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消费文化变迁管理

社会消费文化变迁管理（精选7篇）

社会消费文化变迁管理 篇1

一、社会的发展与档案管理理念的转变

历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题既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的坐标, 同时也是对近期研究趋势的把握。通过梳理历届档案大会主题价值取向变化的脉络, 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档案学理论研究及其管理实践变化的态势。

对比第十四届、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题, 可以看出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制度的变迁以及高新科技的普及与应用对档案学及其管理制度的影响。第十四届的主题是“新千年与信息社会中的档案”, 相比以前的提法, 更加明确了档案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信息”在经济与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从传统的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转变过程中, 信息在现代生产、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个主题首先提出一个“信息社会”的概念。“信息社会”一般是指以信息及其技术作为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社会。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 物质和能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资源和动力, 其社会竞争也是围绕物质和能源展开的;而在信息社会中, 信息凭借其自身特点所带来的优越性, 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以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为目的的信息经济活动迅速扩大, 以信息及其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经济活动迅速扩张, 成为经济社会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 信息不仅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同时也是现代文明的支柱。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题正是对这种精神的把握与认同。

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题是“档案、记忆和知识”。从“社会文化信息”到“记忆、知识”的转变, 表明了人们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从把档案看成“利剑”、“国家的珍宝”, 到把档案看作“信息”, 再到把档案看成是“记忆、知识”、文明的载体, 这种转变是深刻的, 同时也是对档案价值的一次重新认识、定位:档案不仅是简单的信息载体, 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载体。也就是说, 档案不仅是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而存在的, 同时也是属于整个人类社会的, 是传承人类历史与文明的“社会记忆”。

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作为一次回顾与展望, 总结了过去档案工作的得与失, 并对未来做出了规划。第十四届、第十五届两次大会的主题, 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肯定了档案在现代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第十五届是对第十四届的深化和补充。这两次大会与第十三届及以前的大会相对比, 就主题而言, 可以清楚地看到档案管理从实体管理向知识管理转变的轨迹:从就“档案”而研究档案到把“档案”放到社会历史文化中去研究档案的转变。档案已不是过去死气沉沉的一堆史料, 而是成为社会文化信息的载体, 人类文明的记忆。档案管理已不再是档案机构一个部门的事了, 它关系到整个人类文明与历史的传承。鉴于此, 档案管理必然要和现代社会接轨、挂钩, 同时更注重它的社会效用和文化功能。衡量档案工作做得好不好, 不再是只看保管得是否完整, 而是要看是否充分发挥了档案的作用, 即是否发挥了档案作为一种社会信息的作用和作为社会记忆的功能。

二、学科范式的转变深化了档案管理理论

档案学学科范式建立的初期, 由于其经验、材料的不足, 学科系统初期更加关注具体的、实际的应用层面, 逐渐形成了档案实体管理范式。其特点是既表现出对于史学的依附性, 同时又呈现出注重实用的功利性。在学科范式构建初期, 档案学学科系统表现出一种自我封闭、自我保护的状态, 不断地寻求与相关学科的分离, 如逐渐与图书馆学、史学分离, 并发展出具有自我特色的学科理论。在学科内的研究中, 又体现出思维收敛性。思维的收敛性在学科范式构建初期是十分必要的, 是学科范式最终形成的必要条件。收敛性思维在学科范式构建过程中, 在价值取向的宏观指引下, 逐渐形成了范式内在结构的硬核。硬核即范式的理论支点, 具有顽强抵抗外来信息干扰的性质。档案实体管理范式的理论硬核即档案的本质属性———原始记录性。

在传统档案管理思维框架中, 信息即档案信息利用者的种种需求是衡量档案价值及其效用的主要方面, 信息接受者的期望、需求等反馈信息形成了传统档案管理的价值取向。在传统档案管理的思维框架中, 档案管理是服务于社会制度, 而不是服务于社会本身。

当提出“档案信息化建设”这一概念时, 我们的思维框架或者说价值取向便开始发生了转变。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制度的变迁、档案管理实践的需求及其理论自身的发展都为这种转变提供了条件。档案既是“原始的历史记录”, 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信息, 更是社会的“记忆”, 这是对档案本质属性认识的深化。“信息”相对于“记录”最大的不同, 或者说最大的进步在于“共享”。对权限范围内档案信息的共享是现代档案管理的发展方向和要求。而通过“档案”实现对“社会记忆”的重构和“社会文明”的传承则是现代档案管理的最终价值取向。

三、学科范式的转变拓展了档案管理实践

档案学从原始的、简单的史料整理、文献管理到今天的信息管理、知识管理, 既不断地呈现出自身学科系统的独立性、完整性, 又日益不断地表现出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不断交叉、不断融合的趋势。这种变化既是学科系统自我发展的结果, 又是其系统与外部环境不断地进行信息交换的结果。根据不同的价值取向、研究路径和核心概念, 把不同时期档案管理模式分为“档案史料保管”、“档案实体管理和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管理和开发”, 并主张据此以构建相应的学科范式。从整体上研究学科范式构建与变迁的思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学术视野, 同时也反过来指导档案管理的实践。

另一方面, 实践的发展破坏了原有档案管理系统内在的平衡机制, 使得其系统在一段时期内表现出一种不稳定性和发展的不确定性, 如传统的纸质文件与电子文件并存所带来的理论空位给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视野的同时, 也带来了对以往理论的怀疑与迷惘, 进而对其反思。我们都知道, 这种非平衡的内在机制是其系统自我发展、抵御增熵的内在原因, 档案管理的实践也随之得到不断的拓展。

四、因时而变, 构建档案管理新体制

与时俱进, 因时而变, 变中求发展是对档案管理实践的经验总结, 也是现代档案管理的指导思想。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为档案管理注入了新的血液, 其管理理论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档案管理中介机构的出现在实际中实践了这种转变的趋势, 标志着档案现代化管理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表面上看, 档案中介机构的出现, 只是保管场所的不同, 但在其背后确是由于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管理制度与企业文化的变迁。这种变化是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当档案管理机构从政府的一部分转变为介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中介组织———“第三部门”时, 这不仅是档案管理机构寻求自我发展的一种尝试, 更蕴含了今后档案管理的发展趋势。无论是“文件中心”、“档案寄存中心”或是“档案事务所”的兴起和发展, 无不体现了档案机构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的态势。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信息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档案管理部门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 主动地调节其管理系统的运行机制, 构建出最佳的、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管理模式。

科学发展观要求档案管理的新体制还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互动的管理系统, 只有开放和互动, 才能不断地进步。中国的社会转型开始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同时也是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这一系列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表现在宏观层面上即是制度与文化的变迁。档案也由过去的史料转变成一种社会文化信息。其管理部门以及管理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制度现代化是档案管理现代化的核心和根本。从注重实体管理到注重信息的组织与开发是传统档案管理模式向档案现代化管理模式转变的重要一环。而这种转变又主要体现在管理的交互性上。无论在什么样的管理体系中, 交互是管理系统获取外界反馈信息的重要途径, 也是管理系统自身发展和运作的必要条件。从广义上讲, 这种交互不仅局限于档案系统与其他系统的 (下转第167页) (上接第169页) 交流、互动, 更是与外在于系统的社会文化、历史文化和现代科技的交互。交互的最终结果导致负熵的递增, 档案管理系统不断获得外来的新的信息, 从而不断地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安小米, 王淑珍.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及其主要启示[J].档案学通讯, 2004, (6) .

[2]王德俊.第1～12届国际档案大会学术讨论概述[J].档案学研究, 1996, (1) .

[3]王宇晖.两届国际档案大会求同比较[J].档案管理, 2001, (1) .

[4]杨红.第一届至第十二届国际档案大会简介[J].贵州档案, 1994, (6) .

[5]张仕君.关于档案的本质属性诸观点之评说[J].档案学研究, 2002, (2) .

[6]李财富.借鉴与融合:中国档案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J].浙江档案, 2004, (10) .

[7]李建华.科学哲学[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

[8]冯惠玲, 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社会消费文化变迁管理 篇2

1. 西方古代消费文化的产生与变动

西方消费文化可以追溯到具有古老历史的希腊“前古典时期”。在古希腊, 早已具有感性消费观念与理性消费观念之存在, 这两种消费观念为后来消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爱琴文明时期的奢侈消费成为了感性消费观念的源头, 人们在饮食、服饰、建筑等方面的消费追求豪华与高档, 成为了具有时代代表性的消费观念。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到了荷马时代, 这种奢侈消费的观念就逐渐没落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节俭的消费观念。而之后的希腊古典时期, 理性消费占据了时代的主流, 成为西方理性消费文化观念的产生和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 到了古罗马时期, 奢侈消费则再次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中世纪时期, 非理性的宗教禁欲主义成为了当时消费文化的主体代表。

2. 近代时期西方国家消费文化观念的过渡

在近代时期, 西方国家从古老的封建社会进入到经济发展迅速的资本主义社会, 西方各国的生产力发展迅速, 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革命与变革。这个时期, 西方国家文化的发展尤其是消费文化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进入了转折与过渡的时期。由于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以往的奢侈消费观念又现抬头, 然而, 由于经济发展的需求与宗教的影响, 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依然保持着理性消费, 只是, 这时的理性消费不是原本过渡的禁欲, 而是理性的禁欲, 这种消费观念主张节约、积累财富, 而反对奢侈与抵制消费。当然, 这只是占据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主流消费观念, 还有不少的穷苦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也有部分商业大亨享受着奢靡的贵族生活。

3. 现代西方消费主义兴起

经过了近代的工业科学技术发展, 西方国家生产力发展迅速, 普遍进入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各国经济均已得到充分的发展, 国家经济增长迅速, 人们的经济生活也都比较富有。人们开始追求“消费至上”的享乐主义。人民除了基本的衣食住行方面的消费支出增加之外, 娱乐性消费也明显地增加, 由这个时期各种各样的娱乐形式和措施可见, 享乐主义的消费已深入人心。

4. 后现代时期西方国家的符号消费

在后现代时期, 由于电子信息网络技术等迅速发展, 这一时期, 消费观念不单纯表现在财富的花费上, 更表现除了消费者的个性。人们注重的不仅仅是商品实用功能属性, 还有更多的社会符号价值属性, 可以说, 后现代时期的消费观念中, “象征意义”主导者人们的思想。

二、西方消费文化观点变迁的影响因素

1. 经济的发展是影响消费观念的根本因素

在古希腊的爱琴文明时期, 当时社会的基本制度是奴隶制, 农业和手工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 处于社会高层的人可以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丰富的物资。但是在“黑暗时代”经济发展受到阻碍, 人民的消费水平也便随之降低, 受当时经济发展的影响, 节俭消费成为人们选择的观念。而在希腊古典时期, 经济发展得到恢复, 各方面的消费品也日益增多, 人们的消费观念又重新开始追求享乐, 但这时的消费观念同时也包含着理性的成分。而在罗马时代, 奴隶制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奢靡和腐败之风盛行。近代, 工业革命带给了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机会, 而现代时期, 技术革命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后现代时期, 第三次科技革命将西方国家带入了信息时代, 是消费观念的主要影响因素。

2. 影响消费文化观点的政治因素

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倡导自由的理念, 使得民主政治发展成为政体文化中心。而荷马时代实行的却是专政, 造成了政治制度的极大差别, 进入希腊时期, 城邦民主制保障了个人的利益。古罗马时期政局稳定和统治者相对开明, 为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世纪, 国家对人们的权利限制阻碍了人们开放消费观念的发展。近代时期, 以人为中心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为理性节俭的消费观念起到了促进作用。现代时期, 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使得人们普遍接受享乐主义消费观念。后现代时期, 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了大众消费观念的重要影响因素。

3. 影响消费文化观点的宗教因素

西方宗教文化主要是以天主教、基督教为主,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的宗教信仰也出现有相应的变化, 而宗教信仰的力量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 从而影响到人们的消费观念。而近代时期, 人们的思想观念从以神为中心转移到以人为中心, 然而, 宗教信仰对人们的影响依然存在, 其在消费文化当中发挥的作用依旧不可忽略。

4. 影响消费文化观点的人性论基础与社会思想根源

感性人性论提供了感性消费观念的思想基础, 而相应地, 理性的人性论则是理性消费观念的思想来源。社会思想则形成了整个西方社会中消费观念的主流指导思想, 人们的消费观念也难免随着大众的消费观念而改变。

摘要：现代社会全球文化大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 中国文化在大融合的全球化进程中也受到来自世界各种文化的影响, 尤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力度都很大, 本文通过研究西方消费文化观点的变迁极其的影响因素, 可以尽量避免西方不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并让中国吸收更多的优秀文化, 使中国文化向着更先进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西方消费文化,文化变迁,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徐艳.消费文化下奢侈品广告的符号化研究[D].厦门大学, 2007.

[2]高海霞.西方消费文化观念变迁研究[D].兰州大学, 2009.

[3]曾杨, 杨雪.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消费文化评析[J].华东经济管理, 2006 (10) .

社会消费文化变迁管理 篇3

一、自我救赎与修正期的社会文化动因

20世纪初, 豫剧正处于从村野高台戏楼到城市茶社戏园的转折时期。 (2) 前一种形态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特点, 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唱戏地点以村野高台为主;二是受众以农民为主;三是唱戏以“祀神”为目的, 功能是春祈秋报、迎神赛会;四是主流社会对唱戏持轻视态度。

据1912年报纸记载:“河南戏剧, 旧分京调、梆腔、本梆三派。京调、梆腔均有剧场开演, 惟本梆不过出演高台, 向无在园开演卖座者, 现有天兴班班主具禀, 按例纳捐演剧卖座, 已奉批准试演三个月, 再候核夺。” (3) 可惜后来没见关于该次具禀之事是否落实的报道。据马紫晨先生回忆, 豫剧“1920年前很少有固定舞台演出, 1928年曾在开封相国寺的席棚剧院演出”。 (4) 有资料表明, 关于豫剧进入城市茶社演出的时间, 有据可查的, 最早可追溯到1915年 (中华民国四年) 12月9日 (阴历十一月初三) 。 (5)

对于豫剧“跑高台时期”的情况, 早期艺人常警惕回忆道:“我们那时在乡下跑高台唱戏, 大多是站在那里傻唱, 只要有个嗓子就行。学戏是摹仿师傅, 师傅们也没啥文化, 就只能口传心授。” (1) “跑高台时期”村野高台的演出场合、以娱神 (2) 为主的演出目的、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 决定了在进入城市演出之前很长的时期内唱腔“简直”、发展缓慢、河南调女儿腔“讴声引尾”得以传承的实情。

“城市茶社戏园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变迁则体现在如下四方面:一是唱戏地点转移到条件相对较好的城市戏楼;二是听戏观众由单纯的农民变成了农民、工人、市民、士绅等;三是演出功能比过去更加突出了娱乐性质;四是出于对戏曲教化功能的重视, 演出已经开始受到上流社会, 尤其是文士阶层的关注。

社会文化环境变迁是影响豫剧唱腔变化的动因:豫东调和豫西调不约而同地放弃讴腔, 分别采用上五音和下五音方式进行创腔, 由“讴声引尾”改为追求花腔以求婉转, 开启了豫剧唱腔改良的先声, 呈现了豫剧唱腔自我救赎、自我修正的特点。具体来说, 这种修正至少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 豫东调、豫西调是从以外八角 (3) 为主的唱腔上发展起来的, 所以这种变革都始于男性演员。祥符调“四大云” (4) 唱腔的腔音列已经采用了上五音, 并定型和适应了女性演员;豫西调采用下五音始于生角演员, 适应了生角唱腔的质朴苍劲。这种改良也形成了旦角唱腔哀婉低回的特点。

第二, 祥符调形成、定型于中原都市, 豫西调脱胎于豫西山川, 旋律风格都发生了变化。豫东调、祥符调采取不改变腔音列降低音区的方式, 豫西调采取以原有的腔音列 (近腔音列) 与新材料 (窄腔音列) 重新组合的方式, 体现了对近腔音列的守恒。

第三, 豫东调、祥符调改唱上五音后, 拖腔、花腔向字腔腔音列靠拢, 实现了字与腔的统一, 体现了梆子腔的进一步“河南化”;豫西调则充分利用地缘优势, 在西北文化底色和中原文化底色上进行变化, 形成了西北文化与中原文化“双色融合”的特征。

第四, 豫东调、豫西调在腔音、腔韵层面上的差异集中体现了二者因创腔方式的不同而导致的各自风格不同, 即豫东调字腔关系的“定 (腔) 多于活 (唱) ”赋予豫东调更强的旋律性, 豫西调字腔关系的“活 (唱) 多于定 (腔) ”赋予豫西调更多的吟诵性。同时二者又存在许多内在关联和较强的互补性, 为上个世纪20、30年代两个地域流派的融合埋下了伏笔。

这一时期的唱腔救赎与修正, 意义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从大的社会背景去考量, 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后, 中国传统文化守成思维遭遇溃败, 1900年前后, 出现了文化反思思潮的拐点。据金观涛、刘青峰研究, 20世纪到来之前, “革命”一词的使用次数非常少, 进入20世纪后, 革命意识逐步兴起, “革命”一词使用频率提高, 第一个高峰在1903年, 第二个高峰在1906年, 主要是因为以章太炎为首的革命派创办了自己的报刊《民报》, 进一步为革命鼓与呼, 后来梁启超又振臂响应。 (5) 清末十年间, 政治改革是主旋律, 而革命又成为主旋律的最强音。所以这次豫剧唱腔变迁绝非偶然, 它反映了豫剧作为梆子腔体系里一个最具活力的剧种的鲜明的自我修正、自我救赎的精神。这一点对于一个剧种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 这次唱腔变迁是豫东调与豫西调两大流派为适应审美需求的新变化而采取的群体的、适应性的文化行为。虽然这种变革以豫东调、豫西调广大艺人的个人参与为表象, 但实现的却是一次群体的变迁, 总体上体现集体无意识特征。虽然两大流派内部的演员会有自己的创造, 但这个创造总体上会被一种群体性的文化认同所消解, 演员的个性创造所留下的棱角会被两股巨大的改革洪流所抹去。所以, 此次改革亦以地域性、集团性为特征。如1930年春夏之交, 豫剧大师陈素真首次在同乐舞台登台主演失利, 跑到杞县, 练嗓子、创新腔正是彼时城市戏曲舞台竞争激烈 (6) 的结果, 而她在1934年重返开封舞台, 以新腔新戏《三上轿》爆满乐安舞台, 也是戏曲舞台争芳斗妍所致。可见这一时期坤角独擅舞台, 改变唱腔是演员在竞争压力下的自觉行为。这种自觉的改良, 为当时开封豫剧舞台迎来了以“三鼎甲” (陈素真、常香玉、司凤英) 为代表的、豫剧演员的第一个“满堂彩”。

第三, 作为河南梆子的两大流派, 豫东调、豫西调在20世纪初的分流其实又是一种文化单元内部能量聚集的必然结果, 所以从宏观上看, 这种改革也是河南梆子这个文化整体的一次裂变。裂变是下一个聚合的准备, 是力量重组、群体优化的先声。

最后, 豫东调与豫西调的音列构成, 实际上提供了豫剧唱腔正调、反调的基础。

二、改良变革期的社会文化动因

20世纪30至40年代, 豫剧处于各派合流的变革时期。这一时期从时间上又分为两个部分, 前期为抗战爆发前, 变革以开封为中心;后期为抗战爆发后, 豫剧主要转移到安徽界首、河南洛阳和陕西西安等地继续变革。

这一时期的特点主要有四个:一是中心城市的经济吸引力让各流派演员汇集到中心城市开封, 形成了各派合流的形势;二是合流引起的竞争促使各派演员为大显身手而竞相创新;三是文人的参与使豫剧焕发新的生机;四是抗战使许多豫剧演员离开故土, 客观上造成豫剧各流派进一步融合。

例如, 陈素真以祥符调吸收豫西调《抱琵琶》三起腔, 常香玉在《红娘》中以豫西调吸收东调上五音的唱腔变革, 就发生在开封;豫西调演员崔兰田学习祥符调演员陈素真的《三上轿》发生在西安;祥符调演员阎立品在豫西调基础上采用“潜化方式”和“突显方式”, 改革豫西调名剧《桃花庵》选段《九尽春回百花开》发生在豫东;而祥符调名家桑振君吸收沙河调唱法创作《对绣鞋》唱段则发生在界首。

“汴省簧戏屡演屡辍, 惟梆戏颇能持久。” (1) 随着豫剧在城市深入人心, 以往流行的皮黄戏渐渐退居豫剧之后, 一些士绅文人也加入了变革的行列, 政府当局也开始重视戏曲这块“教化”的领地。1935年 (民国二十四年) , 河南省教育厅委派热爱戏曲的樊粹庭为推广部主任, 组建豫声戏剧学社, 着力于豫剧的变革事业。

在豫剧史上, 以樊粹庭为代表的文人对豫剧的变革具有重大意义。据常警惕 (樊粹庭夫人) 回忆:

(这次改良) 首先革除旧戏班的陈规陋习。旧戏班不仅组织涣散, 作风不正, 而且有很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 这都直接影响着艺术的革新、发展和提高。樊粹庭先生首先进行组织整顿, 将演员集中起来上课学习, 革除陈规陋习, 制定新的规章制度。

其次, 改良旧戏, 编创新戏。豫剧剧本大都出自艺人之口, 没有脚本, 多是“活词”。他们的传授方法是言传身教, 这些剧本虽具有通俗浅显, 容易被广大劳动群众接受的一面, 但也有存在着“水词”多, 甚至低级庸俗的一面。樊先生并不以改良一下传统剧目为满足, 他的主要精力却是用来编创新的剧目。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新编剧目有《凌云志》、《义烈风》、《三拂袖》、《柳绿云》、《霄壤恨》 (后改名《邵巧云》) 、《涤耻血》、《女贞花》等。在编写技巧上, 不仅继承了传统戏的优秀成果, 还吸收了话剧、电影等方面的有关表现方法。所以, 当时豫剧每一新戏上演, 都轰动了开封城。《河南民报》1936年3月26日起连载了郑剑西先生的评论文章《评豫声新剧“涤耻血”》:“此剧命意正大, 在国难在尤为对症之药, 如暮鼓晨钟发人深省, 警顽立懦足换颓风……” (2)

对于这种改良, 一些老演员既感到新鲜, 又不习惯:

我们老江湖戏班哪有这样排戏的呀, 演员一对词就上台演出了。看见粹庭这样的排戏方式, 对我来说在艺术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新的提高。……在唱腔上粹庭最反对在唱时乱加地、呀、吗、啦、哈等俗闲字。 (3)

由此可见, 樊粹庭等开了文人参与河南梆子变革的先河。

文人对戏曲唱词的改革, 促进了豫剧在唱腔上的变革。如樊粹庭先生修改《桃花庵》, 最后一场“明伦堂上”, 给尼姑加的那一大段唱, 前半部分用庚青辙, 后半部分用江阳辙, 前后两个部分因情绪不同而转韵换辙。而陈素真在安排唱腔时, 前部用祥符调突出陈妙善“山摇地动”的激动, 后部转而用豫西调体现想念娇儿“泪如雨降”的悲情。词唱的配合提升了豫剧的审美品位, 文人与艺人的合作使豫剧焕发了生机, 形成了豫剧史上第一个编演合一的良好时代。

樊粹庭还鼓励陈素真积极吸收其他艺术品种的优秀唱腔。常警惕回忆道:

南阳一带, 盛行当地的南阳曲子, 曲调低沉委婉, 优美动听。粹庭很是喜欢, 曾在他不少创作的戏中, 根据剧情加进曲子调。他与当地的曲子艺人取得联系后, 让陈素真学唱曲子, 他为曲子戏写了一个剧本《克敌荣归》。 (4)

常香玉在父亲和剧作家史书明的帮助与支持下, 将豫西调演唱的“红娘”唱腔改革为豫东调上五音, 一改唱腔上的“死气沉沉”, 突出了红娘天真、活泼、调皮的性格特征, 也是一例。

然而, 这一时期文人参与豫剧变革, 主要体现在剧本创作、题材选择上, 在唱腔变革上仍以演员为中心, 以文人为辅。

三、改革发展期的社会文化动因

这一时期处于新中国成立的开头十几年, 是豫剧唱腔的改革发展期。唱腔改革按内容分为两个同时进行的部分:传统戏的改革与发展、现代戏的改革与发展。

这一时期的特点有四个:一是改革以1951年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为起点, 第一次使戏曲的变迁与“国家在场” (1) 联系在一起;第二是豫剧传统戏名家“常 (香玉) 、陈 (素真) 、崔 (兰田) 、马 (金凤) 、阎 (立品) 、桑 (振君) 、唐 (玉成) 、唐 (喜成) ”等各派唱腔已经成熟, 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唱腔资源;三是以王善朴、魏云、高杰、柳兰芳等为代表的现代戏新派演员群体崭露头角;四是以鲁本修、姜宏轩、张北方、马鸣昆、范芃、王基笑等为代表的新音乐工作者进入豫剧唱腔设计领域, 日益发挥作用, 尤其是在现代戏唱腔设计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1951年5月5日, 周恩来总理签发了政务院“五五指示”, 这标志着全国各地戏曲改革的开始。“五五指示”指出:“地方戏尤其是民间小戏形式较简单活泼, 容易反映现代生活, 并且也容易为群众接受, 应特别加以重视。今后各地戏曲改进工作, 应以当地影响最大的剧种为主要改革和发展对象……新文艺工作者应积极参加戏曲改革工作, 与戏曲艺人互相学习、密切合作, 共同修改与编写剧本, 改进戏曲音乐与舞台艺术。” (2)

应该说, “五五指示”的发布使河南文化部门、豫剧等地方剧种的从业者和河南新文艺工作者倍受鼓舞。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 随着“五五指示”精神的全面推行, 以“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为宗旨的改人、改制、改戏的“三改”运动在全省迅速展开, 其主要成果是1952年河南省歌剧团成立。这个旨在以河南地方戏为基础发展新歌剧的剧团, 集中了河南第一个省级豫剧团——大众剧团 (即原来的娃娃剧团) 和全省13个地市级文工团的优秀演员。1954年, 另一个省级豫剧团——人民剧团并入该团。1956年3月4日, 河南省豫剧院成立, 宣告河南省级豫剧团改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剧院由私营“香玉剧社”与河南省歌剧院合并组成, 常香玉为代理院长, 下设一、二、三团和艺术室。

豫剧院成立后, 主要演传统戏的一团、二团, 在新文化工作者与广大艺人的共同努力下, 保证了传统戏的发展平稳进行, 深受观众的好评, 而以演现代戏为主的三团却屡遭挫折。早在1953年10月, 省歌剧团创作排演了现代戏《春风吹到诺敏河》, 1954年又设计创作了现代戏《人往高处走》, 已经开始尝试唱腔改革, 让老旦唱豫剧、老生唱曲剧, 其他角色还有唱柳琴和其他剧种的, 但这种尝试没有得到认可, 被戏谑地称为“非驴非马转窝头”。此后的《志愿军的未婚妻》使用经过改革创新的豫剧唱腔, 效果很好。1955年4月, 省歌剧团在陕西省西安市演出新排现代豫剧《刘胡兰》, 因为剧本存在一些问题和音乐设计脱离“豫剧味”, 只演了三天就被河南省文化局紧急叫停。1955年底, 三团在巡演期间排演了现代戏《两兄弟》, 由鲁本修、王基笑等人设计的小合唱《洗菜》受到好评, 还被灌制成唱片。1956年初, 鲁本修等为《罗汉钱》设计的新唱腔《看见了罗汉钱心中发呆》受到欢迎, 并被灌录成唱片。1956年6月, 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召开以后, 河南省便开展抢救失传剧种、剧目工作。现代戏这个立足未稳的新艺术形式由此跌入谷底, 甚至出现戏票卖不出去、演员在台上被观众当场要求改演传统戏的情况。1956年夏末, 三团上演现代戏《小二黑结婚》, 被观众当场叫停。这时, 豫剧院领导班子打算解散三团, 欲将三团演职员分流到到其他团, 结果分到哪个团, 哪个团不愿意接受, 导致团长与演员们抱头痛哭。后在河南省委宣传部的干预下, 三团才总算被保留下来。 (3)

据参与第一版《刘胡兰》唱腔设计的张北方老师讲述, 当年被紧急叫停《刘胡兰》的三团回到驻地, 主创人员、新文艺工作者就受到严厉批评, 被说是“不懂、不会、不学、不问”。他们被要求通过录音机、电唱机向传统学习, 向老艺人学习, 通过排练传统戏, 继承传统戏的精华。后来, 《刘胡兰》几经修改才被彻底拉回到“豫剧的怀里”。 (4)

应该说, 1955年河南省文化局对《刘胡兰》紧急叫停, 反映了当时的文化主管部门对豫剧现代戏创作严重脱离豫剧本体的自觉警醒, 是以冯纪汉等为代表的专家型领导基于体现国家文化政策和实现艺术本质而做出的正常干预行为, 这种行为最终引导当时一心求新而忽视传统的新文艺工作者走上了“与戏曲艺人互相学习、密切合作”的正确道路, 最终促成了以《朝阳沟》为代表的豫剧现代戏的成功, 闯出了一条在豫剧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之路。对这一时期因“国家在场”与艺术表现规律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们应该辩证地看:一方面, “国家在场”对戏曲行为的关注, 是执政党体现自己意识形态的正当行为;另一方面, 这种行为的正当性与正常性也要与艺术规律的实现方式相联系, 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如此方能对戏曲发展有益。

1957年5月17日, 文化部发出通令:开放全部“禁戏”。河南省文化局通令各地贯彻执行, 并指示“以前所有禁演剧目, 一律开禁”。此后, 我们从一些新文艺工作者的文章里能看到微妙的信息。如张北方先生于1957年发表《不能对新生事物采取扼杀的手段》 (1957年6月1日) , 认为省文化局对现代戏“快刀斩乱麻”的做法窒息了《刘胡兰》、《雷雨夜》、《海上渔歌》, 并对此做法提出异议;高洁《刘志远同志太武断》 (1957年6月13日) 中提出:“我们虚心承认, 在《刘胡兰》一剧的唱腔上改革较多, 离梆子较远, 但我们的《小二黑结婚》等其他剧, 这种情况还是不多的。”

传媒与社会文化变迁的批判性解读 篇4

西方社会的启蒙运动彻底开启了现代化的大门, 使之迅速成为席卷全球的社会发展潮流, 也成为影响人类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而“传媒不仅是现代性历史发展的本性, 还是现代性构成的标准化判断”。美国社会学家勒纳在1958年发表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书中就提出, 传媒可以帮助人们突破地理的限制, 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 培养现代性格, 从而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社会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 而“使用一架收音机很可能是他真正参与这个世界的开始”。

可见, 在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 传媒已然成为其强劲有力的“推进器”。那么, 包括自媒体在内的各类传媒究竟能够从哪些方面又是如何推进社会文化的逐渐变迁?其文化变迁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变迁背后动力及其本质又是什么?本文即结合媒介传播的自身特性, 从符号传播、意识形态形塑、权力与资本的合谋等方面, 对现代化视野下的传媒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变迁进行批判性解读。

二、符号传播、意识形态形塑与社会文化变迁

符号是人类传播的要素, 无论是大众传媒, 还是网络媒体、自媒体, 均是借助对各种传播符号的编码, 将各种信息传播给信息接收者, 信息接收者再通过解码来理解各类传媒所要传播的意义。在当今社会, 各类传媒已经广泛渗透我们的工作、学习、娱乐和日常生活, 人们接收、解码各种各样的符号, 建构着各种各样的意义, 生活于其中的我们似乎已经须臾离不开传媒符号而单独存在。

传媒就是通过这种符号中介, 建构起一套复杂的意义之网, 为人们营造着不同的媒介环境, 以一种貌似“亲和”的方式“不为人知”地改变和控制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性, 成为一只“看不见的隐形之手”。

这只“看不见的隐形之手”一方面吸引着社会大众纷纷购买并使用各类传媒, 使得社会文化首先从物质层面开始悄然发生变迁;另一方面, 各类传媒通过符号建构意义, 营造符号化的媒介环境, 引导着人们“有意义地”生活, 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 也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而在悄无声息中引起社会文化的质的变迁。

这种质的变迁的本质表现即意识形态的形塑。汤普森就针对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形塑揭露性地指出, 大众传媒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合法化、虚饰化、统一化、分散化和具体化五种具体措施, 通过现代大众传媒, 将“意识形态”渗透日常和大众生活, 从而达到维系和支撑统治秩序。

而对于网络媒体和自媒体而言, 不仅同样存在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形塑, 从而推动了政治运动的发展, 引起社会制度的变化, 导致制度文化的变迁;而且其本身的技术意识形态的形塑普及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 客观上导致人们纷纷抛弃传统技术, 继而导致依附于其中的传统文化的消失, 形塑起新的技术文化;同时, 传媒所宣扬的消费意识形态又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主义狂潮, 改变了传统的消费模式及人与物的关系, 引起了社会消费文化的变迁。

因此, 传媒符号传播的巨大影响力, 使得“今天难以想象生活在一个没有书刊报纸、没有收音机和电视、没有无数把象征形式常规地和不断地传给我们的其他传媒的世界里会是怎样的。一日复一日, 一周复一周, 报纸、收音机和电视持续不断地传给我们发生在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外的事件的有关形象、信息和思想, 电影和电视节目中放映的人物成为千百万人的共同关注点, 他们之间可能从无交往, 但由于他们参与传媒文化而具有一种共同经历和集体的记忆”。“这种改变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的转变, 同时也是一种整体性的文化转变。”

三、权力、资本合谋与社会文化变迁

权力有硬权力与软权力之分, 二者的区别在于所采用的方式是强制性方式还是非强制性方式。如前文所述, 传媒作为一种符号的传播, 主要是依靠意识形态的形塑和传播所塑造的媒介环境的影响力来实现对信息接收者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并进而改变其行为, 因而属于软权力的范畴。与硬权力相比, 软权力主要依靠作用于行为体的心理, 是一种观念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影响, 其影响的过程无声无息、潜移默化, 影响的结果往往是滞后和间接的。

传媒一直被称为除了立法、司法及其行政权力之外的“第四权力”, 通过话语的影响力发挥作用, 是一种话语权力, 一种“看不见的隐形之手”。传媒的权力一方面通过议程设置来为社会大众规范可资谈论的话题, 以此来左右人们的文化价值、审美判断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 又以这种隐形的软权力, 以提供现代生活信息的方式引导着人们不断地追求现代生活, 追求符号化消费, 在以时尚为美的同时不自觉地抛弃了传统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客观上加速了传统习俗、观念和规范的消失, 引起社会文化的变迁。

而这种媒介权力行使的背后是资本的合谋。传媒通过满足信息接收者的认知、娱乐需要的同时, 不断地刺激和引导、制造出新的需求和欲望, 以实现传媒背后的商业利益, 使得传媒也成为文化消费链条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齿轮, 参与社会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在相当的意义上, 大众传媒是消费社会与娱乐主义的推行者、建构者与同谋者。……传媒成为欲望的生产机器。”与此同时, 不管是大众传媒, 还是网络媒体、自媒体, 要想做大做强, 庞大的资本是保证其运行的前提条件。而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本, 传媒又不得不以出售版面、波段、频道、网页等方式给广告商用来刊登广告。

这种资本与传媒的权力合谋的结果极大地削弱了传媒作为“社会公器”的功能, 使得传媒为社会立言、为民代言几乎成为虚无和摆设, 最终使传媒要么成为资本的附庸, 沦为资本不断增值赚取利润的工具;要么成为政治权力的棋子, 成为传播各种意识形态的阵地。

四、传媒与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表现

传媒作为权力与资本合谋的产物, 正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 从积极方面来说, “它既可以成为国家权力的延伸, 实现对主流意识的传播, 成为社会共识的凝合剂, 也可以成为公共权力的监督制衡力量;它既是一种传播文化知识的权力, 也是对反文化或消极文化实现控制的权力”。但是如果从批判的方面来看, “由于传媒权力主体的非理性化倾向, 导致传媒权力的滥用, 表现为放弃文化启蒙和道德教化的社会责任;放弃环境监督和理性批判的社会责任, 无原则地操纵或利用媒介;放弃文化理想和艺术创造的社会责任, 制造和传播毫无审美价值的庸俗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即以“文化工业”的概念来指代媒介文化的同质性和可复制性, 它的产生是一种工业化的流水线式的, 这种由媒介所建构起来的大众文化, 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型文化形态, 它与传统文化形态有着本质的区别:从文化的本质上看, 由媒介所建构的大众文化是一种市民文化, 面向日常的世俗生活, 满足的是社会一般大众的趣味;从表现形式上看, 主要以媚俗化、平民化为特征, 打破了以往文化中的英雄叙事模式, 突出的是普通人、平常事, 在对日常现象的报道和描述中表达对普罗大众的关注。但最终又会在资本与权力的合谋作用下, 常常追求离奇的故事模式, 而使之不断地媚俗化, 乃至庸俗化, 使得“电影和广播不再作为艺术”, 而是诱使大众参与生产、消费, 赚取利润的工具, 或者是麻醉人们的鸦片。

五、传媒与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反思

现代社会本身即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 现代化的时代也是一个易于“碎片化”的时代, 因而文化变迁也是现代文化发展的一种常态。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即认为文化处于一个不断的生产、再生产过程中, 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变迁。

大众传媒既是现代性发展的结果, 也是现代性的代表性标志。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 大众传媒、网络传媒及自媒体既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中诞生, 其自身浸润着不同的社会文化, 是社会文化的反映和代表。同时, 作为资本与权力合谋下的科技器物, 传媒又以其特殊的方式成为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塑造者和引导者, 在社会文化变迁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传媒的技术复制性、商业消费性和感性愉悦性使得当代文化呈现出娱乐化、消费化和标准化, 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取消了文化的多样性、历史性和深度性, 文化也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 容易造成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失调;同时, 由于这种碎片化的文化变迁过于频繁, 又极容易导致“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这种由传媒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变迁在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那里也受到了猛烈的批判。

但批判归批判, 传媒作为现代社会文化变迁的中心, 如何引导好文化变迁的方向值得我们深思。而对于普罗大众来说, 在思考这一问题的同时, 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 增强媒介批判意识, 提高“文化自觉”的能力, 成了我们时刻践行的重点。唯有如此, 才能更好地发挥传媒在民族社会文化传承、发展与创新中的作用, 也才能引导好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

摘要：传媒既是现代性发展的结果, 同时也是现代性的代表性标志。传媒在现代化过程中, 其自身在浸润、反映、代表着特定社会文化的同时, 又以其符号传播的意识形态的形塑、媒介权力与资本的合谋, 共同引发了社会文化的质的变迁, 成为现代性——这支诞生于西方的“文明之花”的强大助推器。媒介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需要我们不断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 增强媒介批判意识, 提高“文化自觉”的能力。

关键词：现代化,传媒,社会文化变迁,批判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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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石磊.传媒娱乐主义解读[J].新闻界, 2006 (2) .

社会消费文化变迁管理 篇5

一、满族传统体育的产生

满族体育是伴随着满族长期的生活环境和习惯而生的,满族属于狩猎民族,以狩猎、采集和捕鱼为主。自然环境的选择使满族先民创造了各式各类的传统体育项目。正因为满族传统体育源于人们的朴实生活,所以在历史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体现了其自身应有的人文价值。

传统体育并不是一项独立的社会活动,它是和其他社会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共同发展和进步的。

(1)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实践是我国传统体育的根源,例如,满族传统体育项目“珍珠球”,该运动的雏形是从满族先民在东北的江河湖海中采摘珍珠应运而生的。

(2)“骑射”是满族特别重视的技能,因为这是他们在战争中生存的基础。所以满族把“骑射”列为“满族之根本”。随着时代的进步,满族人的生活方式以渔业为主,“骑射”便转为防卫的军事技能,而如今,骑射变为一种娱乐活动。

(3)许多宗教仪式和满族传统体育活动相联系。比如满族骑射中的“射柳”原本是祭天祈雨的仪式,后来融入到骑射中。那么可以得出的结论:传统体育源于生产和生活,却又高于生产,是提高人生存能力的捷径。

二、满族传统体育传承着民族文化

满族传统体育以其独特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发展为背景,将民族、历史、地域的多样性呈现出来。社会文化功能的变迁,使民族传统体育竞相呼应,满族的传统体育也不例外。从作为生存的手段,到民族体育,最后被民族特征所替代,满族的传统体育是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小展示,满族传统文化的历史变迁及现代发展,反映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同时也承载着满族人民的思想意识。

三、国家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发展与传承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单一存在,只有将其放在整体的民族文化结构去分析和考究,才能对传统体育有一个相当正确的认识。

全球化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弊端,即文化的单一性,这将影响非主流文化的存在。文化的单一性会对民族文化产生影响,为此必须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的多样性,各个民族传统体育都彰显着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内涵。

从国家对传统体育的保护和重视程度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政治策略。民族传统体育是国家的一种符号,这就需要我们将民族体育推广出去,这也是为国家争荣誉。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把民族传统体育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的象征,从而达到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同时促进其发展。当然,民族传统体育在历史的变迁中本身就是一个既不断建构又不断解构的过程。

四、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从产生到发展再演变为极具文化内涵,经历了追逐潮流的过程,民族传统体育在不断变化的民族文化之中保持自己的独特性是很可贵的,那么我们对民族体育文化进行保护、传承和发展,就要从实际出发,让民族体育从具体实践中脱颖而出,又渐稀渐变地回到民族文化中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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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费文化变迁管理 篇6

关键词：社会变迁,记忆,武术,传承

1武术文化的传承方式及民众参与武术的价值追求

1.1 武术文化的传承方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武术的传承开始突破传统文化的束缚,走向大众传播。传统武术的传承是“线性的”,现代武术的传承实现了由“线”向“面”的转化。在传统社会中,武术传承和传播的范围较少,主要集中在按照传统规矩建立的宗族体系之内,呈现的是一位师傅带徒弟的精英教育模式。传统“线性”以血缘和模拟血缘为主体的传承体系,优点在于维护宗族传承体系,使武术技艺的传承达到了极致;缺点在于这种传承体系具有一定的约束性和抑制性,不利于武术的推广和普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习武人数的增多,随着现代式传播方式的建立武术的传承也开始突破传统方式。依靠血缘关系和模拟血缘关系而进行的父子传播和师徒传播关系开始淡化,师承制的传承方式开始在建立契约关系的基础上的师生传承所取代。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之上的师生传播模式成为现代武术的传承的主体。

1.2 现代时期民众参与武术的价值追求

社会环境的变迁促使民众参与武术的价值追求也发生变化,不同的年龄阶段对武术参与的价值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在青少年群体中,以强身健体和自卫的目的较多,有少部分人选择了竞技成绩和实现社会流动,对于文化传承的选择只限于家传或者个人兴趣爱好的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习武的健身价值重视程度也随之提升。重点集中在强身健体、防身自卫、传承文化和个人兴趣方面;改革开放后,多重信仰和精神元素开始涌入,打破了传统社会较为单一的信仰体制,人们的习武价值观也呈现多元化追求。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武术所拥有的商业价值被发挥到极致,在传统社会里曾被习武之人视为“不耻之事”的打拳卖艺,在现代社会里成为诸多武艺传承人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大批武术表演团体和武术馆校相继成立,诸多拳师到全国各地甚至国外设馆收徒。在这种开放思维的影响下,传统武术也开始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2社会变迁对传统武术文化记忆与传承的影响

2.1 生存环境与社会环境对武术文化记忆与传承的影响

连年战乱,与激变恶劣生存环境促使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强悍尚武、好气任侠的社会文化习俗。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时期武术活动有以下特点:第一,习武成为谋生和获取安全环境的手段之一,传统社会的护镖押运、看家护院、团练防卫,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武术的技击功能得以彰显;第二,习武成为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在传统社会,武举制给普通习武民众提供了博取功名的机会,因此,在尚武之风的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武状元;习武改变了“穷文富武”的格局,使武术的表演化和观赏性得到进一步发掘,武术传习进一步大众化。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由于火器的出现,西方列强依靠坚船利炮打开了旧中国的大门,武术作为古代战争中的搏杀技艺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于是,武举制在清代后期废止。进入20世纪以后,生产力水平进一步发展,华北地区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交通枢纽,京汉、津浦等铁路相继建成通车,加上海关、邮局等部门的出现,传统社会的镖局业务受到巨大的冲击。武术的技击功能在战争中的淡化,武举制和镖行的退出弱化了武术的社会价值,依靠习武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相应减少,武术逐步由传统社会的生存技能向现代社会的健身运动转变。

2.2 建成环境变迁对武术文化记忆与传承的影响

建成环境主要是指实体环境或城市规划环境,包括街道设计、建筑密度、区域空间格局等。由于城镇化的发展,传统的习武场所“打谷场”、“把式场”以及活跃在田间地头“忙时种田、闲时打拳”的武术传习活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城镇化出现后的现代体育项目和健身武术。建成环境的改变对传统武术本身以及受众群体带来以下改变:第一,人们对待传统武术的价值认识发生了改变。第二,传统武术的活动地点和时间发生了改变。第三,传统武术传承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改变。第四,传统武术习练的器物形式与练功方法发生了改变。

3社会人口组织结构变化对武术记忆与传承的影响

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活压力较大,农村地区的青年劳动力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导致村里留守的人群主要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这种人口结构上的变化给武术文化的传承带来危机。此外,原本生活在传统村落的武术传承人,利用武术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纷纷外出开办武术馆校,实现了跨区域的社会流动。在现代,社会阶层趋向多元化,利益格局也发生明显的变化。传统的武术的传承人纷纷向外推广传播武术,一大批武术馆校迅速建立。虽然此时的地缘结构和血缘结构下的传承体系依然存在,但是,此时的门派意识和师徒观念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开始趋于淡化。随着武术竞技活动和一些商业化赛事的兴起,拳种之间的交流也进一步加强,特别是我国在参照西方竞技体育模式的基础上开创了现代化的标准竞技模式,武术被分为套路运动、搏击运动和功法三种主要表现形式。武术传承的组织结构也开始由过去的自发为主转向为自发、政府组织、社会参与等多元组织体系。

4价值观念的变迁对传统文化记忆与传承的影响

社会消费文化变迁管理 篇7

1 计算机技术发展和社会变迁

1.1 计算机技术发展

在人们不断创新和改革的努力下, 在1938年德国科学家研制发明了第一台计算机, 在1946年在美国研制出现的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 满足了对大量数据计算的技术要求。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 从一开始的科研与军事领域逐渐的应用到民用领域中, 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生产和生活方式, 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1.2 社会变迁

社会变迁指的是社会出现变化而存在的一个动态过程和结果, 虽说社会体系在一定情况下得到建立, 并且其所形成的结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相对稳固。但是由于社会具有开放性, 因此其存在和发展都与外界任何物质、事物和信息具有密切的关系, 从而使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对社会来说, 社会生产力是促进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2 计算机技术发展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2.1 影响社会变迁的主要原因

根据相关的研究资料和文献来看,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计算机技术发展对社会变迁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主要包括了积累、发明、协调与传播。

2.1.1 积累

积累指的是将相关的内容和事物以文化的形式存在, 当出现的积累文化内容越多, 出现的发明也就越多, 而积累的产生是受到了新的发明速度比已有的发明速度快这一因素影响。

2.1.2 发明

发明指将新的文化形式发明出来, 其在文化背景、智力以及需求的影响制约下得以实现。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产生的发明越多, 文化积累就越大, 也促进了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可以说, 计算机的出现就是其中的一项文明, 其受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制约, 同时还产生了相应的文化积累, 从而对社会变迁产生了影响。

2.1.3 协调

协调指的是在文化中存在的各个部分得到相互的适应并且得到协调的过程。从整体上来说, 当文化内所包括的其中一个要素发生变化的时候, 肯定会致使其他要素也得到相应的变化, 虽然所有的变化都不会在同一个时间内进行, 但是却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进行调节, 并且得到有效协调。

2.1.4 传播

传播指的是将发明从一个地方扩展到另外一个地方, 在交往逐渐增加的影响下, 也促进了传播的速度加快, 尤其是交通发达的地域, 其所拥有的文化也就越发达, 而在偏远的地域, 文化相对比较落后。另外, 在目前的信息技术时代中, 计算机作为传播的其中一种介质, 促进了传播速度的加快, 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积累。

2.2 对社会变迁造成的各种影响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 其对社会变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尤其是对现今社会的物质文化、观念文化、政治文化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 在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下, 促进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的成立, 从而逐渐成为了政治文化和新的经济发展核心。第二, 在各个行业中都普遍应用了计算机技术, 从而使社会的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都得到有效的提高, 推动了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 可以说, 这是对物质文化产生的最明显的影响。第三, 随着计算机技术在工作中的广泛应用, 促进了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发展, 并且在劳动分工中显得更具专业化, 让更多的人从事脑力劳动。第四,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IT行业的产生和发展。由于IT行业属于知识与智力相结合的集约型产业, 其将计算机技术与信息科学进行有效融合, 从而使新兴产业得到更快的发展。

3 结语

综上所述,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不断发展, 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时代的大环境下, 高新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在人们的生活、工作和生活中都得到了普遍应用, 并且对社会变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比如在物质文化、观念文化、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因此, 要求我们要对计算机技术发展在社会变迁上产生的影响具有正确和清醒的深层认识, 以此来促使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更好地为人们提供服务和谋取幸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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