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行为（精选8篇）
集群行为 篇1
0前言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已经成为公众集中表达意见的平台,网络的匿名性、开放性、宽松性等特点吸引了大批网民参与到对某一热点社会事件的挖掘、评价中来,形成网络集群行为。网络集群行为在揭露贪腐、反映民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有时由于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而演变成为网络暴力,极大地损害了公共利益,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系统研究,以提出相对完善的解决方案。
1 网络集群行为的特征
一般来说,网络集群行为具有以下特征:
(1)超时空性
在网络集群行为中,参与者的行动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社会身份的限制,网络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和情绪整合到同一时空进行互动。尽管网络事件的参与者分布在不同的地方,也没有在某一确定时间点下的固定物质场所中进行聚集,但由于互联网成为了参与者之间时刻存在的依托与载体,它将高度分散的参与者在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类似行为汇聚成为网络集群行为。另外,由于缺乏姓名、年龄、性别等身份的核实,使得互联网拥有多个聚集个体,并能更加便利地为集群行为的发生提供场所与机会。只要拥有电脑和网络,就可以成为事件的参与者。
(2)超功利性
传统的集群行为一般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人聚在一起,由于共同的原因产生的群体性行为,个人的参与行为往往和其自身的利益相关。而网络集群行为突破了这一规律性,参与者的参与动机、参与行为和参与目标都与自身利益基本无关,具有超功利性。曾经轰动一时的“犀利哥”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犀利哥”事件伊始,网民的积极参与,纯粹是为了娱乐、恶搞以及对时尚和潮流的戏谑,并不涉及自身任何利益。后来,事件演变成为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对社会道德的呼吁。从参与者的参与行为与目标来看,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或争取更大的个人利益,而是以维护社会公共道德,建立社会秩序为目标。由于参与者之间没有利益瓜葛,加上网络中信息量庞大,很容易分散网民的精力、时间以及注意力,另外,由于网络集群行为参与者之间没有明晰的组织结构,使其缺乏内在的凝聚力,持续互动的时间也就难以长久,关注点与目标因而也容易发生转移。从参与动力来看,和伦理道德有关的内容及其所激发的道德情绪又比较容易成为网络集群行为的动力来源与持续发展的内在因素。在道德情绪的激发之下,网民自由地宣泄心中的不满与愤怒,进而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
(3)成员关系松散
2011年引爆慈善危机的“郭美美”事件的参与者具有同样的特性。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相互之间以虚拟世界中的网名来称呼,基本隐匿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信息资料。同时,这一事件自始至终都没有明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事件的引爆虽然没有组织者,来自全国各地的网民却可以在没有被组织和明确分工的情况下,自觉地依据自身的优势进行工作,自发地形成较强的组织结构,建构起明确的内部分工体系。“郭美美新浪微博炫富”事件发生后,仅仅3天,其微博关注用户就达到19万余人。到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将近一年,但是现在在百度网页搜索“郭美美事件”依然可以得到2,050,000条结果,大多围绕郭美美与红十字会关系展开。网民因为发现了某件事的价值所在,或者是问题所在,在无人组织的情况下,自发地去关注它,关注的目的一定是期待有所改变、能够解决问题,关注度的热潮也一定会在产生了网民所期望的效果以后才会开始慢慢退却,以至最终结束。
(4)行动信息的多点化和多向化
传统集群行为的参与者之间会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其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基本停止,并且信息交流呈现为相对封闭的内循环状态,是在有限的信息量基础之上分别进行的信息加工与传递,有效的信息基本上没有增加。而以网络为载体的网络集群行为,每个网民都是一个独立的信息源,可以制造、传播和发布信息。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行动的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喜好、利益诉求、网络特长等不断取舍、丰富信息,通过自己对信息的加工构筑整个行动的结构。由于以开放的互联网为载体,在网络集群行为中任何一位参与的网民都可以成为某一热点事件的信息源,不断地发掘、传播与该事件相关的信息,表现为行动信息的多点化,即凡是和该事件相关并存在于网络上的信息,都有被不断获取与加工的可能性。
(5)效应的双重性
网络集群行为的社会效应是双重的,存在积极与消极之分,而且其积极与消极效应之间有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分界。一方面,如果网络集群行为所要表达的是正当的诉求,进行的是理性的行为,那么它在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产生,促进社会民主进步,促进社会共同意识的形成,揭露官员贪腐行为等方面,都会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如果网络集群行为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或操纵,处置不当,就会出现侵犯个人隐私,蓄意报复、攻击他人等网络暴力现象。
2 网络集群行为产生的原因
2.1 公民民主意识增强,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得到了长足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普遍得到了提高,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如民众普遍关注的社会公平公正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官员贪腐问题、道德失范问题等,这些问题的长久存在,难免会使民众累积许多对社会、政府的不满和怨气。而现有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又不甚健全,随着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为公众宣泄不满情绪、表达合理诉求提供了一个平台。反过来,网络集群行为的参与,又进一步促进了公众对各种媒介信息解读、批判能力素养的不断提高,也使得民众的公共利益观在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中得到增强和巩固。
2.2 主流媒体的失语或片面报道
作为政府喉舌的主流媒体,承担着引导舆论导向的重要责任,是公众知晓社会情况的主要信息来源。因此,一旦主流媒体出现片面报道甚至是失语的情况,各种小道消息必然会乘虚而入,并迅速的被民众所接受,此后,主流媒体再发布信息加以补救,收效必定甚微。这一现象就是所谓的“首因效应”,是指当人们第一次与某物或某人相接触时会留下深刻印象,个体在社会认知过程中,通过“第一印象”最先输入的信息对客体以后的认知产生的影响作用。第一印象作用最强,持续的时间也长,比以后得到的信息对于事物整个印象产生的作用更强。首因效应本质上是一种优先效应,即当不同信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总是倾向于重视前面的信息,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网络的即时性会加速小道消息的传播速度,并使其影响迅速扩大,因此,等到形成庞大的网络舆论浪潮时,主流媒体再重新发布真实信息加以补救,除了收效甚微以外,甚至有可能会被网民指责为“蒙蔽”、“欺骗”,从而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2.3 网络缺乏应有的监督约束
网络世界具有匿名性、开放性、互动性等特点,加之网络信息过滤机制较少,信息庞杂而缺乏客观性,当缺乏相应的监管时,则容易导致“网络暴力”的发生,危害公民的合法权益。网络集群行为与网络暴力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以“人肉搜索”为例,“人肉搜索”在揭露贪腐方面的功效是有目共睹的,如“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事件。网民利用互联网广阔的网络群体覆盖优势,通过“人肉搜索”找出涉及该事件的相关人员,将其私人信息擅自公布在网络上,众人便开始一场道德的讨伐,进而法律机关介入,将其绳之以法。但我们很难保证,这种相对缺乏理性的搜索攻击,每次都能真正地伸张正义。
信息时代,凭借网络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从而彰显平民的力量与社会正义。然而由“人肉搜索”导致的权利滥用、恶意诽谤、侮辱他人的网络暴力行为也随之发生,由此引发的网络混战和道德滑坡反而刺激了更多网民参与进来,加剧了网络集群行为的不可控性。通过网络举报打击官员腐败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成为当今网络舆论监督的重要方面。但即使是惩恶扬善也需要“程序正义”,这就要求对于网络集群行为应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平衡好公权力、公民表达自由等私权利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
3 网络集群行为的法律规定现状
目前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与网络有关的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内容大多是关于网络信息安全问题,关于网路集群行为的法律规制、特别是行政法律规制还处于空白地带。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网络集群行为的多发时期,处理不当则有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不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虽然我国已先后颁布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是,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于网络集群的规定、对于网络言论内容的认定、对于违规行为的处罚等依然比较单薄,还需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强研究,制定一系列可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在国外,比如澳大利亚,有关互联网管理的法规主要有《广播服务法》、《反垃圾邮件法》、《互动赌博法》、《互联网内容法规》和《电子营销行业规定》等;在韩国,2005年10月,韩国政府发布和修改了《促进信息化基本法》、《信息通信基本保护法》等法规,为网络实名制提供了法律依据。2006年底,韩国国会通过了《促进使用信息通信网络及信息保护关联法》,规定韩国各主要网站在网民留言之前,必须对留言者的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进行记录和验证,否则对网站处以最高3000万韩元罚款,并对引起的纠纷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新加坡对互联网有影响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各种新制定的法规,以及适用于互联网的传统法规。早在1996年,新加坡就颁布了《广播法》和《互联网操作规则》。《广播法》规定了互联网管理的主体范围和分类许可制度,《互联网操作规则》明确规定了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内容提供商应承担自审内容或配合政府要求的责任此外,新加坡政府还将《国内安全法》、《煽动法》、《维护宗教融合法》等传统法律,与《广播法》和《互联网操作规则》等互联网法规有机结合起来,打击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的行为。在英国则有如《防止滥用电脑法》、《数据保护权法》和《隐私和电子通信条例》等与网络相关的法规,英国议会在去年通过了《数字经济法案》,提出在数字经济的大潮下,应更加重视网上版权的保护,以此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国内,规范互联网方面的专门性法律只有一部,即2000年12月28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相关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有《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等等。
4 结语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网络集群的多发时期。而我国政府职能正处于转型阶段,政府的角色定位和公共管理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传统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使其在应对和处理网络集群时经常显得捉襟见肘,常常导致形成政府危机,结果往往是造成负面的社会效应,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因此加强网络集群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势在必行。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网络集群行为的特征、原因以及与其相关的法律规定,以求对其有初步认识,并对构建网络集群行为的社会控制机制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网络集群行为,特征,规制
参考文献
[1][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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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行为 篇2
关键词 资源能力观 企业进入 集群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4-0183-04
从现有文献看,科技园区与产业集群的研究在诸多方面互相交织、不可分割。科技园区是产业集群衍生和发展的载体,而产业集群又是科技园区更富生机与活力的存续方式。目前对科技园区的大量研究都是从产业集群和创新网络的角度而展开,主要研究企业加入科技园区的动力及其作用机理问题。
虽然外部经济以及集群理论等对企业加入集群及产业园区行为动因给予了较好的解释,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批评这种视角忽视了企业的内部特征,而这种内部特征往往被许多的战略管理学者认为是企业战略行业的基础驱动力。即使当同一产业内的企业面临相同的外力,企业独特的内部特征也会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与绩效。Valdemar Smith (2002)
①提出了一个集群加入新的分析角度,就是从企业战略投资定位选择的视角来研究集群的进入问题,并把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应用于企业决策分析模型。A viad A,pe'er (2005)②将资源为基础的战略观与集群的加入连接起来,建立了一个企业特征因素与区位因素相结合的动力概念模型。
所以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对企业进入的研究必须建立在企业的资源能力以及企业对外部环境感知的基础上。因此近年来不少学者从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视野出发,以企业的资源能力观为基础,研究了企业内部特征对企业加入集群动力的影响。
对企业所拥有资源的异质性假设(Barney,1991:99~120)以及利用这些资源的战略行为(Porter,1985)是战略管理理论的基础,不同学派都在寻求解释企业资源异质性的本质和特点以理解企业加入集群动机的强弱。Ahuja (2002)③研究显示,企业从集群的受益是受其所处的产业环境影响的。对于一些产业,企业受益于网络成员间的信息及资源传递;而对另一些产业,企业受益于与其竞争对手的合作。但同对重点关注产业情况情境的研究相比,目前的研究者往往忽视了企业在集群网络中的受益大小可能与企业的个体特征有关。
* 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相对绩效评价的股票期权再定价及其相关研究”(项目编号:70371036)、陕西省社科基金(06E026S)、陕西省软科学研究项目(2007KR50)的资助。
① Overgaard V.S. Does Location Matter for Firms' R&D Behaviour? Empirical Evidence for Danish Firms. Regional Studies, Taylor and Francis Journals,2002,36(8):p.825-832.
② Pe'er,A.a.V., llan., Who Enters, Where ,and Why? The Influence of Capabilities and Initial Resource Endowments on the Location Choices of New Enterprises [EB/OL] Sauder School of Business Working Pape(2005),Available at SSRN:http://ssrn.com/abstract=861184.
③ G.Ahuja, The duality of collaboration: inducement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formation of interfirm linkag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21(3):p.317-343.
传统的战略研究很早就认识到企业是一个拥有不同资源与能力的异质性个体。企业特定的资源与能力会决定其是否能从特定战略受益。例如,是否能通过不同定位的比较而降低成本其实就与企业内部的资源能力有关。而这种内部的资源能力主要表现在企业规模的大小、企业技术能力的强弱、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的大小以及企业的业务特点。
一、企业规模与加入集群倾向的差异
企业规模对其战略行为&组织结构的影响在战略管理中(Chen and Hambrick 1995,Dean et al 1998)(注:Chen. M.J.&Hambrick.D.C, Speed, stealth, and selective attack:How small firms differ from large firms in compertitive behaviour.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5,38(2):p.453-482;Dean T.J,B.R.L.&.B.C.E., Differences in large and small firm responses to environmental context: Stuategic implications fro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usiness formation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8(19):p.709-728.)和组织理论的研究中(Hannan and Freeman, 1997:929~934)已经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Hannan and Freeman指出不同规模的企业将采用不同的战略与结构,因此即使从事相同的活动,大与小的组织都会因为其所依赖的资源不同而采用不同行为。Charney (1990)的研究也表明企业的不同规模对不同因素的反应以及对同一因素的反应程度是不同的。
规模差异对企业定位选择的影响,主要从企业对补充性资源需求的角度出发。企业定位于集群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搜寻它们所不具的补充性资源(Scott,1998),这类资源在集群中会比其他地方更为丰富,地理的接近也会减少获取这些资源的成本。大的企业往往会具有更多的自有资源,因此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会小于小企业,而且能够通过向前或向后的纵向一体化来内部化某些行为。所以,大企业对于集群聚集收益的需求较小。不少研究都显示小企业比大企业更有可能加入集群(Rauch,1993,Shaver,2000)(注:
Rauch J.E, Productivity gains from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3,34(4):p.380-400;Shaver,J.M., Flyer, F,Agglomeration economies, firm heterogeneit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0,21(12):p.1175-1193.)。
不确定投资理论是用资产的可逆性大小来分析企业规模与投资进入的关系,企业投资所需的规模越大,资产不可逆程度的可能性越高。所以在实物期权理论中,规模越大可能对应着延迟的投资。也即更小的进入倾向。Montgomery and Hariharan (1991)
(注:Montgomery. C.A., Hariharan. S,Diversified expansion by large established firm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91,(15):p.71-89.)研究了企业的进入问题,发现在企业之间由于不同的战略以及资源所代表的企业能力(或者是马歇尔的资源或是投资环境恶化是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的不同,企业投资进入产业的倾向也不同。
二、企业技术能力与加入集群的动力差异
最近关于集群的研究非常强调由于集群内企业之间的交互作用而创造的集体学习机会,也将之作为集群形成的主要动力。这些研究均强调了这种从竞争者处的学习的机会,这种学习是通过知识溢出、劳动力的流动、信息与技术决窍的渗漏,或者模仿的方式进行的。这种学习也成为企业发展和更新其技术能力的重要途径(注:
Scott. A.J, Regions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e Coming Shape of World Production, Competition, and Political Order.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并且会降低自己的用于知识创造的投入(Rauch, 1993(a):843~867)。然而这种收益对于领袖企业与落后企业是不均等的,那些拥有最好知识的企业可能会从竞争者处获益甚少,但是那些技术水平较弱的企业则会从与领袖企业的接近中获益更多。因此,拥有最好技术能力的企业往往定位会远离集群以防其核心技术能力的泄漏。
Suarez-Villa& Walrod (1997)(注:Suarez-Villa, L.W.,W, Operational strategy, R&D and intra-metropolitan clustering in a polycentric structure: The advanced electronics industries of the Los Angeles Basin. Urban Studies , 1997,(34):p.1343-1380.)通过对通讯及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发现,那些拥有更高研发能力的企业会选择远离集群以避免其核心秘密泄漏给竞争对手,而那些具有更少研发投入的企业会通过定位于集群以获得技术溢出的好处。这就解释了地理集群中的创新活动的一般趋势:那些在产业中拥有主导作用的企业有时会定位于远离集群的地方,而弱的企业往往定位于集群(注:
Rauch.J.E.(a), Does history matter only when it matters little? The case of city-industry location.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CVIII(3): p.843-867;
Suarez-Villa, L.W.,W, Operational strategy, R&D and intra-metropolitan clustering in a polycentric structure: The advanced electronics industries of the Los Angeles Basin. Urban Studies , 1997,(34):p.1343-1380;Shaver,J.M., Flyer, F,Agglomeration economies, firm heterogeneit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0,21(12):p.1175-1193.)。例如,微软定位于西雅图,而不是硅谷;好莱坞最多产的电影制造商Grorge Lucas坐落于旧金山而不是好莱坞。所以企业技术能力的强弱会对其定位于集群的偏好有重要影响。
企业所处的行业的技术特点也会极大的影响企业的进入倾向与进入时机。很多研究者(Acs, Audretsh & Feldman, 1994; Jaffe, Trajtenber
g & Henderson,1993)
(注:Acs, Z.J., Audretsch , D.B., Feldman, M.P., Research-and-development spillovers and recipient firm siz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4,76(2):p.336-340;Jaffe, A.B., Trajtenberg, M., Henderson, R,Geographic localization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as evidenced by patent cit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108(3):p.577-598.)指出,那些在发展中知识越重要的行业越愿意加入集群。在这些行业中,知识往往被看成是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Grant ,1996: 109~122)。Audretsh (1998)(注:Audretsch, D., Agglomer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1998,14:p.18-29.)and Krugman(1998)(注:Krugman P., Space: The Final Frontie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1998(2):p.161-174.)研究表明,正式编码的技术知识的扩散成本并不受地理距离的影响,但是隐性的、未编码的技术知识的扩散会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因为未编码的知识是隐晦的、模糊的、需要面对面的交流,所以如果行业技术创新活动非常活跃而且企业间隐性知识的流动非常重要时,很可能会促进生产者与用户在地理上的集中(Lundvall,1992)。Zucker,Darby & Armstrong(1998)
(注:Zucker, L., Darby M.,& Armstrong, J,Geographically localized knowledge: Spillovers or markets? Economic Inquiry, 1998,36:p.65-86.)研究了生物技术行业的知识溢出后发现生物技术公司的绩效与地理上接近大学的程度具有正向的关系。另外,不同行业类型对聚集效应与拥挤效应的的反应也不同,Glaeser et al.(1992)
(注:Glaeser E.L., K.H.D., Scheinkman J.A. and Shleifer A., Growth in cities. J.Pol. Econ ,1992,100(1):p.126-152.)
和Henderson et al.(1995)(注:Henderson V,K.A., Turner M,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103(5):p.1067-1090.)研究发现,城市化经济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但是对传统产业和成熟产业并没有促进。Harhoff(1999)(注:
Harhoff, D., Firm Formation and Regional Spillovers-Evidence from Germany.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1999,8:p.27-55.)实证研究了德国地区结构及产业的历史构成与新企业建立的关系,以试图发现对于高技术与低技术企业形成所需的结构条件是否有异、地区的专业化和多样化是否会对企业的形成产生影响。研究表明,区域溢出效应非常显著,那些专业化的区域会吸引同一产业内的企业,而地区内产业分散化对高技术企业比低R&D产业要重要得多。
三、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与加入集群的动力差异
从管理的视角来看,企业的吸收能力提供了一个将内部能力、外部知识流与地图网络相结合的重要概念。吸收能力是企业识别、寻求、获得与使用知识的能力(Cohen,1990:128~152),受惠方要想使用转移的知识,就必须具有理解技术与知识的背景,否则即使知识再有价值;可如果接收方理解不了也是无用的。因此Cohen and Levinthal (1994:227~251)指出,企业增加知识的吸收能力也许是打开外部信息渠道的一条有效途径,它可使企业与其供货商、客户、大学等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通过这些联系,企业寻求其知识的合作者以满足技术变化的需求,弥补其内部能力的不足。
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通常由R&D的强度来表示,因为它的投入不仅会直接增加企业创新的能力,而且还能直接增加企业的知识储备,同时由于其评价、使用外部资源能力的提高也会间接增加其创新潜力,这些知识的累积会使企业拥有较高的核心竞争力与特有的竞争优势。Cohen &Levinthal (1990:128~152) 研究了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证实了在研发投入上比较努力的企业更有可能定位于集群以使其能力物有所值。因此表明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越强,企业会更愿意加入集群。
四、企业的业务及行业特征与加入集群动力的差异
对当地资源的依赖程度也是影响企业定位倾向差异的重要因素。不同企业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不同,如果企业对从外部获取投入有较高的依赖性,它会更加倾向定位于集群,而一个垂直一体化程度高的企业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会较小,所以定位于集群的意愿会较弱。
企业对当地资源依赖程度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产品和生产组织的特征以及企业所处的行业特征决定的。当企业产品更多的是销往集群外部时,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往往不是从当地获得的,企业会减少其加入集群的愿望。Dupuy and Gilly (1990:207~223)认为各种企业特殊的特征会决定实现合作机制(collective dynamics)的能力。
企业所处行业的特征也会影响企业对集群加入倾向的差异,因为产业类型会影响企业商业活动的空间接近的需求。服务业经常要高度依赖于当地市场以及经济的发展,接近客户是大多数服务类企业的前提条件(Koschatzky ,1999)。而制造业与客户的合作关系很少是固定于特定区域的(Fritsch,1999:157~181)。Nachum(2002)的研究发现企业创新能力与进入集群的意愿正相关,这和以前的研究截然相反。他认为这个结果主要是和所研究的产业特点有关。以往负相关的结论多来自于制造业的研究,但对于服务业,由于其异质性知识的特征,因此这种知识不易泄漏,所以避免了通过远离群去保护自己专利技术的必要,相反接近集群却可以使其更容易获取集群的其他资源,例如专业化的雇员和服务的提供。
Kim etal (2000:133~153)研究表明,区位灵活型产业中的企业可能选择在较强外部性和规模经济的地区进行投资来降低各种成本和商业风险。在已有的外商直接投资研究中,Tong(1979)在问卷调查研究中发现,在美国不同产业部门中定位决定因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比如,生产食品及同类产品的外资企业最为关注的是适宜的工厂选址、便捷的交通服务和接近原材料产地;而纺织企业则强调进入市场的机会、当地市民的态度以及当地的劳资关系和劳动法律;而对于测量、分析和控制设备的生产商而言,他们更强调劳资关系、便捷的进出口以及管理、技术人员和熟练劳动力的可得性。
E.J. Seeley (2005)(注:Seeley E.L., Two studies of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ropensity for industry clustering in David Eccles School of Business, The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Utah:Utah,2005.)在其博士论文中利用美国统计局及产业普查数据,从产业水平研究了影响集群倾向的三个因素:隐性知识的水平、交易成本的水平、投入成本的水平,发现这些水平越高,产业越倾向于形成集群。
五、结论
企业是否投资进入科技园区是企业的一项重要战略投资。战略管理理论从企业资源能力异质性的角度考察企业加入园区的动力倾向差异,这使得我人在考虑企业进入园区问题时,不仅考虑投资外部环境对企业进入的影响,也能深入地了解企业特征对进入的影响,从而获得对企业进入问题更本质的、更有针对性的理解。
但是目前从资源能力观视角对企业进入园区的研究大多是从宏观层面论述企业加入集群的竞争优势地位,缺少系统的深入性的研究;在对企业进入集群的行为差异的分析中,集群或园区只是一个模糊的背景,对企业特征与园区环境影响因素的内在作用很少触及,且是比较零星地散布于集群理论实证性研究的一些结论中,还未产生足够的重视。
因此,建立一个将企业资源能力特征因素、集群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与集群收益因素相结合的企业加入创新网络的动力模型,会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企业的定位行为,也对企业加入创新网络的动力因素获得更为全面地理解,更好地解释现实企业的决策行为。
作者单位:周 勇,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集群行为 篇3
一、产业集群与非产业集群员工感知机会比较
所谓感知机会就是个体所感知的能够获得的替代性工作机会的多寡。感知机会对于企业和企业员工而言关系重大, 因为感知机会的高低通常代表了三方面内容。其一, 代表了员工本身的综合竞争力和自身的就业能力。其二, 代表了员工所在区域工作机会的多少。其三, 代表了职业信息的传递是否通畅。集群内外员工组织行为差异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集群内外企业员工的感知机会的差异。
根据相关研究证明, 集群内企业员工的感知机会高于非集群产业员工, 具体原因如下。首先, 产业集群内, 大量同类型企业或者一些上下游企业在一个相对集中且范围较小的区域内集中, 该区域内员工较之该区域以外的员工的就业机会明显要多。在产业集群内, 员工在经济活动较为集中的区域虽然也会面临较多竞争与挑战, 随时面临着失业危险, 但是这一区域内的人员同时也拥有着众多的工作机会, 当前工作失去以后, 他们能够充分利用企业众多和集中优势, 在短期内较快的找到新工作。而与产业集群相对的非产业集群中, 由于经济活动较为分散、企业布局不紧凑、各个企业互不联系、企业各行其是、各自为政使得工人一旦失去工作, 就很难在短期内找到一份适合自身的工作, 因而感知机会较低。其次, 产业集群内部的人员能够灵活、迅速的获取相关信息, 员工能够更加轻松的对周围企业的需求和空缺岗位进行了解, 因而能够增加自身就业机会。集群内企业由于地理位置相邻, 空间分布紧凑使得企业内的沟通与交流进一步加强, 各种信息能够快速在整个区域内流通, 各个企业能够有效减少信息收集的成本和交易成本。集群内企业通过一些正式或者非正式的交流能够促使双方的关系更加密切, 增加企业之间的信任程度, 从而有利于信息的交流与互动。同时, 人员在集群内流动的风险较小。因此, 产业集群内不但就业机会多, 而且信息传递流畅、迅速, 因而人员的感知机会在产业集群比非产业集群高。
二、产业集群与非产业集群员工职业成长比较
员工的职业成长是员工在当前企业内的职业进展速度, 包括多方面内容, 即员工在当前工作单位的职业目标进展速度、职业能力发展速度、员工报酬增长速度、员工在单位内部的晋升速度。在员工职业成长方面, 产业集群企业高于非产业集群企业, 这是由上诉四个环境所决定的, 以下对其进行了具体分析。
首先, 由于产业集群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使得该区域经济增长迅速, 经济较为发达, 因而集群内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与待遇相对于非集群产业要高。吴离勤堂指出, 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产业集群内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产业集群所发挥的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和强大的溢出效应。集群的迅速发展就使得集群内部企业给员工提供的工资水平比非产业集群企业高。产业集群能够促进人才的集聚, 人才的集聚又会加快产业集群的发展。集群的发展加大了对人才需求, 人才增加必然导致当地工资水平的提升, 而一些人才又会由于工资的诱惑而向产业集群地区集聚。例如:美国高新技术文化区域硅谷就由于这种良性循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增长。其次, 产业集群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还可以促使企业进行管理创新。在产业集群范围内, 企业能够更好的进行创新, 为企业提高创新氛围。一方面由于集群内存在着竞争与挑战, 集群内企业要寻求进步和提升自身竞争力必须不断进行创新。另一方面, 由于集群内企业较多, 各个企业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其他先进企业来进行创新。同时, 企业管理创新可促进企业内部员工的成长。再次, 产业集群对技术和知识的转移扩散具有积极影响, 从而可以促进企业内员工职业能力的发展。由于产业集群中, 同类企业集中分布在一个区域, 因而对信息和隐性知识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 而信息的传播又可促使员工掌握更加丰富的知识, 促进自身能力的提升。最后, 由于集群为员工提供了多重就业机会, 因而员工可通过跳槽来推进自身职业目标进展速度。因此, 产业集群内优越的环境和条件促进了集群内人员的成长和发展。
三、产业集群与非产业集群员工职业承诺比较
职业承诺也就是工作人员对于自身所从事的职业或者行业的态度。通过分析比较发现, 产业集群员工的职业承诺要高于非产业集群。造成两者之间存在如此差异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 产业集群的自身特征要求员工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承诺, 只有较高的职业承诺才能保证员工在产业集群中生存和发展。产业集群内部, 各种高素质人才比比皆是, 因而员工发展面临严重挑战,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成为集群内企业发展的主要规律。员工必须对自身职业负责才能取得发展, 然后通过职业能力的提升来促进职业目标进展从而实现职业成长, 也就是说, 产业集群内员工更加忠于自身职业, 职业承诺较高。其次, 同类产业在集群内相对集聚, 环境基础好, 为员工形成高职业承诺提供了现实基础。由于集群内工作机会多, 同时集群内经济发达, 员工收入自然也高, 又会吸引人才向这里集中, 因而表明其成长环境良好。翁清雄认为员工从职业成长中获得了意义感、成就感、进步感等, 就会对职业产生积极兴趣和情感, 从而致使其职业承诺也相对提高。非产业集群内较之产业集群的环境要相对不足, 因此, 以上两点可证明集群内员工职业承诺相对较高。
四、产业集群与非产业集群员工组织承诺比较
组织承诺是员工对自身所在组织的态度, 其中组织承诺包括情感承诺、规范承诺和持续承诺。情感承诺是员工对于组织的情感, 规范承诺是员工对于组织内规范的遵守程度, 持续承诺是员工为了不失去已有工作, 不得不留继续留在组织内的承诺。经过比较发现, 产业集群内员工的情感承诺和规范承诺要明显高于非产业集群员工, 而持续承诺要相对低于非产业集群的工作人员。究其原因, 由于员工在集群内可获得较高职业成长, 因而直接导致他们对于组织的高情感和规范承诺。员工在产业集群内的工作环境和成长环境良好。就会促使其对集群组织产生依赖情感, 因而其情感承诺高。同时, 由于集群内各个企业集中分布使得其竞争相对较大, 因而组织就会在内部设定相关规范, 员工必须严格遵守规范才能提高组织竞争力, 因而集群内组织的规范承诺就显著提高。但是, 由于员工在集群内转换工作的成本较低, 能够较为容易找到替换工作, 而非产业集群员工转换工作的成本较高, 而且短时间内难以找到满意工作, 因而其持续承诺比非产业集群相对较低。
结束语
根据以上分析, 产业集群是现代企业发展趋势, 是企业之间为了加强合作交流, 实现信息共享, 促进共同进步而发展起来的, 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文对产业集群与非产业集群员工的组织行为进行了比较, 结果发现集群内员工的感知机会、职业成长、职业承诺要高于非产业集群企业员工, 而非产业集群内员工的持续承诺要相对高于产业集群员工。
摘要：近些年来, 企业为了更好的促进自身发展, 取得良好经济效益, 区域内各个具有一定联系的企业、机构、组织加大了合作交流, 促使出现了产业集群这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产业集群的发展促使集群内员工组织行为与非集群内员工组织行为出现了一定差异。为了科学合理的对集群员工进行管理,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促进集群企业发展, 提升我国国际地位, 必须了解员工的组织行为。因而本文主要分析了集群产业与非集群产业内员工组织行为的具体差异。
关键词：非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员工,组织行为,比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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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行为 篇4
传统产业集群往往是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合作形成的区域经济, 它们一般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 具有产品层次低, 资本回收周期短, 投资风险较小, 企业间的信息流动简单等特点, 在我国发展很快, 是目前我国产业集群的主体,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如何变挑战为机遇, 适时推动传统产业集群升级是各级政府实现经济蜕变的关键。当集群进入升级发展阶段, 面临全球化竞争的巨大压力, 要实现集群内部网络与全球价值链联结、重组、升级, 必须解决技术创新乏力、突破集群路径依赖和底端锁定等问题。这些问题很难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和集群中广大中小企业自身的力量来解决, 而必需发挥地方政府的指导、调控、激励和规制作用。地方政策将关系到集群升级的成败和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前途命运, 这已经在具有较长发展历史的“第三意大利”和美国“硅谷”等集群中得到了验证[1]。地方政府行为将直接关系到集群升级的成败和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前途命运。
1 镇平玉雕产业集群概况
河南省镇平玉雕产业目前分布在23个乡镇中, 有19个乡镇的企业从事玉雕加工业, 其中国营、集体、个体、股份、外商独资、中外合资玉宝石加工企业 (户) 约11 000个, 从业人员十万余人, 年产值达10多亿元, 10多万玉雕的经营者, 将5000家销售门店开遍了全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 许多旅游景点都有镇平玉雕出售。镇平还利用自营出口、转口贸易、在国外设立销售窗口等形式, 将玉雕产品销往美、日、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年出口成交额达8亿多元, 成为全国最大的玉雕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2008年, 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镇平玉雕”名列其中, 2009年, 镇平获“中国新锐城市名片”称号。镇平玉雕大世界是目前全国最大的珠宝玉器专业批发市场, 有珠宝玉器商店800多家, 年销售额达2.4亿元, 镇平生产的玉器产品中, 摆件类玉器年产量占到全国的70%以上, 挂件类产品产量占到全国的45%左右[2]。镇平县玉雕产业主要集中于石佛寺镇, 石佛寺镇是“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全国文明镇” 、“河南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河南省百佳小城镇建设试点镇” 、“五星级城镇” , 有“玉雕之乡”之美誉, 是中国玉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目前, 该镇有玉雕专业村14个, 玉雕专业市场4个, 各类玉雕生产企业和个体玉雕加工销售户4000多户, 全镇从业人员近3万人, 产品有3大系列5000多个品种, 年生产能力达1500多万件, 畅销全国各地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年产值5亿元。
2 镇平县政府在玉雕产业升级中的行为
2.1 工艺流程升级阶段
政府积极出台政策, 推动民营小企业发展。玉雕产业是传统产业, 民间技术和资本积累雄厚, 为挖掘、激活民间资产, 实现动发展。从2004年起, 镇平县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意见》、《民营经济小区入驻企业优惠政策办法》、《关于扶持“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若干优惠政策》等, 通过建设市场、建加工小区、出台等优惠措施, 调动农民进城积极性, 引导富裕农民带资进城。随着城镇功能的完善, 市场的壮大, 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二次创业。另一方面, 发展“精英经济”典型带动。在基层干部配备中, 注重选拔培养自富能力强、带富能力强的带头人, 以石佛寺为例, 全镇23个村有致富项目的双强支书、村委主任占到95%, 两委班子成员占80%。通过他们引导、鼓励、带动群众发展个体经济, 在全镇广大农村中形成了一种你追我赶上项目, 明争暗赛比发展的局面。玉雕产业带富了千家万户, 民营经济迅速发展[3]。形成从玉雕原材料开采买卖、产品设计、生产、成品上光打磨、包装到销售, 每个产业有专门的从业人员, 单销售一个环节的人员就号称“十万大军出镇平”, 使玉雕产业聚“点”成“线”, 合“线”为“链”。
政府大力加强集群软硬环境建设, 营造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企业环境。在硬环境上, 以创造“玉都、水乡、绿城”为目标, 按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配套完善, 硬化、绿化、美化、亮化了城镇主干道路, 完善了车站、娱乐中心、美食城、量贩、幼教园等基础设施, 形成了产业支撑有力、基础设施完善、服务功能健全、人居环境优美的创业环境和发展环境。在软环境上, 按照“政府创造环境, 企业创造财富”理念, 一是营造宽松的投资环境。引导民众树立“不求所有, 但求所在”的思想, 在土地征用上以最低价补偿群众, 并且政府不从中赚钱, 为企业提供最便宜的用地;二是营造优质的服务环境。把服务作为投资的第一环境, 协调工商、税务、土地等部门, 为前来办企业者提供最便捷的服务、最优惠的政策, 确保企业在最短的时间解决办证、用地、建厂房等手续, 同时政府对入驻的规模企事业无偿提供部分周转资金, 扶持、支持企业的发展;先后出台了《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奖励办法》、《镇平县规范城乡规划管理意见的通知》三是营造良好的治安环境。对重点市场、重点企业挂牌保护, 周边环境集中整治,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为民营经济提供安全、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四是营造诚信的发展环境。一方面, 打造诚信政府。对政府出台的优惠措施不作空头支票, 做到言出必行, 有诺必践。另一方面打造诚信市场。在各大玉雕市场开展诚信教育活动, 设立警务区, 开通举报投诉电话, 成立技术鉴定中心, 做到以“诚”树形象, 以“诚”聚客商, 以“诚”兴市场, 以“诚”谋发展, 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发展氛围, 吸引外地客商兴商立业, 搭建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平台。
政府不断推进自身行政改革, 规范政府服务和管理, 建立专业市场, 引导差异化发展, 预防恶性竞争。早在2002年镇平县就先后出台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意见》, 《关于建立完善产业集聚区推进工作机制的通知》、《产业集聚区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改善集群发展软环境, 全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为促进玉雕产业健康发展, 镇平县设立了镇平县实施质量兴县战略工作领导小组, 专门设立了玉雕局, 负责对玉雕产业集群的管理, 2009年出台了《乡镇工业暨非公有制经济工作目标及考评奖励办法》, 适时对集群企业进行考评。在市场管理上, 以规模经营和特色经营为重点, 对各类市场进行分类组合, 分别按照原料、产品的品种和档次进行规范, 每个市场有专门的产品, 不同产品在不同区域摆放, 确保一个市场一个风格, 一个区域一种特色, 达到市场专业化, 产品区域化。在各销售市场设立质量检测点, 对产品出具权威的鉴定书, 让消费者买的放心。2006年镇平县先后建成玉摆件市场、玉镯玉白菜市场、翠玉玛瑙市场、玉博苑市场、玉雕湾市场等七大专业市场, 2010年筹划建设全国最大玉料交易市场, 一方面拉长产业链, 一方面从加工制造向营销和品牌升级, 同时也防止了恶性竞争。
2.2 产品升级阶段
政府适时制订集群规划, 拉长产业链。以镇平县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重大项目规划为龙头, 以建设河南省玉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为契机, 规划5平方公里的玉文化产业带, 作为玉文化产业的核心区, 以涅阳、玉都、雪枫、晁陂、杨营、王岗6个玉雕加工重点乡镇为支点, 规划25平方公里的玉文化产业辐射区, 为玉文化核心区发展提供产业支撑。对玉雕产业集群进行总体规划, 计划投资近20亿元建设国际玉城天下玉源 (中国玉料) 交易市场、玉雕职教集团、玉雕大师创业园、中原石雕城、玉文化主题公园及玉文化博物馆扩建等重点项目[4]。通过5年至7年的努力, 将玉产品加工销售和中国玉文化研究传播相结合, 把镇平县建设成为中华玉文化的体验之地和展示之地, 以及全国玉文化产业的创意中心、物流中心、加工制造中心、交易中心和品牌企业总部基地。
政府大力发展教育和科研, 为集群培育人才, 同时建立质量监督部门, 提高产品质量。镇平县依托玉雕研究所、镇平县工艺职专、玉雕职业高等教育培训资源和各种民办学校, 采取多种灵活形式开展系统教育和基础培训工作, 壮大玉雕产业初级、中级人才规模;与镇平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合作, 培育玉雕产业高级人才, 提升玉雕人才的品位和层次;为了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玉雕大师, 镇平县专门设立了“玉雕大师园”, 为玉雕大师创业提供多种优惠条件[5]。同时, 借助连续多年举办玉雕节的机会, 该县还举行了“陆子冈杯”、“独玉杯”玉雕精品展, 为镇平的玉雕从业人员提供学习、借鉴南北玉雕风格的绝佳机会。定期举办玉文化高层论坛、研讨会使镇平玉雕设计人员进一步提高艺术修养, 丰富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文化内涵。目前, 涌现出国家级工美大师1人、玉石雕刻大师8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中国民间艺术美术家”2人。为提高产品质量, 积极鼓励个人和企业参与国家的相关产品评比。在20世纪90年代“万里长城”、“鹿鹤同春”等30余件精品先后荣获国家级、省级奖项;2009年, 全国玉雕最高奖“天工奖”评选, 镇平玉雕荣获金奖7件、银奖9件、铜奖12件……镇平玉雕以其丰厚的文化积淀和独具特色的个性产品而饮誉海内外。
政府多头并举培育龙头企业, 树立品牌意识。以镇平玉器厂和镇平玉器厂为主, 组建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大型玉雕集团, 作为龙头企业, 领导玉雕产业更大份额地占领国际、国内市场, 使镇平的特色更加明显, 优势更加突出。品牌战略, 是产业集群的必然选择, 从2000年起, 镇平玉器厂和镇平玉器厂苦练“内功”, 提高产品质量, 先后注册了“玉神”、“博涵”、“玉博苑”、“拓宝”等商标, 形成一定的品牌优势, 极大地提高了镇平玉雕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3 功能和链升级阶段
政府深挖产业文化内涵, 不断延伸产业链。近年来, 镇平县政府从深入挖掘产业文化内涵入手, 建设了中华玉文化博物馆, 国际玉城, 扩建玉文化中心、青少年文化宫、建设玉乡频道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有效地将特色文化和特色产业融为一体, 极大的提升了产业品位, 丰富了产业内涵, 实现了玉雕产业、旅游产业和尚贸业的完美结合, 不断实现产业升级[6]。
政府积极引导企业适应消费多元化趋势, 变刚性生产为柔性生产。在立足玉雕产业的基础上, 积极发展铜器、古玩、宝石、字画、瓷器及木雕、角雕、骨雕等产品, 加快玉料批发、玉器盒包装生产销售市场, 集全国及世界各地的玉料在镇平加工销售, 解决好产业链条不完善、产品包装档次低劣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针对市场需求的新情况和不同发展的习俗与审美情趣, 镇平玉雕把各种文化的精髓融入玉雕产业, 研制开发新产品, 实现柔性生产, 以多样化、系列化和精细化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立足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的原则, 加大宣传力度, 以文化促进产业升级, 塑造集群品牌。会展是行业的眼睛, 是塑造品牌的重要平台, 1993年以来, 镇平配合镇平市委每年定期举办一次玉雕节, 推介玉产业 、弘扬玉文化。连续20余年来参加各届“广交会”及各类全国性的会展活动, 并不断以大奖刷新镇平玉雕的获奖记录, 镇平玉雕的国内人气在逐年攀升。近年来, 中央电视台相继制作播出了《玉不琢不成器》、《琢玉琢出大世界》、《探秘和氏璧》等玉雕专题宣传片, 拍摄电视剧《玉乡魂》, 并在各级各类报纸网络对镇平玉雕进行高密度的宣传, 极大地提高了集群的品牌知名度。
3 启示
在集群不同的升级阶段, 面临的问题不同, 因此, 政府应适时改变其支持策略。集群升级的主体是集群内的企业, 政府行为只是集群升级的催化剂, 所以政府行为要及时、适时的切中要害。政府对集群升级的行为, 不能强迫, 只可引导, 否则, 集群企业就会面临“不升级是等死, 升级是找死”的两难选择。传统产业集群根植性强, 在发展初期, 政府要放开手脚, 在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同时, 积极鼓励社会各方投资, 形成遍地开花的格局, 政府一方面要提供集群发展的公共物品, 另一方面应规范市场, 防止恶性竞争。在集群产品升级阶段, 要做好集群发展的长期规划, 健全集群网络, 培育集群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 不断提高集群产品质量, 以龙头企业为核心, 发展集群品牌。在集群功能和链升级阶段, 政府要多方支持集群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 借文化提升集群品牌, 并拉长集群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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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博围观现象初探网络集群行为 篇5
关键词：微博,围观,新浪微博热门事件,网络集群行为
导语
网络已经深入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网络群体事件也早已进入人们的视野。让人记忆深刻的有2009年的贾君鹏事件, 这一次的网络狂欢也让“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迅速成为当年的网络流行语。2011年6月20日新浪微博的郭美美炫富事件, 让红十字会的“百年老店”信誉岌岌可危。郭美美6月的微博点击量达到429133[1], 网民纷纷围观郭美美的新浪微博, 人肉郭美美的个人信息。网民表现出的激动情绪也又一次被集体煽动。这一类微博围观事件的背后是一种怎样的网络群体行为的体现, 本文试做出一些分析。
一、微博与围观
(一) 今天你织“围脖”了吗
微博的简单快捷可以随时传递出每个使用者的即时状态, 甚至微博上出现被网民所封的“状态帝”。这类人生活的每时每刻都可能写成一条微博状态, 即使其他人一整天都没有和他们见面也会知道这类人的现状如何。可以说微博是一个便捷的扩音器, 只要注册一个账号, 网民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随时随地地发布文字、图片或是音视频。这些信息呈现出凌乱、即兴、破碎化的特点。这样的信息像现场直播一样, 即时传递给他的粉丝, 每个粉丝又有他自己的粉丝群体, 此时这种一对多的信息传播便具有了穿透不同人群的能力。微博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交流的方式, 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成为改变人们传递、获取信息和改变沟通方式的互联网产品[2]。
(二) 被围观的微博时代
2011-2012两年来诸多新闻事件如7·23动车事故、郭美美微博炫富、小悦悦车祸事件等等一再冲击着虚拟的网络社会和传统的现实社会, 网络传播进入微博时代。对于这些公共的突发性事件, 网络上会立刻出现网民的群体行为。过去主要是网友聚集在贴吧纷纷留言转帖, 而现在更多的是在微博上对这些事件的转发和评论。在现今的网络环境下, 微博在面对这些公共的突发性事件时往往发挥着组织参与者的作用, 临时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特定的舆论场域, 从而形成“微博围观”。根据有关资料所述, 广义上的“围观”现象是指一种集群心理, 所反映的是临时聚集的人群的心态过程, 它包括紧急状态下个体的冷漠行为和其他的诸如“凑热闹”等现象, 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对于个体来说有他人在场[3]。
在新浪微博的网页里专门设有热门榜单, 为近期发生的热点问题、热点话题列出排行榜。榜单会围绕热点信息随时随地地更新。微博用户往往会第一时间围绕新的热门话题在网络上展开激烈的讨论并迅速地传播开来, 继而形成网民群体的舆论表达, 最终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网络围观[4]。总的来说, 微博围观现象虽然在网络围观对象上由过去的贴吧、论坛转变成为现在的微博, 但它同样还是各种网络围观行为中的一种, 这样的微博围观仍然是网民的一种集群心理的反映。
二、2012年新浪微博热门话题
2012年新浪微博举办了大型的网络评选活动, 榜单根据话题提及量列出年度热门话题榜。笔者根据相关微博的数据提及率对前十大网络事件做出排名, 提及率赖斯每个话题的相关微博提及量。
2012年年度十大热门话题第一名:伦敦奥运会390, 630, 144, 第二名:网络热词“屌丝”152, 141, 304, 第三名:江南style108, 086, 781, 第四:微公益100, 517, 739, 第五:中国好声音92, 354, 103, 第六:中国好声音92, 354, 103, 第七:甄嬛传80, 678, 868, 第八:高富帅白富美80, 373, 286, 第九:政务微博43, 803, 909, 第十:元芳, 你怎么看43, 232, 049。
三、网络集群行为初探
(一) 定义
目前学界并没有学者明确给出网络集群行为的定义, 多数理论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网络集群行为进行分析, 又或是对其中一种网络集群行为如网络围观进行定义, 但对网络围观的定义并不能泛指网络集群行为, 这样会出现定义混淆或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
因此根据笔者的考察与总结以及参考相关文献, 在本文中将网络集群行为定义为:“一定数量的、相对无组织的网民基于共同的关注点、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行动目标针对某一共同影响或刺激, 在网络环境中或受网络传播影响的群体性行为。它既包含了网络上的言语或行为表达同时也包含了涉及现实行为的网络群体性事件, 包括那些因网络传播引发、发展或恶化, 或是通过网络传播动员或组织起来的现实集群行为。[5]”
(二) 分类
通过对网络集群行为定义的分析, 并以前文所涉及的新浪微博话题为具体分析对象, 对网络集群行为进行三个层面的分类:第一类可界定为由于具有相同兴趣点的网民围观具有引其兴趣话题的微博而形成的网络集群行为, 第二类可界定为网民在微博所涉及的话题信息中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因而围观所形成的网络集群行为, 第三类可界定为一批网民对某一微博话题作出了相近的言行 (在网络世界和现实社会都有可能) 反映而形成的网络集群行为。这三个层面的分类并不能完全割裂地区分, 三者之间会有相互的交织与重叠。
如果对十大网络事件进行这三个层面的分类, 大致可以得出分类:其中七项可归为第一类:元芳你怎么看 (基于共同娱乐兴趣点) , 网络热词“屌丝” (基于共同娱乐兴趣点) , 江南style (基于共同娱乐兴趣点) , 中国好声音 (基于共同娱乐兴趣点) , 甄嬛传 (基于共同娱乐兴趣点) , 高富帅白富美 (基于共同娱乐兴趣点) , 伦敦奥运会 (基于重大新闻兴趣点) ;三项归为第二类:微公益 (基于共同社会价值取向) , 微博政务 (基于共同社会价值取向) , 钓鱼岛是中国的 (基于共同社会价值取向) , 高富帅白富美 (基于共同社会价值取向, 对贫富差距问题展开讨论) ;与此同时网民对以上几乎全部事件作出了相近的言行, 例如现实生活中频繁使用网络热词、网络流行语等行为, 同时归属于第三类。
(三) 对网络集群行为利弊的思考: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 网络集群行为常常发挥着合理、必要的积极影响。网友对郭美美事件的围观是对公益事件的监督, 对钓鱼岛事件的热议又是对社会责任感, 民族认同感的一次体现, 在对政府行为的舆论监督中网络问政, 使用和关注微博政务平台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网络集群行为在多个层面上都能最大程度地激起公众的反馈, 这一点在现实社会中或许很难做到。应当肯定的是网络集群行为的正面价值。
但与此同时, 网络集群行为由于它的随机性、无组织性、自发性特点难免存在一些弊端和缺陷。一方面, 在网络这个自发的虚拟围观现场环境中一些讯息难免会有不实发布的情况, 由于网络信息来源不明, 某条微博为了吸引网友眼球可能会通过夸张编造等手段, 其真实性难以考证, 最终这样的负面网络集群行为可能纵容网络谣言和虚假新闻的传播;另一方面, 由于网络集群行为是无组织网民的虚拟聚集, 网络集群行为主体并不会直接暴露于现实社会中, 而网络的匿名性又能减少其心理压力并不用为某些网络言行负责, 因此网络谣言一旦四起极可能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 最后甚至可能由于围观情绪的恶化而导致网络暴行。
结语:
围观微博的行为是网络集群行为中表现突出的一种。微博作为大众自主共享的网络媒体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 围观微博这样的网络集群行为兼具微博这种新兴事物即时性、破碎化的特点同时又体现着网络集群行为总体的无组织、自发性特征。总的来说, 应对这类网络集群行为的积极方面做出引导使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起到更有价值的作用。同时对其弊端出台相关法规加以控制, 趋利避害。这对提高当前网络生态环境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注释
1[1]搜狐网转载法制晚报2011年6月30日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网络热词排行公布微博热词月月上榜》http://news.sohu.com/20110630/n312123000.shtml
2[2]《微博力》, [美]谢尔·以色列著, 任文科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3[3]《“围观”现象心理探源与克服》, 杨孝志、阿米娜,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年10月刊
4[4]《围脖背后的围观——以新浪微博为例》, 王晶晶, 《新闻天地 (下半月刊) 》, 2011年2月刊
集群行为 篇6
1 文献回顾
绿色合作 ( Green Cooperation) 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与环境保持和谐相容的合作关系[2]。绿色合作实现了企业运作的高资源利用率和低环境污染率的双重优化目标[3]。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绿色合作的 研究大部 分主要集 中在绿色 供应链[4,5]、逆向物流[6]等方面,强调通过供应链企业之间的绿色合作来提高资源环境绩效,实现供应链内部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副效应最小,尚未考虑通过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合作来提高资源环境绩效。集群供应链 ( Cluster Supply Chain) 是一种新型网络组织模式,它源于将供应链运作平台移植到产业集群中,两者相互耦合形成的由多条单链式供应链相互竞合的动态系统[7]。集群供应链具有横向同质企业相互分工协作高度发达、纵向异质企业构成相对完整的供应链结构体系[8]。其中,网络是这个组织的显形结构轮廓,而有向链状是其隐形架构,这种结构使集群供应链在绿色合作时不仅从纵向角度解决了供应链内部的绿色化问题,而且通过横向同质企业间的跨链绿色合作进一步解决了供应链外部绿色化问题[9]。由于集群供应链跨链合作存在的目标差异、利益冲突,致使集群供应链绿色合作过程存在诸多风险,而政府的政策导向与鼓励措施是集群供应链绿色合作的主要驱动力[10,11]。因此,集群供应链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如何将对产业集群的生态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采用演化博弈理论对集群供应链绿色合作行为演化及政府作用进行研究,分析了集群供应链跨链绿色合作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动态演化博弈关系和不同的博弈均衡结果,给出一系列的结论,以期为我国传统产业集群的生态化改造和政府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参考建议。
2 模型假设与收益矩阵构建
假定在某集群地域有两条不同的绿色供应链SC1和SC2,其中SC1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副产品或废弃物,SC2的可以将SC1产生的副产品或废弃物作为原材料进行再生产。在寡头市场中,假设SC2和SC2信息完全对称,即他们彼此知道对方的策略和相应的效用,并且双方均为理性决策主体,在此基础上讨论其行为发生相互作用时的决策及其决策均衡问题。为使模型简化,以SC1和SC2组成的二级供应链进行研究如图1所示。
在环境管制下SC1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 投入一定的资金将副产品加工成适宜于SC2使用的原材料; 用初级方法如垃圾填埋、焚烧等途径处理副产品,这种方法往往不能完全无害化处理副产品,企业会受到政府的惩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博弈双方的有限理性,不同绿色供应链可能选择采取跨链绿色合作策略,也可能选择不跨链绿色合作的策略。对集群区域环保水平不同的绿色供应链,政府对其行使监督的职责,也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 实施监管 ( 如检查供应链核心企业的副产品排放、利用情况等) ,以及不实施监管。假设在博弈的初期阶段,假设政府群体中选择“检查”的比例为x,选择不检查的比例为1 - x,不同的绿色供应链选择“跨链合作”的比例为y,选择不“跨链合作”的比例为1- y,政府监管与集群供应链跨链绿色合作的博弈策略组合如表1所示。
在收益矩阵中,qi为供应链SCi核心企业 ( i =1,2) 生产的产品产量; pi为供应链SCi核心企业生产产品的市场价格; ki为供应链SCi核心企业及上游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 vj为上游企业采购单位成本 ( j = 1,2) ; β为伴随主产品产生的副产品的产出率; σ为普通原材料与生产性废弃物之间的替代率 ( σ0) ; I为副产品再利用企业新设备的购置成本; c为废弃物再利用的单位变动成本; f为单位副产品排污收费系数; h为政府对副产品再利用的企业给予的补贴; n为政府的法制监管成本; m为政府监管失职招致的信誉损失。由于副产品回收再利用的设备购置成本I具有正外部性效应,政府的收益可以表示为该投入所带给社会的好处,用ωI表示,ω > 0; 另外,由于博弈双方信息不对称,合作过程存在道德风险,供应链SC1和SC2单方面采取绿色合作而进行的投入全部转化为沉淀成本。
3 模型分析
3. 1 政府行为的演化分析
根据收益矩阵,政府“监管”期望收益为:
(1)当,则F(x)≡0,意味着所有水平都是稳定状态;
(2)当,则x=0,x=1是两个稳定点,根据演化稳定策略要求,,对βqAf+m-n的不同情况进行讨论:
1)如果,则,此时x=0是演化稳定策略;
2)如果0<βqAf+m-n<h+m+βqAf,则分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若
政府行为3种不同情况下的演化路径如图2所示。
3. 2 CSC 绿色合作行为的演化分析
根据收益矩阵,令E1x、E2x、Ex分别为集群供应链“跨链绿色合作”与“不跨链绿色合作”的期望得益和群体平均得益; 同理,集群供应链“跨链绿色合作”动态微分方程为:
(1)当,则F(y)≡0,意味着所有水平都是稳定状态;
(2)当,令F(y)=0,得y=0,y=1是两个稳定点,对βqAc+I-δkBβqA的不同情况进行讨论:
1)如果βqAc+I-δkBβqA<0时,恒有,则y=1是演化稳定策略;
2)如果βqAc+I-δkBβqA>βqAf+h>0时,恒有,则y=0是演化稳定策略;
3)如果0<βqAc+I-δkBβqA<βqAf+h,则分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若时,y=1是演化稳定点;若时,y=0是演化稳定点。
CSC在不同情况下的演化路径如图3所示
3.3政府行为与CSC绿色合作行为的演化分析
将上述两种演化行为在坐标平面中表示,即如图4所示,可以得到以下不同的均衡结构:令
4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4. 1 研究结论
根据表2中4种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若βqAd+I-σkBβqA<0时,则x=0;y=1是演化稳定策略。其现实含义为:如果不考虑政府的奖励因素,SCB选择跨链合作的成本小于选择不跨链合作时的采购成本时,集群式供应链选择“跨链绿色合作”由集群供应链跨链绿色合作演化的复制动态微分方程式可知,集群式供应链跨链绿色合作演化进度取决于不同绿色供应链初始状态、有限理性程度、“收益差”以及政府的奖惩力度,政府的不作为将导致进化速率降低,因此政府的奖惩力度是集群供应链跨链绿色合作的动力之一。
(2)若βqAd+I-σkBβqA≥0且βqAf+m-n<0时,则,y=0是演化稳定策略。其现实含义为:当SC2选择跨链绿色合作的成本不小于选择不跨链绿色合作时的采购成本,政府监管成本大于对不跨链绿色合的罚金和政府的信誉损失时,将导致政府不作为的不良结果,政府选择“不监管”、集群供应链选择“不跨链绿色合作”,在这种状态下政府的所有工作都是徒劳无益的。为避免这一状况的产生,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引入第三方机构检测机制,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同时,随着“跨链绿色合作”企业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政府可以考虑不断加大对“不跨链合作”企业的处罚力度。
(3)若βqAd+I-σkBβqA>βqAf+h且βqAf+m-n≥0时,x=1,y=0是演化稳定策略。其现实含义为:当SC2选择跨链绿色合作的成本大于选择不跨链绿色合作时的采购成本和罚金之和,且政府检查的成本小于对不跨链绿色合的罚金和政府的信誉损失时,集群供应链选择“不跨链合作”,政府具有“持续检查”的动力,但政府的监管行为对集群式供应链跨链绿色合作没有推动作用。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这种情况要避免;如果处于这种状态,政府需要进一步提高补贴和惩罚的力度和额度。
4. 2 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对促进集群供应链跨链绿色合作的开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首先,政府要加大环境管制的力度,增大CSC绿色合作的空间。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企业环境污染行为的处罚普遍较轻,缺乏有效监督,现有排污费的收取标准远低于污染的综合治理费用,集群企业从成本考虑缺乏治理污染和改进生产工艺的动力。因此,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环境法制建设,将环保审查与质量监督结合起来,降低传统制造模式的报酬率,为集群企业绿色合作提供良好、公平的竞争环境,增大集群供应链合作的空间。
其次,政府要加大集群区域规划和改造力度,提高CSC绿色合作的规模经济性。由于集群企业规模小、数量多,排放的副产品或废弃物数量有限,在一定程度制约了CSC绿色合作的开展。为此,地方政府要加大集群区域产业的规划与改造力度,通过发展核心企业吸引配套企业的聚集,通过发展资源回收型补链项目进一步促进集群企业供应链纵向、横向生态耦合,提高集群供应链副产品治理的规模经济性。
集群行为 篇7
1 产业集群升级过程中企业决策行为分析
从集群发展过程来看, 其发展是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转变过程, 作为升级——集群发展的必要环节, 是产业集群发展的自下而上的成长规律的体现, 同时升级也是一种随着集群发展过程的一个积聚的效应。从微观层次上来看, 由于构成集群系统的组成构件——企业, 具有经济学提出的Agent的特性, 同时也满足复杂适应系统 (CAS) 的“Adaptive Agent”的特性, 具有学习能力, 适应性能力。集群整体呈现出来的升级现象, 是在企业经济行为主体不断交互作用下产生的, 作为适应性主体可以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进行未来的决策, 它们的决策根据外部市场条件以及对手的决策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在产业集群中, 我们把企业分为两大类型, 一类是领导型企业 (Lead Firm) ;一类是支撑型企业 (Support Firm) 。所谓的领导企业是指在产业集群内部的产业链上处于发展势头较好的企业, 在整个产业链上处于核心的位置或者取得较大利润的企业。通常一个产业集群内部不仅仅有一家核心企业, 可以是多家并存的。例如, 江门的摩托车产业集群中, 大长江是领导型企业。而支撑企业是指, 在产业集群中, 与领导型企业有着业务合作, 或者战略合作关系的企业或者其他的组织结构。在一个产业集群中, 支撑型企业与领导型企业并不是绝对的一种划分, 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两者有时也可以互为转化。
在产业集群升级过程中, 领导企业面临着升级决策与维持现状的决策选择, 他们根据自身地资源禀赋以及过去决策地经验, 不断调整企业自身地行为决策, 在与其他主体不断交互地过程中, 逐渐专注于产业价值链地某个和某一个优势环节, 由此带来了领先企业地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吸引集群内其它企业借助区域内频繁地网络联系, 纷纷跟进或者合作, 出现了集群整体产业活动价值增值, 实现集群内部适应性主体的升级。而支撑型企业面临着合作还是跟进的决策, 通过集群本省的具有的集聚效应, 创新氛围等特征, 通过“干中学”或“学中干”不断促使集群的演化, 从而涌现出升级。
2 集群升级过程中企业决策的演化博弈模型
2.1 演化博弈理论
演化博弈是把博弈理论分析和动态演化过程分析结合起来的一种理论, 源于生物进化论。作为演化博弈理论的核心思想主要不在于对一次性博弈结果或均衡的决定, 而是在于组成博弈方的群体成员在长期反复的博弈过程中策略的调整过程, 趋势及其局部稳定性。
演化博弈理论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演化稳定策略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 , ESS) , 一个是复制动态过程 ( replicate dynamic, RD) 。演化稳定策略的基本思想是指种群大部分成员采用某种策略的好处是其他策略无法相比的, 即个体的行为应该遵守群体的约定, 一种ESS一旦确定就会稳定下来, 任何偏离ESS的行为将要受到自然选择的惩罚。ESS虽然是一个静态概念, 却能够反映进化系统局部的动态性质, 所以在不同的动态下, 同一个博弈会有不同的进化稳定均衡, 因此要提出一个能够描述演化博弈一般特征的均衡概念, 比纳什均衡复杂得多。另一重要概念复制动态 (RD) 的思想是, 个体的收益随着个体在群体所占比重的变动而比变动。
2.2 模型假设
(1) 领导企业与支撑企业都来自大群体的随机配对且满足有限理性的假设;
(2) 作为领导型企业有比其他企业更大的能力推动技术的创新, 如:更新产品设计, 改造工艺, 改善供应链能力, 整合渠道能力等创新活动, 因此, 领导企业有优势, 且有能力通过发挥企业的创新能力率先制定并实施升级战略;
(3) 集群中的支撑型企业, 有权利选择与集群中领导企业合作还是不合作, 一旦选择合作策略, 则会在完全信任的前提下与之一起进行升级改造;
(4) 博弈双方由于都是处在一个相同的产业集群中, 地理位置接近, 企业家之间的非正式交流也较多, 为此我们假设, 双方是完全信息对称, 且博弈是非对称博弈, 也就是说, 在产业集群中我们假设有两大类企业群体, 一类是领导企业, 一类是支撑企业, 且博弈双方有权利根据自身条件选择不同的策略;
(5) 在我们的研究中, 更多的关注是企业之间的行为决策, 为此我们假设, 集群内部企业的所有决策都是基于市场需求与客户需求来考虑选择自身的战略决策;
(6) 模型中, 我们重点考虑的创新能力对升级的影响, 当然还有很多因素, 如企业家精神, 知识共享程度等, 但是创新与升级是密不可分的, 很多学者和企业家都认同只要创新能力大, 升级是极有可能实现的事情。
2.3 模型建立
在集群升级过程中, 从企业微观角度探讨升级是在一个具有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的空间进行, 同时他们之间的策略又是相互影响的, 领导企业与支撑企业根据其他成员的策略选择, 考虑在自身群体的相对适应性, 来选择和调整各自的策略。
我们构建博弈双方的支付矩阵见表1:
其中:Δpro1=fcc1fcc2a12
Δpro2=fcc1fcc2a21
V1, V2分别表示企业1和企业2在维持原有战略时企业所获得收益;
Δpro1, Δpro2分别表示:企业1采取升级战略和企业2并与之追随并协助进行产品创新或者技术改进等升级行为所获得的超额收益;
fcc1, fcc2分别表示企业1和企业2所拥有的创新能力;
a12, a21分别表示企业1和企业2之间彼此的合作程度, 我们认为企业由于升级带来的超额利润与彼此合作的企业所拥有的创新能力及其他们之间合作程度有关。
l1, l2分别表示企业1和企业2为了实现自身升级, 作为lead firm企业1要主动实施升级策略所承担的风险系数为l1;作为支撑企业, 企业2为了配合lead firm 进行的升级战略, 与之协作所付出的风险系数为l2;创新的同时也要带来风险的投入, 为此用l1fcc1, l2fcc2表示企业1和企业2采取相应升级战略所投入的机会成本。
我们假设企业1决定实施升级策略的概率是p, 那么维持现有策略的概率就是1-p;支撑企业2采取协作策略的概率为q, 则该企业不配合 (也就是维持原有的状态) 的概率就是1-q。
根据复制动态过程的计算公式, 领导企业实施升级策略的参与人的期望收益为:
u11=q (V1-l1fcc1+Δpro1) + (1-q) (V1-l1fcc1) (1)
领导型企业中维持现有策略的参与人获得的期望收益为:
u12=qV1+ (1-q) V1 (2)
领导型企业的平均适应度函数为:
u-1=p*uundefined+ (1-p) *uundefined
=p* (q (V1-l1fcc1+Δpro1) + (1-q) (V1-l1fcc1) ) + (1-p) (qV1+ (1-q) V1)
=p*q*Δpro1+V1-l1fcc1 (3)
同理, 支撑型企业的平均适应度函数为:
u-2=q*uundefined+ (1-q) *uundefined=q*p*Δpro2+V2-l2fcc2 (4)
那么, 对于领导型企业选择升级策略的复制动态过程可由下式表示:
undefined
支撑型企业选择协作策略的复制动态过程可由下式表示为:
undefined
由式 (5) 和 (6) 可以组成集群升级过程中两类企业之间的升级战略决策过程的数学模型:
这个微分方程组给出了集群升级过程中领导企业与支撑企业在升级战略决策过程中的群体动态模型。根据friedman 1991提出的方法, 其均衡点的稳定性可由该系统的雅可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分析得到。式子 (7) 的雅克比矩阵为J。
undefined
由上面对方程的稳定点的分析可知, 系统在平面undefined的局部均衡点有5个, 分别为:O (0, 0) , A (0, 1) , B (1, 1) , C (1, 0) , D (PD, QD) 。其中undefined, undefined, 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 5个局部平衡点中不仅有2个平衡点是有局部稳定性的, 也就是本文要找的演化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率 (ESS) , 即O点和B点。它们在集群升级过程中, 企业之间的策略是:要么是领导企业维持现状, 支撑企业仍然是保持原有的策略;要么就是领导企业选择升级策略, 而支撑企业要选择与之协作策略。这种状态也就是集群原先发展的状态, 从演化博弈角度来看升级的过程就是从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到另外一个进化稳定策略, 也就是我们这里复制动态模型中的从O点到B点的一个涌现。B点的状态就是集群中企业主体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行为, 产生了领导企业率先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或者利益空间, 实施升级策略, 通过创新行为, 使得企业得到升级带来的额外利润, 实现升级。作为集群中的支撑企业, 可能是领导企业的供应商, 也许是领导企业的合作伙伴, 只有选择与其协作策略, 一同进行升级战略, 才可以实现演化均衡策略, 达到企业双赢的效果, 如果集群中支撑企业不这样做的话, 就只能被这个集群淘汰掉。可以说集群升级的微观层次是企业实现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实现双赢局面。
图2表示了集群升级过程中企业决策的态势。图2中, 由两个不稳定点A和C点以及鞍点D构成的折线, 它是集群升级微观过程中企业之间决策博弈动态演化形成不同状态的临界线。在折线的右上方 (ADBC部分) 系统收敛于领导企业实施升级策略, 支撑企业趋于协作策略的策略模式, 在折线的左下方 (ADBO部分) 系统收敛于无论是领导企业还是支撑企业均保持原先状态。
3 企业行为影响因子分析
从集群系统升级微观层次的演化博弈模型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集群的升级过程中, 企业的行为对于是否升级和升级是否成功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之间的合作程度、决策风险三个因子就是影响企业行为的关键因素。下面我们就其几个重要参数变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以及改进措施方法进行分析。
3.1 企业的创新能力fcci
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于产业集群系统的升级是其涌现激励的条件之一。从微观层次的企业之间的决策选择进化博弈模型中, 我们可以看出, 如果fcci提高, 图2中的D点朝左下方移动, 则区域ADCB的面积会加大, 也就意味着, 整个系统朝着进化稳定策略B点移动, 最终实现集群中企业层次的升级, 并获得了由于升级带来的超额利润Δproi。集群要实现整体的升级, 首先要重视提升集群中各个企业的创新能力。例如, 通过购买专利, 通过与学院科研机构进行创新合作, 通过挖掘企业内部的资源信息进行产品、工艺的升级改造, 或者通过改进组织结构以及管理模式来提高运作效率等等措施, 均可提升创新能力。通过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 其集群整体的创新能力也会获得同步提高。
3.2 企业之间的合作强度aij
企业之间的合作强度aij代表了集群系统规模, 用来描述其深度。企业之间的关系越亲密, 其合作程度也就越大, 而随着合作程度的加强, 从系统的动态演化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来, D点朝着左下方方向移动, 那么对于ADBC面积也就逐渐增加, 意味着, 系统朝着B点靠近, 企业层次的升级逐渐凸现出来。那么反之亦然, 合作程度下降, 说明目前集群内部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不能满足系统朝着升级方向发展, 只能维持现有的状态, 即保持现状。
在模型中, 我们认为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根据其针对的对象不同, 合作程度是不一样的。a12表示的是对于领导型企业来说, 与其合作的支撑型企业对于它的影响程度。那么同理, a21的含义就是对于支撑型企业来说, 在同集群中的不同领导型企业合作中, 对其依赖的程度。, 如果, 出现了a12, a21两个值一个变大, 一个变小, 那么系统就不会朝着演化均衡点演化, 而是要么出现领导型企业孤军奋战, 要么就是支撑型企业在自我创新。这个时候产业集群的核心企业就会发生变化。从集群层面来讲, 这样的变化对于集群影响不大, 但是对于企业就是你死我忙的变化。建议集群中的企业要找准自己的定位, 与集群中的企业处理好竞合关系, 也要善于抓住改变企业命运的机遇。
3.3 企业实施升级策略的风险系数li
风险系数主要由企业决策主体的决策偏好以及技术创新本身具备的风险因素所决定, 一般而言, 对于领导企业来讲, 其决策风险要大于支撑企业的决策风险。从动态演化图中可以看出, 无论是领导型企业还是支撑型企业, 如果决策风险越小, ADBC的面积就趋于增加, 系统朝着升级方向演化, 等真正企业实施了升级策略, 并获得了超额利润时, 升级就真正涌现出来了。
可见, 在升级过程中, 各个企业要懂得规避风险,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加强合作, 只有密切合作了才能分担风险; (2) 领导企业要在整个集群中起到一种敢于面对风险的勇气与魄力, 只有这样才能让支撑企业跟你一起承担; (3) 无论是进行产品研发, 还是技术该在, 还是引入外商投资都要科学决策, 切不能随意而为之。
4 总结
通过对产业集群升级过程中, 企业决策的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集群中的企业要实现升级, 需要对企业的创新能力, 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合作强度, 以及企业对于升级决策的风险偏好等因素着重考虑, 从而激发集群朝着升级态涌现。
参考文献
[1]史祎馨, 张丹松.基于CAS理论的产业集群升级机理探析[C].2006年第五届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国际学术会议, 2006.
[2]易余, 刘汉民.经济研究中的演化博弈理论[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5, (8) :8-13.
[3]李菲.基于技术创新的产业集群升级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 2012:12-15.
集群行为 篇8
1938年梅森 (E.S.Mason) 在哈佛大学建立了产业组织研究小组, 开始对市场竞争过程的组织结构、竞争行为方式和市场竞争结果进行经验性研究。以张伯伦等人垄断竞争理论为基础, 梅森 (E.S.Mason, 1939) 提出了产业组织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向。此后, 贝恩 (J.S.Bazn, 1959) 系统阐述了产业组织研究的目的和方法, 提出了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3个基本范畴: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 并把这3个范畴和产业组织政策联系起来, 规范了产业组织理论的理论体系[1]。
谢勒 (Scherer, 1970) 对产业组织学作了更为系统的论述, 特别是提出了“基本情况———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市场绩效”的产业组织分析框架[2]。在其框架中, 谢勒 (Scherer, 1970) 考虑了产业基本条件与政府公共政策, 认为供给与需求等产业基本条件影响市场结构, 进而影响产品研发、定价及广告策略等厂商行为, 再进一步影响厂商的经营绩效。至此, 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最终得到了系统完整的阐释, 并形成了以梅森、贝恩、谢勒为代表的哈佛学派 (又称为结构主义学派) 。
哈佛学派以实证的截面分析方法推导出企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存在一种单向的因果联系:集中度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市场行为方式, 而后者又决定了企业市场绩效的好坏。这便是产业组织理论特有的“结构※行为※绩效”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简称SCP) 分析范式。按照这一范式, 行业集中度高的企业总是倾向于提高价格、设置障碍, 以便谋取垄断利润, 阻碍技术进步, 造成资源的非效率配置;要想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 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 限制垄断力量的发展, 保持市场适度竞争。
哈佛学派的SCP范式受到了芝加哥学派的批评。以芝加哥大学的施蒂格勒 (V.Stigler, 1968) 为首的芝加哥学派针对哈佛学派SCP范式的单向因果关系, 提出结构、行为、绩效三者之间应为双向因果关系[3]。芝加哥学派认为市场绩效起决定性作用, 企业效率的不同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构, 高集中度的市场是高效率、低成本的结果, 一个持续高利润率的产业完全可能是该产业中企业高效率经营所致, 否则会招致其他企业大量进入而导致利润率下降。因此, 芝加哥学派提倡政府放松规制、少干预市场以利于市场自由竞争, 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来提高生产活动的效率从而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实现消费者福利最大化。只有当市场行为限制了产业, 抑制了生产效率的提高, 损害了消费者福利时, 政府才有必要进行干预。
除了单向因果关系之外, 哈佛学派的SCP范式还存在其他一些缺陷。例如, 有的学者指出, SCP范式所描述的那种静态的、单向的研究框架, 要求作为市场结构之结果的企业行为和企业绩效完全内生。但是实际上, 较高的利润可能是组织实现规模经济的一种报酬, 任何成本最低企业的规模会不断扩大, 从而在SCP的单向决定框架之外, 又形成了一条PCS的反向通道。另外, SCP范式的单向研究方法只能反映出某一时期既有行业结构下的行为和绩效间的特定联系, 而并不能说明该结构的形成原因及未来发展趋势如何[4]。
尽管如此, SCP范式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影响无疑是十分深远的。在政策主张上, SCP范式推动了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反垄断政策的开展。在研究方法上, SCP范式的提出开创了以跨部门研究为主的经验性产业组织分析。许多学者将SCP分析框架运用于银行业 (如Shaffer, 2002;Brewer和William, 2006) 、保险业 (如David和Harry, 2005) 、电信业 (如Gene和Edward, 1997) 等行业的产业组织分析中。本文正是运用哈佛学派的SCP范式, 借鉴国外已有经验研究思路, 通过产业组织的3个基本范畴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 对我国工业产业集群的结构、行为与绩效进行量化评价。
2 工业产业集群结构、行为与绩效的SCP范式量化评价
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借鉴哈佛学派SCP范式的核心框架, 这里设置三大类指标, 并结合数据采集的可能性, 具体选择9个指标进行评价:
(1) 市场结构 (S) 指标, 通常包括买者与卖者的数量、产品差异化、进入障碍、成本结构、垂直整合和多元化程度等因素。这里选择企业单位数S1 (个) 、1/主营业务成本S2 (1/亿元) 、1/管理费用S3 (1/亿元) 等3个指标; (2) 厂商行为 (C) 指标, 通常包括厂商的订价行为、产品策略与广告、研究与创新以及设备投资等因素。这里选择固定资产净值C1 (亿元) 、R&D经费C2 (亿元) 、R&D人员全时当量C3 (人年) 等3个指标, 主要评价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固定资产净值、R&D经费和R&D人员全时当量越大, 产业集群创新能力越强; (3) 市场绩效 (P) 指标, 通常包括生产与配置效率、进步速度、充分就业以及对公平的判断。这里选择工业增加值率P1 (%) 、总资产贡献率P2 (%) 、利润总额P3 (亿元) 等3个指标, 用来评价产业集群的市场绩效。工业增加值率、总资产贡献率和利润总额越大, 产业集群市场绩效越大。
2.2 样本、数据与方法
研究样本选择中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等37个工业行业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由于缺少R&D经费、拥有发明专利数和R&D人员全时当量等相关数据, 研究中剔除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各项指标的实际数据根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07年中国工业年鉴整理、计算得出。评价方法使用主成分分析, 该方法对多个变量进行降维, 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 既能反映原来指标的信息, 又尽可能不含重复信息。限于篇幅, 这里省略对主成分分析法的介绍。主成分分析过程应用SPSS15.0软件, 各主成分值和综合主成分值的计算应用Matlab7.0软件。
2.3 工业产业集群结构、行为与绩效的量化评价
2.3.1 数据的无量纲处理
为了消除变量间在数量级和量纲上的不同, 先将原始数据标准化, 各指标变量前加上z表示标准化后的数据。
数据标准化公式是:
2.3.2 变量的KMO和Bartlett检验
对观测变量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 Bartlett检验的F值等于0.000, 表明中国工业产业集群的各项数据来自正态分布总体, 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KMO取值0.573, 显示中国工业产业集群数据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较大, 该结果也说明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2.3.3 主成分个数的确定
为确定主成分的数目, 需要先规定所取的p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的百分比, 按照通常的做法, 确定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5%。计算得出的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根及方差贡献率表见表2。可以看出, 前2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0.271%、前3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1.386%。另外, 第3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为1.000, 通常所提取的主成分特征值应大于等于1。从分析所给出的碎石图 (这里略去) 也可以发现, 明显的拐点为3, 故提取3个主成分。
2.3.4 初始因子载荷阵及主成分函数
根据所提取的3个主成分, 计算得到的初始因子载荷阵见表3。该表中变量没有出现丢失, 这说明主成分数目的确定是合理的。
所提取的3个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分别为:λ1=3.917;λ=2.408;λ=1.000。
将初始因子载荷阵中每列的系数除以其相应的特征值的开根, 即可得到主成分系数向量。根据系数向量, 写出3个主成分的函数表达式为:
结合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对这3个主成分Fi命名, 可以看出, 第一主成分F1反映的是市场结构和厂商行为的信息, 第二主成分F2反映的是市场绩效的信息, 第三主成分F3则反映的是厂商行为的信息, 表示产业集群的成长能力。从初始因子载荷矩阵来看, 主成分F2和F3反映信息的清晰度很高。这里将F2称作集群绩效成分, 将F3称为集群创新成分。
根据主成分函数, 求得综合主成分函数为:
综合主成分函数反映了中国产业集群的结构、行为与绩效的综合信息。
3 结论及建议
根据主成分函数和综合主成分公式, 求出中国37个工业产业集群的主成分值、综合主成分值及其综合排序如表4。限于篇幅, 表中只列举分别按3个主成分和综合主成分排序的前5位和后5位的行业。
3.1 建立技术创新体系, 提高集群自主创新能力
按集群创新成分F3排序, 中国工业产业集群排在前3名的依次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822) 、非金属矿采选业 (1.919)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61) , 括弧中数据为相应主成分得分。其中,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最强。从反映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3个测算变量来看, 该行业固定资产净值、R&D经费和R&D人员全时当量指标值都较高, 尤其是R&D经费和R&D人员全时当量在所有行业中的优势相当明显。该行业R&D经费投入348.4亿元, 占所考察37个行业的21.37%, R&D人员全时当量为122066人年, 占所考察37个行业的17.55%。事实上,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附加值很高, 该产业集群的本身特征说明只有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才能实现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排在后3位的则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3.454)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1.319) 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713) 。其中,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自主创新能力最差。该产业集群的R&D经费为15.4亿元, 占所考察37个行业的比重仅0.94%, 平均每个企业的R&D经费则只有91.286万元。可见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产业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很差, 企业的研究与开发经费、研究与开发人员相对不足。
产业集群创新能力分析说明, 必须以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为重点, 以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 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 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提高集群自主创新能力。
3.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高产业集群市场绩效
按集群绩效成分F2排序, 中国工业产业集群排在前3名的依次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6.845) 、烟草制品业 (4.512)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40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利润总额为3430.78亿元, 占全行业比重为23.89%。其工业增加值率为76.43%, 这两个指标在所考察的全部行业中都最高。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总资产贡献率为56.78%, 在所考察行业中排第2位, 仅次于烟草制品业的62.00%。可见,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产业集群的市场绩效很高。从结果来看,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1.491) 的市场绩效最差, 出现全行业亏损, 且亏损数额较大, 达379.37亿元。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和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这两个行业的利润成为两个极端, 是相互关联的。近年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出现亏损的主要原因是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其一是原油和煤炭价格持续上涨, 导致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原材料购买价格居高不下, 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倒挂造成石油炼化企业巨额亏损。其二是油源结构发生变化。近两年国内主要油田如大庆油田供给的高质量原油逐年递减, 而大庆混油和俄罗斯进口原油比重提高, 加大了企业的运输成本和炼油成本。此外, 由于国家实施宏观调控, 导致部分产品市场需求发生变化, 也影响了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市场绩效。
产业集群市场绩效分析说明, 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节能降耗降低费用、降低成本, 实现减亏增效。
3.3 促进结构、行为与绩效协同, 提高产业集群综合竞争力
按集群综合主成分F排序, 排在前3名的依次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432)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2.219)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699) 。可以看出, 尽管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很强, 但是其市场绩效却较差。究其原因, 通信电子行业市场竞争过于激烈, 导致产品市场价格不断走低, 进而降低了其利润率。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创新能力不足, 但该行业的市场绩效却相对较高。可见该行业市场结构不尽合理, 存在相当程度的垄断, 导致利润率较高。
排在后3名的依次是非金属矿采选业 (-1.39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391) 和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337) 。其中, 非金属矿采选业的创新能力较高, 仅次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但是在市场结构和厂商行为这两方面表现最差, 导致其综合竞争力在37个行业中处于最后一位。
总体来看, 中国工业产业集群在结构、行为与绩效三方面还没有实现协同发展, 每一产业集群在结构、行为与绩效的一个或两个方面发展欠佳。要想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 就要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同时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 限制垄断力量的发展, 保持市场适度竞争。因而, 为了提高工业产业集群的综合竞争力, 既要重视市场结构, 又要重视厂商行业, 还要重视市场绩效, 做到三方面有机协同。
摘要：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都是从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展开对产业组织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根据哈佛学派的SCP范式, 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 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工业产业集群的结构、行为与绩效进行量化评价, 并根据评价结果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集群,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SCP范式,主成分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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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cherer, F.M.and D.Ros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New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0, 3rded:5
[3].Stigler G.J.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Homewood, Illinois:Ir-win, 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