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变迁（精选12篇）
社会结构变迁 篇1
随着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乡村的社会结构的变迁也成为一种社会发展必然的趋势。而且, 社会结构变迁研究是探讨中国当代社会全面转型的基轴和主线, 尤其是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历来为中外社会学者广泛关注。迄今为止, 我国农村人口和区域面积所占比例仍较大, 是一个以乡村为主的国家。因此, 乡村社会的发展对我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要推动乡村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更应该关注我国乡村社会结构与变迁。
1 国内外文献综述
1.1 社会结构理论的概述
1.1.1 国外相关研究。
在西方社会学中, 关于社会结构的内容有不同的观点。社会人类学家布朗第一个给“社会结构”下了定义:“社会结构”是指各种社会个体、群体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 (1987) 认为:“结构”这个术语指的是任何事物的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 (1988) 认为社会结构可以定义为:构成社会的如下要素间相对恒常的结合。这些构成要素可以从接近个人行动层次 (微观层次) 到整个社会的层次 (宏观层次) 划分出若干阶段, 按着微观到宏观的顺序可以排列为角色、制度、社会群体、社会、社会阶层、国民社会。美国结构主义大师彼特·布劳 (1975) 认为, 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 (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 所组成的多维空间。帕森斯则将社会结构的内容界定为四个具体方面:适应:获取资源、目标:定位和达成、整合行为:社会化、维 (持) 模 (式) :社会控制。吉登斯 (1984) 的观点, 社会结构的内容可以看作是由行动者可以利用的“资源” (配置状况) 和 (配置资源的) “规则”两个层面的内容所构成的。或者说, 是以一定社区中“资源—规则”的某种组合方式为内容的。
1.1.2 国内相关研究。
在国内, 也有许多对社会结构的不同解释。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以及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社会结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而是处在不断分化和转型的过程之中, 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是一个社会变化的重要标志, 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个人行为变化的基本因素。贾先文 (2009) 提出: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 是各种力量博弈均衡的结果, 即一个社会形成的社会力量格局。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位置, 以及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朱建春 (2013) 对乡村社会结构的理解。农村社会结构是农村社会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 是从微观到宏观一些要素的结合体, 这些要素包括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而张健 (2010) 对乡村结构的解释, 他指出:乡村社会结构是指乡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多方面结构状况的集成状态, 反映着农民中不同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状态, 决定着农民应对事件的能力。综上所述,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乡村结构的理论进行了界定, 但是共同之处都强调了乡村结构是乡村社会资源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配置, 进而达到均衡的结构。但是缺少强调“三农问题”中的农民这一乡村结构的变化, 而农民是乡村中的主要社会力量, 理应得到充分的关注和重视。
1.2 乡村社会结构的特征研究
1.2.1 国外相关研究。
在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研究方面, 平野义太郎 (1943) 提出了村落共同体假设, 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是具有封闭、内聚特征的村落。美国学者施坚雅 (1964) 则提出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 认为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 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 包括大约18个村庄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费正清 (1987) 认为:从社会角度来看, 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 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由此, 形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的人际关联模式:宗法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
1.2.2 国内相关研究。
而在国内, 则有着不同的观点。费孝通 (2005) 则从村落文化出发, 以伦理本位为基点, 以“家”为人际关联的基本空间单位, 提出了乡村人际关联的“差序格局”。甘庭宇 (2012) 从社会利益主体出发, 认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利益主体发生分化, 多元主体间信任关系的整体性缺失较为严重, 权势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冲突加剧。贺雪峰 (2012) 从不同乡村类型出发, 指出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 有分散型, 团结型, 分裂型三种。分散型乡村, 即在乡村内部缺少紧密相连的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农民集群, 每个农民都是相对独立的, 是原子化的, 是分散的;团结型乡村是指因为血缘与地缘的重合, 乡村社会结构相当紧密;分裂型乡村是指一个自然村一般都分裂为数个相互竞争的“小亲族”。阳芬 (2010) 认为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方向是合理的, 是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的, 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国外的学者大多认为乡村结构是封闭的, 而国内的学者则认为, 乡村社会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 是逐渐由封闭到开放的。这表明, 我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变革以及城乡统筹的发展, 正在促使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使得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向新型乡村社会结构转变。因而, 在今后的研究中, 应当把重点放在推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因素研究中。
1.3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
1.3.1 国外相关研究。
杜赞奇 (1996) 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随之变迁。罗吉斯 (1988) 从宏观上描绘出技术传播推动美国乡村社会变迁。舒尔茨 (1990) 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研究人口迁移, 认为迁移的发生是因为个体期望从迁移中得到大于迁移成本的收益。这种依据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一旦转化为现实利益, 又催生新的期望 (外出赚钱———很好———带动更多的人外出赚钱———更好) , 这就是一个不断扩大、良性循环的动态过程。这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促成了农村社会结构变迁。
1.3.2 国内相关研究。
从社会学的角度:汪远忠 (2013) 认为利益是一种社会设置下的行动结构, 个体行动的利益指向真实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民工来自农民, 准确地说是农民家庭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现实选择, 因此农民工是具有变革原有农民家庭结构及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功能的因素。周春霞 (2012) 认为乡村空心化是社会变迁的产物, 而乡村空心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已使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媒介学的角度, 关琮严 (2012) 指出将媒介视作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系统, 一种结构化的社会力量, 它是通过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 从而触发社会结构变化的, 乡村社会也不例外。即乡村社会变迁似乎是由一种媒介推动的。更确切地说, 是由嵌合在乡村社会结构之中的媒介系统推动的。从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角度, 陈旭峰 (2012) 认为农民市民化能很好地反映出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而文化资本是研究农民市民化问题的重要视角。朱建春 (2013) 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与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扩大化促进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从生产技术的角度, 张红 (2012) 认为社会变迁根据变迁的动力可分为内发变迁和关联变迁。而生产技术正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内发变迁和关联变迁的效应, 推动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国内外学者都认为时代因素和宏观环境是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 而国内的研究较少涉及到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微观原因, 比如成本-效益的对比。因而, 在今后的研究中, 要将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综合起来分析。
1.4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1.4.1 国外研究综述。
孟德拉斯 (2005) 提出了“农民的终结”的认识观, 他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 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走向了“终结”。当中国被卷入到世界化的浪潮中, 面临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 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与法国农民同样的问题。John C.H.Fei and Gustav Ranis研究了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 构建了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 该模型证明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可以获得经济发展, 而且可以完全实现商品化。而DW.Jorgenson二元结构模型对费景汉-拉尼斯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提出质疑, 他认为工业部门积累资本对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避免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是必要的, 但前提条件依旧是农业剩余, 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和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状况, 即工业部门技术进步越快, 其储蓄率就越高, 劳动力增长越快, 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最终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1.4.2 国内研究评述。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消极影响:黄江泉 (2012) 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 大量的精壮农民外出务工, 导致乡村结构的变化, 而作为这样结构下新出现的弱势群体———留守农民面临着原有社会网络资源遭受破坏, 现有社会网络资源继续向城镇流失的局面, 以致社会结构不合理, 社会资本日趋弱化。王宏 (2012) 认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造成农业从业人口老龄化妇女化, 这一种结构性失衡, 后续人力资源短缺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造成农村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农业生产缺人力等问题日益显现。陆益龙 (2013) 指出乡村社会结构转变促使乡村社会关系变化, 主要是乡村社会的个体性大大增强, 扩大了个体的自主行动范围, 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模糊性变得更大, 农民与政府之间关系趋于层级差异性。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积极影响:王云飞 (2012) 认为, 乡村结构的变迁, 促使政府和农民在观念上都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 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确定与稳定。李泉生 (2012) 认为农村社会结构变化, 促进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层, 促进政府考虑不同社会阶层的民生需求, 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 以此来推进农村现代化和农村社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王阿洁 (2011) 指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致使农民群体的分化, 进一步导致了农民的角色和身份的多元化, 地位和生活需求的差别化, 这样农民群体的多样性就带来了其养老保障需求的多层次性, 推动乡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完善。国内外学者都探讨了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影响, 国外学者更加注重数学模型的分析, 国内学者则主要做了大量定性分析。在今后研究中, 应当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
2 研究评述与展望
综上所述,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 也是深化农村改革、探索农村发展实践的必然结果。
我国的乡村社会结构的特征也存在着区域性的差异。但是, 总的来说, 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方向是合理的, 是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的, 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推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乡村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的推动;城市城镇化和我国二元化体制的推动, 促进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导致农村空心化;生产技术的改革;以及相关的传播媒介等等, 都在推动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作用。
最后,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也给乡村社会、经济以及生活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和挑战。
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 政府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规范和引导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积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改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 以应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 摆脱传统农业发展困境, 进而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大资金的投入, 为乡镇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造利好的环境, 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 带动乡村经济发展;转变基层政府组织职能, 建立服务型政府。政府政策和办事方式的变革要立足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这一个历史现实;大力发展乡村企业, 增加就业机会, 吸引农民工返乡, 减少农村空心化, 乡村老龄化、妇女化等现象。
社会结构变迁 篇2
第一节什么是社会变迁
1.社会变迁：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基本形态的变异。2.内容：①社会关系的基本制度，既社会行为基本规范体
系。
②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包括组织结构、阶级结构、职业结构
③社会关系的基本面貌，即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
3.特点：①必然性；②前进性；③非直线性；④全面性 4.基本类型：
(1)按照社会变迁的发展方向，分为：社会进化和社会倒退
进化过程的特征：长期性、缓慢性、渐进性、局部性(2)按照社会变迁的性质与特点，分为：社会改革与社会革命
社会改革：使人们有意识的规划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的社会局部调整或全面改良的过程。
社会革命:是一种急剧的、对整个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社会变迁形式,其目的是为了根本变革社会制度,改变生产关系
(3)按照社会变迁的规模，分为：整体变迁和局部变迁(4)按照变迁的人为参与和控制程度，分为：自发变迁和有计划变迁
5.原因：①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以及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②社会物质需要和利益冲突
③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也是导致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
④文化的发展与传播⑤意识形态的改变⑥人口状况的改变
⑦外敌侵入、环境破坏、自然灾害等因素，也可能引起社会变迁。
6.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实质上就是对社会运行过程进行干
预，对社会系统施加定向影响。
7.社会发展计划：是对社会发展总的方向、大目标、主要
步骤与重大措施的设想。
第二节社会现代化
1.概念：是社会变迁上的跃进，是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是以
经济发展为中心，涉及政治、法律、社会结构、心理、文化各个领域的全面性发展过程。
2.主要内容：①工业化，②城市化，③民主化，④管理科
层化，⑤社会结构分化，⑥人的现代化，⑦生活方式的世俗化。
3.特征：①现代化是一项社会领域的革命进程
②是一项长期的、有阶段的历史过程③是一场持续的国际竞赛。4.社会现代化理论：
①经典现代化理论；②依附理论；③世界体系理论；④
信息社会论；○
5后工业社会论 5.中国的社会现代化：
①现代化起步阶段（1840-1911）②局部现代化阶段（1912-1949）③全面现代化探索期（1949-1977）○4全面现代化发展期（1978年至今）
第三节全球化
1． 含义：一方面，全球化概念具有空间性内涵，指在全球
范围内展现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客观历史进程和趋势。另一方面，全球化也蕴涵着世界共同体的各个国家、社会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交换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以及依存性、关联性程度的不断深化。2． 特征：①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
②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
③全球化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相统一的客观要求
④全球化过程是一个不断出现矛盾和冲突的过程。
3． 四个发展阶段：萌芽阶段、开始阶段、起飞阶段、增强
阶段。
4． 主要表现：①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
②交通与通讯的全球化③信息全球化④政治的多极化⑤文化多元化。○6金融全球化日益凸显
5、全球化的理论争议。
答： 1)全球化真的发生了吗？正方：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交通与通讯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问题全球化。反方：跨国投资贸易不是全球化。中南亚、非洲没有参与。
2)全球化导致社会趋同吗？正方：工业化趋同，带动政治经济文化趋同。反方：国家差距越来越大。
3)全球化削弱了国家主权吗？正方：跨国公司让国家对经济发展失去控制，国际援助弱化主权。反方：各个国家越来越强，有能力应对全球化。离开各国，就不存在全球化。
4)全球化与现代性有区别吗？正方：吉登斯：现代性带来全球化。反方：全球化是文化多样性的回复。
5)全球文化正在形成吗？正方：全球村显示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反方：消费不代表文化。5．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
①经济上,我国经济同国际市场逐渐接轨,进出口贸易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外资在投资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扩大
②政治上中国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加强了与西方各国的接触融洽了曾经因冷战而冻结的关系,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称为多极中的一极
③文化上,思想解放运动为全球先进思想文化的引入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全球文化同中国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机遇.6． 目前面临的挑战:
①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贸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支配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外围和边缘的地位
②政治方面，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动摇了西方霸权的地位，引起它们的恐慌
③随着中国对全球化参与程度的加深，中国的文化建设受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是西方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二是西方一些腐朽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
④国家安全方面,目前还存在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影响世界和平的因素，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并不乐观。
7． 应对策略：
①必须明确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以此为制定全球战略的前提。
社会结构变迁 篇3
摘要社会变迁下的农村体育是个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发展存在着地区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社会的变迁是我国当前最为突出的社会现状，从宏观上影响着中国农村体育的发展。本研究将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对农村体育结构变化进行分析，通过梳理分析得出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的主体、农村体育的基本单元、农村体育阶层结构、农村体育文化以及农村体育组织形式及组织内容都存在着动态的影响作用。旨在为农村体育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为农村体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农村体育 社会变迁 影响变化
中图分类号：G633.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661(2011)06-0052-03
农村体育作为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中的一部分，是不能被忽视的。目前，我国社会发生出了巨大的变迁，这种社会变迁使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发生显著变化，进而改变了农村体育的结构和功能。农民的流动必然会对农村体育发生作用，它既给农村体育发展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也给农村体育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一方面，流动人口把城市文明、城市观念和生活方式等传播到农村，“使广大的农村人口了解了城市文明，有利于改变乡村的封闭意识，间接地起到了促进人口城市化进展的作用。”而这种观念的变化也包括体育观念的变化，通过外出务工人员将积极的体育健身观念带回农村，对农村体育是一个有力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这种社会迁移给农村体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考验和挑战。广大农民年龄出现两极化，新的社会结构下如何发展农村体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社会生产结构对农村体育主体在时间上的动态影响
社会生产结构的变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而逐渐发生变化，这些也是导致农村社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参与到城市建设中去。于是农村主要劳动力非农业化。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我国约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含常年外出打工人员）转向非农产业，平均每年可达700-900万。全国现有农村劳动力4.97亿人，其中青壮年劳力大量流入城市，真正常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都是“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2004年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显示，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民中有一半以上为女性，农业从业人员从年龄结构上看，有三分之二的人为36岁以上的，51岁以上的高年龄组人员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大批青壮年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从而使非农业生产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外出务工存在收入上的很大风险，而且相对于城市中高额的生活费来说，他们在城务工的收入无法支持一个家庭在城市中生活，甚至无法支持个人长期生活在城市中。这就迫使农民以农村的耕地作为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因而他们只能长期流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
农民工的动态流动改变农村体育的结构，同时影响着农村体育的发展。
首先是流动性带给农村体育的改变：农民工的长期流动性，使得农村体育非正式组织主体在时间上存在着动态的变化，农民工的流入和流出给农村带来了城市中先进的体育活动组织形式、组织内容以及新的体育活动理念和活动意识。
其次是流动途径的多元化对农村体育的影响：流动的范围，流动的形势都呈现出多元化。社会常见的稀少流动是升学或入伍，这样的流动性比较固定。自从外出务工经商这种流动盛行以来，农民的流动因为地域、经济条件、乡土风情、以及所获得的外出务工的信息不同而呈现出多元化流动状态。刘奇先生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离土不离乡”，农民在当地进厂务工；第二类是“离乡不离土”，即农民到外地承包土地、发展多种经营；第三类是“离土又离乡”，既包括进城从事二三产业，在城镇或大中城市落户定居，彻底脱离农业农村的人员，也包括长期工作、生活在外地，逢农忙、春节等时节才返乡的农民工。大量农村劳动力在省际之间、城乡之间流动就业成为农村社会流动的主要特征和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这样复杂的流动现象使得农村体育的组织和运作上也要呈现动态变化。
二、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基本单元影响
农村人口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红利”期的结束。所谓“人口红利”是指总人口结构“中间大、两头小”的状态，如图1所示。“人口红利”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带来劳动力、储蓄的增加等。事实证明，这种“人口红利”社会现实促进了中国整个社会的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农村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去“剪刀差”式的政府政策长期实施，农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却没得到相应的增长。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致使农村出现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工业城市中经济因素等等吸引，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加上计划生育的作用，致使农村农业从业人口减少。农村劳动力正从过去的“供过于求”逐步转向“供不应求”。农业的从业人员在年龄和性别比特征上也将发生重大变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老龄化不同，因为社会变迁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比城市严重。2006年2月份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农村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由于农民工进城务工者大部分都是男性，大量农村青壮年女性留下照顾家庭和进行农业生产。因此，在农村农民工进城务工期间，农村体育的人口主要是小孩、老人以及部分青壮年女性。
农村家庭结构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在社会变迁的主流社会背景的影响下，农村家庭结构形式发生了变化。农村家庭规模小型化，规模较大家族式家庭已经几乎消失，而小家庭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结构。同时由于社会变迁，大批农民工的动态流动，致使农村家庭成员的动态性暂时缺失。由于外出务工人员是家庭中的青壮年，他们不仅承担着家庭经济收入的重大责任，他们还承担着教育下一代、赡养老人的责任。而青壮年外出务工使得无法承担的一些家庭功能不得不转向社会，寻求帮助。农村体育作为农村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其教育功能、文化娱乐功能等能够对农村家庭教育和家庭文化环境起到补偿作用。农村体育的多重功能在农村的不同发展期具有不同作用，因此，在农民工返乡和外出务工的不同时期，应该根据农村社会生活的需要，开展内容不同的活动和组织形式多样的农村体育活动，是老人和小孩以及妇女在家庭成员暂时缺失的时候在精神上得到慰藉，从而满足他们精神上的需求。这样的社会需求、以及家庭承载功能的动态变化，必将导致农村体育在组织内容、组织形式上产生动态的变化。
三、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阶层结构的影响
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农村体育主体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频繁的流动可能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但是从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是一种进步。对这种川流不断，人员往返频繁的农村社会，在这样动态的农村社会中的农村体育自然也是一种动态发展过程。
农村阶层分化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进行的，由于农民知识水平相对比较低，加上农村经济相对落后以及原来政策上的倾斜，农民的阶层分化一直是在不稳定的演进，农民所获得的社会角色在空间和时间上存在着动态变迁性。同时农民的各个阶层同土地存在着难以隔离的关系，兼业农民还以土地作为他们生活中危机的规避处，因此大多数农民具有多重角色，他们具有农民和城市从业者双重身份。迄今为止，农民工的社会角色远未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还带着鲜明的过渡性。这种不稳定不但与外界环境有关，同时与他们的自身素质、原有的知识水平以及自身的学习能力有很大关系。
农民工角色和身份的不断变化对他们自身来说，是一种不稳定的进步过程。正因为他们角色和身份在时间上存在着动态的变化，他们的每次返乡才能给农村社会带来新鲜的血液。同样这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中对城市体育的体验，以及获得的体育健身和健康观念，对农村体育系统是一种负熵流的注入，只要合理利用，必将推动农村体育的发展。应该注意的是，农民传播知识的意识是非常薄弱的，要想让他们的所见、所闻、所学传授给留守农民，并且带动农村体育的发展、促进农村体育文化氛围的形成，还需要政策的指引。
四、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文化的影响
上面调查显示，社会变迁背景下，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体育健身观念出现很大变化，通过上表的比较可知，他们对自己的健康的密切关系的认同度（57.89%）要大大超过非流动的农村人口（7.55%）。其实，一方面是认识的误区，但是另一方面，还是经济的原因。现在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农村尤为突出。农村人口劳动强度大，收入低，可自由支配的资金有限，是农村健身观念无法科学化的主要问题。而在流动人口中间，他们健身观念朴素实在，但他们首先认识到了健身的重要作用。首先这与他们的经济情况有所改善，是绝对分不开的。另外，在城市耳濡目染，看到城市的体育锻炼如火如荼开展，以及职能部门对健身作用的积极宣传。同时，城市的健身场地和条件较好，尤其是随着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让体育健身成为低消费和零消费的活动，也让流动到城市的农民中那些想进行体育健身的群众的积极性大大增强了。
健身观念的改变仅仅是农村体育文化的一部分，这部分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所学到的城市体育的组织方式、组织内容、活动形式，以及与城市与其他文化的融合、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形势，也将会是农村体育发展的有效途径，流动人口可以借助“走出来”、“带回去”的方式，促进农村体育的发展。流动人口把城市体育文化带回农村，但不等于农村体育就一定能够得到“甘泉”的滋润，它需要有促进因素，那就是政府的宏观因素、中观因素、微观因素，且“制度”、“社会文化环境”、“流动人口”分别构成宏观、中观、微观等影响因子的核心。
五、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组织形式及组织内容的动态影响
社会变迁背景下，社会阶层正在进一步分化出不同的农村社会角色类型，农村体育文化也在宏观、中观、微观三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着变化，农村体育主体也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变化，在诸多动态变化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社会体育的组织形式与内容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农村体育的组织形式、组织内容是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风土民俗、以及农村体育主体需求和组织者的组织水平所决定的。
首先，社会变迁背景下，农民收入相对增加农村生活水平提高这是基础性的改变，同时由于外出务工人员所带来的城市中的体育健身观念和健康意识影响到民俗的改变，他们从城市中所学到现代化的体育组织形式、体育活动内容丰富了农村体育。
其次，农村人口中农民工这一流动因素使得农村体育存在着组织上的动态性，因为农民工多数为农村的青壮年，他们不但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农村体育活动的主体成员，因为他们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更有知识、更有成熟的思想且更具有影响力。
然而，当青壮年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后，剩下的是老人小孩还有部分妇女则成为农村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活动内容强度较小、更具娱乐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的每次返乡都会农村体育注入新鲜血液。因此，在他们返城后，虽然农村体育的主体仍然是老人小孩和部分妇女，受农民工的影响，他们的活动内容、组织形式以及组织者组织能力也会增强。所以，农村体育的组织内容、组织形式存在着动态性的变化。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变迁引起了农村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大量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半耕半农”型的农村经济形态在整个中国的大部分农村中成为主流，传统的“农耕社会”正在向“农工社会”演进，中国农村正发生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由于农村社会生产结构、社会基本单元、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组织机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体育的主体在时间上发生着动态变化，相应农村体育基本单元、农村体育阶层以及农村体育文化也正发生着动态的变化。
参考文献：
[1]鲍明晓.美美与共：和谐社会与体育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2005，(10).
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村武术发展研究 篇4
1 乡村武术概念、特征及价值
1.1 乡村武术的概念
朱永光、蔡宝忠关于乡村武术指出:“在农耕文明时代形成并发展的, 至今仍在民间传播的套路、散手和功法等内容及相应活动方式。”乡村武术在中国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历史环境中自我形成的一种中国文化, 主要依托在农耕文化的传统背景下, 由乡村民众共同创造并传播的一种武术文化形态。乡村武术内涵缘起于乡村, 扎根于民间。
1.2 乡村武术的特征
1.2.1 传承的狭隘性
由于农耕文明的封闭性, 加上乡村这一传统社会交流形式, 使得乡村武术的传承以师徒传承与家族形式传承为显著特点。家族式的传承狭隘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村武术的传承与发展。
1.2.2 派别多样性
在传承过程中由于个体自身的差异性和教授过程中因材施教的传承方法使得中国传统武术步入近代以后在乡村社会变迁的不断进程中产生了诸多流派, 这些拳种流派发展至今虽不全是乡村武术, 其根源还是产生于乡村社会, 发展于乡村社会, 只是经过时代的进步, 推广的力度不断加大才逐渐形成独有的风格, 乡村武术文化呈现多元化。
1.2.3 地域性
乡村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乃至消亡不仅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 更受到乡村的地缘关系和生产生活条件的制约, 因此, 乡村武术必定带有特定地域的地方性色彩, 流露地方性乡村文化特色。如“南拳北腿”, 山西太谷县风格独特的形意拳, 河南陈氏太极拳等。
1.2.4 继承的稳定性
中国社会结构下的乡村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单元, 村落人口相对固定性与农耕文明的封建传统思想封闭性, 使乡村内部交流主动且频繁, 继而使乡村武术在封建思想的影响下稳定地继承下来。但是, 受到旧时世袭观念的影响, 乡村的武术活动目的更多是为了家族的需要而进行, 虽然, 现代乡村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传承千年的武术直到如今依旧保留着旧时的宗教宗法制度的显著特点。
1.3 乡村武术的价值
1.3.1 历史参考价值
传统的乡村武术在现代社会的乡村已逐渐消亡, 乡村武术的发展变革, 在新时期的现代化乡村社会中不仅能起到调节乡村之间的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生活秩序的作用, 同时也将传统的乡村文化和乡村武术传承给后人, 乡村武术的存在对于现代武术文化的发展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1.3.2 文化保护与传承价值
存在千年的乡村武术在当代社会就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内涵。当今, 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了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中国历史悠久, 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多元性, 如何保护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成为了历史赋予时代的新课题。而乡村武术则成为地方政府新时期的发掘、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的康庄大道。乡村武术独特的组织形式对现代武术的比赛组织具有一定的借鉴之处。其次, 传承形式古老的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保证了传统武术的精华部分得以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和推广。
1.3.3 情感价值
乡村武术作为传承千年的一种身体和精神文化, 在情感认同的方面, 参与乡村武术活动的每个村民通过共同的武术活动内容, 从而达到对乡村社会在情感上的认同。同时, 通过共同的武术活动, 还将加大乡村社会下乡村武术参与者的凝聚力, 进而在面对共同的生存环境中整体发展, 而维系整个乡村的生存与发展。
2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下的武术与乡村武术
2.1 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影响着武术的面貌
中西文化交流成为世界文化交流进程中的重要组成。传统武术发展依旧脱离不了近代以来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无论是早期的西学东渐还是当下民族文化复兴背景下的东学西渐, 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都伴随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进程而进行。不同社会结构下也呈现出不同的武术文化特色。
在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军事学习西方现代化背景下, 传统武术现代化转型开始酝酿, 一方面被动地接受西方强势体育的入侵所带来的种种现实的生存问题;另一方面开始主动向西方学习,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武术在军事战争中日渐衰败的同时民间武术逐渐兴盛, 进入了多渠道普及、大面积发展的新阶段。由于清军的入关使得各种反清秘密会社在民间滋生, 大批反清人士聚集起来习拳练武, 积蓄武装力量。晚清时期的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 这些民间秘密宗教结社组织为了抵抗政府和外敌, 必然要追求传统武术的技击功能, 当时抵抗的主力是广大下层民众, 也因此造成了民间武术技术体系的基本成型。在此背景下, 义和团对于传统武术的传播与弘扬的作用得以显现。义和团成员大多是中国农村社会下的底层民众, 本身文化素质不高, 只注重口传心授的传统教学, 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武术的传承特点。义和团通过“练习拳棒”来不断地汇集民众进行斗争, 这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传统武术。加之, 义和团组织在各地之间的频繁联系, 也为武术的推广做出了积极作用, 这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武术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走向衰落, 反而步入中国武术在近代历史中的辉煌时期, 也为后来乡村武术社会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武术人口基础。
晚晴后期, 中国社会结构整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政治上主权的不完整和经济上中国被迫成为西方列强的原料生产地, 使得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瓦解。在此背景下, 中国传统武术无论从价值、功能上都进行了新的转型和探索。加之西式教育的传入, 旧式私塾教育逐渐转变为新式学堂。特别是同治、光绪年间的洋务运动迅速推动了新式学堂的普及, 当时体操课的主要内容就是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 当然有的学堂也进行武术教学, 但所教内容与旧式武术有着较大的不同, 授课内容也由原来的武技改为体操 (兵操) 。1885年, 李鸿章奏设天津武备学堂后, 各省相继设立。至此, 始于宋代的官办武学机构退出了历史舞台。兵操的出现和授课内容的改变无疑为今后传统武术在传授技艺和管理方法提供了初步模型, 这也是中国武术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下发生的主动变革。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下武术的面貌, 呈现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武术走进学校体系, 原有封闭家族式传承方式逐渐转变为开放的师生传承模式, 武术向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演进, 迈向科学制度化的阶段;二是中央国术馆的成立, 为武术的发展更提供了整体的管理系统。标志着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形意拳已经向现代化转型开始全面推进;三是武术逐步突破过去的庙会献技、擂台比武、私人较量等旧有模式, 开始以现代体育运动的模式进行比赛、交流和展示。时代背景赋予中国传统武术更多的是反抗统治, 搏斗武器的功用。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社会结构逐渐变成了多元的、开放的。武术也走向了开放发展的道路。剥离了阶级斗争的当代社会中, 武术回归到人的发展的本质上, 逐渐成为了人们追求自身身体健康和心灵享受的工具。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 更成为了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弘扬民族精神的手段。中国社会结构在进入改革开放以后, 社会结构分层更为详尽, 这为武术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太谷县形意拳为例, 旧时的以搏杀为目的的形意拳显然不适合和平社会中下的文化价值取向。而现代阶层的不断细化, 使得形意拳必须在不同的人群中拥有更为宽泛的功能, 这使得现代形意拳就具备了多重价值。对于政府官员来说, 形意拳是加强文化交流的政治手段;对于学生来说, 形意拳又是学生掌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技能、了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知识的途径;而对于现代乡村武术社会来说, 形意拳是稳定社会结构, 促进社会结构为更合理的有力助力。乡村武术社会的社会结构变迁改变着形意拳拳法、拳理、特点。反之, 形意拳的价值、功能的转变又促进着乡村武术整体的进步。
2.2 社会结构变迁下的乡村武术社会
中国社会变革之剧烈影响着中国传统武术的变革, 而传统武术的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又直接影响着乡村武术社会的发展。对乡村武术而言, 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导致乡村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
原始社会是人类的第一个社会形态, 人与自然进行长期的斗争是保证其生存的唯一办法, 狩猎是人类当时获得生活物质的唯一办法。这时, 要生存就必须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强壮的体魄来获得生活资料, 人类个体的身体强壮被推崇到了最高地位, 随之他所有拥有的技能便被模仿和学习, 这就是早期武术活动的萌芽。“尽管在原始社会, 人们的生产活动和军事活动充满了格斗搏杀的武力活动内容, 但这种武力活动的形式还不能称之为武术”, 原因在于在原始社会中的价值系统是以自然价值为中心, 核心内容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 吃喝等基本生理需求未得到满足时, 武术这一身体文化运动并没有产生。在原始社会, 并没有形成一定的乡村武术社会。但是, 人类在与自然充分认识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顺其自然”等传统文化思想, 并开始影响着后世中国武术发展的模式。这为后来乡村武术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
进入农业社会, 此时期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以农业经济作为其经济基础。此时期, 中国社会的价值系统以儒家道德价值为中心,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根本保障, 统治者十分重视军事力量的强弱。此时期的武术重要集中在军队搏杀技能中, 武术视为统治者对权利的维护的重要工具, 此时期并不支持民间团体或个人习练武术, 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对习武之风的抑制。直到武举制的采用才对社会的习武之风盛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明末, 社会动荡, 使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遭受打击, 习武成为一种社会需要, “原本习武的民间更加重视武术的防身自卫功能”。此时, 民间大量习武人口的增加, 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乡村武术社会。直到清军入关, 中国社会开始与西方社会有了更广泛地交流, 火器的引进使传统武术在战场的作用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统治者逐渐不再限制民间习练武术的人群。至此, 民间习武人口剧增, 中国传统武术在明清时期走向辉煌, 相应的使得乡村武术社会在此时期迅速成长, 但此时乡村武术社会带有典型的封闭思想特点。乡村武术社会由于其传统宗法制的深刻影响, 使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成为传播武术的基本特征, 这一时期, 乡村武术社会的基本形态呈现为以血缘和类血缘关系组织的相对封闭的基本面貌。由于乡村之间存在争夺水资源、土地资源、人口资源等大量的不和谐现象的存在, 所以, 此时的乡村武术社会也往往呈现出排他性与争斗性的因素。封闭与排他一方面直接导致了乡村武术社会相对稳定的传播状况, 另一方面也使乡村武术发展呈现出简单粗放的特征。太谷乡村武术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与农业社会的整体形态演变是对应的, 在《太谷县志》中有一些相关武术传承规定的记载, 虽不甚系统, 但也为乡村武术社会在封建社会期间的发展提供了佐证。封闭的思想造成了武术家族式的传承特点, 乡村武术社会也大多数以族群定居。
进入近代, 中国面临“千古未有的变局”, 乡村武术社会在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受到社会发展的综合影响。
“体育文化价值是有效确保人的地位, 确保人类发展空间的有效手段, 他始终是人类文化系统的内核因素”。现代社会中, 传统武术具有较强的塑造人体身形和性格的能力, 人的发展成为社会的核心地位。现阶段的乡村武术社会发生本质的转变, 整体社会功能更加人性化, 显然, 社会结构的变迁在这里成为发掘体育文化视野中的人性光辉的重要推动力。
基于以上论述, 颠覆性的社会结构的演变使乡村武术社会开始摆脱以往以技击作为核心文化形态的社会状态, 向以健康为主的现代文化形态转型。具体到太谷, 太谷乡村武术社会的变化也遵循了这一基本的历史逻辑。由于传统社会的断裂, 近代社会呈现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态, 乡村武术社会也开始突破传统农业社会的藩篱, 走进近代化的视野。在某种意义上, 太谷作为中国当时的金融中心之一, 其是得风气之先的。形意拳的发展在近代以来进入辉煌期, 与太谷乡村武术社会在这一时期的转型有着必然的联系。尤其由于经济发展给武术发展带来的巨大需求更是促进了形意拳的快速发展。动乱的社会中, 形意拳不再只是简单的保镖手段, 而受到相当一批对社会产生不稳定认知人群的喜爱, 无形之中扩大了形意拳的传播范围和受众人群。而且,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的一百多年中, 战乱频繁, 军队素质的提高也有赖于武术的传播, 所以, 在近代直至民国时期, 形意拳作为一种技击术一直受到军队的重视。这一时期, 形意拳的发展开始摆脱以往的完全封闭的状态, 而进入相对开放的传播状态。此时的太谷乡村武术社会封闭的坚冰开始松动, 形意拳走向更为广阔的视野已势不可挡。但遗憾的是, 此时的乡村武术社会依然是好斗的, 形意拳更多地作为一种搏杀术为乡间民众所认知, 而这样的认知对武术的发展显然不能说是一种现代社会应有的合理形态。
建国以来, 太谷县委、县政府对当地人民的健康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人们开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中享受社会进步带给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感受。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全面发展, 太谷各个社会阶层都摆脱了以往追求温饱的基本理想, 而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化享受, 与西方舶来的体育文化相比, 尽管形意拳也体现出了极强的技击性, 但其内在的文化内涵是和谐的。形意拳以其“自然”、“松静”的文化思想给信息时代体育的生命、健康观提供了新鲜的养料。紧张的工作之余, 追求的休闲、放松、清净的生活方式是现代人追求的目标, 身心健康、性情愉悦是信息社会赋予形意拳的新理念。尤其值得重视的是, 形意拳从来讲求的后发先至, 与中国其他武术拳种同样, 不先发起攻击是形意拳的基本理念。所以, 形意拳在现代社会也实现了其华丽转型:不再以技击作为其传播的基本核心, 而以对自我个体的修炼和健康作为其核心的价值所系。由此, 社会结构的变迁反而为形意拳的当代发展提供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 从而使形意拳成为现代乡村生活的主宰者和健康的重要支持。乡村武术社会由此而发生了根本的历史转变, 如果说以往的乡村武术社会更多的是将安全和谋生作为主要的考量, 那么现代的乡村武术社会则充满了和谐与健康。太谷乡村武术社会在社会变迁视野下的这一变化既是对现代生活精神的深度体认, 也反映了传统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可塑性, 从而为其他武术拳种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总之, 社会变迁的历史洪流滚滚向前, 乡村武术社会作为具有武术特色的乡村社会体系必须寻求其在新时期的积极改变, 太谷乡村武术社会形态的演变为中国武术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有益选择, 太谷乡村武术社会形态的改变为我们制定新时期的文化战略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径可循的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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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论文 篇5
——基于郭兴华老师的讲课内容
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存在的实体背景发生了变化，价值观演变空前活跃，需要建构新的价值观体系来协调新的社会生活。厘清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演变的基本问题，明析价值观中的“变因”和“常态”，把握主流价值观念的主旨变迁和价值观改革的历史脉动与逻辑发展顺序，对于科学认识、调节和化解社会矛盾，学习和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的变迁 1.什么是社会转型？
在研究“十一五”时期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中，提出了“社会转型”的问题。关于 “社会转型”的含义，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个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社会结构变动，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三是社会形态的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2.什么是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是一种主观意识，它会随客观环境变化而改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对人们的成长很有帮助。价值观念是对政治、道德、金钱等事物是否有价值而进行主观判断后，形成的主观看法。一个人的价值观念会不断变化，人接触任何事物都会下意识的运用与之相近的、已有的对某一方面的价值观念对新事物进行评价，然后指导自己的下一步反应。
3.推动社会转型的因素？（1）生产力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
首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形成和发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其次，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这样就把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本质统一起来，突出了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最后，我们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改革和发展，使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对于我国目前仍然存在的
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既不能脱离实际地简单化的加以排斥，也不能采取安于现状、保护落后的态度，而要立足实际，创造条件加以改造、改进和提高，通过长期努力，逐步使它们向先进适用的生产方式转变。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使先进生产力得到发展。
（2）价值观念的变迁： 50年代的价值观：
刚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中国社会，似乎处处涌动着一种歌颂革命、崇敬英雄、爱戴领袖的情怀。在整个小学语文课本的编排上，也摆脱不了这样几个主要的内容：国家、伟人、军事、革命战争、英雄、劳动者和接班人等。50年代人们对领袖的爱戴之情在小学课本上可见一斑，当时的选文中有不少是描写列宁和毛泽东的，如《列宁怎样作文》《列宁和卫兵》《毛主席尊敬老师》等等。这样的编排方式在充分体现了当时人民刚刚获得解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对于指挥，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领袖老师的爱戴之情。另有一些文章则是围绕革命、战争、英雄等核心展开的故事，里面充满斗争的味道。比如《军民一家》。我们不难看出，这更多以培养学生爱党爱军爱国的价值观为出发点，其中对于不怕牺牲、舍己为人等精神的渲染使得教育的生命意识被政治生活中的一些外在东西所掩盖。到了50年代后期，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大跃进”狂潮影响下，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大量政治时文取代。和鲁迅同时期的名家集体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反应和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品。语文教科书几乎成了时事宣传手册。有人曾经统计过，当时一侧语文书的31篇文章中，马列经典占15篇，其中6篇是报道农业生产大跃进，2篇表扬大炼钢铁，4篇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忆苦思甜教育。60、70年代的价值观：
随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整体渐趋政治化，小学课本中原来仅有的一点反映生活的内容也渐渐被删除，大量反应阶级斗争、政治路线等课文都被选进来。特别是“文革”爆发以后，领袖的语录、诗词基本成为课本全部。这一时期的知识面都很狭窄，基本上以“红一色”说教为主。这也是社会价值观念单纯化得反应，以集体至上为代表的价值观念取向被无限放大。课本封面大多是红色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占了课本的大部分内容。与红宝书几无两异，丢失了太多属于自己的品质。将这一时期社会价值观中那种单纯性集中反映出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超越了语言文学教育功能。
80年代价值观：
1976年，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宣告结束。随着这一重大社会变迁，价值观
念也发生了变化。开始了“去政治化”的过程。这不能不说明国家逐步走向改革开放。人们的关注点已逐步由政治化像科学、自然、社会转变，并通过简单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知识教育。到了80年代，教育内容中生命意识体现了一种从前一阶段的遮蔽到复归的走向。纯粹政治的内容从教育中消失了，原来被她们取代的优美散文、励志文字等内容重新回到小学课本上。整个社会的活力和新价值观念被激发出来。
新世纪的价值观：
沿着八九十年代的变革步伐，社会的价值观念有了进一步的改变。更加注重时代气息、人文色彩和情感因素，而摒弃空洞乏味的说教。课本中每一篇都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同时配上精美的图画。六七十年代的红宝书变成现今的童话书，这也是新时期对儿童教育反思的成果。新的价值观念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党爱国，而是更多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随着社会转型，价值观念的转变，整个社会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将一种一元化的价值观灌输给社会成员了，也不再强调集体至上而忽略个体成长。这种变化正是反映了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多元化的尊重个体的价值观念时代。
二、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演变的基本表现和成因
我国当代社会变迁促进价值观的变革，是价值观变革的根本动因。我国当代社会分层的 精细化促成了社会阶层的多样化，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必然存在差异。我国当前正经历着由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迈进过程，价值观变迁也随之经历了由价值混乱而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健康发展。信息化在价值观变迁中的两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信息世界极大地丰富了个体的精神世界和生命体验，并促进了新的价值观的形成；但这种人--机交流的模式却在无形中异化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接触和心理情感上的交往，从而引发一些价值观的危机。
政治价值观依然是我国价值观演变中意识形态性的依托和体现。当前我国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政治价值观相应也从封闭转向开放。潘维认为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动力是社会关系的变迁，并对社会关系的稳定性有反作用。意识形态性是政治价值观最本质的特征之一，无论社会以何种方式变迁，政治价值观都不可能遵从所谓的“普适”性原则，因此我们无论何时都决不能消解价值观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否则我们就可能从整体上迷失我们的价值方向，重蹈前苏联的覆辙。
农村生活的价值观发生的变化是当代社会价值观变迁最深刻的体现。当代的价值观多元化发展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不同行业和领域中，其中广大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发了最为空前的
变化。当代新型农民工阶层的涌现使得传统的农村生活生产方式和价值思想观念均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迁是他们价值观念变化的根本依据。当代农民的价值观由传统转向了现代，但几千年来的传统价值观念依然有较深刻影响，因此，新旧价值观并存是我国当代农民价值观的显著特点。农村的物质生活得到提升后，价值观念的重构向时代提出新的要求。
当代家庭结构的变迁引发了家庭伦理观念的变迁并对个体的道德价值观的生成产生多种影响。随着单亲家庭、留守家庭、空巢家庭及流动人口家庭等新型结构家庭的出现，人们的婚姻价值观、两性价值观、代际价值观均发生了变化，代际价值观的冲突在当代有了新的表现。同时家庭结构变迁还致使价值观传递方式发了变迁，这种变迁对子代价值观形成产生了正负两面的影响，其中负面影响对个体的道德价值观的形成造成了很多损害，从而引发了一定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危机。
三、我国当代价值观演变应对策略
应对不同层次价值观演变的策略应体现差异性。不同层次的价值观念其变化的强度与速 度有所不同，通常处在于价值观核心位置的那些最基本的要素，也有学者称之为“朴素价值观”，它们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同时对于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和民族的文化传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它们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它们总是紧跟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同一时空背景下价值观的评价标准应具有相对的统一性。价值观本身是一种价值的判断，是观念意识的体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价值观是随社会生产的变化而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价值观变迁客观上是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反映。尽管变迁是价值观的本质特征之一，但在不同体制和时代背景下，价值观在变迁的速度、方式、领域和影响上会存在差异。对价值观变迁的评价既要依据伦理与价值的标准，也应考虑时空标准。现实中的价值观念选择和实现往往不只一种途径，面对各种具体价值情境时，某一价值实现会有不同的方式，这也是尊重多元价值观存在的依据之一。在不同情境的变迁中我们始终应把握的是主流价值观与非主流价值观、主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的矛盾发展，洞察价值观变迁中的正向展与负向发展的对立统一。
主导价值观的基本理论应与价值观结构的核心部分相一致。不同时代与社会体制现下会衍生出与其社会文化习俗相一致的价值体系，并随着社会变迁以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呈现。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通常并不能自发形成，而是需要通过一定的政治手段植入其中，需要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和干预，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决定其主导价值观的核
心内容，主导价值观的科学性与凝聚力对于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个体价值观在形成方式也有相对稳定的身心发展规律，也即是说虽然人们的价值观念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价值观的形成规律是客观的，因此我们会越来越注重个体价值观形成的心理研究，而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已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借鉴。
共享价值理念应成为当代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现代社会中人口频繁流动与迁移，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处于变化之中，人们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具有共同的身份或共同的目的，分享一个比较固定的共同体中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人们很难形成或维系一个较为固定的生活共同体，但这是从某种相对意义上而言的，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是以共同生活或劳动为基本因素的，当代社会中随着这种传统共同体的消亡，又会形成许多新形式的共同体，比如网络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人们总是面临着许多共同的生存语境。这种共享的价值观念还有利于消解传统社会中“主客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念，确立人与自然、社会和诣共生的价值观念，而这是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相一致的。
我国金融结构变迁 篇6
关键词：金融结构；金融相关率；金融效率
一、金融结构理论
各国经济学者对金融结构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在1955年和195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G·格利和爱德华·S·肖合作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2篇著作。文中阐明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以及金融中介机构在资金从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促进作用。1969年，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出版了的耗时6年之久的经典著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该书被誉为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而书中所提出的金融结构理论是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最早和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为了方便分析，书中把全球各类金融现象归咎于3个主要因素：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而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则以及金融中介机构的集中程度则构成各国的金融结构。戈德史密斯教授在文中明确了金融相关率的计算方法，并通过对30多个国家和地区长达近百年的金融历史相关资料和现实宏观经济数据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揭示了金融发展的基本趋势，书中认为，金融结构主要分为银行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两类。
二、主要指标的度量
金融相关率，由戈德史密斯提出，是指一定时期内社会金融活动总量与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金融活动总量一般用金融资产总额表示。由于FIR计算十分复杂，各学者使用了不同的方法简化计算，FIR的计算结果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金融相关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结构的重要指标。正常来说，一国经济发达程度越高，金融相关率就越大。
货币化率，又称社会的货币化程度，是指一国或地区经济系统中使用货币进行交易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了方便计算，通常使用M2/GDP来表示。随着金融发展和金融深化，发达国家的货币化率呈现倒U型，根据货币的职能，经济发展初始阶段M2或迅速上升货币化率也回到达一个峰值，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实物货币开始减少，电子货币将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货币化率将会下降然后趋于平稳。
金融效率。金融效率对衡量金融结构十分重要。金融即资金的融通，金融效率即资金融通的效率。金融效率涵盖方面非常广泛，很难找出完美的指标。资金融通的速度，交易成本的大小，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比重，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等等，都是金融效率的一部分。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的比值来表示金融效率。
三、我国相关指标分析
存贷款。我国存贷款规模逐年上涨，2013年末，我国金融结构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1044000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为766000亿元，相比存款来说仍有不足。数据上显示，我国存款规模上升幅度明显大于贷款上升幅度，这意味着以贷款余额比上存款余额表示的金融效率在逐年下降，2005年-2012年稳定在067左右，直到2013年才有所回升。当然数据上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我国金融效率的下降，原因可能是受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银行业金融机构有意控制贷款额度。另外金融效率并不是单单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效率，还包括证券市场上直接融资效率等等。
证券市场。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990年底，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正式走上历史舞台。我国证券业从零开始，在各项证券业务中努力创新，为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001年，中国证监会着手“国有股减持”改革，证券市场连续走低2年，随后证监会暂停改革。随后几年，受股权分置改革和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证券市场也出现了几次震荡，2010年，中国全年股票筹资额达到历史最高的1197193亿元。
金融相关率。本着数据的可得性，这里采用流通中的现金M0，人民币存款余额和股票流通实质的总和来表示金融资产。由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只计算1993-2013年的FIR。数据显示，我国金融相关率稳定的上升。1993-1995年FIR约为102。1996-2007年逐年平稳上升到达193，2008年有明显下降，原因可能是受到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随着我国对全球金融风暴的积极应对，2009年，我国金融相关率达到231，历史上首次超过2。2009年至今，我国金融相关率比较稳定，维持在23左右。
货币化率。我国广义货币存量包括现金、企业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在中国统计年鉴中，M2从1990年开始记录。总的来说M2增速大于GDP增速，我国货币化率也从1990年的082平稳上升至2013年的195。可见我国货币化程度还处在快速发展阶段。
四、结论及建议
根据上文研究表明，进20年来，我国经济正在经历增长的黄金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世界第十，到如今稳居世界第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特别是直接金融市场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多的差距。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并经历了几次大的波动，国家当局应加强监管，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对于间接金融市场，以银行为首的金融机构应该加强金融创新，提高资金的运营效率，同时，应加强对小微企业贷款的支持，才能更好的激活我国金融市场，增加资金的边际效应。（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J].经济研究，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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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春果.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4（4）
[4]张东祥.金融结构理论的贡献与启示[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9（4）
社会结构变迁 篇7
大量文献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历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但鲜有学者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郑小玲, 李丽琴 (2009) 摒弃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历史, 转而从路径依赖理论这一新的视角切入,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的原因[2]。李建华, 张效峰 (2009) 认为, 我国社会保障理念存在问题, 导致一部分人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以及不同对象的保障水平和保障层次存在很大差异[1], 对本文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分析方面, 很多学者从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角度进行研究, 过分注重社会保障的功能, 而忽视社会保障的本源意义。钟洪亮 (2009) 将社会保障作为公民“社会权利”的最高形式, 从人的“需要”为出发点, 论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促进社会保障水平均等化的必要性[3]。
作者结合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历史, 从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分析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的原因, 并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提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包含内容和政策建议。
一、我国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现状和历程
1.农村五保供养制度。
建国以后我国建立的最早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村五保供养制度 (建立于1956年) 。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在运行之初, 是一项较为健全的制度, 但是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集体财力变得薄弱, 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的经济基础也受到削弱[2], 现在, 虽然几经改革, 制度尚存, 但保障水平很低。2007年, 农村五保供养人员149.27万人, 五保供养单位43684个 (数据来源:2008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
2.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于1994年开始试点, 并于2007年成为一项制度最终确定下来。2007年,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3566.33万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救济费共支出109.08亿元, 平均每人305元/年 (数据来源:2008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
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我国2002年提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到2009年参加新农合农民达到8.33亿人, 参合率为94%。截至2009年9月底, 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共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627亿元, 占新农合筹资总额的76.4%[4]。
4.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开始于1986年, 但因为种种原因导致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无法推进, 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截至2008年, 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5595万人, 农村全年养老基金支出为74亿元。到2009年, 我国开始推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 农村养老保险才又有所发展。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的原因
纵观我国社会保障的发展历史, 城市社会保障起步晚, 但发展已相对完善。农村社会保障虽起步早, 但中途几经波折, 发展缓慢, 和城市社会保障的差距越来越大。据统计, 到1990年代初, 城市人均享受的社会保障经费约是农村人均的30倍之多[5]。直到2002年以后, 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才有所突破。作者认为, 从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可以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滞后做一定的解释。
建国以前, 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经济发展中, 小农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 虽然在明清时代, 商业较为发达, 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但始终没有改变封建社会以农为本的思想, 民国时代, 城市工业经济有所发展, 但我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是农民的生产资料, 同时也是生活资料, 拥有了土地, 就拥有了保障。因此小农经济最大的特性在于自给自足性。家家户户, 男耕女织, 家庭几乎承担了所有可能的风险, 包括自然灾害、年老、疾病等。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反映到社会意识形态层面上, 就是“养儿防老”的思想, 父母老年依靠子女生活。子女要遵守“孝道”, “百善孝为先”、“父母在, 不远行”。子女反哺老人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一个法制准则。相应地, 父母如果没有子女 (尤其是儿子) 就会老无所依, 是一件值得同情的事情。几千年来, 这种相对封闭的、稳定经济和社会结构没有改变。
建国后, 我国步入社会主义社会, 虽然在人民公社时代, 优先发展重工业, 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有所改变, 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 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时代。虽然工业经济在城市已有所发展, 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 农村和城市阻隔, 小农经济在农村还是占主导地位, 意识层面上, 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家庭养老观念, 即在经济上,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依靠土地, 在社会意识上, 家庭养老, 依靠子女。但计划生育政策使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 “家庭养老”已经潜藏了危机。
90年代以来, 沿海地区乡镇工业逐渐发展起来, 土地提供生活资料的功能逐渐弱化, 越来越成为一个单纯的生产资料, 一部分农民离开了土地, 进入城市和工业领域。随着城市化和城镇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民城乡流动的限制削弱和农业现代化经营的推进, 大批农民开始离乡离土, 农村和农民融入了市场化经济的浪潮中, 由封闭变为开放, 由稳定变为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在此之前, 中国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从未受到过如此巨大的冲击。
到了现在, 大批农民进城务工, 留下大量的老人在农村。土地失去了保障功能, “孝道”尚存, 但家庭养老已失去了良好运作的根基。这些老人的养老、医疗问题就成为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诉求越来越强烈。
三、农村社会保障涵盖的内容
“社会保障”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的《1935年社会保障法》中。根据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社会保障是一种公共福利计划, 是保护个人及其家庭免除因失业、年老、疾病或死亡而在收入上所受到的损失, 并通过公益服务和家庭生活补助, 以提高其福利的制度安排。社会保障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 (1) 社会救助, 是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 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需要, 包括灾害和贫困救济; (2) 社会保险, 是社会保障的核心, 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3) 社会福利, 是增进公民生活福利的高层次社会保障; (4) 社会优抚, 包括安置、抚恤、优待、优抚, 是带有褒扬性质的特殊社会保障制度, 其保障对象一般是因公伤残人员、因公牺牲以及病故人员家属。
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 作者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至少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社会救助。据统计, 中国的贫困人口90%集中在农村[6], 加大农村社会救助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社会保险。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 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五险中,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可以纳入医疗保险, 目前农村不存在显性失业, 失业保险也无从谈起。因此, 农村社会保险重点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3) 社会福利。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应享有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 (4) 社会优抚。同社会福利, 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应享有同等的社会优抚待遇。
四、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政策建议
1.回归社会保障的本质意义
根据社会保障的内涵, 社会保障本质上是公民的一项权利, 是政府的一项公共服务, 向公民均等地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而我国的社会保障理念过于强调社会保障的外部效应, 忽视社会保障的本质意义, 将农村社会保障当作提高农民消费水平的一种方式。社会保障作为一种人文关怀的机制, 应该以人为目的, 将人的全面发展、免于困苦置于最核心的地位, 而不应将其视为规制穷人和怀柔弱者的手段。这常会导致如下结果:在手段上呕心沥血, 费尽心思, 而原始目的则荡然无存[1]。
2.改革改革者
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递推型改革, 改革者 (政府) 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路径和结果, 必须明确政府职责。中国目前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时期, 各级政府首先要在观念上真正认识到社会保障是公民的一项权利, 提供均等化的社会保障是政府的基本职责, 要切实保障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权力;其次, 要把财政支出的重点真正转向农村, 各级政府财政应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逐步增长机制;第三, 合理划分地方和中央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我国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现象由来已久, 而各地区经济发展各异, 政府财政收入差距较大, 经济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无力提供社会保障配套资金, 加上中央政府对贫困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够, 导致地区之间社会保障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中央政府加大财政投入, 是打破社会保障城乡分割和地区差异的关键。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过程中, 中央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3.以“城乡统一”为长期指导方针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政府财力有限, “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 “广覆盖, 低水平”的理念也是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的。但是农村社会保障建设必须以“城乡一体化”为长期的指导原则, 唯有坚持“城乡一体化”原则, 才能使每一次改革都朝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靠近, 使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和保障水平稳步提高, 最终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格局。
摘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时至今日,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窄, 保障水平低, 仍处于探索阶段。本文结合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现状和历史, 从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分析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的原因, 并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提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包含内容和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经济和社会结构变迁,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
[1]李建华, 张效峰.从伦理视域审视我国社会保障的偏差[J].伦理学研究, 2009, (01) :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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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变迁 篇8
据全国第五次全国普查结果显示, 我国有80739万农民。农村体育作为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中的一部分, 是不能被忽视的。目前, 我国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变迁, 这种社会变迁使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发生显著变化, 进而改变了农村体育的结构和功能。农民的流动必然会对农村体育发生作用, 它既给农村体育发展带来了发展的机遇, 也对农村体育发展造成一定冲击。其一, 流动人口把城市文明、城市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等传播到农村, “使广大的农村人口了解了城市文明, 有利于改变乡村的封闭意识, 间接地起到了促进人口城市化进展的作用。”[1]而这种观念的变化也包括体育观念的变化, 通过外出务工人员将积极的体育健身观念带回农村对农村体育是一个有力的促进作用;同时, 这种社会迁移给农村体育的发展, 给当前的农村体育带来了新的考验和挑战, 广大农民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 留守农民年龄出现两极分化。新的社会结构下如何发展我们的农村体育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2、相关概念的界定
2.1 社会变迁
社会变迁指的是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2]在社会学中, 社会变迁这一概念比社会发展、社会进化具有更广泛的含义, 包括一切方面和各种意义上的变化。社会学在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变迁的同时, 着重于某一特定的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特定社会结构要素或社会局部变化的研究。社会学着重说明下列社会现象的变迁:自然环境引起的社会变迁;人口的变迁;经济变迁;社会结构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变迁;文化的变迁。这是分析社会变迁内容的一种综合角度, 主要是指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 包括因文化的积累、传递、传播、融合与冲突而引起的新文化的增长和旧文化的改变。
2.2 农村体育
《体育大辞典》对“农村体育”做了这样的解释:“农村体育是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它是在农村开展的以健身、休闲、娱乐为目的的身体锻炼活动。主要特点是活动项目多样化、乡土化。活动时间农闲化, 活动形式分散化。”[3]曾理认为, 农村是相对于城市而言的, 农村和城市共同构成我国的地理概念。农村体育的概念是体育的下位概念, 农村体育的参与者包括住在农村的农村人口, 住在城市而锻炼地点在农村的居民。所以农村体育的概念应是在农村地理范围内, 以农村人口为参与主体所开展的各项体育活动, 包括在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育。与我国体育的分类相对应。农村体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指农村竞技体育、农村学校体育、农村群众体育三部分的总称, 狭义指农村群众体育。农村群众体育是我国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 指农村人口 (农民) 包括其中男女老幼及伤病残者自愿参加的以健身、养生、医疗、游戏为手段, 达到健美、健康、康复、娱乐和休闲为目的的体育活动。[4]
3、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结构的影响分析
3.1.1社会生产结构变化对农村体育主体在时间上的动态影响
社会生产结构的变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而逐渐发生变化的, 这些也是导致农村社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 而另一方面, 城市则需要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到城市建设中去。于是乎农村主要劳动力非农业化。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 我国约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 (含常年外出打工人员) 转向非农产业, 平均每年可达700-900万。全国现有农村劳动力4.97亿人, 其中青壮年劳力大量流入城市, 真正常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都是“386199部队” (妇女儿童老人) 。2004年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显示, 农村有从事农业的农民中有一半以上为女性, 农业从业人员从年龄结构上看, 有三分之二的人为36岁以上的, 51岁以上的高年龄组人员也占了相当重的比重。大批青壮年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 从而使非农业生产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外出务工存在收入上得很大风险, 而且相对于城市中高额的生活费来说他们在城务工的收入无法支持一个家庭在城市中生活, 甚至无法支持个人长期生活在城市中。这就迫使农民以农村的耕地作为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 以而他们只能长期流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5]
农民工的动态流动改变农村体育的结构, 同时影响着农村体育的发展。
首先是流动性带给农村体育的改变:农民工的长期流动性, 使得农村体育非正式组织主体在时间上存在着动态变化;其次, 农民工的流动性使得农村体育活动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再次, 农民工的流入和流出给农村带来了城市中先进的体育活动组织形式、组织内容以及新的体育活动理念和活动意识。
第二是流动途径的多元化对农村体育的影响:流动的范围, 流动的形势都呈现出多元化。社会常见的稀少流动是升学或者入伍, 这样的流动性比较固定。自从外出务工经商这种流动盛行以来, 农民的流动因为地域、经济条件、乡土风情、以及所获得的外出务工的信息不同而呈现出多元化流动状态。刘奇先生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离土不离乡”, 农民在当地进厂务工;第二类是“离乡不离土”, 即农民到外地承包土地、发展多种经营;第三类是“离土又离乡”, 既包括进城从事二三产业, 并在城镇或大中城市落户定居, 彻底脱离农业农村的人员, 也包括长期工作、生活在外地, 逢农忙、春节等时节才返乡的农民工。大量农村劳动力在省际之间、城乡之间流动就业, 成为农村社会流动的主要特征和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这样复杂的流动现象使得农村体育的组织和运作上也要呈现动态变化。[6]
3.1.2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基本单元影响
农村人口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红利”[8]期的结束。所谓“人口红利”是指总人口结构“中间大、两头小”的状态, 如图1所示。“人口红利”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 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 带来劳动力、储蓄的增加等。事实证明, 这种“人口红利”社会现实促进了中国整个社会的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农村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但是, 由于过去“剪刀差”式的政府政策长期实施, 农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却没得到相应的增长。农业生产的现代致使农村出现大量的社会劳动力, 工业城市中经济因素等等吸引, 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 加上计划生育的作用, 致使农村农业从业人口减少。农村劳动力的正从过去的“供过于求”逐步转向“供不应求”。农业的从业人员在年龄和性别比特征上也将发上重大变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老龄化高于农村不同, 因为社会变迁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比城市严重。2006年2月份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 我国现有农村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 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 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由于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工作性质多是繁重的体力劳动, 因而进城务工者大部分都是男性, 大量农村青壮年女性留在照顾家庭和进行农业生产。因此, 在农村农民工进城务工期间, 农村体育的人口主要是小孩、老人以及部分青壮年女性。
农村家庭结构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在社会变迁的主流社会背景的影响下, 农村家庭结构形式发生了变化。农村家庭规模小型化, 规模较大家族式家庭已经几乎消失, 而小家庭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结构。同时由于社会变迁下, 大批农民工的动态流动, 致使农村家庭成员的动态性的暂时缺失。由于外出工人员是家庭中的青壮年, 他们不仅承担着家庭经济收入的重大责任, 他们还承担着教育下一代、赡养老人的责任。而青壮年外出务工使得无法承担一些家庭功能不得不转向社会, 寻求帮助。农村体育作为农村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其教育功能、文化娱乐功能等能够对农村家庭教育和家庭文化环境起到补偿作用。农村体育的多重功能对农村的发展期都不同的作用, 因此, 在农民工返乡和外出务工的不同时期, 应该根据农村社会生活的需要, 开展内容不同的、活动和组织形式多样的农村体育活动, 是老人和小孩以及妇女在家庭成员暂时缺失的时候在精神上得到慰籍, 从而满足他们精神上的需求。这样的社会需求、以及家庭承载功能的动态变化, 必将导致农村体育的组织内容、组织形式上动态上的变化。
3.1.3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阶层结构的影响
社会变迁的背景下, 农村体育主体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频繁的流动可能会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但是从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是一种进步。对农村社会是一种负熵流不断引入的过程, 在这样动态的农村社会中的农村体育自然也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
农村阶层分化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进行的, 由于农民知识水平相对比较低, 加上农村经济相对落后以及原来政策上的倾斜, 农民的阶层分化一直是在不稳定的演进, 农民所获得的社会角色在空间和时间上存在着动态变化性。同时农民的各个阶层同土地存在着难以隔离的关系, 兼业农民还把土地作为他们生活中危机的规避处, 因此大多数农民具有多重角色, 他们具有农民和城市从业者的双重身份。迄今为止, 农民工的社会角色远未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还带有鲜明的过渡性。这种不稳定不但与外界环境有关, 同时与他们的自身素质、原有的知识水平以及自身的学习能力有很大关系。
农民工角色和身份的不断变化对他们自身来说, 是一种不稳定的进步过程。正因为他们的角色和身份在时间上存在着动态的变化, 他们的每次返乡才能给农村社会带来新鲜的血液。同样这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中对城市体育的体验, 以及获得的体育健身和健康观念, 对农村体育系统是一种负熵流的注入, 只要合理利用, 必将推动农村体育的发展。应该注意的是, 农民传播知识的意识是非常薄弱的, 要想让他们的所见、所闻、所学传授给留守农民, 并且带动农村体育的发展、促进农村体育文化氛围的形成, 还需要政策的指引。
3.1.4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文化的影响
(引自:《流动与城市体验对农民健身观念的影响》姜辉军, 冷新科)
上面调查显示, 社会变迁背景下, 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体育健身观念出现很大变化, 通过上表的比较可知, 他们对自己的健康的密切关系的认同度 (57.89%) 要大大超过非流动的农村人口 (7.55%) 。其实, 一方面是认识的误区,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还是经济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出现后, 一切活动都与经济密切相关。现在我国的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在农村尤为突出。农村人口劳动强度大, 收入低, 可自由支配的资金有限, 是农村健身观念无法科学化的主要问题。而在流动人口中间, 他们的健身观念朴素实在, 但是他们首先认识到了健身的重要作用。当然, 首先他们的经济情况有所改善, 这是绝对离不开的。另外, 在城市, 他们的耳濡目染, 看到城市的体育锻炼如火如荼, 以及职能部门对健身作用的积极宣传。这对他们思想的触动不可小视。同时, 城市的健身场地和条件较好, 尤其是随着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 让体育健身成为低消费和零消费的活动, 也让流动到城市的农民中那些想进行体育健身的群众的积极性大大增强了。”流动人口健身观念的改变, 会随着他们的返乡带到他们世世代代所居住的农村。
健身观念的改变仅仅是农村体育文化的一部分, 这部分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所学到的城市体育的组织方式、组织内容、活动形式, 以及体育与城市与其他文化的融合、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形势, 也将会是农村体育发展的有效途径, 流动人口可以借助“走出来”“带回去”的方式, 促进农村体育的发展。流动人口把城市体育文化带回农村, 但不等于农村体育就一定能够得到“甘泉”的滋润, 它需要有促进因素, 那就是政府的宏观政策。如图2所示, 影响农村体育文化的因子可以概括为宏观因素、中观因素、微观因素, 且“制度”、“社会文化环境”、“流动人口”分别构成宏观、中观、微观曾影响因子的核心。
3.1.5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组织形式及组织内容的动态影响
社会变迁背景下, 社会阶层正在进一步分化出不同的农村社会角色类型, 农村体育文化也在宏观、中观、微观三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着变化, 农村体育主体也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变化。在诸多动态变化因素的影响下, 农村社会体育的组织形式与内容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农村体育的组织形式、组织内容是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风土民俗、以及农村体育主体需求和组织者的组织水平所决定的。
首先, 社会变迁背景下, 农民收入相对增加农村生活水平提高这是基础性的改变, 同时由于外出务工人员所带来的城市中的体育健身观念和健康意识影响到民俗的改变, 同时, 他们从城市中所学到的现代化的体育组织形式、体育活动内容丰富了农村体育。
其次, 农村人口中农民工这一流动因素使得农村体育存在着组织上的动态性, 因为农民工多数为农村的青壮年, 他们不但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同时也是农村体育活动的主体成员, 因为他们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更有知识、更有成熟的思想且更具影响力, 因此, 在他们返乡以后是农村体育的组织者, 是体育文化的传播者, 而且体育活动的内容也更具活力, 以健身和娱乐为主。
然而, 当青壮年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后, 剩下的是老人小孩还有部分妇女则成为农村活动的主体, 他们的活动内容强度相对较小、更具娱乐性。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农民工的每次返乡都会给农村体育注入新鲜的血液, 因此, 在他们返乡后, 虽然农村体育的主体仍然是老人小孩和部分妇女, 受农民工的影响他们的活动内容、组织形式以及组织者组织能力也会增强。所以, 农村体育的组织内容、组织形式存在着动态性的变化。
4、结束语
社会结构变迁 篇9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1964年出版了《农民的终结》一书, 在这一著作的开篇他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 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1]到了20世纪80年代, 法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证实了孟德拉斯的观点。我国社会学家李培林翻译并出版了孟德拉斯这一著作, 2004年李培林又出版了著作《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 在该书中他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命题——村落终结。孟德拉斯认为农民的终结只是传统意义上小农的终结, 李培林则认为小农终结之后还有村落的终结, 并依此为基础构建了村落终结的模型。据相关资料显示, 从1985年到2001年, 在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 中国村落的个数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 从940617个锐减到709257个。仅2001年一年, 中国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村落, 就比2000年减少了25458个, 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2]
时至今日同样的问题摆在了中国的面前。进入21世纪, 中国社会加快了城市化、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前进步伐并且取得了显著成就, 给沿袭千年的农村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重视以及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不断推进, 许多农民工走上了返乡创业之路, 而这一现象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当前对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的研究可谓如火如荼, 但是现有的研究多是从宏观方面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 如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返乡创业对农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及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的研究, 尤其是农民工返乡创业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方面研究较多。而从微观的角度, 如从村落终结的角度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村落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等方面, 现有的研究还比较少。然而这种微观层面研究, 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返乡创业可以说是农民工以自己的亲身实践来移植城市文明所蕴含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无疑将对农村社会注入了新的结构性因素, 也必将对村落社会变迁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社会学家罗吉斯认为社会变迁的发生单位可以是社会系统层面, 也可以是个体微观层面。[3]而村落不仅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础单位, 它还是中国历史上存续最为长久的社会自治单位。[2]延续至今, 我国农村至今仍然主要以村落社会为主体结构, 可以说村落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缩影。因此, 本文以村落为单位, 从村落终结的角度出发, 在坚持对一个完整村落分析的基础上, 从村落社会交往、村落权利的重构两个方面入手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村落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可以说农民工返乡创业既加速了中国小农经济的解体和传统农民的分化, 也是实现农民自身终结与村落终结, 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大契机。
二、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村落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1.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村落社会交往的影响
社会交往是指人与人之间杂谈闲聊、礼尚往来等以日常语言为媒介, 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关系为基础的日常交往活动, 反映的是主体间的关系, 并构成了日常生活世界的基本层面。村落的社会交往受传统习惯、风俗、经验常识、道德规范等方面的影响制约。[5]马克思认为“人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抽象物, 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与之类似的是社会学的“方法论的关系主义”也强调人不是独立的原子, 而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 自我与他人是相互依赖的关系, 人要在社会关系中成就自我。[6]以这种关系主义来看, 返乡创业者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存在, 他在村落变迁的过程中会面临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与限制, 同时也必然会对这种村落社会交往产生影响。
费孝通先生指出, 中国乡土社会是典型的“差序格局”的结构, 乡村社会结构就是以“己”为中心, 如石子投入水中一般, 像水纹一样由近及远, 由强到弱, 一圈一圈推出去, 村落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就遵循差序格局。[7]现在, 这种交往格局在农民工返乡创业大潮涌动的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无论是农民工还是留守者, 都没有跳出血缘和地缘的交往范围, 而返乡创业者比一般的返乡农民工的交往范围更广泛。出于创业的需要, 他们不断扩大自身的社会资源储备, 与外界的交往更为频繁, 他们的社会交往已经跳出了血缘和地缘的交往范围。他们不断地创造关系、利用关系以获得最大的收益, 业缘交往已经成为返乡创业者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从而实现了从代价最小的社会交往[8]从建国初期到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这段时间, 村干部可以说是掌握了“生杀大权”的, 这时期村民们对待村落权利的态度就是处于盲目接受崇拜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 农民的流动性越来越大, 农民城市打工所带来的个体及家庭经济收入的变化和条件的改善, 使得村落政权的比较利益降低了, 在他们眼中村干部不再像以前那样有较大的声望和权威。村落政权组织对外出农民工影响力度很小, 对村干部的采访也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外出务工者是最难管理的, 他们长年不回来, 计划生育等工作就特别难做, 更不要说让他们为村里做贡献了…”, 一名村干部如是说。而徐勇更是把传统乡土规则的破坏和村治资源的流失称之为村落的“秩序震荡”, 这即是村民们对待村落权利态度的瓦解阶段。而农民工在返乡创业前后对待村落政权的态度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是由村落政权所产生的利益在村民生活中的重要程度来决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当前村落政治的改革起到了很强的推动作用, 也使得村落集体行动能力得以强化, 使得村落公共设施提供能力得以加强, 村级民主建设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使村落权利重构成为可能, 即进入了对待村落政权态度的主动参与建构阶段。
从调查的Z村来看, 返乡之后创业者对村级民主政治表现出很大的热情, “权利的荒漠化”现象不复存在, 进而出现的是“权利的内卷化”和“权利的热衷”。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不但积极主动地与村干部联系, 把村干部作为自己的首先交往对象, 并把村干部视为自己创业路上的重要资源。因为创业尤其是种养业行业的创业, 往往需要更多的土地, 这就必须要与村干部搞好关系, 通过协商才能取得更多的创业用地。通过与村干部积极主动地交往或自身通过竞争成为村干部, 返乡农民工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创业障碍, 从而更容易获得创业时所需土地、房屋等。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积极主动地参与村干部的竞选, 不再是以前无所谓的态度。此次对河南省S县其他村落的调查结论也表明, 现任的村干部包括村主任、村党支部书记和其他村委委员、村民小组成员几乎全部都有外出打工的经历, 一般也都有自己的产业。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农村中这样的例子将会越来越多, 农村社会中“厂长经理型村干部”、“科技型村干部”、“种养大户型村干部”等不断涌现, 能人治村、精英治村的村落政权格局在逐渐形成, 从而使得村落权利重构成为现实。
但是, 返乡创业者对村落权利重构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重新重视村干部和村落政权组织的作用, 或仅仅通过竞选村干部来满足自身利益的需求这种简单的“权利热衷”, 返乡创业者们表现出更多的政治热情以及对现代民主政治等观念的践行, 使得村落民主政治在更深层次上发生变化, 进一步促进了村落权利重构的实现。如我们调查的Z村某居民, 其返乡后搞了个养殖场进行个体创业, 在与之访谈时问及其对村级民主政治的看法时, 他说“村干部就是要为村民服务, 要能带领村民致富。”这一村民的“出名”不是因为他创业成功, 而是在于他揭发前任村主任私卖集体土地、贪污农村电网改造物资等损害村民利益的行为, 从而导致前任村主任下台。他说他虽然没有能力带领全体村民致富, 但是他有权利监督村干部的行为, 使之更好的为村民服务。在此次调查中还发现, 几乎所有的返乡创业者都有参与当地公共事业建设, 如修路、安装路灯、捐资助学、资助发展慈善事业等经历。我们调查的Z村的又一村民, 是本村的村委会副主任, 同时也是当地一家制衣厂的老板, 他为自己村子的主要通道上装了50盏路灯。他得知镇政府正在开展“平安建设工程”时, 又无偿为镇政府捐助了100个矿灯, 用于巡防队员夜晚巡逻时用。
三、结语
孟德拉斯所提出的“农民的终结”, 以及李培林所提出的“村落终结”, 终于可能在农民工返乡创业大潮涌现的今天成为现实。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开放性、现代性越来越强, 社会化需求越来越多, 传统农民的烙印在他们身上已不见了踪影, “我已不再是我”, 返乡创业者他们追求的并不是小农意识下“生存型”的自我发展, 也与徐勇教授笔下的“社会化小农”有很大的不同。通过返乡创业或竞选村干部成为发展型的新型农民, 传统农民的典型特征在他们身上已不复存在, 农民终结首先在这些返乡创业者身上体现出来。另一方面, 农民工返乡创业一般都在县城内、城乡结合部、中心乡镇, 也有少数一部分在市内, 既增加了城乡区域内的实际人口, 又增加了经济总量, 同时又能产生一种“示范带动”效应, 由县城向中心乡镇辐射, 中心乡镇向广大农村腹地辐射, 促使更多的人走向自主创业的道路。返乡创业者频繁地往返于城镇和农村之间, 越来越多的融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 使得传统村落的地理边界逐渐被打破, 村落终结最终得以实现。而在这个过程中, 对于那些处于封闭向开放状态转变的村落而言, 毫无疑问的是返乡创业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是村落变迁的媒介和农村文明发展的推手。
参考文献
[1] (法) H.孟德拉斯著, 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2][4]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3] (美) 罗吉斯著, 王晓毅译.乡村社会变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5]张红.村落变迁:动力机制与意义阐释[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04) .
[6]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 2002, (01) .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
社会结构变迁 篇10
如果说中国舶来西方现代文化时只取其功利主义成分而缺失其深层的制衡因素,造成了“社会的缺位”,那么至少还有另一个方面是不容忽略的。中国的乡土文化自古就含有实用主义成分,农民的性情倾向中也早就存在功利主义。面对当前城乡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加之政治意识形态中“富农”、“致富”的口号,乡土文化特质里的实用主义成分迅速与舶来的西方功利主义相亲和,形成一种独特的伦理价值体系,在乡村场域中占主导地位,而传统的乡村伦理逐渐处于被支配地位。
20世纪30年代,针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梁漱溟曾提出从儒家传统伦理出发,通过乡学村学,继承乡约的传统,建立一套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以培育个人和团体的新伦理。最终还是革命派通过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改造。但遗留下来的伦理问题仍未解决,并在今天以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呈现在世人眼前。乡村伦理涉及农民的价值观问题、观念问题、素质问题、生活意义问题。不理解这种变化,就很难把握乡村治理与建设的内生基础。因此,对该问题的关注,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资料来自笔者在四川省X村的多次田野作业(2007、2008、2009)。X村为丘陵地形,原有609户,1900人,94年起青壮劳动力陆续外出务工,现村只剩占原人口50%的中老年人和30%的学龄流动人口。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出导致耕地大量抛荒,老人只能靠往年囤积的粮食加上向邻里购买的谷物为生。整个村庄呈现出一片衰败。
一、几点概念说明
何谓伦理?“伦”即关系,“理”即道理和规则,伦理就是处理人们相互关系所应遵循的道理和规则。在秦汉之前,“伦”和“理”很少并用。直到秦汉之际,才形成“伦理”这一概念。中国乡村社会的伦理问题前人早有述及。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就指出,中国的真问题是文化失调,秩序混乱,而非纯粹的政治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家庭父子之间、学校师生之间、朋友同侪之间,乃至政府与人民、上级官与下级官,统统不能相安,彼此相与找不出一个妥帖点来”,其中所谈及的正是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即“五伦”。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说道:“人之有道也,保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在汉代受到官方提倡,人伦在宋代真正渗入民间成为百姓处理人伦关系的内化原则。但随着中国国难当头,革命者们猛烈抨击传统五伦。谭嗣同在《仁学》中就指出,五伦中唯有朋友一伦涵平等之义,其他皆为专制之物,都应废弃。这就是中国智识世界对现代性的回应,可由此带来的社会文化问题不容忽视。目前,致富热在农村成为主导思想,一种新型的经济伦理逐渐在乡村场域中占据主导。这种伦理以经济尺标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工具理性地利用各种可资利用的物质和人脉资源,以实现心中理想生活。这种新型的经济伦理与其说是新一代农民内生而成的性情倾向,不如说是在更大的社会空间里城市文化支配着农村文化的体现。这种经济伦理其实是城市文化伦理在乡村变异的结果,它为村民带来经济收入的同时,并未带来其发源地背后的一些相应理念:责任、平等、不侵害他人权利的自由。其导致的结局就是“私”的剧烈膨胀和家庭结构的剧烈变迁。
何谓家庭结构?家庭结构指家庭的构成状况,它是由全体家庭成员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所组成的稳定的整体性关系模式和维系机制。对农村而言,邻里关系可囊括于“扩大了的家庭”,所以农村老人的家庭结构变迁不单指个体家庭单位的变迁,还包括以个体家庭为中心向周围扩展的人伦关系的变迁。通过对这批三十年代出生的老人的口述史整理,可以在民间重建这部中国乡村人伦变迁史。
二、从乡绅、家族的消失到“小家”的出现
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有其自身延续性的生活共同体。建国以前,乡绅是乡土社会伦理文化的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一般和基层农民是有区别的,但存在着血缘关系,许多是农民出身或和农民保持着亲属关系,而另一方面又大多走出农村,住入乡镇和城市,成为具有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或和统治阶级相互沟通。”乡绅兴办祠堂、学堂、水利等公共事业,在乡土社会拥有较高权威。有时乡绅与家族势力重合,甚至乡绅本人就是族长,当村民家庭发生纠纷、不孝事件发生时介入进来,起到社会控制的作用。新文化运动的道德革命猛烈冲击旧道德。建国后,“破四旧”等政治运动使乡绅最终消失,组织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精英群体缺失。但五十年代的集体化使村民首次过上了一种较高程度有组织的生活,有效地维系了社会团结。集体化本质上是精英领袖希冀用一种重“公”的新伦理替代小农重“私”的旧伦理,避免中国在工业化发展中陷入西方资本主义功利化。但这种排“私”的激进做法忽略了村民物质层面的现实,导致该体制在八十年代不得不抽离。不过这种社会体制的确维系了乡土社会的团结。虽然乡绅、家族体系造成破坏,但传统人伦关系和伦理道德还流动性地存在。
八十年代初土地下户,过上有组织生活的村民又缩回原来的小家庭中。但与建国前的情况不同,改革开放使利益观念渗入内地,小家出现了,小夫妻更愿意为自己的小家谋利益。公社时期尚有专门的夜校、培训班、扫盲班,负责乡村的文化教育,不孝者会被送往培训班学习,弥补了乡绅、家族的消失带来的伦理文化上的影响。而土地下户后,经济赤裸裸地被提到首位,基层干部的职责也主要在收税和计生方面,传统伦理生活组织瘫痪。家庭内个体更加独立,家庭矛盾和离散趋势逐渐显著。
古代乡村社会也有分家,但大多出于经济压力,大家庭的理想只有富人才能实现。可分家出来的小家庭也只是大家庭的简单复制,家庭结构并未发生本质变化,仍以父子、婆媳为主轴,伦理纲常为凝合剂。但土地下户后,分家出来的小家庭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以夫妇关系为主轴,两性感情为凝合剂,父亲不再拥有至上权威,私利心日益严重。
三、九十年代初:空巢化到轮养制的瓦解
八十年代初虽然“小家”出现,但除家计分开外,大家仍同住一个宅院,共用厨房,进行频繁的日常互动,日常人伦关系并未完全破坏。虽然公共生活逐渐消失,各家顾各家,但农闲时,尤其是杀猪时,很多邻里远亲都要来帮忙。大家一起杀,并把猪血浸润黄纸贴于堂屋猪神灵位的墙壁上,以保佑来年猪不生病。杀完后,大家共坐一桌,一边吃猪肉,一边聊着村里近来发生的事情。这是乡村社会融合的典型方式,也是一种公共空间,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道德意涵。通过这种方式,乡土社会的伦理得以维系。如果哪家遇到困难,邻里依然发挥着生活互助、情感支持的功能。
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速。这时,西方功利主义才首次真正从城市全面渗入乡村底层。务农日益成为一个很不赚钱只能维持生计的行业。务工比务农轻松,而且可以让人享受城市生活。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家庭日益呈现空巢化隔代化特点。
9 2年,X村的女青年率先去浙江务工,而男青年在家务农。随着女青年在那边挣到钱,男青年也靠着亲缘、老乡网络陆续跟去。刚开始只是间歇性务工,即农闲时务工,农忙时回家务农。到后来,变成纯粹的务工,几年才回家一次。
老人开始在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上出现疏离。
古代乡村社会分家后,老人如到了丧失劳力的年龄,不会独立出来,而是依靠儿子的生活单元,这是一项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是人们观念里理所应当之事。而九十年代,一方面传统乡约、家族体系早已不在,一方面缺失的城市文化作为先进理念盛行于世,外出务工的子女大多忙于挣钱,有条件的子女也因嫌村里条件不好过年也不愿回村。不定期的货币补贴取代了传统的生活照料和轮养,养老制度彻底瓦解。
以个案王氏家庭为例。02年王氏夫妻分别70、68岁。由于体力无法支撑正常的田地劳作,他们在人们的建议下再次分家,将自己所有的财产如农具、土地、猪和锅碗都分给三个儿子,开始实行三个儿子的轮养制度:每个儿子养半年,该哪个儿子养的那半年两位老人就同那个儿子一家共同生活,帮忙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供养顺序是: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此时二三儿子都在外务工,只有大儿子在家务农,老人被正常轮养一年。可到03年下半年本轮到大儿子供养时,大媳妇认为自家子女上学负担重拒绝供养,使得供养关系中断。由于二三儿子还在外省务工,那半年老人只得种地供养自己。轮到二三儿子供养时,由于他们在外地,只能以寄钱的方式实行供养,04年上下半年各寄回700多元,并把各家原存贮的粮食(谷子、豆子)供老人食用。老人只能继续干农活自理生活。由于看到大哥不实行供养,父母也重操旧业,在外地的两个儿子05年开始也不再按各自的半年给老人寄钱了,只是在过年或老人过寿时给老人寄300元左右的孝敬费。这样维持了两年的轮养制最终彻底瓦解。
四、乡村伦理困境
乡村伦理作为一个问题呈现,始终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相伴而行。像梁漱溟、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就开始从乡村伦理、乡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乡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前途与命运问题。其中费老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更是深刻地体现了他的忧思。“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得有自知之明,既勿复旧,也非全盘他化,而应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即要增强文化的主体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浪潮开始席卷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中国乡村社会在这一次浪潮中真正受到了全面的冲击,乡村生活的合理性及乡村伦理的价值越来越受到破坏和质疑。农民不再坚持祖辈的信仰,价值观被现代化的机器重塑,整个乡土社会像被抽空了一般,只剩下些许遗风人伦元素在空气中零落地弥漫、流动。城市的伦理文化开始统治整个中国。
就X村来说,自土地下户后农民的公共生活日渐稀少,如今更是扭曲为兴盛的赌博事业。在小卖部昏黄的灯光下,牌桌就是一个交流的空间,闲聊的空间,它具有抽象的符号意义。在这种窄化了的公共空间中,他们不断生成的不是文化自觉的意识,而是畸形的生活意义感和价值观。
而对于农村老人来说,这三十年他们历经着各个方面的疏离。首先是社会关系的疏离。改革以前,家是一个团结紧密的整体,成员共持家计,老人拥有较高地位。公社时期的赤脚医生、乡里乡亲的互帮互助,至今都是老人心中最美好的回忆。而土地下户后,尤其九十年代,公共意识更加衰微,各家都谋各家的私利,村民纷纷离开农村,熟人社会的乡土因子日益减少,老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加萎缩,生活视野更加狭窄。
第二是社会参与的疏离。社会参与对于社会成员非常重要,它关系着该成员对自己所生活的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如果参与不够,会出现成员与社会的疏离,甚至纽带的断裂。以前,坝坝电影、田埂堰坎、村头院落都是村民闲聊交流的社会空间,他们谈着村子的过去,谈着自家的家事,而孩子们则在嬉戏,享受着乡野童年的欢乐。村小还在发挥着它文化传递的功能,作为乡村文化中心,在村民的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而现在,乡村的文化生活非常稀少,缺乏生成乡村文化主体性的空间。回忆集体化时期频繁的政治活动倒是很快乐的事情。
第三是社会服务的疏离。公共服务是公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医疗卫生服务、商业网点服务、社区服务等多方面。其中医疗卫生服务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十分重要。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培养了自己的本土医生。赤脚医生不仅使农民有寻医问药的较好网络,而且有效地缩减了城乡在医疗服务方面的差异。随着去集体化的浪潮,农村医疗体系瓦解,赤脚医生在中国农村消失,伴随而来的是农民难以获取可靠的医疗服务资源。目前我国初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但水平还比较低,无法切实满足农民的需求。
以上几个方面都是目前城市化进程中农村老人无法避免的遭遇。其本质则是传统文化伦理在现代性问题上的复杂表现。功利主义的新型城市伦理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面诚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于强调利益观念无非是对乡村伦理秩序的一个巨大破坏。大众传媒对城市价值观的一边倾态度,进城后生活样式被迫发生的改变,以及年轻人价值观的变化,使得乡村社会文化失序,更无法谈“文化自觉”了。
五、结语
党中央在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我们必须意识到“新农村”的提出,不仅是一个经济的现代化与治国安邦的政治问题,更内含着现代化就是人的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人的素养、文明全面提升的伦理问题。“新农村”诉求着伦理道德,新农村的“新”其关键也应是培育新农民。同时,30年来农村一直发挥着稳定的功能。缺少农村的和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和谐。伦理精神是和谐社会的支撑,是最基本的内在要求。因此,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重建以乡村伦理为核心的乡村文化,使广大农民形成什么是好生活的新概念,重新找到生活意义世界的支撑点。让老有所养、秩序井然的小康社会真正实现。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以农业的工业技术化、农村的城镇化和农民的市民化为基本内容的农村改革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生活样式。传统的乡村伦理遭遇到城市的新型伦理,呈现萎缩凋零的局面。本文以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的视角,通过对农村三十年来家庭结构变迁的田野调查,呈现30年社会转型中乡村伦理困境,以期引起人们的反思。
关键词：社会转型,乡村伦理困境,家庭结构变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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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M].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企业产权结构变迁过程研究 篇11
关键词：企业产权产权结构变迁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03—154-02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内收入分配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能否成功实现有重要的影响。企业内收入分配涉及到企业内利益相关者在企业合作剩余分配中的比例和地位，因此企业产权结构影响企业内利益相关者的收入分配。理解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企业的产权结构变化过程，对我国制定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Alchian and Demsetz(1972)认为在团队生产，参与生产的成员的边际产品不能直接观测，为了减少团队成员的投机行为，确定个体的努力，这就需要有监督者，负责检查团队成员的投入行为，这一方案使监督者成为“剩余索取者”。团队生产理论认为监督者天然的赋予给了物质资本所有者。但是团队生产理论忽视了人力资本特别是职业经理的管理能力和作为集体的整个劳动者的协作在企业剩余生产中的作用。刘长庚(2007)认为企业产权由劳动产权和要素产权两个部分构成，劳动产权是基于企业组织共同知识所创造的剩余，要素产权是基于个体物质和人力投入所创造的剩余。企业产权结构变迁的方向是要素产权和劳动联合体产权的有机结合，即朝着联合产权制度的方向演进。费方域(2006)认为企业产权结构就是企业的组织形式，如M型、h型、u型等等。這种从企业组织形式方面来定义企业产权结构忽视了企业内部各个产权主体在合作剩余中的分配比例问题，即剩余索取权。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产权结构是为了克服多个要素所有者之间在协作生产过程中的偷懒和搭便车动机。该理论虽然看到了协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但没有意识到协作所产生的组织知识对企业成长所起的关键作用。
2、相关概念
2.1企业产权结构
企业产权由要素产权和集体产权构成。集体产权是基于企业组织共同知识所创造的剩余，集体产权有两个来源：一是根源于企业全体劳动者的分工与协作基础上形成的组织知识与组织能力所产生的剩余索取权(狭义产权)：二是企业的品牌、声誉等无形资产所带来的企业净剩余的增加部分。
2.2企业合作剩余
企业合作剩余是指企业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通过合作生产、分工以及专业化等企业内部非价格因素的组织形式而取得的、超过他们各自在组织外单干活动收益的总和。企业合作剩余来源有三个：物质资源的投入，人力资源所有者的投入和劳动者集体协作投入。
2.3企业产权结构和企业产权制度的关系
企业产权制度是围绕企业财产的运营而发生的相关主体间权、责、利关系的制度安排，是规范和协调企业各参与人在财产占有方面的准则，是企业产权关系的制度化。企业产权关系是各产权主体通过客体(财产)形成的特定权责利关系，其构成包括主客体和产权，是企业产权制度规范的对象。企业产权结构是产权制度的基础，决定了产权制度的性质。
3、企业产权结构变迁过程
在企业产权发展史上，企业财产组织形式经历了从个人业主制到合伙制再到公司制的演进过程。根据企业资源所有者在企业合作剩余分配中所处的地位的不同，相应企业产权结构有四种不同形式：单一的产权结构形式(物质资本产权、集体产权)、物质资本产权和非物质资本产权联合的产权结构、要素产权联合与集体产权联合的联合产权结构。
3.1单一产权结构模式
单一产权结构形式是指单独一种类型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完全掌握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该生产要素所有者完全占有企业合作剩余，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基于机会成本的固定收益。
农耕社会里，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土地上出产的产品，此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和劳动力，这一阶段主要是以家庭组织为主，这样的以家庭组织生产的组织还不是企业组织。
现代企业组织的最初形式从手工工场开始的，企业大概从罗马帝国时期开始，起源于欧洲。欧洲的航运业和商业的发展，产生了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或类似组织。当时商业的发展使得企业的形式主要是家庭企业或家族企业。随着航运业的发展，形成了康孟德(Comennda)和索塞特(Sociatas)类型的组织。
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航海业进入大发展时期，贸易的发展需要一批大型贸易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一批特许贸易公司，1553年英国成立了第一个以合股形式的从事海外贸易的皇家特许公司莫斯科公司，整个公司的股本为240股，每股25金磅，由6人合股，共担风险。到1680年，英国共成立了49个这类公司。18世纪初，没有皇室特许的英国商人为了发展企业，吸引投资者，通过把合伙和信托结合起来，通过指定大量的潜在的合伙人中的某些人作为所有其他的合伙人的统管人，商人将管理权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使所有的其他投资者能自由的转让合伙股权，但这样的公司仍然是合伙企业。
工业革命为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促进了企业产权制度创新，1837年美国的康涅狄格州颁布了第一部一般公司法，1844年英国议会通过《公司法》，为建立公司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但在这些公司中股东仍然要负无限责任。1856年，英国议会确认注册公司对债务只负有限的赔偿责任，这样在19世纪40年代现代企业制度走上历史舞台。1890年起现代企业逐步建立，这种企业制度是在合伙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企业制度。本文按企业产权结构的类型把公司制分为家族式企业、支薪制企业、经理式企业，分享制企业。
3.2物质资本产权和非物质资本产权联合的产权结构
在这一阶段，与物质资源所有者相对应的非物质资源所有者主要包括高级经理、中下层管理人员，以及掌握企业核心知识的技术人员。随着家族企业和支薪制企业的发展，企业规模和厂龄的增长，企业所有权结构发生变化一所有权变得越来越分散。到20世纪中叶，几乎没有一个家族还能凭借其拥有的股份对企业的决策拥有直接发言权，这就为职业经理人成为企业高层决策的主宰创造了条件。1963年，Robe J.Lamer对美国2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状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有169家由职业经理人控制，占84.5％，只有5家公司的家族对企业的高层决策具有控制力，但这也是由于该家族的成员或后裔是职业的、专职的高级主管。为减少委托代理成本，使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一致，物质资本所有者向企业的非物质资本所有者让渡企业部分合作剩余的控制权和索取权。在这一阶段产权结构中，物质资本所有者和非物质资本所有者共同分享企业合作剩余的控制权和索取权。经理人凭借在企业中的决策权，为自己获得企业
的剩余产品的索取权，获得股票期权，股票赠予、名义股票和股票升值权等激励方案，据调查企业CEO的报酬中有43％来自于各种长期激励方案。
3.3要素产权联合与集体产权联合的联合产权结构
在这一阶段的产权结构中，物质资本所有者将企业部分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作为激励手段让渡给公司全体员工，使劳动者(企业内部全体人员，包括内部股东)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剩余的分配，劳动者享有企业合作剩余的部分索取权。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米德研究，分享制有员工持股计划、利润分享制、收益分享制、劳动管理的合作制和有差别的劳动资本合伙制等形式，当然在现实中最多的是员工持股计划和利润分享制。这一阶段的产权结构主要存在的产权制度是分享制企业。
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和生物经济的来临，企业的组织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企业规模扩张所需要的资本可以在外部完善的金融市场上筹措，企业可以得到需要的资金，这导致企业的股权进一步分化，企业发展主要受限于企业的管理能力和企业的整体组织资源。20世纪60至70年代日本企业特征是“契约的不完全程度相当较高，并且，其剩余控制权也不尽归雇主一方专有，它具有在從业人员中广泛分散、分享的倾向。”兴起于日本的分享制的成功，导致了分享制比经理式企业具有更大竞争力。在当今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流行的分享制是员工持股计划与利润分享制度相结合。员工持股计划使员工着眼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据调查，日本的上市公司中，制定并实施了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比重在1973年为61％，到1988年增加到91％。在1988年，大约在30％的美国公司实行了某种形式的利润分享办法，其中有11000家以上的公司建立了员工持股计划。
4、结论
以上分析了企业产权结构变迁过程，从整个企业发展历程来看，企业产权制度经历了业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企业产权结构的变迁趋势是从物质资本所有者独占企业合作剩余演变到企业全体劳动者都有权利分享企业合作剩余，这一趋势是生产力发展、相对谈判力变化、技术进步等各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但是企业产权结构的变迁在时间有续起性，但在空间上则是并存的。以美国为例，个人业主制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数的75％，合伙制企业占7％。现在世界上的大企业都是公司制企业，美国的大公司只占全部企业总数的15％，但其销售及营业收入却占85％以上，纯利润占70％以上，公司所雇佣的员工工资总额占全美职工工资总额的70％以上。在大型公司里，企业产权结构变迁的趋势是向要素产权联合与集体产权联合的联合产权结构方向变迁。
知识经济来临，使得企业更加注重合作剩余的产生主体——全体劳动者，劳动者在企业合作剩余的分配中逐渐拥有部分话语权，能够部分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这对于企业内部实现公平分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分享制里从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来分是不一样的：员工持股计划是劳动者拥有部分股权但没有控制权，利润分享或收益分享是劳动者既无股权有无控制权，劳工管理就是集体产权形式，劳资合伙是劳动者无股权但分享企业收益并参与控制，本文界定集体产权的表示形式为持股计划、劳工管理、劳资合伙等。
②本文主要从企业合作剩余的索取权来划分产权结构的类型的。集体产权实际包括合作剩余的索取权和控制权，因此在要素产权联合和集体产权联合的联合产权结构阶段还包括德国企业中的共同决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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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变迁 篇12
1 媒介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作为媒介决定论的鼻祖, 伊尼斯以传播媒介为轴心, 以时间和空间为基本维度, 考察了媒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1) 。伊尼斯把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中国文明、中世纪与启蒙时代的兴替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技术形态联系在一起, 这一观点与人们惯常的政治、经济、文化角度来解释历史的发展相比, 显得十分独特 (2) 。
作为伊尼斯思想的传承者, 学者麦克卢汉曾提出著名的观点:媒介即讯息。这个观点的核心思想是, 从人类社会的漫长发展来看, 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具体传播内容, 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及其开创的可能性。因此, 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人类交往和社会生活的新方式。如果人们把媒介和媒介技术理解为社会生产的重要内容, 那么媒介的进步对社会变革的巨大影响是无可否认的 (3) 。
2 语言:人类传播史的钥匙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人类的诞生开启了地球的新纪元, 人类的声音打破了自然界的沉寂, 人类语言的产生是人类传播摆脱动物状态的决定性一步。在原始社会中, 语言作为人类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传播手段, 成为开启人类传播史的钥匙。因为语言的诞生, 人类得以在互相的交流中明确对方的意图, 语言的逻辑性推动了人类智力的发展, 语言的节奏和韵律逐渐催生出诗歌和乐曲, 语言超越历史时间和空间的能力让人类产生思想, 语言的产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开端。
口语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大致从人类摆脱“与狼共舞”的野蛮状态、组成原始社会开始, 一直到文字的出现 (4) 。人类语言虽然完成了人类信息体内化到体外化的突破性进展, 但口语传播存在转瞬即逝、只能依靠人脑储存信息、只能近距离传播等巨大的局限性。伴随不断突破自身局限, 人类创造了文字, 文字是人类传播发展史上第二座里程碑。若说语言使人类彻底与动物区隔开来, 那么文字的诞生则促使人类进入一个更高级的文明发展阶段。文字传播克服了口语传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文字的出现使人类的文化传承不再依赖容易误传的传说或神话, 而有了确切的资料和文献依据。
3 文字传播:更高级的文明发展阶段
文字传播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的陆续问世, 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也是古代新闻信息传播活动趋于成熟的标志。回顾我国封建社会, 唐中叶以后的“进奏院状”, 宋代的邸报, 清代的京报, 都是以文字推动了信息的上传下达, 完善了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传播体制, 成为一种媒介形式而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人们用文字记录历史、记录科学, 以文字为载体的诗书画卷, 使圣贤的思想广为传播, 开卷益智, 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史。
文字传播时代虽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但略微高昂的生产和传播成本也容易造成“洛阳纸贵”的传播障碍。我国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开启了印刷传播的可能性, 节约了书籍的复制成本, 德国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印刷更加低廉便宜, 真正开启了印刷传播的时代。印刷事业的发展不仅降低了书籍的造价, 使书本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 更催生了报业的发展, 使传播从小众走向大众, 开启了大众传播的新纪元。
近代报刊因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而诞生于德国, 逐渐从书籍中脱离开来, 成为以报道新闻、评论时事为主的传播媒介, 历经资产阶级政党报刊时代、独立报刊时代, 随着社会发展催生了廉价报纸。因廉价报纸的价格低廉性和受众的广泛性, 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由此到来。如今人们不会在乎1835年第二期《太阳报》记载了哪些新闻, 但是报纸作为大众传播的载体空前提升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使信息在社会中流通, 以文化教化受众, 以思想点醒受众, 催生了公共领域的发展, 带动了民间知识的传递, 报纸这种传播工具本身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讯息。
在报纸作为一种大众媒体在蓬勃的方展中方兴未艾之时, 电子媒介在技术的革新中随之诞生。1838年, 塞缪尔·莫尔斯发明了第一台实用电报机;1844年, 美国开设了第一条电报线路。此后, 这种“闪电式的传播线路”迅速发展, 形成了巨大的通信网络。电报本身并不是大众传媒, 但它为大众传播提供了快速有效的通讯手段, 而作为现代重要传播媒介的通讯社, 也是在电报技术发明之后才出现和发展起来的 (5) 。电报技术的发明与大量应用提高了人类信息通讯的时效性, 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政治、军事领域, 技术的发展再次推进了社会的变革。
4 电子媒介时代诞生与发展
若说19世纪是电子媒介时代的萌芽时期, 到了20世纪, 电子媒介则真正走向成熟。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电影、广播和电视逐渐诞生, 并迅速成为普通民众的主要娱乐方式, 进而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世纪也是传媒发展的划时代时期, 尤其是电视的发展与普及, 彻底颠覆了人类社会漫长发展中形成的既定秩序。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 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 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 (6) 。美国新闻史学家埃默里曾经这样描述了电视所带来的宏大的社会景观:“电视的经济力量是惊人的, 它对公共事件的报道也是如此。从50年代起, 电视由于报道新闻事件而拥有大量观众。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时, 约有6 000万人看到了他。……1962年, 约翰·格伦的第一次环绕地球轨道飞行吸引了1.35亿人凑近电视观看。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刺的消息传来时, 纽约市电视观众从该市人口的30%激增到了70%, 而在全国为之默哀的葬礼举行的几分钟里, 观众达到了93%。1969年人类第一次在月球上行走, 实况转播被发回到地球上时, 有1.25亿人收看了这一广播, 据估计, 由卫星网带给全世界各地的观众有5亿人 (7) 。
在电视出现以前, 从来没有哪种媒介形式可以如同电视一般, 拥有如此众多的受众和空前的影响。电视对于受众的吸引力主要源于它的媒介特性, 电视是人类众多感官的延伸, 通过影像、字幕、音声、画面与特效等多方面传递讯息, 给受众以强烈目击感、现场感, 使受众仿佛身临其境。电视不仅可以使人们获取新闻和信息, 同时可以提供给受众丰富多彩的娱乐和文化生活。电视的普及使人们每天的媒体接触时间由过去的几分钟提高到了每天几小时, 而且对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 美国学者格伯纳主持的“培养分析”研究表明, 电视节目中充斥的暴力内容增大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环境危险程度 (遭遇犯罪和暴力侵害的概率) 的判断, 电视媒介接触量越大的人, 这种社会不安全感越强 (8) ;同一时期, 美国学者蒂奇诺在研究儿童启蒙教育电视系列片《芝麻街》对贫富儿童的影响中发现, 社会经济地位高者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 电视并没有缩小社会贫富阶级间的知识差距, 反而使“知沟”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更有学者指出, 伴随着电视成长的一代人更容易产生一种社会病理现象——媒体依存症, 即“电视人”为被电视的感官刺激成长起来的一代, 更注重感觉而缺少理性与逻辑, “容器人”在电视的影响中内心世界类似于“罐状”的容器, 孤立而封闭。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中提出, 电视打破了儿童与成人的边界, 带走童真的同时也使成人的言行趋于幼稚, 同时电视作为一种环境结构, 制约着我们的感觉、思维和表达方式, 我们思考、感知、讨论和表现身边的世界时, 不是站在传播媒介之外, 而是处在传播媒介的符号结构之中。 (9)
电视主导世界的几十年中, 其作为一种传播媒介, 深刻加快了人类社会变革的步伐, 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电视本身首先是一种传播工具, 本身不必然导致“社会之善”, 或者“社会之恶”, 只是由人类发明创造, 并由人类主宰其用途的传播工具。传播媒介的社会影响并不仅取决于媒介的技术或形态特性, 但媒介技术本身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充足的前进动力。
5 互联网媒体的腾飞
人类的智慧继续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传媒工具的更迭也不会因电视媒体的空前辉煌而停下脚步。电视媒体的发展尚未停止, 互联网就从“润物细无声”的科技进步中诞生, 如今已席卷世界各个角落。汹涌的信息量与互联程度的加深, “内爆”使差异消失, 国界消失, 全世界在真正意义上联结成为“地球村”。互联网1.0时代, 是门户网站的全盛时期, 互联网的用户第一次品尝到自主选择媒体信息的喜悦, 而不再是传统媒体的传播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受众。从门户到搜索引擎, 信息的流通空前透明, 用户从互联网上实现了“想要什么有什么”的媒体夙愿, 但庞杂的海量信息同时对用户充斥着迷惑, 互联网的公信度永远掺杂着真假难辨的质疑。直到2002年非典在中国肆虐, 传统媒体的集体失声意外赋予了互联网媒体渴求已久的社会公信力。互联网媒体本来就拥有信息快速传递、用户自主选择信息、海量信息等天然优势, 加之社会公信力不断由传统媒体向互联网媒体的偏移, 互联网媒体如虎添翼, 真正实现了在传媒史上地位的腾飞。
在互联网2.0时代, 技术的发展真正达成了用户与媒体之间的双向传播。博客、社区、贴吧、空间陆续为大众所追捧, 用户从单纯的受众转而成为信息的生产者, 从而一跃成为传媒工具的主人。百年间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家追求的“传播权”“知晓权”“媒体接近权”突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在了普通用户的手上, 新闻工作者“无冕之王”的地位黯然失色。
在互联网3.0时代, 技术的发展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变迁。随着在线支付和物流的成熟, 电子商务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 商品的价格空前程度的透明, 线下购物向线上购物的用户迁徙已经无可逆转;随着宽带的发展, 在线视频网站改变了人们的观影习惯, 用户不再死守在电视机前, 忍受漫长的广告, 苦苦寻觅心仪的电视节目, 不再为错过节目时间而懊恼。此时的互联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传媒工具, 其不仅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也成为人类大脑的体外延伸, 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人类的基因中, 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牢靠地捆绑在了一起。
自2010年起, 微博的喷井式发展更是打开了互联网发展的新纪元。微博的传播方式真正代表了互联网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中, 用户可以畅所欲言, 可以与亲友深入互联, 可以与以往无法触及的偶像互动, 可以体验信息的快速流通, 可以参与各式各样新颖的活动……微博的意义也不仅限于此, 一个可以让人们畅所欲言的平台真正赋予了其用户摇旗呐喊的权利。在这个平台上, 公知可以表达思想, 行动者可以集结同伴, 受害者可以呼吁救援, 政府可以与民众对话, 民众可以集结倒逼政策的改变。在微博的蓬勃发展中,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社会的命运是无法分割的, 但技术赋权下为个体组织赋权到社会赋权提供了可能, 关键问题已然是个人如何实现自我救赎与赋权。
近年来, 随着智能手机技术的成熟和普及, 互联网用户几乎已经完整的迁移到移动互联网, 非传统互联网用户也在社会的洪流中卷入移动互联网之中。APP (Application) , 代表着移动互联网与桌面互联网时代的区隔。互联网的入口之争由来已久, 从传统的门户网站到搜索引擎, 从社会化媒体到APP, 不同的入口模式代表着不同时代用户的核心诉求。用户可以筛选符合自身的需求与爱好的APP, 将手机真正打造成一个定制化的媒介平台与生活工具。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信息与互联真正做到了随时随地满足用户需求。微信的广泛应用, 使信息的随时沟通与分享成为可能, 同时也模糊了私人空间的边界;以滴滴出行为代表的交通工具, 使人们的出行更加便利;手机地图导航的高度智能化, 使出行路线更加精准;线上支付的便捷, 使用户脱离了现金的束缚;移动端电子商务使购物变得随时随地随心所欲;视频与音乐则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满足用户的娱乐需求;O2O的发展将用户与这个世界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智能手机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工具, 更是人们与世界相连接的钥匙。人们身处在世界中, 却需要使用智能手机与世界深度互联。
6 结语
纵观人类传媒技术发展的史册,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 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具体传播内容, 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及其开创的可能性。同时科学技术又是与社会发展相互制约的, 社会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 而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破带来的都是社会发展速度的呈几何倍数的提升。而社会发展的背后, 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
诚然传播工具的更迭深刻带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但归根究底无论哪种传播工具站在历史舞台上时, 都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在操控传播。科学技术、传播工具、人类社会、国家机器, 正如环环相扣的锁链,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互相拉动前行。
参考文献
[1]程曼丽.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