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集群行为（精选10篇）
网络集群行为 篇1
0前言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已经成为公众集中表达意见的平台,网络的匿名性、开放性、宽松性等特点吸引了大批网民参与到对某一热点社会事件的挖掘、评价中来,形成网络集群行为。网络集群行为在揭露贪腐、反映民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有时由于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而演变成为网络暴力,极大地损害了公共利益,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系统研究,以提出相对完善的解决方案。
1 网络集群行为的特征
一般来说,网络集群行为具有以下特征:
(1)超时空性
在网络集群行为中,参与者的行动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社会身份的限制,网络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和情绪整合到同一时空进行互动。尽管网络事件的参与者分布在不同的地方,也没有在某一确定时间点下的固定物质场所中进行聚集,但由于互联网成为了参与者之间时刻存在的依托与载体,它将高度分散的参与者在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类似行为汇聚成为网络集群行为。另外,由于缺乏姓名、年龄、性别等身份的核实,使得互联网拥有多个聚集个体,并能更加便利地为集群行为的发生提供场所与机会。只要拥有电脑和网络,就可以成为事件的参与者。
(2)超功利性
传统的集群行为一般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人聚在一起,由于共同的原因产生的群体性行为,个人的参与行为往往和其自身的利益相关。而网络集群行为突破了这一规律性,参与者的参与动机、参与行为和参与目标都与自身利益基本无关,具有超功利性。曾经轰动一时的“犀利哥”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犀利哥”事件伊始,网民的积极参与,纯粹是为了娱乐、恶搞以及对时尚和潮流的戏谑,并不涉及自身任何利益。后来,事件演变成为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对社会道德的呼吁。从参与者的参与行为与目标来看,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或争取更大的个人利益,而是以维护社会公共道德,建立社会秩序为目标。由于参与者之间没有利益瓜葛,加上网络中信息量庞大,很容易分散网民的精力、时间以及注意力,另外,由于网络集群行为参与者之间没有明晰的组织结构,使其缺乏内在的凝聚力,持续互动的时间也就难以长久,关注点与目标因而也容易发生转移。从参与动力来看,和伦理道德有关的内容及其所激发的道德情绪又比较容易成为网络集群行为的动力来源与持续发展的内在因素。在道德情绪的激发之下,网民自由地宣泄心中的不满与愤怒,进而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
(3)成员关系松散
2011年引爆慈善危机的“郭美美”事件的参与者具有同样的特性。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相互之间以虚拟世界中的网名来称呼,基本隐匿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信息资料。同时,这一事件自始至终都没有明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事件的引爆虽然没有组织者,来自全国各地的网民却可以在没有被组织和明确分工的情况下,自觉地依据自身的优势进行工作,自发地形成较强的组织结构,建构起明确的内部分工体系。“郭美美新浪微博炫富”事件发生后,仅仅3天,其微博关注用户就达到19万余人。到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将近一年,但是现在在百度网页搜索“郭美美事件”依然可以得到2,050,000条结果,大多围绕郭美美与红十字会关系展开。网民因为发现了某件事的价值所在,或者是问题所在,在无人组织的情况下,自发地去关注它,关注的目的一定是期待有所改变、能够解决问题,关注度的热潮也一定会在产生了网民所期望的效果以后才会开始慢慢退却,以至最终结束。
(4)行动信息的多点化和多向化
传统集群行为的参与者之间会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其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基本停止,并且信息交流呈现为相对封闭的内循环状态,是在有限的信息量基础之上分别进行的信息加工与传递,有效的信息基本上没有增加。而以网络为载体的网络集群行为,每个网民都是一个独立的信息源,可以制造、传播和发布信息。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行动的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喜好、利益诉求、网络特长等不断取舍、丰富信息,通过自己对信息的加工构筑整个行动的结构。由于以开放的互联网为载体,在网络集群行为中任何一位参与的网民都可以成为某一热点事件的信息源,不断地发掘、传播与该事件相关的信息,表现为行动信息的多点化,即凡是和该事件相关并存在于网络上的信息,都有被不断获取与加工的可能性。
(5)效应的双重性
网络集群行为的社会效应是双重的,存在积极与消极之分,而且其积极与消极效应之间有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分界。一方面,如果网络集群行为所要表达的是正当的诉求,进行的是理性的行为,那么它在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产生,促进社会民主进步,促进社会共同意识的形成,揭露官员贪腐行为等方面,都会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如果网络集群行为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或操纵,处置不当,就会出现侵犯个人隐私,蓄意报复、攻击他人等网络暴力现象。
2 网络集群行为产生的原因
2.1 公民民主意识增强,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得到了长足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普遍得到了提高,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如民众普遍关注的社会公平公正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官员贪腐问题、道德失范问题等,这些问题的长久存在,难免会使民众累积许多对社会、政府的不满和怨气。而现有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又不甚健全,随着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为公众宣泄不满情绪、表达合理诉求提供了一个平台。反过来,网络集群行为的参与,又进一步促进了公众对各种媒介信息解读、批判能力素养的不断提高,也使得民众的公共利益观在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中得到增强和巩固。
2.2 主流媒体的失语或片面报道
作为政府喉舌的主流媒体,承担着引导舆论导向的重要责任,是公众知晓社会情况的主要信息来源。因此,一旦主流媒体出现片面报道甚至是失语的情况,各种小道消息必然会乘虚而入,并迅速的被民众所接受,此后,主流媒体再发布信息加以补救,收效必定甚微。这一现象就是所谓的“首因效应”,是指当人们第一次与某物或某人相接触时会留下深刻印象,个体在社会认知过程中,通过“第一印象”最先输入的信息对客体以后的认知产生的影响作用。第一印象作用最强,持续的时间也长,比以后得到的信息对于事物整个印象产生的作用更强。首因效应本质上是一种优先效应,即当不同信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总是倾向于重视前面的信息,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网络的即时性会加速小道消息的传播速度,并使其影响迅速扩大,因此,等到形成庞大的网络舆论浪潮时,主流媒体再重新发布真实信息加以补救,除了收效甚微以外,甚至有可能会被网民指责为“蒙蔽”、“欺骗”,从而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2.3 网络缺乏应有的监督约束
网络世界具有匿名性、开放性、互动性等特点,加之网络信息过滤机制较少,信息庞杂而缺乏客观性,当缺乏相应的监管时,则容易导致“网络暴力”的发生,危害公民的合法权益。网络集群行为与网络暴力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以“人肉搜索”为例,“人肉搜索”在揭露贪腐方面的功效是有目共睹的,如“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事件。网民利用互联网广阔的网络群体覆盖优势,通过“人肉搜索”找出涉及该事件的相关人员,将其私人信息擅自公布在网络上,众人便开始一场道德的讨伐,进而法律机关介入,将其绳之以法。但我们很难保证,这种相对缺乏理性的搜索攻击,每次都能真正地伸张正义。
信息时代,凭借网络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从而彰显平民的力量与社会正义。然而由“人肉搜索”导致的权利滥用、恶意诽谤、侮辱他人的网络暴力行为也随之发生,由此引发的网络混战和道德滑坡反而刺激了更多网民参与进来,加剧了网络集群行为的不可控性。通过网络举报打击官员腐败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成为当今网络舆论监督的重要方面。但即使是惩恶扬善也需要“程序正义”,这就要求对于网络集群行为应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平衡好公权力、公民表达自由等私权利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
3 网络集群行为的法律规定现状
目前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与网络有关的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内容大多是关于网络信息安全问题,关于网路集群行为的法律规制、特别是行政法律规制还处于空白地带。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网络集群行为的多发时期,处理不当则有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不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虽然我国已先后颁布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是,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于网络集群的规定、对于网络言论内容的认定、对于违规行为的处罚等依然比较单薄,还需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强研究,制定一系列可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在国外,比如澳大利亚,有关互联网管理的法规主要有《广播服务法》、《反垃圾邮件法》、《互动赌博法》、《互联网内容法规》和《电子营销行业规定》等;在韩国,2005年10月,韩国政府发布和修改了《促进信息化基本法》、《信息通信基本保护法》等法规,为网络实名制提供了法律依据。2006年底,韩国国会通过了《促进使用信息通信网络及信息保护关联法》,规定韩国各主要网站在网民留言之前,必须对留言者的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进行记录和验证,否则对网站处以最高3000万韩元罚款,并对引起的纠纷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新加坡对互联网有影响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各种新制定的法规,以及适用于互联网的传统法规。早在1996年,新加坡就颁布了《广播法》和《互联网操作规则》。《广播法》规定了互联网管理的主体范围和分类许可制度,《互联网操作规则》明确规定了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内容提供商应承担自审内容或配合政府要求的责任此外,新加坡政府还将《国内安全法》、《煽动法》、《维护宗教融合法》等传统法律,与《广播法》和《互联网操作规则》等互联网法规有机结合起来,打击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的行为。在英国则有如《防止滥用电脑法》、《数据保护权法》和《隐私和电子通信条例》等与网络相关的法规,英国议会在去年通过了《数字经济法案》,提出在数字经济的大潮下,应更加重视网上版权的保护,以此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国内,规范互联网方面的专门性法律只有一部,即2000年12月28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相关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有《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等等。
4 结语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网络集群的多发时期。而我国政府职能正处于转型阶段,政府的角色定位和公共管理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传统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使其在应对和处理网络集群时经常显得捉襟见肘,常常导致形成政府危机,结果往往是造成负面的社会效应,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因此加强网络集群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势在必行。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网络集群行为的特征、原因以及与其相关的法律规定,以求对其有初步认识,并对构建网络集群行为的社会控制机制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网络集群行为,特征,规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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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集群行为 篇2
[摘要]近几年，我国外向型产业集群出口扩张的趋势强劲。但是，在国际和国内环境下也面临诸多问题，如根植性差、低端锁定、遭遇国际反倾销、市场隔层陷阱等。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使得我国地方产业集群日益嵌入全球价值链，集群企业必须创新本地网络和全球网络，以防范本地网络的锁定效应和整合利用两种网络的技术资源。本文立足于外向性产业集群研究集群创新网络，并进行了案例分析。
[关键词]外向型产业；集群演进；创新网络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0)01-0075-03
[作者简介]詹霞，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海宁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外向型产业集群。(浙江海宁314400)
一、创新网络与集群竞争力
创新网络(innovative networks)是指多个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为了获得和分享创新资源而在所达成的共识和默契基础上相互结成的合作创新体系。集群式创新网络的基本特征是其内部单元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存放大了网络中所有集群单元的个体效率和自身存在的价值。在某一区域的创新过程中，相关主体之间的协作以及他们与外部机构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区域内的高度协作导致了区域创新系统的高效率，其主要原因：第一，高水平的协作表明了创新劳动的高水平分工和专业化。第二，协作可以看作是知识溢出的渠道。实证研究显示这类“溢出”效应集中在与知识源邻近的空间区域内。创新网络内行为主体在地理上的临近有助于建立和维持协作关系，因为频繁的面对面的接触非常必要，从而有利于创新活动的进行。集群式创新网络为促进集群式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创新既是一种交互过程，也是一种社会过程，它的成功深化需要一种网络环境，其主要表现是通过知识和产品链结合起来的独特公司组合。集群式创新网络成为提供信息、资源、技术和市场渠道，克服资源障碍，使科学知识利用集群创新网络能及时传播，从而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基础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集群内企业以较低成本获得大量有价值的专业信息，每个企业至少为网络中的伙伴带来四种潜在的资源：金融资源、技术资源、物理资源和管理资源。集群式创新网络为集群式创新提供了动力机制。集群式创新网络结点的地理聚集，即产、学、官、研的集聚，在协同作用中结网而创新，并融入到创新环境中而组成创新系统，即创新网络与创新环境有效叠加，如此形成区域创新系统，其动力来自于知识外溢的当地化特征。集群式创新网络为企业提供了资源共享的平台，企业彼此接近和了解使他们的互相影响加强，集群网络的各个结点都有可能发生创新，都可能是“创新源”。当某一观念、新技术或新需求在网络的某一结点产生之后，由于竞争障碍的减少和攀比心理的作用，企业间的竞争会加剧，后进企业更容易模仿先进企业，先进企业为保持竞争优势会更努力创新。尤其当一个强有力的新竞争者出现，就会沿网络连线在整个网络中传递、反馈，形成振荡，在集群式创新网络内形成追赶效应和拉拨效应。
二、外向型产业集群的概念
外向型产业集群的含义可以表述为：在经济开放、产业发展过程中，在一定区域内形成的以外资企业为核心、集群内部与外部相互关联的企业与机构协调发展，具有完整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经济空间组织形式。外向型产业集群不仅具有普遍意义上产业集群的特征，而且还有其具体特征：其一，开放的本地生产系统。高度的开放性是外向型产业集群的突出特征和成功的首要条件。其二，产业空间地缘性聚集现象突出。由于开放政策、对外联系、运输成本等因素，外向型产业集群大多集中在沿海或者发达国家J临近的地区。其三，产业集群度较高。较高的产业集群度通常意味着有完整的内外物流供应链、价值链、生产链、信息链及良性竞争机制形成的企业生态系统。成本区位或市场区位是吸引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其四，集群内的主导产业与外资的国外相关产业具有联动效应。外向型产业集群通常由大量相互关联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机构组成，其中尤以外商投资的加工制造业为主干。跨国公司外包是外向型产业集群形成的主要原因。跨国公司离岸外包是我国沿海地区外向型产业集群产生的主要原因。外包是指企业选择其他企业为之提供产品或服务。离岸是指从海外而不是国内提供这种产品或服务。外包产生的直接动机是对降低生产成本的追求，实现机制是外部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外包的竞争优势来自于产业过程由一家企业独立完成转变为在多家优势企业间分工协作，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分别交给在各生产流程中具有优势的企业来共同完成。外包推动方式顺应了当前国际分工的发展趋势。当前，以工序转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分工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生产提供了机遇。外包方式充分利用了我国的比较优势。我国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比较优势上。因此，我国的外向型产业集群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外包企业的再分包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集群的产生，外包促进作用通过传导机制可以影响集群内的各成员企业，而产业集群的壮大进一步加强了集群内成员企业之间的产业联系。跨国公司外包对我国外向型产业集群形成的图示见图1：
在图1中，第一次外包是跨国公司将部分生产加工环节外包给我国沿海地区的加工企业；第二次外包是国内的大企业将部分零配件加工业务再转包给下游企业，于是形成了大量的配套企业集群。外向型产业集群遭遇出口幻觉与市场隔层陷阱。在全球化竞争格局中，众多跨国公司纷纷采用外包的经营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佳的生产制造配套企业(杜培枫，2004)。在此背景下，“贴牌”成为了我国广大制造型企业迅速成长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许多制造型企业依靠给别的企业，特别是给跨国公司做“贴牌”而逐渐发展壮大，有的甚至在快速成长后反过来寻找为其“贴牌”生产的企业。随着全球化产业格局的不断调整，我国制造型企业、行业自身的资源能力和外部环境也在不断变化，贴牌模式对于我国制造型企业长远发展的弊端也开始逐渐显露出来。现阶段我国民营出口企业外贸订单增长的动力之源，或者完全依赖国外批发商、经销商等贸易中介下单和包销为主的间接出口，或是单纯通过OEM的形式加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这种以委托加工和贴牌定制为基本表征谋求开放成长的国际代工模式，在给许多中小企业带来眼前繁荣的同时，也令相对落后的我国制造业面临着悄然滑入“市场隔层陷阱”。接单生产的做法使得信息来源和销售渠道被牢牢地控制在国外采购商手中，人为地形成了出口企业与目标市场的隔绝，代工企业不仅无法及时洞察和识别外部市场的消费特征与需求结构，而且严重妨碍产品组合的不断革新与自主品牌的国际推广。一方面，由于世界市场变幻无常，供需双方事前在价格、品质、检验、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条款上常常订立得不够完备，掌握外部信息和业务控制权上的不对称地位引致重
新谈判、履约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和不道德风险层出不穷。另一方面，由于国外采购商奉行“永远寻找最低价格、最好质量产品”的商业理念，一般会在几家合作伙伴之间选择以保持外包决策的弹性，其结果是双边契约关系经常不甚稳固。没被选中的企业只能接受退出市场的无奈结局，被选中的企业则因为一定时期内全部资源和生产能力被圈定，难以重新配置而承担对方毁约撤单的莫大风险。如何提升我国外向型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我国当前产业发展面I临的主要难题。
三、外向型产业集群的创新网络本地网络与集群式创新。集群的本地网络提供了风险资本的获取途径、创业行为的榜样、即时咨询的机会、个人支持、服务的可得性、顾客的通路等，这能够激发企业的成长欲望。地方环境中的文化资本被当作全球化背景下地方产业集群兴起及本地网络持续激发企业成长精神的重要因素。本地网络对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区域组织间的集体学习和合作创新，以及从大规模生产转变到柔性专业化都有重要意义。硅谷问题专家塞克森尼指出，美国硅谷企业的发展归功于大大小小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商业协会等形成的区域创新网络发展，这种网络包括产业合作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如图2)。从此图可以看出，加大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政府、中介组织、金融机构和科研机构的联系和互动，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全球网络与集群式创新。只有当经济全球化使越来越多的地区集群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节点时，学者们才开始意识到只有开放的、具备对外学习能力的系统，才能维持系统的创新能力。全球化一方面加大了集群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也为集群提供了更紧密的外部网络、更方便的外部知识获取渠道。面对知识在全球的快速流动，集群必须要建立起全球性联系来及时获取新的知识，维持技术竞争能力。一系列对集群创新的实证研究证实了现在的集群创新系统已经变得越来越开放。“欧洲的技术变革和地区发展”项目调查了维也纳、巴塞罗那、斯德哥尔摩三地的都市创新体系。研究者把企业开展创新合作的地理空间划分为本地区、本国、全球三个层次，结果表明：在创新的某些阶段，以及那些全球化程度比较高的行业中，企业是在全球范围寻找创新合作伙伴的。这种向集群外寻求知识与合作的趋势正随着全球化而变得越来越普遍。集群外部学习对发展中国家集群能力培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往往都是低成本型的，技术能力和创新人才的匮乏限制了集群创新能力。对于内部知识缺乏的集群而言，企业对外学习比集群内部的相互模仿更为重要(如图3)，地方产业集群通过与集群外部的纵向型网络和横向型网络的知识溢出，推动集群的升级。
四、案例研究
海宁皮革产业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1926年一位海宁籍海外留学生出于产业报国的宏伟志向，回海宁创办了用于制革的轮筒厂，多年发展之后于20世纪60年代演化为海宁皮革厂和海宁制革厂，这两家企业作为母体奠定了海宁皮革产业发展的基础。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这两家国有集体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市场人员和管理人员创办了许多乡镇和个体皮件企业，海宁皮革产业进入集群快速成长时期，产业的区域特色初步形成。其中，随着当时“雪豹”、“富邦”、“卡森”等一大批乡镇皮革企业的崛起，不但自身成为国内皮革行业的知名企业，而且也为当地皮革产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为海宁皮革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海宁皮革产品出口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海宁制革厂就成为全国最大的专业皮衣出口企业。改革开放以后，海宁皮革产业在充分利用低成本劳动力比较竞争优势和政府出台的相关鼓励及扶持出口的政策下大力发展外向型企业，近几年海宁皮革企业的对外出口额呈现高速增长，作为我国典型的外向型产业集群，海宁皮革产业集群的创新网络已经初具规模(如图4)。
浅谈集群行为的产生与预防及措施 篇3
关键词：聚集；群众；集群行为
中图分类号：D6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2) 10-0227-01
一、产生的条件
第一，要有相当数量的人，聚集在一个场地，并为一个共同关心的事件所关注。“哄闹”要有气氛，人多势大拥挤的场面，成员间才会面对面地直接发生激烈而密切的情绪互动，行为才极易模仿、传染，对同一事件的关注，又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因此，不只是足球场，任何一个能使人交往的场合，都会提高产生集群行为的可能性。
第二，要有一定的刺激因素存在。人多聚集在一个场地并不一定能产生集群行为，只是提供了可能性，集群行为的产生还要有一定的刺激因素的存在，这种刺激因素多是阻碍在场人员的普遍要求和希望，强烈伤害群众感情的外界因素。如社会的极端不平等；意外事件的发生；人们热切关注的竞技激烈的赛场出现冷门似戏剧变化；以某个特定日子相联系，某一事件夸大了的传闻等等。这些刺激因素很快使无组织、无纪律状态中的人群陷于混乱的激动之中，谁也无法从乱哄哄的人群中真正弄清事情的真相。于是，自发地出现了一些宣传鼓动者，夸大了的传闻，谣言四起，每个人对事态的进展只能盗听途说，并把自己的一知半解添油加醋地告诉他人，形成更加盲目的骚动和混乱。在这种错误的暗示导向下，使集群产生一种“一改性幻觉”，好像大家有共同的看法和共同的反映，，既然是大家的看法就肯定不会有错，骚动的 情绪迅速产生，并随之高涨。
第三，诱导行为的出现。即使有了刺激因素，在有关人员未组织起来之前，集群行为仍可能不发生，这种组织可以是无结构性，仅仅是某些人的越轨行为便可以组成。在参与集群行为的人群中普遍形成一定热度否认情绪后，个别人首先反应情绪的倾向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诱导和启发作用，成为对其他人的暗示，引起他人的模仿，并在模仿中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集群行为。诱导的方向，往往决定了集群行为的性质。
以上是集群行为形成的直接条件。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集群行为还有其深层的社会因素，主要有二个。一是结构性压抑；二是社会控制的减弱。
二、造成危害的原因
首先是模仿。模仿是一种基本的互动形式，生活中人们常常相互模仿，青年人的模仿能力更强。改革开放，国外球迷的疯狂，及由于社会不平等造成的骚乱，常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介绍给青年，为模仿种下种子。而当集体形式、人群中的暗示增加后，个人极易产生将被暗示的感情转移到直接行为的倾向，使组成群体的人们做出相同的行为反应。
其次是感染。模仿之所以能迅速发生，是因为社会感染造成的。群体行为往往是大家拥挤在一个场地，只要一旦置身于群体中，像所有人那样把注意力集中在感兴趣的事情上，情绪感染加剧了，自己很快会接受周围其他人的任何种类的暗示，并迅速产生感情上的共鸣。这就是足球场和游行队伍常使人疯狂的原因。别人激动起来的情绪，在自己身上引起反应，反过来又加剧别人的情绪，情绪把大家统一起来，而群体激动地感情进而使个人理智淡化，有意无意地放弃平时约束自己的道德规范，促使众人不再依从平时的社会准则对自己限制，因此过火的行为，破坏性的火爆行为常常发生。
三是个性化。心理研究认为，人在群体活动时，如果能把自己的身份掩盖起来，就敢于做更大胆的事，也更倾向于屈从群体的压力活动，当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彼此就处于无法辨认其地位和角色的情境中，每个人都到自己成为身份不明的人，平时在熟识的人际关系中活动，要顾忌到自我形象的建立和保持，要考虑到别人的评价和监督，因而不得不约束和调整自己的各种行为，当个人感到自己的身份被群体所代替或遮蔽起来时，社会对个人的约束力就消失了。集群就有这样的作用，素不相识的人不期而遇，事后又各奔东西。因此，集群行为常显出火爆型和极大的破坏性。而不担心责任后果和社会的惩罚，也没有良心的内疚。
三、预防和处置
从社会控制来看，在集体行为处于愤怒高潮时，控制效果不理想。因此，应在其酝酿阶段就予以积极控制，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要做好预测、协调和执行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预测工作。集群行为的发生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自发性和突发性。因此，它的发生有时很难预测，但也不是完全不能预测，应当通过集群行为产生的一般原则、条件、特点和形成过程的研究，增强对集群行为的认识。同时，加强社会问题的研究与社会小林的调查，通过治安、内保等具体工作的状况反映，配合社会敏感问题的分析，摸清社会的脉搏，并采用现代电子计算机技术，引用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等现代研究方法，进行宏观预测。
其次是协调工作。我们公安机关不仅直接担负社会控制的职能，在党好政府的同一领导下，还发挥着协调各种社会控制力量的职能。预防集群行为的发生，要建立起社会防范的网络。首先要同工厂、学校、体育、文化界加强联系，尽量避免非组织大规模群体的出现。第二、在非组织大规模群体出现时，应尽可能消除匿名性、增加辨认性。第三，同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等大众媒介协调，搞好法制教育宣传和舆论导向工作。
最后是执行工作。公安部门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执行部门，打击预防犯罪事公安部门的主要工作。要预防集群行为的产生，首先要加强社会控制、强化社会治安，通过治安管理稳定社会秩序；通过侦察破案，全面彻底揭露犯罪，惩罚犯罪，威慑敌人，使公安队伍成为一支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第二，对集体行为要重视，常抓不懈，时刻不放松警惕，并通过研究、总结，加强对集群行为的认识、监控和预测，并备有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预备队，制定能适应各种情况的预案，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第三，在非组织的大规模集群行为出现时，要加强警力，无论赛场，还是在有游行队伍的道路上，众多纪律严明、衣着整齐、威武雄壮的警察是一种威慑力，就是强化社会控制的信号。
从微博围观现象初探网络集群行为 篇4
关键词：微博,围观,新浪微博热门事件,网络集群行为
导语
网络已经深入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网络群体事件也早已进入人们的视野。让人记忆深刻的有2009年的贾君鹏事件, 这一次的网络狂欢也让“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迅速成为当年的网络流行语。2011年6月20日新浪微博的郭美美炫富事件, 让红十字会的“百年老店”信誉岌岌可危。郭美美6月的微博点击量达到429133[1], 网民纷纷围观郭美美的新浪微博, 人肉郭美美的个人信息。网民表现出的激动情绪也又一次被集体煽动。这一类微博围观事件的背后是一种怎样的网络群体行为的体现, 本文试做出一些分析。
一、微博与围观
(一) 今天你织“围脖”了吗
微博的简单快捷可以随时传递出每个使用者的即时状态, 甚至微博上出现被网民所封的“状态帝”。这类人生活的每时每刻都可能写成一条微博状态, 即使其他人一整天都没有和他们见面也会知道这类人的现状如何。可以说微博是一个便捷的扩音器, 只要注册一个账号, 网民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随时随地地发布文字、图片或是音视频。这些信息呈现出凌乱、即兴、破碎化的特点。这样的信息像现场直播一样, 即时传递给他的粉丝, 每个粉丝又有他自己的粉丝群体, 此时这种一对多的信息传播便具有了穿透不同人群的能力。微博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交流的方式, 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成为改变人们传递、获取信息和改变沟通方式的互联网产品[2]。
(二) 被围观的微博时代
2011-2012两年来诸多新闻事件如7·23动车事故、郭美美微博炫富、小悦悦车祸事件等等一再冲击着虚拟的网络社会和传统的现实社会, 网络传播进入微博时代。对于这些公共的突发性事件, 网络上会立刻出现网民的群体行为。过去主要是网友聚集在贴吧纷纷留言转帖, 而现在更多的是在微博上对这些事件的转发和评论。在现今的网络环境下, 微博在面对这些公共的突发性事件时往往发挥着组织参与者的作用, 临时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特定的舆论场域, 从而形成“微博围观”。根据有关资料所述, 广义上的“围观”现象是指一种集群心理, 所反映的是临时聚集的人群的心态过程, 它包括紧急状态下个体的冷漠行为和其他的诸如“凑热闹”等现象, 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对于个体来说有他人在场[3]。
在新浪微博的网页里专门设有热门榜单, 为近期发生的热点问题、热点话题列出排行榜。榜单会围绕热点信息随时随地地更新。微博用户往往会第一时间围绕新的热门话题在网络上展开激烈的讨论并迅速地传播开来, 继而形成网民群体的舆论表达, 最终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网络围观[4]。总的来说, 微博围观现象虽然在网络围观对象上由过去的贴吧、论坛转变成为现在的微博, 但它同样还是各种网络围观行为中的一种, 这样的微博围观仍然是网民的一种集群心理的反映。
二、2012年新浪微博热门话题
2012年新浪微博举办了大型的网络评选活动, 榜单根据话题提及量列出年度热门话题榜。笔者根据相关微博的数据提及率对前十大网络事件做出排名, 提及率赖斯每个话题的相关微博提及量。
2012年年度十大热门话题第一名:伦敦奥运会390, 630, 144, 第二名:网络热词“屌丝”152, 141, 304, 第三名:江南style108, 086, 781, 第四:微公益100, 517, 739, 第五:中国好声音92, 354, 103, 第六:中国好声音92, 354, 103, 第七:甄嬛传80, 678, 868, 第八:高富帅白富美80, 373, 286, 第九:政务微博43, 803, 909, 第十:元芳, 你怎么看43, 232, 049。
三、网络集群行为初探
(一) 定义
目前学界并没有学者明确给出网络集群行为的定义, 多数理论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网络集群行为进行分析, 又或是对其中一种网络集群行为如网络围观进行定义, 但对网络围观的定义并不能泛指网络集群行为, 这样会出现定义混淆或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
因此根据笔者的考察与总结以及参考相关文献, 在本文中将网络集群行为定义为:“一定数量的、相对无组织的网民基于共同的关注点、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行动目标针对某一共同影响或刺激, 在网络环境中或受网络传播影响的群体性行为。它既包含了网络上的言语或行为表达同时也包含了涉及现实行为的网络群体性事件, 包括那些因网络传播引发、发展或恶化, 或是通过网络传播动员或组织起来的现实集群行为。[5]”
(二) 分类
通过对网络集群行为定义的分析, 并以前文所涉及的新浪微博话题为具体分析对象, 对网络集群行为进行三个层面的分类:第一类可界定为由于具有相同兴趣点的网民围观具有引其兴趣话题的微博而形成的网络集群行为, 第二类可界定为网民在微博所涉及的话题信息中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因而围观所形成的网络集群行为, 第三类可界定为一批网民对某一微博话题作出了相近的言行 (在网络世界和现实社会都有可能) 反映而形成的网络集群行为。这三个层面的分类并不能完全割裂地区分, 三者之间会有相互的交织与重叠。
如果对十大网络事件进行这三个层面的分类, 大致可以得出分类:其中七项可归为第一类:元芳你怎么看 (基于共同娱乐兴趣点) , 网络热词“屌丝” (基于共同娱乐兴趣点) , 江南style (基于共同娱乐兴趣点) , 中国好声音 (基于共同娱乐兴趣点) , 甄嬛传 (基于共同娱乐兴趣点) , 高富帅白富美 (基于共同娱乐兴趣点) , 伦敦奥运会 (基于重大新闻兴趣点) ;三项归为第二类:微公益 (基于共同社会价值取向) , 微博政务 (基于共同社会价值取向) , 钓鱼岛是中国的 (基于共同社会价值取向) , 高富帅白富美 (基于共同社会价值取向, 对贫富差距问题展开讨论) ;与此同时网民对以上几乎全部事件作出了相近的言行, 例如现实生活中频繁使用网络热词、网络流行语等行为, 同时归属于第三类。
(三) 对网络集群行为利弊的思考: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 网络集群行为常常发挥着合理、必要的积极影响。网友对郭美美事件的围观是对公益事件的监督, 对钓鱼岛事件的热议又是对社会责任感, 民族认同感的一次体现, 在对政府行为的舆论监督中网络问政, 使用和关注微博政务平台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网络集群行为在多个层面上都能最大程度地激起公众的反馈, 这一点在现实社会中或许很难做到。应当肯定的是网络集群行为的正面价值。
但与此同时, 网络集群行为由于它的随机性、无组织性、自发性特点难免存在一些弊端和缺陷。一方面, 在网络这个自发的虚拟围观现场环境中一些讯息难免会有不实发布的情况, 由于网络信息来源不明, 某条微博为了吸引网友眼球可能会通过夸张编造等手段, 其真实性难以考证, 最终这样的负面网络集群行为可能纵容网络谣言和虚假新闻的传播;另一方面, 由于网络集群行为是无组织网民的虚拟聚集, 网络集群行为主体并不会直接暴露于现实社会中, 而网络的匿名性又能减少其心理压力并不用为某些网络言行负责, 因此网络谣言一旦四起极可能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 最后甚至可能由于围观情绪的恶化而导致网络暴行。
结语:
围观微博的行为是网络集群行为中表现突出的一种。微博作为大众自主共享的网络媒体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 围观微博这样的网络集群行为兼具微博这种新兴事物即时性、破碎化的特点同时又体现着网络集群行为总体的无组织、自发性特征。总的来说, 应对这类网络集群行为的积极方面做出引导使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起到更有价值的作用。同时对其弊端出台相关法规加以控制, 趋利避害。这对提高当前网络生态环境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注释
1[1]搜狐网转载法制晚报2011年6月30日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网络热词排行公布微博热词月月上榜》http://news.sohu.com/20110630/n312123000.shtml
2[2]《微博力》, [美]谢尔·以色列著, 任文科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3[3]《“围观”现象心理探源与克服》, 杨孝志、阿米娜,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年10月刊
4[4]《围脖背后的围观——以新浪微博为例》, 王晶晶, 《新闻天地 (下半月刊) 》, 2011年2月刊
基于网络化的产业集群的研究 篇5
摘要：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组织形式，日益成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式，并且在许多国家里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本文从网络角度来分析产业集群的发展，构建了产业集群的网络分析框架，进而深化了对产业集群的认识。本文首先根据产业集群的网络组织性质， 分析了集群网络的竞争优势。同时，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络组织，集群网络也面临着主要由内部投机行为所带来的网络风险。而推动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主要是对产业集群的网络治理，这样可以有效降低网络风险，保证集群网络效应的充分发挥。
关键词：产业集群；网络风险；网络治理
引言
在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以及市场竞争全球化的背景下，上世纪90年代初企业的组织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企业网络化”的浪潮被掀起。如企业间的战略联盟，对非核心业务的外包，供应链的管理，基于同一地区的企业集群化等，这些都是与传统典型企业有本质区别的新的组织形式。这种复杂的企业网络组织形态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日益成为经济活动中的新兴力量和活力的主体。
产业集群是企业网络化的一个主要形式。虽然，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性，然而经济全球化并没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空间分布上趋于均衡。企业的生产活动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地理集聚现象，产业集群的发展引人注目，产业集群已成为区域经济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重要参与范式。产业集群在促进经济大规模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如学者Bergman（2002）指出“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一种常态”，产业集群面临各种网络风险。基于这一点，本文从网络视角来分析产业集群，这样可以对产业集群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实现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一、产业集群的网络效应
产业集群具有什么样的竞争优势，为什么企业要以产业集群的方式参与竞争？下文从产业集群的网络组织属性出发，具体分析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一）集群网络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能很大程度上降低集群内企业间的交易成本
一般而言，交易成本理论认为资源的配置机制主要有企业和市场，且两者是相互替代的。基于同一空间、大量企业结网进行组织生产的产业集群，是介于市场和组织之间的一种配置资源的机制（卢福才，2005）。与市场机制相比， 集群网络的长期合作关系大量降低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与一体化的企业科层组织相比，集群网络成员避免一体化形成的官僚组织， 大大降低了企业间的机会主义行为， 减少了监督成本。另外，集群网络中存在大量的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和正式合约的替代推动了交易成本的节约。
（二）集群企业的知识溢出是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源泉
从工业经济走向知识经济的主要标志是知识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素，其地位超越资本、劳动、土地等传统物质要素。知识作为第一发展要素，主要是因为知识具有溢出效应。而对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主要受与知识源的距离远近的影响。集群由于地理上的邻近性，使得集群中的企业易于进行频繁地沟通、交往，从而有力地促进产业集群内知识，尤其是专业性较强的隐性知识的溢出与扩散。
（三）产业集群成为了第四个创新主要发生场所
随着经济发展，创新已不单单发生在传统意义上的三个地方——科研非营利机构、企业和个人，也发生在空间上临近的企业和相关科研机构之间的交互学习中，称之为集群网络式创新，是创新的第四个发生场所（蔡宁和吴结兵，2012）。产业集群由于地理空间的邻近和相同地域的文化背景，企业间或者企业和相关机构在长期交易中所发生的正式和非正式交流，促进知识、技术、信息等资源在集群网络中扩散与传递过程中， 进一步通过网络实现了增值与创新，从而使创新更为容易，创新速度更快， 且成本更低。
二、从网络视角下分析产业集群的风险表现
从上文分析我们知道集群网络能降低企业间交易成本，有效促进知识扩散和溢出，成为第四格创新源，但这种企业集群的网络关系也是一把双刃剑。具体来讲，产业集群面临的网络风险主要表现为：
（一）集群内企业的投机行为会破坏集群网络的稳定性
一个稳定的网络环境是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基础，而集群网络的稳定性常会因为集群中一些企业的投机行为受到影响。对于成员数量过多的大规模产业集群，“搭便车”等不守规则的投机行为很难得有效监督，这会严重削弱产业集群的网络效应的发挥。
（二）产业集群网络的开放性与网络规模的矛盾
产业集群并非是包含的成员企业数量越多越好，即产业集群的网络效应的发挥对集群规模存在一个最佳临界点。有效集聚存在一个集群网络规模问题。假设企业集群数量未达到临界规模，则集群的网络力量处有不足，此时不断进入集群的企业可以逐渐增强集群的集聚效应；而当集群网络超过最佳规模，由于集群内资源的有限性，新进入的企业可能会引起集内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紧张以及价格的上涨，这会加大集群企业的生产成本，此时产业集群网络将不具备成本优势。
（三）集群网络的本地根植性和锁定效应的矛盾
集群企业在同一地域空间，处于相同的社会文化氛围，企业间交织的网络关系因此具有很强的本地根植性，知识、技术等信息资源在集群企业间能够迅速扩散和传播，企业间通过长期的正式或非正式交流建立了集群企业的信任网络；然而，当产业集群内企业习惯于在“信任”的集群网络内交易，过度依赖集群内部协作和本地市场，将会产生“锁定效应”，导致集群的自我封闭，使整个集群丧失发展的机遇，创新的动力和能力降低。若被“锁定”在特定的关系中，集群网络内的交易优势与交易效率不能扩散到网络之外，产业集群将陷入“信任陷阱”。
三、产业集群的网络治理
为降低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风险，防止集群发展被锁定在无效率的状态，充分发挥集群网络效应，保证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最好的方法是对产业集群进行有效的网络治理。集群治理是集群参与者所采取的有意识的集体行动以达到整个集群价值的最大化（胡雅蓓，2012）。而有效协调产业集群的网络关系的治理主体主要是以企业集体自治为代表的行业协会和政府组织。从行业协会方面来说，它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监督和制裁，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实施集体惩罚，使集群成员能预期不合作的代价和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提高集群行业协会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监督；其次，行业协会通过建立各种俱乐部、沙龙，组织开展技术经验交流和人才培训，以促进集群内企业间的非正式交流；再次，行业协会可以引导集群共同文化价值观念的宣传，培养集群企业的集体意识，共同维护集群区域品牌，有效采取集体行动抵制集群外部冲击。在日本，行业协会的约束力量非常大，往往是制约行业内机会主义行为的主要途径。从政府方面来说，尤其在集群发展初期，政府要积极促进集群网络关系的产生，积极引导企业间在技术研发、劳动力流动上的合作，通过公共政策建立行业协会、企业家协会等，促进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同时，政府应该建立和不断完善关于集群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建设，保证集群内企业的合法有序竞争，防止恶性竞争所产生的对集群网络的破坏，制定合理的集群发展政策，有效调配和使用集群的有限资源。（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卢福才，胡平波，黄晓红. 交易成本、交易收益与网络组织效率[J].财贸经济，2005（9）.
[2]蔡宁，吴结兵.产业集群的网络式创新及其集体学习机制[J].科研管理，2012（7）.
[3]胡雅蓓.基于竞合关系的产业集群网络治理机制研究-以南京化学工业园区为例[J]江淮论坛，2012（6）.
网络集群行为 篇6
1产业集群转移的内涵
1.1产业集群的网络
集群与集聚的主要区别是网络,集聚因素之间形成网络是集群形成的标志[1];Porter也强调了集群各主体之间共性和互补性的网络联系[2]。特定产业的企业在既定空间的集聚催生了各种网络,网络提高了集聚的效率,可以认为集群的本质就是空间集聚加网络[3],因此集聚是集群形成的前提,有网络的集聚就是集群,可见空间集聚与网络是产业集群的基本特征。因此,可以从空间维度与网络维度来认识产业集群的网络构成,根据学术界的共识和产业集群发展实践,可以认为产业集群存在三个基本的网络,如图1所示。
第一个网络 是生产网 络。Roelandt和denHertag认为集群可以被刻画为在一条增值生产链中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企业(包括专业化供应商)的生产网络[4]。在企业向既定空间集聚过程中,企业间分工合作的生产网络自然建立起来,生产要素在各个企业间流动,外部效应会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使得网络更加的完善。产业网络的形成表示企业在既定空间内达到基本集聚状态,标志着产业集群的基本形成,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初级阶段。
第二个网络是社会网络。Becattini将意大利的产业区作为一个社会经济概念,强调企业在本地社区环境的根植和劳动分工、生产专业化的不断产生[5],按照他的定义,产业集群天然就是一个社会网络。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关系的载体与平台都参与到产业集群的发展中,企业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不断交织融合;本地的文化、人际关系、法律制度等无形要素在不断的规范着产业集群主体的价值观,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集群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的成熟保障产业集群的稳定性,是产业集群发展的中级阶段。
第三个网络是创新网络。马歇尔就指出集群中存在“创新的空气”促进了集群企业的更新和发展[6]。在企业与其他非经济因素向既定空间集聚过程中,知识在产业集群的各个主体之间传播,形成知识传播的网络,在创新机制与创新文化的激励下,创新知识的传播进一步提高了产业集群的效率,形成创新知识流动的网络,即产业集群的第三个网络,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高级阶段,此时的集聚在空间上是最优集聚,当然并不每个集群都会形成创新网络。
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网络的因素在集聚开始时就开始形成和演化,在集聚不同阶段得到完善,各个网络中流动的要素不同,功能也不同,都是外部更大网络的一部分,都在不断和外部网络进行着信息与资源的交换。
1.2产业集群转移的本质———网络化的动态过程
产业集群网络由产业网络、社会网络、创新网络三个网络构成,企业转移离开本地社会关系,原社会网络不复存在;创新网络除企业节点外,其他节点短期内不会迁移,特别是政府不可能随之迁移,因此产业集群转移后能够保持相对完整的只可能是由企业组成的生产网络。蒙丹与刘友金在研究中也发现产业集群转移中企业网络保持不变和以保持共生体原有网络关系为目的[7,8]。产业集群转移后因企业网络的保持实现集群空间基本集聚的一步到位,社会网络和创新网络基本丧失,那么就存在承接地社会网络和创新网络重构的问题,如图2所示。因此,产业集群转移的本质是转移企业在承接地进行新一轮网络化的动态过程。Schmitz对发展中国家集群的研究表明,集聚本身不能给企业带来太多的好处,关键是当地要有劳动分工和贸易网络的存在[9]。产业集群的企业要善于建立良好的网络关系,并且维护与地区公共团体良好的关系,以获取新信息、新想法和新机会[10]。产业集群通过构建紧密互惠合作网络关系,共享内外部性资源,共同研发新产品或新技术、降低研发成本与风险[11]。可见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其网络上,所以产业集群转移成功的关键是要看其在承接地的网络化的效果。
2转移集群网络化动态过程中的承接地政府行为
产业集群转移的是其由企业组成的生产网络的转移,如图2所示。产业集群转移成功的关键是其网络的恢复与重建,市场力量可以驱使产业集群生产网络转移和完善,社会网络和创新网络由于节点丧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自我恢复,因此要实现产业集群转移的成功,必须发挥承接地政府在转移集群网络重构中的作用。
2.1保持与完善生产网络行为
生产网络是产业集群形成的标志,也是一个产业集群得以维持的基本要求,有利于企业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产业集群的整体生产效率。但是在转移过程中,产业链中部分企业可能会缺失,那么就存在产业网络不完善的现象,就需要补充完善生产网络。经济力量可以使生产网络逐渐完善,但是这需要很长时间,还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承接地政府可以帮助完善和拓展生产网络,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
2.1.1以产业园区承接产业集群转移
产业园区建设往往与产业集群发展具有高度耦合性[12]。通过产业园区完善的基础设施,优惠的进驻政策,吸引产业集群企业整体进驻,保持其生产网络的完整性。发挥现有网络的集聚效应,吸引本地配套企业进驻,使产业集群企业和本地企业紧密结合,既可以完善转移集群的产业网络,也可以促进本地产业的发展,提高产业集群再次转移的成本。
2.1.2扶植配套产业与市场的发展
政府在吸引产业集群转移的同时,抓住产业集群生产网络中产业链的缺失环节,大力发展产业链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配合本地采购政策,培育集群产品的本地市场、交易市场,使得产业集群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休戚与共。鼓励本土同类企业学习转移企业的先进技术与管理水平,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扩大产业集群的产业网络,避免产业集群再次转移后的产业衰退。
2.2重构社会网络行为
社会网络的形成是产业集群在集聚地稳定的标志,产业集群转移后社会网络只剩企业节点,而且脱离原集聚地的文化,原社会网络不复存在。社会网络可以由产业集群与转移地的社会关系嵌入自发的形成,但转移过来的集群由于企业文化和本地文化的差异性,在短时间内产业集群的生产网络无法嵌入当地社会关系网络,因此需要政府参与加速社会网络的形成,使得产业集群稳定下来,带动承接地经济发展。
2.2.1创建面向产业集群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产业集群转移后,与原集群社会网络割裂,为使集群在转移地稳定下来,必须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网络,主要表现为政府建立的面向产业集群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首先是建立转移集群间企业联系的平台,包括政府的专门管理机制、由转移企业组成的商会与行业协会等,用以协调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间关系;可以维持集群的稳定性,并进一步吸引后续的企业转移。其次建立本地企业与转移企业的合作机制,使本地企业也能参与到集群的建设中,完善产业链,固化转移企业。最后,搭建产业集群共用的信息平台,使得集群企业与金融机构、教育科研机构、劳动力提供机构都能及时的信息交流与共享,使得集群转移企业融入到本地社会经济体系中。
2.2.2培育良好的产业集群文化
产业集群转移以后,脱离了原集群的文化范围,虽然集群企业依然是文化的载体,但是承接地的文化与企业承载的文化可能会发生冲突,影响产业集群社会网络的形成,因此必须培育能够融合转移集群与本地企业融合的新集群文化。首先,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制度,市场机制是企业共同遵守的准则,在公平合理的市场机制下,企业合作才有可能。其次是实施企业的本土化政策,政府可以通过提高转移企业的本地采购率,要求雇佣本地的劳动力,促进转移集群本土化。最后,建立产业集群公共品牌,以集群所有企业的共同的资产品牌声誉,实现企业的合作共赢。
2.3新建创新网络行为
创新网络是产业集群升级的关键。产业集群转移到相对落后地区,集群企业的生产率可能比承接地的企业要高,但是因为技术的扩散效应,企业原有的优势很快就会丧失,因此创新网络的恢复是建立产业集群领先优势的关键。承接地政府要在承接集群转移时,要发挥政府优势,弥补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
2.3.1搭建创新平台
产业集群创新网络中的实体由政府、大学研究机构、企业、中介机构、金融服务机构构成。产业集群转移后,创新网络中节点除企业以外,其他节点短期内不会转移,特别是政府节点不可能转移,因此需要补充完善创新网络的其他节点。在创新平台中政府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者,也是集群创新网络与外部沟通的桥梁。首先,政府要通过政策引导创新网络的实体节点大学、研究机构等向产业集群集聚,完善产业集群实体网络。其次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积极协调各创新主体,为企业和科研机构牵线搭桥,保障知识的及时更新与传播。
最后,建立共性技术平台,完善合作开发机制,整体提高集群的创新能力。
2.3.2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培育创新文化
创新仅仅依靠创新平台的合作是不够的,需要有激发创新的机制与文化。安纳利 .萨克森宁中认为,单纯从技术和人力资源角度,不能区别硅谷与128公路地区的优劣,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硅谷具有一种更适合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机制和“文化氛围”[13]。承接地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创新奖励等完善创新扶持政策,从制度上保障集群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支持创新成果的产业化,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让创新氛围在产业集群中流动。
3案例分析———安徽省郎溪县在承接转移集群网络化过程中的政府行为
近年来,安徽省郎溪县通过承接产业集群转移,带动本地经济发展,使郎溪县成为安徽省的经济强县,2008—2012年连续5年位居安徽省县域经济考核二类县第一名,地区生产总值从2008年的33亿元增到2012年的84亿元[14]。初步形成了无锡工业园特种设备制造业、箱包产业集群、再生铜循环经济产业集群、电力电子产业集群等。郎溪县承接产业集群的成功得益于其政府按照产业集群的规律发挥政府行为,保持和完善转移集群的生产网络,嵌入当地的社会网络,正在形成其新的创新网络,使承接的产业集群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3.1保持和完善转移集群产业网络行为
3.1.1以园区作为平台,整体承接集群转移
郎溪县为保持转移集群生产网络的完整性,以特色园区承接产业集群整体转移,聚拢转移来的企业。2008年郎溪县为承接无锡特种设备制造集群的转移,专门成立了无锡工业园,首批就有18家企业入驻,截止到2012年,无锡工业园累计签约项目720多个,拥有国家和省级高新技术企业200余家、外贸企业200余家,吸引投资400多亿,被命名为全省首批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15]。在此思路下,郎溪县先后成立了江苏常州工业园、浙江台州工业园、海宁编制产业园等带有转移地特色的产业园区,是为后来的企业指明了落地位置。这些园区为郎溪县搭建了一个机制灵活、共建共享的科学承接产业集群转移新平台。
3.1.2集群式招商,完善产业链
集群式招商,是以建立产业集群为目的的招商,一般以一家或几家龙头企业为核心围绕其上下游进行招商或以完善集群产业链的缺失环节进行招商,以期在承接地建立产业链完善的产业集群,发挥集聚优势,吸引更多的企业进驻。2003年,中外合资郎溪锦富箱包有限公司入驻郎溪后,由于缺乏配套企业,致使企业生产成本很高。2004年,郎溪县以锦富公司为核心企业,构建锦富箱包产业集群。先后引进了卡利亚箱包配件、奥林匹亚橡塑、锦鑫板业、锦富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锦循废旧物资回收等18家原料加工及配套企业,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箱包生产从初始材料至成品出厂的全部就地生产。2008年,该集群跻身中国产业集群品牌50强,2012年总产值突破20亿元。在此招商理念下,先后形成了以中再生公司为龙头企业的再生铜循环经济产业集群;以北京动力源和常州世纪华威电子为核心的电力电子产业集群等。集群式招商使得产业集群的生产网络快速完善,集群优势得以发挥,极大的促进了郎溪县经济的发展。
3.2社会网络重构行为
3.2.1创新劳动力供给模式,粘住转移集群
劳动力短缺和成本过高是很多集群转移的重要原因,因此要留住转移来的集群,使其嵌入本地社会网络,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至关重要。为解决转移企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郎溪县围绕企业用工需求,首先,引导在外地务工的人员留在本地工作;其次加强与皖北人力资源丰富的县市合作,引进外地务工人员;第三,与高校、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人才合作培养模式,截止2012年,已与嘉兴学院、郎溪县职教中心达成开设“经编班”合作协议,为企业培训定向技术工人;并与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达成“实习就业”合作协议,为企业输送高端人才[15]。截止到2011年郎溪县有关部门累计培训、回流、引进各类人力资源3.2万人[16],全县已有4万农民成为产业工人,从事运输、经商、餐饮服务等三产人员达6万多人。
3.2.2引导金融机构向园区集聚,打造融资平台
郎溪县为解决迁移企业的资金不足问题,郎溪县首先引导本地金融机构入驻开发区,为迁移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郎溪县经济开发区已与农村合作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达成合作协议,为企业提供更多、更快捷的融资渠道。其次,引进外地金融机构弥补本地金融资源的不足,目前已与无锡新华村镇银行、常州农业银行达成入驻协议。全县贷存比从2008年的41.5%升至2011年的68.8%,2011年全县各项贷款余额增幅62.9%,居宣城市首位[17]。
3.2.3打造一流服务、完善自治组织
郎溪县为提高转移集群服务的质量采取多种措施。首先创新服务模式,提出“保姆 +智囊”式“一对一”的服务理念;其次建立健全服务制度,实行县级领导联系重点企业制度,常态化开展企业帮扶活动,对企业发展面临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实行“一企一策、一业一策”帮扶解困;第三,建立高科 技的服务 平台,2011年经都产业园建立了集声、光、电技术与基地模型相结合的现代化展示接待和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另外为提高企业间的合作效率,政府协助企业成立了无锡商会、常州商会、浙江商会等用于协调集群内企业间的关系。2011年郎溪县被评为苏商投资中国首选城市,县开发区跻身“中国最具发展潜力开发区一百强、最佳投资服务环境开发区”的品牌。
3.3创新网络新建行为
集群转移到郎溪以后,企业积极谋划创新,锦富箱包产业集群投入120万元成立科技研发中心,研发中高档箱包新产品供应市场;安徽动力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先后与合肥工业大学、江南大学、上海海洋大学达成产学研合作协议。郎溪县政府也在积极为企业创新创造条件,首先强化创新平台建设,2010年引进合肥工业大学在郎溪建立特种设备技术研究院,2013年建立省级特种设备检测中心,开展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工作。其次完善创新激励机制,2010年出台《郎溪县科学技术奖励办法》、《郎溪县推动科技创新若干奖励政策(试行)》,落实《关于做好高层次、紧缺急需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意见》,创造了良好的创新氛围。郎溪县远离中心城市,创新资源有限,总的来说,目前政府在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建设中作用有限。
4结论
产业集群转移的是集群企业组成的生产网络,社会网络和创新网络无法随之完整转移,产业集群转移后要想在承接地稳定下来,必须使生产网路保持扩大,并且嵌入到当地社会网络中,进一步发展还必须重建创新网络;因此产业集群转移是企业在异地新一轮网络化的动态过程,转移成功的关键是网络化的速度和成效,承接地政府是推动三网重建的重要力量。安徽省郎溪县是承接产业集群转移的典范,通过分析发现,政府在转移集群的网络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的作用,也是其承接集群成功的关键,但是郎溪转移集群的创新网络建设政府的作为很小,今后还需要加强。
摘要：产业集群转移是产业空间组织的异地重组,成功的产业集群转移使集群优势得以保持与扩大,带动承接地经济发展,作为承接地政府最为关心的是如何才能使集群转移成功。学者们认为产业集群竞争力体现在其网络的优势,通过剖析产业集群网络构成与功能及在转移中的变化,发现产业集群转移后由企业组成的产业网络得以基本保持,社会网络和创新网络基本丧失,产业集群转移的本质就是在异地进行新一轮网络化的动态过程,因此承接地政府有意识的完善产业网络;重建社会网络和创新网络是产业集群转移成功的关键。安徽省郎溪县是成功承接产业集群转移的典型,通过总结郎溪县政府在转移集群网络化过程中的行为,印证产业集群转移理论并指出郎溪县在承接产业集群转移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网络集群行为 篇7
世界金融危机后, 科技与产业发展在面临困难的同时出现新的革命锲机, 为抓住机遇, 集群企业开始着力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然而, 创新资源的稀缺性和单一性使得企业很难单独完成创新活动的全过程, 为了寻求互补资源, 企业间开始以各自独有的异质性资源为杠杆集聚成创新网络, 集群创新网络的形成使集群内企业比非集群企业更具创新性[1]。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 经济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日益加强, 知识要素开始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创新网络中共享, 为集群企业在规模、范围和共享上带来经济优势[2]。如何实现集群企业间知识共享行为,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绩效, 促进集群在创新中转型升级是企业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知识共享行为的实质是企业双方对“共享”、“不共享”进行选择的博弈过程, 将博弈引入讨论过程可使问题数量化, 从而使研究过程更加清晰。Kogut等[3]利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跨国企业间的知识共享问题。Chua[4]提出了一种“斗鸡博弈”, 验证了企业在抉择时总会采取与对方不同的策略。张庭发等[5]利用博弈理论探讨了供应链节点企业间知识共享的均衡解。黄利萍等[6]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协同知识创新中的知识共享问题进行了研究。阮国祥等[7]将“回敬”策略加入传统知识共享策略中, 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创新网络中企业在不同得益下知识共享博弈达到均衡的条件。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 产业集群逐渐发展到坐落于分属不同行政区域的地理空间中, 创新网络被不同行政区域分割, 学者们开始将知识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8], 并认为显性知识只是知识浮出海面的一个小岛[9], 企业的技能、技术诀窍、核心能力、经验等在短期内难以转移的隐性知识要素的共享才是企业获取核心能力、减少创新成本的关键。为此, 李宪印等[10]运用进化博弈理论分析组织内知识型员工隐性知识共享的进化稳定策略;王晓科[11]考虑互惠、声誉、利他主义等因素, 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企业隐性知识共享决策问题;于娱等[12]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了组织间隐性知识共享的进化稳定策略。虽然这些文献研究都以有限理性为条件, 但总体而言, 只考虑了企业间知识源、知识特性、技术手段等自身影响因素, 关于外部激励政策对企业隐性知识共享行为选择产生怎样的影响却缺乏探讨。
在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并明确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后, 地方政府既参与创新活动, 又通过其特殊的角色推动着创新活动。目前, 政府强力主导的产业布局和民间自发涌现并存, 再加上地方保护所产生的产业空间布局的高度重合性, 使得我国产业集群内创新网络具有强行政边界性、强同质性、强当地锁定性等特征[13]。行政边界的形成, 使得地方政府在集群创新网络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企业间隐性知识共享受地方政府影响较大。为研究地方政府如何影响企业隐性知识共享行为, 本文将政府驱动创新政策划分为激励、惩罚和公共投入, 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和比较各政策对集群不同行政区域内企业隐性知识共享行为稳定性的影响, 并进一步探讨了企业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 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2 地方政府介入下企业隐性知识共享行为演化博弈模型
2.1 模型变量与假设
跨行政边界的集群创新网络中, 企业显性知识共享一般是在完全理性条件下进行, 并且共享效果立竿见影, 企业可根据各自的目标收益在短时间内进行相应调整;而隐性知识共享则是在有限理性条件下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长期相互博弈的过程, 共享效果和调整时间都很难在短期内体现。此外, 企业之间是属于竞合关系, 博弈过程通常是非零和博弈, 通过不断重复的模仿和学习、修正和调整策略, 形成共享策略的动态均衡[14]。这种隐性知识共享行为的选择和动态调整过程表现出集群企业隐性知识共享演化过程的规律性, 有演化博弈的特征。因此, 本文可借鉴演化博弈理论, 根据跨行政边界集群创新网络企业隐性知识共享的实际情况,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集群创新网络由两个生产同质产品的企业跨行政边界形成, 具有强同质性、强行政边界性, 地方政府在子集群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二者的隐性知识共享策略集均为{共享, 不共享}。
假设2:两企业为企业1和企业2, 创新产品的逆需求函数为p=a-b (q1+q2) , 其中p为产品的价格, q1和q2为企业1和企业2的创新产出, a和b均为大于0的常数。企业单位生产成本分别M1和M2, 且a>Mi (i=1, 2) 。
假设3:H1、H2为企业1和企业2拥有的隐性知识水平, α1、α2为共享度, D1、D2为所在地方政府的公共投入水平, 公共投入水平的贴现值为T1、T2, 且Ti=t1Di (i=1, 2t为贴现率, 且0
假设4:C1和C2为企业1和企业2的共享成本。知识的转移和接收能力受地方政府的公共投入水平影响, 并且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令风险系数分别为e1和e2, 可得企业1的实际共享成本为C1 (1-D1+e1) , 企业2的实际共享成本为C2 (1-D2+e2) 。
假设5:企业共享时, 地方政府对其溢出隐性知识量进行激励;企业不共享时, 地方政府根据企业因机会主义行为而获取另一企业的隐性知识溢出量进行惩罚。设λ1、λ2为企业1和企业2所在地方政府的激励系数, γ1、γ2为惩罚系数, 则:企业1共享时可获得地方政府的溢出补偿为λ1α1H1, 不共享时受到地方政府的惩罚为γ2α2H2;企业2共享时获得地方政府的补偿为λ2α2H2, 不共享时受到地方政府的惩罚为γ2α1H1。
2.2 演化博弈的得益矩阵
根据以上前提假设, 可得两企业选择不同共享行为时的得益矩阵, 如表1所示。
其中:
2.3 复制动态及演化均衡策略
根据演化理论, 如果某策略的适应度比其它所有策略的平均适应度都高, 那么该策略就会被选择, 即该策略的增长率应大于0, 由此可得复制动态方程的微分方程形式如公式 (9) 所示:
其中xk为一个群体中采用策略k的比例, u (k, s) 表示采用策略k时的适应度, u (s, s) 表示平均适应度, k代表不同的策略[15]。
令企业1选择知识共享的概率为θ, 则选择不共享的比例为1-θ;企业2选择知识共享的概率为δ, 则选择不共享的比例为1-δ。借此, 根据表1中企业1和2的博弈得益, 结合两企业参与共享的概率, 可求得两类企业共享和不共享时的适应度μ1、μ2和平均适应度珔μ。则企业1选择知识共享的适应度为:
企业1选择知识不共享的适应度为:
企业1的平均适应度为:
因此, 企业1选择知识共享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同理, 企业2选择知识共享的适应度为:
企业2选择知识不共享的适应度为:
企业2的平均适应度为:
因此, 企业2选择知识共享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方程 (13) 和 (17) 描述了该演化系统的全体动态, 两式联合得到一个二维动力系统:
3 地方政府介入下企业隐性知识共享行为博弈动态演化过程
3.1 演化博弈动态均衡点稳定性分析
由于企业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任务的复杂多样性, 要精确获取各企业的知识共享量是十分困难的, 特别是隐性知识的共享, 由于很难用语言表达、价值不易衡量等原因, 使得可观测到的企业隐性知识共享量的大小远低于实际大小, 因此, 地方政府激励及公共投入水平给企业带来的共享损失补偿并不能完全弥补企业共享成本, 即C1 (1-D1+e1) -λ1α1H1>0。
根据Friedman[16]提出的理论, 演化系统均衡点的稳定性由该系统的雅克比矩阵局部稳定分析得到, 其系统的雅克比矩阵为:
依据演化博弈理论, 满足det J>0, tr J<0的均衡点为系统的演化稳定点。
情形1:当C1 (1-D1+e1) -λ1α1H1>γ1α2H2且C2 (1-D2+e2) -λ2α2H2>γ2α1H1时, 即企业1和企业2的净共享成本大于政府惩罚。根据式 (19) , 可得出相对应的雅可比矩阵行列式和迹符号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 点 (0, 0) 为演化稳定点, 说明当企业的共享成本与政府激励之差大于政府惩罚的时候, 两企业都会选择知识不共享。系统的演化动态路径如图1所示。
情形2:当C1 (1-D1+e1) -λ1α1H1<γ1α2H2且C2 (1-D2+e2) -λ2α2H2>γ2α1H1时, 即企业1的净共享成本小于政府惩罚, 而企业2的净共享成本大于政府惩罚。此时, 根据式 (19) , 可得出相对应的雅可比矩阵行列式和迹符号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 点 (0, 0) 为演化稳定点, 说明当企业1的共享成本与政府激励之差小于政府惩罚时, 而企业2的共享成本与政府激励之差大于政府惩罚时, 企业1和企业2都会选择知识不共享。系统的演化动态路径如图2所示。
情形3:当C1 (1-D1+e1) -λ1α1H1>γ1α2H2且C2 (1-D2+e2) -λ2α2H2<γ2α1H1时, 即企业1的净共享成本大于政府惩罚, 而企业2的净共享成本小于政府惩罚。此时, 根据式 (19) , 可得出相对应的雅可比矩阵行列式和迹符号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 点 (0, 0) 为演化稳定点, 说明当企业1的共享成本与政府激励之差大于政府惩罚, 而企业2的共享成本与政府激励之差小于政府惩罚时, 两企业都会选择知识不共享。系统的演化动态路径如图3所示。
情形4:当C1 (1-D1+e1) -λ1α1H1<γ1α2H2且C2 (1-D2+e2) -λ2α2H2<γ2α1H1时, 即企业1和企业2的净共享成本都小于地方政府的惩罚。此时, 根据式 (19) , 可得出相对应的雅可比矩阵行列式和迹符号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 点 (0, 0) 和点 (1, 1) 为演化稳定点, 说明当企业1和企业2的共享成本与政府激励之差都小于地方政府的惩罚时, 两企业可能同时选择知识共享或同时选择知识不共享, 具体选择哪种演化稳定策略与两企业的初始状态相关。系统的演化动态路径如图4所示。
由图4可知, 由两个不稳定点B和C及鞍点E连成的折线构成了系统收敛状态的分界线, 鞍点是系统演化改变的阈值。当系统的初始状态在这两个值附近时, 初始状态的微小变化将影响到系统演化的最终结果;当初始状态落在M区域内时, 演化系统将向A (0, 0) 点收敛, 也就是两企业都会选择知识不共享;当初始状态落在N区域内时, 系统将向D (1, 1) 点收敛, 即两企业都会选择知识共享。
3.2 演化稳定策略影响因素分析
从以上均衡点稳定性分析和动态演化相位图可知, 系统演化的最终结果可能都是知识共享, 也可能都是知识不共享, 它主要受到博弈发生的初始状态的影响, 参数初始值的不同将会促使演化系统向不同均衡点收敛。
(1) 地方政府激励对演化的影响。图4中M和N的面积决定了系统演化到不同结果的概率, 而临界线的位置由鞍点E (θ*, δ*) 决定, 分别对θ*和δ*求关于λ2和λ1的一阶导数, 得。由此可知, θ的变化与λ2的变化呈负相关关系, 即当λ2增大时, θ随之减小, 此时N的面积增大, 系统演化到D (1, 1) 的概率变大, 即企业2会选择知识共享。同理分析可知, 当λ1增大时, 企业1会选择知识共享。
(2) 地方政府惩罚对演化的影响。分别对θ*和δ*求关于γ2和γ1的一阶导数, 得。因此, 当γ2增大时, θ随之减小, 此时N的面积增大, 系统演化到D (1, 1) 的概率变大, 即企业2会选择知识共享。同理分析可知, 当γ1增大时, 企业1会选择知识共享。
(3) 地方政府公共投入水平对演化的影响。分别对θ*和δ*求关于D2和D1的一阶导数, 得, 。即D2增大时, θ的随之减小, 此时N的面积增大, 系统演化到D (1, 1) 的概率变大, 即企业2会选择知识共享。同理分析可知, 当D1增大时, 企业1会选择知识共享。
4 进一步分析
地方政府是区域经济利益的代表, 它通过财政政策间接引导企业的隐性知识共享行为, 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区域福利最大化。对地方政府而言, 区域社会福利表示为当地消费者剩余和企业的利润之和, 并减去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共享激励和公共投入, 以及加上对不共享企业的惩罚[17]。则企业1共享时, 所在地方的区域社会福利函数为:
企业1不共享时, 所在地方的区域社会福利函数为:
因此, 企业1所在地方政府的区域社会福利函数的期望值为: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演化博弈理论, 对在地方政府影响下跨行政边界集群创新网络中企业间隐性知识共享行为的演化路径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1) 两企业任何一方的知识共享成本与地方政府激励之差大于地方政府惩罚时, 不管企业双方知识共享的初始共享策略如何, 随着时间的变化和博弈的重复进行, 跨行政边界集群创新网络中企业隐性知识共享博弈的最终结果都是不进行知识共享。
(2) 两企业的知识共享成本与地方政府激励之差都小于地方政府惩罚时, 集群企业间隐性知识共享行为的选择受初始状态影响, 此时, 地方政府激励、惩罚与公共投入水平都对集群企业的隐性知识共享行为起促进作用。
(3) 地方政府惩罚与公共投入水平对于政府政策目标和企业目标的作用具有一致性, 政府政策的实施不仅可以提高区域社会福利, 而且可以促进企业选择知识共享, 实现政企双赢的局面。
因此, 为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作用, 促进集群企业隐性知识共享, 在对企业进行政策引导的同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深入完善奖惩制度。企业在隐性知识共享中很易出现保守、搭便车、单方依赖等机会主义行为, 使得集群在不同行政边界之间有摩擦和分隔, 整体竞争优势很难形成和发展, 地方政府应对这类行为严惩。此外, 奖惩同时还应着重考虑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约束, 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控制, 在政策引导和债务约束之间寻求均衡点, 实现企业和政府的双赢。
(2) 完善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打破以往唯GDP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 不同集群子单元的地方政府应实现跨边界协同, 把地方经济的协同效益加入政绩衡量指标体系, 考虑集群整体收益与整体社会福利的关系, 实现整体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 转变地方政府在集群成长中的主导作用。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弱化地方政府直接干预集群企业发展的职能, 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转变, 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强化对市场活动监管和宏观调控, 加强公共服务, 建立吸引更多民间企业进入集群共同发展的体制, 让集群发展更多元化、更具竞争力。总之要建立生态和谐、环境友好的集群发展空间, 使政府真正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网络集群行为 篇8
大量的事实表明,集群式联盟已被政府作为衡量当地区域价值增长的重要渠道。以广州市政府重点扶持的三大汽车制造产业集群联盟为例,官方公开资料显示,其2015年汽车整车产值有望超5000亿元。然而,联盟的高失败率问题不容忽视,其失败率大致在50%～60%之间[1]。一方面,合作使得集群联盟成员通过功能互补,实现了资源整合,获取了共同的集聚利益,另一方面,共同利益又会带来成员间的竞争,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必然导致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增加联盟失败的概率[2]。这促使政府管理者深刻思考:如何有效协调企业的个体目标与集群联盟的群体目标,以促进当地区域经济发展。
纵观相关最新研究,多数文献以资源基础理论、关系契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博弈论等为基础,从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技术溢出效应、社会资本等概念出发探讨了集群联盟相关问题,其中,有文献从实证和案例研究角度,详尽阐述了某类集群联盟的产业政策制定问题[3,4,5];有文献的研究关注点在集群联盟的产生机理及治理机制、集群升级路径演化方面[6,7];有文献探讨了集群联盟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8];有文献集中在对联盟的稳定性进行分析,并通过设计一些监管机制来减少或消除联盟成员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9,10,11,12];有文献构建了集群联盟企业间的竞合行为模型,并对随机动力过程进行了定量分析[13,14]。这些文献对于政府制定有效的集群政策具备一定参考价值,但存在以下不足:部分学者仅从微观角度来研究企业个体层面的合作与竞争战略问题,另一部分学者仅从政府宏观角度来分析集群联盟应采取的集群政策问题,可以看出,微观与宏观是明显割裂的。将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微观个体行为与集群联盟的宏观群体行为特征联系起来,探讨两者间的关系,该视角定量分析的文献目前鲜为少见。
有研究已表明,这种从微观个体行为到宏观群体行为的复杂性思维方式已应用在包括合作演化的许多研究领域。Nowak归纳了最为突出的5种解释群体合作行为的机制包括:亲缘选择、群体选择、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空间结构[15]。在空间结构对群体合作行为的影响中,考虑在二维规则格子上,个体仅与自己的近邻相互作用,其中,有文献证明了空间结构可以有效促进群体合作行为的产生[16,17,18,19];有文献也表明,倘若个体在移动过程中,背叛的诱惑不是太高,个体迁移的速度也不是太大,群体中合作可以存在[20];有文献提出了一种基于成功驱动的个体空间位置迁移策略,合作者易形成团簇来维持和促进合作[21]。这些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来谈群体合作现象,但偏重于生物、自然科学、人类社会方面,用于解释经济社会中由企业个体组成的联盟群体合作现象还不多见。那么,由众多企业竞合行为构成的集群联盟群体行为是否具有空间结构上的上述特征?哪些因素在促成集群联盟合作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上述研究结果是否仅依赖于其给定的博弈得益参数等,这正是本文进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沿着企业竞合行为的个体作用促成集群联盟群体行为有序的思路,首先对集群联盟群体行为演化动力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分析。接着,基于多Agent数值仿真实验的研究方法,对文献[21]定义的个体迁移策略进行改进,通过企业间竞合行为的重复囚徒困境博弈试验,模拟企业个体在二维空间格子上的交互行为演化,尝试从不合作者的诱惑得益、企业合作者密度、企业邻域结构、企业空间密度这4个因素,来分别探讨它们在促成集群联盟群体行为中的关键作用,以期分别从市场和政府层面给出有价值的对策和建议参考。
1 集群联盟群体行为演化动力分析
集群联盟群体行为演化的动力机制是支撑和驱动其形成、发展和演进的所有要素及这些要素构成的运行规则体系,按其动力产生的根源可分为市场自组织行为和政府控制干预下的行为。
市场自组织行为是一种市场自发的内生力量,在不存在外部集中的政府力量介入下,企业自身策略的改变仅来自于集群联盟中取得了先行者市场效益的企业的示范和诱导。由于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企业一般表现为仅学习其地理邻近性区域的策略。当集群内所有企业均与其邻域伙伴同时发生局部交互作用时,会带来整个产业与市场的互动、最终自发形成产业在特定区域内的集聚现象,这可视为集群联盟群体有序的市场自组织行为。
政府控制干预下的行为来源于市场外的外生力量介入,是政府有意识地对集群联盟进行的规划、调控行为。它主要以政府加大资金投入、税收优惠、完善集群政策、强化集群品牌意识、知识产权保护等激励措施的实施来营造集群发育、成长的良性区域环境,解决集群联盟市场自组织行为的失灵问题,对集群联盟群体行为的发展演化起间接、辅助性的宏观引导作用。
现实中的集群联盟,不仅是集群内的企业交互作用自发形成的,同时也是政府推动的,是市场和政府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只有在完全了解市场自组织行为模式的前提下,才能实施有效的外部干预手段。
2 实验模型的构建
为了构建集群联盟的仿真环境,设计一个由n家企业组成的集群联盟,令Ai为任意第i企业个体,i∈{1,2,…,n},设置Ai初始时刻随机地分布在某一集群空间区域内,并会与其他企业随机地两两相遇,当与其他企业相遇的时候,他们就进行囚徒困境博弈和策略的更新,用一个四元组〈ϕi,πi,ηi,γi〉进行描述,其中,ϕi、πi、ηi、γi分别为Ai的策略选择集合、与邻居间的当期博弈总得益、策略更新规则、空间迁移规则。模型假定博弈双方在博弈前可以通过谈判沟通,达成相互理解与默契,再由各自决定采取何种策略。
2.1 企业的博弈得益矩阵和博弈规则
任意第i企业个体Ai的策略选择集合ϕi均为{互惠主义,机会主义},分别取1或0两种状态,表示为一个策略向量:ϕi=[1 0] or [0 1]。互惠主义表示在联盟过程中坚持与对方合作,保持互惠互利;机会主义表示在联盟过程中不积极与对方进行合作,彼此竞争,意味着有更高诱惑时随时选择背叛。如果Ai采取互惠主义策略,称为合作者;如果Ai采取机会主义策略,称为机会主义者或背叛者。现假设博弈在随机的两两企业间发生,倘若博弈双方均采取互惠主义策略,则双方均得到合作得益R;如果一方采取互惠主义策略另一方采取机会主义策略,那么合作方亏损,损失得益为S,背叛方获得诱惑得益T;如果博弈双方均采取机会主义策略,则双方均得到惩罚得益P。双方的博弈得益矩阵φ如表1所示。已有研究表明,企业间的合作行为具有典型囚徒困境博弈的特征[20],因此,表1满足囚徒困境博弈得益的关系式T>R>P>S。其中,2R>S+T,即双方合作的总得益大于一方合作另一方背叛的总得益。
任意第i企业个体Ai的博弈规则为:在每一个t时刻,令Ai与其邻居间同时进行博弈,一次博弈完成视为一个博弈周期;在一个博弈周期后,计算自己的当期总得益πi,定义为
式(1)中,∧i为Ai的近邻集合,ϕ
2.2 企业的策略更新和空间迁移规则
文献[21]定义的个体采取基于成功驱动的空间位置迁移策略,具体来说,人们往往受赢利之本性所驱动和激励,倾向于迁移到估计可以获得最高报酬的近邻位置。受此启发,现实经济环境中的企业行为,通常亦具有模仿和学习获得高报酬的博弈对手策略行为的特点,但在空间上并不会迁移到该位置。因此,对该策略进行了改进,定义任意第i企业个体Ai的策略更新规则为:在每一个t时刻,Ai以当期总得益πi(t)为基础,根据周围邻居中博弈对手的当期总得益、策略与自身情况进行比较,并将这个博弈周期内收益最高的邻居所采取的策略,作为自己下一个博弈周期的选择策略,定义为
如果结果为式(2),则保持当前博弈策略不变;结果为式(3),则选择Aj的该策略。
定义Ai的空间迁移规则γi为:将Ai嵌入到一个L×L的二维空间区域内,代表由多个企业参与的竞争环境,单元格数L2即为企业生存的空间,在每一个t时刻,单元格有且仅有一个企业存在,即在每一个博弈周期内,Ai随机地选择邻域内的某一单元格,若该单元格不存在其他企业时,移至此单元格;若该单元格已存在其他企业,则再随机选择邻域内其他单元格,直至找到一个没有被企业占据的单元格;若搜索完邻域单元格,且邻域单元格均有企业存在,则保持位置不变。
3 模型仿真及结果分析
Swarm平台是一个可以对复杂适应系统的群体行为和演化规律进行较好仿真的多Agent软件工具集。目前,多Agent数值仿真实验日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为深刻挖掘企业间群体合作行为的涌现与演化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视角。上述模型的仿真采用Swarm 2.2与Java编程语言在开发平台Eclipse 3.2.2上实现,操作系统为Windows XP Professional。本文采用数值模拟实验方法是基于很难通过调研或二手统计数据对文中的变量进行直接测度,而该方法可以不受干扰。
3.1 初始条件与实验数据
将集群联盟中的每个企业看作一个Agent,初始时刻具体设置和仿真规则如下:
3.1.1 初始环境
按照通常做法[15],将表1简化为单参数的博弈环境,设置1<T<2,R=1,P=S=0,这种形式虽然简单,但能充分反映个体得益与群体得益相冲突的特点,更利于实质问题的研究,因为企业间的合作行为一般是有背叛诱惑代价的,通过分析背叛诱惑参数(T)与合作得益(R)的比率,可以研究这种背叛诱惑代价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此外,产生一定数量的单元格数L2,企业空间密度g(企业数占单元格数的比例)和企业合作者密度h(企业采取互惠主义策略的初始比例)均服从(0,1)的随机均匀分布。
3.1.2 邻域结构
就每个企业Agent而言,邻域结构B的定义表示每个博弈周期内与其进行博弈的企业数量,邻居类型设置为两种:von.Neumann型(冯·纽曼型)和Moore型(摩尔型),如图1所示。其中,von.Neumann型有4个邻居,分别为[-1,0]、[1,0]、[0,-1]、[0,1]4个方向;Moore型有8个邻居,分别为[-1,-1]、[0,-1]、[1,-1]、[-1,0]、[1,0]、[-1,1]、[0,1]、[1,1]8个方向。受初始状态影响,并不是邻域内每个单元格都存在企业,当邻域内某单元格没有企业时,则视为没有博弈发生。
3.1.3 仿真规则
一个博弈周期视为一个仿真周期,仿真周期运行1000次视为仿真结束。为尽量减少随机数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在相同的初始条件下,分别进行100次计算实验,然后对结果取平均值。
3.2 参数讨论及仿真结果分析
以博弈支付矩阵中不合作者的诱惑得益、企业合作者密度、企业邻域结构、企业空间密度这4个因素,来分别探讨它们在促成联盟群体行为中的关键作用。分别对这4个仿真参数适当调整,观察集群联盟中选择互惠主义策略或机会主义策略的企业数量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演化趋势,称之为合作频率或不合作频率。其中,在图2～5中,横轴t代表运行1000次的仿真周期时长,纵轴total代表企业的总数目,深灰色和浅灰色曲线分别为采取互惠主义策略和机会主义策略的企业数量。
3.2.1 不合作者的诱惑得益分析
其他参数设定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仅对博弈支付矩阵中不合作者的诱惑得益T调整,对T在取值区间(1<T<2)内进行多轮实验和反复比较,得出结论:不合作者的诱惑得益T极大的影响着集群联盟群体行为的进程,随着T值的增加,所有企业将逐步采取机会主义策略,即不合作者的诱惑得益与集群联盟的群体行为呈负向相关关系。例如:在设定其他参数L=50,邻域结构B=von.Neumann,企业空间密度g=0.8,合作者密度h=0.5保持不变时,T的取值分别为1.1、1.4、1.5时合作频率和不合作频率的演化趋势,如图2所示(从上至下分别为a、b、c图,以下同,略)。特别地,当T>1.5后,几乎所有企业在很短的周期内均演化为机会主义者。仿真结果可以解释为,当背叛诱惑参数与合作得益的比例维持在一个较小的参数范围时,背叛诱惑得益虽然能够补偿合作得益,但缺乏足够吸引力,企业在合作过程中采取机会主义策略无利可图,在经过一段时间演化后,几乎所有企业均选择采取互惠主义策略来维持彼此合作状态;随着高额诱惑得益的逐步增加,企业采取机会主义策略会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最终促使企业选择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在逐步增加,当增加到某一临界点时(临界点依据实际得益矩阵、空间结构等因素会有所不同),在很短演化时间内,所有企业均一致采取机会主义策略。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一些额外的惩罚机制来约束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企业间的合作是不可能发生的。
3.2.2 企业的合作者密度分析
其他参数设定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仅对企业的合作者密度h调整,经过多轮实验和反复比较,得出结论:虽然受企业初始采取互惠主义策略与机会主义策略的分布影响,使得不同初始分布状态下的合作频率或不合作频率曲线不尽相同,但不改变其总的演化趋势,即企业的合作者密度与集群联盟的群体行为无相关关系。例如:在设定其他参数L=35,邻域结构B=von.Neumann,企业空间密度g=0.7,不合作者的诱惑得益T=1.1保持不变时,h的取值分别为0.2、0.4、0.6时合作频率和不合作频率的演化趋势,如图3所示。其中,在图a和图b中,采取互惠主义策略的初始企业比例分别仅为0.2、0.4,采取机会主义策略的企业几乎占据了大部分群体空间,但在经过一个很短的时间演化后,采用互惠主义策略的企业数量就急聚上升,迅速占据优势地位并稳固下来,接近图c中h=0.6时的演化曲线水平。仿真结果可以解释为,从单次博弈来看,由于外部环境、不完全信息等不可控因素的存在,尽管初始企业会采取某一策略行为,但因为该策略无法使企业获利,从重复博弈角度来看,该行为是难以持久的。随着企业个体向最高得益对手的学习过程,策略会不断进行调整,也就是说,企业不论初始策略状态如何,最终还是会在权衡比较后,采取带给企业更高得益的那个策略。可以看出,初始合作者密度不会影响联盟最终的演化结果,仅仅关系到其达到演化稳定状态的速度。
3.2.3 企业的邻域结构分析
其他参数设定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仅对企业的邻域结构B调整,经过多轮实验和反复比较,得出结论:企业个体的邻居数量越多,当从von.Neumann型增至Moore型时,采用互惠主义策略的企业数量会有所增加,即企业的邻域结构与集群联盟群体行为呈正向相关关系。例如:在设定其他参数L=35,企业空间密度g=0.8,合作者密度h=0.5,不合作者的诱惑得益T=1.4保持不变,B分别为von.Neumann型、Moore型时,合作频率和不合作频率的演化趋势如图4所示。其中,在图a中,采取机会主义策略的企业数量是占据上风的;在图b中,当邻居的数量由4个增加至8个后,采用互惠主义策略的企业数量增加了,压倒了采取机会主义策略的比例优势,最终占据绝大多数并稳固下来,达到了稳定状态。仿真结果可以解释为,企业在对某项具体业务进行合作伙伴选择的过程中,进行比较判断和备选的合作伙伴越多,越增加了自己讨价还价的筹码,从中筛选出匹配的合作伙伴的概率亦越大,这提高了企业间合作的概率。
3.2.4 企业的空间密度分析
其他参数设定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仅对企业的空间密度g调整,经过多轮实验和反复比较,得出结论:企业数占总单元格数的比例越大,合作者越容易存活;反之,企业数占总单元格数的比例越小,合作者越容易转变为机会主义者,即企业的空间密度与集群联盟的群体行为呈正向相关关系。例如:在设定其他参数L=35,合作者密度h=0.5,邻域结构B=von.Neumann,不合作者的诱惑得益T=1.1保持不变时,g的取值分别为0.65、0.70、0.75时合作频率的演化趋势,如图5所示。其中,在图a中,经过一段时间演化,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策略的企业数量是占据上风的,而在图b中,g的取值相比图a的0.65发生了很微小的比例扰动,仅仅上升至0.70时,采取互惠主义策略的企业数量就迅速取代了机会主义策略占据上风,继续将比例微调上升至图c的0.75时,可以看到,采取互惠主义策略的企业数量已经稳固,并在企业总数量中占据了压倒性的趋势。仿真结果可以解释为,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区域内,稀松或者低密度空间不利于促成合作,而紧凑或者高密度空间有利于促成合作,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加,潜在的合作伙伴数量增加了,相应的合作机会亦由此增多。
3.2.5 集群联盟群体行为的空间演变
在空间博弈中,合作者是通过团簇的形式而存在的,如图6所示。其中,深灰色、浅灰色单元格分别表示采取互惠主义策略和机会主义策略的企业,黑色单元格表示该空间位置没有企业生存。根据多次仿真实验和系统运行观察,分析了集群联盟群体行为在空间上的演化趋势,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1)集群联盟群体行为的空间演化依赖于初始分布,其对博弈规则极其敏感,不同的参数设置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尽管其演化过程特别复杂,但其总的演化趋势不会改变,即由初始大部分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团簇包围合作者团簇——合作者团簇包围机会主义者团簇——均为合作者的空间演变过程。例如,以图2(a)设置的参数讨论,截取二维空间区域上,仿真步长t分别在1、16、54、124、927时的企业数量分布空间演化斑图快照,可以清晰看到采取互惠主义策略和机会主义策略的企业数量在空间上的群体演化趋势,如图6所示。这与图2(a)的仿真结果是一一对应的,在初始时刻t=1时,一些黑色空位填充在空间斑图的缝隙,只有极少量的合作者(深灰色),不合作者(浅灰色)形成大的机会主义者团簇以抵御合作者的入侵;在极短的演化时间内,机会主义者团簇的边界迅速被合作者团簇侵蚀,随着沿边界处的合作者所获得益的增加,边界附近的机会主义者被合作者吸收同化,大量的合作者突然涌现,形成稳定的合作者团簇,合作者团簇随之迅速膨胀扩大,合作的动力渐渐增强,如t=16时所示;合作者团簇稳固了下来,逐渐吞噬和瓦解着机会主义者团簇的防线,如t=54、t=124所示;在t=124至t=927的相当长的一段演化时间内,合作者团簇包围着机会主义者团簇,合作伙伴间以合作氛围为主。合作者之所以形成这种稳定的团簇,是因为彼此相互合作的好处促使它们能够很安逸地停留在合作者团簇里,机会主义者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直至最终合作者把机会主义者从合作者团簇中驱赶了出去,合作者布满了整个空间群体,表现为t=927后机会主义者的全部消失。仿真结果可以解释为,现实市场经济环境中,除均为竞争企业和均为合作企业这两种极端经济环境的结构外,集群联盟成员间的关系更多表现为机会主义者团簇包围合作者团簇或者合作者团簇包围机会主义者团簇的情境,合作者团簇与机会主义者团簇可以实现共存,在稳态下几乎保持不变,即合作与竞争在长时间内保持共存格局。
(2)相同的企业往往集中在某几个特定的区域,形成团簇,共同抵御外来者入侵,特别地,合作者团簇越大,越牢固,越能有效抵御不合作者的入侵。亦以图2(a)设置的参数讨论,截取二维空间区域上,仿真步长t分别在1、16、54、124、927时的企业id分布在空间上的群体演化斑图快照,可以清晰看到企业id分布在空间上的演化趋势,如图7所示。其中,为每一个企业个体分配RGB三原色(每一种原色有0～255种颜色)混合调色后的任一种,同一种颜色代表同一个id号,即同一个企业,这与图2(a)和图6的仿真结果是一一相对应的。例如,在t=1、t=16、t=54、t=124、t=927时刻,相同的企业往往集中在原来地理位置上相近的区域,并没有太多的位置迁移,在稳态下几乎变化不大,具体表现为左边深色区域和右边浅色区域所示。仿真结果可以解释现实市场经济环境中一些集群联盟成员间的彼此相互依赖关系现象,当较稳固的互利关系已建起后,共同的利益将彼此捆绑在了一起,形成了可信联盟,并且几乎所有的企业成员都倾向于继续保持和自觉维护这种合作关系。
4 对策与建议
依据上述分析,分别针对市场层面和政府层面给出几点对策和建议,以期为企业的经营决策管理者和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架起一座共同促使集群联盟持续健康发展的衔接桥梁。
4.1 市场层面
(1)在企业外界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和未来可能收益减少的预期下,当背叛诱惑得益超出合作得益一定比例时,集群联盟内的成员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几乎是必然趋势。因此,企业应尽可能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减少这种潜在的风险可能性,一方面,通过努力增强自身经营实力,在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也抬高了竞争对手背叛的门槛;另一方面,应保持警戒,在对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前占据先发优势,以合约的形式制定高昂的单边背叛成本,形成对不合作行为的严厉惩罚约束,起到威慑和损失补偿的双重效果。
(2)集群联盟成员中,不同的企业拥有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拥有信息资源优势越多,越完全,越有可能占据主动地位,处于信息劣势的企业则可能因此而遭受损失。企业应主动与合作伙伴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与交流,使得各种信息在集群联盟内部容易收集、传播和共享。只有合作伙伴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信息交互体系的时候,才会促进彼此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才会逐步改善,企业的策略选择才会趋于理性,由此增加稳定合作的可能性。
(3)共同利益群体成员连成一片形成可信联盟,是不易打破的壁垒防线,例如资源互补性集群联盟、垄断利益集群联盟等。所以,企业要着眼于合作伙伴关系的持续性,尽力创造出良好的合作氛围和诚信态度,并尽量多挑选备选合作伙伴进行比较,在形成了稳固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后,共同的长期稳定利益促使联盟内所有成员倾向于自觉保持和维护这种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抵御外来者的入侵和增强对抗市场风险的能力。极端的是,当垄断利益集群联盟的群体势力很牢固时,对政府职能部门亦具有警示作用。
(4)企业和企业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竞争的,但合作却能在一定的条件和规则下自发演化出来。企业应通过创造条件和制定规则,使竞争中的合作在一种彼此相互学习、适应环境的氛围中达到。
4.2 政府层面
(1)行业协会代表着本行业的正式权威,可以被政府作为第三方的制度安排来发挥作用。其表现之一是扮演监督、仲裁和执行相应惩罚机制的角色,通过对企业不合作行为的过往历史信息在行业圈子范围内的开诚布公,对集群联盟的所有成员起威慑作用,这样,基于行业协会裁决和记录的惩罚预期会极大减少成员选择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其表现之二是扮演政府服务功能的中介角色,通过准确提供行业信息和需求信息,帮助企业获取市场机会和投资,为企业提供专业化、质优价廉的咨询、技术、管理等服务,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成长初期的竞争风险和便于采取快速准确的市场应对措施。
(2)集群联盟内企业要形成全面的、长期的、良性的竞合关系,有赖于集群联盟内企业家之间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政府管理机构应建立一个常设性的网络平台,通过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提高数据库共享服务水平,让企业家有一个固定的交流与沟通场所。其表现之一是对集体惩罚机制效应的放大与强化作用,它不仅让集群企业合作双方能更多了解对方,而且会让更多的第三方起监督合作过程的作用,从而稳定集群联盟成员的合作关系;其表现之二是推动企业之间建立联系,以促进学习和交流,打破封闭格局,增强企业之间的信任和承诺,为彼此合作创造更多机会。
(3)由于集群联盟内的企业几乎均为供应链上的相关上下游企业或同质企业,且具有空间上的集聚性特点,政府需根据当地区域发展定位,合理组织集群内的空间结构,对区域内可利用的资源进行充分整合,进行科学的区块划分,相互协调多块功能空间,通过空间层次的创造实现区域有机整体的秩序感,扬长避短,充分发挥集群联盟的集聚效应。
5 结论及展望
将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微观个体行为与集群联盟的宏观群体行为特征联系起来,基于多Agent数值仿真实验的研究方法,通过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重复囚徒困境博弈试验,深入研究了企业个体间的竞争与合作行为是如何动态演化出联盟群体合作行为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不合作者的诱惑得益、企业合作者密度、企业邻域结构、企业空间密度这4个因素与集群联盟群体行为分别呈负向、无、正向、正向相关关系;亦分析了集群联盟群体行为在空间结构上的演化趋势,是由初始大部分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团簇包围合作者团簇——合作者团簇包围机会主义者团簇——均为合作者的空间演变过程,并且,相同的企业往往集中在某几个特定的区域,形成团簇,合作者团簇越大,合作伙伴间的关系越稳定和牢固。本文存在以下不足:集群联盟群体行为的演化过程必然要受到企业决策者的心理属性,如性格、情绪和认知能力的影响,因此,应考虑更加复杂的行为参数影响;对于集群联盟群体行为演化的动力学机制,应从政府角度量化出具体的惩罚和激励效果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这是值得讨论和未来研究应该完善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设计集群联盟实验进行挖掘。
摘要：将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微观个体行为与集群联盟的宏观群体行为特征联系起来,探讨两者间的关系。而从该视角定量分析的文献目前鲜为少见。首先依据演化动力产生的根源将集群联盟群体行为分为市场自组织行为和政府控制干预下的行为。接着基于多Agent数值仿真实验的研究方法,通过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重复囚徒困境博弈试验,对集群联盟群体行为的演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不合作者的诱惑得益、企业合作者密度、企业邻域结构、企业空间密度这4个因素与集群联盟群体行为分别呈负向、无、正向、正向相关关系;亦分析了集群联盟群体行为在空间结构上的演化趋势,并且相同的企业往往集中在某几个特定的空间区域,形成团簇,合作者团簇越大,合作伙伴间的关系越稳固。最后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市场和政府层面给出了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网络集群行为 篇9
传统产业集群往往是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合作形成的区域经济, 它们一般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 具有产品层次低, 资本回收周期短, 投资风险较小, 企业间的信息流动简单等特点, 在我国发展很快, 是目前我国产业集群的主体,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如何变挑战为机遇, 适时推动传统产业集群升级是各级政府实现经济蜕变的关键。当集群进入升级发展阶段, 面临全球化竞争的巨大压力, 要实现集群内部网络与全球价值链联结、重组、升级, 必须解决技术创新乏力、突破集群路径依赖和底端锁定等问题。这些问题很难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和集群中广大中小企业自身的力量来解决, 而必需发挥地方政府的指导、调控、激励和规制作用。地方政策将关系到集群升级的成败和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前途命运, 这已经在具有较长发展历史的“第三意大利”和美国“硅谷”等集群中得到了验证[1]。地方政府行为将直接关系到集群升级的成败和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前途命运。
1 镇平玉雕产业集群概况
河南省镇平玉雕产业目前分布在23个乡镇中, 有19个乡镇的企业从事玉雕加工业, 其中国营、集体、个体、股份、外商独资、中外合资玉宝石加工企业 (户) 约11 000个, 从业人员十万余人, 年产值达10多亿元, 10多万玉雕的经营者, 将5000家销售门店开遍了全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 许多旅游景点都有镇平玉雕出售。镇平还利用自营出口、转口贸易、在国外设立销售窗口等形式, 将玉雕产品销往美、日、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年出口成交额达8亿多元, 成为全国最大的玉雕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2008年, 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镇平玉雕”名列其中, 2009年, 镇平获“中国新锐城市名片”称号。镇平玉雕大世界是目前全国最大的珠宝玉器专业批发市场, 有珠宝玉器商店800多家, 年销售额达2.4亿元, 镇平生产的玉器产品中, 摆件类玉器年产量占到全国的70%以上, 挂件类产品产量占到全国的45%左右[2]。镇平县玉雕产业主要集中于石佛寺镇, 石佛寺镇是“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全国文明镇” 、“河南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河南省百佳小城镇建设试点镇” 、“五星级城镇” , 有“玉雕之乡”之美誉, 是中国玉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目前, 该镇有玉雕专业村14个, 玉雕专业市场4个, 各类玉雕生产企业和个体玉雕加工销售户4000多户, 全镇从业人员近3万人, 产品有3大系列5000多个品种, 年生产能力达1500多万件, 畅销全国各地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年产值5亿元。
2 镇平县政府在玉雕产业升级中的行为
2.1 工艺流程升级阶段
政府积极出台政策, 推动民营小企业发展。玉雕产业是传统产业, 民间技术和资本积累雄厚, 为挖掘、激活民间资产, 实现动发展。从2004年起, 镇平县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意见》、《民营经济小区入驻企业优惠政策办法》、《关于扶持“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若干优惠政策》等, 通过建设市场、建加工小区、出台等优惠措施, 调动农民进城积极性, 引导富裕农民带资进城。随着城镇功能的完善, 市场的壮大, 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二次创业。另一方面, 发展“精英经济”典型带动。在基层干部配备中, 注重选拔培养自富能力强、带富能力强的带头人, 以石佛寺为例, 全镇23个村有致富项目的双强支书、村委主任占到95%, 两委班子成员占80%。通过他们引导、鼓励、带动群众发展个体经济, 在全镇广大农村中形成了一种你追我赶上项目, 明争暗赛比发展的局面。玉雕产业带富了千家万户, 民营经济迅速发展[3]。形成从玉雕原材料开采买卖、产品设计、生产、成品上光打磨、包装到销售, 每个产业有专门的从业人员, 单销售一个环节的人员就号称“十万大军出镇平”, 使玉雕产业聚“点”成“线”, 合“线”为“链”。
政府大力加强集群软硬环境建设, 营造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企业环境。在硬环境上, 以创造“玉都、水乡、绿城”为目标, 按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配套完善, 硬化、绿化、美化、亮化了城镇主干道路, 完善了车站、娱乐中心、美食城、量贩、幼教园等基础设施, 形成了产业支撑有力、基础设施完善、服务功能健全、人居环境优美的创业环境和发展环境。在软环境上, 按照“政府创造环境, 企业创造财富”理念, 一是营造宽松的投资环境。引导民众树立“不求所有, 但求所在”的思想, 在土地征用上以最低价补偿群众, 并且政府不从中赚钱, 为企业提供最便宜的用地;二是营造优质的服务环境。把服务作为投资的第一环境, 协调工商、税务、土地等部门, 为前来办企业者提供最便捷的服务、最优惠的政策, 确保企业在最短的时间解决办证、用地、建厂房等手续, 同时政府对入驻的规模企事业无偿提供部分周转资金, 扶持、支持企业的发展;先后出台了《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奖励办法》、《镇平县规范城乡规划管理意见的通知》三是营造良好的治安环境。对重点市场、重点企业挂牌保护, 周边环境集中整治,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为民营经济提供安全、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四是营造诚信的发展环境。一方面, 打造诚信政府。对政府出台的优惠措施不作空头支票, 做到言出必行, 有诺必践。另一方面打造诚信市场。在各大玉雕市场开展诚信教育活动, 设立警务区, 开通举报投诉电话, 成立技术鉴定中心, 做到以“诚”树形象, 以“诚”聚客商, 以“诚”兴市场, 以“诚”谋发展, 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发展氛围, 吸引外地客商兴商立业, 搭建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平台。
政府不断推进自身行政改革, 规范政府服务和管理, 建立专业市场, 引导差异化发展, 预防恶性竞争。早在2002年镇平县就先后出台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意见》, 《关于建立完善产业集聚区推进工作机制的通知》、《产业集聚区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改善集群发展软环境, 全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为促进玉雕产业健康发展, 镇平县设立了镇平县实施质量兴县战略工作领导小组, 专门设立了玉雕局, 负责对玉雕产业集群的管理, 2009年出台了《乡镇工业暨非公有制经济工作目标及考评奖励办法》, 适时对集群企业进行考评。在市场管理上, 以规模经营和特色经营为重点, 对各类市场进行分类组合, 分别按照原料、产品的品种和档次进行规范, 每个市场有专门的产品, 不同产品在不同区域摆放, 确保一个市场一个风格, 一个区域一种特色, 达到市场专业化, 产品区域化。在各销售市场设立质量检测点, 对产品出具权威的鉴定书, 让消费者买的放心。2006年镇平县先后建成玉摆件市场、玉镯玉白菜市场、翠玉玛瑙市场、玉博苑市场、玉雕湾市场等七大专业市场, 2010年筹划建设全国最大玉料交易市场, 一方面拉长产业链, 一方面从加工制造向营销和品牌升级, 同时也防止了恶性竞争。
2.2 产品升级阶段
政府适时制订集群规划, 拉长产业链。以镇平县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重大项目规划为龙头, 以建设河南省玉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为契机, 规划5平方公里的玉文化产业带, 作为玉文化产业的核心区, 以涅阳、玉都、雪枫、晁陂、杨营、王岗6个玉雕加工重点乡镇为支点, 规划25平方公里的玉文化产业辐射区, 为玉文化核心区发展提供产业支撑。对玉雕产业集群进行总体规划, 计划投资近20亿元建设国际玉城天下玉源 (中国玉料) 交易市场、玉雕职教集团、玉雕大师创业园、中原石雕城、玉文化主题公园及玉文化博物馆扩建等重点项目[4]。通过5年至7年的努力, 将玉产品加工销售和中国玉文化研究传播相结合, 把镇平县建设成为中华玉文化的体验之地和展示之地, 以及全国玉文化产业的创意中心、物流中心、加工制造中心、交易中心和品牌企业总部基地。
政府大力发展教育和科研, 为集群培育人才, 同时建立质量监督部门, 提高产品质量。镇平县依托玉雕研究所、镇平县工艺职专、玉雕职业高等教育培训资源和各种民办学校, 采取多种灵活形式开展系统教育和基础培训工作, 壮大玉雕产业初级、中级人才规模;与镇平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合作, 培育玉雕产业高级人才, 提升玉雕人才的品位和层次;为了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玉雕大师, 镇平县专门设立了“玉雕大师园”, 为玉雕大师创业提供多种优惠条件[5]。同时, 借助连续多年举办玉雕节的机会, 该县还举行了“陆子冈杯”、“独玉杯”玉雕精品展, 为镇平的玉雕从业人员提供学习、借鉴南北玉雕风格的绝佳机会。定期举办玉文化高层论坛、研讨会使镇平玉雕设计人员进一步提高艺术修养, 丰富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文化内涵。目前, 涌现出国家级工美大师1人、玉石雕刻大师8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中国民间艺术美术家”2人。为提高产品质量, 积极鼓励个人和企业参与国家的相关产品评比。在20世纪90年代“万里长城”、“鹿鹤同春”等30余件精品先后荣获国家级、省级奖项;2009年, 全国玉雕最高奖“天工奖”评选, 镇平玉雕荣获金奖7件、银奖9件、铜奖12件……镇平玉雕以其丰厚的文化积淀和独具特色的个性产品而饮誉海内外。
政府多头并举培育龙头企业, 树立品牌意识。以镇平玉器厂和镇平玉器厂为主, 组建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大型玉雕集团, 作为龙头企业, 领导玉雕产业更大份额地占领国际、国内市场, 使镇平的特色更加明显, 优势更加突出。品牌战略, 是产业集群的必然选择, 从2000年起, 镇平玉器厂和镇平玉器厂苦练“内功”, 提高产品质量, 先后注册了“玉神”、“博涵”、“玉博苑”、“拓宝”等商标, 形成一定的品牌优势, 极大地提高了镇平玉雕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3 功能和链升级阶段
政府深挖产业文化内涵, 不断延伸产业链。近年来, 镇平县政府从深入挖掘产业文化内涵入手, 建设了中华玉文化博物馆, 国际玉城, 扩建玉文化中心、青少年文化宫、建设玉乡频道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有效地将特色文化和特色产业融为一体, 极大的提升了产业品位, 丰富了产业内涵, 实现了玉雕产业、旅游产业和尚贸业的完美结合, 不断实现产业升级[6]。
政府积极引导企业适应消费多元化趋势, 变刚性生产为柔性生产。在立足玉雕产业的基础上, 积极发展铜器、古玩、宝石、字画、瓷器及木雕、角雕、骨雕等产品, 加快玉料批发、玉器盒包装生产销售市场, 集全国及世界各地的玉料在镇平加工销售, 解决好产业链条不完善、产品包装档次低劣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针对市场需求的新情况和不同发展的习俗与审美情趣, 镇平玉雕把各种文化的精髓融入玉雕产业, 研制开发新产品, 实现柔性生产, 以多样化、系列化和精细化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立足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的原则, 加大宣传力度, 以文化促进产业升级, 塑造集群品牌。会展是行业的眼睛, 是塑造品牌的重要平台, 1993年以来, 镇平配合镇平市委每年定期举办一次玉雕节, 推介玉产业 、弘扬玉文化。连续20余年来参加各届“广交会”及各类全国性的会展活动, 并不断以大奖刷新镇平玉雕的获奖记录, 镇平玉雕的国内人气在逐年攀升。近年来, 中央电视台相继制作播出了《玉不琢不成器》、《琢玉琢出大世界》、《探秘和氏璧》等玉雕专题宣传片, 拍摄电视剧《玉乡魂》, 并在各级各类报纸网络对镇平玉雕进行高密度的宣传, 极大地提高了集群的品牌知名度。
3 启示
在集群不同的升级阶段, 面临的问题不同, 因此, 政府应适时改变其支持策略。集群升级的主体是集群内的企业, 政府行为只是集群升级的催化剂, 所以政府行为要及时、适时的切中要害。政府对集群升级的行为, 不能强迫, 只可引导, 否则, 集群企业就会面临“不升级是等死, 升级是找死”的两难选择。传统产业集群根植性强, 在发展初期, 政府要放开手脚, 在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同时, 积极鼓励社会各方投资, 形成遍地开花的格局, 政府一方面要提供集群发展的公共物品, 另一方面应规范市场, 防止恶性竞争。在集群产品升级阶段, 要做好集群发展的长期规划, 健全集群网络, 培育集群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 不断提高集群产品质量, 以龙头企业为核心, 发展集群品牌。在集群功能和链升级阶段, 政府要多方支持集群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 借文化提升集群品牌, 并拉长集群产业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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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金友.镇平县玉雕产业集群形成机理与启示[J].河南科学, 2008 (9) :1144-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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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许德元.贴近市场灵活办学培养当地急需人才——镇平县石佛寺玉雕职高办学启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0 (10) :22
网络集群行为 篇10
1 文献回顾
绿色合作 ( Green Cooperation) 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与环境保持和谐相容的合作关系[2]。绿色合作实现了企业运作的高资源利用率和低环境污染率的双重优化目标[3]。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绿色合作的 研究大部 分主要集 中在绿色 供应链[4,5]、逆向物流[6]等方面,强调通过供应链企业之间的绿色合作来提高资源环境绩效,实现供应链内部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副效应最小,尚未考虑通过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合作来提高资源环境绩效。集群供应链 ( Cluster Supply Chain) 是一种新型网络组织模式,它源于将供应链运作平台移植到产业集群中,两者相互耦合形成的由多条单链式供应链相互竞合的动态系统[7]。集群供应链具有横向同质企业相互分工协作高度发达、纵向异质企业构成相对完整的供应链结构体系[8]。其中,网络是这个组织的显形结构轮廓,而有向链状是其隐形架构,这种结构使集群供应链在绿色合作时不仅从纵向角度解决了供应链内部的绿色化问题,而且通过横向同质企业间的跨链绿色合作进一步解决了供应链外部绿色化问题[9]。由于集群供应链跨链合作存在的目标差异、利益冲突,致使集群供应链绿色合作过程存在诸多风险,而政府的政策导向与鼓励措施是集群供应链绿色合作的主要驱动力[10,11]。因此,集群供应链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如何将对产业集群的生态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采用演化博弈理论对集群供应链绿色合作行为演化及政府作用进行研究,分析了集群供应链跨链绿色合作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动态演化博弈关系和不同的博弈均衡结果,给出一系列的结论,以期为我国传统产业集群的生态化改造和政府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参考建议。
2 模型假设与收益矩阵构建
假定在某集群地域有两条不同的绿色供应链SC1和SC2,其中SC1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副产品或废弃物,SC2的可以将SC1产生的副产品或废弃物作为原材料进行再生产。在寡头市场中,假设SC2和SC2信息完全对称,即他们彼此知道对方的策略和相应的效用,并且双方均为理性决策主体,在此基础上讨论其行为发生相互作用时的决策及其决策均衡问题。为使模型简化,以SC1和SC2组成的二级供应链进行研究如图1所示。
在环境管制下SC1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 投入一定的资金将副产品加工成适宜于SC2使用的原材料; 用初级方法如垃圾填埋、焚烧等途径处理副产品,这种方法往往不能完全无害化处理副产品,企业会受到政府的惩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博弈双方的有限理性,不同绿色供应链可能选择采取跨链绿色合作策略,也可能选择不跨链绿色合作的策略。对集群区域环保水平不同的绿色供应链,政府对其行使监督的职责,也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 实施监管 ( 如检查供应链核心企业的副产品排放、利用情况等) ,以及不实施监管。假设在博弈的初期阶段,假设政府群体中选择“检查”的比例为x,选择不检查的比例为1 - x,不同的绿色供应链选择“跨链合作”的比例为y,选择不“跨链合作”的比例为1- y,政府监管与集群供应链跨链绿色合作的博弈策略组合如表1所示。
在收益矩阵中,qi为供应链SCi核心企业 ( i =1,2) 生产的产品产量; pi为供应链SCi核心企业生产产品的市场价格; ki为供应链SCi核心企业及上游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 vj为上游企业采购单位成本 ( j = 1,2) ; β为伴随主产品产生的副产品的产出率; σ为普通原材料与生产性废弃物之间的替代率 ( σ0) ; I为副产品再利用企业新设备的购置成本; c为废弃物再利用的单位变动成本; f为单位副产品排污收费系数; h为政府对副产品再利用的企业给予的补贴; n为政府的法制监管成本; m为政府监管失职招致的信誉损失。由于副产品回收再利用的设备购置成本I具有正外部性效应,政府的收益可以表示为该投入所带给社会的好处,用ωI表示,ω > 0; 另外,由于博弈双方信息不对称,合作过程存在道德风险,供应链SC1和SC2单方面采取绿色合作而进行的投入全部转化为沉淀成本。
3 模型分析
3. 1 政府行为的演化分析
根据收益矩阵,政府“监管”期望收益为:
(1)当,则F(x)≡0,意味着所有水平都是稳定状态;
(2)当,则x=0,x=1是两个稳定点,根据演化稳定策略要求,,对βqAf+m-n的不同情况进行讨论:
1)如果,则,此时x=0是演化稳定策略;
2)如果0<βqAf+m-n<h+m+βqAf,则分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若
政府行为3种不同情况下的演化路径如图2所示。
3. 2 CSC 绿色合作行为的演化分析
根据收益矩阵,令E1x、E2x、Ex分别为集群供应链“跨链绿色合作”与“不跨链绿色合作”的期望得益和群体平均得益; 同理,集群供应链“跨链绿色合作”动态微分方程为:
(1)当,则F(y)≡0,意味着所有水平都是稳定状态;
(2)当,令F(y)=0,得y=0,y=1是两个稳定点,对βqAc+I-δkBβqA的不同情况进行讨论:
1)如果βqAc+I-δkBβqA<0时,恒有,则y=1是演化稳定策略;
2)如果βqAc+I-δkBβqA>βqAf+h>0时,恒有,则y=0是演化稳定策略;
3)如果0<βqAc+I-δkBβqA<βqAf+h,则分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若时,y=1是演化稳定点;若时,y=0是演化稳定点。
CSC在不同情况下的演化路径如图3所示
3.3政府行为与CSC绿色合作行为的演化分析
将上述两种演化行为在坐标平面中表示,即如图4所示,可以得到以下不同的均衡结构:令
4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4. 1 研究结论
根据表2中4种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若βqAd+I-σkBβqA<0时,则x=0;y=1是演化稳定策略。其现实含义为:如果不考虑政府的奖励因素,SCB选择跨链合作的成本小于选择不跨链合作时的采购成本时,集群式供应链选择“跨链绿色合作”由集群供应链跨链绿色合作演化的复制动态微分方程式可知,集群式供应链跨链绿色合作演化进度取决于不同绿色供应链初始状态、有限理性程度、“收益差”以及政府的奖惩力度,政府的不作为将导致进化速率降低,因此政府的奖惩力度是集群供应链跨链绿色合作的动力之一。
(2)若βqAd+I-σkBβqA≥0且βqAf+m-n<0时,则,y=0是演化稳定策略。其现实含义为:当SC2选择跨链绿色合作的成本不小于选择不跨链绿色合作时的采购成本,政府监管成本大于对不跨链绿色合的罚金和政府的信誉损失时,将导致政府不作为的不良结果,政府选择“不监管”、集群供应链选择“不跨链绿色合作”,在这种状态下政府的所有工作都是徒劳无益的。为避免这一状况的产生,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引入第三方机构检测机制,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同时,随着“跨链绿色合作”企业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政府可以考虑不断加大对“不跨链合作”企业的处罚力度。
(3)若βqAd+I-σkBβqA>βqAf+h且βqAf+m-n≥0时,x=1,y=0是演化稳定策略。其现实含义为:当SC2选择跨链绿色合作的成本大于选择不跨链绿色合作时的采购成本和罚金之和,且政府检查的成本小于对不跨链绿色合的罚金和政府的信誉损失时,集群供应链选择“不跨链合作”,政府具有“持续检查”的动力,但政府的监管行为对集群式供应链跨链绿色合作没有推动作用。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这种情况要避免;如果处于这种状态,政府需要进一步提高补贴和惩罚的力度和额度。
4. 2 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对促进集群供应链跨链绿色合作的开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首先,政府要加大环境管制的力度,增大CSC绿色合作的空间。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企业环境污染行为的处罚普遍较轻,缺乏有效监督,现有排污费的收取标准远低于污染的综合治理费用,集群企业从成本考虑缺乏治理污染和改进生产工艺的动力。因此,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环境法制建设,将环保审查与质量监督结合起来,降低传统制造模式的报酬率,为集群企业绿色合作提供良好、公平的竞争环境,增大集群供应链合作的空间。
其次,政府要加大集群区域规划和改造力度,提高CSC绿色合作的规模经济性。由于集群企业规模小、数量多,排放的副产品或废弃物数量有限,在一定程度制约了CSC绿色合作的开展。为此,地方政府要加大集群区域产业的规划与改造力度,通过发展核心企业吸引配套企业的聚集,通过发展资源回收型补链项目进一步促进集群企业供应链纵向、横向生态耦合,提高集群供应链副产品治理的规模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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