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探究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探究（共12篇）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探究 篇1

保障性住房主要面向低收入群体, 目标在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住房问题, 使每一位公民都能够有房可住, 有家可回。国家构建保障性住房是“以人为本”理念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表现, 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性住房还不是很完善,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及经济条件还有待发展提高。与此同时, 我国在社会保障性住房制度的立法还不够先进。上述的因素都使得我国在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的道路中出现很多棘手的困难, 随着我国人口的日益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日益推进, 我国住房和人口的关系也变得愈加紧张, 所以建立社会保障性住房以及健全相关立法已近成为了现中国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重要落脚点。

一、我国关于保障性住房法律制度的相关规定

社会保障性住房概念已经被提出了很多年了, 但是我国到目前为止仍然还没有专门的立法, 其相关的法律权威主要是通过一些单行法律或者宪法以及行政法规进行体现。

1、宪法

国家在《宪法》第33条第4款这个规定一经颁发, 社会保障制度正式成为了国家根本大法中的内容, 其法律效应以及社会效应得到了历史性的提高, 也为相关社会保障性住房制度的立法提供了基础。但是, 不足的是该规定中并没有涉及到政府责任的明确确定, 也没有明确肯定公民住宅权的内容。

2、政策性文件

国务院从2003年开始, 前前后后颁发了一系列的关于保障性住房制度的政策文件, 该系列的政策主要是涉及到对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住房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国务院于2007年8月7日颁发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人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该指导意见主要是确立了将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以及切实维护其利益作为政府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能以及职责, 也是今后住房改革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些文件都很能体现国家对住房保障制度完善的决心, 但在实际施行与执行过程中, 经常会遭受来自各方面的考验。同年9月18日, 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态, 为能够更好的保障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 将发布一套专门性的《住宅法》。该法规主要是对我国现行的住房市场的发展规划、住房保障制度、市场主体以及市场的监督管理体系进行规范与约束。然而, 尽管制定《住宅法》的反应非常剧烈, 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出台。

3、单行法、部门规章或者行政法规中的相关规定

2008年开始颁发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34条第2款规定, 该规定具有重大的意义, 被公认为中低收入群体在其住房保障需求方面最为明确的法律保护规定。此外, 经过修改后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也重新对居民的住宅权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规定。该法规规定即使因为公共利益需要对居民住宅全进行征收, 居民的基本居住条件必须得到有效的保证。而现行的《土地政管理法》主要是涉及一些农民住宅的保护。

二、我国保障性住房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社会上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显现出来的问题表明了我国在保障性住房的法律制度方面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1、制度建立的基础不足

国务院在1998年发布了《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随后国家在全国的范围内开始推行住房的商品化。这次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较为成功的, 因为其适应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房地产的发展带动了其他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投资与消费, GDP的增长率也相应的得到了增长, 此后, 商品房成为了政府的发展的重点对象, 但是保障性住房制度却一直没有相应的得到健全与完善。

2、相对于国外国情特殊

任何国家所颁布实施的政策制度都要与其处于的基本国情与社会的大环境进行反复斟酌。现阶段, 中国的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难问题是一个长期累积起来的大难题, 要解决它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国外虽然有很多的保障性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 但是它们所处的国情与中国的国情大有不同, 所以我们并不能够靠照搬国外的成功经验来指导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必须要结合中国社会的基本环境, 借鉴经验, 探索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3、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制约我国社会保障性住房制度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尽管在近些年来, 我国的经济水平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 其各方面还是要处于落后的状态。所以经济的发展还不能够保证国家对保障性住房进行足够的投资。

4、立法还相对滞后

我国立法在制定上还处于滞后的状态, 在全国的范围内还没有出现较为统一的立法, 只是有一些相关的部门规章以及相关部委的行政法规。国外发达国家大都有着较为完善的住房保障立法。美国通过《城市法》、《住房法》等法案解决了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难的问题, 并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住房保障法律体系。相比较而言, 我国并没有诸如美国那样的立法对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 也没有建立起类似的住房保障法律体系, 使得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在建立与完善时缺乏法律依托, 这也是目前我国在保障性住房制度中存在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

5、监督机制不健全

我国社会保障性住房制度出现诸多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没有建立好健全的监督机制。社会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建立过程是一个投资大、政策性强、影响面非常广的工作。如果监管工作做得有失到位, 就会衍生相关经办人员利用职务方便, 进行不正当的、利己性的操纵。监督的不利会为暗箱操纵、营私舞弊以及以权谋利等不正当行为提供巨大的便利, 最终会使得住房保障制度建立走向失败。但是如果能够进行有效的监管, 将会对抑制房价的不正常增长带来积极的效果。给广大的百姓群众带来切身的利益。让中低收入群体不再会面临住房难的问题。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 监管机制的缺少与否能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性住房制度的运行。所以, 在建立社会保障性住房制度的过程当中要着重处理好监管工作。

三、我国保障性住房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构想

上述问题的出现, 主要表现在保障性住房法律制度构建不够完善, 缺乏适当的法律约束力和监督机制等问题, 使得我国很多地区的保障性住房规划缺乏实际意义, 因此对我国保障性住房法律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构想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立法建议:

我国住房保障法规应以宪法为统领, 民法、商法、经济法等多个法律部门法为主干, 形成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体系。

(1) 基本法方面。建立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符合的基础性法律, 如《住房保障法》与《住宅法》。《住房保障法》属于专门的范畴, 主要划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大部分, 以易于实现各部分之间的权责分明, 使得目标更加明确, 效率得到有效提高:第一:政府成为保障住房的主体;第二, 保障居民的住宅权利;第三对相关的违法行为进行严格的处分。《住宅法》是一种基础性法律, 主要职能是实施市场的监管, 管理规划市场主体的运行。对住宅建设、分配以及消费等所有环节进行规范、明确政府的责任与义务。

(2) 行政法规方面。以《住房保障法》以基本的立法依据, 制定《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住房保障法实施条例》。其主要的职能是对保障住房的建设机制、准入机制、退出机制以及供应机制等等内容进行具体化、可操纵化、明细化。此外, 可以制定住房公积金具体主持住保障内容, 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3) 部门规章方面。制定《城镇公有住房管理办法》、《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公共租赁房管理办法》、《保障住房土地供应管理办法》、《保障住房金融管理办法》、《保障住房价格管理办法》等。

(4) 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方面。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立法, 这是对中央发布立法的具体补充。在《住房保障法》制定后, 应当切实的落实好上位法, 并积极的开展好实施性的立法, 比方说制定《住房公积金管理实施办法》、《住房保障法实施条列》等, 通过地方性的法律来对中央立法进行延伸与补充或者完善。与此同时, 还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及实际的需要, 对不具备国家立法条件的或者条件还不成熟的, 可以进行相应的规范。

2、监管建议

制度政策的执行情况直接与其能否实现还利于民的政策目标相关。所以, 加强监督管理对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性住房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建设高效和权威的专门管理机构。要制定并且明确规定管理机构的职能以及分工, 这样有利于发挥出人力、物力的作用。对于专门的管理机构, 也要使各部门的职能以及分工明确。对其规定的相关职能主要有土地利用住房规划、对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以及有效管理保障性住房统筹资金、物业相关环节等工作。

(2) 管理保障性住房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准入和退出。要保障中低收入者的权益就必须严格把关好保障性住房的准入和退出。对于申请者要对其收入情况以及严格核查财产, 建立以及完善好家庭收入审核制度以及家庭财产, 按照程序规范而且严格实施好准入与退出的制度。此外, 还要简化操纵程序以及完善和规划好管理办法。

(3) 完善社会保障性住房制度中要建立完善的监控制度。实现住房保障制度的高效率的运转的关键是建立严密的监控制度。监控对象主要有对管理者的监控、对保障对象的监控。建立好完善的监控制度的要求不仅包括要有合理的制度本身, 除此之外还要有相关措施与之相配合。比方说, 对有效信息进行公开, 要求信息管理体制以及完备的信息系统, 并且还需要对其进行保障以及制约的相应立法与监督体系。

四、结语

对于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 仅靠市场自发难以解决, 需国家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法律制度, 进入住房市场采取干预手段。但从目前国家保障性住房制度发展状况来看, “政府职责的明确”、“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定位”、“退出机制的执行”等诸多问题都是由于缺乏相应法律保障, 因此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是进一步发展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亟待探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杨晓楠.中国保障性住房制度的法律思考:以辽宁省为视角[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2]胡兰玲.城市保障性住房法律问题研究[J].法学杂志, 2011, S1:164-168.

[3]贺欢.保障性住房法律问题调查与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 2014.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探究 篇2

社会保险是一种为丧失劳动能力、暂时失去劳动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损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补偿的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

社会保险具有以下特征：基本保障性、主体特定性、国家强制性、互助互济性、待遇差别性、经济补偿性、社会福利性、非营利性。

(二)社会保险与商业人身保险的区别

两者的区别包括：基本属性不同、保障对象不同、保障水平不同、实施原则不同、保险受益人不同、保险费用负担不同、保险关系确立的依据不同、经营管理体制不同。

(三) 我国社会保险的模式、结构和项目

社会保险模式包括：传统型、福利国家型、国家保障型、个人储蓄型、雇主责任型。

社会保险的结构包括：国家基本保险、用人单位补充保险、劳动者个人储蓄保险。

(四)我国社会保险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 法律 育 网

社会保险当事人包括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对缴费单位不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规定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补缴，逾期仍不缴纳的，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2‰的滞纳金。

中国食品安全法律保障探究 篇3

关键词：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权；食源性疾病

食品安全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伦理道德等诸多领域，本文仅从法律角度展开探讨，以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国际法律及规范性文件为研究起点，通过文本分析，证明食品安全权是人权的应有之义，并以此为中心对食品安全的国际监管进行深入研究，探讨目前国际食品安全规制领域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旨在促进食品安全国际规制的革新和发展，为保护人类食品安全提供法律智识参考。

一、食品安全权：食品安全国际规制的法理基础

1.食品安全权在国际人权公约中的体现

人类享有的食品安全利益能否上升为食品安全权，关系到食品安全的国际监管与治理是否具有正当性依据。从目前情形看，尽管国际社会日益重视食品安全问题，但在国际法律文本中却罕见“食品安全权或获取安全食品权”之类的表述。这表明，在国际法律规范中，获取安全食品的权利还没有上升到人权层次。在国际人权法中，食品安全权应是内涵于已经得到国际法律认可的健康权与食物权之间的一种权利。

2.食品安全权在国际软法中的体现

有关国际组织制定的“无法律约束力但会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规则”的国际软法，是食品安全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组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专业性国际组织，包括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二是区域性国际组织，如欧盟、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等；三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如国际标准化组织、消费者权益倡议组织等。

3.食品安全权的生长与证成

在起草人权文件时，食品安全的概念还不明朗，尚处于获取安全食物权与获取足够食物权和健康权之间的一项权利类型。不过，从此时开始，食品安全权就进入权利生成的路径，逐渐向一种独立的权利类型成长。

二、食品安全风险的国际卫生法规制

1.《国际卫生条例》的制度创新

以往制定的《国际卫生条例》存在一些不适当的原则。比如，在公共健康和卫生监管问题上，该条例提出贸易优先于健康利益；对成员国在某些传染病的公共健康應对措施方面设置限制，等等。为修正这些不当做法，面对新出现的各种流行病、人畜共生传染病及食源性危害的威胁，世界卫生组织于2005年修订《国际卫生条例》，该条例于2007年6月15日起生效。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是世界卫生组织授权其会员大会履行准立法权的产物，它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法律文件，对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具有实质约束力。

2.《国际卫生条例》的实施与食品安全国际治理机制

除在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引入制度创新外，世界卫生组织还在其食品安全监管网络中发起一些新倡议，旨在加强监督、早期预警以及构建该条例所搭建的应急体系。首先，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为了进一步开展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合作关系，与其共同建立了国际食品安全网络；其次，为了控制食源性疾病的爆发与持续传播，世界卫生组织最近推出了《食源性疾病调查与控制指南》；再次，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注意到疾病的早期警戒以及对阻止扩散方面的早期反映；最后，世界卫生组织为填补食源性疾病统计数据空白，于2006年发起了《食源性疾病全球负担评估的倡议》。

3.《国际卫生条例》的软法困境及其突破

在前述倡议出台前，世界卫生组织已在《国际卫生条例》这个框架之下创建了一个国际合作网络。尽管如此，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却没有包含针对不遵守该条例规则的成员国的强制实施机制，也不适用于私人机构。《国际卫生条例》的实施从根本上说是各国卫生部门及其他相关国家机构的责任，世界卫生组织所能做的就是根据各国国情指出其适合优先展开工作的领域及预期结果。为了充分、有效地实施该条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员国的立法应考虑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的规则，并对各自的现行立法、规则及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持续评估。

三、中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国际路径：问题与对策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食品进出口贸易的大国。食品安全的国际规制与全球治理，离不开中国的参与。通过参与食品安全国际合作，应对国际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有利于中国的食品贸易、有利于保护中国消费者权益，也为中国国内食品安全的治理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国内食品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举多得的一种规制手段。

1.食品贸易中的“内忧外患”

近十年来，中国食品进出口贸易呈逐年上升之势。尽管在食品外贸领域成绩突出，但中国食品出口遭遇信任危机由来已久。存在安全隐患的进口食品大量涌入，已成我国消费者健康风险的一个来源。这个情况要求我们在关注国内食品安全“内忧”的同时，必须同等程度地关注进口食品的“外患”。

2.中国参与食品安全国际合作存在的问题

在食品安全国际标准的采纳和更新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英法德等发达国家采用国际标准已达80%，日本国家标准90%以上采用国际标准，发达国家目前采用的国际标准更广，一些标准甚至明显高于现行的CAC标准。但是，自1984年正式加入CAC以来，中国的国家标准只有40%左右等同采用或等效采用了国际标准。中国的食品卫生标准，无论是框架体系还是标准的主要内容和指标，都与国际标准存在较大差距。

3.国际食品安全问题的应对与国内法的改进

在国内食品产业中采用并严格执行食品安全国际标准，尽管可能在生产成本上有所增加，但是从保障消费者健康或者食品安全权的角度考量，健康永远比金钱更重要，而且通过损害健康获取金钱永远是得不偿失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法理逻辑，更是一个基本的生活逻辑尽管我国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方面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但是从战略高度及长远角度看，应当创新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更多参与或主导食品安全国际标准的制定。

作者简介：

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思考 篇4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开幕式所做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社会保障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1]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社会保障属于国家管理的一项社会事务, 属于政府的职能。健全、完善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 使社会保障法制化, 应是国家需要采取的紧迫之策, 也是长远之策。

(一)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有利于克服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风险性带来的弊端。

市场经济是作为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社会资源分配的主要方式, 其明显特征之一在于其竞争性, 并且其竞争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 竞争性是市场经济内在本质要求的必然体现, 是市场主体追求自身独立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 另一方面, 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又始终伴随着风险性。由于市场竞争遵循着优胜劣汰的法则, 因此, 市场竞争的结果往往是经营管理不善、经济效益不好的那些市场主体面临着破产、倒闭、遭淘汰的危险和后果, 处于不利的境地。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则能够使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市场主体内的劳动者在工伤、失业等不幸状况下获得必要的物质帮助, 为他们度过难关创造条件。

(二)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社会成员和劳动者的年老退休、患病、工伤、失业、生育、富余人员的分流安置等问题, 与社会成员和劳动者的生存和利益密切相关, 直接关系到能否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 建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有利于维护和改善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 保护劳动力资源, 维护和安定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 从而维护和巩固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有利于保护人权和劳动者权益。

人权作为人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 包括丰富的内容, 既包括生存权、人身权, 也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社会各方面的权利等, 同时, 我国《宪法》、《劳动法》等法律对保护劳动者各项权益都做了明确、具体规定。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所要解决的社会成员和劳动者的年老退休、患病、工伤、失业、生育、富余人员的分流安置等问题, 均是保护人权和劳动者权益的直接体现和基本保障, 对保护人权和劳动者权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有利于保持社会收入公平、防止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 它一方面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的平等性、自主性, 为市场主体通过合法行为实现自己独立利益最大化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 对于处于年老退休、患病、工伤、失业等不利状况下的社会成员和劳动者, 国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使他们获得各种帮助和资助, 为他们的生存和生活提供物质保障, 并实现对社会收入分配的再调节, 尽量缩小社会收入的差距, 防止两极分化。

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 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极不健全。我国《劳动法》的颁布以及国务院《失业保险条例》等法规的制定, 已经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但是从整体上看, 社会保障立法的规模不大、规格不高、法制化程度太低, 尚不能给国家解决社会保障面临的复杂问题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依据, 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需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法治经济,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必然要求法制化。但作为社会保障制度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险目前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适用范围比较大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 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支付、运营、统筹管理极不规范;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的立法相当欠缺;社会保障工作在许多方面只能靠政策规定和行政手段推行;国家立法滞后, 地方立法分散, 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被分割。目前在社会保障方面发生争议, 进行仲裁或提起诉讼时, 由于立法滞后, 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无法根据有效的法律规定进行仲裁或判决, 一定程度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二) 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较为薄弱,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宣传也极为不够。合法的筹资机制、稳定的保障机制、严格的管理机制、有效的运行机制、有力的监督机制都不够健全。社会保障监督机构没有与管理机构严格划分开来, 缺乏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和拖欠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保险金行为的法律制裁措施;非法挪用、挤占保险金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得不到及时惩处, 保险基金的运营处于不安全状态。另外由于我国许多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部门规章或内部规章, 而且缺乏必要的公布与宣传, 能接触到的人数相当有限, 从而许多当局者对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清楚或难以知晓, 导致当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不知如何保护或根本就不知道, 造成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一纸空文的现象泛滥。

(三) 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 缺乏较高的法律权威和必要的法律责任制度。社会保障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 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但是, 却没有一部是专门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基本法律;在国务院已经制定的条例中, 也极少有属于专门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的法规。这种状况与社会保障法所应处的地位是不相符的。在我国已经制定出来的社会保障法律中, 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缺乏法律责任的现象, 无法确保社会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

(四)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 长期处于“真空状态”。与发达国家不同, 我国人口众多, 农业人口比重相当高, 占总人口80%的人口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支出比例则少得可怜。据对中国农村住户调查, 由于经济原因, 35%～40%的农民应治疗而未治疗, 60%的农民应住院而未住院。另外,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最小, 待遇标准很低, 有的地方陷入停顿状态, 有的地方已形同虚设。

三、建立健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措施

(一) 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经济社会制度, 必须纳入法治轨道, 并依靠法制来保证实施。目前, 由于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 在我国已经制定出来的社会保障法规中, 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缺乏法律责任的现象, 无法发挥法律规范的强制功能, 无法确保社会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因此, 国家必须在充分研究《劳动法》基础上, 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如《失业保险法》、《济贫法》、《社会福利法》、《养老保险法》等乃至一整套《社会保障法》的建立, 做到有法可依, 违法必究, 使社会保障逐步发展到由不自觉、强制到自觉自愿地健康运行轨道上来, 使它能综合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文明进步程度。

(二) 健全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完善的法律制度必然要包涵着健全的司法机制, 因为健全的司法机制是解决纠纷的法律武器, 为法律制度的健康运行提供最终保障。建议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 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争议案件, 使当事人在其社会 (保障权益受不法侵害时获得有力的司法保护, 在条件成熟后, 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 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在审判中充分体现出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对社会保障领域里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 应当依法及时审理;对拒不缴纳规定的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支付保险金义务、不正当使用保险基金、贪污、挪用、侵占保险基金的行为人, 应当依法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现在, 有些地方在人民法院已设立了社会保障法庭, 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企业采取强制的司法措施, 追缴了社会保险费, 充分运用司法机制在保证社会保障法律实施方面具有的强制性和震慑作用。

(三) 从立法角度来看, 社会保障基本法的制定应提到全国人大立法的议事日程上来。目前, 通过立法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当然由于我国目前城乡存在着二元结构, 基本法的制定应该较粗、较简, 然后国务院依据城乡有别原则尽快制定和颁布与该法相配套的一系列条例, 从而可以由粗到细, 由简到繁, 逐步实现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科学化、合理化, 以保证社会保险工作有法可依。同时, 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内容应当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相衔接, 以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为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 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行为, 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通过关于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犯罪行为的补充规定。

(四) 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最脆弱的环节, 但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重视不够。特别是近年来农民收入的提高和部分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农民的保障要求提高。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多又使身处异乡的农村工人的保险问题成为一个新课题。鉴于我国农村地域的广阔性及地区差异, 我国可逐步地、有选择地、低起点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从富裕的、接近城市的农村开始, 逐步建立起农村自助性社会组织。在银行中开设储蓄保险账户及商业保险, 开办保障养老、医疗、意外伤害等与农村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基本项目, 并给予其较高的税收、政策等方面的优惠以提高农民参与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摘要：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同时也应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建立, 社会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 社会各层人员对社会保障中的养老、失业、救济、就业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尽快健全、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迫在眉睫。

关键词：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措施

参考文献

浅议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 篇5

摘 要：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和保证，而作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给农村的社会保障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健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保障权 农村社会保障法 立法

社会保障法是指根据社会政策制定的，帮助公民克服生存风险、扶助弱势群体生活安全或促进大众福利的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农村养老保障以家庭为主，同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相结合，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对贫困农民的医疗救助的方针。确定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基本价值取向。我国宪法已经确立了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地位，目前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80%以上，但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有相当的社会保障的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挤在体制以外。因此，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需要。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偏低，使得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成为必然要求：第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市。这是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也是由于城乡之间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就业、社会分配、收入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因而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不宜采取统一的模式，但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同样都需要发展。第二，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不到位，国家在农村的政策扶持力度太小，使得在缺乏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下，仅靠政策难以使社会保险在农村的覆盖面扩大。第三，农民觉得“保险无保障”，不能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缺乏参保积极性。例如：按民政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交费领取表》计算，每月交2元，交费10年后每月可领4.7元，15年后每月方可领取9.9元。

2.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新时期农民生产、生活保障的需要。在计划体制下的农村以集体保障为主体，家庭保障和国家救济为补充，随着农村市场改革深入，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据立法享受的，由社会提供必要物质帮助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首先，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逐渐瓦解；工业化与城市化使很多农民从第一产业转到第二、三产业，往往没时间照顾家庭；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家庭规模逐渐缩小，传统的农村家庭保障功能弱化。其次，土地保障功能降低，农业的收益小，在遇到自然灾害和年老、疾病时无法保障基本生活。特别是对于被征地农民，除了土地补偿、安置费外，其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需要获得法律保障。再次，社区保障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社区保障适用于集体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社区，其实施范围比较窄。虽然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土地保障、社区保障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仍

然发挥主导的作用，但从长远规划来说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又为农村社会保障实施提供法律保证。

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实现社会保障权，维护人权的需要。社会保障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人权。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我国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要实现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必须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二、我国现行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不足

1.立法层次低，法律体系不健全。社会保障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效力仅低于宪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社会保障法》仍处于起草阶段。国务院及相关部委颁布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大多以“规定”、“试行”、“暂行”、“决定”、“意见”、“通知”的形式出现，农村社会保障的相关内容，主要散见于政策文件、部门规章、相关机关发布的通知、命令等等。如民政部出台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方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意见》；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办公厅颁发的《2002年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安排》等，立法层次偏低。各地分散的地方立法使社会保障制度难以统一，它带来的结果将是社会保障立法严重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在许多方面仍属空白。目前还没有一部基本法来规范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仅有1994年由国务院颁布，2007年3月由民政部等相关部门修订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一部较高层次的行政法规，其他方面均缺乏法律的规定。民法、刑法、劳动法等部门法中缺少相应的配合，现有的零散颁布的各种条例、规定、通知和规定，相互之间缺少必要的衔接，不能形成配套法律体系，使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不健全。

2.现行社会保障法规、规章适用范围窄。从各种有关社会保障行政法规、规章的适用范围来看，其适用对象主要为城镇的各种企业。如1999年1月国务院259号令《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及其职工，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失业保险的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广大农村未被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

3.实施机制弱、缺乏法律责任机制。现行社会保障法规中缺乏法律制裁措施，目前最为突出的是对挤占、挪用、截留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得不到及时的惩治。我国刑法缺乏对这些行为规定为犯罪进行惩治的条款。一些地方政府利用掌管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便利条件而挤占、挪用和挥霍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将社会保障基金借给企业周转使用，有的用来搞投资、炒股票，更有甚者利用职权贪污、挥霍，致使农民的“保命钱”大量流失，一些地方将农保基金违规存入地方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有的因经营不善亏损破产，致使存入的农保基金无法取出造成损失，形成支付危机。

4.缺乏法治环境，维权意识差。在农村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缺乏法治宣传与教育，农民缺乏法律知识，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强。法治意识淡薄，办事靠经验、凭感觉。长期以来，形成了政策盲区，维权弱势。如：有的企业通过召开职工（或股东）大会，拒绝参加社会保险。2004年12月1日颁布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加大了劳动和社会保障执法力度，在各地成立了专门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使社会保障“执法形象”得到改善。加强覆盖农村的劳动保障监察员队伍的建设和执法环境建设，提高农民维权意识，是改善农村社会保障执法环境的重要途径。

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议

1.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首先，建议正在起草的《社会保障法》将农村的社会保障放在与城市同等重要的位置，有了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基本法才可以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纳入统一的法制轨道。然后在社会保障基本法律的基础上，进行急需的《农村养老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的立法工作。以及农村社会救助；农村社会福利；农村军人及军属优抚等单行法规、规章的制定。其次，建议在修改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时，将能够适用农村的内容包括进去。将其中歧视、排除农村和农民社会保障的内容加以删除、把农村和农民纳入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覆盖范围，如修改《劳动法》时，适用对象包括农村生产经营主体。在此基础上逐步制定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

2.强化解决农村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建议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争议案件，在条件成熟后，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既可以增加人民法院的办案效率，又可以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农村长期以国家救济和农民互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的权利意识淡弱，更缺乏法律知识，由于权利主体的强势地位，难以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昂贵的诉讼费用，因此，还可在农村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争议仲裁和调节机构，既节约司法成本又可以省去农民的讼累和诉讼费用。另外，要加强对农民解决纠纷的法律援助和律师协助。目前律师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而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难以得到律师的帮助。诉讼费用的高昂也使困难农民望而却步，法律援助的实施可以有效地解决以上难题。

3.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衔接。为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建议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时增加对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制裁措施；必须通过立法解决社会保险费的收缴问题，加大强制收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对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的，建议在正在起草中的《社会保险法》规定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民法中增加对于企事业单位拒不为员工支付社会保险金的，致使员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受到侵害的，该员工可通过提起侵权之诉寻求救济。200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作为建设用地的，应当依照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办理。而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规、规章规定土地补偿费、安置费中没有包括社会保障费用。因此，建议失地农民的养老、就业、医疗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从征地补偿费、安置费和政府土地出让金中安排，计入征地成本，由用地单位或当地政府交付。

参考文献：

1.朱崇实。社会保障法［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2.崔秀荣。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环境条件［J］。当代经济，2004（1）

3.九三学社中央信息中心。

4.申长永。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思考［J］。集团经济。2006（26）

5.童星，张海波。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2）

从法律制度追寻社会法治　　 篇6

关键词：法律强制性与惩罚性法治监督与制约公平与正义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4—108—110

法律是由人类创制并产生出来的，法律的创制始终带有人的某种目的和愿望，这种目的和愿望就体现在法律作用之中。法律产生的根本动因是社会内部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运动发展，直接原因是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法律的产生经历了一个由个别调整到规范性调整的过程；一个由习惯到习惯法，再发展成为制定法的过程；一个由自发调整到自觉调整的过程。法律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规范文明史上一次质的飞跃，是人类规范调控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是人类法律文明的起点。自人类产生法律这一社会现象以来，法律就成了一种客观的存在，法律作用也就成为了一种客观的存在。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对人的行为起指引、评价、预测、强制、教育等作用；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作用。无论人们怎样去认识法律作用，法律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它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并解决社会矛盾。法律作为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有自己的调整领域，它并不能取代道德、习惯、风俗、纪律等社会规范的作用，也不可能做到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法律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规范，它自身的僵硬性和不可避免的漏洞的存在，使它对千变万化的人类事务的调整并不可能非常完美。

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奴隶制国家有奴隶主阶级的法律，封建制国家有封建主阶级的法律，而他们实行的不是法治，而是专制。对民众行为的强制性标准及其执行；不同社会关系的合理建构，如政治关系、民事关系、行政关系、司法关系等的两个基本方面表现出法律总是有强制性的一面，必然存在对违法行为的追究和惩罚，法制有可能偏向惩罚，讲法制就意味着强化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和追究。中国古代《礼记·月令》中就有“命有司、修法制、缮图圄、具桎梏”的记载。这里的法制显然指强制性行为规则，违者将受到惩罚。过去把法律视为专政的工具，视为刀把子，也是这样一种法制观。这种法制观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不能涵盖法律的全部特征和作用，如法律分配社会资源、规制各种社会关系和行为过程，特别是人们可以用法律来对抗国家权力和救济私人权利，这是传统的法制观所不能涵盖的。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立法是唯一的最便利的形成规则的方式，但是，问题在于，一旦把法律等同于立法，就会一方面导致成文法的大量制定和颁布，执法机构的增加和膨胀，而另一方面是成文法难以通行，难以进入社会，难以成为真正的规则，同时还改变了社会中已经或正在形成的规则，破坏了人们的预期。结果就如同费孝通先生所言：“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端却已先发生了。”当我们强调法律解决社会纠纷和分配社会资源的功能时，又产生另一种法制观：从公平的意义上谈法制。直到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法治才成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最广泛的民主，他们是国家真正的主人，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现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法的目的理应是为全人类谋利益。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权利是义务存在的根据和意义，法律设定义务就在于保障人们的人身人格权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政治权利与自由。

世界权威性的法律百科全书《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但未被定义、也不能随便就能被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法治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在社会和人性中，包含有法治的因素，法治由此得以生长发育。要从法律制度中追寻法治的因素，就必须把法律看作人类共同理性和共同利益的体现，是人类在不同利益冲突中共同生活所必需的规则，是共同体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规则，不能为任何个人意志所掌控；个人基于自己利益的公平诉求是把法律导向法治的重要动力；权力的暴虐和腐败也迫使人们寻求控制权力的工具和制度。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法治的意义在于，既能充分地利用国家权力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又能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保证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正确行使权力，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任何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实行法治就是要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国家权力的异化。社会主义法治防止权力滥用和保证权力正确行使的基本措施就是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把决策、执行等环节的权力全部纳入监督制约机制之中，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运行。

主张“人治”者认为国之治乱，不在法而在统治者的贤能与否，主张君主以身作则，施德行仁，并尚贤使能，任用得力官吏推行礼治，以达“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境界。早在西周，统治者就提出“明德慎刑”、“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注意修身和勤政，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为政以德”，德主刑辅，主要通过榜样示范、道德礼仪、教化活动、制定乡规民约和宗族家法、舆论褒贬等形式实现。法治作为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是一个国家在多种手段面前，选择以法律为主的社会控制手段，这是针对国家的管理手段而言，与德治和人治相对，注重以法律控制社会，但同时要求国家行为也受法律的规范。

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侧重于法律的遵守和执行，与传统的强调法律的执行不同，其基本原则是要求所有人都依法而行，没有人在法律之上，没有人能随意突破法律。同时还意味着社会活动的形式正当原则，使不同的人遵循共同的行为规则与程序。法制既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专制的，法治是以民主为基础和条件的法制，法治常常被理解为“以民主为基础和前提的法制”。法治精神和价值层面的内涵，反映法治与传统法制在价值追求方面的差别。社会要以理性为基础，没有理性的社会不是社会，法治是一种合理的理性形式。法治是一种与传统社会不同的社会秩序，是人际趋于平等和利益关系趋于平衡、权力制衡、尊重人的权利和自由的社会秩序。以法治国要求能运用十分完备的法律制度治理国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标志。所有国家机关和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工职人员和公民都严格依法办事，这是实现以法治国的关键。认真搞好党政机关的分工与制约是保障司法机关独立性、实现以法治国的组织保证。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

社会保障房建设与分配法律制度 篇7

社会保障房是根据国家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的规定, 由政府统一规划、统筹, 提供给特定的人群使用, 并且对该类住房的建造标准和销售价格或租金标准给予限定, 起到社会保障作用的住房。是我国城镇住宅建设中较具特殊性的一种类型住宅, 所以社会保障房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社会保障房具有社会公益性和保障性。社会保障房是根据国家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由国家向社会提供的一种居住保障, 这是与商品房的本质区别; (2) 社会保障房的对象是特定的。社会保障房是向特定对象提供的, 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由国家和政府为这些特定人群提供的有限的, 基本的居住条件。因此, 保障房只能用于城镇中低收入家庭。 (3) 社会保障房具有价格低廉, 经济适用的特点。保障房因享有国家的多种优惠政策, 在房屋造价与配套设施上都有明显低于商品房的价格优势, 在房屋的设计上满足基本的生活和居住要求。 (4) 社会保障房采用宜租、宜购的两种形式。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同, 居民收入存在差别, 对保障房的需求也呈现不同的层次要求, 为了解决不同层次的困难家庭的不同需求, 国家需要对社会保障房采取配租或出售两种形式。

二、现阶段社会保障房建设与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一) 社会保障房建设资金方面存在的问题

1.中央资金不足

资金缺口成为社会保障房建设中的瓶颈, 据资料显示, 今年社会保障房工程建设共需要投资约1.4万亿, 据业内人士测算, 其中所需要信贷资金规模高达4000亿元, 而今年一季度新增社会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贷款仅650亿元。由于中央财力严重不足, 导致一些地方设置障碍降低建设成本, 甚至将保障房的建设任务过多安排在需求不大的县城, 避开保障房资金不足的问题, 而又能完成了中央部署的保障房任务。

2.地方资金短缺

地方财政短缺的主要表现不是财政收入不足, 而是政府以增加GDP为终极目标的过度投资, 保障房建设资金不到位, 主要原因也不是政府财力不支, 或无法解决, 而是政府没有积极性将资金充分地配置到民生项目上来。

3.社会融资渠道不畅

社会投资建设公租房的政策尚不完善, 不利于调动社会力量推动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的实现。

(二) 社会保障房房屋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

社会保障房在建设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问题, 诸如设计单位责任心不强, 房屋设计不够合理;施工单位偷工减料, 弄虚作假;监理单位责任心不强, 疏于管理, 盲目追赶工期进度等, 给社会保障房建设带来了安全隐患。因为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 郑州市汇景嘉园小区一处拆迁安置小区8栋刚封顶2个月的多层楼房, 全部拆除, 重新建设。有关人员称主要是工程所用的新材料煤矸石砖为不合格产品, 导致多面墙体爆裂, 面积占载体面积的90%以上, 导致300多户回迁户无法按时回迁。2010年底, 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三角地的明悦湾8栋保障房, 因北京市住建委确认其存在严重质量问题, 决定拆除其中6栋楼重建, 加固另2栋楼。上述两起保障房事件仅仅是众多保障房建设质量问题的个别代表而已。

(三) 社会保障房的配套方面存在的问题

社会保障房配套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选址和公共设施, 一些地方已规划和开工的保障房项目中, 普遍存在着严重的位置偏远, 配套设施不到位, 生活不便, 滥竽充数等问题, 导致居民生活成本提高, 导致一些城市存在廉租房配租困难, 房源闲置的问题甚至出现已入住的家庭又退房的情况出现, 没有提供给人们真正所需要的住房, 存在盲目追求数量, 完成任务, 忽视质量及基本居住要求, 存在以次充好, 弄虚作假等现象, 反而造成建设资料的极大浪费, 政府的良好心愿得不到群众的认同。

(四) 社会保障房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保障房分配上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符合条件的家庭挤入保障房行列, 如陕西省山阳县, 在900多名申请经济适用房的公示名单中带有职务的人数多达100多人。二是出现保障房分配后, 处于闲置或转租转售的情况, 使有限的保障房资源没有等到充分发挥。

(五) 社会保障房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社会保障房管理上还相当落后, 随意买卖, 随意出租情况屡有发生。在监督和管理措施上相对滞后, 到底什么人有义务去发现、去管理, 缺乏相应的规定。此外, 发现后的也缺乏相应的惩治措施。

三、国外关于社会保障房的有关规定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 为了缓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住宅短缺问题, 先后制定了《住宅金融公库法》、《公营住宅法》、《日本住宅公团法》等一系列相关法规, 其中规定, 享受公营住宅租金优惠的租户, 当收入超过基准时, 若连续居住三年以上, 则要累进计租;若连续居住五年以上, 必须买下该住宅。这些规定不同程度地满足了不同阶层的住房需要, 使日本住房保障制度逐步走向正规。

新加坡在20世纪60年代, 实施了《新加坡建屋与发展法令》, 明确了政府发展住房的目标、方针、政策, 确立了专门的法定机构行使政府组屋建设、分配和管理的职能。同时, 新加坡政府还颁布了《建屋居住法》、《特别物产法》等相关条例, 规定只有月收入不超过800新元的家庭, 才有资格租用公共租屋, 若家庭收入超过其规定标准将适时退出。①

美国政府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资助有多种途径, 一种是由联邦、州、市政府直接拨款或发行债券建造可支付的住房或公共廉租房, 以较低价格卖或租给低收入家庭。尽管这类房子因面积小、房屋密度高、地点较差等原因成本较低, 但其售价或房租收入仍仅够补偿部分建房投资和管理费、维修费等费用, 房租或房屋售价与房屋造价的差额由政府补足。目前, 这种公共住房在美国全部住房中所占比例很小;另一种形式是由政府向那些在市场上租房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政府可以直接把钱给租房的低收入家庭在市场上选好房子后, 政府将钱交给房东。②

四、完善社会保障房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 扩大融资渠道

首先是采取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共同融资形式, 确保建设资金的及时到位。今年, 中央财政共安排1030亿元资金用于保障房安居工程, 同比增长34.7%。同时, 明确要求确保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 土地出让收益, 部分用于保障房建设, 这是中央所采取保障资金到位的积极举措。其次是各地方政府也还要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除了财政以外, 可以通过保障房的融资平台, 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 全国社保基金和保险资金也已开始进入保障房建设领域, 目前这是补充保障房资金的有效途径。第三是适度放宽社会保障房准入制度, 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参与保障房建设。打破开发商的强势垄断地位, 核心是放宽市场准入条件, 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竞争关系, 赋予自建房和合作开发房产模式的合法地位, 主动承担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功能, 成为保障房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 加大对保障房的质量监管, 确保保障房的质量达到居住标准

对保障房的质量管理实行终身责任制, 就是将保障房建设的各个环节, 包括项目法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法人对保障房建设的工程质量终身负责, 同时, 要求把工程质量管理纳入住房保障工作考核、约谈和问责范围, 对保障房建设全过程实施严格的质量监督管理, 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纳入地方工业考核。

(三) 优化保障房的配置

首先要做好保障房与商品房的配置, 保障房的开发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保障房的发展过程应当是循序渐进和逐渐完善的, 保障房的建设首先要与商品房的发展相匹配, 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发展速度成正比。其次要做到保障房本身的配置, 对保障房开发项目做好周边配套规划, 降低居民入住的生活成本。

(四) 完善保障房的分配机制

社会保障房是社会公共福利的体现, 面向社会中低收入家庭, 因此, 社会保障房既不能实行先占制, 更不能永久占有, 达到独占的目的, 要借鉴土地流转的方法, 对社会保障房设定年限进行调整, 体现面向大众, 面向中低收入群体, 实现社会公共福利的共享, 完善国家的社会的保障体系, 最终解决贫困人口, 贫困家庭的住房问题, 要从居无定所, 到居者有其屋, 先安居后乐业, 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和科学合理的退出机制, 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社会保障房的使用价值, 提高利用率, 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作用, 另一方面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五) 加强保障房的动态管理

社会保障房的管理必须保证公开、公平、公正, 包括准入审核、分配、使用和管理情况, 建立健全住房保障机构, 完善保障房的备案登记制度。一是签订住房保障租赁合同, 规定承租年限, 合同期满要求续保的必须要经过重新审核, 只有符合条件者方准予续签;二是严格审核住房保障的准入和退出对象, 当住房保障对象收入水平超过当年最低收入标准时, 将让其按期腾退保障房, 停发住房租金补贴;三是住房保障及管理情况适时向公众公示。要通过设置科学合理的居住条件, 来保障需要的人能够住进保障房, 条件改善后, 又能主动让出保障房的, 提高保障房的实际利用率。

注释

1Finance.qq.com/a/20091207/004334.htm.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探究 篇8

作为二元结构的国家, 我国既存在二元社会结构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发展是新一轮的制度变迁, 是要打破二元结构,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因此, 统筹城乡发展必须要了解二元结构制度变迁的深层次原因, 惟其如此才能为城乡统筹的制度创新提供指导。

一、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原因

1.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是我国工业化战略选择的必然结果。

20世纪50年代初期, 我国政府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宏伟目标。二元社会保障体系正是为适应工业化的要求而推出的举措之一。经过常年的战乱, 新中国建立时可以说是一穷二白, 和世界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 经济基础相当薄弱。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 争取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是不可能的, 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 依靠工业化实现了经济上的赶超。对于急于实现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 苏联的样板具有强烈吸引力, 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决定了我国只能通过以牺牲农民部分利益为代价的二元社会制度, 解决工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

2.我国的二元社会结构决定了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

建国初期, 为适应当时的工业化路线配套出台了一系列城乡分割的社会政策。在户口政策方面, 1957年12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要求通过严格的户口管理, 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1958年1月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规定户籍管理以户为基本单位, 1977年11月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 提出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原则:“从农村迁往市、镇 (含矿区、林区等, 下同) , 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 从其它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 要严加控制。从镇迁往市, 从小市迁往大市, 从一般农村迁往市郊、镇郊农村或国营农场、疏菜队、经济作物区的, 应适当控制。从市、镇迁往农村, 从市迁往镇, 从大市迁往小市的, 以及同等市之间、镇之间、农村之间的迁移, 理由正当的, 应准予落户。农村人口之间的通婚, 对有女无儿的户, 应准许男到女家落户”, 至此城乡二元基本社会结构基本成形。

在劳动就业制度方面, 根据国家统计公布的数字, 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最高是在1952年为13.2%。当时我国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口 (过去称待业人口) 为376.6万人。由于农村人口盲目向城市流动, 会进一步增加城市的就业压力, 1957年7月25日政务院第146次政务会议通过的《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 指出必须大力说服农民, 以克服农民盲目地向城市流动的情绪。《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 明确规定城市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招用临时工必须尽量在当地城市中招用, 不足的时候才可以从农村中招用。另外, 在农村建立起人民公社制度, 三项制度相互配合导致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社会格局。

3.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是当时政策选择的必然结果, 实行城乡分化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建国后, 由于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政治上孤立, 经济上封锁, 中央政府选择了前苏联模式, 建立计划经济体制, 要求城市和农村作为社会经济的两大门类的相对稳定, 这是城乡壁垒的经济根源。由于实行以重工业优先的计划经济, 社会结构使二元没有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由二元经济向一元化现代经济的转变, 反而促使城乡壁垒固化起来。

从工业化国家社会保障的发展历程来看, 一般社会保障都先对城市企业雇佣劳动者实行, 而后是工业反哺农业, 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化以后, 才有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并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国家, 到1920年, 农民占55.5%, 1965年降到24.6%, 1975年降低到13.9%。1811年英国农业从业人员比例为35%, 1901年已下降到8.9%, 1975年进一步下降至4.2%[1]。因此, 先进工业化国家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都间隔了较长的一段时期 (见表1) [2]。

在建国初期, 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使国家以较低的成本, 通过人民公社集体保障、土地保障以及“五保供养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救济制度”等, 为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避免了我国农民盲目流入城市而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同时, 农业又源源不断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和原料, 从而促进了工业的快速发展。所以, 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促进了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但是, 当前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要求。首先, 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不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 不符合公平的原则, 也不符合人权的要求。其次, 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不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由于进城农民不能为相应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所吸收, 长期处于流动状态, 由此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再次, 二元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业已存在的差距。由于在户口、就业、福利等方面的城乡差别对待的制度性安排, 工农业产品之间存在严重的剪刀差, 加之农民有各种税费负担, 我国城乡劳动者的收入差别一直就存在, 二元社会保障的长期存在又加大了两者之间的差距 (见表2) 。最后, 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限制和阻碍了劳动力要素的流动, 不利于全国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 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 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已不能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要求, 必须进行改革。

注:本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2～2002年相关资料,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 有关资料整理而成。

二、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统筹的实现条件

1.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依据。

从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来看,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是宣言中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成为世界各国关于基本人权的参照, 《世界人权宣言》中肯定了社会保障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 2001年2月28日决定批准我国政府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家公约》第9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 包括社会保险”, 第11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 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 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 第12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我国加入条约就意味着要受条约的约束。而公约中的有权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既包括城市公民, 又包括农村公民, 都有权享受社会保障。

2004年3月, 宪法修正案将第14条增加一款, 作为第4款, 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我国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宪法依据, 也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最高依据。这也要求要求政府应当履行上述宪法条款设定的国家义务, 及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现行宪法第45条进一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 抚恤烈士家属, 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等也对社会保障作了原则规定。可见, 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具有宪法和国际法依据。

2.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 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340 507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为9.1%[5]。我国财政收入由1998年的9 853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68 476.88亿元, 增长了6.95倍, 其中中央财政收入由1998年的5 483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35 896.14亿元, 增长了6.55倍;地方财政收入由1998年的8 291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61 202.04亿元, 增长了7.38倍[6]。与农民收入增长相比, 我国财政收入增长更快。农民收入也有较大增长2009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 153元, 剔除价格因素, 比上年实际增长8.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 175元, 实际增长9.8%[7]。目前, 我国政府正在进行政府职能的转变, 财政支出将由重视对经济领域的支出转到对社会公共服务的支出。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不只是支出结构量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公共财政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问题, 这些都为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持。

3.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基础。

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 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制度在城市已经普遍建立。虽然我国的城乡间存在着较大差距, 城乡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运行的条件, 管理上存在着差异, 但是城镇和农村在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性质、具体内容、运行机制上均应当是一致的。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过程中积累的实践经验, 对进一步发展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建国以来, 我国在农村曾经建立的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 包括社会救济制度、“五保户”养老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都曾发挥积极的作用。目前, 农村社会保障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尤其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都已经实现了广覆盖, 为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民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 经过摸索、试验和创新, 已经建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社区保障制度, 这些有益的实践为其他地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推行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到2009年底, 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8 691万人, 比2008年末增加了3 096万人;全年共有1 556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 比2008年增加1 044万人;全年共支付养老金76亿元, 比2008年增加33.8%[8]。截至2009年底, 全国已有2 291.7万户、4 760.0万人得到了农村低保, 比2008年同期增加454.5万人, 增长了10.6%。全年共发放农村低保资金363.0亿元, 比2008年增长58.7%, 其中中央补助资金255.1亿元, 占全国支出资金的70.4%。2009年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100.84元/人、月, 比2008年同期提高了18.54元, 增长了22.5%。全国农村低保月人均保障水平68元, 比上年提高34.9%[9]。

三、统筹城乡发展的路径选择

关于是否建立覆盖城乡的统一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理论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必要并且可行。比如胡荣 (1995) 认为应当彻底打破城乡界限, 取消身份差别, 将全社会成员包括到社会保险的安全网内, 通过社会保障的一体化, 接纳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结构因素, 并且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10]。第二种观点认为现阶段还不具有一体化的条件, 比如郑功成 (2002) 认为可以将一元化的制度安排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目标, 却不宜作为确定现实社会保障政策的出发点[11]。大多数学者持第三种观点, 他们认为城乡一体化中社会保障制度应统一但标准有别。如景天魁 (2004) 认为, 城乡统筹, 不是城乡统一、划一, 而是整体的保障体系, 不同的保障水平, 灵活的保障方式, 多样化的保障模式[12];李和森 (2004) 认为城乡统筹是社会保障的必然要求[13]。郭影帆、高平、郭熙 (2009) 认为统筹城乡不等于城乡同一, 并不是要在现阶段强求城乡完全相同, 即不是要马上完全消除不平等, 而是在一定程度内承认差距和不平等的基础上, 实现“适度公平”,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14]。

比较以上三种观点, 第三种观点更可取, 也更适合我国国情。虽然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东西部差距较大, 还有一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因此, 我国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实现完全一体化。也就是说现阶段不应要求城乡完全相同, 而是应该在一定程度内承认差距和不平等的基础上, 逐步实现一体化。

1.社会保障权利的城乡统筹。

社会保障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 避免以政策的形式出现, 应通过立法规范农村社会保障执行者的职责和参保者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保证公民实现社会保障权利。

2.社会保障理念的城乡统筹。

公平在社会保障中应是首位的, 每个公民都应平等地享有社会保障权。我国宪法平等地赋予了我国每一个公民社会保障权, 即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或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作为效力最高的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应当得到平等的尊重, 每个公民都应当平等的享有社会保障权, 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体现。作为下位法的社会保障法, 也应平等地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另外, 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的现状必须用公平原则来约束和弥补。当前城乡收入差距悬殊, 二元社会保障的长期存在又加大了两者之间的差距。悬殊的城乡收入差距, 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对建设和谐社会产生消极影响。因此, 公平原则的确立为逐渐缩小城乡差距提供理念上的支持。

3.社会保障立法体系的城乡统筹。

社会保障立法应以基本法为统帅, 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为单行法, 每个项目下再附加第三层次的法, 共同构成社会保障法的完整体系。鉴于目前情况, 我国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实现完全一体化, 也很难制定出一部在全社会保障领域起统率作用的基本法, 即社会保障基本法。有的学者主张“应根据宪法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方针和目标纲要, 按照社会保障领域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大项目的需要, 分别制定出几个平行的、内容相互联系协调的法律来, 这几项法律都不同于部门基本法, 但都能起到在各自调整的对象领域内的基本法的作用。可视之为第二层次的基本法。其中社会保险领域情况更为复杂, 需要制定出分别适用于城镇和农村的、两部平行的、同为第二层次的基本法来。在这些所谓第二层次基本法的下面, 再分别制定出下属一个层次或两个层次的许多个法律、法规来”[15]。

尽管我国已经制定的《社会保险法》对社会保险领域具体操作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但是制定社会保障基本法还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该法对社会保障法立法宗旨、基本原则、基本内容, 以及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和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做出原则性的规定, 才能为城乡社会保障的统筹提供法律依据。当然现阶段不应要求城乡完全相同, 而是应该在一定程度内承认差距和不平等的基础上, 逐步实现一体化, 但在某些领域则可先实现城乡一体化。比如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灾害救助等社会保障项目, 建立普遍适用于城乡的法律制度, 不仅符合公平原则的要求, 也是避免城乡差别过大和贫富差距悬殊的制度性工具。据此, 可以建立统一适用于城乡居民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法》、《灾害救助法》等。

4.接轨国际社会保障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包括保护人权逐渐国际化。在社会保障方面, 联合国制定的许多国际公约都涉及到社会保障的内容, 如《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立法是保障国际人权条约的规定在国内得到执行的关键, 可以从以下三个路径推动社会保障条约在国内的执行:一是补充完善我国条约法、立法法等法律规定, 明确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上的地位、效力、适用等问题, 社会保障条约的适用即有了依据和指导;二是按照国际人权条约确定的价值、精神、理念和原则, 不断建立完善国内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使中国依国际人权法承担的各项义务通过国内立法体现出来。三是在制定社会保障法时, 要根据我国的国情, 借鉴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在吸取成功经验的同时, 也要关注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弊端, 并分析这些弊端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但是, 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充分考虑城乡之间的客观差别, 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推进。在具备丰富社会保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只有适时制定社会保障基本法, 充实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才能为统筹城乡社会保障提供法律和制度支持。

摘要：我国是二元结构的国家, 既存在二元社会结构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必须要了解二元结构产生的原因, 我国二元社会保障制度是政策选择的必然结果。目前, 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要求, 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可行性, 要从立法理念、立法体系等方面着手进行完善。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探究 篇9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在经历创立阶段、调整阶段、挫折阶段、恢复补充阶段、全面改革和发展阶段后将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社会优抚等制度, 统一纳入社会保障体系。2004年, 全国人大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写入宪法, 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标志着我国对社会保障问题的理论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保障立法和社会保障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全部依靠国家财政重点支撑的项目, 其中包括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帮助与救扶、对部队现役军人及其军烈属的优抚与安置、对社会上无依无靠的孤幼残老以及社会大众团体举办的社会福利等措施;第二方面是用人单位缴纳、单位职工个人缴费, 由国家适当给予相关补助的三方共同筹资的项目, 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等, 属于社会保险范畴。

一、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 我国在社会保障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存在较大的差距, 不能为社会保障方面出现的问题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支持, 需要不断的进行改革和完善。

(一) 社会保障立法工作滞后

社会保障要以社会立法为方式, 才能使其运作法制化、规范化。纵观国外社会保障法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无一不是立法在先。德国于1883年颁布《疾病保险法》, 于1884年颁布《工伤保险法》, 于1889年颁布《养老和伤残保险法》, 这三部立法确立了社会保险法的基本思想和原则, 开创了社会保险立法的先河。美国也于20世界30年代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法成文法典而名闻于世。我国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走过了30多年, 到2010年10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才通过了《社会保险法》, 才明确了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目标以及基本的制度框架, 与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相比, 立法工作明显滞后。

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其他方面, 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社会优抚等立法相当薄弱, 基本上在立法方面处于空白。社会保障立法的滞后必然造成社会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 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 社会保障立法层次低

社会保障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律, 在立法层次上应该有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 其效力应仅低于《宪法》。但在现实中, 人大立法很少, 行政法规多, 立法层次和效力较低。在我国已经制定出来的社会保障法规中, 比较普遍的存在着缺少法律责任的现象, 在实践中, 当有关社会保障问题的争议或纠纷发生时, 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难以根据有效法律依据进行仲裁或判决, 无法确保社会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

(三) 社会保障立法体系不健全

社会保障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应有自己完整的体系。但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未出台与之相关联的专门的社会保障基本法, 而作为社会保障制度根本法律依据的国家行政法规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 结果导致不能相互配合, 不能形成与之相配套的法律体系, 这必然导致了社会很多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可循, 无法可依。同时, 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工作中, 不同省市地区、不同机关部门制定的社会保障办法参差不齐, 差异很大, 不够统一, 这种“分散立法”的体例导致了政出多门的现象, 使社会保障立法应有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在实践中我国的社会保障管理工作也处于被分割的状态, 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城镇企业职工的各项保险工作;人事部负责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公费医疗;民政部负责农村和城乡社会救济等等。此外, 完整的法律规范应包括假定、处理和制裁等要件, 缺少这些要件的法律规范无疑是一个有较多缺陷的系统, 无法发挥法律规范的强制性作用。

(四) 社会保障的法律监管和实施机制薄弱

首先, 建立健全我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的法律监管和实施机制是社会保障法制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 同时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促民生、保和谐的需要。社会保障的法律监管是指为社会保障的日常监督与管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规范的要求, 进而加强对社会保障的管理过程和管理结果给予评议和鉴定。

其次, 合法的筹资机制、有效的运行机制、严格的管理机制、稳定的保障机制和有力的监督机制都不够健全。在我国现行社会保障法律中, 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法律中缺乏对社会保障基金筹集与运营的监督, 致使部分负有缴纳社会保险法定义务人拒缴、欠缴、推诿等方式逃避缴费义务。实施机制较弱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保障法率中缺乏有关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的规定, 导致现实中挤占、挪用, 截留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行为十分突出却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惩治。

二、我国特色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

新时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是要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 着力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由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导致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薄弱问题, 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 社会公平的价值观进一步确立, 加强政府责任。

(一)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立法

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是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根本保证, 有无完备的法律规范, 是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志。为了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力度, 确保社会保障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应进一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立法。

在总结前期改革和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0年10月通过了《社会保险法》, 明确了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目标以及基本的制度框架, 建立了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险制度。国务院随后修订了《工伤保险条例》。目前, “社会救助法”也在制定过程中。社会保障法律正趋于完善。

(二) 完备社会保障立法体系

社会保障立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制定综合性社会保障法的同时, 应注意出台相关配套法律法规, 从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立法体系。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障立法体系采用“分散立法”的体例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 我们应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重新调整和规范各种社会保障关系。要尽快形成以《社会保险法》为中心, 对相关法律法规及条例进行必要的修改或制定, 形成较完备的、系统的社会保障立法体系。

(三)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作为一个国家一项基本的社会制度, 应把全体国民都纳入其保障范围, 确保每一位劳动者均能享有法定的、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在全国建立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保障广大农民的权益。2011年,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建立健全覆盖城市和乡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目标: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 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成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全覆盖, 落实城镇职工与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 实现城乡基础养老金全国范围的统筹。

(四) 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法律制度

社会保障基金是指依法建立的、用于社会保障事业的专项资金, 它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否顺利实施。因此, 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法律制度十分必要。《社会保险法》第71条规定:“国家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由中央财政预算拨款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构成, 用于社会保障支出补充、调剂。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由去昂社会保障基金管理运营机构负责管理运营,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保值增值。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定期向社会公布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国务院财政部门、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审计机关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实施监督。”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储备基金, 其目的是在养老保险基金遇到入不敷出时, 用以支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社会养老保险待遇支付缺口需要。

因此, 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基金法律制度。完整的社会保障基金法律制度对规范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和保值增值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代背景和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下, 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权益观念将得到进一步彰显和强化,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将承担更多的使命和更大的责任。因此, 加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 无疑对推动和完善我国特色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社会化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 社会保障制度也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时代的发展, 使许多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相关的问题凸显在我们面前, 迫使我们必须加快改革和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步伐, 协调差异, 改革弊端,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我们应大力加强社会保障法制研究, 使我国社会保障实践真正能够以法律为依托, 以法律为保障,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关键词：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保障基金

参考文献

[1]林嘉.劳动和社会保障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2]张文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刍议[J].民主与法制.2006, (2) 、 (6) .

[3]王伟.中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

[4]李昌麒, 左菁.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创新研究[M].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

[5]侯文若, 孔泾源.社会保险[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6]李珍.社会保障理论[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1.

农村普惠金融的法律保障问题探究 篇10

普惠金融又称包容性金融,最早由联合国于2005年的国际小额信贷年会上提出,其核心含义是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由于大中型企业和富裕人群更容易获得金融服务、享受金融发展权利,所以普惠金融理念更加倡导金融资源向那些长期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农村地区、贫困人群、小微企业等群体倾斜。

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1 、 农村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

(1)信贷可及性低,农民信贷需求得不到满足。《中国农村家庭金融发展报告2014》显示,农村有正规贷款的家庭比例为14.1%,低于全国15.1%的平均水平,有借贷需求的家庭比例达到19.6%,农村家庭的正规信贷可及性约为27.6%,低于全国40.5%的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一是金融机构考虑到资金放贷的安全性,将农户贷款程序复杂化,加上农村担保抵押机制不健全等因素,使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意愿大大降低;二是由于资金虹吸现象的存在,大量农村储蓄资金流向城市,让本就僧多粥少的失衡局面变得更加窘迫。

(2)农村金融服务过于单一,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农村金融改革二十年,农村金融市场得到了充分发展,但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仅仅限于“存、贷、汇”这“老三样”上。普惠金融是“全方位”的金融,在普惠金融的框架下,农村的金融需求不仅包括存款、贷款这样的基本金融需求,还包括了结算、保险、投资理财等多样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需求。

2、农村普惠金融信用环境不佳,信用体系不健全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是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就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农村地区的信用体系仍不成熟,难以适应普惠金融的要求。以江苏省为例,截止到2014年9月30日,江苏省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总资产为17015.79亿元, 不良贷款余额为194.33亿元,占比为2.03%,远高于同期江苏省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平均1.70%的占比,而同期江苏省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占比为1.03%,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占比更是仅有0.99%。这组数据不仅表明农村金融机构经营状况欠佳,更表明了农村的信用环境差, 信用体系不健全已经成为阻碍农村金融环境的现实问题。

3、农村普惠金融法律体系不健全

(1)普惠金融缺乏相应立法。柏拉图认为,“正义的实现有赖于法律制度的保障,因为只有在法律制度的规范和引导下,每个人才能在追求自身私利的过程中不侵犯别人的同等的平等权利。”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普惠金融理念的贯彻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撑。纵观世界各国立法,许多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来保障弱势群体获得金融资源权利,如孟加拉的《乡村银行法》、印尼的《小额信贷法》、美国的《社区再投资法》、《平等信贷机会法》、《农业贷款法》、《农业信贷法》等一系列法律。而我国在这个方面的立法还是空白, 仅有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基本金融法律中也缺乏相应表述。以信贷权为例, 信贷权是普惠金融理念下最基本的金融发展权利,但不论是以服务“三农”为宗旨的《农业法》,还是上述金融基本法,均没有关于保护农民信贷权的表述。作为农民最基本的金融权利都无实质的法律保障,那么普惠金融框架下更广泛的各项金融发展权利必将得不到重视,农村普惠金融法律体系的建设也就无从谈起。

(2)现有法律难以保障农民权益。虽然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对于发展普惠金融出台了一些规范性文件,如《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 《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等。但这些部门规章的效力层级低,有些只是指导性、 临时性的政策文件,零乱复杂,缺乏纲领,权威性和约束力也很有限,难以有效适用。

总体来看,我国农村金融的相关法规并不健全,缺乏有针对性的专门法律,农村金融机构和服务得不到有效的法律规制。目前农村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只能按照现有的 《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但这些法律法规主要针对的是传统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服务发展迅速,现有法律显然已经无法准确适用,难以规制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日新月异的创新型金融服务。

三、我国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建议

1、优化金融供给

(1)多渠道增加金融供给。优化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加大对农村地区低收入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如积极引导农业银行回归“三农”,强化政策性金融支农惠农作用,鼓励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提升服务功能等等。同时,降低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积极引导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到金融机构覆盖率低、金融服务不足的地区,扩大普惠金融服务提供主体,与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形成竞争机制,从而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活力。

(2)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创新机制,满足多样化需求。实现农村金融的创新,可以从主体创新和产品创新着手。在主体上,尝试设立农业产业化投资基金、农业科技创投基金、农村金融租赁等新型农村金融服务主体,形成多层次的农村资本市场。在内容上,鼓励农村金融服务创新,丰富农村金融产品,如积极开发多种类型的农业保险产品,为收入不丰的农村居民设计低门槛甚至零门槛的投资理财产品等等。

2、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国外的信用体系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会员制许可型。当前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要建立一个覆盖全国农村的信用体系,并且使之能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那么政府就必须在构建以及维护信用体系方面起主导作用,担负主要职责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搭建好政策平台,因此,笔者主张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信用体系,政府推动和人民银行指导相结合。与此同时,加强宣传和教育,提高农户的信用自律意识。可以通过广播、会议、讲座等多种形式向农户传播信用相关知识,也可以开展评比活动,例如“评比本年度最守信人物”等,提高农民的信用意识,为改善农村的信用环境奠定良好的基础。

3、发展普惠金融的立法建议

(1)在宪法中明确农民的发展权,为农民金融发展权提供根本依据。要想全面保障农民的各项发展权利,首先要保护农民的金融发展权,使农民在享受金融服务、获得经济权利上不被歧视和排斥,这也符合普惠金融所倡导的普惠性、包容性和公正性。但现实是我国宪法并没有明确提出“发展权”这一概念,我们仅仅从宪法中的广义人权和对特殊群体的获得福利的权利中推导出发展权,这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必须将“发展权”纳入宪法,一方面为保护农民金融发展权的具体立法提供宪法依据,另一方面也为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提供价值指引。

(2)制定促进农村普惠金融的专门法律。一是制定《民间金融法》。农村民间金融由于成本低、灵活度高而成为正规金融的有效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金融供求矛盾的局面,大量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从中受益。但由于立法不足,民间金融常常游走在农村金融的“灰色地带”,导致其潜在风险不断加剧,2012年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就印证了这一点。民间金融不等于非法金融,依靠法律手段来厘清和规范民间金融是当前经济新常态下普惠金融发展的必然选择。民间金融立法的首要任务是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保证其不受法律的歧视;在内容上,明确民间金融组织的规模、资金、利率、服务对象、经营范围;在统一立法的基础上,各地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作为补充。

二是制定《小额信贷法》。目前,我国对于日益发展的小额信贷在立法上仍是空白,小额信贷机构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导致它们自身缺乏安全感,在长期建设的投入上摇摆不定,更多地对趋向于短期业务的开展,从而也会导致投资者、捐赠者的投入有所顾忌,必然影响到小额贷款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在小额贷款的立法中,首先要明确小额贷款机构的法律地位,将小额信贷机构纳入正规金融的行列。现在,小额贷款公司非金融机构的身份致使其无法享受到相关的政策优惠,也使其长期游离于正规金融的监管体系之外。通过法律把它纳入正规金融的行列,有利于增加正规金融服务的覆盖面,遏制高利贷和地下钱庄等非法活动,也有利于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制定《农村合作金融法》。随着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壮大,诸如产权模糊、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经营亏损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也日益突出,导致其支农惠农的功能受到限制。因此制定一部专门的《农村合作金融法》来完善现有的农村合作体制成为保障农民金融发展权、发展普惠金融的必然要求,也是世界先进国家的普遍经验。在立法中,我们应当就农村合作金融的组织制度、产权制度、经营制度加以明确和规制。具体对策如下:在组织制度上,确立其 “合作性质金融机构”的法律定位和社员合作制的基本组织形式,民主决策,独立经营,政府不得不当干预,使其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在产权制度上,要灵活变通,因地制宜,明确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三种产权模式,以适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在经营制度上,明确其 “服务三农”的经营宗旨,开展多样化的业务,实现全面的 “普惠”。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普惠金融具有包容性、全面性,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具有重大意义。农村地区作为推行普惠金融的主战场,面临的问题仍十分严峻。对此,本文提出增加金融供给、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健全普惠金融法律体系等措施。

关键词：普惠金融,农村金融,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王曙光、乔郁等:农村金融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龚明华:我国农村金融需求与金融供给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3]韩俊:加快建立普惠型的农村金融体系[J].教学与研究,2008(12).

[4]吴国华:进一步完善中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4).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探究 篇11

法律制度直接影响着金融生态，发展金融生态的前提就是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一、完善法律制度对金融生态的意义

金融生态的说法，就是借用生态学的提法来对金融环境进行的一定描述，用来对金融运行相关环境要素进行表述。协调的市场，稳定的经济环境，加上完善的法律环境和信用环境，就构成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其中，法律环境是决定金融生态生存与发展的直接因素。完善的法律制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金融生态自我的调节功能，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率，推动金融生态的发展。不过，适宜金融生态发展的环境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研究，适当的对法律制度进行调整，不断规范金融行为。金融运行的相关环境因素，都需要法律制度予以调整；金融机构的健康、正常的运作，也离不开法律制度所为其提供的有力保障。法律制度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能够有效规范金融机构的相关行为，提高内控水平，优化金融机构，防止恶性竞争的出现。

二、金融生态法律制度的完善思考

（一）建立金融产权法律制度，突出体现市场经济原则，推动金融企业发展进程。金融发展的核心是产权制度，须从法律层面保证金融产权制度对市场原则的体现，明确产权边界及权利、责任和利益。当前形势下，金融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改进，关键点是：

①在法律方面推动金融产权的多元化，消除金融产权所有制歧视的法律障碍，将不同性质的所有制资本介入金融的法律规定统一。

②调整涉及到金融主体构造的相关法律规范，如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突显出股东在金融机构中的法律地位，突出其法律作用，落实股东对经营失败负责的制度，明确其核心地位，解决金融机构所有者的缺位及内部人控制的问题，能够依靠法律切断失败成本的转移之路。

另外，强化委托和代理的法律关系，明确所有者及经营者分别的法律责任和相应的法律义务。

（二）加强法律对金融债权的法律保护，加快金融生态发展速度。首先，需要修改破产法，通过完善劳动法、社会保障法来保护破产企业的员工权益。另外，要能够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进行运用，保证债权人对法人背后的真正债务人的民事责任追踪。还要完善担保法，从实际出发，在合理范围内尝试扩大担保财产范围，将权利质押纳入担保法调整的范围之内。除上述之外，还需要对刑法进行相应的修改，扩大贷款诈骗罪主体范围及其适用条件，进一步完善金融资产的刑事保护的相关制度。根据经济、金融的发展要求，调整和规范贷款的程序、质量管理、责任人等，保证银行和企业间的信用履约关系得到法律保护。鼓励金融创新，对一些利于活跃金融市场的创新活动，规避风险的各种金融方法等，认定其合法。

（三）改进信用法治建设，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信用，是金融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必须能够对中介机构的管理制度进行完善，强化行政制度和司法制度，从法律制度的安排上，保证规范管理和处罚的严厉性，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个重视诚信的氛围，使金融机构不敢失信、不愿失信。关键是要加快征信立法速度，推进企业征信系统进程，完善个人征信系统和企业银行账户的管理制度。征信立法分为征信业务法，征信产品促进法和征信产业管理法。

（四）提高法律管理效能，调整金融监管制度。尽快建立相关法律制度，不断地进行修改和完善，明确相关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拓展其法律发展空间，如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等。另外，还要加快建设监管问责制，进一步完善和修改金融监管的评估和考核制度，将监管主体的职责引导到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方面。最后，以监管效能的提高为核心，制定增强金融稳定性的法律框架，对金融稳定的协调机制进行合理、科学的配置，并完善处置机制相关法律法规，围绕“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的原则落实相关制度。从我国国情出发，尽快金立完善的存款保险、保障基金等相关法律制度，将国家承担金融机构经营失败的风险问题解决，减少政府承担其经营失败的负担。当前整体形势来看，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时机目前已成熟，需要按照全体参与、有限保障的模式来构建金融机构保险保障法。最后，为了提高宏观调控的整体效果，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有效促进银行资金的运用法制化，避免其它部门运用银行资金从而造成倒逼局面，要从法律层面对银行“多功能”使用再贷款进行制约，维护货币独立性。为了能够明确财政资金和银行资金的区别，须尽快明确一些特殊机构的法律地位。另外，司法部门要提高相应的工作效率，体现诉讼经济原则，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在相应的期限内办理和审结案件。

总结

目前来看，我国的金融法律制度在完善和改革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须不断推进金融生态法律制度的完善，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构建合理的、高效的金融生态。

参考文献

[1]徐文煜.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创新与完善[J].经济导刊.2011（07）.

[2]王冰.论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J].理论导刊.2006（11）.

[3]邱房贵.浅议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J].广西社会科学.2001（04）.

[4]赵征，冯洁琼.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监管法律制度探析[J].河北金融.2011（04）

保障医护人员人身安全的法律探究 篇12

近年来,暴力伤医事件频见报道,医院正常医疗秩序的维持和医护人员人身安全的捍卫问题日益突出。就医护人员而言,在医院工作场所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事实上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这种人身安全的威胁是一种广义的概念,根据其性质可细分为暴力威胁与非暴力威胁。

(一)暴力威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新的研究表明工作场所暴力威胁卫生服务》,医护人员在医院工作场所面临的暴力威胁可分为心理暴力和身体暴力两种。“心理暴力是指故意用力反对他人或集体,导致对身体、脑力、精神、道义和社会发展的损害,身体暴力是指以体力攻击导致身体及心理的伤害。”可见暴力威胁范围较广种类较多,具有易发性和复杂性。

(二)非暴力威胁

非暴力威胁,指的是不是由于他人的故意强制所造成的侵害,可以称之为“软威胁”。非暴力侵害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医护人员职业暴露问题。在侵害程度上,相比其他医护人员,工作在临床一线的直接接触患者及其污染物的护理人员危险程度更高,并且“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各种有创医疗的增加,临床一线工作人员发生职业暴露的几率也随之加大。”

(三)我国医院的现状

据《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调研报告》(下称《报告》)调查显示,所调查的医院全部认为暴力伤医对医院有影响,96.8%的医院表示影响比较大或非常大,其中有78.1%认为该事件已影响到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与人身安全。近四成医护人员表示考虑转行,16%的医护人员“坚决不同意子女学医或从医”。在另一方面,随着暴力伤医事件频率的增加,近五年来暴力伤医所导致的医院财务损失也不断增大,影响了医院在增加设备技术等医疗力量的投入。根据调查显示,2012年,《报告》表示暴力伤医造成了医院财产损失的医院比例为68.2%,其中损失额在10万以上的已达11.8%。

从上述数据中不难看出,医院维持正常医疗秩序和医护人员保护自身人身安全的正当权益若长期得不到实现,一旦事件发生并恶化,影响到正常的医疗秩序,最终将侵害到患者自身的权益。

二、我国现有的保护机制及其利弊分析

现有法律制度和医院管理制度对医护人员已经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可以针对医护人员所受侵害类型的不同,将其分为应对暴力威胁和应对非暴力威胁的两类保护机制。但随着近些年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问题也逐渐暴露,反映了现有保护机制的不足。

(一)应对暴力威胁的相关保护机制机制

在实际案例中,暴力威胁绝大部分源于医患纠纷。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患纠纷解决目前主要有三条途径:自行协商、调解以及诉讼。

1. 自行协商。

自行协商,即以协商的形式,以意思自治为基础,双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就医疗纠纷中的责任承担问题进行自行协商,对赔偿道歉等问题达成共识。相比其他两条途径,具有方便快捷、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且有利于事后医患间诊治关系的正常继续,并尽可能地减少了医院名誉的损失。但是自行协商作为一种基础的纠纷解决途径,其本身并不具有法律强制效力。并且,无法保证当事双方的冷静与客观,双方协商可能随时中断。而且在绝大部分医疗纠纷中,患方信息面狭隘、专业知识不足,可能出现医方凭借优势推脱自身责任,加剧了患方对医方的不信任,使双方矛盾恶化。

2. 调解。

调解指的是“由第三者出面,依据一定的道德和法律规范,对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进行劝说,使之达成谅解和让步,从而消除争端,改善相互之间关系的一种活动”。在调解上,我国目前正缺少医疗纠纷调解的资源,调解种类以行政调解为主。并且在现行体制下,医生属于“单位人”而非自由人,有资格参与调解仲裁的为医学专家、法医和医学会等,他们与医院和卫生行政部门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其是否在调解中能否一贯地保持中立性也令人心有疑虑。

3. 诉讼。

相比其他两条途径,通过法院判决往往更具权威性,民事诉讼也往往是医患矛盾寻求解决的最后途径。诉讼作为医患双方解决纠纷最后的选择,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终结性。近年来法院受理的医患纠纷的案例也在不断增加,可是患者的举证困难等问题仍然存在。并且对医疗纠纷责任的认定往往是由医疗行政单位组织,由各医院的专家组成,即“运动员兼做裁判员”,难以确保结论的客观与公正。

(二)应对非暴力威胁的相关保护机制机制

针对医护人员面临的非暴力威胁,我国目前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予以防护。如卫生部发布的《血源性病原体职业接触防护导则》,其中规定了“用人单位应遵循的职业卫生防护原则和履行的职责,提出了风险控制的具体要求。在卫生部印发的《医务人员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护工作指导原则(试行)》也对预防以及发生职业暴露后的处理问题做出了详细指导。但是由于医护人员面对的非暴力威胁具有不确定性,一旦受到侵害,所造成的身心伤害可能是难以承受的。

三、针对暴力威胁的应对策略

综上所述,我国现存的解决机制并不能满足医患之间纠纷解决的诉求,无法切实保障医护人员人身安全。对于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制度,必将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任。在这里,笔者试讨论将医院工作场所划入“公共场所”,以及通过警务处的入驻,就暴力威胁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1.医院工作场所应划为“公共场所”。显然,医院作为一个公共可以自由出入的场所,已经具备了公共场所的实质属性。首先医院往往人流量较大,任何人都可以出入医院,具有公共性。而且医院由特定的群体组织负责管理,由政府部门监督,面向社会公众提供医疗服务,同样具有社会性,理应明确作为公共场所受到法律保护。

当医院工作场所被明确列入公共场所范畴时,将产生相应法律效果,有利于维护医院秩序和保护医护人员人身安全,对当前猖獗的暴力伤医犯罪在法律上进行打击。首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与第三十二条能够得到适用,特别是第三十二条中的规定,有利于加大对携带国家管制器具进入医院行为的处罚,预防下一步可能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

2.警务处的入驻应该普遍化、规范化。近日来,医院警务处的入驻在各地方大量试点,例如常州市自今年4月开展维护医疗秩序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以来,全市医疗机构共设置警务室23个、配备警务人员46名,其中16所二级以上医院全部设立了警务室。但若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仍然需出台《医疗机构治安管理条例》或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规范。

3.医院应设立专门的部门和应对体系。医院应设立专门的部门,制定预防与应对的机制,建立从医院保安不定时巡逻、暴力事件发生时的第一时间证据保留、上报上级科室领导和医院院长、建立事件相关档案等一系列的标准化流程。同时医院应寻求公益律师或雇用咨询律师,就相关事件及时寻求法律支持,制裁相应肇事者。

四、结语

我国目前医疗资源紧张,医疗改革面临进一步突破,伴随着患者对医护人员的观念和要求的转变,医患矛盾的加重是这个阶段性时期的集中表现。除了由于医患纠纷引发的暴力伤害外,医护人员还要面临工作岗位上随时可能出现的职业性伤害,如感染病毒等。社会给予的高要求和自身工作的高危险,再加上岗位自身的高门槛,使医护人员群体承受着比以往更大的压力,因此需要更多社会公众的理解以及进一步的法律保障。

摘要：暴力伤医事件频发是当下争议较大的社会热点问题,折射出医护人员人身安全难以保障的困境。在现有纠纷解决机制未得到完善之前,首先应将医院工作场所划为公共场所,从法律上加强对暴力伤医行为的整治和处罚力度。文章通过对医护人员人身安全现状、我国现有保护机制等方面分析,探究关于保障医护人员人身安全的法律法规,以期对保障医护人员人身安全有所贡献。

关键词：暴力伤医,人身安全,医患纠纷,公共场所

参考文献

[1]世界卫生组织.新的研究表明工作场所暴力威胁卫生服务[Z].

[2]李可萍,庄英杰.护理人员职业暴露与防护措施[J].中华护理杂志,2008年6月第43卷第6期.

[3]杨文.东莞市人民医院职业暴露情况分析及防护研究[J].当代护士第5期.

[4]中国医院协会.2003年-2012年全国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调查研究[J].2014年1月11日.

[5]谭兵.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4.

[6]柯阳友,吴英旗.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