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资本

家庭社会资本（共11篇）

家庭社会资本 篇1

摘要：采用问卷法对南昌大学2009届毕业生进行分层抽样调查。使用二项分布方法进行样本到总体的推断。以家庭社会资本为自变量,大学生去西部、去农村因变量,使用针对二分类变量的Binary 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社会资本资本越高,大学生越不愿意到西部和农村就业。女生和男生比更不愿去西部和农村就业。城镇和农村大学生相比更不愿到西部和农村就业。

关键词：家庭社会资本,大学生就业,西部地区

随着对大学生就业研究的逐渐深入,关于大学生就业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引起了学者们高度关注。这些影响因素除了人力资本、主观价值等之外,还包括社会资本,正如相关学者指出:"社会资本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起着重要作用,其影响甚至会超过教育等其他人力资本因素"。鉴于此,本文拟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探讨大学生的就业选择问题,主要是通过量化的研究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选择去西部和农村就业的影响。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关于"社会资本"的界定目前还没有取得实质上的完全统一,但是当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布迪厄(Bourdieu)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科尔曼(James Coleman)按照社会资本的功能,把它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由具有两种特征的多种不同实体构成的:它们全部由社会结构的某个方面组成,它们促进了处在该结构内的个体的某些行动(Coleman,1990)"。普特南教授(Robert D. Putnam),花了近20年的时间就社会资本问题对意大利的南北行政区进行了调研,于1993年写成并出版《让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他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他称之为"朋友、同事以及更一般的熟人,通过它们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如果说科尔曼、布迪厄和普特南等强调紧密联系的网络是社会资本出现的条件,那么博特强调的是相反的情况。林南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表述、指标测量和理论模型的建构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的,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因此,"社会资本可以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摄取或动员的资源"。

本文主要参考科尔曼和林南的社会结构资源说,认为大学生的家庭社会资本主要指大学生嵌入在家庭结构中,并在完成自己工具性目的(就业)中所使用的资源,具体包括父母亲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和父母亲的职业声望等五个方面。

二、研究实施概况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选取南昌大学2009届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分为性别、专业、学历几个层次的样本。共计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377份。使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样本分布情况见表1。女生偏多,占到了样本总数的62.6%,独生子女比例偏低,占到32.1%,理科生超过一半,占到54.4%,农村样本多于城镇,占59.7%。但是由于存在抽样误差的原因,还不能判断,总体的结构和上述样本的比例结构相同,因此还需进行样本到总体的推断,以便有样本数据得到的结论,可以应用到总体。

以上四个人口学变量均为二分类变量。所以使用二项分布来完成样本到总体的推断,"就是根据收集到的样本数据,推断总体分布是否服从某个指定的二项分布"。本例中就是判断样本所在总体,是否大约符合样本中比例要求:女生占0.6、非独生子女占0.7、文科生0.5、农村占0.6。

如表1所示,在四个变量上,样本的观察比例与指定的检验比例之间均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样本和总体之间在这四个方面的比例结构没有显著差异。样本信息可以很好地代表总体的情况。

(样本总数均为377。)

三、研究结果

家庭社会资本的五个变量为有序变量,大学生去农村、去西部均为二分变量。所以,采用针对二分类变量的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但是,经检验家庭社会资本的五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①因为共线性的原因,不能同时纳入模型。本例采用因子分析技术将五个变量进行主成分提取,根据特征值大于1②提取出一个公因子,命名为家庭社会资本③将因子得分保存为新的变量,从低到高赋值1,2,3,代表家庭社会资本的低、中、高。然后以家庭社会资本为自变量,以就业选择(去西部和去农村)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因变量的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可见大学生不愿去西部和农村就业的比例比较大。

图1是大学生在是否去西部和农村的百分比累积图。从图中能够看出,大学生去西部和去农村就业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不愿意去农村的也不愿意去西部。愿意去农村的也愿意去西部。不愿意去西部的学生当中,不愿去西部占到80%多。愿意去西部的学生当中,愿意去西部的占到了70%多。

表3是回归分析的参数估计结果。表的上半部分为去西部的回归结果。下半部分是去农村的回归结果。自变量性别(男生=0,女生=1)、城市农村(城市=2,农村=1)和家庭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均小于0。根据参数估计值可以给出社会资本影响大学生去西部就业的概率模型:

ln(p/1-p)=-0.011-0.07×性别-0.286×城市农村-0.019×家庭社会资本

家庭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在其他两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家庭社会资本每提高一个单位,因变量发生比④的自然对数值改变量。本例中几个系数均为负数,说明了女生去西部就业的概率小于男生,城镇大学生去西部就业的概率小于农村大学生,家庭社会资本越高,大学生越不愿意到西部去就业。

可以根据上面模型计算出自变量都取最低值时的概率,先有ln(p/1-p)=-0.316,求得大学生去西部就业的概率p=0.42,即该大学生愿意去西部就业的概率为42%。随着自变量取值的升高,此概率值还将逐渐变小。从作用强度上来看,城市农村变量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最大,对大学生去西部的影响程度最大。

根据下半部分的回归参数,可以写出家庭社会资本影响大学生去农村就业的概率模型:

ln(p/1-p)=0.01-0.203×性别-0.323×城市农村-0.021×家庭社会资本

家庭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负数表明在其他两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家庭社会资本资本每提高一个单位,大学生去农村和不去农村就业的概率之比的自然对数值改变量。本例中几个系数均为负数,说明了女生去农村就业的概率小于男生,城镇大学生去农村就业的概率小于农村大学生,家庭社会资本越高,大学生越不愿意到农村去就业。从作用强度上来看,城市农村变量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对大,对大学生是否去农村就业的影响程度最大。可见影响学生到西部和农村去就业,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力度不如大学生所在生源地强,但是从本论文中还不能得出城乡维度比家庭维度对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影响更大的结论,因为城乡因素和大学生家庭社会资本也可能有间接影响。

四、研究结论

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法,从南昌大学的毕业生中,进行了性别、专业方面的分层抽样。根据样本数据对总体进行了推断。因为人口学变量均为二分类,多以采用了二项分布检验。根据推断结果,可以认为样本所在总体的比例结构如下:男生占40%,独生子女占30%,文理科大学各占一半,农村大学生占了60%。因为南昌大学是涵盖了12大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大学,面向全国招生的"211"高校,所以各方面人口学变量的比例比较均匀。这也是起初选择南昌大学的毕业生作为研究样本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学生选择去西部和农村就业表现出一致性:愿意去农村就业的也愿意到西部去就业,不愿意到农村就业的也不愿意去西部就业。女生和男生比较更不愿意到西部和农村去就业。城镇大学生和农村大学生相比更不愿意到西部和农村去就业。家庭社会资本越高的大学生,越不愿意到农村去就业。这和我国学者郑洁有关家庭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影响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看来当前西部和农村虽然现在有着相对广泛的发展空间,但是很多大学生还是不愿意去就业。很多农村大学生,从农村考上大学,可能目的之一就是要脱离农村,因此毕业后更愿意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大学生又因为,从小在城市长大,又不好适应农村的生活环境,所以也不愿意去就业。尽管国家今年出台很多优惠措施,吸引大学生到西部和农村就业。看来,想改变大学生的这种观念仍需要时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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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3(4):23-35.

[3]杨晓明.spss在教育统计中的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95.

家庭社会资本 篇2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

全球化市场、竞争加剧以及通讯和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已有的经济运行环境和经济运行模式，这种新的经济运行环境被称为“知识经济”时代。这种新的经济运行模式不可避免地对个人和组织产生重要的影响:个人需要职业成功，而企业需要盈利，并且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当知识成为企业核心资源时，员工职业成功与企业盈利是相互促进的。职业成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引起了理论界和实践界极大关注。

因此，谋求员工的职业发展，协助其职业成功，成为企业调动员工积极性、发挥员工创造性和增强企业创新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但是，现实情况是:企业因不知道如何提高员工的职业成功，而出现大量关键员工的流失;个体因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职业成功，而出现无法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人们在职业发展中到底如何才能获得职业成功?有何策略途径?这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二、相关文献回顾

1.相关概念界定。职业成功职业成功是指一个人所累积的与工作相关的成果或心理上的成就感。

学者们一般将职业成功分为客观成功和主观成功两部分，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较为完整的职业成功模型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职业成功有利于提高个人对职业生涯、工作角色、工作性质变化的满意度。

本文综合多方研究，将职业成功的标志界定为:职业满意度，主观，、薪酬和晋升，客观，个体人力资本个体人力资本是指个体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而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亦称“非物力资本”。人力资本需要个体的长期积累，随着教育程度的越高、工作经验的丰富，以及参加培训次数的增多，个体的人力资本就会越高，人力资本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个人的职业是否会成功。

所以，人力资本理论从一定程度上为了解个人接近职业生涯的成功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有关人力资本是直接影响职业成功还是间接影响职业成功，还有待深入研究。 个体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研究有三个流派，即以Lin为代表的社会资源观、以Coleman为代表的社会网络结构观指出，社会资本根植于社会网络之中，它是由个人的资源组成，这些资源嵌入在个人的网络和联系中，个人不可以直接占有社会资本，但是可以通过直接的或者间接的社会关系来获取。Coleman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它嵌套在人际关系和各种结构里而，同时还为结构内部的个体提供种种优势，是一种社会结构资,Burl，1992，提出，网络结构为网络中的个体提供信息和资源的.程度和能力就是社会资本。虽然社会资本理论在解释职业成功方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非正式人际行为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探讨，这包括个体在职场中的社会资本的来源问题就一直没有得到深入研究。特别是在中国这样重视人际关系国家，研究它们对职业成功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些理论视角具有的潜在意义将相当程度上促进学者们加深对社会资本在职业成功中的作用的认识。

2.个体人力资本对职业成功的影响。无论是入职时求职成功，还是在职中的职业成功，对于个体来说，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那么这种差异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已有有关人力资本的研究表明，职业成功的差异来自于个人能力差异，即人力资本差异，周文霞，2006，。根据交换理论，个体和组织之间是一种交换，通过个体的能力交换企业给予的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这种交换可能是社会交换，也可能是物质交换。当个体为企业做出了贡献，企业在将来以某种方式作为回报，就是社会交换;而企业直接以薪酬的方式作为回报，就是物质交换。

人力资本是企业的核心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也是企业长期盈利的关键。人力资本对企业的重要性体现在如下三个:，

1，正式教育对职业成功的影响。个体所受正式教育时间越长，个体的劳动潜能就越大，人力资本就越多。员工所受的正式教育是企业不需要先期投入的潜在资源。通过正式教育，个体可以学习到专业知识和创新知识、培养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因此，长期受到正式教育的员工是企业的潜在的核心资源。这些核心资源的发挥，将会成为企业创新的源泉和驱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企业创造价值。

2，工作经验对职业成功的影响。在某一工作中的劳动经验和经历越长，经验越丰富，则通过劳动过程所得到的技巧、技能、知识以及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就越高，越能为企业创造价值。

3，在职培训情况。因为学校学习不能学到具体的工作知识，通过在职培训，可以增加与岗位相关的技能和知识，从而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因此在职培训可以增加个体的人力资本，在企业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为企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根据交换理论，作为对员工贡献的回报，企业必将提供更多的职业成功的机会。企业将会为员工提供基于长期的职业成功机会，包括期望的薪酬、晋升的机会和职业满意度。但是现实生活中，具有高学历、丰富工作经验的人并不比其他人成功，而且这些人更对工作不满，缺乏职业成就感和满意度。这说明人力资本未必直接影响职业成功，很多情况下人力资本必须借助其他资源才能进一步发挥作用。

3.个体社会资本对职业成功的影响。随着对职业成功研究的深入，大家从一开始仅仅关注人力资本转向社会资本的研究。因为人们普遍感觉，职业成功者用于社会网络交往的时间要远多于不成功的员工，广泛的社会网络可以发现工作机会并获得推荐，在职场中可以得到职场庇护和获得有利的信息，因此，社会资本理论逐渐被用来解释如何影响职业成功。已有研究表明，在求职阶段，社会资本可以促使招聘单位和求职个体之间的了解，提升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多数个体往往利用社会资本，尤指社会网络，找工作，社会网络能提供就业率。

社会资本对职业成功的影响的理论依据是:丰富的社会资本能够获得更广和更及时的信息渠道、更多的财务或物质资源获取渠道以及更多的关注度、合法性或庇护。这些信息优势、资源优势和职场庇护，将会是个体在职场中有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更容易职业成功。很多学者都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例如，Seiberl 1999，将前的理论进行整合，提出了社会资本对职业成功的影响模型，该模型揭示了变量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网络结构，包括弱关系和结构洞，会影响到社会资源，这里的社会资源是指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以及与高层领导的关系，社会资源又会影响网络效果，涉及到信息和资源的获取，以及对个人职业的支持，最终，网络效果会影响个体的职业是否成功，用薪酬上升、职位晋升以及对职业的满意程度来衡量。

现实生活同样发现，很多拥有良好的家庭背景、拥有广泛外部网络和资源的人并不比其他同事在职业上更成功，这可能表明，社会资本作用的发挥，需要其他必要的资源予以配合，比如要有较高的人力资本。鉴于上述，有必要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结合起来研究它们共同对职业成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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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 篇3

公开征求意见让一份还没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发挥了许多法律法规梦寐以求也达不到的效力。笔者一位亲戚本来正准备花钱给女儿、女婿买房结婚，看到“解释三”条文后感到事态严重，反复斟酌拟出一份《合作购房协议书》，让我这个学法律的给把把关。这份《协议书》共18条，涉及甲（准女婿）、乙（女儿）和丙（准岳父母）三方，看来是吃透了“解释三”的精神，充满了法言法语，满纸的数字、比例、公式，以及各种假设情形下那“婚房”的归宿。我看着不由哑然失笑，又悲从中来：这哪里是结婚，明明是合伙做生意嘛，而且还没合伙就想着散伙。于是给亲戚回话：不看，也不建议这样做，对自己有点信心，老百姓用不着跟着最高法院的指挥棒过日子。

资本主义对中国家庭的侵入

“司法解释三”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自然不仅仅是公开征求意见所致。细究1950年、1980年、2001年新中国三部《婚姻法》，以及2001年《婚姻法》颁布以来最高法院三个解释的条文，“司法解释三”的实质无非是：把2001年《婚姻法》开始侵入家庭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引入了家庭房产领域，而无论是在广大农村，还是在城市中产阶级中，房产目前都是最大的一笔家庭财产，在房产上按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建立个人所有制，基本就等于在家庭中建立资本主义式的个人财产制。

新中国婚姻法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化滥觞于2001年《婚姻法》。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中使用的是“家庭财产”的概念。其第10条规定：“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1980年《婚姻法》提出了“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其第13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但显而易见，夫妻共同财产不过是“家庭财产制”的一种（蹩脚的）法律表述，因为紧接着第14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第15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夫妻共同财产”不能只用于夫妻两人的消费，也要用于赡养老人、抚养子女这样的法律义务；扶养、抚养、赡养的经济基础就是家庭财产制或曰家产制；甚至，在夫妻双亡、“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已不存在的情况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对未成年的孙辈，兄姐对未成年的弟妹，都有抚养的义务（1980年《婚姻法》第22、23条），这义务的基础是什么？当然是家庭伦理和与之相应的家产制。

2001年《婚姻法》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是，尽管在字面上保留了“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表述，但却苦心孤诣地对“夫妻共有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采取了列举式的规定方式。“夫妻共有财产”的目录有着鲜明的阶级特征，因为第1条是“工资、奖金”，第2条是“生产、经营的收益”，第3条是“知识产权的收益”，立法者对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工薪阶层、资本家及其经理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的“夫妻共有财产”的来源了如指掌，却对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夫妻最大共有财产——比如房屋、家庭承包土地——不着一字。本文不拟对2001年《婚姻法》进行更深入的阶级分析，只想指出，新中国《婚姻法》的价值转向和阶级转向实际上始于2001年。

2001年《婚姻法》对于夫妻共有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列举式规定都有一个兜底条款：“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这两个兜底条款成为最高人民法院肆意扩大解释的依据。2003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二”29个条文中，有16个条文都在往这两个条款里装东西。其中涉及在上市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独资企业投资的有4条，总的原则是：夫妻离婚分割财产不能因此影响到企业的运作和资本的效率。比如下面这一条：“夫妻以一方名义投资设立独资企业的，人民法院分割夫妻在该独资企业中的共同财产时，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一方主张经营该企业的，对企业资产进行评估后，由取得企业一方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二）双方均主张经营该企业的，在双方竞价基础上，由取得企业的一方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

市场：隐藏在“个人财产”之后

比较来看，“解释二”对资本逻辑的贯彻还只限于家庭之外的企业，“解释三”则将资本的逻辑贯彻到家庭之内的房产。当后者把中国人置房结婚过日子看作办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合伙企业的时候，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也就不再是《婚姻法》的一部分，而是《物权法》或者《合伙企业法》的一部分了。

2003年的“解释二”涉及房屋的有三条，其中第22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由于放弃了1950年《婚姻法》“家庭财产”的概念，1980年以来《婚姻法》中采用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蹩脚概念，把中国家庭历来选择在子女结婚的当口，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转移和分割财产的“分家”实践，表述成别扭的父母对子女的“赠与”——但别扭只是在法律上别扭，感情上还过得去：究竟是父母把我们共同的东西“分”给我，还是他们把自己的东西“赠”给我，在后果上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而“解释三”共21条，其中涉及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有14条，涉及房产或不动产的有5条，其中第8条特别值得玩味。其第1款是：“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视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应认定该不动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有人认为，这一款改变了“解释二”第22条的规定，将婚后父母出资购买的房产，由原先的夫妻共同财产变更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实质上是对2001年《婚姻法》的越权解释。

事实上，由于1980年以后《婚姻法》不采“家庭财产”的概念，父母名下向子女名下的财产转移，在法律上只能被视为“赠与”，在2001年《婚姻法》中，“赠与”所得的财产，既可以按照第17条归于“夫妻共有财产”，也可以按18条归于“夫妻个人财产”，“解释二”认为是前者，“解释三”认为是后者，说它朝令夕改可以，但说它是对2001年《婚姻法》的越权解释，理由未必充足。

笔者认为，“解释三”第8条第1款的真正意义，是确定了《物权法》上的不动产登记的效力要高于《婚姻法》上结婚的效力。“解释二”认为，婚前婚后的区别是重要的，父母同样为子女购置房屋，在子女婚前是对他或她个人的“赠与”，在婚后则是对“他们”的“赠与”。“解释三”则确定，产权登记的效力是最高的，它不随子女是否结婚而改变，登记在谁名下就是谁的。

当然，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产权登记的最高效力，并不是为了强调父母对于子女的爱。稍稍有点头脑的中国父母都知道，真的爱子女，就是要千方百计成全那个小家庭的和睦，把房子登记在谁名下看得那样重，在小两口中间制造隔阂，不是明智的父母所为。

“解释三”第12条透露了第8条第1款的秘密。“登记于一方名下的夫妻共同所有的房屋，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将该房屋出售，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房屋属于家庭共同生活居住需要的除外。”第8条第1款要照顾的最大利益终于出场了，它既不是男方及其父母，也不是女方及其父母，它就是那个人格化为“善意第三人”的市场。严格登记主义，“谁名下就是谁的”，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交易安全”，最大限度降低“交易费用”，最大限度地实现物的“市场价值”。而此物——这里是房屋——的伦理价值，是在所不论的。

据说，原来的第12条连那个“但该房屋属于家庭共同生活居住需要的除外”的排除条款都没有，一位参与讨论的婚姻法学者想起来，中国的宪法中还有一条“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不能为了二手房市场的繁荣而让“母亲和儿童”没有地方住，才匆匆忙忙加上了这一条。即便如此，第12条反映的仍然不过是“炒房者”的价值观：房子主要是用来炒来炒去的，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才是“家庭共同生活居住需要的”，所以司法解释背后隐含的逻辑是：在从别人手中买房子的时候，假定对方也是一个炒房者就足够了，而无需问他或她一句：房子是不是供全家人住的？

从人身关系法到投资促进法

“解释三”第8条第2款是真正的神来之笔，它把“解释二”开始引入婚姻法的“谁投资，谁收益”的资本主义原则，从家庭之外的企业注入了家庭之内的房产；这一条用语大胆、明确、理直气壮，具有摧毁性的力量：“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可以认定该不动产为按照双方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有证据证明赠与一方的除外。”

笔者有时候不禁会想，是什么样的巨大力量，促使起草“解释三”的那支笔写下了如此气壮山河的文字。想来想去，还是《共产党宣言》里的那些话最准确：“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上面的。”

可以说，从这一款开始，2001年以来的婚姻法的进化史将完成它的涅，那就是从人身关系法，变成投资促进法。无数中国父母含辛茹苦，为下一代筑巢安家的伦理实践，被规范为一次次冷静理性的投资活动。我们的眼前仿佛出现了四位白发苍苍的投资者的形象，他们草拟了一份《投资购房协议书》，一遍遍计算着各自的份额和投资回报率。与此同时，1980年后中国婚姻法所臆想的那个慷慨的、把自己的财产在子女结婚的当口“赠与”子女的父母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将子女的婚事视为一次投资机会的精明的父母—资本家。

从家产制到个人财产制的下行路线

其实事情本不如此。也不应如此。

无须引用太多的研究。读者只要稍微想想自己家里的情况，就会同意如下的判断：中国人自古至今一直实行的是“同居共财”的家庭财产制，这一点，1950年《婚姻法》的表述是正确的。1980年《婚姻法》采用“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表述，并不能涵盖家庭财产制的全部内容。

法律史学者俞江运用徽州文书证明，日人滋贺秀三的《中国家族法原理》在关于中国古代分家、 遗嘱、 赠与等财产习惯方面存在着不少误解，这导致他形成了中国家父享有家产所有权的观点。实际上，中国家长从属于作为整体性的“家” 。家长可以管理和增益家产，却不能随意处分。在另一篇文章中，俞江还写道：

理解家产制的性质，还须理解家产归属于家。如果非要给家产找一个归属，那么只能说，家产归属于家，而不是任何个人。“家”是不可分割的概念，不能贸然把任何家人包括家长、家属，从“家”这个概念中分裂出去……“家产究竟是哪个人的”这个问题纯属今人的思考方式……在古代中国的家中，祖先从未离开，无子必须立嗣。祖先要祭祀，后代要抚育，都需要财产，故财产制度无不围绕“家”而安排。在世的家人，无论父族还是子孙，不过是整体的、延续性的家的一部分。父祖在子孙未成年时掌管家产，在子孙成年后移交家产。哪一辈人都只是这个延续性的家的一部分，无所谓哪个人是家产的主体。（俞江：《家产制视野下的遗嘱》）

这种“同居共财”的家产制一直延续到今天。和实行个人财产制的社会，如12世纪以后的英格兰不同，在中国家庭中，从每一个子女的诞生之日起，他/她就已经是“业主”了，无需等待父母的死亡就能成为家产的主人。而子女结婚，则是家庭上下两代传递家业的一个契机，农村的父母为儿子盖房娶媳妇，为女儿置办嫁妆；城市的父母为儿子买房安家，同样为女儿置办嫁妆，这都是太常见的传递家业的做法。将这种做法误解为父母对子女的“赠与”，是用个人财产制的逻辑硬套中国的实际。而将此想象为父母作为资本家利用儿女婚事投资，则更属丧心病狂。

与中国家产制利用子女结婚的契机传递家业相比，个人财产制下，利用被继承人的死亡传递个人财产容易制造更多的悲剧。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被继承人死亡才发生财产向继承人的转移，在这种制度下，即使儿子不希望父亲早死，也会被认为内心里盼父亲早死。这样一种制度下怎可能有父慈子孝之说！

而更大的愚蠢，是像“解释三”这样，通过将家庭大宗财产（尤其是房产）界定为出资者所有的方式，彻底抛弃“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家产制仅存的法律概念，从而彻底告别家产制，驱赶中国人集体走向鲁滨逊那个孤家寡人的荒岛世界。

这种自我放逐，才是中国家庭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家庭社会资本 篇4

随着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 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关系”这一论题, 并从多个视角探讨社会资

本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及其开发利用问题。正如相关学者指出:“社会资本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起着重要作用, 其影响甚至超过教育等其他人力资本因素”。对于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 其社会资本主要来源于家庭, 所以围绕“家庭资本”与大学生就业相关的各种问题交织演变成新的社会热点, 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家庭资本的概念脱胎于社会资本理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理论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 其含义为根植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的资源。首次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 他认为, 所谓的社会资本, 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 而这些资源或实或虚地存在于人际生活的网络体系中, 已成为大众所知的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Coleman, 1988) 以微观和宏观的联结为切入点对社会资本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 认为其目的在于研究社会结构, 把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

家庭资本成为一种影响人们行动的资本, 是因为它能够为个人的行动提供各种有用的资源。对于大学生个体来说, 家庭资本是一种他们可以随时调用而引入到职业活动中去的资源。因此, 家庭资本可以近似理解为家庭社会背景, 是能够为高校学生利用以便实现某些“工具性目的 (就业) ”的家庭背景。具体包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三个方面。

二、家庭资本在大学生就业中的作用背景

1. 家庭资本的基本情况。

家庭资本包括家庭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 家庭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社会关系和人际网络的数量和质量、父母工作单位、职业层级等方面, 家庭经济资本主要体现在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年收入、家庭中经济能力强的亲朋好友等方面, 家庭文化资本主要体现在父母文化程度、家庭教育方式等方面。

2. 家庭资本作用背景。

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决定了家庭对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人对家庭、集体利益的服从, 重视人际关系和权力等级, 社会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资本是无形的, 家庭及其关系网络是它的载体, 以家庭为核心载体的社会资本代代延续, 并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地扩展。对于初次就业的大学生而言, 在走出校园前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主要还是来自于家庭, 它是大学生利用社会资本的第一目标。

在我国现阶段,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 在机会和资源短缺的社会环境背景下, 从代际流动是否能够向上流动的视角来分析, 家庭资本即家庭的经济条件、父母的职业、受教育程度都会对代际流动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这不是以子女的意志为转移的。父母把稀缺的社会资源传递给子女的“努力最大化”行为, 成为代际流动能够向上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 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现实情况下, 家庭资本能成为获得体面工作这一稀缺资源的决定性因素。

三、家庭资本在大学生就业中的社会支持作用

除了依靠大学生自身努力找工作外, 学校、政府和社会也采取了很多的就业促进措施, 但在整体社会需求不旺和庞大的毕业生数量面前, 作用有限, 于是家庭在大学生求职中的砝码加重。

1. 家庭社会资本帮助大学生获取就业信息, 取得更好的就业机会。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 家庭社会资本对于个体就业的意义是重大的, 翟学伟指出人们可以通过复杂的社会交往活动, 借用自己关系网络及其中的“日常权威”来获得就业信息、机会及个人地位的提升。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 社会资本有助于解决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促进信息流动, 帮助个人获得就业的信息。对于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 家庭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主要在于提供信息, 一些就业岗位信息往往通过熟人关系网络来传播, 家庭社会资本丰富的大学生往往能通过社会关系摄取这种信息, 特别是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 越容易接触到社会地位较高的关系, 所托关系人的社会地位越高对毕业生求职过程中获取信息所起的作用也越大。

大学生就业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取得就业机会, 如果得不到就业机会, 再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也只能待业。在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时, 像家人、亲戚这样强关系的运用能推荐大学生就业, 拓展就业渠道。家庭关系网络中有一位或几位成员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 他就又可能利用与这些成员的特殊性关系而获得合适的就业机会。

2. 家庭经济资本为大学生就业提供可靠的经济后援, 降低失业风险。

目前, 大学生毕业时主要面临三条出路:就业、继续上学 (包括在国内和国外上研究生) , 在前两条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 只能决定继续考研或在失业状态下维持生活。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毕业生由于没有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 毕业后选择就业的可能性更小, 选择继续学习深造的可能性更大。其中, 家庭收入越高, 越不愿意直接就业;他们很可能在毕业后决定在国内或国外继续学习而不急于就业。这里, 我们可以认为, 积累了一定家庭经济资本的家庭有能力为子女继续求学提供稳定的经济资助, 使毕业生作出推迟就业的选择。

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毕业生往往积极寻找工作, 他们的家长希望子女能尽早独立以减轻家庭负担, 对子女就业单位要求相对不高。这部分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危机意识较强, 对自己就业的定位相对较低, 倾向于收入一般、风险较小的职业选择, 如党政机关、学校、科研部门等。而对于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大学毕业生而言, 由于家庭为其提供可靠的经济后援, 他们选择的面更宽广, 他们更倾向于相对收入较高、风险较大的“外企”、“高新技术企业”, 毕业生会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失业的风险较小, 当然不愁找不到好工作。

3. 家庭文化资本帮助大学生提高就业选择的针对性。

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 子女的就业落实率从总体上看也越高。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约认为, 高等教育实际上是传播一种中产阶级的文化, 如果父母受过高等教育, 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便会成为促使子女这种文化并在现有的教育系统中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作为一名90后大学生的家长, 2013年笔者经历了自己孩子大学毕业找工作的历程, 同时也了解到周围同事以及亲朋好友子女大学毕业后的去向情况。高校老师的子女, 由于其父母学历都很高, 有的又在大学当教授, 子女从小便接受了家庭这种文化影响和熏陶, 家长对他们的期望很高, 他们自己的定位也很高, 高校子女大学毕业后大多选择在国内或国外读研究生。因此, 高校家庭的文化资本实际上作为一种间接的影响, 体现在对子女的职业选择上。

除此之外, 父母学历较高的大学毕业生, 其父母的社会经验比较丰富, 对各种职业性质了解比较多, 这类大学毕业生利用这些现成的条件, 既省时又省钱, 他们更愿意接受家庭的就业安排。而且, 随着父母学历的提高, 愿意的人越多。

众所周知, 社会流动有一种显规则:教育给人获得好职位提供必需的文化资本, 有了好职位就会有高收入, 高收入是保证高质量生活的重要因素, 也是进入富裕阶层的经济资本, 同时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参与学校活动、激发子女求学动机以及捕获并判别有关学校、教师、教育活动、就业机会的信息等方面均有影响, 并间接地影响子女的职业选择。

四、结论

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 有多种因素发挥重要作用, 而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载体, 所辐射的范围又覆盖了子女的职业选择。其中, 家庭作用就是不可忽视的一种。家庭资本是大学生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 尤其对大学生初次就业发挥着积极的社会支持作用。除了帮助大学生获取就业信息, 取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家庭经济资本提供强大的物质支持, 做坚强的经济后盾;家庭文化资本帮助大学生提高就业选择的针对性。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扩招的飞速发展,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十分严峻。仅仅依靠大学生自身、学校、社会来解决就业难的问题, 作用有限, 家庭在大学生就业中的砝码加重。指出家庭资本在大学生就业中的社会支持作用。

关键词：家庭资本,大学生就业,社会支持

参考文献

[1]张良红.家庭对大学生就业观的影响分析[J].教育教学论坛, 2010, (33) .

[2]潘国锋.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就业实现影响的实证研究[J].中国大学生就业, 2013, (24) .

[3]尹艳群.浅析家庭在大学生就业中的社会支持作用[J].华章, 2011, (12) .

[4]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78:227-236.

家庭社会资本 篇5

现在，梦想早已照进现实，生活卻像饲料养大的猪肉、化肥催熟的农产品一样，寡淡到令人失去饕餮的欲望。幸福并没有像我们想像的那样，随着富足的生活鲜明生动，反倒一天天黯淡下去，还不如什么都没有的穷乐呵状态。

究其原因，是我们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解过于肤浅，快乐源于雄厚的家庭资本，而这个家庭资本，不独指物质基础，它囊括了情感资本、亲子资本、财务资本以及心理资本等。

所以说，幸福也是件与时俱进的事，我们贫穷的时候，吃饱就是幸福；我们不愁吃穿的时候，幸福就有了更深更广的含义。

当小康生活变成现实，你手里的家庭资本攒足了吗？它，可是幸福的密码。

一、相关链接：社科院称70%中国家庭感到幸福 民众质疑

人口宣教中心、社科院发表了《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研报告》。报告称有70%的中国家庭觉得比较幸福。随后，记者采访了一些市民，结果没有一个人相信该结论，反而普遍认为现实生活问题多多，幸福够不着。

二、家庭资本清算

感情资本： 一个人的寂寞两个人的错

虞柯 34岁 某商城女装部营业员

我有一个平凡而平静的家，我们有自己的房子，去年刚买了一部银灰色的悦动，父母身体尚好，儿子虽然淘气却也聪明活泼。

想想真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我的心却空落落的，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每天的生活机械、单调，我们分头上自己的班，下班回来我做饭、吃饭、带孩子、看电视；明杰雄心勃勃，业余时间跟两个朋友合伙弄了一个小公司，工作、应酬都很积极，忙得经常不能回来吃晚饭。

我知道明杰没有外心，他挣的钱全给我，他出去应酬尽早回来，但他分明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明杰了。

记得以前我们的条件很差，看场电影都觉得奢侈，我们就手拉手在街上逛，想像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把身边路过的人假设成故事中的角色，自己演给自己看，玩得不亦乐乎。馋了，就到街边的小摊打个牙祭，真挺开心的。

现在，去哪家酒店来个烛光晚餐都不至于付不起，看100场4D大片也不至于掏空积蓄，却再没有那样开心的时刻。有时候看电视看到别人你侬我侬的样子心里酸溜溜的，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他还爱不爱我，更多的时候，我能体会到的仅仅是一种需要、一种存在，这样的日子乏味透了。

我曾问过明杰过得有劲没，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有劲呀！咱们的目标正在一个一个实现，明年李部长有可能升为副总，90%是我接班；公司那边瑞阳说想找政界的朋友帮帮忙，要是真行得通，用不了几年，咱就换大房子，我说过一定能让你和儿子过上好日子。”

看着信誓旦旦的明杰，我却没有了喜悦和感动。这个男人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他的喜怒哀乐只跟赚钱升职有关，我要的是快乐的、开心的，恩爱有加的生活，而不是天天绕着钱打转。

点评：很多男人成家后，习惯于把物欲满足与尽到家庭责任划等号，却忽视了情感的互动交流。而女人生性浪漫，再加上婚后关注点全部移入婚内，对丈夫在情感上的需求反而更高，这种剪刀差使原本深厚的情感资本一再贬值。

加上现代社会快节奏、高压力的生存现实与感情细腻而脆弱的本质有着天然的矛盾。工作太忙没时间呵护爱、竞争激烈没心情享受爱、物欲太重情感被挤压、自我保护意识太强顾虑太多不敢全心付出等，都是侵蚀情感资本的因素。情感是家庭建立的初衷和基础，情感资本的长期入不敷出必然会使家庭幸福的基础日渐薄弱。

资本积累渠道：1、在日复一日相对平淡的婚姻生活中，更应该注重情感资本的累积，加强情感创新和巩固，而不是任何理由的忽视。

2、爱人不是救世主，能让你幸福的只有自己，等他给你幸福，不如自己主动去抓住、去追求。

3、爱情与物质有一定关系，但不是必然的关系，读懂并给予对方真正需要的。

3、生活处于不断变化中，阅历与感受各不相同，没有必要让生活停留在对过去的缅怀中，拓张自己的生活范围，开拓和挖掘现在和未来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亲子资本： 什么都想给了你

李亚馨 36岁 会计

从过年开始，我们家硝烟四起，起因只有一个：要不要让儿子出国。

春节时去表哥家串亲戚，发现表侄去美国留学了。表侄上初三，原本在本市最好的初中就读，成绩相当不错，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说不定是清华北大的料，出了国多可惜。

表嫂笑了，他们原来也是这么想的，前年去英国探了一趟亲，回来想法就变了。人家外国的孩子过的才是孩子的日子，学习基本没什么压力，玩得高兴最重要，只要孩子不出大格，老师一口一个“你太棒了”！捧得洋孩子们一个个小胸脯拔得倍儿直。

回头看咱的孩子，可怜啊！从打娘胎里开始，零岁方案就等着了，出生之后花样更多，打破头往最好的学校挤，上各种特长班，一到周末，钢琴课、合唱团、油画班……累不死学不完。

不是中国父母不知道儿女辛苦，而是生存现状使然，没有哪对父母超脱到漠视现实，让孩子处于缺乏竞争力的劣势，只能狠心做虎妈狼爸，其实内心比谁都心疼。

所以送孩子出国看起来更人性化，只消忍受几年的分离之苦，就能迎回一个操一口流利外语的复合型人才。

从表哥家回来，我一门心思琢磨着要把儿子送出国门，高中密友在英国，那就去英国吧，培养出来的孩子还有股贵族气息。

吕猛坚决反对：“这一出去肯定得上到大学毕业，10年哪！跟没孩子有什么区别？况且听说英国学费是最贵的，10年下来得200多万，根本不是我们这种家庭负担得起的，异想天开！”

他就是这样，在教育孩子上一派小家子气，总跟我唱反调。为了孩子能活得更有质量，家长付出点代价算什么？10年不见，10年之后还有许多个10年，你会见到一个更有出息的孩子；没钱有房子啊，反正孩子出国了，两口人住大房子也是浪费，换套小的，再加上积蓄，供孩子三四年没问题，然后抓紧时间赚呗。

我执意坚持，开始联络英国的同学、打听出国手续的办理。听说不太容易，这我不管，只要是为了孩子好，再难我都不怕。

点评：中国的父母是最无私的家长，可是，我们竭尽全力给的，不一定是孩子真正需要的。

亲子关系分为3个层次，分别是生存、生活、生命。中国父母大都是生存生活面的亲子关系，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生存上，孩子本身的意愿问都不问，良好的亲子资本无从谈起。

资本积累渠道：郁闷的天才和快乐的庸才哪个更幸福只有自己才能下结论。所以不要私自决定孩子的一切。上课外班也好，出国也罢，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个性、情绪、才能、想法和创造力，尊重他们的个性，多与孩子对话，让他感受你对他的重视，让他感觉完全被接纳和信赖，做到生命层次的互动，才能养育出一个快乐、积极的好孩子，这个家庭的亲子资本才达到了让家庭长久幸福的程度。

财务资本： 豪门铁门庶门：哪个门里有幸福

张崇晓 35岁 私营业主

昨天晚上我跟刘明大吵一架，起始缘由俗不可耐：钱。

4月17日是公公66大寿，刘明坚持举家出动，奔赴湖北拜寿。这日子不年不节不前不后，不可能有太长的假期，只能打飞的速去速回。我们3个人的机票就要6000多元，寿礼必不可少，操办寿宴的钱多半还得我们出，杂七杂八加起来小两万块钱。

我和刘明都是事业单位的普通职员，人均年收入不过4万余元，过年刚回去过，路费加走亲访友已经造掉了一万多，再回去一趟等于搭进一个人整年的收入，剩下的日子怎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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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才见过面不久，这次寄点钱回去就算了。刘明不干：“66岁是大寿，我做长子的不露面怎么可以？”

既然不回去不行，过年干吗还跑那一趟，“爹娘一年到头就盼着过个团圆年呢，过年不回去你让老人怎么想？”

好吧，你做孝子我没意见，可烧钱的事咱总得统筹安排一下吧，否则入不敷出的日子怎么过。“烦死了，开口就是钱钱钱！我爸一辈子只有一个66岁，你能不能别那么算计？好好一个人怎么变得这么俗气。”

我的心一痛。当初跟着一穷二白的他，喝白开水啃冷馒头的日子没少过，任谁也不能说我市侩。可是，走进现实，生活的艰辛把曾经神圣的爱情折磨得俗不可耐，现在让我们争吵不休的，反而是我们曾经不屑一顾的金钱。

我经常假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绝不会像当初那样视金钱如粪土。那么，我会视爱情如粪土，唯钱是图吗？也不会。许多如花女子用尽心思义无反顾地扑向豪门，却很少能如我们相像的那样幸福，多半风干成深闺怨妇。

豪门是优质生活的保证，却不是幸福生活的保证；铁门里贫贱夫妻百事哀，真不知道什么样的门里是我想要的幸福。

点评：嫁进豪门还是铁门，或者我们奋斗成豪门或铁门与快乐有关吗？一定相关，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但是，钱是一把双刃剑，能成全也能毁灭，到底多少才是幸福的底色？

无数事实证明，爱情离不开物质，没有物质基础的爱情是苍白的，而爱情如果被太多物质所包围，也会变得面目皆非。在物质的两端，幸福都难走远。生活中幸福温馨的家庭，往往不是那些大富大贵的有钱人，也不是贫困交加的无产阶级，而是温饱无忧，小富即安的芸芸众生。

资本累积渠道：绝不藐视家庭财务资本，作为一个社会单元，必须拥有一定的财务资本。这种财务资本不单指金钱数量的积累，还包括财商的建立和提高，财务资本积累和规划确实是家庭生活重头戏，需要我们格外用心。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赚能赚的钱、省能省下的钱，开源节流，稳稳当当保住中产阶级质量的生活，才会拥有长久的稳定的幸福。

心理资本： 幸福有一道没有高度的门槛

田芸芸 44岁 某社区居委会主任

5点刚过，我的电话响起，是老公打来的，说晚饭不能回来吃了。我的火腾地蹿上来：“又不回来！一个礼拜有一半时间外面吃，这还像家吗？整天就我一个人在忙活，别以为你当个破副局长有什么了不起，不管你在单位是什么职务，在家里你就是我丈夫，要跟我共同撑起这个家。别忘了，我也有工作，也是职业女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比你有成就。”

老公一如既往“那是那是……”地应合着，嘻嘻哈哈地打岔，一边用甜言蜜语敷衍我，一边信誓旦旦地保证11点之前一定到家，直到我熄了火，才放下电话。

我忍不住嘟囔了一句：“早知这样干吗嫁给他！”对面李姐咂咂嘴抗议：“芸芸，你可真不知足，瞧小顾对你这份耐心，要是我家老王，打个招呼就不错了。通常都是你做好饭找不着人，一打電话人家在外面正吃着，哪有闲心管你高不高兴。”

他敢！我一样上班一样赚钱家务大部分都是我在做，凭什么还得伺候大爷一样对他。李姐叹了一口气：“要不说人比人气死人呢，你多幸福啊！孩子争气，不用你操心；小顾人好、事业有成、啥事都办得妥妥贴贴的、对你又这么温柔贴心，我要是你做梦都得笑醒。”

我吃了一惊，我幸福！？别人只看到表面现象，天知道我每天麻烦事一堆有多烦。不过我也承认，没什么太不如意的事，真落到跟别的女人那样连表面都维持不了的程度，我早怄死了。

点评：幸不幸福说到底是一种心理感受，即使万事俱备，缺乏足够的心理资本还是会将幸福感挡在门外。所以说不是不幸福，而是心理资本不足，感知幸福的能力不够。

对于心理资本，正面情绪是收入，负面情绪是支出，收支平衡或者收大于支，获得愉悦的能力就强。多关注正面情绪，并逐渐养成培育和强化正面情绪的习惯，使自己的心理资本不断储存增值，才能成为我们不断提升幸福指数永不衰竭的源泉。

资本累积渠道：有什么样的心态就有什么样的人生，积累心理资本要培养积极的心态，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用热情的心拥抱生活。

还要学会寻求内心的平静，力戒妄念，平衡生活，是自己的好好珍惜，不是自己的绝不强求。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何止千里，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才能做自己心灵的主人。

三、本刊视点：

每个社会细胞的源头都是一对热恋的男女和一个从零开始的小家，可以说家庭初始资本差别不大。但是，经过几年、几十年生活的磨砺，有的美满幸福红红火火，有的平淡如水凑合着过，还有的已经反目成仇鸡飞狗跳，家庭资本的投入产出比可谓千差万别。

我们不喜欢在丰衣足食的同时，家庭幸福感却变得匮乏。而所谓的幸福感，就是情感资本、亲子资本、财务资本、心理资本的有效利用程度。我们无法扼止CPI的飞涨，却可以对爱人、对孩子、对自己更好一点，让幸福资本升值。

家永远是我们最温暖的避风港，为它投注心血、累积资本，才能得来一世的安宁幸福。

家庭社会资本 篇6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 社会网络理论概述

社会网络的研究起源于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社会学认为互动和交流的形式是理解社会生活的关键;人类学的交换理论强调个体之间关系的内容, 它们存在的条件以及进化的过程。

社会网络的概念还在不断发展。许多学者曾对社会网络界定为:“特定的个人之间的一组独特的联系”。然而, 社会网络的概念现在已经超越了个人间关系的范畴, 网络的行动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法人。

一个社会网络至少包含:行动者、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行动者间连接的途径连带三种元素。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之间由于某种关系存在而影响着彼此的互动, 此种关系可能是由社会规范或规定定义的关系, 如亲属、契约关系, 也可能是因长期持续互动而产生的非正式关系。

(二) 网络嵌入理论概述

网络嵌入性理论告诉我们:嵌入主要是指社会网络对个体的经济行动的限定与形塑。在新古典经济学中, 研究个体的行为通常站在“经济人”的角度, 认为人是理性的、自利的、需要有制度规范的, 同时经济的增长更多地依靠要素的投入所形成的“投入—产出”关系, 到后来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开始提出对理性的反思, 认为人的经济行为实际上是嵌入到经济与非经济制度之间, 把人带到社会网络之中研究, 反对传统的对人类行为研究存在的过度社会化或社会化不足的倾向。

(三) 社会资本概念界定

社会资本是一个相对复杂且宽泛的概念, 对于这个概念在学界没有相对标准统一的概念界定。国内外学者进行社会资本研究时, 他们依照自己的理论框架与针对的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 大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

1. Coleman的社会资本功能论

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Coleman) 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社会结构资源。社会性的资本潜藏在社会团体、社会网络中, 个人未必能占有它, 只有通过成为该网络的成员与网络连带才能摄取该资本。

2. Putnam的社会资本社区论

普特南认为, 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 社会资本指社会组织的特征, 如信任、规范和网络, 它们能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的特性是信任、互惠, 普特南将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网络联系起来, 认为对个人行动的促进完全是繁荣社群, 抑或是丰富了社会资本存量的副产品。

3. Lin Nan的社会资源基础理论

林南 (Lin Nan) 把社会资本建立在社会资源理论 (Social Resources Theory) 基础上将其定义为: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 它作为一种资产借助于行动者所在网络或群体中的联系和资源而起作用。在此基础上, 他将之进一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

4. Portes的社会资本“嵌入”论

与其他学者不同, 波茨是从个人的网络关系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的, 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 在网络中或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 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 (布朗, 2000) 。

5. Fukuyama的社会资本“信任”说

弗朗西斯·福山 (Fukuyama) 提出了社会资本的认为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中, 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 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

二、失独家庭社会资本获取现状分析

(一) 失独家庭的社会网络存在现状

社会网络作为资源传输载体, 起着联系社会的作用。父母和子女在社会网络里作为个体都是与周围相互联系的节点, 他们各自占有自己在网络中的位置, 拥有一定的资源, 并形成了格兰诺维特意义上的“强关系”, 但在丧失独生子女后, 其社会网络呈现崩溃态势。

1. 家庭结构失衡

父母子女组成的家庭是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失去独生子女正如三角形失去支撑的一角, 形式上不再完整。亲子关系消失, 夫妻关系往往因相互埋怨、指责等问题, 导致夫妻关系破裂甚至家庭解体。

2. 父母角色中断

独生子女死去, 使父母长期建立起来的家庭身份认同消失, 新关系建立和调适面临困难。社会互动形成每个人的社会角色, 这种社会角色也在互动中得以实现和认同, 家庭中, 父母的角色都是在和子女的互动中得以实现和持续。对独生子女家庭而言, 独生子女的失去, 使家庭中长期建立起来的父母身份和认同戛然而止, 父母需要建立新的关系, 家庭解体风险极高。

3. 支持网络破损

在目前社会网络的研究重点中主要偏重于网络连接的性质、网络的规模与密度和网络的位置三个维度。根据网络连接的性质可划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 强关系一般是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等形成的信任稳定的社会关系, 是人们获取社会资源的可靠来源;弱关系则是人们获取多样性资源、满足多层次需要的“桥梁”, 具有巨大的投资回报效应。失独父母由于和独生子女形成了强度较高的关系, 和其他人的联系就相对较弱。同时作为节点的度较少, 社会网络相对简单、单一。因此, 一旦他们同自己子女的联系中断以后, 就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网络受到影响, 甚至崩溃。

(二) 失独家庭的网络嵌入性分析

失独家庭由于受到巨大的打击, 自主地将自己与社会隔绝开来, 切断了自己与其他节点的社会网络联系途径。同时, 失独家庭往往选择抱团取暖, 形成了自己的亚文化圈。他们虽然还处于之前的社会网络, 但由于联系失去活性, 因此之前的网络嵌入已基本没有价值。

嵌入的层次按类型划分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关系层次、结构层次和环境层次。关系的嵌入即直接的嵌入, 是指社会主体通过交往嵌入到彼此的关系中, 形成主体间的心理认同, 并基于彼此的信任交换各自资源来满足个人需要;而结构的嵌入则是多个社会主体嵌入到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中, 并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和约束, 形成群体普遍的价值认同, 即间接的嵌入。而失独家庭的社会嵌入从有效的程度上来说, 基本只能达到第一层次。众多“失独”者集中分化管理, 使之标签化和边缘化, 阻断其与周边的广泛接触和良性互动。虽然在这个网络中具有较强的嵌入性, 但是向心度及界度并不高, 存在排他性和封闭性。

(三) 失独家庭社会资本的获取

社会网络是资源的载体, 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个体通过人和群体间建立的网络联系, 获得各自需要的社会资源。社会网络的规模、网络中节点的多少、节点间的强弱关系形式、结构洞的丰富程度都决定着社会资本存量的大小和可利用程度。

社会资本区别于传统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 将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纳入资本分析的范畴, 它具有资本性与社会性双重属性, 其资本性表现在投入—产出的效益关系, 而社会性则表现在它是以社会关系中的信任、规范和网络为载体, 既包括社会关系中的制度、规范和网络化等组织结构特征, 又包括公民所拥有的信任、威望、社会声誉等人格网络特征。而在社会资本的获取方面有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等等, 这些方式基于其联系的强弱不同, 获取资源的效力也不同。

失独家庭在城市网络中是被边缘化的节点集合, 即使他们集体形成的网络在整个大社会网络中也是处于边缘地位的, 他们在社会网络中获取资源的能力实在有限, 可以连接的承载可利用资源的节点也微乎其微, 加上他们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很有限, 其他群体对他们的需求自然进一步弱化。此外, 作为社会网络中的个体在关系上是基于信任所形成的互动联系, 而失独父母已经失去了这种和社会互动的积极性。

三、提升失独家庭社会资本获取能力的对策

(一) 政府“托底”,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尽管政府已经对失独家庭做了一些帮扶工作, 但是这些关怀多是自发的、碎片化的。已有的对失独家庭的关怀也多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此, 中央政府有必要对失独家庭进行社会政策顶层设计, 建立多部门联合机制。从宏观方面专门制定一个针对失独家庭的扶助实施细则, 尤其是精神扶助。积极开发利用社会资源。借助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力量, 加强对于失独家庭支持, 提升其获取社会资本能力。

(二) 扎根初级生活圈, 重构支持网络

家庭和社区作为初级生活圈, 对于失独者的意义具有不可替代性。要实现“失独家庭”重建生活的目标, 需要“失独者”自身和其家庭发挥主观能动性, 通过自身努力修复家庭结构, 恢复家庭功能。

社区是人们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结成的生活共同体。相比于政府单向性的支持模式, 以社区为依托所建立的社会支持网更容易形成失独者间双向互动的支持网络。失独者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成为了强化其社会支持网的重要力量。对于失独家庭社会网络的建立健全, 实际上就是对他们破损的社会网络的修复和嵌入的重新设定。

(三) 建立、壮大社会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的服务队伍

专业人员的引入可进一步完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网。社会工作因秉持助人自助、尊重、平等、接纳的专业价值观, 个案、小组、社区等独特的工作方法, 在帮助弱势群体恢复或增强社会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由社会工作专业机构为失独者或失独者自发组织团体提供各种专业服务, 帮助其恢复社会功能。通过专业力量的注入, 使失独家庭恢复或增强社会功能, 并一步步达到助人自助的目的。

四、结语

失独家庭的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的焦点。当前我们要做的是建立健全失独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 通过专业力量的介入提升其社会嵌入的层次, 从而达到帮助其自主提高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齐湘辉.“失独”家庭亟待精神赡养[N].新华每日电讯, 2013-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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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甄志宏.从网络嵌入性到制度嵌入性——新经济社会学制度研究前沿[J].江苏社会科学, 2006, (03) .

家庭社会资本 篇7

现代社会中, 学校教育对个体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学习者在走进学校接受教育之前并不是一张白纸, 头脑中也并非空空如也, 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拥有各自的来源于家庭的文化资本。家庭对于个体文化资本获得的影响可以说贯穿了个体整个生命历程, 在学校教育之前就已经在发挥作用。不同的家庭拥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资本, 这种极大的差异性为学校教育奠定了不同的基础。一个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就越容易使子女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 同时子女也越容易积累起新的文化资本。此外, 子女的成长环境与社会化不同, 也会对子女的学业成就和子女日后的就业能力与机会产生影响。家庭中文化资本潜移默化的传承与影响会成为子女接受这种文化并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文化资本正是通过影响学术成就来实现和参与社会的再生产的。

四、养成良好的作文习惯

习惯是个性心理中的个性意识倾向性。习惯的作用不可忽视, 良好的习惯必须养成。在作文教学中, 教师要重视小学生两方面习惯的培养。一方面是自觉的训练习惯。自觉的训练就是自动的、不必靠老师催促完成的作文训练。自觉的训练主要有三种形式:一要惯于写观察笔记。学好作文必须培养敏锐的观察力, 但光观察是不够的, 要有所获, 还必须写观察笔记, 及时地记录下来, 以备写作文时选用。二要作读书笔记, 力求做到“不动笔墨不读书”。读书笔记可以有多种形式:提要式、摘录式、心得式等, 可以交叉使用。三要勤奋练笔。如坚持写日记或者周记, 自拟题目训练, 尝试征文、投稿等。这些都是实践方面的好习惯。

另一方面是自觉培养相关能力的习惯。作文的相关能力可以说涵盖了所有的语文能力和生活能力。重点有以下几种:一是要养成使用工具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养成对学生是终身受益的。语言能力的培养是作文的目的之一, 要正确地理解和使用词语, 增加词汇量的积累, 理解新词的意思, 都要借助于字典、词典。要掌握某类相关知识的确切数据, 了解一些科学知识, 就要学会查阅文章、书报, 乃至网络中的相关信息。有了广泛的资料积累, 才能有充实的作文内容。二是要养成勤于观察的好习惯。观

二、研究的理论背景

法国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是其社会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使人们认识到资本的多元性。布尔迪厄把资本划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是一种有别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基于对文化资源的占有的资本。布尔迪厄认为, 文化资本指社会各阶级及个体所拥有的总的文化背景、知识、气质和技术, 特别是指个体在社会中获得的一种可以促进教育成就的“语言与文化能力”, [1]比如个体的语言能力、思维方式、行为习惯, 以及对书籍、艺术文化等的品位。乔纳森·特纳将他的文化资本定义为“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味与生活方式”。[2]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可以有三种存在方式:“ (1) 具体的状态, 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 (2) 客观的状态, 以文化商品的形式 (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 , 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 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 等等; (3) 体制的状态, 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 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 (就像我们在教育资格中观察到的那样) , 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财产, 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3]这三种形式可以分别称作文化能力、文化产品和体制化状态的文化。文化能力指个体通过先天和后天的培养所形成的内化与个体身上的学识和修养;文

察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 它是作文写作的基本功。三是要养成广读博览的阅读习惯。阅读是间接经验最主要的获得方式。良好的阅读习惯就是做到只要是思想内容健康的, 古今中外, 名篇巨著, 多多益善。四是要养成精心修改文章的好习惯。新课标提出:“养成修改自己作文的习惯, 修改时能借助语感和语法修辞常识, 做到文从字顺, 能与他人交流写作心得, 互相评改作文, 以分享感受, 沟通见解。”认真修改的习惯也是对文字、对思想负责的体现。学生在作文时必须养成精心修改的好习惯。

总之, 在今后的小学作文教学中, 语文老师要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 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不断提高小学生的作文水平, 以此培养学生热爱写作, 写出佳作。

参考文献:

[1]陶保平.小学语文教育新视野[M].华东师范出版社, 2003.

[2]朱作仁, 祝新华.小学语文教学心理学导论[M]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3]严杰.写作心理学[M].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4]教育部基础课程司.走进新课程[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化产品指个体拥有的文化物品和对这些物品解读的能力;体制化状态的文化是指个体的文化能力应该通过学术资格或教育凭证制度来加以认定。

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以教育为媒介, 这种不是资本到资本的直接传递, 而是在其中加入了媒介, 即学校教育, 教育使不同等级的后代获得了进入不同等级的机会和凭证, 布尔迪厄称之为间接再生产, 这也是他的研究重点。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其实是一种社会化的结果, 通过社会化, 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继承他们父辈的文化资本, 从而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代际传递。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有两个关键的阶段:其一是早期社会化, 主要依靠学前的家庭教育, 这里面既有父母对子女的有意识的传导, 又有子女对父母的无意识的效仿, 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 如果子女获得了上辈人的“惯习” (habitus) , 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这一阶段的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目的。[4]

文化资本理论认为:“家庭出身不仅通过单纯的经济收入来影响求学的孩子, 文化资本的传承也是不同社会出身的学生在学业成就方面差异的重要原因。”[5]本文主要研究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有很多, 可以从父母所从事的职业或行业来评定;亦可以从父母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来评定。本文选取文化资本作为重要的评定指标, 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父母通常会更加重视子女接受教育的状况, 通过言传身教和家庭文化氛围, 使其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

三、研究对象

在任何研究中, 一个研究者选取什么样的研究对象, 对研究对象采取什么样的研究视角, 对研究下什么样的结论都不是偶然的, 这一切都综合体现了一个研究者的研究立场。研究立场与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生活史是密切相关的。[6]事实上, 笔者的研究对象即是笔者的弟弟 (简称B) , 出生于1987年。目前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里攻读博士学位。

B出生于一所小县城的教师之家, 父母均为教师。在B出生后, 其父在做了两年中学教师之后成为教育管理人员, 从此不再从事一线教学工作, 其母至今仍是小学教师。其父母的学历水平分别是本科和专科。B虽然在普通中小学接受教育, 但最终以市理科状元的身份考入中国最顶尖大学, 成为其所在高中的历史第一人。大学毕业后, 由于其名校背景, B顺利拿到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 在这座小县城引起不小的轰动。

B的祖辈都是农民, B的父母是他们各自兄妹中接受教育程度最高的, 在考量B取得这样的学业成就时, 学校教育起着关键作用, 但不足以说明接受同样学校教育的个体差异性, 其家庭背景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四、研究结论:父母如何投资文化资本

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与传承是潜移默化地进行的,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父母的知识、学历、精神品质、人格、道德素质、生活态度、对子女的教育态度和方式对于家庭文化资本的传承和子女的成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 投资家庭文化资本, 无论对父母还是子女都是收益良多的。

(一) 努力践行终身学习理念, 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 与子女共同成长。

B的父母全部毕业于师范院校, 在教育孩子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知识与能力。不仅如此, B的父亲在工作后并没有停止学习, 出于对法律的兴趣与热爱, 其父亲自学了法律专业, 并获得机会去首都一所高校学习了两年。在B的中小学期间, B的父亲在业余时间经常与B坐在一起看书读报。在B出生前, 其父亲就买了许多关于家庭教育及与此相关的书籍, 在B的成长各个阶段分别买了相应的书籍、文化用品等边学习边引导B, 与B共同成长。直到现在, B的父亲依然喜欢尝试学习新的事物并不断学习与思考, 给子女作出了终身学习的榜样。父母自身的文化素养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本, 它决定着家庭教育的质量, 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子女的未来。

父母只要坚持终身学习, 坚持提高自身素质, 培养自身的文化品位, 其创造的文化资本就会对孩子产生潜在的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子女知识与智力的发展、优秀的学业成就上, 更重要的是子女的心理道德品质和良好个性的形成上。

(二) 采取民主的家庭教育方式, 促进子女文化能力的提高。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是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必要条件, 心与心沟通的缺失会导致文化资本传递渠道的不畅。专制严厉型的家庭教养方式只能造成父母与子女的隔膜与沟通的障碍。作为父母, 应该走进子女的内心世界, 聆听子女的声音, 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子女进行对话、自由交流。相互尊重是良好沟通的前提, 而良好的沟通则是教育的前提。父母要正确认识培养子女文化能力的重要性, 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和教养方式, 要尽可能多地与子女在一起, 参与到子女每个阶段的成长过程中。同时, 父母要有意识地培养子女的社会意识、与人沟通的能力, 锻炼子女的独立自主性与社会交往能力。

B在成长的各个阶段, 其父母无论工作多忙, 都会花时间与B在一起做游戏或参加各种体育文娱活动。他们不仅关心B的学习, 更注重他的全方面的发展, 对于B采取民主的教养态度, 与B多沟通、多交流、多谈心。在涉及B自己的事情上, 他们让B自己拿主意, 倾听B的声音, 父母只给予建议。在B填取高考志愿和日后的留学决定申请等各个环节中都是B自己遵循内心真实的想法, 父母没有强加任何意愿。由于从小培养的独立个性及良好的语言和社会交往能力, B在国外的生活也游刃有余。

(三) 创设条件改善家庭文化环境, 丰富子女的文化资本。

B从小兴趣广泛, 父母为此不计金钱代价买来各种书籍、报刊等文化产品, 以满足他的爱好。中学期间, B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父母为此创造各种条件让B进行各种“实验”的操作, 以满足其探究的欲望。在父母的支持与鼓励下, B如愿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专业。直到现在, B都认为自己选择的专业非常适合自己。

家庭文化资本是可以“遗传”的, 子女生活在什么环境中就会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因此, 家长只有为子女营造一种有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的家庭文化环境, 子女才能健康成长。家庭文化环境的改善离不开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 而这种投入可以使子女享受到更多的物质和精神形式的文化资本, 丰富子女的文化资本, 为子女的学业成就创设坚实的基础, 注入更多的活力与潜力。

五、研究结果的推广度

加拿大教育家范梅南说:“在特定的情况下, 教育理论应具有唯一性。它来源于个案的理论研究, 从中寻找普

网络新闻标题创作的原则与策略

刘琼凤1侯英2

(1广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2桂林空军学院教育技术中心, 广西桂林541000) 摘要:网络新闻标题的特殊表现形式使得其远比一、网络新闻标题创作的基本原则

传统媒体新闻标题重要。网络新闻编辑人员要创作一条好的标题, 就要符合网络传播的特点和规律, 遵循准确、简洁、强调动感等基本原则, 同时要合理控制关键词的匹配度, 巧妙运用提要观照标题。

关键词:网络新闻标题创作原则策略

“看文先看题”、“题好文一半”这两句话充分概括了新闻标题的重要性。标题是新闻的眼睛, 是新闻编辑工作的重要环节, 对于网络新闻标题尤其如此。首先, 由于网络新闻大部分采用列表式, 浏览者对新闻的主要内容最先只能从标题中获得, 而他们需不需要该内容、对该内容感不感兴趣决定了他们会不会点击查看此新闻。其次, 网络新闻标题的单行列表式要求编辑人员既要在一二十字内高度浓缩新闻的主要内容, 又要使标题传达的信息对网民有吸引力, 有视觉冲击力。有时为了页面美观, 同一栏目的标题还会要求字数相等, 网络标题也较少使用字体、字号和色彩等来吸引浏览者的注意力, 这些无疑加大了网络新闻标题制作的难度。最后, 网络新闻标题要让阅读者在心理和情感上获得满足。网页内容丰富、结构复杂, 浏览者会接触到海量的信息, 有广阔的信息选择范围, 注意力也就不如浏览传统媒体新闻标题时集中, 这使得浏览者在选择阅读时更加关注标题所传达的信息。因此, 网络新闻编辑人员只有根据网络传播的特点和规律, 研究网络新闻标题创作的原则与策略, 才能让阅读者形成一种良性的在线阅读心境, 进而打造网站的良好形象, 促进网络新闻的传播。

遍特征, 然后再运用到个案中去。”[7]个案的经历固然无法复制, 但是个案中蕴含的普遍规律却可以共享, 抛开个案的差异性, 得出的结论却具有普遍推广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必须建构在我们期望去理解的基础上, 价值是对于希望寻找价值的人而言的。

十年前, 当笔者从书店偶然看到一本《哈佛女孩刘亦婷》时, 出于对家庭教育的兴趣毫不犹豫地买下这本书, 期望从中发现教育子女的“金玉良言”。但看完全书, 笔者惊诧地发现, 其中很多教育方法、教育活动、教育事件都与笔者记忆中的相似。一朵花中见世界, 一粒沙中见人生。

在众多影响子女学业成就的因素当中, 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程度最大。文化资本是一个需要长期积淀的资本, 很难在短期内实现这一资本的积累。只有普遍提高国民的受教育水平, 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增加文化资本的拥有量, 这样下一代在学业成就及日后的就业机会方面受上一代的影响差距相对较小, 就有了一个相对公平的发展平台与竞争环境。这也有

1.简洁、准确。

网络新闻标题要用最简洁的文字将新闻中最有价值、最生动的内容展示给浏览者, 做到实题明义。虽然网络标题只能做一行题, 且字数有限, 但一样要力求生动, 不能流于空泛。比如做一个关于兵马俑第三次挖掘的新闻, 题目叫《兵马俑第三次挖掘情况》, 这样太平淡了, 很难让人有阅读的欲望。

网络新闻编辑人员制作标题不能使用卖弄的、夸张的、过分渲染的词汇, 也不能使用隐喻、暗喻、比喻来“标新立异”。否则, 刻意追求标题的冲击力很可能有失新闻的真实性。比如前段时间出现了刘德华与赵薇“私生女”的新闻标题, 而内容不过是和他们长相相似的小朋友的图片而已, 题文不符, 矫揉造作, 明显是只为了提高点击量, 这反而使浏览者产生莫名其妙的感觉。标题“不作为”也罢, 而一个失准失实的标题很容易给网民带来厌恶情绪。因此, 标题创作一定要做到准确无误。

2.强调动感, 力求准确动态地揭示新闻内容。

富于个性的动词常常能使文句简练而传神, 达到使人眼前一亮的效果。要使网络新闻标题要达到这样一种动态效果, 网络新闻编辑人员在标题制作中就应避免使用不必要的形容词, 多用动词、活用动词。美联社对记者提出的写作要求明确规定, 一个句子至少有一个实体动词, 而这个动词应当是句子里最重要的词。对尤其需要吸引眼球的网络新闻标题来说, 更要找准这个能让标题“动”起来的词, 以增强感染力、表现力和立体感, 激起浏览者的阅读兴趣。

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马和民, 高旭平.教育社会学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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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宗伟.高贵与卑贱的距离——学校文化的社会学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家庭社会资本 篇8

为了扭转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结构矛盾, 近年来党和政府统筹城乡一体化建设力度不断加大, 缩小城乡差距是新时期党和政府一项紧急而重要的任务。当前,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蓝图已到了攻坚期, 而农民在自身建设和发展中存在如下现实问题:一是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 农村家庭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偏低。二是由于农村医疗保障给付水平较低, 农民对健康保健投资缺乏积极性, 因病致贫现象时有发生。三是农民对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存在非理性行为, 主要有“读书无用论”和“读书至上论”两种极端思想: 一方面, 表现为只重视子女的正规学校教育, 对普通高等本科教育热衷; 另一方面, 却忽视家庭劳动力自身继续教育投资, 对职业技术教育持消极态度。本文基于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提出的“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现代化成果”会议精神, 研究农村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 期望对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和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做出绵薄贡献。

二、文献回顾

( 一) 国外文献回顾

舒尔茨为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开创了先河, 其着重分析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把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范围概括为医疗保险、教育培训、劳动力就业迁移等方面。Becker ( 1964) 指出, 个人可以通过教育、训练、医疗等方式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 个体的产出量依赖其拥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在对个体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间关系的研究中, Easterlin ( 1981) 认为教育的形式很重要, 并结合西班牙教会对教育解禁前后进行了对比研究。Maddison ( 1991) 以1882 年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日本和巴西等国家每万人口中的小学数, 与三十年后该国人均GDP高低具有高度关联性。Mincer ( 1974) 认为, 个人“挣得能力” ( individual earnings) 是其所受教育年限和经验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在个体健康状况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研究中, Spurr ( 1983) 以哥伦比亚6 - 16 岁儿童为研究对象, 经研究指出儿童的营养状况不仅密切影响其当前的健康水平, 而且对长大后潜在的劳动生产率有巨大影响。Basta ( 1979) 以印度尼西亚橡胶种植工人为研究对象, 得出工人身体状况的好坏能极大影响劳动生产率, 从而间接影响收入水平。Bhargava ( 2001) 对一百多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 证明了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发现健康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效用大于发达国家。

( 二) 国内文献回顾

我国大陆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始兴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学者们主要从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发展的作用、人力资本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等方面来分别做了论证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有: 吴建国 ( 2002) 指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 并经过实证研究计算得出1990 - 1998年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13% - 14% ;闫淑敏、张生太 ( 2003) 认为转变农民陈旧的思想观念和传统的生产、生活及思维方式, 提高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和竞争意识, 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具有重要作用。张嫘、刘怫翔 ( 2009) 根据辽宁省的农村实际情况, 利用因子分析法, 得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地方财政投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和农民自身对人力资本投资意愿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贡献最大。刘恩伶 ( 2009) 认为家庭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 不仅考虑货币收益, 还更多看重社会地位提高带来的价值最大化。朱韵洁、于兰 ( 2011) 通过省际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也发现农民受教育程度能明显促进经济增长; 翁杰 ( 2012) 利用杭州市制造业调查数据发现, 培训是一种对转移农村劳动力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 且个人培训的效果优于政府培训。在交通迁移投资方面, 刘纯阳 ( 2005) 通过对湖南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家庭调查研究发现, 交通通信支出对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居于首位, 且家庭交通通信支出比例严重偏低, 并提出对贫困地区农村实行交通费“半价制”。在医疗保健方面, 王引、尹志超 ( 2009) 在考察了健康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后指出, 热量摄入与农民收入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 且热量摄入对男性收入的影响大于对女性收入的影响。孙昂、姚洋 ( 2005) 经实证研究证明, 农民家庭中大病冲击与其子女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关系明显呈负相关。

通过文献梳理, 发现大多数学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多从政府的视角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出发, 较少从家庭这一微观主体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行探析, 尤其对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文选取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 且人地矛盾突出的河南省作为研究对象, 对河南省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行研究, 阐述河南省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和制约因素, 提出了提高现有人力资本存量的政策建议。

三、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现状

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 本文对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从教育、医疗保健卫生、个人和家庭用于就业迁移的成本等方面来论述。

( 一) 教育方面

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对相关数据进行计算而得, 其中, 农村居民家庭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是指农村住户用于文化、教育、娱乐方面的服务和相关用品的总支出。

(单位: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2各年数据计算整理。

从表1 中可知河南省农村居民家庭每年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水平长期落后于国家平均水平, 在2004 年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80 元, 但随着时间推移呈逐步拉大趋势, 在2011 年两者相差118. 2 元。虽然近年来河南省文化教育投资发展势头良好、速度呈递增趋势, 但相比国家平均水平和周边省份的增速明显偏慢。对比数据可以发现, 长期以来河南省此项消费支出与同位于中部省份的河北、湖北、安徽、山西等六省相比处于垫底的位置。一是河南省人口众多, 家庭规模相对较大; 二是农民收入水平较低且收入渠道单一, 由于农村家庭财力所限, 普遍对孩子的学前教育不够重视, 整体资金投入不足。

(单位: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5-2012各年数据计算整理。

“生活支出”也叫“居民生活消费支出”, 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等八类。表2 显示了河南省自1995 - 2012 年农村居民家庭对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态变化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均对教育支出呈不断增加的趋势, 人均家庭教育投资从1995 年的63. 53 元增加到2012 年的343. 8 元, 增加了4. 25 倍。尤其是从1995 年到2003 年增长更为迅速, 从占生活总支出的6. 84% 增加到10. 67% , 各年度教育投资的增长均高于生活消费水平的增长; 但自2003 年以来, 此项投资比重却不断下降, 一度在2011 年低至只占生活支出的6. 43% 。究其原因主要是自1999 年以来, 我国高校开始实行扩招政策,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激增, 但四年毕业后面临的就业压力陡增, 让许多农村家庭对教育投资不再信心百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其他农村家庭继续投资教育人力资本造成了负面效应, 导致教育投资比例逐年下降, 甚至部分地区“读书无用论”又有逐渐抬头趋势。

( 二) 医疗保健卫生方面

本文采纳国家统计局对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定义, 指农村住户用于医疗和保健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服务费用, 包括医药卫生保健用品、医疗保健服务费和医疗卫生设备、用品加工修理费等。

(单位: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2各年数据计算整理。

从表3 中我们可知, 河南省自2004 年至2012 年人均/年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呈不断增长态势, 但其水平仍处在中部邻省以及黄河中游省份中靠后的位置。2012 年河南省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468. 8 元, 仍和全国平均水平513. 8元有不小差距, 与湖北、河北相比差距更为明显。“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所以, 河南省要实现把人口大省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省的目标, 首先, 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继续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全省的医疗保障水平。其次, 要向农民宣传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人的健康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不能“拖病扛病”, 要加快完善医疗保障网络及其覆盖面。

(单位: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5-2012各年数据计算整理。

表4 显示了河南省自1995 - 2012 年农村家庭对医疗保健投资占生活支出的动态变化情况。首先, 可以看出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均对医疗保健支出近十八年来虽然逐年增加, 但其占家庭生活支出的比例依然非常低, 医疗保健整体投入不足。在2005 年以前人均不足100 元,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去甚远, 只有在2011 年和2012 年比例略微抬升, 占到生活总支出的9. 25% 和9. 32% 。这主要是因为河南省农民收入较之于全国平均水平来说依然较低, 农民多以务农为主, 且收入渠道单一, 财产性收入偏低且增收压力较大; 导致在有限的收入水平下对保健支出微乎其微, 就连在医疗上也是“能省则省”, 看不起病或者不愿看病的现象较为突出。其次, 通过在河南省封丘县、原阳县、延津县等地走访农户了解到的情况发现, 农民的健康投资绝大多数是医药看病类支出, 而营养保健、卫生预防等开支所占比例较低; 这凸显出农民保健意识淡薄, 政府应引导农民主动防病而非被动治病, 大力开展农村医药卫生服务宣传力度, 提高农村医保覆盖面和服务水平。

( 三) 农村家庭人均就业迁移成本投资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相较于其在农村务农, 有利于增加其家庭收入、知识才干, 有利于拓展社会人际关系和开阔眼界, 进而提高其思想观念水平。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中“交通通信消费支出”指农村住户用于交通和通信的工具、各种服务费、维修费用支出, 主要指农民进城务工所要花费的交通费、通信费以及在外食宿等费用的总和。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力资本投资中用于迁移的成本投入。

通过对比分析近年来河南省与其周边省份农村家庭年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情况可知, 河南省近年来农村家庭年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很快, 2004 年该项支出为121. 2 元, 同期国家平均水平为192. 6 元, 与周边省份相比为倒数第一名, 但在2012 年此项支出达到525. 1 元, 居中部六省前列, 远高于湖北、湖南、安徽等省。其中农村居民因外出务工乘坐交通工具和与亲人通信而发生的各项费用, 为该指标迅速增长贡献最大,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河南省在外出务工方面有人口输出优势, 能使农民工资性收入增加。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河南省经济欠发达, 本省吸纳消化劳动力能力不足。有鉴于此, 河南应该在鼓励农民外出务工的同时, 加大对农民群众人力资本投资的宣传力度和政策鼓励, 加强对劳动力培训再教育投入力度, 提高农民群众技能水平; 同时也应加快自身经济建设, 大力发展适销对路、结合当地实际特色的乡镇企业, 引进劳动密集型龙头企业, 争取让农民就近就业。

四、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制约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农民的视角, 对影响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制约因素可以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主观因素主要表现为农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认知状况、预期收益等; 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家庭收入水平、社会价值导向、政府政策环境等。

( 一) 增收渠道单一, 家庭收入水平低

家庭是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除政府以外的另一个投资主体, 家庭收入水平将直接影响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和积极性。河南省是传统的农业大省, 人口众多、资源禀赋不强; 加上河南省农民基数庞大、农民技能和科学文化素质不高, 且短期内粮食单产增收已达上限, 后备耕地资源亦不足, 所以总体发展压力较大。另外, 农业结构不合理, 农业产业化难以形成, 致使农业效益较低。近年来, 上游农资价格大幅上涨, 农业成本不断攀高, 使农产品获利空间备受压缩。河南省乡镇企业发展活力不足, 本地吸纳劳动力能力较差, 唯一可以转移劳动力的渠道就是外出打工, 但受后金融危机时代影响, 出口效益疲软, 外出打工就业形势严峻。统计资料显示: 河南省2012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7524 元, 比同期国家平均水平7917 元低近400 元。

( 二) 社会竞争压力大, 农村医疗保健水平差

河南省的基本省情就是人口众多, 人地矛盾尖锐, 工业化水平低。截至2013 年年底, 河南省人口为1. 06 亿人, 人均GDP为34187 元, 全国排名第23 位。分析发现, 河南省农村经济发展活力相对不足, 缺乏适销对路、紧密结合当地特色产业的乡镇企业来拉动本地经济的发展, 也就无法极大地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造成大量农民抛家舍子、不远千里常年在外打工, 生存压力较大。

另外, 河南省农村现有医疗保障水平较低、医疗人员及设备不足问题较为突出。表5 为河南省2012 年农村医疗保健基本情况。

数据来源:2012年《中国卫生事业统计年鉴》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

从表5 中我们可以看出, 相比于全国平均水平, 河南省在农村每千人医生数和医疗床位数等基层基本卫生医疗资源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对一个承担国家粮食主产核心任务的农村人口来说, 不利于新型农业化的推行和新型农民的培养, 也不利于中原经济区的崛起。

( 三) 投资与回报率偏低

根据收入与成本曲线我们可以看出, 当效益大于成本时, 人们显现出对人力资本投资较强的偏好。回报率在很大程度上激励着农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尤其是农民在对子女的教育投资问题上更为明显。但目前河南省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与收益严重不成正比, 自1999年大学扩招到现在, 加上2008 年金融危机影响至今, 致使大学生就业问题异常突出, 加上河南省特殊的省情, 后一个问题表现更加严峻, 尤其是那些辛辛苦苦让孩子在独立院校就读的家庭更是对教育投资失望。这些现象都给社会带来一种负面效应, 致使后续农村家庭对子女高等教育投资信心受到打击。

( 四) 消极社会文化价值导向影响

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将会激励人们努力工作、辛勤劳动, 对生活越有信心就越倾向于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 消极颓废的价值观将湮灭人们对工作的信心, 进而逐步失去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河南省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省, 农村长期以来受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影响, 至今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着“读书无用论”和“读书至上论”两种极端思想。秉持“读书无用论”的家庭早早让孩子辍学在家, 出去打工两年就回家结婚, 致使近年来早婚现象又有逐渐抬头的趋势; 这种现象不利于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 不利于新型农民的培养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秉持“读书至上论”的家庭则表现出一种非理性行为, 对教育认知存在偏见, 鄙视职业技术教育。

从河南省的情况可见一斑, 要解决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 既要改变农民思想意识方面的认识问题, 又要社会舆论做引导, 更要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公共资源享有等涉及民生问题方面向农民有所倾斜。

五、河南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路径选择

( 一) 广开农村增收渠道, 提高农民家庭收入水平

经过国外学者研究表明, 农村家庭收入与其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呈正相关。农村家庭经济水平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保障, 而人力资本投资反过来又促进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首先, 河南省各级政府应该重视加快改善农民生活水平,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创造条件让农民持续增收。鉴于河南省是人力资源大省, 富余劳动力较多, 可以由政府牵头对农民进行培训、组建劳务公司, 打造专业品牌、成建制输出劳动力。其次, 应该建立健全农村资本市场, 完善农民小额信贷制度, 发展庭院经济, 支持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土地流转资金扶持; 规范和保护民间自由信贷, 为家庭创业和投资提供安全快捷的农村金融环境, 把农村资本市场这池水搞活, 让创造财富的资源要素充分涌动。再次, 针对河南省农业大省的实际情况, 可以开展多元化的农村保险业务, 降低农民家庭及财产因意外受损而导致的返贫情况, 比如, 可以施行农作物保险、经济林、园林苗圃保险、家禽畜保险。

( 二) 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 我国医疗保险体系已覆盖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但医疗保障水平依然有待提高, 尤其是农村各项医疗设备很落后, 医务人员数量严重缺乏且水平有待提高。各地可以利用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服务于地方的医疗卫生事业。比如, 河南省可以在河南中医学院和新乡医学院两所医科院校培养农村紧缺的全科医生, 充实农村基层卫生事业需要; 也可以安排乡镇优秀基层卫生人员去市级甲等医院、医学院定期进修, 发扬“传、帮、带”的优良风尚。要建立完善农村大病医疗救助制度, 减少农民因病返贫的现象, 提高农村医疗补贴标准和完善农村卫生预防体系, 改善贫困地区现有医疗环境, 尤其是豫北太行山区和豫南大别山区等长期贫穷落后地区。政府及媒体应大力宣传健康教育、医疗保健、营养卫生知识的重要性, 让农民树立健康生活的观念, 增强其健康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 三) 大力发展农村社区教育, 提高农民文化科技水平

农民是农村建设的重要微观主体, 其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新农村的发展水平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进度。然而, 目前农民工技能素质普遍偏低, 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太少, 在就业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且现有初高中提供的课程和教学资源是无力改变这种现状的。有鉴于此, 河南省可以抓住新课改的契机, 针对实际勇于开拓创新, 改善目前初高中课程内容结构, 尤其是对职业技术学校增加实用技术培训, 提高实践能力; 另外, 还要大力开展农村社区教育, 由政府牵头, 县农广校、成人高校、农业职业学校、农业科研院所等多方参与的农民教育培训, 因地制宜、结合农民意愿和兴趣开展农村特色课程培训, 从而达到提高农民文化技能, 增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目的。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开展的特色产业加工生产, 学习“一村一品”特色种养殖经验, 开展厨师、焊工等紧俏工种培训等值得借鉴。

( 四) 树立积极的社会文化价值导向

首先, 要广泛宣传并形成整个社会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化氛围, 让广大党员干部、政府领导机关人员真正认识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可以尝试把地方辖区内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量化为政府绩效考核标准之一, 从而更加激发政府人员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视程度, 真抓实干, 把政策落到实处。其次, 要向农民群众广泛宣传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 使其转变关键、创新理念。消除农村家庭“读书无用论”和“读书至上论”两种偏激观点, 让农民学会理性、多元化人力资本投资, 除了子女教育, 还要学会提高自身技能水平。农民可以参加农村社区教育, 学会种养殖技术发展庭院经济,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用事实和数据给农民算经济账, 让他们看到真正的效益和好处, 使大家更有干劲, 更自觉地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最后, 政府应千方百计支持大学生就业, 鼓励大学生创业并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重拾人们对高等教育投资信心; 还应引导农民对子女教育投资多元化, 改变传统思想观念, 结合孩子兴趣和实际情况, 理性选择教育类型和目标, 不可对职业技术教育轻视鄙薄。

摘要：在农村人口比重较大、农民技能素质偏低的河南省要实现农民持续增收、农村繁荣发展的目标, 就必须对农村大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提升人力资本存量, 把巨大的人口包袱变为强大的人力资本优势。在中原崛起的大背景下, 文章通过对河南省近年来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明确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和制约因素, 最后提出了提高现有人力资本存量的政策建议。

家庭社会资本 篇9

工作和家庭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两个领域，也是个体最常扮演的两个社会角色。这两种角色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支持，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发生冲突（Greenhaus&Powell,2006）。解决工作家庭冲突已然成为当今工作人员不可避免的一项工作要求。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工作已不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种提升家庭整体利益的手段，更加鼓励员工为了家庭的整体利益而去工作（Spector et al.,2007）。一方面，在工作中，员工要面临激烈的职场竞争，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提升自我的工作技能，特别是对于新进员工，他们承受的工作压力更大；另一方面，员工还有照顾家庭的需求与责任。特别是在当前，“80后”已逐渐成为社会工作的中坚力量。而他们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经济上，他们除了要满足自己高质量的生活要求外，还要承担照顾老人以及抚育子女的重任。因此，一般都是夫妻双方同时参加工作，从而导致双方面临的家庭要求都比较高。而先前对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发现，其作为一种工作要求，不论是对员工还是组织而言，都将带来消极的结果变量，包括有工作倦怠，工作、生活满意度和心理抑郁等（Ford et al.,2007;Major,Klein,&Ehrhart,2002）。

那么，究竟如何控制工作家庭冲突问题？林忠等（2013）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在实践中控制前因变量的理论并不总能减少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研究者开始转向对调节变量的关注。而在对工作家庭冲突的调节变量的研究中发现，提供社会支持是最主要的办法。并且诸多学者也从工作域和非工作域两个角度，探讨社会支持对缓解工作家庭冲突问题的途径。但是，很少有研究通过探讨个体层面的变量来缓冲其消极效应。员工在面临工作家庭冲突时，为了减少这一冲突，需要消耗个人资源来平衡、处理这一冲突。基于这一过程，员工的个人资源（心理资本）在减少工作家庭冲突的消极效应方面可能有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近年来的研究已明确指出，心理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个性特征、一种积极力量（Avey,Luthans et al.,2011;Luthans,Norman,Avolio&Avey,2008），可以有效调节工作要求和个人内部动机之间的矛盾，抑制资源损耗过程（Xanthopoulou,Bakker,Demerouti&Schaufeli,2007）。工作家庭冲突作为一种工作要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过程中，不断地消耗员工的个体资源，那么，员工的心理资本处于高水平时，是否真的具有保护、缓冲作用呢？本文对此开展研究，根据资源保存理论的观点，对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和心理资本与工作倦怠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提出假设心理资本在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中起调节效应。研究结果为从更深层次理解和减少员工感知到的工作倦怠提供了新途径。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倦怠

工作家庭冲突作为一种角色冲突，是由工作和家庭领域某些方面不相容的压力而产生的冲突（Greenhaus&Beutell,1985）。Gutek等人（1991）进一步指出，工作-家庭冲突由两个有方向性的维度组成：工作家庭冲突（Work Family Conflict,WFC）与家庭工作冲突（Family Work Conflict,FWC）。工作家庭冲突是指由于工作的时间、压力等对家庭相关责任的干扰，例如，由于加班而不能参加家庭活动。家庭工作冲突是指由于家庭方面的需求而产生的对工作职责的干扰，例如，由于照顾生病的老人或孩子而不能上班。有研究表明，这两个维度有足够的区分效度，它们有一些相同的前因和结果变量，但是也有各自不同的前因和结果变量（Mesmer-Magnus&Viswesvaran,2005;Kelloway,Gottlieb,&Barham,1999;Williams&Alliger,1994；谢义忠，曾垂凯，时勘，2007；刘永强，赵曙明，2006）。Fub(2008）研究发现，家庭角色往往较少被结构化以及更多渗透到工作角色中，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工作家庭冲突。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个体感觉自己认为有价值的资源受到丧失的威胁、实际资源的丧失和资源投入后没有得到资源补充时会感受到工作的压力（Hobfoll,1989,2001）。员工在处理自身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时，需要调动个人资源和自我控制资源来平衡、处理这一冲突。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身的个人资源在不断地被消耗。长时间下去，工作家庭冲突得不到有效解决，员工长期经受着来自工作和家庭双方面的压力，最终将会导致其个人资源始终处于不足的状态，进而产生了倦怠感。以往研究的支撑大量研究已证实这一关系。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

H1：工作家庭冲突正向影响员工体验到的工作倦怠。

（二）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

Luthans等人将心理资本定义为个体一般的、积极的核心心理要素，包括符合积极组织行为标准的心理状态，由效能感（efficacy）、希望（hope）、乐观（optimism）和坚韧性（resiliency）这4个维度所构成（Luthans&Youssef,2007）。这4个维度分别代表了个体通过自身努力以及在面临困境时的坚持、对周围环境的乐观评估、对成功可能性的合理预期和在内在动机驱使下的行为倾向（Luthans,Avolio,Avey&Norman,2007）。同时，Luthans等（2007）的研究特别强调心理资本是一个高层次的核心概念，并用实证数据验证了心理资本作为高阶构念的解释力要大于其构成因子效力之和，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看待和研究。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拥有更多资源的个体更能够承受资源的丧失，并且能够整合资源的获得，反之亦然（Hobfoll,1989）。心理资本的关键角色就在于其既能通过强化员工的内部动机带来积极结果，又能有效调节工作要求和个人内部动机之间的矛盾，抑制了资源损耗过程（Xanthopoulou,Bakker,Demerouti&Schaufeli,2007）。若员工具有充足的个人资源，将能更好地应对工作带来的压力，就有可能防止或减缓出现负面结果。当代员工不可避免的都面临着或多或少的家庭工作冲突，感受着不同程度的压力。如果员工的心理资本处于高水平时，他们在面对各种工作要求和任务时，有信心并相信通过付出个人努力可以完成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会主动去制定分段任务以及完成路径，并能对其进行灵活调整，当遇到困难时仍能坚持不懈，迅速调整心态以更好的完成工作目标。而如果员工的心理资本处于低水平时，他们在面对各项工作要求时，并没有十足的信心去完成，从而在工作中所付出的努力相应的减少，而他们所面对的工作要求并不会改变，他们依然承受着工作带来的压力，长时间下去，他们在工作中将体验到倦怠感。因此，提出假设2。

H2：心理资本将调节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即心理资本处于高水平时，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倦怠的关系将变弱。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取

本研究的样本包括4家云南省制造业的237位一线员工。这4家企业分别涉及矿产、化工、食品制造和医药等代表企业。研究者在集团人力资源部的配合下，前往一线工作车间进行数据收集，要求被调查者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完成该问卷，并向被调查者承诺，调查结果完全保密，且仅用于科学研究。调查过程中，研究者在场对被调查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及时解答。部分调查中，研究者不在场，但是在调查之前对代理实施调查的人员进行了培训，并给他们提供了指导语和实施手册，问卷填写完成后，由公司人力资源部寄回。因此，本研究具有较高的问卷回收率，共计发放问卷280份，实际回收245问卷份，实际可用的样本237份数据，有效回收率为84.64%。

在可用于分析的237份问卷中，填答者平均年龄为30.54岁，标准差0.51。其中，65.67%为男性，57.27%为已婚或与伴侣住在一起；平均工作年限为年7.50年，标准差0.49;69.67%持有大专以上文凭。

（二）测量工具

1. 工作家庭冲突

本研究依据Gutek等（1991）改编的4条目单维度量表。该问卷也在很多研究中广泛使用（高中华，赵晨，2014）。问卷条目例如“下班后，我回到家往往累得没劲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问卷为里克特7点量表，0代表“完全不符合”，6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工作干涉家庭的程度越高。在本样本中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5。

2. 工作倦怠

本研究采用李超平、时勘修订的MBI-GS量表（李超平，时勘，2003）的测量问卷。该量表从“情绪耗竭”、“去个性化”、“低个人成就感”三个方面症状描述工作倦怠，共包括16个条目。条目例如“下班的时候我感觉精疲力竭”。问卷为里克特7点量表，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在本样本中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4。

3. 心理资本

心理资本的测量采用心理资本理论的原发者在中国大陆样本中使用过的中文版心理资本问卷（Luthans,Avolio,Walumbwa,&Li,2005）。该问卷也在很多研究中广泛使用（赵简，孙健敏，张西超，2013）。该问卷由测量自我效能、乐观、希望和抗逆力四个子量表构成。每个子量表有6个条目。总的是24个条目，例如，“我相信自己能分析长远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问卷为里克特6点量表。在本样本中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0。

三、研究结果

（一）描述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表1报告了样本中研究主变量的均值、方差和相关系数。我们注意到，从相关来看，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倦怠与心理资本3个变量间，除工作家庭冲突与心理资本并不显著相关外，其余均两两相关，且均达到0.001显著性水平。此外，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负荷呈中度相关，这些相关性结果为后续分析假设检验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注：N=203；***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对角线上是一致性系数。

（二）心理资本的调节效应检验

我们以工作倦怠为结果变量进行了层次回归分析（表2）。在模型1中加入了人口统计学变量、收入和部门作为控制变量，以及工作家庭冲突、心理资本。在模型2中引入交互作用项，对解释变量都进行了中心化处理，结果如表2所示。从中我们发现，心理资本对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倦怠关系的调节效应显著。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为进一步分析这一调节效应，分别在高水平心理资本（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和低水平心理资本（低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下做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倦怠的回归关系图（图1）。可以看到，在高水平心理资本下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倦怠之间的正向关系（β=.34,p<.001）要强于水平心理资本下，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倦怠之间的正向关系（β=.20,p<.001），表明高水平心理资本下，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倦怠的影响更强。这一交互效应在主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2.0%的方差解释。因此，本研究假设2得到了支持。

四、讨论

本研究发现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将导致员工体验到工作倦怠感，这与前有些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同时，本研究也发现员工的心理资本将调节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影响工作倦怠的关系，这是前有研究关注较少的一方面。在工作资源-要求模型中，已指出个人资源（心理资本）与工作资源的作用是相同。在实证研究中，工作资源对工作要求影响工作倦怠的调节作用得到了广泛的支撑，但是对于心理资本的调节效应，仅是在理论上探讨的较多，用实证数据进一步解释其机理的相对较少。本研究运用云南省4家制造业一线员工数据进一步检测了心理资本的对工作要求对员工的消极效应存在缓冲保护作用。同时，Luthans和Avolio(2007）对心理资本的研究发现，心理资本既具有状态性可以进行干预和开发，具有可塑造性和可发展性，这就使其具有了明确的资源意义。因此，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各个环节中（如招聘、培训），可将发展心理资本作为一项重要的增值投资，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成本耗费”。

参考文献

[1]Ford,M.T.,Heinen,B.A.,&Langkamer,K.L.(2007).Work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and conflict:a meta-analysis of cross-domain relations.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92(1),57.

[2]Greenhaus,J.H.,&Powell,G.N.(2006).When work and family are allies:A theory of work-family enrichment.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31(1),72-92.

[3]Hobfoll,S.E.(1989).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A new attempt at conceptualizing stress.American psychologist,44(3),513.

[4]Kelloway,E.K.,Gottlieb,B.H.,&Barham,L.(1999).The source,nature,and direction of work and family conflict: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4(4),337.

[5]Luthans,F.,Avolio,B.J.,Avey,J.B.,&Norman,S.M.(2007).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Measurement and relationship with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Personnel psychology,60(3),541-572.

[6]Luthans,F.,&Youssef,C.M.(2007).Emerging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Journal of management,33(3),321-349.

[7]Xanthopoulou,D.,Bakker,A.B.,Demerouti,E.,&Schaufeli,W.B.(2007).The role of personal resources in the job de mands-resources mode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ess management,14(2),121.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抑制 篇10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市民抑制；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F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7-0134-04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21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成为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全国总工会发布的2010年《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称，在我国2.3亿职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占近一半。他们作为新一代产业工人，其最终归宿必然是城市未来的新市民，否则他们在农村不能安定，在城市也不能安居，就业无着、保障缺失、不能进入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这类低收入的群体只能到城市去找零活，形成许多转型国家面临的难以根除的“贫民窟”现象。为进一步测度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阻碍程度及其影响因素，本文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的概念，即具有市民需求而无市民供给的情况。测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抑制程度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准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特点和发展趋势，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

1数据描述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沈阳和余姚两地区的实地调研，总共获得583份有效调查问卷，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有268份，约占50%。余姚地区全部农民工的有效问卷数量为296份，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样本量为114份，占农民工总数的39%；沈阳地区全部农民工的有效问卷数量为287份，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样本量为154份，占农民工总数的54%。样本概况如表1所示。

为进一步对比样本中两类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差异，笔者分别从留城意愿和以后是否会定居在打工城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我们可以发现，沈阳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喜欢城市生活所占的比重更大。尽管两地区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都喜欢城市生活，但实际是否会定居在打工城市却具有较大的差别。调查的样本地区中，余姚高达80.7%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不会定居在余姚，沈阳也有接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不会定居在沈阳，是他们想去其他城市还是无能力定居在打工城市？什么因素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定居呢？

表1样本概况

Tab.1Sample summary变量

Variation频数

Frequence变量

Variation频数

Frequence变量

Variation频数

Frequence社会网络高度居住方式职业阶层zy频数0=无1230=散居1721=务农、无工作11=有1391=聚居966=家庭保姆19受教育程度经常联系朋友11=餐饮服务人员971=初中以下611=打工城市12620=产业工人1152=初中1572=农村老家8953=行政办事人员63=初中以上503=其他5364=经济业务人员9对收入满意度经济阶层71=企业管理人员211=很满意81=下等87外出务工目的2=满意382=中下等1021=农村无发展763=一般1253=中等742=挣钱934=不滿意784=中上等43=向往城市585=很不满意185=上等14=其他41婚姻性别居住时间0=无配偶781=男1431=3年以下1951=有配偶1902=女1252=3年以上73注：①本文采用“拜年网”中的网络高度指标来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高度，即在“拜年网”中，互相联系的亲戚和朋友是否具有从事公务员、教师和医生行业的，若具有从事高社会职业的样本，即为具有高的社会网络资本，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②根据周玲（2004）和边燕杰（2002）对不同职业进行的打分赋值，划分职业阶层，具体可参见周玲（2004）的文章。

周密等：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抑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7期表2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意愿与决定

Tab.2Willinness and decision of settlingdown in

different sample areas变量

Variation混合样本

Pooling sample余姚

Yuyao沈阳

Shenyang频数

Frequence频率（%）

Frequency频数

Frequence频率（%）

Frequency频数

Frequence频率（%）

Frequency留城

意愿0=农村9234.334942.984327.921=城市17665.676557.0211172.08是否

定居0=否17364.559280.78152.61=是9535.452219.37347.4合计268100114100154100

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的测度本部分的主要内容即将发表在《农业技术经济》中,但考虑到文章的完整性和连贯性,以及篇幅的限制,这里仅做简要介绍。

nlc202309030915

2.1市民化需求和市民化供给的测度

本文假定，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市民化需求，即农民工有想成为市民的意愿，且有能力在打工城市定居；另一方面是市民化供给，即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处于中上等经济阶层，预期城市会给予其市民身份.具体操作中，我们分三个层次来识别农民工的市民需求（见表3）：第一个层次，对应问题（1），如果农民工选择①，则认为其存在市民需求；第二个层次，对应问题（2），如果农户选择①，视作存在市民需求，再结合问题（3）作进一步的分析和判断；最后一个层次，对应问题（3），如果农户选择③和④则视为存在市民需求。经过识别，在268个新生代农民工的样本中，对市民化存在需求的新生代农民工共有122个。在此基础上确定需求方程的因变量，有市民需求取值1，反之取值0。市民供给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是否高于打工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来度量，当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高于打工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时，表示城市政府具有市民供给，取值1，反之取值0。

表3农民工市民化需求的直接识别

Tab.3Direct identification of the citizendemand of

migrant workers序号

Number问题

Questions问题选项

Choices样本个数

Sample number1是否永久定居在打工城市①是；②否；①=95

②=1732您更喜欢城市生活还是农村生活①城市；②农村；①=98

②=753*您觉得自己的收入水平在打工城市属于哪种水平①下等；②中下等；③中等；④中等以上；①+②=71

③+④=27注：*只有问题（1）中选择“②否”才回答问题（2）；只有问题（2）中选择“①城市”才需回答（3）。

2.2市民化抑制程度的测度

本文拟估计一个供需均衡的联立方程模型，以测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抑制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然而被解释变量均为0-1分布变量，这决定了经典形式的联立方程是不能解决该类问题。本文借鉴李锐等［1］和黄祖辉等［2］的研究方法，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进行估计。令y*s代表市民供给意愿的隐含变量，ys代表城市是否愿意供给的决策变量；y*d代表市民需求意愿的隐含变量，yd代表农民工是否愿意定居城市的决策变量；X1为影响市民需求的解释变量，X2为影响市民供给的解释变量。假设ε1和ε2服从联合正态分布，建立联立模型如下：

y*d=β′1X1+ε1,若y*d＞0,yd=1;否则yd=0

y*s=β′2X1+ε2,若y*s＞0,ys=1;否则ys=0（1）

E(ε1)=E(ε2)=0,var(ε1)=var（ε2）=1，cov(ε1,ε2)=ρ

这里我们采用p=(ys=0,yd=1)表示每个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抑制程度，即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具有市民需求但缺少市民供给的概率。本文采用个体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抑制程度的平均值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抑制程度。

3市民化抑制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第二部分的回归结果，预测出调查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市民抑制程度为：23.26%，其中沈阳和余姚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抑制程度分别为16.03%和2832%。本文根据Machado and Meta［3］提出的分位数分解方法，运用stata10.0软件对市民抑制程度进行分解，该分解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特征的不同引起的，另一部分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变量分布不同引起的。

3.1市民化抑制程度的地区差异及其解释

地区差异的分解结果如图1（a）所示，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市民抑制程度的分布区间中，总差异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这表明地区间的市民抑制程度差异逐渐扩大；特征差异曲线基本保持水平，但在高市民抑制程度的分位点上略有上升，系数差异曲线的走势基本与总差异曲线类似，这表明市民抑制程度的地区差異主要来自于系数差异。从三条曲线的关系上，可以发现总差异曲线基本与系数差异曲线重合，即市民抑制程度差异主要由系数差异引起。

3.2市民化抑制程度的人力资本差异及其解释

人力资本差异的分解主要采用“是否具有高中、中专等学历”这一指标来衡量，这里是假定在信息充分条件下，农民工市民化阻碍的影响因素只是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结果如图1（b）所示，特征差异曲线基本呈现一个倒U型的变动趋势，在第4个十分位数以后第6个十分位数之前，特征值差异达到峰值，特征差异上升到0.2，有的接近0.3。这说明，在市民抑制程度分布的中间，人力资本结构的差异大于市民抑制程度分布的两端。也就是说，与仅受过基础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市民抑制程度不是很高的地区中等教育的人力资本优势较明显。而在市民抑制程度高于80%时，总差异曲线高于特征差异曲线，这说明在特征优势转化为市民化的优势情况下，还存在着高人力资本逆市民化的“优势”，即高人力资本选择不留在打工城市，它意味一种制度性的排斥，说明在市民抑制程度高的区间，人力资本对市民抑制的贡献低于人力资本价值性的制度性的市民抑制优势，即不同地区制度差异或文化差异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阻碍的重要因素。

3.3市民化抑制程度的社会资本差异及其解释

社会资本差异的分解主要采用“是否具有高的社会网络”这一指标来衡量，这里是假定在一个仅凭“关系”的社会，或者说农民工个体特征无法辨识，即个体能力水平无法通过市场化的办法识别，而仅仅依靠“关系”了解。社会网络高度的分解结果如图1（c）所示，特征差异曲线低于总差异曲线，这意味着分布在这一区间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促进市民抑制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或者说社会资本的优势能够显著降低市民抑制程度，这也与前文分析所得到的结论相一致，即社会资本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4结论与讨论

nlc202309030915

市民化程度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市

图1分位数分解结果

Fig.1The results of quantile regression decomposition

注：Machado and Meta分解，控制变量分别是社会网络高度、受教育年限、收入满意度、婚姻状况、性别、居住方式、在城市生活时间和职业阶层；社会网络高度、收入满意度、婚姻状况、性别、居住方式、地区、在城市生活时间和职业阶层；地区、受教育年限、收入满意度、婚姻状况、性别、居住方式、在城市生活时间和职业阶层。

民抑制程度则从农民工城市进入困难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本文选择沈阳与余姚两城市进行问卷调查，测度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市民抑制程度为23.26%。在不同市民抑制程度的区间上，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影响是不一致的，在市民抑制程度较高的时候，受到较高的教育会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相应的政策含义是，首先，鼓勵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资本重构，发展和健全工会组织，吸纳新生代农民工的加入，提高其组织化程度，切实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尊重进城农民工参与社会管理的公民权利，可制定相关法律，保障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有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其次，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乡一体的就业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子女就学、劳动保障等公共服务支出，同时，加强对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造就合格的产业工人，为城市提供高素质的新市民，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源。

（编辑：刘呈庆）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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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会资本 篇11

人力资本是人本身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的综合, 是投资的产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途径有两个:一是体力投资, 即对营养和健康的投资;二是智力投资, 即广义的教育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家庭。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 我国实行了高校收费制度改革, 教育投资越来越多地由家庭承担;同时, 由于农民不享受公费医疗, 健康投资也主要由家庭承担。家庭是人力资本投资最直接的投资者和收益者。本文以河南省为例, 对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状况进行动态实证分析。

一、河南省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动态变化分析

教育投资是一个较广泛的概念, 既包括正规学校教育的投资, 也包括在职培训以及生产、劳动技能的学习。教育投资对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最直接有效,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里所指的教育投资是指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表1和表2显示了1980~2007年河南省农村家庭年人均教育投资的动态变化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 农村家庭的人均教育投资呈总体上升趋势, 从1980年的2.8%增加到2007年的7.93%。农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980年的135.51元增加到2007年的2676.41, 增长了19.75倍;人均教育投资从1980年的3.8元增加到2007年的212.36元, 增长了55.88倍。这充分说明, 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增长速度远快于家庭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另外, 从表中还可以看出, 在人均教育投资绝对量明显增加的同时, 教育投资的比例存在一定的波动。从图1看, 我们可以依据教育投资比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从1980年到1990年。该阶段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比例较低, 特别是1985年以前, 农村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微乎其微。同时, 恩格尔系数比较高, 农民的收入主要用于食品和衣着。第二阶段, 从1990年到2003年。在这一阶段, 农村家庭对教育的投资比例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7年后, 我国高校招生全面实现并轨, 加重了农村家庭子女的学费负担, [2]增加了农民对教育的投资额度。从1999年起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也激发了农村家庭对教育的投资。10年来, 就全国范围来看, 我国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飙升至现在每年3000元到10000元不等, 而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3]随着教育投资成本的急速上升, 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仍是逐年增加, 这说明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 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意识到对家庭成员进行教育投资的重要性。第三阶段, 从2003年到2007年。该阶段农村家庭对教育投资比例波动下降, 从2003年的10.67%下降至2007年的7.93%。高校扩招圆了许多学生的“大学梦”, 但随之而来的是高等教育质量和信誉度的下降以及严峻的就业形势, 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尤为严重, 即使能够找到工作, 由于竞争性的工作环境, 也使得预期的工资收入降低。2003年左右, “新读书无用论”开始在农村蔓延。虽然大多数农村家庭意识到对教育投资的重要性, 希望子女读书、出人头地, 但面对着高额的教育代价以及暂时的“零回报”时, 很容易失去对教育投资的热情。

资料来源:根据《河南统计年鉴》 (1981~2000年) 各年数据计算整理。

资料来源:根据《河南统计年鉴》 (2001~2008年) 各年数据计算整理。教育投资包括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等投资。

另外, 从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构成上看 (见表3) , 2000~2007年农村家庭用于教育的投资呈波动下降的趋势。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从2000年的10.11%下降到2007年的7.93%, 2002~2003年的波动表现得特别突出。但2000~2007年在生活消费

资料来源:根据《河南统计年鉴》 (2008年) 数据计算。

支出比例的排名中, 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一直稳居第三位, 仅次于食品和居住。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从2000年的49.71%下降到了2007年38.01%, 恩格尔系数逐渐下降。这表明,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 解决温饱问题以后, 对教育的需求依然强烈, 教育投资在农村家庭生活中的地位相当重要, 仅次于食品和居住投资。

以上对河南省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变化状况及投资结果分析表明, 农村家庭对教育投资的绝对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 教育投资增幅较快, 说明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 解决温饱问题以后, 对教育的需求增强, 仅次于食品和居住投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 近几年教育投资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呈现下降的趋势, 一方面反映了农村教育本身的困境,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为教育投资主体的农村家庭其教育投资意愿的降低。

二、河南省农村家庭健康投资动态变化分析

健康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中最基本的投资, 只有健康的机体才能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从广义上来讲, 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对健康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都是健康投资的组成部分。但这里所讨论的健康投资是指医疗、保健方面的投资, 是狭义的健康投资。

资料来源:根据《河南统计年鉴》 (1981~2000年) 各年数据计算整理。

资料来源:根据《河南统计年鉴》 (2001~2008年) 各年数据计算整理。

由表4和表5可知, 河南省农村家庭年人均健康投资的绝对值由1980年的4.3元上升到2007年的173.19元, 增长了40.28倍, 健康投资占人均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也由1980年的3.17%增加到2007年的6.47%。从农村家庭健康投资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来看, 自1980年以来一直呈稳步上升的趋势。还应看到的是, 由于农民不享受公费医疗, 且近年来医药价格上涨幅度较大, 因而使得医疗保健支出也相应增加。农村家庭对医疗保健的投资更多是在医疗上而不是在保健上。[4]因此, 可以说农村家庭对健康投资比例的上升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医药价格上涨所致。另外, 从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构成上看 (见表3) , 1980年医疗保健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排第六位, 2007年仍然位于第六位。从这一角度讲, 农民的医疗保健问题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由于农民收入的限制, 农村家庭的保健支出非常有限, 仅就医疗而言, 农民“看不起病”或“不愿看病”的现象仍比较突出。

三、结论

通过以上对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态分析可以看出, 从历年人力资本投资的绝对值变化来看, 无论是教育投资还是健康投资, 总体上都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而高校扩招、高校毕业生自主择业、严峻的就业形势以及“新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地区的蔓延, 导致了农村家庭对教育投资意愿的降低。另外, 通过统计资料我们还可以看出, 尽管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与过去相比已经有很大的增幅, 但与城镇家庭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2007年河南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投资为936.55元, 而农村家庭人均教育投资为212.36元, 农村家庭教育投资仅为城镇家庭教育投资的22.67%;2007年农村家庭人均总支出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家庭的34.2%, 而农村家庭人均健康投资也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家庭的27.64%。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农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 但与城镇居民的距离却在拉大。尽管农村家庭用于教育、健康的投资比例有所提高, 但仍然与城镇居民家庭有较大的差距。可见, 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状况仍不容乐观。因此, 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

四、对策建议

首先, 通过多途径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在制约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诸因素中, 收入是一个很强的约束条件。分别选取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作为主要的变量建立对收入的一元回归方程, 利用时间序列数据通过Eviews软件做回归, 测算出教育投资的收入弹性为1.074, 健康投资的收入弹性为1.539, 均大于1。很显然, 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大小和收入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提高农民收入, 对改善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意义重大。国家可通过减轻农民负担, 进行农产品结构调整, 逐步发展农村经济,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而多渠道分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 不仅能够较快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含量, 还能增加收入, 提高其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

其次, 从宏观层面上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扶持力度。发展农村教育要重视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实现城乡统筹, 把农村教育放在重要地位。解决农村教育的问题, 必须改善农村的教学条件, 包括校舍、设备、远程教育等。国家必须从财政投资政策上向农村倾斜, 分阶段、有计划地加大对农村教育投资的力度, 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 不断改善农村的教学条件。[5]同时, 要下决心解决农村教育缺乏的问题。农村教师在农村教育中起着关键作用, 因此国家应出台具体优惠政策, 引导、鼓励各类师范院校毕业生去农村学校任教, 逐步改变农村师资力量不足和师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另外, 还应调整我国现行的高校招生制度, 在招生政策和招生指标方面向农村倾斜, 激发农村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第三, 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让人学会技能和本领, 从而能够就业、生存、为社会服务。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多种机制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 是提高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满足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的有效途径。[6]国家必须重视农村职业技术教育, 出台具体的引导办法, 增强农村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包括加大农村职业教育投入, 逐步对农村职业教育实施免费的政策。同时, 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学科设置要和社会需求相吻合, 为农村经济发展培养出大批实用型人才, 以适应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最后, 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目前, 我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没有广泛建立起来, 农村医疗保障的覆盖率不到10%, [7]面对医疗费用的不断攀升, 农民个人难以承担, 医疗保健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只有建立健全农村的医疗保险制度, 才能为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提供外部保证。因此, 当前迫切的任务是, 尽快在农村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医疗保险制度, 增加对农村医疗卫生设施的投资, 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等, 使医疗费用能够控制在农民的支付能力以内, 从而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得性, 促进人力资本的投资。

摘要：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 政府、农村家庭都是重要的投资主体。本文从微观投资主体——家庭入手, 以河南农村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为基础, 收集了大量资料, 较系统地分析了农村家庭教育和健康投资的动态变化状况。针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不足的现状, 本文认为除了通过多途径增加农民收入外, 还应从宏观层面上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扶持力度, 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针对农村家庭健康投资低的现状, 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促进农村家庭健康的投资。

关键词：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健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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