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方向

制度变迁方向（共8篇）

制度变迁方向 篇1

1 农业制度变迁的原因

众所周知, 制度安排对于经济运行的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的农地制度经历了多次改革和变动。在这一过程中, 农地制度的安排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国的农地制度处在不断的变迁和发展之中呢?只有了解了这一问题, 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农地制度发展的脉络并对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进而对我国日后土地制度的改革进行探讨和思考。

1.1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农地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深刻的认识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换言之, 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力, 上层建筑则是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石, 它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水平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农地制度变化的根本原因要追溯到生产力当中。我国建国以来土地制度的变迁和发展其根本原因是由我国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提高所决定的。

1.2 理性经济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理性经济人”这一概念。经济利益是利益结构中的核心内容, 人们首要的追求就是经济上的利益和满足。事实上, 推动制度变迁的往往是某些特定的阶级或群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革命或改革行为。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 其动力必然是来自于农民阶级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由此观之, 人们在追求由制度不平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会进行的自发的制度变迁。

1.3 国家的强制性制度安排

国家对农地制度的变迁起着重要的作用。建国初期, 我国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具有很强的中央集权色彩, 许多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党和中央政府为主。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尽管有些制度不均衡引起潜在的获利机会, 但是交易成本高昂, 又加之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 搭便车和外部效益等因素仍然存在, 这些都制约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但是, 国家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并不见得行之有效, 因为它的制定不一定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它受到统治者偏好、利益集团的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过程中,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就很明显的体现了这一点。

2 农地制度变迁绩效的评价标准与结果

评价一个农地制度的好坏, 可以看它是否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 是否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地制度变迁绩效的评价标准是效率与公平。经济效率高能激励农民改进技术, 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使农民更加积极地投身于生产。此外, 我国国情要求一个好的制度能在极大程度上协调各地区农民的利益, 这涉及到公平。回顾我国的农地制度变迁轨迹可以发现, 制度的改革自始自终都是在追求一种效率和公平的动态平衡。

自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了几次重大变革:首先, 关于农民土地所有制。它是一种平均分配农地的私人所有制性质的产权制度, 最彻底地消灭了封建制度, 有很强的激励机制, 适合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其次, 人民公社实行单一产权制度, 其残缺的产权必然导致劳动监督成本、组织成本过高和劳动激励过低的问题。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 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既吸纳了分散经营所有主体与使用权主体绩效偏好高度一致的优点, 又发挥了集体经济统一经营的优越性。所以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迁过程中, 政府绩效偏好逐渐趋同农户绩效偏好, 制度变迁效率增进。

3 我国农地制度改革方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它造成了农业经营的规模狭小,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受到限制, 土地承包期限很不稳定的问题。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局限性要求我国进行新的土地制度改革。改革应该侧重于如下几个方面:

(1) 发展规模经营, 走产业化发展的道路。这种农地适度的规模经营有一个发展过程, 不可能一步到位。因为它要以解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为前提, 只有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出, 并且解决其后顾之忧, 这种农地制度的改革才能实行并得到发展。

(2) 制定法律法规保证土地使用者、经营者和转让者的合法权益。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成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我国现今尚无任何明确的法律判定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否是农民财产权的一部分, 而地方政府往往将自己定义为土地所有者, 随意交易土地, 分配土地的使用, 这样忽视了土地承包者的利益, 所以制定法规刻不容缓。

(3)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让农民无后顾之忧。农村看病难、教育难等问题日益凸显, 这导致农民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而农民则将土地看作他们利益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社保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让他们腾出土地会使他们失去安全感, 减弱抗风险的能力。因此, 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积极跟进, 满足农民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

摘要：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经济运行的效率所产生的作用不一, 农地制度对农业的发展也是如此。良好的土地制度能够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和农业的发展。回顾了我国建国以来土地制度的变迁轨迹及发展并给予评价, 并对我国现今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农地制度,激励,改革,土地使用权流转

参考文献

[1]隋广军, 潘伟志.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与农业发展[J].暨南学报, 2002, (7) .

[2]伍山林.制度变迁效率评价[J].经济研究, 1996, (08) .

[3]赵峰.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实践、问题与对策[J].经济纵横, 2001, (08) .

制度变迁的尴尬 篇2

以中央集权下的封建文官制度来说，一旦它成形并进入运转状态，它本身也就发展为一种人格化的主体。因此，政治家除非代之以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原则，否则他就必须承认现存的文官制度，通过和文官合作，通过一种潜在的、同时也是缓慢的、最后也许还是不可终的形式来导向自己的政治目标。施行此种策略的政治家往往被责为循吏，但是，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无事本身就是一种高效的政治目的，是政治成功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家必须意识到：“制度强于个人。”

晚明时期本该杰出的几位政治家，大都在这里栽了跟头。位居九鼎之尊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由先期的励精图治到最终不得不和整个文官体系消极地对立，其中自然有他难言的苦衷。按理，以他天子之尊，四海之内，有谁敢忤逆圣意？但万历却清醒地意识到了文官制度的强大力量，皇权并不代表着一种独立的意志，本质上讲他应该是文官制度的象征，他必須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所充当的角色并进行恰当地定位，才有可能在和整个文官制度合作的过程中取得政绩。曼海姆曾经把官僚体制形容为一个巨大的磁场，容易把全部的政治问题转变为行政管理问题，并非是没有理由的。因此，说到封建社会里的皇权的独断专行，在这里恐怕要打些折扣。制约皇权的文官制度，绝不是一种可以轻易击退的力量。

皇帝如此，大臣的命运就更难说了。元辅张居正倾毕生之力，试图革新腐朽低能的文官体系，但一朝仙逝，十年心血随之东流，保存下来的政制没有几项。生年他尚可以实权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个人面对制度时的软弱，从他死后不到两年即被抄家一事中，大略也可窥出斑蠡。至若戚继光、海瑞，更可以看作文官制度的牺牲品。他们的浮沉变迁，似乎只不过是为“制度强于个人”的命题加了两个更好的注脚而已。

但“时代强于制度”。对于一个不健全的社会而言，制度终归要实行变迁。然而当时代向晚明提出法制要求时，政府仍极力推行教化的力量，以传统中央集权下的中国封建社会而言，维系整个文官制度整体运行的力量，正是弥漫于社会中的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道德。依靠道德来制驭社会是传统中国的主要特征，礼仪之隆甚于前朝，而忽视了点滴的制度建设，而这恰恰是晚明几位杰出的政治家壮志难酬的主要原因。

“时代强于制度，制度强于个人”，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困难的命题，这种尴尬的情形促使我们重新思索个人面对历史的责任。当时代对我们提出制度变迁的要求时，个人究竟应该怎样去回应这种历史的呼唤呢？万历皇帝和张元辅显然只遗下一些失败的记忆，因为不论其如何殚竭心智，这种直接的对抗终究于制度本身无所补益；首辅申时行似乎要聪明些，他知道如何同文官制度进行合作，但这种合作大多是在牺牲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并没有促进制度的略微改善。历史好像并不欢迎这两种人，因为晚明很快就灭亡了。

今天的人们恐怕都已明白法制的重要。但传统制度向现代制度的变迁也绝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如何在时代和制度之间寻找到一个艰难的平衡，正是我们必须面临的课题。

答案可能很简单，即着眼于制度的点滴建设。然而，正因为制度的变迁是一个长远渐进的过程，答案也可能并不如此简单。

制度变迁方向 篇3

一、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轨迹

1. 土改时期 (1949~1953) 的农村土地制度

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革为农民私有的土地制度。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的法律依据是1949年7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 (以下简称《纲领》) 。《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有步骤地将半殖民半封建的土地制度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950年6月, 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以下简称《改革法》) , 明确规定了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 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 发展农业生产, 为新中国的工业开辟道路”。同时规定:对所有没收和征收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除本法规定收归国家所有外, 均应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纲领》与《改革法》顺应了广大农民最基本的诉求,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一平均主义的理想。〔2~4〕

土改让农民获得了生存和生产的最基本条件, 同时让新生政权迅速建立起执政的合法性, 赢得了农民的拥护和尊重。土改时期的土地制度就是建立在国家强制性力量和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基础上, 虽然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 但制度的运行成本低、摩擦小, 由于实现了产权的完备性和排他性, 从而具有很强的激励作用, 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形成了资源的最优配置, 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变迁的效率是很高的。但土改首开国家强制性的先河, 这为后面的集体化埋下了伏笔, 《改革法》明确说明土改的最终目的是为新中国的工业开辟道路, 这也为以后的工农产品剪刀差预设了法律依据。学者周其仁就认为, 在我国领导了土地改革这样一场私有化运动后, 就把自己的意志铸入了农民的私有产权。当国家意志改变的时候, 农民的私有产权制度就必须改变。〔5~8〕

2. 合作化时期 (1953~1978) 的土地制度

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变迁分为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4个阶段。土地制度由土地农民所有变迁为集体所有。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变迁过程呈现出典型的“国进民退”特征。先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继而剥夺所有权, 最终实行了“一大二公”的、僵化的土地制度。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其实在《改革法》里已经做了注脚, 即实现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在当时的资源禀赋与外部环境的制约下, 重工业优先发展所需的资本只能通过提取农村的生产剩余来实现, 即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来实现, 据学者林毅夫测算, 30年来, 国家从农民身上提取的生产剩余高达6500亿元。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变迁属于强制型变迁, 制度变迁的成本高昂, 几十年后的“三农”问题的成因与此时期的土地制度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土地制度的僵化导致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严重受挫, 生产效率低下, 监督与管理成本巨大, 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信息扭曲, 产生了极大的制度边际负效应。〔9〕〔10〕

3.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 (1978年至今) 的土地制度

将原先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土地制度变迁为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即集体拥有土地的所有权, 农民拥有使用权, 在农业收益上进行分配, 即“交足国家的, 留够集体的, 剩下都是自己的”, 明确了收益的边界。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自发选择的产物。由于降低了监督成本与交易成本, 充分发挥了激励机制, 外部收益内部化, 调动了农民生产的自主性与积极性, 从而使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进而为国家认可, 并动用行政性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行。前者属于典型的诱致性变迁, 后者则属于强制性变迁。〔1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通过将产权的完整性进行切割实现的制度折中, 所有权与使用权做了分离, 在不违背公有制的约束下, 充分满足了农民“理性人”的需要。这样的制度变迁结果是意识形态与经济效率妥协的产物, 也是国家与农民博弈的结果。〔12〕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的问题

任何制度长久运行之后, 都会逐渐因为与形势脱节而产生调整的需要,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概莫能外。事实上, 没有无关乎权力与利益的制度, 产权就是一系列权力束的集合, 制度的变迁归根结底就是利益的重组与调整。国家、集体与农民之间利益诉求的变动使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调整有了必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产权的不明晰, 制约了农业的规模化与集约化, 不利于土地的流转, 不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求等。〔13〕〔14〕

1. 产权不明晰———农民权益难保障, 不利于土地的保护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采取了两权分离的方式, 曾经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据学者林毅夫测算,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1978~1982年间的粮食产量增长的要素贡献率达到50%。但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导致了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不清、集体所有权的实际空缺, 进而为国家的干涉与官僚的腐败留下了漏洞。村队在治理结构上存在扭曲, 导致农民个人在村集体组织中对土地的所有权权益难以得到保证。〔15〕

同时, 在相当一部分农村, 土地的承包调整频繁。使用权的不稳定导致农民无法形成长期的理性预期, 对耕地的使用存在掠夺式经营的问题, 不利于土地的保护。农民在土地上的投资得不到长期回报, 这等于是对农民收了随机税。〔16〕

2. 土地经营规模偏小———农业的规模化与集约化受制约

土地的经营规模偏小且细碎化, 不利于大规模的农业机械的使用, 农民自身即使有投资的意愿, 也缺乏投资的力量与对象, 无法形成规模效应。这使得邓小平所说的农业的第二次飞跃的实现受到了相当的制约。农业生产依然停留在低效、粗放的状态。同时, 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耕地抛荒现象严重, 出现了“人走地未动”的现象, 影响了耕地的使用效率。〔17〕

3. 所有权的虚置———不利于土地的流转, 不适应城镇化的发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每年国家需要征收大量农村用地。由于所有权的虚置, 无法形成有效的外部约束。各级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与土地融资形成了依赖, 具有内在的征地冲动, 倾向于压低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助标准。同时, 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 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民失地又失业, 对农村的稳定造成了相当大的隐患, 也严重延缓了城市化进程。〔18〕

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原则

在私有化与国有化都不太具有可行性的前提下, 目前最为合适的改革方向还是立足于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做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形势的变化。笔者认为, 农村土地制度下一步的改革应当把握以下几点原则。

1. 人地矛盾突出且有新的表现形式, 应突出耕地保护

从目前的情况估计, 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人地矛盾仍将继续存在且有新的表现形式。一方面, 人口与土地在数量上存在相当突出的矛盾。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称, 我国已有1/3的省人均耕地小于1亩;有1/3的县人均耕地面积小于0.8亩;有463个县低于0.5亩的警戒线, 已经低于联合国的最低生存保障水平。与此同时,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每年大约还要征用数百万亩耕地, 而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却不增反降。如温铁军的研究表明, 上世纪80年代, 土地吸纳劳动力比为1.2, 90年代下降为0.8, 农业劳动力每年还要新增200万左右。土地的日渐稀缺, 劳动力转移不足,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问题将更加突出。〔19〕

同时, 我国土地污染情况亦令人堪忧。导致人地矛盾不仅以数量形式表现, 更表现在质量上。国家环保部在2006年公布的数据表明, 我国土地污染现状非常严峻, 是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调查, 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 污水灌溉污染耕地面积达3250万亩, 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 三者合计已占我国18亿亩耕地面积的1/10。耕地数量上的短缺导致耕地福利化与社会保障问题突出, 那么, 受到污染的土地将连基本的社会保障功能都无法担负。因此, 笔者认为, 下一步的改革, 应突出耕地保护。

2. 尊重农民的意愿与基本利益诉求

我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集权历史的国家, 农民对统治政权有着天然的驯服感、依赖感, 因而在利益的博弈过程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在建国后的数次土地制度变迁过程中, 国家一直作为制度的供给者出现, 国家意志凌驾于农民意志之上。当国家意志与农民意志交集大于分歧的时候, 制度运行平稳有效;反之, 则弊端百出。因此, 尊重农民的意愿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是下一步改革必须考虑的一个方面。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运行的绩效来看, 国家基本上做到了尊重农民的意愿, 保障了农民的合法利益。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 却出现了一些不容乐观的苗头, 突出表现在农村耕地的征用上。2006年, 国家统一取消农业税, 每年向“三农”投入3000多亿元, 农村的发展进入新纪元。但是, 各级地方政府每年通过土地财政也拿走了7000多亿元, 这种予少取多无异于通过土地对农民进行了新一轮的剪刀差。在征地的同时, 失地农民的就业、社保等均未得到妥善的解决, 使得各地上访事件频现, 影响了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因此, 下一步的改革, 应当尊重农民的权益, 为农民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创造条件与制度环境。〔20〕

3. 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要统筹考虑

农村土地制度并不是孤立的, 涉及到城镇化、工业化、劳动力转移、户籍制度、耕地保护、行政体制改革等多方面, 即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 出发点应从震荡最小、制度改革成本最低来考虑。城市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应与通过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保持动态的平衡;而劳动力转移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匹配则可以为户籍制度改革创造条件。因此, 国家既要完善涉及到土地的法律法规体系, 也要在保证城市化用地的同时保护耕地, 坚持占补平衡的原则, 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

鉴于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学术界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逐步形成了共识, 但在改革的方向上仍存在争论。

一部分学者持私有化的观点。认为土地私有化之后, 农民对土地拥有了完整的产权, 产权的明晰保证了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力。同时, 有利于土地的流转, 能够让土地的配置效率最高。但是, 对我国而言, 土地具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特点。首先, 土地私有化之后, 城市工商业资本和农村强势集团将会进入农村土地市场, 而由于资本的逐利性, 企业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农村大量的隐性失业将会显性化, 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前提下, 这将会导致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其次, 现行土地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那么, 所有权由集体向农民的转移是否需要赎买。如果需要赎买, 农民有无意愿和能力, 这也是应当考虑的方面。从以上层面来看, 私有化或许是在很长时期内都不适合我国现实的制度。〔21〕

而与私有化对应的是国有化主张。另一部分学者认为, 国有化规避了土地产权的集体所有虚置的问题, 土地的产权将名正言顺;现行的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在土地的使用、收益、处分权上受到国家的掣肘, 国有化能够克服这一不足。因而采取“国家所有、农民永佃”的使用制度, 既能够避免政治风险, 又能够让农民获得土地的长期使用权, 形成稳定的理性预期, 以利于土地使用率的提高。但是, 土地国有化之后, 产权依然是分离的, 且国家拥有最为重要的所有权, 势必形成对农民使用权的侵犯, 导致产权的残缺。在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的今天, 难以保证农民的土地不会被低价征收乃至非法侵占。此时, 贸然土地国有化, 无异于给各级地方政府侵占农民土地大开方便之门。此外, 国有化是将土地的所有权从集体转向国家, 也应当进行赎买, 我国农村土地的现值据估算高达40万亿元, 在各级地方财政债台高筑的条件下, 这么庞大的一笔钱从何而来?从这一角度来看, 国有化不具备可行性。〔22〕

由此, 笔者认为,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 应避免贸然国有化或私有化的陷阱。在人地矛盾仍将长期存在的约束下, 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赋予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是首先应考虑的, 总的方向是明确所有权、稳定使用权、维护收益权、放活流转权、尊重处分权。在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同时, 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

1. 明晰产权、规范权力边界

在现有的制度约束下, 应当强化村一级集体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 避免所有权主体的模糊不清。国家应当通过法律和政策来保障农民的长期使用权, 完善土地制度的相关法律与政策。在争议最多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上, 应当明确公共利益的边界, 限制征地范围, 提高补偿标准, 做到无合理补偿即无征地, 且征地补偿费用合理分配, 拓宽补偿安置的渠道, 让农民充分享有土地权益。〔23〕

2. 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农村土地流转在很多地区已经展开。在结合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 根据协商一致、有偿征用的原则, 采取使用权多元化, 从而适度引导农民流转土地, 为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创造条件。建立土地使用权的登记制度, 发展农村土地交易市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国家在农村土地的流转上应当发挥引导而不是强制的作用。〔24〕

3.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 由于我国人地矛盾突出, 土地承担着社会保障和生产资料的双重功能。社会保障原本属于公共品, 应当由社会和国家来提供。但现实的情况是国家承担有限, 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依然属于低层次, 土地承担社会保障的作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那么, 对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应当发挥土地的财产权作用, 以村社为单位, 建立村社成员的社会保障基金。资金则来源于国家征地的补偿费用, 或者是土地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租赁的回报。〔25〕

4. 改革乡村行政架构、理顺治理关系

经济基础发生变动, 上层建筑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而目前乡村治理结构却存在扭曲。一方面, 村民自治委员会属于村民集体自治组织, 应当代表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 村干部又由上级任命, 在取消农业税之后, 村级组织更失去了财权基础, 村干部的工资则由乡镇支付, 导致村一级沦为乡镇的附庸, 成为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初级行为者。在国家、集体、农民这三者之间的博弈当中, 农民个体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因此, 农民的权益需要有表达的渠道, 而将村民的自治真正落到实处则是最妥善的解决办法, 让村民委员会真正成为村民利益的代言人, 村干部由村民直选, 而乡镇只是事后追认。乡镇则向服务型、协调型方向转变, 保证村自治的自主性。〔26〕

5. 完善土地相关法律体系、突出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

目前, 我国现行的土地法规存在数量不足、主题交叉不清的问题。而同属于耕地紧缺的日本却做到了法律体系的完备, 且针对性强。因此, 可借鉴他国的有益做法, 进一步认识农业的基础地位、耕地保护形势的严峻, 从而完善农村土地资源的使用和保护制度。

制度变迁方向 篇4

运用恩格斯的合力理论与方法研究制度变迁方向的确定性, 本文站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和方法, 吸收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论述的有益成分, 即着手于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制度变迁解释的“交集”, 对制度变迁方向的确定性加以研究和分析, 一方面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为我国制度改革的深化明确了方向。当然, 对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制度变迁解释的区别, 根据本文的需要也加以必要的说明。

一、制度变迁及其方向的确定性

制度的起源, 马克思主义“则从生产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出发, 将一定制度的形成, 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 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 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确立的过程, 认为制度的本质就是在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不同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总之, 在解释制度的起源时, 马克思从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出发, 从生产力的发展导出了第一个层次的制度的起源, 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进而又从社会生产关系中不同集团和阶级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出发, 从社会生产关系中导出第二个层次的制度的起源, 即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规范等等在内的上层建筑 (林岗、刘元春, 2000) ”。马克思主义认为, 制度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 而制度的形成起源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 在此基础上导出第二层次以后的制度的产生。在新制度经济学范畴里, 诺斯 (1990) 认为,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 或者更规范的说, 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而这些规则和约束的起源, 在于行为人追求潜在获利机会而相互博弈所导致的结果。因此, 在制度起源的分析上, 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前者认为制度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 后者认为制度起源于个体对潜在利益的追求。

但是, 从实践中表明, 只有个体生产力的发展需要, 驱使个体改造现有的生产方式, 使得个体追求潜在利益成为可能, 导致个体间追求潜在利益而相互博弈的结果, 进而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规则, 形成的制度、规则使得个体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和发展。由此个体生产力的需要与发展贯穿着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始终, 同样地贯穿着社会历史过程中某个环节的始终。而新制度经济学所揭示的行为人从预期潜在收益的追求到实现的过程, 仅为个体生产力发展需要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个体生产力的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在这一层意义上, 马克思主义从制度的本质来揭示制度的内涵, 而新制度经济学从制度的现象解释制度的内涵, 两者在论述制度的内涵上属于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以下基于制度的本质与现象的统一性, 对制度变迁及其方向进行深入的阐述。

对制度变迁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 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 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 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 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 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 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 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 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 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然而, 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 (L.E.戴维斯与D.C.诺斯, 1971) , V.W.拉坦 (1978) 认为, 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 (1) 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 (2) 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 (3) 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 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 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 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 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 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一言以蔽之, 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由此可见, 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而诺斯从个体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在引致制度变迁的动力问题上, 两者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正因为诺斯从行为人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最终得出制度变迁的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的结论。由于诺斯论述制度变迁方向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的逻辑为:现有制度的意识形态对行为人的影响→决定行为人主观构念的模型→行为人发现潜在获利机会的存在→驱使行为人追求潜在利益的现实→行为人通过成本小于收益原则的权衡之后→引致制度变迁。在这一逻辑过程中, 如果现有制度的意识形态对行为人获取默会知识是不确定性的, 因而导致其后的一系列过程的不确定性, 由此引致制度变迁的方向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的结论。从历史的长河中看, 制度变迁总是按着一定的方向在前行。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 使得诺斯在解释制度变迁方向的不确定性缺乏有力的佐证, 由此他便借助技术变迁的概念辅助他的制度变迁理论, 终究得出制度变迁方向在长期中总的方向是可确定的, 难以逆转的。然而, 在他的理论中技术变迁是从属于制度变迁, 归根结底从属于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这就使得诺斯论述制度变迁方向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陷入两难境地。其实, 诺斯只要稍微引入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的言语, 他的制度变迁理论就会摆脱困境, 并且得以科学的系统的诠释。

因为行为人获取的信息和知识, 一方面确实来自于现有制度环境的影响, 另一方面来自于历史传承科学知识的影响, 并且后者对行为人的影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行为人站在前人的生产能力的基础之上, 并受到现有制度因素的影响, 驱使他改变现有生产方式满足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使得他发现这一改变能够创造获利的机会, 进而通过其成本小于收益的度量之后引致制度变迁, 推动行为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行为人诱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引致制度的变迁, 而制度的变迁又实现了行为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因此, 行为人以生产力发展需要为引致制度变迁的起点, 又以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作为引致制度变迁的终点。这样, 行为人的生产力的需要和发展贯穿整个历史过程中某一个环节的始终, 也贯穿着社会历史过程中某个环节的始终, 使得制度变迁方向在短期内是确定的, 在长期中也是确定的。同样, 生产力的发展与需要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 也决定着制度变迁的速率。

二、制度变迁方向确定性的构成要素

制度变迁方向, 由于行为人、地区或国家等经济主体在现有制度的环境下, 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引致现有制度发生变迁的路径和方向。在上文的分析中, 生产力的需要与发展贯穿着制度变迁的始终, 使得制度变迁变的方向在短期内是确定性的, 在长期中是难以逆转的。尽管行为人的默会知识以及主观构念模型对制度变迁方向有着一定的影响, 但其偶然性因素不能改变生产力需要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制度变迁方向终究以生产力需要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趋势确定着它的发展方向, 并且以各地区或国家等经济主体的需要、意志与力量的相互交错相互制约而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的形态存在。可是, 经济主体的需要、意志与力量怎样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 或者以什么方式影响和作用制度变迁的方向。首先, 我们有必要阐述制度变迁方向的构成要素, 即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

制度需求是指某经济主体根据自身生产力发展程度, 追求潜在收益而引致现有制度变迁的力量和方向的趋势。制度供给, 是指某经济主体根据自身生产力发展程度, 为满足制度需求追求潜在收益而引致制度变迁所供给的资本的力量和方向的趋势。当制度供给满足制度需求, 制度变迁就会发生, 新的制度安排将以诞生进而达到新的制度均衡, 实现制度需求引致制度变迁所追求的预期潜在收益。如果制度供给没有完全满足制度需求, 或者部分的满足制度需求, 制度变迁就不会发生, 或者或多或少的发生, 制度安排没有达到帕累托状态, 制度安排需要帕累托改进, 进而未能实现制度需求的预期潜在收益。所以, 制度变迁的发生主要取决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 最终取决于制度供给。只有制度供给满足制度需求, 才能引致制度变迁, 从而实现制度需求所寻求的潜在收益。因此, 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决定着制度变迁的力量和方向的同时, 另一方面决定着制度变迁潜在收益的实现程度, 进而共同决定新制度安排的均衡点, 使得新制度安排达到帕累托状态。由此, 寻找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确定性, 成为新制度安排均衡点的确定性的前提条件。然而, 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 在现实层面上源于经济主体的收入、消费以及制度成本等因素的重要影响。

第一, 制度需求与经济主体的收入、消费、制度成本、制度变迁潜在收益以及制度变迁力量之间的相关性。一个经济主体的消费 (货币数量) 的多少, 依据他收入 (货币数量) 的多少来决定。经济主体收入越多, 他的消费需求就越大, 相反, 他的收入越少, 消费需求就越少。经济主体的消费需求与收入成正向关系。

经济主体的收入与制度需求的相关性。当经济主体的收入越少, 市场产品价格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的上涨, 他的生活状况就愈加艰辛, 生存压力就越大, 他就愈加的强烈需要改变现有制度安排, 打破现有制度安排的均衡状态, 以此寻求新的制度安排以满足或改变现有的生活状况, 因而他的制度需求就越强烈。当经济主体的收入越高, 市场产品价格上涨对他的生活状况在相对意义上没有多少影响, 因而他对现有制度安排的满意度就越高, 维持现有制度安排的意愿就越强, 进而对制度需求就越弱。由此, 经济主体的收入与制度需求呈反向关系。

制度需求与制度变迁潜在收益的相关性。经济主体的制度需求越大, 标志着现有制度安排的外部性的价值越大, 外部性进行内部化之后的价值回报率就越高, 因而经济主体引致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就越大;当经济主体的制度需求越小, 表明经济主体在现有制度安排的条件下获取的价值利益相对较大, 而现有制度安排的外部性的价值相对越小, 外部性内部化之后的价值回报率越低, 经济主体引致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就越小。所以, 制度需求与制度变迁潜在收益呈现正向关系。并且, 经济主体的其他需求在没有干扰到制度需求的情况下, 制度需求等于制度变迁潜在收益。

制度变迁潜在收益与制度成本的相关性。经济主体引致制度变迁潜在收益越高, 根据收益与成本的正向关系原理, 满足制度需求所需要的制度成本就越高;反之, 经济主体引致制度变迁潜在收益越低, 满足制度需求所需要的制度成本就越低。由此制度变迁潜在收益与制度成本呈正向关系。并且, 经济主体的其他成本在没有影响或干扰制度成本的情况下, 制度变迁收益等于制度成本。

制度成本与制度变迁力量的相关性。经济主体所引致的制度变迁的制度成本越多, 政府供给新制度安排所投资的资金相对就越多, 政府所供给新制度安排的能力相对就越弱, 引致制度变迁的力量就越小。当经济主体所引致的制度变迁的制度成本越少, 政府供给新制度安排所投资的资金越少, 政府供给新制度安排的能力相对就越强, 引致制度变迁的力量就越大。所以, 制度成本与制度变迁力量呈反向关系。

为了便于直观的分析经济主体的消费、收入、制度需求、制度成本、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率以及制度变迁力量之间的相关性, 我们通过构建图来阐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进而导出经济主体的收入与制度需求、制度需求与制度变迁潜在收益率以及制度需求与制度变迁力量的相关性。如图1所示。

根据上文的分析, 在 (a) 图中, 经济主体的消费与收入呈正向关系, 设收入为x, 消费为y, 即y=nx, 且n>0的常数; (b) 图中的收入与制度需求呈反向关系, 设制度需求为d, 即d=f (x) ; (c) 图中的制度需求与制度变迁潜在收益呈正相关, 设制度变迁潜在收益为q, 即d=q+u1, 其中u1为随机干扰项;当经济主体的其他需求在没有干扰到制度需求的情况下, u1=0, 即d=q; (d) 图中制度变迁潜在收益与制度成本呈正向关系, 设制度成本为c, 即q=c+u2, 其中u2为随机干扰项;当经济主体的其他成本在没有影响或干扰制度成本的情况下, u2=0, 即q=c;在 (e) 图中制度成本与制度变迁力量呈反向关系, 设制度变迁力量为t, 即c=f (t) 。

假设, 在 (a) 图中有点A和点B, 且B大于A。依据上图之间的推导得出:

1.当经济主体的收入越少, 制度需求就越大;经济主体的收入越多, 制度需求就越小。由此, 经济主体的收入与制度需求呈反向关系。

2.制度需求越大, 制度变迁潜在收益率愈大, 制度变迁力量越小;制度需求越小, 制度变迁收益率越小, 制度变迁力量越大。由此, 制度需求与制度变迁收益率呈正向关系, 而与制度变迁力量呈反向关系。

第二, 经济主体的收入与制度供给、制度供给与制度变迁潜在收益以及制度变迁力量的相关性。

制度供给与制度成本存在不同的含义。如果用货币数量来衡量, 制度供给的资本是根据经济主体自身能力所供给的资本, 而制度成本是指满足制度需求所需要的资本。当经济主体所能供给的资本等于制度需求所需要的资本, 制度供给才能等于制度成本, 制度变迁将得以发生。如果制度供给的资本小于制度成本, 进而未能满足制度需求所需要的资本, 制度变迁就不可能发生, 或者或多或少的发生。所以, 假如现有制度安排处于帕累托状态下, 制度供给≤制度成本。因而在此文中, 制度供给所指的含义为制度供给的理性主体准备提供的资本。

制度供给与经济主体收入的相关性。当经济主体的收入越低, 对现有制度安排的满意度就越低, 则制度需求就越大, 制度供给的理性主体准备的资本就越多;如果经济主体的收入越高, 对现有制度安排的满意度就越高, 则制度需求就越小, 制度供给主体准备的资本就越少。由此得出, 经济主体的收入与制度供给呈负相关, 而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呈正相关①。假如设制度供给为S, 经济主体收入与制度供给的函数关系为S=f (x) 。

制度供给与制度变迁力量的相关性。制度供给越大, 标志着制度供给的理性主体准备提供的资本越多, 制度变迁的力量就越大。反之, 制度变迁的力量越小。由此, 制度供给与制度变迁力量呈正向关系。

制度供给与制度变迁潜在收益的相关性。在图1的分析中, 制度需求与制度变迁潜在收益呈正相关, 并且, 经济主体在没有其他需求干扰的情况下, 制度需求等于制度变迁潜在收益。然而, 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呈正相关, 由此导出制度变迁潜在收益率与制度供给呈正相关。

终上所述, 制度需求与制度变迁潜在收益呈正相关, 而与制度变迁力量呈负相关;与此同时, 制度供给与制度变迁潜在收益呈正相关, 与制度变迁力量也呈正相关。

三、制度变迁方向确定性的模型构建与分析

制度需求与制度变迁潜在收益呈正向关系, 与制度变迁力量呈反向关系;而制度供给与制度变迁潜在收益呈正向关系, 与制度变迁力量也呈正向关系。根据微观经济学的供给与需求模型原理, 以及恩格斯的合力理论与方法, 对制度变迁方向确定性的几何模型构建如下。

设:制度变迁潜在收益为纵坐标, 即图2的OA;制度变迁的力量为横坐标, 即图2的OB;曲线D为制度需求曲线, 曲线S为制度供给曲线;点O为制度变迁之前的现有制度安排的均衡点。为了便于分析, 假定引致制度变迁有两个不同的制度供给的主体 (主体1和主体2) , 且他们的收入与消费不同, 进而带引致制度变迁所供给的力量和方向也不同, 它们分别为曲线S1和曲线S2 (如图2) 。

由于现有制度安排是均衡的, 因而主体1和主体2引致制度变迁的起点是一致的, 由此制度供给曲线S1和S2共同从制度均衡点O出发。但主体1和主体2各自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同, 决定它们引致制度变迁的力量与方向不同, 进而它们制度供给曲线的力量与方向也不同, 以此带来的制度需求曲线也不同。所以, 主体1和主体2有各自的制度供给曲线和制度需求曲线, 分别为曲线S1和曲线D1, 曲线S2和曲线D2。

制度需求与制度变迁潜在收益影响, 归根结底是受制度供给的影响。尽管制度需求追求潜在收益的愿望更强烈, 但当制度需求超过制度供给所能承受的成本, 制度需求就会受到限制或被终止, 因而决定制度需求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供给。只有制度供给满足制度需求, 制度变迁才得以发生, 进而实现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由此看来, 制度供给决定制度需求的同时, 决定制度变迁潜在收益的实现程度以及制度变迁的力量和方向。这样, 制度供给曲线S1和S2共同源于制度均衡点O出发, 根据经济主体1和经济主体2的制度供给能力的差异, 决定它们制度变迁潜在收益与制度变迁力量的差异, 因而两者的制度供给线自然形成一个夹角。

基于恩格斯的合力理论与方法, 对形成夹角的制度供给曲线S1和曲线S2根据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 得图3制度供给曲线S3。制度供给曲线S3既不等于制度供给曲线S1的力量和方向, 也不等于制度供给曲线S2的力量和方向, 而是小于制度供给曲线S1的力量与制度供给曲线S2的力量之和。②但制度供给曲线S3兼顾着制度供给曲线S1和曲线S2的力量和方向, 实现制度供给曲线S1和曲线S2的根本利益, 进而以合力的形态制约着整个社会制度变迁的力量和方向。与制度供给曲线S3相切的曲线D3, 是制度供给曲线S1和曲线S2共同的制度需求曲线, 其中制度需求曲线D3意味着制度需求曲线D1和曲线D2的部分制度需求已经消失, 尤其两者相互矛盾或冲突的制度需求已经被消化, 剩下的曲线D3代表着制度需求曲线D1和曲线D2的共同制度需求。所以制度供给曲线S3与制度需求曲线D3的相切点, 就是主体1和主体2引致制度变迁之后的新制度安排的均衡点, 从而代表着两者的共同制度需求以及根本利益, 进而决定着整个社会制度变迁的力量和方向。

如果主体1和主体2的收入与消费是已知, 根据图1的推导可算出他们的制度需求, 根据制度供给函数S=f (x) 算出制度供给的大小, 得图2, 进而算出图3中的制度供给合力线的大小以及制度总需求的大小, 从而得出总制度供给与总制度需求的均衡点, 达到新制度安排的帕累托状态。

四、启示

通过以上模型的构建与分析得出, 两个主体的制度供给力量和方向不同, 以及制度需求力量和方向不同, 但根据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最终融合为一条制度供给曲线和制度需求曲线, 并且在最终的制度供给曲线和制度需求曲线上, 两者的力量和方向得到体现, 两者的根本利益得以实现, 进而以合力的形态制约着整个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一个地区或国家引致制度变迁的主体不仅为两个, 甚至多个存在, 但同样地按照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 最终得出兼顾它们的力量、方向以及根本利益的一条制度供给曲线和制度需求曲线, 它们的交点便是引致制度变迁之后的制度均衡点, 使得新制度安排达到帕累托状态。所以, 一个地区或国家在进行制度变迁或制度改革时, 必须统筹各阶层、集团的需要与诉求, 兼顾它们之间的根本利益, 协调它们之间的生产发展, 从而实现它们的共同利益, 避免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赢得整个社会发展的和谐。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在短期内是不确定的, 而在长期中是难以逆转的。但制度变迁的路径怎样从短期中的不确定性演变为长期中的确定性, 该理论却没有正面的回答。恩格斯的合力理论与方法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方向时对制度变迁方向的确定性给予深刻的论述。本文拟就恩格斯合力理论与方法, 考察制度变迁方向的确定性, 进而建构制度变迁方向确定性的几何模型, 导出制度变迁之后所建立新制度安排的均衡点, 达到新制度安排的帕累托状态。这对我国现有制度的改革方向以及新制度安排的建立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方向,确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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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478.

[3]林岗, 刘元春.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的两种解释的比较[J].经济研究, 2000 (6) :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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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方向 篇5

一、我国电影市场与国际间合作近况

近年来在党强调文化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下, 我国电影市场也在各个方面开始积极发展和改革, 除了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与审美需求之外, 电影在国际贸易与对外文化交流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 电影制作产业化

当前, 国家的各项改革深入发展, 经济模式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具体到电影行业的发展情况来看, 将彻底改变其传统运作模式——即由国家拨款、完全公益化且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事业模式, 转向自我发展、市场运作、以服务为中心定位的产业模式。影视制作公司的不断壮大同时吸引了不少国外投资者, 比如近年来, 中国和好莱坞正打算合作拍摄更多影片。好莱坞希望借此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国外市场, 而中国则希望借好莱坞一臂之力复制美国大预算影片的成功。

(资料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二) 电影发行垄断化

电影产品具有信息产品的特性。电影内容决定了其本身差异性比较大, 在生产和发行上具有一定的垄断性, 整个电影产业对电影生产的依赖性较强。目前我国拥有境外影片全国发行权 (无进口权) 的公司有两家——国有独资的中国电影集团发行公司和由19家国有电影股东单位组建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我国现有电影院大部分是各级文化部门所属国有电影企业, 个别是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发行业的垄断源于对发行权的控制, 电影业发行环节高度集中, 市场份额基本由几个集团公司控制, 区域集中度极高, 对外商限制度较高。为了增强竞争能力形成规模经济, 现有影视公司已经通过资本运作、共享市场份额的方式主动寻求合作伙伴。当然, 影视产业集中化是全球趋势, 在出口方面, 美国文化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高达42.6%, 我国只占1.5%。相对于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 文化贸易发展明显处于劣势地位, 电影产业也亦莫能外。

(三) 电影放映规模化

截止2011年9月20日, 全世界的IMAX银幕总数已经增加到了583块, 其中441块是用于商业片放映。2011年全年上映的IMAX影片达到24部, 比去年加了8部, 相当于2002年到2007年六年间所有IMAX影片总和。与IMAX相似的是, 3D电影的硬件也在“狂飙突进”——主要表现在影院更换设备的不遗余力, 以及3D电影数量的增多。

二、电影制度变迁的解释模式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 电影在我国从起步到发展并不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然而我国电影无论在运行和制作上都一定程度地受到国外的“洋思想”。不同于戏曲, 电影还有对先进技术和时空转换的先天性狂热追求。这两个特点使得我国电影在发展同时就对国外电影—尤其是好莱坞—有了依赖的本能。如果想要准确定位我国电影的变迁和发展方向, 仅仅从数字技术和国外引进的运行制作团队是不够的。正如在经济制度变迁的研究中,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政治因素的忽略使得其对制度研究不够完善。在电影发展过程中, 政治往往影响了某些创作意识, 而电影就是在这些创作意识中产生的。批评地方和全国性政治多元研究方法的人指出, 在确定什么问题应由政治决定时, “权力”的这种第二“面孔”是极为重要的。

由于电影发展是制度模式之下的运动过程, 笔者选取了三种解释模式来建构电影的变迁。

(一) 政治模式:政治制度变迁

在一般意义上, 制度被理解为社会中个人遵守的一套行为准则, 这套行为准则可以理解为制度安排, 制度安排包括法律、规定等, 也包括价值、意识形态与习惯。而制度安排的总和被称之为制度结构。我国作为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无论是市场化观念还是全球化意识, 它们融入制度的过程是复杂曲折的, 可以说是思想观念直接引导者中国的制度安排的变迁, 而这些却不是政治学中所说一般民众的普通心理过程——即民众日常生活中自觉内化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我国电影由纯粹激励性艺术走向产业化道路的过程, 并不同于国外——是各种电影意识形态长期竞争以及民众审美需求的结果, 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政治态度的转变。所以在电影体制改革过程中, 政府职能的转变才最为重要。

(二) 经济模式:计划经济向市场化转变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 敦促政府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 打破传统的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僵化的、严重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 建立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最主要的两点体现在:一是80年代中期实行的企业厂长负责制;二是不断推行的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简要概之就是政府的管理体制和企业内部机制改革。当电影走向产业化道路时, 除却其基本的文化特性, 其商品属性必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步步推向世界市场。

(三) 文化模式:软实力凸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的文化产品是个人或集体创造性的结果, 可具体分为有形文化产品、无形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其中, 有形文化产品是实物形态的文化产品, 包括过去文化产品的积累和新创造的文化产品;无形文化产品主要是信仰、文化传统、经验等的集合;文化服务指由文化机构所提供的满足人们文化需求的行为, 一般要有实物或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作为依托。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综合性艺术, 不仅是具有实物形态的有性文化产品, 还可以形成产业链递增发展, 同时包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精神和内涵。其制作、发行和放映都可以作为文化服务的分支去独立获取利润, 产业链形成的成功典范有迪士尼公司、索尼公司等。印度宝莱坞可以提供优质的文化服务, 为本国服务业发展和经济增长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的电影市场中, 产品竞争力受到垄断企业的抑制也是我国电影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原因之一。

三、如何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要想提高我国电影的国际竞争力, 首先应当创新政府管理体制与深化企业内部改革。政府管理体制的一个原则是从办电影向管电影转变。政府管理应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 如减少政府审批程序、改革电影立项、审查制度、尽快完善法规政策体系等等。而且要对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单位进行内部机制改革, 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 应要求其向公司制和股份制道路发展, 同时建立有效地预决算机制、监管机制和责任机制等。在电影产业流程走市场化道路的同时, 应当具有发展战略眼光, 正视新兴科学技术在电影领域的应用, 而不是仅仅把3D等字眼作为吸引观众眼球的噱头。3D技术的普及意味着电影在空间处理中拥有了更大的能动性, 所以, 应当在大力推行制片人中心制的同时, 对导演的职业技能进一步专业化, 建立有效的奖惩制度, 鼓励3D电影的专业化制作。同时应注重将我国传统民族文化因素有效分割, 作为符号象征独立出现, 引导导演编剧去发现应用, 并激励有市场眼光的导演和投资人, 从而使市场出现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国产片。

摘要：本文从流行热点《金陵十三钗》与《泰坦尼克号》作为切入点, 根据电影在市场运作中的三大流程——制作、发行和放映为角度分析了我国电影市场的现状, 又以三种制度模式——政治、经济与文化角度建构了电影发展和改革历程, 最后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如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将科技艺术化等等, 以供参考。

关键词：制作,发行,放映,市场,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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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方向 篇6

一、引言

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是为了促进各国的经济往来与国际结算, 它的形成主要经历了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 在各个阶段的货币体系均有其利弊。在当今货币体系下,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引起了各国的重视, 像美元这种信用货币的发行遭到了各国的质疑, 美国依靠美元的贬值将危机转嫁到其他国家的行为引起了各国的不满, 在2012年的12月, 美联储又利用美元的核心储备货币地位推出了第四轮的量化宽松, 基于这种情况, 许多学者开始讨论建立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来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历程

(一) 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于19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形成, 可以说是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国际货币制度。它是以黄金作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 主要包括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由于英国是当时最大的工业化国家, 所以率先实行金本位制, 加之19世纪至20世纪英国伦敦成为世界资本市场和国际黄金市场, 各国与英国的资本和贸易往来都要经过英国, 这大大降低了其交易成本。而黄金作为贵金属和储备货币, 各国纷纷持有黄金, 将本国的货币与黄金自由兑换, 更多的国家进入金本位制。

20世纪初, 英国凭借其优势仍主导着国际货币体系, 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 一些国家为了准备战争, 财政开支大增, 使得黄金的兑换相当困难, 大量的黄金外流。为了防止黄金的外流, 预防因黄金储备不足而引起的世界经济紧缩, 各国在1922年国际金融会议上决定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然而, 好景不长, 1929-1933年由美国大萧条引起的经济危机又一次对金汇兑本位制提出了质疑, 各国纷纷采取紧缩政策, 停止黄金的兑换, 使得黄金短缺。于是在20世纪中期各国放弃了金汇兑本位制, 走向布雷顿森林体系。

金本位制崩溃的原因主要表现在:第一, 黄金作为一种稀有金属, 它的存量是有限的, 这就使得一些资本强国如英国、美国等向弱势国家掠夺, 将黄金储备集中在自己国家, 弱势国家缺乏黄金, 从而破坏了黄金的自由流通, 动摇了其金本位制的基础;第二, 当战争来临时, 黄金兑换变得困难, 大量黄金外流, 从而破坏了黄金与货币的自由兑换。

(二) 布雷顿森林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世界各国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美国在一战中储备了大量的黄金, 加之科学技术的发展, 成为继英国之后最大的债权国。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也被提出, 于是在1944年, 44国代表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 召开了会议, 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建立。这次体系实行的是固定汇率政策, 采取"双挂钩"策略, 即美元与黄金看齐, 世界各国货币与美元看齐, 这使得美元成为当时的世界货币, 成为世界各国消费的供给者。

美元虽然成为世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 但是这种“双挂钩”策略却引发了“特里芬悖论”, 即一方面美元国际收支不平衡是其它各国外汇储备资产的来源, 若美国要维持收支平衡, 势必会减少其它国家的流动性储备;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增长, 对美元储备必然增加, 必然要求美国继续增加美元供应, 扩大自身的收支不平衡, 长此以往, 又会使其它国家对美元信心下降, 因而会争相以本国储备的美元去兑换美国政府持有的黄金, 最终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就将受到威胁。为了解决这一悖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出了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资产即特别提款权, 但是它只分配给参加特别提款权账户的成员国, 截至1997年9月, 仍有超过1/5的成员国未分配到, 因此它缺乏普遍性, 也没能彻底解决“特里芬悖论”。

60年代中期, 美国发起了越南战争, 财政开支增加, 引起国内财政赤字, 导致货币贬值, 通货膨胀加剧, 由此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受到威胁。同时, 国际上其他各国纷纷抛售美元, 兑换黄金, 使得美国的黄金大量外流, 为了防止黄金的大量外流, 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8月15日, 将美国黄金窗口关闭。这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大多数国家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加之1973年的石油危机, 更多的国家融入浮动汇率制的行列, 由此以美元与黄金“双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瓦解了。

(三) 牙买加体系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以及从1970年代初开始, 各种区域性货币如美元、英镑、德国马克等的不断出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对新的国际货币制度进行协定, 于是在1976年, 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牙买加体系, 即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确认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化,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货币的汇率政策进行监督, 并提出了黄金非货币化, 同时建议以SDR作为储备资产, 将国际储备资产多元化。虽然这次体系的建立使国际储备资产多元化, 摆脱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货币间的僵硬关系, 但是它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1. 美元仍然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

在牙买加体系下, 美元的地位虽然随着欧元、日元、英镑的提升而逐渐下降, 但是它仍然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许多国家的货币仍然盯着美元的变动。例如在对外贸易交易中, 许多国家的对外贸易是用美元而不是自己国家货币来计价的, 因此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货币计价比例依然很高, 将近全球贸易的一半。因此, 在遇到危机时, 美国大量发行信用货币即美元将自己的危机转嫁到其他国家。最典型的就是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美联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 推出四轮量化宽松, 美元泛滥, 大量流入其他国家, 造成其他国家通货膨胀, 以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造成这种局面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元在国际货币储备中依然处于核心地位。

2. 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货币仍不成熟

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储备依然不成熟, 欧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美元, 但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仍然显得力不从心, 例如刚发生的欧债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特别提款权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资产, 通过多次份额的改革, 尤其是在2010年11月的改革考虑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但是美国仍然享有16.74%的投票权和17.09%的份额, “一股独大”, 拥有实际的否决权。这些表现都反应出了现有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不足, 因此适当推出一种新的货币体系有待考察和验证。

三、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预期

鉴于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 许多学者开始质疑当前国际货币体系, 并产生了一系列的观点。周小川呼吁建立超主权国家货币, 建立凯恩斯设想的国际货币单位, 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SDR的作用, 充分挖掘其作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潜力, 同时要发挥IMF作为SDR发行控制者的作用。吴敬琏在2009年3月30日的《第一财经日报》中也表明须对美元发行机制“上套”, 他认为不管如何建立新的货币体系, 最低要求是对美元的发行用一种国际机制加以控制。斯特劳斯·卡恩在2009年3月27日的《国际金融报》中表示“世界货币”的提议是合理的, 认为可以创造一种替代美元的新型国际储备货币, 但是也并不认为美元已经丧失主导地位。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2009年3月26日凤凰卫视中提出美元仍然是全球储备货币, 而且这种情况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各方学者根据当前局势都给出了各自的观点, 通过对他们认识的解读我认为可以从短期、中期、长期三个时期来预期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

(一) 短期内, 美元的主导地位依然持续

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在短期中, 美元依然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第一季度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的比重约为65%, 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各国之间在对外贸易和商品计价中仍以美元作为计价单位, 出于交易的惯性, 短期内各国依然会盯着美元的变动, 因此美元的主导地位将继续持续一段时间。但是随着危机的发生, 美元泛滥、贬值, 处于信用货币的美元在中期甚至长期会使各国对它失去信心。

(二) 中期内, 人民币将成为硬通货

近几年来,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综合国力逐步提升, 2011年我国GDP总量为7.298万亿美元, 占全球比重约为10.48%, GDP排名第二。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 我国应该将人民币加入“货币篮子”, 成为硬通货, 以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为此, 我国也积极做出响应, 已经在东部沿海的5个城市开设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 以此将来推广到更多的城市。同时, 我国主要以制造业为主, 因此可以进一步扩大制造业, 走美国、德国的道路, 通过制造业形成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 以推广人民币的使用范围, 使其同美元、日元、欧元、英镑一起成为硬通货。

(三) 长期中, 形成美元、欧元、亚元共同发展局势

美元、欧元的建立使当地经济高速发展, 丰富了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在长期中, 东亚各国可以通过建立一种相同的货币即亚元, 降低汇兑成本, 同时也预防美元贬值所带来的金融危机, 从而促进东亚各国贸易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

从贸易角度来看, 东亚各国 (地区) 的经济利益是相同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 东亚各国 (地区) 由于产业梯度差的存在, 建立了“雁行模式”, 发展各国 (地区) 比较优势产业, 形成东亚三级贸易体系。由日本从国外拿回订单, 四小龙对订单进行设计, 最后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制造, 最终出口到国外。虽然发展到现在, “雁行模式”有了新的定义, 但是东亚这种贸易往来却在不断改进与发展。从1980到2004年, 东亚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迅速上升, 其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从13.4%上升到27.6%;在世界进口贸易中的比重从13.2%上升到22.5%。这种国际生产体系促进了东亚各国贸易的发展, 同时也促进了东亚一体化的进程, 使东亚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且东亚各国的分工也使各国和各地区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

基于这种国际贸易生产体系的背景, 如果可以在东亚各国内实行一种统一的货币———亚元, 就可以降低汇兑风险, 使各国贸易更加具有吸引力。与此同时, 可以减少东亚各国对美元的依赖, 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元造成了冲击, 美元信用货币的发行, 往往容易引发国际危机, 亚元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东亚各国陷入经济危机。建立亚元的前景是美好的, 但是东亚各国在政治、文化习俗、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上仍然存在着差异, 因此亚元的建立任重而道远, 仍需要东亚各国的努力共同建设。

制度变迁方向 篇7

一、生产、消费、产业转型关系探究

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 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供求基本平衡是对经济发展最为有利的, 这种平衡除了生产、消费总量平衡外, 结构平衡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 因此消费结构是一个重要因素, 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全部消费中, 各种物质产品消费与劳务消费所占的比例构成称为消费结构。这个比例构成, 一方面受制于生产, 生产结构从总量上决定了可供消费产品结构, 生产结构的质态变化决定了消费结构的质态变化;另一方面又牵制影响着生产结构, 因为没有得到消费的任何生产活动都是徒劳的。

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结构的演变

从1985-2009年27年的农村居民消费历史看, 这一时期是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最快的时期, 1985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589元, 2011年达到10319元, 增长16.5倍, 每年的人均消费额以13.4%的速度递增。由此带来的是农村居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在不同的阶段, 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消费环境、消费欲望、消费心理有不同的表现, 体现在消费结构有一定的阶段性。具体有:

(一) 改善型消费阶段 (1985-1990年)

这一时期, 改革开放已经六年多了, 得益于农村改革的成果, 温饱问题已经初步解决。消费的主要特征是改善自身的物质生活条件, “吃要营养, 穿要漂亮, 住要宽敞, 用要舒畅”是这一阶段的消费主流。

表1是当时“吃”的消费结构变化情况, 五年中表示吃饱的代表性食物粮食的消费量逐年下降, 总体消费水平减少近10%;而代表吃得营养的肉、禽、鱼、蛋、油等的消费量直线上升, 最高的增量达68.41%。

在穿方面, 人均支出由1985年的49元, 增加到1990年的88元。

住的支出是这一时期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重要增长点, 5年增加204元, 占到这一时期生活消费支出增量的1/3。农村居民的居住得到大幅度改善, 人均居住面积从21.1平方米到35.9平方米, 房屋质量发生重大变化, 砖木结构的房屋面积由1985年的89%提高到1990年的97%。

用方面, 彩电、冰箱、洗衣机“新三样”取代“老三样 (手表、缝纫机、自行车) ”开始逐步进入农民家庭, 消费品等级向千元级迈进。

(二) 享受型消费阶段 (1991-2000年)

在生活基本小康以后, 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膳食结构继续优化, 主食用粮下降, 油脂、蔬菜、蛋类的消费基本稳定, 肉、禽、水产、奶及奶制品、酒、饮料、瓜果的消费明显上升。

衣着成衣化趋势越发明显, 衣着消费支出比10年前增长2.13倍, 成衣消费大幅增长4.24倍。

这一时期体现享受型消费的最明显特征是大件耐用消费品普及率快速提高。

(三) 发展型消费阶段 (2001至今)

在物质生活得到较大满足以后, 一方面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享受, 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追求人的自我价值的体现, 舒适、时尚、个性为消费的主要特征。

在消费品方面, 数码电子产品、汽车是新的一轮消费的热点。

非商品性消费即服务消费大量增加成为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除了衣食住用等购买商品为主要方式的消费形式之外, 交通、通讯、教育、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以购买服务为主要方式的非商品性消费大量增加, 比重提升。而非商品性消费更多地用在非生活紧迫的, 提高人的生理素质, 提升人的发展能力上, 表明消费倾向出现大的转折。

那么, 未来该县的农村消费会如何走呢?文章认为, 从趋势看大致如下:

第一, 衣食住用等商品性消费仍占据主导地位, 但比重会逐渐下降, 消费的商品更多样化、个性化。

从图1可以看出,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 物质生活水平提升, 商品性消费比重逐渐下降是一个必然趋势, 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会有反复, 可能仍然会有上升, 但总的趋势不会轻易改变。

食品消费。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是以恩格尔系数来衡量, 即食品支出在生活消费中的比重表明人们的富裕程度, 收入水平越高、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越低, 该县的历史调查数据也印证了这一定律。1985年我们的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49.2%, 2003年降到39.8%, 其后一直处于40%以下, 并持续保持下降趋势, 2011年为38.9%, 对照标准的分类方法我们已经进入相对富裕阶段。在食品消费总量所占比重下降的同时, 消费的质量上升, 品种更加丰富 (见前述) 。

食品消费中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外饮食快速增长。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方式的转变, 为未来农村饮食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市场需求。

衣着消费。研究衣着消费我们发现几个有趣的现象:首先, 收入提高并不必然导致衣着消费同步上升, 在1996年以前收入与衣着消费基本保持同步增长, 也就是说在1985-1996年间收入增量的相当部分被用于“穿得漂亮”。但当在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4928元时, 衣着消费增长开始落后于收入增长, 表明需求增长已经减弱。其次, 成衣消费占衣着消费的比重逐年上升, 表明个性、时尚的消费方式逐渐普及, 2011年成衣服装占衣着消费比重达72.98%。

住房消费。在1990年以前农村居民的住房消费在生活消费中占比较高, 这一时期富裕起来的农村居民在解决温饱以后, 首先想到的是改善自身居住条件———造房子, 住房消费成为吃穿以后优先考虑的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扩张性的住房建设逐渐平息, 住房消费更多地用于改善房屋质量以及内部装潢。然而, 最近几年住房的消费比重又趋上升, 我们认为其原因, 除了装潢档次提升以外, 最主要的是农民进城因素推动, 随着未来城市化、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住房可能又会成为一个消费热点。不管这种推动是农村居民内心主动, 还是外部环境强力推进, 趋势形成不会太久。

用品消费。用品消费地位下降, 随着耐用消费品普及程度的不断提高, 收入水平的上升支出总额的提高, 耐用消费品自身价格会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工业化生产能力的提升而不断下移, 用品的消费总量上升, 尤其是汽车等在农村居民中消费潜力依然很大。但是用品消费的增长会滞后于整个生活消费支出的增长, 在生活消费中的地位也会随之下滑趋势基本成形。

第二, 行、学、医等非商品性消费将快速增长, 成为未来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增长点。

交通通讯的消费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 消费欲望、消费能力提高, 外部道路等基础的交通设施在不断完善, 电信技术的进步使先进的通讯手段在农村顺畅运行, 内外结合使这方面的消费能力得到充分体现, 其在消费支出的比重由1992年的2%左右, 上升到目前的10%。

文化教育和娱乐消费, 事关人的素质提升, 更关系到下一代的培养教育, 历来受到重视。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 消费比重明显上升, 虽然得益于最近几年政府对义务教育减免等政策红利, 比重比高峰时有所下降, 但是随着在职教育、终身教育等为适应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及人的自我价值提升需要, 这部分的消费仍会保持旺盛增长。

医疗保健消费。情况与文化教育娱乐支出相仿, 但从变化轨迹看, 受益的程度比文化教育要明显得多。同样,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 保障制度的健全, 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也越全面, 善待生命成为共识, 健康更受重视。人口的老龄化, 老年人口的保健消费将成新的消费增长点。

此外, 像休闲、旅游、体育等消费在富裕以后的农村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三, 农村居民的公共消费将会迅速上升。居民家庭在私人消费品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 对社会公共消费品的需求将从市场化改革初级阶段的回落重新上升。此外, 消费安全、生活安全的需求增加, 出现花钱买安全的现象。

三、从消费结构趋向看产业转型方向

第一, 为适应健康消费的需求, 农业面临转型升级契机。随着农业污染日渐深重、食品不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人们谈食色变, 对健康食品的渴望从来没有这样强烈的时候, 为适应居民食品消费安全健康的需求, 农业生产方式必须面向精细、绿色、有机、高品质转型。从追求产量的增长, 到量质并重、以质优先;从粗放到精细, 有机化、标准化;从纯农到农工结合、农业与服务业联动, 发展加工业项目、集中养殖小区、种植基地、农庄经济和乡村旅游等。

第二, 为适应家庭生活现代化消费的需求, 制造业的突围途径在精益化生产。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经济的发展, 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用到的工业制成品数量越来越多, 款式越来越多, 加工程度越来越高, 其背后的产业链越拉越长。这至少可以说明:一是粗放式的生产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家庭消费需求。二是现代家庭需求为精益化生产创造了市场。

在该县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已经严重受到能源、资源、环境制约, 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空间压缩等各种因素长期存在的区域, 推行精益化生产, 适应未来消费需求更有必要。途径有:一是使产品结构由“重厚长大”向“轻薄短小”型转变。二是生产方式由大批量、低价格、少品种型的高消耗、大产出、低效益向小批量、优价格、多品种的少消耗、多收入、高效益方向转变;三是成本结构由原材料、劳动力支出为主更多的向研发投入、品牌建设转移, 以较小的代价、更少的社会资源占用、减低外部资源的依赖取得更大的效益。

第三, 银发消费将成未来经济发展热点, 天时地利大有可为。在家庭结构步入“421”时代之际, 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正日渐迈入老年人行列, 4个老人、一对夫妻加一个小孩的“倒金字塔”模式, 养老正日渐成为社会问题。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 社会化养老不可避免。

该县地处经济发达地区, 周边老年人消费承受能力较高;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尤其是该县南部区域, 山清水秀, 自然环境保护较好, 通过适度开发, 建立健身、休闲、养老基地, 定是一个发展银发经济的好地方。

第四, 适应新型文化消费需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居民消费结构中用于文化教育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大, 成为新型文化产业兴起的内在动因, 文化创意产业市场空间巨大。

论学术制度的变迁 篇8

一、制度变迁与学术制度变迁

关于制度变迁问题, 诺斯给出了一些理论预设。在他看来, 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 (但不一定是有效的) 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但是, 制度的稳定性丝毫也没有否定它们是处于变迁之中的事实。从习俗、行为规则、行为规范到法律以及人们之间的合约, 制度总是在不断演进, 因而不断改变着我们所能获得的选择。变迁在边际上可能是十分缓慢的, 犹如历史的长河[2]5。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论断, 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制度始终处于变迁之中;制度变迁的内容涉及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变化;由于非正式规则的滞后性与延续性, 制度变迁将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学术制度尽管有着其特殊性, 但仍隶属于制度范畴, 处于不断变迁之中。

制度之所以会发生变迁主要是因为新的获利机会的出现, 需要通过制定新的规则来表达这一新的获利可能。学术制度的变迁同样如此, 它所反映的是新的学术利益的出现。为实现获利目标, 学术组织将会采取行动, 增强组织的谈判力, 使组织成为制度变迁中的关键因素, 得到在新学术制度中的获利机会。在学术领域内, 组织是一个广泛的概念, 它包括政府、大学、市场、社会团体、学术团体、教育精英等, 其成为组织的重要条件是:这些组织必须要有充分的谈判力, 也就是说能够扩大自己的影响, 表达自己的诉求。

学术制度在变迁过程中将会产生以下变化: (1) 学术组织的行为变化。以大学为主要载体的学术组织在追求学术目标最大化的驱动下, 会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在各个具体的学术组织要素发生行为变化后, 将推动整个学术组织的行为变化。 (2) 学术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依照传统观点来看, 大学是一个孤立的个体, 与社会其他组织保持一定的距离且有着严格的边界。但随着科技革命的推动、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功能的变化, 大学需要同外界进行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学术权力, 甚至大学会由于被迫参与社会资源的争夺而融入到社会组织之中。这样, 学术组织与其周围环境之间就构成密切的利益关系, 学术组织与环境之间将不再完全是相互隔绝的关系, 取而代之的则是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 (3) 学术规则发生变化。这个学术规则不仅包括学术组织内部的规则, 还包括学术组织在处理其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关系时的规则, 如大学与政府之间宏观上所表现的法律关系, 大学内部的管理制度以及学术领域内部具体的学术规范等。

学术制度的变迁并不总是以规模化的形式发生, 也并不总是制度的根本变革, 而往往是以边际调整的形式发生, 通常是对原有制度进行重新阐释、整合, 并以此实现制度的渐进式变革。学术制度在变迁过程中有自己的动力机制、变迁主体以及变迁方式。

二、学术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于潜在的边际利益。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利益变为现实的利益, 这就涉及使外部利益内部化的过程。制度变迁就是改革或创立新的制度以满足这种利益追求的需要, 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最终演变为在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也就是说, 制度供需不一致的非均衡状态导致人们不断做出推动制度变迁的努力。因此, 制度变迁始终离不开人们对新制度的向往与追求以及对制度现有状态的不满 (无论这种不满是出自于制度供给不足, 还是制度供给过剩) 。诺斯在分析经济制度时强调, 制度均衡是这样一种状态, 即在行为者的谈判力量及构成经济交换总体的一系列合约谈判给定时, 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发现将资源用于再建立合约是有利可图的。要注明的是, 这一状态并不意味着, 每个人对现有规则和合约都满意, 只是由于改变合约参加者游戏的相对成本和收益使得这样做不值得。现存的制度制约确定和创立了均衡[2]116。也就是说, 制度均衡是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意状态, 于是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呈现良性循环。但是, 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 这种制度的稳定性很难实现, 制度不稳定的因素一直都在增长, 所谓的制度均衡只是一个相对的状态。具体到学术制度, 不同学术利益主体对学术制度的需求度存在着差异。不论利益主体对学术制度有着怎样的需求, 其根本目的就是实现自己对潜在学术利益的追求。

对大学而言, 学术是其生存的根本, 没有对高深学术的探究, 大学也就无法称其为大学。因此, 在大学里, 无论是其组织形式还是其制度架构, 甚至其人员组成, 其出发点都应立足于增进学术。为了尽可能实现自己的学术创造潜能, 对于大学来讲, 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充足的经费支持是其实现自身利益的基本需求。为了保证这种需求的实现, 必须要从制度上来规约自身与外界的行为。这种制度需求通常化身为整个大学相对于外界的自治诉求, 大学内部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尊重, 学科内部的权力与资源的合理调整等。相对而言, 作为拥有公权力的政府则有着自己独特的制度需求, 政府在利用制度的约束作用来维持公权力运作的同时, 还从意识形态上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一方面, 政府的这种制度需求通过政府办大学或支持办大学的方式赋予了大学一种独特功能, 即:通过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方式, 进一步建构和完善政府的法律、政策等制度;另一方面, 政府也通过制度来进一步规范和强化大学的这种功能。市场对制度的需求是制定交易规则, 不断追求自己的利润最大化, 因而, 市场的需求相对于大学和政府来说就显得比较单一化。市场之所以能够与大学联系起来, 主要是大学学术的科技含量。为了引进尖端的科学技术, 市场必须要给予大学以资金支持、信息支持, 大学同时要对市场负有一定的责任, 这就使得大学学术在应用方面与市场产生了关系。为了保证这种关系的持续存在, 两者之间需要规则的约束。

总之, 大学学术对大学自身和其他利益主体都构成了一种利益关系, 但这种利益关系的存在客观上需要有一个约束机制。以大学学术为中心的利益主体, 在面对新情况时, 不断发现边际利益的存在, 为了使这种边际利益成为现实, 就会不断产生制度需求来保证自身获利的交易条件。这个交易条件就是学术制度的约束作用。因此, 不断产生的学术制度需求就会造成与原有学术制度供给失衡现象的出现。为了调整这个失衡, 各利益主体将会与大学不断地进行制度博弈, 最终达成一个双方甚至多方都必须遵守的新契约。由于其根本的动力源于学术, 其最终结果也往往是通过促进学术的发展而获得各自新的学术利益。

三、学术制度变迁的方式

在新制度学派看来, 制度变迁的方式主要有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制度在变迁过程中有不同的特点。诱致性制度变迁不仅是自发渐进的, 而且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与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相比, 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一种强制的, 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 往往更具权威性, 在实施过程中更能减少制度变迁的阶段性成本, 成为制度转型的直接方式。诱致性制度变迁往往是由于某个团体或个人看到了边际利益的存在而开始从局部进行个体尝试, 然后逐步开始推广、流行并最终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制度选择。这种普遍认同的制度选择通常最后以法律的形式表达出来, 成为一项正规的制度, 制度创新的过程随之完成。相对而言, 强制性制度变迁往往带有强制性、时效性等特点, 而且制度从一开始就具备形式上质变的性质。如果这种质变能够反映多方的利益需要, 则不仅易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而且还能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否则, 新制度将不仅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 而且还会受到整个社会传统的无形约束, 并最终慢慢地被社会传统所吞噬。此外, 强制性制度变迁往往由于不能关照所有利益集团的不同诉求,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也会因为制度设计和执行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集团利益冲突等因素的影响, 使得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果会出现偏差。尽管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各具特点, 但二者却是一种互补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要成功地实现制度变迁, 二者将呈现一种默契的合作关系,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最终实现需要强制性制度的最终质变飞跃, 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往往需要诱致性制度变迁做量变的准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两种制度变迁方式并非泾渭分明, 而是互相交叉、互相支持。

尽管学术制度变迁远比经济制度变迁更具复杂性, 但是学术制度变迁同样是利益关系的调整, 变迁的目的就是追逐在现存学术制度安排下所无法获得的潜在学术利益。因此, 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路径同样也是学术制度变迁所必然遵循的方式。学术领域内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主要发生在学术组织内部。随着学术自身与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 由学术所带来的客观及潜在利益将使各方需求反映到学术组织内部。在多方力量的博弈下, 学术组织内部开始发生变化, 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原有的学术规则越来越呈现相对落后的趋势, 组织成员逐渐有了新的规则需求。就学术的应用来说, 在大学科研部门中产生的科学技术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社会上的企业为了用科学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 无不争先恐后地意欲引入大学科研部门、科研人员的知识力量。同时, 科研组织、科研人员也看到了企业的丰厚报酬, 利用企业的资金援助将不仅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 更增强了自己的科研力量, 更能满足自己对未知世界的探求欲望和兴趣。在这种“双赢”的利诱下, 二者都希望打破原来老死不相往来的僵局, 都愿意用一种新的合作规则来规范这个交易。由此, 组织内部的具体学术规则与特定的学术意识形态随着学术与外界环境的交替变化开始了量变的准备。由于企业是以纯营利为目的的, 所以在合作方面阻力偏小, 因此, 难点在学术组织内部。学术组织是以对高深知识的探索为目的, 素有“象牙塔”之称, 更重要的是大学对与企业的合作持有怀疑的态度, 担心经济领域内的思想进入大学并侵害大学学术及其品质。但无论如何, 现实中大学的处境又不得不促使它们与外界进行合作, 在科研资助与学术自由之间不断地进行着计算与衡量, 最终, 促进二者之间进行合作的新规则的产生。大学在怀疑中迈开了合作的步伐, 诱致性的学术制度由此产生。

学术领域内强制性制度变迁则主要由政府高等教育行政部门来承担责任。通常情况下, 针对学术问题, 政府通过制定新的学术政策或者是新的学术规则来对现有学术制度进行修订。这些新的政策与规则就构成了大学学术所必须遵守的契约。为实现这一目的, 同时又考虑到学术本身的高深性与自由性, 政府通常利用拨款与科研项目等手段, 来保证政策与制度的畅通性, 降低强制性学术制度变迁的成本。

学术领域内的诱致性学术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学术制度变迁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 很难厘清它们二者之间的界限。因而在一种新的学术制度产生后,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类为诱致性的还是强制性的, 重要的是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 因为诱致性学术制度变迁通常是自下而上的, 而强制性学术制度变迁是自上而下的。在学术领域, 只有将学术领域内部人们潜在的学术需求制度化, 才能进一步地推动学术向前发展。

四、学术制度变迁的主体

制度能否变迁还取决于各利益主体的实际谈判能力, 拥有实际谈判能力的利益主体可以包括个人、组织和国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个人总是依附于一定的组织, 通过组织的谈判能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 真正具有强谈判力的是国家与社会团体组织。在制度经济学派看来, 国家是一种特殊组织。一方面, 国家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主观偏好, 同样追求主体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 国家具有暴力潜能, 它充当了整个社会的代理人角色, 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除了这种双重角色外, 更重要的是国家具有强制性功能, 便于施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国家拥有一套完备的组织机构, 具有其他组织所不具备的强大资金优势, 能够承受制度变迁中所需的成本, 在制度变迁产生规模效应后, 还可降低交易费用。所以, 国家的独特优势决定了其是制度的最大供给者, 是制度变迁中的主体。但制度经济学并未对国家和政府进行严格区分, 有时甚至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机关”[3], 其阶级统治的职能只能由政府来完成。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政府便成为制度变迁中的实际主体。

学术制度所体现的各利益主体成为学术制度变迁的主体, 而决定学术制度变迁主体的是各利益团体的权力限度。一种新的学术制度是否能够产生, 除了利益诱导下的新制度需求外, 各利益主体所具备的不同权力是决定这种学术制度需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的核心力量。就此而言, 对权力的争夺就是对学术制度供给能力的争夺。由于学术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与学术生产联系在一起的。从历史上演变来的现有学术生产结构、学术资源分配结构以及由学术衍生而来的学术权力构成都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学术的生产过程带有一定的公共性质, 学术的专业性决定了只有在学术工作第一线的成员才具备发言权, 他们最熟悉自己所从事的专业, 是学术权力的天然拥有者。学术人员一旦有了学术权力的合法性, 那么在学术制度创新过程中, 以组织为依托的学术人员将隶属于制度博弈的一方, 成为学术制度变迁的重要主体。对于政府来说, 它具备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合法性、抗风险性、规模性、强制性等特点, 因此政府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术制度的最大供给者。在学术制度变迁过程中, 政府主要是利用高等教育管理机构的合法性来推行新的学术政策、新的学术规则, 而且这个规则主要是一种宏观上的政策规定和价值倾向, 从而成为微观的学术制度变迁总指导原则。在政府的宏观政策规定下, 学术被纳入一个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轨道。与政府、学术组织相比, 其他社会组织团体根据自身与学术之间的关系程度, 也就是根据自身在学术中的受益程度和学术本身对其他社会组织的依赖程度来决定它们在学术制度变迁中的参与权。因此, 这个变迁主体本身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无论如何, 政府与学术组织将是一对特定的学术制度变迁主体, 任何时候都必须首先处理好这对关系。

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 要完成一项制度的创新必须依赖于行动集团的作用, 也就是说, 在制度创新过程中会形成所谓的第一行动集团、第二行动集团和第三行动集团。所谓的第一行动集团是指预见到潜在利益并发起制度变革的决策者, 第二行动集团是指帮助第一行动集团推进制度创新的决策者[4]。实际上, 在学术制度的变迁过程中, 更离不开第三行动集团的作用, 所谓的第三行动集团应该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充当制度工具的集团, 也就是新制度的实施机制。具体到学术制度, 第三行动集团就是指大学的学术人员。大学学术制度的创新离不开那些能够洞悉新的学术利益的学术精英, 也离不开政府所提供的新的学术规则, 但是, 真正能够履行这些学术规则的还是大学一线学者。只有在多方行动集团的共同努力下, 一项新的学术制度才能够发挥功效。

我国学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是学术制度变迁主体单一, 为政府这一强势主体所垄断, 而代表学术生产的基层学术团体的主体作用长期处于一种弱势状态, 其他社会组织团体在我国也一直处于发育不良的状态, 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来影响学术制度的变迁。因此, 只有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合, 赋予一线学术组织的制度变迁主体地位, 并重视、鼓励和支持一线学术组织创造的制度变迁新模式, 充分尊重一线学术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才能改变学术制度变迁主体单一和路径选择单一的局面, 从而实现我国学术制度的变迁, 最终实现学术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美]D·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 等,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4:226.

[2][美]D·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4.

[3]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