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贷行为（精选10篇）
借贷行为 篇1
在当事人主义盛行之下, 识别难、防范难、惩治难的虚假诉讼司法困境, 可能牺牲了合法的民间借贷保护制度的价值及意义, 侵害了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严重扰乱民事诉讼秩序。故对其进行刑事评价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一、虚假诉讼的涵义及其特征辨析
(一) 虚假诉讼的概念界定
虚假诉讼近年来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 但其在我国尚非一个具有确定内涵的法律概念。笔者认为虚假诉讼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虚假诉讼, 笔者借鉴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第1条, 将虚假诉讼定义为为骗取人民法院裁判文书, 恶意串通, 虚构事实, 伪造证据, 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违法行为 (并非一定为犯罪行为) 。
而从狭义上而言, 笔者认为虚假诉讼是指原、被告双方恶意串通, 虚构民事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 通过提起民事诉讼获取法院有利于自己的裁决, 使案外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使受到阻碍或民事权益受到侵害, 以及其他损害案外人或集体、国家利益, 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行为。 (1)
广义与狭义的虚假诉讼虽然存在一定的共性, 都存在虚构法律关系的行为, 但广义的虚假诉讼的主体可以为原、被告一方当事人, 而狭义上的虚假诉讼主体必须为具有共谋的原、被告双方。另外, 广义上的虚假诉讼侵害的可以是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而狭义的虚假诉讼真正的受害人是案外第三方。
(二) 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特性
民间借贷虚假诉讼一般具有以下特性:
1. 诉讼的当事人双方关系特殊。
为保证“合法又安全”地通过诉讼程序获得非法利益, 行为人虚构法律关系所选择的合作对象一般是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有其他有密切关系的人。
2. 表象合法化、证据不真实。
民间借贷虚假诉讼案件大都有明确的被告及借贷的合意证据、双方的对抗性, 与合法民间借贷的表象一致。但实际上, 该借贷合意证据系为迷惑法官骗取裁判文书、实现个人目的而伪造的凭证, 并非真实存在法律关系证明。
3. 抗辩过程弱化、案件审理简易。
民间借贷虚假诉讼因其双方当事人是事先串通谋划好的, 双方诉讼目的没有对立性, 进而导致抗辩过程弱化, 审理过程简单快捷。而部分民间借贷虚假诉讼案件中, 被告的财产即将进行拍卖分割程序, 为快速加入财产分配程序, 当事人双方快速达成调解协议, 以缩短案件审理流程、加快法律文书生效。
4. 关系的虚构性、目的的区别化。
民间借贷虚假诉讼往往是虚构的债权债务关系, 且与合法的民间借贷诉讼相比, 其不以保护债权为目的, 而是需要判决书或调解书的执行效力, 以达到侵占利益、转移财产或逃避债务的目的。
二、惩治民间借贷虚假诉讼行为的必要性
《民事诉讼法》第121条虽对虚假诉讼行为规制进行了明确规定, 但在司法实践中, 制裁方式仍是以罚款和拘留为主, 有些甚至仅以裁定驳回起诉处理虚假诉讼类案件, 鲜有案件给予刑事处罚。此外, 刑事法律法规尚未明确将虚假诉讼界定为刑事犯罪行为, 仅是在实践中对部分虚假诉讼行为以诈骗罪、妨害作证罪等相关罪名进行追责。
另外, 虚假的法律关系及事实极大地损害了民事审判的公平、公开、公正, 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 也对司法权威和诉讼价值构成了冲击与损害, 扰乱了法院正常的审判秩序。
三、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入罪构想
对民间借贷虚假诉讼行为是否构成构成犯罪, 又该以何罪定罪处罚?这些历来是理论界及实务界的争议焦点及热点问题。下文拟对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定罪量刑制度设计进行设想。
1.关于罪名确定。民间借贷虚假诉讼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审判秩序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其犯罪构成的特点决定了不应当将其简单地合并到已有罪名之下, 故笔者建议在刑法的妨害公务罪下设虚假诉讼罪, 对民事审判中的虚假诉讼行为进行规制, 故民间借贷诉讼纠纷亦在此规制之列。
2.定性及犯罪构成。本罪属于行为犯, 行为人只要实施了虚假诉讼的行为, 就构成本罪且为既遂, 并不以造成案外第三人的利益损失为要件, 系行为犯而非结果犯。其犯罪构成特点如下:犯罪客体上, 直接侵害的是案外第三人的债权, 间接破坏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审判秩序;客观方面, 诉讼双方当事人须为恶意串通, 通过伪造证据等手段虚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进行诉讼活动;犯罪主体方面, 必须为诉讼的双方当事人, 一方当事人不构成本罪, 单位或个人均可以为本罪的犯罪主体;主观方面, 诉讼双方当事人均须具备虚假诉讼的故意, 过失不构成本罪。
3.量刑设计。对虚假诉讼罪的量刑设计可设置为: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 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民间借贷虚假诉讼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为有效惩治这一违法行为, 我们必须完善制度体系, 将刑法明确定罪量刑与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进行经济处罚相结合, 完善案外人救济机制, 从根源上防范与遏制虚假诉讼的滋生, 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
注释
11于海生.诉讼欺诈的侵权责任[J].中国法学, 2008 (5) .
借贷行为 篇2
自2005年以来，以Zopa、Lendingclub、Prosper为代表的P2P网络借贷模式在欧美兴起，之后该模式被广泛复制，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来，在“被遗忘的金融市场”做了惠普金融和金融民主化意义的事情，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和持续的创新能力。2007年8月，我国第一家基于互联网平台的P2P借贷平台拍拍贷成立，从2011年起我国P2P借贷市场开始爆发，平台数量和总交易额均以每年4一5倍的速度递增，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早已超过欧美等国家。
在我国P2P网贷高速成长的同时，问题平台大幅上升，严重影响到正常平台的运营。另据网贷之家研究院统计，2014年全年问题平台达275家，是2013年的3.6倍，12月问题平台高达92家，超过2013年全年问题平台数量。
贷款余额突破千亿大关的背后，意味着网贷平台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兑付高压，许多平台被曝光出现提现困难。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是以理论阐述和定性分析的方法为主，围绕P2P网络借贷的起源和发展、内涵与特征、运营模式、法律监管、国内外比较等问题展开，而从P2P借贷平台的内部视角，研究P2P网络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的文献仍然相对缺乏。本研究认为，深人了解交易双方的行为特征是制定科学合理政策的基础。本研究从出借人的行为、借款人的行为以及平台的信息三个维度出发，重点对P2P网络借贷中出现的逾期行为和羊群行为进行定量分析，以丰富P2P借贷过程中涉及到的行为因素。
1数据准备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两部分:第一是人人贷，选取的时间段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共跟踪和抓取94278条有效数据，在对数据进行分类并剔除无用数据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共有77539条数据;第二来源于第三方网贷平台的数据记录，将近一年来的评级分数求均值，以对各平台进行比较。本研究对人人贷上所抓取的数据做赋值处理见表2。描述性统计对借款人信息所做的描述性统计。
在认证方式中信用认证标占比达到了75%，说明尽管人人贷的业务模式是线上+线下，但主要还是以线上交易为主。在受教育程度上，主要为大专及以下的借款人借款需求较多，比例达到了78.4%。在性别上面，主要以男性借款为主，比例达到了82.4%。在婚姻状况方面，已婚的借款者比例最多，达到了55.3%。这也说明我国目前的P2P网络借贷平台主流借款人还是以信用担保为主，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已婚男性。
2实证分析
P2P网络借贷中逾期行为分析
既然P2P网络借贷是借款者和出借者对资金需求的一个匹配，那么便必然存在着借款者逾期还款的风险。逾期行为分析所需变量。
当有借款者之前的借款记录作为参考的时候，借款人借款成功的概率为11.1%，要高于第一次借款的借款成功率6.7%。这说明出借人在选择借款项目时，会考虑经过其它出借人筛选过后的成功项目。这也体
现了出借人会考虑他人的投资情况来为自己的选择作为参考。此外，有相关研究表明，借款成功率对借款成功与否的影响是显著的且成正比，这也说明了借款人此前良好的借款记录会对最新一次的借款项目有正向的引导作用。
结论与建议
在我国P2P借贷平台迅猛发展之时，我们不能忽略平台存在的各种问题。通过研究P2P网络借贷的逾期行为，可以使出借人在借款初期预测该借款项目逾期的风险大小;通过研究P2P网络借贷的羊群行为，可以促使平台加强借款人与出借人、出借人与出借人的联系。这都是研究P2P网贷行为带来的启示。
以人人贷数据为例，有成功借款记录的借款人的逾期概率仅有8%，说明有过一次成功借款记录的投资者在还款期内表现十分良好，逾期概率低。这也说明平台的借款人也十分在意对自己信用记录的维护，均按时还款，这也为后期的借款成功率的提高提供了保障。
通过实证部分的分析，当有借款者之前的借款记录作为参考的时候，借款人借款成功的概率为11.1%，要高于第一次借款的借款成功率6.7%，P2P借贷行为中是存在显著的羊群行为的。由于P2P网络借贷环境的不确定性，加上参与网络借贷的低门槛，虽然有借款者提供了各种相关的资料证明，但没有实际观察到具体情况的出借人还是难以估计借款者的违约风险。于是出借人便只能凭借借款人之前的表现来进行选择，之所以会参考借款人之前的表现，主要是因为借款人先前的借款申请不管是申请成功或是失败，已经经过其它出借人筛选过，值得新投标的出借人进行借鉴。
网络金融中信息生产与借贷行为 篇3
摘要：文章从网络信息生产的角度切入，对借贷人社会特征对网络借贷平台影响及传统金融理论在网络金融媒介上检验的成果进行回顾。结合网络借贷平台数据的研究发现，网络金融可以较少交易成本，增加违约成本，提供信用资本如信誉等功能，使得信息生产在借贷行为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从而论证网络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
关键词：网络金融；信息生产；网络借贷；文献综述
Mishikin（1995）提出金融中介存在的两个原因：降低交易成本和解决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网络金融能在很多场景下更好地带来上述便利，特别是信息生产的功能能够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效用，成为其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因此，本文以前期学者对互联网信息生产功能研究成果为切入点，对网络金融的信息生产与借贷行为的关系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一、 信息生产可以有效解决信息摩擦
从借贷人的信息出发研究其对借贷行为的影响有较长的历史。金融学相关文献（Petersen & Rajan，2002；Rajan，2002）指出软信息是成功借贷的重要因素，生产软信息从传统理论看就是金融中介如银行的主要职责（Fama， 1985）。硬信息同样重要，Mingfeng Lin，Prabhala N. R.和Viswanathan S（2009），Seth Freedman和Ginger zhe jin（2008）研究发现投资者评估借款项目收款时首要参考借款人基本信息。交易中信息不准确出现信息摩擦，造成信贷市场上借款者违约，这在理论界有广泛的研究（Stieglitz & Weiss，1981；Broecker，1990；Jaffee & Russell，1976）。当不能准确区分不同基本信息借款者时，相较最佳投资额度，一些贷款者可能过高地投资（De Meza & Webb，1987），一些投资者可能过低地投资（Mankiw，1986）。Akerlof（1986）用模型推出信息摩擦将导致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近期研究更多关注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影响程度。Karlan和Zinman（2009）实证南非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7%～16%样本出现违约。Adams等（2009）利用汽车次级贷款市场的数据证实了信息摩擦导致了道德风险（贷款规模越大违约率越高）和逆向选择（私有信息者获得大部分贷款）的问题。Edelberg（2004）也在控制了借款者的个人特质后证实借款利率与违约率有强正相关关系。Gorton和Winton（2003）通过模型论证指出在融资链条的末端贷款者面临两大风险之一就是信息的可靠性，当一部分中介能够生产借款者的信息并卖给贷款者时（使得信息生产更加经济），这样的生产并不能保证真正具有价值。即使中介保证信息的价值，但信息生产者能够容易地再次转卖信息或者标注信息价值，导致信息的生产并不具有经济效应（Grossman & Stiglitz，1980）。
在解决信息摩擦问题上，Elinav等（2013）阐述了引入新技术如信贷评分可以增进贷款的表现，评分的依据基于借款者的收入和工作地位等信息。Morduch（1999）则在更早的研究中提出，组团贷款（Group lending）将借款人更多社会关系绑定入贷款，增加借款组团的信息含量。这种基于社交关系改善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理论在传统金融领域研究中更加普遍。Petersen和Rajan（1994）发现与银行和生产商的关系能够增加小公司的贷款获得。Agarwal和Hauswald（2007）也认为依靠公共信息进行正常借贷，而依靠私有信息能够驱动关系型交易。Drucker和Puri（2007）更验证了贷款发放与持久的关系紧密联系。Uzzi（1999）研究银企双方的关系如何影响贷款获得和成本时将社交关系的理念引入了银行研究的范畴。目前以P2P为主的网络金融产生的网络社交关系更多是研究借款者的信息的网络。Miller（2014）认为基于增加借款者的超额信息，提高贷款者的信息筛选能力可解决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他研究发现，在P2P等网络平台上，虽然贷款者面临更加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通过对失败案例的学习可以弥补投资经验不足；此外，信息的改善还将吸引更多高质量的投资者进入，从而增进了贷款的整体表现。Freedman和Jin（2008）也同意贷款者在网络借贷中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并建议借款者自愿披露其前期的信贷记录或者信贷评分以达到更高的融资成功率。
二、 互联网下信息生产更加高效
互联网能够对信息的生产功能带来更大的价值。但早期电子市场的交易与传统柜台市场交易相比有更大的交易风险（Ba & Pavlou，2002），因为缺乏服务和产品质量的信息披露以及交易主体常常保持匿名状态。随着强制性信息的更多披露，互联网对信息生产的优势逐步体现，以Prosper为首的网络借贷平台不断发展壮大。（Brabham，2008；Surowiecki，2005；Kittur et al.，2007）等多位学者的研究表明，互联网能够将更多的信息留存和披露，这种信号发送模式相较传统金融机构能更好地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可以更高效地生产信息。特别地，Mingfeng Lin和Siva.v（2009）指出如果借款者的信誉被他人熟识，则借款者的项目对应当风险相应减少。得到和转换这种信息在常规的金融借贷中是很难的，但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能够克服这一难点。另一个应用社交网络的视角是基于其搜寻成本。银行等中介在匹配借贷双方是可以降低成本从而增加价值，而互联网能够更大程度低降低成本（Malone，Yates & Benjamin，1987），互联网使得信息资源的生产和转换更加高效，从而能够加速借贷网络的去中心化发展。
三、 互联网信息中信息生产种类与对借贷行为的影响
改善借贷环境的信息可以分为硬信息和软信息。有用的硬信息如信用评级打分，贷款收入比等。Iyer等（2009）指出网络借贷平台Prosper给予借款人的信贷评分可以刻画借款人的信用水平，从而预测违约率。Klafft（2008）以Prosper平台的数据实证检验发现，借款人的信用评级提高可以有效改善其借款条件。Erzenstein等（2008）认为除了信用评级之外，较高的债务收入比更容易获得融资资金。Hildebrand，Puri和Rocholl（2010）指出，选择性地采纳认证的方式（利用信息技术将借贷人的软信息转变为信贷打分等硬信息）可以较少网络借贷中正规金融机构缺失的影响。Kumar（2007）发现，贷款数量与贷款违约率和收取利率成正向关系，说明贷款数额越大，其单位贷款的信息越少，对贷款的风险溢价越高。Meer和Rigbi（2013）指出，如果是多语言网络借贷平台，翻译为本土语言的项目的融资时间显著短于未翻译的项目，翻译成本能够显著影响融资进度。
软信息方面，Iyer等（2009）认为在Prosper网络借贷平台上，贷款者只是初略地浏览借款者的信贷评级，他们根据借款者提供的软信息，来推断借款者更多信息。Durlauf和Fafchamps（2004）认为社交网络是交换经济中获得社会资本的最佳渠道，社交网络更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工Freedman和Jin（2008）。虽然他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如朋友背书和投标的项目收益更高违约更小，而组团贷款的收益比非组团贷款的收益明显要低，无法判断社交关系对贷款表现的影响。但更多的研究指向社交网络能够提供有效的软信息增进贷款表现：Meer和Rigbi（2013）指出社交距离在融资中扮演重要角色。Mingfeng Lin和Siva.v（2009）认为更强的社交网络更可能促进融资成功，降低违约概率，获得更低价格的贷款。Schaaf（2013） 通过独立研究阐明社团关系可以显著地增加贷款量，但不影响授信的频率。这是因为，对于降低投资风险社会责任和信息传递机制均有重要功能（Shane & Cable，2002），社会网络通过信任信誉等的传递，克服了信息不对称（Ferrary，2003）。
正是基于网络借贷中缺少传统金融中介和借贷抵押物，贷款者的投资才能相对缺乏，相较传统的借贷，信息不对称情况更加严重（Klafft，2008），因此，贷款者投资中根据其他人的判断进行投资的羊群效应更为显著（Duan et al.，2009，Eunkyoung Lee，Byungtae Lee，2006）。Eunkyoung Lee和Byungtae Lee（2006）更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前下注者的边际效应在不断减弱羊群效应也会随投资者学习能力提高而减弱。Duan等认为网络借贷的羊群效应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网络信息超载，网络的使用者很难理解和使用全部的信息（Brynjolfsson & Smith，2000），因此，跟从别人的投资可能是此种情况下最理性和高效的选择。其二是投资人很容易从网络中观察到其他人的选择。就像在网上书店买书时，出了能看到对于书的介绍，很容易看到其他人的买书记录，从而影响自己的行为。根据Herzenstein等（2008）的数据，项目成功融资的平均投资人数为62.6，而不成功融资项目的平均投资人数仅为1.6，数量差距之大，说明在投资人理性判断之外存在着显著的羊群效应。Simonsohn和Ariely（2007）研究eBay后也发现，网络投标人更喜欢在有投标过的项目上出价，尽管他们对项目质量的关注并不多。此外，这种羊群效应也说明网络投资者对前期已投资者存在着盲目信任的倾向（Eunkyoung Lee & Byungtae Lee，2006）。Wang和Greiner（2010）更明确指出，网络借贷P2P平台上的羊群效应将导致更低的投资回报、更高的违约风险和对信贷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信誉研究也是电子交易中十分关注的问题（Ba et al.，1999；Brynjolfsson & Smith，2000），如同传统交易一样，个人信誉以及品牌效应在电子交易中也有重要作用。因此，有不少学者通过研究基于制度的信息体统来研究电子商务中的信誉问题，（Greiner & Wang，2010； Gefen et al.，2003；McKnight et al.，2002）研究发现，电子商务中最重要的就是信誉体系的建立，它可以减少网上交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帮助消费者在网上更主动地进行信息交流。Xiong和Liu（2003）指出网络借贷平台上可以提供机会和威胁，将威胁降低到最小不是基于制度而是基于团体的信誉体系，从而更好地评估同行的信誉和他们未来的行为。Gefen等（2003）也认为这种网络信任的建立需要使团员保持一种信念，即团体中如果出现欺骗行为将一无所获，他们有直觉或者容易发现他们所在的体系存在着安全的机制。对于组团贷款这一形式能否改进信息摩擦，从而降低违约概率和贷款利率，实证文章主要得出否定的结果。Kumar（2007）发现贷款者增加了组团贷款成员的风险溢价，因为其违约率和实际贷款利率更高，因为在早期prosper网站组团贷款中组团领袖有更大的激励（费用奖励）增加组团获得贷款的成功性，他会引入更多低质量的借款者，从而增加了违约概率，贷款者也通过事后学习增高了以后对组团贷款成员的利率。
对于借款者个人特质影响P2P借贷行为的研究不断增加。Pope和Sydnor（2008）研究了2006年～2007年P2P网站数据后指出部分投资者对于黑人、超重者和老年人项目存在直接歧视，他们更偏好妇女和战友相关项目； Ravina（2008）实证发现对于长相好看的更容易获得贷款、付出更少的成本，但这些借款者并不会减少拖欠的概率，但其他学者如Herzenstern，Andrews，Dholakia和Lyandres （2008）的研究认为种族、职位和性别对能否成功获得贷款影响不大。同时，上传借款者的头像能够显著地提高借款成功率（Matthieu，2009），项目性质如扶贫和帮助妇女和社会公益的项目也会获得利率折扣从而获得更大的成功可能性；长相看起来更可信的人更易获得贷款融资（Jefferson，2012），而他们确实获得更高的信贷评分，违约率更低，因此，外貌信号属于金融交易中预判贷款双方的重要信息。此外，Jenq等（2012）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贫困、诚实和守信的借款者的需求更能被满足。
四、 互联网信息的事后监管功能对借贷行为的影响
除了事前信息生产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不少文献也提到了事后信息监管的重要性。Diamond（1984）指出银行能够产生规模经济在于对事后行为的监管成本控制。当然这有带来“监管监管者”的问题，分散投资也许是解决的方法之一（Gorton & Winton，2003）。而事后监管也是网络金融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Mingfeng Lin和Siva.v（2009）认为网络借贷中虽然可以对还款、违约等信息予以记录，但是网络技术却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降低监管成本的问题。个人监管成本过大，代理人监管又有道德风险。但是嵌入社交网络关系的互联网借贷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借款者的朋友加入投资方，借款者的违约声誉成本将增加，这种成本通过社交网络的传播更增加压力去减少贷款违约，这也符合Diamond（1991）的理念。
五、 国内互联网信息对借贷影响研究
国内文献对网络金融的研究以偏理论的研究为主，对信息功能的研究更是凤毛菱角。谢平、皱传伟（2012）通过理论模型，证明出互联网中传播的本质就是私人信息变为公共信息的过程，信息在互联网传播中具有自愿分享和共享机制，从而使得信息能够反映在均衡价格中，因此网络金融依靠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云计算能偶实现信息处理的高速高效，具有更强的信息供给功能。赵岳、谭之博（2012）也同样通过理论模型，验证了引入电子商务平台的网络效应，可以增加企业的违约成本，采集企业信息，构成信用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帮组企业实现自己的信用类型。
实证方面，陈建中和宁欣（2013）用人人贷平台交易数据实证，借款人基本信息对借款成交影响较大，信用分值、学历、年龄、已婚、有房等与借款概率正相关，性别无显著影响。王会娟和廖理（2014）也是借助国内人人贷平台的数据，发现项目信用评级越高，借款成功率越高，借款成本越低。并进一步分析认证指标和认证方式，发现对借贷行为影响较大的是工作认证、收入认证、视频认证和车产和房产等认证。线下与线上结合的认证方式更能揭示信用风险。
六、 现有研究成果的评述
生产和管理信息是金融中介存在的必要意义。传统中介正是由于在信息加工上具有成本优势从而维持持续经营。相较于传统金融机构，网络金融能够带来更大的信息生产优势。虽然网络金融中也不乏出现羊群效应等不理性的投资行为，并且在早期的发展中，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披露，电子交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仍然很突出。但在数字化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等工具的使用，使得传统的借贷行为被重新定义，金融搭上网络的快车后出现了信息生产、留存和传播的新途径与更广阔的影响。
因此，在解决信息摩擦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上，发展网络金融金融成为了一种新的方向。不论是增加图片、增加项目说明还是增强网络关系，互联网以其独特的平台价值使得借贷双方信息能够更多地披露和互动交流。学者通过理论证明，网络金融可以较少交易成本，增加违约成本，提供信用资本如信誉等等功能，使得信息生产在借贷行为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当随着借款人信息的增加，借贷的效果（收益率、违约率）均有更好的提升。借助P2P平台的发展，学者们也通过交易数据实证了以上的判断--互联网作为可以增加借贷双方的软信息的重要途径，如变现社交网络的价值，在结合硬信息使用的基础上，增加已投入的投资者的回报，也吸引更多优质的投资者加入。
当然，网络由于其信息的宽松性和关系网的非约束性，在实际交易中仍出现了高诈骗高违约等情况，这就需要事前信息披露和事后信息监管协同管理。在这方面，我国学者的研究还尚不深入，实证检验相对较少，理论探讨多停留在互联网模式研究之上，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质量上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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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赵岳，谭之博.电子商务、银行信贷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12，（7）.
作者简介：粟勤（1956-），女，汉族，湖南省长沙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金融组织与金融中介；王雨（1983-），男，回族，四川省德阳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金融中介。
企业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效力 篇4
司法实践中确认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的依据各不同, 如果是直接借贷合同, 一般以其违反国家有关金融法规而无效, 有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 (四) 项的规定, 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认定合同无效;有的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 (五) 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为由而无效;有的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 (三) 项“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由而无效, 即目标不变, 理由视其具体案件而有所不同, 给予法官自由发挥的空间。
二、影响企业间借贷行为效力的因素
对于金融部门规章为何会对非金金融企业间的借贷加以禁止, 司法实践为何据此裁定公司间借贷合同无效?笔者认为主要是以下几个因素。
(一) 从金融秩序稳定的考虑
由于公司间借贷游离于国家监管体制之外, 高额利率的诱惑和缺乏严格的审查程序都增加了其风险性, 又缺乏合理的风险规避机制, 所以从金融秩序稳定的角度考虑, 20世纪90年代, 中国人民银行作出“禁止企业间借贷及变相借贷”的规定。
(二) 从信贷资金安全考虑
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多数是靠信贷资金在周转, 如果让企业间借贷合法, 意味着有些企业会套取信贷资金然后高利转贷, 为此在市场经济实行初期, 利率还未市场化改革前, 对其进行严格禁止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三) 从公司治理结构考虑
公司作为一系列长期契约的结合体, 承载着股东、债权人等多方利益, 牵一发而动全身, 随意发生借贷行为, 会增加公司经营风险, 如果借贷收不回, 会损害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而借贷公司则可能因此而失去商业信誉。
三、公司间借贷行为的正当性
就供需关系而言, 公司间借贷为中国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资金扶持, 相反后者为公司借贷行为的存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中国长期的金融抑制政策造就了金融业垄断, 特别是国有银行垄断, 这种国有垄断金融体系使得金融服务供给存在严重的偏向性, 为保证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 将资金的90%提供给了国有企业, 这对于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发展非常不利。一些中小企业在无法获取银行信贷资金的情况下, 转而投向同行企业、亲友, 甚至是地下钱庄, 为公司间借贷行为提供了广阔市场。
就成本收益而言, 规范的公司间借贷收益大于成本。公司间借贷行为作为一种自发形成的借贷方式,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供需矛盾, 起到了拾遗补缺、资金合理配置的作用, 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同时, 由于资金缺口比较大, 出于利益的诱惑, 公司间借贷利率不免走向高位。对于实行严格利率管制的中国而言, 其负面影响是可相而知的。加上, 改革开放后产生的大量民营企业良莠不齐, 缺乏有效的风险规避机制,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 公司间借贷纠纷频繁发生。就金融监管而言, 这是对国家金融秩序的破坏, 所以公司间借贷行为产生的社会成本也是客观存在的。
四、解禁公司间借贷行为的必然性
第一, 就金融监管而言, “欲禁而不止”。金融部门规章欲禁止非金融企业间的借贷行为, 然后公司间的借贷行为却遍地开花, 可以说是“欲禁而不止”造就了大量变相借贷方式。为此, 央行已注意到“禁令”的不足之处, 便采取了“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变通方式来实现公司间的资金融通。司法实践对于公司间借贷处理一般是收缴利息所得, 并对借款方进行罚款, 这对于遏制公司间借贷行为没有实际意义, 甚至会产生更多的变相借贷行为。为此, 不如放开, 公司间借贷行为, 法律引导、市场调节。
第二, 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为公司间借贷行为的松绑提供了契机。近年来, 金融产品和金融组织不断创新, 出现了各类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等新型金融组织, 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步形成, 如创业板市场、期贷市场的建立, 国际板也即将推出。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行, 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可以解决公司间借贷行为的高利率现象。
第三, 市场主体的变化使公司间借贷行为的松绑成为可能。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孕育了大量的民营企业, 其资金主要为自由资金, 以信贷资金进行转贷的行为基本消失。在市场主体多样化的背景下再继续严格禁止企业间借贷, 实际上侵犯了企业应有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 “合理终将实现”, 公司间借贷的松绑已是大势所趁, 但需多方制度配套, 摈弃部门法之间的隔阂, 将金融法和公司法相结合, 证证券法作为辅助, 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刑法、税法制度相配合, 形成公司间借贷行为规范化运作的良好法制空间。
摘要：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借款是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 企业间资金拆借由来已久, 从计划经济时代到目前市场化经济时代一直存在, 并且随着市场经济脚步的加快, 亦有快速发展之势。然而, 在这些活跃的资金借贷活动中, 也深藏着很多的不规范性, 企业间借贷合同是否有效存有争议。
借贷行为 篇5
作者：赵帆
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向对方提出所谓借款，即使出具了借条或者在借款后有偿还部分借款的行为，只要行为人没有归还财物的真实意愿，就应当认定其在主观方面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目的，符合诈骗罪的本质特征，不能界定为民间借贷，而应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一案情介绍公诉机关：安塞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涛，男，汉族，1985年7月12日出生，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人，大学文化，户籍所在地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西泉办椿树村唐西组，作案时系陕西省建勋建筑安装公司员工，任延安市公安局两所项目经理部安全员。
（一）2007年7月6日，被告人王涛被陕西建勋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聘为试用期员工，职务为安全员。2009年3月25日，王涛在担任陕西建工集团延安市公安局两所建设项目部安全员期间，在无能力也无权力帮他人分包到两所项目范围内工程的情况下，以能给被害人谷某分包到两所工程中的围墙工程为由，向谷某索要现金24000元，借现金32000元（后偿还15000元），并提供给谷某“延安市看守所、延安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工程单项劳务分包施工合同”（经鉴定为虚假合同）一份。后谷某未承包到该工程。2009年8月20日王涛因勾结水泥供货商，给工地提供劣质水泥，被建勋公司开除。2010年春节前后，被告人王涛回到西安，并更换手机号码，致使谷某无法与其联系。
（二）2009年3、4月份，被告人王涛以能给被害人宋某分包到延安市公安局两所工程中的护坡工程、挡土墙工程为由，陆续向宋某借款130000元，并许以高额利息。后宋某未承包到上述工程。2009年8月15日，在被害人宋某多次催要下，王涛给宋某写了一张280000元的借条（含利息150000元）。2010年春节期间，王涛回到西安，并更换手机号码，致使宋某无法与其联系。
（三）2009年7月份，被告人王涛谎称能帮被害人常某分包到延安市公安局两所工程中场区东西排洪护坡挡墙工程，但需要前期运作费，陆续向常某收取财物价值累计达145600元，并给常某提供延安市公安局两所项目场区东西排洪护坡挡墙工程承包合同（经鉴定为虚假合同）一份。后常某未承包到该工程，延安市公安局两所工程项目范围内也并无该工程。2009年9月30日，王涛给常某写了145600元的借条一张。2010年春节前后，王涛回到西安，并更换手机号码，致使常某无法与其联系。
综上，被告人王涛共实施诈骗三起，诈骗金额共计316600元。被告人王涛辩称，其向常某、谷某、宋某借了钱，都打有借条，约定了利息，也还了一些钱，不是诈骗，只是民间借贷行为。其不是不愿意还钱，而是现在没有能力还钱。二本案评析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诈骗行为的表现形式包括两类，一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
其模式一般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对方陷入错误认识——对方基于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损失。
民间借贷纠纷：是指借款人与贷款人达成书面或口头的借贷协议，由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因借款人不能按期归还借款而产生的民事纠纷。借贷双方之间因借贷协议形成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其借贷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由民法调整，不产生刑事责任。
诈骗罪与民间借贷纠纷，诈骗罪与非罪之间的区分关键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之目的。非法占有的目的，属于行为人主观上的心理活动，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考察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只能从行为人实施的具体客观行为事实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具体到个案，应当根据行为人与贷款人的相互关系、借款的原因、不能按期归还的原因及借款人的偿债能力等多方面综合考虑，按照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
一、行为人与贷款人的相互关系
一般的民间借贷关系发生在熟人之间，借贷双方彼此相互信任，双方基于友好、互助和信任而借贷。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多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取得对方的信任，双方的“友好”和“信任”蒙上了一层面纱，是行为人为达到骗财的目的，用尽苦心地刻意培养起来的，撕开虚伪的面纱，什么也没有。本案就是如此，王涛与三名被害人非亲非友，他是利用被害人想承包小项目的心理，通过给被害人造成与项目经理关系好的假象，让被害人“信任”他的“能力”，从而给他借钱或出“前期运作费”，而事实是他绝没有能力为他人承包到工程中的小项目。
二、借款的原因和数额
民间借贷关系中的借款人多是因为确实遇到生产、生活方面的客观困难，无奈之下才借款，借款的数额相对较少。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以虚假的理由或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被害人的“借款”，借款的数额相对较大，当然，也不排除一些诈骗惯犯经常骗些小钱。本案中，王涛自身并没有遇到实际困难，而是虚构了为被害人承包某工程项目的事实，使被害人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自愿”地出借、投资，从而骗取了三名被害人数十万的巨额款项。
三、借款的诚信度 一般来讲，借贷关系中，借款人在借款时不会欺骗、欺诈贷款人，即使有，也是将困难A说成更为严重的困难B，博取贷款人的同情，以便获得借款，但毕竟有客观存在的困难。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事先有计谋，以莫须有的困难或事实为借口，有计划地实施欺诈行为，或以高利息为诱惑，以达到骗取钱财目的。王涛就是如此，他采取了严重的欺诈行为，但他手段很高明，他以为被害人承包项目为饵，让被害人先拿前期运作费用，舍小钱换大钱，或干脆以高额利益作担保，许诺“事办不成高利返还”。案发后他又辩称是因为与人合伙承包工程资金周转不开，然而经查实并无合伙之实，可见从头至尾，王涛的“借款”毫无诚信可言。
四、还款的诚意度
借贷关系中，借款人不否认借贷关系，并积极创造条件还款；即使没有按期归还借款，也是因天灾、疾病、亏损等客观原因造成其暂时或在较长时间内丧失偿还能力，是“不能”，而非“不为”。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自始至终就没有还款的意愿，骗取钱财后，大肆挥霍，销声匿迹。这一点，是区分借贷与诈骗的关键所在。“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一个主观因素，认定起来有难度，不能单凭行为人的口供，而要看行为人有否还款的真实意愿，这就需要结合一些客观因素来认定：
1、看行为人的一贯表现。行为人为人正派，是个干事业的人，诈骗犯罪的可能性就少。如果行为人游手好闲，有行骗恶习，就有非法占有借款之嫌。
2、看行为人借款后的态度。行为人借款后不按照借款用途使用借款，而是大肆挥霍，不务正业，非法占有借款的嫌疑就很大。
3、看行为人是否否认借贷关系。一般来讲，出具了借条，承认借贷关系，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借款目的。但是，也不尽然，骗子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利用了善良人的这个弱点，既可骗得钱财，又可逃避打击。因此，即使出具了借条，承认借贷关系，还要从深层次考察其出具借条的真实目的。如果行为人根本没有还款的意愿，出于应付被害人，或者是博取被害人的进一步信任，为下一次甚至更多次的诈骗作铺垫，或者是掩饰犯罪、逃避打击，等等不法之意，就不能以此否定其非法占有之目的。王涛诈骗案就深刻地印证了这一点。
试论农村金融改革与农户借贷行为 篇6
一、农村金融改革主体研究
现阶段, 构成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体制的主体是农村合作信用社。目前, 全国的农信社普遍面临经营困境, 除了宏观经济环境低迷、经营费用刚性上涨、非盈利性资产膨胀等所有金融机构共有的问题外, 农村信用社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很多, 已经威胁到农村信用社的生存和发展。
首先, 从体制政策方面看, 农村信用社成立之初就一直向集体所有、向国有靠拢, 为股东负责、为农民服务和合作金融宗旨和原则体现得很不充分。合作社社员不仅享受不到贷款的优先权和优惠权、以及股金分红权, 反而还要接受比基准利率高得多的贷款, 失去了农民的信任和支持。
其次, 从经营管理方面看, 农村信用社把资金的投放重点放在工商企业, 而本身又不具备健全的风险防范措施和手段, 必然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贷款。另外, 筹资成本高, 生息能力弱, 受利率政策的影响大。
最后, 在历史遗留问题上, 农业银行通过各种方式直接占用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和财产, 至今仍有大量资金没有划归信用社。同时将高风险贷款强制转给农村信用社, 强迫农村信用社发放高风险贷款。
二、农村民间金融借贷原因分析
农村民间金融市场趋于活跃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经过长年积累手中掌握了一定规
模的资金, 一时没有合适的生产项目投资, 储蓄存款收入极低, 而股票、期货等新型的投资形式又不能为大多数农民接受, 只能选择比正式利率高一些的民间借贷市场。
2. 农村发展带来了更多样的开支活动, 有些活动不在正
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安排内, 只能到民间金融市场去寻求资金。
3. 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种硬性
任务, 不得不借高息贷款是近几年民间金融交易量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
4. 迅速膨胀的地下经济和其它的非法活动大量涌入农村民间金融市场, 既增加了资金供给, 也增加了资金需求。
三、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 农户成为独立的财产所有者和生产经营者。多元化的农村金融市场为农户提供了生产和生活上的资金供给,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由于单位规模很小、信贷成本高、风险大;正规金融机构 (除农村信用社外) 与农户之间仅有储蓄业务, 极少发生信贷往来。因此, 当前农村中最大的资金使用者和受益者--农户的信贷行为还处于最原始的状态, 现代的金融服务还没有惠及到农民。
1. 农户现金收支的现状和特点
农户的现金收支状况是决定农户借贷行为的基本因素。现阶段农户的现金收支是净流出的, 主要表现在农户储蓄存款余额不仅大大高于借入款余额, 而且其增长速度也快于借入款余额的增长速度。
2. 农户借贷的供给约束与需求约束
目前, 农村中的民间借贷市场还处于半地下状态, 特别是高息借贷是明令禁止的。另外, 其它的金融工具受条件和农民自身素质的限制, 在农村还很稀少。因此, 虽然农民手中有一些现金结余, 但绝大多数都以储蓄形态存在。而借出款的大部分也是亲友间互助性的调剂, 没有利息。
3. 农户借贷资金的来源
农村借贷市场中的绝大部分资金来自民间, 除一部分来自农民外, 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城镇居民。正规的金融机构也占相当的份额, 主要是农村合作信用社, 非金融机构的贷款份额非常小。
4. 农户借贷资金的使用
农户借贷资金的使用可分为生产性借款、生活性借款和非正常借款, 非正常借款是指既不用于生产经营, 又不直接用于生活消费的借款。生产性借款又可分为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两大块。目前, 农业生产中种植业投入由耕地规模决定, 绝大多数农户的自有资金就可以满足。缺口主要是畜牧水产业。非农生产贷款是近几年农户贷款的主要部分。生活性贷款主要用于建房、婚嫁和看病上。对生产性借款的使用效益, 要引入边际概念来分析。
四、结论
农户借贷行为分析——以晋江为例 篇7
民间借贷又称“民间信用”或“个人信用”, 指居民个人向集体及其互相间提供的信用, 一般采取利息面议, 直接成交的方式。我国民间借贷的存在由来已久, 近年来, 随着国家利率政策的调整以及受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难的影响, 民间借贷市场更趋活跃, 呈现出借贷规模扩张化、借贷用途多样化的特点, 对金融业的影响日渐加深, 已引起社会尤其是金融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我们以农户需求为主要分析方向, 通过对比, 选取了中小企业相对较多的晋江作为调查地点, 走访了海镇菌柄村、深沪镇东山村、陈埭镇坊脚村、西园街道后间村, 进行入户调查, 以求可以获取具有代表性的信息。
二、借贷需求情况
(一) 分析当地的民众对于借贷的了解程度
对于当地存贷款的利率, 有36.95%的人表示理解, 可见当地的存贷款资金流通还是较为普遍的, 有36.95%的人比较频繁的进行借贷, 并对利率进行关注。同时, 我们也发现了有一半以上的人对此并不熟悉, 这或许不能说明他们的借贷行为少, 只能说明他们对银行的了解较少, 不经常使用银行这种金融服务系统。
(二) 分析调查地点的民间借贷是否盛行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 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 (包含利率本数) , 我们对问卷结果进行平均, 发现当地民众可以接受的长期利率为34.83022%, 短期利率为40.16705%, 远远超过任何期限的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 通过这个结果我们可以推测, 在调查地点, 异于银行借贷的融资形式是能够生存的, 甚至我们可以大胆的估计, 这种融资形式——民间融资是普遍存在的, 而且大多数农户可能对高利贷等也有所接触。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调查的四个地点, 普遍存在民间借贷现象, 而且利率偏高。
三、农户聚类分析
我们对样本进行了简单的聚类, 选取的变量有平均利息, 劳动力比率 (劳动人口/总人口) , 长短期可接受利率, 收入来源, 是否有人担任村镇干部, 不找银行贷款的原因, 首选借款途径8个变量对样本进行聚类。大致可以分出5类, 其中一类由于样本数只有两个, 我们认为其平均利率的记录可能出现偏差, 因此将这两个样本淘汰, 对剩下的四组数据进行分析。
通过对聚类前后的年龄分布图和借贷分布图的对比, 我们可以认为, 中年人数偏少是导致借贷笔数减少的原因。我们还发现, 不选择银行借贷原因是区分这几类的重要依据。
继续分析不选择银行借贷的原因, 通过对比, 我们发现有一类人中多数人由于程序复杂而放弃借贷, 这也占了因为程序复杂而放弃借贷的总体的一大部分, 我们将这一类人定义为程序类人群。第二类中, 选择集中在前三项, 需要关系, 需要抵押, 因此我们将此类人群定义为能力不足的类型, 因为他们缺乏关系, 缺乏抵押品, 导致了借贷行为的受阻。这与第四类人群的情况相同, 因此我们也如此定义第四类人群, 过后再做划分。而第三类人群原因较为平均, 我们则认为这一人群是平均型人群。
结合总体的可接受长期利率分布图和各类人群的可接受长期利率分布图进行分析, 完善刚才的分类, 第一类人能够接受的利率水平较低, 也就意味着他们平常使用的是银行等利率较低较稳定的融资方式, 也就是说, 程序繁琐其实对该类对银行的使用不具有巨大影响, 在融资过程中, 程序繁琐只是时间上造成了浪费, 而其余的限制较少。而第二类与第四类都受到银行融资条件的限制, 抵押和关系都使得他们在融资中受阻, 然而第四类却有一个较一类更低的长期利率期望, 也就意味着这些阻碍已被他们克服, 相较而言, 第二类的人群就受到了影响, 导致其不得不接受更高的利率。第三类平均型人群则面临更高的利率, 他们融资时的全面受阻使他们不得不去接受4组人群中最高的利率。但结合平均的借贷利率和借贷均额的图表分析, 我们会发现第2类人群中, 只有一人有支付利率, 利率情况为0.65, 借贷金额达到150000, 也就意味着他们对借贷的利息并不了解, 这一人群较少向银行借贷并且受限于能力, 只能从亲戚朋友中借到一部分。
四、总结
根据上述分析, 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晋江农户对融资的庞大需求, 由于无法收集到可信的数据, 我们无法准确的量化衡量需求量的大小, 但通过一系列问题, 我们可以明确的说晋江农户有融资需求, 同时这类需求已得到大部分解决。然而, 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去满足这类需求,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 进行聚类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 对于晋江地区的人群, 可以将他们分成4类, 分类依据为:平均利息, 劳动力比率 (劳动人口/总人口) , 长短期可接受利率, 收入来源, 是否有人担任村镇干部, 不找银行贷款的原因, 首选借款途径八大类, 这四类人群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类人群与总体分布较为符合, 代表大多数人的情况, 将其归为普通人群。第二类人群属于弱势人群, 借贷困难, 所受教育较低。第三类人群具体特征表现不明显, 无法总结。第四类人群有较强借贷能力, 属于较高端的人群。
摘要：本文通过在晋江的调查, 结合各方面因素, 选择4个样本村进行入户调查, 并对问卷的结果进行一系列分析, 了解到民间借贷行为在晋江较为盛行, 且利率较高, 同时用聚类的方式将民众分为3类, 第一类为普通人群。第二类人群为弱势人群, 第三类人群为较高端的人群。
关键词：民间借贷,聚类分析,借贷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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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行为 篇8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实现了快速的增长, 到2015年为止, 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统计值为10772元, 突破了万元的大关。但是城乡差距依然存在, 农村经济仍然是经济发展的短板。在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的过程中, 农村经济也进入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 资金需求增加。农村金融机构作为农村资本要素配置的核心, 对解决三农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二元结构的特征。一方面, 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合作性组织等正式金融中介机构在政府监管范围之内运行, 另一方面, 非正规金融内生于农村长期积淀形成的乡土文化中, 能够有效解决信息部队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与正规金融并存, 对农村发展资金支持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运行机制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2 金融机构与农户贷款的博弈分析
信息不能顺利流通, 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间的借贷过程, 属于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过程, 而非正规金融机构占有信息优势, 博弈过程为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2.1 农户贷款审查的博弈分析
(1) 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贷款审查的博弈分析。模型假设如下:假设1:博弈参与人为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户, 双方都符合理性人的特征,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假设2:农户分为两种类型:诚信的农户 (G) , 会按期用一部分投资收益偿还银行贷款 (履约) , 诚信的借款者概率为PG;不诚信的农户 (B) , 获得银行贷款, 不会按期偿还 (违约) 。假设3:农户向正规金融借款本金为L利率为r, 投资收益为I正规金融对贷款的审核成本为v, 正规金融机构正确判断出农户类型的概率为Pr。
根据上述假设, 得到以下博弈模型。
第一阶段, 由自然选择借款者的类型, 第二阶段农户选择是否申请贷款, 若选择不申请, 博弈结束双方受益为零, 选择申请, 博弈进入第三阶段, 正规金融机构在不知道农户类别的情况下选择是否对贷款进行审查, 选择审查, 按照正确判断和错误判断的概率计算期望收益, 若选择不审查, 则直接贷款。
正规金融选择审核的约束条件为:
正规金融要采取审核的策略, 要求正确判断农户诚信、不诚信的概率最小值为:
审查成本与要求判别出农户资信状况的准确率成反比, 贷款金额与要求判别出农户资信状况的准确率成正比。在农村金融市场, 存在信息不对称, 正规金融机构要进行贷款审核对审核准确率要求较高, 而金融机构审核的准确率不会随着审核成本增加而增加, 所以正规金融机构对在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倾向于不审查。
在直接筛选低效的情况下, 正规金融机构就会更加偏好于间接筛选机制, 即通过抵押品实现对农户的自动筛选, 一方面减少审查的成本, 另一方面提高审核的准确度, 农户缺少抵押担保品而不得不退出贷款的队伍, 最终相对富裕的农户成为正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主体。
(2) 非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贷款审查的分析
非正规金融机构一方面距离贷款者较近, 对借款人的资金状况、个人品质、投资项目有一定了解;另一方面, 获得信息的方式、渠道更加多样、灵活, 比正规金融具有更大的信息优势。即在获得信息成本小, 准确率较高的情况下, 非正规金融机构可以直接寻找合适的借款人, 而不需要额外的抵押担保品, 没有严格的风险审查和管理制度。因此, 讨论中, 不考虑贷款的审查成本。
2.2 农户贷款的博弈分析
(1) 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的贷款博弈分析。模型假设如下:假设1:博弈参与人为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户, 双方都符合理性人的特征。假设2:借款本金为L, 利率为r, 农户投资收益为I。假设3:农业投资项目分为好项目和差项目, 好项目的概率为PS, 差项目的概率为1-PS, 农户类别分为有好的农业投资项目的农户 (G) 和没有好的农业投资项目的农户 (B) 。假设4:好项目成功农户选择还款或不还款, 还款的概率为PK差项目失败, 农户不还款, 属于非意愿违约。
金融机构采取贷款策略需要满足
正规金融机构采取贷款策略要求的最小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只有大多数农户农业投资项目能够成功时, 正规金融机构放款的意愿才能提高。
在前的农村金融市场上贷款违约率较高的条件下, 正规金融机构需要采取高利率政策进行放贷。同时为了避免高利率带来的逆向选择风险, 信贷配给现象产生, 在所有贷款申请人中, 只有部分贷款人的需求得到满足。
(2) 非规金融机构与农户的贷款博弈
模型假设如下:
假设1:博弈参与人为非正规金融机构和农户, 双方都符合理性人的特征。
假设2:农户类别分为有能力还款的农户 (G) , 没有能力还款的农户 (B) 。
假设3:借款本金为L, 利率为r, 农户投资收益为I。
非正规金融机构凭借其信息优势和特殊的贷款追缴机制能够有效区分贷款人的类别, 并保证较高的还款率, 农户的还款能力与其自身投资项目的选择好坏, 努力程度有关。
根据逆向归纳法得到均衡结果为有能力还款的农户选择申请, 没有能力还款的农户选择不申请。非正规金融机构能够高效地发放贷款。
2.3 农户还款的博弈分析
模型假设如下:
假设1:参与人是理性的。
假设2:贷款本金为L, 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为r1, 农户投资收益为I。
假设3: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追缴成本为C1, 罚金为P1。
对正规金融机构, 如果Lr1-C1+P1≥-L, 正规金融机构将选择追缴, 但由于农户贷款金额L一般较小, 并且通过诉讼手段追偿成本C1较高, 不能满足上述不等式, 正规金融机构对违约贷款的追缴为不可置信的威胁。均衡结果为{不贷款, 不还款, 不追缴}, 如果正规金融机构认为一笔贷款不值得追缴, 就会选择不贷, 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的贷款博弈就会陷入囚徒困境。
考虑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存在长期的资金借贷关系, 贴现值为δ正规金融机构采取触发策略:发放贷款, 当农户不还款时, 作为惩罚将不再对其发放贷款。如果农户每阶段都选择还款, 其收益现值为
农户选择违约的收益现值为:I+Lr
农户选择履约。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贷款更多取决于多大程度上相信农户会还款。
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抵押担保形式灵活, 并且非正规金融机构对违约贷款的追缴一定程度上绕过了法律途径, 存在暴力追缴, 所以非正规金融的追缴成本相对较低, 追缴策略成为可置信的威胁。同时农户一旦违约不仅要承担经济上的损失, 还要面对舆论谴责, 从而从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农户更倾向于还款。
当农户不打算还款, 并且有可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时, 农户会选择正规金融机构贷款,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正规金融机构的高贷款违约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引入政府作为第四方参与博弈。
2.4 政府参与的博弈分析
就农村金融供求关系来说, 政府的职能在于纠正农村金融市场上供求关系中的市场失灵。农村金融的产生及发展很大程度上遵从政府的效用, 因此引入政府参与博弈, 模型假设如下:
假设1:参与人符合理性人特征
假设2:政府选择是否干预, 干预的方式为提供补贴或进行惩罚。政府对金融机构补贴为h L, 对农户补贴为SL, 惩罚为f L。
假设3:政府在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贷款能够回收时的收益为R1、R2, R2<R1。
假设4:贷款本金为L, 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贷款利率分别为r1、r2, 农户的投资收益为I, 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申请成本分别为C1、C2, C2<C1。
假设5:非正规金融机构会对违约贷款进行追缴, 罚金为P。
(a1, b2, c3) :[R1-hL-sL, r1L+hL, I-Lr1+sL-C1] (a2, b3, c2) :[-hL+fL, -L+hL, I+L-fL-C1] (a3, b3, c3) :[R1, Lr1, I-Lr1-C1] (a4, b4, c4) :[0, -L, I+L-C1]
(d1, e1, f1) :[R2-hL-sL, r2L+hL, I-Lr2+sL-C2] (d2, e3, f2) :[-hL+fL, -L+hL+P, I+L-fL-C2-P] (d3, e3, f3) :[R2, Lr2, I-Lr2-C2] (d4, e4, f4) :[0, -L+P, I+L-C2-P]
政府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博弈中, 均衡结果为{不干预, 贷款, 履约}, 非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的贷款中存在有力的个人约束和社会约束机制, 保证贷款的回收, 政府的最优选择为不补贴, 因此模型简化为图6
(a1, b1, c1) :[R1-hL-sL, r1L+hL, I-Lr1+sL-C1] (a2, b2, c2) :[-hL+fL, -L+hL, I+L-fL-C1] (a3, b3, c3) :[R2, Lr2, I-Lr2-C2] (a4, b4, c4) :[0, -L+P, I+L-C2-P]
理想状态下, 非正规金融机构成为正规金融机构的补充, 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取得贷款时, 选择非正规金融机构, 在农户本身贫困又无法获得贷款时, 由政府提供补助。要满足农户愿意还款时选择正规金融机构, 违约时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收益小于从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收益。
在政府提供补贴和实施惩罚措施时, 农户的还款意愿得到提高, 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行降低, 正规金融机构更愿意提供贷款。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门槛较低, 无法从正规金融获得贷款的农户可以向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 从而降低了农户受到信贷约, 保证还款率。对政府而言在无法获得R1的社会效益时, 仍然能够获得R2的社会效益, 各方需求的到满足。
3 结论
在农村特殊的熟人社会中, 非正规金融贷款模式比城市中在成熟工商业经济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正规金融模式更具信息优势。信息劣势导致匹配对象混同和信贷配给的产生, 降低了正规金融对资源配置的效率, 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 不能使大量贷款需得到满足。在缺乏抵押品的情况下, 农业项目的投资成功率得到保证, 能够提高农户的还款能力和意愿, 进而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意愿。正规金融因其规范性、低利率有利金融市场的稳定, 能够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在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允许非正规金融发展, 规范和引导非正规金融正规化, 有利于利用正规、非正规金融机构优势, 满足农户资金需求,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
摘要：运用博弈论方法, 对比分析了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资金借贷的过程。引入政府, 建立多方博弈模型, 发现在政府干预机制作用下, 非正规金融机构能够成为正规金融的补充, 有利于农村金融良性发展。
关键词：农村金融,博弈分析,农村二元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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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媛媛, 李芳琴.可持续发展的农村金融市场资金供需博弈分析[J].改革与战略.2015 (9) :107-111.
借贷行为 篇9
农户借贷有利于活跃农村金融市场, 提高农户投资借款积极性。农户与信用社、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款, 不但提高了农户的金融意识、投资意识和资本运作意识, 为民间资本开辟直接融资和投资的渠道, 而且促进当地地区性经济发展。在解决农户各种资金需求时, 不但活跃当地金融市场, 建立了和谐的借贷关系, 而且还促进了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2 韩城市西庄镇的农户融资情况的现状
上元观镇位于城固县城以南18 公里、汉中市东南20 公里处。地势相对平坦, 气候也较温和宜人。西汉高速、十天高速, 两条公路穿境而过。汉江从镇域北部穿过, 境内的主要河流有南沙河、江子河、干沙河。充沛的雨量、肥沃的土壤和便利的水利使之成为全县重点农垦区, 域内优质稻米全市成熟最早、品质较好。复杂的山地地形特征及较高的森林覆盖率, 温润的气候特征使得其农业的发展有独特的优势。是以粮油、烟草、畜牧、林业、劳务, 五大产业为主导的农业产业体系。农户的主要的收入来源为种植水稻, 油菜和元胡这几种经济作物, 其收入来源占农户总的年收入的80% 以上, 其它很大部分为外出务工收入;少部分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为茶叶和蔬菜等农作物。
3 城固县上元观镇农户借贷行为的分析
3.1 农户借贷来源及变化分析
在接受调查的180 户农户中, 有借贷款经历的有77 户。调查中, 只有31 户农户有过信用社借贷的经历, 其他别的途径的有8户, 有38 户农户认为缺钱会首先选择向亲戚朋友借, 他们主要考虑到时效性、便利性和借款无利息。
调查中有38 户农户认为自身在生产生活建设中有资金需求时会首先选择从亲戚朋友处获得资金帮助。同时, 在调查中了解, 近年来经济的迅猛发展, 农户的经济状况良好, 其借款用途呈现多样化, 借贷行为逐年增多, 借款额度也随之不断增加。
3.2 农户借款规模及趋势分析
从资金的借贷规模来看, 最近几年发生的借款规模较大, 这与城固县上元观镇地区传统农业为主的产业迅猛发展有关。其中, 0.5 万元以下的借款, 其借款人数占借款总人数的25.5%;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占46.8%, 在此阶段内借款人数最多, 将近占到了借款总人数的一半, 农户借款金额大多都在这个阶段内;3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 占借款总人数的12.8%;5 万元以上10 万以下, 占借款总人数的10.6%;10 万元以上占4.3%, 此阶段内借款人数最少。
调查了解, 近年来借款人数呈上升趋势, 借款人年龄趋于年轻化, 借款规模也有所增长。主要由于借款除了用于建房、婚丧嫁娶、子女教育等生活社交外, 还用于家庭建设性投资。
3.3 农户借款用途及还款手段分析
在当地, 农业生产消费所需, 如种子、农药、化肥和购买农具等开支基本上都能从粮食收入中得到, 因此这一类的借贷相对较少, 只占27.70%。而有72.30% 的农户在进行非农业生产中才会有较大的资金借贷。在非生产借贷方面, 子女教育和农户建房而产生的资金需求量较大, 借贷行为多。为满足建房资金需要而发生的借贷是农户借贷的主要方面, 占比40.40%。
4 城固县上元观镇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
4.1 借贷目的对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
在接受调查的180 户农户中, 几乎所有的农户都表示, 资金需求量是决定农户借贷行为的主要因素。农户资金需求又分为生产性需求、生活性需求和其他资金需求。调查中生产性需求所产生的借贷较少为27.7%, 而借贷目的为建房, 子女教育以及婚嫁等生活用途和社会交往所需求的资金较多, 产生的借贷行为占比达到了72.3%。
4.2 资金周转程度对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
在农户借贷款用途中, 生产性借贷和生活开销产生的资金需求量较小, 占35.2%, 家庭资金基本能够自己满足, 借贷行为就较少;子女教育、建房和疾病治疗、婚丧嫁娶这些不常发生事件产生的资金需求量较大, 家庭资金周转较为困难, 农户则会选择通过借贷行为解决。
4.3 农户借贷信誉对借贷行为的影响
农户的个人信誉是农户借贷能否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良好的个人信誉是借贷的基础, 也是农村经济市场正常秩序的准绳。调查中大量农户提到个人信誉对借贷的重要性, 个人信誉与农户是否能够借贷款息息相关。调查显示约91.5% 的农户认为个人信誉好会比较容易借贷到款, 而只有8.4% 的农户认为个人信誉对借贷结果影响不大, 主要是看关系是否熟悉。
5 优化城固县上元观镇农户借贷行为的相关建议
5.1 完善农村金融信息咨询机构
建立农村金融信息咨询机构, 搭建农村金融市场信息平台, 拓宽农户与银信用社等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将基本借贷政策, 借贷步骤, 借贷资料以及政府对农户借贷和存款等金融方面的惠农政策及时向农户传达。为进一步为金融机构掌握农户第一手信息, 提供相关金融服务作参考, 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向农户收集其金融需求的资料。
5.2 农户与金融机构互动平台
对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要加强金融知识方面的培训与学习, 培养其正确的金融服务观念和意识, 提高从业人员金融业务的操作水平和办事效率。对于农业贷款发放条件及相关政策的宣传不但要及时而且要多渠道进行, 提高农户对金融机构借贷政策的认识和了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农户对金融渠道的认可, 与农民进行互动, 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5.3 建立完善的农村借贷体系
调查中显示农户从金融机构渠道借贷较少, 目前农户的借贷大多是从亲戚朋友一些非金融机构渠道取得。借贷行为大多数是以血缘关系为主, 亲戚以及朋友等关系为基础的借贷关系。主要是以借贷双方的交情和契约为基础而产生的借贷行为。其中必然存在不规范性, 发生经济纠纷和借而不还的情况屡见不鲜, 资金风险太大。因此对于农户借贷行为的不规范性进行的改进势在必得。政府应重视农村金融机构推广工作, 将大量农户间流动资金引入正规金融渠道。对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借贷行为各级地方政府应于金融监管部门协调配合, 及时掌握其借贷情况, 交易对象, 借贷规模和流向等, 并对其进行严格监督。政府要加强金融知识的宣传, 做好风险警示和预防, 增强农户法律和借贷行为保护意识, 针对农户间借贷的存在的风险和法律法规及时宣传到位。
5.4 建立专业的借贷组织
农村基层政府的领导在推动农村经济建设等各方面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 在解决农户资金借贷方面, 基层政府可以从中进行规范化。在农村中专门建立正规的信贷组织, 由有专业借贷知识和技能的人加以经营和引导, 建立约定成俗的规定, 由政府以及农村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监督, 及时满足农户个体户和中小企业的借贷需求, 减少由于农户间借贷而产生的纠纷, 减小借贷的资金风险。
6 结论
从农户借贷行为的分析出发, 因地制宜, 提出完善当地农村金融体系的对策和符合当地金融情况的建议, 改变现有金融体制不能完全满足农村经济主体资金需求的现状。完善出符合当地农村经济情况的金融市场, 发展当地经济。
摘要：农户是农村的经济主体,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 发展农村经济, 活跃农户投资积极性, 刺激农户投资。本文以城固县上元观镇180户的农户作为调查和分析对象, 通过对农户借贷总体状况的分析, 找出影响农户借贷行为的积极和消极的因素。在基础上, 提出优化城固县上元观镇农户借贷行为的相关建议, 更好的带动该地区经济发展, 加强资源的整合和建立健全农户借贷融资的制度。
关键词：农户融资,农户借贷行为,农户借贷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蒋海燕.关于农户借贷行为的调查研究——以江苏省海门市四甲镇为例[J].农业经济, 2014 (5) .
[2]洪名勇.贵州农户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5县393户农户的调查数据[J].广东农业科学, 2013 (6) .
借贷行为 篇10
近年来,我国企业融资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在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的同时,银团贷款作为一种全新的贷款渠道在全球快速发展。图1显示了1988~2015年我国企业银团贷款总额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自2001年以后,我国企业通过银团贷款的总额快速上升;虽然在2010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在2011年又出现了回升。
银团贷款(syndicated loan)是指两家或两家以上的银行联合贷款给一家企业的贷款行为。银团贷款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同一笔银团贷款中不同的银行提供的贷款利率、贷款期限等均是相同的(Hitchings,1994)。而在整个银团中银行被分为牵头行和参与行:其中牵头行负责与借款企业协商达成银团贷款合约(Ryan,2009)。也就是说,银团贷款合约的签订内容主要由银团牵头行和借款企业共同协商决定。
银团贷款通常包括三个方面的关系:银团、借款企业和借贷行为。在银团贷款中,银团与借款企业之间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信息不对称又会进一步影响银团贷款的定价。银团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包括地理层面和借贷历史层面)会对两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银团贷款的利率和期限。
首先,地理层面关系对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外国银行与银企之间的距离。在银团中外国银行对银团贷款的影响并没有一致的结论:Giannetti&Yafeh(2012)认为,银团贷款市场上银行与企业之间文化差异越大,银行提供的贷款将会越少,而贷款利率也会越高。另一些学者认为在银团贷款中存在本地偏好(home bias)现象(Giannetti&Laeven,2012;Carey&Nini,2007)。然而,Pessarossi等(2012)通过研究中国企业银团贷款后认为,与中国本地银行相比,外国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没有加剧。Haselmann&Paul(2011)研究欧洲银团贷款市场后发现,外国银行更倾向于贷款给质量较低的企业,但是银团贷款利率较高。在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距离上,Berger&Udell(2002)认为银企之间的距离会增加软信息(soft information)搜集成本;Knyazeva&Knyazeva(2012)认为银企之间的距离会增加贷款成本以及提高对抵押物的要求;而Carling&Lundberg(2005)基于瑞典银行企业贷款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银企之间的距离并不会直接影响公司贷款合同。
其次,借贷历史层面关系对借贷行为的影响,较多的研究支持借贷历史关系会降低贷款利率的观点。Boot&Tha⁃kor(1994)通过理论模型分析,认为银企之间借贷历史关系会降低贷款利率。Bharath等(2009)利用美国企业银团贷款数据分析了借贷历史关系与借款合同之间的关系同样支持这一结论,此外,他们认为借贷历史关系同样会缩短银团贷款期限。Berger等(1995)认为银企关系持续时间越长,贷款利率将会越低,对所需的抵押物要求也会越低。Bouaiss等(2011)研究了危机时刻银企关系与银团贷款之间的关系:企业与银行先前建立了关系,在危机中将会获得更低的利率和更长的期限。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均为对欧美等国家成熟市场的经验,这与我国新型银团贷款市场中的结论可能存在差异。而国内学者对银企关系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单个商业银行贷款上(邓超等,2010;何韧等,2012;尹志超等,2015)。
在不同分位水平下,银团贷款市场中的银企关系、贷款额度与借贷行为之间也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影响机制。Besley(2012)研究了抵押贷款市场中借款人的风险异质性,认为贷款额度越高,贷款利率也会越高,即利用OLS分析贷款额度、银企关系与借贷行为可能会低估贷款利率。因此,有必要引入分位数回归进一步对该问题进行分析。
银团贷款作为一种发展迅速的贷款形式,被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运用。在银团贷款形式快速发展的环境下,我国企业应如何把握银团贷款这一渠道?企业借款额度是否会对借贷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企业与银团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影响借贷行为?本文将结合我国企业银团贷款数据,利用OLS和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二、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及数据来源
从地理层面和借贷历史层面这两个视角对银企之间的关系进行定义。由于银团贷款中牵头行保留了银团贷款中较大贷款份额(Sufi,2007;Ivashina,2009),而且牵头行在借贷合同中具有决定性作用(Gadanecz,2004),因此,本文主要考虑银团中牵头行与企业之间的地理层面和借贷历史层面上的关系。根据Armstrong(2003)和Champagne&Kryzanowski(2007)关于牵头银行(Lead category)与参与银行(Participant category)的分类,在银团的构成上牵头银行包括牵头行(Lead)、管理行(Manager)、组织行(Arranger)、承销行(Un⁃derwriter)、高级牵头行(Senior lead)、主干事行(Mandated or senior arranger)、代理行(Agent)、账簿管理行(Bookrunner)、联席主承销行(Co-lead manager),参与银行包括参与行(Participant)、宣传及协调行(Publicity,Offshore booking and Global coordinator)。
反映地理层面上银团与借款企业之间关系的变量可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一个银团牵头行按照贷款额度加权得到外国银行的个数(foreign),另一种是银团牵头行按照贷款额度加权得到距离的替代变量(distance)。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银行获得企业风险暴露相关信息的难易程度,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距离越远,银行对企业风险评估的难度越大。
在借贷历史层面关系上,本文也选取了两个变量。第一个变量是借款企业是否第一次利用银团贷款,如果是第二次(或两次以上)利用银团形式贷款,可以视为存在历史关系型银团贷款(BST=1)。由于企业已经通过银团贷过款,那么再一次通过银团进行贷款时,新的银团可以根据该企业的历史银团贷款信息对该企业的风险进行评估(或者是纠正第一次贷款中对该企业的风险评估),进而重新决定银团贷款的价格和期限。第二个变量是借款企业是否第二次(或两次以上)从某一家银行组成的银团进行贷款(BSFB)。当新的银团中有一家牵头银行已经做过牵头行并有对该企业贷过款的历史,那么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其他相关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数据来源于汤姆斯路透LPC Dealscan,本文选用的样本为1988~2015年我国企业银团贷款融资的所有数据。由于样本存在部分缺失值,为了避免数据中信息的遗失,笔者采用多重填补(Multiple Imputation)对缺失值进行处理。
(二)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银团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贷款额度与借贷行为[贷款利率(spread)和贷款期限(maturity)]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来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建立的模型如(1)式和(2)式所示:
其中:relationship包括外国银行的个数(foreign)、距离的替代变量(distance)、企业在通过该笔银团贷款之前是否已经通过银团贷过款(BST)以及企业从特定银行组成的银团中第二次贷款(BSFB)。Zit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贷款合同信息、借款企业信息以及银团信息这三个方面。其中贷款合同信息方面包括贷款额度(loan_size)以及是否需要抵押物(secured_need)等;借款企业信息包括贷款目的(分为Deal_purpose1,…,Deal_purpose18,共18个虚拟变量)、企业所在地区(location1,…,location4)。银团层面的信息包括银团牵头行中上市银行的数量(bank_type)、牵头行家数(lead_number)和牵头行贷款额度占银团贷款的比重(lead_share)。
三、实证分析
(一)单变量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企业银团贷款平均利率高于LIBOR利率144.604个基点,银团贷款平均期限为3.920个月。在银团构成中,按照贷款额度加权得到牵头行中外国银行平均约占52.1%,这说明在我国企业银团贷款中超过一半以上的牵头行为外国银行。从BST和BSFB的数据来看,我国企业银团贷款中约有52.4%为再次通过银团贷款,而从特定银行为牵头行组成的银团贷款的比例约占34.2%。
进一步地,分析再次贷款是否会影响贷款利率和贷款期限。表3A列示了我国企业再次通过银团贷款与第一次银团贷款之间借贷行为的差异。结果表明,企业第一次通过银团贷款的利率要高于企业再次通过银团贷款的利率。而从贷款期限来看,企业第一次通过银团贷款的期限没有显著长于企业再次通过银团贷款的期限。表3B列示了我国企业再次从特定银行牵头的银团贷款与非该类企业借贷行为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企业再次从特定银行牵头的银团贷款获得的贷款利率要低于非再次贷款企业,而在贷款期限上没有显著的差异。
(二)贷款额度与借贷行为
为了研究企业贷款额度对其贷款利率和贷款期限的影响,利用分位点回归分析不同贷款额度分位数下贷款额度与借贷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与OLS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4A中(1)~(5)列分别表示在0.1、0.25、0.5、0.75和0.9分位水平下贷款额度对银团贷款利率的影响,表4A中第(6)列为OLS回归结果。首先,从第(6)列OLS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随着贷款额度的增加,银团贷款的利率将会提高。但是,表4A中第(1)列的结果显示,在0.1分位水平下,贷款额度与银团贷款利率之间并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这说明在贷款额度较低时,贷款额度与银团贷款利率之间没有显著的影响关系。在0.25、0.5、0.75和0.9分位水平下,随着贷款额度的增加,贷款额度对贷款利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4B中列出了贷款额度对银团贷款期限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通过OLS分析还是分位数回归,均可得到银团贷款期限会随着贷款额度的增加而延长的结论。
注意:本文表4~表8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代表p值小于0.01,∗∗代表p值小于0.05,∗代表p值小于0.1;限于篇幅,Deal_purpose1~Deal_purpose18的回归结果予以省略,如有需要可向笔者索取。
(三)企业银团关系与借贷行为
为了进一步研究银团中牵头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对借贷行为的影响,笔者对银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划分,分为地理层面的关系和借贷历史层面的关系。
1. 地理层面的关系。
(1)银团牵头行中外国银行所占比重是否会对借贷行为产生影响?
表5列出了银团牵头行中外国银行所占比重与中国企业之间银团借贷行为的关系。其中表5A显示了银团牵头行中外国银行所占比重与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表5B显示了银团牵头行中外国银行所占比重与贷款期限之间的关系。
在表5A第(6)列中,OLS回归结果显示:在均值水平下,银团牵头行中外国银行所占比重越大,企业通过银团贷款的利率就会越低。表5A第(1)、(5)列中显示,在0.1、0.9分位水平下,银团牵头行中外国银行所占比重没有给银团贷款利率带来显著影响。但是表5A(2)~(4)列中在0.25、0.5和0.75分位水平下,银团牵头行中外国银行所占比重会显著降低企业通过银团贷款的利率。
从表5B银团牵头行中外国银行所占比重与贷款期限之间关系的OLS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均值水平下,银团牵头行中外国银行所占比重会延长银团贷款期限。而通过分位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0.1分位水平下,银团牵头行中外国银行所占比重对银团贷款期限没有显著影响;在0.25~0.9分位水平下,银团牵头行中外国银行所占比重会延长银团贷款期限。
(2)银团中牵头行与贷款企业之间的距离会影响借贷行为吗?
表6A和6B分别为银团牵头行与企业之间的距离对我国企业银团贷款利率和期限影响的回归结果。表6A第(6)列中OLS回归结果显示:在均值水平下,银团牵头行与企业的距离对贷款利率没有显著影响。而从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在0.1、0.25、0.5和0.75分位水平下,银团牵头行与企业的距离对贷款利率也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在0.9分位水平下,银团牵头行与企业的距离会显著降低银团贷款利率。
在表6B第(6)列中的OLS回归结果显示:在均值水平下,银团牵头行与企业的距离会显著延长银团贷款期限。进一步地,从(1)~(5)列中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在0.1分位水平下,银团牵头行与企业的距离对银团贷款期限没有显著的影响;在0.25、0.5、0.75和0.9分位水平下,贷款银团牵头行与企业的距离会正向影响银团贷款期限。
2. 借贷历史层面的关系与借贷行为。
在银团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历史关系上,可将借贷历史分为:企业是否再次通过银团贷款、企业是否再次从某一特定银行牵头组成的银团贷款。表7为企业再次通过银团贷款对借贷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表8显示了企业再次从某一特定银行牵头组成的银团贷款对借贷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
(1)企业再次选择银团贷款会影响借贷行为吗?
表7A第(6)列的OLS回归结果表明,在均值水平下,企业再次通过银团贷款会降低银团贷款利率。同样,表7A中(1)~(5)列显示了在0.1、0.25、0.5、0.75和0.9分位水平下企业再次通过银团这一渠道融资时,将会获得更低的贷款利率。在贷款期限方面,企业再次通过银团贷款却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无论是OLS回归,还是分位数回归,均表明企业再次通过银团贷款并不会对银团贷款期限产生显著影响。
(2)企业再次从某一特定银行牵头的银团贷款是否会影响借贷行为?
表8A第(6)列OLS回归结果显示:在均值水平下,我国企业再次从某一特定银行牵头组成的银团贷款会降低企业的借贷利率。从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在0.1和0.25分位水平下,企业再次从某一特定牵头银行组成的银团贷款不会对贷款利率产生显著影响。而在0.5、0.75和0.9分位水平下,企业再次从某一特定银行牵头组成的银团贷款会显著降低贷款利率。
表8B第(6)列OLS回归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再次从某一特定银行牵头组成的银团贷款对贷款期限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在表8B(1)~(5)列中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在不同分位水平下,我国企业再次从某一特定银行牵头组成的银团贷款对贷款期限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四、进一步分析:企业特征与银团借贷行为
(一)金融类企业与非金融机构通过银团获得贷款是否存在异质化
本文进一步对企业进行分类,考虑了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在银团贷款中存在差异的可能性。
图2A显示了在不同分位水平下金融机构(实线)与非金融机构(圆圈)在银团贷款中贷款利率的异质性。可以看出,在不同分位水平下金融机构通过银团形式获得贷款的利率要低于非金融机构。图2B为不同分位水平下金融机构(实线)与非金融机构(圆圈)在银团贷款中贷款期限的异质性。
在图2B中,趋近于0以及1分位水平下,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通过银团获得贷款的期限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0.1~0.9分位水平下,非金融机构通过银团贷款获得的贷款期限往往更长。
(二)西部与中、东部地区企业通过银团获得贷款是否存在异质化
考虑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西部与东部以及中部地区企业通过银团形式获得贷款是否存在异质性。
图3A显示了在不同分位水平下,西部地区企业(实线)与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圆圈)在银团贷款中贷款利率的差异。可以看出,在不同分位水平下,西部地区企业通过银团获得贷款的利率均要高于非西部地区企业。
图3B为不同分位水平下,西部地区企业(实线)与非西部地区企业(圆圈)在银团贷款中贷款期限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在较低(<0.1)分位水平下,西部地区企业通过银团获得贷款的期限较长;而在0.75~0.9这一区间的分位水平下,西部地区企业获得银团贷款的期限较短。
五、稳健性检验
对比表7和表8中的结果可以发现,表7和表8中的结论存在共同的特征,即:企业通过银团再次融资,无论是通过先前合作过的银行还是没有合作过的银行,均会降低其贷款利率,但是对贷款额度没有显著的影响。那么,这里就出现了样本选择性偏误。企业再次从特定银行牵头组成的银团贷款是否会影响贷款行为的结果受到了企业再次选择银团贷款这一选择的影响。因此,这里参照Heckman(1979)的两步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其中,参与决策方程主要是企业再次选择通过银团贷款(BST)受到各个企业特征变量影响的方程,而回归方程是借贷行为受到各个自变量影响的方程。
Heckman两步法的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从表9可以看出:在剔除企业再次通过银团贷款这一选择问题对企业再次从特定行牵头组成的银团贷款产生的影响以后,表8回归结果中的结论仍然成立。也就是说,企业再次从特定银行牵头组成的银团贷款会降低其贷款利率,但对贷款期限没有显著的影响。
六、结论
本文利用1988~2015年银团贷款数据分析了银企关系、贷款额度对我国企业借贷行为的影响。与传统银团贷款中的分析有所不同的是,受到Besley(2012)研究的启发,本文考虑了贷款风险的异质性,利用分位数回归与OLS两种方法同时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较低分位水平(0.1分位点以下)下,贷款额度与银团贷款利率之间不存在显著影响关系;而在0.25、0.5、0.75和0.9分位水平下,随着贷款额度的增加,贷款额度会对贷款利率呈现出正向的影响,银团贷款期限均会随着贷款额度的增加而延长。
第二,在银企关系(包括地理层面和借贷历史层面)对贷款利率和贷款期限的影响上。首先,在地理层面上。在0.25~0.9分位水平下,银团牵头行中外国银行所占比重会降低企业通过银团贷款的贷款利率,同时会延长银团贷款期限。牵头行与银团企业之间的距离对银团贷款利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0.25、0.5、0.75和0.9分位水平下均会正向影响银团贷款期限。其次,在借贷历史上。企业通过银团再次融资,无论是通过先前合作过的银行还是没有合作过的银行,均会降低银团贷款利率,但是对贷款额度没有显著的影响。
第三,企业特征的不同在银团贷款中也存在差异。金融机构通过银团获得贷款的利率要低于非金融机构,但是贷款期限通常较短。西部地区企业通过银团获得贷款的利率均要高于非西部地区企业。
随着银团贷款的发展,银团贷款逐渐成为我国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面对国内融资难、融资贵的现状,我国企业可以通过建立长期的银团贷款关系来降低融资成本,利用贷款额度来调整银团贷款期限。但是,西部地区企业获得的贷款利率要高于非西部地区企业,这显然不利于解决“一带一路”走出去企业的融资问题。因此,对于“一带一路”走出去企业,通过银团贷款可能面临较高的融资成本,为了应对这类问题,建议政府提供必要的财政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