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风险（精选12篇）
产业集群风险 篇1
摘要：产业集群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非常显著。但是,集群的潜在风险也逐步暴露出来,给经济学界提出了一个产业集群发展中值得研究探索的新课题。文中对国内外的产业集群风险研究进行全面综述,并对当前集群风险研究进行评价。
关键词：产业集群,内生性风险,外生性风险
0 引言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作为当前区域经济、产业经济领域一大热点,引起经济学家、政府部门广泛关注。世界各地有很多产业集群成功的案例,如美国硅谷、中国中关村等,都是带动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范例。鉴于产业集群表现出的竞争优势,许多地方政府工业政策开始注意把“集群”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然而通过对产业集群深入研究发现其存在不可忽视的潜在风险,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曾经著名的底特律“汽车城”,未能经受全球汽车工业危机的冲击,如今已衰落成所谓的“老工业区”;澳大利亚南部地区钢铁工业曾于20世纪50、60年代一度繁荣,到70年代开始衰退以至80年代彻底没落。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可避免的风险,这些风险很可能带来集群衰落,引致集群企业转移或消亡,从而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甚至成为“问题区域”。如何使集群可持续发展,防范风险问题成为当今学者研究的重点。
国内外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研究多,而对产业集群风险研究很少。一般学者将产业集群风险分为两大类:(1)内生性风险。内因是事物发展决定性因素,是集群产生、发展、成熟过程中衍生的,是集群走向衰退的根本性因素,主要包括结构性风险、网络型风险、生态性风险、产品生命周期风险等。(2)外生性风险。外因对事物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是集群走向衰退的诱发性因素,包括周期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
1 产业集群内生性风险研究
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他认为规模经济存在外部性,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在于为了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提供的好处,这种好处包括提供协同创新的环境,共享辅助性服务产品和专业化劳动力市场,从而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平衡劳动需求结构和方便顾客等。但是当集群内企业超过一定限度,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价格就会上涨从而会制约集群内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集群本生也会开始衰落。当越来越多的厂商产生“搭便车”的想法,集群内成员就会产生惰性思想,这样就削弱了集群的创新能力,使得集群在低水平的生产中徘徊不前。德国学者格拉伯赫(Grabher,1993)在对德国鲁尔工业区产业集群研究后发现,整个集群普遍陷入低效状态,整体上应对市场环境变化能力弱化,即产生所谓的锁定(lock-in)效应和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2]。
奥地利区域经济学家Tichy·G在弗农“产品生命周期”基础上,提出了区域产品周期理论(regiona product cycle)[3]。他认为,企业集群存在的生命周期中可分为四个阶段:诞生阶段(the formative phase)、成长阶段(the growth phase)、成熟阶段(the maturity phase)、衰退期(the petrify phase),这一阶段也称“shakeout phase”。他据此论述所谓的“结构性风险”,是指企业集群老化或衰亡对区域经济的危害,如同产品存在生命周期,集群也具有一个从生产、发展、成熟、衰亡的过程,当集群走向成熟甚至衰亡的时期,企业集群由于其资源高度集中于一个产业或者一个单一产品,可能拖垮整个区域经济,变成难以复苏的“老工业区”(old industrial area)。
丹麦学者Bent Dalum等(2002)在波特的基础上,以北欧的无线电通信工具集群为例,提出了技术生命周期理论,当集群不能跟随技术改进生产时,集群就会面临崩溃(disruption)的风险[4]。
Markusen在研究集群的成功与风险二者之间的关系指出,集群会因为成功因素——不断提高的专业化而逐渐变成一个封闭系统(closed sysem)。其观点的隐含意思就是,构成集群优势的自身性质,实际上同时也是集群风险的产生根源[5]。
利用社会经济网络分析作为一种新理论研究产业集群风险的范式,其代表是瑞典的哈堪森(Hakansson)和斯涅何塔(Snehota),提出了影响网络组织结构基本变量(活动、行为主体和资源)和网络构成关系(企业、关系和网络),在这一模式中,网络元素——行为主体、资源和活动彼此依存,行为主体间的活动就是企业之间通过网络协作与竞争的行为,而资源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同时,网络组织中个别企业不能逃脱自己过去创造的网络约束,因而网络的形成又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其演进带有路径依赖特征。哈堪森认为正是这种关系,承担了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功能。
Harrison(1994)分析了意大利产业区合作形态的危机。他认为,由富有活力的同为合作性竞争对手的中小企业构成的地方根植性的网络,可以基于信任关系和信息共享来管理。但是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这种信任关系只是短暂的。信任可能会成为保护传统方法的力量,从而抑制创新,瑞士手表产业的危机原由便是如此。他还指出,网络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信息在网络中快速扩散,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私人性专有信息如同专用资产,而可能是其网页中的存货,这些有价值的信息一旦暴露,它的命运就悬在其中[6]。
Scott(1989)认为,地理集群中的企业或部门常常以相互依赖的网络形式展现,这个网络有本地竞争者、研究机构、供应商、贸易协会等构成,这些最初是合理的,以确保获得聚集经济[7]。Abrahamson(1994)认为,相互依赖的网络最初阶段是力量的源泉,但由于环境动荡可能成为僵化、市区惰性的根源[8]。
我国学者仇保兴等(1997)在基于大量的实证材料的基础上对小企业集群进行了研究,在《小企业集群研究》中,他对浙江永康保温杯市场存在的过度竞争现象,用信息经济学中“柠檬市场”模型给予解释,将小企业集群发展的陷阱归结为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而造成过度竞争;但是许多类似的集群也存在激烈竞争,而且竞争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并非完全竞争就是最有效的,而是存在一个有效的竞争强度[9]。秦婉顺、顾佳峰从组织生态学角度讨论对集群的影响。组织生态学关于组织死亡的研究表明,企业的灭亡率与族群的密度正相关,与族群的嵌入(Niche)重合度相关。他们从企业群层面上分析一个企业群体内部调整,对于企业灭亡各会产生多大影响;并分析了不同规模企业组成的企业群中,企业灭亡对群体内部的调整度的敏感性,企业群内部调整会使企业灭亡率上升[10]。
吴晓波等(2003)借鉴植物学术语把产业集群的内生性风险称为“自稔性”风险,“自稔性”风是指植物的籽花结实性,产业集群的“自稔性”风险是指集群鉴于产生优势的自身特性,同时也削弱集群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最终导致集群走向衰退的根本性风险。他们把产业集群的网络化特性概括为以下四个:专业化分工、地理性临近、群内互相关联、协同与溢出效应[11]。朱瑞博(2004)在吴晓波等的研究基础上引入模块化理论,分别对产业集群“自稔性”的四大风险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用模块化解决这些问题的机理[12]。
蔡宁、吴结兵从集群网络结构的角度研究了产业集群的风险问题。他们认为大量企业通过相互之间的社会或经济关联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类似小集团的网络结构,网络将变得僵化,滞后于环境的变化,最终可能会导致衰败;一个网络平均路径较大的集群网络对其网络连接方式的改变往往会滞后于外部环境的变化,甚至被环境淘汰。集群网络结构才是影响集群风险的内在根本因素[13]。
王发明等运用组织生态学理论和方法,从组织变革与结构惰性、选择的限制、生存与竞争三方面对产业集群面临的风险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们认为:(1)组织结构的惰性是组织无法跟上环境的变化,造成组织衰退;(2)天性的自然限制使集群无法采取有效的反应以适应环境的变化;(3)集群形成时的内外部环境决定这个集群的未来发展轨迹,以及它是否会被变化的环境淘汰或繁荣[14]。
2 产业集群外生性风险研究
Fritz等(1998)在Tichy·G研究基础上,分析了经济周期对企业集群的冲击——周期性风险(cyclica risk)。他们认为,经济周期对产业集群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会使集群走向衰落;而周期风险是一种突发的、不可能人为控制的、由外部经济周期性波动等原因造成的风险,可能会出现在集群生命周期的任何一段时期,将导致集群所在区域的经济不稳定。区域经济增长主要受到国家经济景气的影响,有时甚至会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他们把产业集群看做区域经济中的一个产业,则区域经济由一个或极少数几个主导集群所支配,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周期变化产生的风险;而区域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基于区域福利功能的,区域收入或就业最大化同时使收入和就业水平波动的风险最小化,区域集群则处于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引起的风险被动接受的地位。化解周期性风险的唯一途径是借助投资组合理论,通过多元化区域集群的业务而分散风险[15]。
段鸣(2005)将地区产业集群放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从外部的网络联系这一视角分析集群形成机制。他从集群在价值链延伸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整合机制框架下,分析了集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价值链治理以及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风险形成的关联机制和风险的不同表现后指出,在带来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风险[16]。
3 产业集群风险综合研究
波特(Poter)早期在《族群和新竞争经济学》中指出,集群产生后就处于动态演化中,可能因为外部威胁(如技术间断、消费者需求变化等)以及内部僵化(由于过度合并、卡特尔、群体思维抑制创新等)而失去竞争力。他认为,产业集群的风险有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内部原因起源于内部创新体制的僵化,进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创造力的形成,导致生产力改善的步伐减缓;企业过度合并形成垄断则阻碍了企业间的竞争,而且集群内部的学校、产业协会和科研机构也会受到体制僵化的影响,产业集群成员的集体思考模式也得变得僵硬。他还认为,客户需求的变化和成本的上升,则是形成集群风险的外部因素[17]。
在国外学者提出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等进行讨论的基础上,蔡宁等对网络性风险、结构性风险、以及周期性风险进行了讨论。他们把网络性风险概括为三方面:一是不同的网络的结构的风险不同;二是网络中存在各种资源如信任、关系等会成为保护传统方法的力量,对创新的抑制;三是网络主体活动及相互影响的风险。这三种风险构成的网络风险与结构性风险和周期性风险紧密相关。在产业集群的诞生和成长阶段因其自增强机制会促进产业集群规模迅速扩张,一旦进入衰退期则会促使产业集群迅速死亡[18]。
王雷(2004)指出,我国中小企业集群面临的潜在风险包括网络性风险、结构性风险、组织性风险、资产专用性风险、资源依赖性风险等,造成集群风险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家族企业文化的局限性、我国中小企业技术相对落后、管理人员和劳动力素质不高、产业集群开放性不足、产权制度不明晰,产权结构不合理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而防范集群风险关键在于加强我国中介服务组织的建设、增强企业集群持续创新能力、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措施、改善家族企业文化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以及培育竞争性的市场结构[19]。
朱永华给出了传统中小企业集群风险的定义,并从国家、集群和企业三个层面对风险进行分类研究,建立了模型,包括集群路径依赖系统建模、过度竞争建模、集群内企业资源依赖的系统建模。作者分析了国家层面的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国际贸易壁垒风险,集群层面的网络性风险、组织性风险、集群品牌风险、过渡竞争风险,企业层面的核心刚性风险、融资风险、资产专用性风险等风险的表现、成因和规避[20]。
4 结束语
综合上述国内外研究可见,对集群的研究有了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但是,现在的研究集中于传统经济学方法,只是运用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理论工具或者只限于企业本身风险的研究,而缺乏对产业集群风险的量化研究。对于产业集群风险的各项衡量指标、集群正常经济运行的数量标准以及风险识别、分析等方面的研究还不足,这使得产业集群风险研究的成果缺少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所以需要更加深入、透彻地研究产业集群风险问题,可以借鉴在金融市场、保险市场的风险管理方法,把产业集群的研究力争做到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
产业集群风险 篇2
【摘 要】契合陕西从纺织大省向纺织强省转变的重要节点，本文基于对纺织产业集群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的梳理，通过对集群内外部资源的调整，以及控制资源整合的风险，为陕西省纺织产业集群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纺织产业;产业集群;风险研究;集群建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着成就。“十二五”时期是陕西省实现西部强省的关键节点，也是大幅提升综合实力、阔步迈向中等发达省份的重要时期。《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和《陕西纺织工业振兴规划实施方案》的颁布，给陕西纺织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一、人力资源整合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人力资源整合具有较高的敏感度，首先会对员工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纺织企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生产、女工人数较多的特点，如果这些心理变化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则极易出现恐慌蔓延、生产效率降低、集体团队意识减弱等现象。其次，高层管理者由于经营理念与管理风格不同往往会产生冲突，对人力资源整合风险进行控制要做到：各纺织企业、行业协会及政府部门都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合力组织相关整合部门，以人为本，建立科学的综合素质评价系统，用于解决冗员的问题，同时防止人才的流失。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安排专人接待员工来访，消除或缓解员工的心理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消极行为。在集群内部、各企业之间建立完善的沟通机制，并通过行业协会及产学研合作机制及时化解矛盾与冲突。
二、资本资源整合风险及控制措施
资本整合风险主要是由于负债和融资而给纺织控股集团的财务状况带来的不确定性。首先，风险来自于在集团组建初期对各企业价值评估的风险。这种风险会造成集团对个别企业资产价值和经营状况做出过于乐观的判断，容易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其他企业健康发展;其次是只注重资产规模的扩大而不注重资产质量和资金效率，集群内企业众多，会存在结构问题，使得资产分布不合理，收益与风险不对称;再者是由于陕西省纺织企业普遍存在经营管理水平低、成本高，信誉不高，在经营过程中，吸纳外部资金的成本高昂。因此，对资本资源整合风险进行控制要做到：首先，正确评估各企业价值，聘请经验丰富的中介机构做好审计与评估工作。其次是指导并督促集团与集群建立一套符合会计准则和法律的内控制度，实现有效的内部控制。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通过打造集群品牌，提高企业的享誉度。
三、信息资源整合风险及控制措施
信息资源整合中的风险是指由于信息资源整合带来的若干不确定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如果处理不当，将会给信息化应用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因此，对信息资源整合风险进行控制要做到：积极稳妥地推进电子商务，完善纺织产业集群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高信息服务水平。建立文件化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对涉及信息安全的，如人员安全、网络与通信安全、应急管理等领域制定详细的管理流程和制度。要以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对信息化系统进行开发，可与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合作开发，也要避免盲目投资。
四、环境资源整合风险及控制措施
由于政府往往会存在政务繁忙，对纺织产业了解不够充分、专业的问题，从而在政策环境上很容易有所偏颇或无法创造或把握关键机遇。因此，对环境资源整合风险进行控制要做到：发挥纺织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服务作用。协会可为集群宣传产品，拓宽营销渠道;并为政府决策提供有效的产业咨询和政策建议，完成政府委托的各类行业性工作，诸如与国内外有关标准化咨询、认证机构合作，推动集群内企业贯彻ISO14000、ISO18000等国际通行的质量、环境、安全、生态标准，提高集群的整体素质和水平。
目前，陕西等诸多省市地方政府对重要的支柱性产业――纺织产：请记住我站域名/业的发展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加以扶持。我们也期望陕西纺织产业以集群化发展为依托，能在资源整合等关键环节上实现突破，正视风险，采取措施控制风险，为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做出贡献。
参 考 文 献
[1]陕西省第十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R].
[2]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纺织产业集群发展报告[R].:161
[3]郑军.并购环境下国有企业内部资源整合研究[J].财政监督.2011(12):11~13
产业集群风险 篇3
摘要:通过对模拟市场企业战略定位分析和战略层次价值链分析从战略管理层次控制成本;基于顾客与供应商视角进行价值链成本分析，从管理控制层次控制成本;以模拟市场主体为基本责任单位，实行模拟市场主体对作业层次价值链成本负责制，从作业管理层次控制成本。
关键词:价值链;财务风险;系统控制
西安市政府在《西安市十一·五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旅游产业将作为支柱产业予以了重点扶持。但近年来西安旅游流与心理预期的客流量有较大偏差，客均旅游收入与成都市、郑州市相比在排位上不够彰显。因此，探索西安旅游产业集群组织与管理的创新机制，就必须以旅游产业集群财务风险管理为切入点，以价值链理论为依托点，以提高西安市旅游产业的乘数效益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一、价值链管理与成本控制的关联度
以往因缺失价值链管理理念，产业集群财务管理现金流量会出现“短路”，集群盈利能力下降，处于现金流入小于现金流出的状态，资金供需出现恶性循环，致使集群资金链断裂，长期入不敷出、也难以从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等相应融资渠道筹措资金，流动资产与长期资产比例失调，流动比率或速动比率明显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并且难以通过合理的方式和价格将现有资产变现。因此必须导入价值链管理理论进而分析价值链管理与成本控制的时间关联性和空间的弥合度。
众所周知，旅游产业提供的服务产品是价值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费用的发生过程和服务成本的形成过程。分析价值链各个环节活动的成本结构与动因，目的在于成本控制。旅游产业价值链成本控制标准内容表现在：
1.资源投入标准。主要是从价值链成本动因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出发制定，涉及到价值链成本动因基本上属于产前的资源投入标准，而涉及到服务性的成本驱动因素则基本上属于产中的资源投入标准。
2.资源耗费标准。主要是从价值活动成本动因的性质分析出发而制定。价值链成本的形成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基于价值链分析，其技术线路表现在由资源投入性成本和资源耗费性成本的形成；其二是基于服务经营作业链，由实物价值链和虚拟价值链角度的价值链成本的形成。第一层面的价值链成本形成过程基本程序是，首先，进行旅游财务管理系统的价值链分析，以确定价值链成本驱动因素，包括结构性和服务经营性价值链成本动因，从而为价值链成本控制奠定基础；其次，从资源投入成本和资源耗费成本两个角度，就结构性和服务经营性价值链成本动因按照价值链成本控制标准进行控制。第二层面的价值链成本形成过程控制基本程序是，首先，进行系统的服务经营作业链分析，以确定经营机构各类旅游项目，为实物价值链分析和虚拟价值链分析奠定基础；其次，从实物价值链和虚拟价值链两个角度，就资源投入成本和资源耗费成本对服务经营的旅游项目的成本形成过程按照价值链成本控制标准进行控制。
二、旅游产业项目管理层次价值链成本控制
基于模拟市场价值链成本观和模拟市场价值链成本控制的基本思想，旅游项目管理层次价值链成本控制作为模拟市场价值链成本控制的具体环节，采用的是模拟市场主体对旅游项目管理层次价值链成本负责的责任成本控制制度。旅游项目管理层次价值链成本控制之所以实行模拟市场主体负责制动因为：
1.模拟市场主体是模拟市场企业战略实施的基本操作单位，实行模拟市场主体负责制可以从战术上切实保障旅游企业战略的实施，从而避免因模拟市场主体利益的相对独立性而使它与产业集群的整体战略相悖。
2.模拟市场主体是价值链成本的耗费单位。在模拟市场运作机构内部，每一个旅游项目操作主体都对应一系列活动，而每一项活动都耗费一定的成本，旅游项目操作主体作为价值链成本的耗费单位对价值链成本具有可控性。同时，原本淹没在财务管理职能部门中的工作变得可以控制和监督，既减少了延误和失真，也节约了时间资源，有效地控制了成本。因此，以模拟市场主体为成本控制的基本操作单位可以使价值链耗费资源所产生的成本得以有效控制。编制旅游产业集群各旅游模拟市场财务管理主体的责任核心在于成本预算。预算编制既是一个计划过程，同时也是确定控制标准的过程。目前，旅游产业集群财务管理预算编制的方法有固定预算法、弹性预算法、滚动预算法和零基预算法。以往旅游产业集群财务管理预算局限在组织内部，现在编制预算作为成本控制的前提，预算致力于使差异最小化责任单位业绩最大化。在价值链背景下旅游企业价值链成本控制预算编制过程中，控制的主要目标应是同步协调整个旅游集群财务活动，在明确每个操作主体各自项目运作的基础上，一方面找出随业务量变化所对应的资源成本动因，并测算预计成本动因量；另一方面，对于不随业务量变化的项目活动应合理测算其成本额。
三、旅游产业集群财务风险管理系统的构建
产业集群财务风险管理系统是一个系统工程，财务风险管理系统需要建立相应的预警组织体系和预警分析方法以协助实现决策、组织和控制的管理职能，以实现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自我平衡和自我发展。财务风险管理系统应符合系统原理，即要求财务预警系统具有整体性的特点，不但能保证财务管理这个子系统的功能和秩序处于可靠、可控的状态，还能够影响产业集群管理系统这个大系统的运行，即影响产业集群管理当局的决策。财务风险管理系统应具有动态性的特点，即能够预见企业的发展趋势，协助产业集群向期望的目标顺利发展;财务风险管理系统应具有开放性的特点，要密切关注外界的信息和外部环境对产业集群经营的影响，并根据环境的变化随时自我完善。旅游产业集群财务风险管理系统构架要考量预警响应决策、估计预警影响、形成预警控制策略与策略实施等元素。旅游运营商根据自身竞争能力的优势和资源禀赋的条件，各自制定本运营单位战略目标、寻找适宜的风险控制杠杆和合适的市场占有率水平，以响应西安市旅游经济景气气候的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运营商根据外部环境状况对预警决策进行评估，包括对可能被经济选择准则淘汰概率的评估。在旅游产业集群财务风险管理系统构建中，控制策略的实施手段主要以提高财务管理风险规避的能力和提高财务管理技术水平为目标，二者之间存在互相替代的关系。其目的在于使集群发展战略决策进入良性循环。在风险预警控制策略的实施中，在控制财务风险的情况下可增加固定投资或变动投资，同时采取缩减固定投资并增加变动投资的手段，可提高杠杆绩效摆脱生存风险。具体而言，西安旅游集群财务风险管理系统的构架为：
1.财务风险子系统。（原始数据、信息设备、财会人员、财务信息处理方法）
2.财务风险指标计算子系统。
3.财务风险综合评价和预测子系统。
4.财务风险报警子系统。财务风险管理系统要求系统具有整体性的特点，不但能保证财务管理这个子系统的功能和秩序处于可靠、可控的状态，还应该能够影响集群管理系统大系统的运行，即影响集群管理当局的决策。财务风险管理指标的选取具体如下：
（1）盈利能力分析：①总资产报酬率：总资产报酬率=(利润总额+利息支出)一平均资产总额×100；②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100%；③盈余现金保障倍数 盈余现金保障倍数=(经营现金净流量一净利润)×100%；④成本费用利润率 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100%。
（2）偿债能力分析：①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②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年经营现金净流量／流动负债)×100%；③超速动比率 超速动比率=(货币资金+短期证券+应收票据+信誉高客户的应收款净额)／流动负债。
（3）资产营运能力分析：总资产周转率(次)=(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平均资产总额)×100%。
（4）企业发展能力分析：①销售增长率销售增长率=本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额／上年主营业务收入×100%；②资本积累率 资本积累率=本年所有者(股东)权益增长额／上年所有者(股东)权益×100%。财务风险管理系统有效程度取决于各个决策环节的自适应调整过程，系统目标的最终效果是持续的改善规避风险能力。一个从预警控制策略到预警决策的自适应的调整过程是一个系统逐渐完善的过程，系统内元素的多因变量和系统结构的平衡点朝向要求要适时进行自组织调整，否则产业集群运作的绩效将面临衰退的风险。财务风险管理系统控制预警产生的结果是，利用资本积累不断增加固定投资，依赖投资对增长目标的刚性约束不断提高控制目标;充分利用杠杆防止绩效衰退，形成一个从控制策略到杠杆预警决策的自适应调整过程;并根据市场占有率和投资的关系改变成本结构，进行资产重组，改变旅游运营机构的初始状态。在随环境变化连续评估面临的生存风险的过程中，要么实现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完成了资产重组，要么丧失了获取资本积累的能力而被产业市场竞争淘汰。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存在预警机理中的自适应调整机制和环境的选择机制的共同作用，旅游运营机构并非建立了财务风险管理系统就能够避免失败。在整个过程中，财务风险管理成功与否关键是，能否持续主动改善财务运作水平并提高响应环境变化的自适应调整能力。
总之，建立旅游集群财务风险管理系统是保证集群财务系统高效运行的保证，其运行机制表现在，集群财务管理信息搜集机制、集群财务危机管理的组织机制、集群财务危机管理的运行机制三大构面。西安旅游产业集群要做到良性运作、健康成长只有建立财务风险管理的最佳运作结构，才能使产业集群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投资人效益价值最大化。
参考文献:
[1]蔡勇霞:改进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建议（J）财会通讯（综合）.2005（9）.
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研究评述 篇4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产业集群表现出很强的竞争力, 这种现象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并在关于产业集群形成机理、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产业集群的政策、产业集群的个案研究以及集群的演化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而随着全球航运业的不断成熟, 港口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著名港口城市, 每当有大的集装箱船靠岸, 总能给当地带来价值不菲的产业集群效益。如鹿特丹是荷兰最大的工业城市, 是重要的海陆空交通枢纽、商业和金融中心、每年鹿特丹港有约3万艘次来自世界各国的船舶靠港, 500多个定期航班驶往全球1 000多个港口。鹿特丹城市经济的发展充分运用了临近鹿特丹港口的优势, 大力发展临港工业、造船业、石油加工、机械制造和食品工业。鹿特丹临港产业的发展很好地贯彻了“城以港兴、港为城用”的思想。而在法国的福斯港, 在进口原油、铁矿石、煤炭的基础上, 形成了炼油-石油化工、钢铁-金属加工为主体的工业体系, 其产量占到该国总量的1/4。同样, 日本的阪神工业带, 在港口沿海附近1-3公里的狭长区域内, 分布着6 000多家工厂, 神户制钢、川崎重工、三菱电子等都在这里设有大型生产基地。
由此, 面对航运市场的激烈竞争和贸易量的逐渐增多, 我国各港口业也纷纷提出发展港口周围的产业集群以提高港口竞争力, 但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集群都是成功或是能保持长期的竞争力, 现实中产业集群失败的案例也不少。如曾经辉煌的底特律“汽车城”未能经受住全球汽车工业危机的冲击, 如今已经衰落 (其所在的美国中西部地区被世人称为“锈带”) ;奥地利东南部的地区,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繁荣, 但70年代逐渐衰退;而美国的硅谷进入2000年以来, 成长曲线转为下滑趋势。而在我国的产业集群中也不乏这样的情况, 以陕西省周至县哑柏镇的刺绣集群为例, 在集群发展的初期, 就出现相互间的欺诈和恶性竞争, 最后导致初建不久集群就走向没落;浙江“块状经济”的制度优势正在不断减弱, 而遍布全国的一些高新区也有成为经济“飞地”的危险;浙江永康保温杯集群由于制度规范的缺失, 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内就从成长期进入了衰退期。同样, 具有建港条件的地方并不都能以港兴市, 曾经闻名遐迩的国际大港沉寂为默默无闻的地方小港也不罕见。譬如葡萄牙的里斯本港和西班牙的塞维尔港。
鉴于此, 考虑到现代港口已逐渐发展成为国际物流的集散中心, 产业集群大量出现在沿海和临港地区也已成为一种突出的经济现象, 而在港口间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以自然优势为初始条件的临港产业集群能否成形、延续甚至繁荣,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围绕港口的企业群是否能够形成分工细致的物流产业链条。因此, 梳理国内外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研究的脉络, 探索和揭示其对以服务于临港经济发展战略为目标的临港产业集群范围内的风险管理活动的启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2 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国外主要研究范式
综观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对于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的研究, 已有的文献研究内容比较宽泛, 大致遵循和形成了三个主要的研究范式:
研究范式Ⅰ:在经济学尤其是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内, 从产业集群形成机理、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及其外部经济性角度探讨其风险。这方面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 他在《经济学原理》中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在于为了获取外部规模经济提供的好处, 这种好处包括提供协同创新的环境、共享辅助性服务产品和专业化劳动市场等。随着集群内部企业的快速发展, 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集群内部来疯抢外部性。但是当集群内企业超过一定限度时, 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价格就会上涨, 从而制约集群内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集群也会开始衰落[1]。Poter, M.E.在《簇群和新竞争经济学》 (1998) 一文指出, 集群产生后就处于动态演化中, 如果一个集群地区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在其主要的技术领域或公司和机构方面构建其能力, 就可能因为外部威胁 (如技术间断、消费者需求变化等) 以及内部僵化 (由于过度合并、卡特尔、群体思维抑制创新等) 而失去竞争力[2]。Poter, M.E. (2000) 还进一步分析了集群面临的外部威胁和内部冲击。外部威胁包括技术中断、顾客需求的转移等, 如1991—1996年安哥拉产业集群的最大市场就因原苏联的撤出使得许多市场单一的集群企业破产。内部冲击起源于内部的僵化, 进而减少生产力和创造力。如限制性的工会规则或缺乏弹性的法规有可能导致改善生产力步伐减缓;过度合并、相互默契、卡特尔等妨碍竞争的做法会伤害本地竞争等等[3]。Pounder and St. John (1996) 从集群动态演变的角度分析了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他们将集群的成长划分为三个阶段: (1) 集群创始期; (2) 集群企业的集聚期; (3) 集群企业的再定位期。在集群的创始期, 由于外部经济、较低的进入成本、信息优势促进企业的集聚和创新活动, 集群的收益具有较高的增长率。随着时间的推移, 将企业吸引到一起的集聚经济最终会恶化, 拥挤成本、日益剧烈的竞争和知识征用 (Knowledge Expropriation) 导致了集聚不经济。企业将部分领域限定在集群而不是整个产业也会影响其创新潜力和集群业绩, 从而降低集群整体的竞争力[4]。福尔塔 (Folta) 对美国生物科技产业的实证研究也表明, 资源获得的拥挤、同类企业的模仿和策略形成的惯性有可能降低集群整体竞争力, 缩小集群与非集群企业的增长差距。同样, Dicken, Kelly, Olds & Yeung (2001) 也认识到了“新区域主义学派”在解释区域发展问题中的局限性, 认为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任何集群都不是一个保守而封闭的系统, 内生生长因素固然必不可少, 但是集群所依托产业已融入全球产业网络, 区域经济发展已纳入全球框架, 如何克服地方发展的锁定风险, 并实现持续升级, 变得十分重要[5]。
基于这一范式的文献, 为我们观察临港产业集群风险管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有解释力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但其不足之处是, 大部分文献与管理学尤其是管理科学方法论缺乏有效衔接, 影响了研究结果在风险管理对策上的参考价值。
研究范式Ⅱ:在管理学派的逻辑框架内, 揭示产业集群风险的形成原因、演化机理及表现形式。奥地利区域经济学家Tichy. G (1997) 在佛农“产品生命周期”基础上提出区域产品周期理论 (Regional Product Cycle) 。他据此论述企业集群生命周期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性风险 (Structural Risk) ——一个区域过于依赖一个产业集群的长期后果是:当产品一旦到达其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 并且产品的竞争优势开始衰减的时候, 随着大量企业的退出而极少企业的进入, 集群开始收缩;与此同时, 集群网络变小, 信息流量锐减。当缩小的区域集群已不足以激励创新时, 该区域也就最终衰落成没有任何内在潜能去重新获取竞争优势的老工业区。在Tichy. G研究基础上, O.M.Fritz等 (1998) 将集群风险大体上总结为结构性风险 (Structural Risk) 和周期性风险 (Cyclical Risk) 。他们认为, 结构性风险产生于集群未能随不断变化的生产制造范式迅速做出相应调整, 以致原有产业或产品簇的永久性衰退导致整个区域集群的没落;周期性风险产生于区域、国家甚至是全球性的经济波动, 进而使相关区域集群的发展受到影响, 甚至走向衰退。两种风险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 结构性风险关系的是区域集群的长期生存发展, 而周期性风险则与中、短期区域经济增长波动相联系[6]。Markusen (1996) 在研究集群的成功与风险二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 区域集群越成功, 其越倾向于发展成一个封闭的系统, 进而逐步丧失获取应变市场变化所需的能力, 导致集群败落的潜在风险不断积聚, 集群的竞争力不断下降, 直至集群的消亡。他还指出, 集群会因为其成功因素——不断提高的专业化而逐渐变成一个封闭系统[7]。深入研究Markusen的观点, 其背后隐含着集群风险的本质性成因, 即构成集群优势的自身性质, 实际上同时也是集群风险的产生根源。De vol (2001) 指出, 促使集群形成的因素也许在支撑集群发展上显得并不重要, 进而带给集群持续竞争优势的要素也许最终成为导致集群衰败的风险因素。Harrison Bennett (1994) 从集群内的合作网络关系出发研究集群风险, 他在研究意大利产业区的合作形式的危险时指出“网络关系是一把双刃剑”, 并且指出SFNs (small firm networks) 固有的弱点正在逐步暴露出来。受波特的技术间断论的启示, 丹麦学者Bent Dalum等 (2002) 以北欧的无线通讯工具集群为例研究了技术生命周期 (Technology Life Cycle) 如何使得区域集群发展面临崩溃危险 (Disruption) 。他们认为技术的重大变革为产业集群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或是导致新产业群的产生, 但新技术的出现和技术锁定等因素也会导致原有产业群的衰退, 甚至崩溃。
基于这一研究范式的文献, 大都以揭示集群风险成因和表现形式为指向, 注重管理逻辑和体系的严谨性, 但其不足之处是, 特定区域的特殊变量 (如我国集群企业间的人脉关系) 的缺失使产业集群范围内风险管理策略的实施路径刻画缺乏完整性。
研究范式Ⅲ:在地理学派尤其是新经济地理学 (New Economic Geography) 派的逻辑框架内, 从地理区位、空间距离交易成本等角度进行产业集群风险原因和对策分析。新经济地理学派代表学者克鲁格曼认为, 地方化的规模收益递增与空间距离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是对等级式产业空间发展的最好解释, 区域专业化在历史偶然因素的作用下发生并建立起来后, 就会在外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持续下去。区域发展因此被锁定, 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 风险[8]。德国菲利普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H·巴泽尔, 从垂直、水平、制度、外部和权力因子分析了集群的生成、成长和再生现象。他认为, 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集群必须与外部的供应商、市场和技术建立系统的联系, 多种文化的融合、合理的权力结构、有效的调控手段是集群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同时, 在制定区域政策时, 不能简单地将一地的产业集群政策移植到另外一个区域。此外, 不是世界上的所有地区都具备形成产业集群的前提条件;产业集群政策也不是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唯一途径[9]。在实证研究方面, 新经济地理学派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产业集群的成因和机理研究层面。典型研究成果有:Henderson、Shalizi和Venables (2000) 从经济发展和地理的角度探讨产业为什么会群集、新集群是如何形成的、脱离集群的后果等问题。为了解释以上问题, 他们对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地理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Romano, Passiante和Elia (2000) 分析了29个虚拟群, 用组织接近的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地理接近概念, 认为组织接近是虚拟群形成动力的新来源, 而组织的接近则通过供应链和客户关系管理来实现。他们突破传统的产业聚群的地理限制, 利用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把产业聚群置于全球化的虚拟学习环境中, 扩展了产业聚群活动的空间。
基于这一研究范式的文献, 为我们认识产业集群风险提供了一个空间视角, 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这一范式之下的对产业集群风险的研究大都还停留在现象描述上, 停留在定性、思辨的研究层面, 尚需进行深入细致的定量和实证角度的研究。
2.2 国内主要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在引入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的研究。北京大学王缉慈教授 (2001)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开始研究产业集聚现象至今, 在该领域深有建树。她所著的《创新的空间》一书是我国在产业集群研究领域的开篇之作, 并建有“地方产业集群研究网”, 引发学界、政界和商界对产业集群产生背景、发展状况、升级条件、政策引导等的进一步思考, 缩短我国和发达国家在研究方面的距离[10]。浙江大学魏江教授 (2003) 着眼于集群整体优势和企业个体优势对知集群识类型和共享机制的要求的不同, 提出集群知识类型特征及传递性影响集群企业的学习行为和效应, 并由此产生个性学习和共性学习的两难选择问题[11]。蔡宁等 (2003) 从网络视角对产业集群的风险进行了分析, 认为产业集群网络是产生竞争优势的源泉, 网络力量可能会破坏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他们认为产业集群风险有结构性风险、周期性风险和网络风险三种, 并且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增强的机制, 最终可能会导致产业集群的失败[12]。吴晓波、耿伟 (2003) 把产业集群在产生优势的同时削弱了集群适应外部的能力比喻为植物的“自稔性”, 认为集群内部存在四类相互作用的风险, 这些风险会导致产业集群衰退。他们构建了区域集群“自稔性”风险成因模型, 指出构成区域集群竞争优势的集群自身特性, 同时也是区域集群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13]。杨峰等 (2005) 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分别从技术风险和制度风险这两个方面对集群风险的内生和外生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技术在集群演化过程存在集群创新能力僵化风险和技术选择失误风险, 而制度风险主要是制度路径依赖风险[14]。朱方伟等 (2004) 则重点研究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并从集群成长角度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分别分析了各个发展阶段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存在的六种风险:孵化阶段的同构化风险;发育阶段的本地化风险、政策风险、金融风险;繁衍阶段的锁定风险;衰退阶段的产业退出与转型风险, 并分别对各阶段的风险识别及防范进行了简要论述[15]。朱瑞博 (2004) 将导致产业集群衰退的潜在风险分为内生和外生两类, 并在吴晓波等“自稔性”风险成因模型分析的基础上, 引入模块化理论, 分析模块集群抗集群内生性风险的机理, 详细剖析了产业集群“自稔性”风险存在的四大根源, 并论证了模块化化解这些风险根源的机理。
3 对我国临港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研究的启示
纵观各种集群理论 (从产业区理论、新产业区理论、经济地理学理论、集群竞争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区域创新理论等) 的发展历程和集群内在机理观点 (外部经济说、交易费用说、技术创新说等) 的演变, 对产业集群这一特殊主体进行机理和竞争优势层面的风险分析与对策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 但是以上这些成果对某些特定产业 (如具有先天“积聚性”的港口业) 所面临的集群挑战和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证研究还缺乏全面应用的前提。这主要体现在:
(1) 在以往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中, 一般暗含着所有行业在形成产业集群的过程中都具有同等条件, 即产业集群的形成对于任何产业表现出中性偏好, 或者很少探讨产业是否具备聚集的条件。
但实际上, 某个行业是否具有聚集能力是具备一定条件的。其条件包括:其一, 生产流程的可分性, 即产业价值链上的各种活动可以充分专业化。只有在生产流程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时, 才会产生每一阶段的专业化分工, 从而形成基于同一产业链条上相互关联的上下游企业, 以及各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并且实现相互学习。其二, 行业中的最终产品必须具备可运输性。我们可以推断, 如果最终产成品不具备可运输性, 那么产品供应商的地理布局将不得不依赖于顾客的分布状况, 而顾客需求通常是分散的, 显然这样的行业很难在空间上聚集起来, 并形成经济规模。相反, 如果各种要素的供给不具备重新配置的条件, 而最终产品很容易输出, 即具有可运输性, 此时生产流程的各阶段则具备聚集倾向, 最后促使整个行业的聚集。
例如:正是由于需要满足这种生产的可分性和产品的可运输性, 目前出现并作为研究对象的产业集群多见于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对于具有先天积聚性的港口业和相关服务产业而言, 虽然拥有自然地理位置和经济地理位置的绝对性, 能够自发地聚集在港口的区域范围内, 以获得有利的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然而,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大量的港口相关产业由于港区周围的商业环境不甚理想而趋向于城市中心商业区, 这就直接影响着临港产业集群的建立和完善, 形成临港产业集群建设初期因集群所需相关生产要素的缺失和基本产业结构的不完备而带来的风险。
(2) 随着现代物流的形成和发展, 在目前中国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情况下, 将一个区域内所有企业及其他公共和自然资源以产业集群的形式聚集起来, 通过贯穿于价值链上的物流主体的纵向合作与横向竞争, 以及研究机构和公共部门的辅助和引导, 实现临港产业价值链的延伸和临港产业集群的升级不失为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但其中蕴含的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
虽然现代港口已经成为国际物流的集散中心, 但在港口间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以自然优势为初始条件的临港产业集群能否成形、延续甚至繁荣,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围绕港口的企业群是否能够形成分工细致的物流产业链条。也就是说, 港口凭借临港产业集群, 可以完成由单纯的交通枢纽向综合物流平台的转变, 临港产业集群的活动可以分解为贯穿于临港产业价值链上的物流主体之间的纵向合作与横向竞争, 由此, 通过对临港产业集群下物流系统的分析, 以贯穿临港产业价值链上的物流主体视角, 研究临港产业集群的风险不仅可以扩展风险管理理论方法, 而且对于处于复杂、动荡、面临众多风险的临港产业集群的管理实践活动能够提供理论性指导。换言之, 临港产业集群可以看作是一个综合的大系统, 每一个子系统或要素都有其风险, 随之需要相应的管理策略。但最为重要的是以集群为发展模式的临港产业已逐渐纳入全球物流网络, 以贯穿临港产业价值链上的物流主体视角, 集群内一切管理活动的有效性都应从集群整体角度来衡量。因此, 从产业集群整体集成风险而不是局部识别各种风险因子, 进而建立风险集成防范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方向。
(3) 国外对产业集群 (包括港口产业集群) 风险的研究虽然很全面, 研究的角度也多种多样, 数理模型和经济计量模型也十分丰富, 但它们几乎都是以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作为研究背景的, 因此, 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我国临港产业集群无论在理论论述、实证分析还是政策研究方面, 都缺乏一个系统、全面的应用框架。
我们不能忽视我国临港产业集群中依靠血缘、地缘等关系形成的人脉网络对资源结构的影响, 因为以人脉网络为介质的集群企业间资源流动对于产业集群资源结构有深远的影响, 例如, 物流、资金流对于特定的人脉网络具有依赖性:在集群企业中, 依靠人脉关系可以形成心理契约, 物质资产和资金可以在人脉网络中进行有效配置。因此, 对我国临港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的研究需要考虑一些特殊的因素和变量, 才能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和政策。
(4) 在我国产业集群升级的背景下, 考察典型地区临港产业集群风险管理实践, 提出初步研究成果, 并寻找一定数量样本加以验证, 可以为“合理的、尝试性的并有待检验的理论解释”找到现实依据。
伴随着长三角地区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网状物流链, 长江三角洲临港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载体, 正快速以不同方式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因此, 以长三角地区临港产业集群为实证研究对象, 剖析其临港产业集群系统 (包括集群核心区、次集群核心区、集群延伸区) 发展的阻力和负效应, 提出“合理的、尝试性的并有待检验的理论解释”。进而通过对长江三角洲等港口群的典型港口城市如枢纽港 (上海港、宁波-舟山港) 、基本港 (南京港、苏州港) 以及喂给港 (盐城港、嘉兴港) 的临港产业现状进行较为全面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 对临港产业集群风险管理水平与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数理建模) , 找出关键性风险因素, 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 能够顺应临港产业集群实践要求整合系统内部所有风险管理活动的迫切要求。
4 结论
面对航运市场的激烈竞争, 临港产业集群的大量出现不仅能联动临港产业本身, 而且具有物流产业链效应, 但其中蕴含的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本文首先以产业集群风险为研究对象, 从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对国内外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 进而结合临港产业集群自身特性, 从产业集聚条件、产业价值链、特殊要素假设以及实例验证等方面探索和揭示了其对以服务于临港经济发展战略为目标的临港产业集群范围内的风险管理活动的启示, 具有一定地促进临港产业和临港物流健康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培育主导产业 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篇5
沁北产业集聚区紧紧围绕“创建全省一流产业集聚区，打造全国知名产业，培育超百亿企业群体”的战略目标，按照“四集一转”的工作要求，不断优化发展环境，狠抓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努力做好各种要素保障，强力推进集聚区建设，有力地促进了产业集群发展。主要做法：
一是建设一个新载体。在沁北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一个面积达6000亩的化工工业园（包括氯碱化工园、氯氢精细化工园和复合材料工业园）和一个面积达4000亩的铝工业园，引导相关企业入园发展，实现集约经营。新规划园区与沁北产业集聚区连成一片，共享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首先，以昊华氯碱化工为依托，规划建设一个面积达1500亩的氯碱工业园，开展产业链招商，引进龙头企业、关联企业，带动全区中小化工企业形成产业集群；以申报省级特色园区为手段，鼓励现有玻璃钢企业改造工艺，提升产品质量，成为支撑能源化工产业发展的新载体和新的增长极。其次，以沁澳铝业和广东兴发为支撑，大力发展有色金属制品及相关产业，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实现两大产业规模的扩张和产品的上档升级。
二是打造一批名优品牌。重点打造“中国〃沁阳玻璃钢制品”区域品牌，引领区域产业发展。大力推进区域品牌、产业品牌建设，以重点骨干企业、优势产品为重点培育对象，引导企业不断提高技术、质量、营销能力，争创一流品牌，扩大市场占有率。截至目前，园区创建中国名牌或驰名商标2个（件），省级名牌产品3个、著名商标8个。通过实施品牌带动战略，提升了产业发展水平。
三是培育一批骨干企业。实施产业升级、技术改造、技术创新战略，重点培育一批具有知名品牌、规模效应的龙头企业，以龙头带动辐射，壮大产业集群。截至目前，培育规模以上化工企业30余家，铝及铝加工企业10余家，其中：培育年销售收入5亿元以上的化工制品企业9家、年销售收入5亿元以上的铝及铝制品企业4家。积极引导和培育骨干企业（或集团）上市融资。重点支持永威集团、思可达和尚宇公司等企业整合资源，申报上市融资。利用资本市场开拓并购重组，做大做强企业规模。
四是实施一批重点项目。
（1）广东兴发10万吨高档铝型材项目，计划投资10亿元；
（2）广东兴发铝业幕墙门窗项目，计划投资5亿元；
（3）河南神火10万吨铝板带项目，计划投资10亿元；
（4）北京金隅100万吨水泥项目，计划投资5.2亿元；
（5）思可达公司4×700万平方米太阳能封装玻璃项目，计划投资5亿元；
（6）河南启瑞年产15万吨高性能增朔剂项目，计划投资5.2亿元；
（7）永威集团年产5800万平方米阻燃装饰板项目、计划投资6.6亿元；
（8）河南尚宇10万吨三氯氢硅项目，计划投资3亿元；
（9）泓盛精细化工年产1万吨系列化工产品、河南焯威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间苯二甲酸-5-磺酸钠、海世鸿工贸有限公司年产8万吨氯化石蜡-52生产装置和鼎泓工贸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氯化石蜡生产装置等项目，总投资12亿元。
（10）山西晋煤集团煤化工项目，计划总投资25亿元，建设“1830”项目。
新建重点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可实现新增产值180亿元以上。
五是建设一系列服务平台。完善行业协会和商会建设，增强玻璃钢制品企业商会等社会中介机构的综合服务功能。加强沁阳市玻璃钢制品企业商会建设，加强会员企业之间以及会员企业与国内外同行业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组织会员企业参加国内外举办的产品推介会、展销会活动，促进玻璃钢制品和其它制品企业与外界的信息资源共享和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提升商会的服务能力。扶持行业公共信息化建设。加强政府的引导、协调和服务职能，营造良好的企业信息化发展环境。发挥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扶持行业公共
信息化建设。加强信息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提供产品研发、检测和质量认证、信息技术支持、教育和培训、电子商务等服务，建立企业间的分工协作体系。办好中国（沁阳）耐腐蚀制品博览会。按照“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原则，把博览会打造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端行业展会，为企业提供产品展示、交流、营销平台，提升玻璃钢制品产业集群的整体影响力和竞争力。同时，组织参加国内外名优产品经贸活动，引导、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定期举办产品发展研讨会、座谈会等活动，为企业发展探索新路子。加快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引导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大力开展产品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攻关，积极扶持培育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加快技术中心建设。努力促进高等院校和社会科研机构为区内企业提供技术服务；解决企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难题；鼓励企业推进信息化建设，不断推进自主创新成果转化，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提升传统产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断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和新产品，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鼓励大企业的科技研发机构向社会化方向发展，发挥技术人才、装备等优势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服务。
六是培养一批技术人才。充分发挥我市现有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院）等教育培训基地的作用，开办各种加工技术专业培训班，为企业培养技术专业人才。积极利用省内外大专院校、研究所的力量，把引进人才与引进项目、重大课题
研究和重点产业发展结合起来，推进项目、人才、智力引进一体化。加强技术员工在职培训。坚持特殊工种持证上岗、重点工种定期培训和工程技术人员再教育制度。以技能培训、岗位培训为主，开展员工在职培训活动。保护员工的民主权利、工资报酬、医疗保健、安全卫生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形成了一支稳定的、训练有素的劳动力队伍。
纺织产业集群优势明显 篇6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与地方共建的集群试点地区的经济总量已占到全国纺织经济总量的40%以上。“对于全社会来讲，无论是帮助老百姓脱贫致富、维护社会稳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还是为国家积累财富、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向高级化发展，集群地区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陈树津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纺织产业集群已成为了当前纺织行业不可或缺的主体部分。
12月20日，每年一次的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产业集群工作会议将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召开。据悉，此次会议将主要围绕“面对各种挑战，纺织产业集群地区如何持续发展”这一主题。
本次会议上，中纺联将发布产业集群试点地区第二次复评整体工作情况，并为新一批产业集群试点地区颁发牌匾。会议期间，还将进行镇长论坛、市县长论坛和书记论坛三个论坛活动。届时，各产业集群地领导将在此交流认识、思路和办法。此外，会议还将对纺织产业集群发展服务工作突出的单位或集体进行表彰。
特色产业富民强市
产业特色是带动集群迅速发展的力量源泉。当前，一批产业集群试点地区凭借着各自的特色产业优势，抓住发展机遇，已在纺织行业中崭露头角。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是“中国纺织产业基地市”。多年来，萧山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在萧山化纤产业形成规模优势后，为克服原材料制约瓶颈，又进一步向化纤原料、石油化学工业领域拓展，形成了上下游一体化的产业链竞争优势。截至2012年，萧山化纤产能已达630万吨，其中合成纤维产能552万吨，包括涤纶产能523万吨，氨纶产能5.85万吨，锦纶产能25万吨，分别占全国产能的17%、19%与13.8%；人造纤维粘胶短纤的产能达78万吨，占全国的30%，目前已成为国内外最大的化纤纺织产业基地。
化纤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推动当地经济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2012年，萧山区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00亿元以上，成为千亿纺织产业集群地区的中坚力量。
在“中国工艺家纺名城”山东省文登市，近几年来，工艺家纺产业得到了快速、健康的发展，已成为文登市最具特色、最具增长潜力、最具发展活力的优势产业之一。
在发展中，文登市不断转变发展模式。该市骨干企业成功开辟国内市场，使文登家纺由单一的外贸出口模式逐步向内外销并重的两条腿走路模式转变。
2012年该市家纺产业主营业务销售收入140多亿元，实现利税20多亿元。文登家纺企业已在全国各地设立了1000多个专卖店，形成了完善、潜力巨大的市场营销网络。
从单一产品到完整产业链
事实上，每个集群地区的起步虽然都是从单一、特色产品开始，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集群地区在单一、特色产品的带动下，逐步发展出了完整的链条。
位于江苏省最南端的吴江市盛泽镇就是其中之一。吴江市盛泽镇在历史上以生产丝绸产品著称。然而现在的盛泽镇，各式各类的纺织产品应有尽有。
记者在该镇看到，数万家纺织企业林立在盛泽镇周边，镇上的纺织产品琳琅满目，从丝绸、化纤、棉布到家纺、产业用布再到纺织机械、配件等十余个大类、上万种产品一应俱全。
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该地区生产总值达302.5亿元，同比增长11.15%。盛泽镇也因此被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评为“全国纺织模范产业集群”。
“未来我们将建设世界级的纺织产业基地，建设现代化的中等城市，建设全方位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实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实质提升。”吴江区委常委、盛泽镇党委书记李建炯介绍说。
在山东邹平县，棉纺织是当地的主要产业。但是现如今的邹平县，以棉纺织为基础，一整条纺织产业链正在形成。目前，邹平县纺织产业形成了从棉花深加工、棉纱、棉布、印染到服装、家用纺织品及产业用布等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产品涵盖十几大类1万多个品种。
据邹平县提供的相关资料显示，未来邹平县将继续培植壮大纺织产业集群，力争到2020年，全县纺织工业总产值达到3000亿元。建设更多国内领先的印染生产线、国际名牌服装加工生产线，同时加快产业用纺织品开发，重点发展特殊装饰用纺织品、土工纺织材料、环保过滤用纺织材料、高性能增强复合材料等产业用纺织品。
事实上，盛泽镇、邹平县不过是产业集群试点地区从单一产品到产业链条完整的一个小小缩影。像绍兴、常熟等一批试点时间较长的纺织产业集群地区，产业链条早已形成，并呈现出稳步向前发展的态势。
多方式解决发展矛盾
随着纺织产业集群地区的蓬勃发展，以及转型升级的深入推进，集群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矛盾。
在去年召开的集群十周年的会议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王天凯强调，在集群发展中要重点关注环保和员工待遇问题。
王天凯指出，当前印染污水排放问题是纺织行业未来转型升级中的重大问题，要花大力气解决好，地方政府要严格要求，从严对待，通过合适途径及时向媒体和相关方面说明情况，以防止由于应对不当而对整个地区和行业带来的影响。此外，随着转型升级的逐步推进，员工的流动以及有关待遇问题也会多起来。集群地区要以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善待员工的态度来正确处理好职工的工资、保险、劳动环境和生活条件等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陈树津前段时间在调研集群中指出，工业化、产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是当前集群工作的新课题，如何结合好这四个方面的工作对每一个政府管理者来说都非常重要。尤其在今后的集群发展中要正确处理好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于今后的发展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在岁月的长河中，三年不过浪花一朵。但是对于发展中的纺织产业集群试点地区而言，三年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产业集群风险 篇7
一、产业集群风险生成机理
生成机理是一种事物或现象生成的原因以及如何生成。文化旅游产业集群风险的生成机理就是在文化旅游产业中,集群企业在运行期间,风险源如何通过演化转变成风险的规律。研究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的群体性风险具体形成过程和途径,要研究导致文化旅游产业集群风险形成的具体诱因。风险源可以分为内生风险与外生风险。内生风险是指由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内部力量所产生的风险,是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外生风险则是集群走向衰退的诱发性因素,主要是该文化旅游产业集群所处的外部宏观。由于内部不利因素是诱导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出现风险的根本原因,所以本文重点研究内生风险。
二、山西文化旅游产业集群风险源归类
在风险的界定基础上,结合在山西文化旅游产业经营活动范围中以及文化旅游产业集群成员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对可能影响到山西文化旅游产业风险的指标进行归类。根据文献的分析设计约十八个可能对山西文化旅游产业风险产生影响的底层指标,然后通过因子分析,在这些界定的底层指标中寻找出确实对山西文化旅游产业集群风险起决定性作用的因子指标。
三、数据收集
本文进行的是验证性的实证研究,由于研究对象是山西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山西文化旅游产业集群成员企业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内源性较强,绝大部分处于初级阶段。在发放对象方面,考虑到文化旅游产业集群是公司层面的战略,且只有从事文化旅游产业的企业高管才能对本研究涉及的问题有全面的了解,因此所有问卷面向从事文化旅游产业的企业高层管理者。共发放问卷90份,回收70份,其中有效问卷65份,基本达到大样本的要求。本文采用赋值法来增加准确性,将定性指标按影响程度的强弱程度分成1-5个档次,分别赋值为9、7、5、3、l五等。
四、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文在进行分析之前先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信度检验的Crobach.a值为0.886,大于0.6,说明本研究的信度较高。效度采用KMO法和Bartlett法,检测显示KMO=0.6976,Bartlett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0.001,表明问卷有效,适合采用因子分析法。
五、结果分析
本研究在信度和效度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首先提出公因子,因为前3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达到88.289%,因此本文提取3个因子。因子旋转三次后得下表,可以看到沟通交流的频率与双方的互惠交换程度两问卷指标同属关系嵌入,因子1主要有关系嵌入、专用投资、未来阴影、预期、领域一致性;因子2主要包括结构嵌入、入股量、分配的公平性、受胁迫程度、共同利益和相互抵押物。因子3主要有文化差异性、目标相容性、学习竞赛、压力、合作历史。
六、山西文化旅游产业风险影响程度分析
通过SPSS对问卷调查进行描述性的频次分析和加权平均值计算,关系因素、结构因素以及网络因素对山西文化旅游产业集群风险的影响有一个排序,平均分值分别达到8.52、7.64和5.36。这说明了三大类总体指标衡量对风险的影响程度是相当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三大类指标在山西从事文化旅游产业的企业高管心中重要程度。
为了分析山西文化旅游产业集群风险生成因素的具体评价指标的影响程度,对这些具体指标进行频次分析和加权平均值的计算,山西文化旅游产业集群风险生成因素评价指标平均分达到6.18分。介于“高(7分)”和“较高(5分)”之间。山西文化旅游产业集群企业对这些影响因素的评价有一个排序,其中得分属于第一层次的有:文化差异性(7.53)、目标相容性(7.26)、入股量(6.41)、专用性投资(6.72)、共同利益(6.25)及其未来阴影(6.51)。得分相对较低一点的有领域一致性、分配的公平性(5.77)、学习竞赛(5.15)及其合作历史(5.62)。当从事文化旅游产业的企业中股权比例较为确定后,在分配公平度、领域一致性等方面,从事文化旅游产业的企业双方都是心里有数的,又有国家法律体系,从事文化旅游产业的企业高层对此担心相对较小。另外,目前山西文化旅游产业集群企业间的合作大部分处于初级阶段,对技术的要求并不高,因此学习竞赛等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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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风险 篇8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地方根植性中介组织, 其引领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示范效应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 因而它正成为许多地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但是, 集群存在的潜在风险问题不可忽视, 在产业集群内, 由于各企业是沿着产业价值链的纵向进行专业分工的, 尽管这种专用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企业间的合作关系, 但是集群内企业拥有的专用性资产越多, 对环境的应变能力就越弱。所以, 当产业集群价值链上某一环节出现问题时, 就有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1]。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今天成功的产业集群也可能衰落成为明天的“问题区域”[2]。
产业集群中由科技人才流动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是集群保持竞争优势的根本原因, 但这种人才流动从某种程度来看也是一把双刃剑。目前的研究多是研究科技人才流动对集群发展的积极作用, 而对科技人才流动潜在的风险尚无深入探讨。因此, 从科技人才流动视角研究对集群发展风险成为产业集群发展理论研究的新探索。
2 产业集群内公共资源问题
一种物品, 如果不具有排他性, 则每个人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 就会尽可能多地去利用它;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该物品又具有竞用性的特点, 即是所谓的“公共资源” (1) 。而公共资源具有这样的特点:它倾向于被过度利用、低效率使用和浪费, 并且过度使用会达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无法得到多少实际好处, 从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公共地的悲剧”便是一个著名的典型例证。
科技人才指在某一学科或技术领域具有专长, 或具有极强科研开发能力的人。科技人才以其提供的特殊劳务为经济社会做出极大的贡献, 如果暂时避开抽象的人的概念, 将科技人才看作一种能够提供劳务的特殊物品, 那么很容易发现科技人才这种物品与公共物品具有相似性, 即科技人才不具有排他性, 如果他正在为某一企业效劳, 同时他也可以为另一企业效劳, 甚至可以为多个企业效劳, 即其劳务可以同时为多家企业带来受益;但是科技人才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即与公共物品相比科技人才的利用具有竞用性, 人们要利用他就必须支付较高的价格, 科技人才只为那些为自己支付较高价格的企业效劳[3]。另一方面, 企业和公共物品相比也具有相似性, 即企业不具有排他性, 如果它正在聘用某一科技人才, 同时它还可以考虑高薪聘用其他技术精湛的科技人才作为替代, 即企业可以作为多位科技人才的应聘选择;但是企业又具有本身的特性, 即与公共物品相比企业的选聘又具有竞用性, 科技人才要进入某家企业, 必须拥有特殊专长, 企业只选聘那些具备精湛技术或特殊专长的人。
产业集群, 是产业内部和相关产业的企业以及相关社会机构, 由于自然、历史、制度等原因, 为了达到资源共享, 降低风险, 从而降低成本, 提高收益, 在某一个地理空间上结成相互关联、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网络结构的一种现象。在产业集群内, 一方面由于企业在地域分布中的根植性、资产的逆转效应 (2) 等使得集群内企业间专业分工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以及企业间竞争机制的存在[4];另一方面由于科技人才的个人理性 (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 加之科技人才的较强学习能力以及科技人才流动的成本也会受到地理区域和跨行业局限性的影响。这就使得科技人才和集群内企业之间容易形成互为公共资源的关系, 科技人才把集群内企业看作公共资源, 比较自由地选择愿意去的企业, 最后被愿意出较高薪水的企业聘用;集群内企业也把科技人才看作公共资源, 把集群内的科技人才作为愿意聘用的对象, 最后选聘拥有较高技术专长的科技人才。
3 集群内企业争夺科技人才博弈分析
产业集群内科技人才流动, 虽然其外在机制有多种因素, 例如政府引导、各种中介协会监管等, 但最终主要落实在企业上。因此, 在对集群内科技人才争夺的分析中, 为简便起见, 只分析集群内两个相互竞争的企业, 即被争夺的科技人才所在企业A1和参与竞争的企业A2。企业A1的纯策略选择是采取改进用人制度、薪酬制度, 提高人才待遇等措施, 或不采取任何措施;竞争企业A2的纯策略选择是争夺或不争夺。假设科技人才所能发挥的全部效益为M1, 而其在未采取措施的企业A1中发挥出来的效益为M2, 且M1>M2。当企业A1采取措施之后, 科技人才可以发挥全部效益M1;离职到竞争企业A2中去, 亦能发挥全部效益。C为企业A1采取措施的成本, Q1为在企业A1采取措施的情况下, 竞争企业A2争夺科技人才的成本, Q2为在企业A1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 竞争企业A2争夺人才的成本, 显然Q1>Q2。假设在企业A1不采取措施的情况下, 竞争企业A2进行人才争夺时必定成功, 设P为企业A1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科技人才外流的概率, 则两企业进行人才争夺的博弈可用下列得益矩阵来表示 (见图1)
如图1所示, 企业A1和竞争企业A2都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 然而, 若给定企业A1采取措施的概率和竞争企业A2进行人才争夺的概率, 亦可求出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因此, 设企业A1采取措施的概率为X, 而竞争企业A2进行人才争夺的概率为Y, 则会产生两个均衡解。
3.1 给定Y情况下的结果分析
企业A1采取措施 (X=1) 的期望收益为:
企业A1不采取措施 (X=0) 的期望收益为:
当采取措施或不采取措施企业A1收益相同时, 即
E1 (1, Y) =E2 (0, Y) 时, 可求得:
即如果竞争企业A2争夺人才的概率小于 (M1-C-M2) / (M1P-CP-2M2) , 企业A1的最优选择是不采取措施;如果竞争企业A2争夺人才的概率大于 (M1-C-M2) / (M1P-CP-2M2) , 企业A1的最优选择是采取措施;如果竞争企业A2争夺人才的概率等于 (M1-C-M2) / (M1P-CP-2M2) , 企业A1可随机地选择采取措施或不采取措施。
3.2 给定X情况下的结果分析
竞争企业A2选择争夺人才 (Y=1) 和不争夺人才 (Y=0) 的预期收益分别为:
无论争夺或不争夺人才, 竞争企业A2的期望收益相同时, 即F1 (X, 1) =F2 (X, 0) 时, 可求得:
即如果企业A1采取措施的概率大于 (M1-Q2) / (-M1P+Q1P+M1-Q2) 时, 竞争竞争企业A2的最优策略是不进行人才争夺;如果企业A1采取措施的概率小于 (M1-Q2) / (-M1P+Q1P+M1-Q2) , 竞争企业A2的最优策略是进行人才争夺;如果企业A1采取措施的概率等于 (M1-Q2) / (-M1P+Q1P+M1-Q2) , 竞争企业A2可随机地选择争夺或不争夺人才。
综上所述, 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为:
从以上企业争夺科技人才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中, 我们可以得出企业A1在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科技人才外流的概率
通过以上分析以及最后得出的科技人才流动的概率公式,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首先, 企业间科技人才流动的概率与科技人才充分发挥其才能时的效益M1、没有充分发挥其才能时的效益M2、企业A1采取措施的概率X和成本C、竞争企业A2进行科技人才争夺的概率Y和两种不同情况下进行科技人才争夺的成本Q1和Q2有关。
其次, 企业采取措施与不采取措施时科技人才发挥才能的效益之差 (M1-M2) 越大, 竞争企业人才争夺的概率越大, 此时企业也更应该采取措施。这也说明了科技人才的价值越大, 争夺越激烈, 科技人才流动的概率越大。
最后, 随着企业采取措施的成本 (C、Q1、Q2) 增大, 科技人才流动的概率将会降低;另外, 竞争企业采取措施的概率越大, 人才流动的概率将会提高。
4 科技人才流动引发集群风险的分析
Romer指出, 存在一个最优的知识溢出水平, 使得加入集群的企业产出最大化[5]。并且Mansfield等通过数据调研发现, 产业集群知识溢出的典型渠道是科技人才在企业间流动、非正式的交流、会议、供应商与用户的知识输入[6]。Malmberg&Maskell也认为知识溢出的渠道有雇佣新员工、集群内员工的高流动性及观察竞争对手的行为[7]。由此可见, 产业集群内知识溢出的其中一个重要渠道是科技人才在企业间的流动, 知识溢出水平的高低与这种流动有着强的正相关性。然而知识的溢出往往会导致集群内的产品雷同化, 从而导致集群内企业间竞争更趋激烈, 而且由于知识的公共性导致“搭便车”行为盛行, 会造成集群内部企业的恶性竞争。当然, 基于网络与价值链的视角, 集群内企业合作关系也毋庸置疑, 因而准确来说应是一种典型的竞合关系, 然而在这种竞合关系下, 合作也加剧了竞争。
由于集群内企业既是合作关系更是竞争关系, 因而各企业为争夺科技人才都在进行博弈, 这种博弈其实就是经常被称为“纳什均衡”的结局, 没有一个企业愿意主动偏离均衡状态而使自己蒙受损失。在集群内企业和科技人才互为公共资源的条件下, 企业采取留住人才和争取人才的成本都较低, 而且由于集群内技术衔接的高关联性, 使科技人才流动的成本也比较低。由此从以上博弈分析结果中可得出结论:科技人才流动的概率将会极大地提高, 产生过度流动, 从而偏离Romer所指出的那个最优知识溢出水平。无论对科技人才流入或流出企业而言, 利益都不会得到完满保证, 而当产业集群价值链上某一环节出现问题时, 就有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从而影响集群的持续发展。
5 结论及建议
在产业集群内, 企业和科技人才有互为公共资源的倾向, 并且企业间的竞争或合作趋向是科技人才流动的重要机制之一:在一个企业相互之间强调竞争的环境中, 科技人才倾向于过度或非良性流动;而在一个合作意识较强的集群中, 科技人才流动一般是适度的。博弈分析模型中的相关参数的不同组合, 将可能代表着由科技人才流动所产生的集群的不同风险;并且会存在一个参数组合, 代表一个最优知识溢出水平, 这个最优溢出水平的产生便是科技人才合理流动的结果。
对于产业集群来说, 科技人才流动是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所以, 一方面, 应该正视科技人才流动, 正是科技人才的流动, 带动了集群技术创新;另一方面, 也必须以科技人才适度流动的视角考虑集群的长远发展, 对博弈分析模型中的各个参数合理把握和运用, 从而达到最优知识溢出水平, 利于整个集群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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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风险 篇9
大豆产业是我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产业上下游企业、相关组织共同形成的产业集群,称为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它是大豆产业中数条供应链在一定区域内的集中耦合,处在大豆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和组织在适宜的地域,通过相互作用,在同一产业价值链的基础上组成复杂的有向网络聚集体,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因此,加强大豆产业集群与供应链耦合,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提升大豆产业竞争力。影响大豆产业集群实现的因素众多,风险因素是关键因素之一。国内学者方明月[1]等认为: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是介于企业以及市场之间的组织形态的不确定性条件的总称并对供应链的运行构成潜在损失,但没有涉及对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研究。Harland C等按照风险管理的一般方法,将供应链风险分为可控制和不可控制的风险,如恐怖主义行为、严重的劳工停工、自然灾害等,可控制的风险如供应商资格、来源方的产品和服务等[2],他们的研究局限于目前一般的供应链风险,没有涉及到农业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因此,开展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管理研究,为改善供应链内、外部、供应链各环节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提供理论依据,达到为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的稳定运行提供理论支撑的目的。
本文研究步骤:第一,综述国内外产业集群和供应链研究文献,系统地识别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存在的风险因素;第二,建立模型对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进行风险评估;第三,针对模型运行结果,采取相应规避措施。
1 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识别
1.1 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概述
集群供应链的风险[3]就是一个期望值,是某种风险事件预期结果和其发生概率的乘积。用公式可以表述为
可见,风险是由多个子风险构成的。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因素包括:产业活动产生的风险、链内产业活动连接产生的风险及链外部环境风险等。例如:种植过程的风险、采购、运输过程中的风险、需求预测、信息不对称等。简单说,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是链上企业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等活动所产生的风险。
调查近几年统计资料显示:从供应链外部到内部风险,从链的构成到链间及其他风险的存在,各种风险作用的最终结果:(1)生产成本和价格波动大,豆农收入不稳定。(2)与国外横向比较,尽管我国是大豆主产国之一,但产量占总体份额小,存在着销售和吸收困难等风险因素[4]。因此,大豆产业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依据风险管理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
1.2 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因素系统构成
根据黎继子等对集群供应链风险研究[5]从宏观细分指风险标体系的思想,从外部、内部、链间并细分为链内风险、链外风险、链间风险以及构成风险[6]。其中,外部风险是指供应链本身以外的影响其运作的风险因素,包括国家、国际、信息市场等风险因素;内部风险包括供应链构成主体间的道德、违约、行为主体、以及结构因素等风险因素;链间风险指供应链单链、多链以及混合链间的风险。构成风险是指构成供应链的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物流以及其他组织风险因素。其中其他组织风险是指与供应链相关的节点企业。
综合归纳我国大豆产业存在的各种风险表象,结合集群供应链风险理论研究成果,本文其风险因素系统构成,如表1所示。
2 大豆产业集群式供应链的整体风险评估
2.1 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确定
客观的指标体系在于它能够如实反映集群供应链风险评价因素及其内外联系。基于以上的分析逐层细化风险因素指标,需要指出这里建立的指标体系具有一般特点,集群式供应链风险的不统一性决定供应链风险因素不同,需要时适当进行调整,指标体系的细化过程不需首先了解指标组成。根据以上分析,建立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的风险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2 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进行评价。用U表示指标体系,V表示评语集:U=(U1,U2,…,Ui);V=(V1,V2,…,Vi),I∈(1,2,3,…,n),模糊综合评判模型为:B=A。R[7]。其中,R=(ri,j)m×n是U×V的模糊子集,从各单因素评判结果得到,rij表示i个因素对第j个评语的隶属度;W=(W1,W2,…,Wm)是关于U的权向量;B=(B1,B2,…,Bm)是结果向量。通过专家评定生成评定矩阵D=(dij)m×n,采用模糊算法进行综合评判。
(1)分层。考虑客观上层次因素的不统一性,确定指标集合U=(u1,u2,u3,…,ui),i∈(1,2,3,…,n)和评价等级风险度:V=(较大,大,一般,小)=(9,7,5,3);如表1中U1表示风险指标中第二层中第一个指标,U11表示第二层隶属于U1的第一个子指标,其他的指标,如表1所示。
(2)权重确定。将所有的同层评价指标U按行、列排列,构成一个正方形表;专家对任意2个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重要关系进行打分,并将评分制计入相应的位置;将各个指标分值按行求和得到各个指标的评分总和,最后做归一化处理。例如:用S表示专家打分指标重要程度值
W11j=[0.411 8 0.117 6 0.176 5 0.294 1],同理:以上指标体系权重值在表1中。
(3)生成评定矩阵D=(dij)m×n。为了减少单个专家打分法的主观性,采用Delphi法[8],由多个专家确定平定矩阵[9]。根据10位专家打分,生成30个风险评价指标的的部分评定值矩阵,如表3所示。
(4)确定灰度等级和隶属函数[10]并进行指标体系的白化定量。只知其大概范围而不知其确切值的数被称为灰数[11]。根据以上评语集,建立4种灰类(白化函数):第一类“(风险)大”,白化函数为F1;第二类“(风险)较大”白化函数为F2;第三类“一般”白化函数为F3;第四类“小”白化函数为F4。
(5)模糊矩阵的构建。设评估灰类序号为h(h=1,2,3,4),即有h个评估灰类,Fh(dli)表示dli属于第h(h=1,2,3,4)类评估标准。用pih表示灰色统计法确定的灰数的白化权函数,用Pi表示评判矩阵的灰色统计数,需要平定的指标为
并求出所有专家对第mni个指标的灰色评价,rih=Pie/pi。
基于以上理论借用计算机软件,由10个专家对前6个指标变量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根据白化函数可得:P11=8.222 2,P12=8.857 1,P13=5.400 0,P14=0,P1=22.479 4,r11=0.365 8,r12=0.394 0,r13=0.240 2,r14=0,同理其他的指标体系灰色统计数也可以求得。
(6)多层次不统一性递推公式。评价层次有k(k≥3)层,且层次数不统一。本例中U3指标体系只具有3层,递推从最底层单因素评价开始,从最后层向上逐层推算,得到最后的评语集B(隶属度)。K层的评判结果是第K-1层的隶属度。递推公式如下:设第K层同级别的权向量K层的隶属度为:则的值成为k-1层的分指标隶属度,k-1层所属指标共同构成k-1层的全部指标。依次k-2层的Bk-2向量值度成为k-2层的隶属度,直到求得第一层向量指标的隶属度。进行模糊综合评判决策。最后,得出总体评价值,根据值的大小确定评价等级的度。
2.3 算例分析
运行模型结果如下:B11=W11i×Rm×n=W11j=[0.409 80.267 9 0.127 7 0.000]
同理:制造商、分销商可以求得:B1=W1i×B1i=[0.506 2 0.438 9 0.078 2 0.000],B2、B3、B4、B4的值也依此可得。根据以上运算递推和评价等级可以得到C=B×V,最终评语集:E=W×C=8.176 6,根据以上确定的评语集有:7<8.1766<9。
综上所述,依据以上评语集,在专家打分和客观综合基础上的多层次不统一性风险评定等级度是“大”,供应链企业应该采取措施规避风险。
3 大豆产业集群式供应链的风险规避建议
(1)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内部企业应有风险意识。供应链企业应严格把关成员的市场准入,豆农以及上下游企业收集信息,建立预警机制以及快速响应协调机制。同时大力发展非转基因大豆深加,抵御国际因素的影响。针对我国大豆的非转基因优势,扬长避短,制定应对国际变动的对策,对产品深加工,实行产品走出去战略。
(2)组建动态联盟,走产学研结合的科学发展道路。链上企业根据市场实现大豆生产、加工的规模定制以及柔性策略,走科学购销道路。上下游企业组成动态联盟,通过预测进行大规模生产运作;下游联盟企业对市场即时需求,进行定制化生产。
(3)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走信息化带动道路,应对外部风险。通过大豆期货等先进的网络行销形式来规避实物风险,同时还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发展循环经济模式,走惠农道路。这项措施是实现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长期稳定发展的外部保证。
总之,为了有效降低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必须有重点的的采取应对措施,而规避措施的理论依据是模型的评价结果。
4 结论
本文采用改进灰色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对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评价。通过对集群供应链风险因素指标进行分析评估,验证评价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应用结果表明改进的多层次不统一性模糊综合评价分析方法是正确可行的,为实际综合评判供应链多层次风险模型以及解决其他实际评判问题做了一个有益补充。本文依据算例分析的结果,提出几点关于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管理者应该采取的规避措施,为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以及相关企业规避风险中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适当的把指标层次更加细化,更能有效的体现客观性。
摘要：为了客观评估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的风险,并依据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规避措施,在界定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的基础上,应用供应链理论综合分析了我国大豆产业具有的风险现状。系统地识别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的风险因素构成;利用改进的灰色模糊综合评判法,对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进行整体风险评估;并根据其风险评判结果提出了采取相应规避措施的建议;目的是为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管理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大豆产业风险,集群供应链,风险评估,模糊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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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风险 篇10
共生模式, 也称为共生关系, 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的形式。林汉川[1]认为, 按照共生体内部共生单元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从低到高划分, 共生可以依次排列为偶然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四种模式。袁纯清[2]从共生关系的行为方式出发, 认为共生关系存在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对称互惠共生等四种形式;从组织程度出发, 认为共生关系存在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等四种状态。
将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的4种行为模式与4种组织模式组合, 将形成16种组合模式, 其中点互惠共生、间歇性互惠共生和连续性互惠共生是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主要共生模式, 而连续性对称互惠共生模式是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共生系统的最终优化方向。本文将分析比较美国、英国、以色列三国共生模式, 为我国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提供经验借鉴。
2.美国、英国、以色列三国共生模式分析比较
美国是风险投资的发源地, 在通信、半导体、计算机、软件、生物和医疗卫生等高技术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 造就了一大批世界著名的公司。丰富的风险资本正是美国高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的基础, 在独特创业文化的影响下, 美国众多的技术拥有者选择了创业, 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另外, 多层次的投资渠道也为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很强的生命力, 对美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以美国硅谷为例, 鼓励创业的机制、开放的环境氛围、自主的管理模式等都是美国硅谷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欧洲国家中, 英国的风险投资起步最早, 发展也最快, 早在1945年, 久负盛名的英格兰银行就在英国内阁的建议下, 成立了带有风险投资性质的“工商金融公司”。20世纪90年代, 英国风险投资的近70%投资于高技术领域, 直接促进了100多家风险企业的成长。
目前, 以色列已成为世界风险投资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被誉为“第二硅谷”。虽然以色列地小人少, 但是其国内民间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是全球最高的, 从事高科技研发的科学家或工程师数量也是世界最多的国家之一。以色列高科技产品的使用率非常高, 互联网和电脑等使用率居全球前列, 这些都为其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美国、英国、以色列三国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共生发展从侧面反映出风险投资较强的选择性和倾向性。由于各国风险投资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的不同, 因而各国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共生模式也不尽相同。下面从发展特点、企业体制、创新特征、环境氛围、宏观政策等五个方面进行比较。
2.1发展特点比较
美国。 (1)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共生运营模式先进。 (2) 市场调控, 以自由竞争为根本。 (3) 核心地区共生关系稳定, 加州和麻省的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明显优于全国。 (4) 以发展生命科学、互联网为主, 清洁技术是趋势性行业。
英国。 (1) 风险投资产业起步早, 体系完善, 但近年现疲软走势。 (2) 以自由竞争为核心准则。 (3) 国内投资热情低迷, 主要筹资额来源于国外。 (4) 高技术领域受风险投资的青睐, 约90%的风险资本投资于高技术产业。
以色列。 (1) 政府适当介入, 提供资金支持和良好市场管理服务。 (2) 风险投资基本上都投资于高技术类中小企业, 主要投向其早期和中期阶段。
2.2企业体制比较
美国。 (1) 风险投资企业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 有限合伙制为新兴组织;高技术企业以股份制为主。 (2) 私人投资者和基金在风险投资中占有重要地位。 (3) 多种组织模式结合, 联合投资常见。
英国。 (1) 风险投资企业中, 民营与官方形式兼有。 (2) 风险资本的来源主要是银行和养老基金会。 (3) 私人股权基金组织形式多种多样, 国外投资者以有限合伙制为主。
以色列。 (1) 私人企业占很大比重, 部分重要行业政府控制。 (2) 收购或兼并高技术企业成为风险资本撤出的保证。
2.3创新特征比较
美国。 (1) 创新成果多, 对知识产权保护极为重视。 (2) 创新技术转化为创新产品的成功率高, 易于形成创新网络。 (3) 拥有大量的科研人员, 创新周期较短, 市场化程度高。
英国。 (1) 风险资本的投向主要是高技术产业, 兼有加工业和新兴文化娱乐事业。 (2) 重科学轻技术, 重发明轻产业。 (3) 支持中小型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工艺创新活动。
以色列。 (1) 创新技术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 (2) 自1991年开始设立专门的技术孵化器, 支持高科技创新企业。
2.4环境氛围比较
美国。 (1) 开放的环境氛围, 学习型企业居多。 (2) 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配套设施整体规划。 (3) 非正式组织为创业家和企业家提供了良好的交流、互助条件。
英国。 (1) 不断建立科技园和孵化器, 促进高技术产业化。 (2) 科技园自主经营, 维持其生存和发展。 (3) 注重优化配置科技资源和提供优质服务, 鼓励人才向中小型高技术企业流动。
以色列。 (1) 与十几个国家设有双边研发基金。 (2) 与世界上重要的商业、金融和学术数据网络都有联系。 (3) 金融业高度集中。
2.5宏观政策比较
美国。 (1) 具有完善的法律政策进行监管, 已形成严格的金融监管体系。 (2) 由政府给予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 鼓励SBICs向小企业投资。 (3) 纳斯达克给创业企业提供市场融资机会。
英国。 (1) 金融监管方面注重行业自律机构作用的发挥, 通过宏观政策进行必要引导。 (2) 企业天使投资享受英国企业投资计划给予的税收优惠。 (3) 对外国投资者投资有特殊优惠政策。
以色列。 (1) 具有“核准计划”资格的国内外公司或合作伙伴均可享受以色列政府的投资优惠政策。 (2) 鼓励在3个重点发展地区投资工业。
3.基于共生密度和共生界面的美国、英国、以色列三国共生模式分析
3.1共生密度
共生系统中共生单元种类和数量的多少不仅是共生关系的重要特征, 而且也是共生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在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系统中, 存在风险投资产业共生单元和高技术产业共生单元, 而同类共生单元的多少则反映共生单元的密度。在共生均衡条件下, 共生单元数量既不增加, 也不减少, 共生处于稳定状态。在产业集群形成早期, 共生环境中的资源丰富, 繁殖加速, 直到共生密度达到共生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限度。当集群内的企业数量超过一定限度时, 共生损耗的增加就会超过共生能量的增加。一般而言, 适度的共生密度有助于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系统朝着对称性互惠共生的方向发展。
3.2共生界面
共生界面是指共生单元之间的接触方式和机制的综合, 或者说共生单元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传导的媒介、通道或载体[3]。共生界面存在无介质界面和有介质界面两种, 无介质界面往往是一种共生单元以某种方式进入另一种共生单元, 表现形式为寄生。而有介质界面, 则是共生单元通过介质相互作用, 例如市场、法制、社会服务、政府支持等介质。从单一性介质向多元化介质过渡的过程反映了界面发展的进化方向, 共生模式也由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向对称性互惠共生演化。
在共生界面生成过程中, 风险投资产业共生单元和高技术产业共生单元往往不能拥有对方的全部信息, 这就形成了点共生、间歇性共生、连续性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四种组织模式。点共生中, 在共生对象多且各自披露信息程度相似的情况下, 共生单元往往与首先接触的共生对象生成共生界面。随着共生界面的进化发展, 界面生成的随机性将逐步消失, 最终形成必然性和方向性。此外, 共生界面的稳定性、共生专一性水平也决定了集群共生组织模式的选择。
依据共生理论, 从共生密度、共生界面、共生行为模式和共生组织模式等方面对三国的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共生关系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
4.结论
尽管美国、英国、以色列三国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进程不尽相同, 但两者之间均保持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风险投资产业为高技术产品的产业化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多样化的经营方式, 而高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吸引了来自国内外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资本涌入。美国、英国、以色列三国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模式正向着连续性对称互惠共生的优化方向演化, 对我国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具有借鉴意义。
摘要：本文从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的发展特点、企业体制、创新特征、环境氛围、宏观政策等五个方面对美国、英国、以色列三国进行比较分析;从共生密度、共生界面、共生行为模式和共生组织模式等方面对三国的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共生关系进行了评判。对我国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模式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风险投资,集群共生,模式比较,高技术产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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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纯清.共生理论及其对小型经济的应用研究 (上) [J].改革, 1998, (9) :101-105.
论产业集群与升级 篇11
摘 要：比较“第三意大利”和浙江区域块状经济的增长模式，从产业类别、企业规模与集群诸方面发现两者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就两者的区别来看，浙江区域块状经济有其不容忽视的劣势。对此，要借鉴“第三意大利”成功的经验，使浙江区域块状经济得以升级转变，从中求得飞跃发展。
关键词：产业集群；浙江区域块状经济；“第三意大利”
1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意大利的东北部到中部一带的农业地区在欧洲国家普遍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获得了快速的产业增长。这一被称为“第三意大利”的地区，通过农村工业化和专业化市场建设、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中小企业走网络化的发展之路，改造和升级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经济得到高速发展，进而成为意大利经济的特色与支柱。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面临着类似于“第三意大利”曾经经历过的发展瓶颈，从历史角度比较浙江与“第三意大利”，从中发现二者异同点，总结“第三意大利”的经验和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所作出的调整，对浙江产业集群的升级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2 比较“第三意大利”与浙江区域块状经济
“第三意大利”与浙江区域块状经济在发展进程中，不仅形成了在产业类别、企业规模与集群诸多方面的相似之处，并且在迎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承接的挑战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时对比二者会发现在行业协会、品牌文化、技术创新、政府支持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
2.1 相似点
产业类别：“第三意大利”的特色产业主要集中在纺织品和服饰、家具产品、个人用品、食品、金属纤维产品和特殊原料的生产；浙江的区域块状经济主要集中在纺织品和服饰、机械用品的生产和包装产业。两者的企业大多集中在适合中小企业经营的分散性的部门。
企业规模：浙江与“第三意大利”的区域经济中，大量的中小企业占绝的重要的地位。意大利的出口产品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生产的，中小企业出口额占意大利总出口额的56%（不考虑职工人数在20人以下无法统计的零星企业出口），而在浙江67万多家工业企业中，中小企业占99.9%，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88.7%。
企业集群：企业集群具有动态性，在“第三意大利”与浙江，由于经济环境良好，企业规模较为平均，存在较小的进入壁垒或退出壁垒，因此企业集群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市场显现饱和迹象，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和市场份额继续提高已十分困难；经济全球化使产业机构调整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来自低成本地区的竞争使部分产业区处于不断萎缩之中。
2.2 不同点
一是行业协会。“第三意大利”是以行业协会为纽带形成的紧密的企业网络。这些行业协会的存在将大量分散的中小型企业在地域内有机地集聚成一种网络，一方面实现有序的生产，大大降低了中小企业生存的合理规模，提高区域整体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提高处理对外贸易摩擦的效率和能力，通过品牌优势减少摩擦的发生，提升该地区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浙江行业协会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问题。（1）行业协会数量少，很多产业集群中没有协会，而存在的协会中大部分具有浓烈的官办半官办色彩；（2）部分行业协会发展层次低、覆盖面小、功能弱小；（3）人才资源支持不足。主要表现在专职工作人员少，人员素质不高；（4）行业协会整体上处于起步阶段，经费收入渠道面窄、量小，无法维持基本需要；（5）制度不健全，自律机制不强。
二是品牌文化。意大利的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资源。 “Made in Italy”商品最核心的是文化含量高的个人与家庭用品，这是一种“意大利式生活”的文化，实际上是由意大利的历史、艺术等凸现出来的意大利文化的高端品位所赋予的——这些产品不单单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包含有一种特色文化。
浙江立足于中华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上，从一个区域的角度而言，同样拥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然而浙江的产品多是贴牌生产，无法体现文化内涵，甚至仅仅是低技术或零技术的简单加工，从而不仅散失的是产业链高端的巨额利润，更会带来优势缺失、产业链固化风险以及对外贸易高频率摩擦带来的损失。
三是技术创新。面对创新性竞争的挑战，意大利中小企业改变了以往以赚钱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做法，将企业的研究开发目标定位在获得长期竞争力上。意大利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是工艺创新。
浙江产业集群多是以低成本为基础的聚集，不少产业还停留在模仿、低价竞争阶段，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不强。一方面由于高素质人才缺乏、科研力量不足、产业配套不完善等原因，浙江的产业集群大多尚未形成应有的创新机制，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人才、资金、体制和环境基础。另一方面在无法通过地方集群获得内部发展动力的情况下，一些企业转而寻求外援，与跨国公司建立联系，从而导致在技术创新上对外部资源的依赖。
四是政府支持。强而有效的政府支持是“第三意大利”成功化解全球化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不仅中央政府给予有力而多方位的支持，而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具体而有效的政策支持。中央政府扶持方面，为了适应新经济和新技术的要求，意大利政府先后颁布了许多政策、法令支持中小企业。中央政府的指导性政策对于不同现实状况的各个大区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因此也必须加重地方政府的扶持力度。1998年，意大利政府正是为了强化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颁布了《巴萨尼尼法》，允许各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或调整产业政策。地方政府向区内中小企业提供法律、行政管理、税收方面的咨询，在研究市场和制定企业规划方面给与指导，为使企业获得贷款而提供金融方面的帮助，以及指导企业解决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
近几年，随着浙江产业的发展，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给予的极大的关注，也从不同方面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一方面从科技园和特色工业园区的建设来看，地方政府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使原先分散杂乱的作坊式生产集中并且进行一定的规范。另一方面在政策支持上，主要在中小企业信贷方面，我国从80年代末开始实施对中小企业贷款进行扶持的政策、中国政府先后推出了教育专项、863专项、火炬专项等专项贷款，2006年底国家经贸委又下发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积极推动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担保。然而仅仅是政策的颁布，还并不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这一老大难问题，重点还在于政策实施的途径与渠道。而这一方面就需要地方政府相应的建设。而据了解在浙江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非国有中小商业银行和必不可少的担保机构等都有着一定程度的缺失，或是不能很好的发挥其功能，需要地方政府进一步支持可以建立并且有效运行其功能。并且与中小企业相关的一些法律也并不完善，一些重要的指标体系也有待发展。
以上分析了“第三意大利”和浙江块状经济发展中四个方面的不同，也正是这样的不同导致两个地区发展的差异。“第三意大利”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所作出的调整也正是上面有别于浙江的四个方面，无论是行业协会、品牌文化、技术创新还是政府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都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使“第三意大利”成功越过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化解了风险。而浙江正处于浪潮端口，能否进一步升级，各方面仍需在这些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
3 “第三意大利”提供的启示和对策
中小企业更高程度的集群化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效的运营模式，浙江产业集群模式基本上是自下而上形成，但为了进一步提成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仅靠市场的力量以及地理位置上的重视是不够的。政府必须在产业政策、企业发展制度环境等方面进行大力扶持和因势利导。对此提出几点建议：
（1）学习“第三意大利”完善的中介组织经验，大力营造产业配套环境和完善的中介系统。一方面，建立“产业训练中心”，这一中心要结合产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提供最新的劳动力训练计划，以此来调节弹性生产制度中高水平劳动力流动的劳动市场；另一方面，推动技术创新、研发合作。通过在企业与大学以及其他科研机构之间建立信息互动平台，形成共同学习的机制，以此加快知识创造与扩散的速度，抓紧科技成果推广计划。此外，提供多方的融资渠道，是扶植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式，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中小企业发展政策以及建立专门给中小企业贷款的专业银行等。
（2）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和产能标准，并进行产品与劳动力市场研究，正确引导产业链投资重点和中小企业配套，为中小企业提供投资生产决策的依据，在资源配置、产品配套上有的放矢。此外，加强质量检测和环境污染控制，从而促使使企业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不会对环境造成恶化。
（3）向“第三意大利”高附加值的制造业生产看齐，浙江产业区必须逐渐摆脱以低成本的劳动力投入作为地方生产系统经济效率的主要力量。加强文化素养，培育企业环境，塑造地区品牌。引导产业区集中精力经营少数强势品牌，实现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努力向产业链前
端跨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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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风险 篇12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服装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之一,纺织产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柱作用。2011年我国纺织产业仍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出口创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全年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8.3%;年产纱2900万吨,布837亿米;固定资产投资额3669亿元,比上年增长30.9%[1]。其中,独具特色的纺织产业集群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纺织产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纺织产业集群是指纺织企业和一系列处在同一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在一定区域内,以分工合作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企业群体,企业相互依赖,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系统。在浙江、江苏等东部地区带领下,中西部地区纺织产业也纷纷向集群化迈进,我国纺织集群的构建取得了重大发展。集群式发展使得区域纺织产业的生产力状况和社会化生产方式取得较大进步,许多集群的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提升较快,品牌效应突显,社会责任得到加强,产业调整和升级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截至目前,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产业集群试点地区已从最初的38个发展到175个,拥有集群内企业18万户,职工800多万人,纺织经济已占全国纺织经济总量的80%左右。产业集群的溢出效应已经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力推手。
《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颁布为我国纺织产业集群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为实现2020年将我国建成纺织强国的目标,纺织产业需要继续转变发展方式,加快产业调整升级。毋庸置议,在此过程中纺织产业集群将肩负着重要责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集群发展过程中所潜在的问题与风险。已有学者提出,区域的专业化可能是一种带有风险的战略。产业集群在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必然会暴露出许多不稳定因素,产业集群的发展面临着风险的考验,如何评价与规避风险,促进纺织产业集群的健康有序发展,是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与学术界共同面临及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相信随着政府政策指引、行业协会牵头,将会有更多起点高、发展快的纺织产业集群形成,成为促进我国纺织产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在这过程中,如何发挥产学研合作的价值,在战略指导上发挥学术界的作用,为纺织产业集群风险防范出谋划策,正是该研究的目的及意义所在。
2 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
最早对产业集群进行研究的代表人物可以追溯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英国经济学家,剑桥新古典学派创始人),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1890)中将对产业集聚的成因总结归纳为:一是存在技术外溢,二是方便获得共享中间产品,三是能共享拥有专业技能人才的劳动力市场[2];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ber)从工业区位论的角度对产业集聚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在《区位原论》的第一部分《论工业区位》(1909)中提出了集聚经济理论[3];亚瑟(1996)认为,集聚产业的产生本身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它的产生往往是由于一个技术创新所导致的报酬递增的结果[4];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也延续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思想,并把它纳入新贸易理论研究的体系中[5];波特(1998)将产业集群的兴衰归结为钻石模型四要素的兴衰,认为集群会因技术间断、消费者需求变化等外部威胁,以及群内过度竞争、群体思维等内部僵化而失去竞争力[6];丹麦学者Dalum Bent(2002)在波特研究基础上,以北欧的无线通讯工具集群为例,研究了技术生命周期如何使得区域集群发展面临危险,指出技术变革、技术锁定可能导致集群崩溃[7]。
国内学者对产业集群风险的研究主要有:蔡宁等(2003)研究了产业集群的网络性风险,指出相互依赖的网络给集群带来力量源泉的同时,可能会因外界环境的动荡使集群僵化而失去弹性,从而使集群中的企业对外界的反应能力变小[8];吴晓波等(2003)借鉴植物学术语,提出了产业集群自稳性风险,指出专业化分工、地理邻近性、相互关联以及协同与溢出效应给集群带来竞争优势的同时,也会导致集群的最终衰退[9];尹建华等(2009)由于产业集群风险因素具有模糊性的特点,单纯的定性分析无法满足分析要求,因此必须结合定量分析,借助能处理因素模糊性的评价方法,才能对集群风险程度做出合理判断,进而根据评价等级采取有效的风险化解措施[10]。
总体来说,国内外关于产业集群的理论与研究文献在进一步扩展完善,但目前关于集群风险的研究很少,特别是纺织产业集群风险研究还存在一定的空白区域,因此对该方面进行研究与论述具有一定的学术与实际应用价值。研究针对纺织产业集群,构建一套风险评价体系,并进行定量计量,力图客观、准确的识别我国纺织产业集群存在的系统性风险。
3 纺织产业集群风险及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中国纺织工业“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国纺织产业向现代产业集群迈进,为发展地方经济和建设纺织强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需要正视的问题是,无论东部还是西部地区的纺织产业集群都还不够完善,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风险,而这些风险将影响集群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3.1 纺织产业集群风险
3.1.1 发展能力风险。
现有纺织业产业集群内的绝大多数企业以加工为主,生产规模较小,机械化程度较低,集群内企业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只注重眼前利益,通过纺纱、织布等形式很难以提升产品附加值,企业没有树立自有品牌,在国内外市场上缺乏竞争优势,制约了集群整体的发展,形成了纺织产业集群的发展能力风险。
3.1.2 集群固有风险。
纺织产业集群内的多数企业生产模式为劳动密集型,随着近几年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如果不能降低用工水平,增加生产效率,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将会大打折扣。同时,企业间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企业间生产同质化程度,集群内资源能否得到合理优化配置,都会影响纺织产业集群的风险程度。
3.1.3 集群创新风险。
创新是推动纺织产业集群发展的根本动力,现有纺织集群往往是通过扩大规模、提高产量来寻求经济效益,忽视了通过技术创新和进步来提高生产效率。产品单一,设备和技术落后,在人才储备和研发投入等方面存在不足,缺乏产、学、研相结合的纽带,这就形成了纺织产业集群的创新风险。另外,集群内一些纺织企业自身不愿意投入资源进行自主创新,而是采取“搭便车”或模仿策略,结果导致集群内企业产品同质现象严重,矛盾难以避免,并且极易危及集群的生存和发展。
3.1.4 信息共享风险。
纺织集群内企业由于实行信息共享、信息资源整合等措施,会带来若干不确定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如果处理不当将会给信息化应用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如容易产生产品技术的趋同性,使企业间相互模仿,形成恶性竞争,最终导致集群退化。但先进的信息平台却能使集群内企业间实现合理分工,高效、合理的配置资源,推动集群整体发展。
3.1.5 外部环境风险。
外部环境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供应商影响原材料成本,进而影响纺织品销售。譬如2011年国内棉花价格一路从一季度的32000元/t回落到四季度的19000元/t,连续走低的棉花价格影响了纺织企业的利润空间,导致目前行业内企业大面积亏损的局面。同行业的激烈竞争,使纺织企业处在微利经营的境地,企业只有通过产品差异化,提高产品质量,塑造自有品牌来提高竞争力。目前欧债危机还未真正消除,美国债务危机又呼啸而来,国际经济前景尚不明朗,国际纺织品市场需求量的锐减。当地政府对集群内企业的政策性支持则通常会给纺织企业带来税收、融资等方面的优惠。
基于上述纺织产业集群风险分析,研究认为可以从根源处挖掘诱发纺织产业集群风险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一套客观、科学的纺织产业集群风险评价体系来计量与防范风险。
3.2 纺织产业集群风险评价指标的构建
根据指标体系设计的全面性、系统性、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原则,结合我国纺织行业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殊性,科学建立针对我国纺织产业集群风险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
4 纺织产业集群风险评价模型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个以模糊数学为基础并运用统计数学、矩阵代数等计算方法来处理多因素、多层次复杂系统的综合评价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具有其他以往的评价方法所没有的优点,它是一种更科学、更合理的评价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可以准确反映各个风险指标对纺织产业集群的综合影响效果,量化集群风险[11]。综合上述的评价指标,具体构建评价模型如下:
4.1 确定评价因素集
设纺织产业集群风险的因素集为U,为评价集群风险设二级指标5个,每个二级指标又分为4个三级指标,即U={Ui},其中Ui={Uij}(i=1,2,3,4,5;j=1,2,3,4)
4.2 建立评判集
评判集是评价者对评价对象可能做出的各种评价结果的集合。设评价集为V={V1,V2,V3,V4,V5}={高,较高,中等,较低,低}。
4.3 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设Wi对W的权重矩阵
4.4 构造模糊评价矩阵
模糊评价矩阵Ri是一个由评价因素集i到评判集的模糊映射,根据统计问卷确定模糊评价矩阵Ri,按运算法则Ai=WiRi。综合各指标的模糊向量,构建出模糊综合评价矩阵R={A1,A2,A3,A4,A5}T。
4.5 进行模糊综合评判
B=WR={B1,B2,B3,B4,B5},Bi表示纺织产业集群的风险对第i项评价等级的隶属度。对B={B1,B2,B3,B4,B5}作归一化处理,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所对应的评价等级就是最终的评价结果,由此可以判断出纺织产业集群风险的程度。
5 应用举例
5.1 案例简介
中国轻纺城坐落于长江三角洲繁华的沪、杭、甬经济带上重镇绍兴柯桥,建于1988年10月,历经风雨沐浴,已从一个原始的棚顶市场发展为总占地面积77.8万m2,总建筑面积达326万m2,商行1.6万余家,营业用房1.9万间,场内经营人员5万余人,经营面料3万余种,日客流量10万人次,市场区金融网点76个,日存款额20多亿元,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设施齐备,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集散中心,也是亚洲最大的轻纺专业市场。2011年,中国轻纺城全年成交额达到889.29亿元,同比增长12.05%,其中面料市场成交额488.43亿元,同比增长11.35%。柯桥中国轻纺城基本形成了“南部的联合市场、中部的国际贸易区、北部的柯北新市场区和西部的轻纺原料市场”四大各具特色的纺织品贸易发展平台。
5.2 柯桥纺织产业集群风险评价
5.2.1 确定权重矩阵。
通过专家评价每一级指标的隶属度,确定出各指标的权重如下:
W=(0.1 0.2 0.2 0.3 0.2)
W1=(0.3 0.3 0.2 0.2)
W2=(0.3 0.2 0.2 0.3)
W3=(0.3 0.3 0.2 0.2)
W4=(0.3 0.2 0.3 0.2)
W5=(0.3 0.2 0.3 0.2)
5.2.2 确定模糊评价矩阵。
为真实、客观、准确的评价柯桥纺织产业集群风险,本文借助于模糊综合评价矩阵,发放了95分调查问卷表,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分发给中国轻纺城内的企业管理层,回收有效问卷89份。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
注:表内数据代表收回的有效问卷份数。
根据表2可以得到评价矩阵,并做归一化处理:
5.2.3 构造模糊综合评价矩阵。
根据运算法则Ai=WiRi进行模糊矩阵乘法运算,构造出模糊综合评价矩阵 :
5.2.4 模糊综合评判。B=WR=(0.099326 0.202584
0.331798 0.291124 0.075169)
通过模糊综合评判,得出中国轻纺城纺织产业集群风险“高”的隶属度为9.93%,“较高”的隶属度为20.26%,“一般”的隶属度为33.18%,“较低”的隶属度为29.11%,“低”的隶属度为7.52%。通过最大隶属度原则,可以确定中国轻纺城纺织产业集群风险处在一个中等水平。
6 结论与一般政策建议
通过构建纺织产业集群量风险评价指标,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综合评价了中国轻纺城纺织产业集群风险状况。研究结果可以促进管理者及时发现集群自身在发展中的不足,以便建立相应的风险防范机制,促进纺织产业集群的长远发展。
在纺织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与风险等方面,中国轻纺城与我国其他纺织产业集群存在一定共性,根据相关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高集群及其企业的抗风险意识与风险识别能力。
(2)在科学、严谨的纺织产业集群风险的评价、分析基础上, 为集群制定风险控制方法提供决策支持, 可以提高集群风险管理水平。
(3)合理倡导集群内企业的竞合机制,增强技术能力和管理理念的创新。
(4)强化政府与行业协会的作用与影响力,强化其引导与服务职责,做好“掌舵者”的工作。
(5)积极稳妥地推进电子商务,完善纺织产业集群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正确识别和梳理风险控制点,加强对其薄弱环节的控制,从而达到防范风险的目的。
将科学、合理的风险防范与控制措施贯穿于纺织产业集群建设过程中,加快我国纺织产业转型升级,增强整体竞争力,必将实现“纺织强国”的华丽转变。
摘要：“产业集群”是近年来国内外纺织产业发展中被广泛使用的产业发展模式,从化解我国纺织产业集群风险和维护社会稳定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提出针对纺织产业集群风险评价指标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产业集群风险的定量评价模型。在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基础上,结合国内纺织产业集群现状风险的评估,对纺织产业集群风险防范和产业集群改造升级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产业集群,风险,模糊综合评价,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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