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企业文化（精选12篇）
社会资本与企业文化 篇1
1 社会资本与企业社会资本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本依赖方面, 经济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更多地研究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 而忽略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网络组织理论在承认物资和人力资本重要性的基础上, 引入了社会资本概念。布迪厄认为, 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 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 这一网络是大家熟悉的, 得到公认的, 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1]科尔曼认为, 社会资本产生于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 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形成是资源交换的结果:“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利益, 相互进行各种交换, 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 其结果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2]他认为, 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 社会资本也具有生产性。与其他的资本不同的是, 社会资本的产生并不总是有目的的。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 虽然争议颇多, 但其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即社会资本是基于信任、制度、规则、惯例、习俗或投资于社会关系的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 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
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 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一, 将价值判断和文化纳入了分析的框架, 使得对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动因解释更加全面深入, 并对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上的集体行为和长期性的选择有很强的说服力;其二, 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反映了社会科学领域一度削弱和低沉的个人精神的复兴, 弥补社会科学研究关注人、完善人的根本目的和基本精神。
随着社会资本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又提出了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提出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 就是强调企业不是孤立的行动个体, 而是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发生种种联系的企业网络上的节点。西方经济学主流观点一贯认为, 行动者的行为选择是个体特征与目的的函数, 只受价格信号的支配, 在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前提下进行选择。但实际上, 不管个人还是企业都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 各种价格信号经常因社会性因素的干扰使个人或企业的理性选择出现偏差, 必须辅以内外部的各种关系网络、信任机制来对错综复杂的价格信号进行甄别, 个人和企业才能做出正确而有效率的决策。
2 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文化及其融合
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美籍日本学者Fukuyama在《信任》一书中指出:社会资本的形成往往受到民族文化、历史遗产、风俗习惯、宗教传统和区域因素的影响。不同企业社会资本的强弱直接受其文化的影响, 其中规范、诚信和网络是其主导因素。与企业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是企业规范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范) , 是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奥斯特罗姆认为, 规范是人类致力于建立秩序和增加社会结果的可预测性的努力的结果, 规范能够被用来增加许多个体的福利。企业诚信水平是指企业对顾客、员工、同行及社会履行契约的程度。诚信水平反映着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对契约、规则和法律的忠诚和信誉, 也是企业间建立信任、实现交往的基础。一个企业的诚信水平和规范化水平决定着该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 进而决定着其社会资本量。
在社会运行分析上, 社会资本是沟通个人和制度的中间物。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 以及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 不仅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 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中介——社会资本。企业作为最广泛的社会资本积累的中观层次, 能够最有效地整合个人的社会资本, 并推进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的积累。而成熟的企业文化本身就蕴涵着浓厚的社会资本, 企业文化所蕴涵的信任、合作、互惠等文化理念就是局部的社会资本。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认为, 在知识经济社会中, 社会资本已成为创新的一个关键因子, 社会资本表示的是在一个组织网络能够进行团结协作、相互促进生产收益的情况下形成的“库存”, 企业员工的相互信任和有效沟通是提升企业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关键。在一定意义上讲, 企业文化, 将个人的社会资本和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联系起来, 并推动两者的理性建构和积累。
诺斯认为, 一种由政府规则、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形成的“社会结构”, 在西方经济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科斯也认为, 企业的经济绩效受到多种制度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 企业规则和市场制度交互替代形成的制度结构, 仅仅是降低成本增加绩效的制度结构中的一部分, 影响经济绩效的制度还包括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等。企业的生成需要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正式制度的支持。从文化影响行为、行为决定结果这一范式来看, 文化构成了企业发展的人文底色。文化是一种“粘合剂”, 能涵盖各方利益, 强化成员行为的协调性和连续性, 保护相互间的信任免受干扰和破坏, 从而成为维护组织稳定的基础。
企业文化是形成组织效能的共同认知系统。文化是共同认知下形成的一种氛围, 组织文化使每位员工知道组织提倡什么, 反对什么, 怎样做才能符合组织的规范要求, 怎样做可能违背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在这种共同的文化氛围中, 组织成员会被逐渐同化而坚守组织的文化信条。企业文化是组织成员间达成的团队心理契约。按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埃德加·H·沙因的观点, 组织文化是隐含在一系列价值观背后的基本假设。尽管不能确切地知道企业的未来一定是怎样的, 但可以提出发展目标, 勾勒出远景和蓝图, 这就需要一系列假设系统对组织的未来、价值、利益等做出假设。核心价值观是组织的一种“德”的标准, 员工以此与组织形成一种心理契约, 自觉承担责任并进行自主管理。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认可的习惯性行为方式。这种源自文化层面产生的力量, 比起传统管理的命令、监督、惩罚的力量更彻底, 更具有凝聚力、约束力、推动力和活力。法律强制人达到最低标准, 文化则引导人达到最高标准。
企业文化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 它不仅具有工具理性的意义, 而且具有人文理性的终极价值。企业文化作为集体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集合体, 为企业提供了行为的框架、准则和价值体系, 使企业成员的行为自觉遵守基于文化认知的“约定”。
3 基于社会资本的企业文化生成路径
实现我国企业社会资本和文化形态的现代性转化, 就是要逐步养成基于诚信、规范和网络的企业公民行为, 建立现代理性的企业文化。当然, 企业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仅仅依靠企业内部的文化策略还远难实现, 必须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公平、公正、诚信、理性的文化环境, 实现社会文化生态的聚合与嬗变。
3.1 “家”文化的解构与社会信任变迁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将“信”作为五伦之一, 这表明中国传统社会中信任观的重要性。但中国人的“信”更多的是建立在人情、个人承诺和名誉的基础上, 缺乏正式制度的约束和支持;信任“自家人”, 而对外人的信任依关系紧密程度的疏远而逐渐减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差序格局”, 以自己为中心, 与他人的亲密地位、信任程度与边际距离成反比, 在每一圈层上网络成员都遵循特定的相互关系模式, 后者又造成了经济交往密切程度的差别。[3]中国是一个关系信任资源非常丰富的社会。台湾学者李亦园认为中国文化是“家的文化”。[4]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靠宪法和法律制度来治理, 而是靠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对个体内在化影响而整治, 这使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精神, 造成了社会信任资源非常薄弱。关系信任是内外有别的特殊主义信任, 是在家文化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植根于血缘、业缘、地缘关系当中。而社会信任则是基于法律、制度和正式契约之上的普遍主义信任, 具有外部性特征。
“泛家族”的关系信任规则是建立在以人治为基础的身份等级制之上的, 而且这种信任具有差序格局的性质, 有一定的扩展空间, 但与西方社会的普遍主义信任相比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企业要推行现代规范化、法制化的管理制度, 就需要另一种更高程度的信任来融合更高质量的管理资源, 这就是“制度化信任”。为此, 政府应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5]一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保障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利益。如果不能对投资人进行有效的保护而任由经理人员侵害, 那么, 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的信任关系就难以真正建立。二是保护产权。这是个人的权利获得保护的必要前提, 也是企业由“人治”到“法治”、由人格化的关系信任向非人格化的社会信任转化的根本保证。三是完善经理市场。加强人才信息特别是信用记录的透明度, 加强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建设, 发挥经理市场的激励约束功能, 规范经理人员的行为。
3.2 公民文化的孕育与发扬
企业社会资本来源于基于公民参与的社会网络。而公民参与程度首先来自于他们对企业公民身份的确定以及他们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公民的社会权利主要包括:1) 平等交往。在权威的科层组织, 企业网络具有交往范围狭小、交往不对等性和交往的非自愿性等特征。在公民社会里, 只有经过当事人商讨、权衡程序所形成的决断才具有合法性, 一切有价值的理念要想赢得公众, 就要依靠其无与伦比的竞争力, 而不是靠任何与尊重公众的自主意志之原则相违背的强制性手段。2) 契约自由。无论企业内部沟通还是企业外部交往, 人的许多行为准则是受契约性关系制约的, 契约包括法定契约与习俗契约、公证契约与隐含契约、既成契约与增生契约等, 各种契约都是权利与义务、自由与约束的统一。科层组织强调强制性, 网络组织依赖契约自由和自愿。3) 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充分尊重公民的权利是现代社会最为明显的特征。臣民社会是义务本位的社会, 强调人的忠诚和贡献;公民社会是以人为本, 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6]国民普遍具有公民意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只有当广大民众具备了完整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性格, 社会公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而公民意识的觉醒, 既需要每个公民的自我价值意识的提升, 也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教育灌输。为此, 应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建设民主政治, 承认并培育公民社会。同时, 可借鉴美国、日本的经验, 加大公民教育力度, 提高公众文化教育水平及综合素质, 注意从小培养孩子信任、诚实的品格, 并通过集体活动培养其合作能力。媒体应不断宣传积极的社会价值观, 使开放、信任、创新等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3.3 企业文化生态的优化与耦合
企业文化理念的重塑。1) 建构理性文化。企业作为经济实体, 其运作应是一种理性的活动过程, 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企业应该是事缘、业缘的结合, 而非血缘、情缘的结合。否则, 企业的经营者就可能会丧失理性, 规章制度也可能形同虚设, 优秀人才很难聚集, 公利可能会很难推行, 而私利却可能到处泛滥。2) 建构诚信文化。社会信任是企业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 也是市场经济的真正灵魂。只有当社会信任遍及人类一切交换行为, 当社会信任成为“看不见的手”自律自发地约束多数人的行为, 社会交换才有望接近“帕累托最优”的交换状态。[7]企业应在经营中恪守诚实守信的准则, 在法律和道德认同的范围内活动, 真正做到对顾客负责、对社会负责;并注意与外部企业诚信合作, 建立可靠的伙伴关系, 通过合作实现资源的整合利用。3) 建构创新型文化。企业发展的实践证明, 创新能为企业带来持续租金。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认为, 在知识经济社会中, 社会资本已成为创新的一个关键因子, 社会资本表示的是在一个组织网络能够进行团结协作、相互促进生产收益的情况下形成的“库存”, 企业员工的相互信任和有效沟通是提升企业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关键。杰夫·摩西 (Jeff Mauzy) 对美国150家公司的调查发现, 创新型公司的增长率是非创新型公司的4倍。企业在文化建设, 应建立起以鼓励创新、鞭策进步、追求卓越、容忍失败为基调的创新型文化, 激发员工的创新潜能, 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等, 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应变能力。4) 建构互惠合作型文化。现代企业网络是以企业间的合作博弈为特征的, 网络中的个别企业依靠与其它企业的相互连接而生存。企业网络是一种追求合作利益的自组织过程, 作为其子系统的各个企业应当具有自主协调性。通过互惠合作意识的强化和体验, 就是要增强企业对合作博弈双赢结果建立共同愿景, 从而通过信息网络和交易网络自觉结合起来。
企业精神的培育。企业精神是企业经过共同努力和长期培养所逐步形成的, 认识和看待事物的共同的心理趋势、价值取向和主导意识, 是企业的精神支柱, 反映了企业员工对企业的特征、形象、地位等的理解和认同, 也包含了对企业未来发展和命运所抱有的理想和希望。企业文化从根本上就是要培养员工的价值信念和组织精神。企业精神是全体员工认同和信仰的理想目标、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的总括, 是企业文化的支柱和统帅。企业文化的共认性、主导性和实践性使得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结构中的企业家品格和员工品格得到普遍提升并达到高度的一致性, 增强相互之间的信任和互动。企业精神的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由外至内的渐进过程, 包括企业精神目标的定位设计和企业精神的“社会化”, 在设计阶段, 应调查分析企业现有的精神现象, 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提炼出符合企业使命、愿景的精神要素, 确定企业精神发展目标, 并用简洁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企业精神重在培育。在企业精神设计定格的基础上, 应积极推动文化的“社会化”, 通过目标导向、领导垂范、舆论灌输、典型示范、氛围熏陶、制度规范等方式的协同使用, 逐渐将企业精神内化为企业员工的自觉意识和行为。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 制度是方法与意识之间的中介, 它既是经过实践证明适应于方法的固定格式, 又是塑造意识的主导存在。企业文化是一种隐形的制度, 作为意识的企业文化建设不能不依赖于企业制度的建设。制度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中间层,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是实现“人治”随意性管理向“法治”规范化管理过渡的关键, 也为实现企业信任机制由私人信任向社会信任的转变提供了制度保障。
4 结语
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 以及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 不仅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 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中介——社会资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笔者认为, 我国企业的发展, 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调节和法律规制, 更需要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规范。这种“文化理性”的培育, 应建立在社会资本积累与发扬的基础上, 因为, 基于信任、制度、规则、惯例、习俗的社会资本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文化机制, 有效地拓展了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网络, 并通过这种网络增强了企业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202.
[2]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 (上)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351-366.
[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东方之子.大家丛书.费孝通卷.北京:华文出版社, 1999:131.
[4]李亦园.中国人的家庭与家的文化[M]//文崇一, 萧新煌.中国人:观念与行为.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1998:113.
[5]杨蕙馨, 张云鹏.信任与中国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一种文化的观点[J].贵州社会科学, 2006 (3) :34-36.
[6]李万县.我国企业社会资本的文化解构[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 2005 (3) :45-46.
[7]徐延辉.企业家的伦理行为与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比较分析框架[J].社会学研究, 2002 (6) :37-38.
社会资本与企业文化 篇2
企业文化指的是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所有员工共有的一套观念、信念、价值
和行为准则，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模式。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方式，自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进我国以来，历经近20年改革开放实践的打造，已初步形成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理论体系和管理模式。
一、企业文化不能脱离社会文化的母体而单独存在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员工生活于社会，就职于企业，社会文化自然会渗透
到企业，影响企业文化的形成，这是企业的文化环境问题。因此企业文化有地缘特性，深圳的企业与北京的企业、国内的企业与国外的企业往往有不同的企业文化。反过来，企业文化
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分支和组成部分，良好的企业文化也有利于培育良好的社会文化。
（一）社会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源泉
企业文化脱胎于社会文化，社会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母体，因此企业文化离不开社会文化。
同时，企业文化与企业的地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地域文化的支撑，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应是与行业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对接部分，企业文化只有不断地融入行
业文化和社会文化之中，企业才能得以生存，行业才能得以发展，如果企业文化没有行业的特色，看不出地域特色，那这种建设必然是失败的。
（二）先进的企业文化对于社会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企业文化作为社会文化中一个非常独立的分支，其目标是追求利润和价值创造，企业文化是直接参与到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去的，这种价值创造是社会文明的物质基础；其次，优秀的企业经营理念、企业精神和企业道德等都会在企业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对社会文化
和经济建设产生良好的影响作用。作为一种经济文化和管理文化，它能够对社会文化会产生
积极的辐射作用，提升社会文化品味，营造良好的文化软环境，并与经济发生积极的互动关
系，从而推进社会经济建设与文化发展；其三，优秀的企业文化会成为人类文化的基本牵引
力或原动力。一个社会的思想文化的变革无不是从社会的微观层面发生的，在工业化和新经
济时代，企业将是文化创造的主体，未来的新文化、新的价值观可能会大量产生于企业，并推动社会文化的创新；其四，企业文化可以为城市经营管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经营理念与方法。例如，导入和实施城市CIS战略，运用文化宣传手段弘扬和表彰优秀的民族品牌文化以支持企业名牌战略的实施，建立学习型的机关、社区和城市等，都是行之有效的路径与方法；其五，企业文化建设的先进经验对于其他的群体文化建设具有先导性的推动作用；其六，我国的人口多，但素质却偏低，企业文化如果担当起开发人力资源的重任，必将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实现企业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完美接轨
中国企业本身发展历史很短，企业文化的个性并不十分鲜明，中国企业是在近半个世纪内各种文化交替和冲突的背景之下逐步进入市场的，它本身是一个矛盾体，中国的传统文化、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文化以及西方的文化都掺杂其间。其中，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形成的文化，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最大，所造成的障碍也最大。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很有益的精髓我们没有很好地运用，这些东西反而在西方国家发扬光大。我们必须对企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一次深刻的反思。同时，社会民族文化背景不同，必然造成从属于社会民族文化的企业文化也不相同，在不同社会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各国企业管理模式。我们在研究、借鉴或移植国外先进企业文化时，也必须对其国际经济文化背景进行深刻的分析，实现先进的企业文化和现实社会文化的完美对接。
（一）企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国社会没有真正经历过工业文明的阶段，我们的社会文化没有经历工业文明的熏陶和磨炼，工业文明社会的社会文化在中国没有成形，这就使得我们的某些企业虽然能也能够建立起核心价值理念，可是在实际运行中又往往与之背离，这种背离就是受制于社会文化的结果。我国企业在建设自身的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应对传统社会文化进行合理的扬弃，吸取好的社会文化因素，过滤掉不良的文化因素。企业文化应以民族性为前提，同时根据企业类型、经营战略、市场取向、地域等确立自己的特色，这是消除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盲目性，建设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的重要前提。
（二）要保持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个性
在企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文特点。比如德国人工艺非常精细，精益求精，有高度的责任感，这跟德国人讲究规范、追求完美的人文精神有关系；美国是一种移民文化，最讲究的是创新和包容心，这种创新和包容心使得美国企业很善于动脑子，善于发明创造；日本比较讲究规范，讲究服务，讲究员工与企业的命运共同体，企业效率和市场效益很好，这与日本文化更多地强调集体，强调团队有关。在某种程度上讲，企业文化是从属于社会文化的，而社会文化是有个性的，传统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使得不同的国家产生了不同的企业文化。我们在企业管理实践中把美国或日本的东西照搬过来肯定不行，必须考虑传统文化和社会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影响，保持企业文化的个性。
（三）实现企业文化同社会文化的完美接轨
实现企业文化同社会文化接轨，是当前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要打破传统思维方式，树立起企业大文化观。文化现象是具体的、历史的，要随着整个社会，特别是它的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文化与经济、社会实际相分离，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相脱离是搞不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必须从它们的整体联系中去寻找企业文化建设的问题和答案，要从改革开放的总体部署考虑企业文化的总体建设。同时，在企业文化和社会文化尚未接轨的一个阶段内，企业应当本着“人民文化人民建”的思想支持社区、校园和城市文化建设。企业周围的文化氛围浓厚了，会有利于企业文化建设，有利于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相接轨。
（四）以企业文化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应积极探讨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其文化建设必然折射出整个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宏观文化，必然对企业的微观文化产生影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应在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中，塑造具有社会主义信念的员工，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使人人焕发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可以想象，如果每一个企业都建设起良好的企业文化，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然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国民素质将大为提高。
三、实现企业文化的最高目标
社会价值的实现，这是企业文化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由个体组成，其个体价值的实现有赖于个体能力的发挥，而企业存在于社会之中，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作为企业文化的追求目标，企业应把企业内个人、群体、组织等方面的行为和价值取向都升华到企业行为的最高境界，将其需求层次和行为动机上升到社会价值实现的高度，把企业独特的个性文化融于社会总体文化之中，为社会的进步做出有益的贡献。纵观世界上成功的企业往往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特征，即他们从不把企业经营的着眼点仅仅停留在狭隘的利润目标上，而是把贡献社会视为企业的理想和经营宗旨，把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当作企业的最高追求。日本著名的企业松下幸之助认为，企业是社会的公有物。因而，企业必须和社会一同发展。他说：“企业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经营事业来谋求提高人类的共同生活。在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根本使命的过程中，利润才变得重要。这一点是决不能弄错。”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松下公司才有了“产业报国精神”，美国的杜邦公司才有了“为了更好的生活，制造更好的产品”的企业信条。
企业是获利性组织，它的一切出发点是应当以获取利润为基础的。但从社会的有机体来看，企业还是一个特殊的人群共同体，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唯利是图的同时如果与社会的主流文化，与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发生冲突，那就会被认为是不允许的。从根本上来说，企业赚钱的目的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并不矛盾，如果一个企业的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相背离，它也不可能长久地存在下去。所以，企业和其它的社会组织形式一样，同时也承担着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义务以及一定的社会责任，它必须认同社会主流文化。
文化资本与企业家精神嬗变 篇3
企业家精神不仅是投资创业和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也是整合各种生产要素实现创新的一种极其稀缺的无形资源。无论是企业还是城市、地区或国家，缺乏了企业家精神就必然意味着保守、停滞和贫穷。可以说，任何一个企业要想确立竞争优势，任何一个城市要想实现民富市强，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走上增长之路，都必须首先激发出企业家精神。
埃森哲管理咨询公司曾经在26个国家和地区与几十万名企业家交谈，其中79%的企业领导人认为，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82% 的企业领导人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同样依赖企业家精神。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着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简言之，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尽管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大量直觉上和经验上的证明，但这并不表明与企业家精神有关的一些事实得到了有效的理论解释。丁栋虹提出：“为什么企业家精神呈现一种瞬间即逝的泡沫化现象和个案现象，不能长久延续和广泛发展？为什么企业家精神在各个不同的地区间呈现一种不可比的差异化现象？其实，我们还可以追问，为什么那些外来群体会显示出更强的企业家精神？为什么一些沿海特别是文明交汇的城市更容易培育出企业家？为什么一些企业可以获得持续创新的动力而同时大量的企业却因企业家精神的不足而衰败？
企业家精神的实质：文化资本积累
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人们所选择与遵从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内，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
从能够为个体带来收益的角度出发，人们所选择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可以被称为文化资本，因为它是未来收入的资本化。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投资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其实质是价值观体系的不断扩展和创新。随着这种价值观体系的不断扩展与包容、扬弃，文化资本得以不断积累和增长。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一词通常是作为集体概念来使用，其内容非常广泛，而文化资本一词则以可选择的个体为单位，强调内化在个人身上的价值观体系，是一个可以进行经济学分析的范畴。从文化与文化资本这两个概念出发，可以进一步考察企业家精神的本质。
学术界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实质虽未达成共识，但在不同的分析思路下却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可以集中概括为：表现为心理特征的企业家精神；表现为认知能力的企业家精神；表现为独特品质的企业家精神。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企业家精神的外部表现和内容，为人们深入认识企业家精神本质提供了基础和证据。从形成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沙伦·奥斯特认为企业家精神的首要之处在于拓展管理的视野，在于公司接受新思想的能力，也就是要跳出“思维的框框”；企业家精神的第二个特征是坚持正确判断不动摇，开放式的思维方式和坚持正确的判断同样重要；企业家精神的第三个特征是实施变革的意志，如对组织结构的打破与调整。这些论述虽然很好描述了企业家精神的外在特征，但却没有回答企业家精神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从企业家精神的内部构成来看，汪丁丁总结了企业家精神的三个主要成分。一是创新的精神，这是熊彼特和奈特以及新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如熊彼特认为企业家都是在玩新的组合游戏，他们被称为经济领域的革命者。这些人比一般人更早感知不平衡的魅力，接受现实世界的不可逆性，展现出充分的信任和包容力。他们依据现有的资源，将其重新排列组合，然后将生产出来的产品推向市场。他们能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改变生产方式，推出新的产品组合。二是敬业的精神，这是马克斯·韦伯基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成果。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出自新教，他的论点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当企业家把所从事的工作看作是具有天职思想的合理行为，就自然产生了敬业勤奋的精神。三是合作的精神，这是诺思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企业家创新的方案要能够实现，就需要说服资源的所有者把他们所支配的资源汇集到一起，这就是合作。因此，合作精神要求企业家具备某种“以德报怨”的道德素养，要求企业家有这样的道德勇气去承担第一次合作就被对手“出卖”的后果。上述三种精神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也有相同的一面，即三种精神都是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选择的结果。
创新就是对常规的突破。常规不仅体现为维持日常生活秩序的法律规范、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学术权威等。从本质上看常规是人们价值观选择的结果，任何常规都在人们的价值观体系中确立了其地位，获得了价值观上的支持。常规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价值观的重新选择。正因为常规是如此重要，所以创新才非常困难。尽管企业家精神存在于每个个体身上，但它的出现却非常难得，并不是和特定的人联系在一起，而是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简单地说，凡是正在从事创新的人，就是企业家，就具有企业家精神。由于常规是多方面的，因此创新活动包括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多种类别，而任何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能够实现的背后则必然存在着文化价值观的创新。
敬业精神同样是一种价值观选择的结果。马克斯·韦伯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归结为对新教伦理的信仰。宗教伦理本身就是与特定的文化价值观相联系的，它包含了人们对工作、生活乃至生命、成就等一系列事物的评价。敬业精神只是人们价值观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人们不仅要在价值观体系中确立工作与其他事务的排序关系，而且还要确立何种工作才具有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西方国家将发展工业作为所尊崇的事业时，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则是将读书做官、农业生产或者占领抢夺、敬奉佛门等作为“敬业”的内容。
nlc202309020740
合作精神与特定价值观的选择也是分不开的，这是由于合作精神本身就是道德素养的体现。尽管道德总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博弈”过程，但从个体来看，任何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都是他进行选择的结果。人们通常将各种道德规范的内容以“应该”和“不应该”的陈述句形式组成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当一个人选择了“做人应该诚实”这一价值观念时，他往往会在合作中表现出诚信的行为，而当他放弃这一价值观念时，其合作行为也会发生改变。
既然企业家精神可以被描述为企业家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那么，我们就可以应用文化的经济学分析的一些基本理论工具来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文化资本积累理论为理解作为特定文化价值观选择结果的企业家精神提供了可能思路。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创新精神、敬业精神与合作精神都反映了企业家价值观体系的不断扩展和创新，或者说是企业家文化资本的持续积累。创新精神并不只是指科学技术上的发现与发明，而主要是指价值观的创新。无论是采用一种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还是开辟一个新市场、利用一种新资源，实现一种新组织，这些创新都意味着企业家价值观体系的扩展。例如，从需求的角度看，企业家精神体现为将更多的消费者的价值观纳入自身的价值观体系，使其不断扩展，从而发现和挖掘消费者的新需求，从而开始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敬业精神意味着从原来以读书做官、重农重商等作为主要追求扩展到兴办实业、谋取利润作为人生事业。合作精神则要求包容、理解合作对象的价值观，也就是实现自身价值观体系的扩展。
从上述意义上讲，企业家就是那些具有更多文化资本积累的人，他们所提供给社会的是创新的观念。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这是因为进行文化资本投资是困难的，人们要突破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绝不容易。事实上，有时候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不能产生，主要原因是文化创新未能发生。因为“要有效地开发借用的技术，就必须进行适宜的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的形式主要受文化传统的限制。根据诱致性创新模型，预期利润是诱致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动力。然而不管诱致力量有多强，如果它们同植根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规范不一致，对社会有利的创新就不可能实现”（速水佑次郎）。道格拉斯·诺思的观察又是一个证明，他说：“每当由于不同经验而大相径庭的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观点发展时，企业家便涌现出来。”这样看来，企业家已不再等价于一个资本家，一个投机商，或一个只想赚钱的人，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人格化的资本，而是一个人类文化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了。这一观点与诺思将产生意识形态的人称之为“知识企业家”不谋而合。
将企业家精神定义为文化资本积累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测，它还得到大量事实的证明。从文化资本的视角出发，能够较好地解释企业家精神所表现出来的空间与时间上的重大差异，显示出企业家精神形成与变迁的一些内在特征。
价值观融合与企业家精神的地域差异
从空间分布上来看，企业家精神通常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呈现出差异化。这种差异化现象集中表现为企业家精神总是容易在文明交汇地区、文化边缘地区以及外来者群体中出现。可以发现，恰恰在这些地区不仅文化价值观是多样化存在的，而且个人的价值观创新也是经常性的，这就为文化资本的积累即企业家精神的兴盛提供了基础。
企业家精神的地域性首先体现在它通常是与城市而不是农村联系在一起的。城市成为企业家精神形成的重要源泉，一方面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生活在城市，而且绝大多数企业和其他组织都集中在城市，这就意味着企业家的成长环境主要是城市；另一方面城市文化逐渐成为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实体形态，是主流文化的繁衍地。具体来说，“人自身是人类文化创造的产物，市场是人类文化的结果之一。社会进化的核心是文化的积累与创造，而城市自身就具有文化积累的意义和创造的功能，芒德福把城市称为‘人类文化的容器’。仅从积累的意义上看，人类社会主要的经济与文化精华无不保存在城市里，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展示人类文明与文化的结晶。城市空间是人类文化的切面，是人类文化与财富的凝聚，无论是住宅还是文化设施，包括人才的集聚等，城市充满人类智慧和文化，是人类进化的展示。”（张鸿雁）
众多的市民为城市带来了多样化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冲撞、濡化与融合的过程中又进一步生发出新的价值观。当市民面对大量的新价值观时，其原有的价值观体系在选择的同时逐步扩展，这就意味着文化资本的积累和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因此，准确地说，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人的文化观念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如亚当·斯密论述的“市民阶级”是市场经济时代新人的“化身”，这些新的市民阶级相互结合，逐渐形成了其本身固有的文化和价值观，他们自己教育自己，聚集成一个与封建文化诀别的新兴思想阶层。他们要求自由行动，实现其“利己心”，为此，他们必须遵守社会正义的一般规律，具有“勤勉”、“节约”、“慎重”、“机敏”、“质朴”、“用心周到”等品德。可见，企业家精神的兴盛与市民阶级的出现是具有必然联系的。
企业家精神的地域性在文化“边缘”地带体现得更为明显。在这些文化的“边缘”地带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并存、冲突、融合，为人们的选择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为文化资本的积累准备了更充分的条件。汪丁丁曾论述过在传统的边缘才有创新的机会，才有企业家能力的开发和积累，他提出：“上海和香港，都曾经是中国两千年政治经济传统的‘边缘’。上海和香港的‘边缘人’于是做了中国最早的企业家。”“香港人常说，香港的企业家精神很大程度上是从上海转移过来的。”他还认为：香港的繁荣导源于东西文明在边缘处的交汇。这个“边缘”非常紧要，企业家的创新机会全在传统势力薄弱的“边缘地带”。就连上海的企业家能力的积累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早期上海的‘边缘性’。文化的边缘并不是指文化空白或者是文化冲突，它也意味着人们可以选择的文化价值观的增加，这为人们的文化资本积累提供了可能。
目前，这种多种文化价值观的并存开始在中国很多城市中出现，也推动了当地企业家精神的兴起。例如，一些新加坡的学者就发现，从年轻人的企业家精神来看，深圳在相当程度上走在新加坡前面。这实际上是深圳人注重解放思想、广泛吸纳各地区多种价值观人才的一个重要结果。仔细研究还可以发现，不仅是深圳，上海和香港的企业家大多数也是外来者，而非本土出身。这些外来者能够迅速地与当地文化融合而又超越和扩展了当地文化，这是他们的一大竞争优势。相反，由于缺乏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外来者的新思想，新加坡的企业家精神却在日益衰退。
nlc202309020740
那些移居在外的少数民族——东亚和东南亚的华人、东非的印度人、西非的黎巴嫩人以及散布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和加尔文派教徒也总是显示出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无论是与他们原来的国家相比，还是与移居地的民众相比，这些少数群体通常获得了工商业的巨大成功。尽管这与少数民族面临的生存压力有关，但这一现象也再次证明了多种文化价值观的交融会有助于文化资本的积累，从而有助于企业家精神的成长。
企业家精神还与特定的地域文化相联系。例如，浙江是一个资源匮乏的省份，号称“七山一水两分田”，缺地、缺铁、缺煤、缺油、缺大宗工业原材料。然而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中，浙江却被经济学家吴敬琏称为是一个具有炽烈企业家精神的地方。可以说，浙商是中国大陆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影响最大、创新能力最强的经营者群体。浙商的创业欲望和创业能力，就是一种资源和竞争力。
浙江的企业家精神从何而来？从历史文化看，浙江属于越文化，远离中原文化，受战争破坏少，商品经济发育有连续性，企业家的市场经济意识强，容易出现工商并重的局面。近代以来，由于浙江的两个沿海城市宁波和温州较早地被开辟成通商口岸，因此也较早地接触到西方的价值观和其他文明。虽然西方的商业理念作为一种共同的外部信息嵌入整个华夏文明，但这种理念恰与土生土长的浙东事功学派具有内在的兼容性，因此，西方的商业理念将有益于浙江地区的商业发展和现代市场意识的形成（汤光平、何漳勇）。当这种传统的文化价值观随着大批的浙江人开拓市场而得到不断扩展时，企业家精神就培养出来了，从而为浙江造就了一大批企业家。
企业家精神的地域性特征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仍然存在，这主要是因为文化价值观更多的是一种“不可言说”的思想方式，它的载体是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并不能将文化价值观的内容完全实现“数字化”而加以传播。这就使特定地域文化价值观的扩展总是与大规模开放和人员流动相联系，也正因为如此，全球化和信息化并不能够改变特定地点在形成竞争优势中的作用。当然，全球化的推进也确实导致了文化价值观的多样化，有助于一些地区和城市文化资本的积累。例如，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家精神就获得了极大的繁荣，吸引了大量资源，从而促进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成长。
价值观扩展与企业家精神的演变分化
从时间维度来考察，工业革命时期可以说是企业家精神的“大爆炸”时代。然而，工业革命的实质并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仅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结果。实际上，文化价值观的创新与扩展才激发了推动工业革命发生的企业家精神。例如，Mises就明确地指出，“产业革命”只不过是一些经济学说所导致的意识形态革命的产物，准确地说，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与法国的重农学派是资本主义的推动者。从更广泛的文化价值观来看，从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新教义开始，随之而来的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都渴望欧洲的文化能与基督教脱离，新的思想观念层出不穷。与笛卡尔、帕斯卡、洛克和休谟等人联系在一起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卢梭、孟德斯鸠等思想家以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纷纷提供自己的思想。可以说，一旦垄断被打破，文化思想市场空前活跃，人们就可以挑选自己需要的文化观念和理论体系，这使文化资本的积累成为可能。
从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来看，同样是以文化多样化为前提的。“西学东渐”之时，就是中国企业家开始产生之日，而这些民族企业家大都吸收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精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全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信仰被局限为特定的一种，不可能进行文化资本的积累，企业家也就消失了。当“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主流时，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又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兴起。这些事实表明，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离不开对文化资本因素的探索。
珠江三角洲地区人的价值观的嬗变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地区企业家精神的演化。从历史上来看，该地区属于岭南文化。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社会发展形成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们在文化心态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处于国外与国内交流的前沿，形成了开放的文化心态；二是较多的与外来文化、中原文化的交流，培育了兼容性的文化品格；三是开放的环境和活跃的思潮，塑造了敢为天下先的超前意识；四是长期的对外通商活动，造就了明显的重商意识（张书琛）。这些历史上形成的文化资本不仅推动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也使该地区成为企业家精神兴盛和经济增长迅速的制造业基地。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价值观发生了三次比较明显的嬗变（见表1）。从文化变迁的视角来看，珠江三角洲地区价值观的嬗变是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也是培育和增强企业家精神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珠江三角洲地区价值观体系在嬗变过程中包容了许多外来人（中国其他地区与国外人员）的不同价值观，对这些外来价值观的吸收借鉴实现了该地区原有价值观体系的持续扩展；第二，珠江三角洲地区价值观嬗变的方向是趋向多元化，而不是单一化，多种价值观的共处并存有利于文化资本的积累；第三，珠江三角洲地区价值观嬗变支撑了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价值观的不断创新适应了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要求，形成了经济增长得以实现的微观基础。珠江三角洲地区人的价值观的上述转变恰好体现了以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合作精神为核心内容的企业家精神的演化。这表明在要素禀赋、制度条件相似的情况下，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能够获得远远快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其最重要的资源是独特的企业家精神。或者说，正是商业文化资本的积累造就了该地区独特的竞争优势。
企业家精神的演变分化不仅体现在区域价值观体系的嬗变上，同时也反映在每一个企业的成长过程中。从微观和纵向的层面来看，所有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资本的积累。文化资本的积累一般通过企业文化反映出来并具体体现在企业对各种利益相关者价值观的包容与扩展程度上。企业能否具有竞争力，在于能否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实现价值观的扩展，否则，在某一特定时期成功和存在的企业家精神可能会逐渐衰亡消失。只有保持价值观的持续扩展，企业才能够不断吸收到新的资源，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具体来说，企业文化是一种主导性的价值观体系，它同时也是企业家精神的复制与扩散。只有企业主充分重视员工、股东、顾客、供应商、社区和政府各自的价值观念取向，对这些利益相关者关于企业目标、收入分配等观念加以考虑，企业内的文化资本积累才能持续不断地进行。
nlc202309020740
历史考察表明，从最初的个体企业、家族企业（或泛家族企业）发展到现在的公司制企业乃至跨国公司，企业都经历了一个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表现在企业文化上就是持续地包容各利益相关者不同群体的价值取向。
自主创业的个体企业无疑具有十分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它们不仅能够发现社会上未得到满足的需求，而且敢于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当个体企业开始快速成长后，就面临着吸收外部资源的问题，这也是对企业家精神能否扩展的第一个考验。通常情况下，企业主更容易吸引那些价值观相近的人员，其结果就是家族企业（或泛家族企业）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由于家族企业是基于地缘和血缘联系扩张的，其内部成员的价值观更容易获得认同，但对于外部其他群体的价值观往往难以包容。能否实现更进一步的文化资本积累，是家族企业中企业家精神发展的重要标志。而当一部分企业突破家族企业价值观的束缚，成长为公众性的公司制企业甚至继续扩张成为跨国公司时，企业的文化价值观将包容更多国家、种族、社区、顾客、员工、股东群体的价值取向。
事实上，世界上那些经营业绩最突出的企业通常也正是这样做的，一些研究表明，人们正逐渐认识到领导权、雇员满意度、雇员拥有权利、客户满意度、客户拥有权利与销售利润之间的密切关系。将员工、客户和股东价值结合起来，将成为公司获得长期成长的关键（马丁·克里斯托弗、西蒙·克劳克斯）。国际上三大企业框架的评比原则中，最重要的就是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杰弗里·贝尔）。而那些能够荣登各类“最受崇拜公司”评比名单的企业则大多在吸引投资者、吸引雇员、吸引顾客和吸引社区等几个方面做出成绩（林恩·夏普·佩因）。
然而，企业文化资本的积累通常是很困难的，因为改变和扩展文化价值观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长远的见识。当企业组织内部的价值观趋同且难以扩展时，通常需要从外部引入新的价值观加以改变，具体来说，需要那些具有新思想的外来者推动企业的文化资本积累。例如，约翰·科特和詹姆斯·赫斯克特在企业文化变革的案例研究中也发现，在实现企业文化变革的10家公司中，改革者主要是外来者与才能异乎寻常的公司内部人士。
如何持续地在企业全体员工中保持企业家精神是一个难题。一些研究发现，当企业做大越强以后，最初的创业精神越来越淡薄。大企业都在思考如何在企业中创造一种环境，使全体员工都有一种“我们要创业”的企业家精神。从文化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企业家精神的这种不能长久延续和广泛发展的泡沫化现象和个案现象主要受制于原有价值观的限制，只有当企业尽最大可能包容和反映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并积极从外部引进新思想时，企业家精神的持续扩展和创新才有可能。
创新的关键：价值观扩展
从文化资本积累的结果和表现形式来看，企业家精神并非神秘之物，它只是一种稀缺的无形资源，这一认识对于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兴盛提供了启示。事实上，为了激发企业家精神，学者不断地呼吁“创新的自由”、“建立公平竞争规则”、“保护私有产权”、“一切利润归企业家”等，但这些观点仍然是停留在制度层面而并没有深入到文化价值观扩展和创新的层面。
准确地说，获得企业家精神所需要的条件，首先是思想和言论上的自由，是人权的保障而非仅仅是产权的保障。如果人权得不到保障，产权并不能激发出企业家精神来。例如，一些研究者指出，在两千多年的皇权社会中，中国的私人产权实际是得到保障的，然而抑制企业家精神产生的却是正统的皇权思想。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百姓，他们的头脑已经被特定的文化价值观“锁定”了，创新极难发生，而一些国家仅依靠产权制度的改革而无视“解放思想”和人权保障，也并不能激发出企业家精神来，这在一些拉美国家和转型国家中都有充分体现。
从社会层面来看，企业家精神的激发主要通过思想自由来实现：一是通过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使得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能够并存融合；二是通过改革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使人们能够在众多竞争性的文化价值观中作出选择；三是通过消除一些不合理的文化产业管制，为言论自由创造必要的条件。
从企业内部来看，企业家精神的激发，需要建立在对多个利益相关者价值取向的重视和包容上（张志鹏）。这就要求企业摈弃“独揽大权”的意识形态，避免不信任和过度控制的处事方法以及防止个人崇拜。而且，企业要容许员工有更广阔的业务方向和行动空间，容许他们跨越等级制度、发展自己的潜意识以及创新现有的模式、标准和规则，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和潜在的企业家精神。
社会资本与企业文化 篇4
关键词：社会资本,企业社会资本,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构建,企业文化
一、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内涵
1. 社会资本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出现了一种一般性的社会科学理论, 即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结构中的特征, 主要是指社会网络中接触到的资源。但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社会资本是指社区规范, 有人认为是群体团结, 还有人认为是对自愿性组织和公民组织的参与。Edwards认为, 广义的社会资本是指嵌入民众之中、并为民众所拥有的准则和价值观, 它们是维系集体和社会约定关系的结果;也就是说, 只要民众分享一致性 (identity) , 拥有类似的价值观, 彼此诚信和互惠的来往, 都可以称之“社会资本”。虽然在社会资本概念的具体界定上存在分歧, 上述定义各自强调了社会资本的一种或几种形式, 但无论社会资本的形式如何, 我们可以概括出定义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信任”、“合作”、“规则”有关。
2. 企业社会资本和企业内部社会资本
现实经济生活中, 一个企业的成败往往与其是否拥有广泛的社会网络紧密相关。通过交往和联系, 企业可以获得稀缺的资源和重要的信息, 以及发展的机遇, 从而使自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种交往与联系所获取资源的能力被视为一种企业社会资本。Burt与Koka、Prescott率先将社会资本引入到企业, 认为“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本, 它是竞争成功的最后决定者”。此后, 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了界定。Nahapiet与Ghoshal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嵌入于可利用的资源或社会单元拥有的关系网络中的实际的和潜在的资源;Leenders与Gabbay则提出, 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拥有的有形或虚拟的资源, 这些资源是可通过促进目标达成的社会关系而获取;Seung Ho Park等则将企业社会资本简单地定义为一种社会关系。国内学界基本上是延续上述学者的观点, 比如, 边燕杰、丘海雄、张方华等人认为, 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通过与经济领域中的各个方面建立起的各种网络来摄取稀缺资源的一种能力, 而这种网络关系是建立在信任和规范基础上的。我们认为, 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运用其内部和外部人与人、人与组织, 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网络中的稀缺资源以达到自己生产经营目的的能力, 这些资源镶嵌在各种关系中, 而企业运用这些资源的能力则建立在信任和规则的基础之上。
企业的社会资本包括企业的外部部社会资本和企业的内部社会资本。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则指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企业与外部组织、机构及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 这些社会网络和结构有助于企业获取各种外部资源。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是指企业内部存在的, 蕴含于企业不同层级的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资源。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涵盖了企业管理者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的社会关系, 这些关系的优劣与企业管理者, 以及员工的个人品行呈正相关。企业内部相互信任、理解与支持是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企业的经营与管理能否成功, 不仅仅取决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更重要的是还要取决于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本。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积聚, 有利于弥补正式制度安排的不足, 克服企业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 保证契约关系的自我实现;有利于减少企业内耗现象, 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 从而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有效发挥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 构建企业内部社会资本, 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二、企业文化对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构建积极作用
企业文化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企业及其员工在生产经营变革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共同思想、作风、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是一种具有企业个性的信念和行为方式。它包括价值观、行为规范、道德伦理、风俗习惯、规章制度、精神风貌等, 而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文化具有导向功能、约束功能、凝聚功能、协调功能和激励功能。福山认为社会资本建立在信任基础上, 而信任以文化为基础, 因而文化是社会资本的深层决定条件。企业文化要求企业成员诚实、互相信赖、公平对待、尊重他人等, 从而使企业成员之间能有持续的信赖和协作, 使得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构建成为必然。因此, 致力于企业信任水平提升的企业建设是企业社会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
企业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必须不断扬弃传统的社会资本, 构建新型的企业社会资本, 丰富和发展企业社会资本的内容。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构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即企业内成员的网络关系构建能力、网络资源的运用能力, 以及企业成员的合作倾向和忠诚度的培养。下面从企业文化功能的角度, 分析企业文化对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
1. 企业文化的导向功能和约束功能增强了企业内成员网络关系的构建能力
企业文化规定了企业行为的价值取向, 把作为其核心内容的价值观渗透和融汇其中, 为企业员工提供了共同的观念。这种共同观念将企业内部的员工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从而增进了员工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必然进一步加强员工之间的联系。企业价值观的具体表现是企业目标。企业文化把全体员工导向共同的企业目标, 以一种意念信号来鼓舞全体员工为这个目标共同努力。而企业文化的约束功能主要是通过企业制度和道德规范发生作用的。企业制度可以有效约束员工的行为, 保证员工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 促进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生产经营目的的实现。企业道德则以意念、情感等柔性方式让企业员工的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约束和调节, 并通过舆论去谴责危害企业的行为。通过企业文化的导向和约束, 可以使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由生疏到密切, 由生硬到顺畅, 这对于构建企业内部人际网络关系, 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正面的。它提升了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相互关系的质量, 从而增加了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存量。
2. 企业文化的协调和激励功能提高了企业内部网络资源的运用能力
所谓协调就是有秩序地安排团体力量, 统一行动以达成共同目标。企业文化能为企业全体成员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在员工中能起到沟通协调的作用。这种协调顺畅了企业内部人际网络, 在企业试图通过调动内部网络资源达到生产经营的目标时, 减少了阻力。同时, 共同的目标也使员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得到加强, 对员工的行为形成有效的激励。企业文化管理模式同传统的的管理模式相比较, 其激励手段更注重精神的方面, 激励的落脚点也从个体转向了群体。每一个员工都会感觉到, 自己的努力和其他成员的努力是结合在一起的, 自己的力量要在整个企业人际网络的相互连接中才能有效发挥。每个员工都这么想、这么做的时候, 企业内部的人际网络资源就会发挥出合力, 取得1+1>2的效果。
3. 企业文化的导向功能和凝聚功能促进了企业成员合作倾向和忠诚度的培养
培育企业文化, 可以建立企业员工群体共识的价值观, 以共同的观念、理想和目标引导企业的发展, 从而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优秀的企业文化, 特别重视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 把文化信息作为企业职工感情沟通的纽带;为职工塑造了一种建立在共同价值观、理想信念基础上的行为模式, 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内在凝聚力;为职工树立追求的目标, 形成群体的向心力和对企业的忠诚。同时, 在实现企业目标的过程中, 企业全体员工需要一致行动, 这会培育出员工的合作意识。企业员工合作意识的增强和对企业忠诚度的提高, 都会提升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品质。
总之, 企业文化的提升, 有利于企业内部人际网络的构建, 因而增加了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存量, 提高了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品质。同时, 优秀的企业文化企业, 提高了企业对企业内部人际网络资源的运用能力, 调动其内部员工整体的生产效率, 给企业带来增量收益。
参考文献
[1]Coleman JS.1990.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Press
[2]Portes A, Sensenbrenner J.1993.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notes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3.action.Am.J.Sociol.98[6]:1320-50, 6
[3]Putnam RD.a.Bowling alone, revisited.Responsive Commun, 1995, Spring, 18-33
联合资本--我们的企业文化 篇5
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事们：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湖北光谷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谭夏雨。今年刚刚加入联合资本的大家庭。我今天想分享的内容是我们的企业文化。
众所周知，联合资本是光谷所大家庭里的一个新的小伙伴。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未来的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这段路看起来很长，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达到终点，甚至可能需要我们永远在路上；这段路看起来很崎岖，稍不留神就会跌倒；最大的困难是，这段路充满了无限的未知，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参考模板，一切只能靠自己探索。
但其实，一切也并没有那么可怕。为了行路，我们做了很多准备。我们汇集了大型省级国有平台和金控集团的各种资源作为后勤保障；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在内我们有多位行业内领军人才做领头人；大多数团队成员都是兼具高学历和丰富从业经历的专业人士。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队伍有着铁一般的纪律，那就是具有投行气质的企业文化。
什么是具有投行气质的企业文化？
余光中先生的回答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周星驰在《少林足球》里说，没有理想的人生，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每一个青年都会有自己的理想，每一个公司也会有自己的目标，正是这只心中的猛虎，支撑着我们一往无前，永不退缩；但是，在伴虎前行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被猛虎所吞噬，对金融创新的追求变成单纯对销售业绩的追求。偶尔停下脚步驻足总结，仔细思索这一路的“风景”，才能更好的分析上半场，预热下半场。投行气质的企业文化，是一种时刻不忘理想、不忘初心的精神。
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同志的回答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行路难，联合资本摸着石头过河难上加难。月溅星河无边，长路漫漫无涯，在公司探索前进的征途上，等着我们的有超过九九八十一难，我们却没有孙大圣那七十二般变化。或许会跌倒，或许会受伤，但我们仍不能忘记，时刻昂首挺胸，仰望星空。西方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在观察天上的星座时，不小心跌进一个坑里，而被人取笑，说他能认识天上的星星，却看不到脚下的路。黑格尔一语惊醒梦中人，嘲笑泰勒斯的人不知道泰勒斯其实心里也在嘲笑他们不能自由的跌入坑内，因为他们已经永远躺在坑里出不来了！投行气质的企业文化，是一种不畏眼前，勇敢抬头的追求。刘士余先生的回答：常怀敬畏之心。定位于成为区域资本要素市场的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金融创新既是我们的天然承载的历史使命，又是我们得以发展壮大所必需的依托的手段。非实体经济的特性使金融创新充满诸多的不确定性，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创新者们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行走在法律的边缘。往往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只有一线之隔，而每个创新者们得以保护自己不掉落深渊的手段，就是心中常怀敬畏之心。完全的无所畏惧，也意味着完全的无所顾忌，没有了敬畏之心引领方向，所谓金融创新只会误入歧途。投行气质的企业文化，正是敬畏自然、敬畏社会、敬畏市场的晨钟暮鼓。
任正非先生的回答是：企业发展就是要发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嗅觉敏锐；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的意识。作为一个市场化的混改企业，我们有较国企更为宽松的环境，较民企更为有利的政策资源，这个良好的平台让小伙伴都有了展现自我的舞台。只有秉承“静行、突破”的狼性文化，当市场的新机会点出现时，联合资本才能迅速抢占市场先机。投行气质的企业文化，是一种充满狼性的团队氛围。
王进总经理的回答是：心中不忘情怀二字。正是从董事长到每一个基层员工，大家的赤子之心与情怀的汇集，才让联合资本得以发轫与发展。对于联合资本这条路上的所有行者们来说，走完这条路不仅仅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不仅仅是向上攀爬的通道，更是寄托心中壮志豪情的事业。只有心中带着情怀，才能欣赏这条修炼之路两边的满目春意。投行气质的企业文化，是生存之上的生活态度。
让社会资本来“办文化” 篇6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文化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一道，构成了全面改革总体部署的关键内容，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局面。
如今，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更多的领域向市场资本开放，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如以上海自由贸易区为试点探索解决经济体制深层次矛盾。
然而，文化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政治领域的改革而言显得滞后，社会各界在充分认识并肯定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性突破和巨大成就时，也对文化体制改革缺乏了解。而转变政府文化职能的体制机制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中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
转变政府文化职能的第一步，是要提高政府文化领域的管理效能。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要继续推进服务型政府和法治型政府建设，更好地履行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推进文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按照“能放尽放”的原则下放、取消部分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流程和环节，提高审批效率。
另外，政府还要加快对文化发展关键领域的立法进度，完善文化领域的政策法规体系，加强法律法规的落实。要更加注重依法管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科技等手段，提高管理效能。
其次，从“办文化”向“管文化”和“服务文化”转变。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和管办分离的要求，推动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实现由办文化向管文化、由管微观向管宏观、由主要面向直属单位服务向面向全社会服务转变。通过改革调整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与文化单位的关系，明确这些单位的社会主体地位，赋予其更多的决策权和自主权。
这一过程中，行政部门应当主要依靠政策而非行政手段，通过加强宏观规划，制定产业政策，规范行政审批，建立健全行业组织，加强市场监管，变过多的行政主导为政策引导，继续推进由“办文化”、“管文化”向“服务文化”转变，充分发挥社会资源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再次，完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要理顺国有文化资产管理部门与文化职能部门的关系，推动主管主办制度与出资人制度有机衔接，落实管理责任，确保国有文化资产保值增值，确保文化企业正确的经营方向。要加强国有文化无形资产和数字产权的管理，防止国有文化资产流失。
最后，要创新文化发展的政府财政支持机制。设立财政引导基金，吸引有关地方政府、金融、投资机构和社会资本投资，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效应，明确专项资金用途，完善监管与监督制度。
具体运作中，鼓励社会以捐助的方式投身文化建设，出台社会捐赠管理规范。鼓励民间基金会发展，优化民间组织、机构以及企业成立文化基金会投身文化公益事业的环境。充分发挥国家基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鼓励各类基金会拓展资助领域。建立文化基金会发展平台，整合基金会信息、专家库。提高监管水平，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率。（支点杂志2015年4月刊）
社会资本与企业文化 篇7
俞可平在其评作中毫不吝啬地给予此书极高评价：“1993年发表了一本轰动整个西方政治学界的著作，书名是《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学者对此书的评论更加风起云涌，其评价之高令人咋舌。仅举以下两例即可见其一斑。戴维·基尔普说，将任何肉麻的吹捧之词加于其上也不过分，这本书简直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论美国的民主》。《经济学家》杂志则认为，这是一本可以与托克维尔、帕雷托和韦伯的著作相提并论的社会科学巨著，政治家和政治科学家有可能将因此不得不重新思考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的民主前景。”
一、本书的理论构架
本书共分六章。从六章的框架来看，作者的逻辑思路非常清楚：第一章是对制度绩效方法的提出，实际上是要解决在政治学上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问题：民主政治如何得以实现?
帕特南的实证设计是通过一个较长时期对一个特定国度———意大利的跟踪研究，从其开始的地方政治制度的改革实验入手，展开经验和实证研究，达到他的设计目的：回答完全是高度理论性的上述问题。第二章是纵向的实证资料收集和描述20年间意大利各地方政府新的政府制度的设立和发展过程，提出一系列具体问题。第三章是很体现作者功力的地方，在研究中，并不单纯地对客观现象进行描述和归纳总结，关键是在种种繁杂的事物和现象中寻找到你所需要的证据，帕特南在这一章中以非常老道的政治科学家的实力运用精心设计的12个指标对新的制度绩效进行了评估，让人信服的是每个设计问题本身和调查者想要了解的对象的真实思想和感受的联系是很切合的，其问卷设计是非常客观并具有说服力的，避免了通常调查中容易遇到的主观随意性。第四章作者的目标是解释制度绩效为什么存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什么原因导致了同一制度设计在不同地区所得到的制度绩效却不同。实际上这个问题也讨论到了经济发展与制度绩效的相互关系，他们发现，制度绩效好坏并不是和经济发展程度一定呈正相关关系，却与公民生活的特性即大量社团组织的存在之间存在非常大的正相关关系。继而，作者在第五章分析了意大利1 000年左右的政治制度变迁史，讨论了政治制度的历史传统影响力。为什么历史传统会如此稳定持久地存在着呢，这个问题就在第六章进行探讨了：如果人是理性的，他们为什么能容许像“囚徒的困境”这样和中最终对集体谁都不利的结果出现呢?作者认为，在历史上，至少存在着两种广泛的社会均衡，所有面临集体行动问题的社会都会朝其中一方面发展，要以是社会资本以良性的循环———信任、规范和合作网络的方式出现，要么是恶性的循环———依附、剥削的方式出现。一旦身处其中，理性的行为者就会选择按规则办事。社会选择哪一种稳定的均衡，将由历史决定。
二、本书的特点
1. 研究方式的实证性和经验性
在前面我们提到，帕特南写作这本书时一个突出的写作特点就是，逻辑构架非常明晰，这个得益于他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是符合政治科学的实证要求的。他完全基于对意大利地方政府20年期间的政治行为和制度考量，用大量的实证调查问卷和个案研究数据，同时，也运用了体现作者研究功底的定性分析，非常令人信服地得到了关于民主政治的理论意义和价值体现。这让笔者改变了对政治科学过于拘泥于行为表象的错误印象，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我们在讨论比如政治生活这样完全属于人类理性思维范畴内的问题时，都可以做到像做科学实验那样的严谨，尽量避免调查者本身的认识所带来的理解偏差和认识偏见，尽量让结论像数理公式那样必然确定。
2. 作者的新制度主义立场
制度分析曾经是传统政治的主要研究工具，但历史上的制度主义者强调政府和政治运动的连续性和制度发展的时序和前因后果。与此不同的是，新制度学派运用了博弈论、理性选择和模型化技术的工具，将制度当作是一种扩展了形式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行为者的行为受游戏规则的约束。新制度主义者之间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在以下两个根本性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一，制度影响政治。构成制度的那些程序的规则和标准制约人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影响政治后果。不能简单地将政治后果归结为撞球般的个人互动，也不能归结为各种广泛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制度影响结果，因为它们影响行为者的认同、权力和策略。第二，制度由历史形成。无论其他因素怎样影响其形式，制度都有其自己的惯性和“强大的内力”。它们体现为历史的轨迹和转折点。历史事件的发生源于其“路径依赖”的特性：先前产生的东西(哪怕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偶然发生的)，决定随后产生的东西。个人可以选择其制度，但不能选择产生这些制度的环境，他们的选择反过来又影响其后人的选择规则。
按照作者们自己的解释，他们对意大利地区实验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上述立论提供经验的证明。首先，他们将制度当作自变量，从经验上探索制度变迁是如何影响政治行为者的认同、权力和策略的。随后，他们又把制度当作因变量，探索制度行为是怎样为历史所决定的。但是，在这两个步骤之外，他们还加上了为近来的制度研究所忽视的第三个步骤。即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假定：制度的实际行为受它活动于其内的社会关系的影响。
作者在本书中采用了多数人对“制度绩效”的定义，即把政治制度看作是“游戏规则”，是控制集体决策的程序。但他们认为，流行的政治制度概念对于政治制度分析而言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帕特南特别强调，制度是达到目的的工具，而不仅仅是达到同意的工具。所以他们在这一研究中，将制度绩效概念建立在一个非常简单的治理模型之上：社会需求——政治互动———政府———政策选择———政策实施。
对制度绩效的动力的理解是比较政治科学长期以来的兴趣。至今已经出现了三种解释模式。第一种模式强调制度设计;第二种强调影响制度绩效的社会经济因素;第三种强调影响制度绩效的社会文化因素。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本书作者实际上将这三种新制度学派中的不同解释模式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而将新制度学派的解释功能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
三、本书的亮点：公民的传统文化是如何影响到政治的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提到本书的第六章：社会资本与制度成功。在这一章中，帕特南的理论创新在于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崭新概念。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通过产生合作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与传统资本不同，社会资本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普通的公共资源，而传统资本通常是一种私人资源。民主政治应当是一种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即是一种兼容的利益，即增加新的受益者并不会减少原有受益者的利益，当然，公共利益还有另外一个特性，即相关性：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不仅是我一个人受到损害，而是同一社群的所有其他人也受到损害。作者在这章讨论的问题核心在于如何来理解人们在理性中，选择一种公共行为或集体行为中的利益损害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囚徒困境”行为。帕特南在本书中，也试图为如何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找到一条捷径，他提供给我们的这条捷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本质要素是集体行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其实质性功用是它有助于形成自发的合作。
回到本书写作的起始，作者在考察过程中观察到的意大利南北地区在制度绩效上所表现出来的显著不同，诸如城市公共设施、农业、住房和健康服务等领域的有效性，其原因不在于人们简单想象的经济发展程度，而决定这种区别的是南北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
通过第五章对历史的回顾，帕特南发现，制度绩效高的北方各地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实行的是城市共和制，而绩效低的南方是君主专制;“在北方，人民是公民;在南方，他们是臣民”。12至16世纪意大利北部实行共和制的城市，大众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度，在中世纪是独一无二的，是“封建沙漠中的绿洲”。这些城市共和国的行政领导是依据一定程序由选举产生的，他们承认自己的管理或统治有着合法的界限。至1250年，在这些主要城市的宪法中，人民即主要是同业公会会员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北方人尽管有强烈的宗教感情，但教会只是诸多公共机构之一。在这种公民社会和公共精神环境中，重大的社会、政治甚至宗教上的忠诚和联合都是横向的，民风也以信任和互助为主。而在南方，包括等级制度、庇护附庸制度等形成的社会秩序都是垂直的，缺乏北方民众建立在基本平等和团结基础上的横向组织。由于在南方长期居统治地位的实际是异族王朝，这加剧了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猜疑，并且为了维护垂直的统治和剥削关系，摧毁了横向的社会组织纽带。至14世纪初，南北两种政治体制的特征已发展得相当充分。政体和文化传统不是凭空出现的，南北地区的经济基础有很大不同。北方城市国家依赖商贸和金融业，而南方则以农业为基础，前者需要更多的社会信用和相互信任，以保障合同和法律的有效性。
帕特南借用“社会资本”概念具体说明了南北文化差异，一个社会的成员之间是互相信赖的，就会促进自发的合作。在信任基础上的普遍互惠，不是“我将为你做这件事，因为你比我强大”，也不是“如果你现在为我做那件事，我现在就为你做这件事”，而是“我现在就为你做这件事，因为我知道，你将来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为我做件别的什么事”。社会资本包括制度性因素如法制，但大多数社会资本形式如信任，是“道德资源”。帕特南甚至认为：“公民共同体合作的社会契约基础，不是法律的，而是道德的”。
在1870年国家统一时，北方的农业生产率略高于南方大约15%～20%，由于此后北方的工业化和都市化步伐快一些，至1911年，北方的收入已比南方高出50%，经济差异急剧扩大。1980年代中期，北方人均收入比南方高出80%。就是今天，人们仍旧能感觉到这种差异。
南方的不幸并非止于经济落后，互不信任的文化传统，还是导致有组织犯罪的重要原因。在国家或政府缺乏效率，不能公正地执法和履行合同的条件下，黑手党就会作为现代庇护制度发挥作用。横向的互不信任和垂直的压迫剥削和依附关系，是黑手党产生的历史和文化基础。
帕特南的公民传统论的确有助于解释，在相同的国际背景下，为什么意大利北方比南方做得更好。他意味深长地指出：意大利南方“永远欺骗”、“永不合作”的社会模式，可能就是世界大部分缺乏或没有社会资本地区的未来命运。“对于政治稳定、政府效率甚至是经济进步，社会资本或许甚至比物质和人力资本更为重要”。
意大利的经验教训无疑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因为现实中，伊拉克战争后重建的伊拉克社会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国内有学者就提出，庇护—附庸型的垂直生产关系导致伊拉克政治的集权政治和威权心态。庇护—附庸(patron-client)型的垂直生产关系是传统社会中比较典型的一种生产关系，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就像马克思形容的马铃薯一样，它们虽然装在一个袋子里，却彼此隔绝。这种相对落后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其资源分配方式也是落后的。在这种生产关系下，相对弱小的个人和团体将自身安全和其他基本需求依附于更富有、更强大的保护人。对身处其中的普通民众而言，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庇护者(国家、宗主、地主、部落首领等)的垂直联系远比相互间的横向联合更重要。帕特南指出：附庸关系是“社会缺乏有机联系的产物，它往往维持了社会的分裂和无组织状态”。它铸就的是一种金字塔型的政治结构和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这一结果更易诱发个人专制和集权统治，不利于现代民主的开展。
帕特南的研究充分显示：公共意识和公民文化是何等的重要，而它们的历史变化又是何等的缓慢和艰难。所以，读完这本书，笔者就更能够理解这样一句话了：“政治家和政治科学家有可能将因此不得不重新思考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的民主前景。”
摘要：帕特南所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公民传统》一书对民主政治的实现与每一个地区公民的文化传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社会资本的存在与利用如何能够帮助民主的实现等问题有着精辟论述, 此书的理论框架是严谨的, 其显著特点是论证方式的实证性和经验性, 以其新制度主义的理论研究方法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以及公民文化传统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必然关系。
关键词：民主实现,公民,文化传统,社会资本
参考文献
[1]俞可平.社会资本与草根民主——罗伯特.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J].经济社会制度比较, 2003, (2) .
[2]R.D.帕特南, 等.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公民传统[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195-200.
教育场域中的文化资本与社会分层 篇8
人生是一场表演, 社会是一个舞台, 教育场域是一个竞技场。作为一种文本化的定位符号, 身份具有地位授予功能, 它能从不同维度将人安排在不同的社会层面, 使个人在现实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明确定位”, “坚守岗位”, 不越俎代庖, 无非分之想。在教育竞技场, “知识改变命运”是一种美好理想, 但现实世界中的成功者却寥寥可数。胜败似乎不是人来定, 而更多的是天注定, 这种结局甚至在学校期间就初现端倪。近年来教育中的阶层固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以至于引起中央领导人的关注。[1]
据统计, 2013年全国高考有近百万学生选择弃考, 即便是已经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 也有不少人最终没有走进考场。[2]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许多方面, 根源在于教育制度。近年来, 教育在社会分层方面起到了再生产社会现有阶层结构的作用, 教育非但没有缩小阶层间的差异, 相反, 通过教育系统的“再加工”, 不同阶层之间的鸿沟扩大了。与国外对文化资本的阶层差异的强调不同, 就当前中国教育领域而言, 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不是文化, 而是制度。在今天中国社会, 影响教育机会分配的最主要的社会结构因素是由教育制度造成的。中国社会的某些独特的制度设置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它们对教育资源的分配也有重要影响, 这些制度导致不同的人群享有不同的教育机会。
首先, 录取指标分配的地区差异直接造成了地区、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其次, 高额的学费将弱势阶层排斥在学校的大门之外。再次, “超/强社会资本”[3]的寻租行为公然挑战入学机会公平。教育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对于阶层之间的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 教育制度上的缺陷和漏洞导致了社会下层学生在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所以, 真正应当作为“头等大事”加以解决的是高校招生录取指标分配上的地区差异,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解决所谓“教育市场化”带来的高额学费问题, 同时, 消除滋生“超/强社会资本”的土壤。这样, 才可能建立社会结构与个体选择之间的良性互动。
与教育制度相伴生的, 是伴随着阶层差异而产生的文化差别。“正如演员在舞台上有明确的角色, 社会行动者也占据明确的地位;正如演员必须按照写好的剧本去演戏, 行动者在社会中也必须遵守规范;正如演员必须听从导演的命令, 社会中的行动者也必须听凭权贵或大人物的摆布。”[4]不同阶层的学生将来会去不同的位置, 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清楚, 所以, 从踏进学校的大门开始, 他们就得按照这一位置的要求来要求自己,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实际上, 每个阶层的学生所赋予的角色是不一样的, 这种角色又是通过诸多方面得以建构起来的, 来自不同社会空间的演员必须具有符合自身身份的价值观。凯勒 (Kellelr, 1962) 等人提出:个体在社会等级制中所处的相对地位已足以使他们的行为有所不同, 之所以受高等教育的期望 (或上升到最高的社会职业地位的期望) 在下层阶级中往往不如上层社会阶级, 其原因是为达到这一目标所必须走完的距离对前者来说实在太大。[5]在调查中, “脑筋不好的上了学又有啥用?”这是最多的家长对孩子辍学的解释。除了那些学习特别好的、将来可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 家长基本不会阻拦孩子离开学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制度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不同社会阶层出身的学生对学习、教育有着不同的认识与评价。社会阶层低的人不仅更倾向于认为接受教育没有意义, 而且他们对于教育的评估也完全根据接受教育后是否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在他们看来, 受教育绝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相比之下, 具有一定资本的社会上层或中上层受教育者, 则能“从心所欲”地出入于教育系统的不同层次之中。这里所说的个人,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 “是现实中的个人”, “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6]。明乎此, 就能用一种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个体与体制的关系, 看待自我选择和社会选择之间的关系, 看待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 以及貌似一致的行为体现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
二、学业资本与教学过程
随着时代的发展, “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日益深入人们的社会日常生活中, 文化趣味、消费方式、教育资历等的差别体现了文化资本的获取和作用的差异。如何从文化资本的视角看待现代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如何理解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日益取代“经济”的转变, 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大热点问题。针对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 在布尔迪厄等思想家的理论基础上, 我们将文化资本进一步细分为“学业资本”与“品味资本”, 它们分别是以学业 (学术、学问) 为基础的文化资本和以品味 (格调、情趣) 为基础的文化资本。相比品味资本而言, 学业资本在阶层差异方面表现不是很明显, 因而更有利于弱势阶层学生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实现上向流动。相比学业资本而言, 品味资本与素质教育的目标联系更为紧密, 在学习过程和交往过程中, 以及在考试选拔的过程中, 不同阶层的学生最终还是能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7]
实际上, 自从跨入校门的那一刻开始, 学校就已经开始了对受教育者个人的格式化, 同时也是在进行对受教育者群体的层次化。可以说在整个教育系统中, 选择与淘汰无处不在, 区别只是有的环节是“即时”的, 而有的环节则是“延期”的;有的环节是“直接”的, 而有的环节是“间接”的。与直接的考选环节相比, 学校教育过程中的选择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在整个过程中, 一方面是与客观结构中的不同位置客观地联系在一起的特性, 另一方面是不同的教育活动参与者的社会特性和学业特性, 这两方面的特性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能够在心智结构和教学机构的客观结构 (如不同学校、不同专业、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别和等级) 之间的辩证关系中找到自己的根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教育系统, 成绩 (“学业评判”) 与地位 (“社会评判”) 是如何统一起来的。
在甘肃会宁这座以寒窗苦读闻名的状元县做实证研究时, 清华新闻学院2009级本科生张晔遇上了一名垂头丧气的农村少年, 这位被学校推荐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刚从考场上下来。“很多题目, 他连看都看不懂。”张晔说。自主招生的考题涉及面广, 往往是城市孩子才可能接触到的事物, 比如五线谱, 比如歼十……[8]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考试内容的非客观性和不公正性。研究认为, 中国的教育中存在着文化再生产现象, 它使大多数农村孩子被教育淘汰而返回农村, 并最终形成两个封闭的循环圈 (城市优势文化圈和农村劣势文化圈) , 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教育中的文化再生产最终形成社会再生产, 强化了中国城乡教育中存在的二元结构。[9]该研究将“文化资本”作为核心概念, 从城乡家庭在文化资本上的差异出发, 分析学校教育在加大城乡差异中的文化因素作用。将这种差异从幼儿教育开始进行了描述分析, 主要表现在课程内容、家庭文化背景等方面, 认为课程是一个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文化选择, 它界定什么知识是优越的和特殊的, 什么样知识可以成为“学校知识”或“教育知识”, 什么样的知识却不能。同时, 知识的选择、界定与权力相关, 它符合某特定时期优势团体的价值和信仰。
当然, 从统计学上看, 我们仍能发现成绩的优劣与家庭出身的高低呈正相关。至于那些特例的存在, 则是因为出身下层的学生如果要在教育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就必须经历更加严格的淘汰。所以, 千万不要忘记了品味资本以及在它背后隐藏的东西。在文化资本背后发生作用的, 往往是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 才可能会显得“高贵”“优雅”“自如”。既然有足够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那么, 在虽然是以学业资本为主的教育场域中, 这些“外来”资本就能够产生一般人意想不到的效力。退一步说, 那些品味资本雄厚的家庭, 哪怕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不占优势 (例如大学教授、高级知识分子) , 也可以凭借他们的文化优势, 以及由文化资本转换而成的社会资本 (甚至是“超/强社会资本”) , 找到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的间隙 (例如高考加分、破格录取、面试、自主招生) , 抵达他们想抵达的地方。至于今天人们已经司空见惯的中小学的高价生、条子生、大学生“拼爹”找工作等等, 这些都是与品味资本相伴生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强社会资本乃至超社会资本作用的表现。所以不能过高地估计学业资本的作用, 换言之, 不能过高地估计应试教育和高考对于促进下层学生向上流动的作用。
三、品味资本与学校交往
相比学业资本而言, “品味资本”是一种身体化的文化资本, 它的获得需要以文化能力的形成作为基础, “适当的举止”与“习性”密切相关。文化能力以内在化为前提, 这一过程需要学习, 需要时间和金钱的投入, 而且排除“代表”原则, 不能由他人代替, 必须由习得者身体力行。
品味资本与家庭教育的关系最密切, 通过习性形成的不同的文化能力, 决定了不同阶层之间品味资本的明显差别。习性是象征化、符号化地体现出产生行动的“建构中的结构”, 品味资本包含了个人通过教育的社会化过程, 浓缩着个体外部社会地位、生存状况、集体的历史、文化传统, 同时品味资本下意识地形成人的社会实践。因此, 什么样的品味资本就代表着什么样的思想方式、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可以说, 文化方面的不平等, 以那些不存在有组织教学的领域更为明显;文化行为受到的社会因素的制约, 大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在教育领域里, 不同阶层的学生之间存在着种种竞争, 在“学业”竞争已经十分残酷, 但毕竟让人感觉“努力就有希望”;与之相比, “品味”上的竞争则由于竞争双方的实力悬殊而显得异常吊诡, 尤其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学生, 也许“适当的举止”可以通过强化训练获得, 但“自如的举止”则基本上不可能由此形成。但他们不能放弃, 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概更为这场没有悬念的竞赛增添了几许悲壮色彩。
2007年, 湖北襄樊市总工会、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举行第九次“金秋助学”活动, 主办方宣布:5名受助过一年的贫困大学生, 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因为他们一年多来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 没有写过一封信, 更没有说过一句感谢的话。这则新闻引发了关于受助者感恩心问责和施助者心态的激烈争议, 到底是受惠人应“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还是行善者当“施恩不图报”?[10]撇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与“知恩不报”这类问题, 也不说感恩意识、感恩行为、感恩制度及相关评价的复杂性, 单从文化心理的角度, 就受助贫困生的“忘恩负义”之举进行分析。就贫困学生本身而言, 他们出身于社会底层, 由于家境的贫困, 在社会中时常受到歧视和排斥, 心理十分自卑, 性格内向, 缺乏沟通, 拙于表达。没有主动打一个电话、写一封信, 也许并不是与他们的品德有关, 可能更多是与他们的品味资本有关。在对贫困生进行道德谴责的同时, 我们是否也应当考虑他们由于文化资本上的缺失而处于的被动境地, 从而多一份理解与宽容呢?
研究人员假设, 低社会阶层家庭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压力之所以要高于高社会阶层家庭的青少年, 其精神层面的原因可能就在于:与低社会阶层家庭的青少年学生相比, 高社会阶层家庭的青少年学生从家庭系统中更容易获得更高的认同感和自尊心, 以及更强的安全感和力量感。[11]从理论上讲, 家长的职业不同, 其工作条件、升迁机会、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也就不同, 这些又与家长的自尊、身份、安全感和价值观密切相关, 转而影响到他们对孩子的期望和行为方式, 并通过与孩子的交往及教育活动, 影响孩子社会情感的发展。调查显示, 文化程度越高的家长, 对孩子采取民主态度的比例也越高, 而且每一文化层次间相差幅度较大。相反, 文化程度最低的一组家长对孩子采取放纵和专制态度的比例是最高的, 一般来说, 民主的家庭环境有利于孩子积极社会情感的产生。[12]从这一点看, 教育场域中的竞争, 似乎成败早已是天注定。
正因为如此, 对于那些来自下层社会的教育场域角逐者而言, 他们得以入围 (进入学校的和社会的更高阶层) , 这本身就是命运的眷顾。实际上, 越是缺乏资本的阶层, 对自身未来的规划就越少, 正所谓“人穷志短”, 这与人们常常提到的“缺乏长远眼光和未来意识, 因而一代代穷下去, 周而复始”的现象是一致的。对于缺乏竞争资本的下层人而言, 他们所拥有的条件告诉他们, 不能对自己能力之外的东西寄予太多的期望, 不要去设定那些缺乏把握的目标。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对于命运的垂青显得格外感激和珍惜, 一旦机会到来, 他们就会紧紧抓住它不放手。
参考文献
[1]邱瑞贤.农村大学生比例引起温家宝关注30年来下降一半[N].广州日报, 2009-01-23.
[2]袁树勋.专家称要警惕高考弃考背后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N].潇湘晨报, 2013-06-17.
[3]陈卓.超社会资本、强社会资本与教育公平——从当今中国教育影响社会分层的视角[J].青年研究, 2010, (5) :75~84.
[4] (美) 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48.
[5]关红, 张人杰.西方教育不平等社会学述评[J].外国教育动态, 1990, (5) :34~37.
[6] (德)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德意志意识形态[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29.
[7]陈卓.学业资本与品味资本——以教育影响社会分层为视角[J].中国高教研究, 2012, (11) :13.
[8]潘晓凌, 沈茜蓉, 夏倩, 刘星, 何谦.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N].南方周末, 2011-08-04
[9]余秀兰.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分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223~229.
[10]佚名.湖北五名贫困大学生“受助不感恩”引风波[J].湖北教育, 2007, (10) :60.
[11]彭国胜.青少年学生心理压力的家庭因素差异研究——基于湖南省的实证调查[J].青年探索, 2008, (1) :51.
社会资本与企业文化 篇9
一、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的影响
1.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动摇了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的社会文化基石。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信用关系的形成和深化过程, 信用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根基, 是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社会成员一种自律行为, 能内化为社会成员的信念, 使之成为社会行为准则, 自觉地调节和规范社会成员行为;另一方面, 信用也是社会成员在经济活动过程, 基于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比较, 追求总体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理性经济行为。诚信为本的信用原则的确立, 使市场经济活动有了更为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 不守信用的经济主体受到市场的惩罚, 严守信用的主体则得到合理的回报, 这样就能使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个人或企业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实现符合社会的根本利益。上市公司优化资本结构的过程, 是公司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公司要与资本市场上的其他经济主体进行各种交换活动。因为资本结构的优化, 只有通过存量优化和增量优化两种方式, 不管是哪一种方式, 都必须采用信用形式来调剂资本的总量和结构比例。社会信用的缺失, 使各社会经济主体在经济交往中互不信任, 互相猜疑, 必然会增大交易成本, 甚至使交易根本无法进行。所以说, 没有信用的发展就不会有资本市场的发育和完整, 也不会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前提和基础。
2.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导致了市场信号扭曲, 使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目标模糊不清。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目标使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为此, 企业必须依据市场的价格信号, 综合比较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的成本收益和风险的大小。信用的缺失, 市场的价格既不能反映出资本市场上各种资源包括资本的供求关系, 也不能使资本的收益和风险大小成正相关关系。如果市场价值的真实性不存在的话, 企业资本结构优化根本上就不存在可以选择的目标。我国上市公司之所以存在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 正是由于上市公司对股东的失信, 漠视投资者正当的投资回报要求的必然, 使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反而低于债权融资成本, 而上市公司可以失信于股东, 置公司股东利益于不顾, 选择的资本结构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3.社会信用体系缺失使虚拟资本难以形成和发展, 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缺乏可选择的工具和途径。企业优化资本结构必须依靠资本市场为企业提供资本资源配置的流动性条件, 同时也必须有实物资本转化为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和其他虚拟资本的金融信用工具。虚拟资本的产生完全依赖于社会信用的发展, 没有社会信用, 股票、债券等信用工具根本不可能产生, 交易更无从谈起, 各种衍生工具也就不可能产生。就是产生了, 如果社会信用恶化了, 也发挥不了其应有的作用。例如, 商业信用的发展是一个正常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短期融资的重要手段。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商业票据年结算量已是企业活期存款年末余额的3300倍。而我国由于信用的缺失, 1995年商业票据结算金额仅为企业年末存款余额的11倍。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信用的恶化, 阻碍资本市场的发育, 我国银企之间的信用危机, 使银行信贷资产的流动性、安全性受到严重威胁, 银行为防范信用风险, 不得不排斥信用, 拒绝信用, 使信贷市场这一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同时, 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过程就是企业在资本市场对各种信用工具、信用渠道的比较和选择过程。各种虚拟资本作为信用工具提供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实现载体。信用方式的多元化, 信用工具的多样化, 各种资本市场的成熟和完善, 使企业获取资金的来源渠道非常畅通。这为企业优化资本结构提供更多的选择方式。但社会信用的缺失, 使信用工具由复杂退化为简单, 信用渠道由畅通变为狭窄, 企业无法对信用方式进行选择, 优化资本结构的行为难以实现。
4.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直接影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使企业难以形成合理的资本结构的选择行为。公司制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主体形式, 就是建立在“市场合约”基础上的企业组织形式。社会信用的缺失, 意味着“市场合约”的废弃, 如果市场不设立信用这一最基本的门槛和不能建立起诚实守信的“游戏规则”, 不能设想参与市场活动的企业和个人会用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契约精神和契约原则来构建起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因为企业的行为,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每一过程、每一环节都是与“信用”息息相关, 没有社会信用的支撑, 企业不可能按照“等价交换”市场原则去行事。企业决策者主要是企业的经营者, 如果不承担其对股东的诚信责任, 就根本不会去遵守公司章程, 忠实履行职务, 维护公司利益, 更不用说要努力去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二、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 由此导致部分经济主体在社会各个领域信用缺失问题的存在。
1.全社会普遍存在信用意识淡薄问题。由于我国长时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非市场行为惯性较为严重, 信用意识严重缺乏, 而信用制度建设的相对滞后, 信用约束机制的缺乏使全社会信用的道德问题引起人们重视, 不管是企业、个人都不同程度存在信用道德危机。
从个人看, 个人失信现象不仅遍及各个行业, 而且散见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环节和侧面。从一些消费信用的信用卡恶意透支、手机欠费到股份公司做假账和基金黑幕;从一些私人老板对打工者赖账, 到一些部门经理带领部下员工集体“跳槽”;从一些私人老板的违法经营, 到一些大学生助学贷款的回收困难, 无一不透视着个人失信的困惑和无奈。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一些企业或部门各种形式的虚假欺诈、信息披露失真、内幕交易等无信、失信行为使投资者血本无归。证券市场一些企业或部门的信用的流失, 不仅流失了中小投资者的血汗之钱, 而且流失了投资者对整个市场的信心和希望。
因此, 一些市场主体自身信用意识的淡薄, 成为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和完善的最大障碍。
2.企业内部的信用管理制度建设滞后, 企业信用管理体系不完善。企业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 其生产经营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形成契约, 履行契约的信用行为发生过程。因此, 企业为了保证其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防范信用行为发行过程的信用风险, 必须建立起内部的信用管理制度, 完善其内部信用管理体系。目前, 我国企业内部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建设滞后, 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其主要表现: (1) 缺乏基本的客户信息管理系统, 销售管理失控, 应收账款居高不下。 (2) 企业内部没有专门设立的信用管理部门、机构和人员, 致使账款回收上职责不清, 互相扯皮。 (3) 缺乏有效的信用保障机制, 信用奖惩机制不完善。
3.信用中介服务的市场化程度很低, 社会化信用服务体系尚未形成。与“征信国家”相比, 我国信用中介服务行业刚刚起步, 行业整体水平低。表现在: (1) 提供的信用产品质量差、数量少。“质量差”体现在信用中介服务机构提供不了具有客观性、公正性、独立性的信用调查征信、资信评估供企业决策参考。“数量少”是指社会相关的信用数据的开放程度低, 很多企业所需的涉及企业的信用数据和资料无法得到。 (2) 信用中介服务的市场发育程度低。社会对信用服务的需求不足。市场活动的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普遍缺乏利用信用产品来作为经济交易活动的参考决策依据, 并以此规避信用风险的意识。另一方面, 国内有实力提供高质量信用产品的机构或企业还很少, 信用服务的供给十分有限。 (3) 信用数据的市场开放度低, 缺乏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的正常获取和检索途径。我国一些政府部门和专业机构如公安、工商、人事、税务、统计等部门所掌握的大量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资源, 这其中相应一部分可以向社会公开但没有公开。我国的信用中介机构有些没有自己的信用资料库, 建有数据库的规模也普遍偏小, 信用信息不完整, 而无法对企业的信用做出公正、客观、真实的评估。
三、完善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对策
社会信用体系的复杂性决定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为此, 我们必须将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来考虑, 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统筹安排, 重点突破, 加快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进程, 使之尽快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1.加强全社会信用文化道德教育。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建立在全社会以诚实守信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基础上的包括对市场主体的信用关系进行管理的整套法律、法规、法则、制度和有效市场信用形成。不能设想在一个讲信誉、守信用尚未成为一国企业和民众的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条件下, 这个国家能够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要在全社会树立起以讲信用为荣, 不讲信用为耻的社会意识。首先必须围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全社会进行宣传教育, 通过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具体来说, 要大力倡导爱岗敬业, 诚实守信, 办事公道, 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 要大力提高全社会的商业道德水平, 增强全民信用观念, 努力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健康、和谐、积极向上的思想道德规范。其次, 必须加强道德的制度建设, 使信用道德规范变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 增强其社会强制力和硬性的约束力;同时, 建立健全信用道德执法监督机制, 制定或确认信用道德行为准则, 并附以监督社会成员如不遵守这些准则的事后惩罚措施。最后, 要加强信用管理专业的职业培训, 培养一大批信用管理的专门合格人才。
2.加快社会信用体系的制度建设。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及配套政策建设, 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基本保障。
在立法方面, 要尽快制定信用管理的法律制度, 加强信用方面的立法。尽快出台关于征信数据开放和规范使用的法律法规。应建立界定数据开放范围的法律法规, 哪些数据必须开放, 对不依法开放数据的机构应如何处罚;要界定数据保密范围, 既保证数据的开放, 又要保护消费者的隐私和企业的商业秘密和国家秘密, 同时要有政府、企业和公民依法提供真实数据的保证措施和手段。完善我国民法等法律中有关债权保护的法律规定。要完善现行有关企业改制与破产的法律, 强化对银行和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完善《担保法》、《合同法》等使它们与企业、个人的信用相连接, 完善《刑法》中对欺诈和助长欺诈等恶意的背信行为有关规定;完善《消费者保护法》和《广告法》, 加强对虚假广告的制裁;修改现行的《公司法》、《证券法》引入法人犯罪概念和商业欺诈概念, 强化各种中介机构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在执行方面, 要加强对现行法律的执法力度, 加强司法机关的相互配合。同时, 加强对执法的监督和管制, 培养选拔一支公正司法的队伍。要完善失信的法律惩治制度。一方面要增大“失信”者的利益成本, 使失信者得不偿失;另一方面, 增大“失信”者的道德成本, 通过建立和完善信用记录体系, 使失信者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寸步难行;同时, 增大“失信者”的政治成本, 使失信者政治和社会职业生涯受到严厉的处罚。
要建立社会信用制度的配套政策建设。在出台个人破产制度、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个人账户制度的同时, 使个人资信评估向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推广, 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保证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提供一个稳定和团结的社会环境。
3.规范政府行为, 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政府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和重心。要规范政府行为, 首先要求正确定位政府的角色, 政府只能充当市场信用“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 不能同时成为“游戏”的参与者, 更不能为了本地区和本部门的利益干预司法的公正。其次, 要保证政策的出台和实施的连续性、稳定性和科学性。同时, 政府要转变职能, 强化服务市场的功能, 要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行为, 维护市场秩序。
强化企业内部的信用管理。建立企业内部信用管理体系, 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和防范企业的信用风险, 而且可以形成对失信企业和机构的市场约束机制, 使信用记录不良的企业在各企业的客户管理中被筛选掉, 使其没有市场活动的机会和空间去再次失信和贻害社会。此外, 全社会要为企业在资信调查和信息服务方面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建立网上企业身份认证, 经营和守法的查证系统, 促进企业信誉管理体系的建立。
建立个人信用体系, 要从建立个人信用制度入手, 因为个人信用制度是建立社会信用的基石。为此, 要加强两个方面的建设, 一是以账户资料为中心的个人资信档案的建设及内容实体的建设。二是以实现个人信用信息共享为目的的计算机互联网建设及载体建设。同时要努力实现全社会的个人信息集中管理和资源共享。
4.促进信用中介服务业的市场化发展。主要对策措施有: (1) 政府对信用中介机构发展的初期阶段, 提供法律支持和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2) 从制度上保障信用中介机构能客观、公正、独立的运营。当前最重要的是理顺信用中介机构的管理体制, 在确立该行业的监管主体前, 适时成立信用中介服务行业协会, 让行业协会通过行业自律, 制定行业规则和从业标准及各种规章制度, 并协调行业与政府及各方面的关系, 开展国际交流活动; (3) 加强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监督和管理, 对其机构的准入、资质条件加以规范, 使其真正成为体现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和品格的社会信用管理服务机构。
参考文献
[1].林健.转轨时期我国企业信用体系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 2004
[2].吴敬琏.信用担保与国民信用体系建设[J].中经评论, 2001 (9)
[3].安贺新.我国社会信用制度建设问题研究[D].北京:中央财经大学, 2003
社会资本与企业文化 篇10
1. 问题的提出
(1) 中国的高考与社会流动机会
一直以来, 我们都认为在中国要实现社会向上流动, 高考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下, 高考牵动着很多人的神经, 特别是近来对于教育公平的呼声不断加大, 更需要我们进一步梳理和高考有关的制度安排与学术研究, 从而能更好的分析中国的社会流动现状。
高考涉及的问题很多, 有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权益, 高考加分的不公正性, 高考与居民的户籍等问题。我国的高考制度, 原则上是需要考生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这一制度在计划经济时代, 因为人户分离的情况较少, 所以没有太大的问题。目前, 中国的人口流动规模正在不断加大, 这种情况下, 高考的制度性变革触及了很多人的社会流动机会。高考作为一种升学制度的安排, 只出现了有限的几个替代选项。这些机会是否能替代高考, 是否能够在社会流动中起到良性的作用, 在什么条件下能形成这些作用, 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现象和问题。
(2) 高考替代选项与出现的社会背景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笔者所谓的高考替代选项, 仅仅是指那些至少能拿到本科学历的机会。即使不参加高考, 也可以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 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来看, 在中国的社会中, 本科学历的获得是获取社会中精英位置的关键 (郑辉, 李璐璐, 2010) 。也就是说, 那些不能取得本科学历的机会, 是很难达到社会精英的位置上去的。目前最有代表性的替代方式是出国留学与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以上这两者都是能避开高考并同时获得有价值的本科证书的有效手段。
早有其他研究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和高考相关的很多问题, 类似高考移民等现象, 其根本原因是高考招生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性。 (欧颖, 2013) 但是高考替代选项的出现, 并不仅仅只是有这么一个因素。经济社会的发展, 社会的多元化也是高考替代选项出现的社会背景。从理性的视角看, 人们选择高考的替代选项是因为高考本身不能满足其社会流动的需求。
2. 研究的意义
升学考试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决定着很多人的命运。制度涉及到公平与效率, 并且永远是被控制在现实的约束条件之下的。对社会流动方式做出的深入研究, 能使得我们从动态的视角把握社会整体的演变过程。另外, 从现有的制度安排来看, 高考作为一种社会向上流动的方式是还是有进一步合理的空间, 但是高考制度的变革, 特别是涉及到异地高考的部分, 在短期内很难有实质的改变。但是, 在向上流动的需求不断加大的情况下, 研究高考的替代选项是怎样满足特定群体的需求的, 是因为我们现有制度中哪些缺陷引起的, 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同时, 对替代选项的研究, 还有助于实现教育公平。这些替代选项的出现, 在利用的效率上, 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群表现出了不一样的资源占有能力。
二、关键概念综述
1. 文化资本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存在着三种基本的资本类型, 经济资本, 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他一生大部分的著作, 都是围绕着第三个资本概念来展开的。布迪厄认为, 家长们可以给自己的孩子以文化资本, 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父母能提供的文化资本也不同。这种资本涉及社会精英所拥有的和其他非精英阶层所不具备的文化品味与价值观念。对此, 在教育系统中被明显的体现出来。
在布迪厄的理论视角下, 在学校教育中学生获得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生拥有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在学校的教育中被各种正式化的制度所承认, 从而有助于权力关系的再生产, 为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做出了贡献。
2. 社会流动
如果把社会的结构看成是一个动态的结构, 那么社会流动其实研究的就是人们在这个结构中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转变和其影响因素。在社会流动的研究中, 不同的研究方向有不同的侧重点, 大致有代内流动、代际流动与比较社会流动三块研究领域。无论从哪个研究视角看, 高等教育的获得机会都是其中无法避开的一个主题。
在现代社会中, 职业地位的变动与获得和文凭的取得有着很大的联系。作为现代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手段, 文凭的获得机会与父亲的社会地位之间存在着联系。社会资本, 经济资本特别是家庭的文化资本的传承对于社会流动手段的选择也是有影响的。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 即高考的替代选择也是人们在面对社会流动的需求时所做出的理性选择。
三、高考与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
早有学者做过深入的研究, 高等教育学历的获得在社会向上流动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 一直热衷于政治精英位置的取得。在以前依靠的是科举取士, 现在则主要通过公务员考试, 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等手段。在社会中, 高考也早已被默认为一种阶层利益的分配手段, 因为不同大学和学生之间拥有的文化资本不同, 使得重点大学的并且本身拥有更多文化资本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中表现出来的优势是其中一个极大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 出于对日后的就业的考虑, 获取重点大学的文凭是具有向高价值的社会地位流动的必需品。
高考作为单一的社会向上流动的手段, 是备受重视的。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人们有社会向上流动的需求, 但是现有的社会条件却不能充分满足的结果。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把中国的儒家文化与西方的新教伦理作出了对比, 在韦伯的眼里, 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最有价值的投资就是读书。在传统中国社会, 统治具有很强随意性, 这种特性使得其他投资都不如读书当官来的可靠。韦伯所说的政治资本主义, 其最主要的特点在于文化特征, 在这种文化特征下, 最划算的投资就是供子女读书或者买官。在这种文化背景下, 中国的社会缺乏某种至高无上的精神标准, 缺乏理性化的潜能。
现在的情况和以前有所变动, 但是还是有类似的地方。高考作为人生的敲门砖被重视是中国长期形成的文化特征, 这和我们的文化强调显示世界是一致的。
四、文化资本与社会流动的新方式
1. 逃避高考的新方法:留学与国外文凭
拥有经济资本的家庭, 如果高考不能满足家庭中的子女社会向上流动的需求, 那么为了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 出国留学自然是顺理成章的替代品。中国是世界上出国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国家, 在目前的阶段, 中国家庭的教育投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 这和我国的城乡差距, 社会分层的现状有关。
早有学者指出, 家庭的文化资本包括家庭所在的社区特点, 父母的教育水品, 父母的特质, 学生的个人水平, 对出国留学的意愿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又是具有惯习性质的。根据《对中国高等院校不同群体的调查报告》显示,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会极大的影响子女的受教育程度, 许多研究者将其归结为惯习的继承。
在这样的家庭中, 高等教育的文凭在很多的时候是被看做一种“必须品”。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政治仕途的追求, 在今天演变成了对社会精英位置的追求。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仍然可以凭借着市场的开放获取经济资本的话, 那么现在的时代获得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高等教育文凭的获得。中国的户籍制度涉及教育资源的分配与人员的管理等问题, 不同地区的户籍所拥有的教育资源是有极大差别的, 但是社会向上流动的需求却一直都在, 作为对文化资本的继承和阶层再生产的新手段, 出国留学的出现是对社会流动机会的一种争取, 当然这种争取在不同的群体那里有着不同的表现和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是一个预设, 也就是国外的高等教育文凭和生活经历相对于国内大学的文凭是更有优势的。
2. 变迁中的文化资本与“好孩子”标准的变化
文化资本是有其特定的适用的场域的, 在学校的场域中, 会给经由自己认定的, 制度许可的文化能力和符合学校规范的生活方式以更大的价格。这种资本是有限制性的, 比如说好的学习成绩在学校的场域中是一种优势, 高价值的能力。但是在企业工作中, 成绩的高低并不重要, 相反却看重实际的能力。在从学校到社会的这个过程中, 面临不同场域的条件, 很多原有的文化资本经历着变化。从学校到企事业单位, 学习成绩已经不再是被关注的对象, 相反社交的能力, 成熟的心理才是高价值的资本。
在学校和社会单位的场域中, 国外生活的经历是一种高价值的资本。行动者拥有国外留学的经历, 证明了经济能力, 社交能力, 独立生活的能力, 无论是在升学还是高价值位置的求职中都是高价值的。这种经历在无论是在学校的场域中, 还是在企事业单位的场域中都是被认可的,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资本都可以在不同的场域中被认可的, 按照布迪厄的思路, 当行动者的文化背景和某个固定的场域不相融, 为了融入不同的场域中, 行动者必须将原有的社会及文化资源转换成新场域中有利的、有价值的文化资本。
在笔者的访谈中发现, 为了顺应这种不同场域中的文化资本的不同, 学校场域的惯习开始有偏向社会单位价值的趋向。之前的研究大部分都着眼于行动者的在不同场域间的行为转化和各类资本的转化的条件, 但是忽视了场域之间其实也是相互影响的。在高校中能传递到企事业单位中的最具价值的文化资本就是出国留学的经历, 这一点自中国从近现代以来就没变过, 只要国内的高等教育水平和西方的还有差距, 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就很难避免。笔者所作的访谈显示出, 在大城市中, 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对学生的创造能力, 为人处事, 艺术欣赏的能力都有着很高的期待。并且对于只有学习成绩好的儿童而言, 这种优势在学校场域与融合的背景下, 并不是高价值的。数十年前, 在学校的场域中只要成绩好, 就是一切好, 但是现在这种境况正在发生改变, 当然这一切是在学校场域和社会单位场域的变化中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的。
五、总结
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快速的社会变迁, 这几年变迁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物质条件, 更涉及到我们的文化资本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如何的变化。社会流动不仅仅涉及到流动的机制, 更是涉及到我们对不同场域中文化资本的认识。留学作为高考的一种替代手段, 这几年的发展火热, 可以看出对社会流动, 在户籍制度、国外生活经历的高价值等条件下高考并不能满足所有地区和人群的需求, 所以出现了其他的替代选项。同时, 这一选项也是伴随着高考本身作为一种人才选拔的手段, 其所具有的文化资本价值的下降而出现的。
参考文献
[1]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社会学研究, 2010, (3) .
[2]布迪厄.再生产.北京:商务译书馆, 2002.
[3]布迪厄.继承人.北京:商务译书馆, 2002.
[4]布迪厄.国家精英.北京:商务译书馆, 2002.
[5]徐瑞.我国教育公平政策的价值取向探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13, (1) .
浅谈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的社会责 篇11
一、企业的文化建设需要有社会的整体利益考量
每个企业存在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利润，其在追求利润和发展经营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的是，还需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企业在追求利润过程中，有一整套文化理念引领方向，尽管这种文化因企业的不同有优秀和不良之分，但文化在发展生产和追求效益过程中，总会不同程度凸现出企业实质内涵映衬的功能作用，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企业在激发创造活力和维持运营中，均有其自身的优势和符合经营要求及规则的文化需求。这种需求也体现了时代前进要求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共有取向，其形成的共同的价值准则，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及哲学体现的内核必然是一种社会担当。反之，就会因惟利是图而损害社会，甚至与社会发展相互抵触。
企业在经营发展中担负起更大更重的社会责任，必须是现代企业与利润追求相一致的目标体现，一定程度上还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企业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它必须担负有与利润追求相并重的社会责任。其文化建设倡导的价值观和经营思想，除了指导和推进生产发展外，还有培育企业精神而奠定企业文化基础的使命。要认识到，企业从总体上被视为社会的细胞，在发展和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前提，在利润追求不能脱离社会思想道德建设体系，企业目标与社会利益必须保持一致。否则，企业的市场行为将会受到制约，经济就会低效率。因此，企业的经营发展依赖优秀的企业的文化托举，通过约定成俗的规范和共有的道德观念，引导和教育员工把自己的理想融入日常工作和劳动中去，把为服务社会、为用户服务和为社会群体明天加美好的宗旨理念，融入到企业的利润追求和整体发展中去，通过自己艰苦和有效率的动作经营，为社会做贡献。优秀的企业文化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和对社会政治经济的作用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求相统一的特征，也决定了优秀的企业文化建设必须超脱于单纯的效益和利润。
二、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文化务必融入社会的核心价值
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一个社会稳定和不断发展及文明赖以成长的基础和灵魂。企业文化建设必须要以社会核心价值为基因，其所作所为融入其中，才能认识应有的社会责任，并以担当社会责任为己任，其文化建设与利润追求目标才不会相悖，并求得升华和增值。企业文化建设中蕴含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取向越突出，其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力就会越大，在推动我们追求利润和发展的优势就越明显。
优秀的企业文化既作用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又须紧跟时代步伐，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相适应，既反映企业和员工利益，又须反映社会大众利益。但社会上各种多样的经济利益诱惑，反映在企业文化中，所带来的将会是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文化选择的多样。发挥企业文化优势，就必须通过文化的无形手段引导和约束企业在经济利益追求中过度的膨胀的行为，将社会责任摆在前面。在平衡利润效益和社会责任的努力中，要对可能造成失衡问题有较深入的认识。一是要充分认识企业利益追求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单纯的利益追求必然会忽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甚至会以投机取巧、损人利己的方式参与市场作为。我们的企业在教育职工城市敬业、信守诺言时、将利益追求统一起来，绝不是通过制度和加大监督成本就可以实现的，这须有一种文化的力量做规范，这种文化的力量如何让在企业中形成，值得深入和探讨。二是要充分认识市场降级发展和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对群体的价值取向产生负面影响。企业文化很重要的一方面任务是教育职工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提高收入水平，必须通过积极学习科学文化技术。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通过创造和卓有成效的共作，为社会和企业作贡献；三是认识到利润追求是向社会索取最大利益的过程，这种利益也许是物质，也许是形象和尊荣，也许是货币，与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即可相抵触，亦为相彰显。如何化解抵触彰显责任，是建设优秀企业文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工作。
三、企业文化建设必须把握住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企业文化在作用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责任承担的同时，必然体现出弘扬科学理性精神与倡导人文精神的统一，它是促进社会发展并与时代和社会发展进程相统一的。这一力着点的把握实际就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把握。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企业文化中有共生共存的体现，首先，要完善职业道德建设的系统工程，要让职工认识到，对社会作贡献与企业发展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二是要引导职工把个人收入与企业发展壮大，对国家的贡献不断增加结合起来。引导职工在平凡的岗位上发挥更高的道德追求。只有通过职业道德建设系统工程的不断完善，才能在企业内形成健康有序的管理秩序和以社会责任为担当的人文精神。三要以创新、改进为重点，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内容、新形式、新方式、新手段。大胆探索新形势下的“24字”入脑入心的途径，令其成为企业文化存在的主体。
社会资本与企业文化 篇12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 高管社会资本
高管是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无形资源,高管必须要有能力为企业获得发展资源。企业高管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可以知晓外部环境变化信息,从而对企业进行战略调整以提高企业适应能力。高管是企业的反映体,其日益强化的社会资本必定会反映在企业层面,其拥有的社会资本不仅可以帮助企业获取发展资源,还可以帮助企业进入高利润行业,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企业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高管社会资本对企业适应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2:高管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2. 企业适应能力
胡大力认为企业适应能力指企业在适应、协调外部环境的过程中能正常经营的能力,实质上也就是企业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主动改变企业行为以找到外部市场适当位置的能力。陈国权论证了企业能保持长久竞争力的重要原因就是能正确认识把握它与环境的关系。董保宝研究发现企业的适应能力越强,在环境变化时能比竞争者反应更快。张凤海研究发现企业适应能力对企业盈利性和成长性有正向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3:企业适应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以上理论假设H1、H2、H3,可以认为高管社会资本通过提高企业适应能力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的路径可能是存在的,从而可以继续提出以下假设:
H4:企业适应能力在高管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1. 变量测量与模型构建
本文的问卷是结合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进行,再与常州3家知名企业的8名有丰富管理经验的管理者对初步设定的问卷调查表进行深度讨论,对问卷调查表作进一步的修改,最后确定了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1)企业高管社会资本。借鉴马富萍对高管社会资本的划分,本文将高管社会资本分为商业性社会资本、公共性社会资本与政治性社会资本。其中,商业性社会资本指高管与客户、同行竞争者和供应商及其他行业的高管建立的社会网络关系;公共性社会资本是指高管与中介机构负责人建立的社会网络关系;政治性社会资本是指高管与政府建立的社会网络关系。(2)企业适应能力。参考贺远琼等对企业适应能力的分类,本文将企业适应能力分为市场适应能力与非市场适应能力两个维度。问卷中共设置了8个问题测项。(3)企业绩效。学者们一般选用会计指标和市场指标衡量企业绩效,比如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Tobin's Q和股票报酬率等。但问卷调查很难获取会计指标与市场指标相关值,所以本文采用市场份额增长率、销售额增长率和利润额增长率等相对指标衡量企业绩效。综上构建企业高管社会资本、企业适应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模型,如图1:
2. 研究样本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江浙两省,对这两省企业高管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616份,回收536份,共获取有效问卷463份,实际回收率为87.01%,问卷有效率为86.38%。关于样本来源方面,江苏地区占54.5%,浙江地区占45.5%;在463份问卷中,国有控股公司占38.2%,外资企业占21.5%,传统国有企业占26.8%,民营企业占13.5%。
3. 数据处理方法
本文所涉及的变量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使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研究假设。选用指标χ2/d、RMSEA、GFI、CFI、AGFI、NFI、PNFI与PCFI,验证所构建模型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当路径系数相对应的P值小于等于0.05时,说明统计具有显著性。此外,潜变量的组成信度应当在0.7以上及潜变量的萃取变量在0.5以上。具体数据处理工具包括SPSS16.0和AMOS17.0等软件。
4. 样本的信度与效度
(1)信度分析
本文采用Cronbach's系数检测变量信度,一般认为Cronbach's大于0.8时样本量表为高信度,企业绩效的Cronbach's值最高为0.921,其他变量的Cronbach's值也都符合标准,这表示本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2)效度分析
量表的效度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数据显示来看,各项指标的拟合度都符合适配标准,因此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三、研究结果
1. 各变量间关系的检验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与问卷调查数据,对高管社会资本与企业适应能力的关系进行检验,得到高管社会资本作用于企业适应能力的路径系数为0.85(P=0.000),表明企业高管社会资本对企业适应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拟合度较好,假设H1得到验证。其次,采用相同的方法检验高管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适应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到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62、0.68,表明高管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适应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2、H3得到验证。
2. 整体理论模型检验
将企业高管社会资本、企业适应能力与企业绩效三者放在同一个结构方程模型中作进一步检验(如图2所示),检验企业适应能力是否在企业高管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以验证假设H4是否成立。
注:ei(i=1,...,8)、rj(j=1,2,3)表示测量误差;xij(i=1,...,3;j=1,..,3)、yij(i=1;j=1,..,3)表示路径数。
(1)整体理论模型拟合度检验
基本拟合度检验结果见表4,各变量的因素负荷量均大于0.7,企业高管社会资本、企业适应能力与企业绩效的组合信度均大于0.7,萃取变异量均大于0.5,说明模型的基本拟合度较好。模型拟合度检验结果显示,χ2/df=1.256<2.00,RMSEA=0.026<0.08,GFI=0.964>0.90,CFI=0.996>0.90,AGFI=0.952>0.90,NFI=0.905>0.90,PNFI=0.750>0.50,PCFI=0.762>0.50。各项拟合指标均符合标准,表明整体模型拟合度较好。
(2)整体理论模型路径分析
由表5可知,高管社会资本与企业适应能力的路径系数y11为0.725,企业适应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路径系数y13为0.559,均达到显著水平,说明高管社会资本对企业适应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适应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高管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路径系数y12为0.012,没有通过p值检验(p=0.567),说明加入企业适应能力变量后,高管社会资本不能直接影响企业绩效。因此企业高管社会资本通过提高企业适应能力间接提高企业绩效,企业适应能力是企业高管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假设H4得到验证。
四、结论与启示
1. 研究结论
高管社会资本、企业适应能力均是企业绩效重要影响因素。高管社会资本对企业适应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社会资本越丰富,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越强。高管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通过企业适应能力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当把高管社会资本、企业适应能力与企业绩效三者放入一个模型中考察时,发现高管社会资本对企业适应能力有积极影响,企业适应能力对企业绩效有积极影响,但高管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因此,企业适应能力在高管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2. 实践启示
(1)高管社会资本并不等同于寻租收益,高管的一切关系也不能都视为高管社会资本。高管社会资本价值是高管通过个人具备的社会关系给企业带来的利益,且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具备价值,一些不符合社会规范和法律要求的裙带关系不是社会资本,而是社会资本赤字。错误的认识会阻碍对高管社会资本的研究,也限制其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2)企业高管要注重培育其社会资本,在拓宽社会资本的渠道方面,本文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企业高管要尽可能多地与企业纵向、横向相联系企业的高管建立联系,这有助于高管获得来自企业外信息。第二、加强与政府官员的联系。在中国,尽管政府已经声明让经济发展依靠市场调节,但是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还未完全转变,政府依然是企业重大利益相关者。企业高管可以通过参加政府组织的会议论坛,增加自身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机会,或者高管可以试图让自己当选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以此参与制定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第三、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加强与社会公众的联系。企业高管参加公益活动,既能得到更多人脉又能加强与社会公众的联系,获得社会公众的好评,提高企业社会形象。
(3)高管要提高个人社会资本质量。一方面要提高信任度,将以关系为主导的社会资本转变为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提高网络关系质量,以获得更良好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对利益相关者坚持互惠原则,不损害对方利益。
参考文献
[1]杨秀芝,李柏洲.企业适应能力的内涵及其提升对策研究[J].管理世界,2007,(4):166-167.
[2]胡大力.企业竞争力论[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3]陈国权.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及组织学习[J].管理科学学报,2001,4(5):39-49.
[4]董保宝,葛宝山,王侃.资源整合过程、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机理与路径[J].管理世界,2011,(3):92-101.
[5]张凤海.动态能力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3.
[6]马富萍.高管社会资本对资源获取影响的研究--高管持股的调节作用[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5(4):4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