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中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精选10篇）

中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篇1

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日本和中国同为亚洲邦国, 邻国之邦, 文化习俗相近, 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儒家思想文化传统和家长式的治理传统深刻影响着中日两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然而, 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起步较早, 受西方福利主义影响较大, 成就显着。战后日本特别关注并较早形成了覆盖全体农村劳动者和农村人口、许多方面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中国, 现在城市已经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可是在农村, 农民的社会保障状况远远达不到农民想要的需求, 农民实际上是游离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边缘群体。中国和日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但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具体内容和特点方面, 两国间的差别相当大, 由此可以从日本的成功案例中找出对中国的有益经验得以借鉴。

二、中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内容比较

日本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有: (1) 日本80%以上农户都是兼业经营, 即同时从事农业和非农业, 从日本的现实情况来看, 非农业劳动的社会保障已成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 (2) “农业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农业灾害补偿制度, 农民年金基金制度, 粮食管理制度和蔬菜价格稳定制度。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健康医疗保险, 社会养老保险, 社会救助和社会优抚等内容。这种体系在一部分发达的地区已经较为完善, 但是覆盖面不广。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国政府现阶段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三、中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特点的比较

日本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四个特点:家庭保障功能不明显, 社会保障功能逐步增强;社会保障是自上而下的宫厅主导型, 具体的承担者和执行者是地方政府;农民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待遇的社会保障;农村的社会保障内容不是永不改变的, 它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 进一步符合农民的本身需求。

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具体的承担者和执行者主要是农村基层组织和社区基层组织, 国家政府的扶贫或救助只限于比较贫困的地方;中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大多没有太多的法律效率, 农民能否得到社会保障, 与当地的领导政策有很大关系;大部分农村的社会保障都只是能保证最基本的温饱问题, 与城市社会保障差距很大, 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社会保障制度差距比任何国家都大, 且短期内难以改善这种局面。

通过对比中日两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从中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 农村社会保险与福利的实施程度必须建立在相对应的经济基础上, 不能超出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 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过低不能满足农民合理的生活保障需要, 保障水平过高则会拖累经济发展, 而最终难以实现社会福利的目标。 (2) 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进程中加大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的力度, 切实推进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保证农村居民“全面小康”基本生活水平保障问题。对于经济条件较好而又自愿率先开展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地区, 应当允许并支持开展包括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试点, 并成为全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 受到法律的保护。 (3) 与日本的国情不同, 我国人口多, 地域广, 广大农村地区差异很大, 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应避免发生“一刀切”的状况, 应坚持自愿原则, 要避免强迫农民参加各种社会保险的做法。在沿海城市先开展试点, 有了经验后向内陆地区逐步推广, 以保障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能够顺利进展。现代农村经济已开始运行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 相当部分的农民脱离农村成为非农劳动力, 但是这些又存在新的一些问题。要组建完善社会主义保障制度, 让农民真正感受到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巨大变化。 (4) 在进行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要学习借鉴日本在基层组织设置“福祉事务所”专门负责协调管理农村居民各项保障工作的做法, 抓紧理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部门管理体制, 充分发挥村委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在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中的作用, 明确职责、理顺机制, 要加强农村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 提高整体保障效能。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稳定农村经济, 促进社会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摘要：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财政为了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保持经济和社会平稳发展, 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的为本国国民提供经济保障的制度类型。国际上凡是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国家, 均是能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国家。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杨秀丽, 索志林.中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及其借鉴[J].商业研究, 2006, (16) :109.

[2]周宏兵.统筹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考[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1) :77.

[3]张吉成, 刘楠.日本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J].内江科技, 2006, (3) .

中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篇2

作者：李鑫 刘玉平

论文关键词：新农村 农民养老保障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论文摘要：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和国家新时期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该文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许多地区的农民已经开始富裕起来，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小型化趋势为例进行分析，得出当前如何建立和完善一个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结论。中国农村已经建立起初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但还需要不断完善。最后论述了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相关问题，并对如何完善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立法提出了合理建议。

1、中国农民养老保障现状及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特点

在新农村建设中，中国农民养老保障主要有几种方式：第一，家庭养老，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动力为基础构建价值观动力的，许多农民依靠家庭养老;第二，土地保障，这也是传统养老方式;第三，农村社区养老，仅在少数经济发达地区试行，主要方式是提供养老金和建立敬老院等：第四，商业养老保障，仅在少数经济发达地区的富裕户中存在;第五，“五保户”制度，由农民集体经济组织负担，实行费改税以后将由政府负担，这在中国不宜普及;第六，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于1992年1月根据民政部(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基本方案(试行)》，在全国大部分县乡建立了统筹基金和个人养老金账户。

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根据自身特点鱼待解决的问题有：(1)集体保障功能严重弱化。(2)家庭结构变化，且人口老龄化态势明显。(3)农民家庭收入具有不确定性。(4)传统的家庭观念逐渐发生变化。(5)年轻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6)农村耕地减少，甚至宅基地也被征收。(7)农村消费市场一蹂不振。

2改革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措施和思路

针对中国农村特点，分类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对策：

2.1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主要是指：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

2.2农才卖养老救助制度

主要是指：建立高龄老人生活补助制度;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救助制度;做好农村五保户供养工作。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不能一嗽而就，应根据农村自身的特点和今后农村经济的发展从局部入手，逐步推进，走“渐进式”发展的路子。

健全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思考 篇3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农村社会养老 政府责任 多层次养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养老保障问题成为我国居民普遍关注的话题。与此同时，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每年大量的农村青年涌进城市，“空巢家庭”的数量在我国农村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以往农村的家庭养老模式、土地养老模式已经不再可靠，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在我国农村的推行已经机遇成熟。

基于我国农村养老面临的问题，2009年9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在中国的农村探索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农保制度，保障农村居民老年基本生活。

一、我国农村新农保的特点

我国的新农保本着逐步解决农村居民老有所养的问题，在《指导意见》中提出了“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原则。一是从农村的实际出发，低水平起步，筹资的标准和待遇标准要与经济发展及各个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二是个人（家庭）、集体、政府合理分担责任，权利与义务相对应；三是政府主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引导农村居民普遍参保；四是中央确定基本原则和主要政策，地方制订具体办法，对参保居民实行属地管理。

新农保较之老农保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首先，建立了农民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三方共同筹资的新模式。目前国家设立的个人缴费档次是从100元到500元5个档次，各个地方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增设档次；农民自主选择缴费档次，多缴多得。国家对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55元，其中国家对于中西部地区按照国家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对于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地方政府对新农保按规定给予补贴，国家规定补贴标准每人每年不低于30元。其次，建立农民个人养老金账户。同时要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做好监管工作，及时披露关于新农保基金的收支情况，严禁挤占挪用，确保新农保基金安全。

二、新农保推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新农保养老金的替代率偏低

我国农民基数比较大，自身收入比较低，国家在试点推进新农保过程中只能提供每人每月最高55元的基础养老金。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 ，按照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金额来计算，2009年我国新农保的养老金替代率为12.8%；这个比例与国际上公认的50%—60%的替代率标准相距甚远。2010年与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到5919元和6977元 ，新农保养老金的替代率分别为11.1%和9.45%，与逐渐增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郑秉文（2011年）指出替代率低主要有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内部原因是社保制度的计发公式设计没有跟外部经济高速发展进行挂钩。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每月每人55元的基础养老金额仅仅缓解了我国农村养老的部分压力，要想解决根本性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二）地区之间参保积极性差异大

目前，新农保采取的是农民自愿参保的原则，通过国家和各地方政府的积极倡导鼓励广大农民参加新农保。但是长久以来形成的以家庭养老为主的观念在广大农民心中是比较难以改变的，这就造成了新农保试点的推广存在一定的难度。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接受经济改革的时间比较早，思想也比较活跃，接受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比较高，但也存在着参保者大多数是经济较为富裕的农民，某些地方出现了“保富不保贫”的现象。中西部地区的参保率相对就会低一点儿，这与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有学者从公共服务角度指出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高于落后地区，直接影响公共服务水平提供的是区域间发展的不均衡。

（三）新农保的覆盖率较低

据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口数量约为6.74亿人，而农村新农保的参保人数却仅为1.03亿人，参保人数占农村居民总人数的15.2%，这个比例的参保覆盖率是比较低的。耿永志（2011年）对河北省首批新农保试点的18个县进行问卷调查显示部分农民具有较高的积极性，但是选择的缴费档次较低，对新农保的满意度适中；另外一部分没有参保的农民认为目前的养老金水平不能满足养老需求，对养老金具有较高的期望值。由此可见目前新农保的养老金水平偏低是影响农民参保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缺乏稳定与长效的筹资机制

在新农保的推广与发展过程中，稳定、健全的筹资机制（包括个人缴费、政府补助、集体补贴）是新农保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和保证。有调查显示，虽然我国目前提出的新农保各项保险水平还相对较低，但是因为有了国家和集体的补助，很多农民还是很乐意参保的。但是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集中了我国大部分的贫困人口，有些地区连温饱都难以解决，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的数额是比较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能够保证国家所规定的集体给予参保者每人每月不低于30元的集体补贴能够按时按量的实现还有待于考察。

（五）管理体制不健全

在新农保的管理体制上，全国大多数省市将新农保的管理划入了劳动保障部门，根据国家的要求同意建立参保档案，长期妥善保存。但也有很多地区没有实现管理职能的划转，依旧是依靠“旧农保”机构或者其他相关机构进行代理，这就造成了机构建设与国家制度建设不能同步的现象，服务跟不上新农保发展的速度和进程，不利于新农保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也体现在相关服务人员的业务能力、政策水平上。对相关人员的培训、管理不够严格，会影响新农保的推广，对新农保基金的管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潜在隐患。

（六）新农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困难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指导意见》，新农保基金在试点阶段暂时实行县级管理，随着试点的扩大和推开，逐步提高管理的层次。就目前来看，我国县级主管部门的基金管理水平比较低，缺乏可操作性，难以实现新农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关于农村社会养老基金管理体制问题，郑伟（2007年）认为我国农村养老基金管理过于分散，给基金的安全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监管力度甚微，导致非法投资和挤占挪用的现象十分严重。面对日前不断提高的物价水平，如何保证新农保养老金的有效保障水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新农保的运营应该体现出国家有效、有力的监管和安全营运，使之成为吸引广大农村居民参保的内在吸引力。

三、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议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统筹城乡发展，有利于发挥社会保障的调节作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让广大农村居民也能共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为推进新农保工作的进展，改善制度实施的效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快推进关于新农保的立法进程

有法可依才能具有规范性；有法可依才能给予农村居民稳定性。目前我国还处在新农保试点推广的过程中，一些问题的显现为我们立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新农保立法有助于明确政府的义务，强化政府的责任感，使之履行国家的相关规定；新农保立法同时也有利于广大农村居民对新农保本身的稳定性更加确信。针对新农保的立法是我国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保障，也是进一步打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项重要措施，有利于我国社会更加公平正义。

（二）提高保障水平

根据分析得出的目前我国新农保养老金替代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养老金的水平是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农村居民的生活需求的。要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障的支持力度，我国政府方面应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提高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的额度，农村的集体也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为广大农民群众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同时我们也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逐步开征社会保障税，为社会保障基金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

（三）加大政策宣传的力度

在新农保试点推行过程中我们发现，一部分农村居民对于新农保的政策还不是很了解，这样就造成了一部分人没有及时参保，造成了居民个人以及国家的双重损失。鉴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必须加大对新农保的宣传力度，让广大农村居民能够真实、清楚地了解新农保的相关政策，鼓励更多的农村居民参保，享受国家给予的福利政策。我个人认为在宣传的过程中可以把我国的优良传统“孝”的观念得以发扬光大，鼓励更多的农村老年人的子女为父母建立个人养老保障账户；鼓励有条件的子女选择较高档次的缴费标准，为自己的父母建立一个长效的养老保障机制。

（四）实现新农保基金的保值增值

目前我国物价水平不断上涨，如何实现新农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我们既要管好每一分“养老钱”，也要确保其保值增值。这样我们就要选择是养老金封闭式运行还是开放式运行。封闭运行是为了确保基金运行的安全，但是面对目前我国的物价水平其不利于保值增值；开放运行是为了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但是市场风险难以掌控会给养老金的运作带来一定的风险。鉴于这种情况，国家应该建立统一的新农保养老基金管理机构，由这样的专门机构来统一运作全国的新农保养老金，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

（五）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

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类型不再是单一的农民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农民工、失地农民、经营型农民、乡镇企业农民等多类型的人群。要想实现我国农村居民养老保障的全覆盖，就要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养老保障模式，各取所需这样才能实现人人养老都有保障。就农民工来说，流动性大是他们的特点，当他们由城市返回农村时如何做好养老保障账户的衔接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现在我国乡镇企业的日益增多，很多农民就近选择在乡镇企业就业，那么这一类农民的养老保障怎么交纳、由谁缴纳都是需要有专门的政策来加以规定，才能规范进行的。

建立和健全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对于缩小我国城乡差距、打破我国二元社会结构、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社会公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我国农村的特点，可以将家庭养老、土地养老与社会养老有效的结合起来，发挥三者各自的效用，逐步推进我国农村养老的社会化进程，实现广大农村居民老有所养与生活和谐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温家宝.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9.8.20.

[2]张向达，刘儒婷.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路径探讨.财经问题研究.2011.8.

[3]宫晓霞.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的财政支持研究.财政研究.2011.8.

[4]耿永志.新型农村养老保障试点跟踪调查—来自于河北省18个县（市）的农户.财经问题研究.2011.5.

[5]徐文芳.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目标、原则及路径.深圳大学学报.2011.3.

中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篇4

我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问题十分复杂, 不能完全地照搬先进国家的成功模式, 只能参照与我国农村社会背景相接近的国家的部分经验。2010年据日本农林水产省公布的“农林业普查”结果表明, 日本农民人口比重约为全国总人口的2%, 但控制着全国25%的选票, 农民组织即农协 (JA) 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决定农业政策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相较而言,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制度限制了农民权益, 在政策安排上整体性地倾斜工业和城市, 对农民利益的重视力度不够, 农民自身也缺少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 造成了农民权益缺失。虽然从农民利益角度看, 农民利益集团对中日两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但两国之间还是具有可比性的。首先, 欧美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从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开始实行国民皆保险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 而日本是一个从农业人口占近40%的国家, 发展成为农民人口仅占2%的经济强国。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有绝大多数的人口在农村, 与日本有着相似的经济背景。其次, 虽然日本不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 但日本农村的全面发展程度远远比不上城市, 我国这一问题也很突出。再次, 我国农业与日本农业在经营方面有相似之处, 如人均土地占有规模小, 都采用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分散经营方式, 且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较早, 受西方福利主义影响较大, 因此通过分析日本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财政

日本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 根据现实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和改革相关规定, 使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日益完善, 成为世界上较早的社会养老保险能够覆盖全体农民的国家。

(一) 日本农村多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险。

日本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始于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1959年4月16日颁布了《国民养老金法》, 强制要求20岁以上、60岁以下的农民必须依法加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参保的农民每月定额交缴1.33万日元的保险费, 低收入者经审查可免予缴纳。因此, 在20世纪六十年代时, 日本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已经覆盖了全体农村人口, 进入了“全体国民均享有养老金”的时代。为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 从1991年开始, 农民除了原先强制加入的公共性的“国民养老金”外, 还可选择性地以自愿缴费方式参加准公共性的“国民养老金基金制度”、“农民养老金基金”等形式, 其中加入国民养老金基金制度的农民在年满65岁后, 除可获得基础养老金外, 还可获得附加养老金;而加入农民养老金基金的农民在年满65岁后, 另外可再领取一定数额的农民老龄养老金。由此, 日本建立起了多层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二) 日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的财政支持。

日本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度体系中政府是具体的承担者和执行者, 充分强调了政府财政的供款责任, 财政在其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日本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中给予的极大财政支持, 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保险费的缴纳方面。政府对参加国民养老金基金的农民给予税收上的优惠, 对参加“农民养老金基金”且符合资格条件的农民给予保险费的相应比例的财政补助。财政补助的比例依据参保者的年龄及参保年限而规定不同的补助标准。其二, 养老金的发放方面。日本养老金最主要的构成就是基础养老金, 而基础养老金的财源除了来自农民缴纳的保险费外, 有1/3都是由日本的国库负担。从2009年开始, 该负担比例有所调整, 通过增收年金税、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的方式日本政府不断扩大财政收入、充盈国库, 增强了财政的负担能力, 国库负担基础养老金的比例上升至1/2。其三, 农业协作组织 (简称农协, JA) 是日本农民年金的经办机构, 拥有近1, 000万会员, 其设立和发展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由于其资金来源由所有成员交纳的会费及保险费构成, 属于损益共担的互助互济机构, 更强调了个人的责任, 财政方面主要是承担监督责任。

二、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财政

随着我国农村居民老龄化群体比重的迅速增加和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转变, 我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一)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历程。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始于20世纪八十年代, 经过试点后于1992年民政部颁布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 (即老农保) , 各地参保人数逐渐增加, 到1998年底, 我国已有2, 123个县市和65%的乡 (镇) 开展了老农保工作, 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达到8, 025万人。但在1999年7月中央开始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和整顿, 在受到诸多现实条件的限制下, 很多地方的老农保工作基本已经处于停滞状态。2002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根据中共“十六大”报告强调提出, 参加老农保的资格群体是进城务工的农民、被征用土地的农民以及农转非人口, 可见老农保并未惠及我国所有的农民。截至2008年底, 全国有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 905个县 (市、区、旗) 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积累保险基金354亿元, 5, 374万农民参保。2009年我国启动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简称“新农保”) 的试点。新农保正确界定参保范围, 《指导意见》规定年满16周岁 (不含在校学生) 、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 均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新农保。2009年全国参保人数为8, 691万人, 1, 500万左右60周岁以上的农民领到了中央财政补贴的基础养老金, 农民的养老问题有了制度性保障。

(二)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支持。

目前,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老农保和新农保并存。新农保是在经过多年老农保实行的基础上, 针对其出现的问题进行改进和完善, 还处于试点推行阶段。

1、老农保的财政支持。

从老农保来看, 原先民政部制定的《基本方案》在资金筹集规定“个人缴纳为主, 集体补助为辅, 国家给予政策扶持”, 但国家政策扶持这块在实践中并未充分发挥作用, 国家不承担直接财力支持, 所谓的政策扶持就是一些地方开展了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可适当减免税收, 这就不是财政支持了。而地方财政仅负担了经办机构费用, 也没有其他的扶持政策, 甚至有些经济比较落后、财力不足的地方连此项费用也不予以负担。在集体补助这块来看, 集体的积累基金主要来源于乡镇、村办企业的创收, 而这些企业的低经济效益经常导致集体补助养老金难以到账, 尤其在乡镇企业改制后集体补助难以为继。可见, 老农保实行的是“完全积累制”, 国家财政没有给予充分的支持, 仅靠农民的自我储蓄积累来筹资。由于财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投入严重不足, 使得财政发挥的空间较小, 资金来源不足, 连年来增加的速度又远远落后于通货膨胀率, 降低了实际保障标准和保障水平, 导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难以展开。因此, 老农保的社会化程度较低, 有能力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群体大多是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富裕农民, 而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 很多贫困农民因交不起保费而无法参保, 也就无法享受到该制度的利益。

2、新农保的财政支持。

虽然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强调个人应承担缴费义务, 但是国家的扶持也是提高农民参保热情的重要因素。因此, 在新农保中针对老农保集体补助过少、国家扶持形若虚设的状况, 提出了一些新的措施。新农保规定, 实行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 资金筹集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具体而言,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 国家财政全额支付农民的最低标准的基础养老金, 即每人每月55元。由于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助, 对东部地区补助50%。这样, 可以使经济不发达乃至贫困地区的农民也能纳入新农保制度中。通过此项措施, 使农民可以和城镇居民一样享受社会养老保险, 体现了新农保的公平性和普惠性。其二, 地方财政对农民缴费实行补贴, 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 如果地方政府财力较为充实, 可以适当提高补贴标准。另外, 对于农民选择比较高档次缴费的, 地方政府给予适当鼓励。具体而言, 农民每增加一个缴费档次, 地方政府就增加缴费补助5元。当然, 政府还要考虑一些困难群体, 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等困难群体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保险费, 使得那些最需要参保的贫困群体也在制度覆盖范围内。其三, 国家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情况, 适时调整全国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 这是从政策上对新农保的支持, 以保障农民的生活待遇水平。可见, 新农保实行的是部分积累制, 强调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的有机结合, 尤其是充分强调了财政资金在社会统筹中的作用。

三、比较与借鉴

日本较为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赖于其成熟的经济社会条件, 如工业化水平较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降低、中央财政用于社会养老保险的支出比例较高等。从财政角度看, 国家财政的支持是关键因素, 这使得日本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能够切实地在全体国民中迅速普及并逐步健全。我国的新农保正在试点阶段, 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 可以在今后推广实践中总结和借鉴日本的经验以完善我国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一)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体系。

日本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立法先行, 《国民养老金法》是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法律保障, 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对该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这就从法律上为政府给农民提供社会养老保险服务提供了确实依据。我国到目前为止, 不论是在老农保的实施过程中还是在新农保的试点阶段, 都没有一部专门的社会保险法, 基本上都是一些方案、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 尚未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因此, 可以仿效日本,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出台一部针对性、指导性和规定性较为明确的《农民养老金法》, 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目标、范围、筹资渠道、养老金基金的运营和监督管理、有关各方的责任和权利等各方面原内容加以细化, 从而为新农保的顺利开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二) 增强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着认识的误区, 放大了政府的责任作用, 认为政府应当为农村贫困群体提供养老的保障, 即养老金的支付应当多为财政资金投入。通过对日本经验的考察, 日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成功运作有两点关键因素:一是实行公共性的国民养老金, 以“国民皆保险”为口号通过法律形式强制性地将农民纳入国民养老金体系;二是推行准公共性的国民养老金基金制度, 强调了农民以自愿缴纳保险费的方式进行自我积累, 满足养老金的支付。而这两大措施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政府的作用。因为社会养老保险就是一种社会政策, 是一种国家政府行为, 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因此, 我国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作用应予以调整, 一方面要确实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 将中央财政专门划出一部分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以保证基础养老金的发放, 同时地方财政要落实政府补助方案, 体现专款专用;另一方面要把政府的作用渗透到养老金计划中, 如实行参保以自愿为主, 强制措施为辅的方法。我国目前在农村推行统一的法定社会保障的条件不成熟, 不能盲目地照搬日本经验, 如果一味强制全体农民加入养老保险等, 农民收入本来就不高, 加之对社会保险的认识不足, 会因支付较高的保险费加重他们的负担而产生逆反心理, 不利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进。在实际操作中, 政府应积极鼓励、引导农民以自愿为主的方式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 如果人均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 可以相应实行强制保险。

(三) 设立农民互助保险组织。

日本的农协是以农民的互相扶助为指导思想, 共同承担基金筹集的责任。从理论上讲, 由集体经济来承担农村社会保险的事务, 管理成本低。由于我国农业各地发展不平衡, 国家财力有限, 在现阶段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尤其是老农保) 主要还是以农民个人和集体补助为主, 可以考虑建立以县 (县级市) 为单位的农民互助保险组织, 资金来源为农民个人负担的保险费和会费, 强调了个人责任。个人责任在于个人参与, 包括经济上、服务上和管理上的参与。参保农民彼此了解情况, 对资金的运作和使用起到监督作用, 当经费紧张时, 就降低支付的互助金标准。这既体现了社会保险的互济性,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家的财政压力。

(四) 加大财政投入, 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要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 目前的情况还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或是全国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只能考虑在财政负担的能力范围内实施。财政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最后承担者, 在财政许可的情况下, 要投入资金作为保险基金的补充。从日本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来看, 国家与地方政府给予了诸多的资金支持。我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0, 507亿元, 财政收入达到68, 477亿元, 在经济形势趋好、财政较为丰裕的情况下, 要积极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投入力度, 在政策上也应该给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充分保护和优惠。

鉴于资金来源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核心环节, 因此一方面国家财政拨款要倾向于经济不发达的贫困地区, 对各类社会保障企业实行财政扶植和减免税政策;另一方面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 依据保险学上的大数法则原理, 即以多数人的力量来共同分担少数人面临的风险, 强调了保险人尽可能多, 开拓多种资金渠道。一是土地及其附着物的收益可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金。土地是农民生存的依托,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考虑将土地出让金与土地使用费的合理部分充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二是国有资产收益可部分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国有资产是全民的资产, 有着属于农民的那部分资产收益, 但目前农民并未享受到这一公共产品的权利, 社会公平被严重扭曲。因此, 可以通过对现有的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存量通过上市、兼并重组、拍卖、回购等手段予以变现, 转入国家财政, 再通过转移支付等形式, 划归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 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三是部分税收收入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采取一种非指定税或准指定税的变通方式进行融资, 即在总财政收入中, 按照一定的比例拿出一定的款项, 定期划拨入养老保险专项基金中。

参考文献

[1]刘锋.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国民养老金为中心[J].国外理论动态, 2008.01.

[2]马光焱, 李中义.人口老龄化下日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分析及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 2009.23.

[3]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cn.chinagate.cn/population/2010-07/13/content_20488680.htm, 2010.7.13.

[4]万解秋, 贝政新, 黄晓平等.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

[5]崔万有.日本社会保障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中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篇5

式社会保障制度

文/李致鸿 21世纪经济报道李艳华泰康养老董事长 “受人之托，勤勉尽责。”日前，泰康保险集团执行副总裁、泰康养老董事长李艳华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既是泰康养老的经营理念，也是自己人生的座右铭。”

事实上，关于养老话题的热点不断。3月29日，人社部和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将完善待遇确定机制、建立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建立个人缴费档次标准调整机制和建立缴费补贴调整机制等；而由2018年全国两会衍生出的养老政策，落地预期亦在加强。

对此，李艳华指出，“在社会养老保险中，建议继续扩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让保险公司或社会化经办机构，更多地参与其中。目前，市场上新建企业年金的企业不多，应该进一步制定促进企业年金发展的政策，并且切实降低企业负担，为企业年金释放空间。除第一支柱社会养老保险外，第二支柱企业、职业年金和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应对老龄化的作用日益突出，应该加快养老保障体系的结构调整。” 李艳华强调，与其它保险公司比，泰康养老最大的优势是“医养GBC模式”，即医养保障覆盖政府、企业、个人。目前，泰康养老政府项目已经覆盖39个城市，服务的企业客户已经超过40万家，政府和企业客户延伸覆盖的个人已经超过6400万人次。

建立大病保险盈亏调节机制

在医疗体制改革中，李艳华认为，“保险公司一方面可以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经办，另一方面可以提供补充医疗的保险产品。例如，在社会保险经办中，可以发挥网点优势，提供异地结算等服务；发挥精算专业优势，为健康管理、支付方式等改革提供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大病保险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8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建议，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保障水平，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再增加40元，一半用于大病保险。

李艳华认为，“首先是要完善大病保险制度，其次还要提高大病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大病保险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保险公司承办，保本微利是重要原则。对于保险业而言，在保本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参与这项制度的社会意义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如果保险公司长期亏损，将会影响继续承办的积极性，对大病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带来风险。由于基本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和保险公司系统尚未对接，使得保险公司难以在医疗审核控费方面发挥作用。” 为此，李艳华建议，“一是建立盈亏调节机制，遵循收支平衡、保本微利的原则，比如对于超过保险公司保本微利范畴的结余，保险公司要全额或部分返还，而由于政策调整等带来的政策性亏损则不应由保险公司承担。二是实现信息共享，加快推进开放基本医疗保险信息系统接口，实现患者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信息和大病诊疗信息、费用结算信息等实时共享。”

此外，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分级诊疗”成为热词。所谓分级诊疗制度，即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及治疗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疾病的治疗，实现基层首诊和双向转诊。

李艳华表示，分级诊疗制度要有抓手，泰康保险正在积极推进。“一是建立分级付费机制；二是要有明确的支付标准，这个标准是基于循证医学、临床路径、诊疗规范来制定，要依靠信息化技术手段；三是支付方式改革，包括病种付费、人头付费、复合付费、DRGs的机制；四是建立构架管理方案，探索不生病、少生病的实现路径。” 长期护理保险契合“医养结合”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呼声渐高。所谓长期护理险制度，即主要是为被保险人在丧失日常生活能力、年老患病或身故时，侧重于提供护理保障和经济补偿的制度安排。2016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的原则性要求，明确15个试点城市，标志着国家层面推进全民护理保险制度建设与发展的启动。

对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李艳华认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有三大难点。“一是照护服务的管理，包括服务标准、人才培养和质量控制等维度；二是失能鉴定标准建设，不可简单借鉴国际经验，需要在科学化和运行操作的社会化两个层面下功夫；三是信息化的建设，长期照护不仅是简单的医疗行为，还有众多围绕健康促进、预防保健，慢病防控的生活日常照料内容，因此长期照护的系统群也是要集待遇申请、失能评定、护理服务提供、服务评价、费用结算于一体的全流程解决方案。”

李艳华指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会从更深层次推动医养结合的发展，可以成为国家应对老龄化的顶层设计。“老龄化带来的不仅是养老资金不足的问题，与之相伴而生的失能人员照护问题，即‘ 养和康 ’ 的问题也是事关国家发展、百姓福祉的重要课题。‘ 长期照护病床一床难求’、‘ 护理人员缺口超千万 ’、‘ 护理服务没有标准化流程 ’ 等焦点问题处理不好，将会引发更深层次社会问题。”

“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后，既能发挥保险的资金补偿功能，也可以通过政策、资金引导，撬动老年医疗照护服务业走向正轨。统计数字显示，15个试点城市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后，吸引投资72亿元，新增养老机构284家、培训机构44家，直接拉动就业2万人。近年来，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到推进‘ 医养结合 ’，而从广义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成为典型的‘ 医养结合 ’ 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泰康保险已经承办江西上饶、新疆石河子、四川成都、湖北荆门、黑龙江齐齐哈尔、浙江嘉兴等9地的长期护理保险，覆盖500万参保人口，协议管理170余家照护机构，培训居家照护人员千余人。预计职业年金将高速增长

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布职业年金招标结果，泰康养老等8家机构入围受托人名单，这标志着全国职业年金法人受托评选工作的全面启动。关于职业年金的最新进展，李艳华透露，“根据我们了解，目前福建、海南、河北、山东已经公布细则，还有多个省份细则已经进入审批阶段。” 李艳华强调，“职业年金是省级统筹、财政拨款，面向机关事业单位，具有强制性。从本质上看，职业年金是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的延期支付，是为未来退休养老做准备，以避免基本养老保险不足导致生活水平下降，是关系几千万人养老保命的大事。由于省级统筹、资金集中，对安全、业绩和服务有着更高要求，即职业年金更注重长期稳健和可持续盈利。在职业年金的管理上，国家不再允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受托，表明重视受托人的专业性，受托人的责任更加凸显。”

在职业年金的规模上，“职业年金是财政拨款，缴费具有可持续性，预计将会高速增长。有专家预测，按全国机关事业单位人员4000万人，合计缴纳职业年金费用为工资的12%计算，2019年的累计规模可能会达到万亿。”

中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篇6

一、中国传统孝文化的要义

中国作为一个颇具文化渊源的国家, 其文明形式及发展演变都能找到文化的痕迹。中国传统孝文化是指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家族社会中, 为适应维护家族制度稳定和协调父子关系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孝的观念、规范, 孝的行为方式及其政治性目的和广泛的社会性衍伸的总和。 (1) 孝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为官方所吸纳、肯定, 并作为主流文化意识予以推广, 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著名学者谢幼伟指出的那样:“中国社会是以孝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孝浸入中国社会的每一部门, 渗透到中国人的一切生活中。” (2)

《孝经》和《二十四孝》是孝文化最重要的著作, 前者为理论阐述, 后者是实践例证。根据《孝经》对传统孝文化的注解, 孝是“德之本也, 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教民亲爱, 莫善于孝”, 要求庶人“谨身节用, 以养父母”。《孝经》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养、敬、顺、恒四个方面, 其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表现形式, 但其思想上的指导作用, 作为文化的软约束力始终延续, 本文援引《孝经》中的论证, 提取其与养老有关的合理成分, 将中国传统孝文化的要义归纳如下:

第一, 养:赡养, 即物质层面的孝, 表现为对长者的奉养和悉心照料。基于血缘关系和父母权威的崇老思想, 使孝的首要表现为“善事父母”。

第二, 敬:尊敬, 即精神层面的孝, 表现为对长辈的敬重。孔子和孟子在阐述其伦理观时, 认为“敬”是发自内心真诚地爱父母。“子曰:‘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至于犬马, 皆能有养;不敬, 何以别乎?’” (3)

第三, 顺:顺从, 即行为层面的孝, 在合理的行事范围内不违背父母的意志, 使自己成为父母意志的执行者和体现者。孔子认为“孝”是“无违” (顺) (4) , 就是不要违反前辈。

第四, 恒:永恒, 即时间效应的孝, 就是保持一颗永恒的孝心, 同时使尽孝的能力不会穷尽空乏。孝道, 是一种永恒的孝和爱。

传统孝文化在养老方面的思想要义, 主要建构在以家庭为核心和养老支柱的养老环境下, 其相应的实现形式更依赖于传统的家本位养老保障, 这与封建社会相对简单的人口结构, 稳定的人口迁移, 大家庭的居住模式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家庭养老模式的盛行和孝文化的传承。然而现代社会养老环境的变化, 必然要求孝文化以新的方式实现和传承, 并且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养老保障制度。

二、养老环境的变化使孝文化以社会化的形式实现和延续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演变, 养老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 使传统孝文化的实现形式相应改变。所谓孝文化实现形式的社会化, 并非否认家庭的基础地位, 而是以家庭为依托, 养老支柱和主体责任向社会倾斜, 构建政府、社会、家庭有机协作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一) 家庭保护职能的弱化使现代孝文化中“恒”的实现趋于社会化

伴随着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进程, 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趋于瓦解, 传统家庭由生产实体转变为消费实体, 其保障功能逐步缩小, 进而使传统的家庭保障在不同程度上逐渐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作为在传统孝文化下养老制度独立经济来源和责任承担主体的家庭, 其保护职能的弱化, 使得要实现孝文化的要义———在时间效应上永恒的稳定的孝受到冲击, 必使养老保障形式向社会倾斜, 即从社会寻求相对稳定和持续的保障支点。建立起包括社会、政府、家庭在内的孝文化的实现———即社会化养老保障的制度。

(二)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使孝文化中“养”的资金来源社会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对中国养老保障制度提出严峻的挑战。人口老龄化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少, 需受供养的老人在增加, 即社会总抚养比上升, 导致分配制度结构的变化, 进而打破了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平衡。同时, 老年人比例的增加加重了家庭养老的负担, 使很多家庭难以胜任养老重任。因此为切实履行孝文化要义中的“养”即赡养义务, 养老资金来源形式向社会倾斜。通过养老资金的社会化汇集和调剂, 规避单个家庭短期和结构性风险。

(三) 人口流动使孝文化中“敬”、“顺”的实施主体转向社会化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伴随大量的人口流动, 这一现象延伸到农村则更明显的表现为空巢家庭的出现。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人口流动增大, 核心家庭普及, 空巢家庭出现, 家庭规模缩小, 子女闲暇时间和直接伴随长辈的时间显著较少, 甚至出现老人长时期独立生活的局面。在当代中国社会, 孝文化思想要义中“敬”和“顺”, 以家庭为单一依托无法继续延续, 无法完全依靠家庭成员作为实施主体, 进而必须向社区和社会寻求依靠。所以, 完全由子女承担传统孝文化中“敬”和“顺”的责任,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切实际, 传统孝文化实施主体的社会化转变势在必行。

三、运用孝文化软约束力推动社会养老制度建设

(一) 加大对孝文化现代价值的宣传, 提高社会养老保障覆盖面

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重倡新时期的孝文化, 需要我们站在时代的前沿, 立足和谐社会养老保障的要求, 对新时期孝文化的内涵再发掘, 弘扬其精华, 剔除其糟粕, 并赋予其与时俱进的时代内容, 加大对孝文在现代社会养老方面优秀要义的剖析和宣传, 提高大众社会养老保障意识, 提高社会养老保障缴费率和覆盖面。

首先, 随着社会的发展, 传统孝文化中有些道德要求已经显得迂腐、落后、甚至愚昧, 如“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守我堂前三年孝, 不知门外四季春”, “父母在, 不远游”, “割股疗疾”等, 这些落后保守和不当的尊卑观念已不再适应新社会的要求, 必须剔除。其次, 养老环境的变化, 使孝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实现形式已经发生变化, 不再等同于家庭独立的养老壁垒。社会养老保障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 因此作为社会养老保障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养老保障意识也应该是一种大众意识。在现有社会和经济发展难以触及的领域, 加强孝文化的现代价值的思想认同具有至关重要的补充作用。

(二) 加大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文化建设, 健全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障

综合考虑各方因素, 在中国, 孝文化的延续需要根据具体的层次建立不同的孝文化延续方式和衡量标准, 逐步推动层次间的融合。在社会养老保障领域, 通过孝文化的宣传建设, 加大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文化建设, 延续孝文化, 健全以家庭为依托, 以社会为基础和后盾的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建立国家基础养老保障, 以社会和企业为补充, 以及家庭和个人自主养老保障模式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障模式, 使孝文化的承载主体多元化, 资金来源多样化, 服务管理社会化, 更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规范完善和孝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新和传承。

(三) 以孝文化软约束力和舆论监督及时修补社会养老制度建设的不足, 提高养老质量

文化建设和文化管理主要是内在的文化自律与软性的文化引导, 社会养老保障文化也不例外。加强孝文化现代价值的建设和管理, 可以增强民众对社会养老保障的心理认同, 增强他们参与社会养老保障的自主意识和主动性, 使之在处理社会养老保障相关事务时达到自控和自律。通过孝文化的软约束力的渗透和舆论的监督, 及时快速的反映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中的缺陷, 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发展和完善的氛围和环境。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不仅仅指硬性指标的完善和制度建设的合理, 还包括社会养老保障的心理认同和制度缺陷的灵活弥补。对养老质量的提高, 还需建立完善的衡量体制和质量监控体制。

四、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推动孝文化合理传承

具有现代社会适应性的孝文化对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有很大的软约束和补充作用, 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优秀孝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一) 孝文化在现代社会延续的现状

30年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经济的空前繁荣, 更引发了包括孝在内的道德观念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意识深刻影响着家庭中的父代与子代间的关系, 代际公正、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 孝文化的现代化趋势日益增强。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惯和家庭观念在事实上已经开始瓦解, “厮守家庭”意识逐步弱化。孝的运行机制———对父母“行孝”的原始形态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孝文化理念实现的土壤缩小, 对传统孝文化的质疑增多, 而同时孝文化现代价值分析和认可的滞后, 合理的孝文化延续形式的缺失, 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以致对老人的遗弃, 忽视现象频繁出现。孝文化的缺位, 加速了社会动荡, 使社会养老局面堪忧。

(二)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推动孝文化的合理传承

制度是文化演变的工具, 制度的刚性可规范文化的合理传承。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 使对老人的赡养提到大众关注的高度, 通过社会资源的再分配, 让老人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同时为孝文化的实现构建合适的平台, 建立良性的运行机制, 丰富了孝文化在现代社会延续的土壤。而传统孝文化中的精髓是中国仁爱精神的根本, 中国人文主义的文化精神之一就是孝文化。弘扬以孝为起点和核心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 是建设当代社会文明、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资源之一, 是传统文化与当代文明衔接过程中的一个较为恰当的切入点。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在中国的建立适应了孝文化变迁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是现代社会传承孝文化的重要形式。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应当认可和利用孝文化的软约束力, 使文化与制度建设并行。充分发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传统孝文化二者的优势, 注重二者的结合和互补, 准确定位孝文化在社会养老保障领域的要义, 利用中国人的文化特性, 加快制度文化建设, 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同时推动孝文化的合理传承, 发展孝的现代价值, 办好社会公益事业, 实现文化和制度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吴俊艳, 吴俊蓉.中国传统孝文化探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 2007, (4)

[2]谢幼伟.孝与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出版社, 1994.p58

中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篇7

我国自1991年就开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试点工作, 20多年来虽中央及各级政府都很重视, 也取得了很大成效, 但无论与人口老龄化的增长速度相比, 还是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发展状况相比, 社会养老保障还存在较大差距, 尤其是农村养老保障问题更多, 更突出, 更急需解决。现阶段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是:第一, 与城市社会保障的“五险一金” (养老险、医疗险、失业险、工伤险、生育险、失业金) 相比, 农村养老保障不但品种少 (只有养老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 数量少 (大多数农民投保时都选择了较低的投保档次) , 少到不能依靠, 并且覆盖率低 (因自愿投保农村养老险的不到50%, 新农合不到60%, 很久才能全覆盖) , 保障地区分布不平衡, 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市农民投保数量显著高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再是农村人口中投保年龄段不均衡, 老年人投保较多, 年轻人不重视投保的人少。第二, 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减弱, 表现在:1、由于我国人口控制政策, 使农村家庭规模不断缩小, 形成“421”家庭结构, 家庭小型化, 也就意味着一个孩子要负担几个老人的养老问题, 在养老系数上表现为赡养系数大大提高, 单靠家庭经济能力则难以承受。2、农民承包土地、山峦、池塘没有规模效益, 且受自然影响较大, 家庭抵御经济风险能力较弱收入增长没保障。再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 农村家庭凝聚力降低, 老人老残病死没人照顾, 从而使家庭保障功能进一步减弱。3、土地保障功能弱化。伴随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村向城镇化非农产业化发展, 部分农民摆脱土地束缚成为非农劳动力, 有的迁往城市或直接变成城镇居民, 使原有土地保障功能弱化并出现土地抛荒现象。再是随工业化进程加快和城市群化急扩, 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 进而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保障。第三, 国家投向农村社会保障严重不足, 仅给予政策扶持。大多数集体由于财力有限, 无力或不愿对此给与补助, 眼下农村社会养老所缴养老金实际上是强制农民储蓄或鼓励性储蓄, 而农民交纳保费都记入个人账户, 缺乏互助共济性, 更缺乏社会性、福利性。再是保障形式僵化单一, 保障程度低、保障制度不稳定、保障基金管理混乱、法制不健全、政出多门, 更有甚者从事农村社保工作的基层领导人, 素质较差私欲严重, 将社保基金挪作他用, 私分、贪污等在农民心目中造成极坏影响, 极大挫伤了农民积极性, 使这一功在当今, 利在千秋利国利民的国家发展大计难以实现或进展缓慢。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

构建和谐社会, 让人们生活富足, 老有所养, 无后顾之忧, 是中央一贯倡导并致力实现的, 为此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各级政府应抓住如下几点:

1、多渠道筹措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资金

第一, 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农村养老保障参保率低, 积极性不高, 养老保障制度难以实施, 关键问题是缺钱。当前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仅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12%左右, 且大部分投向了城镇职工居民约占9%, 其他则投向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占2%左右, 投入农村的养老资金微乎其微, 仅以政策扶持不承担投入责任, 目前看来是不符合国情的。政府应立即调整政策, 转变投入方向, 参考国际惯例, 中央财政应在两个五年计划内投入社保基金的比例达20%左右, 对农村养老的投入应占8%-10%左右, 达到或接近城镇居民水平。据调查现全球有130多个国家、地区的城乡社保资金基本来源均是全部由政府拨款, 或由国家、雇主出绝大部分而受保人仅出小部分。总之财政投入是社保的基础, 必须做到常态化、规范化、效率化、法制化!第二, 狠抓集体经济的发展, 增加公益金的积累, 提高投向农保基金的比例, 特别对失地农民, 要将土地出让金大部分投向现人口所有成员的养老保障, 使之一次性缴足、缴齐、缴全。或将他们转变成城镇居民保险, 对有地农民则继续实行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 对这块的投入应采取“532”制, 即国家投“5”集体补贴“3”, 个人缴“2”的比例。对家庭个人要动员并强制推行养老保障和养老储蓄制度, 使之家庭可支配收入不能全部用于消费, 并鼓励子女积极为父母缴纳养老保险, 要为他们建立个人账户, 将国家集体的补贴, 及个人的缴费全部记入个人名下, 属个人所有, 让农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

2、依法运营多渠道拓宽农村养老基金

(1) 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将收集到的养老基金, 部分地交由专业投资公司进行投资运营。或由本基金管理部门依靠政府, 参与到政府公共设施建设中去, 以达到养老基金保值增值之目的。

(2) 当前农村社保基金主要是县级社保部门管理运营, 其保值增值的能力将受到技术、人才、信息及当地经济发展环境的束缚, 省级社保部门有义务对他们作出鉴定判断, 对不能使基金保值增值或有违规贪腐现象的主体, 应促其放弃投资运管权利, 全部或部分交由省社保部门代其运作, 并承担起保值增值的责任。省社保部门不能实现保值增值的还可将基金交由国家有关机关运作, 最终确保农村社保基金安全运作保值增值。

(3) 中央政府对农村社保除正常拨款外, 还应尝试每年定期发行农村社保债券, 制定农村社保基金储蓄优惠利率, 规定银行给予社保基金储蓄补贴利率等。这样既保证了基金增值率, 又解决了新农村改造资金不足的问题, 可谓双赢。

3、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法制建设, 严格监管

(1) 首先应确立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地位, 加快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立法步伐, 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各项措施都有法可依, 便于操作并提高法制的稳定性。

(2) 赋予财政投入、集体补贴的法律保障。

(3) 以法律约束社保资金的良性运营及基层监管组织正常的健康运行。

(4) 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社保队伍, 严格监管机制。农村社保工作重在监管, 而重中之重首在人员素质、道德品质、思想作风过硬与否, 这是做好此项工作的基础和有力保证。其次是加大监管措施、力度, 要制定专门的法制法规政策来加以约束监管。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满意放心, 使农村工作快速正常发展。

中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篇8

一、提前获发养老金制度的实施及优势

中国澳门早已踏入老龄社会,2001 年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数量为32222 人,占总人口数的7.4%;2010 年达39900 人,占总人口比例的8.0%,至2014 年达到53600 人,占总人口比例的8.4%,①社会对于养老金制度十分重视。随着未满65 岁的已退休老年人大量增加,出于家庭条件、健康状况及个人意愿等原因希望将退休年龄提前至60 岁,尽早拿到养老金的人士不少,这一呼声愈来愈高。自2008 年9 月开始,中国澳门社保基金引入提前获发养老金制度,满足社会上相关老年人的需求,且待遇优越,兼顾公平,相关政策的制定简单易明,反响强烈。大体而论,这一制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待遇优越。与其他同类型的为数不多的存在提前获发养老金制度的国家/ 地区(日本、美国、加拿大)相比,中国澳门提前获发养老金制度待遇更为优越。如表1②所示:

以上四地提前获发的年限同样为5年,每提前1年获发需扣减的百分比则是中国澳门地区最低,扣减的最低百分比,中国澳门为3.9%,其他则高达6%;澳门特区最多扣减25%,日、美、加等国则是30%;中国澳门社保制度规定受益人在满80岁后转为获取全额养老金,其他国家扣减百分比则一直维持不变,直至受益人身故,由上述扣减比率以及扣减比率维持时限的比较足见澳门提前获发养老金制度的优越性。

2.兼顾公平。中国澳门实施提前获发养老金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是:要使所有受益人在开始获发至满80岁期间得到相同的总福利金额,从而达到不同年龄开始获发养老金的受益人之间的公平性。③这种公平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不同年龄阶段(60~65 岁之间)申请提前获发养老金直至其满80 岁期间获得的福利金总额相同;二是提前获发者与未提前获发者,即65 岁以前开始领取的与65 岁开始领取的,两者至80 岁时所获得的福利金总额相同。使不同年龄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获得一样的社会福利金,这一公平性的兼顾是制度实施的基本前提,减轻了制度实施过程中的相关阻力。

3. 制度易明。根据澳门第4/2010 号法律第34 条第1 款指明:提前获发养老金的受益人可获养老金金额按照养老金发放生效日的年龄相对应的百分比计算,具体如表2④所示:

申请者只需根据自己获发养老金生效日年龄及月份对应上表的百分比,即可计算出每月所获发的养老金数额。以现行的养老金标准每月3180 元为例,受益人在60 岁第1 月开始获发养老金,每月获发养老金即为3180×75.0%=2385 元,且75.0%的金额比例维持到满80 岁。这一制度明确不同时间获发养老金的百分比,分布合理,计算简单,因此推行起来,不必过多介绍、宣传,容易被受益人与公众所接受。

二、提前获发养老金制度的隐患

提前获发养老金制度,将资源及早分配给有需要的老人,及时回应当时社会民众的诉求,向公众展示政府从善如流,照顾长者,锐意改革等正面形象。然,制度实施至今相关隐患已见端倪,甚至令人担忧,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衍生出与制度实施初衷相矛盾的理解。提前获发养老金制度实施以来,受到公众的认可,但也被部分公众过分揣测,衍生出一些与制度实施初衷相矛盾的理解。首先,影响人们对退休年龄的理解。社会上有意见认为社保应将获发全额养老金的年龄由65岁下调至60岁,让澳门公众更早得到政府提供的福利。⑤其次,年满80岁后获发全额养老金这一安排被误解为给老年人生存到80岁的奖励性福利。基于这一理解出现两种大众心态,一种认为受益人如果在80周岁以前身故则所享受的福利实际是缩水的;一种认为没有享受提前获发养老金的受益人在满80周岁后应相应上调其养老金额度。再者,社保当年因各种原因没有进一步定义公平性,致使今日公众就公平性产生不同的理解及演绎。⑥即必须实现同一代受益人的公平性,也要实现不同时代受益人的公平性。澳门提前获发养老金制度的计算方式只符合前者,即同一代受益人的公平性。最后,依据社保2012年的年度报告,有超过60%的满60岁的居民选择提前获发养老金,而不是待满65岁再申请全额养老金,这一状况偏离了当年的基本政策目标,激发无必要的未满65岁居民争相申请提前获发养老金。上述不当理解激发了利用养老金的不良心理,产生行为偏差,与中国澳门人口寿命的延长、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以及社保基金的担负能力相违背,大大增加了社保的经济负担和社会压力。

2.社保基金不稳定性渐次凸显。2014 年中国澳门社保基金引入优化百分比与现行百分比进行精算比较,两者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优化百分之是将养老金的未来调升、金钱的时间价值以及受益人的生存几率三个精算假设考虑在内的精算,而社保现行的百分比没有将受益人的生存几率考虑在内,且考虑养老金的未来调升时只将通膨率考虑在内,其他因素则未予考虑。如果制度实施之初是按优化百分比来计算,那么选择在不同年龄获发养老金的百分比都会低于现行的百分比,最少相差0.8%,最多相差3%。⑦现行百分比高出优化百分比不少,意味着养老金的获发额明显高付出。不仅如此,养老金在社保基金各项福利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从1999 年所占41.69%,至2002 年已超过社保基金总福利金额的50%,并一路攀升至2008 年的80%,2011 年一度高达88.32%,2012 年亦达到87.43%的高比例。⑧然而,政府预算和博彩收益是为澳门社保基金的主要收入构成,博彩业的特殊性令政府的税收处于不稳定状态,如2015 年以来澳门博彩税收大幅缩水,社保拨款锐减,民众甚至担心社保基金破产。⑨加之,受益人在社保中义务弱化,个人供款比例非常低,即使目前个人每月的缴纳金额才15~30 元,这些使得澳门社保资金不稳定性凸显,亦是未来需要调整的方向。

三、澳门经验对浙江的启示

中国澳门提前获发养老金制度实施至今曾一度受到公众质疑,出现弊端而适时调整,但其优越性仍然可以为其他地区今后社会保障制度、养老金制度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改革方向,特别是像浙江这样经济发达的老龄化省份,其借鉴意义更是迫切。

首先,浙江省可以引入提前获发养老金制度,以缓解延迟退休年龄带来的部分压力,既可以推迟整个老年群体的退休年龄,又可以照顾特殊群体的生活需要。其次,在推行提前获发养老金制度时对澳门的经验需加以完善。浙江省在未来推行时,应注意避免澳门经验出现的隐患,同时注重吸收其他地区同一制度的特色。再次,制度的制定、推行过程中需要注意发挥浙江的地区优势。浙江与澳门都属于福利型老龄化社会,但浙江较之澳门具有本地财政收入稳定、养老渠道多源等特点,作适当调整,将更利于制度的推行和发展,甚至形成更为合理的体系。

总之,人口老龄化问题处理不当将制约社会的和谐稳定,吸收、学习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为浙江解决老龄化问题寻求途径势在必行。澳门的经验对于浙江的启示在于:政府未来必须为养老金的发放设置综合性机制,引入多元参数,除了澳门特区经验中涉及的养老金的未来调升、金钱的时间价值、受益人的生存几率外,尚可参考其他国家/ 地区的实务经验,设置包括精算假设以外的指数化指标,例如供款、给付及结余水平等,同时还要厘清政府所承担的角色及定位,合理规范政府、企业、个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建立一个符合充分性、公平性、合理性、稳健性和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及相应的恒常调整机制。

摘要：文章以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2008年9月引入的提前获发养老金制度为研究对象,对实施至今该制度所显现的优越性、出现的隐患、未来调整的方向等进行探讨及反思,总结其对浙江省社会保障、养老金制度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澳门,提前获发养老金制度,浙江,启示

注释

11依据2002—2015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新闻出版总局出版《澳门年鉴》整理而来

22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保障基金提前获发养老金的探讨》,2014年11月,第12页

33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保障基金提前获发养老金的探讨》,2014年11月,第1页

44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保障基金提前获发养老金的探讨》,2014年11月,第6页

55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保障基金提前获发养老金的探讨》,2014年11月,第2页

66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保障基金提前获发养老金的探讨》,2014年11月,第18页

77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保障基金提前获发养老金的探讨》,2014年11月,第3页

88 依据2000—2013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新闻出版总局出版《澳门年鉴》社会福利部分整理而来

中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篇9

一、问题提出: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决策区域差异显著

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决策区域差异日益显著, 本部分采用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 由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领取养老金人数, 估算出2012年人均养老金水平, 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 各地区间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决策差异悬殊, 一方面以月人均养老金水平为衡量标准, 可知西藏自治区养老金最高, 远超其他省份/地区, 最低为江西省, 两者相差1 599.61元/月, 前者是后者的2.22倍。各地区间养老金标准差为344.03元/月, 相当于江西养老金的26.29%, 说明地方政府间决策非均衡性极为显著。就组内差距而言, 东部地区养老金最大值在北京, 最小值在辽宁省, 组内标准差为240.22元/月;中部地区最大值在山西省, 最小值在江西省, 组内标准差为208.12元/月;西部地区最大值在西藏自治区, 最小值在重庆, 组内标准差为403.31元/月, 如表2所示。

数据来源:由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数据来源:由2013《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所得。

另一方面, 就养老金替代率差异而言, 陕西省最高, 上海最低, 各省间标准差为10.47%。东中西部地区差异自高到低为:西部>东部>中部, 西部地区平均替代率为50.46%, 标准差为12.62%, 东部地区平均替代率为48.45%, 标准差为10.99%;中部地区平均替代率为47.84%, 标准差为6.45%。东、中、西部地区平均替代率较为接近, 但西部、东部极差与标准差均大于中部且差异显著, 如表2所示。

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由中央制定并由地方政府实施, 在中央宏观制度框架相同情况下, 各省、区域间政策显著差异, 表明地方政府在养老保障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并且地方决策并不依据经济发展水平, 而是基于其利益博弈决策, 因此经济发达地区保障水平不一定高, 如广东经济领先, 其保障水平在全国只处于中等, 反之亦然, 如西藏自治区经济落后, 但养老金却最高;辽宁省养老金偏低, 是由于大量国企破产、养老负担沉重, 民生压力较大;重庆与江西养老金偏低, 是由于流动人口众多, 地方社会保障基金压力较大, 拉低了养老金水平。

二、博弈关系形成:地方政府决策环境

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实践表明, 国家的参与及国家的结构特征已经成为老年保障政策的重要决定性因素[4], 同样在东亚地区, 政府掌握政策制定主动权, 较少受外部压力, 社会保障制度是政治权威的产物[5]。但在中央与地方分权前提下, 地方政府决策主导作用日益凸显, 其决策逻辑为在利益博弈中进行平衡决策。

(一) 权力分化:博弈关系前提条件

社会保障制度由中央设计、地方执行, 制度责任在两者间分担。改革开放后, 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分散或下放, 多数公共服务由地方政府提供[6], 分权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主旋律。郑永年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中央向地方政府分权, 90年代是政府向企业分权[7], 社会保障制度分权具体表现为:

一是决策权分化。这是分权最突出表现, 因为此权力最不易分化。改革开放后社会保障制度由中央与地方共同主导, 中央政府负责制度框架, 实施细则由地方政府负责。制度制定权分散在地方, 众多统筹单位形成了“福利地区”[8], 事权过分下移, 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基金管理等方面维护地方利益, 甚至决策者个人意志、社保理念, 都成为决定财政社保资金支出因素[9]。

二是公共财政分权。我国面积广阔, 中央不可能直接完成财政税收;地方有可能与企业联盟, 共同逃避或削减中央税收, 因此有必要对地方财政分权。但1994年分税制对中央与地方社会保障支出责任未予明确, 目前基本由市、县财政“兜底”承担[10], 强化了制度区域分割。

(二) 利益分化:地方自主性凸显

在分权体制下, 中央与地方相互独立, 两者间是讨价还价、交易协商关系[11], 地方政府自主性增强, 成为独立利益单位, 使两者关系转为博弈。目前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的治理机制, 导致地方政府为晋升激励和财政激励竞争[12], 地方政府利益相对于中央和其他地方政府均相对独立, 地方政府利益自主性凸显。

就社会保障决策而言, 戴安娜·M·迪尼托认为拥有社会保障决策权政府层级越多, 越能激发地方自主性, 导致每级政府只关心自己“地盘”和利益[13]。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与其他利益主体博弈决策, 既表现为对中央政策变通, 也表现为与其他地方政府竞争, 在目前地方统筹前提下, 地方少报瞒报结余基金、鼓励提前退休、管理成本过高、攀比浪费严重等道德风险时有发生, 中央政府不得不给予大量财政补贴, 形成“地方依赖中央”局面[14]。总之, 一方面地方政府拥有高度自主决策权,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与其他主体博弈决策。

(三) 主体分化:博弈关系形成

社会保障制度制定与实施是政治过程, 相关主体均对其产生影响[15], 其决策是利益主体博弈后达成契约[16]。鉴于我国实践, 本文主要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利益主体在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决策中的博弈关系, 如图1所示, 而对立法机构、专家学者、媒体等主体作用不予分析。

注:↔表示不平等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表示平等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

图1中各利益主体间关系如下:一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关系主要是政治和财政关系, 前者指中央通过绩效考核评价地方政府, 后者指在财政分权下, 地方对社会保障支持能力取决于财政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二是地方政府与民众博弈关系, 指民生诉求与地方政府决策选择。三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博弈关系, 指企业要求减少民生供给、追求经济效益, 与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利益承担者”角色冲突。

上述均为不平等主体博弈, 具体表现在:一方面, 地方政府只拥有部分国家权力, 中央远超地方权力, 因此中央与地方间权力不平等;另一方面, 只要公权力没有被利益腐蚀, 与企业、居民相比, 地方政府在博弈中处于主导。本文主要讨论地方政府与其他主体博弈决策, 不涉及平等主体如企业与居民间及主体内部博弈关系。

三、推动力-排斥力:利益主体的博弈机理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企业和居民”利益主体博弈决策, 各利益主体诉求为:中央政府的绩效考核与财政压力;企业的经济发展诉求压力, 居民的民生诉求压力。从其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作用力性质、作用力大小”分析可得:一是绩效考核:对制度形成作用力大, 当其偏重经济指标时, 对充足良好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作用力为负面;二是 (充足) 公共财政:对制度形成作用力大, 作用力为正面;三是民生诉求:在公民权利无制度渠道时, 对制度形成作用力小, 作用力为正面;四是经济发展:对制度形成作用力小, 作用力为负面。如图2所示。

注:“正”代表推动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发展;“负”表示阻碍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发展。“大”表明推动制度发展作用力大;“小”表明推动制度发展作用力小。 (1) 代表:绩效考核 (2) 代表: (充足) 公共财政 (3) 代表:民生诉求 (4) 代表:经济发展

(一) 绩效考核

首先, 对地方政府和官员而言, 绩效考核十分重要, 对其行为起导向功能。当两者利益可调和时, 共同追求绩效提升;反之地方官员有可能为政治升迁脱离政府利益而追求绩效提升。计划经济时, 绩效考核内容为思想先进性、道德品行、对中央拥护性等, 通过思想控制保持与增强地方对中央凝聚力。但现阶段仅靠思想控制已无法有力影响地方政府, 在市场经济影响下, 经济发展成为“硬指标”。

其次, 当绩效考核注重经济指标时, 对充足良好社会基本养老保障起负面作用, 地方政府忽视或只提供最低保障, 中央与地方重点关注经济增长, 社会保障被挤压到最小程度, 成为经济发展附庸。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 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范围小, 且重点保障优势群体, 忽视弱势群体。但当绩效考核指标改变, 把促进民生发展作为核心指标时, 地方政府将积极提供社会保障, 此时图2中 (1) 移动到 (2) 。

(二) (充足) 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是社会保障实施的关键条件。若公共财政充足, 可提升地方社会基本养老保障供给能力, 推动制度发展;反之则会成为限制条件, 因此图2假定公共财政充足, 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推动力。

但实践中相对于社会保障责任而言, 地方公共财政通常有限。只有在此约束下, 地方政府才会基于博弈关系做出于己最有利决策。此时公共财政对地方政府提供充足良好社会保障作用力变小, 作用力性质为阻碍社会保障发展, 此时公共财政在图2中将由 (2) 移动到 (3) 。

(三) 民生诉求

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决策由国家权力主导, 被保障者即民众参与严重不足, 民众力量虽然数量众多, 但民生诉求却无法产生足够博弈力量, 因此其作用力较小, 但性质为促进作用。

当民众开始表达不满时, 地方政府为维持稳定不得不考虑民生诉求。郑永年认为, 目前社会运动成为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表达不满重要工具, 当社会抗议成功向政府施压时, 政府不得不考虑改革[17]。就社会保障而言, 个体表达不满方式, 一是选择“退出制度”, 即当其认为所得小于付出时, 便会选择“退出制度”。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依大数法则维持, 当个体退出到一定数量便危及持续性, 地方便不得不考虑民生诉求。二是以集体行动方式表达不满, 当中央把社会稳定作为“高压线”时, 地方政府自然不敢也不愿碰, 无论如何都想保持地方秩序稳定, 避免民众抗议冲击, 所以一旦民众由集体行动表达不满, 地方势必将民生诉求提升到新高度, 其在图2中将由 (3) 移动到 (2) 。

(四)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形成的压力来自企业主体。保罗·皮尔逊认为, 社会保障基本假设是雇主反对福利制度扩张, 只要有可能便会彻底消灭福利制度[18]。企业根本目标是追求利润, 要求降低一切开支包括人力成本, 天然没有提供充足良好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动力, 企业对制度作用力较小, 其性质为阻碍作用, 并在以下情况下更为显著:其一, 当绩效考核偏重经济指标时, 地方政府支持企业发展, 企业趁机要求降低人力成本、削减福利;其二, 当地方财政有限、中央要求提供保障压力较大, 即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时, 地方政府会向企业施压, 要求企业上缴更多税收, 弥补财政不足。

在市场竞争下, 当人力资源重要性达到一定程度时, 企业对提供充足良好社会保障作用力增加, 其性质将变为推动力。此情况与劳动力市场密切相关, 当劳动力市场供小于求时, 企业会超越低成本冲动, 促进社会保障提供, 此时经济发展在图2将由 (4) 移动到 (2) 。

四、在利益博弈中寻求平衡:地方政府决策逻辑分析

博弈意味着为自身利益最大化采取策略, 地方政府首先会剔除不利目标, 进而在剩下策略中选择最优[19], 本部分讨论地方政府的博弈决策过程。

(一) 前提假设与现阶段博弈决策

为了便于分析, 本文假设:一是民生诉求与经济发展是社会基本养老保障“排斥力-推动力”的天然矛盾体, 即经济发展是充足良好社会基本养老保障排斥力, 民生诉求是推动力, 两者关系如图3所示;二是地方政府作为公权力代表, 不与企业合谋, 尽管目前存在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 但是否已成普遍现实仍有待论证, 因此假设地方政府对社会保障推动力超越企业, 否则制度便无从提供。

现阶段利益博弈如图2所示:绩效考核偏重经济指标, 对提供充足良好社会基本养老保障不利; (充足) 公共财政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障有利;民生诉求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障有利;经济发展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障不利。虽然公共财政是社会保障推动力, 但由于其有限性, 若无外在压力, 地方政府偏向低水平保障。若民生压力增大, 地方政府在财政与民生诉求间决策, 印证了地方社会保障决策较保守, 限于财政有限性, 若无外在压力不会偏向民生。Chan at al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实施由地方财政状况和为人民谋福利动力强弱决定, 地方可能“忽略一种政策或消极执行”[20], 目前地方政府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决策是在公共财政与民生诉求间, 小心翼翼寻求两者的平衡。

(二) 一种因素变化时博弈决策

为使博弈过程更清晰呈现, 本文只讨论作用力性质而不讨论其大小, 因为后者导致数量众多博弈结果。

1. 绩效考核侧重社会指标。

当绩效考核侧重社会指标时, 面对经济发展与民生诉求固有矛盾, 地方决策选择取决于公共财政。若财政状况良好, 则偏向提供充分良好社会基本养老保障, 否则便缺乏提供能力或把责任转移到企业、个人等主体。随着绩效考核体系转型完成, 此决策模式将成为今后主导。

当绩效考核侧重社会指标, 财政作用力性质不变, 此时绩效考核和财政均为推动力, 决策情景于地方政府有利, 地方政府容易在博弈中平衡, 但要警惕福利过度提供。因为地方政府旨在提升考核绩效, 若公共财政为其提供相应能力, 则会选择高水平保障, 不会顾及企业经济发展诉求, 社会保障可能超越经济发展水平。

2. 公共财政紧缩。

在“绩效考核侧重经济指标, 经济发展与民生诉求为固有矛盾”前提下, 当公共财政紧缩时, 财政对充足良好社会基本养老保障正向促进作用下降, 甚至成为其制约因素, 此时决策对地方政府是艰难选择。在公共财政紧缩时, 地方政府提供社会保障水平随之下降, 甚至降至“触底”水平, 但必须满足最基本生活需求, 否则便会引发民众反抗。此时地方政府谨慎衡量民生诉求底线, 并依据民生诉求平衡决策, 以防抗议威胁社会稳定。

(三) 两种因素变化时博弈决策

在“经济发展与民生诉求为天然矛盾体”假设下, 当绩效考核和公共财政作用力性质相同时, 其一, 当绩效考核和公共财政同为推动力时, 地方政府依据民生诉求决策倾向于提供高保障;其二, 当两者同为排斥力时, 地方政府以民生诉求底线为标准提供低水平保障, 在社会稳定与民生诉求间平衡决策。

当绩效考核和公共财政作用力性质同时变化, 但其性质不同时, 其一, 绩效考核为排斥力, 公共财政为推动力, 与现阶段决策情景相同, 此处不赘述。其二, 绩效考核为推动力, 更注重社会指标, 公共财政为排斥力, 此时地方提供保障的意愿和能力失衡, 虽然有提供意愿, 但财政紧缩, 实际供给能力不足, 地方可能变通执行中央政策, 在绩效考核、民生诉求及公共财政间平衡, 此位置处于既不违背中央政策, 又不引发民众抗议, 同时财政又有能力提供的水平。

(四) 极端情况下博弈决策

1. 当民生诉求被抑制时, 民生诉求推动力作用不显著, 甚至被地方政府忽略。此情况在政府极度强权, 民众缺乏利益诉求渠道时存在。此时地方政府趋向于底线决策甚至不决策, 即低水平或根本不提供社会基本养老保障。此情况在现代社会将成为少数极端情况, 因为“在政治 (国家权力) 被推向极致的地方, 生活完全有可能衰亡腐化”[21], 但其变通情况较常见, 即政府只对部分群体提供保障获其支持, 既防止民生诉求完全被抑制引发社会动荡, 又能保持低水平财政开支, 导致制度资源偏向优势群体。

2. 当经济发展变为推动力时, 虽然雇主天然反对至少反对高福利, 但若把其态度仅归为反对, 显然过于简单。雇主态度不尽相同, 即使最初反对, 也不能简单认为板上钉钉, 其立场更复杂, 因此资本家调整福利制度, 福利制度也调整资本家[18]。当宏观环境改变如劳动力短缺, 尽管企业不愿提供保障, 但“招工荒”是企业最不愿面对的, 此时企业选择用部分利润换取对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

若企业经济诉求改变, 而绩效考核仍偏重经济目标, 财政和民生诉求为推动力时, 地方政府决策路径为:其一, 在公共财政与民生诉求间平衡;其二, 转移社会保障责任, 要求企业或民众承担供给责任, 政府主要进行管理, 不承担或只承担低水平资金支持。

3.图2虚线表示一种极端情况, 即当各利益主体对社会保障均为推动力, 即绩效考核侧重社会指标;经济发展变为推动力;民生诉求和财政推动力增强, 此时地方政府容易决策, 而且倾向于高水平保障。但此时只有利于提升保障水平, 并不利于对区域差异整合, 因为地方政府有可能出于竞争而盲目提升保障水平, 地方政府拥有自主性越强, 中央就越不容易对其约束, 制度整合难度随之增强。

4. 当各种因素均为社会保障发展障碍, 即绩效考核偏重经济目标, 公共财政紧缩, 民生诉求受抑制, 经济发展压力显著, 这是社会保障发展的“艰难时世”, 地方政府可能忽视其责任, 任由制度薄弱甚至空白发展。此时地方选择不决策即不提供或只提供低水平保障。此时国家能力极度不平衡, 一方面极度孱弱, 无力提供社会保障, 履行国家基本责任;另一方面极度强权, 压抑民生诉求, 这种极度孱弱和强大国家纠结交叉, 并不是国家常态, 社会动荡时可能存在。

(五) 小结:地方政府博弈决策集

以上讨论了地方政府决策逻辑, 即在与其他利益主体博弈基础上进行平衡决策, 可总结为表3所示。

由表3可知, 当“绩效考核转为社会指标, 公共财政充足”或四种因素同为推动力时, 会促进地方提供充足良好社会保障, 因此“绩效考核和公共财政同为推动力”是地方提供高水平社会保障必要条件。另外, 要防止地方政府提供低水平、甚至不提供社会保障, 此决策情景为:公共财政或民生诉求为排斥力或所讨论四种因素同为排斥力, 因此公共财政或民生诉求只要有一种因素为排斥力, 便会出现“逐底竞争”情况, 如表4所示。地方政府提供高水平与低水平/不提供社会保障形成了保障水平变动区间, 通常情况下, 地方决策在此区间内摆动, 是地方综合各方利益后均衡点。

注: (1) 代表:绩效考核 (2) 代表:公共财政 (3) 代表:民生诉求 (4) 代表:经济发展

五、结论

基于上述对地方政府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决策逻辑分析, 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虽然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区域差距有其合理性, 但中央政府要整体控制差异范围, 避免地区间分化过大。否则会导致:劳动力流动的“福利损失”, 为其自由流动制造障碍;加剧社会不公平感, 区域差距过大导致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地区性制度, 造成不同地区与群体享受非均衡性保障资源;对制度整合形成障碍, 当区域差异过大时, 地方政府视社会基本养老保障为自我利益, 设置一系列资格限制如户籍制度等, 成为制度进一步整合的障碍。

二是中央与地方间关系主导地方政府博弈决策, 是区域差异过大的主要原因。现阶段两者间关系为政治集中与经济分权, 地方政府基于利益博弈决策, 没有有效供给公共物品[22]。由于通过绩效考核等途径实现政治集中, 目前地方决策并没有突破中央宏观框架, 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保障水平差异, 虽然部分地区提升了社会保障水平, 但并没有实现保障模式根本转变。

三是中央与地方合理划分社会保障责任。目前中央与地方责任划分不清晰, 中央和省级责任部分下放到地方, “上级请客, 地方买单”现象常态化[23], 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社会保障责任[24], 因此划分两者间责任是调控区域差距的关键。受益范围涉及全国, 为全国公众共同享有的纯公共物品, 或关系到国家整体利益, 需要中央直接提供、管理和承担全部支出责任, 而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或属于地方局部利益的, 应由地方政府承担责任。

四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理分权。国家对社会干预导致下级执行机构领导人无法单纯执行政策, 甚至试图俘获国家机器, 使之为自己目的服务, 分权产生独立利益主体, 导致向上博弈即地方与中央博弈和平行竞争即地方与地方竞争。分权内容包括制度制定权和管理权, 两者既不能同时过度下放, 也不能同时过度收缩。前者会造成决策权、资金管理、机构管理等重要权力由地方掌握, 使其有能力与中央抗衡, 造成全国基本制度沦为地方制度, 甚至导致民众对地方认同感大于中央, 使中央权力和威信双重流失。后者会造成一是制度“走样”。当中央控制所有资源但并不掌握实践细节时, 会导致制度脱离实践;同时地方政府变通甚至消极执行政策, 社会保障似乎“与地方政府无关”, 导致双重“走样”。二是走向“奴役之路”。当制度权力全部由中央集权时, 所产生的不仅是父爱权威主义国家, 而且也使所有机构和人员依附于国家, 导致社会被国家“奴役”。这种利维坦式强大国家不仅超于社会之上, 而且有可能将社会吞噬, 进而导致社会僵化、缺乏活力, 无从发展。

五是保证公民参与决策是避免社会基本养老保障政策区域差异过大的有效途径。目前各地方政府把社会保障作为利益博弈工具, 社会保障从保障民生目标异化为政府间利益博弈工具, 忽略了关照公民利益是制度发展根本所在。目前对民生诉求回应性仍然较低, 政府官员容易形成对政策垄断和对其他政策主体挤出效应。因此需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听证会等渠道与民众沟通, 以及通过微博、网络等新型媒体增强对民生诉求的回应性。

摘要：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区域政策差异显著, 其政策形成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并与中央政府、企业和民众利益博弈决策。各博弈主体均有不同利益诉求, 分别表现为绩效考核、公共财政、经济发展与民生诉求, 均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障供给产生不同性质与大小作用力, 而地方政府决策逻辑是在与各主体利益博弈基础上寻求平衡决策。在假设经济发展与民生诉求为固有矛盾前提下, 现阶段地方决策是在公共财政与民生诉求间平衡, 但当绩效考核与公共财政因素变化, 或各利益诉求均有利于或均不利于社会基本养老保障提供的极端情况时, 地方政府会有不同决策选择。

中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篇10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基金

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利, 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不是仅靠一部或者几部法律法规, 或者某一个某几个部门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必须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老年人权利保障法律体系。

一、我国老年人权利保护现状与不足

(一) 我国老年人权利保护现状

我国《宪法》中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民法通则》和《婚姻法》中都规定了老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 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 有要求子女给赡养费的权利。《劳动法》中规定了劳动者在年老情况下有权获得帮助和补偿, 劳动者在退休后有权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刑法》中规定, 对于年老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 情节恶劣的, 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新修订的《刑法修正案 (八) 》规定了对于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 不适用死刑, 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另外2012年12月28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以全票表决的通过, 进一步完善了养老法律制度。近年来, 我国还制定了一系列保障老年人权利有效实现的法规和政策, 通过这些法治渠道, 加强了对老年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二) 我国老年人权利保护的不足

养儿防老是我国老年人权利保障的传统方式, 上述各法律的规定也都体现了这一传统的老年人权利保障制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 独生子女已经成为家庭的主要供养者, 传统的养老观念和养老方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主要依靠家庭养老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同时, 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歧视、漠视甚至侮辱、虐待、遗弃等侵犯老年人权利的现象, 有时还较严重。这就使得家庭保障难以支撑。另外, 尽管我国在逐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但目前老年社会福利、老年社会救济、老年社会服务受各方面条件限制, 不能有效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老年人社会保障权利的实现。

二、养老保障信托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

(一) 信托制度概述

我国《信托法》第2条将信托定义为:“本法所称信托, 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 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 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 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 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从这一定义中不难看出:信任是信托关系的基础, 它贯穿着信托关系的始终;受托人是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的。受托人在管理处分信托财产时应该以受益人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

信托制度是一种综合性的理财工具、高度灵活的财产管理制度, 它可以对诸如资金、有价证券、动产、不动产、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和财产权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 还可以从事投资、贷款、出租、出售、财务顾问等多方面的业务。

(二) 养老保障信托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

信托制度的高度灵活性使得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优越性日益彰显, 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其优势作用, 将之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来解决我国目前的社会问题, 比如备受社会广泛关注的养老问题。美国信托法权威Scott教授曾说:“信托目的与人类的想象力一样没有限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创立一种养老保障信托, 来缓解人口老龄化给我们社会带来的压力。

信托制度所独有的优势, 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老年人财产的安全, 帮助老年人进行一些低风险、低成本、有效市场回报率的财产管理, 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

三、老龄者在养老保障信托制度中的权利

在一般情况下, 老龄者是信托关系中的受益人, 应该享有以下的几种权利:

(一) 养老保障信托中的老龄者作为受益人, 无可厚非享有信托财产的受益权。

在信托存续期间直接享有信托财产收益的权利, 是受益人对受托人享有的一种债权性质的给付请求权。养老保障信托目的的最终归属即为老龄者的受益权, 其所有的其它权利都是以受益权为中心展开的。

(二)

有权了解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 并有权要求受托人作出说明;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与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账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 由此产生的费用应由受托人承担, 因为向受益人提供与信托运作有关的情况是受托人应尽的义务。

(三) 对受托人处分行为的撤销权。

我国《信托法》第22条、第49条规定了受益人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可以行使撤销权:一是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二是受托人因违背管理职责, 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养老保障信托是以保障老年人的财产利益为目的的, 因此只能提供优质高效的理财服务, 而不能丝毫威胁到老龄者的财产安全。撤销权的行使有利于防范和避免可能发生的侵权案件, 从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养老保障信托制度利用了信托这样一种灵活的财产管理制度, 将养老问题与信托制度原本没有关联的两个事物联系在了一起, 本着保障老年人权益为目的, 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压力。因此, 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设立养老保障信托制度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郑则鹏, 邓慧博.养老信托业务的国际比较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 2012 (10) .

[2]中野正俊, 张军建.信托法[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

[3]吴欣欣.关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法律研究[D].烟台大学, 2013.

[4]陈尚尚.老龄化社会下的老年人权益保护[D].河南大学, 2012.

[5]曾忠东.养老基金与信托制度相结合的适用性分析[J].生产力研究, 2004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