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间借贷

温州民间借贷（共12篇）

温州民间借贷 篇1

爆发于2011年秋, 影响波及至今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不得不让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我国金融体系面临无法回避的争论与拷问。老板“跑路”、“跳楼”与“玩人间蒸发”是此次危机的最直接表现, 也是公众与媒体热议的话题[1]。但引起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民间借贷”本身的错误?当然不是。这是我国方方面面的制度缺失、缺位所致。我们知道, 古今中外, 民间借贷都是常用的和有效的资本运作形式。毫不夸张地说, 温州民营经济的成长与发展得益于民间资本, 中国民营经济的今天离不开“温州模式”。没有民间借贷, 就没有温州那具有先导性的经济奇迹, 更没有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步伐的提速。

一方面是民间借贷不可或缺, 其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是由民间借贷引发的问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正常的资本市场。本文将从民间借贷活跃的原因、存在的问题和应对策略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民间借贷活跃的原因

(一) 国家货币政策的调控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使中国经济受到了影响。为抵御危机的蔓延, 国家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意图通过货币投放来促进投资, 拉动消费。随后为抑制物价上涨, 国家又开始收紧货币政策。骤松骤紧的货币调控, 无意中成了民间借贷活跃的“推手”。在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 温州部分中小企业能从国家商业银行贷点款, 在这种机遇的诱惑下 (银行的低利率) , 部分中小企业计划扩大规模。但是当这部分中小企业前期投入后, 由于央行货币紧缩, 后续的资金没了着落。为维系生产与经营, 避免前期投入资本的沉没, 其只能支付高利息从民间融资。

(二) 中小企业资金需求量大

民营企业大都属于中小企业。民间借贷之所以阻挡不住, 是因为中小企业对资金有刚性需求, 而金融机构又不能满足其资金需求。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2002年的一次调查显示, 2001年末温州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0亿, 其中民间信用170亿, 以个人名义借贷的有125亿, 后两项相加的民间借贷占总量的73.75%。进入21世纪后, 民间借贷在温州更为活跃。中国人民银行2010年的一份调查表明, 温州有90%的家庭和60%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里昂证券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称, 2010年温州民间借贷未还款数达8000—10000亿[2]。在温州, 民间借贷是温州中小企业持续经营的重要融资通道。近年来, 国家商业银行放贷收紧, 而企业发展资金缺口又很大, 所以, 民间借贷供需是有市场基础的, 供方对资本的逐利本性, 需方对资金的如饥似渴, 促使民间借贷持续至今。

(三) 游资逐利使然

中国人喜欢存钱天下共知。今天, 人们存钱不仅防范于未然, 更知道“用钱生利”的道理。存银行与民间借贷之间的利率差是客观存在的, 通过放贷获利何乐而不为。于是, 大量的游资进入民间借贷资本市场, 进一步激活了民间借贷。人们通常把为追逐高额利润而在各金融市场之间流动的短期资产称为游资。换句话说, 游资就是短线投资者手里进出的资本。民间借贷的“游资”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民间个人持有的现金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公务员利用权力寻租的放贷) ;二是企业相互间的借贷;三是银行通过变通使部分资金进入民间借贷融资渠道, 以获得高额利率。高利率诱使人们敢冒“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的高风险。在民间借贷中, 一笔资金转借一次, 利率上升一次, 介入其间的每位债权人, 只要借贷无限进行下去, 可稳赚不赔。这样的好处, 有多少人能不心动呢?

二、民间借贷引发的问题分析

如果民间借贷作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唯一渠道, 民间资本自然“待价而沽”, 于是, 原本还算健康的、利率还在可控范围内的贷款成了愈发疯狂的“高利贷”。因刚性需求, 中小企业又不能不贷, 当利率高到其还不起时, 资金链断裂, 冰山下的危机马上凸显, 并变得难以收拾。民间借贷主要靠信用作保障, 从一开始就潜伏着风险, 随着借贷链的延伸, 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多样。本文根据温州的民间借贷情况, 对民间借贷引发的问题作以下分析。

(一) 掏空实体经济

办企业的目标之一就是获取合法利润。进入21世纪后, 各种成本不断攀升, 中国实体经济 (特别是制造业) 由利润丰厚变得利润微薄。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 中国实体经济已进入无利时代, 并称这种情况会延续5—7年, 事实证明了这种情况的存在。温州企业原本通过民间信贷扩大生产, 可当企业家发现苦苦生产经营后, 换来的却是钱袋空空, 而那些进行资本运作的人却收入颇丰, 于是许多实体企业家将大量资金用于高利贷。当一个经济体中实体经济不发展时, 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二) 引发就业危机和债务危机

第二个问题其实是第一个问题的延伸。如果实体企业因民间信贷破产倒闭, 危及的将是整个社会的就业形势。改革开放以来, 民营企业最大的贡献就是吸纳了大量的人员就业。如果因民间借贷掏空实体经济, 将引发就业危机, 其后果是严重的。

民间借贷链随着利率的不断抬升变得越来越长。利率越高加入的人越多, 抽实体企业的资金就越大胆越彻底, 有的企业几乎没有回头路, 或不顾风险贷入高利率资金, 拆东墙补西墙, 一旦资金链断裂, 逃债、跳楼、跑路当然成了了结问题的选项。

(三) 催生权力寻租

权力寻租是指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谋求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权力寻租是把权力商品化, 或曰以权力为资本, 去参与市场交换。民间借贷与投资的高利率、高回报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为严峻。当年改革开放急先锋温州, 现在也出现了大量的权力寻租, 导致个别公务员有远远超过其合法收入的资金去放高利贷。这些握有公权者的巨额资本就是通过寻租, 权钱互换来的。同时, 在这个过程中, 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实体企业经营生态环境不如人意, 政府公信力受损。

(四) 加大代理风险

民间借贷形式多样, 有小额贷款公司、钱庄、村镇银行、私人借贷等, 借贷各方无需任何抵押, 凭书面文本约束各自行为。这种代理关系势必加大代理风险[3], 因为一旦出现亏空或投资失败, 代理人会想方设法向出资人隐瞒实情, 甚至再次借贷进行下一个投资, 以抵补亏空。一旦周转不畅, 就会产生连锁反应, 造成血本无归的局面。

(五) 增加监管难度

民间借贷有的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认可的, 有的完全属于民间私人借贷, 还有一些不合法的中介机构, 如地下钱庄。从目前实际情况看, 能监管的民间借贷资金量远远小于无法监管的数量, 如私人借贷、钱庄信贷、地方政府集资等。前面提到里昂证券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称, 2010年温州民间借贷未还款数达8000—10000亿元, 这些数据在我们政府有关统计报告中是找不到的。另外, 中国资深财经评论人朱大鸣认为, 鄂尔多斯民间贷款盛行, 家家放贷, 民间借贷规模估计在2000亿以上, 最高年利息在60%以上[4]。全国民间贷款规模到底有多大, 可能谁都很难回答。如果这些数据不弄清楚, 势必影响到国家金融与货币决策的正确性。但要想弄清楚这些数据, 在目前状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三、应对策略

(一) 拯救实体经济

从温州的情况看, 企业主将生产资金用于放贷, 是因为实体企业无利可获。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不景气, 整个经济将失去根基。如果实体企业有利可图, 谁愿意冒风险像赌徒样卷入高利贷漩涡中呢?对此, 我们可考虑从三方面来提振实体经济:一是减税退税。政府要大幅减税, 减税就可以给企业增加现金。二是帮助中小企业产业升级, 激励创新, 提升产品附加值, 使企业从无利可图变为利润丰厚。三是针对中小企业的民间融资出台专门的政策, 切忌一味地“抓大放小”。货币政策的骤松骤紧, 会导致实体经济方寸大乱。如果做到上述几点, 除实体企业获得良性发展外, 还可以在稳定就业形势的基础上吸纳更多的人就业, 同时少了实体企业加入民间借贷, 环节就会减少, 推力就会减小, 高利贷风险就会降低, 从而将缓解民间借贷的债务危机, 减少甚至杜绝老板们“跑路”、“玩人间蒸发”现象的发生。

(二) 强化对公权者的自律要求与管理

民间借贷引发的乱象与公权者有一定的关系, 例如民间信贷的部分资金来源, 借贷链的延伸与复杂化, 违规暗箱操作等。公权者作为政府公信力的载体, 其一举一动都具有导向性和示范性[5]。治理民间借贷, 政府应率先垂范, 对公务员队伍加强管理。应进一步开展党性教育,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提高公权者维护国家金融秩序的自觉性, 教育其洁身自好, 不参与违法违规的民间借贷与投资, 更不能做始作俑者。同时应积极强化对公权者管理制度的建设, 如继续坚持财产申报制度、经济活动公开制度、奖惩制度等, 减少或杜绝权力寻租现象, 确保公权者行为符合党和国家的要求, 消除民间借贷中的关键消极因素。

(三) 监管要“堵”“疏”结合, 使民间借贷阳光化

民间借贷有许多不规范的地方, 常常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但这并不等于它就是洪水猛兽, 一味禁止于事无补。根据现实情况, 金融监管部门需采取“堵”、“疏”结合的方式引导民间金融组织逐步规范化运作, 并将其定位于服务中小企业的民营金融机构。所谓“疏”, 就是对有影响力的, 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的民间信贷组织, 要帮其规范, 给予其合法身份, 并对其业务进行指导, 使其在阳光下依法依规经营。所谓“堵”, 就是对那些劣迹斑斑, 强取豪夺, 扰乱金融秩序的金融组织要坚决打击, 绝不姑息。通过“堵”、“疏”结合的整治, 有效地防范和化解我国民间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风险。

(四) 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

民间借贷的资金主要流向中小企业, 这主要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款难贷所致, 或者说是中小企业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所致。因此, 有必要建立多元化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 形成信贷市场的竞争,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民间借贷的高利率, 减少借贷风险[6]。为此, 在引导和推进民间金融组织转变为规范化的金融服务机构的同时, 增加国有商业银行服务体系中的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功能, 采取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方式将其定位于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机构。同时, 对城市银行、股份制银行, 甚至外资银行进行专门研究, 等时机成熟时, 可授予它们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信贷权。通过丰富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为小企业的融资体系引入有效的供给力竞争, 从而提高融资体系的效率。

民间借贷不是“恶魔”, 高利贷也不是“毒瘤”, 它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常见融资现象。如果引导不力, 监管缺位, 它就会变成“恶魔”, 种下“毒根”, 从而危及社会, 破坏家庭;如果引导得法, 管理到位, 它就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资金需求的重要补充, 其作用将不可小视。

参考文献

[1]《大问题》编辑部.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引发中央关注[J].大问题, 2012 (1) .

[2]陈晓, 丘濂.温州民间借贷危机调查[J].新华月报·上, 2011 (12) .

[3]潘力.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成因及其影响[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2 (2) .

[4]朱大鸣.贷款制度不合理确实造成了民间放贷盛行[EB/OL].http://t.qq.com/p/t/44078117302576, 2011-9-22.

[5]谢开勇, 李萌, 等.组织管理决策中群体思维症状及其改善方法[J].四川经济管理学院学报, 2010 (4) .

[6]王岗.浅析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原因及对策[J].科学之友, 2012 (5) .

温州民间借贷 篇2

摘要：作为传统的融资方式，民间借贷在中小企业融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11年9月，温州的“跑路”事件却引发了学术界对民间借贷方式的思考。为此，本文以温州借贷危机为例，着重从借贷利率、人民币汇率、资金流向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导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温州“跑路”事件、民间借贷、中小企业

一、温州“跑路”事件引发民间借贷危机

随着2011年4月温州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失踪，正式拉开温州企业“跑路”的序幕。接着，媒体不断地曝光一系列温州企业主因资金链出现困境、企业互保出现问题相继跑路出走的负面新闻。9月22日，温州最大的眼镜企业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欠款8亿跑路，顿时牵动了所有温州人的神经，让原本严峻跑路局势进一步升级。通过分析发现，在温州的“跑路事件”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共同的原因：温州民企的资金链断裂。

温州是一个民间借贷、民间资本市场十分活跃地方。据中国人民银行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可以看出，温州近90%的家庭和60%的企业都参与民间借贷市场。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7月21日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温州40万家企业中，大部分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高度依赖民间借贷市场进行融资。民间借贷的发展，让融资难、筹资难的中小企业获得了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促使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但由于民间资本市场体制的不健全，也给其融市场带来了很多的风险，引发了民间借贷的危机。

二、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原因分析

1、高利率的民间借贷，严重影响企业健康发展

不少温州中小企业主表示因为中小企业银行贷款难，为了生存和发展，中小企业不得不选择高利率的民间借贷。一般来说，我国银行尤其是大银行倾向于给那些能够提供充足抵押的大型企业或大型项目放贷，以减少放贷风险。而中小企业由于生产经营风险大、信用不高、内部管理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则很难得到金融机构的贷款。加之，中小企业由于在获取商业银行信贷时难以提供

充足、有效的抵押和担保，使得银行在向中小私企放贷时因风险和收益不对称而缺乏积极性。因此，作为市场的自然选择结果，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浙江温州，民间借贷在温州中小企业融资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中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当前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下，国家实行紧缩银根的政策，中小企业在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进一步紧缩，纷纷转向民间借贷。

随着温州中小企业对民间资金需求的增多，在需求与供给相互作用下，利率也随之攀升。根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折合月息超过2分，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4个百分点。而民间的综合利率在2003-2010年间在13%到17%之间，24.4%的新数据说明温州民间借贷利率水平处于阶段性高位。高额的利息加剧了中小企业经营的负担。当企业投资项目出现困难时，企业的盈利水平往往低于利息水平，将很难偿还贷款。为了还贷，企业主往往又回到民间借贷机构贷款，以暂时偿还以前的欠款，资金链如此反复进行。一旦企业资不抵债出现困境，整个资金链就会发生断裂，企业将面临被追债的风险，出现上述的企业主“跑路”现象。

2、人民币汇率提升对温州模式的威胁以外向型民营经济为主的温州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民币升值必将给其经济带来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其进出口贸易。汇率作为影响进出商品的价格因素，对进出口有着重要的影响。汇率对进出口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现的。理论上讲，汇率的变动可以影响该国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使得进出口量发生变化，并影响到贸易收支差额。汇率的变化对贸易产生的影响一般表现为：本国货币升值会降低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和提高出口产品的国外价格，通过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化，在符合一定的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的条件下，进口增加，从而一定程度上限制国内进口替代品产业的扩展；出口相应减少，从而出口商品的生产企业收到不利影响。

2010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为3.1%。2011年前4个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幅已达1.9%，加速升值态势明显。当前人民币不断升值，给我国出国贸易带来一定的冲击，同时也给发展外向型经济温州带来极大影响。温州中小企业的对外贸易一直以皮鞋、服装、眼镜、打火机等产品为主，产品的技术含量低，在市场缺乏竞争力，并且属于需求价格弹性较高的产品。提升产品价格

会大大降低产品的需求量。人民币升值，就相对提升产品出口价格，也就降低了企业产品出口量，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随着企业利润的降低，降低了企业还债的能力，加剧了借贷危机。

3、民间借贷资金链的脆弱据《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调查》显示，当前温州民间借贷的资金中，用于生产经营的占35%；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或集资炒房的占20%，包括一些人以融资中介的名义或者多家融资中介联手，在社会上筹集资金，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另外有20%由一般社会主体（个人为主）借给民间中介。国家出台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现状，使得温州的民间借贷越加活跃，出现了许多纯粹炒作资金的中介组织。许多中介组织打着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的幌子，经营地下钱庄，高息吸收社会资金的同时，并以高利贷的形式对外放贷。

金融危机后，大量的民间资金聚集到楼市、煤炭市场。而炒房、炒煤需要大量的资金才能运用，许多民间借贷参与其中，在集资时许诺的利息已经很高，又以高息贷给最终的投资者。这种异化的资金链条，看似非常完整，一旦炒作失败，高额的利息负担就会压断资金链条。2011年下半年，楼市开始低迷，一、二线城市开发商为了收回资金不断降价促销，使得一向活跃的房地产市场开始进入新一轮“冬天”。楼市的低迷迅速波及整个炒房市场，造成炒房族前期投入的资金很难收回或者出现亏损。如果资金短缺的情况继续恶化、债务不断累积，炒房资金的紧张会迅速的波及借贷市场，造成资金链的断裂，引发借贷的恐慌。总之，脆弱的资金链条，由于缺乏对借贷资金使用的监管，盲目投向风险较大房地产市场与矿产市场或参与下一轮的高利贷，一旦带来资金链问题，就容易引发民间金融危机。

三、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相应对策

1、积极引导民间金融组织

金融监管当局需要采取“堵”、“疏”相结合的方式引导民间金融组织逐步演化为规范化运作的、定位于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的民营金融机构，从而有效地防范和化解我国民间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风险。一味地禁止于事无补。政府可以考虑将民间借贷中介纳入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范围，让小额贷款公司成为民间借贷的桥梁和纽带；也可以通过引进已有投融资渠道的信托为民间资本与中小企业

搭建投融资平台。可以适当减免对小额贷款公司等的税收，真正建立一个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良性竞争的、能够为广大居民和中小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的金融体系。

2、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与疏导民间借贷资金由于缺乏政府监管，导致资金的使用偏离企业的核心业务。许多中小企业贷出资金后盲目进行房地产与矿产资源投资，同时高负债投机也导致民间借贷有了高利贷化倾向，影响了资金配置，推升了市场的利率。由于市场监管较弱，利率过高，投机过强，导致中小企业的负担过重和风险积聚，催生了借贷危机。因此，地方监管机构要加大引导企业科学的发展相关业务，建立民间借贷的日常监测体系，及时收集和反馈民间借贷的数据和信息，地方监管各机构要加强协作与配合，全方位监控民间借贷基础数据，并科学引导民间借贷向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并鼓励企业进入资金缺口较大又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投资项目上，如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产品开发、能源、物流等。政府应着手从法律法规途径规范民间集资、集股行为，使民间借贷走上规范化运作轨道。

3、增强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融资难一直是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因素之一，国家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已相继出台了“银十条”等政策，通过降低存贷比考核范围、减少贷款审批等方式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在政策出台的背后，还应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督促各类银行切实落实国家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信贷政策。此外，管理当局应放开对中小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特别是在市场准入、业务规范、金融监管等方面按照市场化的要求，积极促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将民间贷款纳入主流的金融体系。

国外的经验和理论都表明中小银行和金融机构有很强的向中小企业贷款的倾向。中小银行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一个重要金融环境。在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时，我们应按照市场化的准则设立和监管中小金融机构。同时，也应鼓励中小金融机构之间通过市场化的兼并和重组成立新的机构，以避免因为中小金融机构的危机给中小企业融资带来阶段性的“信贷挤压”。

4、建立中小企业信用及担保体系

中小企业信用体系与信用担保体系的建立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至关重要。信用体系可以通过大大降低信贷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引起的潜在成本，从而对中小企业信贷产生激励作用。在信用担保体系方面，尽管我国已经全面启动中小企业信用工程，但目前提供的融资数额远未满足中小企业的现实需要。我们认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必须有一个明确而合理的定位。也就是说，它并不能完全取代目前民间金融组织在中小企业信贷中的作用，它作为中小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的中介，通过对中小企业的甄别和监督来解决商业银行信贷中固有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此增加商业银行进行中小企业信贷的动机及信贷供给。在此过程中，信用担保体系将因为其付出了监督成本以及所承担的信用风险，应对中小企业收取一定数量的费用。

四、结语

从中小企业融资难到温州民间借贷的活跃，从炒房团、炒煤团到温州的跑路事件，温州的民间融资模式在促使其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同时，由于缺乏金融监管与完善的金融体系，最终引发了民间借贷危机。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导致不少温州中小企业面临生存问题，同时庞大的民间借贷市场也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本文从借贷利率、人民币汇率、资金流向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导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完善民间资本投融资渠道，合理疏导资金流向。政府应规范融资行为，不断完善民间借贷体制机制。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并建立相关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降低借贷风险。温州的融资模式在其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本文希望通过分析温州的民间借贷危机，对探讨中小企业的融资模式具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唐辉,李俊平.对温州民间借贷情况的思考.青海金融[J],2011（10）

[2]胡凯航.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督与管理.经济发展[J],2011（10）

[3]欧阳超,李宏辉.温州跑路事件的分析.财会导报[J],2011（9）

深层解读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篇3

高利贷、老板跳楼跑路、企业倒闭……这些敏感词汇最近密集刺激着人们的眼球。民间借贷由来已久，今年尤其活跃，甚至走到了崩盘的边缘。疯狂的背后，实是体制缺失的投射。

“中国式次贷危机”不夸张

面对愈演愈烈的民间借贷，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称，“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新的风险点。”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更是直言：“处理不当，可能爆发‘中国式次贷危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郭田勇看来，当前民间借贷存有三点隐忧。第一，随着股市热、房地产热退去，大量投资性资金已经涌入民间借贷。第二，在民间借贷中，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参与程度较深。据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今年三季度形势分析会上透露，银行资金通过大型企业进入民间借贷领域的资金规模大约为3万亿左右。第三，这些民间借贷资金除了进入中小企业，也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房地产领域。

郭田勇进一步解释称，如果经济继续减速，房价下降，很有可能导致企业经济效益不断下滑，房地产商难以支撑，最终使资金需求者无力还钱，资金链断裂。而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大面积还款困难的风险将很有可能传导到银行，传导到社会。“现在第一轮是中小企业出问题，未来第二轮资金链条发生断裂会是房地产公司出问题。”

如今，温州问题已经暴露，部分学者将其认定为“地区性问题”。对此，央视新闻评论员钮文新发表博文称，“温州的问题现在还是局部的问题，这没错。但那仅仅说明‘现在’。未来小的系统坏死了，大系统可以安然无恙？”他提醒人们，“别忘了，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是通过银行连在一起的。”

钮文新比较担心，因为“温州信贷危机”，所有银行进一步收紧民营企业融资。“到那时，中国金融系统会发生什么问题？中国经济又会发生什么问题？我看，至少是混乱不堪，紧急的问题此起彼伏，社会稳定受到极大威胁，中长期发展规划将被搅乱。”钮文新称。

货币紧缩是帮凶

凡要解决问题，总要先弄清楚产生问题的原因。

目前社会上盛传着这样一种逻辑推理：温州的问题在于企业主还不起债；为什么还不起，是因为利息太高；为什么利息高，是因为货币紧缩政策，中小企业难以从正规融资渠道融资，只能借助高息的民间借贷。于是，货币紧缩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罪魁祸首。

但是多位专家学者表示，货币紧缩仅仅是造成温州信贷危机的因素之一，是帮凶，而非主谋。

在财经评论员叶檀看来，温州高利贷猖獗原因有二：一是管制利率与民间市场利率差价太大，导致资金大规模进入贷币市场追求利率差价；二是民间资金缺乏投资渠道，炒房团、炒煤团等遭遇围追堵截，成为经济上的贱民，而证券投资绝大多数遭遇亏本的命运，投资者自然兴趣缺乏。

而在郭田勇看来，民间借贷活跃与政策上的金融压抑相关。他进一步解释到，中国存在金融压抑，改革开放以后，政府要主导经济，就要重点发展一些产业，就会利用一些资源成立一些大的金融机构，定向为它发展的产业服务。这样导致在民间或者草根性的一些经济活动所需资金，没有金融机构予以满足，自然会延伸出一些民间自发性借贷行为。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温州问题的根源在于信贷长期歧视中小企业，并且歧视的理由现实得让人难以反驳。从银行角度看，首先，大企业是其长期客户和核心客户，无论从现实还是未来的发展，银行必须维护这些客户；其次，在信贷收紧的情况下，银行需要从大企业获取大规模存款。而中小民营企业资金实力弱、企业规模小、可供抵押资产少及信用等级偏低，无可避免地要经常遭遇银行的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难以从正规银行体制获得信贷融资。这也是部分学者反对放松信贷以缓解温州危机的主要原因。

另外，赵锡军表示，民间借贷监管缺失也是造成温州危机的一大诱因。据了解，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成立之初就游离于中国银监会的监管之外，由地方政府审批和监管，这基本等于放任自流，使得如今大街小巷、遍布全国的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成为了中国高利贷愈演愈烈的主力军。

化解危机标本兼治

导致温州信贷危机的因素错综复杂，化解危机更需群策群力。总的来讲，目前的情况肯定是先要救急，避免危机扩大化。

救急，首先要做的就是维系中小企业的资金链，帮助已经出逃的企业解决问题。截至目前，温州政府已推出诸多维稳措施，包括要求银行同进退，不撤资不压贷等。这些当然都是明智之举，但是正如前文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地方政府管不了银行的事，救急也离不开中央监管层面的鼎力支持。

要正确引导民间资本，赵锡军指出，当务之急是建立避免矛盾激化的善后处理机制，形成民间资金合法、合规筹集和借贷的渠道，每个环节都应有相应的法制约束和纠错机制，避免利益方蒙受损失。

而要想标本兼治，从长期看则是金融业改革问题。人们普遍看好发展民间金融。

郭田勇对此提出了两条建议，第一，每当遭遇中小企业融资难，成立中小银行的呼声就会很高涨，可一旦融资难退去，呼声亦会渐稀。这次，为防止再度陷入“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轮回，可考虑遴选一批表现优秀的小贷公司直接翻牌为银行；第二，加强民间借贷监管，有必要从目前的“单线多头”向“双线多头”转变。目前，中国的监管体系是单线，我们只有中央有金融性监管机构。它的派出机构不太可能深入到当地去分析，去监管当地一些民间借贷的情况。因此，郭田勇建议在熟悉当地情况的地方政府这一级建立单独的监管机构，扩充各个省市金融办的实力，依托它们来对当地的民间借贷活动进行监管。这也就是他提出“双线多头”监管方式的一个主要出发点。

温州民间借贷 篇4

一、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一) “温州模式”的困境改革开放以来, 温州的民营经济发展迅速, 逐步形成闻名全国的“温州模式”。

这一模式是指在我国浙江省东南地区 (以温州为代表) 通过众多的、规模小的、技术含量低的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方式发展起来的非农产业。“温州模式”下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在推动温州和江浙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是中小企业从正规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比较困难, 因此, 民间借贷就承担起为广大中小企业融资的任务, 伴随着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壮大。在此背景下, 温州形成了二元金融结构, 即以银行为主的正规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市场并存。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进而波及全球金融和经济。国际市场需求骤减, 国内出口受到抑制, 江浙一带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受到巨大打击。其次, 由于美国金融危机, 美元贬值, 人民币迅速升值, 这对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再次, 原材料价格上涨, 用工成本上升, 又成为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2011年, 为了抑制国内快速的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不断紧缩, 温州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基本贷不到款, 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一方面, 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 作为民营经济重镇, 温州虽然积攒着大量的民间资本, 但面临的却是非常有限的投资渠道。实体经济利润率低, 房地产行业受到国家政策影响, 房价上涨幅度变慢, 通过炒房来增值的渠道受阻。在这样的背景下, 民间资本无处可去, 只能进入民间金融市场。尽管民间借贷的利率高, 但中小企业为了解决融资难题, 不得不以此来保证资金链不断裂。

(二)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温州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和大量的民间游资, 推动民间借贷的巨大发展。

温州陷入“全民炒钱”的疯狂之中, 类似于“炒房”, 温州此次的民间借贷危机很大程度上也是“炒作”的结果。民间借贷分为三个部分:放款人、担保公司 (担保人) 和借款人。其中, 担保公司起着中介的作用, 担保公司将人们手中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 然后给借款人。资金从放款人到借款人手中要经过层层加价, 价差甚至达到一倍。同时, 由于缺乏规范, 放款人、借款人都有可能成为担保人, 这样一张密密麻麻的“放款—借款”网就在温州地区形成。资金每转手一次, 利息都会加价, 最终由对资金有迫切需求的实体公司承担。迫于经营的压力, 中小企业不得不从民间获取资金, 但高额企的利息又远远超出了企业的承担能力, 中小企业借高利贷无疑是饮鸩止渴。温州企业由于高利的民间借贷而破产的情况在2011年非常严重, 到期还不上贷款, 企业经营者只能“出逃”。

二、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现状

(一) 温州民间借贷规模整体上, 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处在不断的扩张之中。

2001年末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通过大规模的调查, 估计当时温州民间借贷的规模在300—350亿;到2003年, 民间借贷的规模达到380亿左右;2009年末, 温州民间借贷的规模大致为750亿;2011年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了《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 报告中估计民间借贷的市场规模为1100亿, 占同期银行贷款额的20%。从2001年至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增加了3.2倍, 由此可见, 民间借贷的发展比较迅速。民间借贷既用于生产经营、投资、消费等长期用途, 也用于短期的垫资、拆解周转。2011年“炒钱”规模扩大, 民间资金拆解的链条延长, 资金转手的层数增多, “空转”而没有进入实体经济的民间资金增加。民间借贷的资金则主要来源于民营企业和个人储蓄, 也有一部分资金来源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 通过个人贷款的方式进入民间借贷市场。

温州民间借贷快速发展, 首先要归功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和中小企业发展, 对资金的需求增加, 同时人们手中的余钱增加, 在供给和需求的共同推动下, 民间借贷必然快速发展。尤其是2011年, 民间借贷呈现出“疯狂”的发展, 这背后的原因却和前一阶段有本质的区别。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 温州的中小企业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经营压力, 实体行业的利润率不断下降, 一般水平只有3%到5%, 企业经营者纷纷把资金从实体产业中抽出, 投入房地产、矿业等高利行业。2011年国家加强对房地产市场调控, 实行限购, 打击房产投机行为, 炒房受到抑制, 巨额的资金进入民间借贷市场, 温州陷入“全民炒钱”的疯狂。

(二) 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2003开始,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对民间借贷的利率进行监测。

到2010年, 监测的范围由一般社会主体间的借贷扩大到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民间融资机构。总体而言, 从2003年到2010年, 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比较稳定, 年利率介于13%到17%之间。由于民间借贷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 各个市场之间的利率差距较大, 一般社会主体之间的借贷年利率为18%左右, 民间借贷的中介机构的利率则要高一些, 其中小额贷款公司的年利率为20%左右, 其他金融中介机构高达38%。至2011年, 民间借贷的利率疯狂上升至一个阶段性高位, 年综合利率到达24%。

民间借贷的利率, 从根本上讲是由市场对资金的供求状况决定的, 但同时也受到其他多种因素影响。首先, 温州是正规金融机构与民间借贷并存的二元金融结构, 民间借贷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影响较大, 民间融资的利率水平与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走势相同。正规金融机构利率较高的时期, 民间借贷的利率相应升高;反之, 则降低。此外, 货币政策的松紧度也对民间借贷的利率有重要影响, 二元金融结构下, 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产生竞争。当货币政策较为宽松, 正规金融机构可以给社会提供较多的贷款时, 民间借贷所面临的市场需求减少, 利率较低;反之, 货币政策偏紧, 社会的资金需求从正规金融机构得不到满足, 民间借贷的市场扩大, 利率升高。除了正规金融机构的影响之外, 借贷的期限、贷款者的经济实力及信用、区域差异都会对民间借贷的利率状况产生影响。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类似, 民间借贷的期限越长, 利率水平越高;贷款者的经济状况和信用水平越好, 资金面临的风险系数较小, 则利率越低。区域差异也会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产生影响, 虽然同在温州市, 各县市之间的利率差别依然较大。在乐清市和瑞安市, 产业发展状况好, 正规金融机构多, 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较低;而西部山区的县级地区, 产业集聚状况和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状况相对不佳, 民间借贷的利率相对较高。

三、温州民间借贷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 民间借贷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1) 民间借贷长期以来支持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温州民营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 离不开民间借贷的支撑。由于我国金融体制的原因, 银行贷款多倾向于石油、化工、电力等垄断行业的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民营企业, 众多的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比较困难, 尤其在货币政策趋于收紧时, 中小企业几乎不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此时, 民间借贷解决了中小企业发展中所面临的资金限制。

(2) 民间借贷是对以银行为代表的正规金融机构的补充。目前, 正规金融机构在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布点较多, 资金支持方面倾向于正规企业。而民间借贷具有灵活、高效、短期、小额的特点, 满足中小企业、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融资需求, 可以弥补正规金融机构在这些领域贷款服务的不足, 为温州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

(3) 民间借贷推动利率的市场化。我国目前的银行利率仍然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 借贷款利率主要由央行控制。民间借贷则是由市场制定, 利率随着借贷市场的供求、贷款人的信用、地域等因素不同而变化。总体而言, 民间借贷的利率由市场确定, 利率的高低反映出此时间段内市场上资金的稀缺程度、融资成本、风险等重要因素。这对正规金融机构, 尤其是商业银行, 放开贷款利率市场, 合理确定贷款利率水平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4) 民间借贷打破金融市场的垄断格局。温州是正规金融机构与民间借贷市场并存的二元金融结构, 民间借贷同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展开竞争。这种竞争的氛围给正规金融机构压力, 迫使其正视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调整经营理念, 提高服务质量。同时, 居民和企业也拥有了正规金融机构之外的融资渠道, 金融机构对市场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

(二) 民间借贷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1) 民间借贷给国家宏观调控造成一定影响。民间借贷游离在金融监管部门的监测之外, 具有自发性和随意性, 不受国家货币政策的约束, 从而削弱货币政策的执行力度, 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控效果。正规金融和民间借贷一起构成了一国的金融总量, 民间借贷同正规金融之间展开竞争、此消彼长。如果不受金融监管的民间借贷规模过大, 过多的资金流入民间借贷, 首先会影响到国家对金融信息的收集, 影响国家对宏观经济形势和金融形势的判断;其次, 民间借贷不受监管, 国家的货币政策不能直接作用于民间借贷市场, 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被削弱。

(2) 民间借贷所带来的高利贷问题会加重企业负担, 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在我国, 高利贷是指以超过同期银行利率4倍以上的利率贷出的资金。高利贷会给企业、居民带来严重的影响, 这在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中完全暴露出来。中小企业不能从银行获得贷款, 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借贷, 过高的利率加重企业负担, 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 更有甚者, 贷款的利率超过企业的毛利率, 企业在资金的使用上陷入恶性循环, 最后破产, 企业经营者出逃。如此, 放款者和贷款者都受到巨大损失, 严重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四、温州民间借贷发展规范的建议

(一) 制定规范民间借贷发展的法律与政策民间借贷长期游

离于法律之外, 既不利于国家对金融信息的收集, 也影响到国家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 因此, 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 把民间借贷纳入国家的监管体系之中, 同时明确民间借贷的合法性, 保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 打击高利贷行为, 使民间借贷能够更好地发挥融资作用, 服务于经济发展。

(二) 成立正式的民间借贷组织, 使民间借贷透明化民间借贷

出现高利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介机构众多, 资金在层层转手中逐层加价, 高利率的负担最终被中小企业承受。减少中介环节, 借贷双方能够直接进行见面协商, 可以有效降低资金运作的成本, 降低利率, 让民间资金真正用作实体经济的发展。成立类似于民间借贷登记中心等借贷组织, 通过项目融资, 引导民间资本直接进入实体经济。

(三) 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民间借贷的发展同整个金融市场相联系, 目前温州地区的二元金融结构不利于资金的充分配置。

二元金融结构下, 民间借贷同正规金融机构在地位上、规范程度上、发展的潜力上都有较大差距。只有打破金融垄断, 允许各种民间借贷机构, 如小额贷款公司、社区银行等, 能够以合法的身份参与市场竞争, 才能真正完善金融市场, 活跃经济。同时, 由于金融领域的广泛影响性, 制定金融企业破产法, 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企业退出机制, 推动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成为规范民间金融乃至促进整个金融市场持久发展的必要环节。

参考文献

[1]吴国联:《对当前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调查》, 《货币银行》, 2011年第8期。

[2]郑也夫:《民间借贷的经济效应分析》, 《现代商业》2009年第21期。

温州民间借贷 篇5

摘 要：近年来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上调，导致银行的可贷资金减少，促使温州民间借贷逐渐升温。通过对问卷及电话调查的总结，本文分析了温州中小企业在民间借贷的近况及除银行可贷资金减少外温州民间借贷升温的原因，并介绍政府采取的相关措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

关键词：温州中小企业；民间借贷；银行贷款

一、调查背景

温州中小企业数量和产值均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和总产值的90%以上。中小企业是温州经济的活力所在。温州市约有中小企业7.7万家，其资金来源中，由内源融资、银行贷款、民间借贷三部分构成。

2004年上半年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出台后，在“总量控制、行业从严、条件提高”的信贷政策下，温州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相关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对重点清理范围的行业贷款进行了全面清理，信贷增长规模得到适度控制。2004年来连续的法定准备金率上调，从2004年4月份的7%到现在的17.5%，直接减少了大量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可用资金，加上倍数效应影响派生存款，间接减少贷款规模更为庞大。虽然9月15号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的不下调，所带来的影响实在是杯水车薪。于是在银行贷款不能满足的条件下，中小企业只好转向民间借贷。根据2007年的有关调查，企业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三者之间的比例为54∶18∶28，这一比例在2006年是60∶24∶16。可见温州民间借贷正在升温，并且成为温州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调查内容

为了解温州中小企业在民间借贷方面的一些具体情况，这个暑假，我就温州民间借贷的问题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调查，调查范围是温州瓯海区的30家中小型企业，以问卷和电话为主要形式。企业的从事行业主要是服装加工业、鞋业、眼

镜业、五金业等。我从中小企业最近向民间借贷的近况入手，问题主要涉及企业民间借贷的规模，选择借贷方向的原因及对民间借贷满意度等方面。具体如下：

1、企业初始资金的来源是什么？

2、是否有向民间进行过借贷（排除向亲友的借贷）？如有，利息为多少？

3、是否有向自己的亲友借入或贷出资金？如有，利息为多少？

4、为什么选择民间借贷？（对于有进行过民间借贷的企业）

5、对于民间借贷的满意度为多少？（以%表示）

6、政府颁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是小额贷款合法化的看法。

三、内容分析

在对企业初始资金的来源进的调查中了解到，在30家企业中有26家的初始资金没有政府投资、没有银行贷款，至少有一半企业向亲友借贷和向农村合作基金(金融会)筹措资本。其中，15家企业完全依赖自有资本，但不排除一些企业的合伙人资金里可能包含民间借贷资金；其他11家除自有资本，还借入民间资金。借入性资金一般借期较短，出借人可在短期内提出偿还要求，但一般只要按时支付利息就可获得展期，因此资金性质实际为不定期，比较灵活。

在30家企业中，有14企业都表示有向民间进行过借贷，借贷月利率在6‰～15‰，折合简单年利率在7.2%～18%。而在这次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下调前，各大银行的6个月到一年的贷款利率也在7.47%左右。由此可见，民间借贷的利率也不一定高于法定利率。并且在现实的借贷体系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向自己的亲友或熟人借款，这样的话，利息就远远会在官方公布的利息之下，甚至有些是零利息的。根据这情况，我也进行了调查，在调查的30家企业中，有23家都有过向亲戚或朋友企业借出或借入资金，且有14家表示利率是很低的，而9家表示为零利率。

在为什么向民间借贷的调查中，大多数都表示这是由银行和民间借贷环境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银行方面，中小型企业都很难争取到银行贷款。现在银行只对极少数规模和实力较大的企业提供部分信用贷款。而对于大多数企业都要求抵押担保，且审批严格、手续繁琐。在民间借贷环境方面，我总结出了主要的三点：

1、温州民间资本充裕。温州民间资本市场来自于温州民营经济的兴盛；并

且因为这几年的楼市、煤矿等投资项目的不景气，温州资本大量回笼温州；而股市的连续暴跌，也让温州民间资本大规模撤离股市。这让温州本地停留着大量的可流动性资本，给民间借贷的活跃提供了基础。

2、温州民间金融业还有很强的社区性，掌握中小企业的信息远比大型国有金融要充分。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往往有量小、期限短、时间要求急等特点，这是大型国有金融业所无法满足的。民间金融业恰好可以利用其传统资源如血缘、地缘关系以最有效的节约信息成本的手段获得必要的信息，保证金融契约的签定和执行。

3.民间借贷利率也不一定高于官方法定利率。从调查的结果看，“民间借贷利率一定高于官方法定利率”的说法站不住脚，企业民间借贷利率与正式信贷机构普通贷款利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的公开数据显示，2007年9月份温州民间借贷加权平均月利率开始突破1分，达到10.32‰。随着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更是进入加速上升通道，去年12月月利率为11.096‰；今年1月份，月利率已经达到11.77‰，逼近2005年1月的12.112‰。

虽然随着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民间借贷利率有所上升，但不是太高，并且值得一提的是，民间借贷中还有一些“互助会”、“标会”之类的名称不一的互助会，他们提供贷款的利率，已低于官方法定贷款利率。这类组织显现出较大的互助性。民间借贷还存在一个很少被关注的问题，即从事民间借贷的个体或组织从来不为其交易纳税。任何经济和金融活动均应纳税，这有助于政府了解民间借贷的规模，评估其风险。

当问及对目前民间信贷的“满足度”时，17家被调查企业表示，一般都能借到较高额度的民间借贷资金，满足程度均在60%以上，其中11家比重为100%。而且他们对目前的民间的借贷市场，特别是对温州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以后的市场很有信心。但有像民间借贷的剩下的6家企业则表现的比较不满意，因为他们有2家曾被一些利用民间借贷的不法分子骗取过金钱，而另外4家是因为周围的亲人或朋友在民间借贷上被骗而产生不满意感。

在政府颁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后，大多数企业对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抱有很大的期望。其中有18家企业认为该指导意见将给温州带来

很好的影响，7家企业认为会有一定的好的影响，但5家企业认为影响不会很大。好的影响主要是说其降低了小额贷款的风险，而认为影响不是很大的，主要着重与其实施的规模不是很大，其的作用也不会太明显。

四、总结

从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已成为温州中小企业的一项重要融资手段，不管是在筹集原始资金时还是在平时的生产经营中。近段银行借贷收紧的情况下，它更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自身主要原因有其利率不高，市场资金充足，民间金融市场信息流通快等，而银行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企业贷款难的现况则推动了企业向民间贷款。

而2008年5月14日，政府颁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①，更使小额资金借贷合法化，为拥有充裕资本的温州人，打开了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大门，使大多数温州人对民间借贷市场更加有信心。虽然小额贷款公司看起来利率低了，“但风险也减小了，并能受到法律保护了”，而民间借贷则很可能出现风险欲告无门。而民间贷款给企业带来方便的同时，也有风险。调查中发现，向民间借贷的过程中，也有一部分人或其身边的人被骗。像现在温州就有有些不法分子利用借贷市场火热的现象，假装向别人提供借贷，要对方现提供一部分的利息而骗取钱财的现象。所以规范和完善民间金融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有了法律的保障，市场才能稳定发展。

除了政府进行这方面法律的完善外，我觉得还可以采取改革银行制度，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银行，比如温州城市商业银行可以吸收民间资本再扩股。再者完善

①2008年5月14日，由于温州民间资本和民间借贷的问题引起来政府的大量重视，银监会、央行联合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根据《指导意见》，今后，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都可以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其中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前者应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后者应有2-200名发起人。此外，公司设立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小额贷款公司利率上限不得超过法定利率的4倍，下限则是法定利率的0.9倍，70%以上的资金只能用于50万元以下的贷款。其还明确了小额贷款的资金来源、资金运用、监督管理和终止等。

信用评估体系，使银行有足够的信息来判断，以便于很好地向中小型企业提供信用贷款。

参考文献

[1] 李娟、吴芳兰：“温州民间资本到底有多少”，《上海证券报》，2008年7月22日。

[2] 马葵、刘广斌、韩永民：“民营制造企业融资问题及对策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年第6期。

温州民间借贷 篇6

关键词：温州民间资本；高利贷；金融监管

一、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发展现状

温州资本的符号意义，早已超过民间资本的概念，而已经成为游资、热钱的代名词。在CPI高位徘徊的严峻形势下，货币政策转向紧缩，2010年以来，央行5次加息，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21.5%的惊人比例。8月底央行再发通知，将商业银行的保证金存款（包含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三部分）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受国际国内各种因素和自身经营不善的影响，温州部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运行困难加大，个别企业因盲目扩张规模、借贷高利资金等原因出现企业资金链断裂的现象。“跑路”已经成为围绕温州企业的一个新名词。自2011年的上半年开始的温州民营企业老板“跑路”风潮，再一次将温州资本这个名词推上风口浪尖。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初至今，至少有80多位老板“跑路”，仅在9月份，便发生26起民营企业老板抽资“跑路”的事件。

（一）温州民间资本的规模

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据人行温州支行的报告显示，民间借贷在温州的活跃程度非常高，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目前温州民间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元，占全市银行贷款的20%。温州各类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典当行、旧货调剂行等社会融资中介的数量超过1000家。2010年，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建立了温州民间借贷交易活跃指数监测。监测手段为通过抽样调查，从资金借入方和资金借出方双向测试，并互相验证。该项监测以全市近1000 家融资中介的1300 多个银行账户为样本，定期采集这些账户的资金流动方向，作为民间借贷市场的活跃指数，反映市场交易规模变化和资金流动走势。根据检测结果，从2010年初到2011年第一季度末，五个季度的账户交易额指数分别为100、157、126、161 和190，规模总体呈增加态势。其中，2011年第一季度的交易量是上年度同期的1.9倍，是上年度均值的1.4 倍，从中可得知，近期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借贷规模有一定的增长，而民间资金的流动也趋于频繁性，多元性。

（二）民间借贷的作用

民间借贷市场在发挥着像资金配置、资源整合、促进竞争等正规金融功能的同时，也发揮着民间信用所具有的灵活方便、速度快捷等独有的特点。各地民间借贷的发展，不仅维系着部分普通家庭的正常生产生活，也维系着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对社会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民间借贷能够有力支持温州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银行机构贷款手续繁杂，而温州大多民营企业的投资计划并未得到充分市场论证，缺少有效的市场计划，再加上国家对银根的紧缩，企业从银行借款存在周期长、借款不灵活、难度大、资金量小等缺陷。而民间借贷的灵活性与时效性，能很大程度上解决企业短期内资金的需求，助企业渡过短期内的资金难关。民间借贷有助于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的提升。随着民间资本流动性和活跃性的增加，传统金融机构势必会认识到服务上的不足，从而进行结构的优化，简化借贷程序，提高服务质量。

二、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资本利用率偏低

从表1可得知，温州庞大的民间资本流向一般性经营生产的比例仅为35%，剩余65%的资金则是用于房地产、股市等各种投机性项目及不明方向。在“2010年温州市百强企业”名录中，除了2家房地产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企业无疑不涉足房地产开发。而在温州“低压电器之都”柳市镇，大量企业的70%以上利润不再投资实业，而是转移到外省市开发房地产、矿产等。在温州，将企业作为融资平台，以此获得大量银行贷款，转投其他投机性行业的现象十分普通。

（二）民间投资缺少正规导向性

今年来，中国楼市、煤矿及棉花等投机性项目的火热，使得民间资本不再重视制造业和轻工业等利润偏小的实业的发展，大量资金涌入了投机性投资项目。缺少有效的政府投资导向性，使得民间资本流动方向发生了根本性转移。实业才是一个企业的立身之本，抽取大量资金进行投机性活动显然不是可取之道。

（三）缺少正规的金融监管体系

在整个温州民间资本流动的过程中，私人及民间机构占据了很大的主导权。即使民间资本存入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后，后续性的借贷缺少有效的政府性监督，以及正规的金融监管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温州民间资本市场越来越趋于活跃，而资金量也逐步上升，但随之导致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缺少正规的金融监管体系导向，温州民间资本借贷市场出现杂乱无章的现象，而高利贷滋生进一步弱化了资金链的强度。近期民营企业老板“跑路”现象频生，便是高利贷导致其资金链的断裂，无法承受高昂的利息，生产资金被挤占，企业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的严重后果。

三、政策建议

（一）有必要制定民间融资法

有必要制订一部适合国情的《民间融资法》，为民间借贷活动做出必要的法律规范， 明确不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保护民间借贷的权益和规避风险，引导其更好地发挥融资作用。

（二）确立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

堵不如疏，我们不能只看到民间资本出现的问题，而应该抓住其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面，对其资金投向性、利率水平、运行机制等加以正确引导，确立其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合法地位，将其纳入正规金融监管体系，以保证民间资本的有序生存和合理发展，使得民间资本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充分发挥其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特有作用。

（三）加强对民间资本的监管

加强民间资本来源与去处的监管，建立市场准入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条文，提高准备金率和保证金率，并对资金的流动加以一定的监管，严格打击非法集资。

参考文献：

[1] 陈明衡.温州民间借贷运作机制及宏观调控的影响[J].中国金融，2005（17）.

[2] 吴国联.温州金融生态透析[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

[3] 朱冰心.浙江民间金融发展现状及其规范，商业时代，2007 第十一期

温州民间借贷 篇7

从历史角度看, 民间借贷绝不是现代人所独创, 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 就有许多私人从事货币放贷, 至唐代, 借贷问题涉及层面之广, 普及性之高, 已经达到令人讶异的程度, 不但跨越官民两途, 僧俗两界, 且从地方乡里、农村百姓, 蔓延向上流阶层、城居人士, 甚至还出现专门承担放款业务的质库、柜坊等机构。在温州, 晚晴年间的高利贷现象就曾风靡一时。早期, 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是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有益补充。至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非常普遍。2005年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报告显示:温州民间融资规模在1981年约占银行贷款的65%, 这一比例在1991年约为80%, 到2001年也在42%以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民间借贷市场在当地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活跃者的角色, 并一定程度上积极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现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不断发展及完善, 尤其是近十年以来, 我国GDP在保持8%的速度增长势头之下, 国内企业对资金贷款的迫切需求与日递增, 尤其是中小企业更为突出。

再者, 我国金融机构政策的缩紧, 导致我国中小企业纷纷期盼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的需求增加。因此我国民间借贷异常活跃, 主要表现在:

(一) 由原来的消费性需求转为现在的投资需求。

(二) 贷方由原来的分散型转为现在的集中型, 专业型。

(三) 由原来的“地下”交易逐渐变为公开的交易。

(四) 无论是交易场所的数量还是交易额的数量都发生了很大的飞跃。

在温州, 从2008年开始“异象”丛生。从事民间借贷行业主要形式有: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地下钱庄等。在这些行业形式中不乏投机者, 加剧民间借贷的速度与力度, 因而经过逐渐演化形成高利贷。扰乱当地金融秩序, 愈演愈烈, 最终导致温州当地诸多企业老板“跑路成风”、“跳楼成群”。

三、成因 (针对温州企业分析)

(一) 正规金融渠道 (如银行贷款) 贷款困难

长期以来,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着一个问题:国有企业和大型的民营企业可以从银行以正常的贷款利率获得贷款, 而中小企业则很难从银行贷到款。在从正规金融机构无法获取贷款的情况下, 中小企业只能通过民间借贷这一渠道来筹集资金。即使有商业银行愿意贷款, 贷款手续繁杂、周期较长。有资料显示, 从申请银行贷款到取到资金快者需要一个月中间环节, 慢者需要两到三个月。有企业老板声称, 加上中间环节公关费用之后的融资成本费用与民间借款甚至高利贷成本费用相差无几。

(二) 受其他投资行业的间接影响

在曾经广受赞誉的民间借贷稳定发展时期, 温州的资金流向主要有:房地产、煤矿以及收藏品市场。

从2008年开始, 国家开始调控房地产行业, 不断上调二套房首付款, 加大房屋购置税比例, 使温州炒房团增加投资成本, 实际房屋需求者开始观望楼市, 资金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静止流动的资金是无法升值的。再加上房地产行业不景气, 温州资金更是进退两难。

几乎同一时期, 政府从国家战略角度考虑, 着手大量关闭小规模煤窑, 此政策对一向提着钱袋到处投资的温州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山西煤温州人损失近900亿。投出去的资金收不回来, 企业改制需要大量资金又拿不出, 转行风险较大。

温州另一股资金流向主要是古玩、字画等收藏品投资市场,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雨天, 在其他行业都不景气的同时, 古玩字画市场出现大量赝品, 使得投资者痛不欲生。

受此类其他行业的种种影响, 智慧的温州人只好把目光投向“炒钱”市场, 这就滋生了民间贷款的疯狂行为。

(三) 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对借款人的信息 (如资金使用情况和其它负债情况) 不甚了解, 经济学上称为信息不对称

民间借贷关系中的贷款者在放贷前并没有对借款人的资产状况等信息进行详细了解, 大多是基于对借款人的感性认识, 更多是朋友、亲戚之间相互引荐。对贷款人的信息缺乏充分的了解。不仅对于借款人的一般信息没有充分了解, 同时对于借款人的其它借款信息也无法了解, 这为不讲信用的企业肆无忌惮地通过民间借贷渠道大量贷款埋下了隐患。而且, 民间借贷的放贷人在放贷后也不能掌握借款人使用借款的情况, 更无法约束贷款人合理使用借款。

(四) 高利率、高收益的诱惑

俗话说, 高风险高回报。这句话倒过来就是, 高回报高风险。在温州, 企业做实业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已经被挤压至约3%~10%, 而正如前所述, 其他投资渠道也并无出路, 在限购令、限贷令的双重打击之下, 温州商品房交易上半年同比下降九成。2010年收缩银根后, 企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拉高了民间金融利率, 利率一路飙升, 致使民间贷款利率甚至高达两毛 (此为民间说法, 即一年连本带息偿还本金的3倍) , 更有业内人士戏称:“卖白粉也没有放高利贷的利润高”。在高利率的诱惑之下, 使得原本几乎没有金融知识的个体户大量介入行业, 甚至地方公务员、教师、银行从业人员也加入高利贷的放任流之中。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银行的加入。一者民间借贷从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 使得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更难贷到款, 转而通过民间借贷融资, 进而形成民间借贷不断挤出正规金融机构正常放贷、企业不断通过民间借贷融资的恶性循环。再者高利率的民间借贷使得储蓄户不再向银行存入本金, 转而投向民间借贷市场。

四、启示

由以上分析表明, 市场往往是盲目的, 盲目的市场就导致参与市场运作的人们向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再加上跟风作用的影响, 就必然导致金融、经济的畸形发展。从这样角度出发, 在温州出现高利贷之风, 并随着温州人提着钱袋到处寻找投资机会, 逐渐蔓延至较多全国各地金融角落, 央视曾经报道过的苏北宿迁市泗洪县地区贫困县“宝马乡”现象可见一斑。基于此, 必要的政府干预与监管, 健康的金融环境培养是必不可少的。

基于此, 笔者提出改善民间借贷环境的几点思考对策:

(一) 加强政府对市场监管, 尤其是金融市场。

(二) 培育高效、合理正规的金融机构。

(三) 完善法律体系, 使民间借贷在阳光下运行。

(四) 引导企业资金流向朝阳产业。

(五) 鼓励实体投资。

参考文献

[1]罗彤华.唐代民间借贷之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李宇萍.温州民间借贷风暴过后之思考[J].上海商业.

温州民间借贷 篇8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经济和法律现象, 在中国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 在民营经济极为活跃的温州地区, 民间借贷更是充分发挥了其融资渠道多元、手续简单、贷款便捷的优势, 成为了地区经济长足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间借贷的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说, 极大弥补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信贷支持的不足, 在当前金融制度安排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监测数据显示, 2010年上半年温州民间借贷余额规模达到了800亿元, 而2011年7月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监测报告》显示, 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已经达到银行信贷总量的20%, 即1100亿元左右, 比一年前的800亿元有较大增长, 而这个数字在2001年年末仅为300到350亿元。与此同时, 伴随着温州“全民借贷”的高涨的风潮, 高利借贷也随之喧嚣尘上, 成为了温州民间借贷的重要的类型之一。但金融危机开始后, 温州地区民间借贷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也随之爆发。

首先, 温州地区2010年爆发民间借贷危机以来, 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数量急剧增加。民间借贷纠纷收案数和案件标的额持续上升, 其中2011年3、8、9、11四个月份增长较为迅猛, 12月结案标的额为8.3241亿元, 超过2006、2007、2008年每年年度结案标的额总值!温州市两级法院2011年度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2052件, 收案标的额113.434亿元 (见表一) 。2012年上半年不完全统计, 全市法院新收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0269件, 涉案标的68.59亿元, 同比上升96.61%和250.9%, 其中增幅最大的三个基层法院苍南、鹿城、龙湾法院收案增幅分别达到了206.8%、179.9%和143.9%。

其次, 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标大标的额案件增多。根据鹿城区人民法院统计数据反映, 该院2011年1月到9月, 收案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81件, 同比上升了145%;收案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15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32件, 同比上升了113%;收案标的额在15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12件, 同比上升了50%。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标的额涨幅明显, 大标的额案件数量大大增加。

再次, 民间借贷案件的急速增长主要是由于高利借贷案件引起。据鹿城区人民法院调查统计, 诉讼到该院的书面约定借款月利率一般在2.5分到3分之间, 但部分借款实际月利率达4分到6分, 个别甚至高达7分到10分, 涉及到高利贷及疑似高利贷案件数量占了九成。而同为民间借贷危机重灾区的龙湾法院在2011年1月至8月审结的326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 约定月利率2分以下 (包括2分) 的89件, 占27.3%;2分到3分的43件, 占13.19%;4分到5分的21件, 占6.44%;5分以上的4件, 占1.22%;未约定利息的169件, 占51.84%, 这里的未约定利息的显然不是无息借款, 而是实际支付的高利没有体现在借据等凭证上。因此,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高利现象在温州地区的审判实践中非常突出。

二、温州地区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纠纷中发现的问题

(一) 四倍利率红线无法满足新形势下司法干预的要求

首先, 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在2002年发布《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 但双方协商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不含上浮) 的四倍, 超过上述标准的, 应界定为高利贷行为。”但是, 该通知属于金融机构发布的部门规范性文件, 缺乏法律层面效力。那么, 以什么银行的利率为准?贷款利率以哪一档次作为参考标准?

其次, 法院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一般均只是判决高利部分, 既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不予保护, 而对于已经按高利标准支付的部分是否进行干预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予以明释。显然这样的司法干预并不彻底, 不能解决实际矛盾。对出借人而言, 由于借款完成后的一段时间内已经按照高利标准收到利息款, 实际上很多时候已经完全或几乎等同本金金额, 那么即便再减为四倍以内的利息款, 其也是已经保障了本金, 剩下的只是获利多少的问题。这样长久以后, 反而刺激出借人先行约定更高的利率标准, 尽量在前期通过高利收回本金, 将风险后移, 无法切实保障民间高利借贷中的债务人。

(二) 司法干预缺少法律层面上的统一

我国虽然一直对高利借贷采取管制的干预措施, 但在具体干预规制内容上并没有统一的法律出台, 而是散见于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甚至部门规范性文件中, 这也导致各地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无从下手, 即便采取司法干预后, 也没法释明法律依据何在。

对此, 各地司法审判机构结合地区情况纷纷进行了自行解读, 在本地区出台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的地方指导意见。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沪高法民一[2007]第18号《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意见》, 要求法官执照职权对超出四倍利率的部分, 进行主动审查调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浙高法[2009]297号《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对超出四倍利率红线部分的利息, 如果满足当事人自愿给付的, 在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 法院可以不予干预。但是, 上述上海和浙江两地高院出具的意见, 虽然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指导角色, 但严格意义上说都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不能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法律基础。并且, 地方司法意见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反映出我国当前对高利借贷, 甚至民间借贷的立法或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非常滞后, 存在规制空白, 从而导致地方司法审判机构自行进行地区审判实践统一。

目前, 民间借贷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于社会实践, 相关民间借贷法律制度不健全, 缺少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的单行法律, 也缺乏对民间融资机构的整体监管, 而地方高级法院制定的审判指引仅为各地法院的自我法律解读, 并没有形成统一认定, 在部分问题上仍存在不同指导意见, 显然长此以往也不利于纠纷的正确解决。

三、目前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司法干预所得实践经验

首先, 确认民间高利借贷存在的合理性。民间高利借贷在立法层面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民间高利借贷关系是否有效成立仍未明朗, 但结合温州地区及司法干预的实践来看, 对于超出银行贷款利率的高利借贷合同不能一概而论, 全盘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推动作用, 否则不仅不能正确地解决借贷纠纷, 而且也会给借贷双方都带来更大的伤害, 造成更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

其次, 突出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司法干预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间高利借贷会可能会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 司法干预的核心价值目标也就是要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由此, 一旦民间高利借贷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事实, 必须强调司法干预的目的性, 保证金融秩序、社会安全等公共利益。特别像温州地区深受金融危机严重影响, 出现了债权人强行阻拦道路、债务人负债被逼跳楼等恶性社会事件, 高利借贷纠纷已经不是单纯的个案和个体经济得失问题, 其背后可能引起的经济连锁反应、社会稳定问题以及群体讨债等诸多社会公共问题。因此, 司法干预必须将社会公共和国家利益放在优先考虑地位。

再次, 坚持平衡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利益。出借人与借款人对于利息的高标准约定虽是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但是我们要看到出借人的盈利目的和借款人的周转目的的差别, 借款人获得资金同时背负了沉重包袱, 在当今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 确实存在资金周转困难, 无法继续支付高利的可能性, 如不加以司法干预调整, 甚至会直接影响到出借人实现取回本金的目的。同时, 出借人由于只考虑到个人经济利益, 几乎都要求一次性返还本息, 甚至诉讼过程中还采取财产保全等措施逼迫借款人及时履行还款义务, 从来不顾及该诉求对借款人造成的严重经济和心理负担, 这种一棒子打死的做法往往导致两败俱伤。因此, 必须通过司法干预来平衡双方之间的利益, 主动介入调整借贷约定, 以适应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新形势, 从而保障双方共同发展, 实现双赢局面。

最后, 强调司法干预的主动性。一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采取的被动参与态度, 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坚持民事行为自愿原则, 不加干涉。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纠纷司法实践表明, 大多数的借款人并不是恶意赖账或讨债, 而是深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喘不上气, 无法履行支付高利义务, 加之本身就经济困难, 一般应诉时没有聘请律师等专业人士代理, 因此在借贷纠纷中属于弱势群体, 急需司法介入干预时提供适当帮助。温州地区处理高利借贷过程中, 对于债务人没有主动对已付高利提出抗辩的情况下, 对于已支付的高于四倍的利息部分依法酌情调整, 为其进行减负的做法, 即体现了司法干预的主动性。

另外, 笔者建议在尚未出台专门单项法律对民间高利借贷进行规范的时候, 有关立法部门可以通过先行发布统一的司法解释, 对目前新环境、新形势下产生的民间高利借贷相关法律问题进行释明, 从而为司法干预提供准确指引。目前, 温州地区部分已决案例显示, 法院对已经支付的高利息款项采取主动干预调整, 认定超过四倍利率红线的利息标准过高并酌情调整, 将已付利息中超过四倍利率红线部分认定为偿还本金进行充抵。这种司法干预的做法显然体现了正义公平、公诉良俗的合同原则, 符合立法原意, 但我们国家不是判例法国家, 不能因为出现了相类似的判例就随手拈来进行参考审理。由此, 应当积极地将适用公平、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作为一项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从而将其作为法律行为的检测考量方法, 出师有名, 为高利借贷的主动干预提供司法依据。

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出台高利借贷的相关司法解释, 我们要及时注意地方司法审判实践指导意见与司法解释统一的问题。如存在观点冲突, 则地方司法机构应当及时改正指导意见, 做到与司法解释的协调一致性, 从而避免一个问题两种不同观点释明的尴尬局面。

此外, 我们还应当延长司法干预外延, 与金融监管机构搭建良好联动机制, 披露高利借贷市场信息。我们必须承认市场当中就存在认定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群体和需求群体, 一时很难从根源上消灭高利借贷活动, 由此, 我们应当做到因势利导, 建立司法机关与金融监管机构的联动和信息互通, 利用金融监管机构的主导地位, 延长司法干预外延, 建立起严格的事先借贷风险披露机制, 利用金融监管机构的地位及时搜集信息, 发布及时消息, 监督资金用途走向。以温州地区为例,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已经与司法系统建立良好互通模式, 自2012年5月开始正式向包括司法机关、借贷供求双方在内的社会大众公布温州市民间借贷监测利率数据, 为司法审判提供信息数据支持, 同时更是将高利贷风险尽可能化解在借贷关系建立之初, 力争消灭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

参考文献

[1]法例新选组.民间借贷法律政策案例适用指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2]黄孟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3]萧方训.民间高利借贷背景下的司法困境与对策[J].法制与经济, 2012, (3) .

[4]潘力.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成因及其影响[J].人民论坛, 2012-1, (353) .

[5]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J].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变动影响因素及其监测体系重构研究.浙江金融, 2012, (1) .

[6]卢成万, 周昭雄.浅析温州民间借贷高利率成因[J].商业经济, 2012, (3) .

[7]席月民.我国当前民间借贷的特点、问题及其法律对策[J].政法论丛, 2012, (3) .

[8]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法院民间借贷审判报告 (2008.1——2012.6) , 2012-7-10, http://www.zjcourt.cn/content/20060320000023/20120710000005.html。

温州借贷风波的成因与对策探讨 篇9

1. 产业转型升级缓慢, 制造业的低效

益动摇了企业界的经营信心, 实体经济出现产业空心化。金融的基础是经济, 经济的基础是产业, 温州发生金融风波, 首先必须从温州经济和产业层面找原因。温州低成本的低价薄利生产营销方式, 既是温州经济发展的法宝, 也是温州模式的重大缺陷。温州许多产品的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 使许多产品处在价值链的低端。温州产业的“三低”状况难以适应“企业员工工资升高, 原材料价格提高, 环境成本拉高”的“三高”局面。全国制造业平均利润为5%, 温州制造业由于技术含量低, 平均利润只有3%左右, 而企业员工工资上升却在10%左右, 有的县企业的困难面高达60%。根据温州市经贸局的统计数据, 2011年的前3个月, 温州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35家出口导向型企业的销售产值同比下降7%, 利润同比下降30%左右。超过四分之一企业亏损, 仅三成企业的利润保持增长。行业平均利润率仅为3.1%, 利润率超过5%的不到10家。由此可见, 温州的产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生死攸关的紧迫任务。

2.“短贷长用”, 还贷敞口衔接不上出现资金链断裂。

由于自有资金无法满足企业扩张的需要, 加上银行监管条例中关于贷款政策的严格规定, 一般情况下, 现金流并不充沛的中小企业习惯将短期贷款进行长期投资, 以满足固定资产投资的需要。

“短贷长用”在温州非常普遍, 短贷占贷款总量的80%左右, 是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 形成信贷风波的原因之一。根据温州银监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止2013年2月末, 温州市银行业各项贷款余额7056.59亿元, 其中短期贷款余额5684.28亿元, 占比80.55%。2011年以来, 温州中小企业频频爆发信贷危机, 虽然原因种种, 但归根结底都是出在资金链断裂上。

受信贷资金“短贷长用”习惯的影响, 贷款企业在贷款到期后通常通过小额贷款公司、民间借贷等途径进行通融, 以垫资、过桥等方式解决现金流的不足。

温州银监分局人士称, 一边是贷款期限短, 一边是企业生产周期较长, 这就出现贷款偿还期与企业的回笼期不匹配的矛盾, 以至贷款到期还贷资金压力大。一些质地不错的企业, 因为资金一时难以周转, 陷入了困境。一些企业通过民间高利贷归还银行贷款后, 无法从银行再获得后续借贷资金, 于是发生企业生产停顿, “老板跑路”。

3. 部分产业资本追逐风险利润, 在国

际经济危机和国内宏观调控双重压力下企业陷入困境。温州人率先进入新行业寻求超额利润, 不大愿意停留在平均利润的行业。温州人敢冒风险, 许多时候先行一步, 领先一步与追逐超额利润、高回报率都有直接关系。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 特别是沿海地区迅速发展, 产业竞争趋于激烈, 产业资本利润逐步下降。进入21世纪, 国际市场复杂多变, 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 外向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大幅下降, 此时,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房价虚高, 加上国家解除民营企业投资煤炭业的限制, 部分温州商人顷刻涌入这两个行业, 暴利的示范效应诱使大量投机者跟风而入。

2008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一方面煤炭业遭遇“沸点到凉点”的逆转, 山西地方政府对煤业的行业整顿, 使得后续跟进的民间资本割肉而逃;另一方面, 虚高的房价逼迫政府出手, 银根收缩和限购令等打压政策出台, 致使房产价格与交易量双双下降, 部分借高利贷者无法支付利息与本金, 只能落得“跑路”的结局。

4. 金融机构类型单一, 民间借贷运作不规范, 发生借贷风波事在必然。

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 与金融机构类型单一、缺乏乡土型草根性金融机构有关。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各地陆续建立了一些地方性商业银行, 但这些金融机构在自身经营的市场定位上, 与原有的工、农、建、中四大商业银行高度雷同, 都在争着抢着向大企业发放贷款, 都在相互攀比资产总规模、人均利润的排序。我国目前极其缺乏定位扎根乡士、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

目前, 我国中小微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 占社会就业的80%, 占国家财政税收的50%, 可是占贷款总额只有10%多。“好媳妇难做无米之炊, ”许多企业无奈中只能求助民间借贷。

目前, 我国的《贷款通则》规范银行借贷行为。除了借贷利率不能超过同期限银行基准利率4倍之外的法律解释外, 对民间个人之间的借贷行为基本上没有任何法律规范。在民间金融机构的管理方面, 也呈现出多头无序的状态:借贷无质押, 资产无评估, 借贷无登记公证, 很容易发生借贷事件。

二、促使信贷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1. 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投向实体经济领域,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由于经济增长和货币增长, 我国已积淀了庞大的社会资本。为避免社会游资对房地产业和股市的冲击, 防止产业空心化, 避免通货膨胀的加剧, 政府必须清理不利于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规定, 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 全面开放民间投资。落实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减少不合理税费等途径, 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 吸引民间资本回归实体经济。政府应尽快出台产业引导细则, 打破行政区隔和行业垄断, 通过政策倾斜、资金扶持、税费减免、资源优先配置等方式, 鼓励实业投资, 努力提高实体产业投资的回报率, 协助企业搞好产业转型升级, 为温州经济和温州金融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产业基础。

2. 促进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合法化。

要预防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 从根本上化解民间借贷所蕴涵的风险,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就必须将民间金融阳光化和规范化, 给予民间金融应有的法律地位, 进而纳入监管体系, 加以规范和引导。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任务一是规范发展民间 (下转第161页) (上接第159页) 融资, 实现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合法化。自国务院批准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以来, 温州市已在鹿城、苍南、平阳、乐清、瑞安、永嘉、文成县 (市) 区设立7个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为民间资金借贷双方进行借贷交易提供登记和公证等综合服务, 计划在今年年底实现各县 (市) 区全覆盖。公证处、担保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配套服务机构共同设立和进驻, 还同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车管所、金融仲裁法庭相关业务开展合作。民间借贷以抵押贷款为主, 如温州民间借贷服务公司的借款, 车辆抵押贷款占60%, 股权质押、小房产抵押占20%, 担保贷款占20%, 整个运作比较扎实稳健。市政府要在年内通过省人大为民间借贷立法。

3. 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 设立村镇

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服务社会组织, 使之与小微企业和农业、农户相对应。目前, 我国的经济总量约为美国的40%, 人口却是美国的4倍多。但我国仅有100多家商业银行、3000家农村信用合作社及城镇金融机构。工、农、建、中四大银行占有我国信贷市场的半壁江山, 居于绝对的垄断地位。其贷款额约占全国总量的60%。与之相对比, 美国的银行业虽然也高度集中, 但却有1.8万家商业银行、储蓄与地方协会及信贷联盟。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 鼓励金融机构 (特别是村镇金融机构) 的组建, 强化竞争, 借以逼迫商业银行细分市场、提供精细化服务。当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呈现出僧多粥少状态的时候, 肯定能逼迫一些金融机构主动地承担起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功能。

4. 加强金融监管, 建立风险防范休系, 维护地方金融稳定发展。

温州试验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 防止出现金融监管真空, 界定地方金融管理职责边界, 落实地方政府处置金融风险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责任, 防范系统性风险与区域性风险的发生。从温州借贷事件中得出的警示的是:风险防范在任何时候都必不可少!必须建立防范措施:建立民间借贷观察站点, 及时传递民间借贷市场情况;按月、按季度及时汇集民间借贷市场, 借贷信息和出现的问题, 做到防患于未然;建立“银监—银行—企业”的通信管道, 及时监控企业资金流向, 特别是关注大额资金流向非合同关联方领域;发挥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和工商、税务、技术、监管等部门的作用, 建立一个集信用征集和信息发布于一体的专业机构, 对守信企业予以表彰, 对失信企业予以曝光, 实现资源共用、信息共享。搞好风险防范是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不出问题, 特别是不出大问题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瞿敏.浙江民间借贷的发展与规范问题研究.学术论坛, 2009 (40)

[2].邵川.民间金融:中小企业融资的有效途径.企业改革和管理, 2007 (4)

[3].朱长松, 黄伟健.温州民间融资体系亟待定位规范.当代经济, 2006 (7)

试论温州借贷风波与金融改革 篇10

1. 产业结构“低小散”与新经济时代的矛盾。

低成本时代结束, 产业转型升级未能跟上, 产业结构“低、小、散”, 产品技术含量低、低附加值, 许多产品处在价值链低端的状况, 无法应对“工资提高, 原材料价格升高、环境成本拉高 (节能减排) ”的“三高”局面。全国制造业平均利润只有5%, 温州制造业由于技术含量低, 平均利润只有3%左右, 而工资升高平均都在10%以上, 企业处在微利或亏损状态。有的企业困难面高达60%。温州产业结构“低、小、散”局面不改变, 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 企业发展路子越走越窄。由于企业利润菲薄, 很难靠自身积累投入扩大再生产, 于是温州80%的企业用“短贷长投”办法进行生产经营。根据市银监部门的统计, 6个月内的短期贷款占贷款总额的80%多, 这种状态, 容易造成资金链断裂。产业是经济的基础, 这是以经济基础层面分析产生借贷风波的原因。

2. 资本逐利性引发的投资冲动。

部分企业老板在实体经济低利润面前动摇了信心, 受资本逐利性影响, 中小企业老板投资冲动强烈而导致盲目投资。很多企业过渡融资、过渡对外投资、过度对外部担保。项目的需求资金大大超过了预算, 项目不能按期取得回报, 导致资金链断裂。温州人被冠以胆大, 民间借贷风气尤为严重, 到处举债投资。这种思维和投资的方式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 创业成功率高, 谁的胆子大, 谁就能成功。而一旦进入经济转型期, 经济增速放缓, 企业进入精细化经营, 需要的是理性的分析和投资, 需要加强管理来节约成本, 提高技术含量。那种靠拍脑袋、靠大量借贷, 没有任何风险评估下的赌徒式的投资必定遭遇重创。如某集团近年来的业务涉及太阳能、房地产等产业, 投下五、六亿元巨资, 光伏发电成本回收缓慢, 房地产业遭遇楼市调控, 巨大的投资规模把集团公司推到了资金链断裂的边缘。一些企业虽然还在经营, 但随着利润空间的挤压, 背地里却以主业为遮掩, 把重心转而投向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炒煤矿、炒股等等, 在这些炒作资金里面不全部都是温州人自己的钱, 借贷投资的现象较为普遍, 三角债关系中一旦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其他环节的资金马上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 这是发生借贷风波直接导因。

3. 融资操作中的问题和缺陷。

虽然银行实行了“三办法一指引”, 对银行资金的第一手资金用途进行监控, 但是对资金后手的用途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 使其资金仍然流向于股市、楼市等非实体经济。二是银行对优质的大企业存在“抢食”的现象。对大型企业各大银行重复“授信”使信贷资金不断向大型企业倾斜。同时, 中小企业往往大部分存在财务制度不健全、管理薄弱、信用等级偏低等瓶颈, 银行认为为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较高, 贷款利率定价也偏高, 使企业的负债和利息增大, 企业负担不断加大。目前企业实际的融资成本已经达到15%～20%, 而一个正常企业的回报率仅在10%。三是中小企业贷款存在担保难。中小企业要取得银行贷款, 就要具有一定的抵押资产或相当实力的企业进行担保。但实际上, 愿意为中小企业担保的不多, 即使有些企业愿意担保, 但符合银行条件的担保企业也为数不多。另一方面, 目前抵押物仅限于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 很多中小企业土地多为集体、国有划拨土地, 无法落实有效抵押。专利权、排污权、商标权等由于“登记无门、交易无市”, 未得到融资应用。

二、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任务和要求

1. 国务院规定的12项任务。

规范发展民间融资, 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 依法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 引导民间资金依法设立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机构;开展个人境外投资试点, 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 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支持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创新发展金融产品与服务, 建立小微企业融资综合服务中心;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 依法合规开展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及技术、文化等产权交易;积极发展各类债券产品, 推动更多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 建立健全小微企业再担保体系;拓宽保险服务领域, 创新发展服务于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的保险产品, 鼓励和支持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 防止出现监管真空, 防止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建立金融综合改革风险防范机制, 清晰界定地方金融管理的职责边界, 强化和落实地方政府处置金融风险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责任。

2. 省政府提出温州金改目标。

省政府提出明确的金改目标, 着力实现三个对接:即实现民间小资本与大项目大产业有效对接, 银行大资本与小微企业有效对接, 最终实现各类资本与经济转型升级的有效对接。努力实现“三降三升”:即企业融资成本、地下金融比重、银行不良贷款金额和不良率明显下降, 民间资金转化为产业资本的比重、小微企业融资覆盖面和满意度、民间借贷风险管控能力明显上升。

浙江省李强省长指出:既要对温州金改充满信心, 更要看到这项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探索性, 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充分认识到, 温州金改是一项区域性、渐进型的改革, 不可能一蹴而就;金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必须系统谋划;温州金改是一项开创性的改革, 必须在摸索中前行。因此, 胆子要再大一些、力度要再大一点, 勇于探索, 不断创新。

3. 民间融资有望实现阳光化、规范化、合法化。

一年来, 已在鹿城、苍南、平阳、乐清、瑞安、永嘉、文成7县 (市) 、区设立7个民间借贷服务中心, 累计成交借贷1499笔, 成交总额5.13亿元。温州市各县 (市) 、区设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公司, 为民间资金借贷双方进行借贷交易提供登记和公证等综合服务。公证处、担保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配套服务机构共同设立和进驻。民间借贷以抵押贷款为主, 如温州民间借贷服务公司的借款, 车辆抵押货款占60%, 股权质押、小房产抵押占20%, 担保贷款占20%, 整个运作比较扎实稳健。司法部门为温州“金改”保驾护航, 为此, 温州中院设立了金融审判庭。今年5月, 《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送审稿已由全省金融办报送省政府, 省人大有望在年内审议该条例, 为温州民间借贷提供地方性法规, 它是我国民间首部民间借贷法规, 从此, 温州民间借贷走向阳光化, 规范化、合法化道路。

4. 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

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是国务院给温州金融综合改革重要任务之一。地方资本市场的发展, 能为温州创业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大量资金, 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温州现有境内外上市公司12家。目前, 已有电光防爆、强盟实业、福达合金、伟明环保、红蜻蜓鞋业和迦南科技等6家温企报到证监会待发行审核。12家上市公司共募集到资金达135亿元, 计划到2015年末, 温州上市公司超过30家, 融资达到200亿元以上, 成为温州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

积极发展各类债券产品是温州金改的重要内容之一。2012年, 2家企业发行私募债, 总额1.5亿元;4只企业债券成功发行, 募集资金38亿元;首笔20亿元的企业中期票据业务成功注册;通过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业务募集资金18.7亿元。

进入2013年, 首支民营企业债“12华峰债”顺利发行, “13温机场债”获国家发改委批复, 温州港集团短期融资券发行成功, “区域集优”温州首单即将发行。根据温州金改实施细则, 积极争取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 扩大企业债、公司债、金融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 (债券) 、资产支持票据等各类债券产品的发行规模, 争取2013年度发债80亿元以上。

5. 加大银行参与“金改”, 更好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

为解决企业在正常经营中遇到的流动资金短缺问题, 温州银行推出“续贷通”信贷服务, 帮助企业“无缝”续贷, 其创新方式受到人行与银监部门认可, 并作为试点行推广。

开设温州辖内首家小微企业专营支行———温州平阳水头小微企业专营支行。目前, 温州银行已分别开设三家, 并正在筹建三家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数据证明, 温州银行这一年来加大了对温商、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和风险把控能力。截至2012年末, 该行小企业贷款增速40.81%, 超各项贷款增速17.41个百分点, 增量增速均领先辖内, 为破解温州小微企业融资难做出了很好的贡献;与市金融投资公司的战略合作, 授信10亿元用于固定资产项目贷款、保函等业务融资;通过信托方式引入17亿元资金支持保障房建设工作, 全年通过信托模式引入资金超过30亿元, 有力支持了温州民城建设和社会发展;其2012年末不良贷款率控制在1.35%, 比温州同业水平低2.4个百分点, 经受住了区域性金融风波的考验。

珍惜参与金改的机遇, 温州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温州特色”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内涵。“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使温州开启了规范发展小型金融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新锐探索。唯有创新, 才能突破。”, 当前, 温州银行正满怀激情地在这场金改“突围战”中扮演尖兵角色, 助推转型升级, 共促地方破解“金改”核心命题。

参考文献

[1].李卓林.民营银行的风险防范对策[J].经济参考, 2005 (31)

[2].张学庆.拷问温州跑路老板.理财周刊, 2011 (11)

正确看待民间借贷 篇11

民间借贷于企业有功

对民间借贷非议的第一个理由，是利息率这么高导致许多企业破产。利息率高是不好，这一点下面再谈。至于因此而倒闭，则把事情全搞反了。企业借到了钱反而破产了，难道借不到钱倒能不破产吗？事实上民间借贷避免了许多中小企业的破产，而不是相反。当然的确也有借到了钱最后还是破产了的，但是更多的是因为有了民间借贷而避免了破产。避免破产的没有报道，报道了的都是破产的，所以给人印象，好像民间借贷造成了企业破产。从银行的角度看，由于自己体制僵化，无法给中小企业融资，眼看他们不幸倒闭，最后拖累大银行。所以大银行很希望民间借贷能够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说因为民间借贷而造成更多企业破产是毫无根据的。

第二个理由是，民间借贷充满风险，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这要区分是什么样的民间借贷。如果是一对一的借贷关系，万一发生毁约只涉及两个人，绝不可能波及他人。这种民间借贷是最没有风险的金融业务，因为他们不像大的金融机构，涉及面广，一旦倒闭会发生连锁反应，造成大面积破产。而且经验证明，民间借贷的毁约率远没有大家所设想的那么高。如果谨慎从事，毁约率不到百分之一二，低于国营金融机构过去的坏账率。道理很简单，个人借贷无不谨慎从事，因为借出去是自己的钱，要不回来是自己受损，哪能不谨慎小心。

但是，如果民间借贷涉及从公众集资，然后由集资者发放贷款，那就会有风险。事实上各地的民间借贷大部分不是从公众集资，多半是有人介绍，互相认识。组织者一般都能赚很多钱，更不会有还不起钱的风险。除非是故意诈骗。再说，金融业本来就是和风险共生的，天下没有无风险的金融业（除非拿自己的钱放贷，严格讲那不是真正的金融业）。问题在比较风险的大小和利益的大小。从这个角度看，民间借贷是风险较小、利益较大的一种金融业务。

高利息是需求的真实反映

非议民间信贷的第三个方面，是对利息率的错误描述，不恰当地夸大高利贷的危害性。利息率高达180%（年息），这是极为个别的例子，不足为凭。据我所知，当今的利息率一般约为30%上下。这种借款都是短期的，几天，几周，顶多半年。它们用于在边际上十分紧迫的用场。比如自己已经有了资金的大部分，还缺一小点。如果没有这一小点全部资金都不能起作用。或者用款非常紧迫，占用的时间又很短。真正的问题是，不在于利息率的高低，而在有没有钱可用。所以急需要钱的业主，愿意承担较高的利息率。企业的资金回报率是指长期投资中资金的边际贡献率。民间借贷的利息率和企业的回报率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资金利率，没有可比性。而且民间借贷多半是高质量的借贷，没有抵押或担保，手续简便，很快就能拿到钱，没有回扣中介等费用，还款自由，哪天还都可以，这就相当于活期存款。万一延期归还，惩罚条款比较宽松。这些条件非常有利于借入方，所以优质贷款利息率就应该高一点。

民间借贷唯一的坏处，是利息率太高，成了高利贷。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有三。首先是信息沟通不够。明明有低利息的资金可用，但是供需不能沟通，借了高利息的资金。这一现象现在利用互联网可以得到缓解。比如出借方可以在网上发帖，说明自己有多少钱，可出借多久，询问借入方愿意出多高的利息率（相当于资金使用权的拍卖）；借入方也可发帖，说明自己需要多少钱，借多久，询问借出方要求多高的利息率（相当于资金使用权的招标）。在供需竞争中双方的信息透明谁也欺骗不了谁，网上能找出大体上的供需均衡的利息率。

高利息的第二个原因，是出借方的供给太少，有限的资金供给不能满足借入方的需求，供不应求就会涨价。解决的办法是鼓励更多的人参与民间借贷。只要资金供给充足，利息率自然会降下来。我国银行有二十多万亿的居民储蓄，他们只能享受不到4%的存款利息。如果有合理的利息率，他们都会参与放款，利息率肯定会降下来。第三个原因是放款方不放心借贷的安全性，怕借了不还，造成供给减少。这一点是很难解决的。本来金融业就是有风险的，不可能万无一失。

如果大家都把储蓄的钱从银行提出来去放贷，会不会对银行的安全造成威胁？进而对市场造成冲击？不会。因为大家把钱拿出来不是去买商品，那会对市场造成冲击。大家拿钱出来是去放贷。借入的一方最后还是把钱存入了银行，只不过是换了存款人的姓名。因此对银行的安全性并不构成威胁。

用阳光心态看待民间信贷

认为民间借贷是剥削，这是妨碍民间借贷事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障碍。认为它是剥削的理由是“不劳而获”。但是要知道，整个金融业就是不劳而获，金融业的人不从事生产劳动，但是他们赚了很多钱。如果金融业赚的钱是剥削，就应该把金融业关闭。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看，金融业所赚的钱是财富的创造，因为它把钱调动到了最有效的地方去使用。整个金融业，不管是银行、证券、保险、股票，都是为了提高钱的使用价值。一个有效的金融业能够避免把钱用错了地方，去支持亏损的项目，去搞政绩工程，搞重复建设或低效建设。民间借贷恰好能够满足这些条件，是大大值得提倡的事。它帮助企业促进生产，自己也增加了收入，是财富的创造，对全社会都有利无害。

另外，中国执行超低的存款利息，容忍资金的低效使用，既不利于泡沫经济的治理，又剥削了存款人的应得利益。有人计算过因此而损失的财富创造每年可达几千亿元之巨。这也是我国居民消费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资金优化配置的角度看，有高回报的项目不放贷，把钱借给低回报的项目，是资金的浪费。所以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利息率高是资金优化配置的结果。没有理由说它是剥削而反对它。

许多人都呼吁，我国的银行应该重视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可是这种号召已经谈了十几年，丝毫不见改善。原因是同样的银行业其内部是有分工的。大银行只为大企业服务，只有小银行能够为小企业服务。美国有七八千家小银行，它们都是社区银行，为社区服务，所以中小企业的融资不成问题。我国至今没有对民间开放小银行的注册登记，所以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得不到解决。在这种条件下放开民间借贷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唯一出路。

至于民间借贷是否合法的问题，我认为个人之间的借贷往来政府无权干涉，只有保护的义务。现在规定“超过法定利息率四倍算是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我不明白，这个四倍的规定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为什么四倍以内是好事，一旦超出就变坏了？我有理由怀疑这个规定完全是拍脑袋定出来的，是毫无根据的，应该立刻废除。

要扫除一切不利于发展民间借贷的似是而非的“理由”，大力发展民间借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金融业的整体效率。

温州民间借贷 篇12

一、东莞民间借贷发展状况

与江浙地区类似，广东也被认为是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从民间借贷规模看，截至2011年6月末，据广东省金融办测算，全省民间融资总体规模为1.19万亿元，占同期银行业贷款余额的21.4%，达到全国同期民间借贷余额3.8万亿元的近1/3。其中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总额约5 407亿元，个人民间融资总额约6 526亿元。而人民银行东莞中心支行则进一步测算出，截至2011年5月末东莞市民间借贷的总规模约为381.83亿元。其中15.01亿元来自小额贷款公司，1.51亿元来自典当行，85.52亿元来自其他融资性中介机构，另外279.79亿元来自一般社会主体(个人和企业)。从整个借贷规模的结构来看，其他融资性中介机构和一般社会主体这两类非正规渠道的借贷规模所占比例高达95.67%。

从民间借贷利率上来看，民间借贷月利率主要集中在2%以下和2%～5%两个区间，两者的户数和金额占比都在30%～40%。但在调查的企业中，有15.13%的企业融资月利率达5%～10%，金额占总融资额的14.04%;还有8.34%的企业融资月利率高达10%以上，金额占总融资额的10.09%。中国人民银行东莞中心支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5月末，在东莞辖内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其他融资性中介、一般社会主体这四种民间借贷主体的年化利率分别为16.09%、14.5%、41.51%和23.59%，由此计算出的加权利率水平为27.27%。这一利率水平超过银行机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6.3%)的4倍，是东莞市银行机构5月份实际执行1年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7.29%的3.74倍。

从民间借贷期限上看，由于借款人从民间融资主要用于满足企业和个人资金周转等短期资金需求，而资金供给方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也偏向于提供短期贷款，因此民间借贷大多为一年以内的短期贷款，期限主要集中在6个月内。从融资性中介机构的借贷数据看，像“1～10天”、“10～20天”和“20～30天”等一个月内的超短期“过桥型”借贷数目很多。

二、东莞民间借贷参与主体及运作机制

1．民间借贷的类型划分、参与主体和借贷方式。

从调查的情况看，民间借贷根据借款用途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包括生产经营型、过桥周转型、投机型。大部分中小企业参与的民间借贷都属于生产经营型(约占到借贷总额的70%)，满足企业购买原材料、支付货款等短期资金需求。过桥型民间借贷主要用于银行贷款的借新还旧，即先从民间借贷获得资金，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几天后新申请的贷款到账时，再归还民间借贷。2010年以来，随着银行贷款审批和放款周期变长，过桥型民间借贷所占比重较以前有所上升(约占借贷总额的18%)。投机型民间借贷主要是指将所获资金投向房地产、股票及其他投机领域(如个别自然人从地下钱庄借钱用于赌博、博彩等违法行为)，所占比重不大(不到10%)，且与前两种民间借贷市场基本处于分割状态。总体来看，东莞民间融资规模较大、发展较快，但总体风险可控。从调查结果看，民间融资违约率在1%以下，远低于大型商业银行5%的水平，并没有如同温州、鄂尔多斯那样发生大面积的“跑路潮”。

民间借贷贷款方式仍以信用和保证为主，借贷双方一般有亲缘、业缘或地缘关系，因而民间借贷一般无需提供抵押，且对信贷投放的行业限制较少，因此相对于商业银行授信方式和严格的贷款程序而言，民间借贷对借款人的准入门槛较低，手续便捷。

2．民间借贷的利率决定机制。

民间借贷是由资金需求引致的资金供给，资金供求双方直接就融资活动的具体内容进行商谈，民间借贷的利率决定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影响民间借贷利率水平的因素及各因素的重要性也有所不同：

(1)货币政策松紧度、社会资金松紧度是影响民间借贷资金供给进而影响利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具有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当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比较宽松时，整个市场资金充裕，民间借贷的需求就会减弱，利率就会下行;反之，利率会随之上行。

(2)民间借贷关系的构成既有求本逐利的经济因素，又有互相帮助的情感因素。一般而言，关系越近，借贷利率越低;最典型的是家族成员之间的借贷经常是互助性质的，并不收取利息。

(3)影响民间借贷利率水平的风险因素主要是信用风险，信用风险因素很可能不仅会导致风险溢价提高，还可能直接决定借贷是否发生。信用风险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借款用途不同决定资金风险等级，从而影响民间借贷利率。生产经营型民间借贷，利率一般较为理性。过桥型民间借贷的资金利率相对较高，一般几天内的利率已达1%～2%。投机型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但这部分规模很小，属于司法打击对象。二是借入者自身实力及信用记录影响民间借贷利率。

另外，凭借“熟人关系”为基础的借贷具有严格的地域性，这导致了不同地域的民间借贷在同一时间内的利率可能会差异很大。同时，法律对超出银行同期限贷款利息4倍的部分不予以保护，而民间借贷特别是过桥型的民间借贷利息一般都会超过这个标准，这个“违法”的机会成本也必然会推高民间借贷的利率。

三、东莞民间借贷的发展特点

1．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同向波动，但前者明显高于后者且波动幅度更大。

从统计图表看(见下图)，1年期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走向基本一致，但随着国家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资金面日趋紧缩，自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与银行贷款利率水平逐渐拉开距离，2009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二季度，民间借贷利率从16.2%上升至27.2%，涨幅67.9%，是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涨幅的1.85倍。这与上文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决定因素分析是一致的，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有替代作用，因此利率变动具有同步同向性，然而民间借贷利率市场化程度更高，影响的因素更多，故而其波动幅度也更甚。

2．民间借贷利率呈现与期限负相关的现象。

一般高风险意味着高预期收益，所以往往期限越长的金融产品预期收益率越高。但从人民银行监测数据分析(见下表)，民间借贷利率和借贷期限却存在负相关关系。期限短的“搭桥”资金年化利率较高，而期限长的生产经营资金年化利率较低。以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等作为融资中介主体的隐蔽借贷市场主要进行超短期融资，其借款用途多为“搭桥”贷款。如银行贷款到期但资金却还差一周或几天才能回笼，企业为了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就需要从民间借贷渠道进行短期拆借，以偿还银行贷款。这一现象也与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对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变动的调查问卷分析结果一致。

3．民间借贷规模和利率有维持高位运行的趋势。

以东莞为例，目前其民间借贷规模约为381.83亿元，约占同期辖区内银行总贷款规模的10%。随着银行存贷规模的增长，占一定比例的民间借贷资金规模也会相应增加。在国家宏观货币政策偏紧的情况下，近年来国家存贷款利率走入加息通道(2010年来我国5次加息并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利率已达21.5%的历史高位)，民间借贷利率随之逐渐上涨，2011年第二季度创下了2008年来的新高，如果货币政策维持不变，预计民间利率将保持高位运行。

四、关于民间借贷现状的思考

1．民间借贷的活跃有其必然性，是民间资本不能进入主流金融体系，形成金融二元隔离的必然结果。

截至2011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超过35万亿元，加上手持现金、股票、债券、保险以及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等，金融资产总规模超过50万亿元，仅山西、温州、鄂尔多斯三地民间资本量就分别达到约1万亿元、5 200亿元、2 200亿元。但是，规模庞大的民间资本一直难以进入主流金融体系。

首先，我国金融机构的发起设立都实行严格的管制，虽然银监会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入股商业银行，如2010年9月出台相关措施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重组高风险农信社，但却明确要求单个企业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这导致数以十万亿的民间资本只能游离在监管系统之外，以非正规金融方式运营。其次，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匮乏，没有释放通道。由于各种原因，对很多预期利润率较高和发展前景看好的行业，如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项目的投资等，民间资金不能或难以进入，民间资本的投融资领域被严重压缩。存款利率较低的同时，还要缴纳20%的利息所得税，存款资金的实际收益减少，加之股市震荡、楼市新政，使得民间资金投资渠道越发狭窄，将闲置资金投向民间借贷领域成为这些资金仅剩不多的高收益投资渠道之一。

2010年以来，央行收紧银根的系列宏观调控举措和国际形势的恶化，使银行普遍感到资金紧而惜贷。据测算，存款准备金率每上调0.5个百分点，将冻结银行资金2 000亿～3 000亿元;贷款基准利率每提高0.25个百分点，增加利息费用支出120亿元，使企业和项目建设再度遭遇融资难。而据广东省经信委调查显示，全省79.6%的中小企业存在流动资金缺口，且因缺乏抵押物向银行贷款难，而纷纷转向民间借贷。在央行应对通货膨胀、执行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的宏观环境下，民间借贷的需求更加旺盛，2010年和2011年两年，民间借贷规模增长率都在30%以上。目前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满足率不到40%，通过民间融资方式筹资的企业高达77.3%，占企业融资规模的50%左右。民间借贷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民间借贷通过“熟人关系”可以有效地减少借方和贷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且其具有抵押门槛低甚至不需要抵押，借贷合约(协议)期限灵活、手续简便等特点，具有很多正规金融无法比拟的优势。

2．个别地区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凸显了规范发展民间借贷的紧迫性，但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民间借贷。

随着民间借贷规模的急剧扩张，监管步伐跟不上，2011年以来局部地区酿成了借贷危机，其典型代表一是温州，二是鄂尔多斯。

温州的民间借贷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形成了一批专业从事放贷的“中介人”或者起类似作用的“担保公司”。这些“掮客”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民间借贷借方和贷方直接面对面洽谈、签订借款合同(协议)的方式，一方面“掮客”出面以隐蔽的方式向亲朋好友集资，聚沙成塔，大大提高了单笔借贷的可达到的资金额度，同时又通过自身较广的人脉关系扩展了有效的贷款范围;另一方面，中介的介入逐步加长了民间借贷的借贷链条，信息不对称风险越积越大，同时借贷链条延伸过长而又缺乏足够的监管和风险控制，一旦中间某一个环节出现断裂，即可能像“次贷”危机那样引发连锁反应，一损俱损。

而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问题在于借贷资金大量涌入非实体经济内，过度投机。由于该市独特的资源优势，民间资本积累呈爆发式增长，迅速聚集了数以千亿元的资金。由于民间投资缺乏专业的人才管理，极易出现追逐热点领域的投机行为，恰逢2010年房地产投资热潮，仅一年该市房地产投入就达到314亿元，同比增长35%，且80%的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于民间借贷。在开发商和民间借贷的共同导演下，鄂尔多斯楼市经历了长达五六年的狂奔。2010年全市商品住宅均价达到4 479.6元/平米，同比增长超过9%。2011年起，风云骤变，宏观调控史无前例地收紧，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调控房价，致使鄂尔多斯的房地产生意迅速冷却，房价骤跌，房地产资金断裂，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民间借贷危机。

此外，温州与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也有共同点，那就是当地的黑恶势力和部分官员也介入其中，加剧了借贷危机的演变。由于种种原因，民间借贷的利率很高，年化利率一般都会超过法律规定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特别是短期拆解的“过桥型”借贷，年化利率更是惊人，往往具有“高利贷”的性质。而为了保证民间借贷“无限责任”的实施，高利贷常常与黑社会关系纠葛，暴力收贷现象时有发生，例如2011年9月27日跳楼自杀的温州正得利鞋业有限公司老板沈奎在跳楼前三天每天被民间借贷的债权人跟踪追债并遭遇恐吓，精神几近崩溃。除了黑恶势力，一些腐败官员经不住利益诱惑，也参与到民间借贷之中。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经指出，一些中小企业家就是不选择破产保护，而是执意要“跳楼”、“跑路”，就是因为民间借贷当中出现了官商勾结。

民间借贷中介的发展乱象及借贷资金流入非实体经济大肆投机是民间借贷由活跃演变成危机的重要原因，黑恶势力及官商勾结则是借贷危机恶化的重要因素，反观东莞乃至广东目前的民间借贷情况，资金主要流向中小企业实体经济，总体风险可控，只要规范发展，民间借贷能发挥应有作用。

五、推动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发展的几点建议

1. 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

一些国家和地区制定了针对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如我国香港地区有《放债人条例》，南非有《高利贷豁免法》。据悉，我国目前紧锣密鼓研究制定的《贷款通则》(修订送审稿)和《放贷人条例》(送审稿)，最大看点就是民间借贷阳光化。最近国家批准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也正是体现了这样的长远意图。加快立法步伐，修订相关法律，使民间借贷合法化、阳光化。一方面，保护和引导合法的民间借贷活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乘人之危、攫取高额暴利的高利贷者，则予以坚决打击，以有效维护社会安定和金融秩序。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家将小额贷款公司定性为一般工商企业，而非金融机构，这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享受不到金融机构在融资和运营中的优惠待遇。税负重、回报率低导致投资者所需缴纳的税项包括25%的企业所得税和5.56%的营业税及附加税，合计利息收入的30%就要用来缴税，远高于其他金融机构，很大程度上挫伤了民间资本开办村镇银行的积极性。因此，加大对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适当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单一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拓宽小额贷款公司资金补充渠道，支持有条件的省市开展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试点是接下来相关法律法规修订迫在眉睫之处。

2. 政府应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的规范引导。

政府部门应对民间借贷予以正确引导，堵疏结合。对正常的民间融资，在民间借贷活跃的地区，如东莞，可先行设立相应管理机构，为借贷双方当事人提供咨询和指导，并对因借贷引起的纠纷进行调解;增强政府对民间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可控度，对民间借贷资金的贷出流向和数额进行统计和监控，有利于政府行业政策的贯彻，防控民间借贷资金流向非法领域。对于以诈取他人钱财为目的的高利贷、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则加以严格禁止和查处。

3. 鼓励银行机构以金融创新为突破口，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

首先，形成全新的信贷管理理念，重视扶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创新贷款方式，扩大授信范围。其次，针对当前贷款担保方式单一、以房地产抵押为主的问题，结合中小企业自身特点，放宽抵押资产范围，探索采用无形资产、股权、商业汇票、应收账款、项目本身和在建工程等多种抵押方式来解决中小企业抵押资产不足问题。力争在各类权利质押、票据质押、应收账款质押、股权质押、动产质押等担保方式上取得突破。最后，加快中间业务品种的开发，充分发挥银行信贷中介职能，加快信用证、委托贷款、票据、保函、保证金、代理业务等产品的延伸，为企业直接和间接融资提供信用支持。

4. 完善信用担保体系。

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发展多种所有制信用担保机构，不仅有政府出资筹建的，还有民营以及联合经营等多种形式，使得信用担保机构能有效地为民间融资服务。要加强对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管，相关部门尽快制定出台《融资性担保机构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明确的担保监管机制，督导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引导其规范发展。对规模较大、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能力较强的担保机构，鼓励其在担保业绩、服务水平、管理制度、风险控制等方面不断创新发展。同时要扩大抵押担保品范围。一是简化手续，降低费用，完善土地、房屋、设备等物权作为抵押担保品的制度体系。二是鼓励使用发明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作为抵押担保品。此外，要积极探索将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应收账款、仓单订单等纳入抵押品范畴。要落实好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准备金提取和代偿损失税前扣除的政策，鼓励各级财政支持力度，综合运用资本注入、风险补偿和奖励补助等方式，提高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能力。此外，还要完善我国企业和个人的征信系统，将企业各种财务和运作信息统一管理，使企业信息透明化，减少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另外，应加强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倡导民众向正规、合法的渠道融资。加强金融知识和舆论宣传教育，对民间融资的潜在风险进行必要提示。利用典型案例，充分揭示地下钱庄、非法集资等的危害性，提高民众金融风险意识。

摘要：本文分析了民间借贷中介的发展乱象, 认为借贷资金流入非实体经济大肆投机是民间借贷由活跃演变成危机的重要原因。为促进民间借贷的规范化、阳光化发展, 政府应在立法执法、金融创新、完善担保、舆论宣传等方面有所作为。

关键词：民间借贷,利率决定机制,借贷规范化,金融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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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亚, 赵存耀.“民间借贷”的法律边界——以温州“跑路潮”为背景.南方金融, 2012;1

[3].孙亮, 李炎军.当前民间借贷的状况和对策研究.新金融, 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