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共12篇）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篇1
一、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概念受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 外延非常广泛, 内涵也越来越丰富, 理论界争论了数十年, 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越来越多的人推崇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是指企业除了要为股东追求利润外, 也应该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和受影响于企业行为的各方的利益。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兴起以来, 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推广, 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是世界范围的共同趋向。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背景
1、国际社会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及理论研究的推动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起, 西方企业已逐渐认识到自身发展和社会的关系, 开始了以捐赠的方式回馈社会, 并逐步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 使得企业传统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 更加关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劳动者权益和商业伦理, 更多地承担对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责任。国际范围内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也开始突破企业各自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 形成了履行社会责任的全球契约。第一个用于第三方认证的全球社会责任标准———SA8000也于2001年正式在全球范围实施, 虽然这只是一个自愿选择而非强制执行的社会责任标准, 但它已经对全球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 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 是社会各个阶层和睦相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 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协调的社会。其中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尤其重要。企业作为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部分, 它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着上至政府、下至员工、消费者和社区的和谐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本质上是企业对其自身经济行为的道德约束, 强调在经营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 注重企业活动中人的健康、安全和应该享有的权益, 注重企业对社会的贡献。而这些正是和谐社会所追求的目标。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比尔·福特说过:“一个好企业与一个伟大的企业是有区别的:一个好的企业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 而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能为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 还竭尽全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3、建立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的要求
科学的发展观不同于传统的发展观。传统的发展观偏重于物质财富的主张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 简单地把经济主张等同于经济发展, 忽视社会的全面进步, 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指标。传统发展观使人类经济奇迹发展, 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 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象频频出现, 给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和弥补的损失。科学的发展观要求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兼顾与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采取“新发展模式”或“新经济增长模式”, 实现经济的“绿色清洁增长”, 这是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4、跨国公司对中国出口加工业的社会责任要求
随着欧美等世界贸易大国越来越多地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增加进口, 大量“血汗工厂”的事实被曝光。特别是1993年11月深圳致丽玩具厂火灾事故发生后, 海外的劳工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对外资企业在中国违反劳工标准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批评, 并成立了“玩具安全生产联合会”, 以促使劳工标准在这些企业实施。一些劳工组织和跨国公司还针对中国的劳工问题, 制定了专门的“工厂守则”要求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遵守。跨国公司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中国出口企业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特别是对常年单纯靠“低成本制胜”的中国企业而言, 社会责任及其量化标准, 已成为我们得以进入西方市场的新门槛。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1、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国际研究
(1)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当时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是通过企业主支配个人财富的方式来实现, 而不以企业作为参与社会责任的主体。其主要原因是人们对社会责任的认识持消极的态度, 反映在法律层面上, 就是对企业使用公司的资金参与社会责任的行为给予限制。
(2) 20世纪30至80年代, 国际上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一命题展开的。企业社会责任古典观的支持者, 代表了传统的企业理论观点, 认为企业管理者只是受股东委托, 惟股东利益是从, 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其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与古典观对立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经济观, 他们认为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第二位目标, 而不是第一位目标。企业的第一位目标是保证自身的生存, 支持“企业应当履行社会责任”之说。其代表人物包括安德鲁斯、罗宾斯、阿奇B.卡罗尔、格里芬等一大批经济与管理学家们。
(3) 产生于1960年代, 发展于1980年代以后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 企业是由多个相关利益者所构成的“契约联合体”。认为企业的出资不仅仅来自于股东, 而且也来自于企业的雇员、供应商和债权人等。企业已不再是简单的实物资本的“集合物”, 而是一种“治理与管理专业化投资的制度安排”, 本质上是各种契约形式的集合。企业的风险不是由股东全部承担, 其他的相关利益者也在承担着企业的风险。因此, 企业的所有者不能仅仅局限于股东, 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是企业的所有人。
(4) 21世纪以来基于SA8000标准所做的研究。1997年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组织, 制定了适合于企业实施的SA8000标准, 它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及《世界人权宣言》制定的, 主要内容包括童工、强迫劳动、安全卫生、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歧视、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及管理体系等9个要素, 其核心内容是针对劳工的保护标准, 并配套有完善的管理体系的运行模式。
国际上对SA8000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企业实施SA8000标准是否会引起长期利润减少, 最典型的研究是2002年美国De Paul大学的Curtis C.Verschoor教授和Elizabeth Murphy副教授进行的一项专门针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的研究。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最佳企业公民”的整体财务状况要远远优于标准普尔500强的其他企业, 前者的平均得分要比后者的平均得分高出10个百分点。
实施SA8000标准对企业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所起作用的研究表明, 相当一部分人会把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衡量企业是否合适的一把尺子, 以及决定自己是否留任的标准。至少有一半的学生在发现自己的价值观与所供职的公司发生冲突时, 他们会另谋高就。
2、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国际范围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在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定义方面和对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对象范围的界定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 结果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企业应该向谁承担社会责任以及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实际中就有可能泛化企业的社会责任, 使社会责任承担超出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 造成企业负担过重, 持续发展困难的局面。
四、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内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经济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大体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 最早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名的著作是1990年袁家方主编的《企业社会责任》, 主要从纳税、自然资源、能源、环保、消费者等几个方面分析企业社会责任。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 代表人物之一是杨瑞龙, 他主要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提出利益相关者理论;另一代表人物是刘俊海, 从法学的角度研究企业社会责任。
2000年以来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 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卢代富的《企业社会择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谭深等的《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中国》;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主编的《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陈宏辉的《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理论与实证》等。
此外, 2000年以来另一个研究热点是围绕SA8000标准展开的。学界对SA8000标准的认识, 从企业社会自然成本效益研究起始, 逐渐深入到企业道德层面、法律层面和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等丰富的领域, 特别是沿海地区, 对SA8000标准的研究一直处于前沿地位。我国对SA8000标准的研究主要是致力于SA8000标准本土化, 首先, 提出本土化过程中的立法支持, 完善与SA8000标准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 并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劳动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 使公司的社会责任运作走上一条法制化的道路;其次, 如何提高SA8000标准在我国的实际可操作性, 认识到应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和考评指标体系。
目前, 我国还没有建立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仅有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于2005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第一个《CSC9000T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标志着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在引导行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以行业自律确立可持续发展模式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也提醒我们, 在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运动中, 不仅企业和政府要有所作为, 也应重视研究以行业协会、工会、消费者协会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 这些可以说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中缺乏的方面。
在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考评指标体系的建设方面, 目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不利于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行量化考评。我国学界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探索工作, 李立清、李燕凌著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一书中, 结合SA8000标准设计了相关的考评指标、考评权重和分值对应, 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可以为建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考评指标体系起一定的引导作用。
摘要：随着国际社会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及理论研究快速发展, 在我国坚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建立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深入分析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SA8000国际标准
参考文献
[1]李立清、李燕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M].人民出版社, 2005.
[2]徐二明、郑平:国际化经营中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模型[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6 (3) .
[3]李艳花、凌文轩:世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与实践概述[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6 (1) .
[4]陈留彬: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综述[J].山东社会科学, 2006 (2) .
[5]单忠东: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报告[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篇2
经济社会学实际上对企业的预算管理产生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经济学指引企业的发展，企业预算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更是十分的关键，社会经济学当中强调理论和实践应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其的指引下可以使得企业的预算管理更加的科学合理。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作用下，企业预算管理更加重视的是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充分的考虑到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概预算计划，这样才能更好的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经济社会学可以为企业的概预算提供强大的基础和依据，此外，其也开启了新的`预算编制方式。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篇3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理论；演进
进入20世纪以来，关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早在20世纪30年代，贝利（Adolf A.Berle）与多德（E Merrick Dodd）两位著名经济学教授曾经就“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展开了一场大规模论战，这场论战持续了二十多年，最后以贝利承认多德的观点即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而告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争论的核心转向“企业应当在多大范围内承担社会责任”。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此问题上不同学派的观点纷呈而出，引导着学术界和企业界人士对于企业的社会功能进行全方位的思考。本文拟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角度，沿着企业理论演进的过程，对企业社会责任观的发展进行一下梳理。因为企业社会责任观的演进，很大程度上是以各流派企业理论的逻辑为基础的。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再到利益相关者理论，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变化的过程。正如科斯所言，“经济学家们在建立一种理论时，往往忽视对理论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然而，这种考察是必要的，这不仅因为它有助于防止那些由于缺乏对构成理论基石的假设的了解而产生的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而且也由于在相互冲突的假设集中进行正确选择对经济学极具重要性”（Coase，1937）。下面我们就对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逻辑假设以及其各自的企业社会责任观进行逐一的分析。
一、 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及其企业社会责任观
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企业被抽象成为一个在市场上从事专业化生产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专业化的生产单位”（Demsetz，1988），“企业是所有者的企业”的思想体现得很明确，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所有者追求最大化的利润。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本质上是一种静态优化理论，隐含地假定当事人的利益是和谐一致的、产权界定清晰、市场运行零交易成本、行为人具有完全理性等。在这样一种分析中，既没有不确定性，也没有企业家；既排除了制度、组织、时间等因素对企业运行效率的影响，也没有解释企业的性质是什么、企业的边界在哪里。因此，这种企业理论实际上不是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理论。
在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标准下，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观是：企业如果尽可能高效率地使用资源以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销售它们，企业就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2002/1997）。这显然是一种消极的社会责任观，认为企业只需要承担最基本的经济责任。然而，来源于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关于企业行为的这种假设标准，虽然在200年来依然稳立不倒，在实践中却从来没有没有被无条件地实行过。就连亚当·斯密自己也承认，由于社会的原因，有无数的例外。（亚当·斯密，2001/1776）这种“例外”，指的就是企业在实际运营中不得不考虑其他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二、 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及其企业社会责任观
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是在对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反思和不满中发展起来的。科斯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被公认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理论的开山之作。科斯在这篇论文中，试图用交易成本概念揭开企业“黑箱”存在、运行的秘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沿着科斯的研究传统发展出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基本框架，成为当今西方企业理论的主流。虽然这些主流企业理论本身并非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但在总体上却大致具有一些相似特征，杨其静（2005）将其归纳为“股东利益至上观”和“资本强权观”。
1． 股东利益至上观。主流企业理论通常用“剩余索取权”来标识企业所有权，并且先验性地认定非人力资本的投资者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剩余索取者”。在该基本假设下，“投资者利益最大化”就等同于“社会福利最大化”，投资者是企业最大的风险承担者，最需要得到保护。
2． 资本强权观。主流企业理论用“剩余控制权”来定义企业所有权，并且先验性地假设非人力资本的所有权是所有权力的基础和来源，从而将非人力资本的投资者视为企业的权力中心。“对物质资产的控制权能够导致对人力资产的控制：雇员将倾向于按照他的老板的利益行动”（Hart & Morre，1990）。在这种假设下，非人力资本的投资者是拥有了某种超级权力的委托人：他们聘请或解雇企业经理，选择和设计企业主要的契约和制度，从而确保企业经营者能够按照他们的意志行动并为他们的利益最大化服务。
无论是以上哪一种观点，都将企业看做是非人力资本投资者（尤其是股东）的企业，因此，主流的企业理论本质上可以被看做是“股东的企业理论”。理论的逻辑起点是股东，因为他们被视为企业契约关系的起点，是最终的委托人，是权力的中心。在这种理论逻辑下，寻求最大化股东利益的契约和制度安排也自然成为理论研究的最终归属。而这一点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观近似。
因此，主流企业理论的假设逻辑决定了其企业社会责任观的主要特征是：“股东利益至上”。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坚定地支持“股东利益至上”的企业社会责任观的代表人物，他明确指出：“在自由社会，存在且仅存一项企业社会责任，这就是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使用其资源和从事旨在增加利润的各种活动……企业社会责任是极具颠覆性的学说，会严重动摇自由社会的根基。”而这种“游戏规则”，据他后来陈述，“都体现在法律条文和伦理惯例里”（Friedman，1962）。他认为，企业具有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即在遵守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前提下为股东追求最大化的利润。
三、 利益相关者企业理论及其企业社会责任观
主流企业理论“股东利益至上”的观点，在实践中逐渐受到质疑，利益相关者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步形成的，近十几年来，随着社会责任运动的蓬勃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得到了飞速发展，成为挑战主流企业理论的重要学派之一。其发展过程如下：
1963年，斯坦福研究所首次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的概念，1984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给出了一个广义的利益相关者定义。他认为，利益相关者是“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者能够被企业实现目标的过程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Freeman，1984）。这个定义不仅将影响企业目标的个人和群体也视为利益相关者，同时还将受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影响的个人和群体看作利益相关者，正式将当地社区、政府部门、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实体纳入利益相关者管理的研究范畴，大大扩展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弗里曼的观点与当时西方国家正在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不谋而合，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赞同，并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关于利益相关者界定的一个标准范式。与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个主体的利益。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当地社区、媒体、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压力集团，甚至还包括自然环境、人类后代、非人物种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Freeman，1984；Mitchell，1997）。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他们或是分担了一定的企业经营风险，或是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并给予相应的报酬和补偿（Blair，1995）。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企业是一种治理和管理专业化投资的制度安排，其生存和发展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地处理与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而股东只是其中之一罢了（Blair，1995）。
在以上理论的逻辑下，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观是：“企业对界定清晰的利益相关者负有社会责任”。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看来，企业的发展前景有赖于管理层对公众不断变化的期望的满足程度，也就是说依赖于企业管理层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的回应质量，企业对于社会负有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在内的多项社会责任（Donaldson，1995）。
四、 小结
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的逻辑假设是：追求既定资源下所有者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本质。由此产生的社会责任观是一种消极的社会责任观：企业有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即对所有者的经济责任。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尽管从揭示企业的本质和存在等方面比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在企业所有权问题上跟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还是基本一致的，即都强调投资者（股东）在企业所有权上的绝对主导地位，由此产生的企业社会责任观也是表现为“股东利益至上”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一个关键论点就是弱化了股东在企业中的所有者地位，认为股东只是进行了非人力资本投资，不是唯一的所有者，债权人、管理者和雇员等利益相关者也都对企业进行了特殊资源的投资，也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在作经营决策时，不应当只考虑股东利益，而应当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其社会责任观是：企业应当主动地承担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综上，随着企业理论关于企业所有权观点的演进，企业的社会责任观也相应从单纯追求所有者（股东）利益的一元化观点发展到了平衡利益相关者多方利益的多元化观点。
参考文献：
1．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企业、政府与社会．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27．
2．杨其静．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8-59．
3．密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28．
4．Blair，M．M．Ownership and Central：Rethink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he Brooking Institution，Washington DC，1995：223-224．
作者简介：符正平，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贾晓慧，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生，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浅析 篇4
古典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获得最大的利润”的传统经营观念很容易误解或曲解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 这一阶段的企业社会责任观有待补充和扩展。根据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 我们应该以历史的视角, 来看待这一传统的社会责任观有其合理的内核, 但由于现实的经济世界要实现完全自由竞争还缺乏很多条件, 市场制度虽然是不可替代的, 但仍有不足之处。而且整个社会的各项制度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 制度间的闭合链条关系更重要, 正确而全面的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真正内涵及其深刻意义, 才是企业社会责任落实的前提基础。
现代企业契约理论认为, 企业是在契约的基础上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制约与利益调和的关系体, 而契约理论的前提仍然是产权理论。在企业产权明晰的特征下, 以物质资本所有者为核心, 以产权基础上的契约关系为纽带, 以企业行为影响为判断标准, 企业主体的独立性行为对契约关系及交易关系中各个体利益及外界环境均会造成非平等性或非对等性影响。因此, 从企业行为主体的角度和企业产权控制特征来看, 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为企业对股东及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企业对员工的社会责任、企业对环境的责任、企业纳税的责任、企业捐款的社会责任、企业自身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企业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等。
经济学对外部性问题的研究, 有助于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意义的思考。科斯定理给出了这方面最著名的结论。根据科斯定理, 无论最初的权利如何分配, 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的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 那么, 私人市场就将总能解决外部性问题, 并有效配置资源。不过, “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讨价还价”实际上是很困难的。虽然外部性往往使市场没有效率, 但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总是需要政府行为。在一些情况下, 私人市场中的外部性也可以内部化。例如, 有时外部性问题可以用道德规范和社会约束来解决。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探索超出经济目标以外的企业行为目标的努力。韦斯利·K·米切尔强调理性经济决策, 把经济决策建立在人类行为理论的基础之上。米切尔认为,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通过使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分析与制度分析相结合, 道格拉斯·诺斯解释了社会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决策, 而经济决策又如何改变着社会制度。事实上, 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一种制度, 这种制度从企业“创生”之初就存在了。代表企业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中所有利益相关人的利益, 被以企业制度的形式约束固定下来。在固化了的企业制度中, 企业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之间所形成的制度关系处于一种纳什均衡状态。纳什决策可能被选择的原因是纳什系列决策是相互的、最好的、拥有战略稳定性的决策。没有企业仅仅改变自己的决策就可以做得更好。事实上, 这种均衡结果是一种非合作博弈的结果, 在这一博弈过程中人们往往选择放弃社会责任的行为理性。而且这种固化的企业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所以, 今天当人们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之后, 人们要改变企业放弃社会责任的行为“惯性”也是不容易的。因此, 我们完全有必要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
2 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学分析
管理学一般认为“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 不需要承担责任的特殊权力实际上是极少有的。泰勒、韦伯、法约尔、巴拉德等管理大师都讨论过企业权力问题。一般而言, 在企业内部一般存在法定权力、利益诱导权力、处罚权力、技术权力和个人魅力五种权力。而在企业外部, 企业对政府的权力和企业对社会的权力一起构成了企业的“外权力”。有时企业对政府的权力大, 有时企业对社会的权力大, 但企业对政府和社会的权力之和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上保持稳定性。但在企业“外权力”之外, 企业还需要承担一定的义务, 而却没有与之相应的权力区域, 也就是企业权力“鞭长莫及”之处, 也就是企业权力与责任的“差域”。任何的企业都希望“差域”的面积越小越好。
对于企业内部来说, 法定权力是企业因拥有资本而由企业法或公司法规定“与生俱来”的权力, 企业行使法定权力必须承担对股东的责任。同时, 企业也因为拥有资本而雇用职工、生产产品、采购原材料、半成品、借款等, 因此需要支付工资、对消费者、供应商和银行等负民事法律责任。这些都可以概括为企业为生产经营需要而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的责任。
而在企业外部, 企业对政府的权力是由企业对政府的义务为基础而获得的。企业向政府纳税, 自然就取得了政府“保护企业”的权力。这些权力包括企业财产安全、生产经营正常秩序不受干扰和破坏、参加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并拥有一个有序的竞争秩序、依法进行民事诉讼并获得合法权益保护等。企业对社会的权力也是由企业对社会履行的义务为基础而获得的。包括企业对消费者权益的尊重而获得消费者的喜爱、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心而获得公众好评、对社区的建设而获得良好的社区环境、对员工关爱而获得员工“忠心”、对各利益相关者诚信而获得“有效合作”等。相反, 如果企业不承担对政府的纳税之责、不顾及社会责任, 那么企业对社会、国家的影响作用将会带来很大的负面性。例如, 跨国公司利用其灵活的“内部定价”机制, 规避所在国的关税约束和其他市场监管行为、企业使用童工进行“血汗工厂”生产、企业破坏生态环境等。当企业不承担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时, 国家和社会也将剥夺企业相应得“外权力”, 企业必将受到国家法律法规或社会公众无情的制裁。值得注意的是, 企业的“外权力”虽然在一定时期是相对稳定的, 但从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来看, 随着政府“善治”体制逐渐建立, 企业对国家的义务呈现缩小之势, 而国家对企业的服务质量却不断提高, 但从根本上讲两者间仍然是对应关系。另一方面, 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却呈现扩大之势, 主要是由于原来的基础较差, 企业对社会的责任覆盖面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企业的要求。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由来已久, 对于社会责任的讨论也引起业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本文从经济学和管理学分别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进行理论分析, 以期对企业接受并履行社会责任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学分析,管理学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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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篇5
郑杭生
2009-11-17 15:53:45
中国社会30年发展，是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实现的。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因此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实际，以及对它们的理论概括和提升，又都有自己独特的轨迹和路径，显示出浓厚的中国特色。
对中国社会30年的发展和转型，无疑可以从多学科的角度来剖析。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视角加以解读，着重涉及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理论提炼的特色，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理论概括的特点，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展望，即进一步发展和转型所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社会学难得的机遇。
一、中国社会发展30年的特色：发展的实际轨迹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提升
社会发展与一般的社会变迁不同，是一种有方向性的社会变迁。这里，社会变迁是一种社会事实，方向性是一种社会价值，社会发展就是社会事实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社会发展有不同的方向，因而有不同的类型。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新中国已经经历了两个“30年”。要客观地历史地看问题，那就必须如实指出，“前30年”既为“后30年”打下了基础，又为“后30年”留下了问题。
现在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倾向这样的观点：经过土地改革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比较顺利。笔者本人在印度的考察、在泰国的访问，也都有这样的感受。到2004年我们访印时为止，印度只有印共(马)执政的三个邦进行过不彻底的土改，其他邦则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推进现代化建设时，只要涉及土地、房产问题，就不能不与为数众多的土地、房产私有者一个一个地进行谈判。这成为印度现代化进程想快也快不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彻底的土地改革，为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前30年”为“后30年”打下基础的还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形成、标志高科技的“两弹一星”的发射，等等。由此可见，绝不能对“前30年”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不能将其说得一无是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30年”为“后30年”留下问题的这一点，则是很清楚的。因为“前30年”最后有10年时间处在“文化大革命”的**之中，又有几年时问处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过程中。结合当时国内国际的客观实际，“前30年”，特别是十年**，提出的发展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经历“文化大革命”后，在大伤元气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二，在世界社会主义处在低潮中，特别是苏联在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中节节败退的情势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三，在全球化进程中南北差距加大，中国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
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十分不一致。焦点集中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十年**、导致了低潮的出现、导致了差距的拉开?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一样，那么关于中国如何发展的一系列做法也会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对此邓小平作了至关重要的总结性的回答：“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1]
这段话不仅从理论上指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也指出了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缩小差距的前进方向，而且也提纲挈领地说明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中国执政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这里，“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是“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另一种表述；而“搞改革开放”和“老祖宗不能丢”，则是“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一深入浅出的表达。只有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真正得到发展，党的基本路线才能真正得到贯彻；而党的基本路线真正得到有效地贯彻，又使我们进一步清楚地认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相互促进。邓小平的这一总结性回答，可以看作是他的发展思想的总框架，为中国“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新的起点。
(一)初级发展与旧式现代性
中国“后30年”的发展实际上显示出一条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其中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是沿着初级发展的路径前进的。
第一，发展的目标是初级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最直接的发展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状态。这是因为，那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状况都集中地表现为贫穷。邓小平非常理解这一客观现实和社会心理，他联系社会主义的本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人反思，提出了一个引起强烈共鸣的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不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他给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制定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是脱贫，第二步是小康，第三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脱贫、小康目标的提出，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反映人民意愿的，但很显然是与不发达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初级的。
第二，发展的手段是初级的。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在当时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形成的。按照一个中心，经济因素成为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的思路和办法，成为解决其他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手段。在1979年10月4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明确阐述了“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一手段和方法，指出：“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5]
这种以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出路，是当时的一种最佳选择，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和经济办法，在实践中就形成了追求GDP增长的政策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失调、效率与公平失衡，也付出了过大的环境资源代价。采取这样的手段和办法来发展经济，归根到底也是与不发达状况相联系的，因而不能不是初级的。
第三，用于发展的资源是初级的。“后30年”我们用于发展的主要资源，一是土地，用它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二是廉价劳动力，用它来降低成本，增加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三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出现不少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四是生态环境的代价，空气污染、水污染、沙漠化等已经非常严重。土地、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这些都是发展的初级资源，它们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这样使用初级资源，向自然界过度索取，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将无以为继。
第四，参与发展的各主要方面的关系是初级的。实施发展的社会三大部门－－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仍然失衡。政府往往错位，过分使用自己的主导作用。市场往往越位，一些不该市场化的公共领域，如教育、医疗、廉价房等往往被市场化甚至过度市场化，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则往往缺位，它既没有政府那样的权威，又缺乏市场那样的力量，本身又很弱小，还不能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也不能有效起到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的作用，因而还没有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这样的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是初级的，迫切需要加以提升。
第五，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腐败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
从理论上说，发展初级性是一种与旧式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的现代性。
从这一观点看，“后30年”的发展，在取得伟大成绩、经济取得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初级过程，不可能不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从而引发社会与自然的不协调，天人关系的紧张；初级过程，也不可能不催生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这两者问的矛盾，从而引发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恶化。总之，这样的初级过程，确实使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
在20世纪与21世纪的交替期问，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因此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后50年”发展本身，也酝酿着这种积极的转变。人们必须对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利用的资源、发展主体之间的关系、发展的后果，用新的观点来重新加以审视和定位。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初级性是无法跳过的，代价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一是发展初始条件的限制，二是对发展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中国的幅员是如此之广，地区差别是如此之大，发展初始条件是如此之低，只能实事求是地确定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可利用的资源。我们只能要求经过努力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发．把初级发展的时限缩短到最小期限。在这方面，用比较的眼光来看一些初始条件与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好的国家，客观地说，我们国家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二)科学发展与新型现代性
科学发展是对初级发展进入更高一级发展的概括。科学发展观既是对科学发展实际趋势的思想提炼，又是对以往发展观的理论提升。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按照十七大报告的系统总结，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肯定了初级发展中的最主要的精华之点。所谓“发展是硬道理”，正是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科学发展把发展确定为第一要义，正是肯定了这一精华之点，就是说，科学发展同初级发展一样，都是把发展放在第一位。
科学发展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适时地提出一系列创新之点。
科学发展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的核心。这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特别是包含着要让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的深意，从而开始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多多少少都把弱势群体当作发展代价、甚至当作发展牺牲品的弊病，当然这种纠正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科学发展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自己的基本要求。全丽，就是双赢互利或共赢互利，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特别足强势和弱势各方，都能获得共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协调，就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可持续，就是既满足当代，又不伤害后代。这实际上指出了：那种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的“零和游戏，式的发展，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的IH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把统筹兼顾作为自己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就是对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这些主要关系各方，都获得自己应有的发展，而不是片面地重视一方，而轻视甚至损害一方。这对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倾向，包括一般重经济、轻社会；重城市、轻农村；重东部、轻中西部：重人的短期需要、轻环境的长期保护等，是很重要的。
总之，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表明，科学发展源于初级发展，又高于初级发展，既继承，又提高。但是这种提高不是一般的提高，而是一种带有质的飞跃的提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发展理论的巨大进步，也是发展观演变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概括地说，发展观的演变大体经历了经济增长观、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人的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大体上反映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重视单纯的经济增长，到横向地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再到纵向地重视本代与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重视人的发展的曲折过程。科学发展观汲取了所有这些发展理论的积极因素，根据中国的发展经验加以理论创新，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这标志着发展观历史性的提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理论上说，科学发展是一种与新型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6]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蕴。
科学发展和新型现代性两者是非常吻合的：两者都主张“以人为本”，都主张双赢互利，都主张协调和谐，都主张减缩代价；只是两者的表述不同，科学发展在表述上更注重对实践的指导；新型现代性则更注重学术的提炼和感悟。
总地说来，科学发展的提出与和谐社会的提出一样，是中国执政党积极应对中国进入社会矛盾、不协调因素多发期的客观形势，直接面对传统风险和新型风险等不安全因素活跃期的社会现实，自觉适应世界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变的国际潮流，深刻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用破坏旧世界的思路和方法来建设新世界的经验教训，深入参考中国优秀文化中人伦和谐、天人协调的精华思想，认真汲取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关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成果，而作出的意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正如十七大报告总结的：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最高层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根本，战略观念的转变，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理沦的新的探索。
二、社会转型的理论分歧与广义转型论
社会转型，既是用世界的眼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巨大变化所作的社会学概括、解释和预测，又是用历史的视野，对这30年问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不同于以前的特点的社会学描述、刻画和分析。
然而，在运用社会转型这一术语及其理论之时，我们首先要面对并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社会转型本身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中国社会转型的取向或向度是怎样的?等等。毋庸讳言，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当今中国社会学界是有重大分歧的。中国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研究者都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即社会转型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却持这样的主张：社会转型是指前社会主义国家(如苏东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国社会转型就是通过这种转变，使自己成为资本主义的新成员的过程。这样一来，所谓“中国经验”无非是这个转变过程出现的一系列特点。显然，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分歧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分野。
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的这种状况是与一种特定的全球化时代背景相联系的。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社会制度剧变以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跌入了低潮，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也随之“向右转”。这种情势激发出了一种空前的想象力，“历史终结”也再度成为时尚的社会话语。譬如，美国历史学家福山就因阐述了这个“热门话题”而声名远播。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社会主义的终结”，随着社会主义的落幕，资本主义(或曰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人类社会制度和政治生活唯一合理的和可能的选择。这种时代巨变是社会学自19世纪产生以来，一场百多年未遇的大变局。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在社会转型问题上的分歧正是发生在这一历史性的背景之下。我们因此可以看到，从世界到中国，一种勾连关系在学术界的若隐若现——在国外，一些学者对苏联、东欧诸国的社会变化进行种种分析和发掘，致力于总结其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经验，这类研究项目甚至得到了西
方世界的青睐和资助，其中一些人也因此获得了学术声望。这些研究及观点譬如：
——对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等)如何“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进行研究和说明，旨在对“资本主义转型的初始条件究竟会如何影响到将要打造的资本主义类型?这个资本主义将在哪里打造?由谁来打造?”[7]对这样的焦点问题给予回答。
——对从前社会主义或前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轨迹进行分析，对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新类型给予划分，具体如中欧的匈牙利是依靠外国资本(跨国公司)的推助，俄罗斯和东欧是通过政治上的最高代理人“自上而下”来推行资本主义，而中国、越南等的资本主义路径则表现出“自下而上”。[8]
——通过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根据中国各公司在上海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分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9]
——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对于当代社会学的意义和任务定位，有学者认为这一转型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大挑战，主张“共产主义的衰落”是“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由此提出了所谓“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社会学应当把握启动新的研究纲领的机会，致力于划进入21世纪以后新资本主义之可能性的“策略性研究资料”进行发掘。[10]
在国内，也有人热衷于这种对所谓“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研究，追随布洛维(M．Burawoy)、伊亚尔(G．Eyal)、塞勒尼(I．Szelenyi)、唐恩斯利(E．Townsley)等人”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的话语，以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以及所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学术资源宝库”，从中搜寻“当代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新的灵感和动力”。[11]根据这种“转型国家”和“转型社会”的研究取向，社会转型似乎不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到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是被狭义地理解为“社会转型：自20世纪后20年开始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过程；特别是与市场转轨(market transil_ion)相伴随的社会转变(social transformation)过程”。[12]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转型研究的主题内容也出现了“大转变”，即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议题。这里的所谓“新议题”当然是相对于“古典议题”来说的。古典议题解释的是“古典的大转变”(或称“第一次大转变”)，面对的图景是从传统转变为现代，即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资本家先于资本主义；所以，古典社会学的议题在于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所关注的“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13]其中对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的这种断语显然是很成问题的。与之不同的是，新议题解释的是“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或称“第二次大转变”)，面对的图景是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即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在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中，却看不到资本家的力量甚至看不到资本家本身的存在”，因而研究的焦点是“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经济体制中出现”。[14]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苏联和东欧这些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正是为这种新的学术传统和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基础。[15]
也因如此，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界以高频率反反复复地出现了这样一类话语：
——目前，对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西方学术界，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国、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也在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与社会转型的研究。而一些刚刚涌现出来的成果，比如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正在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现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布洛维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这些研究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而伊亚尔和塞勒尼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1998)一书中，则试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转型的研究构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
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苏联和东欧(在下文中我们将这些国家统称为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则为形成发展社会学第三个学术传统和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总结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正面面对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的一系列新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社会转型为基础的新理论，是一件必需的工作。
——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这些议题扩展着发展社会学的视野，也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著名社会学家布洛维以博兰尼的“大转变”概念为基础，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可以将西欧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称之为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从20世纪后期开始的中国、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社会变革，则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大转变。——在今天，第二次大转变无疑开始为推进社会学知识的进展提供着新的动力和灵感。[16]
这种对社会转型所做的十分狭隘的、政治化的解释，把社会转型理解为了原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似乎中国社会转型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一样，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成员”的过程，并致力于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新类型、新特点、新途径进行总结。这就形成了前面所说的在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根本分野。这种态势迫使我们必须正面面对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譬如，怎样看待社会转型及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学与社会转型研究的关系、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究竟是新的资本主义还是新型社会主义，等等。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明确提出和运用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转型度”、“转型势”等概念，尝试通过这些概念从社会学理论上来概括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和方向。
对社会转型的含义，笔者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做过两种阐述：
第一，“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或者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17]后一阐述是对前一阐述的深化。
我们把这样理解的社会转型论称为广义转型论。广义转型论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笔者想强调以下几点。
(一)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
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了以往不曾具有的特点。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者同时并进、相互交叉，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用世界的眼光看，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
这里，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的体系。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不同的地位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则指的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无论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都是广义的社会转型的内容。
但是，两个转换包含着不完全相同的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内容，不能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它们至少有三方面的不同：[18]
第一，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社会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而是一项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长期任务。而体制转轨并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部内容，与整体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体制转轨应当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长的时距中完成，这是降低改革成本所必需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结构确实是从一种传统型结构向现代型结构的转型，而相对于结构转型来说，中国的体制转轨并非是从一种传统体制向另一种现代体制的过渡，而是从一种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转变。把这种有弱点的现代体制，也叫做传统体制，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不确切的，这里的“传统”已不是与“现代”相对的那种有确切含义的“传统”了，而只是与“现在”相对的通常所说的“过去”两字的含义了。
第三，两个转换的同时并进．一方面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另一方面也相互制约，造成了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改革和发展的难度。
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与大量问题并存，正是与这种两个转换同时并进的大背景分不开的，广义地说，也是与传统和现代这种对立统一的复杂交叉关系分不开的。
(二)向度问题重新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
1994年初，笔者曾在《中国软科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十分明确”，认为：在1978年开始的第三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持下，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发展模式。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一点：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所以，向度是很明确的。中国人认识到：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它们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把中国建设市场经济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种误解。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有了很大发展，这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壮大、创新发展。但是，怎样评价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和基本走向，近来又重新成为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世界学术界的焦点之一。
这就提出一个非常严肃和十分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社会主义的生机再现，还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究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展示了新的希望，还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又多了一个新的成员?这是不可不辨的。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坚持，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是非常明确的，当代中国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也许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快速发展，甚至超过了人们的思想速度和想象力，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最新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前那种在实践中失败了的社会主义旧模式。一些人还习惯于把别的社会制度视为成长的，把社会主义视为僵化的。不善于把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归于我们的创新性实践、归于我们的社会基本制度、归于社会主义，仍然习惯于让新的实践经验来适应旧的理念框架。当前，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祸及全球，使其不得不违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逻辑，采取国家行为救市，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和趋势的根本观点的正确，也有助于人们跳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终结历史的制度这种不可超越的旧框框。
(三)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
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如城乡面貌、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社会控制机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承受能力等等领域，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了这一中国社会转型的两重性和极端复杂性。
所谓两重性是指：30年的进步和成就，是举世瞩目、全球公认的，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一方面，中国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大量的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一方面，在社会三大部门问、人际关系和城乡关系问的协调性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失衡也屡见不鲜，有的还非常突出。一方面，不用多少统计数字，我们也能直观地感受到，近30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超过多少世代以来生产力发展的总和；但另一方面，我国也面临着多种多样发展中的困境。
所谓极端复杂性是指，不仅问题的方面引起问题，例如贫富分化引起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且优化的方面，如社会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引发种种问题，像失业下岗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不仅受损者会产生、引发问题，如会有强烈的不公平感，甚至被剥夺感，受益者也会因为受益程度不同而产生、引发各自的问题，也会有程度不同的不公平感。
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代价是如此沉重，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对比是如此鲜明。种种情形引起众多议论和不同意见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要正确加以把握确实很不容易。这里应当客观地说，中国社会的基本方面、基本趋势是社会进步、社会优化、社会协调，而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社会失衡则是非基本方面、非基本趋势。否则如何解释这些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多数老百姓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上升这些基本事实?当然，肯定基本方面，并不是说可以忽视非基本方面。对社会弊病必须重视，必须花大力气进行治理，如果忽视，听之任之，这些基本方面也会恶性演变，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也是笔者提倡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的实践根据。
中国社会转型30年的特点，还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例如，“现代是成长的，传统是被发明的”就是其中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为中国社会学进行理论提炼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中国社会学不仅要理论地再现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轨迹，而且要努力推进科学发展和良性转型，促成制度创新和价值重塑，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社会学由于自己学科的特点，可以也必须在构建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伟大事业中，起到自己独特的作用。这是一种有建设性的反思批判能力的社会学，是能够正确处理价值性和科学性、理论性和经验性、建设性和反思性、传统性和现代性、本土性和国际性关系的社会学，是能够把握全球现代化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两者脉动盼社会学，是既站在国际社会学前沿，又深入本国城乡制度创新第一线，从而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的社会学，即一种顶天立地的社会学!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5～196页。
[6]参见郑杭生：《新型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学》，《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
[7] Gil Eyal，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Msking Ca 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Class Formation and E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London：Verso 1 9 9 8；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参见孙立平等：《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丛书》(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6年，第38、39、54页。
[8] 同上
[9] Victor Nee and Yang Cao，“Markel，Transition and the Firm：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A4anagg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v01．1(March1 2005)，p．23。
[10] M．Buraw。y，“The S。ciology f。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6．2000。
[11]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 O05年第1期。
[12]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年7月16日(http：//／shxw／2006nh／nhztbg／P***624383．ppt)。
[13]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4]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年7月1 6日(11ttp：///shxw／2006nh／nhztbg／P***624383．ppt)。
[15]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6]以上参见孙立平：《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丛书》(第1辑)，“发刊词”，北京．衬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7]参见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篇6
【关键词】社会责任理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
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利益最大化，为实现利润收入最大化，企业必须制定科学有效的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在整个企业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是企业资金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直接决定着资金的使用所带来的收益。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国家对人文、环境、社会等因素愈发重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得国内的各个企业开始重新考虑当前企业的发展模式和财务管理目标的弊端，对企业的社会责任逐渐重视起来。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制定纳入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实现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一、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
（1）社会责任理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争取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中，面对社会的需要和各种社会问题，为维护国家、社会和人类的利益应履行的义务。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综合经营的指标。企业的经济、法律、环境、企业文化、道德等方面的责任都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对外即企业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涵盖企业的经济任务、依法纳税、保护生态、促进公益文化等各个方面，也是其宏观职责；对内则指企业内部的运转规则、企业文化建设、企业各项管理目标的制定、企业对员工的人文关怀等方面，也是其微观责任的体现。（2）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目标是指在特定的经济体制和财务管理环境中，企业通过财务工作的科学组织和对资源的合理配置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在整个财务管理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财务管理目标中其企业总产值、企业价值、股票收益、股东财富等方面的最大优化是其主要内容表现。然而，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制定是一项系统庞杂的工程，只有对企业的各项利益科学地定性、定量分析，将企业为社会所带来的利益和企业自身利益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实现其财务管理目标。（3）二者相关性分析。社会责任理论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二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首先，从对立方面来看，企业要兼顾到自身的社会责任，为实现社会利益而制定财政管理目标，就必须加大对社会责任相关方面的经济投入。这些财政支出都必将增加企业在资金方面的额外负担，使得企业短期内收益减小。其次，从二者的统一性看，社会责任理论和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最终价值指向都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社会生活的质量。因此，纳入社会责任理论的财政管理目标尽管在短期内收效甚微，但用发展的眼光看，必将为企业带来更大的收益。
二、构建以社会责任理论为导向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
（1）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最大化。建构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目标必须坚持实现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财务管理目标的制定要立足于整个社会，深入分析社会对企业自身需要，制定相应的财务目标，在对社会责任的投入上，要做到科学分配，合理运用财务手段，实现投资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在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指导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例如，企业对国家公益事业投入、投资者回报投入、消费者回馈投入、环保投入、销售服务的投入等都应制定合理的财务目标。（2）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以社会责任理论为导向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以人为本。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其经济、法律、道德、人文、环境等各个方面，要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做到企业自身的健康、稳定发展，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坚持科学发展观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之上，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制定应该充满人性关怀，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企业资金投入上，合理加大对社会文化、企业文化、员工利益上的投入，通过这种投入得到企业更长久的利益和更深远的发展。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企业利益主体的多样性和财务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财务管理目标的多元化。只有建构起与社会利益相结合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才能真正适应当今社会企业的发展趋势，只有树立起正确的社会责任观念、以社会责任理论为导向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才能够真正促进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高娟.基于社会责任理论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探析[J].商业时代.2010，（9）：72
广东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思路创新 篇7
1 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理论创新
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理论创新就是要在借鉴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探索适合广东省情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理论,促进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理论创新应该坚持以下五项原则。
1.1 省情性原则
坚持省情性原则就是学习运用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必须紧密结合广东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根据广东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企业发展的水平,进行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理论探讨。省情性原则要求我们在探讨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途径、方法、内容时,要紧密结合广东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使之成为促进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基石,成为广东企业健康发展的推进剂。
1.2 促进性原则
坚持促进性原则就是加强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必须有利于广东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有利于广东社会的安定与发展,有利于广东社会经济的稳定与科学发展。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宽松社会环境,促进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应该是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基本目的。
1.3 前瞻性导向性原则
坚持前瞻导向性原则就是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理论创新应该具有正确的导向和超前的意识,应该成为企业健康发展的方向标,导航器,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不断为其提供纠正发展方向、提高管理水平、启迪发展思路,引导产业升级的正确导向,促进企业发展壮大。
坚持前瞻性导向性原则就是要建立能够引导企业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小团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的机制,引导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把社会责任纳入企业发展战略,提升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企业只有站在社会发展的前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4 服务性原则
坚持服务性原则是指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应该发挥作为企业发展的导航员、服务员的作用,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政府和社会也应该关心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为企业提供相应的服务,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
政府为企业服务也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之源,只有企业发展壮大了,社会经济就繁荣,人民生活才会安居乐业,社会才会安定。政府充分发挥服务企业的作用,就要尽力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政府只有很好地服务于企业,正确地引导企业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企业才会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反过来为政府排忧解难。可见,政府与企业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问题上,社会各界对企业的指责多于关心,向企业的加压多于减负。全社会都在关心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问题,却较少关心企业的生存发展问题,对于企业的困难政府几乎较少过问,但企业一旦出问题社会和政府便会对企业施加很多压力。社会应该给予企业更多的关心,向企业提供相应的服务如管理服务、资金服务、技术服务、人才服务和流通服务等等。促进企业不断地发展壮大,促进企业的管理升级、人力资源升级、技术升级、产品升级和服务升级。只有企业发展壮大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和水平也就会不断提高。
1.5 政策谨慎性原则
坚持政策谨慎性原则要求政府在出台事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政策,尤其是出台有关督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政策,必须持谨慎的态度。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理论创新体现在制定相关政策上,必须依据有利于广东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有利于广东社会的安定与发展、有利于广东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等要求,防止因政策不当引发企业倒闭现象。
我国经济在2008年由过热变为骤冷的惨重教训告诫我们:由于政策产生的效果具有时滞性、负效应性和威力性的特征,要求我们在制定政策、实施政策、执行政策时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
2 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思路创新
实现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创新,必须努力实现思路创新。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1 政府要积极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介入和引导,政府也需要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的思路创新。广东省委、省政府要充分认识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要把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同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构建现代体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按照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客观要求,制定符合广东省情的可执行的政策和制度,鼓励和规范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鼓励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要引导企业正确认识企业社会责任的意义,要使企业充分认识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自身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认识到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要努力改变“承担社会责任就是增加企业负担”错误认识,努力改变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惧怕心理。
规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约束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制定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的形式、内容和义务;另一方面,约束社会组织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诉求行为。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社会组织,企业的基本利益和应得利益必须得到保证。必须彻底改变“社会责任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错误认识,要坚决反对和制止“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就是把社会责任推给企业”错误做法。
2.2 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推行者要转变在这个问题上与企业的“敌对心态”
一些社会组织在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过程中,总是紧紧盯住企业的不足指责企业或给企业施压。把自己与企业对立起来,把企业说的一无是处,常常指责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不足之处,处处监督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这就严重伤害了企业的自尊和利益,使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望而生畏。其结果一方面导致企业对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缺乏积极性,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进展缓慢;另一方面,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不断加码,企业不堪重负,导致企业尤其是一些主动参与社会责任建设的企业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小,甚至因负担过重陷入经营困境,客观上产生了“鞭打好牛”的负效应。对企业社会责任建设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推行者应该调整形象和心态,创新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思路,努力转变角色,进行换位思考,把自己变为企业的合作伙伴,在与企业的合作、探讨、协调、互助的过程中加强广东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2.3 企业要创新思路,变被动参与为主动积极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为建立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做贡献
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企业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即使是积极参与的企业也是按照推行者的要求,被动地按照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内容和形式,承担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由于上述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导致许多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望而却步。企业除了不断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义务之外,很少有企业在社会责任建设的过程中为自己争取权利,有时也无法为自己争取权利。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的积极性不高,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研究和推广的组织和个人较少,这就很容易出现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义务问题上的一边倒的倾向,没有企业的声音,没有人为企业说话和呼吁。
企业也要解放思想实现角色转变,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在参与中提升自己的社会形象,在参与中保护自己的利益。企业主动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意义表现在:(1)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正确认识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认识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2)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提升自身的组织形象;(3)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义务的过程中,争取和保护自己在社会责任建设中的权利,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
2.4 进行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理论创新,必须以确保企业生存和健康发展为基础,以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和构建和谐社会为目的
广东企业肩负着为广东社会发展、国民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物质和精神产品、创造经济效益的重要任务。企业健康发展形成的集聚效应推动着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增加,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质量的提高。
2.5 以经济全球化理论为指导,进行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理论创新,努力实现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与国际接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广东企业走向海外市场,就不可避免要面对不同的市场文化、资源、环境和责任,这是对广东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出的新挑战。近年来,一些欧美品牌客户在对产品提出技术和环境指标要求的同时,还提出了社会责任审核要求,这说明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过程中广东企业必须要关注全球范围内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劳动权益和商业管理,只有以经济全球化理论为指导实现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与国际接轨,企业才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立足。
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和谐社会建设和解放思想的理论武器为指导,探求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创新机制,通过责任创新、理论创新、思路创新三个方面的创新形成企业乐于配合,社会关心企业的良好的社会责任建设的社会氛围,创造社会、企业、公民共赢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赵琼.关于广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建议.广东发展论坛,2008- 5-12.
[2]人民网.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构建和谐社会.
[3]候历华.企业社会责任的中西比较及启示[J].商业时代,2006,(11).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综述 篇8
1、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企业社会责任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十年的系统研究,其概念的界定逐渐清晰。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是:Bowen认为企业人按照社会普遍认可的社会目标和价值观依照相应的政策,作出相应的决策,或遵循相应的行动标准;Kok&Weile&Brown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的义务,企业以造福社会的方式利用其资源,承诺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在努力为企业获得直接的收益的同时考虑社会利益,为改善社会整体状况做出最大程度的努力;张兰霞认为,企业为所处社会的福利而必须关心的道义上的责任。虽然各学者和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没有完全一致,但大都认同:“企业社会责任是超越经济和法律的道德要素,他至少包括两层的内容:其一是企业经营过程中对利益相关者所必需承担的责任,其二是超越前者的国家乃至全球的公共利益责任。
另外,根据上述整理发现,学者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大多数从法律和道德的的角度,探求企业对利益相关者责任;而世界各相关组织则是站在全社会和全球的角度将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人权、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
2、企业社会责任的构成维度
(1)三个同心责任圈理论。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简称CED)在《工商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提出CSR就如同三个同心圆:一是内圈责任:最基本的企业责任,即有效执行经济职能;二是中圈责任:配合社会价值的变化而执行经济职能的责任;三是外圈责任:积极投入改善社会环境的责任。
(2)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理论。Carroll(1991)提出公司社会责任金字塔说(四责任理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中位于最基础的是经济责任,如果没有经济责任,其他的责任则无从考虑;位于第二层的是企业的法律责任,社会不仅按照利益驱动来约束企业,而且同时也期望企业遵纪守法;位于第三层的是企业的道德责任,包括道德标准、规范,其反映消费者、员工、股东和社区关心公平公正的期望,以及对利益相关者道德权利的尊重和保护等;位于最高层次的是慈善责任,即成为优秀企业公民的期望,包括开展行动或者项目来促进人类福利发展。
(3)其它有代表性的理论。Steiner(1980)认为CSR可分为内在社会责任和外在社会责任。内在社会责任是指合法和公正地选拔、培训、晋升和解雇员工,以及提高员工的生产力,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外在社会责任是指激发少数团体的创业精神,培养或雇佣残障人员。
Frederick(1983)将CSR分为强制性责任和自发性责任。强制性责任是指政府法令规定的责任,如防治污染、维护就业机会平等、保护工业安全、保护消费者及承认工会等。自发性责任包括慈善捐献、企业主管协助推动社区活动、提出解决国家和地方性问题的建议给政府参考。
欧盟(2001)公布了一份文件《推广欧洲企业社会责任模式—绿皮书》,文中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两个维度:(1)内部维度,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健康和安全、适应变革、管理环境的影响与自然资源。(2)外部维度,包括:当地社区、商业伙伴、供应商和消费者、人权、全球化环境的考虑。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1、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概念最初是由伊戈尔·安索夫在《公司战略》一书中首次提及,关于“利益相关者”,其代表人物之一Freeman(1984)解释为那些对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或者能够被企业实施战略目标的过程影响的个人或团体利益相关者,他把利益相关者分为六个种类:股东、雇员、消费者、供应者、社会和政府,企业对他们有着不同的责任或跟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契约”。阿奇B.卡罗尔、安.K.巴克霍尔茨(2004)认为:“利益相关者是在一家企业中拥有一种或多种权益的个人或群体”。利益相关者可能被企业的行动、决策、政策或做法所影响,这些利益相关者同样能够影响该企业的行动、决策、政策和做法。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是互动、交织影响的关系。
Clarkson(1995)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初级和次级两类,前者是指一旦没有他们企业就无法正常运行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股东、投资机构、员工、消费者、供应商,以及作为公共利益相关者的政府和社区等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企业与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有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后者则指可以影响企业也可以被企业影响的群体,但他们不介入企业事务,并不是企业生存所必须的,包括媒体、社会团体、种族组织、宗教组织和一些非营利组织等。
乔治·A·斯蒂纳、约翰·F·斯蒂纳(2002)认为:利益相关者模型描述了企业是各种利益的中心。管理者拥有道德职责,要更为深入地考虑他们的决策对于各种相关利益团体利益的影响。
我国学者田虹(2006)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取决于它有哪些密切的利益相关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是要满足这些利益相关者的愿望和要求,实现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满意。”
总的来说,利益相关者理论观点认为企业及其管理者对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并对特定的利益相关者有特定的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把企业对股东的责任扩展到了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使企业不仅要处理好与股东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与其他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承担起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2、社会契约理论。
美国管理学家Donaldson&Dunfee将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所遵循的所有契约形式称为综合性社会契约。托马斯·邓菲、托马斯·唐纳森(2001)从社会契约的角度指出:现实的或“现存的”社会契约构成了企业道德规范的一个重要源泉。当这些现实的但通常是非正式的社会契约以自由而明智的一致同意为基础时,并且当他们提出的规范与更广泛的伦理学理论原则相一致时,它们显然就成了强制性的,企业有义务遵守企业与社会达成的这一广泛的社会契约。
林军(2004)认为权利和义务在社会制度中是固有的,这些权利和义务被认为是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契约。企业应对为它的存在而提供条件的社会承担社会责任,社会应对企业的发展承担责任。企业无法超越社会存在,企业与企业和企业与社会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基本协定,即社会契约。
Riahi Belkaoui、Pavlik(1992)指出:社会契约理论认为企业的运作方式应该像组织和社会之间存在契约一样,使社会收益最大化。企业的行为应该受法律的指导,或自愿符合社会规范和期望。乔治·A·斯蒂纳和约翰·F·斯蒂纳(2002)认为:按照综合契约论,履行与各种利益集团的合同义务是企业的责任,它暗含着企业必须符合公众的期望,是企业责任的一种扩展。
3、企业公民理论。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企业公民”概念。企业公民理论认为:社会赋予企业生存的权利,是让企业承担受托管理社会资源的责任,那么企业就必然要为社会的更加美好而行使这项权利,承担这项责任,合理地利用这些资源。一个美好的社会不仅仅需要经济的繁荣,还需要政治的稳定和道德伦理的和谐。
Matten、Crane、Chapple(2003)认为:企业公民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企业公民与慈善活动、社会投资或对当地社区承担的某些责任相近(有限概念);二是要求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应努力创造利润、遵守法律、做有道德的合格企业公民(同企业社会责任对等的概念);三是企业对社区、合作者、环境都要履行一定的义务和责任,责任范围甚至可以延伸至全球(扩展概念)。Zadek、Pruzan与Evans(1997)提出了一个“企业公民基本原理三角模型”:企业好公民的绩效是由三种力量所形成的:首先是企业经理需要理解外部环境并与之进行协调的动力;其次来自社会的压力,促使企业改进在社会和环境方面的绩效;第三是道德价值。
Carroll(1999)认为:“企业公民”的概念是企业在社会中的角色的新的概念化总结,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覆盖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的其他理论。在企业公民的扩展的概念中,当政府维护公民身份失败时,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公民身份的阶段。
尽管关于“企业公民”的理论有很多的不同的观点,但很多学者逐渐在几个方面取得一致:对当地社区的强烈的企业责任和合作关系,对主动提高当地社区的意愿,对环境的关注等方面要有明确的方式和方法等。总的来说,企业公民理论将企业看成社会的一部分,认为企业同个体社会公民一样,在社会合法性方面,既拥有社会公民的权益,同时也必须承担对社会的责任。
三、结束语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梳理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涉及到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目前学者们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又提出了CSR2(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veness企业社会相应)、CSP(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企业社会绩效),SRI(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对社会负责任的投资)等概念,研究的焦点也集中在企业社会绩效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等实证研究以及相关者理论、企业伦理理论、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以及国际化等层面。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篇9
一、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模型的相关研究
著名学者Carroll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四责任模型,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 (Caroll, 1979) 。在这一模型中经济责任是最基础的责任, 慈善责任是最高级的社会责任。学者Robbins把企业的社会责任道德水平分为三个阶段, 即前惯例水平、惯例水平和原则水平 (Robbins, 1997) 。在第一种水平下, 企业处于原始资本的积累阶段;当企业位于迅速发展的阶段时, 企业的社会责任道德水平就是惯例水平时期;原则水平就是企业的发展位于成熟阶段的时候的社会责任道德水平。我国学者陈志昂和陆伟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三角模型, 在金字塔的最底层是法规层级, 中间是标准层级, 塔尖层是企业战略区又称为道义区。
以上三种企业社会责任模型以及相关研究只是单一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上进行模型构架, 缺乏相关模型支撑和理论回应。Carroll的模型本质上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理论模型, 因为每一种社会责任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也有不同侧重, 但是这种侧重只是企业社会责任横向上的挖掘, 没有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纵向角度对其进行思考。Robbins的企业责任道德水平理论是基于企业伦理学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思考, 它是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下的非理性企业行为, 该模型只是把企业社会责任看作是企业伦理的范畴, 忽视了企业社会责任也属于生命周期的理论范畴。我国两位学者认为无论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制性还是基础性都是从金字塔底层向塔顶层递减的, 也就是说, 企业的法律社会责任具有比道义区责任更强的外在法律强制性和内在基础性。该三角模型受到Carroll企业四责任模型的影响, 不仅认为法律责任是企业基础性的责任, 更从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构上论述了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清晰的层次等级划分。但是其中不足的是两位学者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认清企业社会责任, 只把塔尖层的企业社会责任看作是游离于企业战略行为和道义行为的企业内部行动, 并没有把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战略性的高度。
虽然不断有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深入研究, 如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 (Preston, 1975) 、利益相关者理论 (Freeman, 1984)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 (Preston和Sapentza, 1990)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公民关系 (Matten, 2003)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李正, 2006)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伦理的关系 (赵书华和娄梅, 2011) 等。但这些研究都存在一点不足, 即没有从宏观上对企业社会责任建立如何与企业生命周期互动进行思考, 没有把企业看做是一个有机生命体, 更没有从企业的完整生命历程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探究。
二、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理想模型的构建
自Greiner于1972年提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以来, 学术界就企业生命周期理论阶段划分存在多种看法:Adizes (1989) 认为企业生命周期应有三阶段、十时期, 我国学者陈佳贵 (1995) 把企业生命周期分为孕育期、求生存期、高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和蜕变期六个阶段。本文采用Balkin&Montenayor (2000) 对企业生命周期的划分, 将企业生命周期分为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企业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会存在生命周期长短的问题, 每个阶段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都会不同。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生命周期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1的模型来表示。
图1是在一种理想状态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其中, a曲线代表企业生命周期曲线, b曲线代表企业社会责任周期曲线。n1、n2、n3、n4分别代表企业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 即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来源于两方面, 一方面是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期盼, 另一方面来源于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自觉意识。因此, 就有平衡公式如下:
其中, A代表某个企业的的社会责任在一段特定时间内的总量;B代表整个社会对某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最基本需求总量;C代表企业基于自愿原则且在不损害自身长远发展前提下最大程度的社会责任发挥总量;D代表在B和C之间存在的重合部分, 即企业基本责任下社会责任的维持。B来源于外部环境对企业的要求, C来源于内部自我认识和责任自觉。B值和C值的多少与A值没有关系。不可否认的是, A值不是一个永恒定值, 而是一个动态定值。在A一定的时候, B值越大, C值就越小, B值越小, C值就越大。处理好B值与C值的关系就是协调好企业社会责任外部压力与内部自觉的关系:当社会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期望过高、要求过多时,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范围就会被挤压, 内部自觉度就会降低, 必定会影响企业本身的社会责任积极性;当社会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不是太高或者偏低时, 理想状态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就会存在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 社会责任的内部自觉度就会提高,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就会被调动, 承担的社会责任就会自觉加大。
1、企业创业期的社会责任
笔者认为在企业发展的创业期n1中, 企业没有承担或极少承担社会责任, 在企业十分弱小的成立初期, 社会对这种刚成立的企业不存在很大的社会责任期望, 来自外部社会对企业要求的B值就会很小, “企业最根本的目的是实现自身的利润和为社会提供保证质量的物质产品和高层次的服务, 假如企业这个最根本的目的没有达到, 那么企业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企业在创立初期不应被社会寄予太多责任期望, 反而这时的社会应给予它们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而不是夺取。加上此时的企业本身组织建设和企业文化发展还不够成熟, 企业自身存在很大的生存压力, 没有足够或几乎没有社会责任意识的生成, C值也会很小。“这个阶段的所有投入都入不敷出……基本上不可能盈利, 所以企业对经营者、员工、政府的社会责任是能够履行之前承诺的各种薪资待遇, 能够恪守各种法律法规”。并且在实际操作中, 在成立的初期, 企业在政府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土地、财政补贴等政策方面享受了很大的优惠。这一时期企业最基本的责任就是发展壮大自己, 而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就是负的状态, 如上已论述的平衡公式中代表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B值就会是负的状态, 代表企业责任自觉的C值几乎为零, 代表企业社会责任总和的A值就是负状态, 虚曲线b1表示的就是这一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轨迹。随着企业发展壮大, 这两方面的企业责任得到很大的改观, A值将会增大, b点运功轨迹将会从m1点向O1点运动。
2、企业成长期的社会责任
当企业发展到成长期进入O1点时, 企业经济实力、社会责任意识都达到一定高度, 企业真正从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各个方面践行社会责任并迅速发展。此时企业管理者社会责任意识增强, 出于营造企业形象理念的内部责任压力开始逐渐部分代替外部要求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压力, 所以来自内部的责任动力C值会增大, B值会减少, 并且C值的增幅大于B值下降速度, b曲线在成长期n2阶段上升迅速。
3、企业成熟期的社会责任
成熟期的企业无论在产品市场占有率还是企业品牌效益上都处于稳定而优势的地位, 无论在企业硬环境还是企业软实力上都表现得超出行业平均水平。这时的企业对内规范管理, 重视员工福利, 提高利润效益;对外兼顾利益相关者权益, 加大社会公益投入, 关心社区建设、参与公民社会建设等等。这些都极大提升了企业作为社会重要组成单元的责任主体作用。b曲线在成长期n3阶段继续上升也体现了这时企业的发展水平。
4、企业衰退期的社会责任
由于企业管理者决策失误或外部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等原因, 企业会不可避免的进入衰退状态。产品滞销、利润大幅度下降导致企业财务困难, 无法继续扩大前一阶段的非生产性资金投入, 维持或缩小用于社会责任的投入就是导致这一阶段的企业社会责任曲线下降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理想状态中, 企业这个阶段正处于企业发展的危险期, 企业管理者此时的管理重心是拯救濒临破产的企业现状, 这才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所以, 来自外部社会责任期望C值和来自内部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能力B值都会快速下降。
5、企业倒闭后的社会责任
当a曲线在O4点时表示企业破产倒闭, 但企业社会责任此时却不应该结束。代表社会对企业责任期望的B值仍然存在, 这部分期望包括倒闭后企业职工的利益诉求以及基于一贯社会责任履行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平稳过渡, 也正是在B这样的期望下, 真正负责任的企业管理者们在企业经营不善、倒闭破产时不应忽视社会责任的认识和自觉, 所以C值的存在有其社会需要和自觉需要。这不仅涉及到企业管理者个人的道德声誉, 更影响到再次市场的进入和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做好后期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也十分重要, 这种管理包括企业倒闭后员工的安抚、再培训和推荐再就业直到员工找到新的工作, 还有退休职工的社会福利、慈善责任的软着陆等等。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理想企业社会责任应包含五个阶段:潜伏期、起步期、高潮期、萎缩期和后生命期。
企业社会责任理想模型是在“社会人”的理论假设前提下, 兼顾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一次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周期问题的思考。不难发现, 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滞后性, 这是由企业经济能力和管理者责任自觉共同决定的。在企业社会责任理想模型中, 企业经济能力和管理者责任自觉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两者缺一不可:有经济能力没有责任自觉, 企业社会责任也不存在;空有责任自觉没有经济能力, 企业社会责任也形如空中楼阁, 缺少任何一个, A值都不会出现抛物线的理想运动轨迹。
企业能否较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平衡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能力的体现, 而这种能力也是企业处理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企业社会责任理想模型在社会和企业之间架构了一道包容并进的桥梁, 为企业和社会的新型关系提出了新的范式, 既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合理规划构建, 又能在社会的发展模式上探索出一条科学的道路, 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企业正确地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反哺企业生产发展。首先,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体现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其次, 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强化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紧密关系, 优化企业内外部环境;最后, 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能够延长企业生命周期。企业社会责任理想模型是一个包容性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 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水平的高低被纳入衡量企业发展好坏的因素范围中。理想状态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就应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晴雨表”, 它是多方面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企业发展历程中的度量因子, 所以更能反映并体现企业与社会融洽程度以及企业发展质量的高低。可以预见, 未来的领先企业将会建立起一套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发展质量评估体系。
三、结论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是从政府官员到企业管理者还是没有从更高的层面认识企业社会责任。对社会责任认识不足, 缺乏科学的、合理的、战略性的认识是制约我国企业的本质性问题。企业社会责任理想模型的建立是在企业与社会长期价值共通的模式下的未来企业社会责任探索, 为厘清企业责任履行与企业生命发展的内在联系, 乃至延长企业生命周期都提供了新的视角。
企业社会责任实质上是企业的内生责任, 把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作为企业长远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是未来优秀企业管理者的共识和必循之路。企图通过政府和社会引导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方式不会持久, 肯定也会逐渐淡出历史的长河。只有企业自发自觉自动地结合企业实际, 努力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理想模型, 才能树立企业良好形象, 促进社会和谐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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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篇10
传统经济学理论 (古典观点classical view) 主张管理当局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利润最大化, 假定企业是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 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 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归根到底是以股东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这一观点的最直率的支持者是经济学家和诺贝尔殊荣的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他认为管理者的主要责任是从股东 (企业真正的所有者) 的最佳利益出发来从事经营活动。
社会经济学观点 (socioeconomic view) 通过认为管理当局的社会责任不只是创造利润, 还包括保护和增进社会福利等, 这一观点是基于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样一种信念, 企业并非只是对股东负责的独立实体, 他们还要对社会负责, 社会通过各种法律法规认可了企业的建立, 并通过购买产品和服务对其提供支持, 而且, 社会接受甚至鼓励企业参与社会的、政治的和法律的事务。于是发达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后出现的两种结构性变化趋势———企业股权不断分散和多元化社会的发展, 促使企业只对股东负责、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的理念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同时企业巨型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导致公众对企业的不满, 迫使企业主动承担起各种社会责任。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兴起:理论背景与现实背景
利益相关者理论 (Stakeholder Theory) 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在西方国家逐步发展起来的, 进入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影响迅速扩大, 并开始影响英美等国的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 并促进了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变。之所以会出现利益相关者理论 (以及相应的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式) , 是有其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的。
理论背景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企业看成是一个转换投入和产出的“黑箱”的思想受到了猛烈的批判, 进而涌现出研究企业理论的大量文献。这些文献大多以交易费用、委托—代理、不完全契约、信息不对称等概念为核心而展开, 使我们对企业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然而, 各种所谓的主流企业理论并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 企业的所有权 (以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来表示) 应该全部归企业的股东所有;他们提出的“股东至上主义”和“资本雇佣劳动”的命题存在诸多缺陷和漏洞, 也与各国的实践发展有着明显的差距。正是在这种理论纷争的局面中, 一批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
实践背景从来看,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等奉行外部监控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国家的经济遇到了困难, 而日本、德国、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却迅速发展。诸多学者研究的结果表明, 产生这种差距的根源在于“股东至上主义”的公司治理模式使经理人员始终处于严重的短期目标的压力之中, 无暇顾及公司的长远发展, 最终却正好损害了股东的利益, 得到好处的是股市上的投机者;日本、德国实行的是内部监控型公司治理模式, 企业的经营活动注重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 并充分融合了人本主义的管理思想。
1996年1月, 英国首相布莱尔在新加坡发表演讲时, 正式提出要建立一种“利益相关者经济” (Stakeholder Economy) ———在这种经济中, 大家相互信任, 有共同的目标, 共同努力, 共同受益。“所有的人都有机会, 通过贡献取得发展, 没有哪个群体或阶级受到优待或排斥”。
1997年布莱尔曾踌躇满志地表示, 在全球化的形势下, 听任放纵的市场调节作用和过多的政府干预都不是治国良策, 应该在自由放任和社会公正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 即所谓“第三条道路”。布莱尔自诩为“第三条道路”的旗手, 立志要把英国变成“第三条道路”的试验室, 让英国成为“世界的灯塔”。目前, “第三条道路”已经成了大西洋两岸各国政府公开或默认的宗旨。
三、利益相关者资源的分类及功能
按照资源本身的内容, 利益相关者资源可分为人力资本资源、财务资源、信息资源和关系资源四类。
利益相关者人力资本资源是指企业通过为高管人员、员工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稳定的现期收入与长期的风险收入而获得或控制的企业家才能与其它专业人力资源。企业家才能资源主要是指企业部门经理层以上的高管人员人力资源。其它专业人力资源是指经理层以下的具有一定才能的企业生产、供应、销售、财务、研究开发等员工人力资源。人力资本资源在利益相关者资源体系中的主要功能有:一是协调企业与其它利益相关者关系, 并最大限度地激发其创造企业绩效的能力;二是及时掌握各利益相关者提供给企业的信息并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三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引起的企业资源的优化程度进行科学预测并做出相应的履行社会责任的决策。
利益相关者财务资源是指企业通过对银行、供应商、消费者、政府、社会公众等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而获得的银行贷款、延期付款、预付款以及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或债券以提升企业财务能力的资源总和。主要功能包括:一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在市场活动中的资金充裕期与资金短缺期往往是相互交错的, 这是双方财务能力互补的前提;二是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银行信用或商业信用方式使企业在资金困难时度过难关;三是企业与政府、公众投资者的良好关系使企业在长期资本市场上有较强的筹资与投资能力。
利益相关者信息资源是指企业通过对员工、客户或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而获得的对生产信息、产品与服务信息以及财务信息的掌控能力, 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可以获得在生产、销售决策中的稳定信息来源, 并保持畅通的信息渠道。具体功能包括:一是利益相关者掌握的各方面的信息是企业赖以进行生产经营决策的基础资源;二是企业通过设置有效的渠道与利益相关者进行信息的交流, 并掌握及时、有效、完整的各类信息;三是信息资源的形成要花费一定的成本, 但为企业带来的绩效无可估量。
利益相关者关系资源是指企业通过对利益相关者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而形成的企业内外关系网络中带有组织因素的、有利于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资源集合。企业内部关系网络主要是指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经营者与员工之间的结构方式。企业外部关系网络主要是指企业与银行、社会公众投资者、用户或消费者、供应商、政府有关部门的结构方式。主要功能包括:一是由于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使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在市场活动的不同场合中会表现出默契、相互信任或相互容忍关系的合作状态;二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良好的关系建立在一系列互惠规范和合作规则的基础之上。
四、利益相关者管理“克拉松原则”
马克斯·克拉松在多年的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 提炼出一组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原则, 也被称为“克拉松原则”。这些原则表达了企业建立与利益相关者关系时应持的若干合作态度:尊重、监控、听取、沟通、采用、认可、共事、避免、承认冲突。其具体内容如下。
原则1。管理者应该尊重和积极监控所有的合理合法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关注, 并应该在决策及其实施中适当考虑它们的利益。
原则2。管理者应该多听取利益相关者的想法, 了解他们的贡献, 与他们进行开诚的沟通。
原则3。管理者所采用的程序和行为方式应基于对每一利益相关者及其支持者的关注和能力所做出的深刻的理解。
原则4。管理者应该认可利益相关者可自主地开展其活动并获得相应的报酬;对他们在企业活动中所担负的责任及利益的分配上, 应该努力做到公平;并重视它们各自可能碰到的风险以及可能遭受的损害。
原则5。管理者应该与利益相关者个人或群体协同共事, 采取得力措施使得所开展的企业活动给他们造成的风险和损害最小化, 但当不可避免时, 就应该给予适当的补偿。
原则6。管理者应该与利益相关者一起避免介入或开展这样的活动———可能造成对不可剥夺的人权的侵犯, 可能出现的风险显然不为其他的利益相关者所接受的活动。
原则7。管理者应该承认管理者本人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他们自己要完成的任务与他们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应负有的法律及道义上的责任这两者之间, 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管理者应该通过开诚沟通、及时通报、激励措施以及必要时第三方介入解决的方法, 处理所发生的此类冲突。
五、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
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与之结合之后取得了较大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主张企业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负有责任, 恰好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有机结合起来, 使企业社会责任落实到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之中, 落实到企业的具体生产实践之中。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 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契约, 而借助利益相关者理论, 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企业的契约本质。企业是一个由股东、债权人、政府、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组成的一系列或隐或显的契约关系网络, 每一利益相关者均凭借其向企业投入的专用性资源、承担了不同的风险而对企业享有一定的利益要求。企业不仅要为股东利益着想, 还要为其他利益相关者服务。股东为企业提供的资源是实物资本, 享受的是剩余收益, 承担了比其他利益相关者更大的风险。债权人、员工、客户通过契约的形式为企业提供所需的债务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市场资本等不同资源, 获得的是契约收益, 如果企业能够善待这些利益相关者, 他们会持续为企业服务并创造价值, 否则这些利益相关者将脱离企业, 造成企业资源的枯竭和价值的衰减。政府为企业的生产提供了公共物品条件, 而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依赖于企业缴纳的税款, 稳定增长的税收有利于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 更好地服务于企业。如果企业依法纳税, 就有理由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 否则, 企业将遭受相应的惩罚。企业的生产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 必然会对周围的社区造成影响, 社区居民也必然会要求企业在生产经营的同时必须注重环境保护, 如果由于企业的生产活动而破坏了社区环境, 企业就应当给予一定的补偿。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凭借其各种资源投入而对企业享有的不同利益要求所做出的一种平衡。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处理好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投入, 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则是企业对这种投入的回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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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篇11
[关键词] 社会行动 战略制定 单元行动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技术日新月异，新的经营方式不断涌现以及信息交流过程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背景下，企业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将眼光放长远，以未来为目标，做出统筹全局的规划。资源和技巧方面的最初优势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企业战略起著重要作用。企业战略是企业以未来为基点，为寻求和维持持久竞争优势而做出的有关全局的筹划和谋略。能否为企业制定一个有效的战略成为企业战略成功与否关键的一步。本文将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以社会行动的“行动参照构架”来分析战略制定这一行动。
二、战略对于企业的重要意义
企业战略确定了企业在一段时间内的总体目标和企业资源配置，并以战略目标的实现情况为依据对资源使用效率进行监督和评价。企业战略使企业不仅能对竞争对手、顾客和技术等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同时也使企业具备影响市场环境，进而主动影响市场环境变化的能力。
从宏观上看，一个企业制定的战略不仅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关系到其能否取得和维持竞争优势，而且深刻影响着企业所处行业的行业结构、市场竞争态势和总体布局，进而对该行业的获利水平产生影响，这一点从近几年的家电大战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从微观上看，一个企业制定并实施战略管理，对于企业本身而言，也是保持企业旺盛生命力、实现企业长远发展的内在要求。企业实施战略管理可以促使企业改进决策方法，优化组织结构，并保持组织结构与战略的匹配性，增强整个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社会行动理论的“行动参照构架”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在综合马歇尔、迪尔凯姆、帕累托和M.韦伯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行动理论，他认为社会行动的基本单位是单元行动。一般来讲，单元行动具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与行动的主观方面即行动主体相对应的有两个因素:目的—行动过程所要达到的未来状态;规范—与行动目的相一致的价值标准和行动规范。与行动的客观方面即环境相对应的也有两个因素:条件—环境中不能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手段—环境中能够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这四种因素的组合即构成了所谓的社会行动的“行动参照构架”。
环境与行动的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环境作为行动的客观方面参与了行动参照构架的形成，也就是说，社会行动不仅是有目的的，而且它总是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中进行的，这种客观环境有时作为条件限制行动的取向和范围，有时又为行动提供手段或工具。另一方面，环境也不是自在和孤立的，而是在和行动的关联中存在和发展，其对行动的条件限制和手段提供只有在和行动目的相联系时才能成立，才有意义。
四、战略制定的行动参照构架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战略制定这一行动具备了单元行动性质和关系结构特征。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战略制定也必然具备行动参照构架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战略制定行动中，它必然要以其主观方面即战略制定的目的与规范同其客观方面即战略制定的手段和条件之间的关系来建构自己的行动构架。这一方面表明，战略制定行动不仅有着自己特定的目标指向，而且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并与之发生关系，它或者受到环境的限制而调整自己的行动路线和范围，或者从环境中获取资源和能力以达成自己的行动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同时也参与对环境的重建（如图所示）。
战略制定这一行动所处的环境是企业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系统，可以分为企业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企业是外部环境中的一个子系统，各种外部因素都会对企业产生影响。但是不同产业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外部相关环境因素。外部环境中对企业战略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称之为战略环境因素，按照战略环境对企业的影响层级不同，外部战略环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般战略环境、产业战略环境和企业战略环境。内部战略环境是企业内部与战略有重要关联的因素，主要包括企业资源、能力和管理水平以及利益相关者（如表所示）。
内外部环境因素对于企业的影响可以最终归结为外部的机会、威胁，和内部的优势、劣势，这些因素或者作为手段为战略制定的行动主体所把握，或者作为条件因素制约着行动目标的达成。战略制定行动与环境之间是互动交换的关系，行动不仅受着环境因素的制约和促进，它同时也可以影响和重建环境。例如当企业在准备进入一个封闭型市场时，面对不利的外界环境，通常可以制定非市场战略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封闭型市场是指在这种市场上，现有的参与者和批准者设置了种种障碍，使得那些能够提供类似的甚至更好的产品和劳务的企业难以进入，无法经营。一般意义上来讲，这是典型的条件因素。这种封闭型市场随着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许多国家的政府干预加强以及因此而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日渐普遍。企业为了成功地进入特定市场并在那里从事业务经营，在战略上就要协调地运用经济的、心理的、政治的和公共关系的手段以博得外国或当地若干参与者的合作和支持。甚至当企业采取非市场战略有效地处理与政府关系时，还可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引导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规范的形成。由此可见行动对于环境的重建作用。
行动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以文化为中介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文化为行动者提供了行动规范，行动规范是指行动者在确立目标、选择手段、克服障碍时所遵循的社会标准。文化不仅广泛地影响着战略制定行动的各个环节和层面，不仅涉及了战略制定行动的具体行动方向，还深刻地影响着从事战略制定行动的企业家及相关人员的心理定势、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企业在制定战略时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行为不是单纯的，而是要受到道德伦理、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等的制约。此外，企业文化也会对战略制定产生影响，规范着战略制定行动。企业文化是企业独特的传统、习惯和价值观的积淀，它与企业的生产过程、产品形式与服务手段密不可分。重视企业文化特色，按照自身特点去制定能够有效实施的战略，将意味着企业在文化环境方面的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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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篇12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23年谢尔顿在其《管理哲学》一书中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以来, 学术界和有关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提出了诸多不同的解释。但究其内涵却基本一致, 即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对股东承担经济责任 (追求股东利益) 的同时, 也要对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客户、政府、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生态环境承担社会责任。它既包括法律上的责任, 也包括道德上的责任。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其核心内容是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都十分重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建设,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则和标准, 以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 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我国而言, 政府也十分重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 为了构建和谐社会, 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相继修订了《公司法》、《破产法》、《环境保护法》、《所得税法》, 并新颁布了《劳动合同法》、《物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所有这些法律都对企业社会责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标准, 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进入了一个制度建设与规范的新时期。
随着全国性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蓬勃发展, 传统的企业理论受到了强烈的挑战, 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这一研究领域中,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颇受中外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但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 是正相关、负相关还是不相关, 至今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 一方面难以从理论上说服企业责任思想的反对者, 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难以从实践上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研究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 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理论解释
目前学术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理论解释有不同的观点。Lee和Bannon (1997) 将这些不同的观点概括为5种不同的理论假说: (1) 社会影响假说, 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越高, 则企业的社会形象就越好, 其绩效也就越高; (2) 权衡假说, 认为由于资源的有限性, 企业只能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权衡, 如果履行社会责任, 就会影响股东的利益, 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3) 资金供给假说, 认为尽管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但由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取决于企业所能够提供的资源, 因此企业绩效会影响公司企业责任, 而不是反过来; (4) 管理者机会主义假说, 认为按照委托代理理论, 当管理者的报酬与企业绩效相联系时, 管理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 就会减少对企业深化责任的支出以增加现金流, 从而导致企业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5) 协同效应假说,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但这种相互关系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可见, 有必要从理论上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做进一步研究, 并给予明确回答。
笔者认为, 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理论解释是一个很好的角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 企业社会责任思想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结合不仅使利益相关者理论有了微观基础, 而且也使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研究有了理论基础。正如Wood和Jones (1995) 所说,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研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最为密切”的理论武器。而在此之前,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是“一种寻找证据的理论” (Ullman, 1985) 。毫无疑问, 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企业本质上是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契约” (Jensen和Meckling, 1976;Freeman和Evan, 1990) 。这就意味着企业目标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 而不仅仅是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的利益是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 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企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各利益相关者投入的资本 (资源) , 除了股东投入的股权资本之外, 还有债权人投入的债务资本、员工投入的人力资本、供应商和客户投入的市场资本、政府投入的公共环境资本 (如制定公共制度、提供信息指导和维护生态环境等) 以及社区提供的经营环境等。企业的所有权安排要平等地对待各利益相关者, 而不是把企业所有权集中地分配给股东。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合作, 而不仅仅是依赖于股东。这些与“股东至上”逻辑截然不同的观点就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本思想 (张兆国, 2009) 。由此可见, 利益相关者理论含有丰富的公司社会责任思想, 无疑是我们科学研究公司社会责任问题“最为密切”的理论武器。
1.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双赢机制。
既然企业是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契约, 那么这组契约除了包括企业与股东之间的契约外, 还包括企业与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客户、政府和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这些契约通过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规定了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和责任。企业要从各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各种资源和良好经营环境, 就必须对他们承担相应的责任, 维护他们的权益。从这种意义上来讲, 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为企业提供资源。虽然企业社会责任本身不是一种资源, 但它可以极大地提高交易的质量和效率 (Donaldson和Dunfee, 1999) , 是企业从股东之外其他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各种资源和良好经营环境从而增强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 可以转化为稳定增长的财务收益。
2.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信号传递机制。
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 在现代企业中, 委托代理关系除了包括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外, 还包括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客户、政府和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与经营者或控股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Hill和Jones, 1992) 。在信息不对称 (即作为代理人的公司很清楚自己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者的道德品质等信息, 而作为委托人的各利益相关者则知之甚少) 的情况下, 企业与益相关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动态博弈, 即一方面, 企业期望从各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各种资源和良好经营环境, 但另一方面, 各利益相关者却又不知道哪家公司值得信赖, 应该给予支持。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企业就必须向各利益相关者传递某种信号, 以作为自己区别其他企业的暗示, 表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当然, 各利益相关者也不会轻易地相信这种信息, 因此这就要求企业发出的信号是付出了代价 (成本) 的, 以防止其他企业轻易地模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是这种信号传递机制, 它有助于企业赢得各利益相关者的信赖和支持, 使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
3.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价值创造与风险防范机制。
大量事实和研究表明,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而且通过规避风险、减少浪费、改善与监管部门的关系、增强品牌美誉度、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和降低融资成本等作用机制, 为企业创造新价值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 2007) 。相反, 企业忽视社会责任不仅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 而且会给企业自身造成巨大的风险损失, 如声誉损失、法律制裁、交易费用增加、消费者抵制、人才流失、再融资困难以及经营停顿等 (Kytle, 2005;Goto, 2007)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以及企业各利益相关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 企业所面临的这种社会责任风险会愈加突出。所以, 无论从企业还是从社会看,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都是一种价值创造与风险防范机制。
由上述分析可见,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有利于保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而且有利于增强企业竞争优势, 提高企业价值, 促使企业可持续发展。但是, 也有必要指出, 我们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并不否定企业经济责任, 而是要求企业在承担经济责任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社会责任。如果企业过多地承担社会责任, 而不顾企业的发展和股东的利益, 那就是我国过去存在的“企业办社会”, 最终造成企业对这两种责任都无力承担。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经验证据
学术界在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 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据Margolis和Walsh (2001) 的统计, 截至2001年, 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论文共有122篇。Griffin和Mahon (1997) 通过对51篇论文的统计分析发现, 得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的论文33篇、负相关的论文20篇, 还有9篇论文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Roman等 (1999) 在Griffin和Mahon (1997) 的基础上, 通过对同样51篇论文和新增4篇论文的统计分析发现, 得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的论文33篇、负相关的论文5篇和不存在相关性的论文14篇。此后, Orlitzky等 (2003) 、Tsoutsoura (2004) 、Schnietz和Epstein (2005) 、Maron (2006) 、Wu (2006) 等实证研究发现,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 但Gary和Kohers (2002) 、Seifert等 (2004) 、Brammer等 (2006) 实证研究却得出了负相关或不相关的结论。
与国外研究相比, 国内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起步较晚, 但十分活跃。宋献中和杨熠 (2008) 、张兆国等 (2009) 等实证研究表明,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 而且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而陈玉清 (2005) 、李正 (2006) 实证研究却得出了与此相反或不相关的结论。
由上述文献可见, 时至今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这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十分复杂, 要受到企业的盈利水平、经营规模、成长性和产权性质以及市场竞争程度和制度环境等诸多控制变量的影响。因此, 有必要对两者的关系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四、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