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论文

社会变迁论文（共8篇）

社会变迁论文 篇1

第十四章社会变迁

第一节什么是社会变迁

1.社会变迁：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基本形态的变异。2.内容：①社会关系的基本制度，既社会行为基本规范体

系。

②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包括组织结构、阶级结构、职业结构

③社会关系的基本面貌，即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

3.特点：①必然性；②前进性；③非直线性；④全面性 4.基本类型：

(1)按照社会变迁的发展方向，分为：社会进化和社会倒退

进化过程的特征：长期性、缓慢性、渐进性、局部性(2)按照社会变迁的性质与特点，分为：社会改革与社会革命

社会改革：使人们有意识的规划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的社会局部调整或全面改良的过程。

社会革命:是一种急剧的、对整个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社会变迁形式,其目的是为了根本变革社会制度,改变生产关系

(3)按照社会变迁的规模，分为：整体变迁和局部变迁(4)按照变迁的人为参与和控制程度，分为：自发变迁和有计划变迁

5.原因：①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以及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②社会物质需要和利益冲突

③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也是导致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

④文化的发展与传播⑤意识形态的改变⑥人口状况的改变

⑦外敌侵入、环境破坏、自然灾害等因素，也可能引起社会变迁。

6.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实质上就是对社会运行过程进行干

预，对社会系统施加定向影响。

7.社会发展计划：是对社会发展总的方向、大目标、主要

步骤与重大措施的设想。

第二节社会现代化

1.概念：是社会变迁上的跃进，是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是以

经济发展为中心，涉及政治、法律、社会结构、心理、文化各个领域的全面性发展过程。

2.主要内容：①工业化，②城市化，③民主化，④管理科

层化，⑤社会结构分化，⑥人的现代化，⑦生活方式的世俗化。

3.特征：①现代化是一项社会领域的革命进程

②是一项长期的、有阶段的历史过程③是一场持续的国际竞赛。4.社会现代化理论：

①经典现代化理论；②依附理论；③世界体系理论；④

信息社会论；○

5后工业社会论 5.中国的社会现代化：

①现代化起步阶段（1840-1911）②局部现代化阶段（1912-1949）③全面现代化探索期（1949-1977）○4全面现代化发展期（1978年至今）

第三节全球化

1． 含义：一方面，全球化概念具有空间性内涵，指在全球

范围内展现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客观历史进程和趋势。另一方面，全球化也蕴涵着世界共同体的各个国家、社会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交换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以及依存性、关联性程度的不断深化。2． 特征：①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

②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

③全球化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相统一的客观要求

④全球化过程是一个不断出现矛盾和冲突的过程。

3． 四个发展阶段：萌芽阶段、开始阶段、起飞阶段、增强

阶段。

4． 主要表现：①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

②交通与通讯的全球化③信息全球化④政治的多极化⑤文化多元化。○6金融全球化日益凸显

5、全球化的理论争议。

答： 1)全球化真的发生了吗？正方：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交通与通讯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问题全球化。反方：跨国投资贸易不是全球化。中南亚、非洲没有参与。

2)全球化导致社会趋同吗？正方：工业化趋同，带动政治经济文化趋同。反方：国家差距越来越大。

3)全球化削弱了国家主权吗？正方：跨国公司让国家对经济发展失去控制，国际援助弱化主权。反方：各个国家越来越强，有能力应对全球化。离开各国，就不存在全球化。

4)全球化与现代性有区别吗？正方：吉登斯：现代性带来全球化。反方：全球化是文化多样性的回复。

5)全球文化正在形成吗？正方：全球村显示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反方：消费不代表文化。5．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

①经济上,我国经济同国际市场逐渐接轨,进出口贸易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外资在投资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扩大

②政治上中国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加强了与西方各国的接触融洽了曾经因冷战而冻结的关系,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称为多极中的一极

③文化上,思想解放运动为全球先进思想文化的引入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全球文化同中国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机遇.6． 目前面临的挑战:

①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贸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支配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外围和边缘的地位

②政治方面，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动摇了西方霸权的地位，引起它们的恐慌

③随着中国对全球化参与程度的加深，中国的文化建设受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是西方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二是西方一些腐朽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

④国家安全方面,目前还存在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影响世界和平的因素，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并不乐观。

7． 应对策略：

①必须明确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以此为制定全球战略的前提。

②要不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发展自己。③增强综合国力以确保国家安全。

社会变迁论文 篇2

1 媒介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作为媒介决定论的鼻祖, 伊尼斯以传播媒介为轴心, 以时间和空间为基本维度, 考察了媒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1) 。伊尼斯把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中国文明、中世纪与启蒙时代的兴替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技术形态联系在一起, 这一观点与人们惯常的政治、经济、文化角度来解释历史的发展相比, 显得十分独特 (2) 。

作为伊尼斯思想的传承者, 学者麦克卢汉曾提出著名的观点:媒介即讯息。这个观点的核心思想是, 从人类社会的漫长发展来看, 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具体传播内容, 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及其开创的可能性。因此, 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人类交往和社会生活的新方式。如果人们把媒介和媒介技术理解为社会生产的重要内容, 那么媒介的进步对社会变革的巨大影响是无可否认的 (3) 。

2 语言:人类传播史的钥匙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人类的诞生开启了地球的新纪元, 人类的声音打破了自然界的沉寂, 人类语言的产生是人类传播摆脱动物状态的决定性一步。在原始社会中, 语言作为人类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传播手段, 成为开启人类传播史的钥匙。因为语言的诞生, 人类得以在互相的交流中明确对方的意图, 语言的逻辑性推动了人类智力的发展, 语言的节奏和韵律逐渐催生出诗歌和乐曲, 语言超越历史时间和空间的能力让人类产生思想, 语言的产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开端。

口语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大致从人类摆脱“与狼共舞”的野蛮状态、组成原始社会开始, 一直到文字的出现 (4) 。人类语言虽然完成了人类信息体内化到体外化的突破性进展, 但口语传播存在转瞬即逝、只能依靠人脑储存信息、只能近距离传播等巨大的局限性。伴随不断突破自身局限, 人类创造了文字, 文字是人类传播发展史上第二座里程碑。若说语言使人类彻底与动物区隔开来, 那么文字的诞生则促使人类进入一个更高级的文明发展阶段。文字传播克服了口语传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文字的出现使人类的文化传承不再依赖容易误传的传说或神话, 而有了确切的资料和文献依据。

3 文字传播:更高级的文明发展阶段

文字传播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的陆续问世, 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也是古代新闻信息传播活动趋于成熟的标志。回顾我国封建社会, 唐中叶以后的“进奏院状”, 宋代的邸报, 清代的京报, 都是以文字推动了信息的上传下达, 完善了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传播体制, 成为一种媒介形式而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人们用文字记录历史、记录科学, 以文字为载体的诗书画卷, 使圣贤的思想广为传播, 开卷益智, 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史。

文字传播时代虽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但略微高昂的生产和传播成本也容易造成“洛阳纸贵”的传播障碍。我国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开启了印刷传播的可能性, 节约了书籍的复制成本, 德国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印刷更加低廉便宜, 真正开启了印刷传播的时代。印刷事业的发展不仅降低了书籍的造价, 使书本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 更催生了报业的发展, 使传播从小众走向大众, 开启了大众传播的新纪元。

近代报刊因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而诞生于德国, 逐渐从书籍中脱离开来, 成为以报道新闻、评论时事为主的传播媒介, 历经资产阶级政党报刊时代、独立报刊时代, 随着社会发展催生了廉价报纸。因廉价报纸的价格低廉性和受众的广泛性, 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由此到来。如今人们不会在乎1835年第二期《太阳报》记载了哪些新闻, 但是报纸作为大众传播的载体空前提升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使信息在社会中流通, 以文化教化受众, 以思想点醒受众, 催生了公共领域的发展, 带动了民间知识的传递, 报纸这种传播工具本身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讯息。

在报纸作为一种大众媒体在蓬勃的方展中方兴未艾之时, 电子媒介在技术的革新中随之诞生。1838年, 塞缪尔·莫尔斯发明了第一台实用电报机;1844年, 美国开设了第一条电报线路。此后, 这种“闪电式的传播线路”迅速发展, 形成了巨大的通信网络。电报本身并不是大众传媒, 但它为大众传播提供了快速有效的通讯手段, 而作为现代重要传播媒介的通讯社, 也是在电报技术发明之后才出现和发展起来的 (5) 。电报技术的发明与大量应用提高了人类信息通讯的时效性, 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政治、军事领域, 技术的发展再次推进了社会的变革。

4 电子媒介时代诞生与发展

若说19世纪是电子媒介时代的萌芽时期, 到了20世纪, 电子媒介则真正走向成熟。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电影、广播和电视逐渐诞生, 并迅速成为普通民众的主要娱乐方式, 进而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世纪也是传媒发展的划时代时期, 尤其是电视的发展与普及, 彻底颠覆了人类社会漫长发展中形成的既定秩序。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 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 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 (6) 。美国新闻史学家埃默里曾经这样描述了电视所带来的宏大的社会景观:“电视的经济力量是惊人的, 它对公共事件的报道也是如此。从50年代起, 电视由于报道新闻事件而拥有大量观众。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时, 约有6 000万人看到了他。……1962年, 约翰·格伦的第一次环绕地球轨道飞行吸引了1.35亿人凑近电视观看。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刺的消息传来时, 纽约市电视观众从该市人口的30%激增到了70%, 而在全国为之默哀的葬礼举行的几分钟里, 观众达到了93%。1969年人类第一次在月球上行走, 实况转播被发回到地球上时, 有1.25亿人收看了这一广播, 据估计, 由卫星网带给全世界各地的观众有5亿人 (7) 。

在电视出现以前, 从来没有哪种媒介形式可以如同电视一般, 拥有如此众多的受众和空前的影响。电视对于受众的吸引力主要源于它的媒介特性, 电视是人类众多感官的延伸, 通过影像、字幕、音声、画面与特效等多方面传递讯息, 给受众以强烈目击感、现场感, 使受众仿佛身临其境。电视不仅可以使人们获取新闻和信息, 同时可以提供给受众丰富多彩的娱乐和文化生活。电视的普及使人们每天的媒体接触时间由过去的几分钟提高到了每天几小时, 而且对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 美国学者格伯纳主持的“培养分析”研究表明, 电视节目中充斥的暴力内容增大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环境危险程度 (遭遇犯罪和暴力侵害的概率) 的判断, 电视媒介接触量越大的人, 这种社会不安全感越强 (8) ;同一时期, 美国学者蒂奇诺在研究儿童启蒙教育电视系列片《芝麻街》对贫富儿童的影响中发现, 社会经济地位高者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 电视并没有缩小社会贫富阶级间的知识差距, 反而使“知沟”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更有学者指出, 伴随着电视成长的一代人更容易产生一种社会病理现象——媒体依存症, 即“电视人”为被电视的感官刺激成长起来的一代, 更注重感觉而缺少理性与逻辑, “容器人”在电视的影响中内心世界类似于“罐状”的容器, 孤立而封闭。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中提出, 电视打破了儿童与成人的边界, 带走童真的同时也使成人的言行趋于幼稚, 同时电视作为一种环境结构, 制约着我们的感觉、思维和表达方式, 我们思考、感知、讨论和表现身边的世界时, 不是站在传播媒介之外, 而是处在传播媒介的符号结构之中。 (9)

电视主导世界的几十年中, 其作为一种传播媒介, 深刻加快了人类社会变革的步伐, 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电视本身首先是一种传播工具, 本身不必然导致“社会之善”, 或者“社会之恶”, 只是由人类发明创造, 并由人类主宰其用途的传播工具。传播媒介的社会影响并不仅取决于媒介的技术或形态特性, 但媒介技术本身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充足的前进动力。

5 互联网媒体的腾飞

人类的智慧继续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传媒工具的更迭也不会因电视媒体的空前辉煌而停下脚步。电视媒体的发展尚未停止, 互联网就从“润物细无声”的科技进步中诞生, 如今已席卷世界各个角落。汹涌的信息量与互联程度的加深, “内爆”使差异消失, 国界消失, 全世界在真正意义上联结成为“地球村”。互联网1.0时代, 是门户网站的全盛时期, 互联网的用户第一次品尝到自主选择媒体信息的喜悦, 而不再是传统媒体的传播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受众。从门户到搜索引擎, 信息的流通空前透明, 用户从互联网上实现了“想要什么有什么”的媒体夙愿, 但庞杂的海量信息同时对用户充斥着迷惑, 互联网的公信度永远掺杂着真假难辨的质疑。直到2002年非典在中国肆虐, 传统媒体的集体失声意外赋予了互联网媒体渴求已久的社会公信力。互联网媒体本来就拥有信息快速传递、用户自主选择信息、海量信息等天然优势, 加之社会公信力不断由传统媒体向互联网媒体的偏移, 互联网媒体如虎添翼, 真正实现了在传媒史上地位的腾飞。

在互联网2.0时代, 技术的发展真正达成了用户与媒体之间的双向传播。博客、社区、贴吧、空间陆续为大众所追捧, 用户从单纯的受众转而成为信息的生产者, 从而一跃成为传媒工具的主人。百年间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家追求的“传播权”“知晓权”“媒体接近权”突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在了普通用户的手上, 新闻工作者“无冕之王”的地位黯然失色。

在互联网3.0时代, 技术的发展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变迁。随着在线支付和物流的成熟, 电子商务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 商品的价格空前程度的透明, 线下购物向线上购物的用户迁徙已经无可逆转;随着宽带的发展, 在线视频网站改变了人们的观影习惯, 用户不再死守在电视机前, 忍受漫长的广告, 苦苦寻觅心仪的电视节目, 不再为错过节目时间而懊恼。此时的互联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传媒工具, 其不仅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也成为人类大脑的体外延伸, 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人类的基因中, 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牢靠地捆绑在了一起。

自2010年起, 微博的喷井式发展更是打开了互联网发展的新纪元。微博的传播方式真正代表了互联网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中, 用户可以畅所欲言, 可以与亲友深入互联, 可以与以往无法触及的偶像互动, 可以体验信息的快速流通, 可以参与各式各样新颖的活动……微博的意义也不仅限于此, 一个可以让人们畅所欲言的平台真正赋予了其用户摇旗呐喊的权利。在这个平台上, 公知可以表达思想, 行动者可以集结同伴, 受害者可以呼吁救援, 政府可以与民众对话, 民众可以集结倒逼政策的改变。在微博的蓬勃发展中,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社会的命运是无法分割的, 但技术赋权下为个体组织赋权到社会赋权提供了可能, 关键问题已然是个人如何实现自我救赎与赋权。

近年来, 随着智能手机技术的成熟和普及, 互联网用户几乎已经完整的迁移到移动互联网, 非传统互联网用户也在社会的洪流中卷入移动互联网之中。APP (Application) , 代表着移动互联网与桌面互联网时代的区隔。互联网的入口之争由来已久, 从传统的门户网站到搜索引擎, 从社会化媒体到APP, 不同的入口模式代表着不同时代用户的核心诉求。用户可以筛选符合自身的需求与爱好的APP, 将手机真正打造成一个定制化的媒介平台与生活工具。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信息与互联真正做到了随时随地满足用户需求。微信的广泛应用, 使信息的随时沟通与分享成为可能, 同时也模糊了私人空间的边界;以滴滴出行为代表的交通工具, 使人们的出行更加便利;手机地图导航的高度智能化, 使出行路线更加精准;线上支付的便捷, 使用户脱离了现金的束缚;移动端电子商务使购物变得随时随地随心所欲;视频与音乐则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满足用户的娱乐需求;O2O的发展将用户与这个世界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智能手机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工具, 更是人们与世界相连接的钥匙。人们身处在世界中, 却需要使用智能手机与世界深度互联。

6 结语

纵观人类传媒技术发展的史册,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 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具体传播内容, 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及其开创的可能性。同时科学技术又是与社会发展相互制约的, 社会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 而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破带来的都是社会发展速度的呈几何倍数的提升。而社会发展的背后, 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

诚然传播工具的更迭深刻带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但归根究底无论哪种传播工具站在历史舞台上时, 都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在操控传播。科学技术、传播工具、人类社会、国家机器, 正如环环相扣的锁链,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互相拉动前行。

参考文献

[1]程曼丽.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60年社会变迁下的人情变迁 篇3

如果说文化是社会的上层，那么人情则是社会的基础。从变迁这一角度看，社会是最易变化的，文化次之，最难变化的是人情。因为人情是根植于人性之中的最基本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不受制度和文化的左右。

尽管如此，当人们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有时也会经历“文化震撼”的体验。这是因为感情表达的内容和方式是文化与文化不一样的。这里的人情变迁既包括由于社会文化变迁而导致的表达形式的变迁，又包括其表达内容的变迁。

人情辨析

人情是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共同探讨的话题。5000年前，中国孟子与荀子关于性善与性恶的争论开启了人性善恶之争的先河。现代心理学把这一古老主题淡化为本能与养育（nature vs nurture）之间的争论，把人性善恶问题归结于一个养育实践问题。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人情和国家、社会情操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认为，有什么样的个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有什么样的社会情操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种观点被称作政治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心理学的最早形式，这是古希腊思想家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纂图互注礼记》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关于性和情的关系，《周易详解》说：“天地之生万物，圣人之化天下，莫不皆有所感。非以心感，以性感，性以情感。情，天下万物之常理也。”这就是说，性和情密不可分，性是情之本，情是性之表。从情之表现，可以发现性之本质。

人情分为亲情、乡情、爱情、友情和建立在各种人际-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形形色色的情感。友情是社会的黏合剂，是它把社会构筑成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英国哲学家培根说：“没有友情的社会，则是一片繁华的沙漠。”

人情分为个人情感和民族情感。当个人情感与民族大义相冲突的时候，个人情感应该无条件地服从民族大义与国家利益，情之取舍是检验小善与大善的试金石。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许多先进的仁义志士、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做的，为了天下穷苦百姓得解放和国家利益，不惜牺牲个人情感和宝贵生命。

人情在不同的情景中有不同的表现。当遭遇紧急情况或外部压力增大时，人情会发生异乎寻常的变化。关于群体反压效应的机制原理，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有一条是明摆着的：压力愈大，情谊愈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98抗洪、08战冰和抗震中，中国人的人情得到了超越和升华：由个人的亲情、恋情、乡情、友情升华为阶级情、民族情。

人情，说到底，是人性的表现。人情的变化，反映着人性在善、恶，敛、张、收、放取向上的变化。总的说来，传统社会，人性质朴向善、含蓄内敛，因此在人情表现上往往质朴无华、率性而为；现代社会，人性贪婪向恶、张扬外放，因此在人情表现上常常矫揉造作、文饰伪装。

人情，是人际关系的反映。关系亲密，人情味浓；关系疏远，人情淡漠。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世俗化的过程，是人际关系疏远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情淡漠化是必然的。正如现代必然要取代传统一样，交易法则必然要战胜人情法则。物极必反，当物的法则取得统治地位后，人的法则必然要强势上升。

人情，一般是指对人事的领悟和掌控的本领，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于那些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世人一般称呼其为“书呆子”。这里的“人情”，似乎多少带有一些贬义，而那些浑身正义、原则性强的人往往被世人议论为缺乏“人情”。

我们所讨论的“人情”，似乎是具有一些积极动能的褒义词，至少是让人留恋的中性词汇。像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类普遍产生的怀旧情感或思乡情绪，则是一种具有激励作用的积极的伤感情绪。它像是陈年老酒，储存愈久，味道愈醇。

人情变迁

人情变迁反映了社会文化变迁，作为社会-文化变迁的伴随物，建国60年的人情变迁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人情正常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第二、人情乖戾阶段（1966年文革爆发至1976年文革结束），第三、人情异化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2年十六大召开），第四、人情复归阶段（2002年十六大召开至今）。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7年，虽然有“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的干扰，但总的来看，尚属于人情正常发展的阶段。正常发展的标志，是人与人之间基本上保持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伦理关系。向秀丽、雷锋等英雄人物辈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动人凯歌在神州大地唱响。

文革十年，造反成风，社会关系与上下级关系普遍受到冲击，是人情乖戾的阶段。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乾坤颠倒、 纲常混乱、四维衰微、五伦败坏的时代，是人情味匮乏的时代。谁具有人情味，就会受到批斗。正常人所具有的人情，被所谓“阶级感情”、“路线感情”所取代。

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中国从神圣社会转向世俗社会。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物质利益的最大化成为衡量社会成功的唯一标准的风气，在他们眼里，社会不再是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人为本、以财为末，而是完全颠倒过来，变成以利为本、以义为末，以财为本、以人为末。人情关系完全异化为金钱关系，人变成了只认金钱的经济动物。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倡导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开始了向人情复归的阶段。向人情的复归即向人性的复归，即向人的本质复归。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社会情操的形成是人情复归的重要标志。

中华民族有一个优点，就是危机时抱团，患难现真情。在1998抗洪中，我们见识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精神，在08年抗击南方冰雪灾害和四川汶川地震灾害中，我们又一次体验了中华民族的真情流露。这种情感冲破了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的界线，回到了中华民族是一家的“族缘”上，“我们同是炎黄子孙”是最富有感召力的话语。

海峡两岸同胞同属于炎黄子孙，骨肉分离了半个多世纪，是该团聚的时候了。胡锦涛同志最近关于台湾问题的讲话，反映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愿。这种民族情感超出了政治的分野，只要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努力为台湾同胞拓展生存的国际空间。这种真情呼唤，感天动地，是中国走向和平统一的情感基础。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情义的民族，不仅表现在对国内事务的处理上，而且表现在对国际事务的担当上。对于公正国际秩序的渴望和全球变暖问题的忧虑，中国人民一点也不比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少。在处理关乎人类生存安全的全球问题时，中国人民总是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原则进行颇具人情味的处理。这是导致中国国际威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时代是新人文主义时代，是人性第二次解放的伟大时代。这次人性解放比第一次人性解放更伟大、更深刻。因为它挑战的对象是“官本位”和“物本位”，比第一次从“神本位”中解放出来更加困难、更加艰巨。惟其困难和艰巨，才值得认真去做，才凸显其伟大意义。

美国新人文主义者埃莫森说：“有两条法则并立同行而不可调和，一条是物的法则，一条是人的法则。前者建立航队和城镇，但是它野蛮疯跑，并且对人极不友好。”金钱拜物教在的兴起，极大地降低了人的地位、尊严和价值。要把人从物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实现人性的真正复归，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人情政治

实现人性的复归，就必须排除人情政治的干扰。所谓“人情政治”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指建立在特殊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政治，时人称家族政治，古人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第二、是指建立在人情物化表现基础上的政治，所谓“时人交往需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是也。

无论是第一层意义上的人情政治，还是第二层意义上的人情政治，都是贪污之蔽薮，腐败之源泉。公职人员一旦陷入人情政治，就会置正义原则于不顾，把公权变成私权，公共权力就会变成某些人作奸犯科、谋取私利的工具。人情政治是与廉政建设水火不相容的，能否过好人情关，是党和人民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考验。

作为领导干部，要常怀为民之心，常修为政之德，常做惠民之事，常思贪欲之害，常有律己之为，这是防止公权变成私权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反腐倡廉的关键。社会控制贵在自律，只有自律，才能从源头上筑起拒腐防变的长城。拒腐防变要从平常日用、人情世故做起，平常日用中彰修养，人情世故中显原则。

人情政治并不完全是贬义词。中国古代先圣，都是重视人情的。《纂图互注礼记》说：“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老子对于人情提倡无为而治，他说：“绝圣弃智，民利万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香港社会保障制度变迁 篇4

社会保障，意指社会成员因年老、体弱、疾病、伤残或失业等原因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时，可以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生活的保障。一般而言，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社会互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它是国家和社会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的物质帮助，以此达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济、死有所恤的目的。

百余年来，香港的社会保障从无到有、层次由低而高，并且明显地划分为1950年代以前、五、六十代和70年代以后三个发展阶段，本文拟对各个阶段香港社会保障的状况做一个概括性的分析和总结。

（一）在传统社会中，普通平民百姓的生、老、病、死等生活问题都是依靠家庭或宗族成员之间的相互扶持而得到解决的，因而家庭或宗族便为个人生活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障。而香港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香港开埠后，陆续吸引了大批华人前来谋生，由于前景不甚明朗，许多人将父母妻儿留在家乡，只身赴港，因此，来港的内地居民，多数为单身男性，只有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居民才携眷在香港居住。根据1882年的统计，当时华人男性人数为68，000人，女性为19，000人，而家庭仅有9，724户，数量非常之少。[i] 20世纪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但相对于内地的大家庭而言，仍然显得人单势孤。这些海外漂流的华人失去了家庭的屏障，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纽带，当他们遭遇到失业、疾病、伤残等天灾人祸时，便会陷入求助无门的悲惨境地。因此，香港自开埠伊始，便是一个社会保障需求十分强烈的社会，当地华人在陷入困境时迫切需要政府和社会伸出援手。

然而，在1950年代以前，港英当局以人口流动性太大，大部分华人无意久居香港为借口，拒绝为本地居民提供任何社会服务。在这一时期，社会保障主要以民间自救与互济的形式出现，具体而言，有两类民间组织承担了社会保障的主要责任，其一是华人社团，其二是宗教团体。

在形形色色的华人社会组织中，面向全体民众的慈善团体首推东华三院和保良局。在华人思想观念中，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观念可谓深入人心，所以，当香港“发展为一个繁盛的商埠后，对类似的集体慈善制度的需求与时俱增，这需求便由地方上的社会贤达设立慈善团体来解决。”[ii] 1869年的太平山义祠事件直接促成了首家华人慈善团体的问世。其时，香港设有义祠，用以安奉亡故贫苦华人的牌位，以待其亲属来港时迎回故里，叶落归根。然而，久而久之，义祠变成了病人等死的场所。1869年4月，太平山附近的一所义祠尸体横陈，臭气熏天，引起周围居民骚动，闻讯前去采访的西报记者将义祠描绘为人间地狱。当年，来自不同行业的华人杰出人物便筹划建立一所华人医院，1872年，医院落成。东华医院的主要工作包括医疗、救济、教育、接生、丧葬五大类。它救贫治病、办义学、设产房、施棺木、置坟场，在发生灾害时组织救济，如1906年的台风风灾、1918年的马场大火、1934年石塘咀煤气爆炸等灾变发生后，救济工作都是由该院主持的，[iii] 东华医院由此成为惠及全体市民的慈善组织。1878年，以“防范诱拐、保障妇孺”为宗旨的华人慈善机构－保良局成立。东华医院和保良局在为香港华人解危济困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除东华医院和保良局外，同乡会、宗亲会也是提供社会服务的机构。在香港社会，血缘团体和地缘团体为数众多，这一方面是由于华人文化传统中家族观念与乡土观念深厚，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漂泊异乡的现实需要。同乡会等社团组织多以救助同乡为宗旨，如旅港福建商会和福建同乡会均以“谋同乡福利”为主要会务，旅港潮州同乡会则明确指出：“本会为吾潮侨港同乡之集团，即同乡之家庭也；故所负使命为赞襄社会公益，拱护桑梓安宁，辅助同乡事业，排解同乡纠纷，联络同乡情谊，救济同乡疾苦……”。[iv] 这些团体所提供的实际服务包括排难解纷、职业介绍、金钱接济等。有些组织完善的同乡会还举办赠医施药，开办义学、遣送棺柩骨骸回籍等。如旅港福建商会的主要工作为创办义学、为同乡贫苦无法殡殓者施棺、救济来港难民、为本港及内地慈善事业捐款等等。[v] 宗亲社团是传统的社会保障形式在城市环境中的延续，虽然其救助的对象往往局限于同乡、同宗，但由于20世纪以后此类社团大量涌现，其保障服务亦可以覆盖很多的人口。

另一类提供社会救助的组织是教会所属的各种机构。教会在香港创办有医院、诊所、孤儿院、老人院，为居民提供医疗服务，收容被遗弃的人。教会还向穷人提供形式不同的救济，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贫穷无依者渡过困境。

（二）50年代以后，香港开始了工业化，经过十数年的奋斗，香港成为一个工业化社会。在此期间，随着经济的发展，香港的社会保障事业也有所进步。

50年代，香港社会所面对的主要困难是人口爆炸所引发的生存危机，据统计，1946年香港人口恢复到二战以前的水平，为160万人，其后，由于国内战争的影响，大量难民蜂涌而至，1950年春估计达到236万人。当时香港经济发展水平有限，而且又处于从贸易港转向工业化城市的起步阶段，一下子消化吸收如此众多的人口十分困难，所以，许多人的生活陷入困顿，连最起码的衣食住都难以得到保障。而且，屋漏偏逢连阴雨，五、六十年代香港各种灾害频频发生，火灾、水灾、风灾，不一而足，动辄便使数万人无处栖身，衣食无着。因而，解决人的基本生存问题便成为社会救助的主题。在这一非常时期，民众能够得到的社会救助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首先是华人社会组织。原有的东华三院、保良局、宗亲会、同乡会等组织宝刀不老，继续发挥作用。此外，街坊福利会在社会救助方面显现出日益重要的作用。二战以后，香港政府大力支持民间组织街坊福利会的发展。到1960年，香港共有60个街坊福利会，中心工作是办理义学以救济失学、赠医施药以济贫病，派送棉衣、派发粮食以救饥寒。每当有天灾发生时，街坊会都会挺身而出，到场协助救援。[vi]

其次是国际救援组织，国际志愿团体活跃是香港社会五、六十年代所特有的现象。大批难民涌入香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香港原有一些国际性的救济机构，此时有更多类似机构出现。它们得到海外的财政支持，可以在本地举办救济活动。如红十字会、救世军等团体从总部分配到了更多的物资。60年代以后，许多国际团体认为香港已经摆脱了困境，便陆陆续续撤走了。

最后是香港政府。50年代，在社会救助任务空前繁剧的情况下，各志愿机构颇感力不从心。当时的香港总督葛量洪（1947－1957年）承认，“社会福利事业已不是华民科和志愿团体的服务所能应付的了。”[vii] 有鉴于此，香港政府终于改变了过去袖手旁观的态度，开始有限度地介入社会服务。这是社会保障方面一个最明显的变化。

香港政府的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修建公共房屋。1953年圣诞节，九龙石峡尾木屋区发生大火，区内木屋毁于一旦，5万人无家可归。事件发生后，香港政府一方面意识到此次来港难民不再是匆匆过客，一方面迫于灾民的强烈要求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决定实行大规模公共工程，以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此后，在港府改善社会福利的各项计划中，房屋计划一直居于首位。政府修建了大量公共房屋，用以安置居住条件特别恶劣的居民。到1964年3月，共建成徙置大厦247座，新区居民达到60多万人。到1965年底，徙置居民将近80万人，这意味着每5位居民中就有1人住在徙置楼宇中。到1968年，港府总计动用6亿港元，开辟了21个新区，建成了449座徙置大厦。[viii] 获准入住新区的居民主要包括灾民、贫苦家庭、危楼居民、木屋居民。新区楼宇的租金只等于私人楼宇租金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大批低收入居民改善了居住条件，而经济上并没有增加负担。

第二、参与社会救济。二战后，香港政府成立了社会局，1958年改为社会福利署。该机构以救助受灾人口和贫困人口为主要任务，实施应急式的社会救济。“当一场木屋大火或其他天灾发生，社会福利署便会立即派发食物、衣服及其他物品给灾民”。[ix] 如1956年九龙暴动发生后，**所及地区贫苦居民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社会局曾展开大规模救济，受益达2.6万人。[x] 1960年，在港九两地，社会福利署下设了6个社会服务处，每天为1万多人供应救济膳食，救济对象为因失业、疾病，年老无依、残废、或施手术而一时无法生活者。[xi]

1963年社会福利署救助了天灾、火警、危楼倒塌、覆舟等不测灾祸的受害者。是年12月，坚尼地城发生爆炸事件，福利署在事发翌日即以公款购买干粮给予亟需救济的死伤者家属。[xii] 除应付突发性的各种灾变外，政府对社会特殊人群的救助也开始施行。社会福利署下设公共援助部，负责经常性的援助工作，主要是向赤贫者提供物质资助。但这种援助规模小，水平低，如根据1970年的规定，在港居住5年以上，其收入扣除房租和学费后不足33元的人方可领取援助，据此只有7300个家庭与个人得到资助，而资助的主要形式是发放干粮和熟食，当时港府每年用于公共援助的资金仅为500万港元。由于资助标准极为可怜，此项公援仅仅是聊胜于无。

第三、推行公医制度。沿袭英国的公医制度，香港政府在各地区设立收费低廉的公立诊所和公立医院，保证市民病有所医。五、六十年代中，各种各样的社会救助措施帮助香港民众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尤其是香港政府积极推进公共房屋建设，惠及了大批普通百姓，因而许多人认为政府的公屋政策是一种最大的社会福利政策。[xiii] 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仍然是一种“救火队”式的紧急援助，并不能为民众提供制度性的保障。香港政府的理想做法仍是要借用民间团体的力量，解决种种社会问题。港府社会福利署虽然参预了多项福利工作，但正如港督葛量洪所说，“它谨慎地避免取代或控制志愿机构的工作。这个部门主要是提供指导及统筹工作”。香港政府因袭战前的观念，将社会服务视为一种施惠，而不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慈善团体的救济再加上政府的援助，香港的社会服务充满着悲天悯人的慈善味道。曾经有学者对此大加抨击，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不需要慈善机关，需要的是一种合理的社会福利制度；一个正常的社会的公民不需要他人的怜悯，需要的是就业的机会，与疾病、意外、失业时的生活保障”，[xiv] 这一分析可以说是切中要害的。

社会保障理论认为，大工业瓦解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社会结构，同时也破坏了家庭的保障职能，从而产生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维持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在香港转变为一个工业化社会以后，这种以社会互助和社会救济为基调的社会保障愈益显得落后陈旧，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状况。然而，变革现有的社会保障模式则意味着政府要大幅度增加对社会服务事业的投入，而当时的港府关心财富的创造甚于关心财富的分配，无意在社会保障方面作更大的投资。60年代末期，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冲突。1966年，天星轮渡加价引发骚乱，1967年，几桩工潮又引发了范围广泛的社会动荡。对于这两次事件的起因，香港政府分别解释为官民沟通不利和受内地文革影响，这个结论是有欠公允的。它无视广大民众的生活疾苦，回避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未能随经济成长而同时提高的现实。这一结论清楚地反映出了港府对于改善民生的消极态度，因而，香港的社会保障状况也不可能有太大的改善。1968年，一个官方调查委员会指出，“尽管香港在其他方面有了显著进展，在社会保障领域内却以几乎停滞不前而引人注意”。[xv]

（三）步入70年代以后，香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1971年底，第25任港督麦理浩到任。麦督主政下的香港政府从维持香港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改善民生的多项举措，社会保障作为改善民生的基本措施之一，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正是从此时起，现代的社会保障体系开始浮出水面。

70年代以后，香港政府终于将社会保障视为政府理应担当的责任，开始了社会保障的制度化建设。香港社会保障的范围逐渐扩大，赤贫、年老、失业、伤残等多种需要帮助的情况逐步被纳入社会保障的范畴。

香港政府构筑的保障体系主要包括：

1、公共援助。

1971年，香港政府改进公共援助，开始实行入息审查的公援计划。此前，只有某些志愿机构向贫困者发放少量现金，而政府公援助概以实物形式派发。改革后，公共援助改以现金形式发放，其金额随物价变动而调整，以保证受援者的生活不致因通货膨胀而下降。此后，公共援助真正成为保障经济困难人士基本生活的一项措施。[xvi] 1978年，政府进一步完善公援计划，一方面，实行入息豁免制度，使一些收入微薄的公援人士能够保留少量的收入；另一方面，设立长期补助金，发放给领取公援超过1年的人士。[xvii] 1971年到1983年间，公援总额由1200万港元上升到3亿港元，其间8次提高援助标准，从1971年4月的每人70元提高到1982年6月的450元，受资助人数从也1.8万人增加到6.9万人。

2、伤残老弱津贴。

1972年4月，香港政府开始发放伤残老弱津贴。到1974年，有5万余人领取残疾津贴和老年津贴，津贴数额也比刚开始发放时增加了62％，用以抵销生活费用上涨的影响。1978年，领取老年津贴的年龄标准从75岁降至70岁，惠及更多的老人。另外，增设老人补助金，发放给60－70岁之间接受公共援助的老人。[xviii] 到1982年初，领取伤残老弱津贴的人数超过了20万人。

3、失业救助。

1973－1974年，世界石油危机引发了香港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严重，工人大量失业。工会等团体发起行动，要求政府放宽公共援助领取资格，容许失业人士领取公援或设立失业金。1977年，香港政府准许15岁至55岁的健康失业者领取公共援助。[xix]

4、意外伤害。

1979年，港府发表“进入80年代的社会福利”白皮书，设立交通意外无辜受害者计划，以缓解受害者的财政困难。70年代末期，香港工伤问题严重，1980年在数十个工会宗教组织及劳工团体的要求下，工伤赔偿金额得以提高。1982年政府还规定，强制雇主为雇员购买劳工赔偿保险。[xx]

与此同时，香港政府加速推进公屋建设计划。到1978年，居住在政府公屋中的居民已经达到200余万人，占全港人口总数的46％。1978年香港实行9年义务教育，减轻了百姓教育费用的负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的志愿团体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它们仍然为香港市民提供服务，只是不少团体每年由政府给与补助。1978－1979年度，政府给予志愿团体的补助金额达1亿港元。[xxi] 志愿团体成为政府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辅助成份，其工作与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相得益彰。

经过多年建设，香港政府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保障的基本架构，社会保障的规模和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1967－68年度，港府投入社会福利的资金仅为3，500万港元，1970－1971年度，为4，300万港元，1978－1979年度为5.3亿港元，1982－1983年度达到了13亿港元，比1970－1971年度增长了30倍。与发达国家比较，香港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缺少社会保险，这是由于强制供款性的社会保险一直遭到资方的反对而未能实行。今天，香港的每一个市民，无论贫富，都不能与政府提供的五大类社会服务，即房屋、医疗、福利、教育和劳工服务完全脱离关系。尽管香港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着不足之处，但从整体上看，为社会成员提供生活安全网的目标已经达到，它保证了市民的基本生活，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注释：

[i] 1882年查德威克关于香港卫生状况的报告(Mr Chadwick’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Hong Kong, November 1882)，引自科大卫编：《香港历史资料：社会》

(David Faure: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Society)，第30页。[ii] 《香港年报》1974年，1975年香港出版。“社会的任务”第2页。

[iii] 金应熙主编：《香港史话》，1988年广州出版，第135页。

[iv] 《旅港潮州同乡会会刊》，1934年香港出版，第119页。[v] 吴在桥编：《香港闽侨商号人名录》，1947年香港出版，“旅港福建商会大事记”。

[vi] 葛量洪：《葛量洪回忆录》，1984年香港出版，第155页。

[vii] 《葛量洪回忆录》第155页。

[viii] 范育雯编：《欢送戴麟趾爵士纪念册》，1971年香港出版。

[ix] 《葛量洪回忆录》第155页。

[x] 华侨日报社编：《香港年鉴》第10回，1957年香港出版，第111页。

[xi] 华侨日报社编：《香港年鉴》第14回，1961年香港出版，“香港全貌”第49页。

[xii] 华侨日报社编：《香港年鉴》第17回，1964年香港出版，“香港全貌”第108页。

[xiii] 甘长球：《香港经济教程》，1989年广州出版，第364页。

[xiv] 马森所作《香港亿万富翁列传》序言，转自王敬义、齐以正等著：《香港传奇人物列

传》，1985年香港出版，第192页。

[xv] 寿进文等译：《香港的劳资关系与法律》(Joe England、John rear: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Law i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1984年上海出版，第23页。

[xvi] 周永新：《富裕城市中的贫穷》，1982年香港出版，第35页。

[xvii]《香港年报》1978年，第90页。[xviii]《香港年报》1978年，第90页。

[xix] 莫泰基：《香港贫穷与社会保障》，1993年香港出版，第68页。

简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变迁理论 篇5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变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主要论题之一。（1）社会的变迁，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动而引起的。（2）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要发生变革。（3）随着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生活方式，也就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4）当社会的上层建筑所维护的是先进的经济基础时或所瓦解的是腐朽的经济基础时，它对社会起推动作用；相反，当它所维护的是腐朽的经济基础时或破坏的是先进的经济基础时，它对社会发展就起阻滞作用。这就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概括的结论。

2、社会变迁有哪些类型？

主要有以下几种：①按社会变迁的规模，可划分为整体变迁和局部变迁。整体的社会变迁是整个社会体系的变化，是各个社会要素变化合力的结果。局部变迁是各个社会体系要素自身及它们之间部分关系的变化，不一定与社会整体变迁的方向和速度一致。②按社会变迁的方向，可划分为进步的社会变迁和倒退的社会变迁。进步的社会变迁是指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带来社会物质和各种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变迁。反之，则是倒退的社会变迁。在社会变迁的实际过程中，二者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尽管人们对“进步”有着种种不同的理解和评判标准，但促进社会进步一直是人们研究社会变迁的主要目的。③按社会变迁的性质，可划分为进化的社会变迁和革命的社会变迁。进化的社会变迁主要表现在量的方面。它是一种渐进的部分质变的社会变化过程，是社会有秩序的、缓慢的和持续的变迁。革命的社会变迁即社会革命，是社会渐进过程的中断和质的飞跃。在社会革命时期，全部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解体、改造和重组，社会由一种形态迅速过渡到另一种形态。④按人们对社会变迁的参与和控制的程度，可划分为自发的社会变迁和有计划的社会变迁。自发的社会变迁指人类在很多方面对于社会变化的方向、目标和后果没有理性的认识，只是盲目地参与和顺从。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指人们对社会变迁的过程、方向、速度、目标和后果实行有计划的指导和管理。在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社会变迁都是有计划的社会变迁。

3、社会变迁的内容有哪些？

社会学着重说明下列社会现象的变迁：①自然环境引起的社会变迁。社会变迁的过程总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自然环境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自然资源和物质条件。自然环境依其自身规律演变,影响社会的变迁,人类作用于自然环境引起自然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社会的变迁。②人口的变迁。人口变迁主要指人口数量、质量、构成及人口流动和分布的变化。一定的人口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人是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主体。人口的变化给整个社会的变化以极大的影响。③经济变迁。它包括生产力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量的增长和生产质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变化与发展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内容之一，给整个社会变迁以决定性的影响。④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的分化和组合；二是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社会成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职业、教育水平、权力、社会声望等的不同和变化，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⑤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主要是通过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表现出来。人们的社会活动都是程度不同地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发生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往往成为整个社会变迁的先声。⑥科学技术的变迁。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结构体系中独立存在的知识系统，对于现代社会的变迁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变化和研究规模、组织形式的变化，一方面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政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另一方面促使现代社会变迁日益加速。⑦文化的变迁。这是分析社会变迁内容的一种综合角度，主要是指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包括因文化的积累、传递、传播、融合与冲突而引起的新文化的增长和旧文化的改变。

4、社会变迁有哪些理论？

社会变迁论文 篇6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文化热”以及90年代社会史研究随之复苏以来，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与文化转型的持续研究和探讨就始终是国内学术界的一大热点。本文作者提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具有外源性、差异性、艰巨性和不彻底性等四大特点。这一结论建立在对国内学界近30年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的基础上，条分缕析，自成一说，或可对读者有所启发。

一、外源性：从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动力上看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外源性。尽管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社会和思想内部已经孕育了某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这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构成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历史起点。但是，这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只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性，而没有成为现实性。这是因为，它们并没有突破传统的坚厚外壳，开始其近代的转变。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国家，政治上是封建专制，经济上是小农经济，文化上是一元的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是一种外源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谓外源性是相对于内源性而言的，意思是说这种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不是（或不全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而是在西方的外来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发生的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正因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外源性的，“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启动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近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在变迁与转型的过程中，除了内源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碰到和必须解决的“古今”问题外，还有“东西”问题。“东西”与“古今”问题的并存，使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任务，比之属于“内源性”的一些国家（如西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来说要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

二、差异性：从不同地区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节奏看

差异性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我们考察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时就会发现，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启动和发展最早、最快，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启动和发展其次，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启动和发展最晚、最慢，整个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呈现出从东向西、从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其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在西方的外来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启动的，“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影响很大，而首先受“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影响的便是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具体来讲是长江下游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位于这些地区的上海、广州和其他口岸城市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输入文化的桥头堡。以文化而言，舶来的西方文化经口岸城市在向内地的其他城市和广大农村辐射的过程中，因内地的其他城市和广大农村所处的位置不同，与口岸城市尤其是作为全国文化和西学传播中心的上海之间联系的紧密与否，而呈现出“以上海为中心，成浪圈形向四周扩散的时代特点”，离上海越近，与上海联系越紧密，其辐射力越大；反之，则越小。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办的《格致汇编》设有一“互相问答”栏目，专门回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在前后16年中，读者共提出问题320个，提问者注明籍贯的有260人次，除美国的2人外，其余的258人次来自于全国的18个省区。其中《格致汇编》所在地上海的提问人数最多，达到52人次，占总人次的五分之一；其次是临近上海、与上海的联系非常紧密的浙江和江苏，分别

达到了45和30人次；再次是地处东南沿海、与上海交往便利的广东、福建和山东，其提问人数均在20人次以上；“其他各地提问人数的多寡，大抵因与上海的距离远近、交通便否而变化”（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提问人次的多少虽然不能说明西方文化传播的全部情况，但就一般情况而言，某地提问的人越多，说明该地阅读此刊物的人也就越多，西方文化对此地的辐射力度也就越大。除地区之间的差异外，城乡之间以及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一般而言，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要早于和快于乡村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大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要早于和快于中小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以，就某一地区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而言，又呈现出从大城市再到中小城市最后到乡村而逐渐递减的趋势。

三、艰巨性：从实现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阻力看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艰巨性。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在进入近代以前，中国是一典型的传统社会，历史悠久，发展完善，不仅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而且还具有极强的历史惰性，因此，要将这样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转变为近代社会，其艰巨性可想而知。事实上，在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内部因素曾对这种变迁和转型起过非常大的阻碍作用，比如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封建专制制度对政治近代化进程的拼死抗拒，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足自给的小农经济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顽强阻扰，旧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观念对新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观念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负面影响，等等，这也就是马克思讲的死人抓住活人的问题。第二，除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内部因素的阻力外，西方的外来因素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阻力也是巨大的，尤其是西方列强（包括后来的日本）始终都想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为达此目的，它们不仅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给中国近代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还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它们还和中国统治者相勾结，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进步事业，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第三，就近代西方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来看，新兴的资产阶级是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推动者和领导者。但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产生和形成较晚，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产生和形成，而且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中国民办资本主义企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愿意参加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中国民办资本主义企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之间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一定的依存关系，又决定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不坚决、不彻底，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先天所具有的这种软弱性和妥协性，使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更为艰难。因为，许多应该由资产阶级承担和完成的历史任务，由于资产阶级的形成晚和形成后所具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得不由农民阶级、开明士绅甚至地主官僚来承担。如作为中国经济近代化之开端的洋务运动就是由清政府中的一些中央官员和地方督抚来倡导和主持的，而作为中国政治近代化之开端的戊戌变法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过程中的封建士大夫阶级。这也是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不彻底性：从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实际效果看

不彻底性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第四个特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艰巨性，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不彻底性。就社会变迁而言，在经

社会治理制度变迁和创新路径 篇7

一、社会治理制度变迁过程

社会治理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 我国早期社会管理主要服务于经济建设,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则蕴含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意义。

1.8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八十年代, 社会管理体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各项工作均为经济建设服务。社会发展完全处于经济发展的从属地位, 当时还没有社会发展、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直接表述。这个时期的社会管理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为减轻国有企业的非生产性负担以增强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力。社会管理体制具有较强的单位属性, 个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均依附于所在单位, 生、老、病、死基本上均由单位负责, 当时社会管理体制主要以政府的行政干预为主导。

2.90年代开始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90年代, 社会管理体制被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开始逐步从经济体制改革中分离出来, 不再被动地、单纯地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这段时期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重点更为突出, 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教育体制成为重点改革领域。1993年, 十四届三中全会对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教育体制进行了重点部署。1997年, 党的十五大报告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改善人民生活列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构成要素。此外, 社会管理不再完全局限于政府力量, 开始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 民间力量开始以各种方式参与社会事业的发展。

3.20世纪初社会管理体制逐步完善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推进, 我国GDP增长迅速, 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同时, 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现象也日益严重。为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2002年,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2003年, 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社会建设和管理”列入“五个统筹”之中, 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方面和必然要求。2006年,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要求着力发展社会事业, 完善社会管理, 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首次将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提到一个全新的高度。2007年, 十七大提出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2年, 十八大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由“格局”上升为“体制”表明社会管理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4.2013年以来提出“社会治理”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要求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坚持系统治理, 依法治理, 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治理”涵义明显发生变化, 蕴含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意义。这一变化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续, 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系列社会问题, 导致社会矛盾凸显。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 除了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外, 更为重要的是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扩大民众、社会参与度。

二、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与以往的社会管理有着不同的内涵, 提出来的任务也是不同的。一方面要求国情和社会现实问题有着更深刻把握, 以理解和沟通社会;其次要求加强社会建设, 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再者要求将实现多元化治理主体转变, 促进协同治理作为重要的目标。

1. 深刻把握国情, 了解社会现实

把握影响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一方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人口和家庭结构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结构转化成利益分化较大的复杂阶层结构;农村居民不断转变为第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收入差距难以缩小;城乡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另一方面, 经济的粗放快速发展导致社会问题积重难返。一些不太合理的问题也暴露出来。如社会结构明显滞后于经济结构, 随着“单位人”已由过去占95%以上下降到现在的25%左右, 新的社会管理网络不健全, 远不适应需求。环境污染日益突出, 经济社会运行失序, 就业不足, 社保体系欠缺, 城市化推进中流动人口大量出现及带来的种种问题等等。

2. 加强社会建设, 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与原有的以维稳、控制为主要诉求的社会管理体制不同的是, 社会治理语境下加强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实现社会个体、社会组织更加公平、可持续发展。加强社会建设, 重在推进“民生事业”发展, 加快包括收入分配、就业与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公共安全等社会事业改革, 逐步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服务体系。以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 实现多元化社会治理主体转变, 促进协同治理

创新社会治理, 一方面通过公众参与实现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 另一方面, 通过参与使居民承担起更多的社会事务, 减少政府在公共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投入和负担。在社会体制创新中构建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法治保障的共同治理格局, 实现多元化治理主体转变。

三、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围绕社会治理创新几大任务, 实现治理主体、治理方式转变、治理重心转变, 从现实来看, 关键在于以下措施:

1. 构建社会参与共治机制

(1) 盘活存量的现有社会组织。改变现行事业单位体制, 改变社会服务由政府垄断性供给的格局, 建构主体多元、机制灵活、覆盖广泛、开放竞争的现代社会服务体制;加快人民团体职能转变;大力加强基层社区组织, 特别注意发挥社区在基层组织管理中的作用。

(2) 松绑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出台政府下放社会组织职能的权力清单。比如除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取得前置许可外, 对公益慈善、社会服务、社会福利、文体活动等社会组织, 可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办理登记;推动部分行业管理与协调职能的下放, 将更多地公共服务下放社会组织, 将更多的技术服务与市场监督职能下放社会组织;建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 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发展平台, 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参与社会管理让渡空间。

(3) 积极推动社区自治。以满足社区公共需求为目标, 加大社区公共服务供给, 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由行政工作向社会工作的转变, 推进社区认同走向社会认同。建立社区协同治理体系, 完善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

2. 实现各社会治理主体权责、诉求制度化安排

(1)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清晰而明确的界定政府权力范围, 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不合理干预。同时, 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推进政社分开,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2) 构建公民权利保障体系。建立公民权利实现的程序保障制度, 明确公民权利范围、实现权利的程序。尤其在有关公民切实利益的领域, 比如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流转、企业改制、环境污染、工资标准、移民安置等领域;畅通公民维权渠道, 严格执行国家赔偿法等, 加强对行政执法的司法监督, 健全权利救济机制, 畅通公民维权的司法救济渠道。加快改革信访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 提升行政救济执法质量;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健全完善决策形成机制, 让群众诉求进入党委政府决策。通过推进公开、扩大民主等, 充分收集群众的意见和诉求, 建立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决策形成机制。

(3) 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促进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使其能够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建立加快社会组织立法, 为建立现代社会组织法人治理提供依据;探索对社会组织的审批与监管互动机制, 制定社会组织评估办法和标准, 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独立评估;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对社会组织的监督责任, 尝试引入社会组织的财务审计制度, 建立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报告制度, 逐步建立起一个行政监管、财务审计和社会监督相互协调的监督管理体系。

3. 实现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的重大突破

(1)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未来可以按照“加快整合、对接制度、提高水平、重点支持”的总体思路, 在国家层面应明确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 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统筹层次,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融合。

(2) 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为重点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全面构建“以钱养事”的事业单位运行新模式。改革财政投入机制, 建立对事业单位规范的业绩评估和激励约束机制, 促使其降低成本, 提高服务质量, 保障公益性;建立新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推进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 拥有所有权的政府把管理权交由事业单位, 由事业单位行使管理权, 充分保障事业单位的自主权;以事业单位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为目标, 加快建立独立的事业法人财产制度。建立理事会、管理层和职工大会为主要目的的治理机制。

(3) 加快财税改革, 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保障机制。加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降低经济建设支出比重, 降低行政管理支出比重, 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比重。赋予省级政府一定的自主税权, 鼓励地方政府探索培育地方主体税种, 扩大地方政府税收管理权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适当放开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政策, 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开辟更多的可持续的财源。

(4) 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 加快城乡制度整合和待遇衔接。建立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积极发展补充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大力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健全特殊人群的分类保障制度。

(5) 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范化。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法治化水平, 加快就业、社会保障、公共财政等方面的专项立法, 规范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过程;构建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机制;打破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垄断, 适度引进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运作方式;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标准”, 建立质量控制与绩效评估体系。

摘要：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动员, 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这是首次在中央全会文件中提到“社会治理”。从早期主要服务于经济建设, 到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社会治理, 我国社会管理制度不同时期内涵明显不同。适应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需求,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应深刻把握现实国情, 加强社会建设, 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着重推进以下几项制度建设, 即构建社会参与共治机制;实现各社会治理主体权责、诉求制度化;实现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重大突破。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制度变迁,创新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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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瑞金.社会管理的历史、现状和创新[J].炎黄春秋, 2012 (4) .

从新词语窥视社会变迁 篇8

关键词：新词语；新时期；社会变迁

语言和社会共变。语言中的词语对于各种变化总是最敏感的，它几乎处在经常的变动之中。社会中产生了某种事实、某种现象，如没有指称它们的语言符号，那将会给人们的社会交际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人们必须创造出新词语。

一、新词语与经济体制改革

词语是语言诸要素中与社会生活联系最紧密、反映社会生活最敏感的部分。如果问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哪一个词语的使用频率最高，答案无疑是“市场”，而在计划经济年代，“市场”一词是忌讳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风风雨雨中的不断发展，有关“市场”的词语也在源源不断地出现：商品市场、国债市场、信贷市场、资金市场、产权市场、空壳市场、期货市场、拍卖市场、劳务市场等。语言作为一种认知手段和命名记号，需要为认知活动的成果和新鲜事物不断命名。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城乡差别正在缩小，新词语中也不乏这方面的记录，如农民街、文化田、智力型、创汇农业、庭院经济、生态农业、规模经营等。从这些新词语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农村由落后的单纯大田生产到农工商齐头并进发展的经济进程，农民由脱贫到致富的生活面貌以及农民精神生活的改观。

在城市，竞争、辞退、待业、中标、集资、破产、利改税、合同制、再就业、企业债券等新词语反映出企业体制改革留下的痕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有企业转型的加快，人们突然发现“铁饭碗”不“铁”了，代之而来的是令人既陌生又恐惧的字眼——下岗。从“铁饭碗”到“下岗”“再就业”，新词语所反映出的正是当代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一个缩影。

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出来。从新词语中，可以看到社会日益商业化的面貌。比如，新产品走向市场的新词语有上市、应市、面市等；产品销售方面的新词语有：营销、热销、畅销、动销、旺销、盛销、展销；有关股票的新词语有股势、炒股、配股、二手股、原始股等。此外还有很多带有商业气息的新词语，例如：拍卖、超市、特价、酬宾、连锁店等，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这些新词语中可以窥见，现在的人们再也不把从商经商视为歧途，再也没有谁把市场经济繁荣视为资本主义的腐朽。

二、新词语与科技现代化

词语系统中科技新词语涌现得最多。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科技新词语也日新月异地产生。神舟飞船、载人飞行、基因草图、干细胞、人工智能、遥感、全天候等新科技词语，不仅记录了我国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大道上阔步迈进的真实情况，也折射出我国当代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计算机堪称与蒸汽机相媲美的伟大发明。计算机、网络的高速发展，催生了一批又一批与之相关的新词语，为现代汉语注入了强劲的生命力。网络时代的到来，带来一系列与“网”字相连的新词语，例如：网页、网卡、网址、网站、网虫、网吧、网友、校园网等。

电脑逐渐进入各行各业，并且搬上了普通老百姓的书桌。人们用电脑做越来越多的事情，汉语语汇中出现了越来越多与“电脑”相连的词语，例如：电脑医生、电脑点菜、电脑设计、电脑配餐、电脑验光、电脑换房、电脑红娘、电脑派位、电脑地图、电脑翻译，等等。

三、新词语与当代社会家庭的变化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变化是社会变化的缩影。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发展促使当代中国家庭在家庭结构、功能和制度等方面产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往往是通过流行于社会的新生语体现出来的。

首先看反映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化的词语。“丁克家庭”是英语DINK的音译。20世纪70年代，西方开始流行“丁克家庭”——意为双收入、无子女家庭。随着家庭结构日趋简单、规模越来越小，不少城市出现许多由父母二老甚至一老组成的子女不在身边的家庭，即所谓的“空巢家庭”。随着独生子女的父母步入老龄阶段，空巢家庭将成为我国老人家庭的主要形式。

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化，个人的经济地位日益独立、经济行为也变得复杂多样，这导致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和财产关系的变化。与此同时，文化价值也日益多元化，人们的观念也日益多样化。一些不健康、不道德甚至非法的因素和现象在社会中沉渣泛起，如“第三者”“包二奶”等。需要离婚帮助的人越来越多，于是“离婚公司”应运而生，专门提供各种有偿的离婚服务。

总之，语言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其中包含着社会变迁最丰富、最一般也最深刻的密码。通过对语言中最敏感部分——词语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的“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的特点的，它是打开人的心灵深处奥秘的钥匙”这句话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