州民间借贷利率问题探析 篇3

2011年下半年以来，温州发生了“民间借贷危机”。这是温州三十多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区域性金融危机。在危机的演变过程中，社会信用冻结加速了社会信用去杠杠化，触发信用风险的因素出现转移、扩散，经济增速随之下滑，银行业信用风险连续释放。到2012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长仅5%，低于全国7.8%的水平；全市不良余额达到了181.41亿元、较危机前上升了158.94亿元，不良率达到了2.69%、较危机前提高了2.32个百分点。从演化趋势看，金融风波先后已经历了企业投资经营资金链断裂（风波爆发前）、民间借贷中介资金链断裂（风波爆发时）、参与民间借贷的企业（或个人）资金链断裂（风波高潮时）、企业互保圈资金链断裂（2012年以来）等四个阶段。至今，温州民间借贷危机进入了后危机时代，担保链、资金链风险扩散和房地产价格下滑可能进一步引发新的潜在风险。政府和社会各階层及时地采取许多措施，防范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取得了明显效果。可以说，温州民间借贷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其利率变化、规模结构以及发展趋势将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值得我们探索和思考。

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也发生过多次民间借贷危机，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四次“倒会”风潮（乐清黄华会案、抬会、排会、平会和银背）；九十年代的基金会、城市信用社经营困境；直到这次“民间借贷危机”，对温州经济社会的影响一次比一次大。但令人困惑的是：不论事件本质和结果如何，涉及面多广，危害多大，受害人有多少，经过了若干年以后，另一种民间融资形式又在“蓬勃”发展。似乎“好了伤巴忘了痛”，大有“春风吹又能生”的感觉。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温州民间借贷”的生命力会如此之强？这里的人们都没有风险意识了吗？是什么导致人们在风险面前失去警惕？

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利率”——高利率，象一支“看不见的手”在推动着，使人不断地、千方百计地、前赴后继地组织资金投到“民间借贷”中去……

实践证明，民间借贷有其存在的理由，我们必须正确看待。

一、从经济发展层面上看。温州模式的产生、发展。民间借贷有重大作用，正有于融资的形式和规模不同，“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才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温州模式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靠民间借贷，造成了以家庭工商业、专业市场为主民营经济模式，走“小商品、大市场”道路。苏南模式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集体集资和政府信用，成就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集体经济、城市经济模式，走“工业化、市场化”道路。

二、从资金配置效率上看。民间借贷对社会闲散资金的集聚，投入到生产领域中的效率和速度是正视金融机构所无法比拟的。它具有灵活、高效、兼容等特点。意向口头表示，期限自主约定，用途自由选择，结算方式便利，等等。这些都是其受中小企业及个人欢迎的原因。

三、从维护经济金融秩序上看。从温州模式的发展历史可以证明，民间借贷在推动着经济金融体制的改革步伐，促进金融企业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加强金融创新，疏通融资渠道，自动优化融资环境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果规范管理恰当，它能成为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但我们也要防止无序的民间借贷会有扰乱经济金融秩序，有反作用。

四、从充分就业上看。相比于国有企业获取廉价的金融资源而大量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来讲，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的融资成本较高，更倾向于投资劳动密集形产业。因而能促进社会就业。有数据表明：温州地区2007年，每亿元国有投资解决的就业人数为1044人，而每亿元非国有企业解决的就业人数为1562人。

当然，民间借贷有其相当明显的缺陷，如加剧金融“脱媒”现象，扰乱金融秩序，加大企业财务负担，加剧非法集资风险，等等，这些均要求有关监管部门要提高监管智慧，加大科学管理的力度，因地制宜，不断完善相关政策，逐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使之朝正常的发展轨道良性运行。

应该从哪里入手去规范管理民间借贷行为呢？既然人们热衷于民间借贷是因为“利率”的原因，那么我们就应该从“利率”改革入手，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民间借贷规模不断扩大，直线上升，而利率水平则因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民间借贷规模1980年约10亿元，利率是34.8%，1990年约110亿元，利率是34.8%，2001年约300亿元，利率18%，2011年约1100亿元，利率是25%（见附表）

从上表可知，民间借贷的利率不论如何变化，却始终高于正规金融的贷款利率。原因何在？仔细探究，却有其存在的理由。

一、民间借贷的成本较高。这里包括其风险成本，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

风险成本：有法律、政策和信用三个方面的内容，民间借贷的许多交易行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同时又受到种种政策限制，如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变化，资金供求、通货膨胀等等。在经济繁荣时期，社会的现金流充足，借款人还贷能力较强，信用好、风险较小，利率可能低些。当经济萧条时期，社会的现金流不足，借款人的还贷能力弱，信用差，风险大、则利率高，所以就需要的一个“风险溢价”作为补偿。

交易成本：贷款者要对借款者进行相应的信息收集、跟踪、调查和评估等，同时，又要对借款人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这些都随着交双方的人际关系，亲疏而变化，关系亲密、信息收集成本小，利率就可低些，反之亦然。

机会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投资的机会在增加，资金用于存款或者贷款以外的收益率也在不断提高，如实业投资及股市、债市、楼市、汇市等，经济越繁荣投资的回报率就越高，资金投入到民间金融市场的机会成本就越大，要求的利率就高。

正因为民间借贷的成本存在有许多复杂且多样的因素，其变动幅度也很大，貌似非理性，但有其一定的内在联系。

二、需求差异化影响民间借贷利率趋高。民间借贷需求主体的生产方式，生产周期，资金回报率，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因人而异的定价方式比较明显。一是借款方的履约能力，收入水平，投资效益、社会地位，平时信用均影响其利率水平，二是周转性需求，借款方为中小企业和个人，往往具有极强的时效性，以灵活、高效和填补缺口为特征。如从正规金融融资，则受其方式、资质、用途、资金比例等贷款条件的限制，往往无法如愿。所以，宁可付出较高的利率，能及时地融到资金，使生产和贸易能较快完成，资金及时回笼。三是投资性需求，这一批人具有较强的投资意识和致富欲望，敢为人先，有冒险精神。在经济高涨时期，白手起家，活跃在房产、矿产、股市等高回报、高风险投资领域，只要能融到资金，他们不计成本。从而推高利率。

三、金融市场的不平等竞争状况的影响。首先，存在有局部垄断现象，由于民间资金的分布及供求的不平衡性、私密性，借款人很难选择贷款者，这就会诱使贷款者谋取垄断利润，索要高价；其次，正规金融在融资领域的相对垄断地位，信贷规模、资金供给的变化，利率水平和贷款结构的调整等等，都直接影响着民间借贷的利率。特别是信贷规模忽紧忽松，短时间内造成贷款供应的紧张局面，会迅速推动民间借贷利率的快速上升。

四、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温州是最早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市场经济起步较早，以家庭工商业为主的温州模式，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市场条件和经济基础。同时，在永嘉学派重商文化熏陶下的人们，又非常习惯于民间借贷，并有抵触正规金融繁琐手续和苛刻条件的潜在意识。只要用款时间、投资利润、成本负担等条件允许，他们就会使用“民间借款”以图“方便”。这种“方便”就是少有附加条件，时间快捷，但利率偏高。然而，正是这个“方便”，却隐藏着不可忽视的“危机”。也正因为有“危机”的存在，让贷款者要在利息中获取高额回报，来作为“危机”的补偿。

民间借贷在温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形式上、本质上均发生了变化，原来是孤立的、一对一的、互助性的民间融资活动，演变成联系的、一对多（或多对一，多对多）的、盈利性的社会金融活动。对社会经济金融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大。从八十年代以前的个人借贷违约，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倒会”风潮，九十年代的基金会、典当行倒闭……，到2011年的“民间借贷危机”。影响面、破坏力以及范围和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

实践证明，温州民间借贷之所以能够经历多次危机后仍然延续并发展状大，有其独特的存在结构和变化规律，而高額利率便是其存在的重要基础。要规范民间借贷活动，其切入点就在于全面推进利率市场化，制定相对公正、有效的市场竞争规则。政府——特别政府监管部门，应尊重民间金融市场，尊重民间借贷主体，优化市场环境，扩大彼此的生存空间，促其良性发展。

一、坚定地积极推进区域性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我国长期以来对此进行严格管控。1980年苍南金乡信用社进行的“浮动利率改革”。打破了利率禁区，同时也拉开了“金融体制改革”的序幕。之后，温州地区的“利率市场化”一直伴随着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之中。虽然几经起伏，但本地区的经济金融环境，人文习惯等方面有了基础，特别是2011年的民间借贷危机以后，将利率推向市场，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利率的高低，呼声很高，区域条件成熟，有关部门应该适时加以引导，积极推进。

中国人民银行于2012年6月份降息的同时，首次允许存款利率上浮10%，这就说明，利率市场化问题已经在政策层面开始破冰。温州虽然在申报“金融改革试验区”时，没能在此方面得已突破，但现在已经到了区域性的“适当最合适”（周小川）之时了。

二、确实保护民间借贷的正常运作，规范民间金融行为。温州民间借贷是温州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一直大于正规金融的信贷规模（见附表）。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正由于政策层面等原因，民间借贷的发展规模逐渐趋缓。营造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促进民间借贷和正规金融的协同运作，更有利于温州经济发展——特别是在突破资金瓶颈方面。所以，应该给民间金融正名，让其获得与正规金融同样的发展空间，国内外也有类似成功的经验（美国）。我国从2007年就已开始《放贷人条例》的起草工作，主要用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温州——作为金融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应该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目前，可先制定一些规章，来规范和保护民间借贷，维护正常的民间金融市场秩序。

三、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在对待民间借贷的问题上，政府各职能部门一直以来分工不清，长期处于监管真空。“有权利的事情争着做，有责任地事情赶紧推”的状况时有发生。近年来虽然也出台了一些办法，但总有隔靴挠痒之感，缺乏系统的监管措施。国务院“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十二条措施，在给了政策的同时，也明确强调了监管责任。就是要重视“指导”和“服务”。

由于民间借贷带有区域性、私密性，松散性等特点，金融生态治理的重点在于”疏“而不在于”堵“。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开拓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如建立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并开放其项目经营权的转让；允许民资投入到正规金融并实行专家理财和管理等），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引导民间借贷朝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篇4

一、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一) “温州模式”的困境改革开放以来, 温州的民营经济发展迅速, 逐步形成闻名全国的“温州模式”。

这一模式是指在我国浙江省东南地区 (以温州为代表) 通过众多的、规模小的、技术含量低的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方式发展起来的非农产业。“温州模式”下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在推动温州和江浙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是中小企业从正规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比较困难, 因此, 民间借贷就承担起为广大中小企业融资的任务, 伴随着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壮大。在此背景下, 温州形成了二元金融结构, 即以银行为主的正规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市场并存。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进而波及全球金融和经济。国际市场需求骤减, 国内出口受到抑制, 江浙一带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受到巨大打击。其次, 由于美国金融危机, 美元贬值, 人民币迅速升值, 这对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再次, 原材料价格上涨, 用工成本上升, 又成为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2011年, 为了抑制国内快速的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不断紧缩, 温州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基本贷不到款, 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一方面, 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 作为民营经济重镇, 温州虽然积攒着大量的民间资本, 但面临的却是非常有限的投资渠道。实体经济利润率低, 房地产行业受到国家政策影响, 房价上涨幅度变慢, 通过炒房来增值的渠道受阻。在这样的背景下, 民间资本无处可去, 只能进入民间金融市场。尽管民间借贷的利率高, 但中小企业为了解决融资难题, 不得不以此来保证资金链不断裂。

(二)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温州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和大量的民间游资, 推动民间借贷的巨大发展。

温州陷入“全民炒钱”的疯狂之中, 类似于“炒房”, 温州此次的民间借贷危机很大程度上也是“炒作”的结果。民间借贷分为三个部分:放款人、担保公司 (担保人) 和借款人。其中, 担保公司起着中介的作用, 担保公司将人们手中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 然后给借款人。资金从放款人到借款人手中要经过层层加价, 价差甚至达到一倍。同时, 由于缺乏规范, 放款人、借款人都有可能成为担保人, 这样一张密密麻麻的“放款—借款”网就在温州地区形成。资金每转手一次, 利息都会加价, 最终由对资金有迫切需求的实体公司承担。迫于经营的压力, 中小企业不得不从民间获取资金, 但高额企的利息又远远超出了企业的承担能力, 中小企业借高利贷无疑是饮鸩止渴。温州企业由于高利的民间借贷而破产的情况在2011年非常严重, 到期还不上贷款, 企业经营者只能“出逃”。

二、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现状

(一) 温州民间借贷规模整体上, 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处在不断的扩张之中。

2001年末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通过大规模的调查, 估计当时温州民间借贷的规模在300—350亿;到2003年, 民间借贷的规模达到380亿左右;2009年末, 温州民间借贷的规模大致为750亿;2011年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了《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 报告中估计民间借贷的市场规模为1100亿, 占同期银行贷款额的20%。从2001年至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增加了3.2倍, 由此可见, 民间借贷的发展比较迅速。民间借贷既用于生产经营、投资、消费等长期用途, 也用于短期的垫资、拆解周转。2011年“炒钱”规模扩大, 民间资金拆解的链条延长, 资金转手的层数增多, “空转”而没有进入实体经济的民间资金增加。民间借贷的资金则主要来源于民营企业和个人储蓄, 也有一部分资金来源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 通过个人贷款的方式进入民间借贷市场。

温州民间借贷快速发展, 首先要归功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和中小企业发展, 对资金的需求增加, 同时人们手中的余钱增加, 在供给和需求的共同推动下, 民间借贷必然快速发展。尤其是2011年, 民间借贷呈现出“疯狂”的发展, 这背后的原因却和前一阶段有本质的区别。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 温州的中小企业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经营压力, 实体行业的利润率不断下降, 一般水平只有3%到5%, 企业经营者纷纷把资金从实体产业中抽出, 投入房地产、矿业等高利行业。2011年国家加强对房地产市场调控, 实行限购, 打击房产投机行为, 炒房受到抑制, 巨额的资金进入民间借贷市场, 温州陷入“全民炒钱”的疯狂。

(二) 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2003开始,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对民间借贷的利率进行监测。

到2010年, 监测的范围由一般社会主体间的借贷扩大到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民间融资机构。总体而言, 从2003年到2010年, 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比较稳定, 年利率介于13%到17%之间。由于民间借贷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 各个市场之间的利率差距较大, 一般社会主体之间的借贷年利率为18%左右, 民间借贷的中介机构的利率则要高一些, 其中小额贷款公司的年利率为20%左右, 其他金融中介机构高达38%。至2011年, 民间借贷的利率疯狂上升至一个阶段性高位, 年综合利率到达24%。

民间借贷的利率, 从根本上讲是由市场对资金的供求状况决定的, 但同时也受到其他多种因素影响。首先, 温州是正规金融机构与民间借贷并存的二元金融结构, 民间借贷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影响较大, 民间融资的利率水平与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走势相同。正规金融机构利率较高的时期, 民间借贷的利率相应升高;反之, 则降低。此外, 货币政策的松紧度也对民间借贷的利率有重要影响, 二元金融结构下, 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产生竞争。当货币政策较为宽松, 正规金融机构可以给社会提供较多的贷款时, 民间借贷所面临的市场需求减少, 利率较低;反之, 货币政策偏紧, 社会的资金需求从正规金融机构得不到满足, 民间借贷的市场扩大, 利率升高。除了正规金融机构的影响之外, 借贷的期限、贷款者的经济实力及信用、区域差异都会对民间借贷的利率状况产生影响。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类似, 民间借贷的期限越长, 利率水平越高;贷款者的经济状况和信用水平越好, 资金面临的风险系数较小, 则利率越低。区域差异也会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产生影响, 虽然同在温州市, 各县市之间的利率差别依然较大。在乐清市和瑞安市, 产业发展状况好, 正规金融机构多, 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较低;而西部山区的县级地区, 产业集聚状况和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状况相对不佳, 民间借贷的利率相对较高。

三、温州民间借贷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 民间借贷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1) 民间借贷长期以来支持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温州民营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 离不开民间借贷的支撑。由于我国金融体制的原因, 银行贷款多倾向于石油、化工、电力等垄断行业的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民营企业, 众多的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比较困难, 尤其在货币政策趋于收紧时, 中小企业几乎不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此时, 民间借贷解决了中小企业发展中所面临的资金限制。

(2) 民间借贷是对以银行为代表的正规金融机构的补充。目前, 正规金融机构在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布点较多, 资金支持方面倾向于正规企业。而民间借贷具有灵活、高效、短期、小额的特点, 满足中小企业、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融资需求, 可以弥补正规金融机构在这些领域贷款服务的不足, 为温州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

(3) 民间借贷推动利率的市场化。我国目前的银行利率仍然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 借贷款利率主要由央行控制。民间借贷则是由市场制定, 利率随着借贷市场的供求、贷款人的信用、地域等因素不同而变化。总体而言, 民间借贷的利率由市场确定, 利率的高低反映出此时间段内市场上资金的稀缺程度、融资成本、风险等重要因素。这对正规金融机构, 尤其是商业银行, 放开贷款利率市场, 合理确定贷款利率水平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4) 民间借贷打破金融市场的垄断格局。温州是正规金融机构与民间借贷市场并存的二元金融结构, 民间借贷同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展开竞争。这种竞争的氛围给正规金融机构压力, 迫使其正视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调整经营理念, 提高服务质量。同时, 居民和企业也拥有了正规金融机构之外的融资渠道, 金融机构对市场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

(二) 民间借贷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1) 民间借贷给国家宏观调控造成一定影响。民间借贷游离在金融监管部门的监测之外, 具有自发性和随意性, 不受国家货币政策的约束, 从而削弱货币政策的执行力度, 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控效果。正规金融和民间借贷一起构成了一国的金融总量, 民间借贷同正规金融之间展开竞争、此消彼长。如果不受金融监管的民间借贷规模过大, 过多的资金流入民间借贷, 首先会影响到国家对金融信息的收集, 影响国家对宏观经济形势和金融形势的判断;其次, 民间借贷不受监管, 国家的货币政策不能直接作用于民间借贷市场, 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被削弱。

(2) 民间借贷所带来的高利贷问题会加重企业负担, 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在我国, 高利贷是指以超过同期银行利率4倍以上的利率贷出的资金。高利贷会给企业、居民带来严重的影响, 这在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中完全暴露出来。中小企业不能从银行获得贷款, 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借贷, 过高的利率加重企业负担, 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 更有甚者, 贷款的利率超过企业的毛利率, 企业在资金的使用上陷入恶性循环, 最后破产, 企业经营者出逃。如此, 放款者和贷款者都受到巨大损失, 严重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四、温州民间借贷发展规范的建议

(一) 制定规范民间借贷发展的法律与政策民间借贷长期游

离于法律之外, 既不利于国家对金融信息的收集, 也影响到国家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 因此, 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 把民间借贷纳入国家的监管体系之中, 同时明确民间借贷的合法性, 保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 打击高利贷行为, 使民间借贷能够更好地发挥融资作用, 服务于经济发展。

(二) 成立正式的民间借贷组织, 使民间借贷透明化民间借贷

出现高利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介机构众多, 资金在层层转手中逐层加价, 高利率的负担最终被中小企业承受。减少中介环节, 借贷双方能够直接进行见面协商, 可以有效降低资金运作的成本, 降低利率, 让民间资金真正用作实体经济的发展。成立类似于民间借贷登记中心等借贷组织, 通过项目融资, 引导民间资本直接进入实体经济。

(三) 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民间借贷的发展同整个金融市场相联系, 目前温州地区的二元金融结构不利于资金的充分配置。

二元金融结构下, 民间借贷同正规金融机构在地位上、规范程度上、发展的潜力上都有较大差距。只有打破金融垄断, 允许各种民间借贷机构, 如小额贷款公司、社区银行等, 能够以合法的身份参与市场竞争, 才能真正完善金融市场, 活跃经济。同时, 由于金融领域的广泛影响性, 制定金融企业破产法, 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企业退出机制, 推动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成为规范民间金融乃至促进整个金融市场持久发展的必要环节。

参考文献

[1]吴国联:《对当前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调查》, 《货币银行》, 2011年第8期。

[2]郑也夫:《民间借贷的经济效应分析》, 《现代商业》2009年第21期。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篇5

摘 要：近年来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上调，导致银行的可贷资金减少，促使温州民间借贷逐渐升温。通过对问卷及电话调查的总结，本文分析了温州中小企业在民间借贷的近况及除银行可贷资金减少外温州民间借贷升温的原因，并介绍政府采取的相关措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

关键词：温州中小企业；民间借贷；银行贷款

一、调查背景

温州中小企业数量和产值均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和总产值的90%以上。中小企业是温州经济的活力所在。温州市约有中小企业7.7万家，其资金来源中，由内源融资、银行贷款、民间借贷三部分构成。

2004年上半年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出台后，在“总量控制、行业从严、条件提高”的信贷政策下，温州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相关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对重点清理范围的行业贷款进行了全面清理，信贷增长规模得到适度控制。2004年来连续的法定准备金率上调，从2004年4月份的7%到现在的17.5%，直接减少了大量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可用资金，加上倍数效应影响派生存款，间接减少贷款规模更为庞大。虽然9月15号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的不下调，所带来的影响实在是杯水车薪。于是在银行贷款不能满足的条件下，中小企业只好转向民间借贷。根据2007年的有关调查，企业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三者之间的比例为54∶18∶28，这一比例在2006年是60∶24∶16。可见温州民间借贷正在升温，并且成为温州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调查内容

为了解温州中小企业在民间借贷方面的一些具体情况，这个暑假，我就温州民间借贷的问题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调查，调查范围是温州瓯海区的30家中小型企业，以问卷和电话为主要形式。企业的从事行业主要是服装加工业、鞋业、眼

镜业、五金业等。我从中小企业最近向民间借贷的近况入手，问题主要涉及企业民间借贷的规模，选择借贷方向的原因及对民间借贷满意度等方面。具体如下：

1、企业初始资金的来源是什么？

2、是否有向民间进行过借贷（排除向亲友的借贷）？如有，利息为多少？

3、是否有向自己的亲友借入或贷出资金？如有，利息为多少？

4、为什么选择民间借贷？（对于有进行过民间借贷的企业）

5、对于民间借贷的满意度为多少？（以%表示）

6、政府颁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是小额贷款合法化的看法。

三、内容分析

在对企业初始资金的来源进的调查中了解到，在30家企业中有26家的初始资金没有政府投资、没有银行贷款，至少有一半企业向亲友借贷和向农村合作基金(金融会)筹措资本。其中，15家企业完全依赖自有资本，但不排除一些企业的合伙人资金里可能包含民间借贷资金；其他11家除自有资本，还借入民间资金。借入性资金一般借期较短，出借人可在短期内提出偿还要求，但一般只要按时支付利息就可获得展期，因此资金性质实际为不定期，比较灵活。

在30家企业中，有14企业都表示有向民间进行过借贷，借贷月利率在6‰～15‰，折合简单年利率在7.2%～18%。而在这次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下调前，各大银行的6个月到一年的贷款利率也在7.47%左右。由此可见，民间借贷的利率也不一定高于法定利率。并且在现实的借贷体系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向自己的亲友或熟人借款，这样的话，利息就远远会在官方公布的利息之下，甚至有些是零利息的。根据这情况，我也进行了调查，在调查的30家企业中，有23家都有过向亲戚或朋友企业借出或借入资金，且有14家表示利率是很低的，而9家表示为零利率。

在为什么向民间借贷的调查中，大多数都表示这是由银行和民间借贷环境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银行方面，中小型企业都很难争取到银行贷款。现在银行只对极少数规模和实力较大的企业提供部分信用贷款。而对于大多数企业都要求抵押担保，且审批严格、手续繁琐。在民间借贷环境方面，我总结出了主要的三点：

1、温州民间资本充裕。温州民间资本市场来自于温州民营经济的兴盛；并

且因为这几年的楼市、煤矿等投资项目的不景气，温州资本大量回笼温州；而股市的连续暴跌，也让温州民间资本大规模撤离股市。这让温州本地停留着大量的可流动性资本，给民间借贷的活跃提供了基础。

2、温州民间金融业还有很强的社区性，掌握中小企业的信息远比大型国有金融要充分。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往往有量小、期限短、时间要求急等特点，这是大型国有金融业所无法满足的。民间金融业恰好可以利用其传统资源如血缘、地缘关系以最有效的节约信息成本的手段获得必要的信息，保证金融契约的签定和执行。

3.民间借贷利率也不一定高于官方法定利率。从调查的结果看，“民间借贷利率一定高于官方法定利率”的说法站不住脚，企业民间借贷利率与正式信贷机构普通贷款利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的公开数据显示，2007年9月份温州民间借贷加权平均月利率开始突破1分，达到10.32‰。随着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更是进入加速上升通道，去年12月月利率为11.096‰；今年1月份，月利率已经达到11.77‰，逼近2005年1月的12.112‰。

虽然随着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民间借贷利率有所上升，但不是太高，并且值得一提的是，民间借贷中还有一些“互助会”、“标会”之类的名称不一的互助会，他们提供贷款的利率，已低于官方法定贷款利率。这类组织显现出较大的互助性。民间借贷还存在一个很少被关注的问题，即从事民间借贷的个体或组织从来不为其交易纳税。任何经济和金融活动均应纳税，这有助于政府了解民间借贷的规模，评估其风险。

当问及对目前民间信贷的“满足度”时，17家被调查企业表示，一般都能借到较高额度的民间借贷资金，满足程度均在60%以上，其中11家比重为100%。而且他们对目前的民间的借贷市场，特别是对温州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以后的市场很有信心。但有像民间借贷的剩下的6家企业则表现的比较不满意，因为他们有2家曾被一些利用民间借贷的不法分子骗取过金钱，而另外4家是因为周围的亲人或朋友在民间借贷上被骗而产生不满意感。

在政府颁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后，大多数企业对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抱有很大的期望。其中有18家企业认为该指导意见将给温州带来

很好的影响，7家企业认为会有一定的好的影响，但5家企业认为影响不会很大。好的影响主要是说其降低了小额贷款的风险，而认为影响不是很大的，主要着重与其实施的规模不是很大，其的作用也不会太明显。

四、总结

从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已成为温州中小企业的一项重要融资手段，不管是在筹集原始资金时还是在平时的生产经营中。近段银行借贷收紧的情况下，它更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自身主要原因有其利率不高，市场资金充足，民间金融市场信息流通快等，而银行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企业贷款难的现况则推动了企业向民间贷款。

而2008年5月14日，政府颁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①，更使小额资金借贷合法化，为拥有充裕资本的温州人，打开了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大门，使大多数温州人对民间借贷市场更加有信心。虽然小额贷款公司看起来利率低了，“但风险也减小了，并能受到法律保护了”，而民间借贷则很可能出现风险欲告无门。而民间贷款给企业带来方便的同时，也有风险。调查中发现，向民间借贷的过程中，也有一部分人或其身边的人被骗。像现在温州就有有些不法分子利用借贷市场火热的现象，假装向别人提供借贷，要对方现提供一部分的利息而骗取钱财的现象。所以规范和完善民间金融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有了法律的保障，市场才能稳定发展。

除了政府进行这方面法律的完善外，我觉得还可以采取改革银行制度，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银行，比如温州城市商业银行可以吸收民间资本再扩股。再者完善

①2008年5月14日，由于温州民间资本和民间借贷的问题引起来政府的大量重视，银监会、央行联合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根据《指导意见》，今后，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都可以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其中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前者应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后者应有2-200名发起人。此外，公司设立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小额贷款公司利率上限不得超过法定利率的4倍，下限则是法定利率的0.9倍，70%以上的资金只能用于50万元以下的贷款。其还明确了小额贷款的资金来源、资金运用、监督管理和终止等。

信用评估体系，使银行有足够的信息来判断，以便于很好地向中小型企业提供信用贷款。

参考文献

[1] 李娟、吴芳兰：“温州民间资本到底有多少”，《上海证券报》，2008年7月22日。

[2] 马葵、刘广斌、韩永民：“民营制造企业融资问题及对策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年第6期。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篇6

眼下“温州冬天”的寒冷显然要比人们预想的严重，中央高层从简单否认“中小企业倒闭潮”到实地密集调查就是最好的证明。浙江省政府也紧急召开了省、市、县、乡四级政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千方百计推动解决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各类难题。

从全国民营经济发展致富典型到民间资本借贷问题爆发地，作为一杆重要的经济风向标，温州所表现的问题绝不只是属于温州，而是在全国范围内防微杜渐的一个不可轻视的重要提醒。这样的重要提醒至少有兩个方面：一是在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力成本攀升、外部消费低迷、人民币升值等多重挤压之下中小企业普遍的生存困境；二是当中小企业融资难遇上民间资金投资难，碰撞出的全民放贷疯狂景象，以及随之而来具有“多米诺效应”的金融风险。

在温州，居然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都参与到民间借贷狂潮中来，乍看上去的确有些惊人；但在另一个角度，这其实也说明“绝不容许资金闲置哪怕一天”的理财观，在温州早已深入民心。让钱生钱是公民理财的基本追求，私人资金借贷逐利天经地义；这样的积极理财观不但无可厚非，而且值得公众学习。之所以温州会产生全民放贷的景象，并且间接推升了中小企业的倒闭潮，一是因为私人资金没有更好的投资出路，二则因为中小企业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

毋庸讳言，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是造成如今局面的罪魁祸首，而要改变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老大难问题，开放民间借贷，让金融手段实现充分竞争，又是必须前进的一步。想想看，温州民间借贷利率为何越炒越高，直至终于成为中小企业不堪承受之重?根本原因其实还是资金的供求比例严重失衡。换言之，在银根紧缩政策下，无法从银行机构融资的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资金缺口，还要远大于民间借贷市场所能提供的资金总量。危机的根源不是因为贪心的温州人单方面就把利率抬得那么高，而是因为打着法律擦边球的民间借贷市场远远不够成熟和庞大，形不成有效的放贷竞争关系。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篇7

从历史角度看, 民间借贷绝不是现代人所独创, 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 就有许多私人从事货币放贷, 至唐代, 借贷问题涉及层面之广, 普及性之高, 已经达到令人讶异的程度, 不但跨越官民两途, 僧俗两界, 且从地方乡里、农村百姓, 蔓延向上流阶层、城居人士, 甚至还出现专门承担放款业务的质库、柜坊等机构。在温州, 晚晴年间的高利贷现象就曾风靡一时。早期, 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是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有益补充。至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非常普遍。2005年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报告显示:温州民间融资规模在1981年约占银行贷款的65%, 这一比例在1991年约为80%, 到2001年也在42%以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民间借贷市场在当地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活跃者的角色, 并一定程度上积极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现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不断发展及完善, 尤其是近十年以来, 我国GDP在保持8%的速度增长势头之下, 国内企业对资金贷款的迫切需求与日递增, 尤其是中小企业更为突出。

再者, 我国金融机构政策的缩紧, 导致我国中小企业纷纷期盼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的需求增加。因此我国民间借贷异常活跃, 主要表现在:

(一) 由原来的消费性需求转为现在的投资需求。

(二) 贷方由原来的分散型转为现在的集中型, 专业型。

(三) 由原来的“地下”交易逐渐变为公开的交易。

(四) 无论是交易场所的数量还是交易额的数量都发生了很大的飞跃。

在温州, 从2008年开始“异象”丛生。从事民间借贷行业主要形式有: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地下钱庄等。在这些行业形式中不乏投机者, 加剧民间借贷的速度与力度, 因而经过逐渐演化形成高利贷。扰乱当地金融秩序, 愈演愈烈, 最终导致温州当地诸多企业老板“跑路成风”、“跳楼成群”。

三、成因 (针对温州企业分析)

(一) 正规金融渠道 (如银行贷款) 贷款困难

长期以来,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着一个问题:国有企业和大型的民营企业可以从银行以正常的贷款利率获得贷款, 而中小企业则很难从银行贷到款。在从正规金融机构无法获取贷款的情况下, 中小企业只能通过民间借贷这一渠道来筹集资金。即使有商业银行愿意贷款, 贷款手续繁杂、周期较长。有资料显示, 从申请银行贷款到取到资金快者需要一个月中间环节, 慢者需要两到三个月。有企业老板声称, 加上中间环节公关费用之后的融资成本费用与民间借款甚至高利贷成本费用相差无几。

(二) 受其他投资行业的间接影响

在曾经广受赞誉的民间借贷稳定发展时期, 温州的资金流向主要有:房地产、煤矿以及收藏品市场。

从2008年开始, 国家开始调控房地产行业, 不断上调二套房首付款, 加大房屋购置税比例, 使温州炒房团增加投资成本, 实际房屋需求者开始观望楼市, 资金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静止流动的资金是无法升值的。再加上房地产行业不景气, 温州资金更是进退两难。

几乎同一时期, 政府从国家战略角度考虑, 着手大量关闭小规模煤窑, 此政策对一向提着钱袋到处投资的温州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山西煤温州人损失近900亿。投出去的资金收不回来, 企业改制需要大量资金又拿不出, 转行风险较大。

温州另一股资金流向主要是古玩、字画等收藏品投资市场,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雨天, 在其他行业都不景气的同时, 古玩字画市场出现大量赝品, 使得投资者痛不欲生。

受此类其他行业的种种影响, 智慧的温州人只好把目光投向“炒钱”市场, 这就滋生了民间贷款的疯狂行为。

(三) 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对借款人的信息 (如资金使用情况和其它负债情况) 不甚了解, 经济学上称为信息不对称

民间借贷关系中的贷款者在放贷前并没有对借款人的资产状况等信息进行详细了解, 大多是基于对借款人的感性认识, 更多是朋友、亲戚之间相互引荐。对贷款人的信息缺乏充分的了解。不仅对于借款人的一般信息没有充分了解, 同时对于借款人的其它借款信息也无法了解, 这为不讲信用的企业肆无忌惮地通过民间借贷渠道大量贷款埋下了隐患。而且, 民间借贷的放贷人在放贷后也不能掌握借款人使用借款的情况, 更无法约束贷款人合理使用借款。

(四) 高利率、高收益的诱惑

俗话说, 高风险高回报。这句话倒过来就是, 高回报高风险。在温州, 企业做实业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已经被挤压至约3%~10%, 而正如前所述, 其他投资渠道也并无出路, 在限购令、限贷令的双重打击之下, 温州商品房交易上半年同比下降九成。2010年收缩银根后, 企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拉高了民间金融利率, 利率一路飙升, 致使民间贷款利率甚至高达两毛 (此为民间说法, 即一年连本带息偿还本金的3倍) , 更有业内人士戏称:“卖白粉也没有放高利贷的利润高”。在高利率的诱惑之下, 使得原本几乎没有金融知识的个体户大量介入行业, 甚至地方公务员、教师、银行从业人员也加入高利贷的放任流之中。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银行的加入。一者民间借贷从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 使得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更难贷到款, 转而通过民间借贷融资, 进而形成民间借贷不断挤出正规金融机构正常放贷、企业不断通过民间借贷融资的恶性循环。再者高利率的民间借贷使得储蓄户不再向银行存入本金, 转而投向民间借贷市场。

四、启示

由以上分析表明, 市场往往是盲目的, 盲目的市场就导致参与市场运作的人们向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再加上跟风作用的影响, 就必然导致金融、经济的畸形发展。从这样角度出发, 在温州出现高利贷之风, 并随着温州人提着钱袋到处寻找投资机会, 逐渐蔓延至较多全国各地金融角落, 央视曾经报道过的苏北宿迁市泗洪县地区贫困县“宝马乡”现象可见一斑。基于此, 必要的政府干预与监管, 健康的金融环境培养是必不可少的。

基于此, 笔者提出改善民间借贷环境的几点思考对策:

(一) 加强政府对市场监管, 尤其是金融市场。

(二) 培育高效、合理正规的金融机构。

(三) 完善法律体系, 使民间借贷在阳光下运行。

(四) 引导企业资金流向朝阳产业。

(五) 鼓励实体投资。

参考文献

[1]罗彤华.唐代民间借贷之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李宇萍.温州民间借贷风暴过后之思考[J].上海商业.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篇8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经济和法律现象, 在中国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 在民营经济极为活跃的温州地区, 民间借贷更是充分发挥了其融资渠道多元、手续简单、贷款便捷的优势, 成为了地区经济长足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间借贷的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说, 极大弥补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信贷支持的不足, 在当前金融制度安排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监测数据显示, 2010年上半年温州民间借贷余额规模达到了800亿元, 而2011年7月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监测报告》显示, 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已经达到银行信贷总量的20%, 即1100亿元左右, 比一年前的800亿元有较大增长, 而这个数字在2001年年末仅为300到350亿元。与此同时, 伴随着温州“全民借贷”的高涨的风潮, 高利借贷也随之喧嚣尘上, 成为了温州民间借贷的重要的类型之一。但金融危机开始后, 温州地区民间借贷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也随之爆发。

首先, 温州地区2010年爆发民间借贷危机以来, 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数量急剧增加。民间借贷纠纷收案数和案件标的额持续上升, 其中2011年3、8、9、11四个月份增长较为迅猛, 12月结案标的额为8.3241亿元, 超过2006、2007、2008年每年年度结案标的额总值!温州市两级法院2011年度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2052件, 收案标的额113.434亿元 (见表一) 。2012年上半年不完全统计, 全市法院新收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0269件, 涉案标的68.59亿元, 同比上升96.61%和250.9%, 其中增幅最大的三个基层法院苍南、鹿城、龙湾法院收案增幅分别达到了206.8%、179.9%和143.9%。

其次, 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标大标的额案件增多。根据鹿城区人民法院统计数据反映, 该院2011年1月到9月, 收案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81件, 同比上升了145%;收案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15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32件, 同比上升了113%;收案标的额在15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12件, 同比上升了50%。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标的额涨幅明显, 大标的额案件数量大大增加。

再次, 民间借贷案件的急速增长主要是由于高利借贷案件引起。据鹿城区人民法院调查统计, 诉讼到该院的书面约定借款月利率一般在2.5分到3分之间, 但部分借款实际月利率达4分到6分, 个别甚至高达7分到10分, 涉及到高利贷及疑似高利贷案件数量占了九成。而同为民间借贷危机重灾区的龙湾法院在2011年1月至8月审结的326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 约定月利率2分以下 (包括2分) 的89件, 占27.3%;2分到3分的43件, 占13.19%;4分到5分的21件, 占6.44%;5分以上的4件, 占1.22%;未约定利息的169件, 占51.84%, 这里的未约定利息的显然不是无息借款, 而是实际支付的高利没有体现在借据等凭证上。因此,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高利现象在温州地区的审判实践中非常突出。

二、温州地区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纠纷中发现的问题

(一) 四倍利率红线无法满足新形势下司法干预的要求

首先, 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在2002年发布《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 但双方协商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不含上浮) 的四倍, 超过上述标准的, 应界定为高利贷行为。”但是, 该通知属于金融机构发布的部门规范性文件, 缺乏法律层面效力。那么, 以什么银行的利率为准?贷款利率以哪一档次作为参考标准?

其次, 法院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一般均只是判决高利部分, 既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不予保护, 而对于已经按高利标准支付的部分是否进行干预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予以明释。显然这样的司法干预并不彻底, 不能解决实际矛盾。对出借人而言, 由于借款完成后的一段时间内已经按照高利标准收到利息款, 实际上很多时候已经完全或几乎等同本金金额, 那么即便再减为四倍以内的利息款, 其也是已经保障了本金, 剩下的只是获利多少的问题。这样长久以后, 反而刺激出借人先行约定更高的利率标准, 尽量在前期通过高利收回本金, 将风险后移, 无法切实保障民间高利借贷中的债务人。

(二) 司法干预缺少法律层面上的统一

我国虽然一直对高利借贷采取管制的干预措施, 但在具体干预规制内容上并没有统一的法律出台, 而是散见于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甚至部门规范性文件中, 这也导致各地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无从下手, 即便采取司法干预后, 也没法释明法律依据何在。

对此, 各地司法审判机构结合地区情况纷纷进行了自行解读, 在本地区出台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的地方指导意见。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沪高法民一[2007]第18号《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意见》, 要求法官执照职权对超出四倍利率的部分, 进行主动审查调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浙高法[2009]297号《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对超出四倍利率红线部分的利息, 如果满足当事人自愿给付的, 在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 法院可以不予干预。但是, 上述上海和浙江两地高院出具的意见, 虽然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指导角色, 但严格意义上说都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不能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法律基础。并且, 地方司法意见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反映出我国当前对高利借贷, 甚至民间借贷的立法或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非常滞后, 存在规制空白, 从而导致地方司法审判机构自行进行地区审判实践统一。

目前, 民间借贷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于社会实践, 相关民间借贷法律制度不健全, 缺少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的单行法律, 也缺乏对民间融资机构的整体监管, 而地方高级法院制定的审判指引仅为各地法院的自我法律解读, 并没有形成统一认定, 在部分问题上仍存在不同指导意见, 显然长此以往也不利于纠纷的正确解决。

三、目前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司法干预所得实践经验

首先, 确认民间高利借贷存在的合理性。民间高利借贷在立法层面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民间高利借贷关系是否有效成立仍未明朗, 但结合温州地区及司法干预的实践来看, 对于超出银行贷款利率的高利借贷合同不能一概而论, 全盘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推动作用, 否则不仅不能正确地解决借贷纠纷, 而且也会给借贷双方都带来更大的伤害, 造成更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

其次, 突出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司法干预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间高利借贷会可能会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 司法干预的核心价值目标也就是要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由此, 一旦民间高利借贷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事实, 必须强调司法干预的目的性, 保证金融秩序、社会安全等公共利益。特别像温州地区深受金融危机严重影响, 出现了债权人强行阻拦道路、债务人负债被逼跳楼等恶性社会事件, 高利借贷纠纷已经不是单纯的个案和个体经济得失问题, 其背后可能引起的经济连锁反应、社会稳定问题以及群体讨债等诸多社会公共问题。因此, 司法干预必须将社会公共和国家利益放在优先考虑地位。

再次, 坚持平衡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利益。出借人与借款人对于利息的高标准约定虽是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但是我们要看到出借人的盈利目的和借款人的周转目的的差别, 借款人获得资金同时背负了沉重包袱, 在当今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 确实存在资金周转困难, 无法继续支付高利的可能性, 如不加以司法干预调整, 甚至会直接影响到出借人实现取回本金的目的。同时, 出借人由于只考虑到个人经济利益, 几乎都要求一次性返还本息, 甚至诉讼过程中还采取财产保全等措施逼迫借款人及时履行还款义务, 从来不顾及该诉求对借款人造成的严重经济和心理负担, 这种一棒子打死的做法往往导致两败俱伤。因此, 必须通过司法干预来平衡双方之间的利益, 主动介入调整借贷约定, 以适应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新形势, 从而保障双方共同发展, 实现双赢局面。

最后, 强调司法干预的主动性。一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采取的被动参与态度, 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坚持民事行为自愿原则, 不加干涉。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纠纷司法实践表明, 大多数的借款人并不是恶意赖账或讨债, 而是深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喘不上气, 无法履行支付高利义务, 加之本身就经济困难, 一般应诉时没有聘请律师等专业人士代理, 因此在借贷纠纷中属于弱势群体, 急需司法介入干预时提供适当帮助。温州地区处理高利借贷过程中, 对于债务人没有主动对已付高利提出抗辩的情况下, 对于已支付的高于四倍的利息部分依法酌情调整, 为其进行减负的做法, 即体现了司法干预的主动性。

另外, 笔者建议在尚未出台专门单项法律对民间高利借贷进行规范的时候, 有关立法部门可以通过先行发布统一的司法解释, 对目前新环境、新形势下产生的民间高利借贷相关法律问题进行释明, 从而为司法干预提供准确指引。目前, 温州地区部分已决案例显示, 法院对已经支付的高利息款项采取主动干预调整, 认定超过四倍利率红线的利息标准过高并酌情调整, 将已付利息中超过四倍利率红线部分认定为偿还本金进行充抵。这种司法干预的做法显然体现了正义公平、公诉良俗的合同原则, 符合立法原意, 但我们国家不是判例法国家, 不能因为出现了相类似的判例就随手拈来进行参考审理。由此, 应当积极地将适用公平、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作为一项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从而将其作为法律行为的检测考量方法, 出师有名, 为高利借贷的主动干预提供司法依据。

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出台高利借贷的相关司法解释, 我们要及时注意地方司法审判实践指导意见与司法解释统一的问题。如存在观点冲突, 则地方司法机构应当及时改正指导意见, 做到与司法解释的协调一致性, 从而避免一个问题两种不同观点释明的尴尬局面。

此外, 我们还应当延长司法干预外延, 与金融监管机构搭建良好联动机制, 披露高利借贷市场信息。我们必须承认市场当中就存在认定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群体和需求群体, 一时很难从根源上消灭高利借贷活动, 由此, 我们应当做到因势利导, 建立司法机关与金融监管机构的联动和信息互通, 利用金融监管机构的主导地位, 延长司法干预外延, 建立起严格的事先借贷风险披露机制, 利用金融监管机构的地位及时搜集信息, 发布及时消息, 监督资金用途走向。以温州地区为例,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已经与司法系统建立良好互通模式, 自2012年5月开始正式向包括司法机关、借贷供求双方在内的社会大众公布温州市民间借贷监测利率数据, 为司法审判提供信息数据支持, 同时更是将高利贷风险尽可能化解在借贷关系建立之初, 力争消灭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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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篇9

一、实体经济空心化的风险隐患

有调查表明, 从2011年温州民间资本投资结构分析, 用于借贷的约占到40%, 用于投资房地产项目的约占20%, 其它投资约占5%, 真正用于生产经营的约为35%。民间借贷风波深层次反映出的是温州实体经济空心化的问题, 存在极大风险隐患。

1. 资本脱离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过度膨胀。

近年来, 在原材料和用工成本逐年上涨、人民币升值、中小企业金融支持薄弱等因素综合作用下, 温州企业利润被一再压缩。与此同时, 是近十年来房价的不断攀升、房地产市场的暴利诱惑。受资本逐利驱动, 自2003年起, 许多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温州企业开始逐步脱离传统实业, 转向投资房地产、资源投机、金融借贷等领域。2010年初, 为应对危机后的通胀问题, 我国再次推行“货币紧缩”政策, 市场资金面开始趋紧;2010年9月新一轮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严厉出台, 房地产市场交易迅速萎缩, 企业资金回拢压力增大。在市场供需关系和传统路径依赖的共同作用下, 民间借贷成为温企融资的重要来源, 其利率水平迅速拉升, 至2011年9月达到高峰, 平均为25-35%, 短期利息甚至超过60%。据央行温州支行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 在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规模高达1100亿元, 其中约为40%的资金空转于借贷领域, 市场泡沫过度膨胀最终破裂。可以说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与实体经济的空心化是相伴而生的, 其关键在于高回报导致资本在虚拟领域的过度循环和过度膨胀。

2. 企业家信心不足, 产业转型升级缺乏动力。

温州的工业化进程主要由民间资本驱动, 产业主要集中分布在那些投资回收期较短、风险相对较小、投资进入门槛较低且技术水平低的传统加工制造业, 整个地区产业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早在2003年, 温州市人民银行调查显示, 温州企业家对实体经济扩大再生产产生了严重信心不足。2008年金融危机后, 随着国际市场萎缩和企业利润压缩, 企业家做实业的信心进一步动摇, 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呈现回落态势, 2011年分别为116.4和117.9, 较2010年分别回落13.8和15.8个百分点。在房地产、金融借贷市场等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带来的高利润、高回报诱惑下, 有些企业甚至将以实体为平台获得的融资投入虚拟领域, 或者集中于炒房、炒股、炒资源, 或者进入高利贷、私募基金、资本运作等领域。企业家信心不足、投入不足, 企业缺乏自主创新动力, 温州经济整体转型升级后劲乏力。

3. 企业外迁, 要素流失严重。

企业外迁也是温州实体经济空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近年来温州整体投资环境不佳, 政府服务落后、人才引进政策滞后、生活成本高、科技力量不足等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在投资环境不佳产生的“推力”效应和广东、上海以及东北、西部等地区通过土地、税收、服务等优惠政策产生“引力效应”双重作用下, 企业外迁、要素资源流失现象严重。据统计, 2006年至2010年, 温州本土的工业投资1300亿元, 但温州资本在全国各地的实业投资达3000亿元, 设立工厂数达到3.5万家, 涉及行业包括低压电器、眼镜、针织、服装、灯具等, 而且这些企业中不乏规模以上企业, 如2010年温州超10亿元企业有50家落户上海, 本土则只有33家。企业外迁不仅导致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的流失, 也对地方经济总量和税收增长产生直接影响。

4. 信用受损, 企业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为了获得融资, 企业之间不得不依靠互相担保借债, 导致债务链风险加大。民间借贷风波爆发后, 实体空心化问题进一步暴露, 企业信用遭遇空前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民间资金不再愿意进入实体领域。由于银行贷款抵押物要求高、审批严格, 中小企业可以从银行系统借贷的资金有限, 因此民间借贷在温州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帮助中小企业临时资金周转发挥重要作用。民间资本的抽离对于原来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第二, 温州企业信用受损, 生存环境恶化。以服装行业为例, 危机前服装行业内业务往来赊账是惯例, 但现在原材料商、贴牌制造商等开始要求温州服企现金交易, 甚至已经出现故意压货、不见资金不发货的景况。这种现象在温州各个行业都相当普遍, 据温州市中小企业协会调查, 危机爆发后约有89.3%的企业受到合作企业的违约困扰。

二、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原因分析

实体经济“空心化”现象的出现, 既与资本逐利行为有关, 也与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相关经济决策和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本质上讲是市场自发行为的结果。

1. 产业结构调整滞后, 企业利润微薄。

尽管经过多年的发展, 温州经济整体仍然没有摆脱“低端、分散、弱小”的面貌, 仍处于产业链条的低端。在人民币升值、国际市场不景气、宏观政策调整以及成本上涨的压力下, 温州经济整体运行增速放缓。2011年以来, 温州工业企业出口订单需求持续回落、投资增速缩减明显、库存水平上升、利润空间下降, 工业总产值增幅同比回落13.9%, 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内销、外销增幅同比回落均超过12个百分点。据统计, 2011年温州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仅上涨2-3%, 但利息、劳动力等财务费用同比增长超过40%, 利润空间严重被挤压。同年温州市经贸委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其重点监测的35家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出口导向型企业中, 亏损的占1/4多, 仅三成企业利润保持增长, 行业平均利润率为3.1%, 利润率超过5%的企业不到10家。从负利润或者低利润领域抽离, 是资本逐利性的本能表现。

2. 融资缺口大, 融资渠道不畅通。

资金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等经济活动中的最基本要素, 畅通的融资融道、适度的现金流、科学的资金管理制度是企业良性经营的前提。但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困扰中小企业, 成为严重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企业内部原因, 在温州许多中小企业仍采取家族式经营模式, 缺乏现代经营管理理念、经营风险高, 而且这些企业的规模小、可供担保抵押财产少、信用水平低。第二是外部体制原因, 正规金融机构借贷追求规模效益和风险平衡、中小企业上市融资门槛高、中小企业缺乏特殊融资渠道。资金效益直接影响企业效益, 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上涨, 直接影响了企业经营效益, 这种资金的低利润低回报又形成恶性循环, 导致资金进入实体意愿不强。

3. 虚拟经济高利润高回报, 与实体领域形成反差。

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 资本流向高利润、高回报领域是逐利的自然选择。自本世纪初开始, 温州民资就开始追逐实体产业外的投资热点。2000年前后开始, 温州民间资本在全国上演了一场遍地开花的“炒房”大战;2004年前后煤矿的快速增值令温州民资心驰神往, 至2008年“炒煤”达到高峰;2009年煤矿开采业整治后, 海南“国际旅游岛”房地产开发又成为温州民资的投资热点;2011年房地产政策调控和银根紧缩政策, 使得无论是房地产企业还是实体企业都出现资金链条紧张现象, 民资开始疯狂“炒钱”, 民间借贷利率水涨船高, 不少企业甚至将银行贷款投向民间借贷, 轻松获得10-20%的利差。缺乏有效监管的虚拟经济领域过度膨胀而产生的高回报、高利润是吸引民资进入的关键所在。

三、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对策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立身之本, 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 对于提供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和应对外部冲击都具有重要意义。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小企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面临资金、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限制, 为推动其转型发展、做大做强, 必须从政策面入手, 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

1. 优化政府服务, 搭建企业服务平台。

在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破解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瓶颈的过程中, 政府必须打破行政体制障碍, 强化市场导向功能,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一方面, 要优化政府服务意识, 在政策上放宽中小企业投资领域, 在要素配置上向中小企业倾斜, 优化服务软环境;另一方面要构建专业化的政府服务组织, 如搭建企业融资平台、民间资本转化平台、产学研一体化平台等。要建立起科学有效的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三方联动机制, 确保信息畅通, 为中小企业发展破解难题。

2. 加强政府引导, 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由于对传统生产模式的路径依赖、高成本导致高等技术人才缺失以及自主创新的高风险等原因, 温州企业自主研发内生动力不足。因此, 要鼓励企业自主研发, 提高产业技术依存度, 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增强服务意识。政府首先要通过政策优惠和政策支持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其次要以优惠待遇和发展空间加大人才资源储备力度;再次以财政投入和税收优惠吸引社会资本。在此基础上, 关键是要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减轻企业负担。

运用税收政策、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扶持中小企业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为减轻企业负担, 国务院出台了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9项措施, 自2011年11月1日起财政部又大幅提高了增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 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减轻企业负担、鼓励实体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在金融危机和转型升级的多重压力仍未明显缓解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应该继续加大中小企业财政支持和引导力度, 制定适合国情、地情的财税政策, 如扩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 对中小企业制定结构性减免税政策, 制定优惠的外贸出口退税政策, 制度支持中小企业筹资融资优惠政策、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优惠政策、鼓励中小企业产权重组优惠政策、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环保产业优惠政策等。

4. 借助金融改革良机, 拓宽企业投融资渠道。

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2012年3月, 温州获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这有利于规范民间金融, 打破中小企业多但融资难、民间资本多但投资难的“两多两难”局面。首先, 要在政策上鼓励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向中小企业倾斜。其次, 要打通民资进入中小企业的渠道, 一方面通过设立和规范中小企业专营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 破解中小企业融资瓶颈、拓宽融资渠道;另一方面, 要优化中小企业服务机制, 在机构设置、信贷服务和产品创新等方面实行差别化的服务模式。

5. 规范虚拟经济, 促进实体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

能否有效遏制投机、消除虚拟领域暴利, 是关乎实体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问题。对虚拟领域, 必须从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规范, 无论是房地产、股市还是金融市场, 凡是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社会平均利润水平的, 都要通过科学合理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甚至法律手段进行干预。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 也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确保国民经济良性运行的重要保障;虚拟经济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 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促进实体经济快速增长。科学引导、合理规避风险, 充分发挥虚拟经济金融工具功能, 支持实体经济良性健康运行, 促进两者协调稳定发展, 是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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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篇10

信用是温州发展立身之本, 温州的民间借贷一直是建立在借贷双方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但2011年在温州发生的局部金融风波中, 部分企业“跑路潮”使温州长期以来较为稳固的草根式金融信用体系被打破:以前, 两个熟人之间借钱打借条就可以, 现在温州人彼此不再那么信任了, 借钱必须要抵押或担保, 或者干脆不借。而温州人讲信用的形象受到了影响, 使温州企业家融资方面遭遇寒冬与冷春, 增加了借款成本。本次项目从温州最微观的资金持有者放贷行为的影响因素, 通过资金持有者放贷行为特征的刻画, 找出放贷者行为影响因素特点。

二、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一) 性别。

本次问卷调查中男性比例是52.4%, 而女性所占的比例是47.6%, 男女比例接近1∶1。所以, 本次调查不会因为性别的比例的差异影响问卷的整体可靠性, 降低了本次问卷调查结果。

(二) 年龄。

本次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为:20~25周岁的比例10.6%, 26~30周岁的比例24.1%, 31~50周岁比例60.8%, 51~60周岁的比例1.9%, 最后剩下2.6%属于年纪在61周岁及以上的。年龄在31~50周岁的人群属于有较强的放贷能力的人群, 从而我们认为这次问卷调查具有一定的可取性。

(三) 文化学历。

本次调查中, 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比例为5.4%, 初中文化程度比例为9%, 高中文化程度比例为18%, 大专及以上比例为67.6%。由于此次发放问卷考虑到被调查的人需要一定的文化程度以及对温州金融改革的了解, 因此调查对象符合我们预期。

(四) 收入水平。

这次调查中年家庭净收入在3万元及以下的比例为3.3%, 3万~5万元的比例为12.3%, 5万~8万元的比例为24.2%, 8万~15万元的比例在为31.7%, 15万~20万元的比例为11.8%, 20万以上的比例为下16.6%。本次调查人群收入中8万元以上的比例总共为60.1%。这类人群有较强的放贷能力。

(五) 婚姻状态。

本次调查中65.7%的人婚姻状况属于已婚人群, 29%的人属于未婚人群, 而离婚的人所占的比例是4.3%, 1%的人婚姻状况属于丧偶。我们觉得有较稳定的家庭婚姻状况, 即已婚人群都有较强的放贷能力, 本次调查这类人群占65.7%, 显现本次调查有较高的的可靠性。

总结:本次调查的最终人群偏向于具有高学历、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处于劳动力年龄。但是这个人群对温州民间放贷的信任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比较理性。因此, 本次问卷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参考意义。

三、调查结果分析

调查中了解到到在调查中大家总的对借钱者的信任中非常信任的占了9.4%, 而比较信任的占了33.8%, 而有41%的人对借钱者的信任是一般, 而不太信任的人的比例占了13.7%, 最后剩下2.2%的人对借钱者非常不信任。我们可以从数据中发现, 有43.2%的人表示对借钱者是信任的, 有41%属于一般, 剩下15.9%的人表示不信任。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温州的信任程度还是没有到最佳, 整个温州民间借贷的信用体系还需要完善。

(一) 老板“跑路事件”后放贷信任情况。

从表1调查数据来看自从2013年发生温州老板“跑路事件”以后人们对放贷的信任程度中不信任的人的比例占了59.7%, 而信任的只有12.9%, 剩下的27.4%选择了其他, 而其他中有的人写了一般, 有的写了看情况。从59.7%的人表示不信任说明了2013年发生的温州老板“跑路事件”对温州民间借贷信用体系是一次严重的冲击, 为了发挥温州民间资本的作用建立完善的温州民间借贷体系, 恢复人们对借钱者的信任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表1)

自从2013年发生温州老板跑路事件以后, 受调查群众中有611人选择了将闲置资金存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中, 占到总计的42.6%。有313人选择将闲置资金用于投资基金证券等, 占了总计的21.8%。有164人选择将资金通过私人放贷出去, 占了总计的11.4%。有141人选择将资金全部以先进的方式备用, 占了总计的9.8%。有205人选择将资金使用于扩大生产贸易。占了总计的14.3%, 见表2。综上所述, 大部人在温州发生老板跑路事件后会选择将资金存入银行等金融机构这种最稳妥的方式。 (表2)

如表3所示, 在去年发生了温州老板“跑路事件”后, 此次调研中有542人选择了不再信任放贷者, 占了总比例的59.7%, 有117人仍然选择了信任放贷者, 占了总比例的12.9%, 还有249人选择了其他, 占了总比例的27.4%。综上所述, 大部分的群众已经不再信任放贷者了, 温州民间放贷的信用体系有待重建。 (表3)

(二) 金融改革后民众信任情况分析。

如图2所示, 在调查人群中有49.3%的人觉得温州政府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试点对温州民间资本的健康流动是有引导作用的。有17.1%的人觉得此举是没有作用的。33.6%的人是持不确定态度的。所以, 大部分人对这次的政府行为是比较看好的。 (图1)

图1温州政府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试点, 即在一定区域内开展资本投资咨询、资本管理、项目投资等服务, 您认为是否能够引导资本健康流动?

如图2所示, 有41人在温州金融改革开始, 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传出“造假”消息后仍然相信温州政府提供的这个融资借贷平台, 占总体比例的4.5%。有350人表示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还是比较信任, 占了总比例的38.5%。有467人表示不会再相信融资借贷平台了, 占了总比例的51.4%。还有50人表示完全不信任。占了总比例的5.5%。由此看出, 在传出这种造假消息后, 群众还是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 (图2)

图2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开始后, 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不久就传出“造假”消息, 针对此事, 您对温州政府提供的融资借贷平台的信任程度?

(三) 民间信用影响因素。

如表4所示, 在借钱给他人时, 有311人选择了看重利息多少, 占了总计的14.8%。有480人选择了看重金额大小, 占了总计的22.8%。有374人选择了看重期限长短, 占了总计的17.8%。有374人选择了看重有无抵押, 占了总计17.8%。有388人选择了看重有无字迹契约, 占了总计的18.4%。有180人选择了看重有无见证人, 占了总计的8.5%。几个要素所占的比例都相差无几, 可以说明只要有个见证方式就能让房贷者稍微放心。 (表4)

如表5所示, 在借钱给他人时, 有677人选择了看重借方的偿还能力, 占了总计的30.8%。有621人选择了看重借方的信用, 占了总计的28.2%。有408人选择了看重借方的人品, 占了总计的18.5%。有318人选择了看重借方与我是何种关系, 占了总计14.4%。有137人选择了看重借方同我的关系好坏, 占了总计的6.2%。有40人选择了其他, 占了总计的1.8%。综上所述, 在房贷者借钱给他人时最看重借方的偿还能力和信用, 这也体现了现今温州民间放贷的普遍顾虑。 (表5)

由表6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在关于如何防范借钱风险的说法时, 有466人赞同了借钱给他人需要一定的物质担保, 占了总计的20.1%。有561人赞同借钱给他人应该要立字据, 占了总计的24.2%。有314人赞同了借钱给他人的期限不应该太长, 占了总计的13.6%。有259人赞同了借钱给他人应该有见证人, 占了总计的11.2%。有355人赞同了借钱给他人的金额不应该过大, 占了总计的15.3%。有359人赞同了所借资金的用途必须是我认可的, 占了总计的15.5%。此数据很明显的表示, 温州民间借贷的信用已经急需提高, 信用体系需要重建, 借此恢复借贷者间的信任。 (表6)

对于利用房产等资产作为抵押的调查中, 我们发现可能由于国家近期对房价进行调整, 以及前期温州房地产泡沫现象严重, 以及广大市民远期对房地产行情不太看好, 并结合现在温州商品房成交量不高, 商品房变现能力不甚理想, 所以只有43.7%的人赞成房产作抵押, 有29.1%的人表示不赞成。 (表7)

四、建议和总结

(一) 充分了解贷方借钱的用途, 减少情感化借贷

调查中, 发现借贷行为中亲情、友情等人情因素是重要影响因子, 不会理性地判定贷方对于这笔钱的真实用途以及充分考虑贷方还钱的能力。我们建议借方在进行借贷行为之前先调查、了解借方的信用状况, 了解借方借钱目的、用途, 防范纯粹情感化的借贷行为。

(二) 构建新型信用体系, 降低借贷风险

1、改进新型借贷方式。

调查发现, 原有的借贷方式大部分是单纯立字据或者寻找第三方见证人, 这些都表明原来的借贷方式存在漏洞, 我们建议在原有的借贷方式上进行改良, 运用实物抵押担保、第三方担保较为稳健的方式进行借贷行为, 以防范由于借钱不还所导致信任度降低的情况发生。

2、建立第三方信用机构。

调查发现, 因为老板跑路造成了民间借贷信任匮乏, 亟须在借贷双方之间建立桥梁, 提升民间借贷信任度, 从而挽救发生民间借贷信任危机。我们建议建立第三方信用机构, 由第三方提供信用评估体系。在这种信用模式下, 借款方需要融资时就须拿出自己的数据进入信用体系, 就会有数据提供给信用机构, 由信用机构分享给贷款方。如美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都必须依托于信用体系。

3、扩大信用体系建设内涵和外延。

目前, 温州是浙江省第一个建个人信用信息系统的城市, 截至2011年底, 已有包括法院、国税、计生、交警等15家单位向系统报送了165万条个人信用信息数据, 经过比对进入个人信用信息共享库数据97万条多。在信用工程创建中信息采集可以向人行、、工商、环保、税务等部门延伸, 在全市范围内初步形成较完善的信用信息网络平台, 有效震慑信用不良者, 规范经营者经济行为, 促进信用运行质量和效率提高, 优化地方投融资环境和金融生态。

(三) 利用阳光化、正规化的渠道追偿损失。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篇11

关键词：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民间借贷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一直采取自2010年底确定的积极财政政策搭配稳健的货币政策, 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依然高达20%, 更有2013年6月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高达13.44%, 表明市场流动性偏紧。在甘肃省乃至全国, 大多数企业是靠银行贷款来进行融资的, 一些大型企业在资金面偏紧的情况下都很难从银行取得贷款, 中小企业的境遇更是难上加难。使得中小企业不得不大量借入民间资本。随着对民间借贷需求的不断增长, 利率也不断提高。北至内蒙鄂尔多斯, 南至浙江温州, 包括身处内地的兰州, 民间借贷规模越来越大, 接近了疯狂的程度。然而, 2011年4月始, 温州民间借贷的问题逐渐暴露, 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的温州企业老板逐渐增多, 甚至出现跳楼的现象。这说明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迫在眉捷。

一、民间借贷危机发生的原因

(一) 民间借贷高利率吸引众多投资者。

甘肃乃至全国房地产市场前景不明朗, 股市不景气, 现行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3%, 而2013年8月CPI为2.6%, 实际为0利率水平, 在我国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可以为同期基准利率的4倍以内, 而实际借贷利率更高。现状引导资金流入民间借贷市场。民间借贷也成为投资者最划算的投资方式之一。但是, 当大量投机者涌入民间借贷市场, 而实体经济行业, 如煤炭等行业业绩下滑。政府收紧银根, 打压虚高房价等致使一些借高利贷者无法按时还本付息, 资金链条断裂, 危机在一些城市时有发生。

(二) 对民间借贷监管缺位。

在中小企业缺乏抵押和担保, 且经营业绩也难与大型企业抗衡的现状下, 银行惜贷且贷款手续繁杂等原因, 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不畅, 难于从正规渠道获取资金, 只能大量进行民间借贷。但对民间借贷缺乏监管机制甚至法律依据, 就将出现2013年陕西神木县全民借贷的情况, 一旦借贷企业资金链条断裂, 民间借贷的危机就将爆发。

(三) 民间借贷逐渐脱离实业。

原本中小企业因为生产经营缺乏资金, 无奈之下进行高利率的民间借贷, 若能及时通过产品销售收入完成还本付息, 民间借贷的链条还算良性运转。但随着劳动力, 原材料成本过快增长, RMB升值的压力, 中小企业生存艰难, 转而投资风险收益都较大的房地产、金融产品, 在金融杠杆的帮助下, 成倍放大所积累的风险。当房地产、资源类产品、黄金等价格下跌, 非理性发展的民间借贷就会出现崩盘等现象。

二、规避民间借贷危机, 提升甘肃省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提升甘肃省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金融支持尤其重要。民间借贷会助力甘肃省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解决。但要规避其带来的风险和危机, 有如下对策建议。

(一) 开拓融资渠道, 增加资金来源。

借鉴国际上一些成功的“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机构经验, 利用来自国际组织或国家政策性银行的批发性贷款, 建立小额信贷基金, 批发资金给小额贷款机构。或者成立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协会, 尝试与国家政策性银行建立合作关系, 对小额贷款公司予以融资支持。2012年4月, 甘肃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成立, 协会和国家开发银行甘肃省分行, 甘肃银行分别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 支持小额贷款公司开拓融资渠道, 增加资金来源。

(二) 规范民间借贷, 实施监管。

民间借贷利率越高, 风险也会随之提高。因此, 国家应该对民间借贷实行监督和规范, 给予民间金融一定的法律地位, 使得民间借贷机构阳光化。在确立民间借贷机构合法地位的同时, 必须还要制定适当的市场存款保险制度和退出机制, 防止因其倒闭对金融市场造成大的波动。

(三) 建立财政税收扶持机制。

财政和税务部门联合制定针对民间借贷机构的税费优惠政策。例如, 可以将其所得税在一定年限内减半征收, 还可以对其给予相应的退税机制予以扶持, 或者银行在给予民间借贷机构的融资利率参照同业拆借利率。甚至考虑将其纳入财政贴息范围。降低或免除其在贷款过程中涉及的抵押、担保、评估和公证等费用, 提高民间借贷机构的抗风险能力。

除此之外, 还可以建立多元化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 制定相应政策与法规。积极推进基金管理公司, 企业财务公司, 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私募股权基金, 产业投资基金, 融资性担保公司等新兴金融业的快速成长。让民间借贷助力提升甘肃省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 .王世豪.中小企业自主创新[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2] .周德文.叩问中小企业融资难[J].财经界, 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