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的风险（精选12篇）
产业集群的风险 篇1
摘要：产业集群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非常显著。但是,集群的潜在风险也逐步暴露出来,给经济学界提出了一个产业集群发展中值得研究探索的新课题。文中对国内外的产业集群风险研究进行全面综述,并对当前集群风险研究进行评价。
关键词：产业集群,内生性风险,外生性风险
0 引言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作为当前区域经济、产业经济领域一大热点,引起经济学家、政府部门广泛关注。世界各地有很多产业集群成功的案例,如美国硅谷、中国中关村等,都是带动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范例。鉴于产业集群表现出的竞争优势,许多地方政府工业政策开始注意把“集群”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然而通过对产业集群深入研究发现其存在不可忽视的潜在风险,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曾经著名的底特律“汽车城”,未能经受全球汽车工业危机的冲击,如今已衰落成所谓的“老工业区”;澳大利亚南部地区钢铁工业曾于20世纪50、60年代一度繁荣,到70年代开始衰退以至80年代彻底没落。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可避免的风险,这些风险很可能带来集群衰落,引致集群企业转移或消亡,从而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甚至成为“问题区域”。如何使集群可持续发展,防范风险问题成为当今学者研究的重点。
国内外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研究多,而对产业集群风险研究很少。一般学者将产业集群风险分为两大类:(1)内生性风险。内因是事物发展决定性因素,是集群产生、发展、成熟过程中衍生的,是集群走向衰退的根本性因素,主要包括结构性风险、网络型风险、生态性风险、产品生命周期风险等。(2)外生性风险。外因对事物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是集群走向衰退的诱发性因素,包括周期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
1 产业集群内生性风险研究
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他认为规模经济存在外部性,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在于为了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提供的好处,这种好处包括提供协同创新的环境,共享辅助性服务产品和专业化劳动力市场,从而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平衡劳动需求结构和方便顾客等。但是当集群内企业超过一定限度,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价格就会上涨从而会制约集群内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集群本生也会开始衰落。当越来越多的厂商产生“搭便车”的想法,集群内成员就会产生惰性思想,这样就削弱了集群的创新能力,使得集群在低水平的生产中徘徊不前。德国学者格拉伯赫(Grabher,1993)在对德国鲁尔工业区产业集群研究后发现,整个集群普遍陷入低效状态,整体上应对市场环境变化能力弱化,即产生所谓的锁定(lock-in)效应和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2]。
奥地利区域经济学家Tichy·G在弗农“产品生命周期”基础上,提出了区域产品周期理论(regiona product cycle)[3]。他认为,企业集群存在的生命周期中可分为四个阶段:诞生阶段(the formative phase)、成长阶段(the growth phase)、成熟阶段(the maturity phase)、衰退期(the petrify phase),这一阶段也称“shakeout phase”。他据此论述所谓的“结构性风险”,是指企业集群老化或衰亡对区域经济的危害,如同产品存在生命周期,集群也具有一个从生产、发展、成熟、衰亡的过程,当集群走向成熟甚至衰亡的时期,企业集群由于其资源高度集中于一个产业或者一个单一产品,可能拖垮整个区域经济,变成难以复苏的“老工业区”(old industrial area)。
丹麦学者Bent Dalum等(2002)在波特的基础上,以北欧的无线电通信工具集群为例,提出了技术生命周期理论,当集群不能跟随技术改进生产时,集群就会面临崩溃(disruption)的风险[4]。
Markusen在研究集群的成功与风险二者之间的关系指出,集群会因为成功因素——不断提高的专业化而逐渐变成一个封闭系统(closed sysem)。其观点的隐含意思就是,构成集群优势的自身性质,实际上同时也是集群风险的产生根源[5]。
利用社会经济网络分析作为一种新理论研究产业集群风险的范式,其代表是瑞典的哈堪森(Hakansson)和斯涅何塔(Snehota),提出了影响网络组织结构基本变量(活动、行为主体和资源)和网络构成关系(企业、关系和网络),在这一模式中,网络元素——行为主体、资源和活动彼此依存,行为主体间的活动就是企业之间通过网络协作与竞争的行为,而资源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同时,网络组织中个别企业不能逃脱自己过去创造的网络约束,因而网络的形成又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其演进带有路径依赖特征。哈堪森认为正是这种关系,承担了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功能。
Harrison(1994)分析了意大利产业区合作形态的危机。他认为,由富有活力的同为合作性竞争对手的中小企业构成的地方根植性的网络,可以基于信任关系和信息共享来管理。但是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这种信任关系只是短暂的。信任可能会成为保护传统方法的力量,从而抑制创新,瑞士手表产业的危机原由便是如此。他还指出,网络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信息在网络中快速扩散,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私人性专有信息如同专用资产,而可能是其网页中的存货,这些有价值的信息一旦暴露,它的命运就悬在其中[6]。
Scott(1989)认为,地理集群中的企业或部门常常以相互依赖的网络形式展现,这个网络有本地竞争者、研究机构、供应商、贸易协会等构成,这些最初是合理的,以确保获得聚集经济[7]。Abrahamson(1994)认为,相互依赖的网络最初阶段是力量的源泉,但由于环境动荡可能成为僵化、市区惰性的根源[8]。
我国学者仇保兴等(1997)在基于大量的实证材料的基础上对小企业集群进行了研究,在《小企业集群研究》中,他对浙江永康保温杯市场存在的过度竞争现象,用信息经济学中“柠檬市场”模型给予解释,将小企业集群发展的陷阱归结为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而造成过度竞争;但是许多类似的集群也存在激烈竞争,而且竞争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并非完全竞争就是最有效的,而是存在一个有效的竞争强度[9]。秦婉顺、顾佳峰从组织生态学角度讨论对集群的影响。组织生态学关于组织死亡的研究表明,企业的灭亡率与族群的密度正相关,与族群的嵌入(Niche)重合度相关。他们从企业群层面上分析一个企业群体内部调整,对于企业灭亡各会产生多大影响;并分析了不同规模企业组成的企业群中,企业灭亡对群体内部的调整度的敏感性,企业群内部调整会使企业灭亡率上升[10]。
吴晓波等(2003)借鉴植物学术语把产业集群的内生性风险称为“自稔性”风险,“自稔性”风是指植物的籽花结实性,产业集群的“自稔性”风险是指集群鉴于产生优势的自身特性,同时也削弱集群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最终导致集群走向衰退的根本性风险。他们把产业集群的网络化特性概括为以下四个:专业化分工、地理性临近、群内互相关联、协同与溢出效应[11]。朱瑞博(2004)在吴晓波等的研究基础上引入模块化理论,分别对产业集群“自稔性”的四大风险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用模块化解决这些问题的机理[12]。
蔡宁、吴结兵从集群网络结构的角度研究了产业集群的风险问题。他们认为大量企业通过相互之间的社会或经济关联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类似小集团的网络结构,网络将变得僵化,滞后于环境的变化,最终可能会导致衰败;一个网络平均路径较大的集群网络对其网络连接方式的改变往往会滞后于外部环境的变化,甚至被环境淘汰。集群网络结构才是影响集群风险的内在根本因素[13]。
王发明等运用组织生态学理论和方法,从组织变革与结构惰性、选择的限制、生存与竞争三方面对产业集群面临的风险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们认为:(1)组织结构的惰性是组织无法跟上环境的变化,造成组织衰退;(2)天性的自然限制使集群无法采取有效的反应以适应环境的变化;(3)集群形成时的内外部环境决定这个集群的未来发展轨迹,以及它是否会被变化的环境淘汰或繁荣[14]。
2 产业集群外生性风险研究
Fritz等(1998)在Tichy·G研究基础上,分析了经济周期对企业集群的冲击——周期性风险(cyclica risk)。他们认为,经济周期对产业集群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会使集群走向衰落;而周期风险是一种突发的、不可能人为控制的、由外部经济周期性波动等原因造成的风险,可能会出现在集群生命周期的任何一段时期,将导致集群所在区域的经济不稳定。区域经济增长主要受到国家经济景气的影响,有时甚至会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他们把产业集群看做区域经济中的一个产业,则区域经济由一个或极少数几个主导集群所支配,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周期变化产生的风险;而区域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基于区域福利功能的,区域收入或就业最大化同时使收入和就业水平波动的风险最小化,区域集群则处于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引起的风险被动接受的地位。化解周期性风险的唯一途径是借助投资组合理论,通过多元化区域集群的业务而分散风险[15]。
段鸣(2005)将地区产业集群放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从外部的网络联系这一视角分析集群形成机制。他从集群在价值链延伸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整合机制框架下,分析了集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价值链治理以及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风险形成的关联机制和风险的不同表现后指出,在带来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风险[16]。
3 产业集群风险综合研究
波特(Poter)早期在《族群和新竞争经济学》中指出,集群产生后就处于动态演化中,可能因为外部威胁(如技术间断、消费者需求变化等)以及内部僵化(由于过度合并、卡特尔、群体思维抑制创新等)而失去竞争力。他认为,产业集群的风险有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内部原因起源于内部创新体制的僵化,进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创造力的形成,导致生产力改善的步伐减缓;企业过度合并形成垄断则阻碍了企业间的竞争,而且集群内部的学校、产业协会和科研机构也会受到体制僵化的影响,产业集群成员的集体思考模式也得变得僵硬。他还认为,客户需求的变化和成本的上升,则是形成集群风险的外部因素[17]。
在国外学者提出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等进行讨论的基础上,蔡宁等对网络性风险、结构性风险、以及周期性风险进行了讨论。他们把网络性风险概括为三方面:一是不同的网络的结构的风险不同;二是网络中存在各种资源如信任、关系等会成为保护传统方法的力量,对创新的抑制;三是网络主体活动及相互影响的风险。这三种风险构成的网络风险与结构性风险和周期性风险紧密相关。在产业集群的诞生和成长阶段因其自增强机制会促进产业集群规模迅速扩张,一旦进入衰退期则会促使产业集群迅速死亡[18]。
王雷(2004)指出,我国中小企业集群面临的潜在风险包括网络性风险、结构性风险、组织性风险、资产专用性风险、资源依赖性风险等,造成集群风险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家族企业文化的局限性、我国中小企业技术相对落后、管理人员和劳动力素质不高、产业集群开放性不足、产权制度不明晰,产权结构不合理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而防范集群风险关键在于加强我国中介服务组织的建设、增强企业集群持续创新能力、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措施、改善家族企业文化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以及培育竞争性的市场结构[19]。
朱永华给出了传统中小企业集群风险的定义,并从国家、集群和企业三个层面对风险进行分类研究,建立了模型,包括集群路径依赖系统建模、过度竞争建模、集群内企业资源依赖的系统建模。作者分析了国家层面的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国际贸易壁垒风险,集群层面的网络性风险、组织性风险、集群品牌风险、过渡竞争风险,企业层面的核心刚性风险、融资风险、资产专用性风险等风险的表现、成因和规避[20]。
4 结束语
综合上述国内外研究可见,对集群的研究有了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但是,现在的研究集中于传统经济学方法,只是运用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理论工具或者只限于企业本身风险的研究,而缺乏对产业集群风险的量化研究。对于产业集群风险的各项衡量指标、集群正常经济运行的数量标准以及风险识别、分析等方面的研究还不足,这使得产业集群风险研究的成果缺少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所以需要更加深入、透彻地研究产业集群风险问题,可以借鉴在金融市场、保险市场的风险管理方法,把产业集群的研究力争做到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
产业集群的风险 篇2
【摘 要】契合陕西从纺织大省向纺织强省转变的重要节点，本文基于对纺织产业集群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的梳理，通过对集群内外部资源的调整，以及控制资源整合的风险，为陕西省纺织产业集群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纺织产业;产业集群;风险研究;集群建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着成就。“十二五”时期是陕西省实现西部强省的关键节点，也是大幅提升综合实力、阔步迈向中等发达省份的重要时期。《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和《陕西纺织工业振兴规划实施方案》的颁布，给陕西纺织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一、人力资源整合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人力资源整合具有较高的敏感度，首先会对员工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纺织企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生产、女工人数较多的特点，如果这些心理变化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则极易出现恐慌蔓延、生产效率降低、集体团队意识减弱等现象。其次，高层管理者由于经营理念与管理风格不同往往会产生冲突，对人力资源整合风险进行控制要做到：各纺织企业、行业协会及政府部门都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合力组织相关整合部门，以人为本，建立科学的综合素质评价系统，用于解决冗员的问题，同时防止人才的流失。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安排专人接待员工来访，消除或缓解员工的心理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消极行为。在集群内部、各企业之间建立完善的沟通机制，并通过行业协会及产学研合作机制及时化解矛盾与冲突。
二、资本资源整合风险及控制措施
资本整合风险主要是由于负债和融资而给纺织控股集团的财务状况带来的不确定性。首先，风险来自于在集团组建初期对各企业价值评估的风险。这种风险会造成集团对个别企业资产价值和经营状况做出过于乐观的判断，容易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其他企业健康发展;其次是只注重资产规模的扩大而不注重资产质量和资金效率，集群内企业众多，会存在结构问题，使得资产分布不合理，收益与风险不对称;再者是由于陕西省纺织企业普遍存在经营管理水平低、成本高，信誉不高，在经营过程中，吸纳外部资金的成本高昂。因此，对资本资源整合风险进行控制要做到：首先，正确评估各企业价值，聘请经验丰富的中介机构做好审计与评估工作。其次是指导并督促集团与集群建立一套符合会计准则和法律的内控制度，实现有效的内部控制。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通过打造集群品牌，提高企业的享誉度。
三、信息资源整合风险及控制措施
信息资源整合中的风险是指由于信息资源整合带来的若干不确定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如果处理不当，将会给信息化应用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因此，对信息资源整合风险进行控制要做到：积极稳妥地推进电子商务，完善纺织产业集群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高信息服务水平。建立文件化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对涉及信息安全的，如人员安全、网络与通信安全、应急管理等领域制定详细的管理流程和制度。要以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对信息化系统进行开发，可与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合作开发，也要避免盲目投资。
四、环境资源整合风险及控制措施
由于政府往往会存在政务繁忙，对纺织产业了解不够充分、专业的问题，从而在政策环境上很容易有所偏颇或无法创造或把握关键机遇。因此，对环境资源整合风险进行控制要做到：发挥纺织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服务作用。协会可为集群宣传产品，拓宽营销渠道;并为政府决策提供有效的产业咨询和政策建议，完成政府委托的各类行业性工作，诸如与国内外有关标准化咨询、认证机构合作，推动集群内企业贯彻ISO14000、ISO18000等国际通行的质量、环境、安全、生态标准，提高集群的整体素质和水平。
目前，陕西等诸多省市地方政府对重要的支柱性产业――纺织产：请记住我站域名/业的发展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加以扶持。我们也期望陕西纺织产业以集群化发展为依托，能在资源整合等关键环节上实现突破，正视风险，采取措施控制风险，为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做出贡献。
参 考 文 献
[1]陕西省第十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R].
[2]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纺织产业集群发展报告[R].:161
[3]郑军.并购环境下国有企业内部资源整合研究[J].财政监督.2011(12):11~13
产业集群的风险 篇3
摘要:通过对模拟市场企业战略定位分析和战略层次价值链分析从战略管理层次控制成本;基于顾客与供应商视角进行价值链成本分析，从管理控制层次控制成本;以模拟市场主体为基本责任单位，实行模拟市场主体对作业层次价值链成本负责制，从作业管理层次控制成本。
关键词:价值链;财务风险;系统控制
西安市政府在《西安市十一·五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旅游产业将作为支柱产业予以了重点扶持。但近年来西安旅游流与心理预期的客流量有较大偏差，客均旅游收入与成都市、郑州市相比在排位上不够彰显。因此，探索西安旅游产业集群组织与管理的创新机制，就必须以旅游产业集群财务风险管理为切入点，以价值链理论为依托点，以提高西安市旅游产业的乘数效益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一、价值链管理与成本控制的关联度
以往因缺失价值链管理理念，产业集群财务管理现金流量会出现“短路”，集群盈利能力下降，处于现金流入小于现金流出的状态，资金供需出现恶性循环，致使集群资金链断裂，长期入不敷出、也难以从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等相应融资渠道筹措资金，流动资产与长期资产比例失调，流动比率或速动比率明显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并且难以通过合理的方式和价格将现有资产变现。因此必须导入价值链管理理论进而分析价值链管理与成本控制的时间关联性和空间的弥合度。
众所周知，旅游产业提供的服务产品是价值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费用的发生过程和服务成本的形成过程。分析价值链各个环节活动的成本结构与动因，目的在于成本控制。旅游产业价值链成本控制标准内容表现在：
1.资源投入标准。主要是从价值链成本动因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出发制定，涉及到价值链成本动因基本上属于产前的资源投入标准，而涉及到服务性的成本驱动因素则基本上属于产中的资源投入标准。
2.资源耗费标准。主要是从价值活动成本动因的性质分析出发而制定。价值链成本的形成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基于价值链分析，其技术线路表现在由资源投入性成本和资源耗费性成本的形成；其二是基于服务经营作业链，由实物价值链和虚拟价值链角度的价值链成本的形成。第一层面的价值链成本形成过程基本程序是，首先，进行旅游财务管理系统的价值链分析，以确定价值链成本驱动因素，包括结构性和服务经营性价值链成本动因，从而为价值链成本控制奠定基础；其次，从资源投入成本和资源耗费成本两个角度，就结构性和服务经营性价值链成本动因按照价值链成本控制标准进行控制。第二层面的价值链成本形成过程控制基本程序是，首先，进行系统的服务经营作业链分析，以确定经营机构各类旅游项目，为实物价值链分析和虚拟价值链分析奠定基础；其次，从实物价值链和虚拟价值链两个角度，就资源投入成本和资源耗费成本对服务经营的旅游项目的成本形成过程按照价值链成本控制标准进行控制。
二、旅游产业项目管理层次价值链成本控制
基于模拟市场价值链成本观和模拟市场价值链成本控制的基本思想，旅游项目管理层次价值链成本控制作为模拟市场价值链成本控制的具体环节，采用的是模拟市场主体对旅游项目管理层次价值链成本负责的责任成本控制制度。旅游项目管理层次价值链成本控制之所以实行模拟市场主体负责制动因为：
1.模拟市场主体是模拟市场企业战略实施的基本操作单位，实行模拟市场主体负责制可以从战术上切实保障旅游企业战略的实施，从而避免因模拟市场主体利益的相对独立性而使它与产业集群的整体战略相悖。
2.模拟市场主体是价值链成本的耗费单位。在模拟市场运作机构内部，每一个旅游项目操作主体都对应一系列活动，而每一项活动都耗费一定的成本，旅游项目操作主体作为价值链成本的耗费单位对价值链成本具有可控性。同时，原本淹没在财务管理职能部门中的工作变得可以控制和监督，既减少了延误和失真，也节约了时间资源，有效地控制了成本。因此，以模拟市场主体为成本控制的基本操作单位可以使价值链耗费资源所产生的成本得以有效控制。编制旅游产业集群各旅游模拟市场财务管理主体的责任核心在于成本预算。预算编制既是一个计划过程，同时也是确定控制标准的过程。目前，旅游产业集群财务管理预算编制的方法有固定预算法、弹性预算法、滚动预算法和零基预算法。以往旅游产业集群财务管理预算局限在组织内部，现在编制预算作为成本控制的前提，预算致力于使差异最小化责任单位业绩最大化。在价值链背景下旅游企业价值链成本控制预算编制过程中，控制的主要目标应是同步协调整个旅游集群财务活动，在明确每个操作主体各自项目运作的基础上，一方面找出随业务量变化所对应的资源成本动因，并测算预计成本动因量；另一方面，对于不随业务量变化的项目活动应合理测算其成本额。
三、旅游产业集群财务风险管理系统的构建
产业集群财务风险管理系统是一个系统工程，财务风险管理系统需要建立相应的预警组织体系和预警分析方法以协助实现决策、组织和控制的管理职能，以实现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自我平衡和自我发展。财务风险管理系统应符合系统原理，即要求财务预警系统具有整体性的特点，不但能保证财务管理这个子系统的功能和秩序处于可靠、可控的状态，还能够影响产业集群管理系统这个大系统的运行，即影响产业集群管理当局的决策。财务风险管理系统应具有动态性的特点，即能够预见企业的发展趋势，协助产业集群向期望的目标顺利发展;财务风险管理系统应具有开放性的特点，要密切关注外界的信息和外部环境对产业集群经营的影响，并根据环境的变化随时自我完善。旅游产业集群财务风险管理系统构架要考量预警响应决策、估计预警影响、形成预警控制策略与策略实施等元素。旅游运营商根据自身竞争能力的优势和资源禀赋的条件，各自制定本运营单位战略目标、寻找适宜的风险控制杠杆和合适的市场占有率水平，以响应西安市旅游经济景气气候的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运营商根据外部环境状况对预警决策进行评估，包括对可能被经济选择准则淘汰概率的评估。在旅游产业集群财务风险管理系统构建中，控制策略的实施手段主要以提高财务管理风险规避的能力和提高财务管理技术水平为目标，二者之间存在互相替代的关系。其目的在于使集群发展战略决策进入良性循环。在风险预警控制策略的实施中，在控制财务风险的情况下可增加固定投资或变动投资，同时采取缩减固定投资并增加变动投资的手段，可提高杠杆绩效摆脱生存风险。具体而言，西安旅游集群财务风险管理系统的构架为：
1.财务风险子系统。（原始数据、信息设备、财会人员、财务信息处理方法）
2.财务风险指标计算子系统。
3.财务风险综合评价和预测子系统。
4.财务风险报警子系统。财务风险管理系统要求系统具有整体性的特点，不但能保证财务管理这个子系统的功能和秩序处于可靠、可控的状态，还应该能够影响集群管理系统大系统的运行，即影响集群管理当局的决策。财务风险管理指标的选取具体如下：
（1）盈利能力分析：①总资产报酬率：总资产报酬率=(利润总额+利息支出)一平均资产总额×100；②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100%；③盈余现金保障倍数 盈余现金保障倍数=(经营现金净流量一净利润)×100%；④成本费用利润率 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100%。
（2）偿债能力分析：①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②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年经营现金净流量／流动负债)×100%；③超速动比率 超速动比率=(货币资金+短期证券+应收票据+信誉高客户的应收款净额)／流动负债。
（3）资产营运能力分析：总资产周转率(次)=(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平均资产总额)×100%。
（4）企业发展能力分析：①销售增长率销售增长率=本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额／上年主营业务收入×100%；②资本积累率 资本积累率=本年所有者(股东)权益增长额／上年所有者(股东)权益×100%。财务风险管理系统有效程度取决于各个决策环节的自适应调整过程，系统目标的最终效果是持续的改善规避风险能力。一个从预警控制策略到预警决策的自适应的调整过程是一个系统逐渐完善的过程，系统内元素的多因变量和系统结构的平衡点朝向要求要适时进行自组织调整，否则产业集群运作的绩效将面临衰退的风险。财务风险管理系统控制预警产生的结果是，利用资本积累不断增加固定投资，依赖投资对增长目标的刚性约束不断提高控制目标;充分利用杠杆防止绩效衰退，形成一个从控制策略到杠杆预警决策的自适应调整过程;并根据市场占有率和投资的关系改变成本结构，进行资产重组，改变旅游运营机构的初始状态。在随环境变化连续评估面临的生存风险的过程中，要么实现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完成了资产重组，要么丧失了获取资本积累的能力而被产业市场竞争淘汰。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存在预警机理中的自适应调整机制和环境的选择机制的共同作用，旅游运营机构并非建立了财务风险管理系统就能够避免失败。在整个过程中，财务风险管理成功与否关键是，能否持续主动改善财务运作水平并提高响应环境变化的自适应调整能力。
总之，建立旅游集群财务风险管理系统是保证集群财务系统高效运行的保证，其运行机制表现在，集群财务管理信息搜集机制、集群财务危机管理的组织机制、集群财务危机管理的运行机制三大构面。西安旅游产业集群要做到良性运作、健康成长只有建立财务风险管理的最佳运作结构，才能使产业集群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投资人效益价值最大化。
参考文献:
[1]蔡勇霞:改进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建议（J）财会通讯（综合）.2005（9）.
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研究评述 篇4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产业集群表现出很强的竞争力, 这种现象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并在关于产业集群形成机理、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产业集群的政策、产业集群的个案研究以及集群的演化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而随着全球航运业的不断成熟, 港口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著名港口城市, 每当有大的集装箱船靠岸, 总能给当地带来价值不菲的产业集群效益。如鹿特丹是荷兰最大的工业城市, 是重要的海陆空交通枢纽、商业和金融中心、每年鹿特丹港有约3万艘次来自世界各国的船舶靠港, 500多个定期航班驶往全球1 000多个港口。鹿特丹城市经济的发展充分运用了临近鹿特丹港口的优势, 大力发展临港工业、造船业、石油加工、机械制造和食品工业。鹿特丹临港产业的发展很好地贯彻了“城以港兴、港为城用”的思想。而在法国的福斯港, 在进口原油、铁矿石、煤炭的基础上, 形成了炼油-石油化工、钢铁-金属加工为主体的工业体系, 其产量占到该国总量的1/4。同样, 日本的阪神工业带, 在港口沿海附近1-3公里的狭长区域内, 分布着6 000多家工厂, 神户制钢、川崎重工、三菱电子等都在这里设有大型生产基地。
由此, 面对航运市场的激烈竞争和贸易量的逐渐增多, 我国各港口业也纷纷提出发展港口周围的产业集群以提高港口竞争力, 但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集群都是成功或是能保持长期的竞争力, 现实中产业集群失败的案例也不少。如曾经辉煌的底特律“汽车城”未能经受住全球汽车工业危机的冲击, 如今已经衰落 (其所在的美国中西部地区被世人称为“锈带”) ;奥地利东南部的地区,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繁荣, 但70年代逐渐衰退;而美国的硅谷进入2000年以来, 成长曲线转为下滑趋势。而在我国的产业集群中也不乏这样的情况, 以陕西省周至县哑柏镇的刺绣集群为例, 在集群发展的初期, 就出现相互间的欺诈和恶性竞争, 最后导致初建不久集群就走向没落;浙江“块状经济”的制度优势正在不断减弱, 而遍布全国的一些高新区也有成为经济“飞地”的危险;浙江永康保温杯集群由于制度规范的缺失, 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内就从成长期进入了衰退期。同样, 具有建港条件的地方并不都能以港兴市, 曾经闻名遐迩的国际大港沉寂为默默无闻的地方小港也不罕见。譬如葡萄牙的里斯本港和西班牙的塞维尔港。
鉴于此, 考虑到现代港口已逐渐发展成为国际物流的集散中心, 产业集群大量出现在沿海和临港地区也已成为一种突出的经济现象, 而在港口间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以自然优势为初始条件的临港产业集群能否成形、延续甚至繁荣,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围绕港口的企业群是否能够形成分工细致的物流产业链条。因此, 梳理国内外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研究的脉络, 探索和揭示其对以服务于临港经济发展战略为目标的临港产业集群范围内的风险管理活动的启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2 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国外主要研究范式
综观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对于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的研究, 已有的文献研究内容比较宽泛, 大致遵循和形成了三个主要的研究范式:
研究范式Ⅰ:在经济学尤其是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内, 从产业集群形成机理、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及其外部经济性角度探讨其风险。这方面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 他在《经济学原理》中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在于为了获取外部规模经济提供的好处, 这种好处包括提供协同创新的环境、共享辅助性服务产品和专业化劳动市场等。随着集群内部企业的快速发展, 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集群内部来疯抢外部性。但是当集群内企业超过一定限度时, 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价格就会上涨, 从而制约集群内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集群也会开始衰落[1]。Poter, M.E.在《簇群和新竞争经济学》 (1998) 一文指出, 集群产生后就处于动态演化中, 如果一个集群地区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在其主要的技术领域或公司和机构方面构建其能力, 就可能因为外部威胁 (如技术间断、消费者需求变化等) 以及内部僵化 (由于过度合并、卡特尔、群体思维抑制创新等) 而失去竞争力[2]。Poter, M.E. (2000) 还进一步分析了集群面临的外部威胁和内部冲击。外部威胁包括技术中断、顾客需求的转移等, 如1991—1996年安哥拉产业集群的最大市场就因原苏联的撤出使得许多市场单一的集群企业破产。内部冲击起源于内部的僵化, 进而减少生产力和创造力。如限制性的工会规则或缺乏弹性的法规有可能导致改善生产力步伐减缓;过度合并、相互默契、卡特尔等妨碍竞争的做法会伤害本地竞争等等[3]。Pounder and St. John (1996) 从集群动态演变的角度分析了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他们将集群的成长划分为三个阶段: (1) 集群创始期; (2) 集群企业的集聚期; (3) 集群企业的再定位期。在集群的创始期, 由于外部经济、较低的进入成本、信息优势促进企业的集聚和创新活动, 集群的收益具有较高的增长率。随着时间的推移, 将企业吸引到一起的集聚经济最终会恶化, 拥挤成本、日益剧烈的竞争和知识征用 (Knowledge Expropriation) 导致了集聚不经济。企业将部分领域限定在集群而不是整个产业也会影响其创新潜力和集群业绩, 从而降低集群整体的竞争力[4]。福尔塔 (Folta) 对美国生物科技产业的实证研究也表明, 资源获得的拥挤、同类企业的模仿和策略形成的惯性有可能降低集群整体竞争力, 缩小集群与非集群企业的增长差距。同样, Dicken, Kelly, Olds & Yeung (2001) 也认识到了“新区域主义学派”在解释区域发展问题中的局限性, 认为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任何集群都不是一个保守而封闭的系统, 内生生长因素固然必不可少, 但是集群所依托产业已融入全球产业网络, 区域经济发展已纳入全球框架, 如何克服地方发展的锁定风险, 并实现持续升级, 变得十分重要[5]。
基于这一范式的文献, 为我们观察临港产业集群风险管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有解释力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但其不足之处是, 大部分文献与管理学尤其是管理科学方法论缺乏有效衔接, 影响了研究结果在风险管理对策上的参考价值。
研究范式Ⅱ:在管理学派的逻辑框架内, 揭示产业集群风险的形成原因、演化机理及表现形式。奥地利区域经济学家Tichy. G (1997) 在佛农“产品生命周期”基础上提出区域产品周期理论 (Regional Product Cycle) 。他据此论述企业集群生命周期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性风险 (Structural Risk) ——一个区域过于依赖一个产业集群的长期后果是:当产品一旦到达其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 并且产品的竞争优势开始衰减的时候, 随着大量企业的退出而极少企业的进入, 集群开始收缩;与此同时, 集群网络变小, 信息流量锐减。当缩小的区域集群已不足以激励创新时, 该区域也就最终衰落成没有任何内在潜能去重新获取竞争优势的老工业区。在Tichy. G研究基础上, O.M.Fritz等 (1998) 将集群风险大体上总结为结构性风险 (Structural Risk) 和周期性风险 (Cyclical Risk) 。他们认为, 结构性风险产生于集群未能随不断变化的生产制造范式迅速做出相应调整, 以致原有产业或产品簇的永久性衰退导致整个区域集群的没落;周期性风险产生于区域、国家甚至是全球性的经济波动, 进而使相关区域集群的发展受到影响, 甚至走向衰退。两种风险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 结构性风险关系的是区域集群的长期生存发展, 而周期性风险则与中、短期区域经济增长波动相联系[6]。Markusen (1996) 在研究集群的成功与风险二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 区域集群越成功, 其越倾向于发展成一个封闭的系统, 进而逐步丧失获取应变市场变化所需的能力, 导致集群败落的潜在风险不断积聚, 集群的竞争力不断下降, 直至集群的消亡。他还指出, 集群会因为其成功因素——不断提高的专业化而逐渐变成一个封闭系统[7]。深入研究Markusen的观点, 其背后隐含着集群风险的本质性成因, 即构成集群优势的自身性质, 实际上同时也是集群风险的产生根源。De vol (2001) 指出, 促使集群形成的因素也许在支撑集群发展上显得并不重要, 进而带给集群持续竞争优势的要素也许最终成为导致集群衰败的风险因素。Harrison Bennett (1994) 从集群内的合作网络关系出发研究集群风险, 他在研究意大利产业区的合作形式的危险时指出“网络关系是一把双刃剑”, 并且指出SFNs (small firm networks) 固有的弱点正在逐步暴露出来。受波特的技术间断论的启示, 丹麦学者Bent Dalum等 (2002) 以北欧的无线通讯工具集群为例研究了技术生命周期 (Technology Life Cycle) 如何使得区域集群发展面临崩溃危险 (Disruption) 。他们认为技术的重大变革为产业集群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或是导致新产业群的产生, 但新技术的出现和技术锁定等因素也会导致原有产业群的衰退, 甚至崩溃。
基于这一研究范式的文献, 大都以揭示集群风险成因和表现形式为指向, 注重管理逻辑和体系的严谨性, 但其不足之处是, 特定区域的特殊变量 (如我国集群企业间的人脉关系) 的缺失使产业集群范围内风险管理策略的实施路径刻画缺乏完整性。
研究范式Ⅲ:在地理学派尤其是新经济地理学 (New Economic Geography) 派的逻辑框架内, 从地理区位、空间距离交易成本等角度进行产业集群风险原因和对策分析。新经济地理学派代表学者克鲁格曼认为, 地方化的规模收益递增与空间距离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是对等级式产业空间发展的最好解释, 区域专业化在历史偶然因素的作用下发生并建立起来后, 就会在外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持续下去。区域发展因此被锁定, 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 风险[8]。德国菲利普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H·巴泽尔, 从垂直、水平、制度、外部和权力因子分析了集群的生成、成长和再生现象。他认为, 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集群必须与外部的供应商、市场和技术建立系统的联系, 多种文化的融合、合理的权力结构、有效的调控手段是集群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同时, 在制定区域政策时, 不能简单地将一地的产业集群政策移植到另外一个区域。此外, 不是世界上的所有地区都具备形成产业集群的前提条件;产业集群政策也不是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唯一途径[9]。在实证研究方面, 新经济地理学派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产业集群的成因和机理研究层面。典型研究成果有:Henderson、Shalizi和Venables (2000) 从经济发展和地理的角度探讨产业为什么会群集、新集群是如何形成的、脱离集群的后果等问题。为了解释以上问题, 他们对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地理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Romano, Passiante和Elia (2000) 分析了29个虚拟群, 用组织接近的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地理接近概念, 认为组织接近是虚拟群形成动力的新来源, 而组织的接近则通过供应链和客户关系管理来实现。他们突破传统的产业聚群的地理限制, 利用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把产业聚群置于全球化的虚拟学习环境中, 扩展了产业聚群活动的空间。
基于这一研究范式的文献, 为我们认识产业集群风险提供了一个空间视角, 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这一范式之下的对产业集群风险的研究大都还停留在现象描述上, 停留在定性、思辨的研究层面, 尚需进行深入细致的定量和实证角度的研究。
2.2 国内主要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在引入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的研究。北京大学王缉慈教授 (2001)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开始研究产业集聚现象至今, 在该领域深有建树。她所著的《创新的空间》一书是我国在产业集群研究领域的开篇之作, 并建有“地方产业集群研究网”, 引发学界、政界和商界对产业集群产生背景、发展状况、升级条件、政策引导等的进一步思考, 缩短我国和发达国家在研究方面的距离[10]。浙江大学魏江教授 (2003) 着眼于集群整体优势和企业个体优势对知集群识类型和共享机制的要求的不同, 提出集群知识类型特征及传递性影响集群企业的学习行为和效应, 并由此产生个性学习和共性学习的两难选择问题[11]。蔡宁等 (2003) 从网络视角对产业集群的风险进行了分析, 认为产业集群网络是产生竞争优势的源泉, 网络力量可能会破坏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他们认为产业集群风险有结构性风险、周期性风险和网络风险三种, 并且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增强的机制, 最终可能会导致产业集群的失败[12]。吴晓波、耿伟 (2003) 把产业集群在产生优势的同时削弱了集群适应外部的能力比喻为植物的“自稔性”, 认为集群内部存在四类相互作用的风险, 这些风险会导致产业集群衰退。他们构建了区域集群“自稔性”风险成因模型, 指出构成区域集群竞争优势的集群自身特性, 同时也是区域集群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13]。杨峰等 (2005) 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分别从技术风险和制度风险这两个方面对集群风险的内生和外生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技术在集群演化过程存在集群创新能力僵化风险和技术选择失误风险, 而制度风险主要是制度路径依赖风险[14]。朱方伟等 (2004) 则重点研究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并从集群成长角度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分别分析了各个发展阶段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存在的六种风险:孵化阶段的同构化风险;发育阶段的本地化风险、政策风险、金融风险;繁衍阶段的锁定风险;衰退阶段的产业退出与转型风险, 并分别对各阶段的风险识别及防范进行了简要论述[15]。朱瑞博 (2004) 将导致产业集群衰退的潜在风险分为内生和外生两类, 并在吴晓波等“自稔性”风险成因模型分析的基础上, 引入模块化理论, 分析模块集群抗集群内生性风险的机理, 详细剖析了产业集群“自稔性”风险存在的四大根源, 并论证了模块化化解这些风险根源的机理。
3 对我国临港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研究的启示
纵观各种集群理论 (从产业区理论、新产业区理论、经济地理学理论、集群竞争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区域创新理论等) 的发展历程和集群内在机理观点 (外部经济说、交易费用说、技术创新说等) 的演变, 对产业集群这一特殊主体进行机理和竞争优势层面的风险分析与对策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 但是以上这些成果对某些特定产业 (如具有先天“积聚性”的港口业) 所面临的集群挑战和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证研究还缺乏全面应用的前提。这主要体现在:
(1) 在以往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中, 一般暗含着所有行业在形成产业集群的过程中都具有同等条件, 即产业集群的形成对于任何产业表现出中性偏好, 或者很少探讨产业是否具备聚集的条件。
但实际上, 某个行业是否具有聚集能力是具备一定条件的。其条件包括:其一, 生产流程的可分性, 即产业价值链上的各种活动可以充分专业化。只有在生产流程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时, 才会产生每一阶段的专业化分工, 从而形成基于同一产业链条上相互关联的上下游企业, 以及各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并且实现相互学习。其二, 行业中的最终产品必须具备可运输性。我们可以推断, 如果最终产成品不具备可运输性, 那么产品供应商的地理布局将不得不依赖于顾客的分布状况, 而顾客需求通常是分散的, 显然这样的行业很难在空间上聚集起来, 并形成经济规模。相反, 如果各种要素的供给不具备重新配置的条件, 而最终产品很容易输出, 即具有可运输性, 此时生产流程的各阶段则具备聚集倾向, 最后促使整个行业的聚集。
例如:正是由于需要满足这种生产的可分性和产品的可运输性, 目前出现并作为研究对象的产业集群多见于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对于具有先天积聚性的港口业和相关服务产业而言, 虽然拥有自然地理位置和经济地理位置的绝对性, 能够自发地聚集在港口的区域范围内, 以获得有利的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然而,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大量的港口相关产业由于港区周围的商业环境不甚理想而趋向于城市中心商业区, 这就直接影响着临港产业集群的建立和完善, 形成临港产业集群建设初期因集群所需相关生产要素的缺失和基本产业结构的不完备而带来的风险。
(2) 随着现代物流的形成和发展, 在目前中国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情况下, 将一个区域内所有企业及其他公共和自然资源以产业集群的形式聚集起来, 通过贯穿于价值链上的物流主体的纵向合作与横向竞争, 以及研究机构和公共部门的辅助和引导, 实现临港产业价值链的延伸和临港产业集群的升级不失为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但其中蕴含的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
虽然现代港口已经成为国际物流的集散中心, 但在港口间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以自然优势为初始条件的临港产业集群能否成形、延续甚至繁荣,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围绕港口的企业群是否能够形成分工细致的物流产业链条。也就是说, 港口凭借临港产业集群, 可以完成由单纯的交通枢纽向综合物流平台的转变, 临港产业集群的活动可以分解为贯穿于临港产业价值链上的物流主体之间的纵向合作与横向竞争, 由此, 通过对临港产业集群下物流系统的分析, 以贯穿临港产业价值链上的物流主体视角, 研究临港产业集群的风险不仅可以扩展风险管理理论方法, 而且对于处于复杂、动荡、面临众多风险的临港产业集群的管理实践活动能够提供理论性指导。换言之, 临港产业集群可以看作是一个综合的大系统, 每一个子系统或要素都有其风险, 随之需要相应的管理策略。但最为重要的是以集群为发展模式的临港产业已逐渐纳入全球物流网络, 以贯穿临港产业价值链上的物流主体视角, 集群内一切管理活动的有效性都应从集群整体角度来衡量。因此, 从产业集群整体集成风险而不是局部识别各种风险因子, 进而建立风险集成防范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方向。
(3) 国外对产业集群 (包括港口产业集群) 风险的研究虽然很全面, 研究的角度也多种多样, 数理模型和经济计量模型也十分丰富, 但它们几乎都是以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作为研究背景的, 因此, 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我国临港产业集群无论在理论论述、实证分析还是政策研究方面, 都缺乏一个系统、全面的应用框架。
我们不能忽视我国临港产业集群中依靠血缘、地缘等关系形成的人脉网络对资源结构的影响, 因为以人脉网络为介质的集群企业间资源流动对于产业集群资源结构有深远的影响, 例如, 物流、资金流对于特定的人脉网络具有依赖性:在集群企业中, 依靠人脉关系可以形成心理契约, 物质资产和资金可以在人脉网络中进行有效配置。因此, 对我国临港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的研究需要考虑一些特殊的因素和变量, 才能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和政策。
(4) 在我国产业集群升级的背景下, 考察典型地区临港产业集群风险管理实践, 提出初步研究成果, 并寻找一定数量样本加以验证, 可以为“合理的、尝试性的并有待检验的理论解释”找到现实依据。
伴随着长三角地区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网状物流链, 长江三角洲临港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载体, 正快速以不同方式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因此, 以长三角地区临港产业集群为实证研究对象, 剖析其临港产业集群系统 (包括集群核心区、次集群核心区、集群延伸区) 发展的阻力和负效应, 提出“合理的、尝试性的并有待检验的理论解释”。进而通过对长江三角洲等港口群的典型港口城市如枢纽港 (上海港、宁波-舟山港) 、基本港 (南京港、苏州港) 以及喂给港 (盐城港、嘉兴港) 的临港产业现状进行较为全面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 对临港产业集群风险管理水平与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数理建模) , 找出关键性风险因素, 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 能够顺应临港产业集群实践要求整合系统内部所有风险管理活动的迫切要求。
4 结论
面对航运市场的激烈竞争, 临港产业集群的大量出现不仅能联动临港产业本身, 而且具有物流产业链效应, 但其中蕴含的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本文首先以产业集群风险为研究对象, 从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对国内外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 进而结合临港产业集群自身特性, 从产业集聚条件、产业价值链、特殊要素假设以及实例验证等方面探索和揭示了其对以服务于临港经济发展战略为目标的临港产业集群范围内的风险管理活动的启示, 具有一定地促进临港产业和临港物流健康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产业集群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篇5
1、产业集群提高了产业整体的竞争能力
一般说来，当产业集群形成后，将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如降低成本、刺激创新、提高效率、加剧竞争等，提升整个区域的竞争能力，并形成一种集群竞争力。这种新的竞争力是非集群和集群外企业所无法拥有的。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集群将比非集群更具有竞争力。
2、产业集群加强了集群内企业间的有效合作
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因为地域的接近和领导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形成共同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和惯例，彼此之间容易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从而减少机会主义倾向，降低合作的风险和成本。
3、产业集群增加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促进企业成长
集群不仅有利于提高生产率，也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这种创新具体体现在观念、管理、技术、制度和环境等许多方面。产业集群对新企业的进入和企业增长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产业集群形成后，不仅吸引来的工厂会根植于本地，还会有很多新企业在本地繁殖和成长。
4、产业集群发挥了资源共享效应，有利于形成“区位品牌”
单个企业要建立自己的品牌，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然而企业通过集群，利用集群内企业的整体力量，加大广告宣传的投入力度，利用群体效应，容易形成“区位品牌”，从而使每个企业都受益。随着产业集群的成功，集群所依托的产业和产品不断走向世界，自然就形
产业集群的风险 篇6
关键词：学科集群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机理分析
0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世界上对信息技术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对信息技术的高效运用更是研究的重中之重，鉴于专家对高科技信息技术的大量研究和证明，使得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知识和信息对人们生活的重大推动作用，尤其是高技术产业集群，它们是科学知识及其团队的合成和结晶，依靠着科学团队的知识储备和智力，利用集群产业的优势，带动了当地经济甚至国家的经济发展。靠着学科团队的优势形成学科集群，将科学团队的知识运用到产业集群中去，然后进行推广销售，这不仅给产业集群的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而且为下一步进行研究的人员提供了基金。通过学科集群产业集群二者的相互促进相互作用，成功地带动了本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集群学科集群二者的相互配合，协同创新，是我国目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点，产业集群学科集群以下简称为双集群。
1 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内涵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学科集群日益壮大，这不得不说得益于与产业集群的合作。但是，他们之间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且产业学科集群也并不是不相矛盾，天然就具有相互协作的能力。学科集群向产业集群输出的知识只有储备到一定程度时才能激发集群内部各要素的创新与协作，进而促进集群的发展，才能促进集群的壮大。
所以产业与学科集群的相互协作是一种全新的创业模式，是集群内各创新要素之间、与内外部环境之间相互竞争合作、依赖促进的关系，促使集群内创新资源在合作共享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的创新机制，进而使集群创新协同能力得到动态持续的发展。
2 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特点
产业集群与学科集群二者的相互协同创新是用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而且渴望在短时间内解决，因此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有其独到的特点。
①广泛性。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是产业部门与高校和科研院所、政府、社会中介服务机构之间进行横向协作的方法和纽带，如果任何一个链条出了差错，效果就发挥不出来了。
②拓展性。一方面，产业集群的协作创新领域已由国内的转向外国学科集群，外延扩大。企业开发的方向也早已由自主转向协作，另一方面学科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从最开始的“产学研联合开发”发展到二者的联合体，加强了合作的力度，深度与广度，内涵也在持续更新。
③竞争性。一方面，产业集群对最新的科技成果的引入，增加了产品的竞争力与高科技含量。另一方面，学科集群和产业集群的协作中增加了选择的机会，克服了以前的行政“摊派”也或“撮合”结合的毛病。这些优势，都为产品增加了更多的竞争力和高科技含量。
④互补性。资源与信息的互补是双方协作的原因。他们协同创新因为各有优缺点，可以优势互补，形成相互协作共同发展的良好的合作关系。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构成了两者的互补性。
⑤开放性。协同创新的着眼点在于开发研究，开发研究必须与企业保持密切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企业的实际情况，在实验室进行的也是基于实际的了解；而且其开发研究很多时候是两个集群科研人员共同进行的，开发研究的成果首先要经过中试实验；最终还要经过市场的鉴定，这些都反映了协同创新的开放性。
⑥风险性。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想要取得成功，实行产业化，必然会遇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投资与风险投资和市场创新等几个问题。基础应用研究要么是为了学术价值，要么是为了探索研究方式，不考虑短期的直接的利益。而产学研合作所进行的研究开发则不相同，他首先考虑的因素则是他能否取得的利益，他所研究出来的成果都要接受市场的鉴定。
⑦多样性。学科集群和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方式已经从项目合作为主，发展到平台共建、人才培养、提高创新和信息融通等，有的企业已开始实现以资产为基础的机制转换，共同建成长期稳定的联合体。有的因人才交流相互输送，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集群。共同创新进行技术转移，技术转移中有合作，合作中有技术转移，是一种稳定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单纯的生意买卖关系。
⑧收益滞后性。协同创新双方为创新能力的提升而投入的现有资源，产生的市场收益是滞后而且是难以预期的。具有风险意识的双方，只有对与协同创新有关的各种经济、科技、社会变量的未来趋势进行科学预测，做出理智的决定，才能解决收益滞后性给投入者带来的困扰。这种对收益的评估是决定投入的主要方面，它可以决定投入量或者是否投入。
3 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机理分析
了解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机理是他们之间共同产生效应的前提。在他们相互协作期间，一方面，产业集群可为学科集群提供具体数据与合作研究的基金，又可为学科集群提供实验的场所；另一方面，学科集群则可为产业集群提供技术团队风险评估以及最新研究成果，而且学科集群也可以为产业集群提供建议可在企业内部实施激励措施，可以提高企业工作效率。
产业集群与学科集群两者的协同创新是一种双赢，不仅对企业、科研院所，还是对社会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的协同创新，主要是指两个集群协同作用，一起完成企业产品和技术创新整个过程或创新的某些环节，通过这两个集群的优势互补和集群资源共享，创新能力与支柱系统的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可以极大地提高创新效率。惟有不间断地创新科研能力才能促进产业集群稳步健康地发展，所有现有的产业集群建设，企业都是更多地注重产业内部的生产，忘却了与科研团队进行协作提高创新能力。企业惟有与科研团队进行协作才能拥有持续的创新力，企业凭借科研团队来促进创新能力提升，科研团队也只有通过企业提供的经费，才能继续发挥创新能力，在科研创新上也才可能有更大的突破。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让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相互协同共同发展，才能有力地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两者协同创新能力的结果与评价则是督促他们共同努力的因素。
4 结语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都作出了积极推动高校协同创新的战略部署。在此背景下，对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基础理论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指导高校协同创新的实践，从而产出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大力提升高校的创新能力，进而有利于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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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GBC1212014]、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二五”青年专项课题[GBD1212036]和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二五”青年课题[GBD1212034]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朱志红（1979-），女，福建建阳人，东北石油大学讲师，硕士，全国注册会计师，全国注册税务师，主要研究方向：会计教育与实务。
产业集群的风险 篇7
随着贸易量的逐渐增加和航运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 我国各沿海地区也纷纷提出发展港口周围的产业集群以提高港口竞争力。但并不是所有产业集群都是成功或能够保持长期竞争力的, 现实中港口产业集群失败的案例也不少, 曾经闻名遐迩的国际大港沉寂为默默无闻的地方小港也不罕见, 譬如葡萄牙的里斯本港和西班牙的塞维尔港。
鉴于此, 考虑到产业集群大量出现在沿海和临港地区已成为一种突出的经济现象, 在港口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以自然优势为初始条件的临港产业集群能否成形、延续甚至繁荣,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是否能对临港产业集群范围内的风险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价和管理。因此, 为有助投资者作出正确的决策, 也为了保障临港产业集群的健康快速发展, 对临港产业集群范围内的风险因素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科学的评价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1 临港产业集群风险因素的识别及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1.1 临港产业集群风险因素的识别
临港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载体, 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快速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通过剖析临港产业集群系统 (包括集群核心区、次集群核心区、集群延伸区) 发展的阻力和负效应, 我们得出临港产业集群的风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基础设施风险因素 (U1)
基础设施是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 临港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是能否吸引相关产业在此积聚的重要因素。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基础设施。硬件基础设施可分为自然基础条件和人工基础设施:自然基础条件包括气候状况、地形地势以及港口水深条件, 其中港口水深决定了港口的规模, 也是决定某些产业聚集于某个特定港口的主要因素, 例如散货船吨位一般较大, 只能停靠在深水港, 这决定了钢铁、石油、能源行业需要聚积在深水港附近;人工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交通、港口泊位和装卸设备以及这些设施的运作效率, 如道路的承载能力、港口的装卸能力等。软件基础设施包括通信、金融、海关、咨询、边防、教育科研等服务机构, 其中教育和科研机构为临港产业集群提供人力资源和技术支持, 是临港产业发展的智力因素。由此, 我们把因临港基础设施不完善或更新不及时而跟不上临港产业经济发展速度时所产生的风险称之为基础设施风险, 该风险因素的因子集合为:U1={U11U12}={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基础设施运作效率}。
(2) 网络组织风险因素 (U2)
临港产业集群内有数量众多的企业, 这些企业由于业务、资源共享或其它方面的原因而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关系, 这些关系交叉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网, 我们称之为临港产业集群的网络组织[2]。这种网络组织自发形成, 没有正式的契约规则, 它建立在利益和信任的基础上。复杂的网络组织关系增强了企业间的互相信任, 节约了交易成本, 可以实现资源、信息和技术的充分共享和优势互补, 有利于企业提高研发和创新能力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 网络组织具有磁力效应, 网络组织结构越复杂, 越能吸引企业入驻集群。这是由于组织结构越复杂, 则说明集群内外部经济性越明显, 主要包括运输成本、成熟的产业链、基础通信设施、熟练劳动力供给等因素产生的外部性[1], 入驻企业利用这些外部性因素有利于降低经营成本, 尽快适应集群环境, 加快自身的发展。当集群的这种网络组织发展不充分或结构受到破坏时, 就会对集群和企业的发展产业负面影响, 我们将这种负面影响称之为临港产业集群的网络组织风险, 该风险因素的因子集合为:U2={U21U22}={企业业务的相关度 企业的信用度}。
(3) 产业导向风险因素 (U3)
在不同阶段和时期, 政府都有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 这些战略目标通过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得以实现。在一定时期内, 引导型、稳定的产业政策有利于鼓励特定产业的发展, 加速产业体系的形成, 实现产业的持续发展;本土化的产业政策有利于产业适应当地的经营环境, 充分利用当地的基础设施和环境资源。若产业政策违背经济发展规律, 过度干涉企业的经营行为和市场交易规则, 或变动过于频繁, 就会对临港产业的发展带来风险, 这一风险称之为临港产业集群的产业导向风险, 该风险因素的因子集合为:U3={U31U32}={产业政策的科学性 产业政策的稳定性}。
(4) 公共管理风险因素 (U4)
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实体, 显然, 临港产业集群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基本目标, 但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如恶性竞争、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缺乏对产业长期发展的战略规划等;同时, 集群的发展还需要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 比如良好的区域治安环境, 文明诚信、礼貌谦让的社会公德, 尊重人才、以人为本的人本理念等, 这就需要一个独立于集群的组织来对集群产业的发展方式和经营行为进行控制和管理, 对集群的文化社会环境进行培养和维护。如行业协会能从产业战略发展的角度出发, 综合考虑集群内各企业的利益, 制定产业经营规则, 建立产业发展战略和产业保护体系, 规范各企业的经营行为, 以达到产业整体利益最大化;而政府能为集群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 这有利于吸引企业落户本地, 增强企业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度, 保障集群企业文明有序地发展, 以实现集群产业可持续发展。由此, 当管理组织对集群行业经营行为管理不善或集群文化社会环境遭到破坏时, 就会对集群的发展产生风险, 该风险因素的因子集合为:U4={U41U42}={管理组织对产业发展的管理力度 管理组织对文化社会环境的培养和维护程度}。
(5) 经济波动风险因素 (U5)
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处于一个周期性的循环当中, 萧条与繁荣交替进行。经济快速发展时, 临港企业生产经营速度加快, 以满足各国旺盛的消费需求, 产品的大量生产加大了对物流服务的需求, 促进了物流产业的发展, 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临港产业集群的繁荣;当世界经济萎靡不振时, 消费品的需求量大大减少, 临港产业集群发展速度减缓, 物流行业也随之萧条。在经济萧条时期, 各国都会采取相应的经济刺激政策以促进经济复苏。如2008年8月份的金融危机爆发后, 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减缓, 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的经济刺激政策, 我国推出的十大产业振兴政策中包括船舶制造业和物流业, 这将对物流产业的振兴起到促进作用, 会间接推动临港产业集群的发展。我们把经济周期性波动对临港产业集群产生的风险称为经济波动风险, 该风险因素的因子集合为:U5={U51U52U53}={全球经济景气指数 通货膨胀 经济复苏政策}。
(6) 物流项目风险因素 (U6)
众所周知, 物流是临港产业集群内的特殊产业, 其特殊性在于它是其它产业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是临港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平台, 因此贯穿于临港产业价值链上的物流项目风险既是临港产业集群众多风险因素中最难以控制的要素, 也是决定整个风险系统管理有效性的关键要素。
在整个物流项目系统中, 每个服务于临港产业集群任务单元的大物流项目可以看成是多个子物流项目的集合。每个子物流项目的实施涉及多个过程和步骤, 如人员选定、项目计划、项目实施、信息管理、项目质量管理、项目控制等, 每个过程和步骤又涉及多种不稳定因素, 这就需要对每个子物流项目的每个环节中的每个因素如人员沟通、信息共享等进行协调规划。显然, 在对每个子物流项目的管理以及对子物流项目的整合协调中, 任何一个过程出现问题, 都会影响到整个物流项目的如期完成, 甚至会破坏整条物流产业链, 这对临港产业集群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个威胁。这里, 我们把由于物流项目的质量、信息、人员等因素所造成项目的延期或破坏而对临港产业集群产生的负面影响称之为物流项目风险, 该风险因素的因子集合为:U6={U61U62U63U64}={项目团队素质 项目规划的周密性 项目实施的规范性 项目的质量控制}。
1.2 临港产业集群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根据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的方法和步骤, 以及以上所识别的风险因素, 我们将风险指标分为两个层次:因素层和因子层, 其中因素层集合为:U={U1U2U3U4U5U6}, 因子层集合分别为:U1={U11U12}, U2={U21U22}, U3={U31U32}, U4={U41U42}, U5={U51U52U53}, U6={U61U62U63U64}。另外, 对于每一个风险因子, 我们给出五个评价等级。临港产业集群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 利用综合模糊评价方法对临港产业集群风险进行综合评判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是一种综合运用AHP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来评价具有“模糊性”事物的系统方法, AHP法为模糊综合评价提供了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因素的权重, 模糊综合评判法则根据这些指标和权重对多因素或多指标影响的事物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2]。显然, 临港产业集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 涉及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经济环境、公共管理等多个方面, 并且很多因素无法用一个具体的数值定量评价, 具有模糊的特性, 因此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临港产业集群的风险进行评判是合适的。
2.1 采用层次分析 (AHP) 法求出各层指标权重
依据AHP法的原理, 我们聘请了由6位技术专家、8位经济专家、7位项目管理专家、3位风险分析专家及4位政府官员共28人组成的专家小组对因素和因子进行重要性评定, 构造出判断矩阵。用和法计算出各因素和因子的相对权重, 求出各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计算出一致性指标CI, 查随机一致性指标表得到RI的值, 则一致性比率指标为
因子层各因子对应的权重集分别为:
2.2 构建模糊评判矩阵
对于每一个评价因子和评价等级之间的关系, 可用模糊评判矩阵表示。因子的第k个等级对该因子的隶属度aijk也由上述专家小组评定给出。设评定出的各因子的隶属度集为 (rij1rij2rij3rij4rij5) , 则相应的因子层的模糊评判矩阵为:
j=各因素包含的因子个数;k=1, 2, 3, 4, 5) , 其中
由于等级对因子的隶属度评判结果与具体问题有关, 因此我们以宁波临港产业集群为例进行评判。我们收集了宁波市行业协会调研报告、政府产业政策发展报告、产业分析及企业调研咨询报告、2008年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述评等资料, 并由专家小组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评判, 对评判结果计算整理后得出因子层模糊评判矩阵如下:
2.3 对各指标进行综合评判
对风险因素进行综合评判时, 可采用“因素决定型”模型M (∧, ∨) , “主因素突出型”模型M (•, ∨) 和M (∧, +) 以及加权平均模型M (•, +) [4]。由于在因子层的评判结果中我们并未发现某一因子权重明显大于其它因子权重, 另外在对临港产业集群风险进行评估时需要对各因素进行均衡兼顾, 因此我们采用加权平均模型M (•, +) , 综合评判方法为:
由上面给出的因子层权重及评判矩阵, 我们可计算出因子层的评判结果如下:
因子层的评判结果构成了其模糊评判矩阵, 即:
对于目标层, 我们同样用加权平均模型进行评判, 其评判结果为:
2.4 综合评判结果的分析
对于风险因子对应的等级集合, 我们按风险程度给出评价等级集为:V=[V1V2V3V4V5]={低 较低 中等 高 较高};根据专家小组的意见, 给出相应的分值为F={10 30 50 70 90};目标层综合评判集B中各分量分别表示目标U对等级U1, U2, …, U6的隶属度。由目标层权重可看出, 不存在某一个风险因素权重明显大小于或小于其它因素权重, 因此我们用加权平均法对临港产业集群风险进行综合评分, 即:G=0.081×10+0.236×30+0.323×50+0.271×70+0.109×90=52.82。
以上分析结果说明宁波临港产业集群总体风险程度一般。由于综合模糊评价方法综合考虑了风险的各方面因素, 得出的结果是对集群风险整体上的宏观评价, 这一评价结果给集群投资者和管理者提供了一个信息, 即宁波临港产业集群风险适中, 单从风险角度考虑, 投资者可以进行投资;对于集群管理者来说, 没必要对这一风险程度过度忧虑。当然, 为了降低风险, 促进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可以根据分析结果采取一些改进性措施。但综合评判出的风险程度信息对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去降低风险没有太大的贡献, 然而从等级对因子的隶属度评判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 宁波临港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产业政策比较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的要求, 但产业相关度比较差, 产业管理、文化培养和物流项目运作方面表现一般。因此为了降低产业集群风险, 促进宁波临港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采取相应的措施, 对症下药, 以此提高集群的抗风险能力。
3 结束语
面对航运市场的激烈竞争, 临港产业集群的大量出现不仅能联动临港产业本身, 而且具有物流产业链效应, 但其中蕴含的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 显然, 建立一套实用、完善、可操作的评价方案以实现对临港产业集群风险的科学评价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从临港产业集群风险的识别入手, 基于风险因素和风险因子的关系, 构建了因素—因子双层评价指标体系, 结合宁波临港产业集群的实际情况, 利用综合模糊评价方法对其风险进行了系统综合的评价,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对临港产业集群进行评估时, 一定要结合现实情况, 通过专家小组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客观权衡、科学打分, 才能使最终的评判结果更客观、更符合实际情况。
摘要：对临港产业集群可能面临的风险因素进行了识别, 并建立了双层评价指标体系;进而结合宁波临港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情况, 利用综合模糊评价方法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对其风险程度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宁波临港产业集群总体风险程度适中, 同时对不同风险因素的表现状况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临港产业集群,模糊综合评价,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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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的风险 篇8
大豆产业是我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产业上下游企业、相关组织共同形成的产业集群,称为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它是大豆产业中数条供应链在一定区域内的集中耦合,处在大豆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和组织在适宜的地域,通过相互作用,在同一产业价值链的基础上组成复杂的有向网络聚集体,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因此,加强大豆产业集群与供应链耦合,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提升大豆产业竞争力。影响大豆产业集群实现的因素众多,风险因素是关键因素之一。国内学者方明月[1]等认为: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是介于企业以及市场之间的组织形态的不确定性条件的总称并对供应链的运行构成潜在损失,但没有涉及对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研究。Harland C等按照风险管理的一般方法,将供应链风险分为可控制和不可控制的风险,如恐怖主义行为、严重的劳工停工、自然灾害等,可控制的风险如供应商资格、来源方的产品和服务等[2],他们的研究局限于目前一般的供应链风险,没有涉及到农业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因此,开展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管理研究,为改善供应链内、外部、供应链各环节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提供理论依据,达到为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的稳定运行提供理论支撑的目的。
本文研究步骤:第一,综述国内外产业集群和供应链研究文献,系统地识别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存在的风险因素;第二,建立模型对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进行风险评估;第三,针对模型运行结果,采取相应规避措施。
1 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识别
1.1 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概述
集群供应链的风险[3]就是一个期望值,是某种风险事件预期结果和其发生概率的乘积。用公式可以表述为
可见,风险是由多个子风险构成的。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因素包括:产业活动产生的风险、链内产业活动连接产生的风险及链外部环境风险等。例如:种植过程的风险、采购、运输过程中的风险、需求预测、信息不对称等。简单说,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是链上企业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等活动所产生的风险。
调查近几年统计资料显示:从供应链外部到内部风险,从链的构成到链间及其他风险的存在,各种风险作用的最终结果:(1)生产成本和价格波动大,豆农收入不稳定。(2)与国外横向比较,尽管我国是大豆主产国之一,但产量占总体份额小,存在着销售和吸收困难等风险因素[4]。因此,大豆产业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依据风险管理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
1.2 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因素系统构成
根据黎继子等对集群供应链风险研究[5]从宏观细分指风险标体系的思想,从外部、内部、链间并细分为链内风险、链外风险、链间风险以及构成风险[6]。其中,外部风险是指供应链本身以外的影响其运作的风险因素,包括国家、国际、信息市场等风险因素;内部风险包括供应链构成主体间的道德、违约、行为主体、以及结构因素等风险因素;链间风险指供应链单链、多链以及混合链间的风险。构成风险是指构成供应链的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物流以及其他组织风险因素。其中其他组织风险是指与供应链相关的节点企业。
综合归纳我国大豆产业存在的各种风险表象,结合集群供应链风险理论研究成果,本文其风险因素系统构成,如表1所示。
2 大豆产业集群式供应链的整体风险评估
2.1 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确定
客观的指标体系在于它能够如实反映集群供应链风险评价因素及其内外联系。基于以上的分析逐层细化风险因素指标,需要指出这里建立的指标体系具有一般特点,集群式供应链风险的不统一性决定供应链风险因素不同,需要时适当进行调整,指标体系的细化过程不需首先了解指标组成。根据以上分析,建立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的风险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2 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进行评价。用U表示指标体系,V表示评语集:U=(U1,U2,…,Ui);V=(V1,V2,…,Vi),I∈(1,2,3,…,n),模糊综合评判模型为:B=A。R[7]。其中,R=(ri,j)m×n是U×V的模糊子集,从各单因素评判结果得到,rij表示i个因素对第j个评语的隶属度;W=(W1,W2,…,Wm)是关于U的权向量;B=(B1,B2,…,Bm)是结果向量。通过专家评定生成评定矩阵D=(dij)m×n,采用模糊算法进行综合评判。
(1)分层。考虑客观上层次因素的不统一性,确定指标集合U=(u1,u2,u3,…,ui),i∈(1,2,3,…,n)和评价等级风险度:V=(较大,大,一般,小)=(9,7,5,3);如表1中U1表示风险指标中第二层中第一个指标,U11表示第二层隶属于U1的第一个子指标,其他的指标,如表1所示。
(2)权重确定。将所有的同层评价指标U按行、列排列,构成一个正方形表;专家对任意2个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重要关系进行打分,并将评分制计入相应的位置;将各个指标分值按行求和得到各个指标的评分总和,最后做归一化处理。例如:用S表示专家打分指标重要程度值
W11j=[0.411 8 0.117 6 0.176 5 0.294 1],同理:以上指标体系权重值在表1中。
(3)生成评定矩阵D=(dij)m×n。为了减少单个专家打分法的主观性,采用Delphi法[8],由多个专家确定平定矩阵[9]。根据10位专家打分,生成30个风险评价指标的的部分评定值矩阵,如表3所示。
(4)确定灰度等级和隶属函数[10]并进行指标体系的白化定量。只知其大概范围而不知其确切值的数被称为灰数[11]。根据以上评语集,建立4种灰类(白化函数):第一类“(风险)大”,白化函数为F1;第二类“(风险)较大”白化函数为F2;第三类“一般”白化函数为F3;第四类“小”白化函数为F4。
(5)模糊矩阵的构建。设评估灰类序号为h(h=1,2,3,4),即有h个评估灰类,Fh(dli)表示dli属于第h(h=1,2,3,4)类评估标准。用pih表示灰色统计法确定的灰数的白化权函数,用Pi表示评判矩阵的灰色统计数,需要平定的指标为
并求出所有专家对第mni个指标的灰色评价,rih=Pie/pi。
基于以上理论借用计算机软件,由10个专家对前6个指标变量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根据白化函数可得:P11=8.222 2,P12=8.857 1,P13=5.400 0,P14=0,P1=22.479 4,r11=0.365 8,r12=0.394 0,r13=0.240 2,r14=0,同理其他的指标体系灰色统计数也可以求得。
(6)多层次不统一性递推公式。评价层次有k(k≥3)层,且层次数不统一。本例中U3指标体系只具有3层,递推从最底层单因素评价开始,从最后层向上逐层推算,得到最后的评语集B(隶属度)。K层的评判结果是第K-1层的隶属度。递推公式如下:设第K层同级别的权向量K层的隶属度为:则的值成为k-1层的分指标隶属度,k-1层所属指标共同构成k-1层的全部指标。依次k-2层的Bk-2向量值度成为k-2层的隶属度,直到求得第一层向量指标的隶属度。进行模糊综合评判决策。最后,得出总体评价值,根据值的大小确定评价等级的度。
2.3 算例分析
运行模型结果如下:B11=W11i×Rm×n=W11j=[0.409 80.267 9 0.127 7 0.000]
同理:制造商、分销商可以求得:B1=W1i×B1i=[0.506 2 0.438 9 0.078 2 0.000],B2、B3、B4、B4的值也依此可得。根据以上运算递推和评价等级可以得到C=B×V,最终评语集:E=W×C=8.176 6,根据以上确定的评语集有:7<8.1766<9。
综上所述,依据以上评语集,在专家打分和客观综合基础上的多层次不统一性风险评定等级度是“大”,供应链企业应该采取措施规避风险。
3 大豆产业集群式供应链的风险规避建议
(1)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内部企业应有风险意识。供应链企业应严格把关成员的市场准入,豆农以及上下游企业收集信息,建立预警机制以及快速响应协调机制。同时大力发展非转基因大豆深加,抵御国际因素的影响。针对我国大豆的非转基因优势,扬长避短,制定应对国际变动的对策,对产品深加工,实行产品走出去战略。
(2)组建动态联盟,走产学研结合的科学发展道路。链上企业根据市场实现大豆生产、加工的规模定制以及柔性策略,走科学购销道路。上下游企业组成动态联盟,通过预测进行大规模生产运作;下游联盟企业对市场即时需求,进行定制化生产。
(3)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走信息化带动道路,应对外部风险。通过大豆期货等先进的网络行销形式来规避实物风险,同时还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发展循环经济模式,走惠农道路。这项措施是实现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长期稳定发展的外部保证。
总之,为了有效降低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必须有重点的的采取应对措施,而规避措施的理论依据是模型的评价结果。
4 结论
本文采用改进灰色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对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评价。通过对集群供应链风险因素指标进行分析评估,验证评价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应用结果表明改进的多层次不统一性模糊综合评价分析方法是正确可行的,为实际综合评判供应链多层次风险模型以及解决其他实际评判问题做了一个有益补充。本文依据算例分析的结果,提出几点关于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管理者应该采取的规避措施,为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以及相关企业规避风险中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适当的把指标层次更加细化,更能有效的体现客观性。
摘要：为了客观评估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的风险,并依据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规避措施,在界定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的基础上,应用供应链理论综合分析了我国大豆产业具有的风险现状。系统地识别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的风险因素构成;利用改进的灰色模糊综合评判法,对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进行整体风险评估;并根据其风险评判结果提出了采取相应规避措施的建议;目的是为大豆产业集群供应链风险管理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大豆产业风险,集群供应链,风险评估,模糊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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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的风险 篇9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服装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之一,纺织产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柱作用。2011年我国纺织产业仍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出口创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全年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8.3%;年产纱2900万吨,布837亿米;固定资产投资额3669亿元,比上年增长30.9%[1]。其中,独具特色的纺织产业集群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纺织产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纺织产业集群是指纺织企业和一系列处在同一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在一定区域内,以分工合作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企业群体,企业相互依赖,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系统。在浙江、江苏等东部地区带领下,中西部地区纺织产业也纷纷向集群化迈进,我国纺织集群的构建取得了重大发展。集群式发展使得区域纺织产业的生产力状况和社会化生产方式取得较大进步,许多集群的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提升较快,品牌效应突显,社会责任得到加强,产业调整和升级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截至目前,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产业集群试点地区已从最初的38个发展到175个,拥有集群内企业18万户,职工800多万人,纺织经济已占全国纺织经济总量的80%左右。产业集群的溢出效应已经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力推手。
《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颁布为我国纺织产业集群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为实现2020年将我国建成纺织强国的目标,纺织产业需要继续转变发展方式,加快产业调整升级。毋庸置议,在此过程中纺织产业集群将肩负着重要责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集群发展过程中所潜在的问题与风险。已有学者提出,区域的专业化可能是一种带有风险的战略。产业集群在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必然会暴露出许多不稳定因素,产业集群的发展面临着风险的考验,如何评价与规避风险,促进纺织产业集群的健康有序发展,是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与学术界共同面临及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相信随着政府政策指引、行业协会牵头,将会有更多起点高、发展快的纺织产业集群形成,成为促进我国纺织产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在这过程中,如何发挥产学研合作的价值,在战略指导上发挥学术界的作用,为纺织产业集群风险防范出谋划策,正是该研究的目的及意义所在。
2 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
最早对产业集群进行研究的代表人物可以追溯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英国经济学家,剑桥新古典学派创始人),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1890)中将对产业集聚的成因总结归纳为:一是存在技术外溢,二是方便获得共享中间产品,三是能共享拥有专业技能人才的劳动力市场[2];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ber)从工业区位论的角度对产业集聚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在《区位原论》的第一部分《论工业区位》(1909)中提出了集聚经济理论[3];亚瑟(1996)认为,集聚产业的产生本身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它的产生往往是由于一个技术创新所导致的报酬递增的结果[4];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也延续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思想,并把它纳入新贸易理论研究的体系中[5];波特(1998)将产业集群的兴衰归结为钻石模型四要素的兴衰,认为集群会因技术间断、消费者需求变化等外部威胁,以及群内过度竞争、群体思维等内部僵化而失去竞争力[6];丹麦学者Dalum Bent(2002)在波特研究基础上,以北欧的无线通讯工具集群为例,研究了技术生命周期如何使得区域集群发展面临危险,指出技术变革、技术锁定可能导致集群崩溃[7]。
国内学者对产业集群风险的研究主要有:蔡宁等(2003)研究了产业集群的网络性风险,指出相互依赖的网络给集群带来力量源泉的同时,可能会因外界环境的动荡使集群僵化而失去弹性,从而使集群中的企业对外界的反应能力变小[8];吴晓波等(2003)借鉴植物学术语,提出了产业集群自稳性风险,指出专业化分工、地理邻近性、相互关联以及协同与溢出效应给集群带来竞争优势的同时,也会导致集群的最终衰退[9];尹建华等(2009)由于产业集群风险因素具有模糊性的特点,单纯的定性分析无法满足分析要求,因此必须结合定量分析,借助能处理因素模糊性的评价方法,才能对集群风险程度做出合理判断,进而根据评价等级采取有效的风险化解措施[10]。
总体来说,国内外关于产业集群的理论与研究文献在进一步扩展完善,但目前关于集群风险的研究很少,特别是纺织产业集群风险研究还存在一定的空白区域,因此对该方面进行研究与论述具有一定的学术与实际应用价值。研究针对纺织产业集群,构建一套风险评价体系,并进行定量计量,力图客观、准确的识别我国纺织产业集群存在的系统性风险。
3 纺织产业集群风险及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中国纺织工业“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国纺织产业向现代产业集群迈进,为发展地方经济和建设纺织强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需要正视的问题是,无论东部还是西部地区的纺织产业集群都还不够完善,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风险,而这些风险将影响集群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3.1 纺织产业集群风险
3.1.1 发展能力风险。
现有纺织业产业集群内的绝大多数企业以加工为主,生产规模较小,机械化程度较低,集群内企业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只注重眼前利益,通过纺纱、织布等形式很难以提升产品附加值,企业没有树立自有品牌,在国内外市场上缺乏竞争优势,制约了集群整体的发展,形成了纺织产业集群的发展能力风险。
3.1.2 集群固有风险。
纺织产业集群内的多数企业生产模式为劳动密集型,随着近几年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如果不能降低用工水平,增加生产效率,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将会大打折扣。同时,企业间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企业间生产同质化程度,集群内资源能否得到合理优化配置,都会影响纺织产业集群的风险程度。
3.1.3 集群创新风险。
创新是推动纺织产业集群发展的根本动力,现有纺织集群往往是通过扩大规模、提高产量来寻求经济效益,忽视了通过技术创新和进步来提高生产效率。产品单一,设备和技术落后,在人才储备和研发投入等方面存在不足,缺乏产、学、研相结合的纽带,这就形成了纺织产业集群的创新风险。另外,集群内一些纺织企业自身不愿意投入资源进行自主创新,而是采取“搭便车”或模仿策略,结果导致集群内企业产品同质现象严重,矛盾难以避免,并且极易危及集群的生存和发展。
3.1.4 信息共享风险。
纺织集群内企业由于实行信息共享、信息资源整合等措施,会带来若干不确定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如果处理不当将会给信息化应用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如容易产生产品技术的趋同性,使企业间相互模仿,形成恶性竞争,最终导致集群退化。但先进的信息平台却能使集群内企业间实现合理分工,高效、合理的配置资源,推动集群整体发展。
3.1.5 外部环境风险。
外部环境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供应商影响原材料成本,进而影响纺织品销售。譬如2011年国内棉花价格一路从一季度的32000元/t回落到四季度的19000元/t,连续走低的棉花价格影响了纺织企业的利润空间,导致目前行业内企业大面积亏损的局面。同行业的激烈竞争,使纺织企业处在微利经营的境地,企业只有通过产品差异化,提高产品质量,塑造自有品牌来提高竞争力。目前欧债危机还未真正消除,美国债务危机又呼啸而来,国际经济前景尚不明朗,国际纺织品市场需求量的锐减。当地政府对集群内企业的政策性支持则通常会给纺织企业带来税收、融资等方面的优惠。
基于上述纺织产业集群风险分析,研究认为可以从根源处挖掘诱发纺织产业集群风险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一套客观、科学的纺织产业集群风险评价体系来计量与防范风险。
3.2 纺织产业集群风险评价指标的构建
根据指标体系设计的全面性、系统性、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原则,结合我国纺织行业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殊性,科学建立针对我国纺织产业集群风险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
4 纺织产业集群风险评价模型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个以模糊数学为基础并运用统计数学、矩阵代数等计算方法来处理多因素、多层次复杂系统的综合评价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具有其他以往的评价方法所没有的优点,它是一种更科学、更合理的评价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可以准确反映各个风险指标对纺织产业集群的综合影响效果,量化集群风险[11]。综合上述的评价指标,具体构建评价模型如下:
4.1 确定评价因素集
设纺织产业集群风险的因素集为U,为评价集群风险设二级指标5个,每个二级指标又分为4个三级指标,即U={Ui},其中Ui={Uij}(i=1,2,3,4,5;j=1,2,3,4)
4.2 建立评判集
评判集是评价者对评价对象可能做出的各种评价结果的集合。设评价集为V={V1,V2,V3,V4,V5}={高,较高,中等,较低,低}。
4.3 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设Wi对W的权重矩阵
4.4 构造模糊评价矩阵
模糊评价矩阵Ri是一个由评价因素集i到评判集的模糊映射,根据统计问卷确定模糊评价矩阵Ri,按运算法则Ai=WiRi。综合各指标的模糊向量,构建出模糊综合评价矩阵R={A1,A2,A3,A4,A5}T。
4.5 进行模糊综合评判
B=WR={B1,B2,B3,B4,B5},Bi表示纺织产业集群的风险对第i项评价等级的隶属度。对B={B1,B2,B3,B4,B5}作归一化处理,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所对应的评价等级就是最终的评价结果,由此可以判断出纺织产业集群风险的程度。
5 应用举例
5.1 案例简介
中国轻纺城坐落于长江三角洲繁华的沪、杭、甬经济带上重镇绍兴柯桥,建于1988年10月,历经风雨沐浴,已从一个原始的棚顶市场发展为总占地面积77.8万m2,总建筑面积达326万m2,商行1.6万余家,营业用房1.9万间,场内经营人员5万余人,经营面料3万余种,日客流量10万人次,市场区金融网点76个,日存款额20多亿元,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设施齐备,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集散中心,也是亚洲最大的轻纺专业市场。2011年,中国轻纺城全年成交额达到889.29亿元,同比增长12.05%,其中面料市场成交额488.43亿元,同比增长11.35%。柯桥中国轻纺城基本形成了“南部的联合市场、中部的国际贸易区、北部的柯北新市场区和西部的轻纺原料市场”四大各具特色的纺织品贸易发展平台。
5.2 柯桥纺织产业集群风险评价
5.2.1 确定权重矩阵。
通过专家评价每一级指标的隶属度,确定出各指标的权重如下:
W=(0.1 0.2 0.2 0.3 0.2)
W1=(0.3 0.3 0.2 0.2)
W2=(0.3 0.2 0.2 0.3)
W3=(0.3 0.3 0.2 0.2)
W4=(0.3 0.2 0.3 0.2)
W5=(0.3 0.2 0.3 0.2)
5.2.2 确定模糊评价矩阵。
为真实、客观、准确的评价柯桥纺织产业集群风险,本文借助于模糊综合评价矩阵,发放了95分调查问卷表,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分发给中国轻纺城内的企业管理层,回收有效问卷89份。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
注:表内数据代表收回的有效问卷份数。
根据表2可以得到评价矩阵,并做归一化处理:
5.2.3 构造模糊综合评价矩阵。
根据运算法则Ai=WiRi进行模糊矩阵乘法运算,构造出模糊综合评价矩阵 :
5.2.4 模糊综合评判。B=WR=(0.099326 0.202584
0.331798 0.291124 0.075169)
通过模糊综合评判,得出中国轻纺城纺织产业集群风险“高”的隶属度为9.93%,“较高”的隶属度为20.26%,“一般”的隶属度为33.18%,“较低”的隶属度为29.11%,“低”的隶属度为7.52%。通过最大隶属度原则,可以确定中国轻纺城纺织产业集群风险处在一个中等水平。
6 结论与一般政策建议
通过构建纺织产业集群量风险评价指标,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综合评价了中国轻纺城纺织产业集群风险状况。研究结果可以促进管理者及时发现集群自身在发展中的不足,以便建立相应的风险防范机制,促进纺织产业集群的长远发展。
在纺织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与风险等方面,中国轻纺城与我国其他纺织产业集群存在一定共性,根据相关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高集群及其企业的抗风险意识与风险识别能力。
(2)在科学、严谨的纺织产业集群风险的评价、分析基础上, 为集群制定风险控制方法提供决策支持, 可以提高集群风险管理水平。
(3)合理倡导集群内企业的竞合机制,增强技术能力和管理理念的创新。
(4)强化政府与行业协会的作用与影响力,强化其引导与服务职责,做好“掌舵者”的工作。
(5)积极稳妥地推进电子商务,完善纺织产业集群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正确识别和梳理风险控制点,加强对其薄弱环节的控制,从而达到防范风险的目的。
将科学、合理的风险防范与控制措施贯穿于纺织产业集群建设过程中,加快我国纺织产业转型升级,增强整体竞争力,必将实现“纺织强国”的华丽转变。
摘要：“产业集群”是近年来国内外纺织产业发展中被广泛使用的产业发展模式,从化解我国纺织产业集群风险和维护社会稳定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提出针对纺织产业集群风险评价指标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产业集群风险的定量评价模型。在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基础上,结合国内纺织产业集群现状风险的评估,对纺织产业集群风险防范和产业集群改造升级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产业集群,风险,模糊综合评价,纺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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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的风险 篇10
1 SIVC风险特征分析
1.1SIVC的构成特点
SIVC是在传统产业集群基础上,依托强大的网络信息技术平台,将物理上分散的技术、人才、信息和政策等资源融合贯通,通过市场关联、产业嵌入等方式进行虚拟集聚,以实现资源的共享和有效配置[2]。其运行系统包括3个层次,结构如图1所示。
最内层成员企业指所有从事软件产品制造或服务活动的企业集合,它们基于共同市场利益、结合各自优势,形成跨区域的组织集聚形态[3]。中间层包含由成员企业自发组成的起统筹协调作用的“内组织”和其他服务于成员企业的中介组织及与软件企业有合作关系的大学、研究所等,它们与成员企业共同构成SIVC的主体,本文所指SIVC成员单位包括成员企业、内组织、中介组织和科研机构。位于主体外围的SIVC既受政府的引导、推动和协调作用,也与传统产业构成“嵌入——促进”作用,外围环境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4]。
与传统产业集群相比,SIVC有如下4个特点:一是高科技及创新性:发展靠创新,价值增量取决于科技含量。二是多元并行跨产业性:多元并行指多种产业在空间上共同存在、在时间上同时发展[5]。三是组织形态虚拟性:各层级间界线模糊,依靠组织接近达成联系[6]。四是企业联盟动态性:企业根据生产或服务目标组成协作联盟,软件技术处于更新换代中,具生命周期特征[7]。
1.2SIVC的风险特征
按风险管理理论,传统产业集群风险可分6大类:①结构性风险:指集群的产品类别过于单一有限,导致集群网路收缩、信息流量锐减,包括市场需求变化风险、产业集中度风险。②网络性风险:主要源于网络主体的过度专业化、道德风险、机会主义和不完全契约等,包括成员间信任风险。③单元性风险:包括规模经济、资金安全、人才结构风险。④周期性风险:源于外部宏观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表现为经济危机等。⑤同业竞争性风险:如与国外软件产业集群相比的资源劣势、地理劣势、过度竞争风险。⑥政治性风险:分国外和国内政治性风险,包括政策性风险、过度干预、贸易壁垒风险等[8]。
通过调查研究,结合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理论分析可知,除了传统的产业集群风险外,SIVC还包含一些特有的风险:①集群创新力风险是指在SIVC快速发展中,易产生企业缺乏创新动力或创新能力滞后。②集群封闭性风险是指成员单位出于技术保密,有意识减少甚至避免与外部企业和机构进行合作交流,逐渐形成自我封闭系统,丧失对市场环境的感知能力。③信息共享风险源于“组织”中过度专业化导致企业之间信息、技术和知识等方面不对称,其传输呈现单向流动的“路径依赖”现象[9]。④技术性壁垒在传统产业集群中也存在,但在SIVC中表现尤为明显。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制定较高技术标准和严格进口检验制度来夺取“标准制定权”,以此削弱他国产品在本土竞争力[10]。
通过对软件产业虚拟集群的分析,可有效识别SIVC系统中的风险源,为建立SIVC风险评价模型提供科学依据。
2 软件产业虚拟集群风险评价模型的构建
2.1SIVC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建立三级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它反映了SIVC运行发展中主要的风险信息[11]。
2.2SIVC风险指标数据的确定
(1)赋分标准
采用专家打分法和功效计分法,见表1“风险分值”列。
(2)数据采集
组织企业管理人员、一线员工、政府官员和业内专家参与问卷调查。对问卷数据采集归总,并进行信度分析。一般当α>0.7时,数据可采用。若α值过小,用德尔菲法重新确定数据[12]。
2.3SIVC风险指标权数的确定
采用AHP法,步骤如下:
(1)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将指标体系模块化(见表1),共7个:SIVC风险度、结构性、周期性、单元性、网络性、同业竞争和政治性风险模块。
(2)构造成对比较矩阵 把同一父指标支配的下层子指标两两比较,按托马斯·塞迪1～9标度法,确定子指标间相对重要性。以SIVC风险度模块为例,对B1、B2、…、B6分别赋值,得一致性判断矩阵B=(aij)6×6。
(3)成对比较矩阵求解及一致性检验 一致性比率公式:undefined
其中C.I.=(λmax-n)/(n-1),λmax为最大特征根,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查表得n=6,R.I.=1.24。
当C.R.<0.1时,比较矩阵的不一致性可接受;当C.R.≥0.1时,AHP法不再适用,需重新赋值。此时,求出λmax所对应的特征向量U,标准化后的权向量U=(U1,U2,U3,U4,U5,U6)即为该模块下6个子项目的权重B1、B2、B3、B4、B5、B6。进而得到三级指标对SIVC风险度的权重值:Ui=ci×Bj。
3 SIVC风险应对优先次序研究
本节设计“可能性-严重性”二维模型探讨SIVC风险应对优先级排序问题。
风险分值ci对应于横轴可能性,反映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分成(0,1]、(1,2]、(2,3],(3,4],(4,5]5个值域;权重值Ui对应于纵轴严重性,反映风险发生后果的严重性程度,分成高、中、低3个级别。
图2反映了风险的紧迫性程度,离坐标原点最远的高5区指标可能性和严重性最高,最需要优先解决。令虚线g沿着h按箭头方向平移,当有两个以上指标落在g上,针对决策者风险偏好不同可制定相应的排序方案。
根据谢晓非风险决策理论,风险决策过程并非完全理性,会受到决策者心理与行为规律的影响[13]。
对于风险厌恶型决策者,侧重优先解决可能性大的风险事件(按虚线g′箭头方向顺序),得排序方案:高5→中5→高4→低5→中4→高3→…→低2→中1→低1。
对于损失厌恶型决策者,他们侧重优先解决严重性高的风险事件(按虚线g″箭头方向顺序),得排序方案:高5→高4→中5→高3→中4→低5→…→中1→低2→低1。
对于“稳健派”决策者,则综合上述两种原则,采用“风险当量排序法”,风险当量等于风险发生可能性与后果严重性的乘积。
4 实证分析
本文以J省SIVC为例,通过风险评价模型分析得到风险应对优先次序方案。
(1)指标数据的获取
发放问卷并将数据汇总分析,得 “风险分值ci”列,如表2所示。
(2)指标权数的确定
采用AHP法,以SIVC风险度模块为例,通过专家打分确定下层指标之间相对重要性,得λmax=6.532, U=(0.218,0.188,0.169,0.098,0.123,0.204);undefined,可接受。同理,剩余6个模块权重值wi:B1=(0.229,0.344,0.427),B2=(0.154,0.441,0.405),B3=(0.124,0.544,0.332),B4=(0.316,0.684),B5=(0.309,0.211,0.480),B6=(0.054,0.348,0.392,0.206),见表2。
(3)风险应对优先级排序
将Ui列降序排列,并平分成三个子集:{0.093,…,0.075}、{0.071,…,0.042}、{0.038,…,0.011},分别纳入高、中、低三级;按风险分值ci的大小确定横坐标所在值域,得表5“坐标区域”。根据不同类型决策者制定风险应对优先次序:
风险厌恶型:C8→C11→C2、C17→C7、C10→C14→C6→…→C15→C18→C13;损失厌恶型:C8→C2、C17→C11→C6→C14→C7、C10→…→C18→C15→C13;稳健型:C8→C11→C2→C17→C14→C6→C16→C3→C9→C10→C4→C7→C12→C5→C1→C18→C15→C13。
5 结 语
产业集群“热”现象的“冷”思考 篇11
产业集群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发达国家或地区产业集群典型主要有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格纳、美国的硅谷、台湾的新竹和印度的提若普尔等。我国的产业集群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搞的“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块状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经济形态实际上与产业集群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那个时期还未提出产业集群这一概念，提出这一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情。目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对于产业集群的本质以及如何有效地发展产业集群认识还不清楚，导致各地纷纷上项目搞产业集群，致使出现大量稀缺资源低效配置、城区产业结构趋同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对“产业集群”保持清醒的认识，适度发展产业集群。
一、产业集群“热”现象
所谓产业集群就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在区位上相互集中的不同规模等级的企业及与其发展有关的各种机构的空间集聚体。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集群都是在市场力量推动下自发形成的，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带的乡镇地区，多以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为主。广东、浙江、北京是三个典型的代表。广东产业集群主要是外向型的珠江三角洲产业集群，浙江主要依靠本地企业家带动全区域发展产业集群，北京则主要依托国家科技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中关村IT产业集群。
从产业集群的地域分布来看，其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如辽宁、山东、江浙以及广东地区，而且这些地区有着发展产业集群的区位、资源等优势，所以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发展起来了，典型的集群包括浙江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产业集群，温州的打火机集群，广东中山市古镇的灯饰集群、北京的中关村IT产业集群等。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产业集群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并且主要属于政府推动型产业集群，这样的集群发展势头近年来出现“升温”态势，但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从全国来看，浙江产业集群发展最早，种类最多，势力最强。如温州打火机行业有生产企业500多家，2000年生产打火机5亿余只，产品销往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世界市场份额的70％，占国内市场的95％，温州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基地。进入21世纪，全国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又掀起了新一轮的产业集群。2002年初，青岛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了挺进西海岸、大力发展港口产业集群的战略，一批以港口为依托，以汽车、造船、港口、集装箱、特种钢项目为核心，以培育临港产业、石化产业、机械产业、国际贸易仓储物流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为特征的港口产业集群正在形成。此外，目前青岛船舶产业集群的龙头项目——中船重工海西湾造修船基地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海西湾将成长为世界一流的“造船航母”。与此同时，江苏扬州市按照“区域集中，产业集聚，开发集约，能量集合”的原则，以沿江开发为突破口，以园区建设为载体，全面推进产业集聚、产业整合和产业升级，着力建设沿江基础产业带，打造全球知名的国际制造业基地。在广东地区，2004年广州开发区内已拥有本田、宝龙两个大型整车生产企业及8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汽车产业链日趋完善，产业集群效应更具活力。日本三大汽车厂商以及系列的汽车配套厂商纷纷进驻广州，而广州本田汽车生产、出口基地和80多家汽车零配件生产企业均落户开发区，汽车产业集群渐成气候。在东北地区，沈阳市政府2005年将大力推动和扶持24个产业集群，大力推进浑南新区数码玩具等产业集群。沈阳农业高新区是众多集群的典型代表，未来3-5年，开发区的特色产业集群将继续打造800个项目，实现产值100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聚集地，最终成为中国的“农业硅谷”。与此同时，沈阳于洪区将重点建设沙岭家具和服装产业集群、陵东鞋业集群和于洪小五金及配套件产业集群、大潘化工产业集群和环北食品生产集群。
二、几点“冷”反思
产业集群是一种很好的现象。它对于增强产业竞争力、推进城市化发展、发展地区特色经济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产业集群容易效仿，但不容易发展。初级阶段的“热”现象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如何有效控制它的发展轨迹。综观我国的产业集群热，我在这里给出几点冷思考，希望对产业集群的发展有所裨益。
首先，不是任何地区的任何产业都适合搞产业集群。美国著名的经济策略大师迈克尔·波特说：“只要用先进有效的方式发展，所有的集群都是好的。”很多人就此认为产业集群是壮大企业经济实力、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万能良药”，因而纷纷上项目打造产业集群，结果事与愿违，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笔者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对于波特这句论断理解不深。实际上，波特的话告诉我们产业集群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但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能够用先进的方式去发展它。综观我国各地所搞的产业集群，大多数走的是粗放型、低技术的初级发展方式。这是一种低效率的产业发展模式。低效率又主要是由我国某些产业技术低下、企业规模偏低且初始分布较散，国有企业占据较大比重以及产品本身属性限制等原因所致，比如西部地区的农业、东北地区的装备制造业以及南方地区一些电子产品升级等等。总之，我们在搞产业集群之前要充分考虑这种产业是否拥有现在搞以及将来继续搞产业集群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是否体现了地方优势特色产业，是否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是否在技术上能够得到保障，产业集群是否具备升级潜力。
其次，产业集群不是“企业集群”。产业集群的确是企业在某一区域的相对集中，但这并不是说产业集群与企业集群划等号。企业集群只是产业集群的表面现象。我们需要明确什么样的企业适合聚集在一起，并不是说“强-强”企业聚集在一起就是好的产业集群，也不是说“弱-弱”企业聚集在一起就是不好的产业集群，我们关注的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既有强势企业又有为其配套的中小企业、既有生产
型企业又有服务型企业多样性与综合性的产业集群。此外，企业集群只是企业的简单拼凑，而在产业集群中不但包含了区域内直接从事某一特定产业的生产和经营企业，而且还包含了许多对其存在和发展起直接和间接支撑作用的各种行为主体，如政府、研究机构、金融机构、客户和行会等。应该说，这样的产业集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
再次，政府打造的产业集群往往“先天不足”。这种症状主要体现出企业数量和类型少，产品专业化程度低，水平与垂直的产业链条短，市场交易成本较高等等。这与诸如浙江等自发性发展起来的产业集群不相一致。浙江等地的产业集群内部专业化生产程度很高，如苍南县金乡镇标牌产业集群，一个徽章的生产需要十几道程序完成，每一程序都有专门企业生产，他们之间又通过市场达成交易。
产业集群的风险 篇12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客户需求瞬息万变, 企业只有不断加快产品开发步伐才能适应社会需求。创新是企业得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产品开发是企业创新的主要形式。我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普遍低下, 缺乏新产品开发所需要的大部分资源与要素, 难以独立进行创新活动, 需要打破企业间界限, 充分利用外部资源, 推动合作创新成为必然。基于特色经济、块状经济等形式的各类产业集群, 为实现不同企业合作产品创新提供了条件, 并已在实践中蓬勃开展。美国硅谷的微电子、生物技术集群, 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集群, 日本丰田市的汽车产业集群, 我国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等地区的各类特色产业集群等得到了迅速发展, 并且各地也正在大力推动产业集聚区建设。协同产品创新是基于企业间的地域临近或网络联接平台, 实现不同主体之间面向某一 (类) 产品创新的协同过程。产业集群内的企业由于地理上的临近和集群主导产品的一致性, 为协同产品创新提供了良好外部环境, 也比较符合我国当前企业发展实际。考虑到仅仅研究基于地理临近的产业集群协同产品创新问题, 为区别于全球协同创新网络中基于信息联系的集群, 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区域产业集群。
与大批量生产相比, 集群制造被看作是OECD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以及发展中经济体走向新型工业化的有效途径。在我国, 集群制造在现实经济发展中主要表现为“专业镇”、“块状经济”、“一村一品, 一镇一业”、出口加工贸易区以及高新技术开发区等空间集聚现象。仅仅依托产业集群实现协同制造并不是产业集群发展的目标, 集群协同创新能力才是集群竞争力的根本所在。李桢业 (2008) [1]认为, 我国产业集群经过多年发展, 虽已具有一定规模, 但仍然处于集群制造而非集群创新阶段, 形式上的产业“扎堆”并没有有效碰撞出创新的火花, 产业集群最重要的功能即创新功能不足, 面临着紧迫的升级问题, 产业集群升级的本质是集群创新机制的构建问题[2]。
基于地理位置临近的区域产业集群为协同产品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有利于产品创新主体间的知识溢出, 也有利于促进集群内企业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3]。虽然基于区域性产业集群的协同产品创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创新风险, 但是, 这只是风险的分散和转移, 并未实现风险的消解。当前, 对产业集群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集群本身的成长、升级等方面的风险[4], 集群创新的风险与风险防范也是广受关注的问题 (陆立军等, 2008;赵骅等, 2010) [5,6,7,8], 学者们已经界定了集群创新风险的种类及风险控制机制, 但集群创新的风险传染问题尚未引起广泛注意。
事实上, 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由于存在密集的物资流转、信息和知识的交流、业务流程的对接等互动, 组织间风险传染的可能性极高。在产业集群不同主体之间的风险传导研究领域, 刘英杰 (2008) 研究了产业集群风险的增强传导机制和不同结构类型的产业集群风险传导机制[9]。余荣华, 姜明君等 (2008) 结合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分析了产业集群风险传导的机制, 提出了控制产业集群风险传导的措施[10]。王淑英 (2011) 借鉴SIR传染病模型, 建立了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的风险传染模型, 并提出了风险防范措施[11]。在集群协同产品创新中, 风险传染使得风险在整个集群甚至集群外部相关主体间进行扩散, 造成严重的风险后果, 对集群企业及区域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因此, 需要深入分析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的风险传染机理, 探寻遏制风险传染的有效技术和方法, 为集群企业和集群管理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但是, 当前国内外对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的风险传染及其免疫问题尚未进行深入研究, 在我国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 面向创新能力培育的产业集聚区建设逐步进入高潮, 推动集群协同产品创新是我国当前众多产业集群升级的必然选择, 因此展开对集群协同产品创新风险传染机理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2 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的风险传染内涵与条件
2.1 集群协同产品创新风险传染的内涵界定
风险管理是管理学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 国内外学者就风险来源、风险识别、风险管理的常见策略和方法、风险衡量的工具和方法、风险预测的方法与技术、风险决策、风险管理系统等进行了全面研究, 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12,13,14], 这里不再赘述。针对风险的动态扩散问题, 作者所在的科研团队先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进行了企业内部风险传导问题的全面研究, 构建了企业风险传导关联图, 深入研究了企业风险传导的动因、传导路径和载体、传导链和传导网络等问题, 并将研究成果应用到了银行操作风险的传导、企业营销风险传导、跨国并购的风险传导等问题上。这些研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企业内部风险传导理论并提出了风险防范的具体方法, 但在组织间动态风险传染领域的研究相对不足。
在集群协同产品开发过程中, 产生于某一合作伙伴的风险因素可能通过一定的载体传染到其他主体, 这与生物学中的传染概念具有类似的内涵。在以往的研究中, 作者及研究团队主要使用风险传导进行界定, 风险传导往往是由风险水平高的主体向风险水平低的主体传染, 而在区域性产业集群的协同产品创新中, 风险传染的发生与参与者的风险程度无关, 风险程度低的主体可能由于其较高的风险免疫能力和完善的风险免疫系统而免受风险的影响, 而那些风险程度高的主体则可能受制于较低的风险免疫能力, 在面对风险事件时, 反而容易被感染。因此, 本文以风险传染来界定集群协同产品创新中的风险影响现象。在产业集群协同产品创新中, 风险传染是指在不同主体参与的协同创新中, 来自创新体系外界或创新体系内某一主体的风险因素进入其他创新主体, 并在该主体创新团队或企业内部进行生长, 或者被该主体自身的免疫机制化解, 或者削弱该主体风险抵御机能, 破坏创新能力和创新环境稳定性, 且在一定条件下集中于该主体的某一工作环节, 并不断扩散成长, 导致该主体创新能力受到伤害甚至引起危机的过程。
2.2 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的风险传染条件
结合传染病学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11], 基于协同产品创新的区域性产业集群风险传染需具备以下条件。
2.2.1 病原体 (即风险源)
病原体是能够引起宿主致病的各种微生物和寄生虫, 集群内外能影响协同产品创新的风险因素都是病原体, 是风险得以传染的源头, 在一定条件下会形成风险流。风险源包括集群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 (协同创新主体、集群其他参与者、创新团队等) , 但是并非每一风险要素都会造成传染。
2.2.2 风险宿主
宿主是在自然条件下被传染性病原体寄生的人或其他动物, 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网络中的任何主体和参与人员及集群外主体都可能是风险宿主。
2.2.3 风险传染途径
风险因素需要依托一定的载体, 借助载体的运动实现风险因素的运动, 进而将风险因素从一个主体传染到另一个主体。如果没有相应的免疫机制, 风险因素将在全部节点企业间传染, 并造成风险结果。本文认为, 集群协同产品创新中的风险主要通过知识 (信息) 的转移、作业流程对接和有形载体 (人员、材料等) 的流转等3种传染途径形成风险传染。
2.2.4 易染企业的存在
风险是针对一定对象的, 即风险传染对象。对于区域性产业集群而言, 协同产品创新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措施普遍不足, 在面临各种风险因素时, 都可能是易感企业。
2.2.5 风险达到阈值是产生传染的前提
当风险源的风险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使得企业自身结构功能无法抗击时, 便产生了企业风险, 而风险超过该企业的风险阈值时, 风险便会依附于风险载体进入协同创新网络并进行传染。风险在创新链网的某个节点迸发并传染的前期, 风险流会经过一个变化、蓄存并冲破风险阀值的过程。在社会环境出现变化时, 一旦风险因素在某一个节点的累积超越了风险阀值, 可能造成快速的风险传染启动, 风险突然迸发并快速地在产品创新链网上传染。
因此, 在集群协同产品创新中, 风险传染的发生需要具备诸多条件, 在风险水平超越阈值、风险依托于载体之上、企业风险免疫能力低下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同时还必须发生在风险要素正好与企业的某些环节 (缺陷) 契合的情况下。因此, 控制风险传染的发生条件是集群协同产品创新风险免疫的出发点。
3 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的风险传染模式
在集群协同产品创新中, 由于不同易感企业的风险免疫能力不同, 其面临风险传染的发生时间、概率和种类等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导致不同易感企业面临的风险在时空上也有很大差异。根据集群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和各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类型的不同, 借鉴李存斌 (2009) 对项目风险传递的研究成果[15], 以集群协同产品开发的核心企业为例, 基于协同产品创新的区域性产业集群风险传染的模式有以下4种。
3.1 串行传染模式
串行传染模式是指在产业集群内, 一家易染企业在受到风险传染时, 不同风险的传染结构是链式状的, 不同风险流依托于各自的传染载体, 依次传染到易染企业, 并进入易感企业, 在集群协同创新系统中进行传染, 即同一易感企业面临的不同风险不是同时发生的, 这种情况下的风险传染结构如图1所示。
假设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风险的表示方式为R (i) , 则串行传染模式的基本传染方式为:
3.2 并行传染模式
并行传染模式是指在产业集群内, 创新系统或创新网络中的不同串行风险 (两类以上) 同时进入传染节点 (易染企业) , 并在协同产品创新系统中并行进行传染, 不同风险流彼此互不影响, 如某一创新节点企业可能同时面临基于人才问题产生的风险流, 只是风险流的风险源不同 (可能是核心人才流失, 也可能是核心人才病假等) , 这两类不同来源的风险流可能同时传染到同一易染企业, 但由于风险性质相同, 这些风险因素之间并未进行耦合, 易染企业只需应对其中影响最大的风险流即可, 这种模式就属于并行风险传染, 其传染结构如图2所示。
假设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风险的表示方式为R (i) , 则并行传染模式的基本传染方式为:R=max[R (i) ]。这种情况下, 由于不同风险因素的风险性质、风险结果相同, 集群企业实际被传染的风险为并行风险因素中的最大值, 企业只需要启动能应对这一风险的免疫系统即可化解风险, 当然, 也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风险免疫失效。
3.3 与型传染模式
与型传染模式是在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系统中, 某节点企业面临 (一般是核心企业) 的不同风险是按照某种类似于扇形的形状进行传染的, 这种传染结构表示为该企业提供支持的其他参与企业产生的风险同时传染到该企业。如某企业同时面临的影响协同创新进度的风险不止一个时, 这些来自于下层风险宿主 (参与企业) 的风险将需要首先进行叠加才会对上层节点企业产生影响, 然后从该传染节点进入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系统中进行传染, 其传染结构如图3所示。
假设参与协同产品创新的不同节点企业面临的每个风险的表示方式为R (i) , 则与型传染模式的基本传染方式为
3.4 或型传染模式
或型传染模式是指在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系统中, 某参与企业面临 (一般是核心企业) 的不同风险也是按照某种类似于扇形的形状进行传染的, 但这种传染结构与与型传染模式不同, 下层风险宿主 (即参与企业) 只要有一个发生风险时, 下层风险就可以传递到上层参与企业, 并在整个创新系统中传染, 而不用等待下层其他企业风险的发生。其传染结构如图4所示。
假设每个风险元的表示方式为R (i) , 则或型风险传染结构的基本传染方式为:min[R (i) ]≤R≤max[R (i) ], 被传染的集群企业受到的风险传染水平介于最大的下层风险与最小的下层风险程度之间。此种情况下的集群风险传染, 被传染企业可以逐个处理下层传来的风险, 如果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风险免疫系统, 被传染企业将能够规范化、标准化的处理下层风险因素。
以上4种风险传染结构是复杂问题的抽象, 而实际中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的风险传染很少严格按照以上4种简化模式发生, 往往是几种模式的复合, 但最终都可以抽象成是由这些基本结构组成的。区域产业集群协同产品创新风险传染模型应该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模型, 根本原因在于集群系统创新是在一个复杂的链网结构中进行的, 包括推动产品创新的基本活动和不同创新主体对知识的生产、开发、扩散、利用和创新的全过程, 风险传染正是沿着这些网络联系而进行的。
4 风险传染视角下集群协同产品创新风险程度
产业集群改变了创新主体的线性创新模式, 实现了网络式创新。在产业集群的协同产品创新中, 不同创新主体 (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以及中介机构) 共同参加新产品的形成、开发、生产和销售过程, 不同主体通过正式合约或非正式安排形成创新网络, 而且网络形成的整体创新能力大于个体创新能力之和。创新网络通过企业间的分工协作, 减少了创新的不确定性, 而且企业可以利用内部网络广泛的技术基础迅速开展创新活动, 从而降低企业参与创新过程中的风险。
但是, 在风险传染网络中, 不同创新主体所拥有的创新资源 (包括试验设备等等有形物质资源和知识等无形资源) 的流动是协同产品创新的基础, 创新资源在协同中实现了更深层次的应用, 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但是, 不同的创新资源在集群内部不同主体之间的流动, 形成了风险流所依附的风险载体, 为风险因素在集群不同主体间的流动与传染提供了可能。风险流依附于不同的载体, 形成不同的风险传染模式, 最终形成了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的复杂风险传染结构。
为衡量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网络中的风险状况, 以某节点企业i为例, 计算其在风险传染背景下的风险程度, 如图5所示[16]。
节点企业i面临的总风险Ri取决于:子系统i的自身风险R0i、节点企业i所在的不同创新链的上一节点企业的总风险Ri, Ri=Rai-1+Rbi-1+…+Rji-1, 不同创新链节点企业i-1的风险向节点企业i传传染的风险传染系数fj。节点企业i面临的总风险可表示为:
Ri=R0i+faRai-1+fbRbi-1+…+fnRji-1=R0i+∑fj×Rji-1 i=1, 2, …n; j=1, 2, …n
R1=R01
据此可知, 在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网络中, 基于风险传染的创新节点企业的风险水平受到自身初始风险水平、风险传染两方面的影响。自身初始风险水平一般而言是相对确定的, 且企业能够客观判断, 但是, 风险传染带来的风险传入量却是不确定的, 受到创新链网结构、风险传染系数等的影响。从创新链网结构而言, 节点企业在产业集群中参与多项产品创新活动是常见现象, 在不同的创新项目中, 上一节点的风险水平、风险种类、风险传染系数都将不同, 因此, 企业参与的创新项目越多, 风险传染带来的风险程度也会越高。同时, 必须要强调的是, 不同项目下的上一节点传染而来的风险可能会相互耦合而产生更大的风险, 这个问题另文进行深入研究。因此, 对于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而言, 参与协同创新的项目数量需要合理控制, 要根据企业风险控制能力确定同时进行的协同创新项目。
从风险传染系数来看, 传染系数f主要由节点企业i的管理制度、人员水平、风险管理水平、风险免疫系统的健壮性等参数共同决定, 是介于0～1之间的实数, 随着f值的提升, 节点企业防御所在创新链上一节点的风险的能力不断提高, 风险传染被节点企业所吸收和化解。一般而言, 从上一节点传来的风险会与节点企业i的自身初始风险进行耦合, 而后向下一节点企业传染。
事实上, 由于在产业集群协同创新中, 风险传染模式不同, 风险在创新链网中的传播路径就会发生变化, 节点企业所承受的风险水平也随之而变。一般而言, 在集群内的创新活动中, 风险传染是沿着企业间的合作联系进行的, 这也是集群协同产品创新风险免疫的出发点。
5 小 结
本文针对产业集群背景下的协同产品创新所面临的风险传染问题, 结合传染病学理论、系统理论、创新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等, 提出了集群协同产品创新风险传染的概念, 并对风险传染模式进行了探索, 有利于理论界和实践界认识风险传染现象, 为进一步探索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的风险传染和免疫问题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