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社会资本论文（共7篇）
结构性社会资本论文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已有研究认为, 由于东北下岗职工存在由收入、阶层和社会态度等方面促成的“人力资本失灵”。这种现象使得原有的产业工人无法运用其人力资本存量完成二次就业的状态。因此, 从理性经济人假设模型出发, 对犹豫产业结构调整引发的结构性失业进行判别和分析, 将对研究东北失业问题提供了兼具社会和经济双向特点的思路, 同时也必然为岗位培训为主的提供更为贴近生活的政策建议。
在有关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理论探讨中, 学者大多倾向围绕着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和国企改革的产权理论方面展开。如此思路将资金和技术放在了解决东北问题的第一位。但影响东北崛起的除了经济和技术层面的补给外, 还有必要关注社会结构其对社会发展目标的限制和束缚。因此, 有必要在比较宏观的市场化程度的区域性社会结构差异和相对微观的传统体制和单位制组织的社会结构对下岗失业群体人力资源影响的有关方面作出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和市场经济体质共同影响社会生活, 同时不同地区市场化的社会结构对人们的影响在区域之间的不同。市场化结构地社会生活的影响, 包括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对人力资本失灵问题进行分析, 将能够在洞悉下岗失业群体人力资源本身局限性的同时, 进一步地挖掘出人力资本之所以失灵的深层次原因。显然, 这种深层次的原因也反映了宏观层面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影响。毕竟, 当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后期进入的市场体质交融在一起时, 这种全新的社会结构会完全地颠覆原有以户籍为划分标准的社会类型。即, 传统以户籍为划分标准的二元社会结构应被体制内和体制外这两种凸现经济体制和社会机构的标准所取代。在这种新型划分标准下的社会模式可以成为新二元社会结构, 它以市场化在传统体制逐渐让予出来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发展为前提, 以依托于两种不同社会机制上的群体理念和习惯特征来区分。而依托体制内外的新二元社会的划分标准也为东北地区人力资本失灵现象的社会结构分析做出了绝佳的理论铺垫。
二、人力资本失灵问题的宏观社会结构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 各地区的市场化差距差异显著, 社会生活开始受到市场化影响增强。因此, 用经济人假设的理性选择理论对人力资源失灵现象进行研究时候, 若忽略各地区的宏观市场化程度时, 将有可能是其分析结构大相径庭。
因为, 经济改革所带的直接后果便是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化。东南沿海地区地理位置和政策优势, 因此较东北更早和更快地接受了市场化体质。因此, 东南沿海地区的整体社会生活更多地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制的组织结构影响较小。反之, 东北老工业基地一直作为国家重工业的要地, 一度拥有着让人自豪的钢铁、煤矿等传统企业。这些传统企业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 就具有大而全的特点, 对职工的生活实行一揽子全包策略, 对产销也完全依靠国家计划。因此, 在某成程度上来看, 这些机构似乎天生对市场体制“免疫”。虽然, 随着经济和企业改革的深入, 一些大型企业开始在产权和管理形式上努力做出创新, 但是毋庸置疑这些创新都是有限性,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仍然是滞后与国家整体经济改革的速度。显然, 这种对市场信号反应的滞后性与其收计划体制影响较深不无关系。在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中, 国家以总设计师的身份出现, 对资源进行调配和协调, 起目的在于保证从经济从整体上处理平稳和有序的发展。在这种模式下, 企业也没有必要对市场讯号敏感, 因为一切供需关系都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操控。因此, 东北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发展出对应的“等、靠、要”特质是尤其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的。此外, 这种“等、停、靠”的特质还会进一步的延续至企业的职工中, 他们也会默认地将企业组织对自己的管理融入到生活中, 并具有类似的“等、停、靠”的个人生活特点。可以说, 这种特质正是社会体制对社会生活渗透的一种具体表现。
学者在研究中曾发现在东北地区存在农民工收益曲线上升, 制度性失业群体的收益曲线下降的逆向互动。这种貌似悖论的现象背后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双向配置发生配置的体现。一方面, 由于市场经济的驱使, 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巨大。大量农民工和毕业大学生涌入城市, 在没有特定工作选择的前提下, 他们将能够很快地找到工作, 并安家落户。另一方面, 原本存在的制度性失业群体和那些期望进入体制内的大学生, 将有可能暴露出他们原有的各种制度性内生的弱点, 在单位制环境下形成的多层依赖关系严重束缚了他们自主择业和创业的选择。
由于目前东北仍存在一些较为“强势的”传统体制内单位, 因此制度性失业群体和期望进入体制内企业的大学生, 必然具有某些非理性的就业态度。特别是, 当大学生就业和创业持续低落的前提下, 这依然成为了东北经济腾飞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 对于目前东北没有就业的两部分人中, 均出现人力资本失灵现象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第一部分是40~55岁年龄群的弱势群体, 由于他们的年龄问题、身体健康素质无法和年轻人相比较。同时, 他们以往所学习的只是很难和市场接轨, 因此难以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是意料之中的。同时, 这部分人受到传统体制内思想影响较多, 因此在择业的时候也倾向于挑选, 进而容易造成“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状态。而另外一部分大学生则与之相反, 他们虽然大多年轻、有知识, 但是他们却也容易出现择业困难。这一方面是由于其心态造成, 其父母的“重体制、轻市场”的传统观念会深刻地影响他们在择业时的选择。而另外一方面, 现有大学课程设置的不恰当性, 也使其无法讲所学知识迅速地转化成为市场所需, 这也使他们没有办法更好地适应社会, 进而出现“人力资本失灵”。因此, 这两点因素的叠加效应, 有时反而会让大学生就业显得更加艰难。
与宏观的区域社会结构分析相联系, 在社会政策方面, 尽管中央政府已经投入巨额资金解决东北的就业问题。但是, 人力资本失灵的现象却并不一定是能够依靠资金投入解决的。目前, 大型国企组织仍然有较高的制度和技术门槛, 因此这也决定了其注定无法吸收大规模的失业者。目前大多数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聘都明确规定了年龄和专业方向的限制, 首先将40~55岁这一个年龄阶段的人员排除在外。同时, 对于大学生而言, 如此形式的用人规则也未必是恰当的。因为作为一些非热门专业的大学生往往相对更少有机会参加体制内的考试。因此, 如果致力于更积极更长久的社会因素方面的治理, 培育更有利于吸收失业群体的民营中小企业的市场环境, 促使弱势群体摆脱对政府和社会的依赖, 提高人们自主选择和创业的意识, 则更有治本的功效。
事实上对于国企转制后衍生的失业群体, 主动的市场化顺应和被动的市场化压力以及政府的积极引导工作一直没有停歇, 只是受强大的单位制社会存在的影响和制约, 市场意识的发展和市场环境的改善打了折扣而已。据此, 在东北的人力资本失灵现象, 不仅仅是经济结构的问题, 而且是区域性的社会结构的问题。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问题, 可能不仅仅在经济因素方面, 而且更主要的是在社会因素方面。
三、相关政策建议
从宏观社会经济结构角度出发对东北人力资本失灵现象做出分析, 可看出目前在政策措施上应该多管齐下。
首先, 应倡导更市场化的就业观念。在东北地区, 一直都存在“铁饭碗”一说。人们倾向以进入体制内工作为荣, 并认为自己一旦端起了国家的铁饭碗就是一辈子。如此就业观使人们容易就业前选择狭隘, 就业后工作状态积极性差的特点。因此, 政府有义务调整社会对就业的错误认知, 使其了解到市场所存在的竞争机制。促使人们能够愿意进入到中小民营企业, 饱含热情的工作。
其次, 应深化传统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虽然东北地区的大型国有企业已经进行了大量的产权和管理革新, 但和发达国家的现代企业管理对比, 仍存在欠缺。政府对国有企业仍然存在保护政策, 使其在市场竞争中拥有其他民营企业不可比拟的先天优势。但是, 随着市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逐步减少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先天优势, 对促进市场良性竞争和充分就业有莫大的好处。
再次, 针对不同人力资本失灵的失业群体, 应有针对性的解决政策。群体身份认同理论认为, 当个体隶属不同群体时, 将有不同的认知态度和考量。因此, 大学生和40~55岁年龄段的失业群体看待失业时也必然有不同的观点。所以, 针对不同的群体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将能够行而有效地使其接受, 达到政策效果实施最优化的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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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社会资本论文 篇2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 产业结构的调整, 直接引发就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具体而言:产业工人数量减少, 白领工人增加, 有一部分白领晋升为新中间阶级, 并且中间阶级这一阶层日益壮大, 经理资本家产生, 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增强。“正在扩大的职业是白领的、技术的、专业的和服务性的。阶级结构越来越像中间突出的钻石, 而不再像金字塔状。”[2]59笔者对这个日趋复杂的阶级结构进行了梳理。
首先, 变化最大的是工人阶级, 产业工人 (也称蓝领工人) 的数量大量减少, 白领工人大量增加。以美国为例, 从1900年到1997年的97年间, 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所占比重从1900年的62%下降到1997年的31%[3]539。丹尼尔·贝尔指出, 当人们沿着工业化道路前进的时候, 人力日益被机器所取代, 人们必然看到产业工人自身的销蚀。他预测, 到20世纪末, 产业工人在劳动力中的比例可能比今天的农民的比例还要小[4]162。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 随着现代化、自动化的发展及新工艺的广泛采用, 新的生产管理办法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广泛实行, 许多流水线作业的诞生, 劳动力出现过剩, 大批产业工人通过专业训练和技术培训上升为专业和技术人员, 越来越多的工人以监督者、调节者和操作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发生关系, 工人已不再是生产线上的附属物, 而成为监督和控制生产线的人, 从而实现从传统劳动方式向现代化劳动方式的转变。赖特指出:“后工业社会把工人从他仅仅是机械系统上的一个齿轮的这种角色中解救出来, 并为他提供了技术系统的鼓动者、创造者和主人, 能使他处身于现场生产程序之外的位置。”[5]94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连同销售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政府与公司企业中的下级行政和管理人员被称为白领工人。他们除了出卖劳动力外, 还有一定的知识、科学技术或管理技能的投入, 因此, 其收入增加的幅度较大往往可以得到出卖劳动力和知识、科技投入的双重报酬。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西方发达国家对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工人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在二战以后, 受过专业训练的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 白领工人的增长大大快于蓝领工人。美国的白领工人在1956年首次超过蓝领工人, 达到50.1%,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 白领工人已上升到83%, 蓝领工人仅占17%[3]540。
应当特别注意:也有大量产业工人离开生产线, 流向第三产业, 从事服务业。加上一大批妇女参加工作, 大量工人流向餐厅、旅馆、超市、医院、养老院、家庭等服务行业, 成为清洁工、物业维修工、护工、保姆、杂工、餐厅男女服务员、厨师、洗碗工、切菜工等。这部分人被称为后工业社会的无产阶级。“大多数传统的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者, 都不再将职员、秘书、零售业者及服务业工人 (大部分为妇女) 纳入‘中间阶级’的行列。就其具有代表性的收入、工作条件及其在当代企业‘统治关系’中的地位而言, 他们更应该被视为新的后工业无产阶级的底层。”[2]215这个“底层”, 值得关注和研究。
随着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股份公司的出现使生产资料所有权趋于分散, 又与日常管理权相分离, 同时国家也加强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 由政治国家向行政管理型国家的转变, 国家的社会职能扩大了, 政府机构扩大了, 从而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 既不同于传统的资产阶级, 又不同于无产阶级, 这就是“令人困惑的中间阶级”。新中间阶级包括:政府部门的中级行政官员, 国营和私营垄断企业中的中级管理人, 公立科研机构、学校、医院、社会福利机构和文艺团体中的科研人员、教师、医生、社会福利人员、艺术家和文学家等;拥有先进设备和科学管理的小业主, 企业中执行调度、组织和监督生产劳动和流通的中级管理人员等。他们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 也无法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来获取剩余价值。尽管受雇于人, 但因拥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或技术专长, 所以拥有一定的对生产资料的日常管理权和控制权及对劳动一定的监督权。20世纪80年代初, 新中间阶级占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的1/4到1/3;与其他阶级相比, 还是不成比例继续增长[2]217。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发生在资产阶级身上。在现代资产阶级队伍里, 传统家族资本家的比重在逐渐下降, 作用在逐渐弱化;而经理资本家大量产生, 所占比重迅速增大, 作用逐渐增强。经理资本家的产生, 一方面是随着股份公司的迅速发展, 导致资本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逐渐分离, 公司的股权逐渐分散, 自我管理企业的个人和家族资本家逐渐减少, 从而导致管理他人企业的经理资本家逐渐增多。另一方面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要求企业管理者具有越来越多的专业知识和越来越强的专业管理能力, 这显然是原来的资本家所不具备的, 因而越来越不能胜任, 于是他们不得不雇佣专业管理人员管理企业, 而自己则逐渐脱离本企业的经营管理, 靠手中拥有和掌握的企业股票等有价证劵的利息收入为生。
经理资本家本属于高级管理人员, 但他们在生产上控制着重要的生产资料, 在所管辖的公司企业中进行决策, 组织和指挥生产, 控制人事调动, 处理劳资纠纷, 在实际上发挥着“行动资本家”的作用;经理在生产组织中的战略性地位使得他们以相对高的收入大量占有一部分社会剩余, 而且大部分经理资本家直接持有企业的大量股票, 分享股息和红利。“那些执行投资和分配等传统企业家职能的企业经理主管们, 现在大都被认为是那些行使‘真正经济所有权’人士”中的一员, 换言之, 他们是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2]215针对经理资本家的大量涌现, 西方学者提出了“经理革命论”。经理集团成为新的精英阶级, 虽然在目前他们只是资本家的代理人, 但当他们感到不再需要他们的主人时, 就会发生夺取权力的事情, 这种由于权力转移而发生的社会革命被称为经理革命。
从以上阶级和阶层的变化可以看到, 知识和技术在后工业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成为阶级和阶层之间流动的关键力量。
事实上,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要比上述剖析还要复杂地多。赖特提出了“矛盾的阶级关系定位”, 比如, 公司的经理有权利聘用或者解雇员工, 决定是否使用某种新技术或是变革生产过程, 从这个角度看, 他们在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中占据资本家的位置。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 一般说来, 他们既不能卖掉整个工厂, 又不能把工厂里的资产价值转化为个人的消费, 如果工厂的所有者不高兴, 他们有可能遭到解雇。这样看, 他们在阶级关系中占据的是工人阶级的位置。对于某些中间阶级来说也是如此。此外, 一个人可以拥有两份工作, 在同一社会生产关系中, 这两份工作可能拥有不同的阶级位置:一个人可以在企业中做经理或雇员, 同时可以以自雇的形式从事第二职业。在一个资本主义主义企业里, 一些处在工人阶级位置上的工人也可能拥有股份, 或者是他们所在企业的股票, 虽然股份有限, 但其占据的终究是资本家的位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马克思的阶级结构理论面临着新的情况。笔者认为, 要辩证客观地看待马克思的阶级结构理论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复杂化的阶级结构, 研究“阶级”形态和剩余价值的新状态。
首先, 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结构调整, 直接导致阶级结构的变化, 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对生产关系的变革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下, 人类拥有了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崭新的生产手段, 大大节省了人的体力,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人的脑力, 使人们用“电脑”代替各种复杂的脑力劳动。将这种新的技术应用到第一、第二产业必将造成、事实上也已造成两大产业就业人数的大量缩减。另外,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广泛使用, 使信息产业逐渐成为主导产业, 必然吸引更多的就业人群。这必然导致产业工人数量下降, 白领工人增加, 新中产阶级出现。
其次, 虽然阶级结构并没有走向两极分化, 而是趋于复杂化, 但并不表明:阶级已经消亡。阶级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持续特征。如果不将阶级作为客观社会关系的要素进行分析, 就不可能完全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但同时, 我们需要在正视阶级结构复杂化这一现实的条件下, 重现调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策略, 丰富、补充、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这是时代的要求, 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理论的发展是辩证的, 可以说相反相成。只有承认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才能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形态, 进一步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最后, 新中间阶级的问题不容忽视。新中间阶级的大量出现, 尽管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结构———无产阶级尽管人数减少但却没有彻底消失, 依靠剥削剩余价值为生的大资本家依然存在, 但“新中间阶级”的问题却不容小觑。新中间阶级主要在国家部门或公共服务部门工作, 因此不像资产阶级那样具有强烈的追求利润的动机, 也不像工人阶级那样需要依赖企业、公司、工厂而生存。与此同时, 新中间阶级的教育水平相对较高。这使他们有兴趣、有能力关心自我认同方面及一些共同的社会问题。因此在西方社会以“新中间阶级”为主体掀起了一系列诸如保护生态环境、反恐、反核、倡导女权等方面的新社会运动, 哈贝马斯、奥菲、吉登斯、拉克劳和墨菲、哈特和奈格里等众多理论家对此表示了关注。这是我们值得研究的阶级动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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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社会资本论文 篇3
一、案例选取
1. 样本选取
本研究选取不同行业21家民营小微企业(制造业、国际物流业、服务业、国际贸易业等)进行调研。在2014年3月针对21家民营企业管理团队共发放问卷260份,到2014年7月31日为止收回问卷206份,剔除无效问卷39份(空白项超过5%的7份,前后回答矛盾的6份,管理团队成员缺失的17份,效度检验后无效的6份,连续7个问题回答同一答案代码的8份),有效问卷160份,分别归属在12个民营企业管理团队里,也就是说只有12个管理团队的问卷回收是完整、有效的。
2. 资料收集
资料搜集实施方法是问卷调查与线人法相结合。问卷调查在兼顾学术性和保护被访者隐私的原则下,作者与被访问者单独交流,再填写问卷。为了保证调研数据的可靠性,将有异议的数据通过线人的进一步讲述做了重新修正。为了能够保证调查数据的效度,我们对一些数据进行了重新定义。例如,“对方是交往对象”在“关系矩阵”中重新定义为往来紧密或感情较好或很好,“双方不是交往对象”指的是来往很少、感情很淡,或不认同对方的行为方式、有过冲突,等等。
3. 个体编码
鉴于保护受访者个人隐私权的目的,同时也要保证能够直接反映分析结果,我们将用三位数字对被访者名字进行编码。数字代表管理团队编号(第一个团队编号为1,依此类推),字母代表管理者个体,中间以下划线连接,如1_A表示第一团队的第一个成员。
4. 问卷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通俗地讲就是对问卷调查所采集结果的可信程度、稳定性程度和一致性程度的检验。中国民营小微企业管理团队本身有其特殊性,可能会由于成员人格特质、心理素质、经济影响因素、政治影响因素等,影响到调研数据的准确性。对本次搜集的评价数据进行信度分析,就是要排除误差的影响,检验所收集评价数据的可信程度(或一致性程度),做到评价结果可信。稳定性系数又称为重测信度,在该案例中我们采用重测法:针对同一群体,利用同一测量方法,在不同时间段内进行两次测试。重测相关系数越高,可以得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测量结果的稳定程度也就越高。
首先,对Group(1)两次测得数据进行处理,将12×12的社会网络矩阵转化为144个数据,存在关系的为1,不存在关系的为0,分析两次收集的数据的频率分布是否一致。
表2中,kappa系数值为0.785,Kappa在0—+1之间取值。绝对值越趋近于+1,则表明信度越高。一般Kappa≥0.75,就可以认定为信度较高。由此可见,问卷调查的测量数据是较好的,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二、案例评价
1. 团队网络权力
一个社会网络围绕一个中心的紧密程度就是该网络的社会网络中心性。中心性的程度可以衡量社会网络中的一个成员独立访问其他成员能力的高低。社会网络成员的中心性程度越高,访问其他成员的路径就相对较短,获取信息就相对容易[2]。网络的中心性可以保证网络信息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较为轻松地传递,对信息的转移发挥积极的影响。网络中心性包括两种情况:群体中心性与个人中心性。以往研究总是喜欢探讨个人中心性。个人中心性归类于个人层面指标,也就是说该社会网络中各个成员拥有大量连带关系,即该网络成员和其他成员间彼此联系情形,个人中心性越高,就证明其与其他成员间的密切关系。群体中心性代表着团体层面的指标,该项指标是计算网络中各成员的最高中心性拥有者与个人中心性间的差距,成为整个社会网络中心性程度的代表。学者们对该项指标内涵的认同具有很大的差异性,Freeman将各学派观点总结分类:(1)群体中心性指标应当反映出成员间紧密程度;(2)群体中心性指标也能够反映出个人中心性彼此间的差异程度;(3)群体中心性可以作为衡量网络内部权势指标,因为一名团队领导者解决问题的速度、效率以及成员满意度,都和领导者在团体中表现的卓越中心性程度有关[3]。
在网络中,每一个单独的行动者为一个节点,两个行动者间的连线代表合作关系。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连接的数量就是该节点的度。每个节点都会处在一个社会网络中,假如这个节点具有较高的度,那么它就会与其他节点之间存在大量的直接联系,在这个社会网络中的关键位置就会由具有较高度的节点所占据,这个关键节点在网络中就拥有更大的“权力”。
Wasserman和Faust(1999)认为,中心型人物往往比其关系网络中的其他主体更为活跃,活动最多,与别人联系的数目最多,因而也是最容易识别的[4]。一般情况下,他们利用网络中的地位积累庞大的权力。这个人在关系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是一个关系信息的主要渠道。由于这个主体在网络上较少依赖别人,所以高中心性表示对网络其他个体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其他所有网络成员都需要通过此中心性人物来联系其他成员或从中心性人物手中获取信息。
创始人的中心性水平高低将影响管理团队社会网络的大小和范围。团队社会网络的大小和范围往往是小而窄的,作为管理团队成员可能觉得不必要与其他不同的内部或外部主体进行联系,因此,创始人中心性与团队社会网络的大小和范围呈反向关系。中心性水平高将意味着高管团队成员将更多向创始人征求对重大战略问题的意见或方向。
出于研究的需要,同时计算出管理团队1(group1)的三个不同时间点的点度中心性、中间中心势和接近中心势的指数,进行对比分析:团队1(group1)的三个不同时间点的点度中心性、中间中心势和接近中心势的指数。
如表3所示,通过UCINET6.0软件对group1三个不同时间点上的图的中心势进行测量,根据得出的数值可以做如下判断:
group1在三个时间点上“接近中心势”数值分别为,出度无(time1);入度13.74%(time2)、出度20.64%(time2);入度27.17%(time3)、出度27.02%(time3)。根据接近中心性计算规定,网络图形必须是完全相连的图形(fully connected graph)才能计算接近中心性,由于group1在time1时,不是完全相连的,所以无法计算出中心势;第二次测量的入度值和出度值相比较第三次的入度和出度值都要小,这说明第三次的接近中心势要优于第二次的接近中心势。
group1在三个时间点上“中间中心势”分别为16.76%(time1)、7.37%(time2)、13.59%(time3),团队在第一次测量时表现最高16.76%(time1),可以将其理解为,团队创建初期,大家各种交流较少,许多信息的流通要依靠几个关键的连接者来完成;随着各种关系的建立,信息的交流渠道增多,关键“中间人”在减少,所以会出现后面的“中间中心势”数值下降的趋势,这也标志着团队内部交流渠道的增多和顺畅。
2. 派系分化程度
群聚系数可以衡量网络中各节点之间关系疏密状态,同时也能反映出网络中的资源拥有的平均状态。群聚系数和结构空洞密切相关,在结构洞富有的网络中,群聚系数小于1,当结构洞数量逐步增大时,群聚系数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小,且逐渐接近0;相反,在一个关系密切的网络中群聚系数比较大,当网络拥有完全相互关系时,群聚系数则为1。对网络成员个体的分析结果并没有呈现出宏观的网络结构。聚类分析虽然从总体上描述了分析结果,可是聚类分析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聚类分析严重依赖成对的行动者之间的对比,更倾向于有层次的数据对比;而且进行聚类分析时,还必须有一个假设的前提条件,数据必须具有一维特性。所以,必须考虑用其他方式呈现网络整体结构。普遍采用的方法有多维量表法(MDS,Multi-Dimensional Scaling)、CONCOR(迭代相关收敛法,convergent correlations或convergence of iterated correlation)、主成分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s analysis)以及本研究选择使用MDS方法[5]。
MDS将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截面中所表现出来的“异同性”模式以二维的形式展现出来。假设分析的是“相异性数据”或“距离数据”,如果两点间的距离越小,那么对象间的相似性越大;两点间的距离越大,对象间的相似性程度越小。假如分析的是“相似性数据”,那么距离越大的点对之间的相似性程度越大。
由于MDS输出的是二维图像,客观存在数据失真问题,然而不可能毫无误差地将数据压缩成二维图像。所以,研究者们给出了一个指数用来描述失真程度,即“压缩指数”(stress),该指数的取值允许范围是(0,1)。研究证明,如果点数介于9—20之间,压缩指数应该小于0.12;如果点数介于20—100之间,压缩指数应该小于0.2。如图1所示,对group(1)在三个时间截面的“咨询网”进行非量纲MDS分析,产生的是邻接矩阵的二维图。
基于分析结果,“压缩指数”(stress)值为0.17699,在失真允许范围之内,符合要求。根据图1可知,点对之间的距离越大则证明相似性程度越低。那么对图1而言,中间区域的点对接近于重合,点对间的距离很小,由此可见该主体之间在网络位置、网络角色方面相似性非常高;而周边两个点与其他点对之间的距离都非常远,所以该团队成员之间网络角色几乎没有相似性。从管理团队关系表现出了一定的派系性。对小微企业的管理团队中派系现象应予以重视,假如帮派现象严重则不利于管理工作的进行。基于信息传递的视角,在组织内部沟通应打破帮派限制,使关系较远的高管成员有较多的接触机会等。
3. 团队网络规模
纵观企业家网络研究文献,已有一些理论得到验证。企业管理者具有更大网络规模与新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所以拥有丰富的网络联系人与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是相关的。Falemo(1990)发现,扩张型企业的管理者与衰退企业管理者进行比较,管理者和更多公司以外的人保持联系,而这些人能够为企业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提供更多资源[6]。
网络外部性的特性决定了个体追求社会资本最大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不断增大网络规模。网络外部性,简而言之就是:联接一个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已经联接到该网络的其他人的数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网络外部性是指当采取相同行动的代理人数量增加时该行动产生的净价值增量的增加[7]。
管理团队在构建社会关系网络时也要依靠业缘关系,即在市场与非市场活动中与之交往的利益群体相关者包括行业协会、政府部门、科研单位、新闻媒体等。我们可以将他们看做管理团队所要交往的业缘群体。下面选取主要的7种相关机构进行团队规模分析。
A:媒体、B:科研单位、C:政府部门、D:行业协会、E:合作商、F:竞争商、G:金融机构。此处定义网络规模为对网络中每一个行动者接近中心度与其有外部联系的每一个事件的乘积进行求和。
外部网络规模数据汇总如表4所示。
基于社会资本关系和认知的视角,网络密度就是指社会网络中发生在一组行动者之间实际关系数量和其最大可能性数量之间的比率。当关系的实际数量越接近于网络中所有关系的最大可能性,网络整体密度值也就会越大。高度连接的网络大大推进了团队中富裕价值信息的流动。随着网络密度的加大,交流的有效性也会变得越高[8]。小微企业管理团队成员之间交流密切程度和交流频度决定其网络密度。网络密度值越大,则反映管理团队成员间的互动程度也就越高。由管理团队成员个体发布的信息能够被其成员和整个团队共享,也是对其身份、能力和社会关系网络认可的正向强化。在第一类8个团队中,团队的互动程度有7组相对较高,1组较低,总体上体现出团队良好的互动态势。在团队联系程度上看,6组数据较高,2组数据较低,体现团队的联系比较活跃。通过前两项可以看到这些团队在对内对外的交流活动中信息的获取较为顺利。
在派系分化方面,除第group(10)、group(11)、group(12)数值稍高外,其他各组数值都较低。数值低则证明了团队内没有明显的派系分化,有利团队的集体决策。在团队网络规模方面,数值普遍偏高,体现了团队网络发展的积极态势。
三、管理启示
1. 组织结构的优化与应对
小微企业管理团队在不断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和非市场经济活动过程,其实质是不断扩充和强化自身社会网络、提升自身团队社会资本的过程。小微企业管理团队在与外部交往的过程中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就对自身企业全部而言是最优的。由于社会资本代表着一个组织或个体的社会关系,所以,在一个社会网络中,一个组织或者单个个体的社会资本数量就决定了其在网络结构中是否处于关键位置。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分布状态不是均匀分布的,有的地带资源分布稀疏,有的地带资源分布稠密。相对而言,小微企业管理团队更应当好好发挥自己结构优势地位,建构一个不但有效而且更有效率的管理团队关系网络。
在企业的整个运营活动中,各种资源在这些不同群体之间不断进行交换,想要从中获取对自己有用的资源,就须存有网络关系,而维持与这些群体之间的联系[9],就要求中介人具有较高的中间中心性,这样便于团队与外界的联系。要对具有较高的中间中性的管理团队成员予以更多的关注,这就形成了管理团队在有限人力和物力情况下,社会关系网络是有效、高效的。
2. 管理团队中的权力层级问题讨论
社会资源不是均匀分配给每个社会成员的,而是按社会地位的高低呈倒金字塔形态分配给社会成员的,每一个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决定其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数量。在当今社会中,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和所工作的单位都可以直接反映出其所处的社会地位[10]。基于网络结构的小微企业管理团队社会资本呈现出层级制,也就是权力关系单向,从那些地位较高的人向位低的人传递。层级化程度越大,该非正式的网络图就越像是一张注重地位差异的机械化组织结构图。国内外学者研究显示,人们普遍期待支配型关系式层级制的,如果支配型关系违反了权利层级制的那种单向传递的方式,人们将很难了解和适应这样的社会网络(Desoto,1960),因为该类网络完全违反了我们固有的“权利等级”观念。
通过对民营小微企业管理团队社会资本网络中心性、角色及权利的研究,我们在家族企业中发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创始人的中心性将决定管理团队的社会网络规模、范围和联系的强度。管理团队所建构的社会网络类型是创始人中心性水平的一种象征性指标。管理团队成员从其他渠道获取信息或资源的意愿以及从其他渠道获取建议都会受到创始人的权力与地位的影响。家族企业创始人在企业中占有内部社会网络的中心位置,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家族企业创始人实质上是权力的中心,占有企业的资源,可随意雇用、解雇、提拔其他人,并且决定企业的总体战略方向。这就是创始人在公司的战略决策过程中扮演一言堂的角色。
摘要：基于网络结构的小微企业管理团队社会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民营小微企业管理团队的团队互动程度、联系程度、网络权力、派系分化、网络规模等社会资本内容进行评价。通过评价和团队特征的聚类分析,归纳出不同团队的特征,为小微企业管理团队制定决策和资源分配等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持。
关键词：小微企业,网络结构,社会资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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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郭磊.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企业文化建设[D].大庆:大庆石油学院,2009.
资本结构理论及资本结构优化探讨 篇4
最早提出资本结构理论的美国经济学家戴维·杜兰德认为, 企业的资本结构是按照净利法、营业净利法和传统法建立的。1958年, 莫迪格莱尼和米勒提出了著名的MM理论。后人又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权衡理论。
通过对资本结构理论的分析, 最佳资本结构在现实中是存在的, 企业应当适度负债经营, 然而, 从我国企业的基本实践来看, 财务风险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 我国的财务制度规定了企业的法定资本金, 资本结构中权益资本为零也是不允许的, 因此, 适度负债经营对我国企业同样适用。
2 我国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 由于自身发展和体制转换中长期积累形成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其中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过度负债成为威胁其生存的重要障碍。因此, 如何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 确定合理的负债水平, 是企业健康发展的保障, 也是我国企业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 我国企业负债比率与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企业负债率相比高很多。世界银行在工业项目评估中, 一般要求权益资本占总投资的30%~40%, 即负债比率为60%~70%, 根据资本结构理论的分析可见, 企业较高的负债比率对应于较高的财务风险, 相应的要求获取较高的权益资金利润率, 所以, 企业在盈利的情况下, 即使具有较高的负债比率也认为是可行的。然而, 当前相当多的企业亏损严重, 在此情况下仍然保持较高的负债比率是不合理的。我国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在当前主要表现为负债比率过高, 这也是造成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3 我国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资本结构不合理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矛盾交织作用的产物, 是经济体制转换中多种问题的集中反映, 其形成原因既有外部因素, 又有内部因素, 既有历史问题又有现实问题。
3.1 我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滞后
综观30年来的企业改革历程, 无论是改革之初的“放权让利”, 还是后来的“利改税”、“拨改贷”以及承包经营责任制等, 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企业的资本生成制度, 只是在企业的产权制度未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对企业经营机制所作的一系列调整。由于企业产权边界模糊, 产权主体缺位, 经营者缺乏必要的产权约束, 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银行的债务就不具有约束力, 这就为企业过度的负债扩张提供了客观上的环境和主观上的动机。
3.2 企业之间互相拖欠严重
企业互相拖欠是近几年困扰企业资金正常运转的突出问题, 虽然国家对“三角债”专门组织过清理, 但由于整个经济运行秩序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还有加重之势, 2005年末全国企业间相互拖欠款达1.2万多亿元, 银行逾期贷款数额在千亿元以上。不正常的经济秩序使得企业之间相互拖欠愈演愈烈, 不仅使企业资金运行出现梗阻和滞死, 也增加了企业债务负担。
3.3 股权融资资本成本低于债券融资成本
就中国的证券市场而言, 股权的资本成本却有可能较小。一方面, 上市股权融资, 不仅可以相对容易地将通过股票市场筹集到的资金自由支配, 还可以不发放股利, 没有利润就不分红, 将公司的风险部分转嫁到股票投资者身上。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 实际上是对股票的供应进行限制, 造成了股权融资成本的“软约束”, 结果股票本身“供不应求”。使得股权的资本成本实际上低于债务的资本。
4 调整和优化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对策
资本结构问题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难题之一, 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企业的资本结构作为决定企业整体资金成本的主要因素, 决定着企业治理结构, 并代表着企业的最终控制权结构。
4.1 逐步降低非流通股比例, 完善企业股权结构
要改善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 必须要改变现有的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 提高公众持股比例, 直至最终实现发行股票的全流通。
4.2 企业加强自身管理, 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无论是债务重组、资本运营还是利用国家给予的政策性补充资本金, 要达到优化资本结构的目的, 必须通过企业的具体经营来实现, 离开了企业有效的经营管理, 所有的措施都会变得没有意义。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证明:企业之间差距形成的原因除企业所处的环境有所区别外, 企业家的管理水平和公司治理结构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4.3 矫正资本市场的功能缺陷, 强化资本市场社会资源配置的功能
要改变我国资本市场简单的功能定位, 全面发挥资本市场优化社会资金资源配置的功能, 就必须在资本市场中引入竞争机制, 建立以满足企业需求为原动力的资本市场, 通过制度创新, 加强各项规则对企业融资行为的约束和引导作用。
合理的资本结构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价值, 有利于企业合理安排所有权与控制权, 有利于合理解决治理结构问题, 有利于降低企业破产风险。要想真正地解决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失衡问题, 必须结合转轨经济这个逻辑出发点和既定的历史现实, 根据中国的具体环境作出具体的分析, 根据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加以权衡和考虑,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摘要：首先对资本结构的理论现实进行了分析, 接着分析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现状及问题, 并提出了调整和优化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对策。
关键词：资本结构理论,资本结构优化,公司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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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结构波动与权益资本成本 篇5
关键词：资本结构波动,权益资本成本,筹资方式
一、引言
20世纪末以来, 金融危机频频爆发, 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给世界各地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在全球经济环境不够稳定的情况下, 这种状态从宏观经济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 企业经营风险较大, 与此同时, 许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出现较大波动, 有些甚至波动明显。资本结构波动较大, 说明企业财务状况不稳健, 财务风险加大, 在各国经济增长动力普遍不足、全球发展环境异常复杂的情况下, 这些现象更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 研究资本结构的波动对增加企业价值有现实的意义。
目前,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已成为财务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 已有文献主要从资本结构调整方向、速度来加以剖析, 反映了企业优化资本结构的主观努力程度, 而以实际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幅度为研究视角的并不多, 资本结构波动则显示出资本结构的客观变化, 因此资本结构波动与已有文献研究的静态和动态资本结构有着很大区别。从逻辑上说, 资本结构波动能够影响融资成本, 因为资本结构波动能够影响财务风险, 进而影响到股权融资成本, 在信息不完全对称的情况下, 无疑会进一步加大融资成本。本文选取2004~2013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 考察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波动这一微观经济行为对权益资本成本的经济影响, 为指导企业融资和增加企业价值提供理论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资本结构波动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分析及研究假设。
资本结构波动过大, 一方面说明企业筹资的比例构成上不稳定, 对内而言, 财务状况不稳健, 财务风险较大, 依据风险与收益均衡原则, 因此提高了投资者的投资回报要求。作为一种信号传递, 企业财务状况不稳定会导致其股价下降, 也会提高权益资本成本;另一方面说明企业难以按目标资本结构选择合理的融资渠道, 对外而言, 存在较大的融资约束, 而融资约束可能与权益资本成本正相关。因为, 在融资约束较大的情况下, 企业的现金流流转可能受阻, 不利于应对竞争对手降价等竞争策略, 并可能导致投入产出减少, 导致其产品竞争力减弱, 使得经营风险上升。
其次, 影响资本结构波动的原因大都是多方面的, 企业在满足强制性披露后, 基于种种考虑, 自愿性披露的信息可能不会过多披露, 例如信息披露存在“规模经济性”的临界点 (Verrecchia, 2001;杜煊君, 2001) 。所以投资者掌握的信息要比经营者少得多, 因此要充分了解资本结构波动原因不可能也不实际, 资本结构波动过大可能会严重影响到他们对不确定性的预期, 投资者为规避这一潜在风险, 便要求更高的预期回报率。资本结构波动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正是通过“风险”和“信息不对称”这些中间桥梁发挥作用的,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1:
H1:资本结构波动与权益资本成本正相关
(二) 不同融资渠道可能对资本结构波动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分析及研究假设
1、负债融资对资本结构波动与权益资本成本影响分析。
激励理论认为负债融资提升了破产风险, 但股东和经营者不愿破产, 则会努力工作, 做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投资决策, 债权人也会加大监督力度, 进而会提高企业业绩。Frank和Goyal (2003) 以美国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 表明公司绩效与以账面价值计量的资产负债率呈正相关性。增加负债能优化股权结构, 减缓股东与经理人间的利益冲突, 降低股东与经理人间的代理成本, 从而使权益资本成本下降。Masulis (1980) 研究表明, 企业提高资产负债率会提高普通股的价格。Harris和Raviv (1991) 研究发现, 上市公司如果有发行新债、股票回购或股权换取债权的行为时, 普通股的价格会提高, 这表明债务融资具有信号传递功能。陈晓和单鑫 (1999) 发现企业长期负债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和总资本成本均呈负相关。刘坤 (2006) 研究得出资产负债率与企业价值正相关;同时, 他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该增加负债融资, 特别是长期负债。
2、股票融资对资本结构波动与权益资本成本影响分析。
Myers和Majluf (1984) 研究表明当管理层认为企业市场价值被高估时, 会采用股票方式来筹措资金, 所以企业发行股票时, 投资者会认为股票的市场价值已被高估, 作出负面反应。但晏艳阳、李学政和徐大朋 (2006) 的研究表明, 我国股票市场对企业采用配股方式来筹措资金行为的反应和股权融资信号理论以及国外成熟资本市场的反应截然相反, 即我国股票市场对企业的配股行为是欢迎的。企业进行股权融资并没有向外部市场传递出负面的信息, 反而会带给投资者利润想象空间, 受到投资者的追捧, 因此并不会导致企业股价的下降。自2002年开始, 我国股票市场针对熊市开始大力度调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不断地严格上市公司再融资条件。此时, 唯有那些绩效优良的企业才能拥有再融资的机会, 且我国过高的二级市场股价使得投资者也偏好以股本扩张进行分配的企业, 致使股票市场求大于供。此外, 企业增发股票时募集大量权益资本, 企业财务杠杆会大幅降低, 财务风险会相应大幅降低, 投资者承担的风险降低。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H2a和假设H2a:
H2a:企业增加债务能够缓解资本结构波动对权益资本成本的不利影响
H2b:企业增发股票能够缓解资本结构波动对权益资本成本的不利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4~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并剔除下列样本: (1) 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 (2) 剔除缺失数据的公司; (3) 剔除*ST、ST和S类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数据库。为避免极端值对统计结果的影响, 对模型中所有连续变量做1%的Winsorize处理。在对数据处理和分析时, 借助了Excel、Stata11计量软件。
(二) 变量定义及模型构建
1、主要变量定义
(1) 权益资本成本。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极不稳定、很多公司甚至根本不派发股利的情况, 本文采用PEG模型来计算权益资本成本, 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p0为当年年末股价, eps1和eps2分别为预测未来t1和t2每股收益, rPEG为计算出的权益资本成本。
(2) 资本结构波动。资本结构波动 (levd) 通过计算上一年年末和当年四个季度共五个季度的资本结构的标准差得到。对资本结构的衡量主要有两种方式:总资产负债率和长期资产负债率。本文首先沿用大多数学者在相关研究中采用的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的做法。在稳健性检验时采用长期资本结构来计量企业资本结构波动。具体变量定义表见表1。 (表1)
2、模型构建。为了检验假设H1, 本文建立了模型 (1) :
为了检验假设H2a和H2b, 本文建立了模型 (2a) 和 (2b) :
上述模型中, 由于主变量资本结构波动 (levd) 的计算涉及到年初和当年四个季度的资本结构, 投资者若对资本结构波动进行考察, 便会利用上一期数据, 所以在模型中滞后一期。同时, 这样处理也有利于缓解内生性问题。考虑到投资者往往根据上期报表进行评估、考察企业的风险状况。所以,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基本也都滞后一期。
四、实证分析
(一)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2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企业所承担的权益资本成本 (re) 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分别为0.1215和0.0726, 表明我国上市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总体上差别较大;资本结构波动 (levd) 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分别为0.0367和0.1049, 表明我国各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差距较大;负债筹资 (△debt) 的平均值为0.7415, 权益筹资 (seo) 的平均值为0.0661, 表明我国权益融资门槛较高, 许多公司只能采用债务筹资, 可能造成股票市场求大于供。 (表2)
(二)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 方程 (1) 、 (2a) 和 (2b) 整体回归结果, F值分别为20.74、19.59和21.69, 显著性水平均达到1%, 表明方程回归效果较好。 (表3)
从方程 (1) 回归结果可看出, levd的系数是0.1405,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即资本结构波动与权益资本成本正相关, 假设H1得到验证。
方程 (2a) 的回归结果显示, levd系数为正, 且在5%水平下显著, 表明资本结构波动对权益资本成本的确有不利影响, 但系数为正, 且不显著, 表明企业增加债务未能缓解这种不利影响。实证结果与研究假设H2a不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 (1) 激励理论认为负债融资提高了破产风险, 经营者不愿看到企业破产, 就会尽力工作, 进而会提升企业价值。可是, 负债融资要想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 关键在于资本市场要有完善的退市和破产机制。但在中国资本市场中, 退市和破产机制不健全, 社会保险和保障的法律不完善, 上市公司大都是大型企业, 各地政府出于保护当地经济发展、百姓就业及社会稳定的需要, 不支持公司破产, 对于偿还不了债务的企业, 当地政府将其列为优先扶持对象, 为其“输血”, 导致应该破产的公司无法破产, 维持上市公司的地位, 经营不善的经营者继续能够享受控制权收益, 也就不能激励其努力工作来改善公司业绩, 限制了负债融资治理效应的发挥, 表现出治理无效性。于东智 (2003) 认为, 我国上市企业的资本结构有着很多不合理的特征, 债权治理表现出无效性; (2) 债券的严格契约关系和公开透明市场使其具有了对公司“硬约束”的条件, 但我国上市公司采用债券融资的门槛较高, 债券市场不发达, 使得绩效差的公司只能借助银行借款来进行再融资, 债务的继续增加加剧了企业的财务风险, 面对外部激烈的竞争环境, 企业一旦在某个投资项目上经营不善, 产生亏损时, 这可能导致其资金链条出现问题甚至危机, 抵御市场风险能力降低。所以, 我国上市公司进行负债融资并未发挥出公司治理作用, 未能够向投资者传递出积极的信号, 投资者反而对该类企业的投资会更加谨慎, 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造成实证结果与假设不符。
注:***表示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10%置信水平下显著。
方程 (2b) 的回归结果显示, levd系数为正, seo*levd系数为负, 且分别在在1%和5%水平下显著, 表明资本结构波动对权益资本成本有不利影响, 而企业增发股票能够显著缓解这种不利影响, 假设H2b得到验证。
(三) 稳健性分析。
本文以长期资本结构 (长期资产负债率=非流动性资产/ (非流动性资产+所有者权益) 代替总资本结构为基础来计量资本结构波动, 对原模型重新回归做稳健性检验, 检验资本结构波动和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回归结果与本文原来的实证结果相符, 表明结果比较稳健。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2004~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资本结构波动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 并考察企业筹资活动对资本结构波动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 (1) 资本结构波动与权益资本成本正相关; (2) 我国企业负债融资未能降低资本结构波动对其权益资本成本的不利影响; (3) 我国企业权益融资能够有效缓解资本结构波动对权益资本成本的不利影响。
针对前述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 加强对资本结构管理的主动性行为, 控制企业资本结构波动, 以应对宏观经济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我国应该快速发展公司债券市场, 并深入国有商业银行向股份制公司改革, 以加强债权治理作用; (3) 加强信息披露, 降低资本市场中信息不对称, 从而减少资本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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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煊君.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与监管[D].上海财经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 2001.
结构性社会资本论文 篇6
资本市场的结构对于发展起步较晚的我国的资本市场来说, 存在诸如单一的企业融资渠道的特点, 还在资本市场的结构上存在诸多问题。股权融资则是我们资本市场的“股强债弱”的重要体现, 这就说明了企业的融资绝大多是是通过银行贷款, 单一性较为明显。为了达到企业资本结构最优化, 做好平衡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 对于公司债市场发展中的最大化利润来说, 本文所研究的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情况分析
1、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数学多元回归模型, 对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探讨相关的资本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关联因素。为了更好分析相关的特定行业的最优资本结构, 在大量样本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利用数学模型剖析资本结构特征, 同时在此基础上, 利用JMP的数据分割功能而进行处理分析。
2、数据分析。
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 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通过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 还是处于比较低的情况下, 这主要是由于下述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 必须考虑我国上市公司的背景问题。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特殊历史背景, 过度负债的现象往往容易在依赖银行贷款为主的企业出现。所以, 在这样的基础上, 对于重新包装后原国有企业中的优质资产来说, 还存在资产负债率比较低的情况, 这样相应的整个集团的资产负债情况往往不能很好得到反映。
第二, 股权融资成本比较低的原因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较少的分红特点, 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相比, 更为容易受到企业的青睐。而股票的分红则是欧美投资者的收益的主要来源, 对于我国股市还存在不太成熟的特点, 其中投资者短期投机还占有一定比例, 这样公司的分红收入的就受到一定的影响。
第三, 股强债弱的特征往往是由于我国不均衡的资本市场结构所致, 这样融资作用往往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就不十分明显。对于欧洲市场来说, 每年融资额的80%左右都为公司债券的比例, 而对于美国企业来说, 一般能够占到60%左右。这种规模让我国企业债发行相形见绌。另外, 再加上较高要求的企业债发行的监管较多的情况下, 往往股权融资是上市公司选择方式。
三、影响企业业绩的主要因素分析
企业的业绩受到诸多方面的因素影响, 这里主要考虑影响企业业绩的变量进行相关的分析。其中, 对于体现企业的盈利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销售净利率、销售毛利率、每股收益、净资产报酬率和总资产报酬率等等。企业的偿债能力则通过速动比率、固定资产占比和流动比率;而企业的成长性则是通过销售收入增长率和基本每股收益增长率得到。企业的规模的体现则是通过销售收入。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 对于样本资本结构和企业绩效, 利用数学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探讨,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得到, 公司业绩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成反比, 而负债中流动负债的比率则与公司业绩成正比。
四、行业合理资本结构建议
这里选取房地产行业为例, 为了得到资产负债率的最佳水平, 利用JMP软件进行深度分析如下。
1、行业最优资产负债率水平分析。
公司业绩和资本结构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主要表现在, 对于一般性的大多数行业, 比如化工行业、餐饮旅游业和煤矿业等等, 公司业绩和资产负债率成反比, 即这是一种负相关关系;而正相关关系则存在于某些特定的行业, 包括家用电器、信息设备行业等等。二者关系在房地产等某些特殊行业方面则表现出复杂性, 即确定关系很难在资本结构与公司业绩中找到。但是可以发现, 存在一个临界点, 正相关关系在某一临界点内成立, 而负相关关系在临界点外存在。
2、房地产业行业资本结构分析。
通过数据分析, 在所有23个行业中, 房地产行业排第5位, 其平均资产负债率为59.16%。这里需要指出房地产行业的特殊性, 一方面, 房地产对于融资有着较大的需求和依赖, 属于资本密集型, 要依靠大量资金的投入;另外一方面, 还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 且和国计民生紧密相关。这样考虑到房地产业与商业银行微妙的关系, 以及国家宏观调控特点, 这种特殊性表现在房地产企业的贷款规模收到商业银行的紧密控制。另外, 还可以看出, 国家宏观政策直接影响到我国房地产业的资产负债率, 对于目前的房地产的最优资产负债率在区间 (52, 55) 来说, 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已经超过这一水平。
五、资本结构优化建议
公司债则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更加稳定的债务融资, 对于我国的债权融资方式来说, 其主要包括普通公司债、银行贷款和可转换债券等等。考虑到银行贷款规模与国家宏观政策的紧密性, 银行贷款则是我国上市公司的主要的债务融资。
考虑到公司债与企业债的不同特点。在分别区分公司债券和企业债的概念的基础上, 应该在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方面则是企业债的用途, 同时还要考虑政府部门审批的项目的要求;另外, 根据企业的经营运作需求而要发行相关的公司债。我国公司债在经过2007年发行后, 在主体数量以及发行数量发展较为迅速。
所以, 推广公司债的发行, 同时不断完善相关的公司债的发行制度, 这是对于我国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普遍较低的有效措施, 另外, 对于单一的债务融资来源和受到政策影响等限制也具有一定的帮助。
六、结论
在大量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指出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和其绩效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另外, 对于在负债结构中的企业绩效来说, 其与流动负债的比率呈现弱正相关关系。为了更好的改善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 通过依靠传统的银行贷款外, 另外有效方法就是通过发行公司债解决债务融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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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资本结构分析 篇7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0002) , 成立于1984年5月, 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专业住宅开发企业, 也是股市里的代表性地产蓝筹股。深圳万科总部2011年度营业收入717.8亿元, 净利润96.2亿元, 分别比上年增长41.54%、32.51%。万科公司经过二十多年的稳健快速发展, 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领跑者。无论是公司战略、治理结构、管理团队、产品生产, 还是公司文化、品牌价值在我国房地产行业中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作为中国房地产企业的一个缩影的万科, 对其资本结构的分析为我国房地产行业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因此, 本文通过财务指标的分析来研究万科的资本结构, 分析资本结构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二资本结构理论概述
资本结构系指长期负债与权益 (普通股、特别股、保留盈余) 的分配情况。最佳资本结构便是使股东财富最大或股价最大的资本结构, 亦即使公司资金成本最小的资本结构。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本的价值构成及其比例, 反映的是企业债务与股权的比例关系, 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偿债和再融资能力, 决定着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 是企业财务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合理的融资结构可以降低融资成本, 发挥财务杠杆的调节作用, 使企业获得更大的自有资金收益率。
资本结构理论是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三大核心理论之一。关于资本结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MM理论为基础的资本结构主流理论, 主要研究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的关系;二是以MM理论为基础的资本结构决定因素学派, 主要研究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
三万科公司资本结构的分析
企业资本结构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研究公司的资本结构, 需要分析其资本结构的状况以及其形成过程。根据房地产行业的特征, 结合万科公司的现状, 对万科公司资本结构的研究主要从资产负债率、所有者权益比率、产权比率、流动负债比率和流通股东比率几个方便来阐述。
2002—2011年期间, 万科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在50%~80%之间, 逐年呈上升的趋势, 2002年的资产负债率最低, 但也达到50%以上, 以后各年逐年增加, 在2011年达到77.1%。总体来说, 万科公司资产负债率偏高。10年间, 万科公司的产权比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企业产权比率提高或较高时, 一般表示企业资本结构稳定性和资金来源独立性降低, 债权人所得到的偿债保障下降, 企业借款能力下降。由此可以推断, 近10年来万科公司的资本结构稳定性和资金来源独立性呈现降低趋势, 在这样的趋势下, 会使债权人所得到的保障和企业借款能力同时下降。
2002—2006年期间, 公司债务中, 流动负债的比率呈下降的趋势, 这说明大部分流动负债由长期筹资取得, 风险较小, 属稳健型资本结构, 比例的降低说明万科在降低财务风险能力方面有所提高。自2007—2011年, 公司流动负债的比率上升和下降交替出现, 呈现一种波动现象, 说明万科对债务融资的特点更多的认识。在股权结构中, 流通股在总股本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地增加, 这也说明万科股权结构的分散性, 有助于股权结构的合理化。
在现代企业融资活动中, 融资方式的选择决定了企业的资本结构。万科公司资本结构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 是在历次的融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也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万科先后经历了多次银行贷款、两次上市、两次配股、一次A股非公开发行、两次发行可转债等重大融资行为, 多次大规模的融资为万科资本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静态均衡理论认为, 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是存在最优的资本结构的, 但是通过对万科2002—2011年期间资本结构的分析, 可以看出最优的资本结构是不存在的。因为若存在最优的资本结构, 公司达到最优资本结构之后, 就可以维持在该水平而保持不变, 但是万科资本结构的年年的变动则可以说明最优的资本结构是不存在的。通过对万科公司资本结构变动的原因分析可以看出, 万科公司资本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优序融资理论的资本结构理论, 因为优序融资理论认为当企业存在融资需求时, 首先选择内源融资, 其次会选择债务融资, 最后选择股权融资, 该理论解释了当企业内部现金流不足以满足净经营性长期资产总投资时, 更倾向于债务融资而不是股权融资, 揭示了企业筹资时对不同筹资方式选择的偏好。
四启示
本文通过分析万科公司近10年资本结构的变化以及影响公司资本结构变化的因素, 来阐述一个公司合理的资本结构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企业建立合理的资本结构、最佳资本结构是要在适度的财务风险范围内, 使其预期的综合资本成本率最低, 同时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资本结构。财务风险的本质是由于负债比例过高引起的, 负债经营可以使企业快速筹集资金, 增强企业实力, 但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和破产的危机。因此, 企业应当在风险和成本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一方面应当设计合理的资金结构, 保持适当的负债, 降低资金成本, 一方面应当控制负债的规模, 保证谨慎的负债比例, 防止债务到期无力偿还或资不抵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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