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社会变迁

2024-08-19

教育与社会变迁（共8篇）

教育与社会变迁篇1

第四章：社会变迁与教育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刻之停息。这是我国哲学家和教育家对社会变迁的感慨。不仅如此，我国哲学家庄周也曾说过：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如此，社会总是在不断的变迁之中，那么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的教育应如何才能与社会的变迁相适应呢？教育与社会的变迁又有什么关系呢？学完这一章您将得到答案！当下我国社会所正在经历的变迁属于社会分化而非社会革命类型，其变迁的结果是：在人口结构这方面，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农民这一阶层的分化，出现了目前非常庞大而又备受各界关注的社会群体农民工。农民工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用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

一、社会变迁概述社会变迁是社会的发展、进步、停滞、倒退等一切现象和过程的总和。社会变迁既包含社会的进步和退步，又包括社会的整合和解体。社会变迁的内容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的所有领域，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变迁、人口变迁、经济变迁、社会制度和结构变迁、社会价值观的变迁、生活方式的变迁、文化变迁、科技变迁等。社会变迁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主要有社会整体和局部的变迁、社会的渐变与突变、社会的进步与退步等。

二、教育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教育是社会变迁的结果社会变迁尤其是剧烈的社会革命会对教育产生巨大影响。学校教育的产生、教育制度的变革、教育目标和教育观念的变化、教育功能的变革等几乎都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二教育是社会变迁的动因教育是社会变迁的动因．主要体现在教育培养入、传递新的意识形态、进而推动科技发展、经济振兴、文化繁荣与政治革新等方面。三教育是社会变迁的条件教育既可能成为一种社会变迁的动因，也可能成为另一种社会变迁的条件。教育具有双重功能：教育的显性功能即预期达成的目标往往是在教育引起社会变迁的意义上加以设计的；教育的隐性功能即在未被预计的情况下，在完成显性功能的过程中附带产生的功能正是导致其他社会变迁的条件

三、教育与现代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社会变迁的共同趋向。关于社会现代化的研究从世纪年代开始。托夫勒从技术至上角度论对社会现代化做了系统论述。关于现代化的研究，有的从社会组识与政治结构的演变研究现代化，有的从文化变革研究现代化。（从世纪（一说是世纪）开始世界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有两种类型：原发型的现代化（内源性现代化）和赶超型的现代化（外源性现代化）。原发型的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逐步成熟的自然过程；赶超型的现代化是在国家领导下自上而下的、自觉定向的进程。中国于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年把这一任务列入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章中。年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把四个现代化量化为，到二十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美元。邓小平把这个目标称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小康之家

三、教育与现代化现代化不同于现代，也不同于工业化。现代化是现代社会演进的一种历史形态，是个文明的概念，它是指一种以现代科学为标志、以工业化为基础，并包括一切与此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现代文明。现代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变迁，是一种自觉、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的一种社会变迁过程。现代化的概念由两部分内容构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前者属于物的范畴，在世界各国是趋同的；后者表示各民族按自己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来设计，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现代化与教育的关系体现在现代化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与教育的活动关系上，即以科技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物的现代化与教育的关系，以及人的观念变革与教育的关系。

三、教育与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关键现代人的特征（英格尔斯）：乐于接受新事物与新思想；愿意以新的行动方式去生活与创造；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注意现时与未来、守时惜时；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坚信能克服来自社会与自然的一切困难；个人发展的计划性；尊重知识、尊重科学；普遍的信任感；信奉并愿意遵循、公平待人原则；重视新式教育；尊重权威，但不盲从；公民意识强，热心社会活动。

三、教育与现代化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教育是促进社会现代化的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世纪末期，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社会。所谓知识经济，是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简称。知识经济是一种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据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知识经济的特点表现在：知识经济是促进人与自然协调、持续发展的经济；知识经济是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的经济，知识、智力等无形资产的投入起决定作用；知识经济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经济，世界大市场是知识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决策为导向的经济，科学决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在知识经济中有日渐增强的趋势。

三、教育与现代化教育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人的现代化在整个社会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社会现代化成败关键。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离不开人的参与，而人的培养又离不开教育的参与。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人，在分工合作为联系纽带的现代社会中，是学校教育的特定社会职能。

三、教育与现代化现代化要求教育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国际组织对教育现代化的定量指标包括：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中等教育的毛人学率、高等教育的毛人学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人数、公共教育经费占的比例、人均公共教育经费等。教育在实现自身现代化过程中都存在哪些冲突？如何解决？现代教育观取代传统教育观，确立终身学习观念。教学内容现代化、课程设置合理化。教学过程集约化、教学手段科学化。改变传统的教育体制和管理体制，提倡多种类型、多种教育形式并举。自然环境变迁

社会变迁的过程总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自然环境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自然资源和物质条件。自然环境依其自身规律演变,影响社会的变迁,人类作用于自然环境引起自然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社会的变迁。人口的变迁

人口变迁主要指人口数量、质量、构成及人口流动和分布的变化。一定的人口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人是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主体。人口的变化给整个社会的变化以极大的影响。经济变迁

它包括生产力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量的增长和生产质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变化与发展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内容之一，给整个社会变迁以决定性的影响。社会结构变迁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的分化和组合；二是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社会成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职业、教育水平、权力、社会声望等的不同和变化，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价值观念变迁

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主要是通过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表现出来。人们的社会活动都是程度不同地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发生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往往成为整个社会变迁的先声。科学技术变迁

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结构体系中独立存在的知识系统，对于现代社会的变迁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变化和研究规模、组织形式的变化，一方面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政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另一方面促使现代社会变迁日益加速。文化变迁

这是分析社会变迁内容的一种综合角度，主要是指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包括因文化的积累、传递、传播、融合与冲突而引起的新文化的增长和旧文化的改变。

教育与社会变迁篇2

高考名单对一个县的教育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 它是衡量教育生产的重要指标, 各老师与家长也把输送名字在这名单上作为第一目标。通过这份名单可以看到教育的培养与选拔功能得到成效, 通过这份名单, 一个乡村区域才能才能实现他所期望的特殊人口流动: 由农村到城市人口流动; 由底层人口向高层次人口的流动, 通过这份名单, 我们还能对贫困山区的孩子经由教育及其这一媒介所达到得到一个真切的位置, 才能把握以乡村为主体的向国家、城市和工业化输送人才的准确情况。对于落榜者来说, 他们不能通往城市, 只能留在农村, 而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在农村几乎无用武之地, 所以对他们来说生活是艰难的, 对录取者来说, 拿到通往城市的钥匙就是找到了奔小康的钥匙。两者的区别源于一种教育战略和导向。

对农村学校来说, 资源没有城市学校充足, 高考榜单上的名字自然少之又少; 同时, 城市学校得到巨大的资源, 背负着社会的期望, 压力使他们喘一口气都很费力。所以, 对城市与农村的学校来说, 在某种意义上是平衡的。

素质教育可以缓解乡村学校大部分落榜生, 考不上大学, 但是我在学校里学习了其他 “手艺”, 将来也可以找份工作, 考上大学的可以就业, 我们也同样可以就业。从高考题目来说, 过分创新对农村学校来说是不利的, 按照现在的农村学校, 让学生们进行呆板的高考已经勉为其难, 如果打破固定方式更是雪上加霜, 教育有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功能, 但也要讲究公平, 如何有效和公平的在城市与农村进行选拔人才, 是一件值得全社会关注的事。

“多余的”大中专生开始酝酿城市改造乡村的计划了, 不是乡村的城市化需要他们, 而是他们想要在乡村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推动城市化, 既然现有的乡村城镇化程度容纳不了他们, 那么就需要扩大城市化来容纳他们。或许中国贫困地区城市化首先是由于这批人欲望的展开与扩张来启动并推动的, 或许是乡村教育体制培养出来以城市化生活为导向的人群以这种方式回馈于乡村: 这大概是教育体制上始料未及的。他们是否会缔造一个乡村的”市民社会 “? 是否会缔造一个新的”乡绅 “阶层? 这些都还是不可知的。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群人在乡村的积累会越来越多, 积累的能量与愿望也会越来越多, 总有一天这群人的这些个愿望与能量会在乡村的某个途径找到释放出来。如果他们成功, 那是伟大的建设; 如果他们失败, 那是巨大的破坏。———现行的乡村教育体制以这样的方式给予乡村社会一种令人激动也令人焦灼的不确定前景。

这种学制从一开始就没有将乡村改造与乡村发展问题考虑在内, 它的眼光集中在国家的建构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上, 它只是将乡村作为人才选拔的来源而已; 它实际上意味着城市工商业发展起来后, 再用城市的资金、城市的模式复制到乡村上, 把乡村发展成新的城市, 这本质上就是一种移植的思路。出现的原因, 那就是已有大批的人员从乡村流向城市, 因为不能为城市所容纳又从城市流向农村的”过剩 “知识分子存在, 他们脑中认为最好的榜样是把他们 “遗弃”过的城市, 而此时他们又面对自己 “嫌弃”的乡村, 把城市移植到乡村只是早晚的问题。

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改造》一文, 对乡村教育发表了主张。其主张要以乡土事物为教材, 以乡村建设为本位, 并要求学校以一个社区的功能机构加入到对乡村政治、经济改造的实践中去, 甚至要成为这种主导的中心。现在的乡村的小学和中学只能培养四种人, 哪四种? 1. 毕业回家劳动的。但是现在的教育目的是继续升学, 因此再回家, 在小学毕业已经不合算了中学毕业更不合算, 回家也闹别扭, 在劳动上也做不了多大成就; 2. 做 “公家人”, 现在的教育目的也不是这个, 而且这个也有节制———劳动人口减少, 增加了不必要的精神负担; 3. 是升学。升学也升不到哪里, 学校资源缺少的情况下; 4. 做游民、二流子, 这是真实存在的。由此可见, 教育迫切需要一个大改革。我们应斩断乡村教育与城市的旧式联系, 结束它作为城市附庸的地位。

从总体来看, 想从对农村现有事物的认识上和学习上, 来 “催生”出农村现代化发展, 事实证明是比较荒悖的。现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城乡一体化的趋势日益迫近, 农村的孩子们守着农村这份净土自我封闭式的循环已跟不上时代步伐, 这样对农村发展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我们要有发展的眼光。这时, 陶行知推崇的农村知识本位, 已经没有必要实行了, 相反那些不是农村的知识可能大为有用, 一个地区民众整体文化素质决定这个国家的实力, 而文化素质不仅仅取决于实用的知识, 过分追求实用会伤害文化的积累与涵养, 从而根本危及到民族的生存, 破坏最高程度的 “用”。一味追求教育的实用性是一种鼠目寸光的自杀性行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 文化发挥其 “无用之用” 的作用, 恰如佛加一句谚语 “无心恰恰用, 用心恰恰无”。现代社会 “英才教育”是国家快速发展的关键, 而这是陶行知乡村实用教育所不能实现的。

摘要：乡村教育的目标就是为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输送人才, 毕竟乡村教育资源有限, 高考时会有一些落榜生回到乡村, 然而他们心目中的梦想就是城市, 眼前的乡村使他们觉得无用武之地, 一场乡村社会变迁的大戏悄然拉开。

关键词：乡村教育,社会变迁

参考文献

[1]谈松华.农村教育:现状、困难与对策[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3 (01) .

[2]巨冉冉.以教育环境差异为例浅谈城乡教育差异及应对措施[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S2) .

[3]林友金.城乡教育差异:一个乡村教师的体会[J].新课程研究 (教育管理) , 2007 (01) .

[4]王兆林.反思与前瞻: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J].教育探索, 2006 (05) .

教育与社会变迁篇3

关键词：社会结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胡锦涛总书记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六大部分代表座谈时指出：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青年是值得信赖的，是能担当重任的！[1]那么，当代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革，这些变革对青年产生了怎样的消极影响，如何使得青年能够永远值得信赖，真正担当重任？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对青年产生的消极影响入手论述当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以市场化改革为基础的全方位的改革，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主体价值观念结构等方面。

（一）组织结构的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长期处于“以单位制为细胞的、以纵向组织为中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之下”[2]（P.20），单位是中国社会组织和调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在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单位构成了基本的调控单位和资源分配单位。单位制（农村主要是人民公社制）条件下社会组织结构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单一的纵向垂直管理结构。各社会组织彼此分别属于条块分割、相对封闭的不同系统，并直接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他们之间不存在也无法存在直接相互的联系。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各类事务的管理只有通过不同的行政条块按自上而下的途径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职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转变经营机制，所有制结构改革，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大量涌现，政府与单位、个人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政府对各企事业单位、个人的管理控制能力逐步削弱，越来越多的单位开始改变企业办社会、学校办社会、机关办社会的状况，弱化单位行为的非专业性目标，弱化职工对单位的过分依赖性。政府与单位、个人关系的变化导致了广大职工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下级单位不再倾向于成为上级单位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就意味着单位对职工，上级单位对下级单位的社会整合作用逐步弱化。从而使各组织间的互动模式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单一的纵向垂直管理模式日渐被复杂的多元互动、纵横互动模式所取代。社会组织结构也相应地由原来单一的纵向垂直管理结构变成了多元的纵横互动结构。这种组织结构要求政府、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和个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参与、决定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二）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

一是传统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首先，工人阶级的队伍明显壮大，结构与过去大不相同。产业职工的总数从改革初期的不到1 亿人发展到目前的3 亿多人，工人阶级的来源主要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工人子弟和农民工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成员。工人阶级队伍除了公有制单位职工外，还有越来越多的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的职工加入。其次，农民阶级大规模分化。农村改革后，农民突破了以前单独从事农业生产的界限，大批剩余劳动力离开土地，流动到城镇，走进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就业于社会各个生产、经营、服务和管理部门。再次，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生产生活方式、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就业渠道的改变，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比如，改革以来，大量的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成为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或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二是新社会阶层的初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分配制度转变为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使传统阶级阶层分化的同时，也给我国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提供了制度基础。社会劳动分工的日益精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为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创造了就业条件。这样，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应运而生。

三是阶层结构开始出现定型化的趋势。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阶层结构定型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阶层之间的界限、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开始形成；阶层内部的认同与再生产逐渐强化；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3]（P.24，36）目前，我国阶层结构已经开始出现定型化的趋势，比如近些年来在城市中出现了不同档次的住宅小区，居住在不同档次小区的人的生活方式、消费能力、文化模式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再比如城市中出现的高级会馆、俱乐部等社会组织，要进入这些组织需要交纳高昂的会费，这就将低收入者拒之门外，而在这些组织内部则有特定的行为方式和再生产机制。阶层结构开始出现定型化的趋势表明现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雏形在我国已经初露端倪。

（三）价值观念结构的变迁

社会的发展，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必然导致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人”的文化价值观念结构的变迁。这种变迁表现为，一是价值取向由单一转向多元。改革以前，人们的价值观念比较单一，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重大关系时，往往是集体利益优先，公而忘私、重义轻利。但随着社会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传统的一元化的价值观念结构逐渐分化，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同时，社会分化的加速还使社会异质性特征日益突出，这必然会在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有所反映，尤其是随着外来文化的传播和扩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将会不断趋于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致使各种观念发生相互碰撞与冲突。

二是价值评价由被动顺从转向自主独立。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的改变，人们的发展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自我权利保护意识和自我价值实现意识显著增强，人们习惯于自主认识、自主选择，而不是被动的接收外面世界的变化。

二、社会结构变迁对青年产生的消极影响

社会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主体价值观念结构的变迁对青年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一）学校的组织体系“松散”，青年对“组织”的依赖性弱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体制是社会普遍实行的一种

组织制度。在这种组织制度下，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

被组织到国家设立的各级各类单位组织之中，成为单位组织的成员，单位组织处在国家和个人之间，成为联结二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改革以来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使曾经对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单位组织开始瓦解，政府对各企事业单位、个人的控制、整合功能大大弱化。在这种背景下，传统“单位”体制的逐渐瓦解使得社会对青年的控制整合功能有所弱化。青年对传统单位体制下“组织”的依赖性大大弱化的同时，“组织”在学生心目中的权威有所下降，传统意义上的控制与被控制、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学生越来越倾向于自主独立、自我选择，尤其是在课堂、教室等传统组织体系之外的诸如寝室、社团等自由生活空间，学生更是“我行我秀”，充分展示了现代年轻人个性突出、愿意表现、关注自我的性格特征。网络的出现更加剧了这种趋势，由于网络空间具有一定的虚拟性质，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虚拟社会，来自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腐朽思想、色情暴力等网络垃圾也随着互联网的传播，浸染着当代的青年们，对他们的正常学习和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真实社会”中的一些被恪守的道德准则在“网络社会”中就可能变得不那么具有约束力，有些青年在上网时就可能出现放纵自己言行、忘却社会责任，甚至丧失道德感的现象。

（二）青年群体出现了分层化的倾向，利益多元化、差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使社会主体利益日渐多元化、差异化。传统意义上通过单位来表达利益诉求的机制瓦解，新的利益表达机制尚不健全的条件下，原来高度重合、相对简单的利益结构逐渐解体的同时，社会未能建构起公正合理的利益结构，致使整个社会利益结构日趋失衡，利益关系日渐紧张。利益结构日趋失衡，利益关系紧张主要通过各种社会问题明显的表现出来，最直接最突出的表现为贫富差距的扩大。

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在青年中的反映也非常明显。例如有关统计资料显示，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约占在校生总数的15%-30% ，其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的比例为8%-15%。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使得学生中间出现了贫富分层的趋势。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使得青年在观念和行为上更加重视现实的利益尤其是自身的现实利益，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物质化、功利化。一些青年往往把人际交往建立在诸如经济、权势等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在选择交往对象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关注对方的家庭背景、经济条件及个人的可利用价值等；在交往方式上，为拉关系、结同盟、摆阔气，动辄请吃、请喝、请玩，比如生日、节日、获奖学金，甚至入党、当选干部、确定恋爱关系等都要吃喝一番，大家对此也是司空见惯，彼此之间互相迎合，你来我往，乐此不疲，把人际关系功利化。

（三）青年的道德与信任关系受到冲击，传统的观念认同出现危机

价值观念结构的变迁，使得青年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出现多样化的趋势。旧的社会规范几乎瓦解，而新的社会规范尚未确立起来，这必然出现新旧规范之间的冲突与脱节，从而导致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等被扭曲，有些青年的社会责任意识、社会荣誉感和职业伦理有所弱化，在群体与个体关系上，更重视个人；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更重视利益，在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上，更重视现实。同时，社会价值观念的快速分化，使得一些青年的道德底线受到了冲击，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出现了信任危机。比如，现在高校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拖欠贷款，甚至有一部分学生毕业以后不知去向，贷款更无从追讨。

道德的失范，信任危机的出现，使得青年的观念认同发生深刻变化。青年对传统条件下一元化的价值观念体系的认同逐渐弱化甚至丧失的同时，整个社会并没有重构起一套得到大多数学生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导致一些学生或者由于没有信仰而处于迷失与痛苦的境况中，或者由于自身利益的受损而产生对现实社会的不满甚至仇恨心理。信仰的缺失、价值观念的扭曲，使得一部分青年奉献意识淡化，学习动力不足，艰苦创业意识不够，畸型消费现象大量出现，金钱意识变浓，享乐思想滋生，人际关系出现物化现象，精神生活格调低下，崇尚西方生活方式，等等。

三、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在社会结构变迁对青年产生深刻影响的背景下，要通过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先进文化武装青年头脑，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必须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趋势，既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内容和方式，又要放宽眼界，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的现实利益联系起来，创新调整利益关系的各种制度和机制，把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在通过制度保证的现实利益基础之上。

（一）转变行政机构、党团组织以往注重管理控制的理念，强化对学生的引导、影响作用

青年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支力量要发挥真正的作用，不仅要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人格的完善与升华。实现一个人人格完善与升华的关键在于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人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社会而言，坚持以人为本的意义在于尊重和利用青年成长的规律，加以有效的引导而不是各种人为的控制。在青年对组织的依赖性逐渐弱化的条件下，必须适时地转变传统单位体制下控制管理的观念，强化对青年的影响和引导作用。这就要求行政机构、党团组织挖掘各种组织资源优势，充分尊重和利用青年成长的规律，把其承担的育人目标和青年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有机结合，即要实现育人目标，又要体现满足青年自身需要的努力和坚持，这样才能赢得青年的认可和配合，教育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二）分清思想政治教育的层次，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在寝室、社团、网络等新领域的实践性特征

从其内容、功能、目标以及教育环境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分层次的。比如，就其目标来说，可以分为个体目标和社會目标，个体目标和社会目标本身又分为不同层次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目标是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受教育者德智体等诸方面的发展，把受教育者培养成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我国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目标概括起来说就是培育“四有”公民，它包含了不同层次的具体目标如思想素质目标、政治素质目标、道德素质目标和心理素质目标等；社会目标同样有不同的层次如经济目标、政治目标、文化目标等。

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同的环境里，具体的内容和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课堂上，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进行理论的宣传、讲解，使青年在认知层面理解、接受这些理论知识。而在课堂以外的诸如青年寝室、社团、网络等其他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应该体现在青年理论认知基础上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更主要的应该体现在青年日常生活中的言行表现，就是要做到知行统一、言行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主要是指青年在理论认知基础上的实际行动和表现。因此，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实效性，必须分清层次，在不同的环境里强调不同的内容、方式、过程和效果。对于寝室、社团、网络等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更主要的应该在于青年的实际行动和具体表现。可以通过不同内容的主题活动，加深青年对课堂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认同，培养其各个方面的意识和能力，比如通过以寝室为单位的卫生评比活动来增强青年的团队精神和环境意识等等。

（三）创新组织形式，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和新的组织形式的优势，改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和渠道

课堂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学校自身的特殊功能和性质客观上都要求其尽量不要使自己成为一个行政机构或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学校组织体系松散化的现实，为其弱化自身的行政权威提供了新的契机。在这种条件下，学校必须主动创新组织形式，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和新的组织形式的优势，让青年在自主管理、主动参与的过程中，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和价值，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比如可以通过建立类似于志愿者形式的组织和运行机制，在继续加强和改善通过单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更要充分利用寝室、社团组织这些渠道和载体，附之以一定的激励机制，让青年自己以志愿者的身份主动自愿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工作；在继续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的同时，更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新的传播渠道，通过主题明确的网络宣传、知识竞赛等活动，加强宣传和教育；在继续使用板报等传统的静态、垂直宣传和教育手段的同时，更要有效利用新技术条件下的动漫等动态互动的宣传和教育手段。这样可以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宣传、教育的方式和渠道，更有利于青年的认同和接受。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六大部分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8-6-14.

[2]张静.国家与社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3]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教育与社会变迁篇4

案例一温州市政府的“无为与有为”

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无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动力和内因，而政府的“无为”为之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温州市市长曾说：“在温州，凡理论和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于实践。”于是个体工商业、服务业、家庭工厂、挂户经营、雇工经营、买卖合同、长途运输等，只要上面不管，就都让它发展。

1984年在平阳县钱库镇出现了私人钱庄。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坚决取缔，而温州各级政府因为考虑到钱库镇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没有强制取缔，而是在争取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率先实行利率浮动改革的试点后，最后钱庄于1989年在无证经营了五年后自行关闭。

在温州人民群众自发发展民营经济的推动下，温州政府顺经济改革的需求，先后出台了许多突破当时政策或在全国率先改革的法规和措施，如中国首份个体工商执照、首个关于私营企业的地方法规、首家实行利率改革的信用社等。

强化市场和质量管理的有为八十年代末，温州的形象和声誉曾一度出现空前的危机。如温州低质皮鞋在杭州武林广场被焚；永嘉的虚假广告；仓南的假商标等。温州的信誉危机强烈震撼着温州政府。为此温州政府转变强化管理职能，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开始全面整顿。并加强质量管理，在外出水陆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对皮鞋、低压电器等产品的出境实行“准运证制度”，严堵假冒伪劣产品的外流。在此基础上温州政府提出“质量立市”的口号，在全国率先制定“质量立市”的地方法规。1992年温州政府继而提出以质量和品牌为核心的二次创业的战略目标。

总之，温州政府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力加强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人、物、信息、资金流通的成本。同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主体干预，简化和减少行政审批手续，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和限时办理制度，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请结合本章政府基本职能的有关理论分析此案例，对温州市政府的“有为”与“无为”，你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的？

解题思路：温州市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的“有为”与“无为”，很好地反映了转型时期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所表现出来的几大特点，即改变管理理念，为全社会提供服务；改革企业制度，实现政企分开；加强法制建设,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实行宏观调控,稳定经济发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工作效率。

案例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简要回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时期，与此相适应，政府机构的改革也随之展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机构分别在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8年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改革。

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要求减少副职，提高素质。通过这次改革，国务院工作部门由100个减少到61个，同时也精简了大量的领导职数。此次改革加快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但没有摆脱就机构论机构，就编制论编制的老框框，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因此，改革后在机构和人员数量上有回潮的现象发生。

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强调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要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强化宏观管理职能，淡化微观管理职能。改革的重点是那些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非常设机构数量、人员编制都有明显减少。国务院的部委从原有的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原有的22 个减少为19个，人员编制比原来的实有人数减少了9700多人，减少了19.2%。但由于种种原因，职能转变没有到位，精简的机构很快又膨胀起来。

199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进行的，它的核心任务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体制。不过，由于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建设，政府职能不可能马上转变到位，因此，1993年机构精简的成就并不显著，比如，国务院工作部门从1993年86个仅仅减少到59个（其中国务院部委机构40个），但1997年又膨胀到72个，精简的人员也是如此。

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历年来力度最大的，也是取得成效较多的一次改革。此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此次改革同以往政府机构改革相比较其主要特点：一是精简力度大,国务院的组成部门由40个减至29个，减量为11个，减幅为27%；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公务员从1997年3.4万人减少到1.7万人，国务院人员编制总数减少了47.5%。二是在组织机构设置上有了一些新突破，这主要表现为：（1）设立了由国务院宏观经济调控部门托管的国家局，即把原国务院工业经济专业管理部门全部降格转换成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设的机构，同时对其职能做出了新的、明确的定位。（2）设立和加强了公共服务机构，设立了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信息产业部等新的职能机构。尽管如此，此次改革的成本依然很高，中央财政并未因此而节约，反而为此多支出了20%。除此之外，一些市场监管机构得到了强化，规格提高了，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成为正部级单位。而一些部门下面也设立了很多司局级单位，比如外贸部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司，还成立了中国政府世贸组织通报咨询局、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等。还成立了一些正部级单位，如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等。这些部门职能的强化或许是必要的，但并非一定要通过提高机构的行政级别来运作，这些现象都可以看作是1998年改革之后的回潮。

2003年3月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这标志着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开始。

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组织变革的有关理论，说明如何使政府机构改革真正取得成效，摆脱“精简——膨胀”的怪圈。

解题思路：如何使政府机构改革真正取得成效，摆脱“精简——膨胀”的怪圈，关键性的问题还在于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其次，全面分析影响组织变革的阻力，采取有效的消解公共组织变革阻力的基本对策。（可参见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组织变革的有关要点阐述）。

案例三广州慧灵弱智服务机构

广州慧灵弱智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慧灵）是一家主要为弱智弱能人士提供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创办于1990年2月。

作为一家自下而上的民间非营利组织，慧灵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道路。现任董事长孟女士曾是广州一家家具工厂的工会干事，1985年她与一批热心的青年人及弱智人士的家长们，共同创办了一家致力于向弱智弱能人士提供服务的民办机构——广州至灵学校。由于各种原因，孟女士在1989年第二次创业，筹办了“慧灵弱智青年训练中心”。在经历了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目前，广州慧灵已从最初的“慧灵弱智青年训练中心”发展成为拥有幼儿园、学校、职业训练中心、托养中心和研究所的综合服务机构，吸收了不同年龄、不同类别的智障弱能人士，形成了多元化的一条龙服务模式。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慧灵得到国际和国内社会的大力支持，来自中国香港（如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扶康会”等）、意大利、英国等许多地区和国家的大批捐助者，成为慧灵发展的坚强后盾。同时，慧灵不断改进与完善自身的管理与服务，将社会工作专业的基本价值理念“以人为本”及一些专业手法和技巧融入日常工作中，大大提高了服务质量。

慧灵的宗旨是：提供机会让弱智人士发挥潜能，尽可能独立自顾，并且融入社会生活，成为社会的真正一分子。

慧灵每年都要派出员工到国内外同行那里学习，也有不少国内外的业内人士亲临慧灵指导，给慧灵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使其服务质量日益提高。慧灵事业欣欣向荣，她所作的努力与成绩得到了社会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认可，有很多机构都给予了慧灵资助和项目。慧灵的财务是公开的，每年年终由会计作财务报告，虽然没有严格的审计，但他们坚持把收支状况刊登在《广州慧灵通讯》上，以此方式向家长汇报资金使用情况，力求做到透明化。

如，2000年慧灵的收费标准如下：

托养中心：根据学员能力程度不同和选择的宿舍不同分为：A宿舍600元/月~800元/月，B宿舍1000元/月。广州市弱智人士办理终生托养公证手续时须借出2万元，外地人士借出5万元，到该弱智人士亡故后归还。

职训中心：300元/月。

慧灵一校：590元/月

幼儿园：普通走读生330元/月；智障走读生550元/月；智障住宿生750元/月。

研究所：每个自闭症儿童1500元/月。

每到节假日，不接走学员的一天多收 30元。

根据慧灵的成本核算，如果按照服务成本，起码要增加收费30%。但由于机构非营利的服务宗旨，使收费标准设定在服务对象普遍可承受的程度内，并对困难家庭实行一定的减免费用或助学助养等措施。

慧灵的经济来源于社会，其创办者并不是投资者，只是发挥个人智慧去筹集资金，并不具备财产所有权，因此慧灵章程明确规定：若日后机构不得不停办关闭，除了还清债务外，剩余资产用于慈善事业，以防止归属不明的弊端。

结合上述案例和有关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理论，谈谈你对非政府公共组织特点和作用的认识，以及如何使我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健康发展。

解题思路：本案例中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广州慧灵弱智服务机构，其宗旨、运作过程、管理规章、收费标准、财务管理等，充分反映了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特点和作用，即非政府性、公益性（非营利）、正规性和专门性以及广泛性、针对性和中介性。

为使我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健康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政府应积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公共组织，以承担政府转移的部分职能，为社会公共事业提供服务，并依法给予其自主权和自制权，营造利于非政府公共组织发展的优良环境。

（2）正确认识非政府公共组织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树立和强化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和意识，提高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社会地位。

（3）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以法律的形式保护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健康发展和正常运行，如组织人员构成、资金来源等，形成规范，保护其组织中的所有成员和志愿者的个人利益，鼓励其为社会公共事业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案例四某县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失误

我国南方某县的计划生育工作多年来一直徘徊在全省倒数1~3名的位置。1998年，新一届领导班子走马上任，为了建立政绩，完成好上级政府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甩掉计划生育的落后帽子，采取了一项新的政策措施，即对计划生育实行高额罚款。具体的罚款标准是：超生第二胎罚款2000元，超生第三胎罚款5000元，超生第四胎或更多罚款10000元。县政府希望通过这项措施的实施有效控制县里的生育数量。考虑到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艰巨性，为了解决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经费不足的问题，有效调动基层计划生育人员的工作热情，该政策还做出了罚款提成的相关规定，即罚款所得，村、镇两级各提成30%。这项政策实施两年多后，县政府调查后发现，根本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目标，超生问题仍然很严重。许多人宁愿交纳高额罚款也要生育第二胎和第三胎，有些没钱的家庭甚至举债生育也在所不惜。似乎有很多人都觉得，交了罚款就等于购买到了计划外生育的指标，就具有了合理合法的权利，不少人甚至在未生育之前就预先把罚金交了上去。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重男轻女、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在当地群众思想中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些基层干部把超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了一种创收的途径，为了多来钱，对超生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甚至对超生予以暗中鼓励。

根据上述案例结合所学公共政策的理论，分析公共政策未得到有效执行的原因，以及有效执行政策的对策。

解题思路：导致该项政策未能有效执行的因素主要有：

1.政策目标与执行措施相矛盾、相冲突，执行越有效，结果离目标越远。2.执行政策的措施不合理，反映出政策问题构建的错误。如允许乡镇从罚款中提成，无疑会对基层干部起到一定的诱导作用，计划外生育给他们带来了实惠。他们怎么会积极制止这种行为。3.政策执行者素质不高，受经济利益驱使，其所作所为与原政策目标背道而驰。4.沟通不畅，政策对象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对政策目标缺乏认识和理解，而政策执行者宣传不够，解释工作不到位等。有效执行政策的对策：可针对上述问题阐述对策。

案例五公开招考公务员

几个月前，《S市报》上登出了新成立的监察局公开招考公务员的启事。而一项社会舆论调查问卷结果表明，有49.8％的人将政治体制改革列为最关心的一项，关于其中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31.1％的人对公务员制度不了解，有39.3％的人对实行这项制度缺乏信心。似乎深谙人们的心态，S市的决策者们深知抛出这只球的利害关系，决策之前理所当然地进行了一场认真的运筹和准备。要切实对公务员从吸收、录用、考核、晋升、辞退、奖惩、退休形成一套崭新的管理办法，而不能只换件“衣服”，或换块牌子。带着这样的思索，实验者搜集材料、掌握信息、外出考察、精密筹划。几个月后，S市人民政府机关公务员试行办法，政府现职人员转为公务员暂行办法，人才再开发暂行办法相继出台。

措施既定，新成立的监察局便成为第一个实验场。实验在慎之又慎的态势下进行：公开招考，但是范围有所限制。在全市现职在编干部中间，考试为主，考核为辅，但是试前规定了范围。然而，原则非常清晰，将择优、平等、公开的竞争机制引入干部管理体制，打破组织部门任命主要负责人、人事部门配干部便“开市大吉”的传统方法。

实验在新、旧体制交替的阵痛中进行。监察局定编20人，除1名政务类公务员和5名公勤人员外，其余16个名额在公开招考中产生。先进行文化知识考试，逐项打分，累积计算，够标准者录取，然后再进行考核。考试看卷面分数，考核则更全面，按16个因素对应试者进行测评，逐项打分，累计积分，够标准者录取，不够者不予录取。

登出启事的3天内，即有150多人打听报名情况，正式报名的有31人，但到考试那天，应试者仅剩下19人！市政府一位25岁的司务长，看到启事便认定自己应该报名。他所在的行政科知道了，赶紧相劝，并许了许多愿：你一结婚就分给房子，而且是带液化气设施的，还可以调到行政科„„年轻人很快打消了报名的念头。有的单位听到本单位有了报名的，领导的脸色顿时来了个不小的变化：你不想在我这个位子，肯定是这单位不好，否则，你干吗要走？报名者一般是要考虑后路的，万一不录取，人家也有权力啊，譬如穿个小鞋什么的。市妇联3个报名的，考试前一天开了个会，决定3人要考一块考，不考也一块不考，“法不责众”。还有一位青年人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这位自学大专毕业的公安局干部，以考试第3名的成绩列入录取名单。谁想，青年人严肃申明拒绝录用。他说，我不是S市人，在此地没有关系。看了报纸，我就想试试你们，看是不是又来花架子„„看来你们搞的是真格的。

当然这场公开招考也使许多人如愿以偿：一位原轻工局组织科的副科长，市里曾几次抽调他到别的单位，他都不同意，这次他参加了考试，并被正式录取；50多岁的前工业局党委书记钟××，被民主推荐为监察局的政务类公务员。

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这次监察局分开招考公务员的看法，以及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议。

解题思路：本案例中监察局积极改革人事制度，公开招考公务员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1.阐明公开招考公务员的积极意义。如：打破了传统的行政命令式的用人机制，引入了竞争机制；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自主、择优的原则；体现了个人和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体现了民主的精神等。

2.结合本案例中的具体做法长处和短处以及教材中的有关内容，阐述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议。

案例六政府上网干什么？

“政府上网工程”正式启动了，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开始在中国公用数据网和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网上建网站，可以将各部门的名称、职能向公众公开，及时宣传各项政策、法规，公开各项活动了。一时间反响热烈，叫好制胜不绝于耳。

政府上网之后，其结构和功能无疑将是异常纷繁复杂的。但简而言之，作为信息处理的一种高级方式，政府上网可以分为发布信息和接受信息两个方面。如果政府网站上发布的只是一些最基本、最普遍的信息，那么除了查询起来比较方便之外，我看不出它与各部门的资料室、各大城市的图书馆，与那些过一段时间就汇编成册的“月报”、“索引”、“年鉴”有什么本质区别。在一些偏远贫困的地方，电脑远未普及，上网者更是寥寥无几，人们通过广播、报刊、电视等传统手段获得信息，肯定要比政府从网上“满载而归”要现实得多。当一些基层干部每每能成功地截留政策，使群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时候，身居现代都市的政府工作人员即便每人建了网站，又能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呢？

再看接受信息，即政府可以通过网络接收来自公众的申请、建议和意见。且不说现在不少人囿于物质条件，尚不能通过网络传送信息，就是那些每天都坐在家里去政府网上“潇洒走一回”的人，结果又能怎样呢？如果政府不对接收到的信息及时做出处理和答复，那么除了接受速度快、储存量大之外，政府的电子邮箱与那些24小时都是电脑值班“×长电话”，与那些锈迹斑斑、破败不堪的“举报箱”相比，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优点。

1999年3月3日，政府上网一个多月后，我的一位朋友访问了信息产业部门的官方网站，想进一步了解3月1日前各大媒体都已披露的、源自信息产业部的邮电资费调价方案的详情，不料该网站上未置一词，其“自费索引”上提供的竟然还是1998年3月31日的价格！

按我的理解，政府上网应该是个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加快社会管理科学化和公共决策民主化的良机。纳税人的钱一分一厘是怎样花掉的，人大代表竞选者的背景资料，政府官员候选人的施政方案，某项重大工程从提议到拍板，某个备受瞩目的大案从立案侦破到判决执行„„诸如此类以前往往讳莫如深的“秘闻”，现在政府网站都可以事无巨细、详尽无疑地予以披露，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政府既然上网了，就不能仅仅停留于改善办公条件的水平，而应当有意识地寻求“形而上”的制度创新，在利用好现有社会管理资源的同时，切实改变工作作风，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优势。

这是一篇反映政府上网的评论报道，请结合信息资源管理与电子政务的有关理论，分析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对策。解题思路：把此评论报道中有关政府上网所存在问题的揭示和教材中所论述的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起来阐述，进而提出改进对策。（可有侧重地进行选择和阐述）。

解题思路

基本要求

1.根据所给的案例材料，运用本课程所学理论进行分析论证。

教育与社会变迁篇5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诚信缺失的问题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本文分析了社会转型中诚信缺失的原因，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说明了中国传统诚信思想对当今社会转型期的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传统文化诚信社会转型现实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当代中国正由传统走向现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依然突出，小到个人、企业，大到政府和整个社会，都普遍遭受到信任危机，诚信缺失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然而，曾几何时，诚实守信却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传统美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为了在社会转型期内重建诚信体系，重拾诚信美德，我们应回归传统文化，发挥传统文化内省功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念与现代诚信制度的规范相结合，发挥自律与约束的双向功能，只有内省与外制双效合一，才能有效解决转型期诚信缺失的问题。

一、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

首先，从哲学视角看，诚信缺失的原因在于：“人是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存在物”，内蕴着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深刻矛盾。一方面个人作为个体存在，有自我保全、自我发展、顽强追求自我利益的天性；另一方面，个人也是社会存在物，有自觉服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但社会利益不等于所有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社会利益与单个人的利益在特定情况下往往发生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和矛盾的一种具体体现就是个人为了达到自我利益的暂时最大化而丧失诚信违背契约。

其次，从经济视角来看，我国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现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社会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时期。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交往以血缘、地缘为基础，以情感为背景的信任建立在“熟人”范围之内。而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就是契约经济，在以交换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状态下，人与人的交往范围进一步扩大、突破了“熟人”交往的限制，交换发生的前题是平等理性的对契约“诚信”的遵守。传统“熟人”社会的诚信意识显然不能适应现代开放社会的诚信需求。

二、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

生活在春秋时期的孔子，针对当时礼崩乐坏、诚信缺失的社会现实，不仅在社会生活中以身作则，大力倡导诚实守信。而且对诚信思想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首先，孔子认为诚信是为人之本，正由于此，孔子一再告诫其弟子。诚信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1，小车无軏2，其何以行之哉？”。其次，孔子认为诚信是交往之道，孔子把它视为与人交往的一条基本准则。他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 12 輗：古代大车辕前面横木上的木销子。

軏：古代小车辕前面横木上的木销子。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强调一个人只有具备了“诚信”的品质，才能受到他人的尊重，要求“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认为“信则任焉”。其弟子子夏也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中就有一项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凡此种种，都表明孔子对人际交往中诚信的高度重视。最后，孔子认为诚信是立国之基，在子贡问政的时候，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进一步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回答说：“去兵。”子贡又问，在“食”和“信”二者之间“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回答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在治国之道中，孔子是将诚信放在兵强马壮与丰衣足食之上的，为政的关键在于诚实守信。孔子对诚信的政治价值的重视，在此表露无遗。

孟子对诚信也是相当重视，并将诚信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肯定「诚」是天的运行规律，追求诚信之道才是做人的道理。荀子也认同诚信是为政之基，他说“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大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大乱。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荀子《荀子·强国》）荀子还强调诚信是为人之本，他说“耻不信，不耻不见信”，应该以自己没有诚信的美德为耻。

三、传统诚信思想对当代转型期的现实意义

透过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对当今社会转型期诚信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重建诚信体系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诚实守信是获得民心的基本前提

民众的信任与支持是政府存在的必要条件。荀子有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心的向背是政治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正由于此。孔子提出“兵”、“食”可去而“民无信不立”的政治治理主张。诚信是政府取得民众信任与支持的根本手段，所以孔子要求代表官府形象的官员“慎于言，敏于事”，“言思忠，行思敬”，做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从而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立体完整的诚信政府的形象。

2．诚实守信是国家政治得以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

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是国家政权前途和命运的决定力量。他们不但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任何一个政府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在其所管辖的区域内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都必须得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而一个政权要想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必须取信于民。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为政者只有讲究诚信，重视信誉，才能带动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以及民风的改善，从而为国家的治理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生活中所出现的诚信危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一些政府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失信行为，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有些地方有的政策难以推行的这一恶果，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诚信对于政府行政的深层次意义。

3．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建立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诚信对商业经营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著名思想家富兰克林在《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一书中指出：“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印尼华商巨子李文正也说：“银行家要出售的不是金钱。而是信用”。传统文化中诚信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信誉至上宗旨的要求是一致的。讲求信用，注重信誉，是现代市场经济对企业行为的—个基本要求，也是—个企业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民无信不立，君无信不立，国无信不立，商同样无信不立。在经济领域，诚信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讲求或者坚持诚信，能够给商家带来或多或少的利益。反之，则迟早会招致事业的失败。近年来不少企业破产的经历表明，诚信既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一个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信用经济。离开诚信，根本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真正发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提倡与弘扬诚信为本的道德准则。对于市场经济的早日完善和健康发展的意义显而易见。

4．如何重建诚信体系，解决诚信缺失问题

诚信缺失问题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那么，怎样才能建立诚信体系?由谁来建立诚信体系?在这里，政府的职责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事实上，无论是法律诚信，还是道德诚信，政府都责无旁贷。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政府诚信，社会才有可能诚信。倘若政府不诚信，则“上梁不正下梁歪”，必然引发社会诚信危机。当前，诚信危机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我国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脱胎而来，信用基础十分薄弱。加上在新中国建立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对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的批判，一部分人头脑中的道德是非标准发生了混乱，导致诚信资源不同程度地失落和减少，重新建立社会信用体制刻不容缓。孔子关于政府在社会诚信体系建立过程中发挥倡导和督责作用的主张，对当代社会信用体制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只有政府大力倡导与督责，全社会诚实守信的观念才有可能形成。并且，政府必须作为第三方制定和实施公平正义的市场规则，以此约束市场主体可能存在的不诚信问题。“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是人们行为的最根本动力，只有充分调动起人们对合法利益的欲求，诚信危机的解决才能成为现实。因此，让诚信者获得利益上的支持便成了建立诚信体系的重要目标。但是当前我们的制度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诚信仅仅是一种道德要求，而不是主体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和必要条件。由于诚信环境的恶化，诚实守信者不仅不能优先获得利益上的激励，反而因此有丧失利益的危险，而背信弃约者却可能因契约规则的缺乏与法治建设的不完善而逃脱市场与法律的惩罚。由于缺乏了强制力的保障和利益的驱动，人们在经历了反复的博弈之后，放弃诚信便成了他们必然的、也是最现实的选择。在一个尔虞我诈、欺骗盛行的社会里是无法建立起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的。让诚信者得到法律上的支持与利益上的回报，让诚信缺乏者受到法律和市场的严厉制裁并付出惨重的代价，只有这样，诚信危机才能解决、诚信体系才能真正重建起来。

参考文献：

[1] 《论语》《孟子》《荀子》

[ 2 ] 涂爱荣，《论语中的信得思想及其现代启示》，湖北武汉，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8月，第四期

[ 3 ] 梁堂话，《从论语看孔子的诚信思想》，湖北长沙：船山学刊，2009年第四期 [ 4 ] 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11 [ 5 ] 蒋亮智、张荣，略谈法制建设与商业诚信建设的关系，北京：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5年第六期

[6]万斌，万斌文集[M]第四卷，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第199页

教育与社会变迁篇6

人的现代生成从根本上说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人的思维方式的现代生成和道德观念的现代生成.这两个方面是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交往方式的变迁在人的现代生成即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和道德观念的现代重建中具有决定性和优先性.人们之间的交往从“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性”的交往方式的历史性变迁,是我们理解人的现代生成即人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现代生成的关键.人的现代生成,就是由非辩证的思维方式向辩证的思维方式,由传统的狭隘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向现代的非个人主义的诚实守信、自利利他、平等互利的真正意义上的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的转换.

作者：朱鲁子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系,天津,300071 刊名：理论与现代化英文刊名：THEORY AND MODERNIZATION 年，卷(期)：2002 “”(2) 分类号：B0 关键词：人的现代生成交往方式变迁思维方式转型道德观念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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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结构与变迁研究综述篇7

1 国内外文献综述

1.1 社会结构理论的概述

1.1.1 国外相关研究。

在西方社会学中, 关于社会结构的内容有不同的观点。社会人类学家布朗第一个给“社会结构”下了定义:“社会结构”是指各种社会个体、群体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 (1987) 认为:“结构”这个术语指的是任何事物的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 (1988) 认为社会结构可以定义为:构成社会的如下要素间相对恒常的结合。这些构成要素可以从接近个人行动层次 (微观层次) 到整个社会的层次 (宏观层次) 划分出若干阶段, 按着微观到宏观的顺序可以排列为角色、制度、社会群体、社会、社会阶层、国民社会。美国结构主义大师彼特·布劳 (1975) 认为, 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 (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 所组成的多维空间。帕森斯则将社会结构的内容界定为四个具体方面:适应:获取资源、目标:定位和达成、整合行为:社会化、维 (持) 模 (式) :社会控制。吉登斯 (1984) 的观点, 社会结构的内容可以看作是由行动者可以利用的“资源” (配置状况) 和 (配置资源的) “规则”两个层面的内容所构成的。或者说, 是以一定社区中“资源—规则”的某种组合方式为内容的。

1.1.2 国内相关研究。

在国内, 也有许多对社会结构的不同解释。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以及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社会结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而是处在不断分化和转型的过程之中, 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是一个社会变化的重要标志, 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个人行为变化的基本因素。贾先文 (2009) 提出: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 是各种力量博弈均衡的结果, 即一个社会形成的社会力量格局。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位置, 以及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朱建春 (2013) 对乡村社会结构的理解。农村社会结构是农村社会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 是从微观到宏观一些要素的结合体, 这些要素包括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而张健 (2010) 对乡村结构的解释, 他指出:乡村社会结构是指乡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多方面结构状况的集成状态, 反映着农民中不同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状态, 决定着农民应对事件的能力。综上所述,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乡村结构的理论进行了界定, 但是共同之处都强调了乡村结构是乡村社会资源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配置, 进而达到均衡的结构。但是缺少强调“三农问题”中的农民这一乡村结构的变化, 而农民是乡村中的主要社会力量, 理应得到充分的关注和重视。

1.2 乡村社会结构的特征研究

1.2.1 国外相关研究。

在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研究方面, 平野义太郎 (1943) 提出了村落共同体假设, 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是具有封闭、内聚特征的村落。美国学者施坚雅 (1964) 则提出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 认为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 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 包括大约18个村庄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费正清 (1987) 认为:从社会角度来看, 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 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由此, 形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的人际关联模式:宗法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

1.2.2 国内相关研究。

而在国内, 则有着不同的观点。费孝通 (2005) 则从村落文化出发, 以伦理本位为基点, 以“家”为人际关联的基本空间单位, 提出了乡村人际关联的“差序格局”。甘庭宇 (2012) 从社会利益主体出发, 认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利益主体发生分化, 多元主体间信任关系的整体性缺失较为严重, 权势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冲突加剧。贺雪峰 (2012) 从不同乡村类型出发, 指出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 有分散型, 团结型, 分裂型三种。分散型乡村, 即在乡村内部缺少紧密相连的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农民集群, 每个农民都是相对独立的, 是原子化的, 是分散的;团结型乡村是指因为血缘与地缘的重合, 乡村社会结构相当紧密;分裂型乡村是指一个自然村一般都分裂为数个相互竞争的“小亲族”。阳芬 (2010) 认为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方向是合理的, 是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的, 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国外的学者大多认为乡村结构是封闭的, 而国内的学者则认为, 乡村社会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 是逐渐由封闭到开放的。这表明, 我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变革以及城乡统筹的发展, 正在促使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使得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向新型乡村社会结构转变。因而, 在今后的研究中, 应当把重点放在推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因素研究中。

1.3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

1.3.1 国外相关研究。

杜赞奇 (1996) 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随之变迁。罗吉斯 (1988) 从宏观上描绘出技术传播推动美国乡村社会变迁。舒尔茨 (1990) 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研究人口迁移, 认为迁移的发生是因为个体期望从迁移中得到大于迁移成本的收益。这种依据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一旦转化为现实利益, 又催生新的期望 (外出赚钱———很好———带动更多的人外出赚钱———更好) , 这就是一个不断扩大、良性循环的动态过程。这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促成了农村社会结构变迁。

1.3.2 国内相关研究。

从社会学的角度:汪远忠 (2013) 认为利益是一种社会设置下的行动结构, 个体行动的利益指向真实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民工来自农民, 准确地说是农民家庭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现实选择, 因此农民工是具有变革原有农民家庭结构及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功能的因素。周春霞 (2012) 认为乡村空心化是社会变迁的产物, 而乡村空心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已使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媒介学的角度, 关琮严 (2012) 指出将媒介视作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系统, 一种结构化的社会力量, 它是通过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 从而触发社会结构变化的, 乡村社会也不例外。即乡村社会变迁似乎是由一种媒介推动的。更确切地说, 是由嵌合在乡村社会结构之中的媒介系统推动的。从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角度, 陈旭峰 (2012) 认为农民市民化能很好地反映出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而文化资本是研究农民市民化问题的重要视角。朱建春 (2013) 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与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扩大化促进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从生产技术的角度, 张红 (2012) 认为社会变迁根据变迁的动力可分为内发变迁和关联变迁。而生产技术正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内发变迁和关联变迁的效应, 推动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国内外学者都认为时代因素和宏观环境是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 而国内的研究较少涉及到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微观原因, 比如成本-效益的对比。因而, 在今后的研究中, 要将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综合起来分析。

1.4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1.4.1 国外研究综述。

孟德拉斯 (2005) 提出了“农民的终结”的认识观, 他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 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走向了“终结”。当中国被卷入到世界化的浪潮中, 面临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 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与法国农民同样的问题。John C.H.Fei and Gustav Ranis研究了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 构建了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 该模型证明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可以获得经济发展, 而且可以完全实现商品化。而DW.Jorgenson二元结构模型对费景汉-拉尼斯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提出质疑, 他认为工业部门积累资本对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避免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是必要的, 但前提条件依旧是农业剩余, 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和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状况, 即工业部门技术进步越快, 其储蓄率就越高, 劳动力增长越快, 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最终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1.4.2 国内研究评述。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消极影响:黄江泉 (2012) 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 大量的精壮农民外出务工, 导致乡村结构的变化, 而作为这样结构下新出现的弱势群体———留守农民面临着原有社会网络资源遭受破坏, 现有社会网络资源继续向城镇流失的局面, 以致社会结构不合理, 社会资本日趋弱化。王宏 (2012) 认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造成农业从业人口老龄化妇女化, 这一种结构性失衡, 后续人力资源短缺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造成农村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农业生产缺人力等问题日益显现。陆益龙 (2013) 指出乡村社会结构转变促使乡村社会关系变化, 主要是乡村社会的个体性大大增强, 扩大了个体的自主行动范围, 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模糊性变得更大, 农民与政府之间关系趋于层级差异性。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积极影响:王云飞 (2012) 认为, 乡村结构的变迁, 促使政府和农民在观念上都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 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确定与稳定。李泉生 (2012) 认为农村社会结构变化, 促进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层, 促进政府考虑不同社会阶层的民生需求, 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 以此来推进农村现代化和农村社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王阿洁 (2011) 指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致使农民群体的分化, 进一步导致了农民的角色和身份的多元化, 地位和生活需求的差别化, 这样农民群体的多样性就带来了其养老保障需求的多层次性, 推动乡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完善。国内外学者都探讨了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影响, 国外学者更加注重数学模型的分析, 国内学者则主要做了大量定性分析。在今后研究中, 应当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

2 研究评述与展望

综上所述,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 也是深化农村改革、探索农村发展实践的必然结果。

我国的乡村社会结构的特征也存在着区域性的差异。但是, 总的来说, 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方向是合理的, 是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的, 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推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乡村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的推动;城市城镇化和我国二元化体制的推动, 促进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导致农村空心化;生产技术的改革;以及相关的传播媒介等等, 都在推动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作用。

最后,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也给乡村社会、经济以及生活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和挑战。

教育与社会变迁篇8

关键词：宋代；商人；社会流动；社会结构变迁

中图分类号：K244；C912；C912.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21

在社会学研究中，社会流动是一个与社会结构变迁有着紧密联系的社会范畴，往往被看作是社会变革的指示器。而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宋代是一个流动性、开放性颇为显著的朝代，其中商人阶层的社会流动尤为引人注目。

一、宋代商人实现上行流动的主要路径

（一）科举入仕

宋代打破了唐时 “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1]的法律规定，商人子弟读书应举已不在法令的禁止之列，到了英宗年间政府更是下诏：“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2]4490这等于说国家从法律上、制度上承认了商人的入仕权。至此，科举制度成为了普通民众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和重要管道，苏辙就曾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3]

科举入仕向普通民众的开放实际是国家把政治权利这样一种社会稀缺资源从贵族官僚手中向下移动的结果，其中，富民阶层（平民地主和商人）成为了这一权力转移的最大受益者。虽然科举制表面上为全体民众开辟了一条竞争性的社会升迁渠道，但这样一种从“血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仕”的人才选拔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凸现了教育在社会地位取得中所具有的传承功能，即出身透过教育而影响社会地位的获取，如父辈拥有较多的财富可以提供给下一代比一般贫寒家庭更好的教育，下一代自然具备比贫寒家庭出身的人更多获取较高社会地位的几率。虽然在这一地位达致的过程中，更多地还将取决于个人的资质、努力程度等，但无可否认，经济基础是获取良好教育的前提。特别是这种以科举应试为目标的漫长教育，如果家庭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那一般是难以承受的。尽管宋代政府为士人应举提供了免费膳宿的官学，宋代史籍上也有读书人依靠富人资助而中举的事例，但这毕竟是少数，而更多的则是只能依靠自己的家庭供养。所以，占有财富而没有特权的商人在科举竞争中的确比其他出身贫寒家庭者具有更强的优势，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财富为自身和下代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进而蟾宫折桂，成功实现整个商人家庭的社会流动。

清代的沈垚曾言：“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4] “商之子方能为士”，沈垚用语虽嫌过重，但确是反映了宋代以来商人阶层财富力量的增長及因此而带来的整个社会结构变迁之大概。

因此，科举入仕对商人的开放使读书应举成为宋代商人实现向上流动的一条重要管道。如北宋时的显官许骧、冯京皆为商人家庭出身。检诸宋代史籍，商人弃贾就儒、育子入仕的实例绝非少数个案，而几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洪迈的《夷坚志》中先开设酒店、后弃商中进士的王育卿[5]还有曹州商人于令仪“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堂，延名儒以掖之。子伋，侄杰、倣举进士第”[6]潞州商人张仲宾， “因尽买国子监书，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从孙仲容、仲宾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7]等。

（二）与官僚、宗族及士人联姻

商人阶层与现任官员、宗室、士人阶层联姻是商人改变自身及家族所属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另一重要途径。

郑樵在总结唐宋之际婚姻观念的历史变迁时说，隋唐以前“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而五代以来“婚姻不问阀阅”[8]，这清楚地表明了五代以前世人的婚聘重门第、尚阀阅，而宋代门阀世族政治的消亡反映在人们的婚俗观念上就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士庶不婚的陈规被打破，婚姻重科举进士，婚姻论财，议亲贵人物相当等社会现象在宋代普遍出现，其中，特别是世人嫁娶尤重钱财成为一时之尚，对此，时人颇有论述。蔡襄说：“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9]司马光则直言：“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10]《婚仪上》宋代婚姻重财，而商人作为财富力量的代表，自然在以财买婚、攀附上层时得以大显身手。

宋代商人以财买婚，通过与官僚、宗族、士人联姻进而跻身上层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其中最为显赫者当属开封尉氏县的茶商马季良，因为娶了真宗刘皇后之兄外戚刘美之女，获封光禄寺丞[11]2279，还有苏州商人朱冲，其家族内“弟侄数人，皆结姻于帝族，因缘得至显官者甚众”[12]而宋代商人买婚于宗室以提高自己身份地位更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史载开封大商“帽子田家”“家凡十县主，每五千贯买一个”[11]11264，而“大桶张家”更是凭借其财势“至有三十余县主。”[13]

除了与官僚、宗室联姻外，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与未来的官员攀亲也是商人们乐此不疲的事。于此，表现较为典型的即是宋代盛行一时的“榜下捉婿”之风。宋人朱彧对此曾说：“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13]

《礼记·婚仪》上说：“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这清楚地表明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婚姻不在男女之间的两情相悦，它更多的是关系到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日后家族的荣耀发达，因此婚姻是两姓两家彼此间的经济交易行为和政治融合行为。宋代是婚姻不论阀阅的时代，在世代相袭为主要特征的门阀世家逐渐消亡的情况下，商人阶层与官僚士大夫、宗室、士人等上层人士联姻已成为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双方结为秦晋之好显然都是以功利主义目的为取向的。宋代在商品经济繁盛、财富力量崛起的历史背景下，官僚、宗室与商人联姻是这些传统社会上层人员在富贵难以两全的情势下以贵博富以保持家道不堕的不二法门；而商人作为新兴成长起来的社会财富力量的代表，他们千方百计与社会上层人士攀亲则是其以富买贵以提高自身阶层地位、实现家族向上攀升的重要途径，双方各有所求，从而达成了默契。只不过中国民间俗语所说的“门当户对，结为姻眷”[14]由汉唐时的门第、家世、身份之等级观念而变为权与钱的结合、富与贵的交换。但需要指出的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宋代表现在婚姻关系中的这种权与钱的交换行为是身份等级制度式微的表现，它打破了士庶不婚的传统，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由“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的门第等级婚姻状态向着“婚姻不问阀阅”的平等方向发展，从而成为了宋代社会历史进步与社会向近代文明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

（三）捐纳买官

宋代商人阶层实现向上流动还有一个重要而普遍的途径，就是直接以钱买官或向官府进纳钱粟得官。

两宋三百余年外患频仍、战端不息，政府军费支出浩瀚，出于财政上的需要，政府卖官、民间买官乃应时而生，从而使捐纳买官成为了商人阶层登进出仕的另一重要阶梯。宋徽宗大观四年就有臣僚上奏言：“朝廷以三路财用少乏，边储未丰。近年以来，出颁假将仕郎等告牒，比之往岁，不啻数十倍。凡富商巨贾，乘时射利。”商人依仗财势纳粟入官“遂致此流遍满天下，一州一县无处无之。已仕者约以千计，见在吏部以待注拟者不下三百人。是皆豪猾兼并之徒，屠沽市贩之辈”[2]3618宋室南渡之后内忧外患相继，费用百端，更是为商人捐钱买官大开方便之门。南宋时，富商之家不仅继续以财入官，甚至在军队之中、政府出使随员之列也出现了他们的身影：高宗绍兴十七年就有臣僚上奏云：“今日官户不可胜计，而又富商大业之家多以金帛窜名军中侥幸补官，及假名冒户、规勉科须者，比比皆是。”[2] 4880

捐纳买官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弊政，一向为人所诟病，其所带来的社会恶果自不待言。然而，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看，捐纳买官是平民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手段与阶梯，官是从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需要出发，民是从向上登进的富贵实益着想，双方出于各自的需要，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社会契约式的互惠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之下，诸如血缘、身份、等级等原来紧绷在各阶层社会成员之间的禁锢被逐渐打破，使商人等这样一些原本出于社会下层的人通过财富登上高位成为可能，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平民阶层的上行流动，而且捐纳作为社会流动工具的有效性甚至超过了科举。捐纳买官和宋代以来普遍推行的科举制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二者都具有较大的平民性：制度设计是向着除了奴婢、罪犯等“贱籍”以外的所有民众开放的。但相较于科举出仕学力和财力必须同时具备而言，捐纳买官者只要具备一定的财力，均可出入仕进，从而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因此捐纳买官所具有的平民性特征比科举入仕更为广泛，从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

二、宋代商人积极入仕的社会学分析

宋代以来，商人通过科举入仕成功地实现了向上的垂直流动，从而社会上出现了“士多出于商”这一现象，此点往往被很多学者作为宋代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论据而加以引证。但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进一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士多出于商”这一表征之下潜藏的恰恰是商人社会地位不高，其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相分离的实质。

在社会学中，财产（经济）、权力（政治）、声望（社会）是划分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三个维度，但是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其社会结构是一种典型的官—民二重结构，整个社会呈现出官与民这两种有明显地位差异群体的對称模式，其中官僚阶层是控制社会资源的最主要群体，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政治分层而非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即社会地位区分的主线在于政治权力，而财富收入则变为从属于政治权力的因素。”[15]

宋代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的确使商人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社会地位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其财富之显，更是令世人称羡不已，但是宋代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与其经济实力相比，二者仍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其社会地位的提高远没有达到与其经济地位相对等的地步。

首先，宋代的很多大商人在经济地位方面虽是腰缠巨万的富者，但在政治地位方面仍然较为低下，特别是当富者与贵者发生冲突时富者往往不得不屈服于贵者。据《宋史》上记载，宋仁宗时，广州南海主簿苏缄就对一个不尊重自己的豪商樊氏施以杖责，“樊诉于州，州召责缄，缄曰：‘主簿虽卑，邑官也，商虽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诘。”[16]13156虽然宋代社会财富力量的崛起已使人们在富与贵的价值取向上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但从根本上说官本位的根基并未发生动摇。

其次，宋代商业的繁盛虽然使人们普遍认可了商业能够为国致富的理念，但商人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其职业声望在社会主流价值观中仍较为低下，商人远没有拥有与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作用相匹配的荣誉与声望，社会舆论多强调的是商人欺骗、奸诈的一面。商人不仅在伦理道德上遭到贬低，就是在劳动价值的实现上也被认为不如其他阶层。宋代富商李迁之自己都认为“士非我匹，若工农则吾等也。”而工与农“所食皆不过其劳。今我则不然。……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则过之，我有惭于彼焉。”[17]商人不仅在社会角色的定位上无法与士阶层相比肩，而且农本利薄、商末利厚的差异也使商人不自觉地认为在自身劳动价值的体现上有愧于农、工。

因此，尽管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士尊商卑仍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对于商人而言，经商只可作为谋生乃至发家致富的手段，而要实现光耀门楣、扬亲显祖这一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的终极价值目标，还是只有通过入仕做官以改变自身的所属阶层这一根本之道。所以南宋临安的“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18]北宋高官许骧，其父许唐“尝拥商资汴、洛间，见进士辍行而出，窃叹曰：‘生子当令如此！因不复行贾，卜居睢阳，娶李氏女，生骧，风骨秀异。唐曰：‘成吾志矣！”许唐为其子骧延请名师，希冀日后能有所成，就是源于一个“思教子以兴宗绪”[16]的理念。扬州高邮富商徐成甫就曾感叹：商人家庭“子当读书，女当嫁士人”[19]，这或许代表了宋代一些商人在拥有财富后共同的人生价值追求。对于中国的商人们而言，其人生的指向选择不是如西方商人那般充满了对商业利润的永无止境的追求，而是不约而同地回归科场，把通过教育科举实现入仕做官作为自己的人生依归。

可以说，正是由于宋代商人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错位必然促使其凭借手中强大的经济实力在社会流动中率先谋求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宋代以降，商人及商人家庭出身之人之所以在整个社会向上流动中的比例较高，应该说正是因为商人阶层本身的社会地位较低，商人及其子弟更可能具有超越自身所属阶层低下地位的“地位冲动”。再加上在已拥有的财富力量的支持下奋发努力，从而改变自身所属阶层，成功地实现向上的垂直流动。

三、商人社会流动与宋代社会结构的变迁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商人的社会流动是一种社会的整合方式，是自汉唐时期以来，封闭、保守的社会结构在面对着中唐以始商品经济的勃兴、商人力量的壮大这样一种外部压力时所作出的一种自我调适、自我进化。

首先，包括商人在内的平民阶层通过各种方式改变自身的身份、地位，实现个人及家庭、家族的向上垂直流动，使宋代的社会等级秩序有所松动，从而使整个宋代社会呈现出开放性、流动性和平民化的特征。

宋代社会流动的增加使社会从一种代代相袭的复制式分层结构转变成为代际对流的替代式分层结构。特别是科举制的普遍推行，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一种可以不受家族、身份、血统的限制，而通过自身的刻苦学习、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的机制，这无疑与前此把人们终身乃至世代束缚于同一社会地位层次，整个社会犹如一潭死水的固化式分层结构截然不同，它代表着人们实现自身价值与自我发展的希望。不唯如此，宋代平民阶层通过考试应举实现向上流动机会的增加，指向的是一种平等性的原则。科举制度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不仅打破了身份性的屏障且又加以锁院、糊名、誉录等方式体现了考试的公平性原则，使得寒秀之士有凭借自身的学识、才能决胜场屋的公平竞争机会。

其二是商人等平民阶层的上升流动部分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等级金字塔的构成方式。社会阶层构成的原理从重视身份、血统让位于以个人能力、业绩为标准，使宋代官僚阶层的构成具有了多元化、开放性的特征。

这种统治阶层构成成分的重新编制，虽然没有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民二元等级结构，占据金字塔顶端的统治阶层仍是社会的极少数，构成金字塔底部的平民阶层仍是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总体，统治阶层仍然是财富、权力、声望这些社会稀缺资源的占有者。但是官与民之间的关系不再像前代社会那样尖锐对立，在二者之间有科举制度、捐納制度等通道，因此金字塔顶端与金字塔底部之间的关系主要地不再是对立的关系（或者说这种对立的尖锐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而变成了一种开放式的层级关系。

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统治阶层构成的固化，而且这种固化的被打破，使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从此都具有了一个长期的、合理的、可预期的期望，期望着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艰苦奋斗实现自身乃至整个家族的荣誉和理想，从而使个人为改善自身地位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与实现社会良性运行的总目标达成一致。宋代社会与前此社会相比，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这不能不说是与宋代以来的这样一种流动的、开放的社会分层体系有着极大的关系。

此外，还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在官—民二元结构层级排列的等级金字塔中，作为官僚队伍主要后备力量——士阶层的社会构成的变化。

以科举制为中心的社会流动机制使得在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职业分野外，除了士阶层，农、工、商阶层实际上分享着一个共同的期望：读书应举实现从民到官的跃迁。而要促使此目标的达成，由民而士的流动就成为一个必经的阶段，由于取士名额的有限及科场竞争的异常激烈，使得由民到官的流动在规模上反倒不如由民而士的流动那样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士仍为四民之首，其社会地位仍然高于农、工、商，但是任何阶层只要愿意从师为学，都可为士。至此，士的社会构成发生了变化，士庶暌隔、泾渭分明的情况已渐行渐远，士阶层已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处于不断流动、变化中的阶层。正是这样一种变动造成了在中国传统官—民二元层级排列的垂直模式中，出现了一个以士为中心，农、工、商为外围而不断注入其中的类似于中间等级的阶层，当然，在这样一种由民而士的流动中，财富是培养子弟为学的必要后盾，因而包括商人在内的富民阶层成为由民而士流动的主体。

而另一方面，在宋代商业兴盛之下，社会逐利之风甚嚣尘上，由士而商的现象也颇为多见，这些掌握着财富、知识并在地方上享有一定威望的群体，似可把他们看作是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社会等级金字塔的中间部分。正是这样一个流动不滞的阶层，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在官与民之间建立了一种富有弹性的整合机制，从而保障了社会的平稳运行。

其三，商人阶层在实现向上流动与社会各阶层分化组合的过程中，扩大了商人的社会人际网络，拓宽了商人阶层与社会各层次之间的接触界面，从而加强了社会的整合程度。

商人的职业特征决定了商人为了逐利而四处奔走，是传统社会最为活跃的人群，然而在宋代以前，当社会处于一种代代相承的凝固分层结构时，商人阶层在婚姻、友谊等较密切、持久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表现出的主要是与本阶层成员及与自身社会地位相似的农、工阶层之间的互动，而与身份地位比自己高的社会上层的接触与联系除了商品交换关系外则较为稀少、薄弱。宋代以来，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社会流通渠道较为通畅，商人通过与士人、官僚阶层的联婚、交友或捐资买官、跻身仕林等方式不仅扩大了作为个体的商人自身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且更具有社会意义的是，实现了向上流动的商人在改变了自身社会地位的同时，其个人人际关系网络也随之跨越了社会分层的界线而与社会上层人员有了密切而持久的关系。但是，商人的向上流动并不意味着其与原来同阶层人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特别是那些与其较为密切和稳固的社会关系，会随着其地位的上升而终止，相反，作为成功实现了向上垂直流动的商人或其子弟，很可能会成为联系商人与社会各阶层的桥梁和纽带，促动世人增强对商人的理解，弥合社会各层级之间的隔阂，从而达到社会整合的作用。

就宋代的情况而言，事实也正是如此。商人作为宋代社会结构中处于上升期的群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不仅社会各阶层对商业、商人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认同，人们的社会生活受到了商人的诱导而逐步脱离了以农为本的传统，追商逐利的风气至为盛行。而更有积极意义的是，商人向上流动造成了宋代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士商相混、士商融通使士阶层成为了商人的代言人，商人的思想及利益诉求往往通过士大夫们的口笔表达出来，“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观在士大夫的笔下遭到了彻底的颠覆，陈耆卿提出：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能有易之者也。”[20]而叶适更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21]可以说，宋代“新四民”观的出现和“工商皆本”观点的提出，既是宋代商品经济划时代发展的大环境下社会流动对商人等平民阶层开放的动因，同时也是商人向上层流动后导致重农抑商等传统观念发生变化的结果，二者是互为因果的。而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这些反传统观念在宋代的出现，在意识和价值重构上对中国传统社会步入近代文明更有着先期导向的作用。

在此，笔者还想指出的是，商人及其子弟通过向上流动渠道进入官府，不仅改变了官僚系统的构成成分，在统治阶层内部注入了异质的因素，而更为重要的是，当商人出身的这些异质力量进入官僚系统之后，由于其自身所自然携带的商业气息，他们给政府带来了民间商业兴盛的现实价值观念，而且他们为了保障个人家族商业的兴旺与顺利，往往不自觉地承担了整个商人阶层代言人的角色，不时替商人争取权益，使政府在制订商业政策时也实行了一些保护和奖励商业发展的政治法律措施。应该说，这些有关商业法律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是基于宋代商品经济大发展的现实环境，但是如果没有代表商人阶层利益者的推动，这些法律政策恐怕也是难以贯彻执行的。而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惠商”、“恤商”的政策法律氛围下，造就了宋代商品经济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史中的辉煌地位。而至于不少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传统商人的由商而仕、跻身上层，使得商人产业资本转化步履维艰，以至于难以形成独立的阶级力量的观点，笔者认为，在此实可将之视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不是非此即彼，只是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罢了。

注释：

①社会流动的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于1927年提出的。社会流动可分为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其社会地位上下变动的垂直流动和从业领域转变的水平流动。相对而言，垂直的社会流动对社会阶级、阶层的影响最为巨大，与社会的分层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本文把关注点放在宋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垂直流动上。

②在洪迈《夷坚志》中，类似的例子不少，如《夷坚甲志》卷三中的《宗立本小儿》；《夷坚甲志》卷七中的《潘君龙异》；《夷坚支庚》卷第五中的《武女异疾》；《夷坚支癸》卷第八中的《游伯虎》；《夷坚三志王》卷第四中的《湖北稜睁鬼》；《夷坚志补》卷第二中的《吴任钧》等均有相关记载，兹不一一列举。

[参考文献]

[1]刘昫.旧唐书：卷43 [M].北京：中华书局，1975：1825.

[2]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3]苏辙.栾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65.

[4]沈垚. 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M]∥落帆楼文集：卷24.四部丛刊本.

[5]洪迈.夷坚支戊 [M].北京：中华书局，1981：1066.

[6]王辟之.渑水燕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30.

[7]邵伯温.邵氏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175-176.

[8]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