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民间借贷十大典型案例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民间借贷十大典型案例（共4篇）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民间借贷十大典型案例 篇1

浙江省高院关于民间借贷典型案例

案例一：金某诉陈某、耀昌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 【裁判要旨】

虽然出借人提供了收条以证明出借款项已经交付，但就600万元的巨额借款，直接以现金进行交付的交易方式并不符合常理，出借人还应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巨额借款的现金来源，并就以现金方式进行交付的必要性作出合理解释。在出借人无充分证据证明巨额出借款项的现金来源，且就以现金方式交付的原因所作解释前后矛盾，并辨认借款人照片错误的情况下，足以否定收条的真实性。【基本案情】

2009年12月7日，耀昌公司、寿某向金某出具保证函一份，保证函载明自2009年12月7日起陈某向金某的借款在600万元以内由耀昌公司、寿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期限为主债务期届满两年。2009年12月11日，陈某、金某在载明以下内容的借款协议上签字，借款协议约定陈某向金某借款600万元，陈某承诺于2010年1月11日归还100万元，2010年3月11日归还100万元，2010年5月11日归还100万元，2010年8月11日归还100万元，到2010年12月11日全部还清，金某可随时催讨，并承诺到期未还承担违约金50万元以及所有诉讼费用及律师费，协议第三条还约定本协议也作为借款凭据，双方一经签字盖章视为陈某已借到金某人民币600万元，现金交接清楚，各方均无异议，陈某不再另行出具借据。同日，陈某在载明“今收到金某现金人民币600万元整，以此为凭”的收条上签名、捺印。2010年3月22日，陈某向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控告金某以虚假诉讼的方式企图非法占有其财产。金某诉至法院，要求陈某还款并承担违约金、律师费，耀昌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金某与陈某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金某有无将600万元现金交付给陈某。

一、从借款的交付凭证来看，金某除提交的收条外并未提交款项交付的相应凭证。

二、从借款的资金来源来看，金某前后陈述不一致。金某在法院对其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有200万元左右从其合作银行卡中取出，具体分几次何时取款记不清楚，另外的钱本来就准备在那里的，因为年底其本来就准备了很多现金”。而在第二次庭审中，金某又陈述其在2009年12月7日之后的4天时间里面准备了600万元现金，其中150万元是于2009年12月11日从合作银行的帐户中取出，另外的450万元有些是本来就放在保险箱中的现金，有些是向朋友借的，具体向谁借的则拒绝陈述。

三、从款项交付的过程来看。金某主张600万元借款是在2009年12月11日下午在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丝绸公司办公室里以现金方式交付，其中10万元一捆，共60捆，分三个黑皮包装，每个皮包20捆，由陈某拿两包，郎某拿一包，但其关于如上现金交易的过程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在现代金融交易如此便利的今天，而金某是经商多年的商人，如此大额的款项竟然采取如此简便的交易方式，显然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

四、从现金交付的原因来看，金某主张600万元借款系在签订借款协议的当天以现金方式交付给陈某，但是对于如此大额款项为何采取现金方式交付，金某前后三次陈述均不一致。第一次庭审中，金某代理人陈述，借款时金某提出要转帐给陈某，但陈某表示其在法院涉及多起诉讼，如转帐可能被法院冻结，故要求金某以现金方式交付。法院向金某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金某陈述其自己觉得现金交易方便。第二次庭审中金某又陈述，是陈某说要现金，不能转帐，并且对于陈某在法院是否涉及诉讼并不知情。即使如金某所陈述因陈某涉及诉讼不便直接打入其卡中，也完全可以采取转帐至非陈某开户的帐户进行交付，更何况陈某是为承建耀昌公司厂房所需资金而借款，所借款项不可能一次性用完，按照常理，如此大额的款项不可能现金存放于家中，自然还是要存入银行的，故金某陈述关于陈某要求现金交易的理由或者其自己喜欢现金交易的理由均不符合常理。

五、从金某的出借动机来看，也与常理不符。据金某陈述其之前并不认识陈某，只是经郎某介绍陈某向其借款后才认识，而对陈某的资信情况，只是通过介绍人郎某了解了一下，并未实际考察、核实，对担保人耀昌公司、寿某的资信情况也未实际核实，且其表示只是为了赚取2分的月息，就同意出借给陈某600万元。为了赚取2分月息，金某就如此轻率地出借如此大额的款项显然不符合其经商多年的商人身份，更何况据金某本人陈述，其出借的600万元借款部分是向朋友所借。为赚取2分月息，通过向朋友借款来出借给一个根本不熟悉的人，显然也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

六、关于金某是否认识陈某、寿某。第二次庭审中在陈某代理人当庭提交一组照片要求金某辨认哪张照片是陈某、寿某时，金某快速地指出其中两张认为是属于陈某与寿某的照片，但是事实上金某辨认错误。金某对此的解释是自己老花眼所以认不出来，但是在辨认阶段，金某在庭上直接指出照片下面的编号。如果其无法看清照片的话，对下面细小的编号更加不可能快速的指出。显然，该解释不成立。对于担保人寿某，因金某只见过一次面以致生疏不能辨认正确尚可理解的话，但对于向其借款600万元且两次会面超过两个小时的借款人都辨认错误显然不符合常理，更何况金某在庭上多次表示认识陈某，对此问题的合理解释只能是金某并未见过陈某本人。综上，金某主张现金方式直接交付给陈某600万元借款，但其未提交相应的交付凭证，结合其庭审陈述亦不足以证明其与陈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已将600万元借款交付给陈某的事实。因此，金某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金某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就当事人所争议的本案所涉600万元借款有无交付问题，虽然金某提供了落款时间相同的借款协议和收条以证明已经交付，但在以600万元现金直接进行交付明显不符合常理的情况下，金某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600万元现金交付的必要性和现金来源，且其在一审中就该两问题前后几次所作的陈述相互矛盾。同时，金某虽主张是在自己的办公室将600万元现金交付于陈某，但其在一审庭审中却将陈某的照片辨认错误，将一张明显比陈某年轻很多的人的照片指认为是陈某的照片，说明金某其实并不认识陈某，由此，其关于在自己的办公室将600万元现金交付于陈某的主张不能成立。金某上诉主张，用以对比照片的陈某的户籍资料未经其质证，但一审庭审中，陈某的委托代理人将陈某的户籍证明原件作为了证据出示，金某对该证据未提出异议，只是辩称自己是老花眼，因没有带老花镜，所以对照片辨认不清。综上，金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例二：叶某诉曾某民间借贷纠纷案【裁判要旨】

一、出借人明确要求以受托人为借款人的，虽然出借人明知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关系，但不应由委托人来承担还款责任，而应认定受托人和出借人即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对各自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二、借款人对借款交付的金额有合理异议时，应由出借人对所主张借款金额的交付承担举证责任。【基本案情】

2010年12月某晚，案外人潘某联系叶某，意向叶某借款，由曾某作担保人。当晚写借条时，叶某提出，曾某是公务员有稳定收入，潘某则是“村官”，要求以曾某作为借款人才同意借款。经潘某向曾某请求，曾某同意作为借款人，并填写借条，向叶某借款60000元，潘某签名担保。后潘某与叶某一同去建设银行取款，并在银行交付给潘某借款40000元。另查明，潘某、曾某系恋人关系。因潘某、曾某未及时还款，故叶某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曾某归还借款本金60000元并按约定的2分月息支付利息。【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虽然曾某辨称自己只是受案外人潘某之托，以借款人名义出具借条，但曾某也承认，叶某明确要求其作为借款人出具借条，而其最终也同意，可见双方的借贷意思表示是真实、自愿的。故从曾某出具借条的行为，应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双方都认同借款发生在12月，而非借条上载明的7月12日，但对具体日期均不能确定。叶某根据提交的银行卡客户查询单，主张2010年12月27日取款55000元，并加上5000元现金，是交付借款的资金来源。但查询单显示，该笔交易是发生在银行营业部窗口、现金支取而非ATM机取款，与叶某、曾某都称借款发生在晚上、是从ATM机取款的陈述不符。故对叶某该主张不予采信。曾某辩称叶某没有交付借款，但又提交了潘某所写材料并认可材料的真实性，该材料中潘某承认收到借款40000元。曾某与潘某是准备结婚的恋人，而且是一同去向叶某借款，填写借条时两人都在场，其对借款交付给潘某有指示，符合日常生活情理，其盖然性较大，故可以认定借款已实际交付40000元。对其余20000元是否交付，叶某不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认定。自然人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应认定叶某、曾某之间借款40000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合法有效。综上，对叶某要求曾某归还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对能够认定交付的40000元，依法予以支持，对其余不能认定的20000元，依法不予支持。据此判决：

一、曾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叶某借款本金4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二、驳回叶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案例三：庞某诉孙某民间借贷纠纷案【裁判要旨】

借条、收条、借款协议等书面直接证据并非认定借贷关系发生的唯一依据。电话录音、证人证言等间接证据，只要能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借贷事实发生的，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基本案情】

庞某提供了与孙某之间的两次电话录音证据，孙某在录音中多次认可2万元的债务，庞某据此向法院起诉要求孙某归还借款。孙某多次收到法院传票传唤后仍拒不到庭，也未就庞某的主张进行抗辩。【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庞某主张其与孙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向孙某履行了交付借款的合同义务，应由庞某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从一般情理分析，借款时由借款人向出借方出具相应的借条等书面借款手续是一种已被大众熟知和认可的方式，庞某作为一名财务人员，通常来说具有比一般大众更为谨慎的注意意识。根据庞某的陈述，庞某和孙某之间除该笔借款外，其他并无经济上的往来，可见双方之间的交往并不密切。根据法庭调查，庞某自认在其工作的林明公司的年收入为2万至2.5万元之间，庞某将其近一年的年收入出借给一个从未与之发生过经济往来的同事，而未要求对方出具相应的借款手续，显然有违常理。另庞某为证明其主张提供的证人证言及录音资料等证据，也均在不同方面存在缺陷，故不予采纳。据此，判决：驳回庞某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庞某与孙某之间的借款关系虽无书面借款凭据，但庞某提供的录音资料及证人证言相互关联、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孙某向庞某借款2万元且至今未还的事实，而孙某亦不到庭答辩，放弃了对庞某主张的抗辩权，也未提供推翻借款事实的相反证据，故对庞某要求孙某归还借款2万元的主张予以支持。鉴于庞某关于利息约定的主张证据不足，故对庞某要求孙某支付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判决：撤销原审判决，孙某归还庞某借款2万元。

案例四：傅某诉席某、方某、汪某、叶某、胡某、范某民间借贷纠纷案【裁判要旨】

一、“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不能限定为夫妻一方以个人单独名义所负债务。夫妻一方与他人共同向第三人借款，形成共同债务，也属于“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的范畴。

二、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向银行贷款用于家庭经营，后向他人借款用于归还该银行贷款，该借款应认定为家庭经营所需，以此认定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基本案情】

2009年1月20日，席某、汪某、胡某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浙江省开化县支行签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其后该行分别向三人发放了每人5万元小额联保贷款，共计15万元。为归还上述15万元贷款，2009年10月18日，席某、汪某、胡某三人向傅某借款15万元，约定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付，定于2009年10月20日前归还。借款到期后，席某、汪某、胡某均未归还傅某借款15万元及利息。该笔借款发生在席某与方某，汪某与叶某，胡某与范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2010年4月7日，方某与席某办理离婚登记手续。2010年4月16日，傅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席某、方某、汪某、叶某、胡某、范某归还借款15万元及利息。【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傅某与席某、汪某、胡某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受法律保护。席某与方某，汪某与叶某，胡某与范某系夫妻关系且债务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傅某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予以支持。判决：席某、方某、汪某、叶某、胡某、范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傅某借款15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方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本案讼争借款是席某、汪某、胡某三人共同合伙向傅某借款，该债务是合伙债务而非个人债务，且席某向傅某借款时方某并不知情，也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傅某对方某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讼争借款是否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方某主张本案讼争借款系席某等三人的合伙债务而并非席某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故不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即使视为个人债务也不应将汪某、胡某的负债视为方某的夫妻共同债务。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系相对于夫妻双方负债而言，并非与“合伙债务”对应的“个人债务”同一涵义。且从个人合伙的相关法律规定来看，合伙之债亦可由合伙人的家庭共有财产承担。从2009年10月18日的借条来看，席某、汪某、胡某均在借款人一栏处签字，且席某、汪某、胡某对本案讼争借款系用于归还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联保贷款的事实亦予认可，席某、汪某、胡某理应对本案讼争借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从办理小额联保贷款的过程来看，席某、汪某、胡某三人组成联保小组，其中任一小组成员的借款均由联保小组的所有其他成员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方某、叶某、范某承诺为其配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叶某、胡某、范某对该事实均予认可，方某虽主张在贷款申请材料上其本

人的签字为席某找他人代签，但结合傅某提供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和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应视为傅某已经举证证明本案讼争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例五：来某诉韩某、杜某民间借贷纠纷案【裁判要旨】

村委会出具证明表明借款人与其配偶长期处于分居状态，借款人多年未归家，借款人未尽家庭义务，法院经过走访了解到的情况与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内容能相互印证。结合出借人与借款人认识、来往的过程，出借人应当能够从借款人夫妻关系的外观表象确定其二人未共同生活。故出借人主张借款为借款人夫妻双方的共同债务，应当就借款人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经营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其举证不能的情况下，不应支持其该主张。【基本案情】

2009年4月2日，韩某向来某出具借条一份，确认因贩卖茶叶缺乏资金向来某借款40万元，并承诺于2010年1月归还，然韩某至今未归还借款。韩某与杜某曾系夫妻关系。韩某自1998年离家，经常租住在来某开办的旅馆内，不尽家庭义务，并曾因赌博被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处罚。韩某与杜某于2009年7月15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庭审中，来某变更其在起诉状上确认的借款时间，认为借款分四次借取：第一次是2009年3、4月份，借款金额为10万元；第二次是在此后10天左右，借款金额为5万元；第三次是在此后一个月不到，金额为15万元；第四次是在此后半个月不到，金额为10万元。二审中，法院对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上城埭村村民及村委会进行了走访，均证实韩某、杜某长期分居，韩某多年未归的事实。来某诉至法院，要求韩某、杜某就40万元的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韩某认为40万元借款并未实际发生的观点缺乏有效优势的反驳证据证明，不予采信。韩某理应按照其承诺，在2010年1月前将40万元借款返还给来某。韩某未依其承诺返还借款的行为属违约，来某要求韩某归还40万元借款并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涉案债务虽系在韩某与杜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然现有证据显示，韩某与杜某长期处于分居状态，韩某未尽家庭义务。韩某的家在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上城埭村，与来某开办的旅馆并不太远，韩某却经常租住在来某开办的旅馆内，该事实也显示韩某与杜某的夫妻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涉案借款金额高达40万元，显然不是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在第一笔10万元借款未清偿的情形下，来某又连续三次出借给韩某借款，明显也与正常的借款行为不同，然来某对此也没有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在此情形下，来某有义务举证证明韩某所取得的40万元借款用于韩某与杜某的共同经营，在来某不能举证的情形下，涉案债务依日常生活经验不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来某要求杜某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判决：

一、韩某归还给来某借款4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本金4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0年4月29日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来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来某与韩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事实清楚，韩某未按时归还借款本息，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杜某对于韩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借债务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此，现有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上城埭村村委会出具证据证明韩某、杜某长期处于分居状态，韩某未尽家庭义务，法院走访的结果与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上城埭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相互印证，能够证明相关的事实。结合本案中来某与韩某认识、来往的过程，来某应当能够从韩某、杜某夫妻关系的外观表象确定其二人未共同生活。因此，来某主张本案系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就韩某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经营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来某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来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例六：朱跃某诉朱学某、赵某、第三人朱忠某民间借贷纠纷案【裁判要旨】

一、法律并不禁止直系亲属之间形成包括借贷合同在内的交易关系。但对直系亲属之间交易关系和债权转让关系的审查和确认，应考虑特定当事人的经济状况，有关当事人应依法承担的赡养、抚养义务等具体情况。

二、处理涉及直系亲属间交易关系的纠纷时，在意思自治和公序良俗的利益考量中应更强调公序良俗的价值取向，案件的处理结果应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观念与善良习俗，优先考虑保护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符合实体正义的要求。

三、在当事人的经济地位和诉讼能力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下，法官应妥善行使诉讼指挥权，平衡当事人的诉讼利益。【基本案情】

2003年11月在旧村改造过程中，朱学某、赵某夫妇为参加54平方米旧村改造安置用地的招投标，于2003年11月15日向儿子朱忠某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向其子朱忠某借款1365000元，按银行同期借款利率四倍计息，借款用于旧村改造安置建房的投标用地，承诺以上借款在收到朱忠某以书面形式要求归还借款的通知后一个月内还清；如无力归还，该建房用地使用权和建好后房屋的所有权归朱忠某所有。2003年11月15日和11月18日，朱忠某以朱学某的名义分两次汇入旧村改造办公室1365000元。2007年8月13日，朱忠某委托律师向朱学某、赵某夫妇发出律师催款函，要求朱学某、赵某在收到催款函后一个月内归还借款本息2839200元。2003年11月11日，朱忠某向朱跃某出具借条一份，载明朱忠某向朱跃某借款人民币1500000元整，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息。2007年8月13日，朱忠某委托律师通过申通快递向朱学某、赵某寄送快件一份，快递详情单上未载明寄送的材料名称，朱学某在快递详情单上签字签收。2007年9月1日，朱忠某与朱跃某达成一份《债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将朱忠某享有的朱学某、赵某1365000元借款本息转让给朱跃某以抵销朱忠某尚欠的2003年11月11日借款的部分本息。2007年9月14日朱忠某通过申通快递向朱学某、赵某邮寄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一份。2007年9月26日，朱跃某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朱学某、赵某邮寄了催款通知书和债权转让协议书各一份，但朱学某、赵某拒绝签收。2007年9月14日，朱跃某通过申通快递向朱学某寄送快件一份，快递详情单上未载明寄送的材料名称，仅有收件人签名“朱”字。另据见证人赵某的弟弟，即朱忠某的舅舅给法院的信函中所述，朱学某、赵某夫妇已年过八旬，有四子三女，当时因54平方米安置用地和父母的赡养问题与四个儿子之间曾多次协商，考虑到朱忠某拥有加油站，资产丰厚，父母最终决定把54平方米安置用地和晚年生活托付给朱忠某。双方约定在父母有生之年不将借条公之于众。本案的借条系朱忠某聘用律师几易其稿后形成的。现朱跃某诉至法院，要求朱学某、赵某立即归还借款1365000元，并支付约定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止为1796340元）。【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朱忠某与朱学某、赵某之间的借款真实，依法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朱忠某与朱跃某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已依法履行了通知义务，因此，该债权转让协议对朱学某、赵某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据此判决：

一、由朱学某、赵某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朱跃某借款本金人民币1365000元，并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四倍按本金1365000元支付自2003年12月15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的利息。

二、驳回朱跃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朱学某、赵某夫妇对2003年11月15日借条的形式真实性并无异议，但对1365000元款项的性质及债权转让是否通知存在重大争议。经审查，该借条反映的并不是单纯的借款关系，还与朱学某、赵某54平方米安置用地所建房屋的所有权及居住权相关联。朱忠某在一审用以证明已经向朱学某、赵某履行了催款及债权转让通知义务的证据——两份申通快递详情单表明邮件系由律师和朱跃某经手办理，详情单上均没有载明寄送的材料名称，朱学某、赵某也否认收到债权转让通知的事实。据此，本案争议的债权转让已经通知朱学某、赵某的事实不能直接确认。另，朱学某、赵某夫妇年过八旬，需要子女的关心和照顾，54平方米安置用地上所建的房屋系朱学某、赵某的养老栖身之所，朱忠某作为负有赡养义务的子女，明知父母没有偿付能力，在律师参与下，经几易其稿，最终形成由其与父母签署约定四倍借款利息且包含严格违约责任的借条，后又将该债权转让给朱跃某。如按照借条约定的利息条款计算，现该1365000元款项的本息累积已达数百万元，原本可安享晚年的高龄父母将陷于债务困扰之中。朱忠某在本案中的相关行为不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观念。法庭不是单纯的诉讼竞技场，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始终是法院在审理本案中优先考虑的因素。综上，认定朱忠某和朱跃某之间债权转让不成立，朱跃某相应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至于朱忠某和朱跃某，朱忠某和朱学某、赵某之间的债务纠纷，宜通过其他合理合法途径解决。原判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实体处理不当，经院审判委员会决定，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朱跃某的诉讼请求。案例七：孔某诉徐某、郑某民间借贷纠纷案【裁判要旨】

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虽未在书面债权凭证中约定利息，但有证据表明债务人连续有规律的支付利息的，可认定当事人之间的借款为有息借款。【基本案情】

自2008年9月起，徐某与孔某有借款往来，截止2010年6月8日，孔某结欠徐某750000元。同日，孔某向徐某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从徐某处借款750000元，借期一年。并备注：之前所打的借条全部作废，以此借条为依据。后孔某于2010年7月1日支付徐某19750元，2010年8月2日、8月30日，孔某各支付徐某18750元，自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3月9日，孔某每月初左右支付徐某11250元，共计124750元。另孔某于2011年2月21日归还徐某50000元，2011年2月25日归还徐某20000元，2011年2月28日归还徐某30000元，2011年3月18日归还徐某20000元，2011年3月28日归还徐某50000元，共计170000元。另查明，孔某与郑某于2008年7月29日登记离婚。【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徐某提供的《借条》、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等可以证明孔某向徐某借款750000元的事实，庭审中，徐某认可孔某于2011年2月21日归还其50000元，2011年2月25日归还其20000元，2011年2月28日归还其30000元，2011年3月18日归还其20000元，2011年3月28日归还其50000元，共计170000元均为本金，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认可，故徐某要求孔某归还580000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民间借贷可以有偿，也可以无偿。借贷双方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视为不支付利息，但借款人自愿给付利息的除外。对于该项借款是否约定利息，徐某与孔某并无深交，根据常理，徐某不可能将资金无息交与孔某

使用，孔某2010年7月1日支付徐某19750元，2010年8月2日、8月30日，孔某各支付徐某18750元，自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3月9日，每月初左右支付徐某11250元，应当认定是孔某自愿支付徐某的利息，即使该利息已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四倍，因该利息不损害国家、社会共同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予以认可。但徐某主张自2011年3月起按月息1.5％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在《借条》中并未明确约定利息，故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年利率5.31％自2011年6月7日暂计算至2011年8月15日为5817.40元。本案中，孔某的借款行为发生时，其与郑某已经离婚，故徐某要求郑某共同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判决：孔某归还徐某借款本金58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等。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徐某与孔某之间的借款关系是否约定支付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但关于利息的约定既可以采取书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口头形式，虽然徐某提供的借条并未对借款利息作出约定，但徐某主张双方口头约定了借款利息且已实际履行，徐某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亦可以证明就本案借款孔某曾连续有规律地支付利息，故孔某关于本案借款系无息借款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八：程某诉茅某、王某民间借贷纠纷案【裁判要旨】

保证人担保债权的数额前后记载存在矛盾，且当事人对此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5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真实意思”的规定，从保证人是否参与借贷合同的订立过程、对借贷数额是否知晓及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目的，并结合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判定保证人担保债权的真实数额。【基本案情】

2008年5月26日，王某与程某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王某向程某借款50万元，借期3个月，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茅某受王某的委托向程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两年。茅某在保证人栏内签署了“本人同意担保三个月50元整”的意见。该借款协议签订前，茅某与程某、王某参与了借款的协商。同日，王某向程某出具收条，收到现金50万元。借款期限届满后，王某未归还借款本息，茅某也未履行保证责任。程某于2008年10月9日提起诉讼。

【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茅某担保的金额是50万元还是50元。虽借款协议形式上写明担保金额为50元，但不符合常理，首先，茅某知道王某向程某借款50万元的事实，也为王某其他多笔债务提供过担保，应该明确担保的数额；其次，茅某也同意为该笔债务提供担保，如仅为王某担保50元，就失去担保的实质意义，显然协议中所定的50元是一个笔误，应为50万元。故对茅某的主张不予采信。程某请求茅某对主债务、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程某与茅某约定的担保范围是50万元，故对程某主张的利息和逾期还款违约金之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程某主张王某支付利息及逾期还款违约金之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茅某作为保证人，在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王某追偿。据此判决：

一、王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程某借款50万元，并支付利息及逾期还款违约金；

二、茅某对借款本金50万元承担保证清偿责任，茅某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王某追偿；

三、驳回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程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所涉借款协议系保证借款合同，从协议签订的目的而言，是为保证程某的50万元债权实现，如果茅某仅为该笔50万元借款提供50元担保，这无疑使保证合同的担保目的落空，不符合常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断，协议中茅某的书写应为笔误，其真实意思应是为50万元债务提供担保。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程某仍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

再审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所谓合同解释是指法官基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合同内容进行分析说明以及填补合同漏洞的行为。合同解释的目的是为公正裁判提供合理的支持，探求真意、补充漏洞乃至修正解释只是解释的手段。本案中，茅某在签订借款协议前，参与了王某向程某借款50万元的协商，对王某借款50万元的事实知情，茅某在担保人栏内同意担保的真实意思应为对王某的5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如果茅某仅仅为其中的50元提供，该担保本身则无实际意义，而程某要求茅某提供担保也是为保证其50万元债权不致落空，故50元不应认定为系茅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否则有违民事活动的诚实信用原则，也不符合茅某同意为王某提供担保的真实目的，故一、二审法院认定茅某在担保人栏内虽写有为王某50元担保，但其真实意思为50万元正确。茅某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据此，驳回茅某的再审请求。

案例九：朱某诉广大建设公司、沈某、茅某民间借贷纠纷案【裁判要旨】

建设工程项目承包人在从事工程建造过程中向他人借款，债权人持加盖有建设公司工程项目部财务专用章的借条起诉，对于债权人要求建设公司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应综合审查借条中的记载、借款时声称的借款用途以及债权人出借款项的内心信赖和客观注意情况，不能仅因借条上加盖有建设公司工程项目部公章或者财务专用章即认定由建设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基本案情】

广大建设公司是由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改制更名而成。沈某挂靠江南建筑工程公司等多家建设单位从事工程建造活动。沈某、茅某原系夫妻，于2007年12月24日登记离婚。2006年1月6日，沈某向朱某借款100000元，一个月后出具给朱某借条一份，约定借期一年，利息为月利率1.5分。到时不还由江南建筑公司从本人工程款中扣除归还。沈某在借条上加盖了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碧桂苑项目部财务专用章。2006年9月19日，沈某归还朱某50000元，并支付了相应的利息，余款一直未予归还。沈某现下落不明。朱某故起诉至法院。【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沈某向朱某借款，至2006年9月19日尚欠本金5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理应于承诺的期限内予以归还，逾期未清偿依法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朱某申请撤回对茅某的起诉，系其行使处分权的行为，不违法律规定，予以准许。至于对广大建设公司的诉讼请求，虽然借条上加盖有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碧桂苑项目部财务专用章，但根据朱某在庭审中的陈述，本案借款当时没有说是用于碧桂苑的工程，而是说垫付沈某承建江南建筑工程公司的工程款，借条也是朱某提供借款后一个月才补充出具，朱某当时没有询问过沈某有关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碧桂苑项目部的有关情况，庭审中也没有证据证明沈某与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或者其碧桂苑项目部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结合借条中“到时不还由江南建筑公司从本人工程款中扣除归还”的记载，朱某借款给沈某是通过朋友介绍，认为沈某在某市承建工程有相应的工程款可以保障自身的借款安全，而不是基于对某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信赖，因此，本案借款应认定为沈某个人向朱某借款，对朱某起诉要求广大建设公司与沈某共同归还本案借款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判决：

一、沈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朱某借款50000元及利息18000元，合计68000元。

二、驳回朱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案例十：劳某诉碧雪湖公司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

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虽然是《客房使用权出让和委托经营合同》等其他合同，但从合同约定的内容看，其法律属性与《合同法》上规定的借款合同最为接近，故可以参照适用现行立法中关于借款合同的相应规定。当事人之间对合同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的约定，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亦应确认其效力。【基本案情】

2008年3月29日，劳某与碧雪湖公司签订《客房使用权出让和委托经营合同》一份，合同约定：

1、劳某向碧雪湖公司购买五套双标客房二十年使用权，预先支付50万元（每套10万元）。到期后，碧雪湖公司归还劳某本金50万元；

2、劳某将上述购买的使用权客房五套委托碧雪湖公司经营，期限二十年，从2008年3月29日起至2028年3月28日止；

3、碧雪湖公司支付劳某按每套每年2万元的投资回报。同时，碧雪湖公司给予劳某每套每年20天的免费入住权，若劳某未住，按山庄年平均房价拆成金额每年结算；……

9、碧雪湖公司逾期支付投资回报，按100元/天支付违约金。超时二个月后劳某有权取消合同，并要求归还本金50万元等。合同签订后，劳某按约支付50万元款项，碧雪湖公司也支付了第一的投资回报10万元，但第二的投资回报经劳某多次催付，碧雪湖公司未履行。劳某向法院提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合同，归还本金并支付投资回报及违约金等。【裁判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从本案的《客房使用权出让和委托经营合同》内容看，虽形式上劳某支付100000元购买碧雪湖公司每套双标客房二十年的使用权，并将客房使用权委托碧雪湖公司经营二十年，由碧雪湖公司每年支付“投资回报”20000元，但碧雪湖公司需二十年期满后返还劳某“本金”100000元，故该权利义务的约定实际属于借款合同关系，应按法律关于借款合同的规定进行处理，但当事人之间关于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的约定可以作为参照。劳某主张已向碧雪湖公司支付了500000元，并提供了碧雪湖公司于2008年3月29日出具的收据五份，故劳某已经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因碧雪湖公司未依约支付第二的投资回报共100000元，劳某要求依照《客房使用权出让和委托经营合同》第九条的约定解除合同，符合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对于解约后，碧雪湖公司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参照双方的《客房使用权出让和委托经营合同》第九条的解约条款的相关约定，即“劳某在解除合同后，碧雪湖公司应当返还本金，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年利率5.31%四倍为限。对劳某要求碧雪湖公司支付第二投资回报、每年每套免费入住的折价费等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判决：

一、解除双方于2008年3月29日签订的五份《客房使用权出让和委托经营合同》；

二、碧雪湖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劳某500000元，支付违约金79060元，合计人民币579060元；

三、驳回劳某其他诉讼请求。劳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审查案涉合同约定之内容，劳某以获取未来收益为目的向碧雪湖公司支付一定的款项，而碧雪湖公司则负有到期返还该款项的合同义务，故该合同应视为劳某与碧雪湖公司之间的融资行为，劳某对自身行为的投资属性亦无异议。依据案涉合同之约定，劳某可获取的未来收益包括每年的投资回报以及免费客房服务等内容，现劳某确认免费客房实际无法使用且其已经与碧雪湖公司协商将该项合同内容转化为货币形式，劳某于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亦基于该些事实，案涉合同虽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明文规定的合同，但其法律属性最接近贷款合同，可以参照适用现行法律体系中关于借款合同的相应规定。因劳某已按约向碧雪湖公司支付了50万元，而碧雪湖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经于2010年3月29日起一周内将合同约定的投资回报10万元支付给劳某，且该未能支付的时间已经超过合同约定期限二个月，故双方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已经成就，劳某可以解除案涉合同，原审法院的该认定无误。合同解除后，碧雪湖公司违约责任的承担应当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年利率5.31%四倍为依据并结合劳某所给付资金的实际使用时间进行计算。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法院发布了十大拆迁典型案例 篇2

京华时报记者孙思娅

昨天，最高法院发布了十大拆迁典型案例，涉及房屋征收的补偿价格确定、补偿方式选择、违法建筑强拆、“民告官”拆违不作为等多方面，这其中多数行政行为被依法撤销或确认违法。据悉，这些典型案例的发布，对今后此类纠纷的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统一裁判尺度的同时保障了民生权益。

□补偿问题

案例1 补偿价低于市场价政府败诉

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的决定》中指出，选择货币补偿的被拆迁人按照安置房的优惠价格补偿。被拆迁人孔庆丰认为补偿的价格不合理，提起行政诉讼。此案经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优惠价格显然低于市场价格，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价格也明显低于被征收人的出资购买价格。该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对被征收人显失公平，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因此判决撤销泗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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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收房屋补偿标准怎么定？

应参考就近新建商品房价

对此案例，最高法院行政庭副庭长王振宇解释称，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王振宇指出，根据立法精神，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应参照就近区位新建商品房的价格，以被征收人在房屋被征收后居住条件、生活质量不降低为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的对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原则，应贯穿于房屋征收与补偿全过程。法院一旦发现补偿方案明显低于法定的“市场价格”，即便对于影响面大、涉及人数众多的征收决定，该确认违法的要坚决确认违法，该撤销的要坚决撤销。

案例2 政府侵害补偿选择权输官司

在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的一个拆迁项目中，被拆迁人何刚在征收补偿商谈过程中，选择了产权调换，但双方就产权调换的地点、面积未能达成协议。政府最终采取了货币方式补偿何刚。何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征收补偿决定。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认为，何刚选择的补偿方式为产权调换，但被诉补偿决定确定的是货币补偿方式，侵害了何刚的补偿选择权。据此，法院作出撤销被诉补偿决定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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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方式是否可以选择？

要房还是要钱业主说了算

王振宇告诉记者，在房屋补偿决定诉讼中，旗帜鲜明地维护了被征收人的补偿方式选择权。本案争议焦点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是否侵害了何刚的补偿方式选择权。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产权调换”，而实践中不少“官”民矛盾的产生，源于市、县级政府在作出补偿决定时，没有给被征收人选择补偿方式的机会而径直加以确定。本案的撤销判决从根本上纠正了行政机关这一典型违法情形，为当事人提供了充分的司法救济。

案例3 房主想获商用房补偿败诉

霍佩英的房屋被认定为“住宅”，而其提交了相关的营业执照，想证明自己的房屋是“非住宅”，以获得更高的补偿。因政府将房屋认定为“住宅”，霍佩英提起行政诉讼。此案经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霍佩英因营业执照是2008年到期，而拆迁发生在2013年，而且其房屋类型登记上也写明“住宅”而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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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使用性质如何确定？

房主需拿证据证明“商用”

王振宇称，虽然此案霍佩英败诉，但是案情对于如何界定被征收房屋是否属于居住房屋、进而适用不同补偿标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实践中，“房屋属于什么性质和用途”这方面争议很多。法院在实践中通常依据房产登记证件所载明的用途认定房屋性质，但如果载明用途与被征收人的主张不一致，需要其提供营业执照和其他相关证据佐证，才有可能酌定不同补偿标准。

此外，王振宇表示，目前很多地区的房屋登记并不规范，有些甚至没有写明房屋的类型，这就需要被拆迁人拿出证据来证明房屋是否实际用于经营。

□拆违问题

案例1 合法建筑与违建一起被拆

被拆迁人廖明耀的房屋一部分是合法建筑、一部分是违建，但是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人民政府在强行拆除违建的过程中，还将廖明耀的部分合法建筑一并拆除。廖明耀为此起诉。经法院审理，由于政府只向法院提供了对廖明耀违建房屋进行行政处罚的相关证据，没有提供强制拆除房屋行政行为的相关证据和依据，因而被法院认定为行政行为违法。据了解，此案后经法院多次协调，最终促使廖明耀与政府就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及拆除其全部房屋达成和解协议。廖明耀撤回起诉，行政纠纷得以实质性解决。

>>解读

此案中行政机关败诉原因？

政府未在期限内拿出证据

王振宇告诉记者，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不在法定期限提供证据，视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证据，这是法院处理此类案件的法律底线。本案中，政府将廖明耀的合法房屋在拆除违法建筑过程中一并拆除，在其后诉讼过程中又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供据以证明其行为合法的证据，因此只能承担败诉后果。

案例2 拆违前不通知算违法

叶呈胜、叶呈长、叶呈发的违法建筑被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人民政府拆除后，提起行政诉讼。虽然他们的房屋属于未经乡镇规划批准和领取土地使用证的“两违”建筑，但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政府在强拆时，未发强行拆除通知、未予公告，而且是在凌晨5时（休息时间）进行，属于行政行为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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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拆何时都能进行吗？

违建不得在夜间强拆

王振宇表示，即使强制拆除违法建筑，政府也要严格遵循《行政强制法》的程序性规定，拆除之前应当先通知相对人自行拆除，在当地张贴公告且不得在夜间拆除。本案政府未遵循这些程序要求，被法院判决确认违法。王振宇表示，《行政强制法》自2012年1月1日起至今施行不久，本案判决有助于推动该法在行政审判中的正确适用。

□评估问题

案例

政府未说评估结果被判违法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政府委托评估公司对拆迁房屋进行评估后，没有将评估结果告知被拆迁人艾正云、沙德芳，就作出了补偿决定。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雨山区房屋征收部门未将评估报告内容及时送达艾正云、沙德芳并公告，致使两人对房产评估价格申请复核评估和申请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鉴定的权利丧失，属于违反法定程序。据此判决撤销《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解读

程序违法导致怎样的后果？

房主复估等权利无法行使

王振宇指出，此案其实是一种程序违法，但这种程序上的违法，对百姓的利益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他解释称，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王振宇表示，此案通过严格的程序审查，在评估报告是否送达这一细节上，彰显了司法对被征收人获得公平补偿权的全方位保护。房屋价值评估报告是行政机关作出补偿决定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如果评估报告未及时送达，会导致被征收人申请复估和申请鉴定的法定权利无法行使，进而使得补偿决定本身失去合法性基础。

□数据

拆迁补偿类案件比例高

记者发现，十大典型案例中，半数以上涉及征收补偿问题，“民告官”在拆违建方面的行政不作为也被列入其中。对此，最高法院行政庭副庭长王振宇表示，近10年来，涉及拆迁的行政案件一直排在行政诉讼的前三位，而其中涉及征收补偿类的案件数量最大。2011年至2012年在六七千件，而2013年增长比较大，达到了8600件。王振宇表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出台后，程序上更加严格，未来案件还会保持在一个高发态势。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民间借贷十大典型案例 篇3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年十大典型案例

2017年1月10日，合肥市中院从全市两级法院去年审理的案件中选取十大典型案例，向社会公布。福建副省长徐钢受贿案、“胜利广场”开发商非法集资案、“优步”打车资费纠纷案均入选。

一、福建“首虎”徐钢受贿案 【关键词】

凡腐必反 取信于民 法治 【案情简介】

2002年至2013年，福建省原副省长徐钢利用职务上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福建新恒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范艳玲、泉州市国税局原局长蔡俊伟、中信银行泉州分行等16个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银行揽储、干部职务晋升和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5年10月至2014年，徐钢直接或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977余万元。徐钢到案后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案发后，涉案赃款赃物已全部退缴、追缴。

合肥中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徐钢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鉴于徐钢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遂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徐钢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对徐钢受贿犯罪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二、“胜利广场”开发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关键词】

胜利广场 返租回购 张瑛 【案情简介】

2010年6月17日，张震(另案处理)、张瑛成立注册资本为1亿元的合肥帝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开发胜利广场项目。张震、张瑛通过媒体向社会虚假宣传公司资金实力，虚构该公司曾成功开发多个地下商业中心。张震、张瑛在没有办理项目相关审批手续的情况下，采取售后返租、约定回购的销售方式，诺以高额回报，诱骗社会公众投资胜利广场项目及未开发建设的其它项目。合肥帝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购房户签订认购、认租协议，收取购房款共计552200202.34元，上述款项绝大部分未按规定进入项目预售资金监管账户，而是被合肥帝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移到其他个人或公司账户，其中部分款项被张震、张瑛用于购买奢侈品、归还高利贷及个人捐赠等。案发时，合肥帝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退还了部分购房款，尚欠汪文等843户购房款309,875,541元未归还，另欠江苏南通三建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101,372,176.84元、安徽华星智能停车设备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40万元。

合肥中院审理认为，合肥帝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张瑛在未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采用售后返租、约定回购的销售方式，其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属数额巨大。遂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合肥帝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判处张瑛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

三、网上购买个人信息敲诈勒索案 【关键词】

个人信息 汇款 敲诈勒索 【案情简介】

2015年9月，被告人王彦忠通过网络购买了一批安徽医科大学学生信息。王彦忠依据上述信息，分别给多名学生家长拨打电话，自称是黑社会人员，以学生家长得罪他人，其受人之托欲殴打学生家长及在合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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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上学的孩子为由，要求30余名学生家长将钱款打到其指定的账户，以此解决此事。9月12日上午，被害人王某接到王彦忠的敲诈电话，并于当日向王彦忠指定的账户汇款5000元，该汇款被王彦忠在承德市支取。王彦忠将非法获取的安徽医科大学学生信息拷贝在被告人时震的电脑上打印，时震获取该信息后伙同杨占清以同样方法拨打学生家长电话，意图敲诈钱财未果。此外，被告人时震、杨占清在案发前还通过网络购买他人信息，意欲采用上述手段勒索钱财。

蜀山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彦忠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恐吓手段勒索他人，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遂判处王彦忠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四千元。被告人时震、杨占清购买公民个人信息19000余条，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遂以判处时震、杨占清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三千元。被告人王彦忠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期间，被告人王彦忠自愿撤回上诉。

四、“高级红娘”婚恋网站诈骗案 【关键词】 婚恋网 会员 诈骗 【案情简介】

2012年8月，张启建、刘佳佳夫妇投资经营婚恋网站“寻爱网”，对外宣称为单身人士介绍伴侣，后因采取诈骗手段骗取会费,“寻爱网”被举报关闭。2015年初，两人又利用自己投资注册的安徽东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启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牵手网”，继续以“寻爱网”来运作。网站经营期间，张启建大量招聘相关技术、财务、网页编辑和推广、培训、售前和售后等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制作虚拟会员、编辑虚假牵手故事、教授“话术”、假扮会员和“高级红娘”骗取会费的模式，利用婚恋网站实施诈骗犯罪活动。刘佳佳协助张启建对财务工作进行管理，核查财务人员上报的账目、工资表等，保管公司纸质账目，与财务人员一起向员工发放工资。截至案发，该团伙共计骗取全国各地438名被害人交纳会费共计人民币978843.39元，涉案43名被告人参与诈骗数额从2万余元至90余万元不等。

庐阳法院审理认为，张启建等43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婚恋网站为平台，采取以员工冒充异性会员与注册会员联系，进而使用“话术”欺骗注册会员交纳会费的方式诈骗他人财物，构成诈骗罪，遂对43名被告分别判处六个月拘役到十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不等刑罚。

五、“老赖”逃避执行被限制出境案 【关键词】 炒股 出入境 履行 【案情简介】

申请执行人安徽兴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伍某、丰威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东湖科技园有限公司、江苏凯威化工有限公司等典当纠纷系列案，经合肥中院一审、安徽省高院二审终结，判令各被执行人合计支付本息7000余万元。因各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安徽兴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向合肥中院申请执行。

合肥中院在梳理财产线索时发现，被执行人伍某在上年股市大涨之时，曾动用上亿元资金用于炒股，伍某经常往来上海、香港等地。由此推断，被执行人伍某在内地股市低迷之际，可能经常出境炒股或从事其他经营活动。遂决定将伍某登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其出入境。十余日后，伍某又一次到机场准备出境，被机场出入境管理处工作人员截留，其护照被扣压。出境受限后，伍某主动联系申请执行人把欠款陆续履行完毕，该系列执行案件圆满执结。

六、最高法院指定审理跨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 【关键词】

跨省 指定管辖 重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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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09年9月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经贸学院”)与南京金科教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公司”)就共建江苏商学院溧水校区订立了合作框架协议。2010年12月21日，经贸学院和金科公司作为共同发包人，与承包人兖矿东华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兖矿东华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金科公司、经贸学院将拟开办的江苏商学院溧水校区一期工程项目发包给兖矿东华公司承包施工，并约定兖矿东华公司需支付工期保证金2000万元。兖矿东华公司陆续支付了大额工期保证金，但因江苏商学院开办未获批准，经贸学院在约定期限届满后终止了合作，溧水校区一期工程项目未能开工。2013年2月，兖矿东华公司将案涉债权转让给兖州东方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机电公司”)，东方机电公司遂于2013年3月向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经贸学院、金科公司和兖矿东华公司，要求经贸学院、金科公司返还已付工期保证金等。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经贸学院另案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经贸学院与金科公司、兖矿东华公司2010年12月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在两地法院各自审理两案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将两案一并指定由合肥中院管辖。

合肥中院审理认为，两案处理的基础性问题之一是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问题，因债权受让人东方机电公司已在前向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经贸学院、金科公司等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经贸学院其后另行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确认合同效力的诉请，在法律上完全可被前案吸收，故依法裁定驳回经贸学院的起诉。对此裁定，双方均未提起上诉，现已生效。此外，针对东方机电公司起诉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一案，合肥中院判决南京金科教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返还兖州东方机电有限公司保证金2000万元，目前该案正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中。

七、“优步”打车资费纠纷案 【关键词】 行程 收费 优惠 【案情简介】

2016年3月5日，吴某使用优步打车软件在线预约了一辆出租车，当日17点18分吴某在合肥市包河区南淝河支路上车，并于17点46分到达目的地庐阳区濉溪路，用时28分钟，行程11.91公里。按照优步的消费金额计算方式：总费用+起步价(0元)+0.35元/分钟+1.80元/公里，计算金额应为31.24元。吴某根据优步对于用户给出三折的优惠待遇，计算出本次打车费用应为9.37元。但是优步软件计算出的车费结果却是51.08元，扣除25元的优惠，优步直接从吴某绑定的支付宝账户中扣款26.08元。吴某向优步约车平台投诉，优步回复称乘车使用优惠券三折，最高抵减25元，因此该次行程收费正确，吴某的优步账户也被优步单方删除。吴某遂以优步侵犯消费者知情权、财产权、公平交易权为由，将优步网约车平台经营商上海雾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雾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吾步(上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诉至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要求三被告共同退还打车费用26.08元，并赔损失500元。

案经庐阳法院调解，吴某与上海雾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雾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吾步(上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和解，三被告同意按照吴某的诉请支付相关款项。

八、“吴山贡鹅”商标权纠纷案 【关键词】

商标 混淆 不正当竞争 【案情简介】

合肥市吴山贡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山贡鹅公司”)认为其于1999年9月27日注册商标，商标现为其所有。该公司在经营中现发现郑某未经授权在经营场所使用了与相近似的商标，同时该公司认为郑某在经营的字号名称上冒用“吴山贡鹅”。吴山贡鹅公司遂诉至法院，要求郑某停止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其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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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吴山贡鹅商标为“吴山贡”文字和印有“吴”文字的鹅图形的组合商标，两者只有结合一起使用才能达到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郑某在其经营场所门头使用的“吴山贡鹅”字样，与吴山贡鹅公司商标的图文组合明显不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行为引起了消费者对市场主体的混淆。据此，驳回吴山贡鹅公司诉讼请求。吴山贡鹅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合肥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九、安徽中粮生化燃料酒精有限公司“排污”行政处罚案 【关键词】

水污染 行政处罚 举证责任 【案情简介】

2015年6月4日，蚌埠市环保局对安徽中粮生化燃料酒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生化公司”)进行现场调查时发现，该公司排污超标。蚌埠市环保局两次对该公司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后，仍检测出该公司排污超标。蚌埠市环保局遂对该公司超标排污的行为处以268461元罚款，该公司未履行该处罚决定。2015年8月27日，蚌埠市环保局又对该公司作出蚌环按日罚字(2015)1号处罚决定书，决定处罚2147688元。接到按日连续处罚决定后，中粮生化公司向安徽省环保厅申请行政复议，安徽省环保厅作出维持原按日连续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此后，中粮生化公司以蚌埠市环保局现场监测采样违反操作规程为由诉至法院，请求撤销按日连续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

蜀山法院审理认为，蚌埠市环保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认定的处罚事实，该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遂驳回中粮生化公司的诉讼请求。中粮生化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合肥中院二审审理认为，蚌埠市环保局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采样容器符合技术规范，亦无法证明被检测的样品是否符合要求，蚌埠市环保局提交的检测报告，不能达到证明中粮生化公司超标排污的证明目的，其作出按日连续处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遂判决撤销蚌埠市环保局按日连续处罚决定及省环保厅行政复议决定。

十、私家车涉水保险赔偿案 【关键词】 暴雨 发动机 保险 【案情简介】

周某在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为其所有的皖A39055号奔驰牌轿车购买了保险金额为895000元的车辆损失险、保险金额为1000000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等险种并投保了不计免赔率。2015年3月17日22时40分左右，周某驾车由南向北行驶至肥东县燎原路段时，因暴雨产生道路积水导致车辆涉水损坏。经估算车辆发动机、起动机等损坏，需支付维修费用510481.52元。周某要求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理赔，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予以拒绝，周某遂起诉至肥东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赔偿维修费480816元、评估费24000元。

肥东法院审理认为，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认定其已对车辆损失险内容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遂判决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赔偿周某车辆损失480816元。平安财险安徽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合肥中院二审审理认为，涉案车辆发生事故时虽涉水行驶，但当时属于暴雨天气所致的路面积水，并非单一涉水所致的车辆损坏，故应属于合同约定因暴雨所致损害的赔偿范围，投保的涉案车辆损坏应当予以理赔，遂判决维持原判。

来源: http: kx19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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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民间借贷十大典型案例 篇4

目录

1．佛山市三英精细材料有限公司诉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环保行政处罚案

2．动感酒吧诉武威市凉州区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命令案

3．海丽国际高尔夫球场有限公司诉国家海洋局环保行政处罚案

4．卢红等204人诉杭州市萧山区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许可案

5．君宁机械厂诉六安市金安区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案

6．苏耀华诉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政府划定禁养区范围通告案

7．泉州弘盛石业有限公司诉晋江市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管理案

8．梦达驰汽车系统（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诉苏州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案

9．夏春官等4人诉东台市环境保护局环评行政许可案

10.正文花园业委会、乾阳佳园业委会诉上海市环保局不服环评报告审批决定案

一、佛山市三英精细材料有限公司诉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环保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2月2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区环运局）以佛山市三英精细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英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排放废气的臭气浓度超标为由，对该公司作出《限期治理决定书》，要求2012年1月31日前完成排放臭气浓度治理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并经环运局验收合格；逾期未申请验收或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将按规定责令停业、关闭；要求该公司分析臭气浓度超标排放原因，制定限期治理达标计划以及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2012年2月9日，三英公司向区环运局申请治理验收。顺德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受区环运局委托，于同年4月26日、6月28日对该公司进行臭气排放监测，两次监测报告均显示臭气浓度未达标。区环运局遂于2012年8月29日组织验收组现场检查并对法定代表人进行调查询问，告知该公司验收结果：即存在未提交限期治理方案、废气处理技术不能确保无组织废气达标排放、排放废气的臭气浓度超标、使用的燃油不符合环保要求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未通过限期治理验收。

2013年1月11日，顺德区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同年3月18日经听证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三英公司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停业、关闭。该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裁判结果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三英公司对顺德区人民政府作出处罚决定的职权依据及行政程序并无异议。原告认为上述两次臭气排放监测的采样点与频次不符合法定要求，未能排除其他干扰因素，故监测报告的结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经查，顺德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具有废气污染物检测的法定资质，该监测站两次臭气采样点即监测位置为三英公司厂界敏感点，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恶臭物无组织排放检测问题的复函》规定。原告认为臭气监测采样点的设置不合法的主张于法无据，其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述臭气监测采样点存在其他干扰因素。至于采样频次问题，该监测站两次臭气监测均采用了4次*3点的监测频次并取其中最大测定值，但频次间隔不足2小时，存在一定瑕疵。但该瑕疵不足以推翻监测报告结论的正确性。由于原告在限期治理期限届满后，经两次监测臭气排放浓度仍未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且存在其他相关环保问题，经区环运局报请顺德区人民政府依照《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防治办法》有关规定对原告作出停业、关闭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当前，环境污染成为群众严重关切的社会问题。治理污染要从源头抓起，本案中行政机关对排污不达标企业提出限期治理要求，仍未达标的，依法作出责令停产、关闭的处罚，于法有据。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行政案件中，一方面要依法审查行政机关的执法职权、执法依据和执法程序，另一方面对于废气污染物监测报告等专业性判断和专家证据，也要从证据审查角度给予充分尊重，对合法形成的证据予以采信。人民法院对环境保护管理机关严格处罚污染物排放不达标企业的合法行政行为，依法予以坚决支持。

二、动感酒吧诉武威市凉州区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命令案

（一）基本案情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区环保局）接到其辖区陆羽茶楼对动感酒吧环境噪声污染的投诉后，组织环境检查执法人员和环境检测人员先后于2012年11月23日、12月20日和12月22日22时零5分至23时零5分，对动感酒吧环境噪声及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情况实施了现场检查（勘查）和采样检测，其夜间场界4个检测点环境噪声排放值分别达到58.9dB(A)；55.4dB(A)；52.9dB(A)；56.9dB(A);均超过国家《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区环保局于2012年12月22日制作了检测报告，认定动感酒吧夜间噪声达58.9分贝，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并依据该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于2013年1月18日对动感酒吧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其立即停止超标排放环境噪声的违法行为，限于2013年2月28日前，采取隔音降噪措施进行整改，并于2013年2月28日前将改正情况书面报告。动感酒吧于2013年2月27日向区环保局提交了防噪音处理报告及申请，证明其已整改，同时申请对整改后的噪音再次测试，区环保局未予答复，也未再组织测试；同年4月17日，动感酒吧就区环保局于1月18日作出的上述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向武威市环保局申请复议，复议机关以逾期为由不予受理。遂以区环保局为被告，诉请法院撤销上述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二）裁判结果

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区环保局执法主体资格、执法程序合法。被告的检测报告所适用的检测标准（《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与原告所述的检测标准（《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是法律规定的二个不同的标准，前者是适用于对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向环境排放噪声的设备、设施的管理、评价与控制的排放标准，后者是适用于声环境质量评价与管理的环境质量标准，被告检测噪音的方式方法并不违背法律规定，其检测结果合法有效，遂判决维持被 告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动感酒吧上诉后，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被上诉人在夜间经营期间环境噪声排放及环境噪声污染噪声已超过《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规定限度，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经营中的文化娱乐场所，其经营管理者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使其边界噪声不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规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对于社会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噪声扰民现象，环保机关针对群众投诉作出合法适度处理后引发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给予支持。与民事审判处理特定侵权者、受害者之间民事行为及相关赔偿不同，行政审判通过监督环保机关履行保护环境职责，对合法行政行为给予支持，对违法行政行为监督纠正，有利于保护受污染群体的利益，促进人民群众生活环境的改善。本案重要意义还体现于，人民法院以裁判方式明确了噪声相关标准执法适用范围。由国家环境保护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8年10月1日发布施行的《声环境质量标准》、《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是环境检测、执法人员进行噪声监管的重要依据。前一项是环境质量标准，后两项是排放标准，它们的适用范围、检测方法及限值等均有不同，应根据检测对象及目的等因素作出正确选择。本案判决对《声环境质量标准》、《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适用范围作了正确区分，对环保机关正确执法和人民法院审理类似行政案件具有示范作用。

三、海丽国际高尔夫球场有限公司诉国家海洋局环保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广东省海丰县海丽国际高尔夫球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丽公司）与海丰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签订合同约定“征地范围南边的临海沙滩及向外延伸一公里海面给予乙方作为该项目建设旅游的配套设施”。海丽公司在海丰县后门镇红源管区海丽国际高尔夫球场五星级酒店以南海域进行涉案弧形护堤的建设。2009年3月9日，涉案弧形护堤部分形成。2010年3月19日，海监部门在执法检查中发现该公司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擅自建设涉案弧形护堤，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以下简称《海域法》）第三条的规定。经逐级上报，国家海洋局立案审查。2011年3月，南海勘察中心受海监部门委托作出《汕尾市海丰县海丽国际高尔夫球场海岸线弧形护堤工程海域使用填海面积测量技术报告》，指出涉案弧形护堤填海形成非透水构筑物（堤坝），面积为0.1228公顷。

2011年6月2日，国家海洋局作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海丽公司拟对其作出的处罚及事实和法律依据，经组织召开听证会，同年12月14日作出第12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海丽公司在未经有权机关批准的情况下，自2010年3月中旬进行涉案弧形护堤工程建设，以在海中直接堆筑碎石的方式进行填海活动，至2010年11月17日技术单位测量之日，填成弧形护堤面积为0.1228公顷。据此，依据《海域法》有关规定和《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的通知》，责令该公司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恢复海域原状，并处非法占用海域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缴纳的海域使用金15倍的罚款人民币82.89万元。该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国家海洋局于2012年5月3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认为：第12号处罚决定关于海丽公司自2010年3月中旬进行涉案弧形护堤建设的认定与海监部门航空照片显示涉案弧形护堤2009年已存在的情况不一致，系认定事实不清，决定撤销第12号处罚决定。其后，国家海洋局经履行听证告知、举行听证会等程序，于2012年7月25日作出海监七处罚（2012）0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指出证据显示2009年3月9日涉案弧形护堤已部分形成，至2010年11月17日海监机构委托技术单位进行现场测量之日，该弧形护堤非法占用海域的面积为0.1228公顷；处罚依据与具体内容与上述12号处罚决定相同。海丽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海监七处罚（2012）0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国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规定》《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明确了任何单位或个人实施填海等占用海域的行为均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海洋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海域使用权证书是当事人合法使用海域的凭证。本案中，海丽公司未经批准合法取得海域使用权，填海建设弧形护堤的行为，属于《海域法》第四十二条所指未经批准非法占用海域进行填海活动的情形，被诉处罚决定中的该部分认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海丽公司关于涉案弧形护堤并非建设于海域范围，故国家海洋局无管辖权的诉讼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其关于海丰县政府与其签订的合同可以作为其取得海域使用权证明的诉讼理由，缺乏法律依据，遂判决驳回该公司的诉讼请求。海丽公司上诉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通过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有力地支持了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监督管理，切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对海洋资源超载区域等实行限制性措施。海域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未依法取得有权机关颁发的海域使用权证书的情况下，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海域，否则要受到相应的处罚。本案中，虽然海丰县政府与海丽公司签订了合同，允许其使用涉案海域，但依照海域法等有关规定，该公司仍需依法向项目所在地县以上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按照《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批准权限逐级上报，由批准机关的同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发给海域使用证。本案的处理对于厘清地方政府与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职权，对于相关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有着积极示范意义。

四、卢红等204人诉杭州市萧山区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许可案

（一）基本案情

杭州萧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原审第三人）因涉案风情大道改造及南伸项目建设需要，委托浙江省工业环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环保设计院”）对该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在涉案环评报告书编制过程中，城投公司分别在建设项目所涉区域对案涉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其对周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等内容进行了两次公示。省环保设计院通过发放个人调查表和团体调查表的方式进行了公众调查。2012年4月20日，杭州市萧山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区环保局）与城投公司、省环保设计院和邀请的专家召开了涉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审会并形成评审意见。同年4月23日，区环保局在区办事服务中心大厅的公示栏内张贴案涉项目的《环保审批公示》。公示期间为2012年4月23日至同年5月7日，共10个工作日。公示内容主要为：涉案项目基本情况；涉案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及审批单位的联系方式，并注明征求意见的方式是电话和信件。2012年5月29日，区环保局与城投公司、省环保设计院和邀请的专家召开案涉环评报告书（复审稿）技术复审评审会并形成复审意见。2012年6月，省环保设计院形成环评报告书的送审稿。同年6月28日，城投公司向区环保局报送该环评报告书及相关的申请材料，申请对该环评报告书予以批准。区环保局于同日作出《关于风情大道改造及南伸（金城路-湘湖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以下简称《审查意见函》），同意该项目在萧山规划许可的区域内实施。

卢红等204人称，其均为萧山区风情大道湘湖段“苏黎世小镇”和“奥兰多小镇”两小区的居民。因不服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审批的“风情大道改造及南伸（金城路—湘湖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向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起行政复议。在复议期间，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提供了区环保局的《审查意见函》作为其审批依据。该204人认为涉案项目的建设将对两个小区造成不利影响，区环保局的行政许可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遂以该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上述《审查意见函》。

（二）裁判结果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环保行政机关受理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申请后，除了依法需要保密的建设项目，仍需通过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受理信息和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查询方式以及公众享有的权利等事项，并征求公众意见，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７日。本案中，被告区环保局称其2012年4月23日受理第三人城建公司就案涉环评报告书提出的审批申请，而第三人委托评价单位省环保设计院编制的、用于申请被告批准的涉案环评报告书（报批稿）形成于2013年6月。因此，即使被告确实是2012年4月23日受理了第三人的申请，由于需要审批的环评报告书（报批稿）此时尚未编制完成，被告主张的受理行为亦不合法。被告在《承诺件受理通知书》中明确表示第三人向其申请环评审批的时间是2012年6月28日，而被告于同日即作出被诉《审查意见函》，对案涉环评报告书予以批准，其行为明显违反《办法》第二十二条关于环评审批行政机关在审批环节应进行公示和公众调查的相关规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据此，判决撤销被告作出《审查意见函》的具体行政行为。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环保机关受理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申请的基本前提是该报告书已正式形成，且环保机关受理后应依法履行公开该报告书并征求公众意见的程序后，才可予以审批。人民法院要严格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履行了法定程序和正当程序，是否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知情权、表达权，如果认为行政行为存在程序违法或明显不当的，有权确认违法或予以撤销。近年来，有的地方政府和行政机关，为了加快城市化建设进程，不惜违反行政程序超常规审批某些建设项目，有的甚至以牺牲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为代价，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只有严格依法依规，按程序办事，才能真正有利于促进城市环境改善和社会和谐安宁。本案中，区环保局存在明显的程序违法情形，其所主张的受理城投公司提出的环评报告书审批申请的时间，尚未形成正式报批稿；其在环评报告编制过程中所公示的《环保审批公示》，不能替代《办法》所要求环保机关在申请人正式报送环评报告及相关申请材料后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公示和公众调查的程序和义务。法院基于其程序的严重违法，判决撤销了被诉行政行为，对于彰显程序公正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

五、君宁机械厂诉六安市金安区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君宁机械厂（以下简称君宁机械厂）于2012年4月11日租用六安光华厂家属区房屋，安装机械设备从事铸铁金属件制造和金属制品加工制造，但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该厂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乳化液对工件进行润滑和降温，有废水、固体废物和噪声产生，但该厂除对固体废物进行简单的堆放收集外，对其他污染未做任何处理，也未建设相关的环境保护设施。该厂所在居民区居民多次上访反映其产生的噪声等污染严重影响群众正常生活。六安市金安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区环保局）经现场检查、调查取证、集体讨论等程序于2012年8月5日对该厂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限期补办决定书，责令君宁机械厂停止生产、限期补办环评手续，同时罚款五万元。该厂对此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经区人民政府复议后决定维持上述两个决定。该厂仍不服，以区环保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上述两个决定。

（二）裁判结果

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原告君宁机械厂在居民区从事机械加工生产，由此产生废水、固体废物及噪声等污染物，对周边环境及居民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应当依法办理环评手续，并配套建设环境保护设施后，才能正式投入生产。但原告在未办理环评手续，也未建设配套环保设施情 况下，从事机械加工生产，显已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被告区环保局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和限期补办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君宁机械厂上诉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上诉人君宁机械厂作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机械加工”。国家环境保护部2008年颁布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明确将机械加工类纳入到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范围内。因此上诉人在投产前，理应先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区环保局基于举报在立案查处上诉人污染环境过程中，发现该厂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履行了法定程序后，依法作出责令其限期补办环评手续的决定，并无不妥。上诉人在加工生产过程中，确实存在排放污染的现象，且并未配套建设环保设施，对周边环境已造成一定影响，故被上诉人依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责令其停止生产并处以罚款五万元，于法有据。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查，支持环保机关针对废水、固体废物和噪声排放企业作出的合法处理决定，有力地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本案中，涉案企业从事属于需要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的行业，但在未取得任何环评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在居民区内从事金属加工制造。而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声、排放的污染物又对周边居民的生活、学习造成一定影响。因此，环境保护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并要求其限期整改，以合法正当的行政执法维护公民良好的居住生活环境，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六、苏耀华诉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政府划定禁养区范围通告案

（一）基本案情

2006年底，苏耀华与广东省博罗县农业科技示范场签订了《承包土地合同书》，在涉案土地上经营养殖场，养殖猪苗，并先后领取了《税务登记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和《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2012年3月22日，博罗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将罗浮山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划入禁养区范围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要求此前禁养区内已有的畜禽养殖场（点）于当年6月30日前自行搬迁或清理，违者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直至关闭。

此后，博罗县环境保护局、畜牧局均以《通告》为由不予通过养殖场的排污许可证、动物防疫合格证的年审；县国土资源局以养殖场未按规定申请办理用地手续，未取得县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擅自兴建畜禽养殖房为由，要求养殖场自行关闭并拆除畜禽养殖房，恢复土地原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养殖场发出了《行政处罚告知书》，以养殖场的建筑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由，拟给予限期拆除的处罚。苏耀华对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上述《通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该《通告》。

（二）裁判结果

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有关规定，被告博罗县人民政府有权将其管辖的罗浮山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划定为畜禽禁养区，县政府已将《通告》告知并送达有关畜牧养殖户，《通告》明确告知当事人应履行的义务。被告划定畜禽禁养区完全合乎法律规定，遂判决维持《通告》。

苏耀华上诉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罗浮山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承担着农业科技推广的任务，需要严格的环境保护条件。科技示范园附近的河道连接着当地饮用水源地，在科技示范园内进行畜禽养殖有可能造成空气和水质污染。博罗县人民政府有权依据畜牧法、《畜禽养殖污染 防治管理办法》和《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相关规定，根据环境保护的需要，将其管辖的罗浮山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划定为畜禽禁养区。据此，二审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但二审法院同时认为，苏耀华经营养殖场的行为发生在《通告》作出之前，已经依法领取了《税务登记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和《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其合法经营行为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的规定，虽然博罗县人民政府有权根据环境保护这一公共利益的需要划定畜禽禁养区，但亦应当对因此遭受损失的苏耀华依法给予补偿。县人民政府发布《通告》要求养殖场自行搬迁或清理，未涉及对苏耀华的任何补偿事宜显然不妥。环保、国土、住建等部门对苏耀华及其养殖场作出行政处罚、不予年审等行为的依据均是《通告》，县人民政府不能以此为由否定苏耀华的合法经营行为。苏耀华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另行提出有关行政补偿的申请。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在维护行政机关环境保护监管行为的同时，也注重利益的平衡，较好地诠释了环境行政管理活动中的信赖保护原则。虽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权根据环境保护的需要，划定畜禽禁养区，严禁在畜禽禁养区内从事畜禽养殖业，也可要求已有的畜禽养殖场（点）自行搬迁或清理，即变更或撤回养殖户的生产经营许可。但与此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在此之前合法经营的畜禽养殖户的利益保护问题，应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八条所体现的信赖保护原则精神，对行政许可因环境公共利益需要被变更或撤回而遭受损失的合法养殖户依法给予补偿。在环境行政管理活动中，政府及环保部门需注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不能只考虑环境保护的需要，忽视合法经营者的信赖利益。尤其要防止为了逃避补偿责任，有意找各种理由将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认定为“违法”的现象。本案由于原告并未提出行政补偿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在维持被告《通告》的同时，明确指出被告未就补偿事宜作出处理，甚至以“事后”提出的原告行为不合法为由不予补偿，明显不当，并告知原告可另行提出补偿申请的法律救济途径，处理适当。

七、泉州弘盛石业有限公司诉晋江市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管理案

（一）基本案情

福建省晋江市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市环保局）于2012年7月5日现场检查发现泉州弘盛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盛公司）在从事石材加工生产过程中，存在需要配套建设的水污染防治设施和未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验收（合格）而投入生产情形，遂于同年7月20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该公司停止生产并罚款人民币6万元。弘盛公司认为市环保局向其核发过《排放污染物临时许可证》，明确其建设项目的污水排放已达到零排放标准，符合项目环境保护的要求，应视同验收合格，遂申请行政复议。泉州市环境保护局复议后，决定维持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弘盛公司仍不服，以市环保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

晋江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告弘盛公司作为石材加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必然产生污水等污染物，必须建设水污染防治设施并经验收合格才能投产。被告市环保局对其核发《排放污染物临时许可证》，准许其临时排放污染物，并不能视同原告的水污染防治设施验收合格，不能免除水污染防治设施应当经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方可投产的义务。原告在《排放污染物临时许可证》已过期的情形下继续生产，且水污染防治设施仍未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其行为不属于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不予处罚情形，且违法行为呈持续状态，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应从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已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并送达原告，告知原告所享有的权利，遂判 决维持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弘盛公司上诉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以相同理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通过判决的方式进一步明晰了环保机关核发《排放污染物临时许可证》，不能视同水污染防治设施已经验收合格。产生污水等污染物的排污企业，必须依法建设水污染防治设施并经环保机关验收合格后才能投入生产，否则环保机关有权依据水污染防治法以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对违法排污企业予以处罚。本案中，弘盛公司主张所领取的《排放污染物临时许可证》应视同水污染防治设施验收合格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时还存在《排放污染物临时许可证》已过期继续生产的情形，且该许可证允许其对外排放的污染物种类中不包括废水等。法院支持对其作出停止生产和罚款的行政处罚是正确的。此外，本案在法律适用上，结合污染物种类明确了对于废水的排放应适用水污染防治法，而对于“液态废物”的排放则适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具有直接指导环保机关行政执法和人民法院审理相关案件的实践意义。

八、梦达驰汽车系统（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诉苏州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园区环保局）连续接到汀兰家园小区居民关于周围企业产生异味影响正常生活和健康的投诉，于2013年9月起对该小区周边企业废气排放情况集中排查整治，划定包括梦达驰汽车系统（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达驰公司）在内的58家企业作为检查对象。同年9月30日，园区环保局执法人员会同苏州市环境监察支队执法人员至梦达驰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该公司保安以未办理来访预约为由拒绝执法人员进入现场检查。执法人员随即拨打110报警求助，在民警和执法人员的要求下，保安电话联系公司环保负责人后仍以未预约为由拒绝执法人员进入现场检查。园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因受阻挠而认为丧失最佳检查时机，故未强行进入现场进行检查。2013年12月6日，园区环保局向该公司邮寄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在规定的期限内，该公司未向园区环保局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同年12月20日，园区环保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2013年9月30日园区环保局依法对梦达驰公司开展废气排放企业专项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拒绝其入内开展检查，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监督管理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单位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的规定，根据行政处罚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对该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4万元的行政处罚。梦达驰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国家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依法实施环境保护执法检查，是法律赋予执法机关的权力和职责，原告梦达驰公司的内部管理规定不能对抗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原告以公司管理规定为由阻碍、拒绝依法进行的行政执法行为，在公安民警到场介入的情况下，仍拒绝检查，其行为已构成拒绝执法检查。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监督管理部门现场检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法律规定的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不同情节，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五万元以下罚款，原告无正当理由拒绝被告的执法检查，事后也未及时采取补救、改正措施，其主观过错较大。被告对原告所作出的罚款在法定处罚幅度内，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通过行政审判切实维护了环保机关的法定检查权和行政执法权威，裁判结果无论对被处罚企业还是其他相关排污企业，都是一次有意义的警示教育。现场检查是环境保护行政部门收集证据、制止环境污染违法行为的重要程序和手段，被检查单位拒绝环境保护行政部门现场检查的行为，依法应予处罚。

九、夏春官等4人诉东台市环境保护局环评行政许可案

（一）基本案情

夏春官等4人系江苏省东台市东台镇景范新村19幢的住户，其住宅与四季辉煌沐浴广场（原审第三人）上下相邻。四季辉煌沐浴广场为新建洗浴服务项目，在涉案地段承租了营业用房作为经营场地，项目投资25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5万元，先后于2013年2月25日就涉案建设项目报东台市东台镇人民政府审批，于2013年3月12日向东台市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市环保局）提交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申报（登记）表》，并根据该局有关须委托有资质的环评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意见，委托东台市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相关报告表，其后送至该局进行审批。2013年4月1日，市环保局作出《关于对东台市东台镇四季辉煌沐浴广场洗浴服务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以下简称《审批意见》），同意四季辉煌沐浴广场在景范新村17号楼及19号楼之间新建洗浴服务项目，并对该项目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污水的处理、场界噪声对邻近声环境质量的影响及各类固体废物处置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夏春官等4人认为市环保局在没有召开座谈会、论证会以及征询公众意见的情况下，即作出《审批意见》，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故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该《审批意见》。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市环保局具有对本辖区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审批的职权。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对何谓“重大利益关系”，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司法解释虽无具体规定，但涉及民生利益的问题，不应排除在“重大利益关系”之外。本案原告夏春官等4人的住宅与第三人四季辉煌沐浴广场相邻。第三人新建的洗浴项目投入运营后所产生的潮湿及热、噪声污染等，不能排除对原告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的可能，被告在作出《审批意见》前应当告知4名原告享有听证的权利，其未告知即径行作出《审批意见》违反法定程序，遂判决撤销该《审批意见》。

四季辉煌沐浴广场上诉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部门、审批权限和审批决定时限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对审批部门行政许可的具体程序没有作出规定。但是，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程序提出明确要求。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属于涉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行政许可行为，应当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批。夏春官等4个家庭作为与本案审批项目直接相邻的利害关系人，应当认定与审批项目存在重大利益关系。环保机关在审查和作出这类事关民生权益的行政许可时，应当告知夏春官等人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并听取其意见。原审法院认定市环保局未履行告知听证义务，违反法定程序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通过严格审慎的审查，分析了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七条有关是否存在“重大利益关系”以及听证程序的适用条件，最终撤销环保机关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保障了公民在环境管理领域的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和听证等权利，很大程度上彰显了程序正义和司法公正。本案作为一起典型的体现公众参与原则的环保行政许可案件，同时也是一起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民生案件，两审法院以环保机关所审批的洗浴项目与相邻群众存在重大利益关系，未告知陈述、申辩和听 证的权利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环保机关作出的审批意见，既有力地维护了相邻群众的合法权益，又强化了司法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对引导和规范环保机关的同类审批行为，促进公众参与环境行政许可的决策与监督，提高行政审批的程序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十、正文花园业委会、乾阳佳园业委会诉上海市环保局不服环评报告审批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5月14日，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向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以下简称电力公司）核发了500kV虹杨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明确了项目用地位置。一审原告正文花园（二期）小区、乾阳佳园小区毗邻虹杨变电站站址。同年6月25日，上海市环境保护管理局（以下简称市环保局）受理电力公司提出的《500kV虹杨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环评报告》）审批申请，并网上公示了受理信息。同日，市环保局委托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开展该工程环评文件的技术评估。同年7月5日，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向被告出具了技术评估报告，认为《环评报告》符合相关环保技术标准，评价结论总体可信。同年7月17日，市环保局组织召开专家咨询会，与会专家认为市环保局对公众反映问题的说明和处理符合有关规定；虹杨输变电项目对周边环境影响符合相关环保标准，项目不会影响周边居民的重大环境利益。同年8月6日，市环保局经审查认为，电力公司提交的《环评报告》符合相关要求，拟作出批准决定，遂在“上海环境网”就该工程拟批准情况进行公示。同年10月22日，市环保局作出《关于500kV虹杨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同意项目建设。上海市杨浦区正文花园（二期）业主委员会、乾阳佳园业主委员会认为居民小区附近不应建高压变电站项目，被告不考虑建设项目对居民的实际影响而作出审批系违法，向环境保护部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审批决定后，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受理电力公司申请后，就相关情况进行了公示，委托有关单位对《环评报告》进行了技术评估，并组织召开专家咨询会，在审查《环评报告》、技术评估报告等文件后，作出环评审批决定，履行了法定程序，但做出审批时间超过了法规规定时间，属程序瑕疵。《环评报告》的编制单位具有相应资质，《环评报告》依据相关编制标准对涉案建设项目的各项环保指标进行了评价，并据此得出环评结论，符合环评技术规范和法律规定的要求。

原告在诉讼中主张，被告审批过程中不应以专家咨询会替代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公众参与，电力公司在编制环评报告过程中，公众参与不符合法定要求。法院认为，被告在环评文件审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活动有专家咨询会意见、网上公示信息等证据证明，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规定，环评审批过程中环保部门可以通过咨询专家意见的方式开展公众参与，故被告的公众参与活动与法不悖。对于环评过程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环评报告》中对180份调查问卷的发放和分布、公众参与信息公示等均有明确记载，并附录了公众意见采纳或不采纳的说明。因此，环评文件编制过程中公众参与活动的开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据此，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