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管理

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管理（共9篇）

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管理 篇1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立法强制规定的、由国家和社会出面举办, 对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 旨在保障公民个人和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并提高生活水平、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进步的制度。[1]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包括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基本内容。从本质上而言,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保护公民遇到个人无法克服的风险时, 能够得到基本生活需要给付。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促使世界各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从无到有, 不断完善。

一、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产生

资产阶级革命以后,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 源于济贫思想的社会保障应运时代而生, 使得家庭养老模式逐步走向国家养老模式。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济贫法》是世界上较早通过国家手段影响社会保障的法律, 它规定在全国设立收容贫民的济贫院, 同时规定贫穷、失明、残疾、虚弱无力或者其他无法工作的个人的祖父母亲、父母亲应当支付费用保护每个贫困者。该法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了除教堂以外的保障体系, 要求家庭成员支持那些遭受刑事处罚的成员。这种模式为美国殖民地提供了济贫的类型。后来在美国, 济贫法得以具体化并补充了普通法的职责, 包括丈夫扶养妻子、父亲抚养孩子以及单身母亲抚养孩子。19世纪末, 德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 而产业工人生活日趋艰难, 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社会党人提出构建社会保障体系, 时任首相的俾斯麦利用镇压加安抚的政策, 一方面, 镇压社会党的运动, 另一方面, 制定社会立法来缓解社会矛盾、劳资纠纷。1883年, 德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疾病医疗社会保险法》、1884年颁布《工伤保险法》、1889年通过《老年人及伤残保险法》, 并定于1891年1月1日实施。[2]《老年人及伤残保险法》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规定为65岁, 并增加了国家补贴条款, 即国家在每份津贴中每年补贴50马克, 这是《疾病社会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与《老年及伤残保险法》三大保险法中唯一加入国家补贴的法律。此后直至20世纪初期, 欧洲其他国家纷纷仿效德国, 相继出台了社会保障法律。英国、丹麦、奥地利等国家施行老年残疾保险法律, 瑞士、比利时等国家实行疾病生育保险法律, 法国、波兰等国出台工伤保险法律等, 各国逐步开始建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形成

20世纪30年代, 美国的经济从股票市场崩溃直到大萧条时期, 始终处于急速下降的状态。第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人们意识到“看不见的手”引导下的市场也会失灵。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矛盾, 193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社会保障法案》, 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该法律对国民可能遭受的疾病、年老、失业等风险建立了社会安全网。法律规定联邦政府建立社会保障署;在全联邦范围内构建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 65岁以上的工人每个月可以领到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障金;联邦政府资助下, 由州政府施行儿童福利、社会救助措施等, 法案第四部分“救助需要抚养的子女”中规定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通过财政拨款确立了合作关系, 即各州轮流提供每月最低生活费用给各个家庭, 用以满足联邦政府规定的给付社会保障的条件。其中最基本的条件是由于家庭中缺少父亲或母亲以及经济上无法负担致使家庭中的儿童不能得到适宜的抚养。《社会保障法》作为社会保障法律史上具有里程碑式重要意义的法典, 为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立法走向完善树立了榜样。从此, 西方各国纷纷对原有社会保障立法进行补充、修订, 使得社会保障逐渐成为当权者稳定国家政权、安抚社会力量而首要制定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法律。

经济危机使得人们对于权利的需求发生了转向, 不再是渴望建立干预最少的政府, 以及过分追寻公民个人权利的获取。1942年,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贝弗里奇受政府委托, 针对二战期间英国存在的财政匮乏、疾病、无知、贫困和懒惰等问题, 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贝弗里奇报告》, 主张制定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计划, 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保障立法, 包括《家庭补助法》、《国民保险法》、《工伤保险法》等。社会保障法律体系适用普遍性原则, 实行收入均等化、就业充分化、福利普遍化等, 为英国在世界上率先成为“福利国家”起到了纲领性的作用。在此影响下, 西欧国家、北欧国家、亚洲等国家和地区, 也先后宣布实施“普遍福利”的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了符合当时社会大众需要的一系列的有效政治机制和法律体系, 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 使得社会上的年老、疾病、失业等弱势群体的生活有了保障, 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关系, 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

20世纪70年代以后, 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出现在经济生活中, “政府失灵”频频出现, 西方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进一步凸显。虽然建立并发展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之间的紧张关系, 但是由此导致政府开支庞大, 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无论是政府的财政原因还是社会力量的内在要求, 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已是大势所趋, 相关社会保障立法亟需修改。为此, 世界各国纷纷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这一阶段的改革, 以促进财政再建、强调自助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着眼点。英国政府于1986年通过了新的社会保障法, [3]该法用收入扶助取代了补充补贴, 申请者资格愈加严格, 而法定权利反之减少, 同时, 对失业者的补贴权利进一步加以改革, 降低失业补贴的待遇水平, 限制缴费条件, 要求申请人应随时准备就业, 并要求申请人积极寻找工作。英国在此期间进行的大量社会保障改革, 试图减少申请补贴的权利和补贴的数额, 由此达到减少社会保障公共开支的目的。日本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医疗保险、年金保险、社会保护和儿童津贴等方面。医疗保险方面, 1983年开始实行《老年人保健法》, 调整医疗保险机构负担70%费用, 1984年修改了《健康保险法》, 降低退休及其家庭的医疗给付标准。年金保险方面, 1986年开始, 日本政府对公共年金进行改革, 扩大其适用范围。德国政府则多次提高儿童津贴数额, 并通过颁行《社会法典》规定了法定年金保险、青少年救济、法定护理保险等社会保障内容, 最终建立起以社会保险为主要地位、社会补偿和社会救助为辅助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自创立时起, 使得全体公民获得了分享社会财富的权利。[4]这一法律制度从产生、建立及发展至今, 具有其必然的经济、社会背景与法学基础。社会保障制度在未来的运行过程中, 面临着无法回避的矛盾与挑战, 必将以对传统制度的创新为己任继续深化改革。

参考文献

[1]林嘉.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

[2]赵立新.德国日本社会保障法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年.

[3][英]罗伯特伊斯特.社会保障法[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3年.

[4]杨燕绥.社会保险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

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管理 篇2

1.个人主义增强对会计制度改革的影响

中国社会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进一步开放，个人主义有所增强，会计专业判断能力逐渐加强，专业地位得到了提高。集体主义的会计文化决定了会计制度的制定仍然以政府为主导，才能确定会计制度的法定权威，使信息的披露更具可靠性，从而建立公众的信心，使经济可以健康发展。但是个人主义的增强使得不同利益集团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会计制度的制定当中，表达自己的意见，会计制度改革将不再仅仅由政府供给，而是由市场需求所推动。

2.阳刚之气增强对会计制度改革的影响

中国社会特别注重人际关系的协调，处事谨小慎微，为人谦恭有礼，关怀和同情弱小。

计划经济年代，我们的企业及会计制度在职工收入、分配方面搞的是平均主义，人们的风险意识、竞争意识很差，甚至没有。市场经济环境带来了竞争文化和信用文化，企业及会计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强调经济效益，讲究竞争和优胜劣汰。分配方式多样化，不再搞平均主义“大锅饭”，可以按劳分配，按资分配。不再强调“和为贵”的中庸之道，经营不好的.企业要破产，职工要减少收入甚至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福利开始社会化，有了风险意识，有了靠自己养活自己的信念。人们普遍开始重视财富，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勇于竞争，更富有成就感，因此企业管理者将乐于公布会计资料，以展示他们的经营业绩，会计信息披露趋于透明。

3.不确定性规避减弱对会计制度改革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偏好稳健的，对不确定性的反应比较敏感，比较不能忍受不确定性，喜欢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生活与工作，因此中国一贯采用统一会计制度和保守的核算方法。

市场经济带来了理性、科学和自主的文化，会计准则逐步从过去的大一统的会计制度中解脱出来，会计人员也有了灵活处理会计业务的余地。我们应当注意到，中国文化中有大一统的一面，亦有灵活应变的一面。会计准则制定者注意到这一点，努力制定出适合于某类业务的会计准则。强调统一性的倾向有所减弱，开始鼓励会计界灵活地制定会计制度，力求在会计实践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30年制度变迁 篇3

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民营经济也取得了迅猛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经济影响力日益扩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这过程中,伴随自身实力的提升,民营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范围上不断扩大,程度日趋深入,内容日益丰富。在这当中,制度变迁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制度变迁回顾

在制度上,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也经历了大致三个时期:诱致性制度变迁主导,强制性制度变迁主导,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并存期。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利润导向,法律导向,道德和慈善导向三个阶段。民营企业对社会责任认识的不断深入,反映了民营企业的日益成熟,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利润导向的社会责任(1978年--1991年)

这一时期从1978年到1992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告了民营经济春天的带来。在这十四年时间里,全国各地的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

生存的需要决定了这时期的民营企业不得不把利润作为企业经营最根本的出发点。企业的社会责任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只是一个朦胧的概念。在这一时期,民营经济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为经济责任。

法律导向的社会责任(1992年—2000年)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重要讲话发表和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十五大第一次提出非公有制是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改善的同时,中国民营企业也进入到了制度化和正规化建设阶段。中国民营经济社会责任也逐步跨越利润导向的阶段,进入到法律导向的阶段,进入到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新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民营企业对责任的承担主要体现在对法律的导向基础上。

道德和慈善导向的社会责任(2001年至今)

道德责任表现为符合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坚持公平主义,不损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慈善责任是对道德责任的继承和升华,表现为奉献爱心,传递温暖。

这一时期的突出标志是,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甚至作为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营企业制度变迁打上全球化的烙印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席卷全球。中国民营企业的外部环境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外部力量,政府和民营企业都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压力和冲击,中国民营企业制度变迁的过程被深深打上了经济全球化的烙印。

中国民营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改革发放三十年的缩影。中国民营企业对社会责任发展重要得益于以下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两个因素。

建立了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性框架

改革发放三十年,既是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十年,更是中国法制建设进步的三十年。法制的健全,有效的维护了民营经济的权益,为民营企业更好的服务社会,履行社会责任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捐赠制度的建立和慈善组织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为民营企业履行更高层次的的社会责任提供了便利。

民营企业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改革发放三十年,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量的扩张上,更有了质的飞跃,表现在公司治理水平逐渐提高,治理机构不断完善,为下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民营企业对于自身责任的承担进一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以SA8000为代表的责任评价体系也已经对中国民营企业的责任运作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舆论监督和社会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

过去三十年中,传媒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新兴媒体的兴起极大的调动了普通民众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人肉搜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社会舆论的监督对于民营企业是一把双刃剑。也正是由于网络媒体的及时披露,震惊世人的牛奶“三聚氰胺”事件最终得以曝光。普通民众和媒体已经成为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者,审视民营企业家们的一言一行。

制度和非制度共同引导民营社会责任的发展

法律规章和政策制度

2005年2月22日,政府出台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36条。该文件从市场准入、财税金融支持、社会服务、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政府监管、加强指导和政策协调等七个方面做了详细阐述。

通过对现有法律的补充完善,来减少制度的漏洞,增强法律执行的公平性和执行力。新《企业所得税法》就是一个成功的示范。另外,全国部分民营经济发达地区也已经着手制定针对不同地区、行业具体的指导标准和责任评价体系。

非制度因素建设

舆论宣传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媒体要“坚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弘扬民族精神,弘扬科学精神,弘扬社会正气。”所以,媒体有责任在更大范围内宣传先进典型,监督民企行为,营造承担责任,回馈社会的舆论氛围,让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深入人心。

民众参与

公众应当以更加开放,更加宽容的心态来看待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接受民营企业帮助的社会群体,当然应当始终怀着感恩之心。对于民营企业的先进典型,公众应当加以鼓励。对于民营企业中的部分负面报道,在予以谴责的同时,还应当给予企业改过补救的机会。全社会都应当帮助引导民营企业提高履行社会责任的层次和水平。

加强教育

要加强教育,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在这方面,国内商学院应该而且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通过对员工和高层领导的宣传教育和系统培训,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让责任意识融入到企业文化当中去,体现在企业行为的点点滴滴

当中,成为企业发展的行动指南,成为全体员工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

企业的主体意识建设

必须把企业责任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部分加以看待。企业的主体意识建设包括三个方面,即对责任的识别,对责任的分析选择,对责任的承担。许多民营企业已经把对责任的履行作为一项富有长远价值的战略投资来看待,开发蕴藏其中巨大的政治经济价值。然而,对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分析,应该始终围绕民营企业为中心进行,民营企业永远是主体。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既不能人云亦云,敷衍了事,也不能心血来潮,盲目支出。企业存在本身就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在经营企业与承担责任之间应该如何取得有效的平衡,使得二者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成为摆在众多企业目前的问题。

社会治理制度变迁和创新路径 篇4

一、社会治理制度变迁过程

社会治理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 我国早期社会管理主要服务于经济建设,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则蕴含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意义。

1.8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八十年代, 社会管理体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各项工作均为经济建设服务。社会发展完全处于经济发展的从属地位, 当时还没有社会发展、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直接表述。这个时期的社会管理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为减轻国有企业的非生产性负担以增强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力。社会管理体制具有较强的单位属性, 个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均依附于所在单位, 生、老、病、死基本上均由单位负责, 当时社会管理体制主要以政府的行政干预为主导。

2.90年代开始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90年代, 社会管理体制被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开始逐步从经济体制改革中分离出来, 不再被动地、单纯地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这段时期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重点更为突出, 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教育体制成为重点改革领域。1993年, 十四届三中全会对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教育体制进行了重点部署。1997年, 党的十五大报告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改善人民生活列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构成要素。此外, 社会管理不再完全局限于政府力量, 开始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 民间力量开始以各种方式参与社会事业的发展。

3.20世纪初社会管理体制逐步完善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推进, 我国GDP增长迅速, 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同时, 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现象也日益严重。为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2002年,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2003年, 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社会建设和管理”列入“五个统筹”之中, 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方面和必然要求。2006年,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要求着力发展社会事业, 完善社会管理, 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首次将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提到一个全新的高度。2007年, 十七大提出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2年, 十八大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由“格局”上升为“体制”表明社会管理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4.2013年以来提出“社会治理”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要求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坚持系统治理, 依法治理, 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治理”涵义明显发生变化, 蕴含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意义。这一变化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续, 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系列社会问题, 导致社会矛盾凸显。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 除了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外, 更为重要的是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扩大民众、社会参与度。

二、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与以往的社会管理有着不同的内涵, 提出来的任务也是不同的。一方面要求国情和社会现实问题有着更深刻把握, 以理解和沟通社会;其次要求加强社会建设, 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再者要求将实现多元化治理主体转变, 促进协同治理作为重要的目标。

1. 深刻把握国情, 了解社会现实

把握影响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一方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人口和家庭结构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结构转化成利益分化较大的复杂阶层结构;农村居民不断转变为第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收入差距难以缩小;城乡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另一方面, 经济的粗放快速发展导致社会问题积重难返。一些不太合理的问题也暴露出来。如社会结构明显滞后于经济结构, 随着“单位人”已由过去占95%以上下降到现在的25%左右, 新的社会管理网络不健全, 远不适应需求。环境污染日益突出, 经济社会运行失序, 就业不足, 社保体系欠缺, 城市化推进中流动人口大量出现及带来的种种问题等等。

2. 加强社会建设, 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与原有的以维稳、控制为主要诉求的社会管理体制不同的是, 社会治理语境下加强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实现社会个体、社会组织更加公平、可持续发展。加强社会建设, 重在推进“民生事业”发展, 加快包括收入分配、就业与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公共安全等社会事业改革, 逐步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服务体系。以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 实现多元化社会治理主体转变, 促进协同治理

创新社会治理, 一方面通过公众参与实现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 另一方面, 通过参与使居民承担起更多的社会事务, 减少政府在公共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投入和负担。在社会体制创新中构建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法治保障的共同治理格局, 实现多元化治理主体转变。

三、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围绕社会治理创新几大任务, 实现治理主体、治理方式转变、治理重心转变, 从现实来看, 关键在于以下措施:

1. 构建社会参与共治机制

(1) 盘活存量的现有社会组织。改变现行事业单位体制, 改变社会服务由政府垄断性供给的格局, 建构主体多元、机制灵活、覆盖广泛、开放竞争的现代社会服务体制;加快人民团体职能转变;大力加强基层社区组织, 特别注意发挥社区在基层组织管理中的作用。

(2) 松绑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出台政府下放社会组织职能的权力清单。比如除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取得前置许可外, 对公益慈善、社会服务、社会福利、文体活动等社会组织, 可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办理登记;推动部分行业管理与协调职能的下放, 将更多地公共服务下放社会组织, 将更多的技术服务与市场监督职能下放社会组织;建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 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发展平台, 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参与社会管理让渡空间。

(3) 积极推动社区自治。以满足社区公共需求为目标, 加大社区公共服务供给, 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由行政工作向社会工作的转变, 推进社区认同走向社会认同。建立社区协同治理体系, 完善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

2. 实现各社会治理主体权责、诉求制度化安排

(1)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清晰而明确的界定政府权力范围, 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不合理干预。同时, 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推进政社分开,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2) 构建公民权利保障体系。建立公民权利实现的程序保障制度, 明确公民权利范围、实现权利的程序。尤其在有关公民切实利益的领域, 比如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流转、企业改制、环境污染、工资标准、移民安置等领域;畅通公民维权渠道, 严格执行国家赔偿法等, 加强对行政执法的司法监督, 健全权利救济机制, 畅通公民维权的司法救济渠道。加快改革信访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 提升行政救济执法质量;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健全完善决策形成机制, 让群众诉求进入党委政府决策。通过推进公开、扩大民主等, 充分收集群众的意见和诉求, 建立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决策形成机制。

(3) 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促进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使其能够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建立加快社会组织立法, 为建立现代社会组织法人治理提供依据;探索对社会组织的审批与监管互动机制, 制定社会组织评估办法和标准, 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独立评估;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对社会组织的监督责任, 尝试引入社会组织的财务审计制度, 建立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报告制度, 逐步建立起一个行政监管、财务审计和社会监督相互协调的监督管理体系。

3. 实现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的重大突破

(1)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未来可以按照“加快整合、对接制度、提高水平、重点支持”的总体思路, 在国家层面应明确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 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统筹层次,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融合。

(2) 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为重点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全面构建“以钱养事”的事业单位运行新模式。改革财政投入机制, 建立对事业单位规范的业绩评估和激励约束机制, 促使其降低成本, 提高服务质量, 保障公益性;建立新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推进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 拥有所有权的政府把管理权交由事业单位, 由事业单位行使管理权, 充分保障事业单位的自主权;以事业单位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为目标, 加快建立独立的事业法人财产制度。建立理事会、管理层和职工大会为主要目的的治理机制。

(3) 加快财税改革, 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保障机制。加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降低经济建设支出比重, 降低行政管理支出比重, 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比重。赋予省级政府一定的自主税权, 鼓励地方政府探索培育地方主体税种, 扩大地方政府税收管理权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适当放开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政策, 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开辟更多的可持续的财源。

(4) 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 加快城乡制度整合和待遇衔接。建立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积极发展补充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大力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健全特殊人群的分类保障制度。

(5) 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范化。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法治化水平, 加快就业、社会保障、公共财政等方面的专项立法, 规范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过程;构建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机制;打破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垄断, 适度引进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运作方式;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标准”, 建立质量控制与绩效评估体系。

摘要：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动员, 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这是首次在中央全会文件中提到“社会治理”。从早期主要服务于经济建设, 到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社会治理, 我国社会管理制度不同时期内涵明显不同。适应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需求,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应深刻把握现实国情, 加强社会建设, 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着重推进以下几项制度建设, 即构建社会参与共治机制;实现各社会治理主体权责、诉求制度化;实现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重大突破。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制度变迁,创新路径

参考文献

[1]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 2014 (2) .

[2]李培林.我国社会组织体制的改革和未来[J].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 2013 (8) .

[3]陈家刚.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N].学习时报, 2012-10-22.

[4]江必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光明日报, 2013-11-5.

[5]李友梅.中国社会管理新格局下遭遇的问题——一种基于中观机制分析的视角[J].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 2012年 (10) .

[6]周瑞金.社会管理的历史、现状和创新[J].炎黄春秋, 2012 (4) .

浅议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变迁 篇5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 传染病和地方病严重威胁着农民的身体健康, 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十分严重, 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广大农村地区医疗保障制度的缺失。因此, 作为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必须解决农民医疗保障制度问题, 才能保护农民的身体健康, 维护农村的经济发展与稳定。因此研究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变迁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变迁的历史回顾

我国农村医疗保障体制, 在建国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中, 历经了多次变迁。

1.1 1949~1958年:

低廉的自费医疗方式为主。这一阶段我国农村并没有正式的医疗保障制度, 名义上, 广大农民都是自费医疗;但当时国家财政对医疗机构进行补贴, 并且严格控制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 大多数农民享受的基本上是一种低廉的自费医疗方式。同时部分农村开始出现由广大农民自发组建的“合医合防不合药”的合作医疗保健形式。这与我国建国初期百废待兴, 经费不足,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是分不开的, 与国家的农村支援城市, 在医疗保障上倾向城市和国家机关, 优先解决城市医疗保障的意识也紧密相关, 但低廉的医药收费水平也确保农民能够享有基本医疗服务。

1.2 1959~1980年:

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村迅速推广并占主导地位。以1965年为界线, 可以细分成两个时期:1959年至1964年, 虽然合作医疗得到了中央和卫生部的肯定, 并加以推广, 由于种种原因, 并没有得到普及;1965年至1980年, 合作医疗在我国农村迅速普及, 并占主导地位, 与“保健站”及数量巨大的“赤脚医生”队伍一起, 成为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三件法宝。

1.3 1981~1989年: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瓦解, 农民重回自费医疗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 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集体经济组织的瓦解,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迅速衰落。这一阶段, 有少量的地区继续实行合作医疗制度, 大部分地区合作医疗制度濒于瓦解, 形同虚设, 农民又重新回到自费医疗阶段。

1.4 1990~2001年: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初步恢复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 我国政府试图恢复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也进行了相关试点和研究工作, 虽然合作医疗的覆盖率有所上升, 但是农村自费医疗人群的比例仍然非常高,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仍然缺失, 农民面临的医疗困境甚至比改革前还要严重。

1.5 2001~2006年:

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世纪90年代恢复合作医疗的努力失败后, 国家并没有放弃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而是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新的适合中国农村现实状况的合作医疗方式。最终在2002年10月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2003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在全国陆续展开,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 “农民个人每年的缴费标准不应低于10元, 有条件的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应给予适当扶持, 地方财政每年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资助不低于人均10元, 中央财政每年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按人均10元安排补助资金。”

2 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

2.1 制度变迁动因:

制度变迁主体对制度变迁预期收益的追求。20世纪50年代, 正是由于农民对合作医疗可能带来的医疗服务的憧憬, 才导致农民合作集资办保健站和随后合作医疗制度的正式确立。同样, 政府认识到合作医疗制度的推广对农村医疗事业带来的利益, 才积极推广合作医疗制度, 并对其进行法律规范。农民和政府为了追求制度创新的收益, 共同促成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创立和推广, 使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从自费医疗模式转变成合作医疗制度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变迁可以用“需求——供给”框架来分析。在制度需求方面,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瓦解, 农民重新回到自费医疗方式下, 高昂的医疗费用已经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 农民迫切希望能够摆脱自费医疗的困境, 享受到相应的医疗保障制度, 广大农民有对新的医疗保障制度有需求。另一方面, 对于我国政府来讲, “三农”问题成为困扰我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问题, 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居高不下, 不仅影响到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也严重影响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解决好农村医疗卫生问题, 提供适合的农村医疗保障的制度安排, 给国家带来的收益也是十分巨大的。因此, 政府1997年前后开始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展恢复和重建工作, 2002年开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的提出和推广, 这些都是政府为满足制度需求而供给新制度的表现。

2.2 制度变迁的方式:

政府发动的诱致性变迁。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变迁, 是连续的, 演进性的, 属于渐进式变迁。而20世纪60~70年代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村的迅速普及,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村对领袖人物的崇拜和敬畏, 从意识形态角度, 我们可以说, 这一时期, 特定的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什么政府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这一段时间内没有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呢?因为在当时的状况下, 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行, 相关的配套改革也逐步推进和完善, 经济发展才是政府工作的中心, 所以尽管政府在1985年已经了解到农村合作医疗瓦解的状况, 但并没有采取行动。

2.3 制度变迁的效率评价:

以“农民能否看得起病”为标准。交易费用涉及的范围很广, 不仅包括制度的设计成本, 还要包括信息搜寻成本、保证制度顺利推行所花费的成本等。在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变迁的过程中, 成本和收益是不固定的。因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直接受益者或受损者是农民, 所以选取“农民能否看得起病”作为评价标准。那么, 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由低廉的自费医疗方式向合作医疗制度的变迁过程, 明显是一次有效的制度变迁。合作医疗推广之前, 广大农村面临“缺医少药”的局面, 而合作医疗在全国普及之后, 有限的卫生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 广大农民无需支付高额的费用就可以享受到初级医疗保健服务, 农民的基本健康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绝大多数农民基本“看得起病”, 看病难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这是一次有效的制度变迁。

合作医疗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迅速衰落,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缺失, 农民重新回到了自费医疗方式, 在这一阶段其实并没有新的制度安排出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 政府试图恢复和重建合作医疗保障制度, 但是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 制度安排的推行并没有获得成功。大部分农民仍然不能享受到基本医疗保障, 农民仍然背负沉重的医疗负担, 农民因病致贫的困境并没有得到缓解, 相应地, 制度变迁是无效率的。可以说, 2002年以来, 新型农村合作制度的推行正在积极地展开, 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比率也逐年上升, 制度变迁正在进行, 我们无法断言最终的结果会如何, 所以也无法评价其是否有效率。

3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未来发展方向初探

3.1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的可行性探讨。

中央政府在全国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决策, 考虑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认为合作医疗制度在实施时,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承受能力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 即使在筹资和具体实施上有一定不同,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基本框架是统一的, 那么, 这种全国性的推广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姑且笼统地将农村地区分为高收入地区、中等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 那么, 与国家所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相匹配的, 应该就是中等收入的农村地区。对于高收入地区 (相对富裕地区) 的农民来说, 他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层次较高, 可以提供更多的支付在医疗服务方面, 也许更倾向于选择参加商业保险或社会医疗保险;而对于农村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讲, 合作医疗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们的医疗负担, 但是有限的资源并不能将他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沿着这种思路, 即使我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2011年基本覆盖全国农民, 但是这一制度未必能够真正得到全国农民的认同和支持, 未必能够持久。对部分农民来讲,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每年交10~30元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 对他们的收入影响不大, 响应国家政策是容易做到的, 但是真正从合作医疗制度中受益, 享受到医疗保障, 这才是农民认同一项医疗保障制度, 并长久地支持下去的关键。所以,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覆盖全国农民”是可能的, 只是,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尚在推广和完善中, 其能否在农村保有持久的生命力, 能否稳定发展, 还无法做出推测。

3.2 医疗保险制度能否代替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除了合作医疗制度以外, 医疗保险制度也是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可供选择的模式, 那么现阶段我们能否用医疗保险制度来取代它呢?医疗保险制度涵盖两种模式: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和商业医疗保险模式。下面分别对这两种制度模式进行讨论。

社会医疗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施, 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筹集资金, 保证公民在遭受疾病风险时能够获得医疗服务的一种医疗保障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属于社会保险范畴, 因此也遵循社会医疗保险的原则, 具有强制性、互济性和补偿性。随着农村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社会医疗保险很可能是未来农村医疗保障的更好的选择。

商业医疗保险是指, 由商业保险公司主办、以营利为目的、以自愿参保为原则、以住院大病补偿等为主要特征的医疗保险模式。但是, 商业医疗保险的参加对象, 更多的是富裕地区的农民或者乡镇企业的职工, 对于一般收入或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来讲, 相对高昂的保险费用是他们所不能承受的。同时, 商业医疗保险在运行中存在“逆向选择”问题, 它会排斥健康状况不良的人群, 如大病、重病患者等, 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使农民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并且, 作为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 与政府的重视大病统筹的医疗保障制度相比, 农民受惠的程度相对较小, 补偿水平也相对较低。所以, 自愿性的商业医疗保险的实施, 最多只能作为医疗保险制度的补充, 不可能代替我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综上所述, 不论是社会医疗保险还是商业医疗保险, 在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安排下, 都不能代替合作医疗制度。在当前没有更好的制度安排可供选择的情况下, 合作医疗仍不失为一种选择。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不适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并且其本身也存在问题, 在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选择和推行上, 政府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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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顾昕, 方黎明.自愿性与强制性之间——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嵌入性与可持续性发展分析[J].社会学研究, 200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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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卫平, 石光, 赵琨.我国农村医疗保健的历史、现状和问题[J].管理世界, 2003 (4) .

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管理 篇6

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及其变迁原因

(一)初步发展阶段

建国初期,农村家庭养老是其主要养老保障方式。在经过“三化一改”的经济建设时期后,农村经济收入得以改善,农村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有所提高。在这一时期对于农村社会养老制度虽没有出台相应的政治措施,且主要还是以传统的家庭保障为主要的农村养老方式,对于农村养老也没有给予强有力的政治和财政支撑,但对于农村养老问题却开始有了深刻的思考,在思考中充分综合各方面因素,旨在找出改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的突破口。在集体经济的逐步发展下,平均经济的分配制度在探索农村养老制度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作用。例如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时期,对于农村养老保障便提出了相关见解:对于没有充足劳动力或是完全丧失劳动力、鳏寡孤独废疾的社员,应当适当的给予生产生活上的照顾和安排,并确保其吃穿用的基本供应,使“老有所养、幼有所学,死生皆有依靠。”而这几个方面的保障其实就是后来的基本“五险”。而某些没有劳动力的农村也已经开始享受来自于国家的政策养老福利,我国农村养老制度便开始朝着以家庭为主,五保制度并行的养老保障模式,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也进一步巩固“二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公社化中的集体经济开始逐步向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家庭经济发展。且随着该经济体制的改革深入,农村也开始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人口老龄化结构的变化、商品经济在农村经济中的不断渗透以及计划生育的实施等,这些都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变迁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二)探索阶段

该阶段主要集中于19世纪80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在此阶段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探索之路,原来的集体经济逐渐萎缩,“五保户”再次回归到农村家庭当中,但较之人民公社化阶段,农村家庭已有了较大的变革:家庭价值观念有了极大变化、家庭结构也随之缩小。在此形势下,家庭矛盾也逐渐凸现出来,对当时经济建设和改革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为了进一步缓和农村家庭的养老压力,我国便开始了农村社会养老的摸索之路。在1986年沙洲会议后,农村社会建设保障便确定了主要任务;第二年便在全国开启了探索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之路,先后在山东、上海等一千多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乡县进行试点摸索。在1989年底,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已成功在八百多个乡镇建立起来。

该阶段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的初步摸索阶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探索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问题更需重视。首先,资金筹集渠道不科学,存在较大的问题。大多数的农村养老资金主要是由集体资金为主,这就使得集体负担压力大,而村民只是享受着集体带来的成果,权利与义务极为不均衡。如此,只会导致村集体的经济压力愈发沉重,最终导致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走向失败;其次,制度开展缺乏统筹兼顾。农村社会养老制度试点主要是将村镇作为开展单位而进行的,乡镇办法和村规民约同时并存,各个村落制度缺乏统一管理,制度混乱,在此形势下,农村社保注定不能长期维持下去;最后,对于资金的增资方式相对落后,农村社保资金增值速度慢,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又不断加快,致使试点实施往往出现资金不足的危机。

(三)曲折阶段

在摸索阶段后,农村养老制度迎来了艰难的发展阶段,1992年政府颁布了相应的县级养老基本方案,此次试点吸取了上个阶段的不足之处,由集中村、乡镇的单位实施方案而转向了农村不同职业人员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在该方案的指导下,各省市也相继发展起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但该好景并没有持续多久,便被1996年银行利率下调导致国家收益受损的经济形势所影响,这种完全由农村个体缴纳费用而支撑起来的社会养老制度受到极大压力,而其参保人员更是不断下降。

传统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探索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第一个试点,典型性的路径依赖凸显无疑。该种路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受我国经济体制的限制,生产系统和社会保障系统难以分割开来。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难免会采取集中式的计划来实施经济战略以便适应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原则,这就容易导致社会系统不能够与生产系统区分开而独立存在,难以形成独立且逻辑、规律性较强的体系制度。在高级农村合作社完成之后,由于报酬递增效应的出现与合作医疗事业及其供养制度的发展,这也使得农民基本生活有了一定保障,但仍可依稀可见的是各项实施制度中的路径依赖现象;其二,二元化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结构已带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在农村户籍制度的限制下,较之城市人口,农民的社会保障福利明显尤为不足,养老模式大都是家庭保障,更多的是依靠家庭中分工劳动的形式来保障老人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同时,传统的农村社会养老资金筹集也大都是农民自行参与商业保险形式为主,与城市居民的个人储蓄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保险形式相比,农村社保缺乏社会保障性,且部分地区村民社保缴纳极不合理,农民所拿到手的缴费金额也难以担负起自己的晚年生活。

上文所述的种种缺陷揭示出了传统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必然走向失败,但在此曲折发展阶段也并非毫无所获,在吸取教训后,也为之后新型农村社会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正式建立提供了启示:对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结构应当予以破除,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统筹城市与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使得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能够逐步完成与城市养老保险间的转移、劳动力的续接。总的来说,我国应当逐步统一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努力破除城乡间社保制度上的差异性,让村民也能够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制度福利,有效提高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直至今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制度框架,相较于第一次变迁,这次制度变迁显然带有严谨性、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社会保障系统也逐渐脱离于生产系统的藩篱,其筹资原则开启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新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筹资模式,不仅有效提高农民参保积极性,更避免了因缴费额度过高而使农民望而止步,不敢参与投保的情况。此外,新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机融合了统一性和灵活性,逐步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而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发展状况,在总框架的指导下指导地方开展社会保障事业。而通过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施行,村民开始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政府政策福利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活保障,使得城乡二元化差异被不断缩小,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逐渐深入民心。但值得注意是,虽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确立了主体框架,且实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其制度转移衔接上仍存在着不畅通性、制度缺乏一定的法律性保障等问题。所以,在未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还必须注重解决这些不足之处。

二、建设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相关对策

(一)健全信息系统,加强人员培训

制度服务是促进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不断完善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匹配的设备设施,才能够赢得人民的满意度,并有利于政府开展实施各项养老保险政策。一方面,中央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当地政府健全完善信息系统,以便统计好参与新农保的人数,便于随时随地的进行档案调取和记录,同时,政府还应当提供相应的资金扶持,以便更好的建设养老保险信息系统。在建立起信息系统时,还要将其养老保险的基本数据库和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相衔接,以便实现信息共享,从而促进工作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当加强经办人员的业务素质培养,确保经办人员勤恳负责,切实对每一个参保农民负责到底,让农民自觉愿意参保,放心参保。

(二)健全多元化资金筹集渠道

首先,根据当地村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等相关状况,将农民上年的人均收入作为缴费基数,以便减轻不同个体的经济负担,有效提高养老基金的管理水平;其次,政府应当严格制定相关规则,不断强化自身的行政能力以便管理和使用好养老基金,且在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筹集上应当采取多元化的方式,仅依靠政府补助筹集资金是不够的,还应当向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宣传养老制度,以获取广大社会人士的支持;最后,还要运用多种方式来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资金的增值保值效果,在市场经济下,以市场化的方式来有效提升养老基金制度的收益,并在我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建设专业、科学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以更好的保障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保值。

三、结束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变化发展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变迁过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变化策略,皆为当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康发展而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我国政府及其相关人员应当深刻理解并把握好该制度,以便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向前发展。

摘要：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大致经过了两次变迁,两次变迁对于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为此,本文主要从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及其变迁原因出发,并为促进我国新农保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建议。

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原因,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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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管理 篇7

一、过渡时期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1. 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初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上初步建立了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但是拥有三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不仅使广大贫雇农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而且严重地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为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历史任务，废除封建剥削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我国必须进行土改。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从当年冬开始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广大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废除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到1952年冬，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这就使中国最大多数人民获得了解放;解放了生产力，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摧毁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巩固了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2.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通过农业合作化，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但也容易导致新的地主的出现和贫富分化，必须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从1951年12月开始，党中央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到了1952年冬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后，各地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已达全国总农户的40%，初级合作社也建立了三千多个，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组织也普遍建立起来;1953年国家开始对粮食及其他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到1954年全国初级农业合作社已发展到十一万四千多个，1955年发展到六十三万个，入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14.2%;1956年下半年又进一步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对农民改造的理论，标志着我国这样一个拥有四亿多人口的大国，完成了消灭私有制的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变革，不但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反而是在国民经济基本上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实现的，标志着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二、1958年以后，建立人民公社，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逐渐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统购统销。在农村，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高级合作社合并运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高级农业合作社就被合并成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既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又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在人民公社内部，原来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变成生产大队，下设产小队，后来又改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有以下特点：

1. 政社合一。

即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合一，它是公社高度集权的体现。公社不仅是农村中的生产组织单位与经济核算单位，它还具有以前给予乡一级政府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人民公社在功能上已经成为国家的一级政府，承担了基层政权的职能，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是国民经济计划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2. 生活集体化，家庭劳动社会化。

集体主义生活是人民公社与高级社的显著区别之一，其目的在于改造农村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使之与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具体地说，即“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由公社办集体福利事业、公共食堂等。

3. 供给制与工资制结合的分配制度。

农村人民公社大多实行半供给半工资的分配制度，这是农村人民公社发展的一种必然产物。供给部分是社员基本生活必需的部分，工资部分是社员其他开支和生活零用的部分。前一部分是根据当前生产条件按需分配(按人平均分配)的部分，后一部分是按劳取酬的部分。平均主义思想在农村人民公社时期体现得淋漓尽致。

通过人民公社体制，我国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新的土地保障功能。“集体+土地”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确立了，这标志着我国农村土地关系的彻底变革。人民公社体制采取“集体劳动、平均分配”的生产和分配方式，人民公社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归大队集体，而没有土地的使用权和组织生产经营权，却常以所有者身份调配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产队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为了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国家利用行政手段把农民土地个人所有转变为土地集体所有，但是这种依行政手段不是依据当时社会生产力和实际国情建立起来的，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集体+土地”的保障模式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实行人民公社的20年里，农村经济一直萧条。为了工业化建设，国家逐渐采取差别化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措施，这种二元体系使我国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并重新陷入了一种制度变迁的滞后状态，增加了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最终人民公社解体。

三、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78年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市场经济。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的“包产到户”为开端，我国又开始了一次重要的土地制度变革，把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土地制度变革为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和家庭承包经营相结合的土地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经济主体的内在要求，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1. 重塑了农业微观组织结构。

家庭承包制的改革重塑了农业微观组织结构，使农业生产又回归到家庭经营。也就是说，在农业中选择家庭经营模式具有客观必然性。首先，农业劳动质量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劳动者在农业生产周期中第一时点上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都只能最后体现在最终产品上，以最终产品来评价劳动者付出的劳动，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将一定地块上的全部农活连同最终产量都承包给这个劳动者。其次，对农业中集体劳动进行监督和计量的成本极其高昂，要评定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单就制定劳动定额、检查完成情况，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家庭作为最紧密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利益无需和别人分割，不用担心利益的流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监督检查成本高的问题。最后从农业本身的特点看，其本身是一个便于分割规模，却又不致破坏动植物生命周期完整性的产业，而家庭经营对劳动的时间利用也是最为有效的。

2. 对农户具有重要的产权意义。

首先，农户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农户可以自己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成为一个独立的经营主体。其次，农户拥有收益权。由于农户拥有农产品的所有权，从而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使农户成为一个独立的财产主体。最后，农户拥有对土地有限处置权。政府允许农户在不损害土地集体权益、保证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进行土地转包，进一步细化了土地产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

3. 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新体制。

在家庭承包制下，既有集体统一经营，又有农户分散经营，被称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统分结合”是指农户家庭的分散经营和集体的统一服务相结合;“双层经营”是指农户家庭和集体经营两个层次。家庭承包制下集体经营层次的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1)集体对承包土地的发包、调整，对土地流转的监督和管理。(2)为分散农户提供自身解决不了、解决不好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3)在农业和非农领域开展经营，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的力量。(4)为本地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开辟就业门路。(5)发展社区福利和公共事业。

四、十七届三中全会，允许土地流转，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工业化道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但是，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存在着某些缺陷。特别是近些年来，我国广大农村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整个农村的产业结构、农民的就业结构和农村生产力水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必须尽快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使农户经营规模能够随着经济形式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扩张，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1. 单打独斗的零散种植使生产要素无法有效利用。

整合农业生产要素，实行专业化、规模化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由于在实行土地承包时，农村基本上是将土地按好、中、差均衡搭配的方式分包的，按一家农户4口人、9亩地计算，少则分3、5块，多则8、9块，每块多则1亩，少则2-3分，又分别分布在不同的区域，致使道路、水利、劳动力等要素无法实现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不但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也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甚至有的农民因此弃之不种，土地出现搁荒现象。

2. 一家一户的分片种植限制了规模化、机械化生产。

一方面，条块分割、分散经营的种植模式限制了新型、高效农业的发展，浪费了土地资源。另一方面，它严重阻碍了大型农业机械的应用，使得一部分有技术特长、有资金实力、有经营管理能力的专业大户、种植能手、经营能人无法发挥自身优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难以推广，先进的生产经营理念难以传播。

3. 对有限承包地的留恋限制了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受个体分散经营模式限制，许多长期外出务工的农户多是农忙时节在家种地，农闲时节外出打工，这样的来回奔波，既误时误事，又费力费钱。同时，由于部分农民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虽常年在家种地，但收效不大，无法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效益更高的工作。

总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是基本国情。土地制度的变迁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因此，制定的土地政策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要尊重和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要坚持实事求是、实践创新，探索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的新模式;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实现当前我国由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摘要：本文论述了建国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实施与变迁的过程, 以及对我国社会进程的影响。

关键词：土地制度,变迁,社会转型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08.

[2]王景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世纪变革[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12, 第1版.

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管理 篇8

一、养老问题研究的基本逻辑

研究养老问题,应当首先从其主体,即老年人群体的需求入手,解读老年人福利中的生存保障和发展保障两个基本面;其次,进入其保障手段中的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的实现方式层面;再次,深入分析与几个层次相对应的养老金、医疗与配套服务等具体表现形式;最后,归纳出两个最重要的一般表现形式:第一,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博弈结果成为了阶段性的养老制度安排,并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变化而呈现出变迁的态势;第二,养老模式,即具体的老年人生活方式,充分体现了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社会以何种方式实现老年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需要。

这一问题研究脉络(如下图所示):

通过以上切入点来看,针对老年人群体需求的养老问题,根本上可以从生存保障和发展保障两个方面进行认识。生存保障的核心在于基本物质保障和基本生理保障,两者的最终结合点在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的资金层面。发展保障的核心则在于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建设,两者构成了老年人生活环境中的外部环境,并以针对性的养老服务满足老年人个性化及社会化需求。这种保障的实现方式则是凭借经济手段与非经济手段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在养老金方面,部分以相关法律制度进行规范和约束,部分则遵循市场原则,而医疗与养老服务不但需要政府等公共服务部门的积极参与,也需要依靠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实现公平与效率相兼顾。

由当前养老体系中养老金、医疗、服务三个具体表现方面,可提取出两个重要一般表现形式:制度保障和养老模式。前者的行为主体关系到政府中政策指导部门和受益的老年人群体,后者的行为主体则主要联结了政府中公共服务部门、灵活的市场和受益的老年人群体,而二者的共同点则在于同属于养老保障环境层面的内容,进一步作为递进的层次,制度保障的绩效表现最终回到养老模式的具体层面上。

北京市作为现代化、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其老龄化压力诱发的各项改革政策和措施,离不开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制度及生活模式。这里以北京市为例,以养老金、医疗和相关服务等具体内容为主要考察对象,对其养老保障制度变迁和养老模式进行分析和总结,并借鉴各国相关经验进行国际比较。

二、北京市养老保障制度变迁历程

北京市的老年人福利制度发展经历了数次变迁,这里从保障基本物质生活的老年收入问题,保障基本生理生活的医疗问题两个方面入手,对相关制度安排变化加以解读。

(一)北京市养老制度变迁的描述性分析

1.老年收入问题:基本物质保障。在老年人收入问题上,养老金的规模和分配是最为基本的问题。

现代国家的养老金制度当前大部分采用多支柱模式,一般由三支柱构成: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政府强制征收养老保险费来提供,采取现收现付制管理模式;第二支柱以企业年金等为代表,通常由雇主发起设立,雇主与职工共同缴费,采取基金积累制,并投资于资本市场;第三支柱则是根据私人意愿购买的商业保险,同样投资于资本市场。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06 年颁布的《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北京市养老金支柱模式由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三支柱构成。

资料来源:根据刘云龙、肖志光《养老金通论》部分内容,以及笔者整理北京相关政策内容。

比较分析北京和四国养老金支柱模式,可以发现北京在三支柱模式的形式上与发达国家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差距。但实际上,由于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尚不完善,目前的养老基金仍以现收现付制为主,尚不能有效发挥个人积累账户的保障作用,基金规模的增长也较为缓慢,但未来将养老金投入资本市场运作的方向却是短期内不会改变的。

观察北京市养老保险参保数据变化,在2004 年后,伴随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改革政策逐步发力,北京市参保人员增幅明显上升,其中农村养老保险参与人数增加更加突出;同时产生较大变动的还有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的增量,与参保人员增量呈现出每两三年渐次相互超越的增加趋势,显示二者可能存在着互为因果的螺旋上升发展关系。而相对于这两项变量的增加趋势,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增加值也在2005 年后呈现出较明显的快速上升趋势,并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步调。

2.老年医疗保障问题:基本生理保障。现代老年人福利的发展取向,一方面是充分的物质生理保障,包括养老金和基本医疗,另一方面是扩展的身心发展空间,包括老年服务和养老模式的选择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要将老年人以更为合乎社会发展的方式重新纳入社会体系中,体现社会对做出贡献群体的合理报偿,并避免其真正脱离社会可能导致的身心不协调或陷入不良境遇。

因此,养老问题中的老年医疗保障就成为了一个关键议题,在老年医疗保障问题中,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体现了医疗生理保障问题中的环境变化和政府责任。

北京市在2001 年之前,以大病医疗基金统筹为主要的医疗保险模式,在2001 年后才开始设置基本医疗保险指标,自2001 年建立面向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到2003年建立面向农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之后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完善,覆盖范围也不断扩大。

北京市医疗保险参保相关数据显示,参保人数变化过程分别在2004 年和2009 年出现了转折点,而基本医疗保险支出总额的的转折点是在2009 年。究其原因,受2004 年北京市出台的外地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办法刺激,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短期内出现了激增;伴随2009年1 月1 日起执行的北京市《关于已参加大病医疗保险的城镇居民老年人门诊医疗费用报销暂行办法》、《北京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和《关于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三项医疗保险惠民措施得到落实,2009 年之后的保险基金支出和参保人数均呈现激增态势。

资料来源:1999—2003年度《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公报》、北京统计年鉴(2012)。

资料来源:由表2数据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北京统计年鉴(2012)。

资料来源:由表3数据计算得出。

(二)北京市养老制度变迁的阶段分析

以养老金制度变迁和医疗保险的制度安排改革来看,北京市养老制度变迁的历程可以根据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主脉络划分为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完善基础制度,初步保障基本面。以1994—2001 年左右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以保障北京城市居民为主,外来人口流动性还不强,老龄化压力也还不大。养老保险逐步发展出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以大病统筹方式,将城镇职工与退休人员纳入医疗保险范围内,初步形成以城镇职工退休人员为主体的基本养老制度保障体系。

2.第二阶段:扩大覆盖范围,充分保障基本面。以2001—2004 年左右为第二阶段。这段时期,农民的利益得到关注,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北京寻求发展,并因户籍问题而处于社保夹缝中,亟待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给予保障。养老保险制度日趋完善,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了养老保险范围内,医疗保险则建立了面向农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将外地农民工纳入医疗保险范围内,原有基本面覆盖范围扩大,初步实现城乡居民退休人员群体的基本覆盖。

3.第三阶段:制度结构性改革,以增加投入惠民。以2004—2007 年左右为第三阶段。这一段时期,老龄化问题加剧,流动人口问题突出,以多项民生政策为开端,社会保障在制度结构和政府投入两方面都有较大变化。该时期是在2004 年左右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后,覆盖范围扩大的推进时期,其中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和养老、医疗保险支出额度均有较大攀升,政府相关投入的增加带动了城镇居民主体的参保积极性。

4.第四阶段:继续扩大覆盖面,以实现养老、医保全覆盖。以2007 年以后至今为第四阶段。这一时期,老龄化问题已经极为突出,流动人口保障的诉求呼声很高,养老问题成为城市居民焦点问题,需要切实有力的保障政策支持发展。基本养老保险规定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约在2010 年实现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障制度全覆盖,医疗保险范围中未曾覆盖到的儿童和部分老年人通过“一老一小”政策被纳入覆盖范围内,到2008 年,北京市出台办法将重障残疾人员和无业人员纳入医保范畴,在全国率先实现医疗保障制度全覆盖。

综上所述,养老保障制度变迁的过程,大致体现为先将蛋糕做大,再合理分配的螺旋上升发展方式;同时根据人口结构变化而扩大保障覆盖范围,进而有序提升参保人福利水平是两个基本方向。

三、北京市养老模式的国际比较与特殊性

(一)养老模式的国际比较

发达国家更早遇到人口老龄化压力,对养老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更加深入,形成了惠及老年人的各种生活保障和服务体系,最终建构了符合国情的不同养老生活模式。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总结。

各国的养老模式虽基本上由家庭、机构、社区模式构成,但也都有其不同倾向和独特性。一是老年群体基本特征存在较大差异。欧美国家老年人独立意愿更强,在足够收入的情况下,倾向脱离子女的居家养老,和自治性强的老年社区;新加坡、日本等东方传统观念浓厚的国家,则大多将老人与子女同居看作是更好的养老生活方式,政府积极采取措施鼓励“两代居”家庭养老。二是收入水平存在差距。英美依托养老金资本市场较德日等国有积累优势,然而高福利国家的养老金可持续问题始终未能有效解决。

(二)北京市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合理性

在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和养老地产等新型养老选择兴起的当今时代,社区在不断完善和扩展基本服务功能的同时,可以担当起老年服务的供给主体,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日常照料、文化娱乐和社会交往等服务,尤其是在一些高龄老人较多的老年社区。

比较而言,适合北京城镇居民的养老模式应为社区居家养老,主要基于如下三点理由。

第一,是由于尽量不过分脱离原有家庭成员是不少老年人的基本愿望,所以呈现出围绕原有居家养老模式的服务网络,更甚于整体性地构成一个老年社区。根据尹志刚(2008)对西城区、宣武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选择的调查来看,适合北京市城市居民的养老方式,仍是社区居家模式。这不仅源于传统家庭的居家养老观念还未有大的转变,也源于近些年社区服务的快速发展和服务方式的多样化,为老年人居家养老提供了便利。

第二,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是尽力将居家老人引出家门或主动上门的服务网络,而养老社区更像是是打包销售的一体化服务方式。如美国的太阳城,由于老年人不倾向于与子女一起居住,而充分发展出老年社区服务体系,以入住老年人群体的总体为依托。

北京当前有东方太阳城、北京太阳城、寿山福海、万科幸福汇等多个养老地产项目,然而其资金可持续和周转却频频面临问题,且一体化社区的费用额度,包括上万的押金或会费,以及床位费及各项服务杂费,是大多数老年家庭难以负担的。所以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是在于优化社区服务结构和服务网络,且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更能体现出老年人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是适合北京城镇老年群体的较为合理的养老模式。

第三,是机构养老等模式仍然存在较多问题。倾向社会机构养老的老年人群多数集中在空巢且半自理、不能自理的境遇之下,其所能负担的入院费用通常也不高,正是这样的群体才真正需要优质的公立养老院以较低的费用对其进行细致护理。然而公立养老院本身作为利益经济体,大多不愿意接受不能自理的老年群体,并将优势资源倾斜于有自理能力的富裕家庭老人。除此以外,价格机制使得不能自理的老人因无法负担高昂护理费用,而容易被民营养老机构挤出消费群体之列,最终成为了老年群体中的一座孤岛。

因此,社区居家养老和老年公寓等模式,适合有自理能力且刚退休不久,仍保持着旺盛社会交往需求的老年群体,而机构集中养老则更适合孤寡、空巢,尤其是半自理、不能自理的老年群体。但是各种养老模式服务对象的倒错,则反映出当养老问题的解决办法应遵循公平原则,并体现公共服务性质的时候,经营主体却仍维持着追求短期利益和效率的目标错位。

四、相关结论和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和相关建议:

1.养老制度变迁和养老模式的转变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所以在推动养老事业发展的选择上,要充分审视环境条件和相关变化。例如最近频频成为焦点的“以房养老”试点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展开,但该种养老选择需要依托成熟的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及可能出现的利益纠纷的完善法制协商渠道和制度保障,这些条件中国当前还未充分具备,所以出现了参加“以房养老”的老年人因为待遇苛刻而反悔,引发与受托公司纠纷的事件,并最终使得“以房养老”方式的推行遇到极大阻碍。

2.养老问题最终仍属于一定效率下的具有维护公平倾向的问题,以经济学视角解读时,并非是纯粹市场化条件下的最优化配置问题,而是保证实现一定公平条件下的最优化配置问题。养老问题中的公平原则是较为硬性的条件约束,这是不能被忽视的一点,原因在于老年福利实现的最终衡量标准,不在于养老事业创造的产出份额,而是在于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及社会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

3.养老保障中包含有生存保障和发展保障两个方面,在根本上需要政府角色的积极参与,以相关配套的制度安排和公共服务职能作为切入点,保证老年人衣食住行和医疗需求得到满足。同时,现代社会以市场化运作方式,也有一定优势可进入公共领域参与养老服务的建设,然而在这一问题上,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性质要明晰,监管也要到位,以免经营主体的私利侵害到公共利益。

4.适合北京未来的养老模式仍主要是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但这不是说推进机构养老和发展民营养老机构的步伐能够缓下来,这一进程反而应该加快。养老问题是一个宏观层面的问题,需要整个社会体系的全面发展来支撑。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国的同时,中国大城市也面临突出的老龄化问题,亟待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焦点。作为一线大城市,北京已经进入老龄化时期,需要在养老问题上有更为深入的思考。将养老问题分为生存保障和发展保障两个部分,以养老金、医疗和服务为具体形式,通过对制度层面和生活模式层面进行分析,发现当前适合北京的养老模式应为社区居家养老模式。

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管理 篇9

韩丁先生所著《翻身》以一种纪实小说的体裁, 将张庄村在1948年土改工作的点点滴滴进行了记录。1948年随着上级整党和土改工作的部署, 张庄村在上级的指令下开始了对村庄的整党和土改工作。经过一系列的清算运动、过关会、复查和自报公议等, 张庄在土改运动中进行了几次阶级划分, 在阶级划分中, 贫农成了一种人人想争取的骄傲身份。虽然在此次整党和土改运动中, 共产党领导和张庄人曾出现了一些问题和错误, 但经过不断的试错与改正过程, 张庄村的封建地主剥削制度逐步走向消亡, 农民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翻身, 这也是后来《翻身》出版之所以引起世界巨大反响的重要原因。

张庄的整党和土改运动是全中国诸多农村景象的一个缩影。韩丁在《翻身》中不仅肯定了土改所取得的成就, 也如实地再现了共产党和农民在其中所犯的错误和产生的荒唐的问题。在整个运动过程中, 共产党凭借其最初纯净的革命精神和平均主义的思想, 在一系列的阶级划分、交公粮、退赔、自报公议、过关会等过程中充当着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 尽管问题重重, 但正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其不断的前进和纠错中, 土改运动才得以顺利实现。正如韩丁在《翻身》中所述,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贫农就很容易把革命向‘左’偏得很远, 以致走向反面, 造成右的复辟。没有共产党, 贫农就很可能分掉一切东西, 连农舍里最后一副碗筷, 工厂里最后一个齿轮和车轴都要分掉……”*。韩丁在《翻身》中展现了描述了当时农民的悲惨遭遇, 这与实际情况是一致的。1948年土改时期的张庄村民, 无论是生活水平还是生产活动都极其落后, 妇女地位非常低下, 毫无任何财产权可言。张庄三次的阶级成分划分遵循依靠贫农, 联合中农, 孤立富农, 反对地主的宗旨, 而其中贫农是每个人都力争要证明的身份。阶级划分本应采取村民就个人财产进行相互评议的原则, 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农民进行阶级划分的依据往往是个人的恩怨宿仇。因此, 这种极端民主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却造成了现存秩序的进一步崩溃。

历时近一年的张庄整党和土改运动在共产党员和村民的不断摸索和试错中终告结束, 农民获得了更多的生产机会, 生产的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提高, 妇女也逐渐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土改后的张庄虽然生活条件一如从前, 但翻了身的张庄人精神面貌却得到了很大改善, 整个村庄呈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

二、土地制度变革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60年后的张庄

从《翻身》到《深翻》, 张庄经历了土改、农业合作化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以及2003年后推行了农村税费减免制度并开始了新农村建设, 尤其是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完善了我国农村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从最初的土改至今, 张庄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这六十年间, 张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再是韩丁笔下那个破旧不堪、生活落后、生产低下的小村庄, 如今的张庄作为招商引资的模范村庄, 处处充满着欣欣向荣的生机和活力。

农村的社会变迁, 使得农村越来越走向现代化, “社会变迁象一条红线一样, 贯穿于整个的乡村社会。……现代社会中的主要倾向是各类组织的复杂组合。商业、学校、教会、农场以及社区都在走向联合。此外, 社会变迁还包括‘部分时间农业’的增加;乡村的工业化;大量人口的地理流动;交通和通讯设施的改进;效率提高和面向城市的农民增加;农民不再是一副乡巴佬的样子, 他们也买衣服穿;乡村人与城市人的价值观越来越接近。变迁影响了农民, 同样也震动了那些居住在小城镇和城郊的人”。在张庄, 土地制度的变革对村庄社会变迁的影响可以从农民状况、农业经济以及农村面貌这三个方面的影响和作用进行概括。

(一) 农民状况的变化

土地制度变革对农民状况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农民人口的变化、人员流动、农民的行为方式和心理变化、农民的社会分层。1948年土改之前的张庄村民, 大部分属于贫雇农行列, 受雇于村庄少数几个大地主如申金河、王来顺等, 无论出于一些正当理由或莫名的借口, 长期处于地主的剥削当中。贫雇农不仅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和地位, 而且毫无家庭生产和传宗接代的能力。同时, 除了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原因, 封建地主剥削制度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张庄高死亡率的普遍化。在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下, 村民除了深受地主盘剥而毫无生存保障之外, 很多村民为了生存背井离乡外出讨饭, 而往往饿死在他乡成为孤魂野鬼。1948年土改之后, 张庄完全消灭了封建地主剥削制度, 随着全村所有的地主被贫雇农批斗、没收财产直至倒台, 张庄所有的贫雇农成了村庄的主人, 彻底翻身过上了以往想都不敢想的新生活。而如今, 60年过去了, 张庄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户村庄, 全村705户共有2900人。即使不用强制手段来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指令, 张庄村民从思想上和实际行动上也不愿再多生多育, 一方面是出于巨大的经济压力, 如子女教育费用, 另一方面是很多村民从现实意义上也体会到了独生子女的好处。同时, 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张庄的老年人均比较长寿, 除了为老年人的医疗卫生等提供保障外, 村庄还兴办了两个老年人活动室和文化活动室以及其他的活动场所。总体上来说, 张庄村在保持人口均衡的基础上, 提高了人口再生产的能力, 为村庄创造了更多的劳动力。

社会变迁在促进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同时, 理应会带来大量的人员流动, 造成大量的农民工流向城市。60年后的张庄与1948年相比, 出现了更多的外出务工人员, 一是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多, 二是交通设施建设的完善化促进了人员的大规模流动。然而如果与我国中部和南方农民工输出密集地区相比, 张庄只有极个别的十几户家庭外出务工, 绝大多数村民都在本市范围内寻找就业机会。这也是晋东南地区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大多数农民守土不离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归纳为自然因素、传统观念和乡村工业化三方面原因。首先从自然因素来看, 晋东南地区煤炭资源比较丰富, 仅就张庄村所在的长治市来说, 就有三四百家煤矿, 其中除了当地比较有名的矿物集团和大型煤矿集团外, 大部分煤矿集中于村庄附近,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附近村民的就业问题, 尽管工作危险系数比较高, 但高额的工资和优厚的福利待遇对村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其次, 传统思想中的恋家守家观念在村民的心里已经刻上了深深的烙印, 所以当地的村民宁愿守着家乡也不愿长年外出务工。再次, 由于60年间张庄村在韩丁先生影响力的作用下,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一跃而成为远近闻名的模范村, 因此, 得益于所谓的“韩丁效应”, 张庄村吸引了很多工厂的投资, 同时也带来了张庄附近非常便利的交通条件。张庄村地处长治市北郊长北工业小区, 长榆公路, 郑太、邯长铁路纵贯南北, 临近晋东南最大的火车编组站—长治北火车站。除了外来投资的厂矿外, 张庄村民自己投资兴办的厂矿也非常多, 如洗煤厂、水泥厂等。因此, 综上所述, 60年间的社会变迁并未对张庄的人员流动带来很大的影响力, 依然有绝大多数的村民选择在本土进行发展。

随着社会变迁的发展, 农民的行为方式和心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出现了农民间不同层次的分化。在张庄, 随着新农村建设以及乡村工业化的发展, 村民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越来越趋向于现代化和城市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村民对土地的心理与土改之时的巨大差别。土改时村民把土地视为生存的根本之所在, 千方百计证明自己是贫农以求分到没收自地主的土地, 并将全家人的生命与土地等同起来。而如今, 在人均耕地将近一亩的情况下, 村民普遍认为, 单纯依靠土地是毫无任何较大的经济收益的, 他们更多地是依赖于非农业生产的发展, 比如到附近厂矿工作或自己开办一个小型工厂之类的, 所以造成了对土地的不珍惜, 越来越多的人, 尤其是搬迁至城镇或市区的人将土地流转到亲戚朋友手中, 成为了不再依靠耕种土地的“城市人”。

(二) 农业经济的变迁

60年前土改时的张庄村民将土地视为其一切财富的总和, 拥有土地的多少就意味着其家庭贫富状况的不同, 村民将其一切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用于土地耕种上。而在张庄现今人均土地耕种面积将近一亩的情况下, 村民的家庭收入更多地反映在非农产业方面。张庄村民人均年纯收入为5335元, 大部分来自于非农产业。因为除了农业耕地面积较少之外, 当地的农作物一般是一年一季或两年三季制, 而且主要的农作物是玉米, 不仅村民的农产量较少, 而且玉米的收购价格在当地属于较低水平, 所以单靠农业种植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致富的, 所以张庄村出现了很多的畜牧业、养殖业和种植业相结合的家庭。更重要的是随着税费制度改革的实现, 村民可以不再束缚于土地上以求获得最大的土地收益来交纳一系列的税费,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张庄村民的生产经营结构, 更进一步地鼓励了村民转向非农产业进行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非农产业方面, 在过去的60年中, 韩丁先生曾先后30多次“回娘家”进行深度的考察和访问, 同时也为张庄的招商引资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 直到目前, 张庄虽作为一个村庄但其附近却是厂矿林立, 所以有人说张庄已经实现了城镇化是不无道理的。张庄附近的厂矿在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 也为村集体创造了相当可观的收入。此外, 60年前传统的手艺人如木匠、铁匠等靠合伙经营店铺来增加自己的收入。而如今村庄的六家私人合伙企业和集体企业, 除了吸纳村庄劳动力之外, 也为村民创造了大部分的收入。

(三) 农村面貌的改善

随着土地制度的一步步变革, 张庄摆脱了封建制度压迫下的昏天暗地, 村庄面貌得到了逐步的完善, 村民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城市化, 主要表现在交通和通信设施、住房、文化教育以及村庄治理模式的改善等方面。如今的张庄实现了“村村通”、“户户通”、“组组通”, 水泥路和柏油路覆盖至全村村民门前, 彻底改变了60年前那种泥泞的土路。通往市区和长治北火车站的公交车每五分钟一班停靠在村庄入口, 方便了村民的出行和工作。同时, 有线电视、网络和电话也惠及了全体村民, 人们可以足不出户便了解到外面的世界。而在60年前, 村民还要依靠上级政府开具的“路条”来实现与外界的联系。因此, 交通和通信设施的改善从外部和内部都加强了村民与外界的联系。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张庄就开始了居民楼房的普及, 过去那种饱受风雨的土坯房也早已交给了历史。在村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同时, 村庄的精神文化建设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教育的普及率几乎实现了百分之百。另外, 在村庄治理模式方面, 完全改变了过去由村庄地主、恶霸统治的形式, 通过国家权力对村庄的慢慢渗透, 形成了国家与村庄自治的良好结合, 村民自治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体现。

四、土地制度变革的未来发展趋势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土地在社会变迁和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明确了我国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未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要在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制度的前提上, 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村土地进行市场化的宏观管理, 保证和提高农村土地的数量和质量, 另一方面, 在建立市场化的土地流转制度的同时, 充分发挥土地流转对农村的保障作用。通过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促进农民对于土地的自由经营和流转, 实现规模经营, 进而推动农村社会变迁和农村现代化。

摘要：中国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变化, 这与农村土地改革是密不可分的。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以60年前美国学者韩丁在张庄参与土改并以此为题材著成《翻身》为例, 结合笔者在张庄村实地调研过程中的所见所感, 来比较《翻身》所述1948年的张庄与60年后张庄的巨大差别, 从而揭示土地改革对农村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土地改革,变迁,现状,趋势

参考文献

[1]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M].北京出版社, 1980

[2][美]埃弗里特·M·罗吉斯, 拉伯尔·J·伯德格.王晓毅, 王地宁译.乡村社会变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