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与社会责任

企业与社会责任（共12篇）

企业与社会责任 篇1

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最早源于美国。Bowen(1953)认为企业及其经营者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此后,研究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国外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研究。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例如,Lee(1971)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长期利益的最大化。Ruf(2001)等的研究也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反而会降低企业价值。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必然会发生成本,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企业价值降低。如Vance和Holman(1975)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越多,企业后期价值越低的结论。

国内学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张建同(2007)等人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为企业带来利益。田虹(2009)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中国通信行业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分析了通信行业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张兆国(2013)等人以我国2007~2011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交互跨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社会责任对当期财务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钱瑜(2013)收集2006~201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石化及塑胶行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具有正相关性。

二、相关理论基础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有很多,但是学者们一般认为,最早系统性地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定义的是Bowen(1953)。他提出,商人的社会责任是指商人有义务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所期望的来制定政策、进行决策。

美国管理学大师Stephen P.Robbins(2005)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超过社会法律和经济要求的、企业为谋求对社会有利的长远目标所承担的责任。

我国的周三多教授(2005)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具有非强制性、非官方性、普适性、扬善性等特性,主要包括企业对环境、员工、顾客、竞争对手、投资者和所在社区的伦理行为,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不仅能使企业自身效益得到提高,而且还能够使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并且对企业所有者(即股东)负责的同时,企业还应该追求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最大化,企业不仅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还要积极承担对员工、社会和环境的社会责任,遵守社会伦理道德、行业准则、职业道德、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积极投身公益事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以实现企业、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追求企业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和长期绩效最大化。

三、现状分析

(一)相关研究评述。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时主要用评价企业赢利能力的财务指标来表明企业价值,如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与资产净利润、销售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论主要有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负相关和不相关三种关系。

1、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Griffin和Mahon(1997)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两者成正相关关系。原因在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虽然需要付出一定的资金成本,但是相对于这种行为的效果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责任行为的结果将使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到保护,使企业的后续发展能得到各个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从而将从各个方面导致企业价值的上升。国内的李红玉将与企业有经济利益关联的人划分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并通过实证分别研究他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的不同利益主体都对企业绩效产生作用,各经济主体的利益与传统的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并不矛盾,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朱瑞雪(2004)等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增强企业的差异化优势,提升企业的信誉度,有助于企业建立与利益相关者的良好关系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是正相关关系。李琦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企业理财目标具有影响,企业应该选择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最后指出企业责任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目标的一个约束条件,并指明二者之间的一致性。蒋红芸和景珊珊(2013)认为企业的一系列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自身获得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建立良好的社会声誉,从而提升企业价值。同时,由于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些学者开始研究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交互跨期影响,张兆国、勒小翠和李庚秦(2013)运用CMM方法发现滞后一期的社会责任对当期财务绩效有显著正影响,当期财务绩效对当期社会责任有显著正向影响。

2、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负相关。Friedman(1989)认为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消耗了企业的资源,会导致企业经营成本的增加,利润减少,与其他相对缺少企业社会责任的竞争对手相比就会处于竞争劣势地位,从而降低企业财务绩效。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是负相关关系。Vance(1975)在早期的研究中选取两个样本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做得较好的公司,其股票市场价值低于对照样本,即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负相关。王建琼等以每股收益衡量企业价值,并分别研究其与政府、供应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与政府呈正相关关系,而与供应商则相反。顾湘等选取沪市A股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依据报表数据,结合系统论、价值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价值与股东社会责任呈明显正相关关系,而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呈负相关关系。李正(2006)以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问题。结果表明,从当期看,承担社会责任越多的企业,企业价值越低;但从长期看,根据关键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承担社会责任并不会降低企业价值。林晓华、林俊钦和高燕(2012)实证检验发现企业价值与生态社会责任呈负相关关系。

3、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不相关。Alexander(1978)等人,借用前人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经过风险调整后的股票市场回报与企业社会责任不相关。刘长翠(2006)等人,在样本的选择中考虑到行业的差异性,分行业进行研究,发现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资产负债率与社会责任贡献率不相关。Soana(2011)单独以银行业为研究对象,验证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无显著相关性。

上述综述表明,研究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的不同以及绩效衡量指标存在差异性。虽然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仍有争议,但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倾向于认为二者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尽管越来越多的企业对社会责任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关注,但是对于社会责任的理解仍然较为模糊,常常同可持续发展、绿色企业、企业公民义务等术语交替使用。多数企业管理者依然把经济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战略目标,直接导致目前日益凸显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例如环境污染、假冒伪劣产品的制售、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产生等。此外,许多企业管理者认为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消耗了企业的资源,会导致企业经营成本的增加,从而降低企业财务绩效,他们没有把社会责任和企业的品牌、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甚至有些企业将承担社会责任狭隘地理解为慈善捐赠,导致捐赠的多少成为评判企业社会责任强弱的标准,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和压力。

2、企业社会责任法规不完善。目前,有关管理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法规还不够完善。政府现阶段在社会责任方面依然面临一些挑战,如完善相关法律文件和细则、健全相关标准、成立专门的推进机构、拟定系统可行的推进规划以及完善相关监督体系。不仅认识到对企业社会责任监督的重要性,还要从相关法律法规上整体进行推进,明确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责权界限,正确引导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

四、完善建议

(一)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建设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文化,将社会责任化作企业的内在资源,形成企业员工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和理念,并强化成为其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通过健全企业社会责任制度,树立全体员工的社会责任意识,改进企业经营和实践活动对各利益相关方、社会和环境所带来的影响,通过建立正确的生产经营理念,企业从自身文化、管理、人事、制度、机制等方面转变和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形成和巩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企业股东及员工而言,要积极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观,把企业社会责任观视为企业核心价值及企业战略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争取在创造利润的过程中,全面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二)完善管理企业社会责任的法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自身的行为,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也发挥着主导作用。政府可以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来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来监督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效果,使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自觉按照评价体系要求进行文明安全生产。这不仅仅是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而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和丰富人民生活,把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这其中需要政府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监督机制,建立专门的机构推进社会责任的可持续性,加强符合我国国情的体系建设和指标运作,通过政策支持和媒体宣传引导企业提升社会责任意识和实践活动,同时为企业提供培训,保障社会责任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研究近年来已成为国际和国内学术界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本文基于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主要观点,着重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对企业更好地履行和承担社会责任提出合理建议。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价值,财务绩效

参考文献

[1]张兆国,靳小翠,李庚秦.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交互跨期影响实证研究[J].企业研究,2013.8.

[2]钱瑜.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的典型相关分析——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J].企业经济,2013.3.

[3]王清刚,李琼.企业社会责任价值创造机理与实证检验——基于供应链视角[J].宏观经济研究,2015.1.

企业与社会责任 篇2

论企业与社会责任

本文通过对企业与社会责任的.分析,提出企业追逐利润与承担社会责任并不矛盾,企业要想长久的生存,经营者必须在原则地追求利润的同时参与社会良性改造的运动.

作 者：葛丽芳 作者单位：安徽财贸学院,市场营销系,安徽,蚌埠,233000刊 名：安徽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HUI TECHNICAL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17(4)分类号：F27关键词：企业 社会责任 利润

论企业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 篇3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的一种发展模式,竞争方式和管理战略,是企业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作为企业管理重要部分的企业文化,它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文章就二者之间的关系做了简单的论述。

关键词:企业;文化;企业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09)20-0162-01

企业文化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被组织成员认为有效而共享,并且共同遵循的基本信念和认知。企业文化以最大限度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潜在能力,将企业内各种力量聚集于共同的指导思想和经营哲学之下,齐心协力地实现企业目标。企业文化集中体现了一个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主张,是一个企业的灵魂。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是指企业应该承担的,以利益相关者为对象的,包含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在内的一种综合责任。在经济方面,企业应当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提供社会需要的商品,赚取合理的利润,提供税收,增强社会经济实力,同时还应当满足员工、股东以及自身发展的需要;在社会关系方面,企业必须处理好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即企业要承担员工权益责任,法律责任,诚信经营责任以及公益责任。在环境关系方面,企业要以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形成完善的环境管理战略,正确处理企业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企业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共同点

企业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着诸多共同点。第一,它们有着相同的目标,即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在履行其经济责任的同时考虑到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努力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实现企业与社会及自然的和谐发展。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精神支柱,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企业精神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一个有着优秀文化的企业中,全体员工奉行一种价值理念和思想追求,它所产生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同时,这种优秀的企业文化必然符合社会整体的利益,能够与社会文化和谐发展。第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都是企业的一种外在形象。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通过其行为,向利益相关者展示负责任的企业形象,社会公众则通过其行为了解到它是不断提高社会效益与增加消费者福利的组织,其行为符合公众的期望与价值观。企业文化是企业形象的灵魂与支柱。正如我们通过一个人的外在行为来判断他的内在素质一样,我们通过企业的外在形象判断其企业文化。良好的企业文化表现在其员工的谈吐处事以及企业氛围中。

2企业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企业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首先,企业文化为企业社会责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企业文化是一种内化的抽象的东西,而企业社会责任则是外在的具体的。文化是通过长时期沉淀而形成的,它展示了一个企业最核心的精神,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员工的行为处事。一个注重短期利益与忽视人文关怀的企业,其员工往往也不重视企业社会责任;而一个以人为本、积极进取、不断创新的企业,其员工就有较强的意识履行社会责任,关注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次,企业社会责任加强了企业文化的凝聚力。企业文化的凝聚力是指企业用共同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和精神信念使企业全体利益相关者同心同德,凝聚在一起。企业文化使其利益相关者改变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树立起了一种以企业为中心的共同的价值观念,从而潜意识地对企业产生一种强烈的向心力。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尽力处理好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凝聚力。

最后,企业社会责任将企业文化扩展到了全社会。企业文化不仅对企业本身存在影响,还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不仅能在企业内部营造良好的氛围,更能扩展到整个企业界和社会。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活动,进一步扩大企业在社会上的良性影响,进而在消费者和社会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同时,这种社会影响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全面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正如彼德.德鲁克(PeterF.Drucker,1973)指出,“一个健康的企业和一个病态的社会是很难共存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企业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是紧紧联系,相互融通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和主要内容,也是企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企业文化则把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层次。二者相互作用,既为企业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又推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参考文献:

企业与社会责任 篇4

企业已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之一,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企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多数经济与社会资源掌握在各类企业手中,大量人群工作于企业中并赖以谋生,企业的影响已远不仅限于其经济作用,而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自然环境等各方面均产生相当程度的控制与影响。但是近年来,各类企业由于忽视社会责任导致的负面事件频发,严重影响到民生,成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不和谐音符,这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已到了刻不容缓地步。时代背景要求研究者们深入与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以引导企业自觉担负起社会责任,因此有必要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主要发展路径进行梳理,从而可以更好把握研究趋向,这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 企业社会责任:争议与发展

现代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CSR1)思想发端于20世纪初期美国工业化进程中公众对大公司的出现以及现代公司中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反思。伴随着大公司的出现以及大公司在经济和社会中权力的加大,公众要求大公司在获得这种社会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1];而两权分离和管理专业化所带来的管理者资本主义,也促使相当部分人反思传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2];这两方面因素促进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产生。

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发展却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受到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猛烈抨击与反对,是在与传统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观点的对抗中缓慢发展起来的。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是危险的,是对自由经济的根本颠覆(Friedman,1962)[3],因为它动摇了资本主义的根基——利润最大化原则。而企业社会责任的支持者们则声称并不排斥企业的获利行为,而是提出用“利润最优化”(Profit Optimization)来取代利润最大化,公司管理者在努力赚取足够利润来满足股东的同时也追求其他社会目标,以最大化公司总福利(Sheikh,1996)[4]。在这种与主流经济学格格不入的状况下,企业社会责任给人的印象是缺乏理论依托,更多表现为道德维度。

在不断地演变与争论中,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仍然取得了许多成果。早期的学术研究努力希望构建较为明确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但是客观而言,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仍就像一把“大伞”(Valor,2005)[5],装进了各类思想、概念、技术与争论,至今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和可被广泛接受的定义,仍然被学者们批评为“含糊不清”(沈洪涛、沈艺峰,2007)[1]。

2 企业社会回应:管理维度上的反思

2.1 企业社会回应的提出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模糊性长期被人诟病,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企业社会责任不能再只是停留在概念和争论上,而必须转化为关乎企业生存的实实在在问题。在此背景下,企业社会回应(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veness,CSR2)、企业社会表现(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CSP)等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新概念相继被提出,学者们希望用这些新概念来替代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以搁置价值观探讨,克服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上的模糊性与规范性缺点,使研究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与操作性(Mitnick,1995)[6],这也代表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从道德维度转向更具操作性与实践性的管理维度。

其中,企业社会回应概念强调的是企业回应社会压力的能力(Frederick,1994)[7],集中于企业内部的管理过程和外部的环境管理技术(Wood,1991)[8]。阿克曼(Ackerman,1973)[9]、阿克曼和鲍尔(Ackerman & Bauer,1976)[10]是最早提出并深入描述企业社会回应概念的学者,他们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回应做了区分:企业社会责任强调的是动机而非结果,是公司所承担的义务;而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是“做什么”的问题,不应只考虑“该做什么”。他们认为企业社会回应同时包括以下五个因素:一、企业社会回应是一种公司战略;二、企业社会回应是一个管理过程;三、企业社会回应是一个创新性的业绩表现衡量方法;四、企业社会回应是应对不同时间公众预期变化的新技术和新管理技能;五、企业社会回应是一种制度化的决策方式。

企业社会回应的提出,标志着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转移到企业满足社会需求与社会预期(Ackerman & Bauer,1976)[10]、应对社会压力(Frederick,1994)[7]]和进行社会问题管理(Wartick & Cochran,1985)[11],体现的是管理维度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反思。

2.2 关于企业社会回应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不同观点

(1)第一种观点:企业社会回应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替代

弗雷德里克(Frederick,1994)[7]与塞西(Sethi,1979)[12]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认为,企业社会回应是企业与社会领域研究的“第二阶段”,可以替代充满争议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

弗雷德里克(Frederick,1994)[7]对企业社会回应的研究有着重要贡献,他明确将企业社会回应定义为“企业回应社会压力的能力”,这个定义得到了广泛接受。弗雷德里克(Frederick,1994)进一步指出,企业社会回应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一个是组织上的微观层面,指的是企业管理公司与各类社会团体间关系的能力;另一个是制度上的宏观层面,指的是每个进行社会回应的企业的制度安排与程序设计。弗雷德里克(Frederick,1994)认为,比起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回应更为切实可行,为企业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现实平台,也更符合企业及其管理者实践的需要,这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从理念与伦理概念转变为行为导向的管理概念,是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发展的第二阶段,因此弗雷德里克(Frederick,1994)将企业社会责任简称为CSR1,而企业社会回应则简称为CSR2。

塞西(Sethi,1979)[12]则将企业社会行为划分为三个阶段:企业社会义务阶段、企业社会责任阶段与企业社会回应阶段,企业社会回应是超越企业社会责任的阶段。塞西(Sethi,1979)认为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公司社会行为本质上是说明性的,而与企业社会回应相关的公司社会行为本质上是预防性的,企业对各类社会问题的回应必须在物质、经济与社会政治环境中进行,环境评估在企业社会回应中非常重要。

总之,无论是弗雷德里克(Frederick,1994)的CSR1与CSR2,还是塞西(Sethi,1979)的三阶段论,都认为企业社会回应是企业社会责任之后的一个新的阶段性概念。

(2)第二种观点:企业社会回应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补充

另外一批著名学者则并不认为企业社会回应可以取代企业社会责任,而是认为企业社会回应与企业社会责任是对等并列、相互补充的。

卡罗尔(Carroll,1979)[13]认为,企业社会回应只是企业在社会领域中管理性反应的一个行动阶段,代表的是企业社会表现中与企业社会责任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方面,该方面仅与企业对社会反应的管理过程有关,并不能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替代概念。

沃帝克和科克伦(Wartick & Cochran,1985)[11]则认为企业社会回应实际上是为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方法,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回应是同等重要的概念,两者都应包括进来成为企业社会参与面的单独方向。他们认为,用企业社会回应来替代企业社会责任将会弱化对企业伦理的重视;企业社会回应只是短期或中期的决策,而企业社会责任则是长期的决策;企业社会责任看重的是终极结果,而企业社会回应注重的是过程方法,企业社会回应并不意味着企业履行了企业社会责任。

伍德(Wood,1991)[14]则指出,企业社会回应集中于企业内部的管理过程与企业外部的环境管理技术,提供的是企业行动的方向,是“如何做”的构成部分,应该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规范性概念的补充。在伍德(Wood,1991)的界定中,社会问题管理、环境评估与利益相关者管理并行成为企业社会回应的三大支柱。

应该说,一段时期以来,企业社会回应一度成为与企业社会责任并驾齐驱、相互竞争的概念,但由于其重点毕竟只是在企业及其管理者反应过程方面,过于强调了企业应对环境变化压力的实用性方法,而忽视了企业与社会间互动的道德与伦理方面的规范性基础,因而最终并未能取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1]。

3 企业社会表现: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联结点

3.1 关于企业社会表现的理论观点

企业社会表现是继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回应之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出现的又一新概念,其在某种程度上兼容并蓄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回应概念。

卡罗尔(Carroll,1979)[13]提出的“企业社会表现三维概念模型”成为企业社会表现研究领域的第一个框架模型,也是最经典的模型。卡罗尔(Carroll,1979)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社会问题管理与企业社会回应是三个不同的重要维度,共同构成了企业社会表现的三维空间。第一个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被卡罗尔(Carroll,1979)分解为四个成分: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与自愿责任;第二个维度是社会问题管理,包括消费者、环境、种族歧视、产品安全、职业安全与股东问题等,不过卡罗尔(Carroll,1979)承认由于社会问题日新月异,且不同公司与行业也各不相同,因此该维度难以详尽界定;第三个维度为企业社会回应,是一个从反应、防守、适应到预防的连续过程。卡罗尔(Carroll,1979)的三维模型提供了一个从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回应到企业社会表现的过渡桥梁,其影响力是深远的,之后学者们提出的企业社会表现概念模型多是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该模型也存在很大局限性,不易于研究的操作化,理论模型也并没得到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

沃帝克和科克伦(Wartick & Cochran,1985)[11]的企业社会表现三维模型是建立在卡罗尔(Carroll, 1979)三维概念模型基础上的,包括原则、过程与政策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原则维度即企业社会责任维度,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与自愿责任;第二个维度过程维度即企业社会回应,包括反应、防守、适应与预防四种类型;第三个政策维度即社会问题管理,这里与卡罗尔(Carroll,1979)的模型不同,沃帝克和科克伦(Wartick & Cochran,1985)认为社会问题管理是企业社会回应的直接扩展,是社会问题发现与有效社会回应的连接点,因此包括确认问题、分析问题与回应问题,这样该模型便成为了一个动态分析框架。

伍德(Wood,1991)[14,15]的企业社会表现三维模型扩展和修正了沃帝克和科克伦(Wartick & Cochran, 1985)的三维模型。伍德(Wood, 1991)认为,企业社会表现是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原则、社会回应过程及与企业社会关系有关的可观察到的结果的总和,它包括三个层面:社会责任原则、社会回应过程与社会责任结果。对于第一个维度企业社会责任,伍德(Wood, 1991)并没按照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与自愿责任来划分,而是划分为制度层次、组织层次与个人层次,以区分社会对所有作为一个经济组织的企业的预期、社会对企业作为一个特定个体的所作所为的预期以及社会对企业内表演道德角色的管理者等人的预期;第二维度是社会回应过程,伍德(Wood, 1991)将沃帝克和科克伦(Wartick & Cochran,1985)模型的第三维度社会问题管理合并到该维度,认为企业社会回应实际上包含了三大支柱:社会问题管理、环境评估与利益相关者管理;第三维度是指企业行为的社会影响、社会方案与社会政策的结果。伍德(Wood, 1991)认为,无论第一维度企业社会责任的原则,还是第二维度企业社会回应的过程,都是难以被观察和测量的,只有第三维度企业行为的结果是企业社会表现中唯一能够进行实际观察与公开评估的,正是由于第三维度企业行为结果的独立存在,使得企业社会表现变得容易观察与测量,这样就使模型更具有操作性。

总之,企业社会表现模型被认为是重新建立起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回应之间断裂的联系(Wood, 1991)[14]。但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的各方理论相互独立和暗中相互竞争(Wood,1991)[14],导致难以形成共识;这种情况同样反映在企业社会表现的研究中,因此尚不存在一个得到一致公认的统一的企业社会表现框架。

3.2 关于企业社会表现的测量

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阐述阶段,还必须从实证上得到验证,必须在规范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之间锻造一个结合点(Swanson, 1999)[16]。伍德(Wood,1991)将其企业社会表现模型第三维度企业行为的结果独立出来,认为只有企业行为的结果是企业社会表现三个维度中唯一能够进行实际观察与测量的,“企业社会表现一词非常清楚地指(企业)行为的结果”[8],可以用以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真实表现。伍德(Wood,1991)的观点为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实证研究打开了通路,企业社会表现在实证研究中可以被看作是企业社会责任测量的操作性定义,这样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研究就有了存在可以测量的操作性定义的可能性,其意义非常重要。

艾格伦斯和高得(Igalens & Gond,2005)[17]总结了五种把“企业社会表现”概念进行操作化的方法:基于年报内容分析的测量、基于污染指数的测量、基于问卷调查的知觉测量、基于声誉指标的测量与基于专业机构数据库的测量。在西方众多企业社会表现(企业社会责任)测评工具中,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克拉克森(Clarkson,1995)的RDAP量表[18]、霍普金斯(Hopkins,1997)的SRE量表[19]、美国KLD公司开发的KLD指数以及《财富》声誉指数等。西方研究者们在测量工具的开发上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这些测量工具有个共同点,即都是多维测量的,但也应该看到,大部分实证研究中的测量工具采用的是非学术领域开发的测评体系,测量工具与理论之间存在脱节问题。

中国研究者们近年来也试图开发能够适合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本土化测量工具,由于中西方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国内研究者们更倾向于将所开发的量表称之为企业社会责任量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量表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量表等,但从本质上来看,与西方企业社会表现属于同一范畴。

4 结 语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在不断地演变与争论中发展起来,时代背景要求研究者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不能只是停留在概念与道德维度的争论上,而应运用现代研究方法加强相关研究的操作性与实践性,以落实到实实在在的管理维度上。观察相关领域研究的演化路径,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直到企业社会回应、企业社会表现的提出与发展,正是切合这样的发展趋向,研究者们应该顺应这样的趋向,将相关领域的研究推进到更深入的层面。

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 篇5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经济效益

一、案例背景介绍

随着现代我国社会经济化进程的逐步推进，数十年来我国社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在世界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这其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问题从来都未消停过，各行各业问题层出不穷。全国震惊的今年3月份爆发的“毒疫苗”事件。据相关方面的报道：自2011年以来庞某非法购进国家规定的二类疫苗，并将未经严格冷藏存储的疫苗通过非法的销售渠道销往全国18个省市，由此从中获取暴利。涉案人员为了经济利益而销售毒疫苗，此举完全将群众的生命健康置之度外，此次的毒疫苗事件给社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此次事件给社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经相关调查人员发现沃森生物公司控股子公司涉嫌其中。沃森生物也意识到了这一危机，该公司害怕此次事件对公司股价造成不利影响随即将股票停牌。沃森生物公司因此次毒疫苗事件在相关的经济效益方面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理论及概念

企业社会责任这概念源于西方国家，oliver sheldon曾提出企业应当将自身的利益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联系起来，要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后来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逐渐传入中国，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企业的社会责任观念越来越重要，已经影响到其经济效益；比如我国现行的经济法已把劳动者相关的权利纳入了法律的范畴，企业必须遵守。近年来，社会责任已不再只是学术研究和探讨的范畴，而成为企业界和其他各类组织的一项重要实践。许多国际组织制定了有关社会责任的标准、准则或指南，还有些国际组织组建了有关社会责任的认证制度，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的社会责任实践。国际标准化组织的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联合国的“全球契约”等是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责任指南文件。企业已不再是最初传统的“经济人”角色，只专注于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仅从经济的角度思考社会问题。同时还应当关注其在法律、伦理道德、社会方面的责任，这就意味着企业逐渐从单一“经济人”角色逐步演变为具有“社会人”与“经济人”特点的角色。

1.社会责任四阶段模型

该模型分四个阶段阐述了这一理论的发展。在第一阶段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此时在相关的法律条件下其所关心的只有股东的利益。在第二阶段，管理者开始重视对员工的责任，保障员工的权利，改善其工作的环境。在第三阶段，管理者重视企业上下链的关系，即供应商与消费者的利益，在充分维护好供应商和消费者关系的情况下，更能维护股东的权利。第四阶段，上升到社会这一整体的高度来，而不再是局限于企业自身，包括公共环境、教育、医疗等领域。

2.社会责任的金字塔模型

该模型将社会责任分为4个层次：首先是经济责任，即企业提供产品，获得盈利，追求利润最大化，保障股东的利益；其次是法律责任，意思是企业在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进行企业的日常经济活动，追求利润最大化，保障股东的权益；再次是伦理道德责任，即符合道德，抑恶扬善；最后，企业要为社会的公共事业、慈善、医疗、教育等方面做出社会贡献。当然在这一模型中企业的社会责任从金字塔的底部到顶部的过程中，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逐渐减少的，所占的比例也是逐步缩小的。

三、沃森生物公司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华森生物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人用疫苗产品的生物制药公司，其所属的行业为医药类的行业，事关普通群众的身体健康，是应该不以盈利性为主要目的，该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法律、社会伦理道德、社会公益慈善这三方面。

1.法律责任

所谓的法律责任是指企业在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下进行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追求利润，是社会责任中的一部分。

虽然此次的毒疫苗事件爆发不是发生在沃森生物公司本部，但由于其所属的控股子公司山东实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涉嫌参与，所以沃森公司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连带责任。据相关机关报道山东实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涉嫌虚构疫苗销售渠道，可能是相关疫苗非法购入的构成渠道之一。由于疫苗作为医用药物的特殊性其保质期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且相关的冷冻链储存成本高，相关的销售代理机构将从生产商手中取得疫苗，或为了增加企业利润亦或是为了降低公司的损失，而将二类疫苗通过非法途径出售给疫苗贩子，而不通过国家所规定的法定渠道销售。并且出售给疫苗贩子的疫苗在保管的途中并未带到规定的冷藏保管，再将其销售出去这也严重影响并威胁到了广大群众的健康。由此可以看出山东实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很可能违反了国家相应的法律，虽然沃森生物一味的否认母公司并未涉嫌其中，但其子公司这样的商业行为已经说明了沃森生物公司并未履行法律的社会责任。

2.伦理道德责任

沃森生物公司所属的控股子公司山东实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涉嫌参与此次的毒疫苗事件，这不仅严重影响并威胁到了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在这些二类疫苗中，虽然有些疫苗是未经过低温保存失效影响不大，但如果像类似狂犬病这类的疫苗，当事人受伤时如没有及时接种那会对其健康造成严重的隐患，严重时甚至危及人的性命。而且对于那些抵抗力薄弱的来说这些毒疫苗对他们而言不是良药而是毒药，尤其是对那些小婴儿、小孩子来说接种这些失效的疫苗后果可想而知。这不仅仅是社会舆论的问题，事关自己身边至亲之人的健康甚至生命，仍谁都无法冷静。从这一层面来说沃森生物公司并未履该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伦理道德责任。

3.慈善责任

沃森生物公司所属的控股子公司山东实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涉嫌参与此次的毒疫苗事件，没有履行相应的法律责任、伦理道德责任，引起了社会的舆论和公众压力，国家相关的部门也正在彻查此案件，作为医疗行业是不应该以盈利为目的的，但该公司以盈利为目的这是也医药行业的企业愿景相违背的，并且涉嫌参与此次毒疫苗事件对公众、国家、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沃森生物公司没有履行其应当承担的社会公益、慈善方面的责任。

四、沃森生物公司的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

目前，沃森生物公司旗下的控股子公司山东实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涉嫌参与病毒疫苗事件的传播，其公司的股票已于2016年3月22日公布停牌，公司的股价必定会受到此次事件的影响而下降，这是无可厚非的。从财务分析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股价的下跌就是公众不看好该公司的发展，而不愿选择购买或是持有该公司的股票。而且在我国这一市场经济体制下也有着其运行规律的特殊性，国家政策的变化这些都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发展。而沃森生物作为医疗这一领域不仅违背了其最初成立的愿景，对人民、国家、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都将会是对它的严峻考验。至于沃森生物会不会如三鹿奶粉事件一样最后导致三鹿企业的坍塌这就不得而知现在。

企业与社会责任 篇6

要保持竞争力，公司要有能力自我调整，以适应其所在市场和社会的新需求。

本文引自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和中小型企业专家组织撰写的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成果是欧洲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该组织的成员都是欧盟委员会钦点的专家，他们是来自中小企业和企业家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责任合作网的学者和公民代表。组织还特别邀请了旁听成员，以及一些领域的专业人士。这份指导文件原本是提高全欧洲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活动的一部分，由欧盟委员会提议，首席董事会负责。

作为一个事务繁忙的企业家，你如何长期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又如何确保事业的持续发展？通过为客户服务，培养新客户，或者通过研发新产品和新的服务项目，或者通过所有这些活动来赢利。企业社会责任(CSR)——也可以称为负责的企业家精神（responsible entrepreneurship）——可以帮助你达成上述所有目标。

“负责的企业家精神”是对社会和环境的关注，并将这种关注囊括到公司活动中，以此来确保事业的成功。换句话说，它要求你在满足顾客的同时，也照顾到其他人的需求，例如雇员、供货商以及周围社区。企业对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控制自身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这可以为你的事业带来直接的利益，也能保证企业的长期竞争力。

为什么要做负责任的企业家？

从最根本上来说，负责任的企业家精神是指通过建立声望来获取合作者以及周围居住者的信任，并以此确保经济上有所得，获取商业利益。你的客户期待同可靠的供应者合作，希望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都有良好的信誉。而你的供货商则想将产品出售给回头客，可以定期消费。周围的社区希望你的商业活动能对社会和环境负责，这样他们才能住得安心。此外，你的员工想为能使其引以为傲的公司工作，渴望获知自己劳动的价值。

负责任的企业家精神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许多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一直以来都跟它们所在的社区联系得很紧密，从个人贸易开始就被视作良好的企业公民。确实，许多企业家从本能上明白自己应该“做正确的事”——为客户服务，维持全员士气，培训供货商，作社区的好邻居，保护环境——这同样也有很高的商业价值。而且，近些年来，出现了其他的动力驱使企业行使社会责任，像是来自客户的压力，当地社区，管理员，银行，借贷者以及保险公司等等。

要保持竞争力，公司要有能力自我调整，以适应其所在市场和社会的新需求。面对这些变化，中小企业的弹性和个性化使得它们能够快速地做出反应，因为比起大企业，它们能更轻易地觉察出市场先机的优势并抓住这些机会。在后续的指导中，有介绍许多这方面的例子——一些小企业成功施行社会责任政策的真实案例。留意一下Lippemeier的例子，这是一家德国工业清洁公司，为了回应不断增长的对环保清洁的需求，他们开发了新的服务项目和产品。

集中精力解决最关键问题有助于取得最佳效果

负责任的企业家精神要将社会和环境问题纳入商业行为。如果你是第一次处理这些问题，最好从一些小的、有针对性的问题入手，毕竟你对它们有十足的把握，可以将其立即同公司的事务联系起来。还有，别忘了让大家知道你在做什么！

举个例子来说，你可以在员工身上投资，为他们提供培训，使员工获得进步的同时，也使企业受益。或者也可以尝试为员工提供更好的福利。就像斯洛文尼亚的床垫制造商Meblo Jogi所做的那样，让员工知道自己的工作有多么重要，并且倾听他们的要求，通过这些措施公司得以成功发展。Meblo Jogi的努力为公司留住了更多的员工，而且还荣获了尊重女性的大奖。

你的企业也可以凭借一个好理由来鼓励员工自愿为社区活动服务。英国Hanley经济房屋互助协会就把对赞助人以及当地社区合作项目的承诺视为其商业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Hanley十分重视公司盈利同其在当地社区的良好表现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值得学习。

还有商务往来，花点心思来考虑如何处理好企业同邻居的关系，同当地社区组织的关系，以及同大众机构的关系。越小的企业越能熟练地处理这些关系，因为它们的业务是其所服务的社区的一部分。Koffie Kàn是一家比利时咖啡店，仅有三位员工，他们就凭借参与社区活动，建立良好关系的优势获得了成功。公司对公众承诺自己会是一个友善的邻居，成为小镇生活的一部分，这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公司带来了很高的经济利润。

你的企业也可以从保护环境做起。有效地使用能源，防止污染，将浪费最小化，回收废品，这样做既能节省开支，还为企业责任的可行性做出了贡献。这些措施还能够改善企业和社区、管理者以及其他机构的关系，有助于企业同寻求“绿色”供货商的客户建立新的商业机会。匈牙利的Telvill KFT，另一个典型案例，证明了这一点，它的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提高了客户对企业的满意程度和忠诚度。

没有必要一次解决所有的问题。首先，应该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与自己的企业目标联系最紧密的问题上，这样做效果会更好。而一旦认识到先行方案带来的效益，你就可以不断地采取新的措施。

企业与社会责任 篇7

一、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与领域

(一)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

企业社会责任 (简称CSR) 的概念在1924年由美国学者奥立佛·谢尔顿首先提出。20世纪五十年代, 正式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美国人霍华德·鲍温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商人们在追求利润、制定决策或遵循法律条文时, 以我们所处的社会目标与价值为前提的义务。国内学者刘俊海认为, 所谓企业社会责任, 就是企业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 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虽然对它的定义有不同表述, 但其基本含义是:一定时期社会赋予企业的经济、法律、伦理以及人道主义期望。

(二) 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拓展。

古典经济学认为,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 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能自动协调。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的, 每当个人在追求各自经济利益时, “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 结果“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但是, 现实情况与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理想状态有较大差距。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 提出了市场外部性理论。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就不会自动协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力量的壮大, 人们开始探讨企业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还要承担其他带有一定公共性的社会责任。20世纪二十年代, 在美国出现了受托人、利益平衡、服务三种新观点, 有力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发展。

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西方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 企业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也越来越明显。1971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声明, 提出“企业的职责要得到公众的认可, 企业的基本目的就是积极地服务于社会的需要——达到社会的满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 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也成为现代企业竞争的新潮流。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已明确列入几乎每家大公司的议程。《财富》和《福布斯》商业杂志在企业排名评比时就加上了“社会责任”标准。1997年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组织 (STA) , 发起并联合欧美部分跨国公司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最终制定了SA8000标准, 成为继ISO9000、IS014000之后的又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企业标准。

二、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和环境的“双赢”

(一) 企业社会责任:

拯救环境还是拯救商业?保罗·霍肯在1993年出版的《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宣言》一书中提出“拯救环境还是拯救商业”这一乍听来有些混淆是非的疑问。保罗·霍肯在书中解释了为何要拯救看上去欣欣向荣的商业。他说, 任何企业的发展都必须解决三个问题:索取什么、生产什么和废弃什么。这三个问题恰恰与生态环境密不可分:索取要开采资源、生产要使用能源、废弃物还会污染环境。可见, 商业与环境之间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保罗·霍肯的观点与传统不同, 他认为人们在试图化解环保主义者和企业人士之间的矛盾斗争时, 搞错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只是问“我们该如何拯救环境”, 而实际上人们更应该问的是“我们该如何拯救商业”。保罗·霍肯对这一问题拨乱反正的回答彻底颠覆了商业经营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原来, 拯救环境正是为了拯救商业!企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推动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归根到底是在拯救自己。这一论断与企业社会责任可谓一脉相承。

(二) 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利益=企业竞争力。

企业作为经济主体, 其首要责任是为社会提供合格的产品和服务, 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这是企业的生存之本。那么,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不会影响企业的经济利益, 从而影响企业的生存呢?这是目前大家对企业要不要承担社会责任争论的焦点之一。笔者认为, 在现代社会, 企业与社会的共生关系越来越紧密, 追求利润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更多的不是替代关系。从长远角度看,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其经济利益紧密结合, 是现代企业竞争力的源泉。

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来分析这一问题: (1) 从投入环节来看, 企业的社会责任促使企业降低能耗、节约原材料, 从而降低成本; (2) 从生产过程看, 企业的社会责任推动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 实行清洁生产, 提高产出效率, 减少污染物排放, 从而节约治理污染和处理废弃物的成本; (3) 从产出结果看, 企业的社会责任使企业注重产品的“绿色”效应, 满足市场对生态环保、有益健康产品的需求, 从而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企业因为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而赢得竞争优势, 有远见的国际知名大企业对此非常重视。摩托罗拉公司在环保、健康和安全方面已成为全球该领域内的典范和领袖。宝洁公司从1994年起编报其全球环境报告, 并将公司对社会在环境方面的承诺执行情况做出报告, 对社会各界的读者进行追踪调查, 将反馈结果体现在下一年的全球环境报告中。

(三) 企业动力:

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在当代社会, 企业有无社会责任理念与企业能否成功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不仅仅体现在经营业绩上。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拓宽了传统商业道德涉及的领域, 提升了企业伦理水平, 丰富了公司治理理论。兰德公司对世界500强追踪了20年得出了一个结论:凡是百年不衰的企业, 都紧紧把握住了企业文化和企业伦理。现代许多知名的跨国大公司, 如沃尔玛、杜邦、壳牌等均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视为核心经营理念, 并积极加以实践。由此可见, 树立社会责任意识, 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效应。

1、提高企业声誉, 增强融资能力。

《财富》杂志公布“美国最受欢迎的公司”年度排名, 公民以投票表明, 经济效率在公司声誉中并不是最重要的一项, 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公司员工的整体素质以及公司对社会及环境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才能名列前茅。20世纪八十年代, 海尔砸毁有缺陷的电冰箱从而赢得了更大的市场, 进而发展成为家电业巨头就是很好的例证。

2、和谐劳动关系, 吸引高素质员工。

无论是SA8000标准, 还是联合国全球契约 (GC) 等, 很多内容都涉及劳工问题。据测算, 在具有完善的安全和健康保障机制的企业中, 预测工作损失率仅为行业平均水平的20%~40%。更重要的是, 可以吸引外来高素质人才, 为企业发展积累人才优势、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据一项调查资料显示, 在美国超过3/4的人在找工作时会考虑未来雇主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形象。

3、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我国已结束WTO的“过渡期”, 开始执行其全部承诺, 对外开放全面提速, 我国企业正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其中一个挑战就是跨国公司在全球推行的SA8000。2004年以来, 俄罗斯、丹麦、德国先后因为我国劳工标准过低而对我国出口玩具采取限制措施。因此, 倡导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为了提升企业形象, 更为了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4、掌握先进的管理理念。

通过开展企业社会责任运动, 可以使管理者接触到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 提高企业的人文关怀精神。对于方兴未艾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而言, 需要一次管理理念的革新, 管理理念的创新是企业一切创新活动的源泉。

三、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的发展:喜忧参半

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的推行, 是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直接影响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直接结果。目前, 在政府、社会特别是非政府组织 (NGO) 以及企业等多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共同协调下, 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已经取得一定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正在通过履行社会责任, 参与满足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需要。

(一) 企业开始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竞争的必备资源。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和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思想的不断深入人心, 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塑造企业为社会负责的良好形象, 赢得顾客更高的忠诚度和更广泛的美誉度, 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 扩大企业利润增长的发展空间。“真维斯捐款900万元设立特困大学生助学基金”、“快克用社会责任赢市场”、“中国移动的环保主张体现了国有骨干企业的责任感”等。这些例子都说明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取决于诸多方面, 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国内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企业是社会责任较积极的履行者。这一点从国内近年来通过SA8000认证的企业越来越多这一事实就可小见端倪。

截至2004年5月20日, 我国有53家企业获得了SA8000认证证书, 占全世界获得SA8000认证企业的13.3%, 位居世界第二位。SA8000标准正在受到我国众多企业的认可, 要求认证的企业正在迅速增多。1995年以来, 我国仅沿海地区就有2万多家不同行业的工厂接受过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审核。

尽管目前学术界仍对这一标准众说纷纭, 如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发达国家一个更加隐蔽的披着合法外衣的“粉色”壁垒。但笔者认为, 我们不能绝对地把SA8000看作贸易壁垒, 要持有选择接受的态度。

(二) 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还存在诸多问题。

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到履行社会责任中来, 但仍有部分企业无视社会责任, 追求高利润仍是经营的至高目标, 劳工权益得不到保护, “血汗工厂”的场面仍屡见不鲜。

目前, 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方面企业内部的社会责任问题日益突出, 导致生产环境、劳工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另一方面部分在华企业包括跨国公司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 造成了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和自然资源的无度挥霍。1993年11月, 深圳致丽玩具厂由于管理不善、工作环境恶劣导致生产车间发生特大火灾, 数百名员工伤亡。如果有一天我国开始认真施行劳动法与环保法, WAL-MART (沃尔玛) 就会撤离中国而转向孟加拉国和洪都拉斯。

近年来, 国内有关部门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课题时发现, 我国绝大部分企业由于对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SA8000标准体系) 认识不足, 常常感到无所适从, 特别是一些出口加工型企业, 更是受到相当大的压力。过去一些国内企业过分注重经济利益, 以牺牲员工部分权益来降低成本, 从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特别是在某些沿海出口加工企业, 出现了大量使用童工、强制劳动、克扣工资以及工作环境恶劣等影响工人身心健康的情况。据2004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广东外资企业的一项调查显示:有1/4以上的员工不能按时领取工资, 近一半的员工被迫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约62%的员工一周工作7天, 1/5的员工曾受到身体或精神上的骚扰, 半数以上员工的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SA8000认证给以牺牲员工权益来获取低成本的企业敲响了警钟: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 必须兼顾其社会责任。

四、政府推动: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企业作为社会‘私人领域’的治理主体,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在于企业, 但企业实施社会责任的环境因素, 也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产生重要影响, 政府作为更是重要”。现阶段, 我国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 有关的法律、制度不完善, 政府缺乏必要的管制和引导。虽然近来迫于国内国际各方面的压力, 加之管理理念的日益成熟, 企业愿意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社会责任, 但更多的是把它当作一种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例如, 2004年8月20日, 北京太子奶集团旗下的三家企业因未能如期兑现捐赠承诺, 被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告上法庭, 太子奶集团方面坚持“未得到约定回报”, 中国妇女基金会方面坚持“兑现捐赠是回报的前提”。不管最后输赢如何, 企业太过于看重回报而被非营利性的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告上法庭, 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必须要明确的是, 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的角色定位只是掌舵而非划桨。即, 政府只是在宏观方面进行政策性指导和调整, 具体操作方面应该鼓励社会组织多样化地参与。 (1) 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当前, 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不容乐观与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有很大关系, 因此要尽快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 使企业的一切行为处于法律法规范围之内; (2) 政府依据法律规定对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追求社会目标方面的表现进行监察、督促、制约与评价。树立政府服务者的观念, 严格依法整治不正之风, 做到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3) 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政府要营造有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外部环境, 鼓励其履行社会责任, 要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广泛而优良的公共服务; (4) 政府要尽快建立适合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 (5) 全面提高企业管理层素质。

五、社会意义:企业责任与社会和谐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对于我国社会发展进程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主要体现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胡锦涛同志精辟地概括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和特征, 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企业是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企业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 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 (1) 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市场体制完善; (2) 有利于完善上层建筑, 和谐社会关系; (3) 有利于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

企业与社会责任 篇8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23年谢尔顿在其《管理哲学》一书中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以来, 学术界和有关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提出了诸多不同的解释。但究其内涵却基本一致, 即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对股东承担经济责任 (追求股东利益) 的同时, 也要对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客户、政府、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生态环境承担社会责任。它既包括法律上的责任, 也包括道德上的责任。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其核心内容是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都十分重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建设,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则和标准, 以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 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我国而言, 政府也十分重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 为了构建和谐社会, 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相继修订了《公司法》、《破产法》、《环境保护法》、《所得税法》, 并新颁布了《劳动合同法》、《物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所有这些法律都对企业社会责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标准, 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进入了一个制度建设与规范的新时期。

随着全国性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蓬勃发展, 传统的企业理论受到了强烈的挑战, 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这一研究领域中,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颇受中外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但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 是正相关、负相关还是不相关, 至今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 一方面难以从理论上说服企业责任思想的反对者, 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难以从实践上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研究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 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理论解释

目前学术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理论解释有不同的观点。Lee和Bannon (1997) 将这些不同的观点概括为5种不同的理论假说: (1) 社会影响假说, 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越高, 则企业的社会形象就越好, 其绩效也就越高; (2) 权衡假说, 认为由于资源的有限性, 企业只能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权衡, 如果履行社会责任, 就会影响股东的利益, 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3) 资金供给假说, 认为尽管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但由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取决于企业所能够提供的资源, 因此企业绩效会影响公司企业责任, 而不是反过来; (4) 管理者机会主义假说, 认为按照委托代理理论, 当管理者的报酬与企业绩效相联系时, 管理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 就会减少对企业深化责任的支出以增加现金流, 从而导致企业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5) 协同效应假说,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但这种相互关系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可见, 有必要从理论上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做进一步研究, 并给予明确回答。

笔者认为, 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理论解释是一个很好的角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 企业社会责任思想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结合不仅使利益相关者理论有了微观基础, 而且也使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研究有了理论基础。正如Wood和Jones (1995) 所说,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研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最为密切”的理论武器。而在此之前,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是“一种寻找证据的理论” (Ullman, 1985) 。毫无疑问, 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企业本质上是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契约” (Jensen和Meckling, 1976;Freeman和Evan, 1990) 。这就意味着企业目标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 而不仅仅是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的利益是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 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企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各利益相关者投入的资本 (资源) , 除了股东投入的股权资本之外, 还有债权人投入的债务资本、员工投入的人力资本、供应商和客户投入的市场资本、政府投入的公共环境资本 (如制定公共制度、提供信息指导和维护生态环境等) 以及社区提供的经营环境等。企业的所有权安排要平等地对待各利益相关者, 而不是把企业所有权集中地分配给股东。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合作, 而不仅仅是依赖于股东。这些与“股东至上”逻辑截然不同的观点就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本思想 (张兆国, 2009) 。由此可见, 利益相关者理论含有丰富的公司社会责任思想, 无疑是我们科学研究公司社会责任问题“最为密切”的理论武器。

1.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双赢机制。

既然企业是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契约, 那么这组契约除了包括企业与股东之间的契约外, 还包括企业与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客户、政府和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这些契约通过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规定了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和责任。企业要从各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各种资源和良好经营环境, 就必须对他们承担相应的责任, 维护他们的权益。从这种意义上来讲, 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为企业提供资源。虽然企业社会责任本身不是一种资源, 但它可以极大地提高交易的质量和效率 (Donaldson和Dunfee, 1999) , 是企业从股东之外其他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各种资源和良好经营环境从而增强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 可以转化为稳定增长的财务收益。

2.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信号传递机制。

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 在现代企业中, 委托代理关系除了包括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外, 还包括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客户、政府和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与经营者或控股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Hill和Jones, 1992) 。在信息不对称 (即作为代理人的公司很清楚自己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者的道德品质等信息, 而作为委托人的各利益相关者则知之甚少) 的情况下, 企业与益相关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动态博弈, 即一方面, 企业期望从各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各种资源和良好经营环境, 但另一方面, 各利益相关者却又不知道哪家公司值得信赖, 应该给予支持。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企业就必须向各利益相关者传递某种信号, 以作为自己区别其他企业的暗示, 表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当然, 各利益相关者也不会轻易地相信这种信息, 因此这就要求企业发出的信号是付出了代价 (成本) 的, 以防止其他企业轻易地模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是这种信号传递机制, 它有助于企业赢得各利益相关者的信赖和支持, 使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

3.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价值创造与风险防范机制。

大量事实和研究表明,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而且通过规避风险、减少浪费、改善与监管部门的关系、增强品牌美誉度、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和降低融资成本等作用机制, 为企业创造新价值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 2007) 。相反, 企业忽视社会责任不仅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 而且会给企业自身造成巨大的风险损失, 如声誉损失、法律制裁、交易费用增加、消费者抵制、人才流失、再融资困难以及经营停顿等 (Kytle, 2005;Goto, 2007)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以及企业各利益相关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 企业所面临的这种社会责任风险会愈加突出。所以, 无论从企业还是从社会看,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都是一种价值创造与风险防范机制。

由上述分析可见,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有利于保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而且有利于增强企业竞争优势, 提高企业价值, 促使企业可持续发展。但是, 也有必要指出, 我们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并不否定企业经济责任, 而是要求企业在承担经济责任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社会责任。如果企业过多地承担社会责任, 而不顾企业的发展和股东的利益, 那就是我国过去存在的“企业办社会”, 最终造成企业对这两种责任都无力承担。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经验证据

学术界在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 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据Margolis和Walsh (2001) 的统计, 截至2001年, 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论文共有122篇。Griffin和Mahon (1997) 通过对51篇论文的统计分析发现, 得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的论文33篇、负相关的论文20篇, 还有9篇论文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Roman等 (1999) 在Griffin和Mahon (1997) 的基础上, 通过对同样51篇论文和新增4篇论文的统计分析发现, 得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的论文33篇、负相关的论文5篇和不存在相关性的论文14篇。此后, Orlitzky等 (2003) 、Tsoutsoura (2004) 、Schnietz和Epstein (2005) 、Maron (2006) 、Wu (2006) 等实证研究发现,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 但Gary和Kohers (2002) 、Seifert等 (2004) 、Brammer等 (2006) 实证研究却得出了负相关或不相关的结论。

与国外研究相比, 国内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起步较晚, 但十分活跃。宋献中和杨熠 (2008) 、张兆国等 (2009) 等实证研究表明,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 而且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而陈玉清 (2005) 、李正 (2006) 实证研究却得出了与此相反或不相关的结论。

由上述文献可见, 时至今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这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十分复杂, 要受到企业的盈利水平、经营规模、成长性和产权性质以及市场竞争程度和制度环境等诸多控制变量的影响。因此, 有必要对两者的关系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四、结束语

企业契约的演进与企业社会责任 篇9

一、社会责任概念和内涵的争论

从内涵上来说, 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强调企业的义务和责任, 是哲学思辨层面的含义;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强调义务与责任, 还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与活动、产出与结果, 是哲学原则、行为过程和社会结果的统一体。广义内涵几乎涵盖了整个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 是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泛化, 容纳了各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一般性认识。从外延上来说, 人们通常从分类学的角度来界定企业社会责任。影响最大的两种定义框架分别是Carroll (1979) 的四责任概念框架和利益相关者框架。前者根据责任属性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划分, 后者根据责任对象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划分。Carroll (1979) 的四责任概念框架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 (后改为“慈善责任”) 。Carroll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广义外延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从外延上来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另一种典型框架是利益相关者框架。根据该框架, 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对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承担的责任;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对所有界定清晰的利益相关者 (包括股东) 所承担的责任。

上述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述, 本质上都一样, 都是从一种静态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两种分析框架其实都存在一个缺陷, 就是没有区分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者究竟是谁。因为从社会责任的内在涵义来看, 要实施社会责任, 首先要看承担这一行为的主体是谁, 否则容易混淆。Carroll的观点和利益相关者理论,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很明确地进行区分, 而是笼统地认为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却忽视了在不同的企业治理结构和契约关系中, 其内在的责任主体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在纯粹的所有者管理型的公司, 股东本身是企业剩余所有权和经营决策的实际承担者, 所以相对应的社会责任就不应该包括股东的经济利益, 否则股东自己的决策行为带来的经济利益属于社会责任, 岂不是自相矛盾。所以,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首先就应该明确在不同的企业治理结构和不同的企业契约关系中, 企业所面对的社会责任范畴会发生改变, 社会责任的内涵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是动态变化的, 并不能简单地进行分类, 否则会混淆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和客体, 造成责任不清, 对象不明。

二、企业契约的演进与企业社会责任

(一) 基于企业契约的治理结构和企业社会责任

现代企业理论把企业视为一系列契约的组合, 是个人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 其隐含的前提是签约人必须对自己投入企业的要素 (包括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 拥有明确的所有权。这种交易的结果形成了企业所有权。各要素所有者通过交易进入企业契约, 要求获得交易。动态地看, 企业则表现为所有权结构及其变动的表现形式的变迁过程或路径, 这些结构及其变动的表现形式即是关系契约, 而关系契约的具体化则是企业治理结构即企业制度或体制。企业的社会责任在企业制度的演进过程中因为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和企业战略等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地发生变化, 不同的企业契约方式表现出来不同的社会责任表现方式。作为企业决策的主体, 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说, 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就是企业内部决策者的一种责任, 这一责任主体因为治理结构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公司治理结构是所有者、经营决策者和监督者之间透过公司权力机关 (股东大会) 、经营决策与执行机关 (董事会、经理) 、监督机关 (监事会) 而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协调运转和科学决策的关系, 并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予以制度化统一机制。公司治理结构又称公司机关权力构造和法人治理结构, 是法学与经济学共同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 也是公司运营制度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治理”主要涉及3方面的内容:公司控制权的配置和行使;对董事会、经理人员和职工的监控以及对他们的工作绩效的评价;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主体是企业治理结构中的决策者, 而社会责任实施的对象则是决策者以外的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不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二) 企业契约的演进与企业社会责任

1、所有者管理型公司的社会责任。

所有者管理型公司 (owner-managed companies) , 泛指公司的全部或者主要董事由股东担任的特殊公司类型。早期的各国公司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合伙制度的影响, 投资者直接参与公司管理是典型模式, 所有者管理型公司成为早期公司的主要形式。在这种公司中, 公司股东与管理者高度统一, 股东是公司财产的最终所有者, 也是公司财产的实际管理者。这类公司与债权人、劳动者、社区和政府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只是由于其对国家和社会影响程度相对较低, 因而很少受到社会公众和立法者的关注。所有权和控制权高度集中, 其产权结构基本属于剩余索取权和经营控制权直接统一集中于业主或其家族, 是一种高度集权的企业治理结构———业主制。在这种背景下, 对股东的经济责任不属于社会责任, 因为这就是企业存在的目的。社会责任通常是指企业在经济绩效 (如利润) 之外需要考虑的目标和动机 (Jules Backman, 1975) 。

2、两权分离企业的社会责任。

在私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 人力资本 (尤其是经理人员的人力资本) 投入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现实状况却是企业主或其家族的人力资本供给极为有限, 这种有限的人力资本供给状况会导致企业主或其家族管理和决策幅度受到限制。家族企业要持续健康地发展, 就需要通过外部的人力资本供给来解决企业中人力资本的缺乏, 并要求企业主及其家族让渡出部分控制权, 让外部人员参与企业管理, 体现了共同治理 (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 的思想。这就导致了两权分离的治理结构形态———科层制的出现。由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人力资本的专用性逐渐加强, 其重要性日益突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和企业组织的复杂化, 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日益分离, 控制权逐步从企业所有者即创业者手中向经理人员集中。控制权转移具体体现在企业内各种管理岗位对非家族经理的顺序开放上, 而这种开放也同时导致了企业治理结构形态的改变。

3、两权分散企业的社会责任。

现代公司的权力中心实现了从“股东或者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变。这种适应外部竞争环境的公司内部权力分配格局, 被证明是提升公司管理效率的更优越模式。当董事会和管理层成为公司权力中心时, 公司股东更像是公司在法律上的最终权利人, 而远离公司管理事务中心, 公司董事遂成为影响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重要力量。企业治理由传统的“股东至上”演进到“共同治理”模式, 实际上表明企业不仅要重视股东的权益, 而且要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经营者的监控;不仅强调经营者的权威, 而且要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实际参与。这样一种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企业的模式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共同治理模式使企业与员工、供应商、债权人等之间签订了一份隐形保险合约,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了企业的隐形保护, 这使得利益相关者在向企业投入更多专用性资本时无须担心遭到企业的敲诈, 从而这种长期合作会大大减少交易成本。股东也成为利益相关者, 治理机构成为决策者承担社会责任;

三、超越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影响因素

(一) 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因素

综上所述, 企业的社会责任, 并不是一种静态的社会责任, 而是在企业基于契约变化而不断演进的治理结构下的一种动态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 会由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权力主体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另外, 作为一种企业的责任, 有时候会超越企业的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 产生一种契约外的责任。严格说起来, 这不是一种社会责任, 而是在企业战略以外的由于企业价值观和管理者价值观的不同, 给企业带来的一种对社会的反馈。所以说, 我们在分析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时候, 要能区分出这种所谓的契约外责任, 或者说Carroll所说的“自愿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 Carroll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分析比较全面, 但是其不足的地方在于没有从动态的角度, 根据企业的自身特点来进行论述。

从图1可以看出, 企业的社会责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契约内责任, 一个是契约外责任。而且企业的契约责任是一种动态的责任, 两种不同的责任源于多个因素的驱动。对于动态的契约责任来说, 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 其主要的驱动因素是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企业的战略、企业的绩效、企业和管理者的价值观等;对于契约外责任来说, 指的是道德的责任或者说企业主动承担的一种责任, 主要的驱动因素则是企业之间不同的价值观和管理者的价值观。

(三) 企业竞争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绩效

这种动态的社会责任, 基于企业以产权为基础的契约理论, 且受到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由于受到企业绩效、利益相关者力量均衡被打破的影响, 以及企业和管理者的价值观的推动, 企业将产生新的契约内责任和契约外责任, 实施新的社会责任带来的结果, 受到企业所处竞争环境的影响。所以说, 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绩效, 也不能生硬地去分析, 而应该考虑到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不同的竞争环境下, 企业由于这些内在的影响, 会主动或被动地去实施社会责任, 往往无法评估其绩效, 而且这种绩效评价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企业竞争环境的不同, 主要体现在4个元素的不同, 分别是生产要素、需求情况、战略和竞争环境、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 都是在企业所处竞争环境下由于企业契约的变化而给企业所带来的直接影响, 这种竞争环境的压力, 会迫使企业主动或被动地完成其所承担的责任, 所以说, 分析企业社会责任, 关键是要看企业竞争环境对企业契约的影响, 以及因此而形成的治理结构所带来的社会责任主体的变化。

通过本文的研究, 可以看到,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首先就应该明确在不同的企业治理结构和不同的企业契约关系中, 企业所面对的社会责任范畴会发生改变, 社会责任的内涵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是动态变化的, 并不能简单地进行分类, 否则会混淆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和客体, 造成责任不清, 对象不明。

摘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应该明确在不同的企业治理结构和不同的企业契约关系中, 企业所面对的社会责任范畴会发生改变, 社会责任的内涵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是动态变化的。企业不同的社会契约关系下的治理结构决定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主体及内容, 而且这种社会责任受到了多个因素的影响, 企业竞争环境的不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更是其决定因素。

关键词：社会责任,企业契约,治理结构

参考文献

[1]、Ackerman, R.W.and R.A.Baue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veness:The Modern Dilemma Canbridge, MA[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2]、杨瑞龙, 周业安.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框架及其含义——兼评张维迎、周其仁及崔之元的一些观点[J].经济, 1997 (1) .

企业与社会责任 篇10

一、文献综述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1923年英国学者奥利佛·谢尔登在其 《管理哲学》的书中首次从学术角度提出了 “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在此之后,诸多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研究,但至今未取得统一的标准来界定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受益对象为各个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理论因此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核心理论。美国经济学家Freeman认为 “利益相关者是那些能够影响或被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影响的团体和个人”。根据这一观点,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属于利益相关者管理的范畴。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社会责任强调企业对股东、顾客、员工、环境、政府等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 责任。 张兆国、 梁志刚和 尹开国 ( 2012)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 “企业在对股东承担经济责任的同时,基于一套制度安排,对债权人、政府、供应商、客户、 员工和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环境所必尽 ( 法律上的) 或应尽 ( 道德上的) 的责任”。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消费者视角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社会责任涉及股东、消费者、员工、政府、社区和环境等诸多利益相关者。其中,消费者是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且与企业价值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消费者连接着企业经营活动的起点和终点。 顾客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与响应直接影响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参与度,而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直接影响顾客对企业的评价与购买企业产品的意向。 因此,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角度就是消费者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的消费者视角开始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现有诸多文献证明了顾客购买产品时会考虑企业进行的CSR活动。消费者的购买意向和行为直接影响企业的财务业绩甚至生存状态。我国学者李海芹和张子刚 ( 2010)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为了提高顾客对企业的感知度,从而促进产品销售。

然而,大部分针对CSR与消费者的研究忽视了企业对社会责任表现的宣传与沟通,未考虑顾客是否感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顾客很难全面了解企业进行的社会责任活动,而顾客对企业CSR活动的不了解是限制他们对这些活动有所反应的主要因素。因此,并非所有企业都充分认识到顾客感知的重要性。如果企业希望通过CSR来提升企业价值,那么企业应当努力提高CSR的顾客感知程度。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已有诸多文献证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能够增加企业利润,从而增加企业价值。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会发生一定的支出,这些支出可能无法带来与之相匹配的收益,即违背成本效益原则。事实上,在针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价值的实证研究中,也存在一些研究证明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和企业价值之间无关或存在负相关关系。国内外虽然已有诸多学者对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研究结论并不相同,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仍未定性。

美国学者Moskowitz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越多,企业价值 越大。而Holman和Walter则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活动会增加企业成本,从而降低企业利润和价值。朱雅琴和姚海鑫 ( 2010) 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价值关系不同。张兆国、靳小翠和李庚秦 ( 2013) 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交互跨期影响,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社会责任对当期财务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从而增加企业价值。万寿义和刘正阳 ( 2013) 利用沪深300指数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证明,不同评价指标代表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不同,而且行业间差异明显。然而,刘建秋和宋献中 ( 2010) 则认为企业履行某些社会责任并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二、假设提出

根据沈洪涛、王立彦和万拓 ( 2011) 的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能增加企业声誉。李海芹和张子刚 ( 2010) 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声誉有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同时通过企业声誉影响顾客满意,从而影响顾客忠诚。换言之, 顾客在购买企业产品时会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顾客愿意出更高的价格购买承担了更多社会责任的企业的产品。因此,企业的CSR活动能提高企业声誉,进一步促进顾客忠诚和顾客的购买行为,从而增加企业产品销售量,直接提高企业财务业绩及企业价值。由此,笔者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设,即CSR活动能提高企业价值。

H1: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通常情况下,顾客对企业进行的社会责任活动并不了解。Mc Williams和Siegel认为与CSR相关的广告和媒体报道会增加顾客对于CSR的感知度,同时也增加了顾客对此企业的认可,及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行为的奖励。因此本文认为广告能减弱企业与其顾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增加企业现有及潜在顾客对企业的了解,并进一步加深顾客对企业、企业产品和包含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感知。由此,笔者提出本文第二个假设,即顾客感知对于CSR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H2: 顾客感知能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选取我国2008 - 2012年沪深两市非ST、PT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由于金融保险类行业业务处理的特殊性,研究剔除了被中国证监会分类为金融保险行业的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数据根据上市公司年报手工收集和计算获得,其余研究数 据取自国 泰安数据 库,并运用STATA12. 0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及统计分析。

(二)变量界定

1.被解释变量

企业价值是受诸多因素影响的一个综合性指标,对它有多种衡量方式。其中,Tobin Q值测度企业市场价值,是投资者对企业成长性的市场评价,计量了企业运用其资产基础创造了多少价值。 此比值大小与投资者对该企业的预期成正比,符合企业整体价值的概念。此外,因为价值是基于未来可预计现金流计算的现值,通过要求报酬率贴现,所以Tobin Q值是风险调整过后的价值。国际上许多研究都采用Tobin Q值作为衡量企业价值的指标。国内许多研究也以Tobin Q值作为衡量企业价值的指标,例如李正、温素彬、陈煦江、万寿义、杨汉明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笔者采用Tobin Q值衡量企业价值,其具体计算公式为:

Tobin Q = 企业总资本的市场价值 / 企业期末总资产 = ( 股权市值 + 净债务市值) / 企业期末总资产。

2.解释变量

2005年自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率先发布 《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评级体系》 以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评价体系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但至今尚未有一个全面、客观、可行的衡量方式。本文借鉴沈洪涛 ( 2011) 的做法,选用上交所2008年5月发布的 《关于加强上市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中涉及的每股社会贡献值来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具体计算公式为:

每股社会贡献值 = ( 净利润 + 所得税费用 + 营业税金及附加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本期应付职工薪酬 - 上期应付职工薪酬 + 财务费用 + 捐赠 - 排污费及清理费) /期初和期末总股数的平均值。

3.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文献,选择企业规模、广告强度、 研发强度、杠杆效应、企业成长机会及企业国有性质作为控制变量,以避免可能影响CSR和企业价值的遗漏变量的问题。此外,所有模型均加入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

企业规模是研究企业价值时的一个重要控制变量。大量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对企业筹融资及企业价值有显著影响。此外,企业规模还与CSR相关,因为大企业更有动机去强调其对CSR的承诺。而且大型企业往往创立时间较长,和新设企业相比投资机会较少,这将表现为大型企业的Tobin Q值较低。此外,企业规模也会影响公众对企业的关注度和评价。因此,本文将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之一,用总资产 ( TA) 衡量。但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在模型设置及回归时采用, 总资产 ( TA) 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规模,模型中用size表示。

本文在控制变量中包含了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衡量的财务杠杆效应不仅对CSR有潜在影响,更直接通过影响债务融资而影响企业价值。 因此,本文将资产负债率作为一个控制变量,模型中用lev表示。

本文还在控制变量中加入营业收入增长率, 这是为了控制企业成长机会对CSR和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影响。一般而言,成长越快的企业会有更高的溢价,其价值也相应越大。本文使用营业收入增长 率反映企 业的成长 性,在模型中 用growth表示。

此外, 参照Henri Servaes和Ane Tamayo ( 2012) 的做法,本文研究模型引入广告强度和研发强度两个控制变量。由于无法直接取得上市公司的广告支出数据,而企业广告支出完全计入企业的销售费用且在销售费用中占比很大,本文参照莫冬燕的做法,采用销售费用代替广告支出。 当期销售费用与当期营业收入的比值作为广告强度,当期研发支出与当期营业收入的比值作为研发强度,在模型中分别用adin和RDin表示。

国内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也受到股权性质的影响。一般而言,国有企业受到较多的政策扶持,常会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因而缺乏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本文参照朱雅琴的做法,控制了企业的股权性质,即从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性质来判断上市公司是否为国有企业。如果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为各级政府,则认为其为国有企业。在模型中用虚拟变量guoyou表示。

此外,由于企业价值存在年度与行业差异, 笔者还在研究中加入年度虚拟变量及行业虚拟变量分别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在模型中分别用i. year和i. industry表示。

为了避免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在5% 的水平上对全部连续变量进行了Winsorize缩尾。变量的定义和度量详见表1。

(三)实证模型设计

参照Henri Servaes和Ane Tamayo,笔者估计了相似的回归模型来检验CSR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

此回归模型运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 ( Ordinary Least Squares,简称OLS) 进行回归分析,在实证检验中同时使用不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控制企业固定效应的两种模式进行估计。此外,考虑到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是典型的短面板,所有回归模型结果在报告t值时,均采用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来进行标准误的修正。

四、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2008年至2012年2445家样本公司共10 089个数据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和企业价值指标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包括了对各指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的统计描述,详见表2。

由表2描述性分析表可以看出,除总资产TA和企业性质guoyou外,其他变量的均值和中位数相似,标准差数值较小,这表明剔除异常值后的这些变量的数值分布相对均匀。样本中的企业平均拥有59亿总资产,平均花费8. 1% 的营业收入用于广告支出。企业性质虚拟变量guoyou均值为0. 501,可以说明样本企业中国企和非国企数量接近。企业价值Tobin Q值最小值0. 977,最大值5. 601,说明样本企业的价值均为正数。CSR表现的衡量指标最小值0. 190,最大值3. 349,说明样本企业均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CSR活动。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研究中使用的全部指标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以研究不同变量之间的密切程度,结果详见表3。

注: **表示在 5% 的水平上显著。

由表3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Tobin Q值与控制变量总 资产TA、广告强度adin、研发强度RDin、成长性growth、财务杠杆lev和企业性质guoyou均在5% 的水平上显著相关。Tobin Q值与被解释变量CSR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其值为0. 0034,但并不显著。总而言之,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都在0. 5以下,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初步验证了建立回归模型的科学性。

(三)回归结果与分析

注: 括号内的数值为 t 值; ***、**、* 分别表示在 1% 、5% 和 10% 水平上显著。

多元OLS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前两列报告了CSR与企业价值的回归结果,后两列报告了加入交承项CSR* adin后的回归结果。其中第一、 三列未控制固定效应,第二、四列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这四列均控制了年度和行业效应。

从回归结果第一列可以看出,社会责任指标CSR自身跟企业价值指标Tobin Q值在1% 的水平上正相关,其系数为0. 155,t值为7. 88。这表明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活动其行为本身就可以增加企业价值。在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后 ( 详见第二列) , CSR与Tobin Q值继续在1%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系数仍为0. 155。由此增强了第一列结果的可信度,验证了企业进行的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价值正相关的结论,支持了研究假设1。

由第三列可以看出,社会责任CSR与广告强度adin的交承项CSR* adin和企业价值Tobin Q值同样在1% 的水平上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其系数为1. 517,t值为5. 26。这表明企业进行广告宣传能增加顾客感知,企业将受益于其自身进行的社会责任活动。进一步研究CSR的回归系数和交承项CSR* adin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当企业的广告强度高于9. 76% 时,二者的联合作用由负转正。而在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以后 ( 详见第四列) ,上述结果仍然存在,交承项CSR* adin的系数仍为1. 517,同Tobin Q值显著正相关。由此可以验证社会责任活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和由广告强度衡量的顾客感知正相关,即顾客感知对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支持了研究假设2。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以上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如下检验,依次用资产收益率 ( Return on Asset,简称ROA) 取代Tobin Q值来衡量企业价值,用员工总数取代总资产来衡量企业规模,改变广告费用缺漏值处理方式进行回归,总体回归结果没有明显变化。

五、研究结论与局限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在国内外受到了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参考现有文献,采用计算得出的每股社会贡献值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代理变量。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价值在1% 的水平上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社会责任表现与广告强度的交承项也在1% 的水平上和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此外,企业规模、研发强度、广告强度、财务杠杆效应、成长性和股权性质均对企业价值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由此验证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顾客感知能强化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从顾客这一重要利益相关者角度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 尽管已有诸多文献从利益相关者视角研究上述关系,但着重于顾客这一群体的研究较少,而将顾客感知作为调节变量研究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影响机制的文章本文尚属首次。

《论语》与企业社会责任 篇11

中国在30多年的经济蓬勃发展中，也出现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如：环境污染、2008年三鹿有毒奶粉事件及2012年中国部分发达城市的雾霾天气等，这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企业的永续发展，凸显了许多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普遍缺失。大力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除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与经验，还应该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如可以借《论语》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精神，唤起企业应有的社会良知，引导企业正当地竞争，认真履行社会责任，进而导正社会风气。

企业有责任为员工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原文：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译文：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说：“富了以后还要做些什么？”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

经营企业如同治理国家一样，企业必须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与工作环境来照顾企业员工，方能“民信之”，获得企业的永续发展。一个企业有了众多的人才与员工为企业效力之后，应当爱护员工，在生产上不断改善生产条件，保障生产安全；在生活上要随着企业效益的增长，努力提高工资福利来善待职工，使他们工作无忧、丰衣足食；而后“教之”，通过培训和进修等手段，提高员工的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教导员工懂得如何实现自我，实现企业与员工群策群力，从而增强企业的整体实力。倘若如此，企业自可做到“近者说，远者来”，不但能够为企业创造利润，而且更能够解决社会闲散人员的就业和再教育问题，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繁荣。

我们可以从被誉为“美国中西部第一度假村”的科勒村得到启示。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希博伊根河畔，有一个被誉为世上最优美宁静的村落——科勒村。这里绿草茵茵，郁金香随处可见，让人惊叹的不仅是这里优美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它是美国科勒（Kohler）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作为世界领先的卫浴及厨具设备制造商之一的科勒公司，它的成功体现了公司善待员工非常人性化的一面。

科勒公司创立于1873年，它是迄今美国最庞大的家族企业之一。早在1899年，科勒家族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意识到企业的发展环境与员工息息相关，遂斥资1 400美元在郊区购买一块不毛之地进行绿化。“工人不仅应该得到酬劳，还应该得到玫瑰。”这是科勒的第二代掌门人沃尔特·科勒的经典名言。1918年，位于科勒村的“美国俱乐部”建成，这是科勒公司向员工提供的高品质的廉价住房。工人们搬进了被称为“玫瑰花园”的整洁现代的街区，工作热情倍增。科勒公司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是一个为员工着想的公司，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基于对公司的热爱，许多员工的子孙后代都就职于科勒，形成了一个闻名世界的科勒村。科勒村也因此成为美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五钻级度假地点。科勒的成功体现了企业发展关注员工的发展和需求，员工也因此热爱企业，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值得现代企业借鉴和学习。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责任

原文：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译文：孔子只钓鱼，而不用大网捕鱼；孔子射鸟，而不射栖息在巢中的鸟。

孔子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非常先进的。“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与联大通过的在公海禁用流刺网捕鱼的决议，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确实应该感到惭愧，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已经知道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观念，而现代人却目光短视，为获得小利不惜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加上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肆无忌惮地掠夺、挥霍和破坏，造成大气、土地、森林、水、生物、矿产等资源的供需矛盾与日俱增，生态环境日趋恶化。2011年日本的地震海啸、美国30个州的暴风，2012年底中国工业发达城市的雾霾天气，应逐渐使人们觉醒。《论语·述而》说“奢则不孙（逊）”，明白告诉我们，奢侈就缺乏谦逊，甚至会越礼违规。这些自然灾害的频发正是人类不谦虚地掠夺所致。

不管是个人或企业都会有欲望，但绝不可以贪婪，更不能浪费。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因而备受孔子赞誉。事实上，人不需要饕餮享用，更不必每日海参鲍鱼，只要善用周遭的环境与资源，以获取每日之所需即可。現代人得的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有很大程度上是胡吃海喝、营养过剩导致的。在古圣先贤看来，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不应该破坏、更不应该浪费，如果破坏、浪费自然资源，那将是危害人类生存的重大恶行，人类必然会遭受自然无情地报复。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要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要造福子孙后代”等加强环境资源的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呼声正与日高涨。就现代企业而言，是否善用公司现有资源、不浪费资源，关系到企业的长远发展。不能急功近利、肆无忌惮地使用、浪费物质资源，不能破坏生态环境。“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无论是一个国家、企业或是个人，如果不具备深谋远虑、居安思危的观念，不但无法防患于未然，而且忧患就近在眼前。

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丰田汽车是如何通过产品创新来保护环境的。该公司长久以来秉持以“透过对社会有贡献之商业活动，达成稳定而长期的成长”为目标的企业哲学，把生态创新当作系统性、战略性、不容等闲视之的大事看待，1997年成为全球第一家大量生产汽油/电力混合式汽车的业者，由于结合汽油和电力，所排放的有害物质比现今的一般汽车减少九成，消耗的油量也减少一半，而且更具燃料效率；2003年10月，当第二代油电混合车在美国进行展示时，经销商虽然还未取得车辆，却已经接获一万多张订单。

由此可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善尽社会责任，可以提升企业社会形象，增强企业的社会竞争力，进而开拓市场，创造更多利润，企业也更有能力与实力来回馈社会，最终为企业的永续发展铺陈出一条康庄大道。

企业应回馈社会

原文：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译文：子贡说：“假若有一个人，他能给老百姓很多好处又能周济大众，怎么样？可以算是仁人了吗？”孔子说：“岂止是仁人，简直是圣人了！就连尧、舜尚且难以做到呢。”

这段话反映了孔门弟子子贡在富裕之后，博施于民而济众的仁者襟怀，也是《论语》仁者精神的最高体现。就现代企业而言，获利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获利不仅仅代表财富，而且也是一种价值的展现，获利之后要回报社会，救困济贫，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境界，唯如此，才能够展现出企业存在于社会的价值。

现代社会有关慈善或公益的观念，在孔子的那个时代其实就是“仁爱”的理念，也就是“爱人”。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百姓安居乐业，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道”，为了实现“道”，不需要在乎个人生活的苦乐与否，所以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延伸到现代社会，即我们应劳心于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安定，而不担心自己的利益。所以，孟子见到梁惠王的第一句话便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因此，孔子又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个“惠”字，就是教导我们不要独享利益，要学会与人分享，也就是广布惠泽之意。

加多宝集团一直热心公益事业。其中，“王老吉学子情”爱心助学活动，从2001年的“5.3万，13名温州高考特困生”，到2010年的“600万，1 200名高考贫困学子”，10年来，“王老吉学子情”累计捐款近2 000万元，成功资助3 855名贫困高考生圆梦大学。此外，地震捐款，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设立的“加多宝扶贫基金”等，这些公益事业成就了加多宝集团“中国最受尊敬企业”称号，也让它能在2009“夏枯草事件”中化险为夷。以上的例子，正说明了“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及“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的精神与道理。

企业应实现牟利与守义的统一

原文：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译文：孔子说：“富裕和显贵是人人都想要得到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就不会去享受的；贫穷与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摆脱它，就不会摆脱的。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又怎么能叫君子呢？君子没有一顿饭的时间背离仁德的，就是在最紧迫的时刻也必须按照仁德办事，就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一定会按仁德去办事的。”

《论语》并不否定“利”，但强调企业必须正当、正规经营，企业的利益不能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企业不能因谋求私利而损害顾客利益甚至国家利益。对于企业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不能将获利视为唯一的目标。不择手段牟取利益是不道德的，是一种利欲熏心、恶性膨胀。因此，“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应该“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就现代企业从事经济活动、创造企业价值而言，孔子也极力反对商业欺诈，甚至是联合垄断的卑鄙行为。不但如此，孔子的思想还主张企业的经营应“以和为贵”。对于现代企业来说，无论是与内部员工、外部客户、合作厂商，还是与竞争对手，都应该“以和为贵”。

孔子当时特别强调“礼”。这里的礼和后来的法意思相同，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的衣食住行均须依礼而为，借此来维持社会秩序，反对个人与企业进行任何唯利是图或不合法的手段或行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因此，守法应当是今日的个人与企业所应尽的责任。孔子告诉我们不但必须守法，而且还要从自己做起并且出于自愿，唯有守礼制乐、遵守法制才不会背离正道。孔子告诉子路，为政者必须身先士卒，永不懈怠，把良好的、合理的行为不断践履并加以传播，使所有人都乐于遵法守制。

《论语》中还强调了“诚信”的意义。《论语·为政》篇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这就是说：一个人不讲诚信，就会像大的牛车没有辕、小车没有轭一样，无法行走。诚实守信在任何时候都是一项基本商业道德，它要求企业能站在顾客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强调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强调在顾客得到完美服务的同时得到商业利益。《论语》还说：“信以成之，君子哉。”诚信可以造就企業文化、加强核心能力，提升企业竞争力。作为企业领导者，诚信是立业之本，企业领导者诚信，不仅可以得到员工的忠诚与奉献，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客户，所谓“言必信，行必果”，只有诚信的企业领导者，才能真正将企业做大做强。

在《论语》浩瀚的思想中，还有更深、更广、更多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有待于我们去探寻。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借由《论语》中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期待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社会责任，善尽社会责任。作为龙的传人，我们应从《论语》中汲取“仁治”智慧，引领中国企业回馈社会，善尽社会责任，实现人的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宇宙自然的统一与和谐，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企业与社会责任 篇12

一、文献综述

(一) 国外文献

国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提升企业价值。Spicer B.H. (1978) 以纸浆和造纸行业的18家企业作为样本进行研究, 研究表明那些有更好的污染记录的企业盈利能力更强、规模更大、市盈率更高、系统风险和总风险更小。该文的缺点是18家企业样本量太小, 使研究结论不具有代表性和可复制性。Anderson J.C.and Frankle A.W. (1980) 发现, 在风险相同的情况下, 那些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回报率更高, 披露财务类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回报率高于披露描述类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 持续披露的企业回报率高于新披露企业。Preston和O'Bannon (1997) 得出结论:“对于美国大公司而言, 社会表现和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A.P.Stanwic和D.S.Stankwick (1998) 、Simpson和Kohers (2002) 的研究也都发现了, 企业的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有着积极的关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降低企业价值。Ingram和Fraiziner (1983) 、Freeman和Jaggi (1982) 研究发现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呈负相关, 他们认为社会责任成本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财务状况中研究发现平均控制污染支出金额占总资本支出的比例与长期平均市场回报负相关, 平均控制污染支出金额占总资本支出的比例与系统风险负相关。作者对此的解释是资本市场以理性投资者为主, 他们认为平均控制污染支出金额占总资本支出的比例越高, 企业资源流失越多, 使盈利减少, 同时企业可以降低面临违反环境法规处罚的风险, 因此公司系统风险降低。Shane P.B and Spicer B.H (1983) 的研究发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与股价反应有负的相关关系。

(二) 国内文献

近年我国学者也开始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与资本市场、财务绩效和公司价值的关系等多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邹相煜、王一川 (2012) 选择2005年之前的深市A股412家上市公司2006年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研究表明, 上市公司对政府的贡献率与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 并且各个地区之间的价值相关性迥异。陈熙江 (2009) 通过对2003年至2006年沪深A股市场上市公司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指标与企业价值负相关或者正相关, 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维度与当期企业价值负相关或不相关, 企业社会责任的综合值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长期的U型相关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我国众多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逃避社会责任, 甚至冒着被处罚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对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当期来说,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消耗企业资源的成本大于收益, 所以, 提出假设:

假设1:当期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负相关

在实践中, 企业通常把社会责任的履行当做一项额外成本, 且这一成本与经济绩效不挂钩, 属于非相关成本, 也就是履行社会责任并不能提高企业价值, 只能增加负担, 因此企业不愿履行社会责任。然而, 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的盈利性及价值创造是相辅相成的, 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上, 上市公司履行的社会责任越好, 它的价值就会越大、股价就会越高。而社会责任的披露与企业实际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又存一定的时滞, 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依据披露的信息对企业进行投资、评价等行为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之间也存在时滞, 企业社会责任的正面效应在短期内往往难以显现,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生的成本在至少两年的时间内不能得到充分补偿 (陈熙江, 2009) 。由于时间上的限制, 未能收集到足够长时间内的有关数据, 仅能研究上期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按照上面的分析, 由于上期对本期的影响仍然是短期效应, 因此上期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仍存在负相关关系, 但是相对于本期企业社会责任负相关程度下降。由此, 提出假设:

假设2:上期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负相关, 但负相关程度减少

陈熙江 (2009) 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的综合值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长期的U型相关关系。如果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与企业价值之间确实存在U型关系且假设一得到验证, 那么应该鼓励企业加大社会责任的投入水平, 使企业社会责任落在U型区域的右侧, 这样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增强, 企业价值也得到提升。基于此, 提出假设:

假设3: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度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是以2011年和2012年为研究窗口, 应用沪深两市上市公司A股的横截面数据, 对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为保证所收集数据的有效性, 尽量减少其他因素的影响, 本文依据以下原则对自变量数据进行了筛选。 (1) 剔除ST公司。这主要是考虑到ST公司的财务状况已经恶化, 不能将其与正常公司相对比。 (2) 剔除数据披露不全的上市公司。 (3) 剔除极值 (社会贡献平方>100, 每股经营现金流量增长率的平方>100) 。选择这些上市公司2011年和2012年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 以报告中的三个主要会计报表及其附注中的数据为基础, 依照指标体系对数据的要求对因变量进行数据的采集。本文所有数据均采用统一口径, 如果公司年度报告或者相关数据库中没有某些数据, 则将该公司从样本中剔除。经过上述筛选的到样本公司共947家。本文数据来自金融界 (www.jrj.com.cn)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三)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通过前面分析知道,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二者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 有必要建立一个联立计量方程模型来描述这一系统内的相关关系, 其特点是每股社会贡献既作为被解释变量, 也作为托宾Q的解释变量出现。综合前人的研究经验和以上考虑,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研究前提和假设, 本文选择Tobin’s q作为衡量企业价值的指标, 用每股社会贡献值作为衡量社会责任的指标, 构建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联立计量模型如下:

模型中第 (1) 个方程用于得出每股社会贡献值的估计量, 第 (2) 个方程用于研究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是否影响企业价值。具体变量解释见表 (1) 。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可以看出, 样本企业价值均值为1.2533, 表明企业市值是账面价值的大约1.25倍, 最大值为6.39, 是恒瑞医药 (600276) , 最小值为0.5, 是华丽家族 (600503) ;2008年每股社会贡献均值为0.777元, 最大值为3.14元, 是新湖创业 (600840) , 最小值为-2.05元, 是第一医药 (600833) ;2007年社会贡献平均值为0.8989, 最大值为3.09, 是中联重科 (000157) , 最小值为-1.63, 是通葡股份 (600365) ;重污染行业企业共345家, 非重污染企业共602家;资产负债率最小值为2%, 是茂化实化 (000637) , 最大值是115%, 是东方航空 (600115) , 平均水平是59.98%;每股经营现金流量增长率平均为-0.3257元。

(二) 相关性分析

从表 (3) 相关性统计结果可知, 企业价值与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风险、每股社会贡献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每股社会贡献与每股现金流量增长率、公司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与公司风险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与资产负债率在0.1的水平上正相关。另外, 公司规模在0.01的水平上与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 与公司风险显著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公司风险显著负相关。

(三) 回归分析

(1) 假设1检验。本文通过2012年的截面数据来验证假设1,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可以看出, 模型拟合度是33.3%, 即自变量对每股社会贡献的总体解释度达到33.3%, 模型的F值在1%的程度上显著, 说明该方程总体上存在线性关系。四个自变量与每股社会贡献都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其中, 是否为重污染企业、资产负债率与每股社会贡献负相关, 公司的每股现金流量增长率、公司规模与每股社会贡献正相关。这表明, 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 重污染企业的每股社会贡献更低, 这与之前的有些学者的研究结论是相反的, 主要原因是本文在计算每股社会贡献时扣除了未核算环境成本, 而重污染企业的未核算环境成本往往较高, 使得其每股社会贡献低于其他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 每股社会贡献越低, 这与之前的相关性分析的结果不一致, 这可能是由于每股社会贡献同时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 简单相关分析只反映了二者之间简单的而非内在本质的关系, 当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时, 资产负债率与每股社会贡献呈现负相关关系;公司的成长性越好, 公司规模越大, 每股社会贡献越高, 这不难理解, 因为这些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强于其他公司。2012年社会责任贡献度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方程的拟合度是25.6%, 表明所有自变量对企业价值的解释程度为25.6%, 方程的F值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在整体上各个变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线性相关。从表中可以看出, 2008年的每股社会贡献与当年的企业价值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是-0.325, 从而验证假设1:当年每股社会贡献越大, 企业价值越小。所有变量中除了每股经营现金流量增长率与企业价值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外, 其他变量都与企业价值存在或正或负的相关关系。其中, 只有第二至第十大股东与企业价值是正相关的, 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风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都是负向的, 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是相吻合的。

(2) 假设2检验。本文通过2011年的截面数据验证假设2回归结果如表 (6) 和表 (7) 所示。可以看出, 模型拟合度是16.2%, 即自变量对每股社会贡献的总体解释度达到16.2%, 模型的F值在1%的程度上显著, 说明该方程总体上线性关系显著。公司的每股现金流量增长率、公司规模与每股社会贡献正相关, 而是否为重污染企业、资产负债率与每股社会贡献线性关系并不显著。此方程的回归结果再一次说明公司的成长性越好, 公司规模越大, 每股社会贡献越高。方程的拟合度是25.1%, 表明所有自变量对企业价值的解释程度为25.1%, 方程的F值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在整体上各个变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线性相关。从表中可以看出, 2007年的每股社会贡献拟合值与2008年的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为-0.11。要验证假设2, 就是要检验2007年的每股社会贡献拟合值与2008年的企业价值的相关系数r1=-0.11是否比2008年的每股社会贡献拟合值与2008年的企业价值的相关系数r2=-0.325显著地大。 (3) 假设3检验。企业价值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不存在“U”型关系呢?本文2012年每股社会贡献的平方作为一个新的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回归结果表明, 每股社会贡献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 二次项系数为正, 但并不十分显著, 显著性水平为17.4%。这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是否存在“U”型关系并不显著。假设3在本文中没有得到验证。

四、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本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企业价值与当期企业社会责任负相关, 企业社会责任越大, 企业价值越低。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企业价值与当期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价值。从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制度背景来讲, 对企业违法违规及危害环境的行为处罚不到位、地方政府官员默许、中国不存在社会责任型投资基金这样的伦理投资者等制度背景是造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降低企业价值的重要原因 (李正, 2012) 。另外, 我国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反应不灵敏, 信息使用者对社会责任信息不关注, 人们的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等也是企业不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因此, 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不能得到有效补偿或者补偿周期太长, 理性投资者过度关注会计盈余、企业逃避社会责任成本很低等因素是企业不愿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原因。 (2) 上期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负相关, 但是负相关程度减弱, 表明随时间推移,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消极影响会逐渐削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产生成本, 同时也为企业带来收益, 但是二者的发生是不同步的, 前者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当下就已经发生, 而后者只能在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被公众知晓后才有可能发生。因此, 当期社会责任的履行对当期企业价值的影响通常是负的。那么, 上期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会产生何种影响呢?实证研究表明, 上期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仍然负相关, 其原因可能是我国资本市场对企业责任信息反映时滞较长、公司社会责任投入的回收期较长等。但负相关程度较当期减少, 因此有理由推测,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不利影响会逐渐削弱, 甚至由负向转为正向。 (3) 从当期看, 企业价值与企业社会责任并未呈现明显的U型相关关系。从本文的回归结果看不出企业价值与企业社会责任呈现明显的U型相关关系, 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 可能的原因有:一是样本公司社会责任水平普遍偏低, 大部分处于U型区域的左侧;二是由于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企业价值与企业社会责任的U型关系只有在长期内才能显现出来, 而本文用的是截面数据, 无法验证两者的长期关系;三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在任何区域中都是负相关的。至于到底是以上哪种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这为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 建议

据此提出如下建议: (1) 树立社会责任理念, 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水平。强化社会责任是企业管理达到一定水平后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树立社会责任理念并将之制度化, 也是我国企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企业内部, 一方面要建设注重社会责任的企业文化, 依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道德风气, 使企业所有管理者和员工在思想意识层面高度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另一方面, 企业应将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全面融入公司发展战略和日常经营管理中, 把社会责任工作融入公司管理制度、控制程序、激励政策和业绩目标。企业可以通过制定管理规章、制度, 来推动企业内部社会责任的实施, 改善劳资关系, 融洽企业内部员工氛围;制定严格的产品质量标准, 有效保障消费者生命财产权益;建立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经营绩效评价体系, 在企业内部形成至始至终关注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良好环境;在企业管理组织结构层次中, 要把社会责任管理贯彻到从上到下的各个层次, 要在管理组织机构的底层加强社会责任管理目标的组织落实, 避免重大的管理事故出现和控制小的管理事故的发生, 降低企业管理的机会成本。就企业的外部而言, 企业可以通过设立公关部门, 与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等外部的政治、经济、舆论影响力量保持密切的联系和及时的沟通, 从而建立起企业的外部亲和形象, 为企业发展创造广阔的外部发展空间。 (2)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政府部门应尽快出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我国20世纪80年代社会责任观念传入我国以来, 一直没有出台要求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方面的法律法规。政府相关部门一方面要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工作, 以确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主体地位, 强制企业承担法律要求的社会责任。只有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 才能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例如加强劳动法对员工权益的保护, 加强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制定, 提高企业的环境污染成本等等。另一方面, 要建立一套适合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体系, 强制要求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在这个体系中, 应明确规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形式和标准。 (3)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形成企业社会责任监督机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从根本上说受益者是广大的社会公众。公众的积极参与, 是包括企业在内的全社会责任意识提升的最重要的标志;公众的广泛监督, 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最有力的保证。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公众舆论作用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示范作用可以带动全社会崇尚社会责任的良好社会风气。媒体舆论监督机构应发挥更加活跃和积极的作用,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面和反面典型进行及时报道, 定期举行企业社会责任评选, 在全社会掀起扬善惩恶的热潮。如成功举办过五届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每年都会评选出当年最具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其评选出的2009年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有联想集团、百度在线网络技术 (北京) 有限公司、日立 (中国) 有限公司、安利 (中国) 日用品有限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亚太资源集团、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凤凰卫视, 这些企业都在各自领域为社会做出了卓越贡献, 促进了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一些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榜样作用也会带动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中来。如2011年联想启动公益创投计划, 开创能力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公益思路, 让我们耳目一新, 为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提供了新的发展发向。

参考文献

[1]陈宏辉:《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理论与实证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

[2]郝云宏、曲亮、吴波:《企业经营绩效评价——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

[3]李洪彦:《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4]李正:《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 经济研究出版社2012年。

[5]Spicer B.H.:Investors,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An Empirical Study, The Accounting Reviews, 1978.

[6]Anderson J.C.and Frankle A.W:Voluntary Social Reporting:An iso-beta Portfolio Analysis, The Accounting Reviews, 1980.

[7]Chen, C.and Milne, M.J.:Investor Reactions to Corporate Environments Saints and Sinners: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1999.

[8]Ingram, R.W., and Frazier, K.B.: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Disclosure,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