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纠纷

民间借贷纠纷（共12篇）

民间借贷纠纷 篇1

一、案情简介

2007年6月1日, 马某向苏某借款180000元, 苏某于2008年9月2日、2010年2月15日分别出具一份收条给马某收持。2010年10月2日, 马某持有与苏某共同签订的一份《欠款证明》, 载明“马某向苏某借款金额180000元整, 每月支付给苏某利息18000元整, 支付到2008年2月30日为止, 利息总计162000元整。由于发包工程款的拖欠, 马某未能按月付给利息, 从2008年3月1日到2010年2月8日止, 本金加利息总计为1750000元整。在2010年2月10日已还给苏某利息款300000元整, 到2010年10月份止, 本金加利息还欠1740000元整, 特此证明。”双方签字按压。2012年3月9日, 马某以双方约定的利率过高及计算复利违反法律规定为由诉至一审法院, 请求法院确认超出同类贷款基准金率四倍部分利息无效, 并且返还多支付的利息。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判决驳回马某的诉讼请求。马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武鸣县人民法院 (2012) 武民一初字第445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苏某应返还上诉人马某186733.66元。

二、借贷关系的存续与借贷协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 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这是民间借贷的法定概念。民间借贷的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以合同形式形成民事法律关系, 这种法律关系是以贷款货币资金为标的所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即出借人向借款人提供资金后对出借人享有债权, 到期有权按约收回本金和利息, 借款人取得资金使用后对出借人负有债务, 到期应按约偿还本金和利息。

本案中马某请求苏某返还因高额利息而多出的部分无效利息, 苏某主张其与马某的180000元的债权已因马某的清偿而消灭, 因而否定其出具的两张收条上载明的162000元与300000元利息款和180000元的借款并无实际联系, 因而无需返还。

民事借贷纠纷中的举证责任一般采取“谁主张, 谁举证”的举证规则, 但在实践中, 法院通常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与证据距离近而且能够控制证据的一方当事人, 法官在审查当事人双方的相关事实坚持动态责任分配原则。一般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债权人作为原告请求债务人返还借款, 被告如果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 或者抗辩原告的原告的转账凭证仅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 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后, 原告仍应就借代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而在本案中, 上诉人为债务人, 被上诉人为债权人。债权人苏某主张在其向上诉人出具两份收条时180000元的债务已清偿, 其与上诉人之间借贷关系已消灭, 因此这两份收条所系的金额与180000元的借款并无联系。而上诉人马某主张两份收条系的162000元和300000元是为了偿还180000元的借款而支付的利息, 即在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开具收条时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依然存在。那么, 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 被上诉人应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已实际偿还180000元的借款, 上诉人应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首先, 2010年10月2日, 马某与苏某共同签订一份《欠款证明》。该《证明》对借款人、出借人、借款金额、偿还方式、利息约定等内容作了清楚的约定, 且有双方当事人的签章, 其实际上是马某与苏某之间的借款协议, 是双方因实际履行情况而对原借款协议做出的修订。《欠款证明》是双方当事人意思协商一致签订的, 至于被上诉人主张该《欠款证明》是应上诉人要求, 为了便利还款而签订的, 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试想, 若不存在借贷关系, 没有理由仅凭一方的要求而签订一份对自己有法律拘束力的协议, 因此, 可以认为该协议的签订也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于苏某提出《欠款证明》原件为马某除持有与常理不符, 虽然一般情况下借款协议都由债权人持有, 但在实践中并不排除债权人基于对债务人的信任而将原件交由债务人一方保管, 且仅凭这种不合常理的推测是不能佐证该《欠款证明》就是一份与债权债务无关的书面协议。此之外, 从《欠款证明》中可看出, 马某与苏某的180000元的债务并未清偿, 即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依然存在。而对于苏某出具的2008年9月和2010年2月的两份收条, 因其金额与《欠款证明》中总计的金额吻合, 且日期在《欠款证明》之前, 我们有理由推定这两份利息款是与180000元的借款有联系的。

借款协议是证明双方当事人借贷合意的凭证, 收条是款项给付的履行凭证。有借款协议作前提, 收条就能起到三个证明作用:一是双方法律关系是借贷关系;二是双方的借款事实已经发生;三是债权人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欠款证明》系借款协议, 另有被上诉人出具的两份收条, 可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两份收条的金额亦是系上诉人偿还利息的款项。

其次, 被上诉人苏某主张马某于2007年7月1日前就将本金180000元和利息15000元返还给苏某, 苏某将借据还给马某。但苏采臣并未能就180000元的实际清偿提供收条或其他金钱往来凭证进行证明。仅依据将借据返还给马某的行为并不能认定其与上诉人的借贷关系已消灭, 因此, 对于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不予认可。

三、约定的利息的法律规定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欠款证明》中约定, 对于本金180000元, 每个月支付18000元, 可知月利率为100‰, 则年利率为120%。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后称为《意见》) 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 各地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 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包含利率本数) 。超出此限度的, 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对于这个“四倍”, 著名学者茅于斌先生曾经称“有理由怀疑这个规定是拍脑袋定出来的。”当然不论这种“指控”是否有据可依, 不可否认的是在近些年来资金融通需求旺盛的背景下, 四倍利率的限制标准确实对民间借贷起到了极大的束缚作用。笔者认为这种限制是有必要的, 无限制的民间借贷有滋生高利贷的风险, 也会成为不法分子洗钱、非法集资等罪行的途径。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利息明显超过了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那么超过部分的利息无效, 不受保护, 上诉人要求返还多收利息的请求应当予以支持。

从上述《意见》第六条规定中可看出, “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是以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的, 各级人民法院也普遍使用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作为裁判的依据。但现实情况是, 2013年7月央行不再公布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这就意味着四倍的基准依据不复存在, “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无法执行。但利率市场化不能毫无限制, 因此,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后称为《规定》) 在废止四倍利率限制的同时, 规定了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标准。

《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 超过部分利息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规定》第二十六条将民间借贷的利率划分为“两线三区”:第一条线年利率24% (即月利率20‰、2分息) 以下为合法利率, 这是“司法保护区”;第二条线是年利率在24%-36%之间, 这是“自然债务区”;第三条线是年利率36% (即月利率30‰、3分息) 以上, 这是“高利无效区”。本案如果发生在《规定》实施之后, 则应当按照规定的年利率24%和年利率36%的标准为依据判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约定的利息是否过高, 显然, 即使按照《规定》的标准, 本案中的利息也是超过年利率36%, 对于超过部分的无效利息上诉人要求返还的, 法院亦应当予以支持。

四、复利利息的合法性

案件中除了利息超过法定标准之外, 是否存在以复利的方式计算利息?且以复利计算利息是否必然导致利息无效?

本案中《欠款证明》另约定:“支付到2008年2月30日为止, 利息总计162000元整。”“从2008年3月1日到2010年2月8日止, 本金加利息总计为1750000元整。在2010年2月10日已还给苏某利息款300000元整, 至今到2010年10月份止, 本金加利息还欠1740000元整。”按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利息额计算, 明显存在着以复利的方式计算利息的嫌疑。

对于本案中的利息问题, 由于案件发生在《规定》实施之前, 因此按照《意见》中的相关规定进行法律判断。即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利息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则超过部分无效。借款人按约偿还本息后又以约定的利息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为由请求返还的, 不予支持。本案中借款人尚未按约偿还本息, 请求将已支付利息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部分冲抵本息的, 应予以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返还多支付的利息, 二审法院在最终判决时先以上诉人已支付的利息款抵充本金和按照四倍利率计算的利息, 除去本息之后仍剩余186733.66元, 并判决将剩余的金额返还给上诉人。笔者认为这种判决思路合理也合法, 但仍存在几个争议点: (1) 2008年中央银行的贷款利率进行了5次调整, 2010年进行了两次调整, 至2010年10月份止共进行了6次调整, 且相错月份比较接近, 那么在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分段计算利息时是否是依每次调整后的利率计算的呢?由此也能看出, 《规定》废止了以银行同类贷款利率作为标准的合理性, 频繁的利率调整会使利息的计算更为复杂和繁琐; (2) 从《欠款证明》中看出,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最初约定的还款时间是截止至2008年2月30日, 后因工程拖延而导致上诉人无法及时交付利息款。那么, 上诉人是否需要支付逾期利息?依据相关规定,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息有约定的, 从其约定, 但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对逾期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 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处理:1、仅约定借期内利率, 没有约定逾期利率的, 出借人参照约定的利率或以约定利率再上浮30%-50%利率, 向借款人主张逾期利息的, 应予支持, 但均已不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为限。2、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 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 出借人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借款人主张自借款逾期之日或者自权利主张之日起的利息损失的, 应予以支持。本案中并未约定逾期利息, 二审法院最终判决时也并未就是否扣除了逾期利息进行说明, 笔者认为, 除去因本金而产生的借款利息外, 还应该计算上诉人未按时还款的逾期利息。

五、总结

民事借贷纠纷案件的疑难点经常集中在借贷合同、利息、违约责任、债权债务问题、保证担保责任、举证责任分配等问题上,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 首先判断诉讼主体资格是否存在争议, 其次甄别诉讼请求和法律依据, 再者明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是否与起诉或答辩主张相符合, 最后确定案件事实和争议焦点。一步一步抽丝剥茧滤清纠纷的事实, 综合应用知识和技巧解决民间借贷纠纷, 同时也要进一步规范民间借贷的操作, 使民间借贷这一灵活的资金流动方式可以为我们的生活提供真正的便捷。

参考文献

[1]强力.我国民间融资利率规制的法律问题[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2 (05) .

[2]张庆亮, 张前程.中国民间金融利率研究的文献综述[J].经济学动态, 2010 (03) .

[3]廖振中, 高晋康.我国民间借贷利率管制法治进路的检讨与选择[J].现代法学, 2012 (02) .

[4]曾纪胜.论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完善[D].西南政法大学, 2011.

[5]史纪良主编.银行监管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

民间借贷纠纷 篇2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流通对企业和个人来说愈发重要。但是近年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银行借贷难度增大，这样就促使了灵活、快速、简便的民间借贷在资本市场方兴未艾。但由于民间借贷形式多样、操作不规范、缺乏监管等问题存在较高风险，极易产生纠纷，由此而产生的诉讼案件也成为法院案件来源的重要部分。民间借贷案件涉及人民群众的重要利益，如果处理不妥会给社会带来更多不安定因素。因此，人民法院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妥善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的重要问题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笔者以近年来XXXX法院审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为研究对象，就审判实践中涉及的几点重要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并提出几点解决思路。

一、法院XXXX年以来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基本情况

XXXX年XXXX法院全年受理民间借贷案件111件，审结107件;XXXX年全年受理民间借贷案件80件，审结74件;XXXX年全年受理民间借贷案件131件，审结128件。可以看出，自XXXX年以来XXXX法院受理民间借贷案件数量较多，呈平稳上升趋势。

二、民间借贷案件审理中存在的几点问题及解决思路

(一)、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款本金的支付、利息的支付等事实如何审查判断以及举证责任如何分配问题。

1、借款交付方式的判断。《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此条是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如何生效的规定，可以看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合同，应当以交付为生效要件即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否则仅以双方当事人达成借款合意借款合同不生效。

借款的交付方式在实践中多种多样，直接交付借款现金、金融机构转账、交付转账支票等票据、银行刷卡等方式都可以向借款人交付借款，如何认定是否交付则显得至关重要。笔者认为，直接交付借款方式，借款人自收到借款时即认定已经交付;金融机构转账方式，应当以借款到达借款人账户认定交付成功;转账支票等票据的方式，以借款人凭该票据成功取得款项为完成交付;银行刷卡方式，以借款人实际取得款项为完成交付。

2、贷款人的举证责任。《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公民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为不要式合同，当事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现实中，民间借贷的双方当事人关系都较为密切，多产生在亲戚、朋友、同学等之间，加之中国人情观念的影响，借贷形式十分简单随意，因此一旦发生纠纷，双方当事人都缺乏强有力的证据。由此可见，举证责任的分配对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显得尤为重要。

贷款人要主张借款合同的成立生效，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其应当承担与借款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已将借款提供给借款人即已履行了借贷合同中约定的义务这两方面的举证责任。对于第一方面存在借款合意的举证，贷款人只要提供出的能够反映明确的借款的主体和数额的借条或借据，即完成了举证责任;第二方面，贷款人能够提交借款已经交付给借款人的证据即完成了举证责任。

3、借款人的举证责任。实践中，借款人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抗辩举证：一、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二、借款人已清偿借款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三、借款人存在意思表示不真实，如胁迫等情行存在。

4、举证责任的转换。民间借贷案件中的举证责任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双当事人的举证互相转换。根据民诉法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如果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已基本能够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时，如果另一方当事人否认该事实成立，则举证责任就转换到该当事人，如果其未能提供足够推翻对方事实的证据时，则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二)、民间借贷案件中的利息、逾期利息如何认定问题。

因为民间借贷多发生于关系密切的亲戚、朋友之间，贷款人借款首先是出于世俗人情，其次才考虑利益问题。因此民间借贷中对于利息的约定很随意模糊，加之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手续不完善，导致对利息难以认定。实践中，民间借贷中的利息可以分为约定有利息和没有约定利息以及利息约定不明确，其中约定有利息又有约定利息过高的情况等等，笔者在此对这几种情形做以分析和探讨：

1、当事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但是起诉后又主张利息的，依照《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这种情形直接确定为不支付利息。

2、当事人之间约定有利息，但是利息约定过高的情形。《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从以上两条规定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当事人可以约定利息，但合法利息应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

(1)、约定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利息，对于超过的部分，借款人按照约定利率自愿支付贷款人利息，且没有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借款人以约定利率过高违反规定，请求贷款人返还部分利息，对该请求是否支持，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分歧：

a、支付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利息是借贷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借款人依约还本付息后，借款合同已

经履行完毕，借款人无权要求出借人返还超出部分的利息。持这样观点的法理依据是意思自治原则，只要当事人平等自愿且没有损害他人合法利益作出的意思表示应当被遵守，法院无权干涉。

b、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对于超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不予保护，借贷双方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私自约定支付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的行为，属于无效行为。在民间借贷中对于利息部分的约定无效，属于部分无效，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借款人请求贷款人返还已经支付的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应予支持。

笔者认为，借款人已经将借贷双方约定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利息自愿支付了贷款人，在未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借款人不能要求贷款人返还。理由如下：

①、约定高额利息的借贷属性已经超出了低息甚至无息借贷的扶助属性，其属性属于以盈利为目的的融资行为，而这种借贷在现在的经济条件下十分兴旺，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我国金融制度的不完善与民间需要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之间的矛盾。高息借贷也从客观上缓解了这种矛盾，只要在正确的引导下这种行为也未尝不可。

②、对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而“不予保护”并不属于《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并且法律不予保护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利息的立法意图是限制贷款人滥用主张利息的权利，而并非限制借款人自愿履行支付超过四倍部分利息的行为。

3、逾期利息如何认定?根据《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公民之间的定期无息借贷，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无息借贷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逾期利息是指借款人因未在约定期限内偿还借款而产生的在约定利息之上额外支付的违约金。其本质属于违约金，具有惩罚性，而约定利息则没有惩罚性，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而逾期利息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以下几点问题：

a、实践中存在借贷合同当事人约定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借款利息，并未约定逾期利率。此时逾期利息该如何计算：第一种观点认为：逾期利息应按原约定利率计算。理由是意思自治原则，借贷双方在约定借款利率时就应当对依照该利率计算之后产生的期待利益有了明确的预见，贷款方可以主张继续依照原约定利率计算逾期利息。第二种观点认为：逾期利息应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双方仅约定借款利率，是借款合同的内容，未约定逾期利息即说明逾期利息并不属于借款合同内容，贷款方主张逾期利息是法律对违约者的惩罚，而并非合同可得利益。因此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来计算。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因为在一个借贷关系中，一方不履行到期还款义务，因此该合同并未终止，债权债务亦未发生变更，而附随于债权债务的利息部分也同样未发生变更。在双方当事人未达成新的意思表示的前提下，将约定利率变更为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于法无据。因此，对于逾期利息应当按照原约定利率计算。

b、违约金是否可以与逾期利息同时主张?实践中也有不同观点：第一种认为，违约金与逾期利息可以一并主张，但两者相加数额不得超过同期银行同类贷款利息的四倍。其理由是借贷双方自愿约定两种条款，属于意思自治，应当予以支持，只是对于二者相加的上限作以限制;第二种认为，违约金与逾期利息二者择其一主张。其理由是逾期利息和违约金都具有惩罚属性。二者不能重叠适用。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因为违约金与逾期利息都具有惩罚属性，而逾期利息实质上是违约金在借款合同中的特殊称谓。如果对违约金和逾期利息都支持，属于重复惩罚，不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因此对违约金与逾期利息智能二者择其一主张。

c、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该如何处理?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债权人将二人列为共同被告起诉至法院要求偿还借款是否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应共同清偿。 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认定该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果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从事出于共同生活目的经营活动以及用于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或者另一方分享了该借款所带来的利益的情形，应认定该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双方应当共同清偿。如果该借款属于《<婚姻法>解释二》二十四条、《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的，应当按照借款人的个人债务，另一方不承担清偿责任。

在确定了如何认定后，由谁来承担举证责任也是十分重要的，笔者认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债权人承担向债务人提供了借款且该借款发生在债务人婚姻存续期间等事实的举证;债务人应当承担对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如果债务人不能举证或未举证，该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则倒置为债务权人，由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非举债人的夫妻一方则要承担该借款属于《<婚姻法>解释二》二十四条、《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如果举证不利，则应当认定该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四)、对于有证据证明贷款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借款合同效力如何认定?

对于该种借款合同，笔者认为应当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属无效合同。同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1条以及《民法通则》里均规定对此种借贷关系不予保护。同时还规定对此种借贷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处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的制裁。

(五)、因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借贷，是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处理还是按照民间借贷关系处理?

因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借贷，笔者认为应当仍然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处理，而不能按照民间借贷关系处理。首先，从合同的性质上来讲，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合同的生效不仅需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借款合意，还必须要求贷款人已经向借款人提供了借款，这是借款合同生效必要条件。而其他法律关系所产生的借贷，不必然符合借款合同成立生效的两个要件，因此不能按照民间借贷关系处理。其次，因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借贷实质上是属于在其他法律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未履行其所负的义务，是未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对该法律关系的确认，而原法律关系并未终止。例如：在买卖合同中，卖方交付标的物后，因买方无钱支付价款，便给卖方出具借条。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在这个合同中，卖方向买方交付了约定的标的物即已经履行完毕自己所负的合同义务，同时买方也应当履行支付价款的义务。买方未支付价款的行为属于未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因为买方并未完成所负义务，该买卖合同并未终止，对双方当事人仍具有约束力，而买方向卖方出具借条的行为就是对其所负义务的确认，是推迟履行其义务的方式，其并没有产生新的借款的合意，最重要的是卖方并未提供借款给买方。因此，对于因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借贷，应当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处理而不能按照民间借贷关系处理。

民间借贷纠纷 篇3

关键词：民间借贷；举证责任分配

民间借贷，又叫做“个人信用”或“民间信用”，一般是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目前我国在立法上还没有这方面完善的规制体系，因而各地也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笔者认为，在民间借贷的纠纷案件中，最困扰法院的往往就是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问题，因为民间借贷的自由度高，又缺乏法律法规规定的形式程序，加上我国传统的借贷文化和熟人社会的观念影响，民间借贷各方所能举出的证据往往都带有一定瑕疵，难以直接据以认定案件事实，导致法官时常不得不运用自由裁量权来衡平当事人间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因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要从立法的角度来考察如何确定民间借贷纠纷中举证责任的分配。

一、对于借贷关系成立与否的举证责任分配

根据我国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对于民间借贷纠纷，实践中都是以合同纠纷的方式来处理的，根据笔者的阅读总结，常见的问题有如下几种。

（一）借条的真伪

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对于借条的真实性存有疑问的，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鉴定等方式来确定，但是这里存在的第一个盲区就是部分虚构的问题，例如出借人以借据主张债权，借款人却抗辩称借据载明的数额包含利息或仅为利息，或者是借据中的关键内容如日期不合常理等。在这些问题中，司法实践倾向于由债务人做出初步举证后确实能够使法官对于借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的，再由被债权人补充举证，由法官综合考量当事人的交易习惯、亲疏关系、法庭上的言辞辩论等情形来确定。

（二）合同中约定的债权债务人不明

这也是实践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借据等债权凭证并未写明出借人，这时如果被告辩称持有债权凭证的人不是出借人，因而不具有诉讼资格。相对应的，在借据等债权凭证上签名的借款人辩称自己并非债务人。对此，实践中目前有两种主流的做法，第一是借款人与实际收款人不一致的，借款凭证上记载的人推定为借款人，若在审理中查明被告人确实是被冒名的，则免其责任，通知原告变更被告。第二种是持有债权凭证的人也推定为出借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①但是，这里的推定资格我认为并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或许此处根据由双方当事人各自举证，由法官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财务收支等情况进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更为合适。

（三）借款合同为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我国《合同法》第52条明确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按照法律规定，这由被告举证本无疑问，但是实践中的问题在于债务人在借款时通常是承认高利贷等行为的，而为了掩盖这种非行为，出借人通常也是将利息计入借款数额的，对于这一情形，我们说被告人往往无证可举。更有甚者，如若触及到非法集资等刑事责任，被告人通常作为涉案人员自身也不敢举证。②目前我国的实践偏向于由原告举证出借款项的具体细节来认定事实，但是我认为这里应当要重视法院调查权的介入，或者法院认为有可能涉及刑事犯罪时，可以通知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介入。

（四）其他问题

例如借款来源不明是否能作为被告方否认出借人具有出借能力的理由、并未约定履行期限时诉讼时效的计算等等，目前我国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学说和判例也只能是在面对实际情况时进行探讨与衡平，这些都需要我们在立法上进行规定和指导。

二、对于借贷关系生效与否的举证责任分配

履行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前提是合同的生效，民间借贷合同的生效要件便是给付事实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规定，这里的举证责任应当属于原告方。这里涉及的问题是证明的程度问题，也就是原告方是否需要完全正确无误的证明出交付款项的举证后才算举证完毕，显然这一要求是不合理的，实践中更可能的情况是有可能原告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交付了款项。这时如何保护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据阅读大量的司法判例，我总结的是对于原告主张的债权，被告的举证若能够使法官对于借款事实产生合理怀疑的话，这时则由原告来补充举证，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出借的金额、当事人的交易习惯、借贷双方的亲疏关系结合庭审的言辞辩论情况综合审查借贷事实是否发生。③

三、对于举证责任分配的其他问题的考虑

（一）举证责任转移

通过以上的梳理已经不难看出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不是单纯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来分配举证责任，在很多的地方立法和判决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法官在审判过程中都可以根据自由裁量权来确定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发生转移。但是这里涉及到的就是转移的情形问题，即对于发生了何种情形或者一方当事人的举证已达何种程度，这时证明责任才能发生转移。

（二）拒证推定原则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这也是对举证责任分配的一个补充原则，但是同样是从案例中，可以得出对于该项原则的适用，法官总是持审慎的态度。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古老的、重要的民间融资方式，它弥补了正规金融的不足，也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对于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通过以上的探讨我们也知道目前我国对于这方面的立法还很不完善，这一行业在缺乏法律的规制下成为了滋生违法犯罪的泥潭，因而从立法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探索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调整这一法律关系，确定民间借贷的法定形式，明确纠纷中举證责任的分配，将民间借贷引入合法有序的道路。

注释：

①闫谦逊.《关于民间借贷纠纷审判实务若干问题的探讨》.《学术交流》，2012年9月

②孟庆，张栋志.《浅谈民刑检察工作中民间借贷申诉案件的审查重点》.《中国检察官》，2013年第2期

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分析 篇4

原告王某, 女, 1965年8月出生, 某有限公司职工, 住电厂家属院。被告李某, 男, 1962年6月出生, 某县某村农民, 住该村。2006年7月2日, 被告李某给原告王某出具欠条一张, 上面书写:“今欠到王某人民币伍拾柒万元整, 今欠人李某”。

二、审判

原审认为, 原、被告之间诉争的570000元, 原告提交了被告出具的欠条, 对于该欠款被告不予认可, 并对欠款的形成提出异议, 而原告对该笔欠款的形成、资金来源及借款方式均不能陈述合理的理由, 又拒绝出庭接受质证, 对原审认定证据带来不便。因本案涉及的欠款数额较大, 原告提交的证据单一, 且不能说明该证据 (欠条) 的形成来源, 又未提交相关证据来印证, 缺乏证据的关联性与真实性。另外, 原、被告之间虽有经济往来, 但该欠款的形成不符合日常生活的交易习惯, 有悖于常规。综上, 原告请求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之规定, 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 王某不服, 向法院提起诉讼。二审法院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做出了民事裁定书, 裁定:撤销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发回县人民法院重审。原审法院重审后, 对本案争执的焦点总结为:2006年7月2日被告给原告出具57万元的欠条时, 原告是否已将所借款项交给了被告。原审重审查明:被告李某曾于2006年1月26日从原告处借款2万元, 2006年4月4日借款10万元, 2006年6月9日借款5万元, 2006年6月底借款10万元, 并于2006年7月2日借款30万元后出具了一张57万元的欠条, 以上借款经原告催要后, 被告至今未予偿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 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判决:李某偿还王某借款57万元, 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完毕。

宣判后, 原审被告李某不服, 向法院提起上诉, 请求撤销县法院民事判决, 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经合议庭查明事实, 认定原审认定事实不清, 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一款 (三) 项之规定, 一、撤销原审民事判决。二、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王某承担。其理由如下:借条与欠条有区别, 借条直接证明债权合同存在, 其本身就是合同, 是合同存在的书面载体;而欠条则间接证明合同存在, 其本身不是合同, 原审原告王某对欠条570000元资金的来源负有举证责任, 对李某欠其什么款应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案王某未完成举证责任,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

三、评价

本案所涉及以下两个问题:一、原审原告在原审开庭时不举证, 原审法院告知后仍不举证, 原审原告上诉后所提交的证据是在原审中应当举的证据, 在二审中是否属于新的证据, 二审发回后原审是否应该认定该证据, 如果不认定所做出另一判决结果, 导致原审被告上诉后, 二审对原审同一案件不同的判决应如何裁判。二、本案中举证责任应当在谁, 由谁承担举证责任。

有学者认为, “欠条”是上诉人在非正常情况下写的, 如此大的欠款既无合同, 又无说明债权发生的原因, 也没有说明欠款用途, 故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欠条”内容为:今欠到……, 而不是:今借到……。所以, 要了解欠条和借条有何区别。欠条和借条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它们形成的原因不同, 借款主要是因借贷而产生, 欠款则可能是因为买卖、租赁、利息等原因产生。借款如果没有约定还款日期, 那么债权人可以在任何时间索要, 时效从债务人拒绝还款时起算, 最长时效不得超过20年, 如果约定了还款期限, 则时效从还款期满时起算。欠条如果没有约定还款期限, 则诉讼时效从欠款形成之日起算, 约定还款期的从还款期满时起算。也就是说, 约定了还款期的借条和欠条, 时效是一样的, 没有约定还款期的借条和欠条, 则是有区别的。没有履行期限的欠条是对双方以往经济往来的一种结算, 权利人应当在欠条出具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 也就是说, 没有履行期限的欠条从出具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

不管是欠条或是借条, 都需要补强证据的补充, 不能凭借一张欠条就作为定案证据, 单一的证据缺乏证据的关联性和真实性。对这样的欠条应当遵循不主张、不履行、不生效的原则。

但有学者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 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原告提交的欠条能够证明与被告之间借款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鉴于民间借贷的特殊性:即出借人一首交钱, 借款人出具条据, 被告对辩称的事实, 即引起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在其举证不能时,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本案中, 王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付那么一大笔欠款, 在法庭调查时询问王某前几笔借款都打了借条, 为什么后来的五十多万打的是欠条, 王某回答的是自己搞不清楚什么是借条、什么是欠条, 李某就是这么写上了, 其陈述是在有意回避问题。经过法庭的三次审查, 王某提供证明与借款事实不符, 陈述前后互相矛盾, 说明借款有虚构的成分。本案王某未完成举证责任,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此纠纷案件经过几次审理, 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但这类借条欠条的纠纷案件屡屡发生, 作为公民, 我们应当依法从事合法的活动, 不能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当事人在写下借条欠条的时候要严谨、合法, 维护自己合法合理的正当利益。法官在审理这类纠纷时要全面、客观的审查案件, 以全面、辩证、联系的眼光看待证据, 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这样, 就更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人民的合法利益才不会受损, 我们的法律环境也会更加优化。

摘要：民间借贷的纠纷案件屡屡发生, 作为公民, 我们应当如何维护自己合法合理的正当利益, 法官在审理这类纠纷时如何审查案件, 如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都是民间纠纷所涉及的问题, 也是今后社会和谐发展, 人民安居乐业的关键。

民间借贷纠纷答辩状 篇5

被答辩人：卢晓沛，男，汉族，1xx6年12月31日生，住XXX号4号楼12x2号。

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答辩如下：

一、答辩人目前不欠被答辩人任何款项，被答辩人诉状中所述借款事实不实，双方更是根本不可能口头约定过利息。

本案的事实是答辩人以前从事信用卡业务方面的工作，被答辩人找到答辩人，请求答辩人管理其信用卡(行业人士称此为养卡)，以提升其信用卡信用额度，经不住被答辩人多次恳求，答辩人于xxx3年11月份以后同意帮其刷信用卡，以便通过增加刷卡次数及金额的方式获得银行更多的授信额度，然后再通过转账方式等方式按被答辩人要求的转款账号把钱转给被答辩人，前后答辩人总共给被答辩人转款近1xx万元，并且答辩人出于朋友关系，刷卡的手续费都是答辩人为被答辩人垫付的，本案事实上根本不是被答辩人诉状中所述的其总共借款给答辩人16万元，由于被答辩人没有通过现金或者转账方式借给答辩人哪怕一分钱，所以本案才出现不符合民间借贷常理的没有借条、没有收条等怪像，双方提交的所有涉及银行转款的书证都是答辩人给被答辩人转款的有关凭证，而没有被答辩人给答辩人转款的凭证，由于被答辩人没有通过现金或者转账方式借给答辩人哪怕一分钱，所以双方更不可能会口头约定利息为月息2分，被答辩人诉状纯粹是一派胡言，没有任何有力关联证据的支持。

二、被答辩人存在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情形，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在xxx5年2月份后答辩人不在为被答辩人管理其信用卡，在结清被答辩人相关信用卡款项后，答辩人已经不在为被答辩人提供相关帮助，但是4月份以后，被答辩人不知出于何居心，通过背景复杂的专门讨债的社会闲杂人员反复骚扰、威逼利诱答辩人，并且在微信上污言秽语骂被答辩人妻子和女儿等家人，威胁答辩人及家人的人身安全，在以非法手段获得一些非法虚假证据后，被答辩人又立马起诉答辩人至法院，混淆视听，企图以表面合法债务追讨的方式来获得不可告人的非法利益，甚至还说法院那边都打点好了，立案后法院会立马下判决拍卖答辩人房产等财产!答辩人实在是不堪其骚扰、恐吓，为图清净及平安，在被答辩人口头保证不再骚扰、恐吓答辩人，自行去法院撤诉的前提下，在5月份又被迫给被答辩人转账3万元，谁知尝到甜头的被答辩人不但未撤诉，还变本加厉的攻击答辩人及答辩人家人，幻想获得更多非法利益，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真相，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全部诉讼请求，让答辩人在本案中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答辩人：XXX

代理人：王xx

民间借贷求解 篇6

针对近期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借贷危机，温家宝指示当地政府“想尽一切办法稳定经济及金融局面”。另外，他还为民间借贷指出了一个方向，即阳光化和规范化。为推出解决措施规定了一个时限，他要求随行的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在“一个月内出台扶持中小企业的相关政策”。

从2010年底开始，持续收紧的货币政策，让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遭遇了更高的融资成本。在无法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以维持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只得把主要融资渠道，转向利率越来越高的民间借贷。年利60%、100%甚至200%这样离谱的高息也被曝出，老板“跑路”“跳楼”的新闻也是屡见不鲜。

一时间，民间借贷危机四伏，如果情况不能得到控制和扭转，金融稳定亦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针对性措施或出台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已是老生常谈。尽管扶持政策频出，但大都停留在文件层面，实际操作中，因为各种各样的门槛，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而在政府紧缩货币政策的当下，许多缺乏资金的中小企业就越发转向民间借贷市场寻求支持。

温家宝总理的此次温州调研，被普遍认为是一次寻求解决问题之行。后续将会出台怎样的政策，来完成总理提出的扶持中小企业的四点要求，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发展，则成了受到广泛关注的焦点。

经济学家马津龙分析指出，相信总理视察之后，会有一些拯救中小企业的措施推出。

不过，未来的货币政策转向全面放松的可能性较小。温家宝在温州调研时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支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宏观调控特别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这也许意味着，化解民间借贷危机的风险，将会通过出台针对性的措施的方法完成。

中金公司近期的一份名为《中国民间借贷分析》研究报告也指出，民间借贷利率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是央行的信贷额度管制和银监会的表外业务监管。但是，监管机构并不一定会松动货币政策，以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

“针对性的措施或者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解决问题。”中金公司分析师朱博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银监会已经采取了一些政策来鼓励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贷款，比如将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权重从100%降至75%、不良贷款率容忍度提高至5%等等。另外，银监会还正在考虑小企业贷款不纳入存贷比考核，或允许银行发行金融债专项用于小企业贷款。”

如何在政策层面给民间资本以正确的疏导，让契合市场需求的民间资本得以“见光”，使需要资金的企业能够获得融资；同时，对民间资本进行专门的立法和监管，使贷款利率保持在一个健康合理的范围，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都是后续将要出台的相关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这些得以妥善解决，对于整顿金融秩序和完善金融体系，都将起到积极作用。但彻底解决民间借贷危机，这些政策恐怕还不足够。

货币政策骤松骤紧

民间借贷之所以面临目前的困局，除了民间借贷的资金过多流向投资性理财产品，和国有银行与民间借贷的息差而导致资金过多流向民间借贷公司之外，与货币政策调控幅度过大，开始过于宽松，后来骤然由松变紧，渐至完全刚性，货币供应与需求之间出现不匹配，也存在一定关系。

为应对自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央行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截至2010年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已经达到69.64万亿元。而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0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26.866万亿元计算，超发货币已经将近43万亿元。

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观点，当这些过多的货币呈现出通货膨胀的结果时，会有12个月到2年的滞后期。2008年以来一直到2010年10月份近两年的宽松政策，到了今年初期开始，CPI不断高企，终在今年7月达到6.5%历史高位。也就是从今年起，货币政策又开始过快过猛地转向。

自2010年10月以来，央行5度加息、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另外，在8月26日，央行还下发通知，将商业银行的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业务的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这一调整，相当于“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三次的效果”。

而此时，过少的货币追逐过多的商品，国有银行的利率又不进行调整，则民间信贷必然以高息的方式去满足这种对货币的饥渴需求，甚至，很多国有银行的钱通过各种方式变相成为民间信贷的资金来源。

与加息这种让每个用钱的主体都承担同样货币成本的手段比起来，紧缩贷款的货币数量控制方法，不但刚性极强，而且很容易形成差别化对待：原来那些还能贷到一些国有企业剩余零星贷款的民营中小企业，很容易成为第一批的牺牲品，从而贷不到款。

以国有体制为主的银行，信贷资金一般都是首先投向大型企业。虽然在近些年来，也加大了中小企业服务力度，但在目前的货币政策从紧、信贷紧张的局面下，有限的贷款额度更多地被用来确保国有单位和大企业的贷款。

另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门槛过高，中小民企平时就很难达到标准，何况在紧缩时期。在存款准备金率一再提高的情况下，银行放贷能力下降，自然会抓大放小，针对重点大客户发放贷款，以降低风险获得稳定收益，中小企业贷款因此更加困难。

当原本的民间信贷“合理补充”，变成了中小企业融资的唯一渠道，使得民间资本能够“待价而沽”，原本还算健康、还在可控利率范围内的贷款成了如今越来越疯狂的“高利贷”。中小企业又不得不“饮鸩止渴”，当利率越来越高的高利贷还不起的时候，资金链断裂，跑路、跳楼便就纷纷出现，危机终于爆发。

经济的润滑剂

“民间借贷之所以阻挡不住，主因还是民营企业有需求，而金融机构又不能满足。”温家宝在温州调研时的一句讲话，概括了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和现状。

民间借贷的优点在于，它的资金会流向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企业。在经济学的层面，民间借贷资金效率是最高的。

作为一直存在的一种融资方式，民间借贷为大量急需资金而贷款无门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了资金融通，填补了社会资金缺口，是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民间资本也曾做出过巨大贡献。

在温州这样的城市，民间借贷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一直存在和发展着。今年以来，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使中小企业几乎不可能从银行获得融资，但是其在发展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却是越来越大，两者之间的资金缺口，为民间借贷的兴起腾出了市场空间。

一方面是资本的逐利本性，另一方面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两者一拍即合。

温家宝在温州调研还表示：“民间借贷要规范管理，防范风险，其目的是使它健康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需要规范管理、防范风险，就不让它发展。”

事实上，对于民间资本，在政策层面，近年来中国一直持温和态度。

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新36条”。

同样在2010年，由央行和银监会共同负责的《贷款通则》的修订工作中，也将“银行信贷”改为了“合法信贷”，将银行体系外的广义借贷吸纳进了合法范畴。

“国家陆续出台多个扶持鼓励非公经济发展和民间投资的文件，应该说中央的力度不断加大，态度日益鲜明，但执行落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也正是因为民间资本目前无法正常化和合法化，而只能在灰色地带运行，其相对风险成本自然比金融机构要高，加之需求加大，这也间接导致了民间资本利率普遍高企。而民间借贷的利率与国有银行之间利率的差异，就是市场提供的一个“租”。

民间借贷纠纷 篇7

一、民间借贷的基本概念

民间借贷最早出现在我国南方发达地区, 随着民间资本的增多, 个别开放城市尝试让“民间资本”与企业对接, 致使民众也不断转变着对它的认识, 并有很多人参与其中。但对于民间借贷的概念问题, 学术界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有的认为它是除正规借贷以外的借贷, 它处在国家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之外, 不在官方的统计报表中被披露, 也不受法律保护, 属于一种非正规的金融活动。[1]但也有的认为:它只是没有纳入国家金融管理机构常规管理系统而游离在正式金融体制之外的金融形式和活动, 是一种基于合同关系基础上的法律行为, 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2]笔者认为, 既然此种行为在我国普遍存在, 那么, 只要这种借贷合同的条款没有违反国家相关的金融法规, 就应当视其为合法, 应受法律的保护。其主要是指发生在非官方正规的金融机构之外的社会个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以货币资金为标准的价值让渡和本息偿付的合同行为。

二、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多发的原因分析

民间借贷虽然借贷手续方便、快捷, 是解决资金短缺的有效手段。但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 融资公司对资金运行监管不力, 甚至部分融资公司为追求高利率, 根本不关心资金借入者的生产经营状况等等, 为民间借贷埋下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导致大量民间借贷无法清偿债务或承诺利息而引发纠纷。因此, 近年来各级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不断上升。

(一) 民间借贷市场需求较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现有的融资体制和机制已不能适应社会对资本运行的需求, 出现了部分民间的资金沉淀不断增加, 而小微企业又缺乏资金的现象。造成大量民间资本拥有者认为将钱放在银行储存的利率回报太低, 不如将资金出借以求利益最大化。加之国家对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有明确规定, 也就是其有了法律保障。因此, 很多从大型银行无法得到贷款的中小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愿意选择这种程序简单的融资方式。可以说借贷双方一拍即合, 民间借贷市场日趋活跃就成了必然。

(二) 资金使用缺乏监管, 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

由于我国在民间借贷运行程序方面的法律法规还能和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相适应, 民间借贷仅仅是建立在社会主体之间对信誉信赖的基础之上, 且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一旦债务人因决策不科学而导致经营失败, 就会产生无力归还借款和支付所承诺的高昂利息, 最终会将市场风险转嫁给出借人。甚至在实践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恶意借款, 导致当前的民间借贷市场混乱不堪, 诉讼案件频发。

(三) 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 借贷担保手续不完备

从已发生的民间借贷案件中, 我们发现, 出借人往往是在不知晓贷款方的经营及诚信情况, 仅靠借款人承诺的高昂利息就盲目出借, 而且大部分借贷合同不完备或存在合同条款上的重大瑕疵, 如:合同的主体内容约定不明或无约定等。只有少部分案件的合同中设定了担保、抵押。还有大部分出借人法律知识欠缺, 尤其是对《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知识不了解, 如:不知道抵押借款还需要到房管、交通等相关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习惯的认为只要持有借款人的产权证照即可。到纠纷发生时才发现抵押权无法行使。

三、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难点

由于民间借贷合同存在上述诸多问题, 因此, 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理也困难重重。

(一) 案件定性较为困难

案件定性困难主要表现在借贷合同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 案件本身能否定性为借贷的法律关系难以把握。从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 我国现已形成了一批职业的借、放贷人, 这些人借贷时仅以高利息吸引民间资金, 但出具的合同却是公司的入股文书, 当利息无法兑现时, 借款人则以公司经营亏损, 不予分红为由不承认按民间借贷关系处理。由于双方当事人对当时的合意无法出具证据证明, 导致争议。还有产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较大数额资金流转关系, 双方对当时资金流转关系认识不一致, 最后导致纠纷产生等等, 都是因为没有原始的书面、录音等证据证明案件发生的真相, 导致纠纷能否按借贷关系定性处理。

(二) 争议事实较难查清

争议事实难以查清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债务人对涉案事实主张较难认定。如农村地区银行出售的理财产品, 农民误认为是利息高的存款方式, 导致纠纷后, 其中是否存在欺诈、误导、重大误解等均无法举证, 法院亦无法查证, 而依据民事证据规则认定的事实往往与客观事实不一定相符, 造成农民利益受损, 情绪激动, 对法院的事实认定产生对抗心理, 增加了审理的难度。二是因债务人开庭时不来参加诉讼, 导致缺席开庭审理时, 只是依据债权人的单方证据认定案件事实, 案件审理缺乏质证环节, 若债权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据, 法官一般很难识别。

(三) 法律保护的利率标准和违约损失较难确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司法解释中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 但最高不得超过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此限度的, 超出部分不予保护。这一规定较为原则和笼统, 与当前金融机构所执行的情况不能完全对接。因为目前金融机构所执行的利率标准有多种, 司法解释中并没有明确是适用中国人民银行还是商业银行的利率标准, 导致案件审理时难以对此规定加以精确适用。

四、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对策分析

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民间借贷活动将会得到进一步的规范, 但也会更加活跃, 因此, 司法机关只有创新审理理念和模式, 才能在新形势下更好的保护公民的合法物权。

(一) 加强法治宣传的力度和深度

针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缺席及公告判决比例逐年增高、债务人自动履行债务的执结率逐年下降、当事人履行债务周期较长的特点, 司法机关必须延伸审判职能, 加强对民众进行诚实观念、市场投资风险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的教育, 进化社会环境。首先, 要加大公开法庭的推广力度, 提升案件审判的示范作用。对典型案件的审判应邀请新闻媒体参与, 在人员较为集中的集市、工地等地进行审理, 让更多的人了解此类案件情况, 达到教育他人的目的;其次, 应建议县行政机关、金融机构和法院等相关部门, 成立公民信用信息采集机构, 向社会发布投资、理财等风险预警的权威信息, 以提醒群众提高风险意识, 规避经营风险。

(二) 创新审判理念和模式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 往往受害者人数众多, 涉案资金较大, 司法机关若不能做到“案结事了”, 不仅会影响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甚至可能酿成群体性事件。因此, 创新审判理念和模式是化解此类纠纷案件的当务之急。一是针对部分当事人因经营不善暂无履行能力、可供保全财产线索少、可能一时难以结案等情况, 司法机关应事先为债权人解释法理精神。在债权人起诉前, 对其进行必要的诉讼风险告知, 避免盲目诉讼, 增进当事人对审判工作的理解, 以减轻执行、信访压力;二是针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调解撤诉率不高的现实, 审判机关应集中人员采用速裁程序及类型化调解机制, 以提高审理效率;三是针对民间借贷合同法律关系要件缺失的问题, 应加大借贷关系合法性的审查力度。审判人员不仅要查证据, 还要对事件形成的过程、原因和目的等进行细致调查, 以查明是否存在欺诈、隐瞒事实真相等的情形, 综合分析判断, 确认借贷关系是否合法。[3]

(三) 加强监管的力度和深度

国家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规范民间借贷的法规或管理办法, 引导民间借贷在法律的范围内正常运行。对骗取民众资金的违法者坚决予以打击、取缔, 以保护民众利益, 维护社会安定和金融秩序。要创新投资方式, 鼓励引导小微企业以诚信、合法的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 拓宽民间融资渠道, 减少民间借贷纠纷。相关职能部门应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监管和引导, 既在立法上完善法律规范, 也从实践中进行规矩约束, 将我国的民间借贷向法治化、规范化和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向上引导, 使之成为既保护公民财产性收益, 又助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摘要：随着我国民间借贷市场的不断活跃, 近年来司法机关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迅速上升。但由于民间借贷问题上的国家立法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 致使审判机关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往往不能做到“案结事了”的司法效果。笔者试图通过对当前我国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中出现的困境进行分析, 探索司法机关应对此类案件审理上的新理念和新模式, 使民众合法财产权得到法律更好的保护。

关键词：民间借贷,速裁程序,风险预警

参考文献

[1]刘晓东.关于我国地下金融的思考[J].台声.新视角, 2005 (1) .

[2]袁华.民间借贷并非供水猛兽[J].中国经济周刊, 2011 (2) .

民间借贷纠纷 篇8

一、基本案情

原告张君 (化名) 经被告杨义 (化名) 介绍, 同意借款给被告李记 (化名) , 为保证原告借款能及时得到清偿, 原告要求与李记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将房屋以20万元卖给原告 (注:市价约为40万元) , 由原告以购房款的形式支付被告李记借款 (该房屋一直未更名) 。李记出具了20万元房款收条, 原告扣除一个月利息后将18.4万元本金交给被告杨义。此后, 该款中的3.6万元由二被告以李记名义借给张凯 (化名) , 3万元被李记拿走, 余款10万元 (另1.8万元李记解释不清) 由杨义指使在场人崔迪 (化名) 给被告李记出具一张收条, 杨义作为见证人签名, 该10万元杨义一直未给付李记。几个月后, 李记向张君再次借款1.8万元, 并出具一张2万元借条, 注明:“此款不还落在房款上”, 杨义在担保人处签名。之后, 二被告以李记名义通过银行汇款或现金给付方式偿还原告借款共计2.6万元。

该案经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法院作出 (2012) 辽宏民一初字第00288号民事判决, 二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均提起上诉, 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3) 辽阳民一终字第35号民事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二、裁判理由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方式为担保, 将款借给被告, 双方借款意思真实, 双方应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被告杨义作为经手人收到18.4万元借款, 其中10万元由其占有使用, 并未实际给付被告李记, 经杨义手以李记名义借给案外人张凯3.6万元的还款, 杨义一直占有使用, 故被告杨义对此上两笔款项承担偿还义务。被告李记虽然为原告出具了20万元的收条, 但其实际收到借款4.8万元, 双方借贷应以实际发生数额为准, 故李记应为4.8万元借款承担偿还责任。之后, 李记又再次向原告借款1.8万元, 由杨义担保, 故李记应当承担此笔款项的还款义务, 杨义对此笔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三、评析

本案案情较为复杂:不仅参与人员众多, 所借款项也不是一次完成, 借款之中又夹杂着房屋买卖。审理的关键是要鉴别本案的法律关系, 即纠纷的性质。下面, 笔者将逐一阐述:

(一) 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界定问题

出借人为了保护借款能够及时得到清偿, 采取房屋买卖来“替代”借款行为。这便涉及到民间借贷和房屋买卖合同的界定问题。合同的性质应以行为人真实意思表示为认定标准。民事法律关系是由行为的性质决定, 而行为的性质是由当事人的内心意思和外在表示决定的。当事人的内心意思和外在表示可能不一致。案例中双方作出通谋的虚假表示行为, 以一个虚假的行为掩盖另一个真实的行为以确保债的履行。本案中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收条的内容也为房款, 在形式上属于房屋买卖纠纷, 但探究其真实的意思表示, 李记的行为目的在于借款, 且双方都明知借款数额与房屋价值差额较大, 原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只是为了督促借款人积极还款, “买卖”行为发生后, 原告有给付借款和收取还款的行为, 李记有收取借款和还款的行为, 双方真实的意图并不是买卖房屋, 应以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准, 本案应作为民间借贷案件处理。

(二) 关于相关人员的法律角色问题

借、贷双方为了防止发生纠纷, 通常让第三人以介绍人、见证人、经手人、担保人等身份参与到借贷过程中来, 使借款的交付及还款行为并不直接在借款人和出借人之间直接发生。如果介绍人等第三人帮助履行了给付, 并得到合同相对人行为上或其他方式的认可, 这种间接给付即为有效。给付不仅指给付行为本身, 也包括给付行为所产生的效果。这种间接行为是一种基于信任的委托, 应分以下几种情况做出不同处理:出借人通过第三人间接给付, 如果借款人当时不提出异议并使用、支配的即视为认可、接受了出借人的给付行为;如果相对方拒绝则属于未给付;若第三人未履行受托行为将借款据为己有, 则出借人应对第三人主张权利, 由第三人承担相应责任。

(三) 还款责任的承担问题

在本案中的借款责任应由谁承担?认为没有在借条上签字而不承担还款责任, 有悖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实际借款人在借贷中与借款人分别行使了收取借款、占有使用借款等权利, 还款责任应由实际借款人承担。借款合同是一种双务合同, 借款人在行使权利的同时, 必须履行义务。本案中, 杨义虽然始终没有以借款人的名义出现, 但他以介绍人、给付经手人、见证人、还款人、担保人等名义贯穿借贷整个过程并占有使用了13.6万元, 属于实际借款人, 应承担还款责任。

民间借贷纠纷 篇9

被告李某与被告杨某系夫妻。两被告曾向原告朱某借款人民币300, 000元, 后两被告已陆续返还原告借款人民币100, 000元。2008年5月1日因被告李某在外, 被告杨某重新出具给原告借条一份, 借条载明:“今有杨凌湖村李某向本村朱某借人民币 (200000元正) , 大写贰拾万圆整, 利息每月付清。”后两被告陆续分次支付给原告15, 000元, 余款两被告至今未支付。为此, 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200, 000元, 支付利息57, 000元 (自2008年5月1日起暂算至2011年4月30日, 利息为72, 000元, 扣除已经支付的利息15, 000元, 尚需支付利息57, 000元) , 另按每日99元向原告支付自2011年4月30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期间的利息, 并负担本案诉讼费。

二、审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李某与被告杨某作为夫妻, 被告杨某向原告朱某出具借条, 虽借条上记载借款人为“李某”, 但该借款行为发生于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被告杨某代被告李某在借条上签名, 被告李某也未否认, 故该借款行为应视为两被告的共同借款行为, 两被告向原告借款后, 未按约返还原告借款人民币200, 000元, 其行为违约, 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要求两被告返还借款人民币200, 000元的诉讼请求, 由原告提供的借条所证实, 本院予以支持。两被告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0, 000元, 虽根据借条记载为“利息每月付清”, 但双方对利息的约定不明确, 应当视为不支付利息。原告自认两被告已支付利息15, 000元, 鉴于本案两被告未到庭, 两被告也未能举证证明该15, 000元系两被告已返还给原告的本金, 该15, 000元系两被告自愿给付, 故对该15, 000元本院不予干预。原告于2011年7月25日才向法院起诉, 原告自2011年7月25日起有权要求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支付相应的利息, 本院对此亦予以支持。被告李某、杨某经本院传票传唤,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 可作缺席判决。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 判决:一、被告李某、杨某应返还原告朱某借款人民币200, 000元, 支付利息 (自2011年7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 , 限被告李某、杨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朱某的其余部分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 原、被告均未提出上诉。

三、评析

夫妻一方以另一方的名义向他人借款, 在现实生活中较为常见, 因此产生的纠纷也时有发生。本案系夫妻一方以新贷还夫妻俩的旧贷, 所以对本案系夫妻共同债务应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由于借条对利息的约定不明确, 被告陆续支付给原告15, 000元的性质如何界定。对此, 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视为不支付利息。由于借条对利息的约定不明确, 所以被告支付给原告的15, 000元应当作为被告已归还原告的借款本金, 该15, 000元应在借款本金总额200, 000元中予以扣除。第二种观点认为, 由于借条对利息的约定不明确, 根据法律规定, 既未约定借款期限内的利率, 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 出借人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向借款人主张自借款逾期之日起或者自权利主张之日起的利息损失的, 应当予以支持。原告于2011年7月25日向法院起诉, 原告自起诉之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有权要求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相应的利息, 相应地计算该段期间的利息, 如果利息>15, 000元的, 15, 000元作为利息, 利息-15, 000元后的余款作为利息再按实计算;如果利息<15, 000元的, 15, 000元—利息后的余款作为借款的本金予以扣除。第三种观点认为, 由于本案的被告未到庭, 未能陈述利息的支付情况, 被告也未举证来证明该15, 000元其支付的是借款本金, 该15, 000元应当作为借款人即本案被告的自愿给付行为, 且该行为也未损害国家、社会共同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法院可不予干预。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 因为虽然借条对利息的约定不明确, 但“利息每月付清”至少能说明事实上双方是支付利息的, 考虑到该笔借款是2008年5月1日的借款, 自借款之日即2008年5月1日起至原告起诉之日即2011年7月25日, 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内, 即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原告在三年多的时间内的利息损失为40, 000多元, 现根据原告的自述, 被告仅支付了15, 000元的利息, 故被告支付给原告的该15, 000元作为利息损失实不为过。为了平衡原、被告之间的利益, 法院对此可不予干预。

摘要：借条上借款人和出借人对利息的约定不明确, 视为不支付利息, 但为了平衡原、被告之间的利益, 仅有出借人自述借款人支付过利息, 在不损害国家、社会共同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 法院对此可不予干预。

民间借贷纠纷 篇10

关键词：当事人陈述,诉讼主张,证据,采信

一、概述

当事人参与民事诉讼, 或是为主张其权利, 或是因他人提起诉讼为反驳他人主张不得已而应诉, 还有就是因为与案件审理结果可能存有一定利害关系作为第三人参加到诉讼当中。但无论何种当事人, 参与民事诉讼都是在为其利益而奋争。因此, 诉讼当事人在法庭之上都会作出对其有利的陈述, 而对于不利的案件事实则予以否认或反驳。诉讼当事人对于己不利的案件事实, 只有对方当事人有确凿证据能够证明或出于道德因素考虑, 方予以认可, 作出对己不利的陈述。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该种当事人陈述规定案件审理时必须予以采纳, 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我国许多学者亦认为法院对当事人陈述必须重视。但司法审判实践中, 要采信此种陈述却未必简单。笔者试图从了解到的一起经济纠纷案件入手, 进行分析。

二、作为分析样本的民间借贷案

原告杨某诉称, 2008 年被告孙某向原告借款1 万元, 并出具了借条。2009 年, 被告孙某与唐某向原告共同借款5万元, 并出具了一份6 万元的借条, 该借条注明“2008 年孙某出具借条作废”。还款期限届满后孙某去向不明, 杨某诉请法院判令二被告连带偿还借款6 万元。被告唐某辩称, 2008 年, 孙某个人向杨某借款1 万元并出具借条属实。2009 年孙某偿还杨某借款1 万元后, 孙某与唐某向原告共同借款6 万元, 并出具借条一份。唐某仅愿意对5 万元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三、对案例样本的分析

如果杨某主张的事实成立, 2008 年孙某个人借款1 万元的债务应由孙某独立承担, 唐某仅应对共同借款5 万元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杨某主张事实推导出的结论, 与其诉讼请求背道而驰, 对唐某而言极其有利。难以置信的是杨某对己不利的事实主张极力坚持, 唐某对己有利的杨某陈述却坚决反对。如果唐某主张的事实成立, 唐某将与孙某连带偿还原告6 万元借款, 唐某仅同意连带偿还5 万元借款的意见将不被法院支持。唐某主张的事实对己不利却继续坚持, 对杨某极其有利, 而杨某又竭力反对。

本案, 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凡是敌人坚持的, 我必反对; 凡是敌人反对的, 我必坚持。至于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主张是否有利于本当事人, 则在所不问。

杨某提供的证据有2008 年被告孙某出具的借条与2009 年二被告出具的借条。2009 年的借条中注明“2008 年孙某出具借条作废”。根据两份借条可以确认: 2008 年孙某向杨某借款1 万元债务已经消灭, 2009 年唐某与孙某向杨某共同借款6 万元。显然, 借条内容与杨某的陈述相互矛盾, 与唐某陈述一致。两份于己不利相互矛盾的双方当事人陈述, 一份原告提供但与其陈述不一致却与被告陈述一致的借条, 三份证据如何采信?

本案原、被告对案件事实的主张, 同时作为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皆为当事人承认的对己不利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 以下简称《证据规定》) 第七十四条 (1) 的规定, 本案于己不利的双方当事人陈述法院皆须作为证据予以采信。面对案件事实的唯一性, 于己不利且相矛盾的双方当事人陈述, 法院是否都能采信了? 这在逻辑上不能成立, 矛盾的两面必有真伪之别。因此, 采信双方当事人陈述将导致逻辑上的错误, 而采信一方当事人陈述或双方当事人陈述都不予采信又将导致程序性违法。

依照《证据规定》第二条 (2) 的规定, 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否则将承担败诉的风险。杨某陈述作为对案件事实回忆的倒叙, 其客观真实性较书证内容存有更高的误差概率, 其证明力不如借条。以证明力比较, 法院应当对借条予以采信, 对杨某陈述应予摒弃, 唐某于己不利的陈述便应采信。当然, 杨某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但是, 杨某未能证明其对案件事实的主张, 却可以获得一个对己有利的判决。恰如其反, 杨某提供的借条能够证明唐某对案件事实的主张, 且唐某所作陈述被法院所采信, 唐某却承担了败诉的后果。简要分析, 严格适法将存瑕疵, 并有违法性嫌疑。

一个可以反思的问题: 案例中杨某与唐某对案件事实的主张, 作为证据的陈述, 真的不利于当事人么? 从借条以及杨某的诉讼请求来看, 表明杨某所有的诉讼行为都在为利益而奋争。由于杨某对案件事实的错误回忆, 或对逻辑推理的错误认识, 导致了杨某对案件事实的错误主张。事实上, 杨某的陈述, 本意是为了能够支持其诉讼请求。同样, 唐某的陈述, 意在法院能够驳回杨某的部分诉讼请求。《证据规定》第七十四条的立法基础, 应当是当事人在思路清晰的情况下, 知晓其陈述将带来不利的后果, 基于道德等因素的考虑, 对于己不利的事实仍然予以认可。从常人利己的本性进行推断, 于己不利的事实陈述具有高度客观真实性, 故此该种陈述作为证据法院应予采信。杨某与唐某对案件事实陈述的本意完全不在《证据规定》第七十四条的立法基础之上, 与立法精神相去甚远。因此, 最终法院认定杨某与唐某对案件事实的陈述皆非于己不利的陈述, 只是出于错误的认识作出了错误的案件事实主张, 故仅采信了唐某的陈述, 而摒弃了杨某的陈述, 判决: 2008 年孙某向杨某借款1 万元。2009 年, 杨某与孙某1 万元债权债务消灭后, 唐某与孙某向原告共同借款6 万元。唐某与孙某向杨某连带偿还借款6 万元。

四、有关问题的分析

归纳来看, 于己不利但相互矛盾的双方当事人陈述, 难以甄别采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由于部分当事人未参与诉讼活动, 到庭当事人陈述难以求证; 二是案件双方当事人对社会关系基本逻辑存有错误认识与推断, 双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不能推导出其诉讼请求或辩驳意见, 从而双方当事人对主张事实的陈述表面看来都不利于当事人; 第三个原因是国家法规的制定没有穷尽社会关系的非常态现象。如果法院依照常规, 理所当然地适用国家法规处理该问题, 于己不利但相矛盾的双方当事人陈述皆予采信, 当然难以作出公正的裁判, 甚至无法作出裁判。

于己不利且相矛盾的双方当事人陈述如何采信了? 从立法理由分析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时所作价值及所要实现的目的, 推知立法者意思, 这是裁判解释中的立法解释, 也就是对立法精神的把握。实际上, 司法活动离不开裁判解释方法的运用。裁判中对法规从立法本意出发进行解释, 是完全允许的, 也是有效解决成文法规自身的固有限制与社会生活复杂性冲突的有效机制。笔者拙见, 以为对于己不利相互矛盾的双方当事人陈述, 也应当通过探寻《证据规定》第七十四条的立法精神, 把握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真实意图, 对于己不利相互矛盾的双方当事人陈述再择一取舍。

另一个问题是, 法官严格适用国家法规进行裁判的基础上, 如何保证不至于走向机械适法? 一种意见是在诉讼过程中, 发挥法官能动作用, 向当事人释明。问题当然容易解决, 但是作为中立的司法却难以保持平衡。从案例样本分析, 一方面是对当事人陈述以外其他证据的细致观察和正确推理。办案法官就当事人陈述外的其他证据证明力入手, 再根据逻辑规则对于己不利但相矛盾的双方当事人陈述进行选择采信。另一方面, 是对裁判方法的娴熟运用。审判过程中, 固有法规不足以解决错综复杂的现实个案, 因当事人逻辑认识错误进一步加大了适法难度时, 在追求司法公正的大方向上, 通过探寻法规的基础与精神, 对现有成文法规进行解释, 才能够得以在相互矛盾的双方当事人陈述中作出取舍。

采信当事人陈述, 尤其对当事人不利的事实所作的陈述, 能够快速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但须谨慎, 于己不利相互矛盾的双方当事人陈述, 不仅要厘清当事人陈述的内容, 还需洞察当事人陈述的意图。否则, 极易导致机械适法, 造成两难适从的境地。不仅要恪守严格适法的红线, 同时要意识到现有成文法规的缺憾与不足。已有法规, 由于成文的固有属性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 简单套用法规很可能导致司法公正的偏离。

参考文献

[1]梁慧星.裁判的方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96-103.

[2]邹碧华.要件审判九步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109-113.

[3]李金.论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D].山东大学, 2013-5-24.

[4]徐国庆.重视当事人陈述[J].中国劳动, 2012 (7) :62.

拷问民间借贷 篇11

去年以来，民间借贷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

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民间借贷泛指在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等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借贷活动。根据现有的一些解释，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社会融资需求，特别是缓解了一些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资金困难，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有利于形成多层次信贷市场。

2011年年底，央行有关负责人表态称民间借贷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有自由借贷的权利。

一个极具现实性的背景是，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危机引发专家呼吁放开民间金融，将民间借贷合法化。有人认为，此次央行的表态，明确了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不过其中有一个插曲：央行在确认民间借贷合法性的同时，重申了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的规定，对于这个规定，多位经济学家称找不到任何理论和事实依据。

中国民间借贷将走向何方?从地下走到地上，民间借贷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生死背后的谋变

新年伊始，坊间关于吴英案件的消息便呈铺天盖地之势。这个浙江女商人近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如果说吴英案或将成为中国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一个标枰性事件，那么其背后依靠互相拆借资金衍生出的民间借贷问题也就不能被回避。关于这个女商人的一切，已然被坊间大肆炒作，吴英俨然一个悲情人物，在当下的多事之秋，被中国司法乃至全社会重新打量。而构成这一切的核心事件，却也正面临着一场隐然的大局，没有人知道，这个局，将走向何方。

吴英将用她的死，来推动一场关于民间借贷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代价，似乎正成为中国的现实。

去岁，央行负责人就“民间借贷”这一焦点话题接受官媒采访时，力挺民间借贷“具有制度层面合法性”。央行还借此公开表态称，“应该将这类经批准从事专业放贷业务的机构或组织从一般意义的民间借贷主体中分离出来，作为专业放贷人对待”。

这令坊间相信，中国监管当局将相继出台放宽民间借贷经营限制的新政，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允许隐于民间的巨量资本“转正”，从而在中国逐步建立起一个多元化的融资体系。如果这个推断被现实证实，那么，吴英或将后无来者。

当然，一个备受争议的插曲是，当时央行强调，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这个所谓的规定，令相关人士广为疑惑。

其实，所谓的利率规定仅仅是表面的争议，而关于中国民间借贷这一滩浊水，从来就没有被认认真真地厘清过。

2012年初，因涉民间借贷纠纷，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顺生被刑拘，并进入刑事立案程序。

吴英与董顺生并不是温州民间借贷的全部，但他们绝对可以代表中国民间借贷者的大部分境况。当资本市场与权力发生交集时，他们最终的结局或许只能由交集变为并集——当然，民间资本只能作为子集而存在。

随着相关产业的持续低迷，银行信贷亦不断收紧，又不能让企业倒闭，只能转向民间借贷市场，并进一步引发了高利贷。

民间借贷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中间人”，一种是通过担保公司。而即便是再有信誉的担保人，也有力不能支的那一天，在变幻莫测的市场变局面前，不断有企业主成为民间借贷链条上的牺牲者。

个人财富增加，为民间融资提供了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由于资金需求旺盛，而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导致民间融资旺盛。同时，金融服务的缺位，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门槛”较高，银行存款利率低，也为民间融资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金融学者李建军称：作为一种正常的融资体系，基本上针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而衍生的民间借贷，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在美国、日本等金融体系相对发达的国家也一直存在。

生死之中的困局

在学者王春字的研究中，建国初期的农村，政府曾鼓励自由借贷和整顿高利贷。195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人民银行区行行长会议关于几个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大力提倡恢复与发展农村私人借贷关系，利息数不要限制，债权应予保障。”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开始整顿清理民间私营金融业。经过整顿清理后，民间私营金融业出现大幅萎缩。而政府推手下的私营金融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最终并入中国人民银行体系。

在这一时期，政府还制定了诸多措施限制民间私营金融业发展。

经过轰轰烈烈地改造后，民间借贷几近消失。此后相当长时间内，政府对于民间金融活动呈打压态势。

不过，经过长期隐秘发展，地下钱庄的业务范围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货币经营，开始涉足银行中间业务领域。打压最终反而促成了这个产业的逆向成长。

于此同时，其他形态的民间借贷，也开展了起来。

相较于银行业信贷规模，民间借贷规模其实相对较小，并主要集中于某些特定地区。

经济学家马光远曾表示“应该看到，急需资金救命的中小企业无法通过合法的主流金融体系获得资金，很多小企业就只能通过高利贷等苟延残喘。”

时至今天，在信贷紧缩、楼市调控背景下，民间资金缺乏投资渠道，同时，中小制造类企业、房地产、矿业等行业资金需求量大，民间借贷空间迅速扩大。

在中国，高利率的民间借贷属于高利贷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央行2002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合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则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相当多的机构与研究者认为，民间借贷增加经济运行风险，影响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民间借贷市场的“非理性繁荣”，无论从短期、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由于民间借贷利率过高，巨大的偿还压力，使民间借贷往往成为压垮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更重要的是，在监管空白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出实体经济，一旦资金链断裂，整个民间借贷市场将出现雪崩式的金融风暴，进而引发难以预测的金融风险，威胁国家金融安全。

生死之上的拷问

到底该如何看待民间借贷?

有声音认为(例如茅于轼)，民间借贷并不等同于高利贷，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对于目前的民间借贷热潮，应当客观认识其“是”与“非”，在有效防范潜在风险的前提下，发挥民间借贷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客观来看，面对急剧增长的中小企

nlc202309010659

业融资需求，正规金融服务不能及时、充分供给，给了民间借贷快速发展的空间。同银行贷款相比，民间借贷更加灵活、简便、快速，收益也更高。民间借贷为资金供给和需求双方架起了一座桥梁，一方面让一些富余资金实现了保值增值，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填补金融服务缺失。

从近几年情况看，不可否认的是，相当一部分民间资本主要进入了房地产、矿产等领域，同时，这些资金进一步通过市场流转，在相关环节中以高利贷的形式流出。

但高利贷部分毕竟占据少数。

高企的借贷利率远超出一般企业的承受能力，处在监管的真空地带，央行和银监会构成的正规监管体系无法对其形成有效监管。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由于高利贷现象催生的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由于民间借贷催生的商业流通格局，都不能全面代表民间借贷的格局。

不可否认的是，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效率高，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偿还率高。但另外一个方面，利率高、法律约束力差等问题亦不容忽视。

在监管晦暗不明、法律空白下游走的民间借贷犹如一枚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在融资难、贷款难的当下，“民间借贷”已然进入风险高发期。

在研究地下金融的学者李建军看来，从民法的角度、从合同法的角度来说，民间借贷本身是合法的。

而关于央行的相关利率规定，李建军亦不认为有何不妥。在李建军的观察中，日本民间借贷提高利息法，其中就有“28％”的利率限额规定，“那你说人家是怎么处理的?”

生死之下的出路

民间借贷是否面临死路一条?或者说，是否有着一定的出路?

银行业研究学者郭田勇此前曾表示，民间借贷“天生而言就具有理论上的合法性”。他认为，当前应进一步降低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将金融领域对民间资本开放，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

如何让民间借贷在有效监管下合法化、正规化、阳光化，如何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成为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有生力量，已成为十分紧迫的课题。

同时，中国在早已对外资银行业开放的前提下，却对民间资本仍有颇多限制，民间资本也呼唤待遇“国民化”。

至于此前的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规定，则早已在2004年央行确定“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的规定面前失去了实际意义。

民间借贷之所以长期盛行，就在于社会有需求、有供给，就这个意义来看，它是符合经济学上的供求规律的。

当下中国相关金融机构网点逐步萎缩，城乡信贷出现断层，金融产品数量减少，金融机构服务质量下降，审贷标准提高。比起银行贷款，民间借贷可以更便捷地使供求双方达到需求。

故此，监管者应当承认民间借贷的身份，使民间借贷最终可合法为中小企业融资。只有放松金融管制，降低银行业进入壁垒、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消除负利率，才能真正对高利贷这种高风险的民间借贷形式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同时，在保护借贷人与债权人利益前提下，建立有效的民间借贷利率信息发布机制。亦可通过相关法制轨道，将民间金融机构适当纳入监管范围。

李建军亦称，出于种种顾虑，民间资本并不期待利率公开化，“除非将来允许民间资本参与经营机构的运作，使民间借贷逐步进入到相关机制中。”此外，在金融法规、金融政策制订的过程中也可以试探性邀请民间金融机构参与，并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民间借贷忧思 篇12

一、危墙之下

网络上对于民间借贷的微词比比皆是,很随意的搜索便可见一斑,例如在网上作者为“佚名”的一篇文章《必看:2015年十大投资陷阱》说:2015 年将是中国民间借贷风险集中爆发的一年,此前安阳、邯郸、神木等地民间借贷风险已经陆续被引爆。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民间借贷就是当前最大的金融“危墙”。类似的分析、判断、宣传,并非危言耸听。当下沉淀的许多金融问题,已经超出金融本身的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社会管理、法律秩序、公平正义等诸多重大社会问题。窥一斑而见全豹。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法律人,应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从民间借贷诉讼实践的视角,穿越当前民间借贷的雾霭,归纳挖掘同类问题,提出立法司法建议,为我国金融法治、交易安全、稳定经济而提出呼吁。民间借贷诉讼纠纷案件之外———这种在我国城市、农村、企业、家庭各种空间条件下的民间融资活动,一直以来,既是传统的又是现实的司法难点、重点、焦点,尤其是近年来乱象丛生的民间借贷问题,更是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的重大课题。

二、纠纷凸显

民间借贷反映出民间融资问题中比较突出的民间性、传统性、普遍性问题。自古以来,民间借贷便在民间活跃,特别是在当下,民间借贷纠纷凸显,成为国家金融、民间金融问题的一面镜子,尤其是在司法审判中,属于民商事审判的特定案由,研究民间借贷问题,既有其特殊性,亦有其普遍性,可以从中探测到我国民间融资问题的深层次缘由。

例如,某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过程。诉讼双方当事人因借贷纠纷诉至法院,经法院裁判之后,检察院经当事人申请,依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被告经商向原告借款若干万元逾期不还而导致的诉讼,该诉讼横跨实体法与诉讼法(本金、利息约定与认定、抵押效力与偿还责任分配;借条认定与举证责任)。自2011 年5 月一审判决至2014 年9 月终审判决止,历经一审、检察院抗诉、上级法院指令再审、原审法院再审、上级法院裁定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再重审、二审法院再终审,两级审判机关、一级检察机关近20 名法官、检察官历时三年多时间,对原告1 人及1 名委托代理人、被告父母子3人共计5 名诉讼参与人启动7 次诉讼程序(一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二审程序),最终实现了程序意义上的案结事了[1]。上述案例说明:民间借贷纠纷,扰乱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触动社会秩序的敏感底线,检验着社会管理的诸多系统,成为底层民众、法律群体既司空见惯又挥之不去的纠结。

三、实务困顿

在司法实务界关于民间借贷的调研中,应当说最高法院罗东川、杜万华等法官所形成的论述以及最高法院重点调研课题报告最具权威性[2]。杜万华等法官认为,民间借贷已成为企业、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获得资金来源的重要借贷渠道。由于我国金融体系相对不健全,民间借贷存在一定负面影响,加上法律漏洞和一些长期积累的问题叠加显现,民间借贷纠纷日益突出,呈现出汹涌喷发的猛烈态势,并呈现出以下几种境况:借贷规模空前,参与主体多元;约定利率畸高,借贷方法隐蔽;虚假诉讼蔓延,黑恶势力滋生。民间借贷潜在着诸多社会风险:扰乱市场秩序的风险;引发企业经营的风险;威胁金融安全的风险;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由于民间借贷的许多放贷人文化水平不高,对法律知识了解不多,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忽视对贷款人信用、资金用途和偿还能力的考察,增加了借贷的风险。民间借贷的温床上滋生的黑恶势力严重扰乱社会治安,使借贷纠纷民刑交叉现象严重,已经成为我国金融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事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复杂矛盾和社会问题。我国对待民间借贷一直表现出极强的政策导向,但政策的原则性和随意性决定了难以为民间借贷提供稳定的制度支持,导致了民间借贷发展的混乱与无序。法律规范过于原则,甚至相互冲突,缺乏统一的指向性,已不足以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很好的引导和规制,以致民间借贷活动中违法行为猖獗,给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带来诸多严重损害:一是立法可协调性差,不同法律规范的内容互相冲突。二是立法可操作性差,民间借贷合法性判断标准模糊。缘于“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很多隐患性问题缺乏指导性规范,实践中很难准确把握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融资行为的界限,导致民间借贷存在制度性风险。三是立法可指引性差,制约民间借贷良性发展。健全的征信制度欠缺,加大了民间借贷风险的不确定性;缺少民间借贷专门性立法,不能满足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活动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缺少个人破产法律制度,无法解决借贷主体的市场退出问题,无法保障债权人的权益,不利于金融市场稳定。法律规范滞后对民事审判工作的影响存在案件定性难、事实认定难、法律适用难、送达调解难等问题。

四、适法矛盾

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适用问题,应当说,我国各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已有很多规定,例如,从基本法律上,有民法通则、合同法的相关规范;从行政法规上,有《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从司法解释上,有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从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上,有《贷款通则》《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业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并且,在刑法、物权法、企业破产法、公司法、担保法、证券法之中,对民间借贷的主体、资金来源、利率、担保等相关事项都分别加以明确规范。由于法律、法规与政策的原则与抽象、随意与无序、含混与模糊等问题交叉并冲突,导致民间借贷因缺乏稳定的政策、制度支持而纠纷频发,难以息诉。例如,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通常围绕着借贷关系、借贷担保、虚假诉讼、夫妻共同债务、借款主体、债务偿还、利息与违约金、债权转让、债务承担、举证责任分配、证据效力、诉讼时效等诸多问题的认定。然而,当事人的行为永远不会按照法律法规设定的那样规范地发生,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层层迷雾。在法庭上,他们的陈述互相矛盾,提供的证人证言完全相反,物证书证零散杂乱……当事人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趋利避害,希望法官更加相信自己。这些事情常常让法官感到匪夷所思,如何理出头绪,从哪儿入手,从哪儿着眼,从哪儿下判?

五、信用失灵

在法律概念上,“信用”是指对民事主体履行义务、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的社会信赖和评价。在民法中,规定有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要求人们在民事活动中,诚实不欺,恪守信用,善意地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的利益。由于这一原则概括抽象,含义宽泛,法官可根据该原则做出司法解释,填补法律的缺漏,故被称为“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中所称的信用,其义重在强调对诺言的信守和对义务的自觉履行。从大量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中可以看到:许多当事人缺乏控制和防范风险的能力,不了解对方当事人的信用状况,盲目做出交易的决定和选择。从诉讼程序中更多地反映出:大量争讼不息的民间借贷纠纷,常常是由于在每一交易过程,都缺少当事人履约的信用证据。整个民间借贷活动的过程,由于缺乏当事人间的信用和交易的互动而断裂,使这种交易提高了交易成本,扩大了交易风险,降低了经济效益。一个社会良好的信用关系和信用意识及其成熟的信用管理体系,构成其经济健康稳健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条件。民间借贷活动中存在的欺诈背信反证了社会信用低下、信用体系脆弱。

六、止讼对策

我国民间借贷反映了民间融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中的一系列缺陷、无序、冲突。诸多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否则,会对我国的金融乃至国民经济和政治生态产生极大的危害和冲击。

有效地防止民间借贷中的诸多问题,使民间借贷纠纷止于诉讼之前,在于破除既有的思维模式,从不同层面上采取多种有效的措施,形成环环紧扣的约束、引导机制。在制度的设立上,从法律关系产生的初始阶段,从一开始便创设相对简单、明晰的“程序外壳”,以节省使法官以及各方当事人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大量投入的辨识精力,从而更加集中于争讼标的。临界表明未来既暗藏着无限的可能,又预示着不可知的危险。临界状态是一种极其不稳定的组织形态。当一个系统处于临界状态,其内部的各种因子正在僵持,趋势有各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整个系统在敏感的边缘上蓄势待发。此时,各种因子的力量形成合力,最终,力量最强的因子占据优势,系统突破临界形态。我们认为,从微观层面上研究和解决我国民间借贷的诸多问题,应当尽快解决如下问题,包括:

一是规范全国统一的《民间借贷合同范本》。为了提高对民间借贷案件裁判中对证据的真实性或可靠性,应当警示当事人如果不能提出可靠或真实证据,要付出不被审判所考虑的代价或承担败诉的风险。对此,在民间借贷中规范借款合同应当成为首选。出借人把一定数量的货币交付借用人所有,借用人在约定期限内负责归还同等数量的货币的合同。借款合同为非要式合同,不以履行一定方式为必要:但为了避免发生争议,有些国家也采取防止纠纷的措施,例如《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规定,金额超过50 卢布的借款合同,应以书面形式签订。借款合同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但只有法律或合同规定须付利息或其他报酬,借用人才负偿付的义务。

二是出台司法解释。我国从法源系统上,就有民法、合同法、担保法以及政府法规、部门规章等基本法律和法规;从立法层级上,有全国人大、地方、部门等立法机构,可谓法网密布,机关叠嶂,但是,却没有一部法律、法规能够单独适用和调整民间借贷纠纷的,不具备锁链功能,不能接地气。近年来,最高法院针对全国审判中的重大问题包括民间借贷诉讼纠纷案件先后发布了指导性文件,但是,这种文件政治性凸显,政策性明显,而技术性弱,缺乏可操作性。民间借贷诉讼纠纷中的司法困境不是重视程度的问题,而是“量”的重力承受和“质”的能力承担的问题。民间借贷案件如此复杂,亟待通过司法解释来释明实体法中各相关部门法的衔接,厘清程序法中各相关规则的运用,划清法律法规与行政规章、地方立法、民俗习惯之间的关系,等等。课题组从三千判例的研究过程中体会到:尽管民间借贷诉讼案件表现出法域宽泛、法益多元、法条交叉、法锁失灵等特点,但是,由于最高法院拥有全部诉讼案件的数据资源,凭借全国法院系统内众多的研究机构和能量,借助先进的科学手段,仍然可以采取类型化等方法加以汇集、聚焦、整合,为科学审理民间借贷诉讼纠纷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司法解释。

摘要：民间借贷已成为我国民间融资问题中不容忽视的重中之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社会管理、法律秩序、公平正义等诸多重大社会问题。尤其在司法审判中,民间借贷纠纷更是凸显了法律、法规与政策的交叉与冲突,导致民间借贷因缺乏稳定的政策、制度支持而纠纷频发,难以息诉。在民间借贷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当事人间的信用和交易的互动而断裂,提高了交易成本,扩大了交易风险,降低了经济效益。为有效防止民间借贷中的诸多问题,使民间借贷纠纷止于诉讼之前,当务之急应当首先规范全国统一的《民间借贷合同范本》,如此,既能厘清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诉求,又能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负担,使民间借贷在初始阶段便有规范的约束。与此同时,亟待通过司法解释来阐明实体法中各相关部门法的衔接,厘清程序法中各相关规则的运用,划清法律法规与行政规章、地方立法、民俗习惯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具备接地气的锁链功能。

关键词：民间借贷,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1]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案例与裁判文书[EB/OL].北大法律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