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功能（精选8篇）
社会资本功能 篇1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梳理与界定
资本理论的发展经历了“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一个过程。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最初是用以描述与土地和劳动相对应的一种物质的生产要素。之后,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和加里·贝克尔通过将人力资本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 将资本的外延扩展为可以带来增值的所有资源[1]。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首先提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布尔迪厄认为, 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具有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 主要由确定社会或群体成员身份的关系网络所构成。布尔迪厄的主要贡献在于区分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问题[2]。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科尔曼认为, 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 其表现形式是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3]。进一步对社会资本进行讨论的是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帕特南将公民社会、社会资本与民主联系起来。他的结论是, 关心民主和发展问题的人, 应该通过促进地方组织的转型而不是依靠国家制度来加强公民社会。“建立社会资本并非易事, 它却是使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因素。”[4]
以下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概念也需要关注。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亚历詹德罗·波茨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获取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 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5]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更多把社会资本理解为促进社会信任的社会规范, “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的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6]美籍华裔学者林南则认为, “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中获取的、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7]
根据已有的定义, 我们可以对社会资本做出更加清晰的界定, 社会资本是一种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为目的、以关系网络和文化规范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源。这一定义包括四个要素: (1) 集体行动。社会资本的价值是创造人们的集体行动, 并通过集体行动解决问题; (2) 非正式网络。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是社会关系网络; (3) 互惠规范。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信任和互惠的文化规范; (4) 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外在表现是一种可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
二、社区体育对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意义
传统体育与资本关系的研究往往关注体育和人力资本的关系, 如司荣贵对体育在人力资本形成中作用的研究[8], 再如王彤对体育提高人力资本功能的研究[9]。将社会资本引入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并不是本文的新创, 相关的研究已经出现一些, 如许月云等对侨缘社会资本对侨乡社会体育发展功效的研究[10], 徐延辉等对社会资本在辽宁省运动员成长过程中作用的研究[11], 周结友和裴立新关于社会资本与全民健身运动相关性的研究[12]。许月云等的论文和徐延辉等的论文主要是关注社会资本对体育发展的积极作用, 周结友和裴立新的论文主要关注社会资本与全民健身的宏观关系, 本文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试图关注社区体育对社会资本的构造性功能。
社区体育是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一个概念, 一般是指称所有较小范围的区域性体育活动。王凯珍通过对国内44位体育理论和群众体育管理方面专家的调查, 总结出社区体育的四个本质属性: (1) 社区体育是区域性的体育活动。 (2) 社区体育的主体是全体社区成员。 (3) 社区体育以本社区的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施为物质条件。 (4) 社区体育不仅要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 并且要通过开展体育活动达到巩固社区感情的目的[13]。对社区体育概念的进一步探讨不是本文的旨趣, 本文试图对社区体育对社会资本的构造性功能进行分析。对于这一点, 笔者的基本观点如下:
第一, 社区体育可以减弱人们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人类的集体行动一直存在困境, 即人们总是希望搭别人的便车, 而自己不希望承担解决问题的成本。经典的理论模型就是哈丁的“公地悲剧”、“囚徒困境”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困境”。社区体育以居民小区为活动范围, 以小区体协、社区活动站和社区俱乐部为活动组织将小区居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在社区体育活动中的参与者是相对平等, 在这种情况下, 认同性的合作更容易实现。比如, 以社会体育活动组织为中心来组织社区的公益活动比较容易成功。社区体育可以在合作互利的基础上推动人们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
第二, 社区体育可以构造社会资本所需要的人格性网络。根据肯尼斯·纽顿的理解, 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性网络[14]。这些非正式网络的特征是松散建构、经常变动和非组织化。社区体育中的体育活动站更多体现了非正式网络的特征。体育活动站往往是人们在体育自主意识支配下形成的组织, 表现出就地就近、经常性、业余性和民间性的特点。社区体育活动站不存在稳定的单一的中心, 也就是不存在行政上的管理和强制, 这也正是社区体育的价值所在。
第三, 社区体育可以促进社区互惠规范的形成。社区体育构筑了一个社区居民间通过体育活动进行多次博弈的平台。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不会产生合作解, 因为背信使博弈双方形成一个纳什均衡。而多次重复博弈则使得博弈双方采取“一报还一报”战略。如果个体之间反复地进行互动, “短期利他、长期利己”的互惠规范就会产生。在社区体育活动中, 练习者之间、辅导员之间、社会体育活动管理者之间以及辅导者与被辅导者之间、管理者与辅导者和练习者之间都会结成尊重与被尊重、辅导与被辅导、管理与被管理的持续互动关系。在互动的早期阶段, 制度化的契约, 可以保证互动的顺利进行。通过社区体育行为体各方间平等且频繁的长期互动, 互惠规范逐渐沉淀为各方的互动法则。
第四, 社区体育可以促进社会资本中资源属性的发挥。社区体育不仅可以帮助社区居民增强体质和休闲娱乐, 更为重要的是社区体育可以有效地把社区凝结在一起。当社区出现突发性事件, 或者社区中某一分子需要社会帮助时, 社区体育活动的活动伙伴都可以以社会资源的方式提供帮助。这一点可以弥补现代社会的弊端。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原子化和职业化。个人问题的解决往往不是诉诸所在的社区团体, 而是诉诸职业化的社会。这一方式有利有弊。职业化解决方式的优点是可以节省个人维持社会关系的时间, 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职业化的服务也是有质量保证的。职业化解决方式的缺点是人文关怀的缺失。所以, 社区体育可以作为职业化解决方式的弥补手段出现。从这一意义上讲, 社区体育中结成的社会网络就是一种可获取的社会资源, 可以在职业化解决方式之外为社区居民提供帮助。
三、结语
社区体育在未来中国社会体育发展中的比重应该加大。社区体育不仅可以发挥满足社区成员体育需求和健康需要的功能, 更为重要的是, 社区体育可以增加社区的社会资本。在现代化进程中, 由于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公民相对剥夺感增加, 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逐渐增加, 近年来社会中群体性事件和暴力违法事件的增加就是明证。在这一背景下, 以社区为单元, 以社区体育锻炼为媒介, 以社区体协、社区活动站和社区俱乐部为组织的公民交往活动可以增加社区的社会资本和促进公民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
摘要：社区体育不仅可以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 而且可以增加社区的社会资本。社区体育对社会资本的构造性功能主要体现在减弱人们集体行动困境、构筑人格性网络、形成社区互惠规范和发挥社会资本资源属性等四个方面。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区体育,非正式网络
社会资本功能 篇2
第2期（总第2期）
市属国资系统深入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0年9月27日
本期要目
1.市国资委贯彻落实在职党员进社区推进会暨机关党组织服务创新创业动员会会议精神
2.中组部王秦丰副部长关于创先争优活动和基层党建工作的讲话 3．携手共创共建 服务创新创业——市国资委机关党支部与市农业担保公司党支部开展共建党日活动
4．会议中心党委开展结对培养 抓好外地员工入党发展工作
市国资委贯彻落实在职党员进社区推进会 暨机关党组织服务创新创业动员会会议精神
论公司资本的功能和局限 篇3
法律意义上的资本是指“公司章程所确定的各股东出资构成的公司财产总额”, 即注册资本。1资本, 可以说是公司独立的信用基础和经营基础。公司资本所承担的最重要的功能便是警示和担保。
1. 资本的警示功能
警示功能主要是通过限定股东出资的形式和构成来实现的。现行《公司法》第27条规定, “股东可以用货币或者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进行出资;但是,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这里“不得出资的财产”是指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设立担保的财产。另外, 第27条还规定:“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30%。”, 此款是通过规定货币出资最低额来限定出资的构成。如此, 货币出资或非货币出资, 其出资财产本身的价值都能使公司的资本额得以确定并记载, 公司的相对人就能大致了解公司的经营基础和财政状况, 从而可以警示他们是否愿意与公司进行交易、进行多大数额的交易。
2. 资本的担保功能
担保功能主要是通过规定公司登记时必须达到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额才能成立来实现的。公司资本一经确定注册, 即成为相对固定的金额, 非经法定增资、减资程序不得变更, 这也是旨在保证公司在运营过程中有不低于资本额的资产, 从而为债权人实现债权起到有效的担保。最低注册资本制度是立法对以公司形式从事商业活动的经营者进行的一次过滤和筛选, 它可以排除一部分不具备经济实力的经营者进入, 从而保护公司相对人的利益, 发挥担保功能。
二、公司资本的局限
1. 限定出资形式的局限
限定股东的出资形式, 是公司法为了使资本起警示和担保作用的一项重要规定, 但是一味地限定出资形式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首先, 从资本的警示功能来看。公司相对人真正关心的往往并不是股东的出资形式, 而是公司资本具体的构成方式, 即货币和非货币资产在资本总额中各自所占的比例。如果这些信息是公开且真实的, 债权人随时都可以查阅, 那么他们会自行判断是否需要和该公司进行交易。因此, 想要给相对人以警示, 并不一定要限定出资形式, 关键在于要强化信息披露制度。立法上可以规定公司章程必须载明股东的出资形式、所确定的价格以及在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例等相关事项, 也可以要求公司在申请设立登记时, 必须将相关内容向工商登记机关登记备案。 (2) 如此, 公司相对人可以轻易地从工商登记机关处获得相关信息, 自行定夺交易与否, 风险自负。这样, 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公司的意思自治机能, 使股东最大程度利用现有资源积极出资, 还可以保障并促进市场交易有序、健康地发展。
其次, 从资本的担保功能来看。限制出资形式的担保功能只有在公司破产时才能真正体现出来。从立法上来看, 信用、商誉等无形资产不能用来出资是因为当公司面临破产时, 这类出资无法作价变现或转让, 不能用来清偿债务, 从而加大了各债权人的风险;相反, 其他资产则能在此时发挥其资本的担保功能。但从正常的商业交易角度来看, 公司和公司相对人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 而且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角色是处于不停的互换之中, 并没有谁是绝对的弱者一说, 法律要做的只是建立并保护程序公正, 让当事人自由地交易、合作和竞争, 让他们自负风险。况且, 民法上现有的制度已足够保护债权人, 如设定抵押, 提供担保等等, 并不需要一个本身有缺陷的限定出资形式制度来规避一些风险。
因此, 立法上应当取消对出资形式的限定并强化信息披露制度。
2. 最低注册资本制的局限
最低注册资本制是我国公司法资本制度中最受学者诟病的一项制度。最低注册资本制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与其合理性相比, 其不合理性显得更为突出和尖锐。
第一, 尽管新《公司法》对最低注册资本额的要求已经做了下调和降低, 但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仍然排斥了最广大的平民百姓, 使经营公司这一商事活动成为了富人们的专属游戏。许多人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选择需要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模式, 而他们往往却是最没有风险承担能力、最需要有限责任保护的。
第二, 虽说最低注册资本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发挥资本的担保作用, 但在复杂多变的具体经营、交易过程中, 它反而却承担不了应有的担保功能。这是因为, 公司设立时的资本会在公司实际运营过程中发生改变, 当初的担保额度和能力也随之改变。并且当清偿债务时, 公司是以其全部财产作为对外承担责任的担保而非仅其资本。对债权人来说, 当公司运营顺利, 盈利丰厚时本就不必担心债权的实现;而当公司运营失败, 濒临破产时, 最初的资本通常已经所剩无几甚至是荡然无存, 这样的担保实际上也只是虚无缥缈而已。
鉴于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不合理性, 应当取消由国家统一强制的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额, 而由当事人自主申报最低注册资本作为替代, 工商机关只需负责登记公示。恰如美国学者汉密尔顿所说, “任何关于最低资本额的规定都是武断的, 也不能对债权人提供有意义的保护”。适合的注册资本数额, 也是“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的。
参考文献
[1]崔庆东.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改善和完善—从资本功能的角度分析[D].郑州大学, 2008.[1]崔庆东.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改善和完善—从资本功能的角度分析[D].郑州大学, 2008.
论广义资本结构的财务激励功能 篇4
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是由一系列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而自愿结成的一组契约关系的集合体。在这个契约集合体中,每个利益相关者都依照契约规定向企业提供所需资源,同时也从企业中获取相应的报酬。这些利益相关者提供的资源可分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即广义资本。提供物质资本的利益相关者有权益资本所有者和债务资本的债权人,提供人力资本的利益相关者有企业管理者和员工。传统经济理论与财务管理只注重物质资本所有者以企业所有者身份对人力的激励,这时人们对人力只作为资产看待,是物质资产财务激励的对象而不能享有产权。因而物质资本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最稀缺的资源。同时,资本结构理论基本上只注重分析物质资本即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的融资渠道及其构成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谁能最快地了解并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谁能满足客户需求的发展,谁就可能获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谁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而这种主动权的获取必须充分依靠和利用企业人力资本提供者的创造性。因此,人力资本在企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衡量一个企业未来市场价值的主要计量指标。
如上所述,研究现代企业融资结构问题,必须要研究企业广义资本结构问题,也就是既要研究物质资本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财务激励问题,也要研究人力资本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财务激励问题。
二、物质资本结构的财务激励功能
物质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物质资本来源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现代企业由于可供选择的资本融资渠道多种多样,不同融资渠道的物质资本其成本、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与所获得的报酬不同,因而对企业的管理者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和约束。从这一点看,物质资本融资结构就具有一种财务激励功能。
(一)物质资本结构的财务激励功能理论分析
关于物质资本结构与企业财务激励机制二者关系的理论主要有代理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控制权转移理论。
代理成本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就是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如何选择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减轻股东(委托人)与经理人(代理人)之间利益目标不一致而发生的冲突。该理论认为:负债作为一种机制和手段会减轻这种冲突。因为,一方面,通过运用负债可以减少经理人员所控制的净现金流量,进而降低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债务付息是一种硬约束,破产机制会使经理人员失去暂时性的决策权和永久性的受雇权,这种威胁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经理人员挥霍式的投资而致力于提高资产运行效率,增加公司价值。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由于存在经理人员比普通投资者掌握更多、更真实的企业信息这种现象,企业外部的投资者可能不理解公司的融资结构安排意图,从而使企业发行新股增加额外的成本,因此企业在决定融资顺序和资本结构时,应考虑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不同预测。该理论还认为:公司只有在不能负债时,或股价被高估时,才发行新股;若投资者能够预期到企业融资顺序的合理性时,才可以发行新股,这需要将大部分留存收益转作生产性资金,以提高股本比重,保持较强的融资储备能力。总之,企业的新股融资在不对称信息环境中成为一种风险较大、代价过高的融资方式。
控制权转移理论认为:现代企业的最基本的产权特征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而产权结构已不再是单一所有者的业主制,而是一种多元产权结构,从而使得所有权模糊起来,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便是经营者支配和控制企业。这种经理人控制的直接后果就是股东利益遭到侵犯。由于经理层在企业拥有控制权,因此即使企业经营业绩不佳也不会主动清算。在这种情况下,债务的存在能够使公司破产的概率增大,即企业控制权转移的可能性增大,经理层为防止控制权的转移,就会主动减少公司资产被无效使用的情况,因而经理层的投机性行为被抑制,而所有者的价值得到了提高。但由于债权人为了识别资产的误用也必须付出一定的调查成本,因此企业的最优融资结构就是所有者在清偿权利与调查成本之间权衡最佳的结果。
鉴于物质资本融资结构与财务激励机制之间的特殊复杂关系,公司股东或债权人通过融资渠道和结构的选择来约束经理层的自利行为,成为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财务激励手段。
(二)物质资本结构的财务激励功能实际分析
在通常情况下,企业的物质资本结构是由长期权益性物质资本和长期债务性货币资本组成,企业管理者选择物质资本融资渠道就需要对这两类物质资本来源可能对企业所产生的影响和约束进行认真的权衡和分析。因为选择什么样的物质资本融资结构就会形成什么样的股本债务比例,从而会形成什么样的控制和激励功能。若企业只拥有权益性货币资本,则企业管理人员承担破产风险的机会比较小,这样,即使企业经营业绩不佳,也不会有财务风险和财务违约情况,从而形成不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压力。但是,如果在企业物质资本融资结构中融入债务性资本,出于偿债的考虑,管理人员就不会将现金用于盈利能力较差的投资或进行低效率的扩张行为;另一方面,偿债的压力也会迫使管理人员为了避免清算失去权力而设法提高资本收益率。同时,由于适度负债会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管理人员也愿意通过负债经营向所有者传递这样一个信号:他们会很努力地工作,竭尽全力管好企业,不会将利润用于无效投资,他们会使企业价值不断增值。另外,由于在债务性资本融资时,债权人会在信贷条款中对管理人员的行为明确加以限制。如:对发放红利的限制,对公司兼并或出售资产的限制,对债务使用的限制,对进一步债务融资的限制等。因此,适当地调控物质资本结构,可以作为一种约束机制和手段发挥财务激励功能。
三、人力资本结构的财务激励功能
人力资本结构是指人力资本在企业总资本构成中的比例以及人力资本的内部构成。任何一个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都与该企业的行业性质和效率特征紧密相关。如高新科技企业中的人力资本比例要高于传统制造产业,具有超高效率的企业的人力资本构成通常要高于效率一般的企业。从人力资本的内部构成看,高新科技企业技能型人力资本对管理型人力资本的比例要高于一般企业,管理咨询公司中的技能型人力资本对管理型人力资本的比例则可能要低于一般企业。
如前所述,现代企业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契约集合体。这两种资本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一方面表现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结合共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若没有企业人力资本内部之间的相互协作就不能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值。因此,要使企业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其内在潜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经理人员和一般员工都是企业人力资本的提供者,他们不仅有自己的效用函数,而且要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他们的利益通常与所有者的利益不一致,所有者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财务激励机制来督促他们采取有利于所有者的行动。企业中,所有者对经理层的激励与一般员工的激励的关注程度是不一样的。企业的一般员工,大多是从事具体的工作,这些工作可以分解为若干固定的程序或动作,因此,对其行为结果的计量也比较容易,对其进行激励与约束的机制也比较简单明了,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对一般员工的激励与约束是由企业各层次的管理者完成的。而经理人员在现代企业中的地位要比一般员工重要得多,企业经理层在企业财务决策中已处于核心地位,他们的行为直接导致企业价值的实现程度,而他们的行为本身并不能用一种程序化的模式予以固定,对其监督的可操作性难度较大。因此,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财务激励对象主要是企业的经理人员,特别是企业高层管理者。
(一)传统的人力资本财务激励方式
一般说来,对企业高层管理者的众多的激励与约束制度中,最有效的是收入制度,即通过对经理报酬来激励和约束其行为的一种制度安排。该制度的依据是业绩评价,业绩评价是建立健全对代理人激励与约束的基础。有效的经理报酬制度安排,除固定的工资与奖金等收入外,应实现经理报酬收入与其承担的风险相匹配,其中真正具有长期激励与约束作用的是后者。通常,一个经理的报酬结构应由基薪、奖金、经理股票期权、业绩股份、股票增值权等部分构成。
(二)人力资本产权化财务激励功能
在人力资本取代物质资本成为技术创新与企业价值增值的核心力量的今天,物质资本所有者让渡物质资本使用权而应获取剩余,人力资本也应该由于拥有人力资源实质控制权而分享剩余。基于人力资源与物质资产具有同质性,如果企业财务激励只是基于物质资本对人力的“雇佣”概念显然已无前途。人力资本产权化既是物质资源所有者财富增值新途径,也是人力资源所有者财务激励的力量源泉。近年来,公众公司“股改”后的一个重大财务激励制度设计——股权激励,从国家政策、会计核算、实施办法已具雏形并开始了实践。当经济的人力资本因素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人们越来越关注人力资本的产权问题。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所有者成为产权主体而资本化,就成为最重要的财务激励手段。
人力资本产权化就是将人力资本所有者视为如同物质资本所有者一样,独立、平等参与企业契约,并与物质资本所有者共担风险、共享剩余。这时,人力资本所有者是物质资本的合作者而不单纯是被投资对象。物质资本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是物质资本保值增值的基础,而基于人力资源资本化的构想,人力资本产权同样神圣不可侵犯。人力一经受聘于某一企业,人力资本所有者作为委托者让渡资本使用权。与物质资本一样,为了实现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企业必须支付其消耗的补偿价值,这是人力资本的保值;同时必须让人力资本作为独立的、与物资资本同等的产权主体享有企业风险和剩余,这即是人力资本的增值。当补偿价值与增值价值统一为人力资本产权时,人力资本从而实现其保值与增值。这样实现了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利益一致,风险共担。
社会资本功能 篇5
矿产勘查资本市场与矿业资本市场紧密相关,矿业资本市场是资本市场的一个特定组成部分。郭艳红(2008)认为:矿业资本市场,指的是矿业公司从市场获得股权资本(股票)或债权资本(长期债券),而这些股票和债券的持有者即是矿业公司的投资者。勘查作为矿业开发的上游和前端,矿产勘查资本市场是矿业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矿产勘查资本市场是指矿产资源勘探主体融通和筹集资金的场所,是矿业市场中比较核心的部分,它调节矿产勘查主体资金与信用的供求,是矿产勘查主体及相关的债权、股权、其他产权票据等金融资产进行交易买卖的场所。它可以是有形的、公开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不公开的。
二、矿产勘查资本市场的特征分析
1、信息不对称
矿产勘查作为具有“三高一长”典型特征的行业,具有较高的风险性。自然性质和人力性质的信息不对称存在于矿产勘查的方方面面。
自然性质的信息不对称由矿产勘查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矿产资源不同于其他社会产品,矿业是以地下看不见、摸不到的资源为基础变量进行生产,面临勘探、可研、建设、投产、地区政策、管理水平等多种变量,任何地质勘探结果都会在开发阶段发生正变或负变。不同阶段人们发现和利用矿产资源的能力,反映了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和水平。这种由矿产资源自然特点所导致的人类认知的有限称为自然性质的信息不对称。要减少自然性质的信息不对称,需要依赖找矿技术水平的提升、专业经验的积累和业务能力的提高。
由于非矿床自身的原因,一些矿产勘查项目也趋于流产。很大程度是因为不同阶段不同主体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称为人力性质的信息不对称。在矿产勘查资本市场上有多个参与主体:找矿人、评价人、投资人等。通常会有两个层面的信息不对称:一是找矿人与评价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二是评价人与投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是拥有信息一方在主观上不愿意或出于一定目的故意不把自己占有的全部信息披露给对方;二是由于个人技能、专业素养等方面存在障碍,因此造成客观上无法解读或掌握占有信息方所披露的相关信息。
2、多重委托代理
正是由于在矿产勘查中存在着多个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在勘查过程中和矿产勘查资本市场上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首先,矿产勘查过程中存在两重委托代理关系,具体如图1 所示。第一重的委托代理关系出现在出资人和管理人之间。委托人是政府或者出资人,以股东的身份出现,代理人是勘查公司的经营层。委托人通过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委托管理层来管理和运营公司。第二重的委托代理关系出现在管理层与地质专家之间。矿产勘查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管理层需要委托专业的地质学家承担地质勘查的任务,委托人是管理层,受托人是专业勘查专家。
其次,矿产勘查资本市场也存在两重委托代理关系,具体如图2 所示。在上述委托代理关系中,实线箭头代表资金的流入,虚线箭头代表资金的流出。从资金的流入看,普通投资者委托专业投资机构进行投资,专业金融机构经过筛选选定所想投资的勘查公司,勘查公司经过投资决策,将资金投入勘查项目,委托专业人士进行勘查。从资金流出看,勘查项目产生的收益流向勘查公司,勘查公司可以通过分红的方式回馈投资者,机构投资者通过卖出股票或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退出收益,并将相关收益与普通投资者按照协议约定等进行清算。
矿产勘查资本市场的委托代理关系优点是引入了专业人士,将不同专长的人聚集一起共同为勘查业务服务;缺点是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会形成代理成本。对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进行总结,基本情况如表1 所示。
3、产品与资本的对接矛盾
矿产勘查资本市场上所谓的产品或者交易品应是以股票为载体的股权或是以资金为载体的债权。而承担这些产品的真正依托应是勘查公司的勘查项目,体现勘查项目价值的直接载体应是其所形成的探矿权、采矿权。
资本市场上真正的驱动力是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资本,资本的本质是逐利,基本诉求是流动性、增值性、安全性。资本反映的是资金对矿产资源开发的认可程度,勘查企业能否获得青睐,不仅取决于勘查资源本身的好坏,更取决于勘查资源是否符合资本的认可。
矿业勘查不同于一般投资领域。一是矿产勘查具有高风险性,而资本寻求的是安全性,因此,需要一些特殊的安排来控制风险和降低风险;二是资本在流动中寻求增值,但矿产勘查的投资周期都比较长,很难实现资本的快速、顺畅流转;三是因为目标的不同而使用的管理手段不同,矿产勘查需要按照自然科学研究的标准和步骤来进行,而资本的目标是保值增值,使用的是经济价值评估的手段。因此,矿产勘查资本市场上产品与资本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矛盾。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矿产勘查资本市场上在产品和资本方面实现有效对接,对接的主要桥梁是资产,即通过资源到资产、资产到资本的转换来有效衔接。因为矿产勘查勘探到资源的最终体现是要形成探矿权、采矿权,这些权利以无形资产的方式体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投资人在对勘查公司进行投资评估、经济评价时依赖的基础是公司的资产状况,因此资源到资产的转化是关键。
三、矿产勘查资本市场的目标功能分析
正是因为矿产勘查资本市场具有信息不对称、多重委托代理、对接矛盾等多种特征,因此,要搭建一个完善和健康的矿产勘查资本市场需要具备一些功能要素,以解决交易摩擦、规避或者减轻这些问题。
1、陈述与披露功能
陈述与披露功能是指为适应进入矿产勘查资本市场的需要,按勘查项目的不同阶段以资本市场的通用语言进行重新陈述,以便投资者能够准确理解勘查项目和勘查公司的有关情况,以适应不同阶段的不同融资方式。比如,对引入风险勘查资本的项目要编写企业业绩报告、企业经营计划书等;对于在公开市场融资的勘查公司,需要定期披露财务数据、经营状况等。陈述与披露功能可以将需求者的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充分披露,解决信息不对称。
2、筛选与评价功能
勘查项目由于不确定性因素多,因此勘查资本市场要具备一定机制使投资者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筛选出满足自己需要的投资对象,并挑选具有较大潜力的项目作为工作之重点。这些机制和工具能够对企业经营水平和募集资金项目进行评估,并以股东或者债权人身份以间接或直接干预等方式对企业行为进行一定的监督和约束。筛选与评价功能可以降低或者减轻因委托代理所带来的风险,使投资者和被投资企业的利益诉求更加一致,也可以促进矿产勘查企业规范治理。
3、顾问与服务功能
勘查资本市场连接矿产勘查与资本市场两个比较专业的市场,勘查市场又具有独特的特点,因此需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中介服务机构。中介服务机构一方面对勘查项目或公司的不同阶段发展战略提供咨询、建议,并策划融资、发展和管理方案;另一方面通过提供专业服务减少进入资本市场的成本、提高成功率;此外,投资者对融资需求进行考察时,也需要借助中介机构的力量进行专业判断。勘查资本市场的顾问与服务功能的建立可以实现勘查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效对接,解决因专业背景、知识结构、语言表达等人员素质方面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4、融资与退出功能
投融资是资本市场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也是资本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源动力之一。融入资金时勘查公司进行资金匹配,形成风险勘查资本;资本退出时,投资者选择适当的变现方式,实现风险勘查投资收益。勘查资本市场融资或退出时的可能性或便利性形成了流动性,资本的流动性体现的是交易速度,可以创造价值。增值是资本的本性,资本的逐利将使他们流向收益更高的领域,因此,融资与退出的流动可以更加优化配置市场资源。融资与退出反应的是供需力量,体现的是双方的博弈过程,该功能越完善,越有利于矿产勘查资本市场的发展。
5、管理监控功能
资本市场的良好运作离不开管理监控工作。管理监控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制订科学合理的依据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实现良好的顶层设计,并且监管者依据这些规则进行公平合理的执法。二是投资者在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介入融资方运营来参与管理和监控,比如选择进入董事会、监控财务业绩、进行对赌约定、更换管理层等相关措施来加强对融资方的监督治理,以减少投资风险、实现预期投资收益。
四、结语
本文对矿产勘查资本市场的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存在信息不对称、多重委托代理、产品与资本对接矛盾等特征,提出一个完善和健康的矿产勘查资本市场需要具备陈述与披露、筛选与评价、顾问与服务、融资与退出、管理监控等功能。发展矿产勘查资本市场,需要对其特征和目标功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和思考,进而制订相关政策法规,实现科学的顶层设计。
摘要：本文界定了矿产勘查资本市场的概念,分析了矿产勘查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多重委托代理、产品与资本的对接矛盾等典型特征。针对这些特征,本文提出建议,一个完善和健康的矿产勘查资本市场需要具备以下目标功能:陈述与披露、筛选与评价、顾问与服务、融资与退出、管理监控等,以期为矿产勘查资本市场的建设提供相关参考。
关键词：矿产勘查,资本市场,特征,目标功能
参考文献
[1]郭艳红:利用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矿业发展[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8(5).
社会资本功能 篇6
自然资本是指能提供产品流或服务流的自然资源贮藏和环境服务,如森林、草原、沼泽等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等为人类所利用的资源。自然资本的生态服务功能包括人类生态生存、环境修复和生态存储等[1]。生态服务功能与自然资本的存量、使用方式及其效率有直接的关联,自然资本核算是有效管理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必要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量化研究的重要课题[2,3]。自然资本分为生物资料和能源两部分,其量化方法众多,近年来不断发展完善的生态足迹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定量地评价自然资本的利用状况[4]。生态足迹表征一定经济或人口规模下的自然资本需求。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生态足迹模型被专家学者不断地修正与优化[5,6,7]。
生态足迹最早由Willian E Rees[8]提出,目前对生态足迹的研究包括时间尺度[9,10]和空间尺度[11,12,13]两个方面,研究模型包括传统模型[14]、改进能值模型[15]、生态服务价值模型[16,17]和最小净初生产力[18]等。能值模型适应较大范围的区域系统能值分析[19]:净初生产力模型所需的实时更新的高精度遥感影像较难获取,且不利于小范围的时空对比研究[20]。顾晓薇等证明了以“国家公顷”为计量单位,对市、县域尺度的生态足迹测算值误差较小[21]。基于研究区域尺度的特点,本文用传统生态足迹模型,选取“国家公顷”的计量单位,利用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余等基础指标分别表征自然资本的生态生存、生态修复、生态储存等生态服务功能,对2003—2015年三峡库区(汇水区域的3区12县)自然资本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效率等两方面进行了时间演变和空间差异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生态足迹模型
生态足迹的计算公式表示为:
式中,EF代表总的生态足迹,N代表总人口,ef代表人均生态足迹,ci为第i种消费项目的年人均消费量,i为交换商品和投入的类型,gpi为第i种消费项目的全国年平均产量[14]:
生态承载力计算公式表示为:
式中,BC为区域总的生态承载力,N为总人口,bc为人均生态承载力,rj为第j类土地的均衡因子[14],j为生产性空间类型,nyi为第i种消费项目的区域年平均产量,gpi为第i种消费项目的全国年平均产量。
生态效率计算公式表示为:
WEFgdp又称万元GDP生态足迹,其值越大,表示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益越低;反之,WEFgdp越小,表示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益越高[22]。
2.2 GIS分析
为了进行三峡库区生态足迹及生态效率的空间对比分析,本文选取库区搬迁初期(2003年)、搬迁完成期(2009年)和移民新城快速城镇化发展期(2015年)三个时期,利用ArcGIS将数值进行自然分等定级,通过使用不同的颜色深度的可视化,生成可对照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效率空间变化分布图。
3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三峡库区地处四川盆地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结合部,位于28°28′—31°44′N、105°49′—110°12′E之间,以山地、丘陵地形为主,山地和丘陵分别占本区面积的74%和21.7%,平均海拔453—974m,森林资源丰富。该区农业用地面积4.51万km2,占77.8%。其中,耕地和林地分别占农地面积的26.2%和56.32%。人口密度为359人/km2,是同类型地区的4倍以上,人均耕地仅为0.036hm2。此外,库区地质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城镇建设用地紧张。本文以三峡工程主要汇水区域为研究对象(图1),总面积为4.26万km2,包括重庆市3区(万州、涪陵、长寿)、9县(巫山、巫溪、奉节、开县、云阳、丰都、石柱、忠县、武隆)与湖北省3县(秭归、兴山、巴东)等15个区县城镇。
研究数据来源于2003—2015年的《重庆市统计年鉴》、《宜昌市统计年鉴》、《恩施州统计年鉴》,各区县土地面积来源于《三峡库区移民统计资料汇编(1992—2009年)》、各区县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三峡库区各城镇国民经济与政府发展报告。
4 结果分析
4.1 时间序列分析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利用式(1)—(3)对库区自然资本进行量化计算,得出2003—2015年三峡库区整体生态足迹及其构成和生态效率值(表1)与自然资本演变趋势(图1—4)。
生态足迹及其构成:数据结果显示(图2),2003—2015年库区人均生态足迹基本呈逐年增长趋势,数值由0.44352增长到0.53861,增幅为21.4%。除2006年和2008年库区因多地发生山体滑坡,部分生物资源锐减,导致该时段内生态足迹值降低外,库区生态承载力初期快速提高,中后期趋于平稳。其中,2003—2005年以人均值0.34缓慢增长,2006年因库区大力开荒植林,人均值急速上升到0.43左右,之后人均值基本稳定在0.43。人均生态盈余/赤字则一直处于生态赤字状态,2015年人均生态赤字达到0.1以上,且具有缓慢增长趋势,说明受库区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建设提速的影响,库区自然资本消耗逐渐加速,加之粗放式的发展加剧与地质灾害的发生,仅提倡开垦荒地所提高的资源承载力已不足以支撑三峡库区的快速发展。
注:各年份数据由次年的统计年鉴计算得出(由于2003年和2015年巴东数据缺失,因此未纳入整体计算)。
从库区生态足迹和盈余构成(图3、图4,见封四)可知,库区自然资本消耗主要为耕地和化石能源地,约占总生态足迹的90%以上。其中,耕地人均生态足迹最大,2003—2015年耕地占库区生态足迹的总量由87.1%下降到81.3%,化石能源地、林地和建设用地的生态足迹均有所增加,水域与草地的生态足迹较少,且基本保持不变。2003—2015年耕地、草地和化石能源地均处于生态赤字状态,林地、水域和建设用地则一直处于生态盈余。这表明三峡库区各城镇建设与发展扩大了农业生产的同时,加强了对工业产业的投入。此外,随着移民新城搬迁完成,各城镇加强了对物质空间建设的投入,居民生活水平得到逐年提升。
生态效率:2003—2015年三峡库区万元GDP生态足迹值呈直线下降趋势(图5),由1.101下降到0.191,2003—2012年的降幅为4.3倍,2013—2015年降幅仅为1.3倍,人均GDP增长7倍,人均生态足迹值增长约1.2倍。其中,以工业GDP增长最为明显,2003—2013年平均增速达20%,而2013—2015年则相对放缓,平均增速达18.1%;人均生态足迹值的构成以林地和建设用地增长最快,增长了约4倍,化石能源增长了约1.5倍。这说明随着库区经济发展方式和资源利用技术的不断改进和优化,经济产出超过了物质消费,提高了对生态资源利用的效率,使库区生态效率逐步提升。2013年后因库区GDP稳步上升,人均生态足迹增速放缓,导致生态效率增速放缓。主要归因于近年来库区加强了长江黄金水道的经济串联,逐步由原始粗放型工业生产逐步转向生态集约的发展方式转变,使工业产值乃至总GDP增速放缓,而基数较小的林地和建设用地增速对生态足迹的增速影响相对较小,导致生态效率增速放缓。说明受长江黄金水道和主体功能区划的三峡库区正以生态保护促进生态建设,逐步发挥其长江流域生态涵养功能区的作用。
4.2 空间序列分析
基于式(1—3)计算得到三峡库区各区县生态足迹和生态效率值(表2),利用SPSS软件绘制其空间差异对比图(图6和图7,图6见封四),再结合GIS软件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出三峡库区自然资本空间格局图(图8和图9,图8见封四)。
自然资本空间格局:库区各区县人均生态足迹存在差异化,空间分布上呈现“首尾高、中部低”的格局(图6,见封四)。2003年,库区人均生态足迹最高为兴山、巴东、涪陵、长寿,万州、云阳最低;2009年,各区县人均生态足迹结构保持不变,到2015年秭归人均生态足迹上升至与涪陵、长寿等城镇同一水平。三峡库区连贯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库首”是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宜昌,“库尾”是重庆市,基于两大城市经济增长极的吸引,在其交通、人口、产业等方面的集聚效应显著,导致该区域资源消耗高于中部城镇。
注:由于恩施州2003年和2015年的统计数据缺失,未计入。
2003—2015年,库区各区县人均生态承载力在空间上呈“首尾高、中部低,内陆高、沿江低”格局。最高值为兴山和武隆,石柱、巫溪、秭归、涪陵等次之,最低为万州和云阳。究其原因,主要是该时段库区倡导开垦荒地、退耕还林,“库首”的兴山,“库尾”的巫溪、武隆等森林覆盖率高,生态功能优越。同时,沿江城镇经济发展与建设规模普遍高于内陆城镇,且内陆的森林覆盖率普遍高于沿江。三峡库区人均生态盈余空间格局随着发展进程而产生变化,逐渐呈现“内陆高、沿江低”的态势,即以沿江区县向内陆区县升高的空间格局(图7)。2003年,兴山、秭归、巫山、巫溪、武隆处于盈余状态;2009年,兴山、秭归、巴东、巫山、巫溪等库首城镇与武隆、石柱等内陆县城保持生态盈余状态,而长寿作为重庆市工业新区,大规模工业园区建设及其运转,导致生态赤字严重。2015年,除巫山和丰都外,库区沿江县城均为生态赤字状态,涪陵、长寿等城镇生态赤字进一步加剧,兴山、巫溪、石柱、武隆等内陆县城仍处于生态盈余状态。
生态效率:三峡库区各区县生态效率值(万元GDP生态足迹)(图8,见封四)均处于下降的趋势,说明库区各区县的生态效率逐渐提高,但在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图9)。其中,2003年,巫山、奉节、巫溪和云阳四县生态效率最低,而万州、涪陵两县的生态效率最高;2009年,巴东和秭归两县的生态效率增长相对较慢;2015年各区县生态效率差距进一步缩减,万州、涪陵与长寿区三县的生态效率仍处于最高。三个年份三峡库区各区县生态效率的空间特征呈现“首尾高、中部低”的态势(除经济发展快的万州区外),且沿江和内陆县城未存在明显差异。说明经济实力雄厚的区级城镇在高素质劳动力、高新科技及优势政策的促进下,大大提升了区县城镇的生态效率。
5 结论与讨论
自然资本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其使用方式、现有存量与使用效率直接影响区域生态服务功能,制约着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生态足迹模型对三峡库区自然资本时空动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基于时间序列分析,2003年库区移民新城搬迁完成,因急于脱贫,库区各城镇致力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而高速粗放的发展方式严重影响了库区自然资本存量状态。城镇物质空间的扩展和环境品质建设,也影响到该区域的生态涵养功能。具体表现为2003—2015年库区自然资源消耗逐年增长,人均值由0.44352增长到0.53861,增幅为21.4%,且耕地和化石能源地需求尤为明显,约占总足迹的95%左右。尽管大力鼓励开荒植林,提升生态承载力,但人地矛盾突出、地质灾害严重的库区生态功能受到威胁,2015年库区人均生态赤字达到0.1以上,且具有缓慢增长的趋势。随着库区经济发展方式、资源利用技术、人力资源、区域交通条件及产业的不断改进和优化,库区整体生态效率也逐渐提高,由2003年的1.101下降到2012年的0.191,效率提高了约5.76倍。2013—2015年库区的整体生态效率增速放缓,三年仅增长了1.3倍,说明长江黄金水道在库区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正逐步显现。(2)在空间上库区城镇自然资本消耗及盈余状况存在明显差异。库区的人均生态足迹基本呈现“首尾高、中部低,内陆高、沿江低”的态势,而人均生态承载力及生态盈余呈现“沿江低—内陆高”的空间格局,生态效率则呈现“首尾高、中间低”的格局,这说明库区的区域城镇(宜昌、重庆)增长极及长江经济带对库中城镇(如万州、云阳)及内陆城镇(如兴山、巫溪、武隆)等的联动作用日益明显。随着“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及“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的实施,三峡库区发展重点转向以生态保护促进生态建设,以生态建设带动发展转型,以此来推动区域经济和谐、健康、有序发展。
社会资本功能 篇7
关键词：金融控股,功能,资本市场子系统研究
中国的金融机构目前发展混业经营的特点是现有的各个金融机构向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的业务渗透, 不断开拓新的业务来增加营业收入, 是一种战术性的市场开拓, 技术上的风险, 体制上的风险不得不慎重考虑。如何长期策略发展混业经营?要求从一种新的角度来看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策略, 这个发展策略必须立足于金融业持久的盈利模式和核心竞争能力, 这个发展策略必须立足于金融业在未来30年必须承担的功能以及现有的中国金融业与这一功能的距离。金融的功能观理论, 从金融的本质和源头上金融新秩序的基础上研究混业经营的有效模式。
1 金融的六大功能
诺奖获得者Merton (1995) 指出:现实中的金融机构并不是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机构的功能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同一经济功能在不同的市场中可以由不同的机构或组织来行使。
基于金融的功能的观点是相对于传统的机构的观点而言的, 并提供一整套金融体系长期发展的特征, 金融制度及结构的演化。传统的金融机构的观点或金融组织的观点, 是将现有的金融机构或组织看做是既定的, 这成为分析和讨论所有金融问题的前提, 所有对金融体系的挑战与改革只能够在这既定的前提下进行, 无论是现有的金融机构还是监管部门都力图维持原有组织的稳定性, 如商业银行的坏账问题、贷款的系统风险问题, 都在这种既定的组织框架下解决。政府部门对金融的理解过多地局限于金融机构的运作上, 而不是去认识金融市场的功能, 过多地干涉金融机构的行政、人事、业务和资产, 而没有去分析金融市场的各种功能的实现的条件和制度。
两个假设:一是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 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区域的变化, 金融功能的变化要小于金融机构的变化。二是金融功能优于金融组织, 即金融机构的功能比金融机构的组织方式更重要, 只有机构不断创新和竞争才能最终导致金融体系具有更强的功能和更高的效率。从金融的功能观点看, 首先要确定金融体系应该具备哪些功能, 然后才可以设置和建立可以最好行使这些功能的机构与组织。
任何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都是为了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帮助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时间配置和使用经济资源。具体地说, 可以将金融体系的功能分为以下六种:
1.1 聚集和分配资源的功能
金融体系具有为企业或家庭聚集或筹集资金, 对企业或家庭的资源重新有效分配的功能。一是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二是通过金融中介筹集资金。通过金融中介的好处是便于全过程的监控, 可以得到企业和家庭难于得到的信息, 其缺陷是成本较高。
1.2 清算和支付结算的功能
金融体系提供了完成商品、服务和资产交易的清算和支付结算的方法, 传统的支付体系可以提供各种服务, 各种金融创新包括一些衍生工具也具有清算和支付结算的功能。不同的金融工具在功能上可以互相替代, 但是运作它们的金融机构可以不同。
1.3 在不同的时间空间转移资源的功能
例如抵押贷款的证券化的发展有效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使抵押贷款在美国从一个社区的实例小规模的金融活动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全球性的市场。
1.4 管理风险的功能
金融体系既可以提供管理和配置风险的方法, 又是管理和配置风险的核心。风险的管理和配置可以增加企业与家庭的福利。风险的管理和配置能力使金融交易的融资和风险负担得以分离, 使企业与家庭能够选择他们愿意承担的风险。
1.5 提供信息的功能
必要的信息是协调各个经济部门分散决策的重要条件, 金融体系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企业和家庭根据在金融资产观察到的利率和资产价格进行资产配置和消费储蓄的决策。
1.6 解决激励机制的功能
在金融交易中, 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代理人问题, 通过金融创新可以有效缓解这一激励问题, 如可转换债券和股票期权。可以利用衍生工具来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利用金融资源, 解决激励问题。
2 四种融资模式
我们以金融的最重要功能“聚集和分配资源的功能”分析实现这一功能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指一年期以上的资金的融通市场 (一年期以下的资金交易叫做货币市场, 实现的是其他方面的功能) , 资本市场的资金需求方主要是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 它们的融资模式有两种即公募和私募, 融资工具有股权和债务两种。公募的股权市场即股票市场, 是企业向大量公众公开发行 (public offer) 股票 (public equity, 即stock) , 凡是企业上市前的股权融资都是私募股权融资。
分析认为, 私募股权市场、股票市场、银行信贷市场、企业债券市场的资金供应者是有所不同的, 资金管理者和资金管理者向资金供应者的募资方式也是不同, 更应看到私募股权市场、股票市场、银行信贷市场、企业债券市场资金使用者和资金使用者向资金管理者或资金供应者的融资方式是不同的, 中介机构也是不同性质的, 其中私募融资顾问、基金募集顾问、证券公司不承担资金融通过程中的风险, 是拿融资额的一定比例的佣金, 而银行是要承担风险的, 是拿贷款和存款之间的利息差的。而不同的融资模式可以采用的金融工具也是不同的, 其中私募股权市场的金融工具比较灵活。包括可转换优先股、优先股、可认股普通股、可转换债券以及这些工具的组合。私募股权市场、股票市场、银行信贷市场、企业债券市场四个资本市场的子系统的资金供应或资金管理者对公司治理的作用、发挥治理作用的阶段、发挥治理作用的手段也是不同的。
3 不同投资融资模式的资源整合性
私募股权投资在投资管理和公司治理机制上的成功经验, 使越来越多的机构或组织把私募股权投资的模式和机制推广应用。在国外, 有企业界人士把私募股权投资机制引入到股份公司和企业内部项目投资的管理上, 如股份公司参照私募股权基金的固定期限的做法, 到期清算或解散或出售。在项目投资中, 可以由富有经验的专家组成一个项目董事会, 起到私募股权投资人的作用, 对项目投资进行监管和支持。项目董事可以获得与项目利润挂钩的股权和利润提成。大企业内部创业投资也是充分采用了这种激励和监管机制.这对我们的上市公司对技术企业的投资和从传统产业转向科技产业过程中的项目投资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4 四个子系统的协调推动
资本市场的四个子系统即银行、企业债券市场、私募股权市场和股票市场各自的资本需求方和供应方有所不同, 各自所应用的投融资工具和所发展的中介机构有所不同, 各自对应的不同企业融资模式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也不同, 四个子系统相互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和协调的发展。债务市场和股权市场的协调发展, 是企业多渠道、低成本筹集资金的市场基础。通过融资, 可以促进企业转换机制, 可以完善资本市场的整体功能。在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中, 融资工具种类丰富, 企业可以根据实际的资金需求选择不同风险、期限和利率的融资组合, 便捷而低成本地融通资金。如果债务市场和股权市场片面发展, 企业的选择余地将大大缩小。更重要的是, 这两个市场的协调发展对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有很大的作用。公司的债权人和股东对公司的权利要求是不同的。股东参与公司盈余分配, 具有投票权, 可以直接对企业的经营决策发表意见, 但其约束的有效性受到市场的限制。如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股票价格对公司内在价值的反映程度以及股东参与动机等的限制。而债务融资方式是一种规定借款人必须定期向贷款人支付固定回报的契约, 一般情况下, 债权人不会对企业的经营进行干预和控制, 除非企业到约定的时间不能按约定的条件支付债权人。因此, 股东和债权人对企业经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不同的, 他们可以形成某种程度的互补效应。债务市场和股权市场的协调发展, 可以为股东和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私募股权融资是银行借贷的补充, 而银行借贷将更多采用私募股权投资的投资管理模式, 与企业建立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 积极推动企业的发展。私募股权投资与股市融资投资的关系对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十分重要, 没有私募股权投资。股市不可能健康发展。因为私募股权投资是投入一个企业的发育成长期, 帮助企业在企业发展的早期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为企业的发展打好扎实基础, 当企业有足够的实力能向股票市场上的公众投资者证明其前景时, 它可以继续融资, 获得更多资金, 企业进入成熟期。股市是为私募股权投资提供一个套现投资的市场, 而私募股权投资为股市提供优质企业,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随着技术更新的加快, 产业周期的缩短, 企业竞争的加剧, 越来越多的企业寻求私募股权投资, 他们不仅要求资金, 更需要管理支持, 提升企业的素质。全球私募股权投资业的迅速发展和扩张, 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方向应有所启示。中国金融新秩序——混业经营和民营金融国在推动产权改革的同时, 应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业。私募股权投资是一个新的金融产业, 已经向以银行和股市为主的金融产业提出挑战, 正如当初股市的直接融资对银行的间接融资的挑战。越来越多的资金将涌向私募股权投资, 使资金在银行、私募股权投资、企业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之间达成资金分配的一种平衡, 使银行信贷的债权融资与私募股权投资及股市的股权融资之间达成企业资本结构的一种平衡, 使股市的流动性资金与私募股权投资的盈利性资金达成短期和长期资金的一种平衡, 使银行信贷的私募债权与企业债券的公募债权达到对企业约束的一种平衡, 使低风险、低收益的企业债券市场和高风险、高收益的股票市场在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达成一种平衡, 使私募的间接融资手段和公募的直接融资手段达成一种融资中介机构上的平衡, 建立一个结构合理、制度设计完善的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各子系统的组成和运作特点的对比中可以看到, 政府在制定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的政策时, 应该充分注意通过不同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把资金引导到不同的资本市场的子系统中, 使各子系统相互间有一个平衡, 而不是让过多的资金流向股市或作为存款睡在银行。作为资金管理者的机构和其他中介机构在数量上和人才的培养上也应该合理布局, 而不是像中国现在, 证券营业所、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经理过多, 导致资本市场的结构和功能不平衡。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经理不仅要发行买卖或投资股票, 更要发行买卖或投资企业债券, 否则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经理只是股票经纪公司和股票投资基金经理而已, 因为证券至少包括股票和债券。要培养一批企业债券发行和投资人才, 推动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稳健发展。
资本市场的四个子系统发展十分不协调, 迫切需要改变这一局面, 而这正是民营金融需要承担的使命, 也是民营金融发展的空间所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的任务在现有的国有金融体制下很难实现, 因为国有金融所服务的企业群体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好的企业。有效的资本市场的生态的三个基本要素。
5 有效资本市场生态要素
有效的资本市场依赖于: (1) 资本的需求方即企业是否具有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运作状况; (2) 资本市场各个机构的配置和相应的功能是否平衡和协调; (3) 政府部门对资本市场监管的指导思想是否正确, 监管手段和能力是否到位, 以及法律体系是否健全和执法能力如何。
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根本源泉和动因, 反之, 只有健康和有效的资本市场才能促进企业的公司治理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判断企业是否能够在公开市场发行股票或债券, 不单要看企业的经营业绩和成长前景, 也要看企业是否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而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效率取决于几个要素:产权制度、市场竞争、融资模式。明晰的产权制度是公司治理的一个基础必要条件, 没有明晰的产权制度, 任何融资模式和资本市场都无法发挥预期的公司治理作用, 反而产生各种变态的企业行为, 这在中国的企业或上市公司和股票市场表现得淋漓尽致, 产权制度不健全带来的危害让人刻骨铭心。产权制度对企业的推动力还必须与广义上的创业精神和企业家这种稀缺的资源结合起来, 让产权制度通过人力资源的发挥产生经济效益。市场竞争是推动公司治理效率的外部力量, 在一个没有竞争的行业中, 最好的产权结构也很难使企业有好的经济效益。而融资模式决定了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同时与资本市场的投资模式一一对应。
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方面, 中国证监会已经有不少举措, 但依然不能够解决中国证券市场层出不穷的问题, 这与证券市场当初的制度设计的缺陷有关, 与证券市场片面发展、过多强调在股市直接融资的失误有关, 与股市的内在缺陷如信息不对称、信息在股市分布和传播的不均衡随机性、分散投资者的搭便车 (free rider) 和有限理性或非理性等有关, 与法律体系和执法机构的能力不够有关, 与政府各个部门的协调和资源不够有关。中国证监会确实在承担比国外规范证券市场下的证券管理机构要多几倍的责任和难题, 压力很大, 但许多问题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必须迅速解决。资本市场是一个对体制或制度十分敏感的市场, 在以后的资本市场的发展措施的制定上, 一定要充分重视资本市场的一开始的制度设计和选择, 注意资本市场制度的途径依赖和可能的途径锁定的本质规律。
对资本市场的功能、四种融资模式或四个子系统协调发展及有效的资本市场的生态体系, 这是金融的功能学的一个具体应用。理解金融的功能还必须从间接融资和机构投资者生态的角度进行分析。
6 机构投资者生态体系
6.1 间接融资与机构投资者
资本市场四个子系统的分析框架也凸现了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中国资本市场是应该选择发展“直接融资”还是应该选择发展“间接融资”。相对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直接融资, 间接融资不但是指银行信贷, 私募股权投融资这种通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或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这一中介机构和资金管理者来投资的模式。金融业无论在直接融资模式方面 (证券市场) 还是在间接融资模式方面 (银行) 都是不成功的, 其原因除了目前这两种模式以及所依赖的市场或机构都是国有体制的外, 更重要的是对间接融资模式或间接融资机构到底包括哪些方面并不清楚, 对间接融资的功能可以由哪些机构来实现并不清楚。
金融业的发展使分流资金吸储的机构不再局限于银行, 而是出现了不同的机构投资者, 其中有养老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证券投资基金、信托公司。我们看到。养老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证券投资基金与银行一样吸储个人或企业的资金, 然后再把资金投资出去而获得投资回报, 这也是一种间接融资模式, 存在一个间接融资链或生态系。
6.2 私募基金私募基金 (确切地说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本身没有问题, 只是信托投资的一种方式
只是由于中国股票市场存在的各种问题, 使国有体制的公募的证券投资基金和私人体系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股票市场的操作违背了有关法规和监管层制定的游戏规则, 出现了许多非法交易, 因此引起了人们对私募基金的关注, 使人难免有先人为主的误解, 所以搞清楚私募基金的真实面目尤其重要。
因为融资模式是公募而投资对象是企业的金融行为在中国是不合法的 (非法集资) , 除非你是银行。银行的存款和贷款类似这种融资和投资行为, 但银行做的是债务融资。
一种是公募的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通过向个人公募资金成立证券投资基金, 一般叫互惠基金 (mutual und) 或共同基金。在英国、新加坡等以前的英联邦国家, 根据这种基金的等额化, 叫做单位信托 (unit trust) 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可以根据法人性质分为契约型和公司型, 可以根据契约方式分为开放式或封闭式。根据投资对象分为股票基金和债券基金, 还可据投资策略不同称为成长型、稳健型、全球型、新兴市场型等等。
募集的方式不同是区分证券投资基金最重要的标准。给出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多方面的不同。
对冲基金 (hedge fund) 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重要形式, 这种基金通常投资两种不同变化趋势的衍生产品或外汇来套利或获得较高的回报 (风险也大) , 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波动比较大的时候获利的机会比较多。所以在认识一个基金的名称时要看清楚它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定义的, 否则容易混淆它们的性质和功能。对冲基金通常是为富有的个人或机构服务的, 他们需要高于一般证券投资基金的回报, 也能够承担较大的风险。平均说来, 对冲基金的收益高于共同基金。
认识了不同性质的特点的基金后, 我们来看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载体和由不同层次的机构投资者组成的生态体系。
6.3 投资者的投资载体
把养老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看做机构投资者的观点, 引导思考它们在资金融通上的作用, 即它们的资金运用或投资策略的问题:养老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的资金如何从个人手中或有资金富余的机构那里流到资金需求者企业中的。我们看到, 证券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机构投资者产业链上的投资载体, 即养老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的资金除了本身的特定业务所需要的资金运用外, 可以通过证券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到企业中去, 证券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与养老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不同层次的机构投资者。从这个意义上, 银行的资金除了本身的贷款业务外, 也可以通过证券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到企业中去, 说明了银行只是间接融资的一种机构, 它也是一个机构投资者。发达国家的养老和保险基金通过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投资到企业中, 而企业是最需要资金的终端投资对象, 尤其是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 投资它们所产生的回报是最大的, 这不仅是有目共睹的, 也是有充分的数据来证明和支持的。
可以得出多层次机构投资者和它们的投融资的生态体系:吸储资金类机构投资者, 包括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信托公司、银行, 除了本身业务所需要的资金运用外, 可以把资金委托给投资载体类机构投资者, 包括共同基金 (股票、债券、货币基金) 、私募证券基金 (对冲基金) 、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共同基金与私募证券基金再把资金投资到国债、股票、企业债券、货币、贷款、其他金融工具或衍生产品。而这些投资对象也是一种投资工具, 其中的股票、企业债券、贷款也是投到资金需求的终端方企业中-与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的投资对象是一样的, 区别在于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是投资到企业未上市前的股权。与股票、企业债券、贷款一起构成了企业融资的四种模式, 也就是资本市场的四个子系统。当然, 共同基金与私募证券基金的资金来源可以是个人, 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信托公司、银行也可以直接投资到企业或证券如国债、股票、企业债券、货币、贷款、其他金融T具或衍生产品上面。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机构投资者生态体系。
6.4 机构投资者生态体系
机构投资者作为间接融资的中介机构和资金管理者的观点拓宽了对金融体系的认识, 为我们发展混业经营、民营金融和探索中国金融新秩序提供了新的思路。
7 混业经营的有效模式
7.1 混业经营的四个条件:从机构观到功能观
中国金融的混业经营在过去10多年出现了多次的反复, 有多家计划成为金融控股公司的金融企业的领导人失败告终, 显现了中国金融产业的陷阱密布和本身的脆弱性, 也显现了混业经营在目前条件下的风险所在。中信控股是中国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 标志着中国终于走出了混业经营这一步, 虽然对此的反对者和支持者的争论依然在进行, 但混业经营毕竟需要尝试, 需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而发展。混业经营也是适应全球化的金融竞争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所提出的对金融服务的新要求, 在环境不断有利于催生混业经营的时候, 依然要高度重视金融混业经营的条件和金融企业混业经营的有效运作模式, 探讨私募股权投融资与混业经营的重要关系。
目前, 中国的金融控股公司混业经营的业务包括证券、银行、保险和信托业务。由于证券市场 (主要是股票市场) 的不完善和政策的不稳定, 银行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一直缺少明确的立法。潜伏执法和监管, 银行与证券公司之间没有完整的防火墙, 这为混业经营埋下了灾难。银行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原因是股票市场的市盈率一度高长, 股票市场投机严重和黑幕猖獗, 使银行或向银行贷款的企业或机构以为在股票市场可以获得暴利, 这也是因为银行的资金运作和投资渠道太少, 靠存贷差和中间业务的收入已经无法有长久的竞争力。但股票市场长期低迷.使银行和保险公司失去了一度可以获利的渠道。从金融的机构观看, 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业的各个部门好像走不出一个死循环, 进入了次优状态给中国的混业经营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条件, 首先是产权制度的完善, 也就是前面所讨论的金融的民营化;第二个条件即资本市场各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 这一点也在前面做了仔细分析;第三个条件即混业经营的监管方面则要求在不远的将来成立统一的金融管理局, 将对四大金融产业银行、保险、信托和证券的监管工作集中到统一的金融管理局, 把资本市场四个子系统的业务即银行、企业债券市场、私募股权市场和股票市场都统一监管, 这在中国目前的金融发展阶段尤为重要。要把分散到计委 (产业基金) 、财政部 (企业债券) 、科技部 (创业基金) 、外经委 (外商投资) 等国务院其他部门的对相关的资本市场业务和金融业的权利集中到金融管理局, 克服许多法规因为主管部门繁多而无法及时制定和有效执行的现象。
资本市场四个子系统和四大金融业的浑然一体的有机联系, 是金融的机构观和金融的功能观在混业经营上的统一。
7.2 四大机构和资本市场四个子系统的关系
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第四个条件是持续的盈利模式, 就是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民营的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银行可以把资金投资到民营化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7.3 民营金融的混业经营模式
民营金融企业的发展一定要立足于私募股权投资业务, 才有可能与外资金融企业竞争, 才有可能与国有金融企业竞争, 并推动国有金融企业在产权制度不断完善、在资本市场子系统协调发展和监管体制日益成熟的基础上向混业经营发展, 走出一条民营金融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双赢的演化途径, 使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业在现有的基础上成功脱锁。
一个功能齐全的民营金融集团 (控股公司) 应该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作为吸收资金的容器, 商业银行向个人和企业提供存款和中间业务的服务, 商业银行也向企业提供贷款服务 (债务融资) , 担保公司支持债务融资。而保险公司向企业或个人提供保险服务或理财服务 (股票和债券等) 。民营金融集团 (控股公司) 的各个金融企业在履行本身的业务外, 在资金的运用方面司以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相关的基金管理公司作为投资和资金增值的渠道, 对企业提供与债务融资相配合的股权融资, 促进企业的公司治理和经营发展。民营金融集团 (控股公司) 也应该包括投资银行部门和证券投资基金部门, 使私募股权投资能够通过股权转让、回购、兼并收购和上市及时退出, 或确保在股票市场合适的价位时退出。证券投资基金作为证券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所投资的企业有一定的稳定股价的作用, 确保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该企业上市后逐步退出, 而投资银行部门在企业的股权转让、回购、兼并收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证券投资基金也投资到债券, 包括企业债券, 而企业债券是企业融资的另一种方式。商业银行的存贷业务和保险公司的产险业务也可使民营金融集团 (控股公司) 与企业建立广泛的联系, 这些与企业的联系可以支持这家民营金融集团的投资业务、兼并收购业务。银行的储蓄或个人贷款业务和保险公司的寿险业务使民营金融集团 (控股公司) 在个人消费者 (也是个人投资者) 中建立品牌。
民营金融集团 (控股公司) 混业经营的有效模式。可以看到, 这个模式充分应用了资本市场四个子系统和机构投资者的理论。民营金融混业经营的有效模式是我们建立中国金融新秩序的基础和核心。
社会资本功能 篇8
中国社会正发生着社会大转型, 即由传统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转变。在这个过程中, 其中一个重大的社会现象就是浩浩荡荡的农民工进城。农民工进城, 收获了很多, 也付出了很多, 对当地社会各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农民工问题, 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持久的关注、研究,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本文拟从农民工身处的乡村和城市两个不同社会环境特点出发, 分析传统乡村社会社会资本的特点和农民工进城社会资本的缺失问题。
一、乡村社会资本的特点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 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其名著《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中所揭示的那样:中国乡土社会“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 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 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象个蜘蛛的网, 有一个中心, 就是自己。”[1]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 象水的波纹一般, 一圈圈推出去, 愈推愈远, 也愈推愈薄。”[1]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述的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 即传统乡土社会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社会联系, 即费孝通先生所述的“差序格局”。
所以传统乡土社会是以婚姻、血缘、宗族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网络社会。中国传统农村社会, 是一个以农业为核心的社会。乡村人口基本上都是以农耕为生, 以血缘、婚姻、宗族联系纽带形成的一个个村落, 由于土地无法搬动, 在土地上为生的人, 不太会有流动, 所以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 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区域间接触少, 生活隔离, 各自保持着相对孤立的社会圈子。地方性特点使得人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社会团体中。人们在这里从小到老, 都非常熟悉, 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 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
然而,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 并不具有抽象的普遍适用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 不需要这种原则, 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内知道从手段到目的之间的个别关联。而普遍适用的原则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是不太会留意追求的。这种办法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是无法适用的。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 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 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弊端。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城市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因此, 乡土社会秩序和城市社会有很大的不同, 它是一种自动的秩序。国家权力所维持的法律规则, 在乡土社会并不起主导作用, 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生老病死, 千百年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传统和习俗, 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评判体系。漫长的时间积累下来许许多多经验, 经过祖祖辈辈传承, 人们形成了对事物评判的准则, 也约定了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乡村的每一个人在相应的位置上, 履行相应的职责, 乡村社会有自身的公正和道义的秩序, 社会权利和乡村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保护和约束的社会网络。
二、城市社会的特点及农民工进城主要依靠的社会网络
现代城市社会成员之间异质化程度的加深对城市社会的运行与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 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社会运行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而完善强化, 这些制度安排成为以城市文明为核心的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城市任何一个人可以利用这些制度安排来获取信息、获得帮助, 谋求发展。
城市社会运行的制度安排是丰富多彩的、方方面面的。涉及农民工进城务工而言的制度安排有:劳动招聘信息发布、劳动力市场招聘、人才市场招聘、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法、劳动争议仲裁、工伤赔偿解决办法、社会救助等等制度安排。另外还有许多涉及每一个人在城市生活必需了解或掌握的基本习惯、行为准则等等。
然而, 由于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特点的巨大不同, 农民工进入陌生的城市, 往往无所适从。大量研究表明, 在谋求职业、谋求发展、遇到问题需要帮助解决时仍然主要求助于自己从乡村社会关系延伸到城市社会中的关系网络。
在有关学者对中国城市社会网络研究的基础上, 张文宏等 (张文宏, 1999) 首次对中国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天津农民的社会网是以高趋同性、低异质性、高紧密性为特征的。同传统中国农村相比, 以血缘和婚姻联系起来的亲缘关系在社会网中的重要性虽然有所下降, 但仍然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业缘关系、友谊关系和地缘关系在社会网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形成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既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又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变动趋势一致。张其仔 (1999) 通过一个村庄的案例研究发现, 用西方的方法和程序去追溯农民的社会支持网仅仅具有部分的适用性。如果把以传统的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为强关系, 以城市发展产生的农民工进城可以利用的城市正式制度安排为弱关系, 则张其仔的案例研究证明, 弱关系在农民非就业领域的效力并没有得到经验资料的支持, 相反, 强关系的作用则得到证明。
渠敬东等许多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认为,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是围绕着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关系构成的, 其中信任是这一网络的基础和枢纽。同时也发现了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市生活的两个基本阶段:在生存阶段中, 围绕着强关系结成的社会网络为跨情境流动中的行动个体提供了保护伞, 成为农民工在城市立足的基本条件, 农民工的社会行动及其意义脉络都是依照这种以初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组建的, 具有实质理性的意涵。在发展阶段中, 农民工除了利用现有的同质关系外, 还必须充分利用具有异质成分和制度因素的弱关系, 寻求在城市生活中发展的信息、机遇和资源。正是在上述建构自身生活世界的过程中, 工具理性在社会行动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并由此建立了目的和动机相统一的完全的行动架构。
总之, 大量研究表明, 农民工进城主要是通过社会网中血缘关系、婚姻关系等强关系来找工作的;农民工的社会网中的支持网主要是传统乡村社会中形成的关系网络;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大于社会组织。这表明,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 农民工的社会角色、空间位置、资源获取方式虽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但是他们社会关系结构中的基础——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初级关系仍然没有改变。
这反映出了两方面值得思考研究的问题:城市社会的制度安排怎样才能使农民工便于了解、利用;作为城市社会, 怎样才能给进城的农民工提供更多的社会网络、有关信息和帮助, 使其易于在城市生活、发展。
三、农民工进城后社会资本的补救
在北京召开的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 专家指出, 艰难的生存状况和陌生的城市使中国农民工饱受心理疾患之苦, 政府乃至全社会都应对此予以高度关注。
我国目前有超过1亿的农民在城市打工, 每年又有1500万新的劳动力大军涌入城市。这些农民工所创造的物质财富, 为我们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经济资本。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外来者。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 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语) 。如果对这个问题不引起重视, 那么, 农民工在为我们提供经济资本的同时, 我们要为之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
当前, 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渠道主要是通过社会网络、较低级的劳务市场、职业中介、媒体消息、户外张贴广告等。这些寻找就业的途径有很多不确定性, 给农民工寻找工作带来了许多变数和风险。农民工在城市遇到困难、遇到问题, 往往束手无策。因此, 怎样能够拓展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资本, 使他们进城后能少受些周折和磨难, 能够比较顺利的落脚、就业、生活、发展, 是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笔者认为, 应该主要从以下方面对农民工进城后社会资本缺失问题进行补救。
1.对进城农民工进行有关城市公民意识培训、获取信息能力培训
加强对进城农民工城市公民意识培训、城市行为规范培训、城市中可以利用的有关制度、组织、法律法规知识培训, 提高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能力、搜寻信息的能力及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规范能力。这些培训的作用, 不仅惠及广大农民, 而且惠及整个城市社会。从投资收益角度来讲, 具有较强的外部性, 对整个城市社会来说是一项投资少, 收益大的长远事业。 对农民工的培训应以政府的主导型为主, 逐步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农民工培训的力度, 并使其制度化。另外, 可以充分利用城市社会中的政府组织网络和有关社区组织网络, 动员有关社会力量, 充分整合现有的各类教育资源, 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引导。只有这样, 才能使农民工提高在城市生活的能动性, 在城市比较容易生存发展。
2.政府引导和帮助, 创建农民工进城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网络组织
社会资本就是通过沟通, 通过谈天、讨论、辩论而发展出来的。这种产生于沟通理性下的社会资本, 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以及人的尊严等价值观产生的重要社会氛围。如果说经济资本是让我们“强”和“富”, 那么社会资本就是让我们“和”与“稳”。
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有着悠久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传统, 这些传统应该在现代化城市发展过程中把它继承发展起来, 为今天的社会发展所用, 比如同乡会、行会、各种协会、联谊会, 等等。
另外, 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 除政府有关组织对社会发展的直接主导作用外, 在发展过程中民间会自发产生一些非政府组织, 【注文1】对协调、沟通、帮助不同类型的社会成员起着重要的帮助作用。但我们的社会, 长期以来, 政府试图包办一切, 但往往不能顾及所有方面, 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 政府往往不能及时有效解决。假如社会中存在大量政府系统之外的社会组织, 即非政府组织, 政府可以将大量无暇顾及的社会管理事务交由这些组织管理解决。从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 这些非政府组织可以协助政府解决许多社会问题, 在许多方面可以起到政府无法起到的作用, 这些非政府组织可以及时高效地提高社会成员之间的协调、帮助、沟通和信息传递, 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对于增进成员的社会资本具有重要作用。这些各具特色的非政府组织, 构成了一副多彩多姿的社会沟通网络。
因此,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 政府应该有意识地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 容许非政府组织产生、发展。从微观社会环境看, 一方面, 社会转型时期形成了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 政府组织往往无法满足社会对解决这些问题的需求;另一方面,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中间层, 而公民闲暇时间、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多也使公众参与和志愿者行为成为可能。相信在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 城市居民的经济状况、教育文化素质普遍有了较大提高, 人们的闲暇时间也有了较大的增多, 会有不少人愿意参加一些帮助进城农民工的组织。这些组织多了, 农民工进城的社会资本就丰富了, 依靠就多了、信息就广了、与当地社会及居民的沟通就容易了, 农民工在城市更容易落脚、发展了, 我们的社会就更和谐发展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