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纠纷案例（共10篇）
民间借贷纠纷案例 篇1
一、民间借贷合同简介
民间借贷纠纷的基础系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民间借贷合同是借款合同的一种，借款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按约定将一定种类和数量的货币转移给他方，他方到期后返还货币的协议。交付货币给他人的一方称为债权人、贷款人或出借人，接受货币并于一定期限内返还货币给贷款人的一方为债务人、借款人或借用人。在中国内地，根据出借人主体性质的不同，可将借款合同分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款合同和非金融机构借款合同，即民间借贷合同。
民间借贷合同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合同的标的物是金钱（货币）；第二，借贷合同是转让货币所有权的合同；第三，民间借贷合同可以使有偿合同，也可以是无偿合同；第四，民间借贷合同中，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实践合同，其他借贷合同为诺诚合同；第五，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为不要式合同，其他其他民间借贷合同为要式合同。
二、规范民间借贷纠纷的主要民事法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二）《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借贷意见）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司法解释。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即司法解释。
（六）《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小额速裁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
三、民间借贷合同的利息和利率
《借贷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当利率成为争议点时，以下问题仍属常见：
（一）当事人未约定逾期利息但出借人主张逾期利息的处理
一般而言，按照《借贷意见》第9条的规定，当事人在借贷合同中既未约定借期利率，又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可“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利息。但审判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在约定的借款利率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情况下，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利息。
（二）当事人既约定了逾期利息，又约定了违约金时的处理
一般而言，借贷双方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的，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和违约金，但均以不超过四倍利率为限。出借人同时主张逾期利息和违约金的，折算后实际利率没有超过四倍利率的，法院可以予以支持。审判实践中认为，这里的四倍利率，可以指银行逾期利息的四倍。
以案说法：原告持有借条而借条上所载出借人姓名与原告姓名同音不同字，可认定原告系实际出借人。
基本案情：2008年，借款人A向余某鹏借款100000元，出具借条余某朋。借款后至今未还。2008年至2010年间，B在A账户上共支取了31000元，A与B系夫妻关系，2009年协议离婚。2010年，A因故死亡，余某鹏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B归还借款10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的利息。
法院意见：二审法院审理认为，虽然2008年A所出具的借条上载明出借人是余某朋，但与被上诉人余某鹏的姓名属同音字，且该借条现为余某鹏实际持有，可推定余某鹏为本案所涉借款的出借人，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余某鹏借款时，被告B与借款人A处于分居状态，无法认定借款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但B毕竟从借款中实际支取了31000元，应当予以偿还。
小编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企业借贷合同的效力，总的来说企业借贷合同分两种，一种是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另一种是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这里的企业，指非金融的企业，即没有存贷款业务金融经营资格的企业。
企业与个人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该批复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
（一）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
（二）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
（三）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
（四）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
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由于违反了国家关于金融业特许经营的强制性法律法规，历来在诉讼中被认定为无效。近来最高人民法院在(2008)民二终字第111号首都机场地产公司与三能达置业公司企业借贷纠纷案民事判决书中认定，企业之间以项目投资为名、收取固定利润的合同，其实质为企业间的借贷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等。
但在经济活动活跃的南方，因为近年以来金融危机的蔓延和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实际需要，在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上也存在送动与突破。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0）衡中法民二终字第42号曹勤与耒阳投资担保公司借贷纠纷上诉一案判决中认为：“关于原审被告耒阳市金瑞德金属颜料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资金往来协议》及《抵押担保协议》的签订，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均是合法有效的。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含义是指对违反强制性规定的私法上的行为，在效力后果上以私法上的方式予以一定的强制性规定。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是为了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行为等而制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性规定，并非效力性规定，制定目的是为了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但该法并未规定其他企业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将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并未涉及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故上诉人以本案所涉及合同及协议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的相关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以采纳。”
企业间借贷合同能否认定有效的重要之处在于其直接关系到合同中约定的利率条款的效力，此种约定的利率通常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若合同整体认定为有效，则利率条款作为合同的一部分亦为有效，法院即可按约定利率判令给付利息。而且，在企业间借贷附有担保的情况下，一旦企业间借贷合同被认定为无效，按照从合同效力随附于主合同效力的法律原则，则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亦将被认定为无效，从而对债权人较为不利。
问题来了：如果企业间借贷合同认定为有效，那约定利率过高有什么救济吗？
典型案例：
1、企业间借款若不属于生产经营性企业间正常借贷行为，则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来源：（2011）浙商终字第17号
基本案情：2007年12月17日，康盛公司与光宇集团、冯光成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光宇集团向康盛公司借款3000万元，冯光成同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07年12月18日，盛康公司与光宇集团、冯光成又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光宇集团向康盛公司借款4000万元，冯光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康盛公司于签订合同当日分别将款项汇入合同约定的账户，盛康公司于12月18日向光宇集团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陈国华收取融资服务费及利息。裁判要旨：康盛公司系提供实业性项目投资、经济信息服务的投资公司，不具有经营金融业务资格，从其与光宇集团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内容及双方在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康盛公司明显存有融资的盈利性，并不属于生产经营性企业间正常借贷行为。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有相应依据。
2、企业间借款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之后，资金占用损失可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计付 来源：（2010）浙杭商终字第1045号
基本案情：2006年6月6日及2007年6月11日，建工集团恒创项目部向二建公司驻嘉兴办事处各借款20万元，二建公司当即通过银行支付了借款，建工集团向其出具了收据两份，载明暂借款和借款，金额均为20万元。
裁判要旨：由于本案的出借方及借款方均系企业，双方的借款关系违反了国家有关禁止企业拆借资金的金融法规，应认定为无效，建工集团由此取得的借款应当予以返还，二建公司要求归还借款本金40万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由于建工集团占用借款使得己方财产获得消极增加，故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向出借方二建公司赔偿利息损失。
民间借贷不仅会涉及民事权利义务，若存在欺诈、非法集资和转贷金融机构贷款等情形，也可能会触犯刑法，构成犯罪。本期小编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下与民间借贷有关的犯罪。
一、高利转贷罪
法条链接：《刑法》第175条
“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2010年5月7日，公通字第【2010】23号）第26条
“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高利转贷，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二）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高利转贷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高利转贷的。” 司法解释：《贷款通则》（1996年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令，1996年2号）第20条 “对借款人的限制：
六、不得套取贷款用于借贷牟取非法收入。”
条纹解读：
由于相关司法解释禁止套取贷款转贷牟利，所以行为主体一般会以虚假的贷款理由或者贷款条件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但这并不意味着本罪的行为必须具有欺骗性质。在行为人与金融机构负责人通谋，金融机构负责人知道真相仍然贷款给转贷牟利的行为人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仍然成立本罪（金融机构负责人的行为视具体情形认定为违法发放贷款罪或者其他罪）。
行为人出于正当目的取得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然后产生将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的意图并实施这种行为的，不应以犯罪论处。
相关案例：四川省邛峡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1）邛峡刑初字第132号
基本案情:2000年5月，被告人甲指使被告人乙将以陶源畜产品有限公司名义从西桥信用社贷出的贷款中的20万元，以日息一分的高利分两次贷给丙，获得非法利息71400元。尽管被告人甲在法庭上辩解该20万元是其公司流动资金中出借的20万，但被告人甲在公安机关的两次讯问中都供述是用邛峡市陶源畜产品公司的名义从西桥信用社贷款借给丙的。对甲只承认收取了4.2万元利息的辩解，结合被告人供述“前后乙收了7万多元利息回来”，证人丙“付过7万多的利息”，充分证明被告人甲高利转贷银行贷款并获利7万多元的事实。
裁判要点：被告人甲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给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构成高利转贷罪，应依法予以处罚。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及合同诈骗罪等罪名，详见本公众号的“刑事审判编录”栏目。
注：文章内容来源于《民间借贷法律政策案例适用指南》
民间借贷纠纷案例 篇2
2007年6月1日, 马某向苏某借款180000元, 苏某于2008年9月2日、2010年2月15日分别出具一份收条给马某收持。2010年10月2日, 马某持有与苏某共同签订的一份《欠款证明》, 载明“马某向苏某借款金额180000元整, 每月支付给苏某利息18000元整, 支付到2008年2月30日为止, 利息总计162000元整。由于发包工程款的拖欠, 马某未能按月付给利息, 从2008年3月1日到2010年2月8日止, 本金加利息总计为1750000元整。在2010年2月10日已还给苏某利息款300000元整, 到2010年10月份止, 本金加利息还欠1740000元整, 特此证明。”双方签字按压。2012年3月9日, 马某以双方约定的利率过高及计算复利违反法律规定为由诉至一审法院, 请求法院确认超出同类贷款基准金率四倍部分利息无效, 并且返还多支付的利息。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判决驳回马某的诉讼请求。马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武鸣县人民法院 (2012) 武民一初字第445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苏某应返还上诉人马某186733.66元。
二、借贷关系的存续与借贷协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 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这是民间借贷的法定概念。民间借贷的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以合同形式形成民事法律关系, 这种法律关系是以贷款货币资金为标的所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即出借人向借款人提供资金后对出借人享有债权, 到期有权按约收回本金和利息, 借款人取得资金使用后对出借人负有债务, 到期应按约偿还本金和利息。
本案中马某请求苏某返还因高额利息而多出的部分无效利息, 苏某主张其与马某的180000元的债权已因马某的清偿而消灭, 因而否定其出具的两张收条上载明的162000元与300000元利息款和180000元的借款并无实际联系, 因而无需返还。
民事借贷纠纷中的举证责任一般采取“谁主张, 谁举证”的举证规则, 但在实践中, 法院通常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与证据距离近而且能够控制证据的一方当事人, 法官在审查当事人双方的相关事实坚持动态责任分配原则。一般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债权人作为原告请求债务人返还借款, 被告如果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 或者抗辩原告的原告的转账凭证仅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 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后, 原告仍应就借代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而在本案中, 上诉人为债务人, 被上诉人为债权人。债权人苏某主张在其向上诉人出具两份收条时180000元的债务已清偿, 其与上诉人之间借贷关系已消灭, 因此这两份收条所系的金额与180000元的借款并无联系。而上诉人马某主张两份收条系的162000元和300000元是为了偿还180000元的借款而支付的利息, 即在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开具收条时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依然存在。那么, 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 被上诉人应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已实际偿还180000元的借款, 上诉人应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首先, 2010年10月2日, 马某与苏某共同签订一份《欠款证明》。该《证明》对借款人、出借人、借款金额、偿还方式、利息约定等内容作了清楚的约定, 且有双方当事人的签章, 其实际上是马某与苏某之间的借款协议, 是双方因实际履行情况而对原借款协议做出的修订。《欠款证明》是双方当事人意思协商一致签订的, 至于被上诉人主张该《欠款证明》是应上诉人要求, 为了便利还款而签订的, 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试想, 若不存在借贷关系, 没有理由仅凭一方的要求而签订一份对自己有法律拘束力的协议, 因此, 可以认为该协议的签订也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于苏某提出《欠款证明》原件为马某除持有与常理不符, 虽然一般情况下借款协议都由债权人持有, 但在实践中并不排除债权人基于对债务人的信任而将原件交由债务人一方保管, 且仅凭这种不合常理的推测是不能佐证该《欠款证明》就是一份与债权债务无关的书面协议。此之外, 从《欠款证明》中可看出, 马某与苏某的180000元的债务并未清偿, 即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依然存在。而对于苏某出具的2008年9月和2010年2月的两份收条, 因其金额与《欠款证明》中总计的金额吻合, 且日期在《欠款证明》之前, 我们有理由推定这两份利息款是与180000元的借款有联系的。
借款协议是证明双方当事人借贷合意的凭证, 收条是款项给付的履行凭证。有借款协议作前提, 收条就能起到三个证明作用:一是双方法律关系是借贷关系;二是双方的借款事实已经发生;三是债权人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欠款证明》系借款协议, 另有被上诉人出具的两份收条, 可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两份收条的金额亦是系上诉人偿还利息的款项。
其次, 被上诉人苏某主张马某于2007年7月1日前就将本金180000元和利息15000元返还给苏某, 苏某将借据还给马某。但苏采臣并未能就180000元的实际清偿提供收条或其他金钱往来凭证进行证明。仅依据将借据返还给马某的行为并不能认定其与上诉人的借贷关系已消灭, 因此, 对于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不予认可。
三、约定的利息的法律规定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欠款证明》中约定, 对于本金180000元, 每个月支付18000元, 可知月利率为100‰, 则年利率为120%。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后称为《意见》) 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 各地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 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包含利率本数) 。超出此限度的, 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对于这个“四倍”, 著名学者茅于斌先生曾经称“有理由怀疑这个规定是拍脑袋定出来的。”当然不论这种“指控”是否有据可依, 不可否认的是在近些年来资金融通需求旺盛的背景下, 四倍利率的限制标准确实对民间借贷起到了极大的束缚作用。笔者认为这种限制是有必要的, 无限制的民间借贷有滋生高利贷的风险, 也会成为不法分子洗钱、非法集资等罪行的途径。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利息明显超过了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那么超过部分的利息无效, 不受保护, 上诉人要求返还多收利息的请求应当予以支持。
从上述《意见》第六条规定中可看出, “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是以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的, 各级人民法院也普遍使用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作为裁判的依据。但现实情况是, 2013年7月央行不再公布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这就意味着四倍的基准依据不复存在, “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无法执行。但利率市场化不能毫无限制, 因此,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后称为《规定》) 在废止四倍利率限制的同时, 规定了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标准。
《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 超过部分利息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规定》第二十六条将民间借贷的利率划分为“两线三区”:第一条线年利率24% (即月利率20‰、2分息) 以下为合法利率, 这是“司法保护区”;第二条线是年利率在24%-36%之间, 这是“自然债务区”;第三条线是年利率36% (即月利率30‰、3分息) 以上, 这是“高利无效区”。本案如果发生在《规定》实施之后, 则应当按照规定的年利率24%和年利率36%的标准为依据判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约定的利息是否过高, 显然, 即使按照《规定》的标准, 本案中的利息也是超过年利率36%, 对于超过部分的无效利息上诉人要求返还的, 法院亦应当予以支持。
四、复利利息的合法性
案件中除了利息超过法定标准之外, 是否存在以复利的方式计算利息?且以复利计算利息是否必然导致利息无效?
本案中《欠款证明》另约定:“支付到2008年2月30日为止, 利息总计162000元整。”“从2008年3月1日到2010年2月8日止, 本金加利息总计为1750000元整。在2010年2月10日已还给苏某利息款300000元整, 至今到2010年10月份止, 本金加利息还欠1740000元整。”按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利息额计算, 明显存在着以复利的方式计算利息的嫌疑。
对于本案中的利息问题, 由于案件发生在《规定》实施之前, 因此按照《意见》中的相关规定进行法律判断。即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利息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则超过部分无效。借款人按约偿还本息后又以约定的利息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为由请求返还的, 不予支持。本案中借款人尚未按约偿还本息, 请求将已支付利息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部分冲抵本息的, 应予以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返还多支付的利息, 二审法院在最终判决时先以上诉人已支付的利息款抵充本金和按照四倍利率计算的利息, 除去本息之后仍剩余186733.66元, 并判决将剩余的金额返还给上诉人。笔者认为这种判决思路合理也合法, 但仍存在几个争议点: (1) 2008年中央银行的贷款利率进行了5次调整, 2010年进行了两次调整, 至2010年10月份止共进行了6次调整, 且相错月份比较接近, 那么在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分段计算利息时是否是依每次调整后的利率计算的呢?由此也能看出, 《规定》废止了以银行同类贷款利率作为标准的合理性, 频繁的利率调整会使利息的计算更为复杂和繁琐; (2) 从《欠款证明》中看出,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最初约定的还款时间是截止至2008年2月30日, 后因工程拖延而导致上诉人无法及时交付利息款。那么, 上诉人是否需要支付逾期利息?依据相关规定,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息有约定的, 从其约定, 但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对逾期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 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处理:1、仅约定借期内利率, 没有约定逾期利率的, 出借人参照约定的利率或以约定利率再上浮30%-50%利率, 向借款人主张逾期利息的, 应予支持, 但均已不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为限。2、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 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 出借人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借款人主张自借款逾期之日或者自权利主张之日起的利息损失的, 应予以支持。本案中并未约定逾期利息, 二审法院最终判决时也并未就是否扣除了逾期利息进行说明, 笔者认为, 除去因本金而产生的借款利息外, 还应该计算上诉人未按时还款的逾期利息。
五、总结
民事借贷纠纷案件的疑难点经常集中在借贷合同、利息、违约责任、债权债务问题、保证担保责任、举证责任分配等问题上,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 首先判断诉讼主体资格是否存在争议, 其次甄别诉讼请求和法律依据, 再者明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是否与起诉或答辩主张相符合, 最后确定案件事实和争议焦点。一步一步抽丝剥茧滤清纠纷的事实, 综合应用知识和技巧解决民间借贷纠纷, 同时也要进一步规范民间借贷的操作, 使民间借贷这一灵活的资金流动方式可以为我们的生活提供真正的便捷。
参考文献
[1]强力.我国民间融资利率规制的法律问题[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2 (05) .
[2]张庆亮, 张前程.中国民间金融利率研究的文献综述[J].经济学动态, 2010 (03) .
[3]廖振中, 高晋康.我国民间借贷利率管制法治进路的检讨与选择[J].现代法学, 2012 (02) .
[4]曾纪胜.论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完善[D].西南政法大学, 2011.
民间借贷纠纷越来越“任性” 篇3
网贷促成的民间借贷 同一原告在一段时间内就同一类型的民事纠纷起诉众多被告，被称为“批量案件”。去年1月至今年7月，长宁法院先后受理了原告王健铭起诉的106起民事案件，案由都是民间借贷纠纷。
这106起案件的诉讼标的额从一两万元到二三十万元不等，案情如出一辙：借款人通过一家投资管理公司和一家信用管理公司的中介向王健铭借款，双方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借款期限、每月利息和每月还款本金，并约定由王健铭代扣中介咨询费、服务费、管理费。协议签署后，王健铭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将余款划入借款人的银行账户。借款人按约归还几个月本息后不再继续还款，于是王健铭向法院提起诉讼。
王健铭表示，他是涉案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该公司的投资人之一。投资公司为客户提供中介服务，包括对借款人的信用、家庭及工作情况等进行调查。
到今年7月，106起案件已结案56起，其中撤诉8起、调解7起、判决41起。判决结案的绝大多数为缺席审判，被告户籍多不在上海，且目前住址不明。
法官点评：与本案相关的这批案件，具有比较明显的P2P网贷平台的特征，是互联网金融催生的新型民间借贷案件。居间性质决定P2P只能为客户提供信息交互、撮合、资信评估等中介服务，一旦脱离这一点，试图以投资理财产品的形式融募资金，或充当融资性担保人，极易滑入非法经营的轨道。
为情所困的民间借贷 2011年10月，女白领赵娟通过某社交网站结识了男子孙建國。由于在网上比较聊得来，两人在现实生活中开始交往。然而好景不长。2014年1月，赵娟将孙建国和他的前妻郭燕一起告到了法院。
赵娟诉称，孙建国先以其母亲生病去世急需用钱等理由向她借钱，她通过银行转账借给他3万元。之后，孙建国又以安葬母亲和为父亲购买治疗仪等理由，借用她的信用卡多次消费但没有还款。经她反复催要，孙建国补写了借条，承诺在两年内归还借款20.5万元。此后，孙建国又以各种理由向她借款1.8万余元。综上，赵娟要求孙建国返还借款本金23万元、利息2万元。
孙建国的律师表示，由于赵与孙两人关系特殊，在交往中有过钱款往来，但其中有的是赠予，有的已经归还了，实际欠的并没有那么多。郭燕的代理律师表示，郭对赵与孙的经济往来并不知情，而且相关钱款也并未用于郭与孙的共同生活。最后，孙建国同意归还赵娟10万元，双方纠纷就此了结。
法官点评：因恋爱引发的民间借贷纠纷并不少见。从形式上看，这类案件并不缺少“借条”、“欠条”等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基本证据，但原被告双方对“借条”、“欠条”的形成往往各执一词，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有时较难判断。
殃及婚姻的民间借贷 今年5月5日，原告张鸿鸣诉被告汤权、华燕要求返还借款400万元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开庭审理。张鸿鸣表示，2013年7月，做小贷业务的汤权以资金周转为由向他借款500万元，说好借两三个月。后来只还了100万元，另外400万元补写了借条。被告汤权称，他没有向张鸿鸣借款，这400万元是他与原告的投资款，补写借条是为了让原告放心并对原告的收益作出约定。汤权的前妻华燕表示，她不清楚张鸿鸣与汤权之间有没有借贷关系，即使有，也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对汤权与华燕离婚，张鸿鸣认为两被告感情一直很好，离婚的原因是汤权在外欠债很多，害怕给家里带来负担。而汤权和华燕表示，两人2001年结婚后关系就比较淡，2014年就离了。
法院认为，原告完成了自己的举证义务，被告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反驳。同时，被告也未能就涉案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今年6月，法院判决被告汤权返还原告张鸿鸣借款400万元及相应利息；被告华燕对汤权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民间借贷纠纷上诉状 篇4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某，男，汉族，1965年9月22日出生，住某某市某某区某某村。电话：138*******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某某，女，汉族，1977年9月出生，某某区某某花园某栋某号。
上诉人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某某市人民法院()临民一初字第***号判决书，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由两被上诉人共同归还上诉人借款65万元;
2.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法院以所谓的“法律事实”认定被上诉人已将65万元欠款归还给上诉人，严重混淆了“法律事实”。
在本案的第一次开庭审理当中，两被上诉人以尽管出具了借据，但没有支付65万借款的事实为由，拒不承认其欠上诉人65万元借款的客观事实，并向法院提供了八组证据加以证明。同时两被上诉人当庭承认已向上诉人归还了15万元的借款，并要求法院判令上诉人返还该15万元。
第二次庭审中，两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借款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又当庭改口承认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35万元的借款，然而却否定先前只归还了15万元借款的自认，称已将全部借款还清，但无法说清“两次还款”的时间、地点及提供上诉人出具收到还款的收条。
两被上诉人在两次开庭中先后作出两种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的事实陈述，这明显是两被上诉人想方设法为其逃避债务而做的狡辩。首先，如果真如两被上诉人在第二次开庭审理中所述，其已将借款还清，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做百般抵赖，不承认借款65万的事实;……。
二、被上诉人康某做为康某某的法定继承人，其依法应当是本民间借贷案的还款义务人。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康某继承了其父康某某的遗产，因此康某没有代其父偿还借款的义务”。这无疑是在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继承的发生是一个家庭中的内部事务。康某某死后，其遗产是否分割以及各继承人继承了多少份额遗产，这只有康某某的法定继承人清楚，上诉人对此根本无法证明也没有义务加以证明。因此做为康某某的法定继承人，被上诉人康某如果认为其没有继承康某某的遗产而不是本案的还款义务人，或者是应当归还的欠款超出其继承遗产的份额，那么他必须向法庭提供相应的证据。并且……。
三、上诉人并没有将任何钱用于被上诉人所说的渭南市某某公司某某项目的投资。
……
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请求贵院撤销原判判决，依法改判由两被上诉人共同归还上诉人借款65万元。
此 致
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间借贷纠纷民事上诉状 篇5
上诉人（原审被告）： XXX，男，19XX年X月XX日出生，汉族，XX市XX区XX街道XXX村人，住XX市XX区XXXX路XX公寓X号楼XXX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XXX，男，19XX年X月XX日出生，汉族，XX市XX区XX街道XXX村人，住XXX村XX街XX号。
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XX市XX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XX）XX民初字第XXX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起上诉。
诉讼请求：
1、请求撤销XX市XX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XX）XX民初字第XXX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
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第一，一审判决中称“自20XX年X月XX日至20XX年XX月XX日间上诉人先后分五次向被上诉人借款XXXXX元”，但是其中发生在20XX年XX月XX日借款金额为XX万元的借条，其借款用途是用于上诉人赌博，这点被上诉人以及中间人XXX知情，由于被上诉人知道用于非法活动产生的债务是不受保护的，从而要求上诉人在借条中违背事实写出了该借款用于工程周转，并且在一审开庭时上诉人也多次强调该借款实为赌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1条之规定：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保护。一审法院在明知XX万为赌资的事实后置若罔闻，仍判令上诉人归还该笔借款是错误的。
第二，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五张借条，其中仅就20XX年XX月XX日的欠条中约定了利息，因此其余四张借条中除去赌资借款外的后三张借条均不应当支付利息。
20XX年XX月XX日，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在一份关于借款本金及利息计算的承诺书中签字，该承诺书正文并非上诉人所书写，上诉人仅仅在承诺人处签字，未对承诺书正文进行细看及核实。因为当时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两个月内将现住房进行抵押贷款，以贷款偿还被上诉人。碍于双方多年朋友情谊，上诉人同意被上诉人提议，在匆忙之中未考虑其他便在承诺书中签字，因此承诺书中对欠款利息的约定，上诉人并不认可。
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作出上诉人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利息的判决，纯属理解和适用法律错误。《意见》第六条只说明民间借贷中双方明确约定的利息可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利率四倍，各地法院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不超过银行利率四倍的范围内具体掌握。并且《意见》的规定应是在双方明确约定利息多少的情形下针对约定利率是否过高由法院来进行评判，而不是像一审法院这样在未约定的情形下直接判令上诉人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利息。这显然是一审法院曲解司法解释本意，滥用法官自由载量权的结果。
同时，一审法院判决中对利息计算数额有误，计算方式极不严谨，被上诉人诉称的XXXXXX元借款产生于不同日期，其中有两笔借款产生在2014年X月X日和20XX年X月XX日，一审判决中计算利息时将该两笔借款利息计算时间从2013年XX月XX日起算是明显有误的。
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借款是客观事实，上诉人应当承担还款义务责无旁贷，但上诉人不该承担他不应当承担的还款义务。同时被上诉人在还款过程中态度积极，还一度将现住房向银行进行抵押贷款，但是由于被上诉人极力阻止致使贷款未能成功。从维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本着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原则出发，上诉人理应向被上诉人偿还34万元借款本金，但除第一张借条外的其他借款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至于逾期利息也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撤销一审法院的不当判决，支持被上
上诉人：年 月
诉人的上诉请求。
此致
XX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间借贷纠纷案例 篇6
以诉讼方式解决民间借贷纠纷的，需要原告一方首先向法院提交一份起诉状，这样才有可能启动诉讼程序。在不同的案件中，这个起诉状的内容不同。民间借贷纠纷起诉状该怎么写呢?
2016年民间借贷起诉状
原告：陈XX，男，汉族，出生于1982年X月X日。现住XX省XX市XX区XX.被告：胡XX，男，1974年出生，汉族，现住XX省XX市XX.联系电话：XXXXXXXXX 被告：李X，系被告胡XX之妻，女，1978年出生，汉族，现住XX省XX市XX区XX.诉讼请求：
一、判决二被告偿还借款169000元及按月息2%算至清偿之日起的利息。
二、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
2015年6月7日，被告以做生意为由从原告手中借款169000元。被告给原告出具借条一份，约定还款期限为2015年6月29日还清。当时约定利息为月息2%.被告未在承诺的期限内把钱还了，甚至到期后被告却拒接电话，迟迟不予偿还该笔债务，被告李XX至拒绝与原告协商还款期限。被告无理推脱，毫无付款诚意。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诉请法院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69000元及相关利息，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此致
人民法院 具状人： 年 月 日
民间借贷纠纷案例 篇7
一、基本案情
原告张君 (化名) 经被告杨义 (化名) 介绍, 同意借款给被告李记 (化名) , 为保证原告借款能及时得到清偿, 原告要求与李记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将房屋以20万元卖给原告 (注:市价约为40万元) , 由原告以购房款的形式支付被告李记借款 (该房屋一直未更名) 。李记出具了20万元房款收条, 原告扣除一个月利息后将18.4万元本金交给被告杨义。此后, 该款中的3.6万元由二被告以李记名义借给张凯 (化名) , 3万元被李记拿走, 余款10万元 (另1.8万元李记解释不清) 由杨义指使在场人崔迪 (化名) 给被告李记出具一张收条, 杨义作为见证人签名, 该10万元杨义一直未给付李记。几个月后, 李记向张君再次借款1.8万元, 并出具一张2万元借条, 注明:“此款不还落在房款上”, 杨义在担保人处签名。之后, 二被告以李记名义通过银行汇款或现金给付方式偿还原告借款共计2.6万元。
该案经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法院作出 (2012) 辽宏民一初字第00288号民事判决, 二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均提起上诉, 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3) 辽阳民一终字第35号民事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二、裁判理由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方式为担保, 将款借给被告, 双方借款意思真实, 双方应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被告杨义作为经手人收到18.4万元借款, 其中10万元由其占有使用, 并未实际给付被告李记, 经杨义手以李记名义借给案外人张凯3.6万元的还款, 杨义一直占有使用, 故被告杨义对此上两笔款项承担偿还义务。被告李记虽然为原告出具了20万元的收条, 但其实际收到借款4.8万元, 双方借贷应以实际发生数额为准, 故李记应为4.8万元借款承担偿还责任。之后, 李记又再次向原告借款1.8万元, 由杨义担保, 故李记应当承担此笔款项的还款义务, 杨义对此笔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三、评析
本案案情较为复杂:不仅参与人员众多, 所借款项也不是一次完成, 借款之中又夹杂着房屋买卖。审理的关键是要鉴别本案的法律关系, 即纠纷的性质。下面, 笔者将逐一阐述:
(一) 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界定问题
出借人为了保护借款能够及时得到清偿, 采取房屋买卖来“替代”借款行为。这便涉及到民间借贷和房屋买卖合同的界定问题。合同的性质应以行为人真实意思表示为认定标准。民事法律关系是由行为的性质决定, 而行为的性质是由当事人的内心意思和外在表示决定的。当事人的内心意思和外在表示可能不一致。案例中双方作出通谋的虚假表示行为, 以一个虚假的行为掩盖另一个真实的行为以确保债的履行。本案中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收条的内容也为房款, 在形式上属于房屋买卖纠纷, 但探究其真实的意思表示, 李记的行为目的在于借款, 且双方都明知借款数额与房屋价值差额较大, 原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只是为了督促借款人积极还款, “买卖”行为发生后, 原告有给付借款和收取还款的行为, 李记有收取借款和还款的行为, 双方真实的意图并不是买卖房屋, 应以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准, 本案应作为民间借贷案件处理。
(二) 关于相关人员的法律角色问题
借、贷双方为了防止发生纠纷, 通常让第三人以介绍人、见证人、经手人、担保人等身份参与到借贷过程中来, 使借款的交付及还款行为并不直接在借款人和出借人之间直接发生。如果介绍人等第三人帮助履行了给付, 并得到合同相对人行为上或其他方式的认可, 这种间接给付即为有效。给付不仅指给付行为本身, 也包括给付行为所产生的效果。这种间接行为是一种基于信任的委托, 应分以下几种情况做出不同处理:出借人通过第三人间接给付, 如果借款人当时不提出异议并使用、支配的即视为认可、接受了出借人的给付行为;如果相对方拒绝则属于未给付;若第三人未履行受托行为将借款据为己有, 则出借人应对第三人主张权利, 由第三人承担相应责任。
(三) 还款责任的承担问题
在本案中的借款责任应由谁承担?认为没有在借条上签字而不承担还款责任, 有悖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实际借款人在借贷中与借款人分别行使了收取借款、占有使用借款等权利, 还款责任应由实际借款人承担。借款合同是一种双务合同, 借款人在行使权利的同时, 必须履行义务。本案中, 杨义虽然始终没有以借款人的名义出现, 但他以介绍人、给付经手人、见证人、还款人、担保人等名义贯穿借贷整个过程并占有使用了13.6万元, 属于实际借款人, 应承担还款责任。
民间借贷纠纷案例 篇8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出借人经法院要求本人出庭说明情况，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借款人通过第三人还款，且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已收回借条，出借人自行取回借条后就出借款项提起诉讼主张出借人还款，不构成新的借款关系，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基本案情
原告：张某。
被告：××机械公司。
第三人：唐某。
原告张某因与被告××机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向××市××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法院依职权追加唐某为第三人。
原告张某诉称：2012年12月17日，被告因为经营所需，向原告借款12万元，约定于2013年2月8日前归还，月息按2%计算。借款后，被告出具了借条。借款到期后，被告未归还。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支付借款120000元及利息（自2012年12月17日起至全部还清之日止，按照月息2%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机械公司辩称，被告已还清原告的借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请。2012年年底，因被告经营所需，对外进行借款，通过本公司员工唐某联系后，原告愿意出借款项。借款由唐某持原告银行卡至被告处刷卡交付，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1份。基于唐某是被告员工，且原告系唐某介绍，故被告通过唐某还款，并按约支付利息3754元。
第三人唐某未到庭参加诉讼，在本院规定的举证期内亦未提供任何书面证据。
一审审理查明：原、被告之间有业务往来。第三人唐某系被告员工，在其分公司担任经理职务。被告因经营所需向原告借款12万元，该款由第三人唐某持原告银行卡至被告处刷卡交付。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后第三人唐某将该借条转交原告。
另查明，被告向第三人唐某支付123754元以归还原告借款本息。该款分别由被告于2013年1月30日、同年2月4日支付5万元、7万元；同年2月6日，被告支付利息3754元，由唐某在落款时间为2013年2月6日的载明收款个人为张某，事由为12万元借款利息的付款凭证签署“唐某代”予以确认。
又查明，2013年11月15日下午，原告从被告总经理办公室沙发上的唐某包里取走被告出具给原告的12万元的借条一张。后双方发生纠纷，派出所接警后至现场，在派出所内，原告张某向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出具证明确认取走上述借条。
诉讼中，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到庭陈述：被告还款时要求唐某收回借条，唐说没有带。后唐某离职，唐某到公司后把包放我办公室了，说借条在包里。因为早已经归还借款，我也未在意。诉讼中，法院两次通知原告本人到庭接受询问，原告未到庭亦未向法院说明理由。
一审审理认为：被告向原告借款12万元的事实，证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还款情况，被告确已通过向第三人唐某支付123754元，以归还原告借款本息。还款后，第三人唐某已将借条原件交还被告，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因被告清偿而消灭。本院认为，被告虽未直接向原告归还借款，但本案借款出借系由第三人唐某介绍且款项由第三人唐某代为交付，第三人唐某又系被告员工，故被告通过第三人唐某向原告还款具备合理性；同时，结合被告还款金额、还款时间，被告所支付的款项应系针对原告出借款项的还款；另外，从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亦可以证实，第三人唐某在被告还款后已将由原告持有的借条原件收回并已交还被告。关于原告辩称在派出所系出具的证明系被迫所写的意见，因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告本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说明情况，本院对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故应当认定被告已还清原告借款本息，原告自行从被告处取回借条，不构成新的借款关系，原告无权依据该份借条再起诉被告要求还款。
一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本案一审判决已生效。
三、案例评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借贷以其多样性、灵活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发展、个人创业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也拓宽了民间资本投资的渠道和出路，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由于我国金融和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民间借贷的风险渐增，虚假诉讼也呈现多发态势。基层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民间借贷纠纷占有较大比例，审判实践中，受当事人诉讼能力及证据所限，对事实的认定存在较大难度。为防止虚假诉讼，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审理过程中，除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外，还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款项来源、交付方式等。鉴于原、被告本人对借贷过程最为清楚，必要时应当要求原、被告本人到庭接受询问，以便提高庭审效率，查明案件事实。
本案中，原、被告对借款12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案件的争议焦点为该借款是否已经还清？原告张某持有借条原件，被告系通过被告员工第三人唐某还款，唐某亦未到庭参加诉讼，增加了查明案件事实的难度。在审理过程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认定被告已还清借款，分别为：第一，从借款的形成过程来看，被告通过第三人唐某向原告张某借款，款项、借条的交付也都由唐某经手，原、被告并未就借款事宜发生直接往来，故还款时被告亦通过唐某来操作具备一定的合理性；第二，从还款金额（包括本金和利息）、还款时间来看，被告虽未直接向原告还款，但通过支付唐某款项的金额（包括借款本金和利息）、还款时间等来看，符合双方对于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时间的约定；第三，从借条的取得方式来看，原告认可借款后，该借条已由第三人唐某轉交由原告本人持有，如被告未归还借款，该借条应当自始至终由原告持有。本案中，被告提供的证据表明原告再次取得借条系从第三人唐某放置在被告处的包里自行取走，原告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依据上述理由，可以认定被告已通过第三人唐某还清借款，原、被告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原告自行从被告处取回借条，不构成新的借款关系，原告无权依据该份借条再起诉被告要求还款。诉讼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法院两次通知原告本人到庭接受询问，原告均未到庭亦未向法庭说明理由，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本案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作者简介：
民间借贷纠纷案例 篇9
先看这样一个民间借贷案例：原告何某向人民法院起诉称，自己和被告张某是表亲，平常有一定往来。某日，张某找到原告，称生意资金周转困难，要求借款10万元，原告碍于亲戚情面就答应了，张某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到原告现金10万元，约定了还款时间和利息，张某在借条上签名捺印。借款不久后，原告即发现再也无法联系上张某，经多方查找也无音信。故依据张某出具的借条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张某归还借款。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经核实被告张某确已外出下落不明，遂公告送达了应诉材料及传票。在开庭时间，被告张某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告何某主张权利的证据就只有一纸原始借条，那么，承办法官该如何认定原告何某与被告张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又如何保护未到庭的张某的合法权益？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公民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为不要式合同，当事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借贷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多有亲属关系或同事、同乡、同学等社会关系，在借贷形式上表现出简单和随意性，不签订书面协议或仅仅由借款人出具一张内容简单的借据的情形较多。一旦发生纠纷，出借方很难举出说服力很强的证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 1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出借方对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出借方已将借款提供给借款人负有举证责任，而借款人则对于其已履行还款义务负有举证责任。那么上述案例中何某举示的借条能否证明何某与张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存在呢？
一种观点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原告何某举示借条证实了被告张某的借款行为，已经做到了自己的应有举证义务，如果被告张某对此借条持有异议或者认为自己并非借条上签字的人，那么此时就应该是被告张某负有举证责任了，而张某经法院公告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系自己放弃了自己的举证、质证权利，故应由被告张某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另一种观点认为，出借方不仅要对借贷内容负有举证责任，同时还应对借款人是谁负有举证责任。因此，在被告张某未到庭的情况下，原告何某还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所诉讼的被告张某就是借条上签字的借款人张某。如果原告举示不出相应证据，则说明原告无法证实借条上的借款人就是自己所诉讼的被告张某，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原告何某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关键性证据的证明力上，应当客观地审核认定。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法官应当向原告何某释明其对证明借款人是谁和借款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并可适
当引导何某尽可能的搜集相关证据或者线索，比如借款在场人、知晓借款事实的双方亲朋好友或者能确定是借款人所亲笔的其他签名捺印，必要时还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最终通过获得其他佐证以证实借条的真实性，达到证明原告主张的目的。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因为在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有机结合的要求和期待下，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接近或吻合，是人民法院不懈追求的目标。而且实践中伪造借条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目的的情况时有发生。所以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上，人民法院既可以也能够要求当事人提供进一步证据，以核实借贷事实本身的真伪。
民间借贷纠纷案例 篇10
【要旨】借款人的借贷行为构成犯罪，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从尊重合同相对人意志、保护相对人最佳利益的角度，可以将此类合同按可撤销合同对待。
【解析】《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
（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该条规定对欺诈的态度是认定为无效；而《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该规定又赋予了合同相对人撤销权，只是行使撤销权须采取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方式。基于此，《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如此规定是对司法实践的总结，亦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立法宗旨。
2.直系亲属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应如何认定和处理？
【要旨】法律并不禁止直系亲属之间形成包括借贷合同在内的交易关系，但对直系亲属之间交易关系和债权转让关系的审查和确认，应考虑特定当事人的经济状况以及有关当事人应依法承担的赡养、抚养义务等具体情况。在处理涉及直系亲属间交易关系的纠纷时，在意思自治和公序良俗的利益考量中应更强调公序良俗的价值取向，案件的处理结果应符合社会主义家庭道德观念与善良习俗，优先考虑保护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符合实体正义的要求。
【解析】在婚姻、亲属及继承关系领域，法律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的差距较其他领域更小，对直系亲属之间交易关系的认定与审查应比商业契约关系更为注意利益的平衡，特别是要注重民法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关注未成年人、老人等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当具体法条在特殊情形下有可能导致个案当事人的权利或者法律认可的秩序遭到损害时，为达到个案的社会妥当性、避免结论的荒唐，就应当突破具体规则，选择适用基本原则裁判。基于此，《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同样，因非法同居、不正当两性关系等行为产生“青春损失费”、“分手费”等有损社会公序良俗的情感债务转化的借贷；具有抚养、赡养义务关系的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之间发生的有违家庭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序良俗的借贷，当事人如果以民间借贷为由提出主张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3.名为借贷协议实为包养协议，当事人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能否受理？
【要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案件情况，人民法院有必要对债务发生的原因进行审查。对于以借贷为名实为包养引发的债务纠纷，是违反公序良俗的借贷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解析】此类纠纷，认定协议的性质是妥善处置纠纷的关键。审查协议的性质，应从该协议的文本、目的、内容等方面综合分析。对于表面上是借贷或附条件的赠与协议，但其约定以保持情人关系作为赠与的条件，且情人关系存续与否直接影响款项是否返还的，应认定为名义上的借贷协议，实为包养协议，该协议违背善良风俗，违反社会公德和婚姻伦理秩序，在效力上应予以否定。当事人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权利的，虽然涉及财产关系，但是这种财产关系依附于包养关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只是表象，实质是双方当事人用金钱维系不正当的情人关系，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有损社会公序良俗，应予禁止。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原告起诉要求保护的财产权并非正常的民事权益，不应受法律保护，也不宜纳入通过民事诉讼保护的民事权益的范畴。《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当事人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诉讼，但并不存在民间借贷的事实，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四）项规定的起诉条件，其违反社会主义公德的不道德行为，人民法院应予否定。
4.审理企业间借贷合同纠纷，如何认定借贷行为是否是“企业为生产、经营需要”？
【要旨】企业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是指为解决资金困难或生产急需偶然为之，不能以此为主业、常业。当事人非为生产、经营需要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应确认无效。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规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据此，企业间借贷行为具有非法性。当事人不具有从事融资贷款业务的资质，而采用虚假贸易形式进行的借贷活动，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企业为生产、经营需要是指为解决资金困难或生产急需偶然为之，不能以此为主业、常业。企业以借款、放贷为业务，则具有经常性、经营性、对象不特定性等特征。作为生产经营型企业，如果以经常放贷为主要业务，或者以此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则有可能导致该企业质变为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从事专门放贷业务的金融机构，这将严重扰乱我国金融市场秩序。人民法院审理企业间借贷合同纠纷时，需注意识别借贷行为是否是“企业为生产、经营需要”，并依据《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依法认定企业间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5.借贷双方合谋以签订借款合同方式骗取贷款构成犯罪的，所签订借款合同是否当然无效？
【要旨】借款人与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其所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效力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来认定。借款人以骗取贷款罪、银行工作人员以非法发放贷款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谋与行为，故借款合同无效。在没有证据证明抵押人对借款人骗取贷款行为知情仍为其抵押时，抵押人不承担责任。【解析】贷款人与银行在办理固定资产贷款业务时，为获得固定资产贷款，制作虚假财务报告等文件申请贷款并向银行工作人员行贿财物。为此，银行工作人员将虚假材料逐级上报，致使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借款人获得涉案贷款，其分别构成骗取贷款犯罪、单位行贿罪和非法发放贷款罪及受贿罪。因借款合同形成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明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侵犯了国家的金融制度，构成犯罪，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6.出借人仅依据借据主张权利，借款人对借贷事实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要旨】出借人仅依据借据主张权利，借款人对借贷事实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出借人释明应就资金的来源及走向、付款凭据、交付细节等事项继续举证。出借人拒绝举证的，在无相关证据佐证出借人已经交付相应款项的情形下，不能单独采信借款借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