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变迁论文

养老变迁论文（共7篇）

养老变迁论文 篇1

一、传统养老文化弱化下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 家庭养老赖以依托的文化观念, 受到新思想、新观念的冲击, 曾经孕育和强化了“孝道”的伦理观念、家庭氛围以及尊老敬老的社会环境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革, 使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

1、家庭养老关系更加脆弱。

家庭养老是建立在道德观念, 而不是法律基础上的。在这里, 后代是否履行养老义务, 以及这种义务的履行程度, 都没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和监督机制, 加之家庭养老将养老问题演变成了家庭事务的范畴, 因而社会的监督和控制在操作上十分困难, 其结果是使应当享受养老权力的社会成员在权力和义务关系中出于十分不利的被动地位。他们是否能够获得保障权利完全看后代的道德修养程度, 因而形成的是一种不稳定的养老关系。而市场经济下养老文化的弱化, 致使这种不稳定的养老关系更加脆弱。

2、受家庭成员收入水平制约的家庭养老标准高低不一。

如果家庭成员收入水平较高, 养老问题就能很好地解决;相反, 如果家庭成员收入水平较低, 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就缺乏保障。总之, 受家庭成员收入水平制约的家庭养老状况, 有可能时好时坏。

3、家庭养老会产生代际矛盾。

家庭养老增加了受保者后代的经济负担, 使他们的现实生活水平受到影响, 甚至引起家庭矛盾和相应的社会问题。老年人相对脆弱的经济地位必然会使老年人在从子女处获取家庭经济支持上处于相对的被动地位。

二、养老模式变迁的理论分析

传统养老文化弱化下家庭养老模式出现这么多问题是有原因的, 而文化失调理论为我们解释养老模式转变问题的产生原因及解决途径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该理论告诉我们, 现代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由于我们的道德观念、法律法规、风俗习惯等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不能与我们的技术发展相适应引起的, 这种文化失调现象是现代社会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文化失调理论认为, 在通常情况下, 文化中的物质部分首先变迁, 其次是文化的精神部分, 最后是文化中的风俗、习惯发生变迁, 这就是文化失调或叫“文化滞后”现象, 养老模式转变正是文化失调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具体来说, 它的产生与我国目前道德观念、法律法规、风俗习惯等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不能适应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变迁所导致的文化失调有关。当前, 我国有很大一部分居民对社会养老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道德观念还没有跟上。他们只是留恋家庭养老, 一味地强调家庭养老的作用, 认为家庭养老已成习惯, 难以改变。这些人思想观念陈旧, 等、靠、要思想严重, 在思想上还没有完成由国家人向社会自然人的角色转换, 对子女的依赖性太强, “养儿防老”的观念没有改变。这就是文化失调或“文化滞后”的表现。文化失调是造成养老模式转变问题产生的根源。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建立适应当前物质生产方式的新的养老模式、法律法规和思维方式, 使制度文化、精神文化部分和当前物质生产方式相适应。

三、完善社会养老模式的几点建议

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体系, 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 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注重新型养老文化建设。

新型养老文化应以积极老龄化为指导, 建立在传统养老文化基础上的, 仍以家庭养老为主要形式, 同时依托国家、社区、家庭、个人, 以现代文化为内涵的一整套观念、信仰、习惯、行为规范、组织制度等;父母与子女在地位和人格上的平等与独众;父母子女间的双向义务责任关系;礼仪的科学化;把孝敬父母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起点和重要内容。

2、充分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

在完善社会养老模式过程中, 要正确估计和利用国家的权力和威望, 在国家政策等相关制度的正确引导下建立和完善现代养老模式——社会养老保险。传统养老文化的模式是国家性家庭养老。也就是说, 国家的支持在家庭养老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国家的支持, 家庭养老行为很难达到预期目标。因此, 在研究现代养老方案、建立现代养老模式时, 要充分发挥国家在现代养老模式、社会养老保险的文化形成中的作用。

3、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科学合理的养老制度及其配套措施有助于社会养老模式的进一步完善。我国养老制度的完善要立足于我国的养老文化条件, 立足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悠久的家庭养老文化背景, 考虑到家庭养老、家庭互救、邻居互济、社会慈善等传统美德, 将养老文化融合到制度建设中, 应充分重视家庭、社区、社会在养老中的地位, 继续发挥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养老保障体系中的作用, 并通过相关配套设施强化社会养老的发展,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创新之路。这样才能顺利地构建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

[2]郑功成:《社会保障学》,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5年。

养老变迁论文 篇2

论文摘要本文以社会转型为背景，深入分析中国政治实践和权力渗透对家庭养老的影响。家庭养是传统中国家庭的重要功能之一，但是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家庭结构与功能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是造成传统家庭养老结构变迁的主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社会转型 家庭养老 养老结构

一、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家庭养老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主要是指养老的一种方式，包括经济上的赡养、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交流3个方面。在养老的3项内容中，收入保障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内容，是其他两个方面的经济基础。中国传统家庭类型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主干家庭为辅，这样有利于老年人的赡养，因此，家庭养老是中国历史长期遗留下的产物。费孝通曾经用“反馈模式”来概括中国的养老模式，即父母对子女有抚育的义务，而子女长大成人后也必须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孝敬父母是中国社会传统的孝道。由此，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所熟知和实践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应运而生。而在这一养老模式的背后，则有一套完整的社会制度、组织运行机制和社会文化的强大支持。家庭养老是宗族制度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于传统社会中宗法家庭与宗法政治所具有的同一性，家庭养老及其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和运行逻辑也因与国家体制相联通而成为整个社会所公认的规范，可以说，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孝道文化、家庭模式等为家庭养老提供了很好的文化基础和社会支持 。家庭养老适应了中国传统的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要求，成为人们伦理道德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社会家庭结构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而与之紧密相连的家庭养老方式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冲击。

首先，传统家庭结构在近几十年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家庭规模小型化，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平均家庭户规模从1982的4.57人/户下降到的3.60人/户 ;另一方面，虽然20世纪90年代之后三代直系家庭有一定幅度增长，但家庭结构的简化趋势并没有根本改变。家庭结构简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不同代际间的生活照料关系削弱，家庭养老资源趋于萎缩，这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削弱。同时，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家庭的经济基础也在悄然的发生改变，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后果：父权制逐渐衰落，家庭的个体化趋势日见加强，家庭和宗族的联系大大减弱，家庭伦理重心转移，老年人传统权威丧失，年轻人赡养意识淡化。作为传统家庭下自然选择的家庭养老方式，在传统家庭式微，现代家庭结构侵入、接替的情况下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家庭养老给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变得越来越困难，养老问题日渐突出，由此，家庭的养老功能也逐渐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总趋势似乎是家庭在养老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消解，家庭养老支持力弱化、养老资源减少。

养老变迁论文 篇3

一、养老问题研究的基本逻辑

研究养老问题,应当首先从其主体,即老年人群体的需求入手,解读老年人福利中的生存保障和发展保障两个基本面;其次,进入其保障手段中的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的实现方式层面;再次,深入分析与几个层次相对应的养老金、医疗与配套服务等具体表现形式;最后,归纳出两个最重要的一般表现形式:第一,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博弈结果成为了阶段性的养老制度安排,并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变化而呈现出变迁的态势;第二,养老模式,即具体的老年人生活方式,充分体现了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社会以何种方式实现老年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需要。

这一问题研究脉络(如下图所示):

通过以上切入点来看,针对老年人群体需求的养老问题,根本上可以从生存保障和发展保障两个方面进行认识。生存保障的核心在于基本物质保障和基本生理保障,两者的最终结合点在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的资金层面。发展保障的核心则在于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建设,两者构成了老年人生活环境中的外部环境,并以针对性的养老服务满足老年人个性化及社会化需求。这种保障的实现方式则是凭借经济手段与非经济手段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在养老金方面,部分以相关法律制度进行规范和约束,部分则遵循市场原则,而医疗与养老服务不但需要政府等公共服务部门的积极参与,也需要依靠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实现公平与效率相兼顾。

由当前养老体系中养老金、医疗、服务三个具体表现方面,可提取出两个重要一般表现形式:制度保障和养老模式。前者的行为主体关系到政府中政策指导部门和受益的老年人群体,后者的行为主体则主要联结了政府中公共服务部门、灵活的市场和受益的老年人群体,而二者的共同点则在于同属于养老保障环境层面的内容,进一步作为递进的层次,制度保障的绩效表现最终回到养老模式的具体层面上。

北京市作为现代化、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其老龄化压力诱发的各项改革政策和措施,离不开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制度及生活模式。这里以北京市为例,以养老金、医疗和相关服务等具体内容为主要考察对象,对其养老保障制度变迁和养老模式进行分析和总结,并借鉴各国相关经验进行国际比较。

二、北京市养老保障制度变迁历程

北京市的老年人福利制度发展经历了数次变迁,这里从保障基本物质生活的老年收入问题,保障基本生理生活的医疗问题两个方面入手,对相关制度安排变化加以解读。

(一)北京市养老制度变迁的描述性分析

1.老年收入问题:基本物质保障。在老年人收入问题上,养老金的规模和分配是最为基本的问题。

现代国家的养老金制度当前大部分采用多支柱模式,一般由三支柱构成: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政府强制征收养老保险费来提供,采取现收现付制管理模式;第二支柱以企业年金等为代表,通常由雇主发起设立,雇主与职工共同缴费,采取基金积累制,并投资于资本市场;第三支柱则是根据私人意愿购买的商业保险,同样投资于资本市场。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06 年颁布的《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北京市养老金支柱模式由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三支柱构成。

资料来源:根据刘云龙、肖志光《养老金通论》部分内容,以及笔者整理北京相关政策内容。

比较分析北京和四国养老金支柱模式,可以发现北京在三支柱模式的形式上与发达国家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差距。但实际上,由于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尚不完善,目前的养老基金仍以现收现付制为主,尚不能有效发挥个人积累账户的保障作用,基金规模的增长也较为缓慢,但未来将养老金投入资本市场运作的方向却是短期内不会改变的。

观察北京市养老保险参保数据变化,在2004 年后,伴随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改革政策逐步发力,北京市参保人员增幅明显上升,其中农村养老保险参与人数增加更加突出;同时产生较大变动的还有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的增量,与参保人员增量呈现出每两三年渐次相互超越的增加趋势,显示二者可能存在着互为因果的螺旋上升发展关系。而相对于这两项变量的增加趋势,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增加值也在2005 年后呈现出较明显的快速上升趋势,并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步调。

2.老年医疗保障问题:基本生理保障。现代老年人福利的发展取向,一方面是充分的物质生理保障,包括养老金和基本医疗,另一方面是扩展的身心发展空间,包括老年服务和养老模式的选择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要将老年人以更为合乎社会发展的方式重新纳入社会体系中,体现社会对做出贡献群体的合理报偿,并避免其真正脱离社会可能导致的身心不协调或陷入不良境遇。

因此,养老问题中的老年医疗保障就成为了一个关键议题,在老年医疗保障问题中,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体现了医疗生理保障问题中的环境变化和政府责任。

北京市在2001 年之前,以大病医疗基金统筹为主要的医疗保险模式,在2001 年后才开始设置基本医疗保险指标,自2001 年建立面向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到2003年建立面向农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之后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完善,覆盖范围也不断扩大。

北京市医疗保险参保相关数据显示,参保人数变化过程分别在2004 年和2009 年出现了转折点,而基本医疗保险支出总额的的转折点是在2009 年。究其原因,受2004 年北京市出台的外地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办法刺激,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短期内出现了激增;伴随2009年1 月1 日起执行的北京市《关于已参加大病医疗保险的城镇居民老年人门诊医疗费用报销暂行办法》、《北京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和《关于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三项医疗保险惠民措施得到落实,2009 年之后的保险基金支出和参保人数均呈现激增态势。

资料来源:1999—2003年度《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公报》、北京统计年鉴(2012)。

资料来源:由表2数据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北京统计年鉴(2012)。

资料来源:由表3数据计算得出。

(二)北京市养老制度变迁的阶段分析

以养老金制度变迁和医疗保险的制度安排改革来看,北京市养老制度变迁的历程可以根据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主脉络划分为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完善基础制度,初步保障基本面。以1994—2001 年左右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以保障北京城市居民为主,外来人口流动性还不强,老龄化压力也还不大。养老保险逐步发展出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以大病统筹方式,将城镇职工与退休人员纳入医疗保险范围内,初步形成以城镇职工退休人员为主体的基本养老制度保障体系。

2.第二阶段:扩大覆盖范围,充分保障基本面。以2001—2004 年左右为第二阶段。这段时期,农民的利益得到关注,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北京寻求发展,并因户籍问题而处于社保夹缝中,亟待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给予保障。养老保险制度日趋完善,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了养老保险范围内,医疗保险则建立了面向农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将外地农民工纳入医疗保险范围内,原有基本面覆盖范围扩大,初步实现城乡居民退休人员群体的基本覆盖。

3.第三阶段:制度结构性改革,以增加投入惠民。以2004—2007 年左右为第三阶段。这一段时期,老龄化问题加剧,流动人口问题突出,以多项民生政策为开端,社会保障在制度结构和政府投入两方面都有较大变化。该时期是在2004 年左右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后,覆盖范围扩大的推进时期,其中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和养老、医疗保险支出额度均有较大攀升,政府相关投入的增加带动了城镇居民主体的参保积极性。

4.第四阶段:继续扩大覆盖面,以实现养老、医保全覆盖。以2007 年以后至今为第四阶段。这一时期,老龄化问题已经极为突出,流动人口保障的诉求呼声很高,养老问题成为城市居民焦点问题,需要切实有力的保障政策支持发展。基本养老保险规定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约在2010 年实现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障制度全覆盖,医疗保险范围中未曾覆盖到的儿童和部分老年人通过“一老一小”政策被纳入覆盖范围内,到2008 年,北京市出台办法将重障残疾人员和无业人员纳入医保范畴,在全国率先实现医疗保障制度全覆盖。

综上所述,养老保障制度变迁的过程,大致体现为先将蛋糕做大,再合理分配的螺旋上升发展方式;同时根据人口结构变化而扩大保障覆盖范围,进而有序提升参保人福利水平是两个基本方向。

三、北京市养老模式的国际比较与特殊性

(一)养老模式的国际比较

发达国家更早遇到人口老龄化压力,对养老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更加深入,形成了惠及老年人的各种生活保障和服务体系,最终建构了符合国情的不同养老生活模式。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总结。

各国的养老模式虽基本上由家庭、机构、社区模式构成,但也都有其不同倾向和独特性。一是老年群体基本特征存在较大差异。欧美国家老年人独立意愿更强,在足够收入的情况下,倾向脱离子女的居家养老,和自治性强的老年社区;新加坡、日本等东方传统观念浓厚的国家,则大多将老人与子女同居看作是更好的养老生活方式,政府积极采取措施鼓励“两代居”家庭养老。二是收入水平存在差距。英美依托养老金资本市场较德日等国有积累优势,然而高福利国家的养老金可持续问题始终未能有效解决。

(二)北京市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合理性

在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和养老地产等新型养老选择兴起的当今时代,社区在不断完善和扩展基本服务功能的同时,可以担当起老年服务的供给主体,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日常照料、文化娱乐和社会交往等服务,尤其是在一些高龄老人较多的老年社区。

比较而言,适合北京城镇居民的养老模式应为社区居家养老,主要基于如下三点理由。

第一,是由于尽量不过分脱离原有家庭成员是不少老年人的基本愿望,所以呈现出围绕原有居家养老模式的服务网络,更甚于整体性地构成一个老年社区。根据尹志刚(2008)对西城区、宣武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选择的调查来看,适合北京市城市居民的养老方式,仍是社区居家模式。这不仅源于传统家庭的居家养老观念还未有大的转变,也源于近些年社区服务的快速发展和服务方式的多样化,为老年人居家养老提供了便利。

第二,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是尽力将居家老人引出家门或主动上门的服务网络,而养老社区更像是是打包销售的一体化服务方式。如美国的太阳城,由于老年人不倾向于与子女一起居住,而充分发展出老年社区服务体系,以入住老年人群体的总体为依托。

北京当前有东方太阳城、北京太阳城、寿山福海、万科幸福汇等多个养老地产项目,然而其资金可持续和周转却频频面临问题,且一体化社区的费用额度,包括上万的押金或会费,以及床位费及各项服务杂费,是大多数老年家庭难以负担的。所以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是在于优化社区服务结构和服务网络,且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更能体现出老年人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是适合北京城镇老年群体的较为合理的养老模式。

第三,是机构养老等模式仍然存在较多问题。倾向社会机构养老的老年人群多数集中在空巢且半自理、不能自理的境遇之下,其所能负担的入院费用通常也不高,正是这样的群体才真正需要优质的公立养老院以较低的费用对其进行细致护理。然而公立养老院本身作为利益经济体,大多不愿意接受不能自理的老年群体,并将优势资源倾斜于有自理能力的富裕家庭老人。除此以外,价格机制使得不能自理的老人因无法负担高昂护理费用,而容易被民营养老机构挤出消费群体之列,最终成为了老年群体中的一座孤岛。

因此,社区居家养老和老年公寓等模式,适合有自理能力且刚退休不久,仍保持着旺盛社会交往需求的老年群体,而机构集中养老则更适合孤寡、空巢,尤其是半自理、不能自理的老年群体。但是各种养老模式服务对象的倒错,则反映出当养老问题的解决办法应遵循公平原则,并体现公共服务性质的时候,经营主体却仍维持着追求短期利益和效率的目标错位。

四、相关结论和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和相关建议:

1.养老制度变迁和养老模式的转变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所以在推动养老事业发展的选择上,要充分审视环境条件和相关变化。例如最近频频成为焦点的“以房养老”试点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展开,但该种养老选择需要依托成熟的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及可能出现的利益纠纷的完善法制协商渠道和制度保障,这些条件中国当前还未充分具备,所以出现了参加“以房养老”的老年人因为待遇苛刻而反悔,引发与受托公司纠纷的事件,并最终使得“以房养老”方式的推行遇到极大阻碍。

2.养老问题最终仍属于一定效率下的具有维护公平倾向的问题,以经济学视角解读时,并非是纯粹市场化条件下的最优化配置问题,而是保证实现一定公平条件下的最优化配置问题。养老问题中的公平原则是较为硬性的条件约束,这是不能被忽视的一点,原因在于老年福利实现的最终衡量标准,不在于养老事业创造的产出份额,而是在于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及社会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

3.养老保障中包含有生存保障和发展保障两个方面,在根本上需要政府角色的积极参与,以相关配套的制度安排和公共服务职能作为切入点,保证老年人衣食住行和医疗需求得到满足。同时,现代社会以市场化运作方式,也有一定优势可进入公共领域参与养老服务的建设,然而在这一问题上,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性质要明晰,监管也要到位,以免经营主体的私利侵害到公共利益。

4.适合北京未来的养老模式仍主要是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但这不是说推进机构养老和发展民营养老机构的步伐能够缓下来,这一进程反而应该加快。养老问题是一个宏观层面的问题,需要整个社会体系的全面发展来支撑。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国的同时,中国大城市也面临突出的老龄化问题,亟待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焦点。作为一线大城市,北京已经进入老龄化时期,需要在养老问题上有更为深入的思考。将养老问题分为生存保障和发展保障两个部分,以养老金、医疗和服务为具体形式,通过对制度层面和生活模式层面进行分析,发现当前适合北京的养老模式应为社区居家养老模式。

“家本位”文化的变迁与家庭养老 篇4

1 家本位价值观下的家庭养老

在传统的代际关系中, 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价值观念, 就是“家本位”文化下的价值观。“家本位”就是把“家”做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码和标准, 一切活动回绕着家展开, 以家庭为圆心, 向外扩散。在“家本位”文化下, 独立的个人价值存在着一定的缺失。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 乡土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 认为这样的社会结构就像水的波纹, 其中心是“自我”, 然后按照血缘和地缘的亲密程度逐次向外扩展。当然, 这里说的“自我”并非西方哲学中那种拥有主体性的自我, 而是通常表示个人所在的家庭、家族、宗族、氏族的意志。在这种“差序格局”下,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是以家为本位的一种文化价值观。

在家本位的价值观下,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养老模式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家本位价值观认为个人生命的终极价值在于延续家族的血统, 所以说中国的家庭养老并不单单是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 它与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息息相关。很多老人把精神寄托都放在了子女以及孙辈一代上, “儿孙满堂”是绝大多数老年人共同的愿望。而若是年老之后子女不孝或者膝下无儿, 其一生就是悲惨的, 生命的价值也无从兑现。所以说, 中国人在选择养老方式的时候, 并不是考虑哪个更合理、更务实, 而是将养老方式视同与“孝道”有关。因此, 养老模式的转变的最大障碍就是观念的转变。

2 个人本位价值观下的家庭养老

由于市场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和社会转型的日益加剧, 传统文化也在经历着变迁, 在标准多元化的影响下, 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念逐渐取代了家本位的价值观。同时, 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流动增强也让家庭养老产生了很多困境, 尤其是青壮年一代在进行赡养老人的行为时, 受到职业因素的影响非常大。他们通常在工作、子女和父母之间奔波。个人的发展追求与“孝顺”观念之间的矛盾无形之中增加了他们的心理压力。

但是, 随着社会变迁的深入, 个人的生存发展与家本位文化下的“孝道”观念之间的矛盾也渐渐有了缓解 ,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和社会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国家保障体系建设的逐步完善有关。大部分青年人在面对个人发展与家庭支持的选择时会通常会选择前者, 同时, 在老年人也正在逐步接受和认同青年人思想观念的变化, 特别是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中, 这种改变更加的明显。很多老人尽管希望得到子女的经济支持、家事支持尤其是情感支持, 但是他们依然会赞成子女追求个人的独立发展。这种情况在农村和城市都普遍存在, 尤其是在城市中更为明显。

3 家庭养老模式变化的特点

通过对上述内容的分析, 我们发现, 在文化变迁的视角下, 家本位价值观念的式微和个人本位价值观念的兴起正在促成一种新型代际关系的出现, 而家庭养老模式也出现了本质性的变化。

首先, 传统的家庭养老一方面起着保证社会结构稳定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让文化得到了传承。但是现代家庭养老的作用仅仅以社会保障为主要功能, 并且与现在社会保障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和补充。

其次, 传统的家庭养老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巨大, 它是建立在家庭伦理道德的基础之上, 子女要服从父辈的权威。而现代家庭养老建立的基础则是一种社会契约和以亲情为主的、平等的情感关系上。

最后, 现代居住方式以核心家庭的形式为主, 传统社会父母与子女共同居住的形式正在不断减少。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 独居老人、空巢老人正在逐渐增多, 成为当下人们忧虑的养老问题之一。但是, 虽然居住方式发生变化, 但是父母组成的家庭与子女组成的家庭仍然存在着普遍的代际支持, 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经济、生活以及情感方面, 而它之所以能够存在, 恰恰也是因为传统的“家本位”文化在现代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4 总结

综上所述, 我们对家庭养老做出了合理的文化解释, 即文化价值观和家庭养老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关系, 在文化变迁的作用下, 家庭养老模式的主要内容也会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 本文以文化变迁为视角, 通过对比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念在家庭养老中的重要作用, 进而分析家庭养老模式转变的特点。同时也发现了在文化变迁的大环境中, 虽然个人主义价值观逐渐增强, 但是“家本位”文化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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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聂洪辉, 揭新华.农村孝道衰落的根源及对策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11 (6)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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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J].中国学术, 2001, (4) :10.

经济社会变迁与养老社区模式探析 篇5

关键词：反向贷款抵押,养老幸福,替代率,养老社区

一、我国目前养老形势严峻

由于现在的“银发浪潮”, 我国养老压力倍感巨大。2012年我国养老缺口达到22156亿元人民币, 在目前两会上养老问题也是热议话题之一。故说与商业养老保险的结合是目前养老模式的趋势所在。世界银行在1994年的《避免养老危机》一文中建议:各国政府可通过三大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来解决目前全球性大范围的老年危机问题。这三大支柱分别是强制性的非积累制度待遇确定型制度的融资模式, 第二支柱是强制性积累制缴费确定型企业年金养老计划等融资模式, 第三支柱是自愿性养老计划融资模式。我国的养老模式也是遵循这三大支柱构成的, 因此融资模式可以依循于此。我国固有的养老模式、养老体制和养老历史导致目前我国养老账户中的个人账户严重赤字。

二、养老社区模式探析

(一) 养老社区发展模式

养老社区起源与英国, 盛行于美国。对于养老社区的运行最主要是运行了住房反向抵押贷款 (简称RM) 手段, RM起源于荷兰, 同样也是在美国运用的最具特色。美国运营的模式主要是大型社区式、饭店旅馆式、自理式、连续性照护退休社区式以及逆向抵押贷款方式。武汉大学周娟 (2010) 博士论文中运用RM的模式分析, 将养老社区与金融业相连接, 探讨出与金融业的联系使用有助于我国的养老产业发展, 有助于降低风险。

(二) 养老社区在我国可行性分析

1. 老年人娱乐现状

现在的老年人对于自身的追求已不再是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子女, 据丁志宏《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均等化研究》一文中指出, 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服务开展的可行性进行分类设置, 力求从老年人实际需求角度进行服务供给, 可以看到无论城市东、中、西部对于上门看病的需求是比较高的, 尤其在经济发达的东部达到56.6%, 相对农村也达到53.9%。所以对于老年人的需求是要仔细分析的, 一些实际情况或许是老年人最为关注的。比如也有一份关于调查日常对象生活中老年生活的时间占据情况。以下表知道老年娱乐活动单一, 养老社区的发展可以多元这块发展。

2. 养老社区带来的益处

在周娟的《中国养老社区的服务、运营与培育研究》文章中分析了RM在美国、日本、新加坡实施的可行性, 也用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进行了相关的分析, 而且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与保险业发展也是存在一定关系的。随着民企的金融意识增强, 会有更高的需求, 传统的养老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 养老社区作为新鲜事物必将会为养老保险产业注入新鲜血液。由以上测算可知, 房价变动对养老影响颇大, 如果能有效回避这个问题, 固然是好。房价虽然有史上最严厉的“国十条”, 但是刚性需求仍很旺盛。如果期初养老需求者有现金500000元, 在养老社区中买入一处价值50万元的房产, 我们以其逆向抵押贷款所得金额支付其养老社区中的养老费用, 则其每月将获得4598.66元的养老费用;如果不采用逆向抵押贷款方式, 则以养老社区为形式的养老成本为974784.52元。

3. 养老理念提升

据生命周期理论, 可以知道老年人的收入下降基本为零, 但是支出却在增大, 尤其现在的特殊医疗体制, 老年人最怕就是生病, 生病会降低老年生活的幸福感, 可以尝试提出养老幸福替代率 (k) 这个概念, 基于养老金替代率这个概念提出的。指的是养老社区的幸福水平 (f1) 与同等次非在养老社区的幸福水平 (f2) 之比, 即。幸福水平可以由原来的三元 (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医疗需求) 上升到四元 (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医疗需求和劳动照料服务需求) , 即f (M1, M2, M3, M4) , 可以这样解释M1是物质需求反映的是收入水平, M2是精神需求反映的是心理满足感, M3是医疗需求反映的是健康状况, M4是劳动照料服务需求反映是社会关注。

三、保险机制介入养老社区体系

我国保险业发展二十余年, 就保险资金运用方面而言, 我国保险资金10%的证券化投资程度远落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证券化投资程度。再如我国也是于2009年正式进入不动产市场, 所以可知, 我国保险业发展相对国际市场落后, 但是相对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 我国的保险业发展程度已较合理。太保寿险也做过相关课题并通过验收, 课题是“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保险产品行业应用研究”。我国的养老体系形式单一, 保障略显不足, 不具备抗通胀能力, 而且政府的压力也是巨大的, 转嫁给成熟的保险机构操作是目前国际上流行的趋势, 有易于降低转轨带来的成本压力, 有易于缓解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畅, 政府只需要起到监督作用, 就可以达到保障民众的目的, 保险机构起到了磨合剂的作用, 也可以分享一定的收益。就美国而言, 美国养老服务型机构有三种:营利性服务机构占有66%, 非营利性服务机构占有27%, 政府公立服务机构占有剩下的7%。就营利性服务机构大部分也是保险机构介入房地产市场。比如, 泰康人寿推出一款与养老社区相结合的综合性养老保险计划。这款保险是按照约定年龄每月领取养老金, 可用于支付养老社区的租金和居家费用。

四、养老社区建设对我国的深远意义

(一) 我国养老模式多元化发展

我国不再只是单纯依靠养老金生活或者单一的养老保险, 而是向机构养老、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模式转变。对于老年人的诉求也会得到更好的关注和帮助。保险机构介入的养老社区已经在北京房山区得到建设, 也致力于在海南等地建立全面的养老社区, 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和加入这个项目中来, 并从中得到实惠。保险机构积极介入房地产市场, 但是并不是为了推高房价, 而是为了中国日益扩大的养老问题而努力。为房地产投资提出一种新的模式, 也为养老产业提供一种新的融资模式。

(二) 我国养老更加关注人文化建设

老年人的四个基本需求会得到全面诠释, 如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医疗需求、劳动照料服务需求会得到养老社区建设者的关注。对于养老社区的建设会考虑到老年人的特殊生活习惯, 对于有身体不便的老年人会在楼梯安有扶手, 在采光按照老年人的生活需求, 台阶会比较简单宽敞并且有斜梯等等。入住就会有一套完整的社区服务, 入住指南可以帮助你了解相关信息。

(三) 有助于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

新的养老领域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建设, 相应的法律制度也会受到一定挑战, 对于在养老社区中产生的可能性问题, 法律条文需要阐述, 对于购买养老产品的消费者其消费者效益是否得到保障都是需要考虑进去的。一个新领域的建立, 意味着某些配套措施也要跟上, 只有这样这个产业才会有发展的勃勃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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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变迁论文 篇6

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及其变迁原因

(一)初步发展阶段

建国初期,农村家庭养老是其主要养老保障方式。在经过“三化一改”的经济建设时期后,农村经济收入得以改善,农村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有所提高。在这一时期对于农村社会养老制度虽没有出台相应的政治措施,且主要还是以传统的家庭保障为主要的农村养老方式,对于农村养老也没有给予强有力的政治和财政支撑,但对于农村养老问题却开始有了深刻的思考,在思考中充分综合各方面因素,旨在找出改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的突破口。在集体经济的逐步发展下,平均经济的分配制度在探索农村养老制度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作用。例如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时期,对于农村养老保障便提出了相关见解:对于没有充足劳动力或是完全丧失劳动力、鳏寡孤独废疾的社员,应当适当的给予生产生活上的照顾和安排,并确保其吃穿用的基本供应,使“老有所养、幼有所学,死生皆有依靠。”而这几个方面的保障其实就是后来的基本“五险”。而某些没有劳动力的农村也已经开始享受来自于国家的政策养老福利,我国农村养老制度便开始朝着以家庭为主,五保制度并行的养老保障模式,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也进一步巩固“二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公社化中的集体经济开始逐步向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家庭经济发展。且随着该经济体制的改革深入,农村也开始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人口老龄化结构的变化、商品经济在农村经济中的不断渗透以及计划生育的实施等,这些都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变迁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二)探索阶段

该阶段主要集中于19世纪80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在此阶段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探索之路,原来的集体经济逐渐萎缩,“五保户”再次回归到农村家庭当中,但较之人民公社化阶段,农村家庭已有了较大的变革:家庭价值观念有了极大变化、家庭结构也随之缩小。在此形势下,家庭矛盾也逐渐凸现出来,对当时经济建设和改革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为了进一步缓和农村家庭的养老压力,我国便开始了农村社会养老的摸索之路。在1986年沙洲会议后,农村社会建设保障便确定了主要任务;第二年便在全国开启了探索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之路,先后在山东、上海等一千多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乡县进行试点摸索。在1989年底,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已成功在八百多个乡镇建立起来。

该阶段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的初步摸索阶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探索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问题更需重视。首先,资金筹集渠道不科学,存在较大的问题。大多数的农村养老资金主要是由集体资金为主,这就使得集体负担压力大,而村民只是享受着集体带来的成果,权利与义务极为不均衡。如此,只会导致村集体的经济压力愈发沉重,最终导致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走向失败;其次,制度开展缺乏统筹兼顾。农村社会养老制度试点主要是将村镇作为开展单位而进行的,乡镇办法和村规民约同时并存,各个村落制度缺乏统一管理,制度混乱,在此形势下,农村社保注定不能长期维持下去;最后,对于资金的增资方式相对落后,农村社保资金增值速度慢,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又不断加快,致使试点实施往往出现资金不足的危机。

(三)曲折阶段

在摸索阶段后,农村养老制度迎来了艰难的发展阶段,1992年政府颁布了相应的县级养老基本方案,此次试点吸取了上个阶段的不足之处,由集中村、乡镇的单位实施方案而转向了农村不同职业人员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在该方案的指导下,各省市也相继发展起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但该好景并没有持续多久,便被1996年银行利率下调导致国家收益受损的经济形势所影响,这种完全由农村个体缴纳费用而支撑起来的社会养老制度受到极大压力,而其参保人员更是不断下降。

传统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探索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第一个试点,典型性的路径依赖凸显无疑。该种路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受我国经济体制的限制,生产系统和社会保障系统难以分割开来。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难免会采取集中式的计划来实施经济战略以便适应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原则,这就容易导致社会系统不能够与生产系统区分开而独立存在,难以形成独立且逻辑、规律性较强的体系制度。在高级农村合作社完成之后,由于报酬递增效应的出现与合作医疗事业及其供养制度的发展,这也使得农民基本生活有了一定保障,但仍可依稀可见的是各项实施制度中的路径依赖现象;其二,二元化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结构已带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在农村户籍制度的限制下,较之城市人口,农民的社会保障福利明显尤为不足,养老模式大都是家庭保障,更多的是依靠家庭中分工劳动的形式来保障老人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同时,传统的农村社会养老资金筹集也大都是农民自行参与商业保险形式为主,与城市居民的个人储蓄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保险形式相比,农村社保缺乏社会保障性,且部分地区村民社保缴纳极不合理,农民所拿到手的缴费金额也难以担负起自己的晚年生活。

上文所述的种种缺陷揭示出了传统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必然走向失败,但在此曲折发展阶段也并非毫无所获,在吸取教训后,也为之后新型农村社会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正式建立提供了启示:对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结构应当予以破除,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统筹城市与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使得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能够逐步完成与城市养老保险间的转移、劳动力的续接。总的来说,我国应当逐步统一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努力破除城乡间社保制度上的差异性,让村民也能够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制度福利,有效提高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直至今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制度框架,相较于第一次变迁,这次制度变迁显然带有严谨性、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社会保障系统也逐渐脱离于生产系统的藩篱,其筹资原则开启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新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筹资模式,不仅有效提高农民参保积极性,更避免了因缴费额度过高而使农民望而止步,不敢参与投保的情况。此外,新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机融合了统一性和灵活性,逐步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而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发展状况,在总框架的指导下指导地方开展社会保障事业。而通过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施行,村民开始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政府政策福利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活保障,使得城乡二元化差异被不断缩小,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逐渐深入民心。但值得注意是,虽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确立了主体框架,且实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其制度转移衔接上仍存在着不畅通性、制度缺乏一定的法律性保障等问题。所以,在未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还必须注重解决这些不足之处。

二、建设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相关对策

(一)健全信息系统,加强人员培训

制度服务是促进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不断完善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匹配的设备设施,才能够赢得人民的满意度,并有利于政府开展实施各项养老保险政策。一方面,中央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当地政府健全完善信息系统,以便统计好参与新农保的人数,便于随时随地的进行档案调取和记录,同时,政府还应当提供相应的资金扶持,以便更好的建设养老保险信息系统。在建立起信息系统时,还要将其养老保险的基本数据库和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相衔接,以便实现信息共享,从而促进工作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当加强经办人员的业务素质培养,确保经办人员勤恳负责,切实对每一个参保农民负责到底,让农民自觉愿意参保,放心参保。

(二)健全多元化资金筹集渠道

首先,根据当地村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等相关状况,将农民上年的人均收入作为缴费基数,以便减轻不同个体的经济负担,有效提高养老基金的管理水平;其次,政府应当严格制定相关规则,不断强化自身的行政能力以便管理和使用好养老基金,且在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筹集上应当采取多元化的方式,仅依靠政府补助筹集资金是不够的,还应当向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宣传养老制度,以获取广大社会人士的支持;最后,还要运用多种方式来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资金的增值保值效果,在市场经济下,以市场化的方式来有效提升养老基金制度的收益,并在我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建设专业、科学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以更好的保障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保值。

三、结束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变化发展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变迁过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变化策略,皆为当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康发展而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我国政府及其相关人员应当深刻理解并把握好该制度,以便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向前发展。

摘要：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大致经过了两次变迁,两次变迁对于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为此,本文主要从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及其变迁原因出发,并为促进我国新农保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建议。

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原因,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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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变迁论文 篇7

一、文献综述

在新的环境下, 众多学者对人口流动及家庭结构变迁给社会保障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以及对居家社区养老模式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本研究在总结回顾的基础上, 针对人口流动和家庭结构变迁对传统养老模式的影响, 提出新的看法和观点。

(一) 人口流动及家庭结构变迁对养老保障模式的冲击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导致了城乡人口流动, 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环境遭到破坏。丁士军 (2004) 认为由于农村家庭逐渐趋于小型化和核心化, 子女数量的减少, 老年人和子女生活上的分离以及多代同堂的家庭数量减少。贺聪志等 (2005) 则认为由于核心化家庭的出现, 造成家庭照料出现困难, 老年人地位降低, 子女养老的风险和成本加大, 难以满足日益扩大的养老需求。刘艳欣、葛洪 (2010) 提出中国传统的家庭规模和结构已经变化, 中国现代家庭的主要特征是家庭结构的简单化、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模式的多样化。赵静 (2010) 提到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的主要构成是核心家庭与主干家庭。而当前中国农村常态的家庭结构形式是隔代家庭与空巢家庭。李光连 (2010) 指出“空巢家庭”的出现是中国传统农耕经济解体, 文明社会发展所衍生的必然“宿命”。一系列的研究表明传统养老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今家庭养老的需要, 养老模式亟需转变。

(二) 对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研究

“社区居家”的养老模式在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穆光宗 (2000) 突出强调了社区居家养老与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的区别, 指出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是指老年人可以选择在自己家中居住, 不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 不单纯依靠家庭照料, 主要由社区和社会中间力量通过科学组织管理, 为社区内居住老人的日常所需提供社会化的服务来弥补家庭养老不足, 进而实现养老目标。宋言奇 (2004) 认为家庭养老与福利养老有一定局限性, 而城市社区养老方式是一种极好的选择, 提出大型城市老龄社区的建设势在必行。与院舍照顾相比, 吕新萍 (2004) 认为社区照顾可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李宗华等人 (2005) 通过对欧美社区照顾模式的分析总结和借鉴, 把我国的社区照顾发展的目标模式总结为:以家庭照顾为基础, 大力加强社区建设, 以发展社区支援服务内容为中心, 以重建社区精神, 调动社区民众间的互助及义工队伍建设来输送力量, 充分利用非营利组织与社区机构的技术与资源, 在家庭层面整合正式与非正式的服务资源, 从而有效地回应老年人的需求, 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我国社区居家养老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在这个巨大人口流动和家庭结构变迁的背景下, 需要大力发展社区居家养老。

二、养老模式选择的需求分析

随着传统养老模式的弊端渐显, 养老模式如何选择, 还应该从我国养老的文化需求、代际支持需要、老年人需求调查等方面来分析。

(一) 社区居家养老是对我国养老文化的延续和继承

我国是以“孝”文化著称的国家, “养儿防老”“百善孝为先”的思想根深蒂固, 和子孙后代在一起安享晚年是绝大多数中国老人的夙愿。这种文化传统限制了我国养老机构的发展, 加上其自身数量不足, 设施环境差, 服务水平较低, 因此机构养老让多数老人产生心理上的排斥, 家庭养老仍为首选。社区居家养老无论是从定义还是从文化上来讲, 都具有极强的适应性, 符合我国传统价值观。社区居家养老以家庭照顾为基础, 以社区照顾为辅助, 以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服务以及精神慰藉、心理治疗等为主要内容, 以上门服务和社区日托等主要形式, 这种社区居家养老模式让老年人在接受专业照顾的同时, 还可以尽情享受到子孙承欢膝下的晚年生活, 这不仅符合我国传统的养老文化, 也是对传统居家养老模式一个良好的改革和继承。特别是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 全国各地开展的社区建设, 可以将城镇化中的社区建设跟社区居家养老更好地结合起来。

(二) 社区居家养老是对我国代际支持的发展和支撑

我国在代际支持上有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点。西方的代际支持是一种“接力模式”, 是由甲代抚养乙代, 乙代抚养丙代, 丙代抚养丁代, 一代接一代的模式。而我国的代际支持是一种“反馈模式“, 是由甲代抚养乙代, 乙代赡养甲代, 乙代抚养丙代, 丙代赡养乙代的一种代与代之间不断反馈的模式。这种“反馈模式”深深地孕育在我国的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中。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重, “4—2—1”核心家庭的出现, 这种反馈模式演变成了一种“隔代反馈”的模式, 即由孙辈在赡养父母的同时还肩负着赡养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责任, 这进一步加重了家庭的养老负担, 降低了养老质量。社区居家养老的出现, 既可以减轻个人的负担, 又能够解决“空巢老人”的精神空虚以及无人照料的问题, 是对我国代际支持的发展和支撑。

(三) 社区居家养老符合老年人的养老意愿, 能够弥补家庭和机构养老的不足

关于老年人养老意愿笔者进行过专门的实际调查, 在对山东、河南、四川、浙江等省市发放的120份问卷中, 收回有效问卷115份, 有效率95.8%, 从收集的问卷数据整理知, 从养老的选择意愿来看, 45.9%的人选择家庭养老, 12.4%的人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41.7%的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比较感兴趣。对子女孝顺的家庭来说, 家庭养老是老人最愿意选择的养老方式, 而社区居家养老因其与家庭紧密结合的关系, 也开始受到老人的欢迎, 调查过程中发现, 相比较, 机构养老的选择算是老人的无奈之举, 说明老人们的居家养老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社区居家养老能够为家庭养老提供支持, 弥补机构养老的不足, 是最符合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养老方式。

三、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发展建议

社区居家养老由于其诸多优势,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和社会的认可, 由于社区与家庭的不可分割性, 社区居家养老能够进一步节约成本, 节省开支。因此在社区居家养老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 更需要把握好政府、家庭、社区、机构之间的关系, 从各个角度和角色出发, 设计出供社区居家养老可发挥自身优势和可持续的发展策略。

(一) 政府职责

1. 明确政府责任, 做好政府的宣传组织工作。

政府责任是指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公民的需求做出回应, 并采取积极地措施, 公正、有效地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政府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最大的社会组织, 有责任为民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政府作为养老建设的担当者, 有责任和义务向民众宣传社区居家养老的优势和内容, 增加人们对社区居家养老的理解和信任, 充分发挥社区居家养老的优越性和便利性。

2. 明确政府职能边界, 发挥政府的主导和监督作用。

政府应该发挥其主导作用和监督作用, 整合各种民间资源, 强化社区管理, 提供让民众满意的养老需求, 保证老人拥有幸福的晚年。政府作为养老事业最大的支持者, 还应该为社区居家养老建设提供经济支持和政策支持。设立专门的社区居家养老基金, 将其列为政府财政预算的一部分, 保证社区居家养老建设的持续进行。另外, 加强政府的监督职能, 确保社区让每一位老人享受到居家养老服务, 保证社区居家养老的大众性、公益性和服务性。

(二) 社区建构

1. 分层建构, 合理设计。

社区居家养老是最迎合我国老年人养老心理意愿的养老模式, 但也要分层建构, 才能确保发挥其最大的效益和适应性。应该注重将社区居家养老和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结合, 相互衔接, 按照老年人的年龄、身体状况、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兴趣爱好等进行分类, 来满足不同老人不同层次的需求。对于有子女照顾而且身体较好的老人可以直接家庭养老, 对于那些空巢老人、低龄老人以及身体比较健康能够自理的中高龄老人、残疾老人以及独居老人等提供社区居家养老, 对于完全丧失自理能力的老人可以提供机构养老。在社区居家养老建设的同时, 也不能忽视机构养老的建设, 保证家庭、社区、机构能够各司其职, 各尽其能。

2. 社区服务项目合理安排。

社区服务的项目也要根据身体状况、年龄等因素来确定为老人提供的服务范围。对低龄、空巢家庭的老人提供家务助理、出行旅游服务、建设老年活动中心, 鼓励参加老年人活动, 老年大学等。对于生活能够基本自理的中高龄老人提供日间护理中心、托老所以及老年康复、老年文娱等服务。对于高龄不能自理的老人提供家务助理服务, 如医疗、康复、护理、洗涤、购物、餐饮、心理咨询等全方位的服务, 对残疾老人以及独居老人提供政府救助和社会救助。

3. 配套设施建设。

配套设施的建设应该分别从制度、法律、资金、服务人员四个方面进行。首先制度方面应该进一步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制度, 完善包括养老保险、社会救助、医疗卫生服务、医疗保险在内的相关保障制度, 统筹城乡养老水平, 扩大养老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其次是法律方面需要完善有关老人权益的保障法律条文、严格规范有关社区居家养老的法律法规以及社区养老系统建设, 确保任何一项建设都有法可依。第三是资金方面应该拓宽养老资金来源, 吸收民间资金, 形成养老服务产业化建设, 制定不同的服务标准, 提供有偿、低偿、无偿等不同的服务, 保证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性、公益性和大众性。最后是服务人员方面, 应致力于打造素质较高、专业性强、有较高服务水平、护理经验的队伍, 专设老年人心理咨询室, 为老年人排解孤独, 解除心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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