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自查评估制度

社会组织自查评估制度（共8篇）

社会组织自查评估制度 篇1

县委组织部语言文字工作评估自查材料 根据《自治县委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xx族自治县迎接国家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方案的通知》（恭政办„2010‟71号）要求，我部认真对照《xxx县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主要工作职责》及其实施的细则进行自查，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县委组织部作为县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认真履行成员单位的主要职责。工作中，坚持把推广普通话、使用规范字当作一项重要工作常抓不懈。特别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以来，认真学习了宣传贯彻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为了加强对语言文字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了语言文字工作领导小组，由一名副部长兼任组长，各股（室）主要负责人为成员，负责开展语言文字工作。同时，明确了一名联络员配合承担具体的组织协调工作，确保了此项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明确思路，突出重点

根据自身特点和工作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了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一是认真组织开展好语言文字工作，积极配合县语办普及推广普通话，不断提高用语用字规范化水平，协调相关单位积极配合做好普通话培训工作，与县人事局沟通调协，分批分类对公务员进行通话培训。二是营造良好的语言文字工作舆论氛围。首先要求各位组工干部在行文和公务活动时使用规范字和普通话，同时对本部的公文标签、公章等使用规范汉字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其次是认真履行在规范语言文字工作中的职责，充分发挥 1

带头表率作用，大力宣传国家语言文字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积极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让广大干部职工从自身做起，形成一个“讲普通话，用规范字”的良好氛围。

三、制度完善，措施有力

创造良好的语言文字环境、规范使用语言文字是对人事部门的基本要求。大力倡导、有效宣传、积极引导党政机关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我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制定了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工作制度和措施，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有力地促进了我部包括语言文字在内各项工作的开展。进一步规范了公文起草、审核、签发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特别是在近几年举办的科级领导干部、科级后备干部的培训和农村党员大培训中，我们将《普通话达标培训》作为培训的必修课程。同时，还注重组工干部个人着装、语言以及整体形象等方面的问题，不断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提高组织工作满意度。

四、发挥带头作用，营造良好氛围

我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认真开展语言文字工作。今年以来，我们进一步加大了语言文字工作宣传力度，在部机关设置了 “推广普通话，用好规范字”及“说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 等标识牌，努力营造开展语言工作的良好氛围。工作中，将普通话培训与语言文字规范化以及业务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不懈地开展各项活动，比如，部内举办“组工大讲坛”，要求每位组工干部结合业务，制作课件，上台讲一讲，在每周二的学习例会中，都要求每位组工干部用普通话积极发言。

五、加大督查力度，集中进行整改

今年以来，我部还还对汉语言文字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督促检查。通过组织学习、检查等方式对各股室进行了讲普通话、用规范字的学习教育活动。一是印发语言文字工作的相关文件和材料，认真组织学习；二是对名称牌、指示牌、标志牌、标语牌、公文的用字情况等进行规范，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严格把关，提高用字规范水平，促使了大家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不断规范用语用字。

通过对语言文字工作的自查整改，进一步推动了我部用语用字的规范化工作，我们将以本次自查评估为契机，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使我部语言文字工作水平再上新台阶。

社会组织自查评估制度 篇2

一、现行教育评估组织存在的问题

(一) 教育评估组织的独立法人地位不够

各地的“教育评估院”, 系由行政内部委托的方式改组而成, 并没有完全脱离政府部门隶属机构的圈子, 处于官方或者准官方的发展阶段。独立的法人地位, 一般意味着要引入自负盈亏的营利机制, 引入市场机制。从全国来看, 现行的教育评估组织在评估事务上呈行政分割的状态, 只负责本地区的教育评估, 不存在向外地扩大业务、发展市场的任何竞争性实践, 业务不会超越所处的行政区域, 跟各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同步设置, 在评估业务上实际形成了地区分割。如此种种加强了教育评估组织非独立法人地位的特点。

(二) 教育评估组织的技术后盾薄弱, 评估人员的社会代表性不足

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 教育评估组织应当拥有良好的因特网平台, 具有良好的处理、公布和维护信息的技术力量, 这样才能及时有效地向社会公布教育评估的数据, 加强教育评估的透明度。在目前的任何网站上, 社会公众和研究人员都难以方便获得各个学校上交的评估材料, 也难以获得评估专家对学校的具体评估意见。根据上一轮高教评估的情况, 评估人员基本由教务管理官员和教育学者组成, 教育评估俨然变成教育界自己的事情。考虑到学校的公共性质, 评估的社会代表性不足。

(三) 教育评估对象的范围小

教育评估研究和教育评估方案聚焦于少数学校, 范围假设为高校。事实上, 各地还进行了专科学校的教学评估, 少数地方的教育评估计划已经延伸至中等及其以下的教育, 如上海市教育评估院于2010年3月发布了《2010年上半年幼儿园等级网上评估材料申报通知》[3]。又如, 扬州市教育局的崔柏君和项复民两位同志, 共同撰文“刍议”建构“扬州市教育评估事务所”, 并提出不少体制运作构想[4]。目前就可以把教育评估及其研究扩展到研究生、中等、初等以及幼儿教育, 并进一步发展教育评估组织。

二、重构教育评估组织的制度创新之路:借鉴会计事务所有关的理念和机制

(一) 进行教育评估立法

跟教育评估组织相比, 会计事务所的活动具有更完善的从业法规, 具有更严格的职业标准和专业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在第四章规定了会计事务所的成立条件和法定职责,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每年主编的《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审计》, 是会计事务所工作准则的详细要求。审计的理念和准则, 以及会计事务所的内部工作机制等等, 可以为教育评估组织所借鉴。

教育评估立法使教育评估组织真正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以提供专业的、高效的服务。教育评估立法还可以从法律上拓展和明确教育评估组织的职责: (1) 接受政府或者学校的委托, 对学校进行定期或者非定期的评估, 不仅包括全面的综合性评估, 还包括对新设专业或者新开课程的资格评估和绩效评估, 以及其他专门项目的委托评估; (2) 根据委托对学校每年编制的教学基本状态的相关数据进行评估; (3) 代替政府有序地在因特网上公布教育评估结论及其相应的原始数据, 方便媒体和公众查询和阅读, 接受社会监督; (4) 接受学生和家长的择业择校咨询与教育法律法规咨询; (5) 接受委托, 评估学校提交的毕业率数据、就业率数据, 并负责毕业生跟踪调查。

(二) 明确教育评估组织的法律责任

在审计业务中, 代表会计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 如果不能发现或者故意忽略企业存在的风险, 导致其审计报告误导了企业的利害关系人, 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属的会计事务所不仅仅受到道德谴责, 还可能要为此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但在目前的教育评估中, 教育评估人员和评估组织不需要负法律责任, 甚至不需要实质地负担道德责任。现行的教育评估是以教育主管部门的名义进行的, 教育评估行动代表政府, 而不是代表评估人员, 也不是代表教育评估组织。教育评估的结论直接影响到学校、学生和家长的利益, 影响千家万户的择校行为。如果评估人员不需要负实质性责任, 难以避免评估走过场, 或者评估仅仅为学校管理层服务。教育评估组织应当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 能够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

(三) 研究确定教育评估人员的资格

会计事务所的主要成员是注册会计师。注册会计师资格的获得必须符合法定条件, 如通过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具有两年以上的审计工作经历等[5]。教育评估人员不一定要通过高标准的专业考试, 但政府可以探索某种形式的教育评估资格考试, 启动教育评估的专业化进程。教育评估人员起码应该熟悉教育法律, 熟悉调查取证的方法, 理解教育政策法规, 了解现时教育政策和相关的非教育法律。为避免“独立性威胁”, 教育评估组织的主要成员, 不应在负责范围内的学校或者教育主管部门中担任职务。提高教育评估组织的社会性, 可以避免教育界自己管理自己评估。

(四) 从市场的角度看待教育评估领域, 允许教育评估组织合法营利

会计事务所一般自负盈亏, 可以追求营利。重构教育评估组织必然要考虑这些组织的经费来源。教育评估组织的经费来源可以有若干途径:一是接受政府或者学校委托获得的报酬;二是政府依法定期提供的援助;三是接受团体或者个人赞助;四是利用跟教育评估相联系的网络平台适当从事广告活动获得收入;五是承担教育评估研究课题获得收入;六是接受择校择业、教育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咨询获得收入。全国学校众多, 让多家教育评估组织在既定的制度下进行一定程度的竞争, 可以长期保证这种组织以优越的专业、技术和效率, 公正地服务于社会、学生、家长、政府和学校, 保证教育评估的透明度和高效性。全国已经存在大量的教育服务组织和各种传媒网络公司, 政府可以通过公开招标和竞拍的方式, 重新确定教育评估组织的准入资格, 不宜采用行政指定的方式。

(五) 建立以民办民营的评估组织为主体的教育评估体系

发展教育评估组织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建立隶属于政府教育部门的评估机构;第二步是建立官办民营型和民办官助型共同组成的教育评估组织体系;第三步是建立民办民营型的教育评估组织体系。其中, 第三步的特征是:教育评估组织是自治的, 人事完全由自己依法决定, 经费主要由自己筹措, 在法律和职能运作上完全独立, 承担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评估事务。目前, 发展教育评估组织需要进入到第三步。一是为提高教育评估的公信力。中国教育以公有制为主体, 政府是绝大多数学校的办学主体。现行的教育评估由政府一手主持, 从而形成政府办学政府评估的机制, 公信力大打折扣。为提高公信力, 教育评估可以由民办组织依法独立主持和开展。二是为方便社会监督。集权制的行政体制, 总体上使教育主管部门及其相关机构不容易受到公众和社会监督。比较而言, 没有公共权力的民办组织应当更加容易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公开讨论与监督。政府要做的是, 维护教育评估组织的独立性、专业性和公开性。

诚然, 企业和学校两种组织必然有所不同, 但这不能否定会计事务所的有关制度对重构教育评估组织的借鉴意义。借鉴难免照抄照搬, 但不是生搬硬套, 而是在鉴赏、全面深入研究会计事务所相关制度的基础上, 采纳实用的理念和规则, 避免划地为牢的重复研究, 加快教育评估组织的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冀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基本要点[J].高等教育研究, 1994, (1) .

[2]杨晓江.关于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界定[J].江苏高教, 1998, (5) .

[3]上海市教育评估院.2010年上半年幼儿园等级网上评估材料申报通知[EB/OL].http://portal.seei.edu.sh.cn/seei.homepage/Detail.aspx?AppID=1&InfoGuid=42c70421-3f94-4dff-949a-a12f4ddb5a99&CategoryID=ab769483-0232-44f3-9bed-c940084e1e7c.

[4]崔柏君, 项复民.刍议构建我市教育评估中介机构[EB/OL].http://www.ec.js.edu.cn/newsfiles/151/2007-12/7576.shtml.

社会组织自查评估制度 篇3

中国农学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百年老会。近年来，在中国科协和农业部领导下，农学会紧密团结和依靠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秉承“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办会宗旨，按照“三服务一加强”的工作定位，认真贯彻科教兴农和人才强农战略，大力开展学术交流、科学普及、研究咨询、人才与科技评价、国际交流、教育培训等工作，为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自2009年以来，中国农学会先后获得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等授予的“全国先进社会组织”、“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全国科协系统先进集体”、“《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纲要》实施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此次评估获得5A等级，对于进一步促进学会规范、健康、有序发展，增强学会社会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由民政部组织，学术类社团组织于2011年第一次参加评审。中国农学会2011年4月向民政部申报参加评估，经民政部组织的专家组现场考察、集中评审、网上公示等程序，被评为5A等级。据了解，此次参加评估的全国性学术类社团组织中，共有126家获得评级，其中99家获得3A以上等级，仅有3家获得5A等级。在所有参评的全国性学术类社团中，农学会综合排名第一。

社会组织评估承诺书 篇4

社会组织评估承诺书

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

我单位根据江苏省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省属社会组织评估工作方案》要求，参加此次社会组织评估。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严格遵守社会团体评估的各项要求、规则和纪律；

二、按期完成本单位的自评，并积极配合评估小组的实地考察工作；

三、填报的本单位基本情况、评价调查表、社会组织自评表及所提供的材料全面、真实、准确无误。

特此承诺！

社会组织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

社会组织自查评估制度 篇5

一、主要做法

1.成立自查领导小组。本局及时召开了班子成员专题会议，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的自查清理领导小组。

2.迅速传达。局党组高度重视此次清理自查工作，会议专题传达学习文件精神，进一步提高党员领导干部对清理整顿工作的思想认识，增强责任感，会议对如何做好清理自查工作做了具体部署安排。

3. 认真开展自查自纠。会后，局机关领导班子及各科室对照文件分别开展自查，自查清理结果报办公室汇总备案。

二、自查基本情况

社会组织自查评估制度 篇6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社会组织评估工作，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社会组织是指经南通市各级人民政府民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社会组织评估，是指社会组织评估机构依照规范的方法和程序，根据统一的社会组织评估指标体系，对社会组织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和评判，并作出评估等级结论。

第四条 社会组织评估工作，遵循政府指导、社会参与、独立运作的指导思想，坚持分级管理、分类评定、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五条 社会组织评估不收取评估费用，所需经费由社会组织管理工作专项经费列支。

第二章 评估对象和内容

第六条 参加评估的社会组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注册登记满一个；

（二）没有参加过社会组织评估或上一次评估等级满2年以上的。

第七条 社会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估机构不予评估：

（一）上未参加检查的；

（二）上检查不合格或者连续2年基本合格；

（三）上受到有关政府部门行政处罚或行政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

（四）正在被有关政府部门立案调查的；

（五）其他不符合评估条件的。

第八条 社会组织按照组织类型，实施分类评估。社会团体实行综合评估，评估指标内容包括基础条件、组织建设、工作绩效和社会评价。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规范化建设评估，评估指标内容包括基础条件、内部治理、诚信建设、组织建设、业务活动和社会评价。

第三章 组织机构和职责

第九条 各级民政部门按照登记管理权限，负责本级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的领导，并对下级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给予指导。

第十条 各级民政部门设立相应的社会组织评估（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评估委员会）和社会组织评估复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复核委员会），并负责对本级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评估委员会根据民政部门的委托，负责社会组织评估工作。其主要职责：

（一）对初评结论进行审核；

（二）进行终评，作出终评结论；

（三）公示评估结果；

（四）负责将评估结论和公示结果报送民政部门确认。第十二条 评估委员会由5至11名委员组成，设主任1名、副主任若干名。委员由有关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社会组织推荐，民政部门聘任，聘任期5年。

第十三条 评估委员会委员（专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熟悉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坚持原则，公正廉洁，忠于职守；

（三）精通业务，在所从事的领域内有较高声誉。第十四条 评估委员会会议须有2/3以上委员出席方可召开，对初评结论进行审核、终评，终评表决采取记名投票方式，每位委员1票，设同意票和反对票，不得弃权，终评结果以超过全体委员半数以上为准。每位委员须在表决结果文件上签名确认。

第十五条 复核委员会由5名以上委员组成，由民政部门聘任，聘任期5年。负责社会组织评估的复核工作以及对举报、退出评估的裁定。第十六条 评估委员会可下设办公室或委托社会机构（以下统称为“评估办公室”），负责评估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和评估的组织工作。办公室设在本级登记管理机关。其主要职责：

（一）制定工作计划、评估程序和实施方案；

（二）负责社会组织评估专家的聘请和管理，组建评估专家组；

（三）受理社会组织的评估申请，并对其参评资格进行审核；

（四）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实地考察和初评，并将初评结果报评估委员会；

（五）受理回避申请、复核申请和举报；

（六）负责社会组织评估等级的管理；

（七）负责社会组织评估的信息咨询服务和交流。第十七条 评估委员会委员、复核委员会委员和评估专家在评估工作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致使评估结果有失公正的，由本级民政部门取消其委员或者专家资格，并予以通报。

第四章 评估方法和程序

第十八条 社会组织评估采取自检自评、资格审查、专家评判、抽样检查、考察初评和审核终评的方法。

第十九条 社会组织评估工作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发布评估通知或公告；

（二）参加评估的社会组织自检自评，并在规定时间提交参评申请和相关材料；

（三）审核参评社会组织的参评资格。符合评估条件的列入评估范围，并向不符合评估条件的社会组织发出不予受理的通知；

（四）组织专家进行实地考察和初评，并将初评结果报评估委员会；

（五）审核初评结论，进行终评，确定评估等级；

（六）公示评估结果（公示期为7天），并向参加评估的社会组织发送评估等级通知书；

（七）民政部门根据评估委员会的评估结论和公示结果，发布社会组织评估等级公告，授予评估等级，并向获得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颁发证书和牌匾。

第二十条 县（市、区）民政局可评定3A（含3A）以下评估等级，并将评定的3A等级的社会组织名单报市民政局备案。负责4A等级以上的初评和上报工作。

市民政局可评定4A（含4A）以下评估等级，并将评定的4A等级的社会组织名单报省民政厅备案。负责5A等级的初评和上报工作。

第二十一条 评估期间，评估专家有权要求参加评估的社会组织提供必要的文件和证明材料。参加评估的社会组织应予以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第二十二条 评估工作中，评估委员会委员、复核委员会委员和评估专家应严格遵照社会组织评估指标和评估程序，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估，不得随意简化评审流程。在评估等级结果公布前，不得对外泄露评估结果。

评估委员会委员、复核委员会委员和评估专家应对所知悉的社会组织情况和评审情况保密，未经许可不得对外披露。

第五章 回避与复核

第二十三条 评估委员会委员、复核委员会委员和评估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参评社会组织也有权向评估办公室提出回避申请，评估办公室应当及时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

（一）与参评社会组织有利害关系的；

（二）曾在参评社会组织任职，离职不满2年的；

（三）可能影响评估结果公正的。

第二十四条 参评社会组织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公示期内向评估办公室提出书面复核申请。

第二十五条 评估办公室对社会组织的复核申请和原始证明材料审核认定后，报复核委员会进行复核。第二十六条 复核委员会应充分听取评估专家代表的初评情况介绍和申请复核社会组织的陈述，确认复核材料，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复核结果以超过全体委员半数以上委员的意见为准。

第二十七条 复核委员会的复核决定，应于作出决定的15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复核的社会组织。

第二十八条 评估办公室受理举报后，应进行认真核实，对情况属实的作出处理意见，报复核委员会裁定。裁定结果应及时告知举报人，并通知有关社会组织。

第二十九条 评估等级结果公示期间，社会组织要求退出评估的，原则上不予受理。对无正当理由，执意要求退出的，经复核委员会裁定后，在媒体上发布撤销其评估等级公告，该社会组织3年内不得参加社会组织评估。

第六章 评估等级管理

第三十条 社会组织评估结果分为5个等级，由高至低依次为5A级（AAAAA）、4A级（AAAA）、3A级（AAA）、2A级（AA）、1A级（A）。

第三十一条 获得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在开展对外活动和宣传时，可以将评估等级证书作为信誉证明出示；评估等级牌匾应当悬挂在服务场所或办公场所的明显位臵，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评估等级证书和牌匾的式样由民政部统一制定，评估等级证书和牌匾由省民政厅统一制作。

第三十二条 社会组织评估等级有效期为3年。在有效期内，获得3A以上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可以依照有关规定获得奖励，可以优先接受政府职能转移、购买服务，可以优先享受政府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等有关政策以及获得评优评先资格。4A以上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在检查时，民政部门可以简化检查程序。

第三十三条 评估等级有效期满前1年，社会组织可以申请重新评估。社会组织评估等级有效期满后不申请评估，或符合参评条件未参加评估的，定为无评估等级。

第三十四条 评估等级证书（牌匾）损毁或遗失的，社会组织可向评估办公室申请换发或补发；评估等级证书或牌匾制作费用由社会组织承担。

第三十五条 社会组织评估等级实行指定复检和随机抽查的跟踪评估动态管理机制。在评估等级有效期内，评估办公室可对社会组织的基础条件、组织建设和业务活动等情况，进行重点或全面检查。

第三十六条 获得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作出降低或取消评估等级的处理：

（一）涂改、伪造、出租、出借社会组织评估等级证书或等级牌匾的，降低一个评估等级。造成严重后果的，取消评估等级；

（二）获得3A以上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上检查不合格的，降低至2A以下评估等级。获得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上未参加检查或连续2年检查不合格的，取消评估等级；

（三）跟踪评估检查未达到被授予评估等级要求的，依据社会组织评估指标，降低评估等级；

（四）受相关政府部门警告、罚款或没收非法财物行政处罚的，降低评估等级；受相关政府部门限期停止活动6个月以上和撤销登记行政处罚的，取消评估等级；

（五）评估中提供虚假情况和资料，或者与评估人员串通作弊，致使评估结果失实的，取消评估等级；

（六）社会组织依法终止活动或注销登记的，取消评估等级；

（七）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视情节轻重进行处理。第三十七条 被降低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在2年内不得提出评估申请，被取消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在3年内不得提出评估申请。有关部门应取消其优先接受政府职能转移、享受政府购买服务、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非营利组织免税、简化检查程序和获得评优评先资格。

第三十八条 民政部门应以书面形式将降低或取消评估等级的决定，通知被处理的社会组织和相关政府部门，并向社会公告。第三十九条 被取消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须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将原评估等级证书、牌匾退回民政部门；被降低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须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将评估等级证书、牌匾退回民政部门，换发相应的评估等级证书、牌匾。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条 全市社会组织评估指标、评分细则、评估申报书等，由市民政局统一制定。

第四十一条 各地民政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社会组织自查评估制度 篇7

一、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历程

中国社会救助制度从建国初形成的社会救济制度发展而来, 60年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社会救济阶段、改革发展阶段和建制完善阶段。

1. 传统社会救济阶段 (1949-1977年)

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除了建国初期的多项分类救济措施外, 主要是针对特殊群体的救济, 救济与民政福利混合, 形成中国特有的救助性社会福利制度。

建国之初, 全国失业的工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约有400余万, 占当时城镇社会劳动力的26%以上, 失业率创历史记录。还有不少工人处于半失业状况, 更有大量的难民、灾民和无依无靠的孤老残幼流浪街头。另外, 中国遭受了遍及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域16省区的特大洪水灾害, 成灾人口达4550多万人。全国急需救济的群众总计在5000万人以上, 超过当时总人口的10%。【1】面对严峻形势, 1949年11月内务部提出“不许饿死人”的口号和“节约救灾, 生产自救, 群众互助, 以工代赈”的方针。同年12月, 政务院发出《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 内务部发出《关于加强生产自救劝告灾民不往外逃并分配救济粮的指示》。【2】1950年2月成立中央救灾委员会, 4月成立中国人民救济总会, 在全国开展社会救济工作。在城市, 针对大量难民、灾民、无业人员等贫困人员, 党和政府在当时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大量粮食和经费, 从保障基本生活的要求出发, 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 对不同类型的人员给予不同的救济:对无依无靠的孤老病残人员, 给予经常性的救济;对患病无力就医的, 给予医药费救济;对生活困难的失业工人或知识分子, 在就业前给予临时救济;对自谋生活出路, 从事生产经营有困难的, 给予生产资金补助等等。在农村, 贫困农民经过土改分得了田地, 大多数人解决了生活困难问题。针对受灾农民, 采取发放救济款、组织群众互助互济以及减免农业税和公粮等多种措施进行救济。建国初期社会救济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

50年代中期以后, 中国进入全面建设时期。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城市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在国营或集体单位就业, 享受吃、住、医等多方面的职工福利待遇, 形成了就业与保障一体化的单位保障制度。农村人民公社建立后, 农民的生老病死主要由集体经济负责, 即使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也可通过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获得集体经济的保障。根据1956年《高级农村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各地对无依无靠无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残疾人和孤儿, 则由集体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 (保教) ”的“五保”供养制度。从此, 中国形成了国家保障与单位 (农村社队) 保障相结合, 以单位 (农村社队) 保障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救济相应的主要突出了对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没有法定义务赡养人或扶养人、抚养人的特殊社会成员的救济。由于社会救济对象仅限于城市单位和农村集体保障之外的特殊边缘群体, 与民政福利混合, 形成了特殊的救助性福利制度, 其重要性无从谈起。

2. 改革发展阶段 (1978-1998年)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中国的城乡贫困问题逐渐突显。而主要面向“三无”人员等特殊群体的传统社会救济制度无法应对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贫困问题, 因此改革传统社会救济制度, 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救助制度成为必然。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从解决农村贫困开始, 逐渐发展到城市新贫困问题的解决。

1978年以前, 中国是一个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国家, 但当时的贫困现象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以1978年为例, 当时全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达2.5亿, 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为31%【3】。农村社会救助工作在继续发展灾害救济和“五保”供养的基础上, 重点进行农村扶贫。中国的扶贫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 (1978-1985年) 。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人民公社的集体耕作制度, 重建农产品的市场体系, 促使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第二阶段是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阶段 (1986-1993年) 。国务院成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将救济式扶贫转变为开发式扶贫, 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 缓解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第三阶段扶贫攻坚阶段 (1994-2000年)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集中人力、物力、财力, 动员社会各界力量, 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 到2000年底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经过扶贫开发, 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3000万, 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下降到3%左右。【4】

城市的贫困问题长期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 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高就业、高福利、低工资体制。但是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国有企业的改革, 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 一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对严重下降, 再加上农村流入城市的低收入群体, 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在临时救济和定期定量救济的基础上, 各地开始探索适合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救助制度。1993年6月上海市率先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开始了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探索。随后民政部肯定了上海的经验, 部署在东部沿海进行试点, 并号召将这项制度推向全国。1997年9月《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发布, 要求1999年底全国所有城市和县政府所在地的镇都要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低保制度转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决策, 成为解决城市贫困人口生活问题的基本制度安排。

3. 建制完善阶段 (1999年以来)

社会救助制度在发展中形成了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和基础, 以灾害、医疗、教育、住房等专项救助制度为补充和保证的社会救助体系。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1999年9月, 国务院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条例》的颁布实施, 标志着城市低保工作正式走上法制化轨道, 对贫困人口的救助成为各级政府的法定责任, 促进了低保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截至2008年底,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2334.6万人, 保障户数1111.1万户, 低保平均标准每人每月205.3元, 人均支出水平每人每月141元, 年累计支出385.2亿元【5】, 有效保障了城市困难居民的基本生活。与此同时, 农村经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后剩余的贫困人口主要是老弱病残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 急需低保制度的保障。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低保制度就开始了试点, 但是长期以来各地发展严重不平衡, 有的甚至有名无实。直到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重申“有条件的地方, 要探索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农村低保制度重新得到重视。2006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7年7月《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发布, 标志着农村低保制度作为解决农村贫困居民基本生活问题的制度安排, 由试点地区扩展到全国, 进入全面发展完善阶段。截至2008年底,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4284.3万人, 保障户数1966.5万户, 低保平均标准每人每月82.3元, 人均支出水平每人每月49元, 年累计支出222.3亿元【6】。

专项救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灾害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依法向因遭受自然灾害袭击而造成生活贫困的社会成员提供一定的物质帮助, 以保证其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帮助灾民确立自行生存能力的社会救助项目【7】。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自然灾害发生频繁, 特别是近年来的洪水灾害、冰冻灾害和地震灾害, 给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的困难。民政部相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民政部应对自然灾害工作规程》《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灾害救助工作日益完善, 较有效的解决了灾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医疗、教育、住房救助制度发展之初是作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配套措施实施的,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民生问题的关注, 专项救助制度的独立发展已经成为趋势。

二、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理念的转变

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 中国社会救助在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 救助理念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面对特殊群体的恩赐性、强调生存救助的效率观逐渐向面对全体居民的以人为本、强调权利的公平观转变。

1. 从强调恩赐转向权利保障

社会救助是政府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是每个公民应获得的帮助和应享有的权利。但是长期以来, 在中国社会救助的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 “恩赐”观念影响深远。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扶危济困的传统, 如古代以扶老携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为精神实质的互助共济【8】, 历代封建帝王及官府的灾荒救济, 近代以来教会和商人的慈善救助等。这些救济措施虽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多是临时性、施舍性和随意性的慈善救助, 带有强烈的恩赐思想。施救者出于积德行善, 受益者讲究“知恩图报”, 从而形成社会救助主体与救助对象的不平等地位, 救助主体实施救助是一种施舍、恩赐, 救助对象接受救助则应该感恩戴德。这种观念被社会普遍认同并长期影响着社会救助的实施。例如计划经济以来的一些临时性、象征性的救济措施常常用来“体现党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9】;而改革开放后面对贫困群体, 社会和有关组织还会通过献爱心、领导走访慰问的形式给予临时救助。民政部门从事社会救助工作的管理人员也受到“恩赐”观念的影响, 带有道德歧视, 长期缺乏对民政救助对象的尊重和关心。随着民主法制的发展, 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权利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 而社会救助对象的民主和法制意识普遍加强, 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也在增强。中国的社会救助逐渐由“恩赐”理念转向对贫困人口的权利保障, 这不仅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45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法律法规中, 还体现在具体制度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 从基本生存权出发给予了贫困人口基本的权利保障, 获得社会救助已经成为每个公民应得的权利, 政府有责任更有义务为贫困人群设立制度保障。

2. 从特殊主义转向普遍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 (草案) 》征求意见稿第五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按照本法享有申请和获得社会救助的权利。可见社会救助是普遍面向所有中国公民, 任何公民都具有申请和获得社会救助的权利, 但是中国社会救助从特殊主义转变到普遍主义却经历了长期的过程。从贫困产生的原因来看, 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贫困观:一种是个体主义贫困观, 认为贫困是由个人自己的原因造成的, 主要在于个人的素质低, 表现为“愚”、“懒”、“保守”等;另一种是社会贫困观, 认为贫困主要不是由个人造成, 而是社会原因造成的。马克思主义的贫困观认为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决定着不同的人群成为贫困人口【10】。个体主义贫困观长期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救助, 表现在社会救助的实施过程中长期采取的是“剩余模式”, 只是针对“三无”人员或特殊对象, 救助标准极低, 范围狭窄。即使20世纪90年代下岗职工大量出现的时候, 政府也不是按照社会成员的实际困难程度进行救助, 而是划分若干群体, 区分不同对象采取临时性救助措施, 仅解决单位保障之外的剩余人员。而城市低保制度建立之初, 许多地方在确定低保对象时, 还将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员排除在外, 反映出典型的特殊主义倾向。随着低保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贫困的社会原因才逐步得到承认和重视。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是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 政府有责任面向全体公民实施普遍的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从而由特殊主义转向普遍主义, 保障对象不再仅限于没有劳动能力的“三无”人员, 而是普遍的面向所有低收入家庭进行保障。

3. 从强调效率转向社会公平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保障领域的两个基本理论范畴, 不同学者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不同的观点。实际上, 公平与效率都是社会保障追求的目标, 但是具体到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分析。社会救助制度作为一种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 应该从民生的角度考虑问题, 社会公平是其应有之义, 因此在公平与效率的选择上往往倾向于公平优先。但是纵观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 首先重视和解决的是效率问题。计划经济条件下大部分居民的生活问题得到城镇单位和农村集体经济的保障, 社会救助制度解决的仅仅是“三无”人员和特殊对象, 起到的是拾遗补缺的功能, 发挥的是社会控制的作用, 无所谓公平或效率。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最初原因却是为了解决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贫困问题, 保证经济发展的效率, 并不是从公平的角度出发给予贫困人员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之初, 农村首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下, 1978年国家实施了针对农村贫困居民的扶贫政策, 通过扶贫主要解决的是农村较低的生产率, 通过经济的发展解决贫困问题。而作为社会救助体系核心和基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是为解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造成的社会问题才出现的, 可以看作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 保障对象除了“三无”人员外, 主要的是下岗失业人员, 在解决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只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市场经济失灵造成的社会问题普遍引起关注, 社会救助制度逐渐从为经济发展服务, 转向真正为贫困人口服务, 从强调效率转向更加关注社会公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从城市扩展到农村, 覆盖所有社会成员,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制度保障。

4. 从强调生存转向可持续发展

消除贫困, 实现救助对象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救助的根本目标。虽然贫困的显著表现是收入的缺乏, 消除贫困的政策也主要体现为各种形式的现金收入再分配, 但是仅仅保障救助对象的生存, 只能维持他们的生存现状, 不能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中国社会救助长期以来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 主要任务就是分配救助款物, 维持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 一旦款物分配完毕, 救助过程也即结束。社会救助工作的重心成为以物为本, 把争取上级的救助资金作为一项中心工作, 没有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真正关心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社会救助的救助标准长期偏低, 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社会救助对象只能维持低水平基本生存, 脱贫后返贫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不仅仅是贫困人口收入低的问题, 贫困是基本能力的一种严重丧失【11】。因此, 社会救助就需要区别收入贫困和能力贫困的差异, 将社会救助的目标从克服收入贫困上升到消除能力贫困, 救助与发展相结合, 提升救助对象的社会参与能力, 协助他们自立、自强。随着低保制度和教育、医疗、住房等专项救助制度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日益被社会接受和重视。低保制度已经建立了随物价上涨不断调整的制度, 并在保障低保对象基本生存的同时, 开始关注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对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提供就业培训和指导, 促使其积极就业。针对因病致贫、因教育致贫的家庭实施相应的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专项救助措施, 目的在于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 增强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帮助其实现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

三、社会救助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社会救助制度从计划经济时期面向特殊群体的“剩余模式”发展到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权利保障制度, 救助理念发生了转变, 制度体系不断发展完善, 有效保障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但是中国仍然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 社会救助制度还需要适应经济、社会制度转型的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

1. 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中国社会救助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低保制度的发展水平不仅关系到广大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和社会稳定, 而且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救助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程度。城镇低保制度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颁布为契机, 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农村低保制度也于2007年进入全面发展完善阶段, 制度在全国普遍建立。虽然城乡低保制度已经在全国普遍建立, 但是由于发展的时间不长, 经验不多, 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工作中, 都有不少实际问题和薄弱环节, 需要认真研究、积极解决。第一, 建立和完善城乡低保水平与物价变动挂钩的动态补贴机制。虽然低保制度已经考虑到与物价上涨的关系, 但是低保水平的上涨主要是临时的行政措施, 没有形成动态的机制, 因此要建立和完善动态补贴机制, 让低保对象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第二, 合理确定城乡低保标准和低保补助标准。低保标准要处理好与最低工资标准、失业保险金标准的关系, 积极促进就业;补助标准则应适合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救助对象, 实现低保制度动态管理。第三, 正确处理低保制度与低保边缘群体的救助问题。低保边缘群体与低保制度相伴而生, 其家庭人均纯收入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线, 不能被低保制度覆盖, 从而遭遇生活困境而无力摆脱。低保边缘群体救助需求的累积直接造成低保制度的不堪重负, 解决低保边缘群体的社会救助问题, 减轻低保制度的压力, 是低保制度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2. 发展专项救助制度

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灾害救助等专项救助制度是中国社会救助体系的补充和保证。各专项救助制度的发展不仅直接有利于社会救助体系的完善, 而且有利于城乡低保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但是各专项救助制度刚刚建立, 还处于起步阶段, 需要进一步发展。第一, 促进各专项救助制度的发展。除灾害救助制度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法律法规, 救助工作能够独立开展并日益发展成熟外, 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主要是作为低保制度的配套措施发展起来的。从各地的实践来看, 这些专项救助制度的实施主要依托低保制度, 虽然为救助工作提供了方便, 但是救助对象主要是低保对象, 救助范围狭窄。低保对象不一定需要专项救助, 非低保对象可能更需要专项救助, 而专项救助制度与低保制度的捆绑实施, 不仅阻碍了专项救助制度的独立发展, 而且提高了低保制度的含金量, 增加了低保制度的压力。因此, 实现专项救助制度的独立发展, 面向所有需要救助的低收入群体是专项救助制度发展的应有之义。第二, 正确处理专项救助制度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关系。低保制度与专项救助制度的功能是不同的, 低保制度主要解决的是基本生活需要, 而专项救助制度解决的则是低收入人口的特殊需要。因此, 专项救助制度不仅涵盖低保对象, 更是面向所有的低收入人群。当然专项救助制度可以实现与低保制度的有效衔接, 特别是救助信息资源的共享。通过专项救助解决非低保对象如低保边缘群体的特殊需要, 减轻低保制度的压力, 有效实现低保制度的动态管理。

3. 探索建立一体化社会救助体系

一体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是中国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要求, 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体现。但是如何探索建立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社会救助体系, 需要从多方面研究和设计。考虑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救助制度的现实, 首先需要考虑两方面问题:第一, 城乡社会救助一体化。社会救助权利是每个中国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获得社会救助不应该以身份、民族、性别、地域等因素为障碍。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 中国社会救助制度长期存在的特殊主义倾向和为经济效率服务的观念, 城乡社会救助发展不平衡, 农村居民的社会救助权利被长期忽视和剥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因此, 如何实现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的衔接和融合, 实现城乡一体化是目前研究和解决的重点问题。第二, 一体化的救助体系建设。社会救助是国家和社会共同奋斗并协调推进的社会系统性工程【12】, 在实现了低保制度与各专项救助制度的有效衔接和资源共享的条件下, 如何加强社会救助的体系建设则需要给予关注。虽然社会救助主要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 但是社会力量并不是无所作为。引导政府救助为主, 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救助, 充分发挥其他社会组织如社会团体、民间组织、非盈利性机构和慈善机构在各自领域和空间的救助作用, 共同促进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 是一体化社会救助体系发展的必然选择。

社会组织自查评估制度 篇8

[关键词]村民周周会；基层民主；运行机制；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11-0044-03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将社会管理与民生并列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工作成为基层政府和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如何实现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行政性到服务性的转变，成为基层组织进行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的重点和难点。上海市马桥镇金星村的“村民周周会”正是在探索干群、党群关系的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在干部与群众、群众与群众之间搭建起了有效沟通的平台和上通下达的信息渠道。

一、研究方法及个案介绍

（一）研究方法。本课题研究主要采用个案研究方法，通过实地考察、参与式观察以及在此过程中与村干部、村民进行深入访谈，辅之以文献研究法，研读并参考金星村开展基层民主建设的相关文件，厘清“村民周周会”的运转模式和实际效应，并在观察中发现亮点、总结经验、提炼模式。

（二）个案介绍。金星村是一个进行过大动迁、大开放的村庄，外来人口远远超过本地人口，形成明显的“人口倒挂”现象，村中居住的村民大多是老年人。村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借助原来老年大学远程教育资源开发并形成了“村民周周会”的民主实践模式。开始于2004年的老年大学远程教育收视班，因为地点设置等一些问题到了2007年时基本办不下去，于是村里决定将收视班放在村民家的“客堂间”，根据距离远近设置了四个收视点，这样村民便可以就近参加活动，参加的人数逐渐回流。人员回流之后，村两委班子逐渐将党的政策宣传和村情镇情的通报与收视活动整合起来，每次利用收视前15分钟，由村委干部开展政策宣传和村情汇报，收视点被打造成为一个村民意见、建议的“吸纳器”，和进行沟通民意的平台，于是，“村民周周会”的雏形形成。到2010年，金星村远程教育收视点被镇社区学校推广为大众理论化教育平台，远教收视活动进一步规范化，远教收视的功能得到不断提升，村“两委”越发清晰地意识到，平台功能的拓展为党的群众工作增添了动力和活力，2011年，远教收视平台正式转型为“村民周周会”。

二、“村民周周会”的实践探索

（一）整合村委各条线力量，高效统筹资源，聚力全局工作。通过整合村委各条线的力量，实现综合办公，一条线服务，能够高效统筹资源，充分利用人财物，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使村民免除分别应对的麻烦，为村民提供复合高质的服务，凝聚各方力量，聚力全局工作。“村民周周会” 将金星村党、政、妇、卫、治等各条线工作合理编排聚合一致，以集体的力量深入群众之中，了解群众、帮助群众、服务群众，以集体之力解决村民面对的各种问题，避免重复性工作，形成了凝聚各方力量，聚焦村民服务的工作模式。

（二）规范活动流程，合理编排活动程序，提升常态化运行机制。“村民周周会”从一开始就做到了活动程序的完备规范，从会前准备到开会过程以及会后反馈，每一个步骤都得到扎扎实实的履行。会前准备工作：由两委班子制定“周周会轮值表”，将各条线干部分别安排到每个收视点做“辅导员”。与此同时，每次上课前各村民组长会事先拿到“金星村各条线干部村民周周会轮值安排表”，然后再由村民组长就近告知、宣传，让村民事先有准备，到时提什么意见、问哪方面的问题做到心里有底。活动开展过程：每周二上午8：30之前，村民自带座椅、茶水等来到“会场”，由村民组长主持。活动开始的前15分钟，轮值的村干部进行读报、读书、政策宣传等活动，同时村干部还需要把上一周收集到的问题作现场回复和反馈；随后，村干部听取本周村民对村里各大小事情的意见和建议，做好民意的记录、收集工作。会后反馈工作：会议结束后、村委建立办理结果公示制，采取“村民周周会”入组回访或书面答复的形式，对反映问题的群众进行当面答复，并征询群众对处理结果的满意程度，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三）完善制度安排，加强“村民周周会”规范化建设，实现基层民主纵深发展。只有制度明确，程序完备，渠道畅通，才能保证村民各项权利的实现。“村民周周会”有一套相对规范的制度，对参与双方分别有相关的制度规约。制度的规约对村干部们形成了一道隐形的“警戒线”，时时刻刻提醒他们以村民利益为重，以服务村民为己任；对村民而言，虽然不是强制性参与“村民周周会”，但是规范的组织，严谨的规章安排，容易使村民产生组织归属感。“村民周周会”逐步形成了一套农村基层民主实践的工作制度：切入重点“问事”，广开言路“说事”，集中民智“议事”，沉下心来“办事”，组织群众“评事”。由于“村民周周会”循环的周期短，群众的突发事、急难事、特殊事可随有随说、即说即办，村干部也把政策讲给群众，把“家底”亮给群众。在解决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时，则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共同讨论，办理情况每月在党务公开栏进行公示，最大限度地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四）立足人性化的组织形式，方便村民参与，和谐干群关系，转变干部作风。“村民周周会”的组织安排也有着其自身特点，首先是时间固定。使“村民周周会”能够以常态化活动形式固定下来，使每个参加的学员能够形成按时参加活动的意识。“周周会”仿照学校安排寒暑假期，这样设置的目的主要是让学员对参加活动保持一定的“饥饿感”，让他们有收获也有期待，同时也为村委及时总结前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和为下一阶段的工作做好充足的准备。其次是地点灵活。“周周会”开展的地点放在村民家里的“客堂间”，这样一方面解决了距离的问题，附近的村民过来参加比较方便。第三是现场感强。村民与村干部之间，以及村民之间以聊天方式的沟通使得现场气氛温馨融洽，能够将问题摆在台面上讲，不会因为正式会议的严肃氛围而不敢说话，有所顾忌。“村民周周会”中的“辅导员”在活动开展过程中以其自身的个人魅力，深深的感染了参与的村民，参加者能够充分信任轮值的干部。每次活动都能在干群和谐的氛围中活泼之中不失严肃，轻松之中不缺认真。

三、“村民周周会”的制度创新

（一）干群议政的政务平台。“村民周周会”实行以来，村情政务不再是村“两委”和村干部关起门来开会的“秘密事儿”，而变成村民可以发表见解的“自家事儿”，村民真正成为“当家人”。大到村里发展规划，小到街道垃圾处理这样涉及村民日常生活的事情，都可以在“周周会”上提出自己的建议，村干部会将村民意见收集汇总，拿到“两委”会议上商讨，真正做到尊重村民意愿，将“村民周周会”开发为村民议事的敞亮平台。

（二）上通下达的学习平台。国家的大政方针、地方的镇情民意一般会通过专门的宣传渠道传达，而普通村民却极少有机会接触。通过“村民周周会”上的政策学习环节使得村民能够及时了解国家大政方针，地方发展信息以及和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使得村民能够及时准确把握国家的大政方针。

（三）社情民意汇聚的信息平台。“村民周周会”将把村干部的办公会搬到村民小组和生产队里，亲临现场办公使得村民一有问题就能找到村干部，可以及时反映情况，做到问题及时解决，不搁置，不积压，避免因为问题得不到解决而造成的不良情绪积蓄、酝酿以致爆发，将问题和矛盾解决于萌芽之中。

（四）村民之间情感的沟通平台。“村民周周会”不仅是干群之间沟通的平台，也是村民之间增强沟通，加深感情的平台。原先不太和顺的邻里关系通过面对面的沟通得到了缓和，彼此之间加强了感情沟通，密切了情感联系，增强了包容和理解。现在出现问题之后，大家会积极想办法解决，拿到“周周会”上请村干部和村民帮助出主意，提对策，邻里关系更融洽，民风更淳朴。

四、“村民周周会”对基层民主建设的积极意义

（一）“村民周周会”有利于唤醒村民的主人翁精神，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增强村民的自治意识，落实村民的民主权利，扩大村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村民周周会”是一种基层民主创新的实践，它为村民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搭建了平台，唤醒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激发了参与村庄管理的热情，使村民能够按照既定的规范和程序参与到村级管理中来，从本质上增强了村民的自治意识，更好地激发了广大村民广泛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积极性。村民通过交流、沟通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矛盾，使得许多过去难以解决的问题及时得到妥善解决。在解决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时，则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共同讨论，办理情况每月在党务公开栏进行公示，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二）“村民周周会”有利于密切干群关系，消除官民对立情绪，增进政治信任感，有效化解农村基层矛盾，为营造和谐的新农村建设提供制度性平台。“村民周周会”的开展使村民们在与群众、干部的沟通交流中了解农村基层工作性质、提高思想觉悟，以集体和国家利益为重，使得有问题有矛盾能够及时有效的化解在基层，避免矛盾积累加深。从效果上看，通过“村民周周会”，一方面消除了村民们由于不了解政策或镇、村有关工作情况而产生的误解和怨气；另一方面干部们及时了解掌握了村民的所思所想，了解村民的困难、情绪与想法，更做到了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这种面对面的现场式交流使得大家敢于把问题摆在桌面上讲，双方在透明公开的环境下进行沟通与协商，村民之间、干群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帮助代替了原来的相互猜忌、互不信任。

（三）“村民周周会”有利于农村实现科学决策、民主管理，从制度和实践上探索新方法、新模式，确保基层党组织的办事效率，提升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村民周周会”建立了基层民主治理的新模式，有力地推动了基层政府治理结构和方式的转变，对于重大党务、政务、村务的决策，都要经过充分论证、研究、规划。“村民周周会”制度明确规定，每周活动开始的15分钟村干部要向村民传达村务工作的开展情况，如有重大事项，需要征求村民意见的要与村民面对面的进行平等对话，交流思想，听取老百姓对的意见和建议，使得村两委在决策中能够充分体现村民的真实意愿和要求，充分尊重和体现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只有这样的决策，在实施过程中，才能做到消极因素和阻力系数最小化，积极因素和动力系数最大化，因此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既民主又科学的决策。

（四）“村民周周会”有利于提升干部的群众工作水平，在实践中增强基层党组织和村干部的办事能力，培育越来越多的基层工作人才。发掘乡村精英，强化人才建设，才能实现乡村和社区服务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人才资源是基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农村基层工作者经常要面临复杂多变的村情民情，需要具备过硬的素质和能力，更讲求灵活变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技巧，着力强化其责任意识、奉献意识、服务意识。经过“村民周周会”的历练，村里的年轻干部都得到了明显的成长，沟通协调能力增强，越来越善于在法律与情理的平衡中找到调解方法，总结了越来越多的成功经验。通过“周周会”，村干部们及时了解民众的需求，迅速知晓村民间的每一起纠纷，并切实地解决这些纷争。随着“村民周周会”的发展，相信这样的基层工作人才会层出不穷。

（五）“村民周周会”有利于村民及时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提高自身的知识文化水平，获得精神养料，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培育村民公民意识。“村民周周会”已成为村民终身学习的平台，越来越受到群众的喜爱。“村民周周会”被亲切地称为“新时期的动员大会”，通过这一平台，村民可以及时了解国家大事、学习各种政策，上到国家的大政方针下到镇村一级的政策动态。村民能够及时了解国家的发展情况，并且掌握同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动态。“村民周周会”开办学习班，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有利地提高了村民的知识文化水平。“村民周周会”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村民的公民文化得以培育，在村庄主体行为的互动中不断提升对村庄政治体系的认同感、信任感，能对村民自治体系发挥一定作用，影响村庄部分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活动，推动村民自治进程的民主化趋势。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研究”（11BZZ004）；上海市民主法治建设课题（课题编号：2013281）；申报“党的十八大精神”理论课题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段慧丹系上海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助教；任园系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