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市场（共12篇）
民间借贷市场 篇1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资金需求也呈上升趋势。国家和地方政府开展的各种建设投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居民家庭提高生活质量, 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无一不需要资金支持。而面对庞大的资金需求, 仅依靠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渠道提供的资金规模, 无法解决巨大的资金供求缺口。实践表明, 民间借贷有着手续方便简化、形式多样灵活、交易成本低、吸纳能力强等诸多优点, 能够成为满足社会资金需求、支持社会经济发展、完善金融市场结构的重要推动力量。
因此, 如何正确认识民间借贷, 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 构建合法的、有积极效应的民间投融资体制, 发挥民间借贷的比较优势和市场特征, 利用健康发展的民间借贷市场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通过本文的研究, 有助于正视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 给予其应有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本文的结论, 推动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 有助于发挥其巨大的社会功能和经济效益。
二、民间借贷的重新界定
(一) 民间借贷的涵义。
民间借贷是指在正规金融体系以外, 由资金供求双方自发进行的各种资金借贷活动的统称。民间借贷的主体不仅限于个人对个人, 还包括个人对企业、企业对个人、企业对企业;民间借贷的规模也不仅限于满足小额资金需求, 目前流行的互联网金融可以动员社会上的一切闲置资金, 实现大规模的融资, 互联网同样也属于民间借贷。所以,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最广义民间借贷, 各种被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借贷活动都归属民间借贷的范畴。
(二) 民间借贷的类型。
考察众多文献对民间借贷的研究, 几乎没有相关理论对民间借贷的表现形式进行明确分类, 绝大多数文献只是用“私人借贷”、“非法集资”、“担保公司”、“地下钱庄”、“典当行”等诸多现象模糊地作为民间借贷的代表进行分析。本文认为, 民间借贷的形式不仅包括个人对个人, 还包括个人对企业、企业对个人、企业对企业;民间借贷不仅包括传统借贷, 还包括网络借贷;更重要的是民间借贷本身具有合法性, 非法集资、地下钱庄、担保公司违规操作等违法行为只是民间借贷活动中产生的一部分问题, 不能将这些违法行为等同于民间借贷。因为我们不会以某些商业银行的违法违规操作就否定整个银行业, 所以在对民间借贷的形式进行研究时, 不会考虑违法违规的民间借贷行为。
通过对民间借贷活动进行研究, 本文将民间借贷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
1、私人借贷。
私人借贷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依靠血缘、地缘、人缘优势所展开的借贷, 这种借贷形式的历史最为悠久, 可以追溯至我国商周时期。不论是遥远的古代, 还是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 私人借贷都是民间借贷体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类型, 尤其是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 私人借贷更是占据了绝对的垄断优势。私人借贷具有以下优点:一是借贷双方对彼此的信息掌握较为充分, 能够较好地防范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二是借贷方式非常灵活、手续简化、时间短、效率高;三是信息搜索和确认时间短, 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四是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由于私人借贷属于典型的非正规融资形式, 分散在社会各个阶层和广大地区, 政府无法对私人借贷进行有效监控和统计, 因此私人借贷发展情况的客观数据无从查证。
2、担保公司、典当行等非金融中介机构的融资活动。
我国目前有一些中介机构不能称之为金融机构, 但是这些机构从事的某些业务实现了资金融通, 例如融资性担保公司或典当行。根据《融资担保公司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 》 (2015) , 融资担保公司是指依法设立主要经营融资担保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依据该条例, 融资性担保公司可以开展各种经过授权的融资担保业务以及利用自用资金进行资金运用, 这些业务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推动投融资市场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截至2015年末, 全国融资性担保行业共有法人机构8, 402家, 在保余额总计19, 120亿元, 与融资性担保机构开展业务合作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计15, 997家 (含分支机构) , 融资性担保贷款户数18.1万户, 融资性担保贷款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中余额占比2.2%。融资担保公司对于促进资金融通,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典当作为历史悠久的一种信用形式, 经营“以物易钱, 还钱取物”, 其功能类似于银行提供抵押贷款, 虽然目前在我国典当行不属于金融机构, 但是其具有明显的金融属性。相比较银行融资, 典当融资具有手续简便、形式多样、内容灵活等优点, 尤其适合居民个人和中小企业的小额短期融资需求。据商务部统计, 截至2015年末, 全国共有典当行8, 050家, 2015年全行业共发放当金3, 671.9亿元, 典当余额1, 025.2亿元;动产典当业务占全部业务30.5%, 房地产典当业务占53%, 财产权利典当业务占16.5%。由于以上这些提供投融资服务的中介机构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 所以本文将这些机构开展的投融资活动界定为民间金融的第二种形式。
3、合法集资。
集资分为合法集资和非法集资, 合法集资与非法集资的区别在于是否经过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开展。合法集资是指公司或其他法人组织为了设立、生产或经营的需要, 针对内部职工或其他特定主体, 通过发行股票或者债券等有价证券的方式, 筹集资金的合法行为。真正的合法集资要求:主体仅限于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 或其他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集资必须目的正当, 主要用于企业的设立、扩大再生产或经营;集资行为的发生必须按公司法及其他有关集资的法律法规规定, 严格按照法定的方式、程序和条件、期限、额度、募集对象进行;合法集资不允许面向社会公开宣传, 仅在熟人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所有不属于合法集资以外的集资均为非法集资。本文讨论的是合法集资应该被视为民间借贷的一种有效形式。因为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开展的合法集资, 具有融资时间快、成本低、风险小等优点, 保障了资金的良性循环, 推动经济有序发展。一方面合法集资有助于企业及时获得发展所需资金, 而且免除中间费用, 借款成本降低;另一方面企业职工等特定主体可以将闲置资金投向熟悉的企业, 投资风险降低, 投资收益提高。
除了传统的集资形式, 合法集资还发展出来了一种创新形式———众筹。众筹即大众筹资, 是指通过项目发起人利用互联网和SNS传播的特性, 对公众展示他们的创意及项目, 争取投资者的关注和支持, 进而获得所需要的资金援助。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15年末, 我国共有正常运营众筹平台283家 (不含测试上线平台) , 全年众筹行业共新增项目49, 242个, 众筹行业投资人次达7, 231.49万人次, 众筹行业共成功筹资114.24亿元, 历史首次全年破百亿元。
4、P2P网络借贷。
P2P (Peer-to-Peer lending) , 即点对点信贷, 是指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将资金借、贷双方进行匹配, 借款人可以通过网络借贷平台寻找到愿意而且能够提供资金的贷款人, 快速、便捷地筹集到所需资金;贷款人也可以通过网络借贷平台将资金投放出去,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2015年7月18日, 央行等十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明确了P2P“属于民间借贷范畴”。P2P网络借贷的借贷金额、借贷期限、利率水平等条件通过互联网达成, 交易的认证、记账、清算和交割等程序也在互联网操作完成, 相比较线下借贷, P2P网络借贷是一种更高效的创新型金融模式。首先, P2P网络借贷利用互联网实现了信息对称;其次, 借助于网络借贷平台, 多个投资者可以共同发起一笔贷款, 融资能力增强, 贷款风险降低;再次, 所有的交易程序通过网络借贷平台完成, 融资效率显著提高。而且对政府监管部门来说, 所有P2P网络借贷的交易活动公开进行, 网络借贷平台的交易数据透明度高, 监控轻松和管理有效;最后, 为了防范和控制网络金融风险, P2P网络借贷还引入实体金融担保机构的多方担保合作体系。总之, P2P网络借贷模式有效地整合了借贷各方的参与度, 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的资源优势, 实现多方共赢。
三、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一) 监管主体混乱, 监管效率低下。
据有关规定, 我国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包括: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管众筹;商务部———负责监管典当机构;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工商总局、法制办、银监会组成监管部际联席会议———负责监管融资性担保公司;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监管合法集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负责监管P2P网络借贷。这样的监管格局造成的后果是:监管主体分散、责权不明确、监管职能缺失, 缺乏统一的民间借贷监管体系, 导致监管机构无法全面掌握民间借贷的发展情况, 事前监管不到位, 事后监管无作为, 监管效率低下。
(二) 民间借贷缺乏自律性, 违法违规行为频发。
目前, 社会上对民间借贷的误解大多由诸多民间借贷行为的违法违规操作造成。例如, 私人借贷由于其分散性、私人性, 存在违约的高风险, 出现纠纷时大多通过调解或民事诉讼途径解决;根据《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2010) :“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得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受托发放贷款、受托投资, 融资性担保公司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的, 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但是近几年仍然爆发大量的担保公司违规操作、违规放贷、非法吸存等事件, 担保公司的运营缺乏自律性, 风险高度集中;而合法集资一旦产生违法、利诱和社会性, 合法集资就转变为非法集资;P2P网络借贷同样也存在违规行为, 网络借贷平台违法自融、拆分项目期限等频繁发生。民间借贷本身具有宽松、灵活、方便等特点, 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些与生俱来的优点, 民间借贷的发展容易走向“歧途”, 一旦国家监管不到位, 加之民间借贷缺乏自我约束与管理, 各种违法违规案件犹如雨后春笋, 最终对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造成沉重打击, 严重损坏了民间借贷的形象, 以至于民间借贷被等同于“非法借贷”。
(三) 法律法规不健全。
考察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 不难发现, 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极为不健全。首先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大多是20世纪90年代左右发布的, 如《民法通则》 (198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1991) 、《合同法》 (199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 (199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 (2011) , 有关的法律法规明显滞后于民间借贷的实践发展。直到2015年8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这是自1991年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之后, 相隔24年, 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制定新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在此期间我国的金融事业已经取得长足发展, 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融资形式日益多样化、金融活动的科技含量与创新能力增强, 尤其是民间借贷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其发展规模和发展态势更是突飞猛进。当民间借贷的快速发展遭遇滞后的法律规定, 民间借贷纠纷的频发成为必然现象。据统计, 民间借贷纠纷已经成为继婚姻家庭之后第二位民事诉讼类型。2011年全国法院审结民间借贷纠纷案件59.4万件, 2012年审结72.9万件, 2013年审结85.5万件, 2014年审结102.4万件, 2015年审结142万件, 标的额8, 207.5亿元。可以看出,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数量逐年递增, 涉案资金规模庞大。
四、推动民间借贷健康发展的对策
(一) 建立统一的监管体系, 健全监管机制与措施。
虽然民间借贷活动大多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 甚至官方的定性并不属于金融行为, 但是这些民间借贷活动的目的和效果却直接指向了资金融通, 它们确实具有金融功能, 因此不管是P2P网络借贷、众筹、集资等官方认可的金融活动, 还是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等非金融机构, 都应该被纳入到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之内。只有建立起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 才能全面掌握民间借贷活动的有关信息, 以便在事前对民间借贷活动进行良性引导与有效监督, 促使其规范健康发展;当民间借贷发生风险时, 统一的监管体系还有利于及时汇集信息, 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化解民间借贷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具体建议如下:
1、将原有的分散监管模式进行整合。
由于我国目前实行金融分业监管, 首先可以将典当行、融资性担保公司、合法集资等金融监管之外的民间借贷活动纳入到金融监管体系之内。然后, 考虑到民间借贷活动没有涉及保险的, 最终在金融监管体系内, 可以将与证券有关的民间借贷活动, 交由证监会负责管理, 其余的全部交由银监会负责管理。即使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监管, 至少监管主体集中到现有的两大金融监管机构, 遇到交叉性问题也比较容易进行协同处理, 监管效率大大提高。
2、健全监管机制与措施。
首先, 银监会应该重新审查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这些原有的非金融机构的经营资质, 对于经营风险大的机构进行整改和取缔, 对于合规的机构重新颁发经营许可, 同时建立新的市场准入规则。之后对包括担保公司、典当行、P2P网络借贷平台在内的机构, 严格审查设立资格, 加强对其资金来源和资金投向、借款方式和利率浮动的监控, 做到事前监督到位, 杜绝违规操作、违法经营, 对于产生问题的行为, 及时予以清理、取缔和打击;其次, 证监会需要重新出台有关合法集资的规范性文件。目前, 关于合法集资的正式文件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企业内部集资管理的通知》 (1989) 为主, 但是内容距今已经有20多年。所以证监会应该结合当前形势重新制定法规, 明确合法集资的定义、形式、程序和条件, 推动其规范发展。对已有的众筹平台要加大监管力度, 审查筹资的合法性、参加征信系统、杜绝虚假广告和越权营销, 防止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出现。需要强调的是, 建立统一监管并不意味着全盘监管, 因为像私人借贷这样的民间借贷形式无法进行正式监管, 只有那些可能转变为正式金融的民间借贷活动, 需要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对其的监督与管理, 对私人借贷行为主要通过司法手段进行规范和管理。
(二) 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 加大社会宣传力度。
2015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是目前关于民间借贷的最新文件, 该规定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现状, 从多个方面对民间借贷进行了明确规定。但是由于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民间借贷分类, 该规定的内容还是有所缺失, 对具体民间借贷活动的细化管理分散在《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2010) 、《典当管理办法》 (2005)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5) 等法律法规中, 条文比较分散, 内容相对滞后和模糊, 有些法律制度之间还存在冲突, 因此现有的法律法规仍有待加强和完善。首先, 制定有关民间借贷的专项法律法规, 统一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其次, 增强法律体系的协调性, 对一些颁布时间比较早、条款内容与发展现实出入较大、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冲突的规定, 需要进行重新修订。
此外, 要重视强化法制宣传教育。我国多地爆发的“非法集资”、“担保公司违规”等问题, 一方面是由于民间借贷活动的违法违规操作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公众作为投资者, 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 对有关民间借贷活动的规定不熟悉甚至一无所知。例如, 融资性担保公司没有吸收存款的权利, 但是多数投资者听说担保公司有存款业务, 利率比银行要高很多, 他们认为既然担保公司能够合法成立, 而且可以“开展”存款业务, 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在高收益的驱使下, 数量众多的投资者选择去担保公司存钱。而担保公司一旦出现兑付问题, 投资者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找政府解决。这说明他们对有关担保公司的性质、业务范围等规定知之甚少。所以, 法律法规在制定、颁布后, 还需要通过各种传媒渠道的进行舆论报道, 司法部门也要加大普法宣传, 让社会公众充分了解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
(三) 引导和鼓励民间借贷的合规经营, 加大扶持力度。
政府管理部门需要加强监管, 更重要的是要合理地引导和鼓励民间借贷经营主体自我约束、良性发展。首先, 要充分肯定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 对民间借贷给予应有的社会地位, 增强民间借贷经营主体的社会责任感;其次, 要从重视对民间借贷活动的事前监督, 建立民间借贷的风险评估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对合规经营、社会价值高的民间借贷活动给予税收优惠、资金扶持和政策倾斜, 对风险系数高、存在违法违规操作行为的民间借贷活动进行坚决的处罚或取缔。
摘要：近年来, 民间借贷问题一直是金融界、法律界, 乃至整个社会讨论的热点, 对于民间借贷褒贬不一。有的观点认为民间借贷作为正规金融的一种有效补充, 不仅能够满足形势日益严峻的资金供需缺口, 尤其是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 而且有利于完善金融体系、活跃金融市场、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但是, 在我国多地爆发的“非法集资”、“担保公司难以兑付”、“跑路赖账”等事件也让许多人提到“民间借贷”就色变, 将民间借贷简单地等同于非法集资、违规担保公司、高利贷, 对其唯恐避之不及。在这样的背景下, 对民间借贷进行界定, 并探寻促进民间借贷市场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民间借贷,正规金融,金融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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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市场 篇2
2013年03月17日08:39 来源：法制日报
本报北京3月16日讯记者胡新桥见习记者刘志月 “虽然我国当前的金融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金融法律制度一直没能跟上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的步伐。”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殷兴山代表今天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金融市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及金融市场的放开，需要修订和完善金融法律制度。
自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实施，我国相继进行了大规模的金融立法，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法律制度。
殷兴山认为，随着经济金融形势发展和金融改革推进，我国现有的金融法律制度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有的金融法律法规长达10年甚至近20年未作修订，相关规定已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金融管理实践中形成并付诸实施的制度，没有及时上升为法律；还有部分金融法律制度缺失，难以全面覆盖新的金融业务领域和金融改革发展的各个方面。
殷兴山建议，为进一步推动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化和金融市场的放开，国家亟待修订和完善金融法律制度。
“除了修订既有法律法规之外，还应当将已经施行的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殷兴山认为，比如，存款保险制度及其法律对促进民营金融机构发展、保护存款人特别是中小存款人等方面意义重大；为规范民间借贷市场，国家需要尽快制定非存款类放贷机构的管理条例。殷兴山建议，考虑到我国目前实施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管理体制，在金融监管方面，应进一步推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提高监管合力，避免重复监管、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等问题。
民间借贷市场 篇3
关键词：温州民间资本；高利贷；金融监管
一、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发展现状
温州资本的符号意义，早已超过民间资本的概念，而已经成为游资、热钱的代名词。在CPI高位徘徊的严峻形势下，货币政策转向紧缩，2010年以来，央行5次加息，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21.5%的惊人比例。8月底央行再发通知，将商业银行的保证金存款（包含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三部分）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受国际国内各种因素和自身经营不善的影响，温州部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运行困难加大，个别企业因盲目扩张规模、借贷高利资金等原因出现企业资金链断裂的现象。“跑路”已经成为围绕温州企业的一个新名词。自2011年的上半年开始的温州民营企业老板“跑路”风潮，再一次将温州资本这个名词推上风口浪尖。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初至今，至少有80多位老板“跑路”，仅在9月份，便发生26起民营企业老板抽资“跑路”的事件。
（一）温州民间资本的规模
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据人行温州支行的报告显示，民间借贷在温州的活跃程度非常高，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目前温州民间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元，占全市银行贷款的20%。温州各类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典当行、旧货调剂行等社会融资中介的数量超过1000家。2010年，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建立了温州民间借贷交易活跃指数监测。监测手段为通过抽样调查，从资金借入方和资金借出方双向测试，并互相验证。该项监测以全市近1000 家融资中介的1300 多个银行账户为样本，定期采集这些账户的资金流动方向，作为民间借贷市场的活跃指数，反映市场交易规模变化和资金流动走势。根据检测结果，从2010年初到2011年第一季度末，五个季度的账户交易额指数分别为100、157、126、161 和190，规模总体呈增加态势。其中，2011年第一季度的交易量是上年度同期的1.9倍，是上年度均值的1.4 倍，从中可得知，近期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借贷规模有一定的增长，而民间资金的流动也趋于频繁性，多元性。
（二）民间借贷的作用
民间借贷市场在发挥着像资金配置、资源整合、促进竞争等正规金融功能的同时，也发揮着民间信用所具有的灵活方便、速度快捷等独有的特点。各地民间借贷的发展，不仅维系着部分普通家庭的正常生产生活，也维系着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对社会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民间借贷能够有力支持温州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银行机构贷款手续繁杂，而温州大多民营企业的投资计划并未得到充分市场论证，缺少有效的市场计划，再加上国家对银根的紧缩，企业从银行借款存在周期长、借款不灵活、难度大、资金量小等缺陷。而民间借贷的灵活性与时效性，能很大程度上解决企业短期内资金的需求，助企业渡过短期内的资金难关。民间借贷有助于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的提升。随着民间资本流动性和活跃性的增加，传统金融机构势必会认识到服务上的不足，从而进行结构的优化，简化借贷程序，提高服务质量。
二、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资本利用率偏低
从表1可得知，温州庞大的民间资本流向一般性经营生产的比例仅为35%，剩余65%的资金则是用于房地产、股市等各种投机性项目及不明方向。在“2010年温州市百强企业”名录中，除了2家房地产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企业无疑不涉足房地产开发。而在温州“低压电器之都”柳市镇，大量企业的70%以上利润不再投资实业，而是转移到外省市开发房地产、矿产等。在温州，将企业作为融资平台，以此获得大量银行贷款，转投其他投机性行业的现象十分普通。
（二）民间投资缺少正规导向性
今年来，中国楼市、煤矿及棉花等投机性项目的火热，使得民间资本不再重视制造业和轻工业等利润偏小的实业的发展，大量资金涌入了投机性投资项目。缺少有效的政府投资导向性，使得民间资本流动方向发生了根本性转移。实业才是一个企业的立身之本，抽取大量资金进行投机性活动显然不是可取之道。
（三）缺少正规的金融监管体系
在整个温州民间资本流动的过程中，私人及民间机构占据了很大的主导权。即使民间资本存入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后，后续性的借贷缺少有效的政府性监督，以及正规的金融监管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温州民间资本市场越来越趋于活跃，而资金量也逐步上升，但随之导致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缺少正规的金融监管体系导向，温州民间资本借贷市场出现杂乱无章的现象，而高利贷滋生进一步弱化了资金链的强度。近期民营企业老板“跑路”现象频生，便是高利贷导致其资金链的断裂，无法承受高昂的利息，生产资金被挤占，企业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的严重后果。
三、政策建议
（一）有必要制定民间融资法
有必要制订一部适合国情的《民间融资法》，为民间借贷活动做出必要的法律规范， 明确不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保护民间借贷的权益和规避风险，引导其更好地发挥融资作用。
（二）确立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
堵不如疏，我们不能只看到民间资本出现的问题，而应该抓住其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面，对其资金投向性、利率水平、运行机制等加以正确引导，确立其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合法地位，将其纳入正规金融监管体系，以保证民间资本的有序生存和合理发展，使得民间资本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充分发挥其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特有作用。
（三）加强对民间资本的监管
加强民间资本来源与去处的监管，建立市场准入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条文，提高准备金率和保证金率，并对资金的流动加以一定的监管，严格打击非法集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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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市场健康发展思考 篇4
在我国的金融资源中民间金融分量虽不大,但是贡献不小,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金融配置的效率,缓解了社会信贷资金供求之间的矛盾,成为了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特别是在2010年之后,日渐活跃的民间借贷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困境。当然,民间借贷也具有着明显的弊端,及民间借贷活动需要面临比正规金融服务更大的风险,无论是债务纠纷还是资金流向等问题,都是导致民间借贷风险的重要表现。
(一)广泛的借贷主体。民间借贷具有着较广的适用方位,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正规金融服务有待完善的地区,民间借贷都具有着一定的生存空间,因此包括农户、中小企业在内的个体或者单位,都是民间借贷的主体,而考虑到我国农户与中小企业所具有的数量,民间借贷主体体现出了广泛性的特征。
(二)灵活的借贷方式。民间借贷一般为口头协定或者借条形式,并没有抵押品作为借贷活动的保证,这让民间借贷活动中的资金到位时间大大缩短,并且使相应资金的使用效率得以提升。当然,民间借贷的灵活性也导致了借贷手续具有着十分简单的特点,这也让民间借贷活动面临着较大的风险。
(三)资金来源广泛。民间借贷由于参与主体的广泛,其资金的来源也相应比较广泛。民间借贷的来源不但包括企业、农户、个体工商户的自有资金,私募资金、信贷资金、海外热线等也涵括在内。
(四)借贷形式多样。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大众消费方式的变革,民间借贷所具有的形式也体现出了日益多元化的特征,具体而言,传统的民间借贷形式包括当铺、钱庄、企业集资以及互助会等,而现代民间借贷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例如有的民间借贷通过网络聊天室完成,有的通过汽车俱乐部为代表的会所来实现。
(五)借贷期限较长。随着民间借贷从保障性质向商业性质转变,民间借贷的资金流向以及实际用途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与之相对应的是,民间借贷所具有的借贷期限也产生改变。从当前民间借贷的期限来看,一般以一年以及一年以上为主。
二、民间借贷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民间借贷对我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1、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现阶段,正规的金融借贷主要服务于国有经济,而许多个体私营企业、中小企业等虽然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但是正规金融服务对这些单位的支持力度却并不足以满足这些单位的正常发展。而民间借贷的出现,让社会中的资金流向了这些企业,从而为这些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并为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
2、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农户的收入一般不会很高,抵抗意外风险的能力也较弱。因此,具有较大资金需求的农户却难以通过正规金融服务所开展的审查,因而也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部分具有资金需求的农户只能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来获取更多的资金。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市场对资金的需求,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3、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相对于正规的金融服务而言,首先民间借贷普遍具有更高的利率,因此民间借贷投资人可以获得比存款利息更高的回报;其次,民间借贷有利于提高民间闲置资金的利用率;最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民间借贷能够成为正规金融服务的有力补充,从而弥补正规金融服务范围的空白。
4、按市场规则配置资源。首先,在推动中小企业持续发展方面,民间借贷发挥出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在此过程中促进生产,扩大就业,迅速提高了我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其次,民间借贷促进了部分产业产品的创新,为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提供了资金支撑,这对于转变区域经济趋同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民间借贷对我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1、体外循环资金的存在严重干扰金融秩序和金融市场,降低国家宏观调控效果。民间借贷的分散性与隐秘性,导致政府部门难以对民间借贷相关数据做出准确的掌控,从而使政府部门失去对区域经济发展、行业经济发展做出准确判断的必要依据。国家的货币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对民间借贷制约力度不够,更加大了民间借贷的监测难度。同时,民间借贷自由利率的不完全性和逐利性使金融市场反映失真,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国家的货币政策执行的力度,影响了国家的宏观调控效果。
2、民间借贷致使一部分国家税收流失。民间借贷行为游离于国家工商、税务部门之外,这些状况造成营业税、所得税等相关税种难以征收,造成一部分国家税款的流失。由于民间借贷的存在,银行的资金来源直接减少,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金融机构之间吸收存款的竞争。而且,为了偿还利息较高的民间借贷债务,部分借款人从正规的金融机构借款来偿还其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资金,加剧了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风险,危害正规金融部门的效益。
3、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企业负担。当前民间借贷的利率普遍高于银行同期利率,因此当企业通过民间借贷筹措资金之后,就需要付出较正规金融服务更高的成本和财务支出,从而导致企业的获利空间被压缩,并对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形成制约。
三、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一)监测缺位。相对于正规金融服务而言,民间借贷具有隐蔽性与分散性的特征,所以监管单位难以对民间借贷的规模和数额等信息作出准确而全面的掌控,这也制约了民间借贷监管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看到的是,民间借贷在无论是在组织形式方面还是在运作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不规范的现象。但是民间借贷却能够凭借较高的利率来筹措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这也导致了民间借贷可能产生高危险的财务杠杆风险,严重的甚至会酿成社会治安事件,危害社会安定。
(二)短期行为。民间借贷大多只用来弥补短期的资金缺口,因此借贷人与出借方之间只存在短期的经济关系,而无论是市场的长期变化还是市场震荡等,都没有被当作影响民间借贷的重要因素,但是实际上,这些因素的存在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民间借贷所面临的风险。同时,有些企业为了周转资金而借入的高成本民间资本借款期限一般不超过3个月。否则就要承担高额利息,导致巨大的财务风险,这对于企业自身长期稳定的发展也是十分不利的。
(三)单笔金额小。从民间借贷的额度来看,民间借贷金额为几百元到上万元,虽然作为民间借贷主体的企业可能会筹资几千万甚至上亿元,但是投资者所借贷的金额却并不会太高,这种较小的借贷金额也决定了规模较小的民间借贷难以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
(四)资金恶性循环无法控制。在正规金融服务难以满足企业与个人资金需求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凭借自身的优势成为了企业与个人的第一选择。但是,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在生产经营中面临较大风险而导致资金无法有效周转,则容易导致债务纠纷现象的产生。而如果企业与个人想要还清这些债务,就必须再次依靠民间借贷来筹措资金,这就导致了民间借贷需要面临产生恶性循环的风险。
四、应对措施
(一)加强监测和调控,规范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具有多种优势,因此我国有必要通过构建完善的民间借贷监管体系和引导机制,推动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在这项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我国政府部门特别是央行应当发挥出自身的主导作用,并协调农村金融机构、寄售行、股权投资公司等部门的合作,只有在此基础上,我国民间借贷的行为才能够得到有效规范,民间借贷所面临的风险才能够得到有效管控。
(二)完善法规和办法,正确引导民间借贷。我国目前对民间借贷具体活动的管理主要分散在《典当管理办法》(2005)、《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2010)、《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等法律法规中,这些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活动管理办法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民间借贷活动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这些法律法规中的部分内容还是体现出了滞后性的特征,这也对民间借贷活动的规范与引导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针对民间借贷行为构建健康发展的法律体系,引导民间借贷走向法制化,是推动民间借贷活动健康发展中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完善政策供给,优化金融产业布局。当前,中小企业以及农户等单位和个体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主要是因为我国金融产业布局所具有的不合理性导致了正规融资渠道受阻,这种制度性的原因需要通过制度的改革来进行改善,在此过程中,我国需要体现出金融服务的差异化与层次化,对金融政策与金融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并对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单位开放资本市场。与此同时,我国需要对债务融资工具进行开发与创新,确保具有资金需求的企业和个人能够从债券市场上获得融资。
(四)提高正规金融服务水平。近年来,民间借贷的蓬勃发展也暴露出正规金融服务所存在的缺陷。因此,我国金融服务单位有必要对服务水平进行提升、对服务渠道进行拓展,从而确保中小企业以及农户等单位和个体能够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支持,并压缩违规违法民间借贷行为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五)强化利率管理,规范民间借贷。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民间借贷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决定了民间借贷所具有的存在意义,因此我国政府需要保证民间借贷能够具备合理的利润空间,这也要求我国政府部门能够实时推进利率化市场的改革,建立合理的民间借贷利率定价机制。2011年温州由于融资的高利率,加上通货膨胀致使企业成本增加,导致许多中小企业倒闭。在对利率管理工作进行强化的过程中,我国政府部门需要对我国当前的民间借贷整体情况作出了解,并根据地域经济发展、行业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经济发展的区域,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有区别的制定,并有必要构建起完善的利率预警机制,从而规避高利率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高风险。
总之,对于金融领域的发展而言,民间借贷具有存在的价值,也产生着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于当前空前活跃的民间借贷,虽然有其弊端,但总体来讲还是利大于弊的。民间借贷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扩大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我国政府要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良好的规范与引导,从而有效避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保障国家的金融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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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课题组.利率市场化与同业定价协调机制[R].金融时报,2012.
民间借贷市场 篇5
眼下，民间借贷、地下金融等所谓非正规金融的种种乱象，已经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面对金融市场分割、民间高利贷以及货币政策困局，中国的金融改革似又到了关键路口。
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不同的是，中国转型经济中存在着二元金融结构，即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分割。近十年来，由于正规融资渠道的利率和信贷管制，大量资金游离于正式的金融体制之外，使得央行利率政策的传导较为复杂，并且常常遇到“梗阻”，导致金融信号失真，这不仅损害了总体资金的分配效率，也不利于控制流动性的宏观规模和投向。
利率管制实际上是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压低实际利率，使得整个市场金融资源配置形成了低效率短板效应。在利率管制的条件下，国有金融机构控制了大部分社会金融资源，大量资金被配置到效益较低的项目中去。
不仅如此，商业银行贷款低利率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转换为国有投资的冲动，进而转换为大规模投资。根据世行测算，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年均9.8%的增长率，除了有2至4个百分点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外，其余6至8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几乎都是来自于投资的贡献。大规模的投资而国内需求不足，就会造成过剩的产能，当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国内市场找不到实际有效需求就会促使企业加大出口，形成出口导向和资本密集导向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凸显粗放型特征，形成恶性循环。
今年以来央行三次加息，市场流动性开始吃紧，但市场融资需求旺盛，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饥渴导致对资金的需求更为迫切，资金供需加速失衡。于是，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之间形成了位差，民间金融更有了填平其资金“水位”的机会，造成民间利率奇高。
根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口径显示，一季度各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分别为23.01%、24.14%和24.81%，单季上涨11.91%，比上季度涨幅高8个百分点。同样在民营经济活跃的江苏，民间借贷利率年息甚至高达60%以上，是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6.56%的近10倍，过高的资金成本已经使很多小企业脱离实体。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将近11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近40%。其中，20%左右即220亿元，又会通过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集资炒房等进入到“房地产投资”，地下金融不仅吞噬了产业利润，也架空了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
民间借贷走向何方? 篇6
虽然民间借贷在全国各地频现危情，但不同的人对它的评价依然是大相径庭。有人说它是当下“最省力最賺钱”的行业，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手中握有闲钱的人乐此不疲?也有人说它是祸水是地狱，不然怎么会有陷入借贷泥潭的富豪接二连三地跑路甚至自杀?
但不管怎么说，民间借贷在经济发达地区已形成热潮，却是不争的事实。继温州之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和陕西的榆林都成为民间借贷最活跃的地区。有专家测算，这两地的民间资本都应该在2000亿元左右。
民间借贷古已有之，为何却在今朝引发空前关注，经济学家们已经给出了一二三的各种解释。不过，普通民众更为感兴趣的话题是，民间借贷应该走向何方?
2011年，著名经济学家马光远先后三次到鄂尔多斯调研，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金融立市”应该成为鄂尔多斯最重要的城市发展战略之一。在这位从西部走出去的学者看来，鄂尔多斯这样一个仍然处于财富快速积累的城市，这样一个主流金融业极其落后而民间借贷非常活跃的城市，作为开放金融业的试点，不仅风险可控，而且还可以探索出欠发达地区金融业如何发展的基本逻辑，并及时释放民间借贷累积的风险。
马光远给出的方子，能否化解鄂尔多斯甚至中国民间借贷所面临的难题?能否使民间借贷走出非天堂则地狱的怪圈呢?
民间借贷市场 篇7
一、东莞民间借贷发展状况
与江浙地区类似，广东也被认为是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从民间借贷规模看，截至2011年6月末，据广东省金融办测算，全省民间融资总体规模为1.19万亿元，占同期银行业贷款余额的21.4%，达到全国同期民间借贷余额3.8万亿元的近1/3。其中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总额约5 407亿元，个人民间融资总额约6 526亿元。而人民银行东莞中心支行则进一步测算出，截至2011年5月末东莞市民间借贷的总规模约为381.83亿元。其中15.01亿元来自小额贷款公司，1.51亿元来自典当行，85.52亿元来自其他融资性中介机构，另外279.79亿元来自一般社会主体(个人和企业)。从整个借贷规模的结构来看，其他融资性中介机构和一般社会主体这两类非正规渠道的借贷规模所占比例高达95.67%。
从民间借贷利率上来看，民间借贷月利率主要集中在2%以下和2%～5%两个区间，两者的户数和金额占比都在30%～40%。但在调查的企业中，有15.13%的企业融资月利率达5%～10%，金额占总融资额的14.04%;还有8.34%的企业融资月利率高达10%以上，金额占总融资额的10.09%。中国人民银行东莞中心支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5月末，在东莞辖内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其他融资性中介、一般社会主体这四种民间借贷主体的年化利率分别为16.09%、14.5%、41.51%和23.59%，由此计算出的加权利率水平为27.27%。这一利率水平超过银行机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6.3%)的4倍，是东莞市银行机构5月份实际执行1年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7.29%的3.74倍。
从民间借贷期限上看，由于借款人从民间融资主要用于满足企业和个人资金周转等短期资金需求，而资金供给方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也偏向于提供短期贷款，因此民间借贷大多为一年以内的短期贷款，期限主要集中在6个月内。从融资性中介机构的借贷数据看，像“1～10天”、“10～20天”和“20～30天”等一个月内的超短期“过桥型”借贷数目很多。
二、东莞民间借贷参与主体及运作机制
1．民间借贷的类型划分、参与主体和借贷方式。
从调查的情况看，民间借贷根据借款用途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包括生产经营型、过桥周转型、投机型。大部分中小企业参与的民间借贷都属于生产经营型(约占到借贷总额的70%)，满足企业购买原材料、支付货款等短期资金需求。过桥型民间借贷主要用于银行贷款的借新还旧，即先从民间借贷获得资金，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几天后新申请的贷款到账时，再归还民间借贷。2010年以来，随着银行贷款审批和放款周期变长，过桥型民间借贷所占比重较以前有所上升(约占借贷总额的18%)。投机型民间借贷主要是指将所获资金投向房地产、股票及其他投机领域(如个别自然人从地下钱庄借钱用于赌博、博彩等违法行为)，所占比重不大(不到10%)，且与前两种民间借贷市场基本处于分割状态。总体来看，东莞民间融资规模较大、发展较快，但总体风险可控。从调查结果看，民间融资违约率在1%以下，远低于大型商业银行5%的水平，并没有如同温州、鄂尔多斯那样发生大面积的“跑路潮”。
民间借贷贷款方式仍以信用和保证为主，借贷双方一般有亲缘、业缘或地缘关系，因而民间借贷一般无需提供抵押，且对信贷投放的行业限制较少，因此相对于商业银行授信方式和严格的贷款程序而言，民间借贷对借款人的准入门槛较低，手续便捷。
2．民间借贷的利率决定机制。
民间借贷是由资金需求引致的资金供给，资金供求双方直接就融资活动的具体内容进行商谈，民间借贷的利率决定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影响民间借贷利率水平的因素及各因素的重要性也有所不同：
(1)货币政策松紧度、社会资金松紧度是影响民间借贷资金供给进而影响利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具有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当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比较宽松时，整个市场资金充裕，民间借贷的需求就会减弱，利率就会下行;反之，利率会随之上行。
(2)民间借贷关系的构成既有求本逐利的经济因素，又有互相帮助的情感因素。一般而言，关系越近，借贷利率越低;最典型的是家族成员之间的借贷经常是互助性质的，并不收取利息。
(3)影响民间借贷利率水平的风险因素主要是信用风险，信用风险因素很可能不仅会导致风险溢价提高，还可能直接决定借贷是否发生。信用风险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借款用途不同决定资金风险等级，从而影响民间借贷利率。生产经营型民间借贷，利率一般较为理性。过桥型民间借贷的资金利率相对较高，一般几天内的利率已达1%～2%。投机型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但这部分规模很小，属于司法打击对象。二是借入者自身实力及信用记录影响民间借贷利率。
另外，凭借“熟人关系”为基础的借贷具有严格的地域性，这导致了不同地域的民间借贷在同一时间内的利率可能会差异很大。同时，法律对超出银行同期限贷款利息4倍的部分不予以保护，而民间借贷特别是过桥型的民间借贷利息一般都会超过这个标准，这个“违法”的机会成本也必然会推高民间借贷的利率。
三、东莞民间借贷的发展特点
1．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同向波动，但前者明显高于后者且波动幅度更大。
从统计图表看(见下图)，1年期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走向基本一致，但随着国家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资金面日趋紧缩，自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与银行贷款利率水平逐渐拉开距离，2009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二季度，民间借贷利率从16.2%上升至27.2%，涨幅67.9%，是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涨幅的1.85倍。这与上文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决定因素分析是一致的，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有替代作用，因此利率变动具有同步同向性，然而民间借贷利率市场化程度更高，影响的因素更多，故而其波动幅度也更甚。
2．民间借贷利率呈现与期限负相关的现象。
一般高风险意味着高预期收益，所以往往期限越长的金融产品预期收益率越高。但从人民银行监测数据分析(见下表)，民间借贷利率和借贷期限却存在负相关关系。期限短的“搭桥”资金年化利率较高，而期限长的生产经营资金年化利率较低。以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等作为融资中介主体的隐蔽借贷市场主要进行超短期融资，其借款用途多为“搭桥”贷款。如银行贷款到期但资金却还差一周或几天才能回笼，企业为了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就需要从民间借贷渠道进行短期拆借，以偿还银行贷款。这一现象也与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对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变动的调查问卷分析结果一致。
3．民间借贷规模和利率有维持高位运行的趋势。
以东莞为例，目前其民间借贷规模约为381.83亿元，约占同期辖区内银行总贷款规模的10%。随着银行存贷规模的增长，占一定比例的民间借贷资金规模也会相应增加。在国家宏观货币政策偏紧的情况下，近年来国家存贷款利率走入加息通道(2010年来我国5次加息并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利率已达21.5%的历史高位)，民间借贷利率随之逐渐上涨，2011年第二季度创下了2008年来的新高，如果货币政策维持不变，预计民间利率将保持高位运行。
四、关于民间借贷现状的思考
1．民间借贷的活跃有其必然性，是民间资本不能进入主流金融体系，形成金融二元隔离的必然结果。
截至2011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超过35万亿元，加上手持现金、股票、债券、保险以及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等，金融资产总规模超过50万亿元，仅山西、温州、鄂尔多斯三地民间资本量就分别达到约1万亿元、5 200亿元、2 200亿元。但是，规模庞大的民间资本一直难以进入主流金融体系。
首先，我国金融机构的发起设立都实行严格的管制，虽然银监会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入股商业银行，如2010年9月出台相关措施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重组高风险农信社，但却明确要求单个企业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这导致数以十万亿的民间资本只能游离在监管系统之外，以非正规金融方式运营。其次，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匮乏，没有释放通道。由于各种原因，对很多预期利润率较高和发展前景看好的行业，如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项目的投资等，民间资金不能或难以进入，民间资本的投融资领域被严重压缩。存款利率较低的同时，还要缴纳20%的利息所得税，存款资金的实际收益减少，加之股市震荡、楼市新政，使得民间资金投资渠道越发狭窄，将闲置资金投向民间借贷领域成为这些资金仅剩不多的高收益投资渠道之一。
2010年以来，央行收紧银根的系列宏观调控举措和国际形势的恶化，使银行普遍感到资金紧而惜贷。据测算，存款准备金率每上调0.5个百分点，将冻结银行资金2 000亿～3 000亿元;贷款基准利率每提高0.25个百分点，增加利息费用支出120亿元，使企业和项目建设再度遭遇融资难。而据广东省经信委调查显示，全省79.6%的中小企业存在流动资金缺口，且因缺乏抵押物向银行贷款难，而纷纷转向民间借贷。在央行应对通货膨胀、执行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的宏观环境下，民间借贷的需求更加旺盛，2010年和2011年两年，民间借贷规模增长率都在30%以上。目前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满足率不到40%，通过民间融资方式筹资的企业高达77.3%，占企业融资规模的50%左右。民间借贷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民间借贷通过“熟人关系”可以有效地减少借方和贷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且其具有抵押门槛低甚至不需要抵押，借贷合约(协议)期限灵活、手续简便等特点，具有很多正规金融无法比拟的优势。
2．个别地区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凸显了规范发展民间借贷的紧迫性，但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民间借贷。
随着民间借贷规模的急剧扩张，监管步伐跟不上，2011年以来局部地区酿成了借贷危机，其典型代表一是温州，二是鄂尔多斯。
温州的民间借贷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形成了一批专业从事放贷的“中介人”或者起类似作用的“担保公司”。这些“掮客”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民间借贷借方和贷方直接面对面洽谈、签订借款合同(协议)的方式，一方面“掮客”出面以隐蔽的方式向亲朋好友集资，聚沙成塔，大大提高了单笔借贷的可达到的资金额度，同时又通过自身较广的人脉关系扩展了有效的贷款范围;另一方面，中介的介入逐步加长了民间借贷的借贷链条，信息不对称风险越积越大，同时借贷链条延伸过长而又缺乏足够的监管和风险控制，一旦中间某一个环节出现断裂，即可能像“次贷”危机那样引发连锁反应，一损俱损。
而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问题在于借贷资金大量涌入非实体经济内，过度投机。由于该市独特的资源优势，民间资本积累呈爆发式增长，迅速聚集了数以千亿元的资金。由于民间投资缺乏专业的人才管理，极易出现追逐热点领域的投机行为，恰逢2010年房地产投资热潮，仅一年该市房地产投入就达到314亿元，同比增长35%，且80%的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于民间借贷。在开发商和民间借贷的共同导演下，鄂尔多斯楼市经历了长达五六年的狂奔。2010年全市商品住宅均价达到4 479.6元/平米，同比增长超过9%。2011年起，风云骤变，宏观调控史无前例地收紧，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调控房价，致使鄂尔多斯的房地产生意迅速冷却，房价骤跌，房地产资金断裂，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民间借贷危机。
此外，温州与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也有共同点，那就是当地的黑恶势力和部分官员也介入其中，加剧了借贷危机的演变。由于种种原因，民间借贷的利率很高，年化利率一般都会超过法律规定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特别是短期拆解的“过桥型”借贷，年化利率更是惊人，往往具有“高利贷”的性质。而为了保证民间借贷“无限责任”的实施，高利贷常常与黑社会关系纠葛，暴力收贷现象时有发生，例如2011年9月27日跳楼自杀的温州正得利鞋业有限公司老板沈奎在跳楼前三天每天被民间借贷的债权人跟踪追债并遭遇恐吓，精神几近崩溃。除了黑恶势力，一些腐败官员经不住利益诱惑，也参与到民间借贷之中。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经指出，一些中小企业家就是不选择破产保护，而是执意要“跳楼”、“跑路”，就是因为民间借贷当中出现了官商勾结。
民间借贷中介的发展乱象及借贷资金流入非实体经济大肆投机是民间借贷由活跃演变成危机的重要原因，黑恶势力及官商勾结则是借贷危机恶化的重要因素，反观东莞乃至广东目前的民间借贷情况，资金主要流向中小企业实体经济，总体风险可控，只要规范发展，民间借贷能发挥应有作用。
五、推动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发展的几点建议
1. 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
一些国家和地区制定了针对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如我国香港地区有《放债人条例》，南非有《高利贷豁免法》。据悉，我国目前紧锣密鼓研究制定的《贷款通则》(修订送审稿)和《放贷人条例》(送审稿)，最大看点就是民间借贷阳光化。最近国家批准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也正是体现了这样的长远意图。加快立法步伐，修订相关法律，使民间借贷合法化、阳光化。一方面，保护和引导合法的民间借贷活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乘人之危、攫取高额暴利的高利贷者，则予以坚决打击，以有效维护社会安定和金融秩序。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家将小额贷款公司定性为一般工商企业，而非金融机构，这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享受不到金融机构在融资和运营中的优惠待遇。税负重、回报率低导致投资者所需缴纳的税项包括25%的企业所得税和5.56%的营业税及附加税，合计利息收入的30%就要用来缴税，远高于其他金融机构，很大程度上挫伤了民间资本开办村镇银行的积极性。因此，加大对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适当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单一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拓宽小额贷款公司资金补充渠道，支持有条件的省市开展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试点是接下来相关法律法规修订迫在眉睫之处。
2. 政府应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的规范引导。
政府部门应对民间借贷予以正确引导，堵疏结合。对正常的民间融资，在民间借贷活跃的地区，如东莞，可先行设立相应管理机构，为借贷双方当事人提供咨询和指导，并对因借贷引起的纠纷进行调解;增强政府对民间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可控度，对民间借贷资金的贷出流向和数额进行统计和监控，有利于政府行业政策的贯彻，防控民间借贷资金流向非法领域。对于以诈取他人钱财为目的的高利贷、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则加以严格禁止和查处。
3. 鼓励银行机构以金融创新为突破口，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
首先，形成全新的信贷管理理念，重视扶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创新贷款方式，扩大授信范围。其次，针对当前贷款担保方式单一、以房地产抵押为主的问题，结合中小企业自身特点，放宽抵押资产范围，探索采用无形资产、股权、商业汇票、应收账款、项目本身和在建工程等多种抵押方式来解决中小企业抵押资产不足问题。力争在各类权利质押、票据质押、应收账款质押、股权质押、动产质押等担保方式上取得突破。最后，加快中间业务品种的开发，充分发挥银行信贷中介职能，加快信用证、委托贷款、票据、保函、保证金、代理业务等产品的延伸，为企业直接和间接融资提供信用支持。
4. 完善信用担保体系。
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发展多种所有制信用担保机构，不仅有政府出资筹建的，还有民营以及联合经营等多种形式，使得信用担保机构能有效地为民间融资服务。要加强对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管，相关部门尽快制定出台《融资性担保机构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明确的担保监管机制，督导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引导其规范发展。对规模较大、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能力较强的担保机构，鼓励其在担保业绩、服务水平、管理制度、风险控制等方面不断创新发展。同时要扩大抵押担保品范围。一是简化手续，降低费用，完善土地、房屋、设备等物权作为抵押担保品的制度体系。二是鼓励使用发明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作为抵押担保品。此外，要积极探索将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应收账款、仓单订单等纳入抵押品范畴。要落实好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准备金提取和代偿损失税前扣除的政策，鼓励各级财政支持力度，综合运用资本注入、风险补偿和奖励补助等方式，提高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能力。此外，还要完善我国企业和个人的征信系统，将企业各种财务和运作信息统一管理，使企业信息透明化，减少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另外，应加强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倡导民众向正规、合法的渠道融资。加强金融知识和舆论宣传教育，对民间融资的潜在风险进行必要提示。利用典型案例，充分揭示地下钱庄、非法集资等的危害性，提高民众金融风险意识。
摘要：本文分析了民间借贷中介的发展乱象, 认为借贷资金流入非实体经济大肆投机是民间借贷由活跃演变成危机的重要原因。为促进民间借贷的规范化、阳光化发展, 政府应在立法执法、金融创新、完善担保、舆论宣传等方面有所作为。
关键词：民间借贷,利率决定机制,借贷规范化,金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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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市场 篇8
2007年6月1日, 马某向苏某借款180000元, 苏某于2008年9月2日、2010年2月15日分别出具一份收条给马某收持。2010年10月2日, 马某持有与苏某共同签订的一份《欠款证明》, 载明“马某向苏某借款金额180000元整, 每月支付给苏某利息18000元整, 支付到2008年2月30日为止, 利息总计162000元整。由于发包工程款的拖欠, 马某未能按月付给利息, 从2008年3月1日到2010年2月8日止, 本金加利息总计为1750000元整。在2010年2月10日已还给苏某利息款300000元整, 到2010年10月份止, 本金加利息还欠1740000元整, 特此证明。”双方签字按压。2012年3月9日, 马某以双方约定的利率过高及计算复利违反法律规定为由诉至一审法院, 请求法院确认超出同类贷款基准金率四倍部分利息无效, 并且返还多支付的利息。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判决驳回马某的诉讼请求。马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武鸣县人民法院 (2012) 武民一初字第445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苏某应返还上诉人马某186733.66元。
二、借贷关系的存续与借贷协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 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这是民间借贷的法定概念。民间借贷的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以合同形式形成民事法律关系, 这种法律关系是以贷款货币资金为标的所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即出借人向借款人提供资金后对出借人享有债权, 到期有权按约收回本金和利息, 借款人取得资金使用后对出借人负有债务, 到期应按约偿还本金和利息。
本案中马某请求苏某返还因高额利息而多出的部分无效利息, 苏某主张其与马某的180000元的债权已因马某的清偿而消灭, 因而否定其出具的两张收条上载明的162000元与300000元利息款和180000元的借款并无实际联系, 因而无需返还。
民事借贷纠纷中的举证责任一般采取“谁主张, 谁举证”的举证规则, 但在实践中, 法院通常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与证据距离近而且能够控制证据的一方当事人, 法官在审查当事人双方的相关事实坚持动态责任分配原则。一般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债权人作为原告请求债务人返还借款, 被告如果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 或者抗辩原告的原告的转账凭证仅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 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后, 原告仍应就借代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而在本案中, 上诉人为债务人, 被上诉人为债权人。债权人苏某主张在其向上诉人出具两份收条时180000元的债务已清偿, 其与上诉人之间借贷关系已消灭, 因此这两份收条所系的金额与180000元的借款并无联系。而上诉人马某主张两份收条系的162000元和300000元是为了偿还180000元的借款而支付的利息, 即在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开具收条时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依然存在。那么, 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 被上诉人应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已实际偿还180000元的借款, 上诉人应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首先, 2010年10月2日, 马某与苏某共同签订一份《欠款证明》。该《证明》对借款人、出借人、借款金额、偿还方式、利息约定等内容作了清楚的约定, 且有双方当事人的签章, 其实际上是马某与苏某之间的借款协议, 是双方因实际履行情况而对原借款协议做出的修订。《欠款证明》是双方当事人意思协商一致签订的, 至于被上诉人主张该《欠款证明》是应上诉人要求, 为了便利还款而签订的, 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试想, 若不存在借贷关系, 没有理由仅凭一方的要求而签订一份对自己有法律拘束力的协议, 因此, 可以认为该协议的签订也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于苏某提出《欠款证明》原件为马某除持有与常理不符, 虽然一般情况下借款协议都由债权人持有, 但在实践中并不排除债权人基于对债务人的信任而将原件交由债务人一方保管, 且仅凭这种不合常理的推测是不能佐证该《欠款证明》就是一份与债权债务无关的书面协议。此之外, 从《欠款证明》中可看出, 马某与苏某的180000元的债务并未清偿, 即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依然存在。而对于苏某出具的2008年9月和2010年2月的两份收条, 因其金额与《欠款证明》中总计的金额吻合, 且日期在《欠款证明》之前, 我们有理由推定这两份利息款是与180000元的借款有联系的。
借款协议是证明双方当事人借贷合意的凭证, 收条是款项给付的履行凭证。有借款协议作前提, 收条就能起到三个证明作用:一是双方法律关系是借贷关系;二是双方的借款事实已经发生;三是债权人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欠款证明》系借款协议, 另有被上诉人出具的两份收条, 可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两份收条的金额亦是系上诉人偿还利息的款项。
其次, 被上诉人苏某主张马某于2007年7月1日前就将本金180000元和利息15000元返还给苏某, 苏某将借据还给马某。但苏采臣并未能就180000元的实际清偿提供收条或其他金钱往来凭证进行证明。仅依据将借据返还给马某的行为并不能认定其与上诉人的借贷关系已消灭, 因此, 对于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不予认可。
三、约定的利息的法律规定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欠款证明》中约定, 对于本金180000元, 每个月支付18000元, 可知月利率为100‰, 则年利率为120%。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后称为《意见》) 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 各地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 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包含利率本数) 。超出此限度的, 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对于这个“四倍”, 著名学者茅于斌先生曾经称“有理由怀疑这个规定是拍脑袋定出来的。”当然不论这种“指控”是否有据可依, 不可否认的是在近些年来资金融通需求旺盛的背景下, 四倍利率的限制标准确实对民间借贷起到了极大的束缚作用。笔者认为这种限制是有必要的, 无限制的民间借贷有滋生高利贷的风险, 也会成为不法分子洗钱、非法集资等罪行的途径。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利息明显超过了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那么超过部分的利息无效, 不受保护, 上诉人要求返还多收利息的请求应当予以支持。
从上述《意见》第六条规定中可看出, “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是以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的, 各级人民法院也普遍使用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作为裁判的依据。但现实情况是, 2013年7月央行不再公布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这就意味着四倍的基准依据不复存在, “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无法执行。但利率市场化不能毫无限制, 因此,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后称为《规定》) 在废止四倍利率限制的同时, 规定了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标准。
《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 超过部分利息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规定》第二十六条将民间借贷的利率划分为“两线三区”:第一条线年利率24% (即月利率20‰、2分息) 以下为合法利率, 这是“司法保护区”;第二条线是年利率在24%-36%之间, 这是“自然债务区”;第三条线是年利率36% (即月利率30‰、3分息) 以上, 这是“高利无效区”。本案如果发生在《规定》实施之后, 则应当按照规定的年利率24%和年利率36%的标准为依据判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约定的利息是否过高, 显然, 即使按照《规定》的标准, 本案中的利息也是超过年利率36%, 对于超过部分的无效利息上诉人要求返还的, 法院亦应当予以支持。
四、复利利息的合法性
案件中除了利息超过法定标准之外, 是否存在以复利的方式计算利息?且以复利计算利息是否必然导致利息无效?
本案中《欠款证明》另约定:“支付到2008年2月30日为止, 利息总计162000元整。”“从2008年3月1日到2010年2月8日止, 本金加利息总计为1750000元整。在2010年2月10日已还给苏某利息款300000元整, 至今到2010年10月份止, 本金加利息还欠1740000元整。”按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利息额计算, 明显存在着以复利的方式计算利息的嫌疑。
对于本案中的利息问题, 由于案件发生在《规定》实施之前, 因此按照《意见》中的相关规定进行法律判断。即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利息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则超过部分无效。借款人按约偿还本息后又以约定的利息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为由请求返还的, 不予支持。本案中借款人尚未按约偿还本息, 请求将已支付利息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部分冲抵本息的, 应予以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返还多支付的利息, 二审法院在最终判决时先以上诉人已支付的利息款抵充本金和按照四倍利率计算的利息, 除去本息之后仍剩余186733.66元, 并判决将剩余的金额返还给上诉人。笔者认为这种判决思路合理也合法, 但仍存在几个争议点: (1) 2008年中央银行的贷款利率进行了5次调整, 2010年进行了两次调整, 至2010年10月份止共进行了6次调整, 且相错月份比较接近, 那么在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分段计算利息时是否是依每次调整后的利率计算的呢?由此也能看出, 《规定》废止了以银行同类贷款利率作为标准的合理性, 频繁的利率调整会使利息的计算更为复杂和繁琐; (2) 从《欠款证明》中看出,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最初约定的还款时间是截止至2008年2月30日, 后因工程拖延而导致上诉人无法及时交付利息款。那么, 上诉人是否需要支付逾期利息?依据相关规定,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息有约定的, 从其约定, 但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对逾期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 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处理:1、仅约定借期内利率, 没有约定逾期利率的, 出借人参照约定的利率或以约定利率再上浮30%-50%利率, 向借款人主张逾期利息的, 应予支持, 但均已不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为限。2、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 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 出借人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借款人主张自借款逾期之日或者自权利主张之日起的利息损失的, 应予以支持。本案中并未约定逾期利息, 二审法院最终判决时也并未就是否扣除了逾期利息进行说明, 笔者认为, 除去因本金而产生的借款利息外, 还应该计算上诉人未按时还款的逾期利息。
五、总结
民事借贷纠纷案件的疑难点经常集中在借贷合同、利息、违约责任、债权债务问题、保证担保责任、举证责任分配等问题上,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 首先判断诉讼主体资格是否存在争议, 其次甄别诉讼请求和法律依据, 再者明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是否与起诉或答辩主张相符合, 最后确定案件事实和争议焦点。一步一步抽丝剥茧滤清纠纷的事实, 综合应用知识和技巧解决民间借贷纠纷, 同时也要进一步规范民间借贷的操作, 使民间借贷这一灵活的资金流动方式可以为我们的生活提供真正的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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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刍议 篇9
从民间借贷市场的基本情况来看, 作为一种简单有效的融资方式, 民间借贷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也因此使得当前的民间借贷市场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依靠的是地区经济的进步以及其自身所具有的一些优越性。
(一) 借贷数量大、范围广
近年来民间借贷市场运营的情况是, 民间借贷数量大、范围广, 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同时, 由于其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因此相关的数据统计存在一定的难度。有数据曾显示, 就某地区调查的100家企业和个人来看, 70%—80%的企业或个人都承认自己曾经发生过民间借贷的行为, 同时就他们的借贷数据来看, 借贷金额从几百元到几百万元不等, 总借贷金额达到4400万余元。
(二) 借贷利率高
民间借贷利率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是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需要决定, 特别是地区资金供求的状况, 当地区经济发展平稳或者处于经济疲惫期时, 民间借贷利率就会相应较高。另一方面, 民间借贷市场的运营, 也同样要受到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总体趋势也会随着国家对信贷政策的调整而变化, 当信贷政策处于收紧期时, 民间借贷的利率也就会随之提高, 反之, 情况则相反。就目前民间借贷市场的状况而言,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息要高于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两倍, 存在高利贷的现象。
(三) 借贷手续简化
相对于正规的金融机构而言, 民间借贷确实存在着自身的优势。民间借贷相比较银行借贷来说手续简单, 大大缩短了资金周转的时间, 民间借贷的这一特点, 刚好适应了民间资本运营的需要。然而借贷程序简化之后, 相应地也会出现各种问题, 借贷协议和担保协议的缺失势必会引发纠纷。
二、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一) 法律制度不完善
1. 法律标准缺失
民间借贷法律门槛过低, 针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还不健全, 即使存在相关法律, 在规范力度上过于宽松, 立法技术也存在欠缺, 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 存在漏洞等等。民间借贷没有明确的立法标准, 对于民间借贷的判断标准上存在模糊性, 民间借贷行为者之间的利益标准不明确, 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差。
2. 相关制度缺失
由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设定还不健全, 其后果导致的就是相关的制度也难以确立。比如主体退出机制、个人破产制度等等, 制度的缺失已经难以满足当前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需求。
(二) 法律监管不到位
1. 存在无序发展的问题
民间借贷的资金部分流向国家限制的领域, 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 导致资金分配不均, 严重影响国家的整体发展布局, 造成社会利益方向的偏离。另外, 民间借贷的无序发展, 容易加剧金融机构的恶性竞争, 原因在于民间借贷过度吸收了社会资金, 银行资金减少, 势必会引发存款竞争, 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2. 存在监督制约机制缺失的问题
由于民间借贷在法律制度方面还不健全, 导致其规范力度不够, 这就是使得借贷双方无法做到一个有效的监督与制约, 特别是就资金的所有者而言, 无法掌握自己的资金流向, 容易发生借款人无法偿还的行为, 借贷人将无能为力。
(三) 法律秩序不规范
1. 冲击正规金融机构
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产生的诱导, 引发了一些借贷风险危机, 一些投机者选择铤而走险, 挪用正规机构的资金偿还民间借贷, 以次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过投机者的转投, 正规金融机构难以确定资金的流向, 导致信贷资产质量的降低, 最终影响了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
2. 诱使大量非法资金流入
由于民间借贷法律制度存在缺失, 就为非法资金的流入提供了机会, 也为不法分子开展洗钱、非法融资等提供了环境。民间借贷不同于正规的金融机构, 从运营机制到管理机制都不完善, 因此就增加了查处不法行为的难度。因此, 民间借贷的合法化就成为了规范融资秩序的重中之重。
三、针对民间借贷存在的相关法律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一)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当前, 我国尚没有在民间借贷领域完善合理的法律, 使得一些非法的民间借贷有机可乘, 针对这种情况, 我国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民间借贷, 并能够保障民间借贷的合法运营。以放贷人的资历、业务领域、资金来源、可控利率范围作为规范民间借贷的主要内容, 并以提高法律的权威性以及财务制度的完善性为手段, 合理认筹民间借贷的微观方面, 区分非法金融和民间借贷, 明确何为合理的, 何为明令禁止的, 由此改变民间借贷如今的法律环境, 保证民间借贷的正规运营。
(二) 加强对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
首先, 健全监管制度。民间借贷的另一个特点是多样性, 在其发展的过程中, 可能会延伸至证券、保险等其他金融领域,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管制度和各监管部门的协调合作, 民间借贷领域势必是产生动荡, 甚至会牵连到其他金融领域。各监管部门的通力合作才能保障民间借贷领域的有序化运营。
其次, 对民间借贷进行备案登记。对民间借贷进行备案登记的目的就是建立起一个“登记簿”, 让有“户口”、合法的民间借贷组织享有更稳定的保障。不仅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团体, 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违法行为。
最后, 创新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方式。由于民间借贷与其他金融活动有较大的差异, 所以在监管方式上应有所不同。
(三) 建立多层次的融资体系
解决民间融资的问题不仅要依靠民间借贷, 也应开发商业银行的小额信贷业务, 灵活地应对中小型企业在信贷方面不同的需要。只有将这些方面协调配合, 积极引导我国的信贷市场, 规范信贷制度, 保持信贷环境“干净”, 方能建立多层次的融资体系, 保障信贷市场的安全和规范。
参考文献
[1]李英民.民间借贷:博弈分析与路径选择[J].济南金融, 2005 (9)
民间借贷,步步惊心 篇10
民间借贷乱象愈演愈烈
金钱永不眠一一这是好莱坞电影《华尔街2》的一个副标题,道尽了金钱身上逐利本能的敏感嗅觉。然而金钱在奔向各种投资市场的同时,往往会被高额收益所蒙蔽,不再考虑收益与风险的关系,进而视风险为无物,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的深渊。如今,在中华大地上乱象频生的民间借贷,便是最好的印证。
浙江温州,一直以其雄厚活跃的民间资本蜚声海内外。温州人向来富有冒险精神,敢于追逐利润。自古以来民间借贷就非常发达。在最近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做的一个调查显示,调查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中小企业则有60%左右的企业参与其中。温州的民间借贷可谓无处不在,牵涉到每家每户。最近一年,民间借贷在原先不怎么普遍的浙西、山东、江苏、内蒙等地也兴旺起来,不少市镇都涌现出一批以高利贷和民间集资为主业的担保公司,不少企业和家庭卷入其中。
2010年开始,民间借贷利率开始呈现上升的趋势,根据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监测数据,2010年10月份的民间借贷平均利率已经达到39.19%。随着2011年初的银根收紧,民间借贷又开始“量价齐升”,温州目前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2到6分,有的甚至高达1角5,年利率达180%。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实业毛利润不会超过10%,一般在3%到5%,借高利贷很容易把企业逼上绝路。
民间借贷已经是暗流汹涌,危机四伏。当资金利率被炒得越来越高时,本来是银行信贷有益补充的民间借贷,异化成一场近似“庞氏骗局”的游戏,没有人关心钱去了何处,只盯着上家承诺的利率,满脑子做着发财的美梦。“庞氏骗局”得名于查尔斯·庞兹,这位1903年移民到美国的意大利人,编织了一个投资计划,从1919年开始以高资金回报率为许诺,不断吸纳新投资者的钱,并将其付给前期投资者。前期投资者获得了巨大的投资回报,就开始四处宣称庞兹为投资天才,于是,更多的投资者携带更多的现金纷至沓来。而此时,这位“投资天才”却悄无声息地卷走了新投资者的钱财,逃得无影无踪。大约4万人被卷入骗局,被骗金额高达1500万美元。尽管不是所有的民间借贷都异化为“庞氏骗局”,但如此高的借贷利率,究竟谁能承受,又能撑多久,恐怕没有人知道。
从今年4月份开始,浙江温州、台州、衢州、宁波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中小企业老板“跑路”的事件,其中以温州为甚。有统计显示,目前温州至少已有9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其中9月份就发生26起。
据媒体报道,在内蒙鄂尔多斯,9月24日鄂尔多斯市中富房地产开发责任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福金自缢掀开了当地民间借贷危机的冰山一角,中富2.63亿借款,按照平均的3分利息(月息3%)计算,中富每月仅支付利息一项就需要789万元。几乎同时发生的已经进入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区分局正式立案侦查阶段的苏叶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涉案金额达8.3～10亿的资金,甚至达到了13个亿,总受害者可能有4000人左右。
这些民间借贷崩盘案例故事略有不同,但结局却大致无二,顶层的人或逃跑或自杀,或破产或入狱,而底层的参与者,大都成为最终埋单者。民间借贷危机一旦处理不慎,极有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导致一场中国版的金融危机,最终受伤的是中国的实体经济,并且将引爆社会危机。
“步步惊心”——或许就是对民间借贷危机的最恰当的形容。
民间借贷的资金链难以维系
自2010年10月,我国的货币政策由“宽松”转为“稳健”以来,央行已连续4次加息,8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15.5%上升到21.5%,中小银行则从13.5%上升为19.5%。不仅如此,9月初央行下发通知,将商业银行的信用证保证金存款、保函保证金存款以及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存款等三类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预计冻结银行资金9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二至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而CPI指数一直高企,通胀压力不断上升,加息的步伐跟不上CPI的上涨速度,一年期存款利率调高至3.5%,但是实际利率仍然为负。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合理的利率应该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利率的波动,可以合理引导资金的供求:加息,可以将回报率低的项目淘汰,而负利率,一方面导致公众存款意愿降低,另一方面放大了企业的贷款冲动。
一方面是负的实际利率,一方面是银行可贷资金受限。双重因素作用下,银行资金成为供不应求的“稀缺资源”。在有限的资金规模下,国有资本控股的银行自然在放贷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政府和国企。一方面中小企业求钱若渴,愿意支付更高利率从银行贷款;另一方面银行又不能随意加息,导致资金供求矛盾更为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地下钱庄和高利贷的流行,是顺应了强烈的民间融资需求。从高利贷的供给方来看,大量公众为银行存款负实际利率而忧愁,高利贷的诱人回报自然会使很多人飞蛾扑火。
民间借贷规模如此之巨,总体而言资金来源一般可分为自有资金、担保公司等中介募集的资金、银行贷款、热钱这四部分。整个资金链可见图1。
第一,个人自由资金参与民间借贷非常普遍。在信贷紧缩、楼市调控背景下,民间资金缺乏投资渠道,同时,中小制造类企业、房地产、矿业等行业资金需求量大,民间借贷空间迅速扩大。在温州,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在做借贷业务。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已经代替了炒股、买房,成为许多普通老百姓最重要的理财手段,鄂尔多斯更是流传着“只放贷不炒股”的说法。民间高利贷异常繁荣,利率持续居高不下,以致于大量个人自由资金参与到民间借贷之中。而在其中,还涉及到某些公务员的“灰色收入”,民间借贷某些程度上成为这些人的洗钱途径。
第二,实体经济的资金流入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的利率已经远远高于实体经济的利润率,拥有充足的自由资金的国企非常愿意借贷以获取超额利润。同样上市公司也没有闲着。仅在浙江一省,就有9家上市公司展开委托贷款业务,这些公司往往前脚从公众投资者那里融到资金,后脚就马不停蹄地将资金借贷出去。例如香溢融通子公司通过宁波银行贷给浙江长兴众望物贸公司和长兴县振宇物贸公司的贷款利率均为18%,其给杭州地产公司东方巨龙和南通麦之香的委托贷款年利率更是高达21.6%,为当时银行贷款利率6.31%的3.42倍。2010年5月5日,ST波导向青海中金创投公司委托贷款9000万元;今年6月下旬,在半年报披露前,波导收回了中金创投的9000万元本金,外加1404万元的利息,而半年报显示,其上半年净利仅为3515元,借贷收益居然占其上半年净利的40%左右!
第三,打着民间金融合法化的金融担保公司、金融公司、财务公司、典当行等金融机构行高利贷之实。这些机构大都只在工商局注册或只经地方金融办审批,并未纳入央行及银监会监管,这些机构往往就是在从事高利贷生意。
第四,部分企业骗贷转贷,银行资金流进高利贷市场。海外融资成本很低,海外热钱也可能转移到内地,然后进行借贷。
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已经形成一个怪圈。借贷收益越高,越吸引实业家放弃实业,转而投入借贷行业,而高利贷规模越大,高利贷崩盘越快,坚守实业经营的企业倒闭也就越快。当借贷利率远远高于实业毛利的时候,民间借贷资金链的断裂已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民间借贷,如何治理?
民间借贷,该不该救?该如何救?人不能贪心,企业亦是如此。天上从来都不会掉馅饼,在贪婪的金钱欲望下,无视风险,对高利贷推波助澜的某些人和企业,苦果是自己吞,而不应该寄希望于政府和纳税人来背黑锅。因此,准确的命题应该是“民间借贷,如何治理?”
面对人民币不断升值、人工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不断增长的压力,以及不景气的欧美市场,中小企业必须要保持清醒头脑,企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应专心于主业,选择经营方向上要做自己熟悉的行业,谨慎对待多元化。企业应始终将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在财务管理上注重企业偿债能力的分析,保持合理的资产负债率和现金流量债务比,保证企业收益大于融资成本。对于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尽量不予考虑,除非是企业本身具有良好的现金流,只是短期内资金周转上有困难,但能确保在短时间内就能偿还借款本息。
民间借贷自古有之,并非什么洪水猛兽,其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和法律体系之外,但不意味着其具有原罪。民间借贷出现问题,政府部门不能不加区分地进行打压,把某些借贷行为简单粗暴地定义为非法集资案件,这是政府部门推卸责任的表现。
民间借贷应该得到其应有的正面评价,它是中小企业发展的推动力,在企业融资无门的情况下,民间借贷是中小企业度过难关的“救命稻草”。民间借贷危机,其实质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长期积累下的爆发,是我国不合理的金融融资体系下的牺牲品。民间借贷宜疏不宜堵,应从源头根本出发,改变民间资本的尴尬境地,通过法律手段为民间资本验明正身,从地下走向地上,进行阳光化运作。在化解民间借贷危机的同时,此举还能起到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
首先,对内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以核准和规范性监管允许符合条件的民间借贷机构进入正规金融市场,同时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让利率真正作为市场对风险的定价而存在。一年前,“新36条”提出“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新36条”出台后没有后续的跟进政策和保障政策,融资、行政审批、监督管理等配套措施不到位。“新36条”将仅仅是“看上去很美”,民间资本在金融行业准入上仍会遇到一些“看得见、进不去”的“玻璃门”,和一些“看得见、进得去”但一进去就被弹回来的“弹簧门”。笔者建议,将“新36条”落到实处,尽快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并在一些领域能够适当降低入门条件,政策要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第二,打破金融垄断。对民间借贷进行立法,允许民间金融合法化、阳光化、规范化,让“地下钱庄”走出灰色地带,纳入金融监管体系之中。政府应该有所作为,自上而下地打破垄断,放开民间金融监管,鼓励个人对个人放贷,企业对企业拆借,扩大直接融资领域,创新投融资方式。
对原先未纳入金融监管范围、涉及到存贷款业务的民间金融机构,应当由银监会牵头、地方政府配合,进行清理、整顿。对符合资质、管理规范、未涉及非法活动的,可以允许其在金融监管部门重新登记后在规定范围内继续营业。对正规的小额贷款公司,银监会也应适度放松对其从银行融资的要求。对于非法集资、涉及非法用途的高利贷行为以及为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高利贷领域提供服务的支付型地下钱庄,央行、银监会与公安部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应加强合作,加大查处打击力度。
第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应适度调整。在应对通胀和经济下行压力并存的局面,财政政策应当接力货币政策,起主导性作用。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适当减税,调低出口退税和进口关税,将农业、物价补助与CPI挂钩,以及落实水利建设和保障房项目等。如物价持续处于高位,适度加息仍有必要,也应同步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减少央票发行规模,以有效缓解资金紧张的局面。
10月1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措施。会议确定的金融政策包括:(一)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的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增量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对达到要求的小金融机构继续执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重点加大对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二)清理纠正金融服务不合理收费,切实降低企业融资的实际成本。(三)拓宽小型微型企业融资渠道。逐步扩大小型微型企业集合票据、集合债券、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积极稳妥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等融资工具。(四)细化对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政策。(五)强化小金融机构重点服务小型微型企业、社区、居民和“三农”的市场定位。(六)有效遏制民间借贷高利贷化倾向,依法打击非法集资、金融传销等违法活动。严格监管,禁止金融从业人员参与民间借贷。对小型微型企业的金融支持,要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减少行政干预,防范信用风险和道德风险。财税政策包括:(一)提高小型微型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将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并扩大范围。(二)对金融机构向小型微型企业贷款合同三年内免征印花税。将金融企业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延长至2013年底。将符合条件的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保险收入减按3%征收营业税的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三)扩大中小企业专项资金规模,进一步清理取消和减免部分涉企收费。
民间借贷加盟玩法 篇11
由于缺乏监管，民间借贷容易让人联想到非法吸储、利滚利、老鼠会和高利贷；在《创业家》咨询的多位金融业人士中，很少有人听说过福元运通，即使听说过，也表示不太熟悉。而孙立文似乎立志把他的青岛福元运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福元运通）开成一家正规贷款中介商，把这家公司推上了显眼位置。最近福元运通频频在媒体亮相，并冠名旅游卫视的《公司好声音》节目。这与地下高利贷的隐秘运作形成鲜明对比。
即使与宜信这样的人人贷公司（P2P）相比，福元运通也高调得多。宜信创始人唐宁在去年十月接受《创业家》采访时仍然小心翼翼，甚至不愿透露其真实借贷规模到底是多少。
福元运通的创始人孙立文是个身材发福、还带些憨厚喜感的中年男人，他很清楚自己从事的金融中介服务还在无监管地带，只收手续费而不放贷的经营模式风险很低；而“一些做P2P贷款的年轻人”则有游走监管边缘的风险，“97%的小贷公司都越过了红线经营”。2012年4月下旬，温州首批启动金融改革，成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孙立文称，“这是我做了8年的事情。”
如果生意人在银行借贷无门的情况下，找到一家还算可以信赖的机构，以1.5%～2%的月息借到钱，地下高利贷还会有容身之地吗？福元运通及其连锁加盟模式，在改变民间借贷生态的同时，自身又有何种风险？
金融中介为什么做连锁？
福元运通2005年8月成立于青岛，创始人孙立文出身于商人世家，家族经营青岛第二大纺织企业。他在西安读完大学后，先在工厂做技术员，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下海，创办青岛第一个外资公墓“百龄园”。此后十年间，他一直在房地产领域打拼。
做企业过程中，孙立文深知中小企业融资之难。2005年，山西、陕西、贵州、四川四地开始推行小额贷款试点，感觉时机成熟的孙立文决定进入这一市场。当时，在民间借贷领域，以2003年成立的青岛五色土等金融中介公司为代表，已经出现所谓“青岛模式”。这种模式下，贷方将钱直接转入借方账户，借方则提供房屋等抵押物，中介公司收取服务费，但所有资金不经过中介公司账户，以避免吸储、非法集资等不良现象。
和房屋中介之间的竞争类似，不同中介公司的竞争力取决于多大程度上获得放贷人和借款人的信息和信任。孙立文最初希望福元运通成为金融领域的携程，将融资供需信息放到互联网上，实现自动匹配。他组织开发系统，招聘一批信息员与携程业务员一样在青岛扫楼，收集各类放款人和借款人信息。这与现在风行的人人贷有相似之处。他发现，仅靠自身力量，福元运通难以获取高质量的借贷人和放款人信息。
这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篇报告启发了孙立文。报告称，随着农村人口城镇化、城镇人口大量失业，连锁超市、快速物流和加盟连锁将高速发展。既然自建网点投入大、拓展难，何不以加盟连锁形式，吸纳有当地人脉的本地人加入？
于是，孙立文实践起又一种商业模式雏形，他称之为“链接网络的抵押贷款服务加盟连锁机构”。但这种所谓“鼠标+水泥”的网络贷款匹配模式最大的问题是，在社会诚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做网络配对只能满足五万元以下的融资需求。他决定放弃鼠标，专攻水泥。
福元运通扩张步伐一度被打断。2007年5月1日，《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实施，要求跨省连锁经营必须备案。在其他金融中介公司闷声发财的时候，孙立文停下其他省份加盟业务，和执行总裁王红梅多次往返北京青岛，一起到商务部跑备案。
次年3月，他们备案成功，成为第一个获得商务部审核备案的金融领域特许公司。这张官方牌照，为他们接下来开疆拓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扩张：每年百家
福元运通开始频繁现身国内主要的特许加盟展会，自己也屡屡组织招商加盟会。从2008年开始，福元运通以每年新增一百家加盟店的速度，快速扩张。
让福元运通快速滚动发展起来的，是民间借贷巨大的利润空间。通过福元运通的中介平台，放款人（福元运通内部称作“银主”）向借款人每月收取1.5%～2%之间的利息（根据借款周期有所不同，符合民间借款不超过同期银行利率四倍范围的规定），福元运通各加盟商则向借款人收取每月约0.5%～1%或一次性2%的服务费。
某加盟商透露，一家年经手1亿元资金的加盟商，每年营收可达近千万元，除去各种成本，净利润率可达40%左右。加盟商是独立法人，可以独享这部分收益。要成为加盟商，条件之一是支付加盟费，单店加盟商50万元，区域加盟商110万元。
在福元运通500多家加盟连锁机构中，经手借贷资金上亿元的大有人在。甚至有加盟商因为此前在当地积累的深厚人脉资源，10天就实现撮合借贷额2000万元。
做过三年房产中介的王鹏，2012年8月成为福元运通的加盟商。他在北京并没有太深的人脉资源，但到今年5月，经手借贷已达数千万元，并实现“打平”。据称，大多数加盟商可以在半年到九个月时间内将自己的前期投入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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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竞争加剧后的市场。几年前，社会上的类似中介机构还没有大量涌现时，月2%～3%的综合融资成本对很多急需周转资金的企业很有吸引力。北京另一家加盟商刘伟青说，2010年北京民间融资市场上的月成本一度高达5%～8%。
有人赚到钱，自然会介绍给身边的朋友。刘伟青原来做水暖工程生意积累千万身家，经朋友介绍成为加盟商，2010年10月在北京开设第一家福元运通加盟店，第二年借贷规模就过亿元。福元运通在天津的区域加盟机构董事长王戈则是2010年3月参与福元运通保定一家加盟店开业仪式后，被吸引加入。
这种基于人脉的发展模式，让福元运通加盟区域分布不均。除山东外，河北、山西是加盟商最多的区域。在河北，保定市区就有15家加盟商，整个保定地区则有约30家。
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
按照孙立文的说法，福元运通经手的贷款中，多数贷给了中小微企业。与很多小额贷款公司通常只做每笔30万元乃至1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不同，福元运通作为中介，70%的单子贷款额度为30万元至500万元。
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中小微企业的短期融资需求。《2013年小微企业融资发展报告》称，66.7%的小微企业主将向银行贷款排在第一位，但其中45.8%的小微企业反映，银行“贷款到位时间较长”。王鹏说，这也是很多借款人虽然有抵物，仍然选择民间借贷的原因。商业银行一般都不接受房屋的二次抵押，而这在福元运通是常规业务。
一家城市商业银行的小额贷款业务人员称，中小企业贷款审批约需5个工作日，加上抵押登记及放款手续，一般需20工作日，当然“各个环节都有可以加急的环节。”民生银行中小企业业务一位负责人称，一般材料齐全需要一周时间。而福元运通体系的放贷体系更为灵活，通常放款时间在一周以内。
“每到过年，我都提前半个月放假。”孙立文说，“12月比11月翻3倍，1月份业务都挤门，我满足不了。满足就有呆坏账的风险，所以我们每年过年前都不敢干了。”
加盟福元运通的，主要是有一定社会资源积累的人群，包括退休的银行界人士、传统行业的生意人以及政府背景人士，有人简单概括为“有钱、有权、有势”。为什么选择加盟而不是自己开展这一业务？
创始人：孙立文
创立时间：2005年8月
公司总部：青岛
规模：2012年加盟商达500余家，当年对接资金规模达560亿元。
目标：成为上市公司
注：
原则上，一个区域（省以地级市为区域，直辖市以区为区域）只有一家区域加盟商，它可以免费再开设一个单店，同时帮助福元运通管理该区域的单店。
单店除一次性加盟费外，日常还需支付每月2000元的特许经营费和每月1000元的管理支持费；如委托区域加盟商管理单店，福元运通会将这部分费用与区域加盟商分成。
一位来自江苏的加盟商说，福元运通的一整套流程和知识体系，比其品牌更有价值。在帮助加盟商做生意上，福元运通有一套固定打法。
福元运通每个月都会组织培训，既有面向刚加盟者的免费初级班，也有面向一定年限加盟商的提升班。2011年底开始，孙立文还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探讨为加盟商专门开设短期EMBA班，孙立文也因此成为光华管理学院EMBA学员，从中汲取更多能量。
到2009年7月，福元运通形成23个业务的产品体系。2010年，为帮助各家加盟商了解业务边界，福元运通将此前各加盟商的案例汇集出版。孙立文说，这使得“各级加盟机构在业务开展的过程中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知识不仅来自福元运通自身，也来自各个加盟商。比如，一位邯郸加盟商的内弟是某家黄金公司董事长，黄金质押业务开展得有声有色；一位加盟商是知识产权局退休人员，一辈子都和知识产权打交道，专业造诣很深。“当我们这个平台有一个人做得专业，他就是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的资源。”从2010年起，孙立文将福元运通的商业模式描述为中国民间金融服务资源专业整合平台，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中介平台。
红线与风险
作为一家每天与大额资金打交道的连锁加盟企业掌舵人，孙立文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从成立之日起就给福元运通和各级加盟商画出四条红线：不做高利贷，不利滚利，不保底收益，不行使和变相行使银行职能。
在连锁扩张时，孙立文有“三不放”原则：少数民族聚集区暂时不放、没有自己人不放、没有信得过的人不放。“冒险可以，坚决不冒进。”目前，他尚未放开河南的特许经营授权，因为当地民间借贷操作中，中介机构往往集金融中介和担保于一身，这在他看来是巨大的风险来源。“中国的区域文化差异巨大，省情之间的不同更像一个个国家，我必须用同样的文化先把商业模式验证完。”
在风险管理上，孙立文说，福元运通依靠组织运转和明确的法律合同。“法律风险上，他们都是独立法人。第二，我们有加盟合同的约束。你只准做这些业务，不允许做高利贷。第三，我们有职能部门的风险控制、监察审计。”孙立文认为，直接面对放款人，借款人在主观上就有还款动机。
他说，只要按照相应的流程和规定，采用福元运通统一的合同文本，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业务风险。5月8日，福元运通进入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合同两页纸，我这么厚，他连服务协议都没有。服务中心所有流程、合同都是参考福元运通的。”
据称，福元运通平台上到期无法偿还借款的总体比例不足1%。由于其利息低于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福元运通会把这些业务转给同行，“小额贷款公司抢着干，他收不回钱，就卖了你的房子。”孙立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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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加盟商有着自己的恐惧。对于半年等长期借贷客户，王鹏每到3个月必去考察。“说实话，民间做的这个利率都很高，时间长了，怕根本扛不住资金成本。”他还称，最重要的是加盟商控制住自己，不赚不该赚的钱；目前每百个借款人，只有不到30个能够通过他的服务借到钱，而登记理财的客户资金的利用率也仅为约60%。
刘伟青最大的感受则是团队管理难，容易出现“跑单”、“跳单”的现象，员工将业务介绍给外边的公司或个人，赚取更高的介绍费。短短两年多时间，刘伟青的团队人员已经流动了几轮。她说，这和自己一开始急于赚钱的心态有关，“你就为赚钱，员工比你还想赚钱”。
孙立文说自己一直在体系内灌输一个理念—不要为了赚钱做这个生意。“一个借款人来借款，不看这笔业务能不能做，先拿计算器按按能赚多少钱，你一定赚不到钱。”他称，自己的定力来自早年房地产市场的经历，“没有经过暴利行业的洗礼，怎么干暴利行业？”
2011年5月，福元运通加盟商突破300家。2012年底，这一数字达到500家。为了和这些加盟商保持足够密切的接触，孙立文每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组织全国性的“理财中国行”活动。“如果在总部，一年开一次会，我见不到这些加盟商。”
从2011年开始，孙立文就在筹备去香港上市。去年，上市的财务报表已经就绪。但他说，不缺现金流，可以再等等，等到再开100家直营店。他为福元运通规划的下一步是，三年内直营+加盟店总量达到800家，其中100家直营，800家之后将以开设直营店为主。“第一，直营能更好掌控服务。第二，中国太大了，我做个布道者就好。”
随着金融中介服务走入人们视野，进入这一市场的民间机构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一些体量巨大的后来者。据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介绍，湖南中亿佰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有200个连锁机构，年撮合金额百亿元以上。
黄震认为，应该积极地看待此类模式的出现：其一，他们为融资难的小微企业提供了融资渠道；其二，活跃了地方的金融生态，借贷双方有了对接平台，过去肆无忌惮的高利贷有了竞争对手。在一些地方，民间借贷中介开进去后，原来的个人高利贷、小贷公司的利率都在下降。
当然，福元运通及类似模式的风险，也开始引起各方的关注。一位城市商业银行的业务人员称，由于资金中介会提高成本，因此，往往风险比较大的借款客户才会去找中介，这是此类模式的潜在风险。中信银行总行小企业金融部总经理助理任志鹏还告诉《创业家》说，对于福元运通等类似的中介公司，由于监管的缺失，实际风险由出资者承担，资质较高公司的风险管理才到位一些；借款人的资质以及合同文本的法律瑕疵也要充分考虑。
黄震表示，此类模式风险包括：第一， 他们都取得了商务部的特许经营合法备案，但并未获得进入金融行业的许可，而下面的加盟商可能会误导投资者，拿“合法”两个字做文章，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第二，福元运通和加盟商是合作关系，如果涉及跨区域资金调配，风险会比较大；第三，即使监管最严密的银行，都有通过金融创新做表外的非银行业务，而福元运通连锁模式下，加盟商和总店是合作关系，总部不一定能够关注得到；第四，一旦一家店出问题，整个体系都会受到损害，最起码对其品牌是有影响的；第五，目前金融政策比较宽松，这种中介模式风险相对较小，一旦经济不景气，违约情况增多，就会带来较大的风险。
孙立文现在关心的都是一些大事情，比如，最近他准备借鉴温州每天发布的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和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合作，利用遍布全国的网点，发布中国的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指数。此外，他想把培训中心做成企业大学，传授金融知识；成立研究院，研究中国民间金融到底怎么发展。
他做过一个梦，在梦里，中国金融改革走到了第三步，服务于中小微企业的民营银行出现，福元运通的一部分机构转成民营银行，“只是做个梦罢了”。
温州民间融资
综合利率指数
（来源：温州金融办）
监测日期：2013年5月17日
单位：%
温州民间融资
综合利率指数（年利率）
温州民间融资
综合利率指数（年利率）
按主体分类（年利率）
注：福元运通的月利率水平大致在1.5～2%之间，相当于年利率20%上下（但不包括每月0.5～1%或一次性2%的服务费）。
民间借贷问题研究 篇12
近期, 由于民间借贷问题引发的各类事件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如“吴英案”、浙江温州私营企业老板跑路事件、内蒙古鄂尔多斯系列事件等等。引发人们对民间借贷问题的关注。民间借贷是一种传统的借贷方式, 主要指非金融机构的社会个人、家庭、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间进行的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让渡及本息支付, 通常游离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金融机构之外, 以盈利为目的的资金筹集活动。我国经济三十多年的发展, 客观上必然积聚大量民间金融资本, 并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以及繁荣农村金融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 极大地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能力。
传统的民间借贷行为中, 资金主要来源于私营业主流动资产和居民家庭闲置的金融资产。目前, 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已出现重大变化, 自然人、企业法人、上市公司、商业银行、公益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都参与其中。民间借贷的突出特点在于直接融资性, 获取资金程序简单、快捷, 以利益驱动为核心的, 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金融活动,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为导向, 有利于弥补正规金融机构运行中的不足。
但民间借贷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称, 温州1100亿元民间借贷资金中, 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35%。相当部分的借贷资金被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或集资炒房以及放高利贷、其他投机活动中。民间借贷的逐利性非常突出, 同时。由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以及民间借贷纠纷易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等对相当地区的经济的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产生严重影响。
二、民间借贷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民间借贷行为及其管理缺乏法律依据
民间借贷行为往往具有投机性, 具有追求高额利润的潜在动机, 借贷过程简单, 甚至仅以口头约定的方式进行, 违约风险较大。此外, 民间借贷的法制、服务等外部环境不健全的情况下, 特别是在合同签署、担保措施、操作程序和法律效力等方面都不规范, 不利于法律保护。相当多的民间借贷没有物权担保, 主要以个人信用为保证, 造成民间借贷的还贷风险极大。其约定的高额利息也违反了国家法律规定, 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当前我国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通常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范的相关条款来处理。如《民法通则》第90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到法律保护”、《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这些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款内容过于原则、形式过于分散、没有形成体系, 操作性差。这样容易导致法院在处理民间借贷案件时不统一, 对类似案件不同的法院会做出差异性很大的裁决。为了正确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 这些解释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 但是仅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的, 作为民事纠纷而做的解释, 并没有从专业法规的角度进行规制。在当前民间借贷而产生的纠纷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下, 已不能满足审判案件的需要。此外, 在法律理论界, 对民事性的民间借贷和刑事性的非法集资、诈骗、洗钱等犯罪的区分还存在相当大的争议, 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使法官在适用法律审判案件时, 常感到无所适从, 难以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
(二) 国家对民间借贷金融监管体制不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民间借贷也获得了快速发展。然而, 我国金融当局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却几乎是空白。民间借贷市场是一个社会经济活动中自发形成的体制外金融市场, 它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之外, 中国人民银行等政府机构难以准确掌握其资金规模、价格、流向等实际运行情况, 因而存在不可忽视的潜在危害。一方面, 由于民间借贷具有隐蔽性、随意性和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的特点, 民间借贷都属于私人行为, 具有一定的隐私性, 资金借入者基于各种因素考虑通常不愿意对外透露借贷信息, 而债权人也基于“财不外露”的思想, 不愿向外透露借贷信息, 从而难以对监管对象进行选择, 信息的不对称性进一步加大了监管工作的难度。另一方面, 我国金融监管主体多元化, 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是地方政府, 对典当行、拍卖行的监管是在地方工商局, 对大型融资担保公司的监管是在银监部门, 各金融监管单位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政府往往也难以进行长期、有效的协调, 毕竟对民间借贷监管必须有一套完善的、常态化的监管体系, 临时性的协调机制难以保证对民间借贷风险掌控。
(三) 民间借贷资本流通渠道不畅, 大量流入非实体经济中, 具有投机性
但近几年来, 为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及抑制国内通货膨胀, 国家实施了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 民间资本流动渠道不畅, 出现了四方面问题:一是高回报冲动, 从传统制造业抽身转向炒地产、炒矿、炒股、炒贵重商品、炒农产品等, 使实业产业不断“空心化”, 以温州、山西、鄂尔多斯三地民间资本最为典型。二是逐利性激发, 导致跨区域、跨世界流动加剧, 民间资本参与市场竞争力空前提高, 但盲目性引发的风险加剧, 出现民间资本折戟现象。三是资金滚动诱惑, 从各类炒作“游击战”转移民间借贷“阵地战”, 使民间融资风生水起, 在全国不少地方掀起全民放贷高潮, 民间资本隐患不断显现。四是体制性钳制, 民间资本投资途径狭窄。
国务院于2005年2月和2010年5月先后两次颁布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规范设置投资准入门槛, 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市场准入标准和优惠扶持政策要公开透明, 对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 不得单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件。但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业壁垒和身份歧视难以在短期发生改变, 民资进入国有垄断行业仍步履维艰。从最近相关媒介发布中国企业500强, 绝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 庞大的民间资本若找不到适合的投资出路、势必形成经济上的“堰塞湖”, 一旦决堤, 对宏观经济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
三、化解民间借贷问题的对策
(一) 制定并完善民间借贷相关的法律法规
鉴于当前我国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过于零散、过于原则性, 没有形成一个体系, 为了增加民间金融供给, 打破现有金融垄断, 提高金融整体效率, 引导经济良性发展, 尽快制定适应民间借贷规范发展的法规和管理办法, 赋予民间借贷主体及相关行为应有的法律地位, 为民间借贷构筑一个合法的法制环境。
明确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 解决的是其合法性问题, 在当前民间借贷专业性法规缺失的情况下, 可以先参照相关民事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 并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投资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借贷法》。在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过程中, 应注意公民私人信息保护和借贷信息公开的平衡, 特别是出资人隐私的的保护, 同时, 对借贷资金的流向应公开, 出资人有知情权和异议权。明确监管主体、职责和程序, 规定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等。注意与刑事法律相衔接, 以用于借贷的资金来源不同为基点, 在民事法律规范和刑事法律规范中做出正确选择。借贷的资金大体上有三种来源:自有储蓄;非法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吸收资金, 并许诺支付一定利息;用于借贷赚取利差贷款资金。对后两种来源的借贷资金, 侧重于通过刑事法律加以规制。
(二) 完善民间借贷金融监管体制
民间借贷金融监管是民间借贷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既要从法律上明确民间金融的监管主体, 并也要注意发挥民间金融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作用。
监管主体和司法机关依法履行管理职责, 完善借贷备案与信息登记制度, 建立监测样本点信息采集体系以及包括民间借贷资金投向、利率水平、借贷期限、借款形式、抵押或担保形式、借款偿还情况等在内的民间借贷监测指标体系, 建立对放债大户的跟踪监测调查制度和民间借贷群发性异常变动情况调查制度, 及时掌握民间借贷的动态变化。加强担保中介机构监管, 要求民间借贷中介按期披露财务状况、资金用途、运用效益等情况, 对借贷人违反合同规定, 随意改变借款用途的或逾期归还贷款的, 应披露其不良信用记录并重新评估其信用等级。建立民间借贷利率定价机制。相比于实体经济正常的利润空间而言, 民间借贷利率普遍较高。过高的民间借贷利率不仅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且极易造成借贷资金链断裂, 贷款人承担高风险并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建立民间借贷利率定价机制, 有助于遏止民间借贷中的“高息”投机行为, 维护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高度关注金融突发事件, 加强对社会金融活动特别是非法集资活动的监测, 及时掌握社会金融活动及风险状况。采取有力措施, 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监控与管理。加强服务体系建设, 营造民间借贷发展的服务环境。鼓励公证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开展民间借贷合同公证、民事纠纷法律咨询、代拟民间借贷合同等业务, 为民间借贷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和服务环境。
(三) 拓宽民间借贷资本流通渠道, 引导民间借贷资本流向实体经济
进行金融体制改革, 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门槛。提高民间资本在城市中小商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 (合作银行) 股本比例;有条件的允许民间资本直接收购农村信用社 (合作银行) 、城市中小商业银行;规范引导当前规模庞大的民间借贷资本, 整合成为合法的民间金融组织, 使地下金融活动公开化、透明化;鼓励并大力推广村镇银行、农村和社区资金互助社等小型金融机构, 构建多种所有制结构相结合、良性互动的金融组织体系, 使全社会金融活动始终处在国家宏观调控范围, 确保金融持续平稳运行。
鼓励民间借贷资本向农村转移。当前,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 但发展潜力很大, 突出问题是缺乏资金投入。政府应在加大农村土地、林权等方面流转改革力度, 扩大土地流转范围, 延长土地转让与承包期限的基础上, 积极鼓励民间资本流向农村, 发展农村经济, 投资兴办各类特殊农业产业区, 发展高效优质种、养殖业, 促进农业产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推动农村升级与调整, 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业落后现状。
各级政府设立各类市县级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 以信息化为纽带, 创建投融资对接平台,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实际, 确定并及时发布民间投资产业目录, 发挥桥梁作用, 将民间资本引入有发展潜力的项目中, 避免实体经济空心化;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城镇各项社会事业改革, 如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社会养老体制改革, 提高养老服务水平, 同时,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幼儿教育, 利用民间资本, 大力发展学前教育, 提高人口素质, 各级政府在审批、税收、用地等方面应给予优惠政策。此外, 鼓励民间借贷资本进入城市批发、零售、物流、电子商务等一体化的商贸服务领域;允许民资进入自来水、燃气、公共交通、道路改造等市政建设领域, 民间借贷资本为城市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根本上说, 民间借贷资本的出路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退民进”的过程。国家要有向民让利的勇气和魄力, 促进民营经济在社会各领域的发展, 使民营经济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
摘要：我国由于民间借贷问题引发的大量事件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思考。把握民间借贷问题的实质, 化解民间借贷问题成为研究的重要课题。完善民间借贷法律制度, 加强民间借贷的监管力度, 提高监管水平, 拓宽民间借贷资本流通渠道, 积极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进入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使之成为我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关键词：民间借贷,监管,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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