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民间借贷的案例

有关民间借贷的案例（精选7篇）

有关民间借贷的案例 篇1

民间借贷案案例：妻子欠的钱丈夫该不

该还？

2012年5月3日 08:11 来源:浙江在线 作者:施宇翔 通讯员 虞心欣 选稿:

李宏洋

妻子在外借了钱，当起了“老赖”，丈夫对这些却毫不知情。出借人认为，这应该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妻子不还，丈夫还。

这样的债务该不该由丈夫还？今天上午，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九堡法庭举行法庭公众开放日，对这起比较典型的民间借贷案件进行了公开庭审。

2010年8月31日，被告周某称因生意需要向原告沈某借款10万元，周某和沈某约定了还款日期、借款利息等内容，并由担保人杨某进行担保。还款到期后，沈某屡次催讨，周某屡次推诿，至今分文未付。

万般无奈之下，沈某只好将周某和其丈夫蔡某一起告上法庭。沈某认为周某不肯还款，此债务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应由蔡某偿还。

庭审过程中，被告蔡某称自己从不知道其妻子周某向沈某借款的事，其次周某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并没有经营生意。

蔡某还称，妻子周某具有赌博恶习，在外面欠下巨额赌债，而且自2011年5月离家出走后，至今下落不明。

法院调查后认为，原告沈某和被告周某借贷关系有周某出具的借条为证，双方借贷关系成立，被告周某应当按期归还借款。原告沈某诉请要求被告归还借款及支付逾期利息的请求，理由正当，应予以支持。

案涉借款虽发生于被告周某、蔡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沈某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蔡某有与周某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及该债务系被告蔡某、周某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被告周某并无固定职业，亦无证据证明其从事何种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

故应认定本案债务为被告周某个人债务，原告诉请被告蔡某共同偿还借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点评：婚姻存续间的债务不一定是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因个人挥霍而向外借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开支范围的，其配偶对该借款不承担责任，除非有证据证明原告是知道夫妻双方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或有理由相信是夫妻一方代表另一方借款或能够证明该借款实际用于家庭生活及经营需要。判出一条路来—— 一份逾越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判决

【 判决要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对此，比较通行的一种观点：就是直接按照上述解释进行推定，凡无解释所列两种例外情形者，均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尽管有不少同志对上述观点表示异议，但因苦于司法解释的障碍，而无法逾越。即使有个别例外判决，也被斥之为违法。目前，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呼吁修改24条。修改上述司法解释固然是一种途径，但其周期较长，“远水不解近渴”。最好的方法就是另劈溪经，从理论上寻找突破口，解决适用上述解释的障碍。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及相关法理，“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适用该条，应当以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为前提。即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在没有两种例外情形时，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而并非夫妻一方任何种性质的举债，都可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将一方“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作为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前提条件，有其充分的理论基础和法律根据。这样，既可以逾越司法解释的障碍，又能避免适用法律上的“硬伤”，是解决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有效途径。据此，本人根据上述法理出了例外判决。本案判决理由详见北大法律网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０日《判出一条路来——逾越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障碍》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7)宜中民一终字第00152 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祥玉，女，195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枝江市汽运公司宿舍。

委托代理人何昌林，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金兰，女，1972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虬泾路56弄15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念正，男，195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虬泾路56弄15号

委托代理人田国进，湖北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阮真武，男，1957年5月20日出生，住枝江市问安镇安阳路36号。

上诉人彭祥玉为与被上诉人张金兰、姚念正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枝江市人民法院（2006）枝民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礼仁、胡远亮、朱晓玲组成合议庭，王礼仁担任审判长，并于2007年5 月 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彭祥玉的委托代理人何昌林，被上诉人张金兰、姚念正的委托代理人田国进，以及原审被告阮真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4年4月19日，张金芳（原告张金兰之妹）经原告张金兰同意，将属于张金兰所有的5万元现金以王敏丰的名义出借给被告阮真武，借款时被告阮真武知道该笔借款的实际出借人是原告张金兰。2005年8月26日，被告阮真武以16600元的价格将鄂A28838客运车1/10的股份转让给原告张金兰，经原告张金兰同意该转让协议由张金芳代签，并支付了转让价款，但原告张金兰并未实际参与鄂A28838客运车辆的经营。2005年10月18日，被告阮真武出具欠条一份，承认欠原告张金兰、姚念正借款66600元（含鄂A28838客运车辆的入股款16600元）。2005年11月9日，被告阮真武及鄂A28838客运车辆的其他合伙人将鄂A28838客运车辆及相关线路牌（经营权）全部转让，但未返还张金兰的入股款。现二原告多次催被告阮真武返还借款，但被告阮真武称无力返还。

另查明：原告张金兰与姚念正于2003年4月24日登记结婚，被告阮真武与彭祥玉于2005年11月16日登记离婚。

在原审质证过程中，被告彭祥玉提交了被告阮真武出具的“有关张金兰、姚念正借条的说明”一份，原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被告彭祥玉认为，被告阮真武出具的“说明”证明借款用于“买码”（即地下“六合彩”），借款时自己不知情，故该借款是被告阮真武的个人债务，应由阮真武个人偿还。原告认为该证据是被告阮真武自己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实，法院不应采信，且借款是否用于“买码”不能作为被告不向原告返还借款的理由。同时认为，被告阮真武在与彭祥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向二原告借款，借款时并未约定为个人债务，故该借款应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被告阮真武与彭祥玉共同偿还。

原审认为：2004年4月19日，张金芳经原告张金兰同意，将属于原告张金兰所有的5万元现金以王敏丰的名义出借给被告阮真武，是显名的间接代理，因被告阮真武知道张金芳、王敏丰是经原告张金兰同意后，将张金兰的钱借给他，依法该合同直接约束原告张金兰与被告阮真武，被告阮真武应直接向原告张金兰返还借款。2005年8月28日，被告阮真武向原告张金兰转让鄂A28838客运车辆1/10的股权，并收取转让款16600元，诉讼中被告阮真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就该1/10的股份办理了退伙，即被告阮真武收取了原告张金兰的转让款，但其名下的1/10股份并未退伙，原告张金兰实际未取得鄂A28838客运车辆合伙人的地位，故被告阮真武应返还原告张金兰的入股款。2005年10月18日，被告阮真武出具欠条，承认欠二原告借款66600元（含入股款16600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其应在二原告催告其返还借款的合理期限内还款。因借款时双方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视为不支付利息。被告彭祥玉辩称该借款系被告阮真武的个人债务，并出具被告阮真武自书的“说明” 予以证明，原告对此持异议，其异议理由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采信，被告彭祥玉应对该借款承担清偿责任。另外，原告张金兰及姚念正系合法夫妻，原告张金兰在夫妻存续期间取得的债权无特别约定为共同债权，张金兰、姚念正可作为共同原告进行诉讼。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四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遂判决：

一、被告阮真武、彭祥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张金兰、姚念正借款66600元，并互负连带责任；

二、驳回原告张金兰、姚念正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500元，实际支出费1500元，保全费1480元，合计5480元，由被告阮真武、彭祥玉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彭祥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和理由是：

1、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该债务是阮真武在“买码”输钱后，向其姘妇张金芳借贷的债务，并不是向张金兰、姚念正借的，后将该债务转换成张金兰、姚念正为债权人，其债务存在虚假。

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该债务属于阮真武个人债务。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是错误的。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06）枝民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连带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张金兰、姚念正答辩如下：

1、原审判决事实清楚；

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阮真武没有提出书面答辩，当庭辩称：自己因“买码” 输钱后直接向张金芳借的款，当时并不知道是张金兰的钱。2006年4月，应张金兰、姚念正的要求，向其出具了欠条，并已偿还10000元。

在二审诉讼中，上列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张金芳在与阮真武姘居期间，于2004年4月19日以王敏丰（张金芳二姐夫）的名义出借5万元现金给阮真武。2005年8月28日，张金芳又以张金兰名义与阮真武签定一份“转让协议”，将鄂A28838客运车辆1/10的股权转让张金兰，张金芳给付阮真武转让款16600元。之后，应张金芳、张金兰、姚念正的要求，阮真武将上述借款和股权转让款向张金兰、姚念正出具了66600元的欠条，落款日期为2005年10月18日。

本院认为：

1、根据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七条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由此可见，夫妻共同债务有其特定的构成要件，即夫妻一方只有为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才具备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否则，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十七条规定：因日常生活需要夫妻之间具有家事代理权，但“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上述规定，夫妻一方非因日常生活需要所作出的有关财产方面的重要决定，应当经另一方同意；否则，对另一方无约束力。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应当由第三人举证证明。只有第三人能够证明“他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才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否则，另一方可以对抗第三人。本案借贷数额巨大，显然超出了日常家事代理的范畴。而第三人张金兰、姚念正既不是债务直接经手人，又没有证明其借款为阮真武、彭祥玉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因而，该债务对彭祥玉没有约束力。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适用该条应当以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为前提。也就是说，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为夫妻共同利益”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在没有两种例外情形时，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而并非夫妻一方任何种性质的举债，都可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否则，夫妻一方的恶意举债、非法债务、或者与第三人串通虚构的“债务”，都会被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显然不符合立法精神。

4、虽然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否“为夫妻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应当由举债人举证证明。举债人不能举证或者认为其举债没有用于夫妻共同共同利益时，应由第三人举证证明其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因而，举债人或第三人首先应当证明其举债属于“为夫妻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也就是说，只要举债人或第三人能够证明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是“为夫妻共同利益”，那么，在没有两种排除情形时，则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本案举债人没有证实其举债属于“为夫妻共同利益”，第三人亦未举证证明该债务属于“为夫妻共同利益”而举债。综上所述，阮真武与张金兰、姚念正均不能证明上述债务属于“为夫妻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从债务的基本性质上看，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不存在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前提条件。同时，该债务数额巨大，超出日常家事代理的范围，张金兰、姚念正也没有证明该债务系经彭祥玉同意的债务。因而，阮真武所欠张金兰、姚念正的债务，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考察和判断，都不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彭祥玉的上诉理由成立。至于上诉人认为本案的全部债务都是在阮真武与张金芳姘居期间，阮真武向张金芳所借，几经转换成张金兰、姚念正为债权人，其债务存在虚假问题。因本院认为彭祥玉不承担责任，该债务是否虚假，只涉及到阮真武的责任问题，而阮真武并未上诉，故本院对债务是否虚假问题不作审查。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

一、维持枝江市人民法院（2006）枝民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枝江市人民法院（2006）枝民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变更为：阮真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偿还张金兰、姚念正借款666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实际支出费1500元，保全费1480元，合计5480元，由阮真武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张金兰、姚念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礼 仁

审 判 员 朱 晓 玲

审 判 员 胡 远 亮

二○○七年五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袁 昌 芹

有关民间借贷的案例 篇2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 国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2012年国民收入总值已经突破了五十万亿人民币, 如果按照人均收入来计算, 已经接近四万人民币。在中央十八大确立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目标之后, 人均财富在未来几年会有突飞猛进的增长。然而, 在国民收入不断提高的当下, 中国老百姓的投资渠道并没有相应的被拓宽, 同时面临着投资机会较少的局面。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一段时间以来, 民间借贷行为在各个地方不断涌现, 特别是在沿海城市和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内陆城市, 一些非法的民间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的案例也时有发生。然而, 破解民间借贷的乱局还需要更加智慧的解决办法。

二、民间借贷与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目前, 从法律层面上来说, 我国法律对于不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进行了规定, 1997年新修改的《刑法》章节中, 主要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和“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成为惩治非法民间借贷的利剑。法律规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扰乱金融秩序的, 最高处十年有期徒刑;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的, 最高可以处死刑;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非法集资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然而, 从实践操作来看, 仍然没有能够阻止住民间的集资活动。反而, 这样的“非法集资”案件数量逐年增加, 涉案的金额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也证实, 有些案件的判罚并没有正确区分非法民间集资与合理民间集资的行为, 两者的界限也没有很好的厘清。司法的判罚还是主要以涉案金额规模的大小和利率是否超出国家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上”作为研判的依据, 而忽视了民间借贷行为的结果是否有利于借贷人脱离经营困境、忽视了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帮助放贷人寻求合理的投资渠道和放贷人主观上是否有犯罪的意识等, 抹杀了合法民间融资和非法民间借贷的界限。从长远来看, 这无疑对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是没有任何裨益的, 只是使得中国金融行业的垄断地位更加稳固, 而无法形成一个充分竞争的金融市场。

三、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破解之道

(一) 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为切入点提高资本利用效率

通过我国政府及货币当局的不断努力, 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正在逐步推进, 在对存款利率的下限和贷款利率的上限进行规定之后, 金融机构可以在这个利率区间进行充分的竞争。但是, 这种竞争还远没有充分体现出可贷资金的利用效率。客观的经济规律表明, 价格的高低是由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所决定的, 而利息就是可贷资本的使用成本, 成本的高低是由利率所决定的。利率越高, 使用成本也就越高, 可贷资本的价格也就越高。反之亦然。可贷资本的使用价格越高, 说明它创造利润的能力也就越强。市场上能够接受这个价格的借贷人利用这批可贷资本的效率也就很高。这本身也非常符合市场定价机制的原则, 也是当前我国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增加放贷人收益和抵御通货膨胀的有效途径。反之, 违背了市场规律, 变相地保护了金融行业通过规模优势而达到的垄断地位。

(二) 以政府为主导下使民间借贷的行为“阳光化”

根据初步的测算, 现有的民间融资规模约在三万至五万亿之间, 2011年中期同比增长38%, 约占中国“影子银行”贷款总规模的33%, 占全部金融贷款的比重约在7%左右, 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比重约为10%。虽然民间资本对于整个金融行业来说直接的影响不大, 但民间借贷的间接影响也不应被忽视。政府的金融管理部门以及相关法律部门应该在借贷主体、利率、担保、借贷期限等各个条款等方面作出明确的限定和规范, 推进《放贷人条例》的进度, 尽快推出民间借贷合同模板, 保护放贷人和借贷人的合法权益, 使民间借贷行为制度化、阳光化、合法化。

(三) 以政府为主导设立民间融资平台引导民间资本流向

古时大禹治水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 改变了堵的办法, 对洪水进行疏导。民间借贷的破解之道也应该以此以为鉴。资本总是要逐利的, 民间的资本更是这样。一味地对规模庞大的民间资本进行打压, 挤压其生存空间只能将其推到地下、非法的道路上去。这一方面给老百姓积累的财富带来巨大的投资风险, 另一方面也会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 特别是高企的物价带来巨大的难度。对待民间借贷资本, 更重要的在于疏导。温州金融改革试点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合法化、规范化民间借贷资本的基础之上, 由政府相关职能机构牵头, 帮助民间资本投资找寻收益性、风险性和安全性的平衡点。政策性地将其引导在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中去, 例如, 创新性的新能源开发行业、国家西部大开发计划和生物制药、航天科技等行业。规范其短期投机行为, 积极地引导长期投资以取得合理收益。

(四) 以事实为依据提高厘清非法与合法的民间集资界限

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问题思考 篇3

关键词：民间借贷 法律问题 建议

近几年来民间借贷引起的经济及法律纠纷越来越多，日益引起社会关注，这些恶性纠纷的存在不但容易酿成治安案件及刑事案件，还大大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治理和改善势在必行，下面我们就来做具体的研究和分析。

一、民间借贷存在法律问题的分析

1、法律规范不健全、不完善

法律对民间借贷的规定不健全、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之中，还没有专门的行政法规是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为一些不良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规避法律漏洞，常以合法的借贷形式隐盖非法的资金往来，一旦引起纠纷，即使诉诸法律，通过寻常的民商事审判手段往往无法揭露开非法的面纱。现行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中。民间借贷实为借款合同的一种，按照常理来讲，它的执行应该遵循金融借款的相关规定，但在实际实行的过程中却并非如此，民间借贷的规范远比金融借款合同的规范宽松，对于利息有无约定、还款期限有无约定，法律条文规定甚为简单，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容易让违约方钻空子；其次法律对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判断标准没有明确的界定和规范，致使司法机关在案件判别过程中，缺乏明确的标准做参考，进而导致错判，这一点在大规模投资为目的的合法民间借贷与违反规定的非法集资之间尤为明显，这种状况的存在给正当的民间借贷也带来了很大的制度风险。

2、民间借贷双方没有得到有力的保护举措

民间借贷这种融资方式带有很强烈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具有手续简单、方便灵活，不拘泥于固定形式的特点，给双方融资合作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由于我国民众法律意识普遍淡薄，很多民间借贷表现形式非常简单随意，口头借贷合同及内容简单的借据比比皆是，彼此之间的依靠完全信任来维系融资关系，有的民间借贷金额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借据却仅记载所欠本金数额，缺失借款期限、借款用途、还款方式、利息计算及违约责任等重要合同内容，一旦发生纠纷，当事人很难举证证明借贷事实，也给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带来诸多困难。

3、存在较为严重的高利贷现象

全国各地农村均存在不同形式、不同手段的“高利贷”现象，同样城市的高利贷也从没有灭绝。高利贷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惊人“高利率”，这一特性决定了它长期以来的“非生产性”，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或投资。近年来民间高利贷中，不乏“官银”的身影，其中更掺杂不少见不得光的黑金。事实上，很多黑钱都会通过这种民间拆借途径滚动，一方面民间拆借的隐蔽性刚好适合了这些资金‘见不得光’的需求。另一方面民间拆借目前利率高涨，别的领域投资确实难以找到如此高的回报，这部分黑钱又不太在乎风险。”跑路、自杀事件频频发生，高利贷背后的钱权交易隐现，随着越来越多的风险爆发，民间借贷引起的社会深层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二、完善民间借贷法律问题应该采取的举措

1、建立健全民间借贷法律体系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确保民间借贷程序规范化的前提和保障，因此加快步伐完善这方面工作势在必行，为此我国相关部门应该尽快研究制定出相应的法律，并对相关程序和规章作出系统化、细致化的规定，比如工商登记、交易范围、利率限制、法律责任及资金来源等，使之在操作的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除此之外还要制定相应配套的机制，比如为了达到法律规定之间的协调性和统一性，可修改相关的法律，最典型的就是《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避免使法官在判案的过程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为了加强司法实践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可细化相关的规章，并积极筹建个人信用评价体系，加强对其的引导、培训、服务及管理，从而为民间借贷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并严厉惩处借贷违规的操作，尽量减少高利贷等所造成的严重的社会危害。

2、采取有力举措，加大对正当民间借贷的保护

要切实保护好正当民间借贷行为，就要着重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首先相关部门要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内，尽量创新和完善金融形式，使民间资本尽快纳入正规的金融体系之内，当然在这方面我国政府部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推出了村镇银行、建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些举措不但设立的成本不高，还可有效吸纳民间资本参与其中，可谓益处良多，比如村镇银行极大的便利和规范了民间借贷行为，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其次加大对非法借贷行为的惩处力度，比如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赌博、走私、诈骗、贩毒等行为，还将金钱借给这类人，那么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就隶属于非法借贷的范畴，不但得不到依法保护，相反还要接受民事、行政制裁。再次，公安机关加强对违法借贷的打击力度，一旦查明有违法借贷行为，就予以严厉打击，增加其违法成本，让其不敢再违法，让民间借贷秩序得以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3、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的监督和管理

加大对民间借贷行为的监管力度是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有效举措之一，可将民间借贷纳入金融统计监测范围，这样有利于宏观金融调控效果的正常发挥，在一定层面来讲，民间借贷行为会对金融调控效果造成很大的冲击，此外相关部门还应当建立民间借贷的登记备案和检测制度，以便更好的对民間借贷行为进行监管和控制，要定期对从事借贷业者的会计账簿进行审查，深入了解其借贷详细情况，并对相关数据进行具体统计和分析，对于出现的问题及时妥善进行处理，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以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从以上内容的论述中我们可知，要完善好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制度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加强对实践的研究和分析，并和相关部门做好积极配合，一定可以有效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参考文献：

有关民间借贷的案例 篇4

图片是对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利率界限的图解。

8月12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了民间借贷十大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反映了当前民间借贷案件中的突出问题，也代表了法院对这些问题的基本态度； 江苏高院民间借贷八点风险提示

1、出借资金应当保存好证据。对于民间借贷的证明，包括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两个要件，因此出借资金，最好出具书面借条，同时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固定款项交付的证据，以免事后就是否出借资金发生扯皮。

2、慎重担当保证人。在借条上以保证人名字出现的，就应当承担保证责任，而非仅仅是见证人，在债务人违约不归还借款时，应当承担偿还责任。

3、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民间借贷应当符合法律对利率的最高限制，出借人在出借资金时，约定高额利息的，对于年利率超过24%的不予保护。

4、远离非法集资。借款人如果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借款，数额较大的，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等犯罪。出借人在出借款项时应当调查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审查借款人是否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特别是参与P2P借款交易中，应当加强资信审查，防止P2P平台公司卷款跑路。

5、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对于因不正当男女关系引发的分手费、“找关系、托人情”引发的请托费用、因赌博引发的赌债等属于非法债务，即使签订借条，也不受法律保护。

6、千万记住不要超过时效。出借人在借款到期后应当积极主张债权，如果出借人在借款期满后两年内从未主张过债权的，借款人可以主张时效已经超过而不归还借款。

7、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借款要慎重。出借人应当采用抵押等法定的担保方式，担保债务的履行。出借人仅仅与借款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或者扣留房产证等方式担保借款的，一般应按民间借贷关系处理。当事人主张将买卖合同标的物拍卖，以偿还借款的，可以支持。

8、虚假诉讼要追究法律责任。离婚诉讼中，配偶一方与第三人虚构债务，要求配偶他方承担责任的，不予支持。夫妻双方假借离婚逃避债务的，仍应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责任。对于查明属于虚假诉讼的，法院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还应承担刑事责任。

十大典型案例

一、仅凭“银行汇款单”不能证明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案情】2007年12月至2008年9月，纪某向郭某的银行账户分三次转账420万元。2009年1月，纪某向郭某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向郭某借人民币80万元，每月息一分计算，5月份归还。郭某在借条下方加注：09年7月27日收回借款40万元、8月26日收回借款30万元，11月6日收回借款10万元。2011年7月12日，纪某持三张银行汇款凭证诉至法院，要求郭某偿还420万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纪某称其因对郭某信任，碍于情面未要求郭某出具借条，与09年纪某向郭某出具80万元借条的事实不符；诉争420万元发生于80万元借款之前，纪某没有要求郭某先行偿还420万元或予以相应抵扣，对80万元予以清偿与常理不符；郭某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420万元系还款，但郭某负有一定的举证证明责任并不能免除纪某的举证证明责任。法院驳回了纪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寄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出借人仅依据金融机构划款凭证提起诉讼，借款人辩称该款项系出借人偿还双方以前的借款并就此提供了相应证据的，出借人应就借款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驳回其诉讼请求。

二、未实际发生借款事实的“借条”不受法律保护

【案情】2009年6月至7月，陈某某与陈某系恋爱关系。2009年7月16日，陈某向陈某某出具借条一张，载明陈某借陈某某现金100万元整，还款日期为2009年7月。2009年9月18日，双方因款项事宜产生冲突。后陈某某诉至法院，要求陈某偿还借款100万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对借款的真实性应综合全案证据和事实进行分析判断，结合陈某某出借款项的能力、庭审中陈述的提款方式、审理过程中不配合法院调查等事实，可以认定陈某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法院依法驳回了陈某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寄语】民间借贷案件审理中，债权人仅凭借条起诉，当双方争议焦点集中于是否存在借款事实且被告提出有力抗辩足以动摇“借条”在一般情况下反映借款关系之基础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借款金额大小、出借人的经济能力、交付方式、交付凭证、交易习惯、双方的亲疏关系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相关证据，并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借款事实是否发生。如果债权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款项交付事实，也不能就借款发生的具体情况作出合理说明的，对其请求不予支持。

三、“分手费”形成的借款不受法律保护

【案情】朱某诉称其与武某系特殊朋友关系，在相识期间，武某多次向其借款。2009年9月4日，武某向朱某出具借条，载明：今欠朱某人民币叁拾万元整。朱某诉至法院，要求武某支付30万元及相应利息。武某辩称双方系情人关系，没有经营往来，亦没有借款事实；借条系受朱某胁迫所写；武某已支付朱某分手费10000元。证人周某亦证实朱某与武某系情人关系，二人在2010年1月22日下午协商分手及分手费事宜。朱某与武某于2009年、2010年通过短信协商分手及还款事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朱某主张借款的唯一直接证据系武某书写的欠条。但该欠条形成于双方非正当两性关系存续期间，并不能直接证明该借条系因借款行为产生。双方短信往来相关内容只能证明双方协商分手及分手费事宜问题，亦不能证明实际发生借款300000元的事实。朱某诉讼请求依据不充分，依法不予支持，驳回朱某诉讼请求。

【法官寄语】现实生活中，当事人因分手等原因，一方承诺向另一方给付分手费，并出具借条。事实上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款事实。债权人仅凭借条起诉，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借款金额、出借人的经济能力、交付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相关证据，综合判断借款事实是否发生。如果债权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借款交付事实，也不能就借款发生的具体情况作出合理说明的，对其请求不予支持。

四、赌债不受法律保护

【案情】吕某与姚某、郁某系朋友。张某于2010年4月在姚某开设的香烟店里与吕某认识。同月28日，张某因赌博翻本之需向吕某借款。当日潘某强通过苏州银行以张某为收款人，出具了一张1000000元的银行本票给吕某。该晚，在姚某的口头担保下，张某与郁某赌博输掉1000000元。次日，张某将本票背书给姚某，姚某当天将该本票提示付款至其账户后，转帐770000元给郁某。同年5月初，在姚某的口头担保下，张某与郁某赌博输掉300000元，吕某替张某归还了该300000元。同年5月5日，张某向吕某出具了借条一份，载明：今有张某向吕某借人民币1404000元整，借款期为1个月，以房产抵押，房屋所有人张某。吕某主张2010年4月28日其另行出借100000元现金给张某，该1404000元中的4000元为借款一个月的利息。姚某因2009年至2010年间多次组织他人在其香烟店从事赌博活动，于2011年3月18日被法院以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吕某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归还借款1404000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吕某与张某既非亲属亦非朋友，出借1400000元之巨款仅收取4000元利息，明显不合常理。吕某的陈述前后矛盾。吕某主张借给张某100000元现金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认定。吕某与张某并不熟悉，吕某借给张某1300000元，按常理其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持高度的注意和谨慎态度。吕某与姚某为朋友关系，姚某在该段时间内经常组织他人从事赌博活动，该款项通过姚某介绍出借，借款也是在姚某开的香烟店洽谈的，该本票的提现及使用均由姚某操作，吕某陈述不知道张某借款用途明显与事实不符。特别是吕某替张某归还赌债300000元之事实上，吕某答应借款给张某但并未实际出借，而是在张某赌博输掉300000元后，以替张某归还郁某300000元的方式出借张某300000元，且该300000元赌债同样由姚某操作归还。该事实进一步印证了吕某明知张某向其借款用于赌博。赌博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违法活动，吕某明知张某借款用于赌博仍然出借，其借贷关系不受法律保护，驳回其诉讼请求。

【法官寄语】赌博产生的债务经常以借条、欠条等形式存在，借条上往往不会注明该债务系赌博债务。法官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中发现存在涉赌因素时，应从严审查借贷关系的合法性。原告不仅要举证证明其与被告借款事实的存在及款项的实际交付，还应举证证明该借贷关系合法有效。被告反驳借贷关系主张赌博债务并举证证明，当被告举证达到引起合理怀疑的程度时，原告还应就借款形成的时间、地点、经过、借款资金来源及资金交付方式、约定的借款用途、还款期限、还款方式、利息在场人、等有关细节详细说明。赌博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违法活动，对于明知其所出借的款项系他人用来从事违法活动而仍然出借的，其借贷关系不受法律保护。

五、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

【案情】宋某与焦某经营发廊时认识。2008年1月20日和3月6日，宋某向焦某出具借条，分别借款30万元和10万元，通过汇款形式支付，汇款金额分别为27.6万元和9.2万元。宋某于2008年3月19日起陆续归还合计5.8万元。2009年1月22日，宋某向焦某出具借条，借款90万元，约定还款期限为2009年6月22日。后焦某起诉要求宋某归还欠款90万元。宋某主张90万元系高利贷，双方约定了月息8％，30万元和10万元分别预扣了一个月的利息。90万元系之前两笔本金40万元按月息8％计算，利息为50万，合计正好90万元。法院审理后认为，银行汇款36.8万元以及宋某每个月归还的数额、90万元的构成均与宋某主张的8％月息相吻合，而焦某没有证据证明支付90万元，且无合理理由。法院遂判决宋某支付焦某本金36.8万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

【法官寄语】民间借贷案件中，高利贷现象较为普遍，约定的利率往往高于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对此法院予以适当调整，以最高不超过四倍为限，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无效，法院不予支持。出借人不得预先扣除利息，预先扣除利息的，以实际出借数额计算本金。对于借款本金数额的确定，不能单单依据借条认定，而应综合全案证据和事实进行分析判断。如果债权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交付事实，且不能就借款发生的具体情况作出合理说明的，对其请求不予支持。

六、以房屋买卖合同担保民间借贷的应按借贷处理

【案情】徐某诉称，2012年1月17日，其与缪某通过房产中介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由其向缪某购买海安县某小区的商品房一套，总价40万。合同约定，徐某于2012年1月17日给付缪某定金16万，缪某于2012年2月16日交付房屋，并办理归还银行贷款的手续和协助徐某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徐某于2012年2月16日付清余款。因缪某未能按期履行相关义务，致徐某至今未能办理相关房屋过户手续，徐某诉至法院。承办法官收到该案后发现事有蹊跷，2012年年初，位于海安县城东镇一处面积112.41平米的商品房只卖40万元，明显低于海安县同期的房价。经多次询问，缪某承认确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徐某借款16万元，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只是形式。房屋因欠信用社贷款27.2万被查封，缪某对外仍有很多欠款未还，如果房子被拍卖，徐某得到的钱就很少了，所以就以房屋买卖的形式多分徐某点钱。经过法官释明，该行为侵害了第三人的利益，徐某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缪某归还借款16万元，缪某也同意约期给付。本案最终以民间借贷纠纷调解结案。

【法官寄语】现如今，当事人之间以借贷为目的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作为担保的案件越来越多。事后双方发生纠纷时，大多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诉诸法院，实质却为民间借贷关系。法院在审理该类房屋买卖合同时，应当严格审查。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价格与市场价相差明显，双方当事人之间名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实为民间借贷关系。法院依法向原告释明，应当按照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履行，变更法律关系，但原告坚持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不变更诉讼请求的，裁定驳回起诉。

七、民间借贷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应当移送

【案情】宋某与刘某系夫妻关系，刘某在孙某开办的投资理财公司担任会计。2010年4月27日至5月11日，孙某分四次向范某借款380万元，刘某作为担保人在四张借条上签字。因孙某未按期还款，2010年6月25日，范某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刘某、宋某支付拖欠借款及违约金。2010年8月，公安机关作出立案决定书，对孙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2011年1月，孙某在公安机关供述了向范某非法吸储的事实。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所涉借款属于孙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一部分，遂裁定驳回范某的起诉。

【法官寄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据上述规定，法院已经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应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债权人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八、P2P平台为民间借贷提供居间服务，变相高额收费法院不予支持

【案情】2012年7月，A公司以“P2P民间往来抵押公证借款”形式为出借人蒋某、借款人丁某提供60万元的理财服务。丁某以其所有的房屋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蒋某。A公司每月向蒋某按照借款金额收取服务费、管理费共计0.25%，每月向丁某收取咨询费、管理费、服务费各0.5%。同时，丁某向A公司出具借条一份，借款金额为72万元，期限为6个月。丁某支付部分利息后，剩余款项一直未支付。借款到期后，丁某某未按约归还借款，A公司、蒋某持丁某出具的委托书将抵押的房屋直接过户至蒋某名下。因A公司就咨询费、管理费、服务费催要无果，故诉至法院。法院将咨询费、管理费、服务费等认定为金钱债务的利息及利息的变相形态，从而适用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利率四倍的规则予以了调整，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法官寄语】本案中，A公司以“P2P民间往来抵押公证借款”形式为蒋某、丁某60万元借款提供理财服务，要求出借人和借款人支付高达19万元的居间报酬，性质上属于通过收取高额服务费、咨询费等，变相收取远远超出法律规定的高额利息，严重损害借贷双方的利益。鉴于其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实质，对于超过银行同类利率的四倍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还要引起注意的是，P2P借贷平台为借贷双方提供了信息交互等中介服务，但由于对该类平台的监管机制存在缺失，导致相关纠纷日益增多，其中存在的经济风险和法律风险，应引起各方的足够重视。

九、因请托形成的债务不受法律保护

【案情】顾某与赵某系朋友关系，顾某委托赵某为其女儿上大学帮忙。顾某按赵某所说，将10000元请托款于2011年上半年汇入柏某银行帐户，后又委托朋友付给赵某20000元请托款。应顾某要求，赵某向顾某后补借据一份，载明：“借到顾某人民币叁万元整。据30000-今借人：赵某 2011.8.14”。法院审理后认为，综合款项的交付时间、交付方式过程与顾某女儿入学时间、顾某为女儿入学确向赵某请托等事实相吻合，再结合顾某对该笔债权的处理方式，足以认定该笔借款实为顾某交付赵某用于请托他人为其女儿上大学之用。双方就此形成的债权债务有违社会公序良俗，不应认定合法有效。法院遂驳回顾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寄语】民间借贷案件中，有些借条、借据字面上反映的是借贷关系，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真实合法的借贷事实，而是由某些其他基础关系引起的转化型借贷关系。对该类案件，应具体分析其基础关系而依法认定其效力。对于合法的请托，按照委托合同关系处理；对于涉及权钱交易等违背公序良俗的请托而形成的债务，如因为不符合条件，而请关系、找人情调动工作、升学、升职等形成的债务均不受法律保护。对于已经给付的部分，资金提供者主张返还的，法院不予支持。

十、超过诉讼时效的欠款不受法律保护

【案情】卜某于2003年1月16日、2003年5月21日、2003年12月26日、2004年5月29日、2004年9月21日向冯某借款5000元、5000元、8500元、10000元、2000元，合计30500元。2004年3月22日，冯某从新安信用社贷款20000元，与卜某各自使用10000元。卜某于2005年3月28日向冯某出具11000元借条一张，其中10000元为本金，1000元为银行贷款的利息。上述六笔借款除2003年1月16日借款使用期限至2003年12月1日，其余五笔借款对使用期限均未作出书面约定。后经冯某催要，卜某未偿还借款。双方因而成讼。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之间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以保护。关于2003年1月16日的借款，双方约定使用期限至2003年12月1日，卜某辩称此笔借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冯某予以否认，称自2004年起曾向卜某催要借款，并申请两位证人出庭作证，但两名出庭证人证言仅能证明自2004年至2006年间冯某曾向卜某催要借款，而冯某于2013年8月13日起诉来院，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其他五笔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冯某自认借款出借后一直向卜某索要借款，而卜某对于冯某要求其偿还其余五笔借款的宽限日期以及其明确表示不履行还款义务的具体日期，均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冯某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法院遂判决卜某偿还冯某借款本金35500元及相应利息。

民间借贷的用途 篇5

11月，李某在给两位熟人办理垫款赎证业务后，又向出借高利债的熟人吕先生借款35万元，吕先生知道李某是做垫款赎证生意的，以前打过交道，信誉还不错。出借款时，两人约定借款一个月，利息为月息3%，吕先生扣掉一个月的利息，实际借给李某的钱为33.95万元。数天后，李某对吕先生说为另一人办垫款赎证业务钱不够，吕先生又借给他16万元，扣掉一个月利息，李某实际拿走15.52万元。

然而，到了还钱的日子，李某先后两次共还了3.43万元，从此“蒸发”了。吕先生报案，去年5月16日，隐藏在营口市的李某被警方抓捕归案。

检方指控被告人李某骗取吕先生46万余元。李某当庭承认借款事实，但觉得自己没有骗吕先生。律师认为，李某虽然没有将借款用在承诺的办理垫款赎证业务上，但不该定性为诈骗。双方仅是民间借贷行为，希望法庭判李某无罪。

刑事法庭认为，李某承诺将借款用于办理垫款赎证业务，实际却没有这样做，钱也没有归还，因此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钱，数额巨大，构成诈骗罪。被告人及律师的相关民间借贷不构成诈骗罪的意见不予采纳。

西岗区法院一审判决李某有期徒刑9年8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李某服判没有上诉，本案已于日前生效。

民间借贷的法律分析 篇6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的问题, 由于各种原因, 我国更显突出。在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背景下, 中小企业从银行借贷更难, 故民间借贷迅猛发展, 并呈频繁化多样化的特色。调查显示, 近年民间借贷总量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6%至7%的水平, 相当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额的4%至5%。在我国, 民营企业近80%的资金需求来源于自我积累和民间借贷。江浙、广东一带, 民间借贷普遍, 温州民间借贷则更盛, 所引发的诉讼纠纷也越来越多。温州民间借贷利率月息最高达一毛, 民间借贷的风险已不得不予以高度重视。

但民间借贷已无法堵, 也不应堵, 而只能疏。当国家金融机构已无法承受企业借贷之重时, 应该将其从地下放归到阳光下的地面上。在货币紧缩的日子里, 中小企业的生存遭遇严峻挑战。因资金困难借贷无门, 有的企业甚至已削减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生产规模, 基本处于半停产状态。“因为国家存款准备金率一直往上调, 现在哪个行都一样, 银行手里没有那么多钱了。”银行贷款已不可能“我们这贷款指标已经没了。”某银行人士如是说。

但民间借贷如不加以理性的疏导, 则可能变为洪水猛兽。“我们直接贷款给你, 直接贷款给你利息是很高的, 假如你做生意拿去你是不合算的, 如果你周转一下是可以的, 周转十来天半个月是可以的, 你专门用我这个钱, 那你除非就是去贩毒, 能赚到这么多。”这是民间借贷人士的善意提醒。

本文拟在现有法治背景下, 就民间借贷将逐渐放开的价值判断下, 对其相关的几个重要法律问题做一分析, 期望对涉足其中的有关人士防范、规避或正视民间借贷的法律风险及责任有所助益。

(一) 民间借贷主体

1. 贷款人

2. 自然人

如贷款人是自然人, 因不存在任何限制自然人贷款的规定, 故法律上, 贷款人考虑的是借款的合法性, 之所以如此, 是因借贷关系的合法性是担保合法的基础, 而合法的担保才能获得法律的保护。现实情况下, 我国大部分民间借贷也要求担保。根据《担保法》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 主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无效。”考虑到我国《物权法》未采纳物权行为的概念, 更未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 因此, 即使担保是物的担保, 借款的合法性也会直接关系到贷款人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如果明知或有理由知道借款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仍进行借贷, 那么这种民间借贷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此, 即使借款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鉴于公法与私法的区分, 仍应肯定借贷合法成立, 即从属的担保亦有效成立, 借款人的违法行为则另案处理。简单说, 自然人作为贷款人所发生的民间借贷, 合法性有很强的法律保障。

自然人作为贷款人, 可能更需关注的是该自然人仅作为借款的过桥, 即规避企业之间禁止借贷的法律规定的行为, 贷款人形式上是自然人实质上是企业。这种民间借贷存在很大法律风险, 因其规避了《意见》或《条例》对金融的管制。

如该自然人的资金来源于其他自然人, 那么, 只要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该民间借贷应肯定为合法。

3. 企业

(1) 小额贷款公司或放贷人

依照《意见》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或《条例》成立的放贷人具有从事民间借贷的主体资格, 在其营业范围内所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受法律保护。详细内容另见它文分析。

(2) 一般企业

一般企业不能向企业贷款, 原则上, 企业间借贷仍然为法律所禁止。因此, 法律留给民间借贷的合法性空间是狭窄的, 核心是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是否归类为借贷 (法律) 关系?如何评判?重形式还是重实质?例:甲企业急需资金100万购买原材料进行生产, 其产品将以150万的价格卖给乙企业, 甲乙之间的法律关系有两种处理方式。第一种, 甲借乙100万, 甲卖出产品后, 将100万还给乙;第二种, 甲与乙签订买卖合同, 乙预付甲100万, 甲向乙交货后, 乙再付50万给甲。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第一种不合法, 第二种合法。现在考虑该例第二种方式的三种实际可能情形:一是甲与乙协商解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 甲将产品转卖给第三人丙, 从丙处取得货款后归还乙的预付款;另一情形乙将甲生产的产品转卖给第三人丙;第三种是甲与乙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 买卖是形, 借贷是实。不具有真实交易关系的企业之间的资金融通应认定为企业间借贷, 如实际存在的第三种情形;具有真实交易关系的企业之间的资金融通不是借贷关系。当然, 仍应在法律上避免企业间借贷的形式, 否则, 将极有可能被法院认定为无效。

企业借款给自然人受法律保护, 除非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3]。如自然人仅是形式上的借款人, 而实质上的借款人是企业, 在现有法律的框架下, 应认定为企业间借贷, 不能获得法律的有效保护。但民间借贷, 由于法律并未规定贷款人审查借款人借款用途的义务, 因此, 中小规模借款的合法性在法律上是稳定的。

(4) 借款人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 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由于借款人先使用资金, 后归还本金和利息, 因此, 就借款本身, 借款人不存在法律风险。随着民间借贷的发展, 有经验的贷款人开始在借贷合同中引入金融机构的贷款控制技术。这些条款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应认定具有法律拘束力, 因此, 鉴于借款人在合同上的弱势地位, 借款人仍存在很大的合同风险, 应引起重视。

(二) 借款的本金与利息

1. 本金

民间借贷先扣利息的做法, 是不受我国法律保护的。《合同法》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 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当事人约定改变的无效。例如, 借款100万, 年利率20%, 预先扣除20万的利息, 实际借出80万, 1年到期还本100万, 是不能获得法律支持的。贷款人实际只应得到还款 (本金+利息) :96 (=80+80*20%) 万。

2. 利息及计算

与民间借贷不同, 银行借款属有息借款, 而民间借贷不必一定约定利息, 是否计息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约定。当然民间借贷不仅约定利息, 事实上往往是高额利息。不过当事人的约定自由, 要受《合同法》、《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调整。从法的适用讲, 合同法是最新颁布的法律, 并且属特别法, 应优先适用, 没有规定的, 再适用其他法律和司法解释。

依《合同法》之规定,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 视为不支付利息, 即无息借款。如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 按约定支付利息, 如虽有约定但未明确具体的利息数目, 则应依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1条“借款双方因利率发生争议, 如果约定不明, 又不能证明的, 可以比照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息。”按契约自由的原则, 企业与自然人的借款可类推适用。

民间借贷即使无息借款, “有约定偿还期限而借款人不按期偿还, 或者未约定偿还期限, 但经出借人催告后借款人仍不偿还的, 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 应当准许。”[4]利息“可以比照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息。”

更值我们关注的民间借贷基本上都是有息的, 且往往是高息, 由借贷双方自由约定, 但约定的利息也并非毫无限制, 有合法与非法之分。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四倍的部分是不予保护的。《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 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这是对合法借款利率的保护, 也是对过高利率的限制。

过去, 司法实践的一贯做法是, 不支持自然人之间的借款计算复利, 如规定复利的, 则复利部分无效。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 法院已确立民间借贷适当保护复利的原则, 即“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 其利率超出同类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不予保护。”

(三) 证据与举证责任

民间借贷如借款人到期不能偿还贷款人的贷款, 很可能演变成一场官司, 由法院来主张正义。打官司就是打证据, 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民间借贷往往不规范, 借款或还款事实因证据缺失而不清楚, 而证据攸关官司输赢, 当事人切身利益的保护。从举证责任角度, 掌握证据规则, 注重程序并最终从实体上保护民间借贷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有重大意义的。

1. 借贷事实

按照“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 贷款人 (原告) 应当对所主张的借贷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司法实践中, 表现为贷款人首先应提供民间借贷的协议 (合同) 、借据或欠条等证据, 以主张借贷事实的成立。借款人 (被告) 要反驳贷款人的主张, 如主张借款已归还, 在贷款人提供上述证据后, 也负有提供相关证据的义务。

2. 证据的真实性 (1) 签名

多数情况下, 对贷款人提供的证据, 借款人会否认其真实性, 如借款人否认欠条上签名是本人亲笔签名, 这时需由双方共同选定或法院指定的具有资格的鉴定机关进行鉴定。按照“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 借款人对自己的反驳意见负有举证义务, 不履行其义务将可能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借款人可申请字迹鉴定, 预交鉴定费, 并配合鉴定机关做好鉴定工作, 以便查明事实真相, 切不可错误理解这是贷款人的义务, 拒绝配合。

(2) 印章或公章

贷款人应拒绝借款人使用私人印章代替签名, 因私人印章很难证明属其所有, 并且即使是, 亦很难证明证据上所加盖的印章由其本人所为。如借款人是企业使用公章, 仍不能欠缺实际签约人的签名。审慎的贷款人还应掌握借款人的工商登记、税务登记、机构代码等相应复印件材料, 必要时予以确认。

3. 作为借款人的自然人死亡

现实中民间借贷的借款人仍有许多是自然人, 而在借款人死亡时会引发借款人是企业时所没有的特别问题。继承人 (被告) 否认借款事实并否认证据的真实性, 如欠条上签名的真实性, 此时继承人负有举证责任, 可提供借款人生前所写字迹材料作第一次鉴定。如鉴定结论是欠条上的欠款人签名与继承人提供的鉴定材料非同一人所写, 即否定借款事实主张, 则贷款人如对该鉴定结论有异议, 可提供借款人生前书写的有关材料申请第二次鉴定。更经济的选择是, 两次鉴定并为一次进行, 由法院“一步到位”查清事实真相, 作出公正的判决。

摘要：当前, 我国不少地方民间借贷呈现出迅猛发展之势, 所引发的纠纷也越来越多。本文从法律的角度对我国的民间借贷进行分析, 期望对有关人士防范、规避或正视民间借贷的法律风险及责任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间借贷,法律分析,借贷主体,本金,利息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的批复.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

论民间借贷的认定 篇7

当事人在合作开发协议中约定，其中一方无条件收回投资且收取固定的利润，而未约定投资风险的负担，并且该方也未实际参与经营活动的，应该认定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

【案例索引】

一审：瑞安市人民法院（2014）温瑞商初字第212号（2014年5月29日）。

【案情】

原告：周某

被告：虞某

被告虞某称其在湖北省武昌区从事房地产开发，邀请原告周某参与投资合作。2008年7月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合作投资分红包干协议书》，约定：合作开发项目位于湖北省武昌区某站；原告总投资600000元，于2008年7月25日支付投资款200000元，于2008年8月25日支付投资款400000元；600000元投资款的50%即300000元作为原告的固定利润；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被告退还原告投资款600000元，验收后两个月内支付利润300000元。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于2008年7月25日向被告交付200000元，于2008年8月26日向被告交付400000元，被告分别出具收条交原告收执。2009年下半年，原告发现被告也是投资在别人名下从事房地产开发，并且该房地产开发项目在2009年上半年已经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之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退还投资款，被告于2010年1月17日退还50000元，于2011年退还20000元。2012年12月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承诺书，承诺以被告在江西某建设工程集团公司青海分公司股权分红的30%退还原告的投资款。

此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未果，故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退还原告投资款53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即年利率5.5%从2008年8月26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补充陈述：2014年1月4日，被告又退还投资款100000元，故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要求退还的投资款变更为430000元，对于退还的投资款100000元从2008年8月26日起至2014年1月4日止的利息损失仍然主张被告支付。

【审判】

瑞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从原告周某与被告虞某签订的协议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原告周某仅投入资金，不参与经营管理，不承担任何风险，无条件收回投资，并收取固定的收益。可见，原告周某与被告虞某名义上是合作开发房地产，但双方之间并不共同经营，亦不共担风险，不符合合作的基本特征。原告周某仅投入资金无任何风险，并享有无条件的固定回报，符合借贷法律关系的特征。故原告周某与被告虞某之间签订的协议的性质已不再和它的名称一致，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被告虞某未按约定及时足额返还借款，与法相悖。原告周某放弃协议约定的固定收益，仅主张从2008年8月26日起按年利率5.5%计算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故判令被告虞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周某借款本金430000元及利息损失（本金430000元按年利率5.5%从2008年8月26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本金100000元按年利率5.5%从2008年8月26日起计算至2014年1月4日止），款交本院转付。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评析】

一、当事人签订的协议的性质

因现有法律对本案所出现的这种情形应如何认定未作出明确规定，就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的是合伙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在审判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

合伙关系的主要法律特征是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而借贷这种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是让渡资金的使用权，一定期限后收回本金并收取固定的收益。本案中，从原告周福兴与被告虞上成签订的协议内容及实际的履行情况来看，原告周福兴仅投入资金，不参与经营管理，且不论盈亏，均无条件收回投资，并收取固定的收益。可见，双方名义上是合伙开发房地产，但并不具备合伙关系的法律特征。相反，协议中约定原告周某仅投入资金，无任何风险收取高额回报，符合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故此，应该认定原、被告之间形成的是民间借贷关系，而非合伙关系。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二）项规定：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货币的，应当认定为借款合同。本案事实虽然不完全符合上述两个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本质特征是相同的，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符合上述两个司法解释的立法精神。

二、对照法律关系特征法的运用

近年来随着民间资本的空前活跃，出现了各种新形式的经济活动，而法律制定的相对滞后，使许多情形无法从现有的法律规定中找出相对照的法条。此时，运用对照法律关系特征法适用法律成为必然选择。所谓对照法律关系特征法，是指先指出某种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然后通过与案件事实的对照，得出是否属于该种法律关系的结论。这种方法可以克服过于机械引用法条的缺点。如前所述，法律不可能考虑到所有情况，不可能规定的面面俱到。比如本案我们只要抓住借贷这种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是让渡资金的使用权，一定期限后收回本金并收取固定的收益。凡是具备这个特征的即可认定为借贷关系，不因当事人方之间签订的协议名称，而否定其属民间借贷的性质。

三、案由的确定

本院在受理此案时以合伙协议纠纷立案，结案案由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立案案由和审理后确认的案件性质不一致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立案案由是法院立案部门在对起诉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后确定的，随着审理部门查清案件事实、理顺法律关系后，如发现立案案由有误，可以做出更正。因此，立案案由对法官审理案件没有约束，并不影响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