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效应

制度变迁效应（精选10篇）

制度变迁效应 篇1

一、引言

公司并购一直以来是世界各国学者讨论并研究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而有关并购能否为股东创造财富的研究更是并购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涉及到制度问题, 国内有关并购的研究大都缺乏深层次分析, 然而, 制度变迁仍然是不容回避的。为了解决长期困扰中国资本市场的股权分置问题, 中国证监会于2005年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试点, 并在试点之后全面推开, 从而为市场化并购奠定了基础, 并购活动的制度性基础发生了质的变化, 积压已久的并购重组动力日益显现。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 研究由并购公告引起的股价反应对上市公司股东财富产生的影响, 既具有一定理论意义, 又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本文将制度变迁因素引入到企业并购财富效应的研究中来, 选取2005年至2007年度发生的扩张性并购事件, 运用事件研究法考察股改前后上市公司并购短期财富效应的变化, 来研究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并购活动产生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 并购短期财富效应的研究

国外有关并购财富效应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 并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Bruner (2002) 在对1971至2001年间的130篇研究文献汇总后发现, 目标公司股东普遍获得了显著的超额收益, 而收购公司的超额收益不显著, 并出现不断下降甚至为负的趋势。国内有关并购财富效应的研究, 前期主要集中在目标公司的股东财富效应上, 余光、杨荣 (2000) 研究发现, 资产重组公告被视为利好消息, 目标公司的股东财富比收购公司的股东财富显著提高了;李善民和陈玉罡 (2002) 却研究发现并购能给收购公司股东带来显著的超额收益, 但对目标公司的股东财富影响不显著。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 上市公司的对外扩张活动愈演愈烈, 研究重点开始转向收购公司的股东财富效应, 朱滔 (2006) 研究发现收购公司在 (-60, +60) 的事件期内都能获得显著为正的累积超额收益;韩立岩和王晓蒙 (2007) 实证研究发现收购公司的股东财富在公告日前后呈现先盈后亏的阶段性表现。通过对国内外并购短期财富效应实证检验文献的梳理, 可以发现, 国内外有关并购财富效应的研究尚未得到明确一致的研究结论, 但国内外并购活动的愈演愈烈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存在所谓公司并购的“成功悖论” (Success Paradox) (Margaret et al., 2002) 。理论研究与现实生活之间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矛盾, 追根溯源, 可能是由于并购活动所依存的制度背景和资本市场环境的差异而造成的。我国在进行并购财富效应研究时, 大多数研究存在并购概念界定模糊, 样本选择随意性和研究方法不严谨等问题, 同时, 从研究角度上, 大多数研究从微观角度出发, 忽视了并购市场存在的明显阶段性特征。陆正飞 (2004) 认为, 现有并购动机研究的最主要缺陷在于缺乏对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动机的深层次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是, 股权分置的资本市场环境决定了并购行为和并购的财富效应, 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制度因素。股权分置背景下, 作为产权中最重要权利的转让权的缺失, 使得企业产权的交易受到了阻碍, 资本市场流动性差, 从而导致并购市场效率低下, 而且极不活跃, Harford (2005) 指出宏观层面的资本市场流动性是并购浪潮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 其实质是化股权分置为股权统一, 化股权部分流通为全部流通, 为统一股权交易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主要的客观效果之一就是恢复转让权, 提高资本市场流动性, 随着并购行为市场导向性的不断增强, 上市公司并购活动的制度性基础将会发生实质的变化, 将极大地激发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的企业并购活动。因此, 本文将以股权分置改革为契机, 以公告类型为兼并收购的并购重组事件为研究对象,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收购公司的短期财富效应展开研究。

(二) 制度变迁与并购财富效应

19世纪末以来,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现了五次大规模的企业并购浪潮, 而且进入21世纪后企业并购浪潮仍在持续不断地高涨。美国历史上每一次并购浪潮的形成都是与特定的历史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而且都是在股票市场高涨背景下发生的, 不同并购浪潮下的并购行为以及产生的后果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国外有关并购浪潮研究的文献中, 学者们分别以单个并购浪潮和不同并购浪潮之间以及同一并购浪潮不同发展阶段为研究对象, 对并购行为和并购绩效的变化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 虽然有关并购绩效的研究结论不一致, 但从整体上揭示了并购浪潮的不同特征是并购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 学者们指出政府管制行为和相关法案的颁布会造成市场对并购活动追捧态度的变化, 继而影响到并购绩效 (Malatesta和Thompson, 1993;Mc Namara, Haleblian和Dykes, 2008) 。从并购运行机制的角度考察, 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 企业产权逐渐可以转让, 股份可以作为并购中的支付工具, 极大地突破了股权分置条件下主要依靠现金作为支付工具的巨大约束, 上市公司股价可以更有效地反映上市公司价值, 同时, 上市公司不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 大股东和中小股东所持股份价格一致, 双方的利益通过二级市场的股价实现, 大股东利益与股价相关度较之股改前大幅提高。主要表现在, 大股东的获利渠道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由利益掠夺转为做大利益基础, 由简单掠夺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转为向市场要利益 (蔡奕, 2007) , 此外, 由于经营欠佳导致股价低迷的大股东和管理层会面临外部收购的巨大压力。因此, 大股东利益关注点的变化, 有利于缓解股改前并购活动中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利益取向不一致的矛盾, 使其更有动力进行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活动, 上市公司大股东积极实施整体上市, 并纷纷以资产、现金等方式参与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等行为, 从利益源头上推动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可以预期, 随着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 积压已久的并购重组动力日益显现, 资本市场的信心开始逐渐增强, 开始越来越意识到, 在解决股权分置之后股权的流动性增强带来的并购重组行为, 将会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投资机会的来源, 况且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 并购重组历来都是股价炒作最有效的题材之一, 因此, 无论长期中是否实现了协同效应, 至少短期内由于市场对已完成股改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的积极追捧, 股价将会出现积极的反应, 给收购公司股东带来价值的增加。股改后政府虽然颁布了一系列并购重组法规, 但对信息敏感期制度以及与之有关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活动仍没有得到有效的规制, 还没有对大股东交易行为和大股东一致行动人的查证, 而且相关账户的审查也较狭窄。因此, 在后股权分置时代, 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和法律规范, 大股东可能由原来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变成对公司和二级市场双重控制, 市场操纵的模式将发生变化, 大股东有能力也有动力通过信息操纵与股票交易操纵相结合的方式, 达到提高自身利益的目的。这就可能导致已完成股改公司的并购信息在公告日前就已经进入市场, 大股东以及一致行动人、机构投资者等内幕人在信息公告前就可能大量买入公司股份, 推高股价, 在信息公告时就可能已经获得了较高的收益。SMDA早期模型指出, 最初市场实现的错误定价越高, 则并购浪潮越可能发生,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股票价格会逐渐得到修正 (Rhodes-Kropf和Viswanathan, 2004) 。Imen Tebourbi (2005) 通过观察“冷”和“热”两种类型并购市场上的收购公司在并购前、并购中和并购后的股价表现后, 发现并购事件主要发生在投资者过度自信、对并购反应过度的时期, 收购公司的管理者采取择时收购的手段利用了股票市场, 而股票市场在并购发生后才开始逐渐纠正错误定价。可以预见, 已完成股改公司在并购信息公告后将难以获得超额收益。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 就制度变迁对收购公司短期财富效应的影响提出两个假设:

H1:相对于未股改公司, 已完成股改公司的股东能获得更高的短期财富效应

H2:相对于未股改公司, 已完成股改公司的并购公告前市场反应更好, 而并购公告后市场反应更差

(二)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并购事件样本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研究数据库 (GTA_MA) 2008》;公司股票收益率数据来自《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 (GTA_TRD) 2008》;公司财务指标数据来自《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 (GTA_FS) 2008》;公司增发、配股数据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增发配股研究数据库 (GTA_RS) 2008》;公司股改时间数据来自《CCER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数据库》。CSMAR并购重组数据库中, 提供了2005年至2007年间发生的所有涉及上市公司的股权收购和资产收购事件, 共计2155起。根据研究需要, 在此基础上按以下标准对样本事件进行筛选:收购公司是上市公司;并购公告时间完整, 且并购成功;同一公司在同一年度发生多次并购的, 如果发生在同一天, 当并购类型相同时, 则并购金额加总, 算作一次并购, 当并购类型不同时予以剔除, 如果不是发生在同一天, 两次并购时间间隔必须大于3个月, 当并购规模相差很大时以并购规模大的为主, 当并购规模相仿时则以首次公告日最早的为主;考虑到金融保险行业的特殊性, 剔除收购公司属于金融保险业的并购事件样本;剔除股改过程中发生并购的样本公司。经筛选, 初步选取了805起并购事件作为分析的有效并购事件样本。此外, 在采用事件研究法计算短期财富效应应进行以下筛选:剔除上市当年并购的样本, 以避免由于新上市带来的波动效应;剔除在并购公告事件期内发生的其他可能影响股价变动的重大事件 (如分红、配股、增发) 的并购样本;由于首次公告的信息含量最大, 本文选取的事件日为并购活动的首次公告日。本文选取的事件期是 (-30, +30) , 为了尽量准确地捕捉到并购事件对市场的全面影响, 排除极端情况样本对研究结果的干扰, 删除在 (-30, -1) 窗口内连续间隔天数超过10天或在 (+1, +30) 窗口内连续间隔天数也超过10天的样本公司。经筛选, 最终选取了699起并购事件作为最终研究样本。

(三) 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本文采用累积超额收益率 (事件研究法) 来衡量并购的短期财富效应。首先, “事件期”长短的选择, 对于事件研究法的运用十分关键。为了对并购事件期内的财富效应进行全面的反映, 鉴于股东财富效应在首次公告日 (事件日) 附近的阶段性表现, 拟采用四个事件窗口进行并购短期绩效的检验, 分别采用 (-30, -1) 和 (+1, +30) 来衡量并购前和并购后的市场反应, 采用 (-2, +2) 和 (-30, +30) 来衡量并购短期财富效应, 其中 (-30, +30) 窗口能较好的反映出并购可能存在的信息泄露问题。其次, 预期正常收益的选择是计算超额收益的关键步骤。为了最大限度保证有效样本量, 避免市场模型法下由于股改和资本市场有效性带来的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 本文采用市场调整法来计算CAR。假定Ri, t, Rm, t分别表示t日个股i的日收益率和市场收益率, P表示N只股票组成的等权投资组合, 则累积超常收益 (CAR) 的计算公式如下:股票t在i天的日超额收益:ARi, t=Ri, t-Rm, t;股票i在[T1, T2]内的累积超额收益: ;等权股票组合P在t天的日平均超额收益: ;等权股票组合P在[T1, T2]内的平均累积超额收益: 。短期财富效应的具体研究程序如下:首先, 将最终筛选出的样本按并购时是否已完成股改划分为未完成股改样本和已完成股改样本, 对整个事件期CAR的基本走势图进行分析, 以便对收购公司在整个事件期内的CAR基本走势有一个直观上的认识, 然后对4个事件窗口收购公司的CAR进行参数检验中的单一样本均值T检验和非参数检验中的威尔克森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最后构建实证模型, 以全样本为研究对象, 在四个事件窗口内, 进行制度变迁 (股权分置改革) 对并购事件CAR值的回归分析 (即检验假设H1和H2) :CARi=α+β1Reform+β2Amount+β3Roa+β4Growth+β5Lev+β6Size+εi。

注:CAR1计算的时段是 (-30, -1) ;CAR2计算的时段是 (+1, +30) ;CAR3计算的时段是 (-2, +2) ;CAR4计算的时段是 (-30, +30) ;未在表中列出均值检验的T值和中位数检验的Z值;“*”, “**”和“***”分别表示在10%, 5%和1%的水平上显著 (双尾)

注:表中括号里的数值是系数显著性检验的T值;“*”, “**”和“***”分别表示在10%, 5%和1%的水平上显著 (双尾) 。剔除并购规模存在极端值的两个样本

其中, CARi分别代表CAR1, CAR2, CAR3和CAR4, 相关变量的名称及度量见 (表1) 。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图1) 是未完成股改样本公司AAR和CAR的Á时序分布图。CAR从并购公告前27天起一直为负值, 仅在公告日后第2天才显著, 并达到最低值-1.28%, 并购后CAR值有所上升, 但仍为负值, 事件窗内其余时间点均不显著, 似乎市场反应存在严重不足的现象, 而且并购并没有给收购公司股东带来财富效应, 这与国内学者得出的股权分置背景下并购在短期内给收购公司带来了显著超额收益的结论不一致, 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从2005年起正式开始实施股权分置改革, 虽然这部分样本公司在股改前发生并购, 但与以前研究中的股权分置背景不同, 因为即使还没有进行股改, 但市场对股改已经有了一定的预期, 市场关注的焦点大部分都集中在股权分置改革的问题上, 因而影响了对并购这类重大事件的反应。 (图2) 是已完成股改样本公司AAR和CAR的时序分布图。公告日前, CAR从并购公告日前25天起一直为正, 而且从公告日前8天起稳步上升, 其中, 公告日前1天和公告日当天CAR显著为正, 并在公告日当天达到最高点2.32%;公告日之后, CAR值在 (0, +18) 日均显著为正, 并且保持高位震荡, 一直到公告日后第30天仍维持在1.6%附近, 这说明市场对已完成股改样本公司的并购活动存在一定程度的提前反应, 并且在公告日附近股价波动最大, 从公告日后的市场反应来看, 随着时间的推移, CAR值逐渐变小, 而且显著性逐渐变弱, 到并购后第30天, CAR虽仍为正值, 但已不显著。 (表2) 列示了未股改样本以及已股改样本在4个事件窗口的CAR均值检验和中位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有213家上市公司在股改以前发生了并购行为, 从均值检验来看, 4个窗口的CAR值均不显著, 从中位数检验来看, CAR在 (-2, +2) 显著为负, 说明在并购公告日附近, 市场对未完成股改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信心不足, 产生消极反应。有486家上市公司在完成股改以后发生了并购行为, 从均值检验来看, CAR在 (-30, -1) 和 (-2, +2) 窗口显著为正, 从中位数检验来看, 仅在 (-2, +2) 显著为正, 与未完成股改样本公司相比, 市场对已完成股改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存在提前反应现象, 同时也对这类公司的并购行为更有信心, 并产生积极反应, 但在 (+1, +30) 窗口CAR中位数显著为负, 说明并购后市场存在“反向修正”的趋势, 这可能是由于投资者更加成熟了, 并购的市场化特征在后股权分置时代逐渐显现出来, 从整个事件期来看, 均值为正, 中位数为负, 但都不显著。通过均值检验和中位数检验, 可以初步判断, 有关股改对上市公司短期财富效应影响的研究符合假设H1和H2。接下来, 在控制并购规模和公司特征变量后, 进一步加强对假设H1和H2的检验。

(二) 回归分析

(表3) 是股权分置改革在4个事件窗口下对并购短期财富效应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在对并购规模和公司特征变量控制后, Reform与CAR3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 与CAR4正相关但不显著, 可以得出, 与未完成股改的公司相比, 已完成股改公司的股东能获得更高的短期财富效应, 符合假设H1, 但随着事件窗的拉长, 两者之间绩效差异的持续性较差;Reform与CAR1在5%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 而与CAR2负相关, 可以得出, 与未完成股改的公司相比, 已完成股改公司的并购公告前市场反应更好, 而并购公告后市场反应更差, 符合假设H2。这主要是由于, 相比未完成股改公司的并购方案, 市场对于已完成股改公司的并购方案在并购公告日之前有所泄漏, 大股东与公司股价联系愈加紧密, 大股东以及一致行动人在并购公告前积极造势, 持续推高股价, 市场也对这类收购公司的并购行为持积极欢迎态度, 一开始表现出过度乐观的态度, 股价在 (-2, +2) 的短期事件窗口内呈明显上升趋势。而后随着投资者自身的学习以及对并购认识的深入, 市场开始调整其对未完成股改公司并购事件和已完成股改上市公司并购事件的预期, 逐渐纠正错误定价, 未完成股改公司在并购公告后股价有所上升, 而已完成股改公司在并购公告后股价却呈现“反向修正”态势。因此, 股权分置改革给上市公司并购打了一针“强心剂”, 在并购前和并购中都有积极的反应, 但由于并购后消极反应的出现, 使得在整个事件期内, 并购短期财富效应不显著。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 在整个事件期内, 并购交易规模 (Amount) 越大, 收购公司获得的CAR越高, 与交易价格假设理论不同, 这是由于在后股权分置时代, 市场对较大规模的并购活动关注度更高, 认为较大规模的并购活动投机性比较低, 从而对大规模的并购活动有所偏爱, 同时, 通常较大规模的并购活动通常集中在国有上市公司中, 存在一定的信息泄漏, 因此, 从并购公告前到并购公告后的期间内, 并购交易规模 (Amount) 一直与CAR显著正相关, 较大规模的并购活动会给收购公司股东短期内带来更高的超常收益。收购公司规模 (Size) 越大, 收购公司获得的CAR越高, 尤其在CAR3两个窗口内显著为正, 与朱滔 (2006) 得到的结论相反, 说明后股权分置时代, 市场短期内更偏爱较大规模公司的并购活动, 但由于较大规模公司并购后的整合活动更加复杂, 耗费公司资源更多, 因此, 较大规模公司短期绩效持续性更差。收购公司并购前绩效 (Roa) 仅与CAR3在10%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 说明并购前绩效好的公司可能由于自大, 对目标公司过度支付从而导致短期绩效为负 (张新, 2003;Roll, 1986) 。公司成长性 (Growth) 越高, 收购公司获得的CAR越高, 并且与CAR2、CAR3以及CAR4显著正相关, 说明市场对成长性高的上市公司并购活动较为青睐。公司财务杠杆 (Lev) 越高, 收购公司获得的CAR越低, 仅与CAR3在10%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 市场对低财务风险收购公司的并购公告有更积极的反应, 与朱滔 (2006) 得到的结论一致。

五、结论

结合前文研究结果和分析,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与未完成股改公司相比, 已完成股改公司在 (-30, -1) 事件窗和 (-2, +2) 事件窗内都获得了较高的累积超额收益, 但在并购公告后 (+1, +30) 的时间窗内, CAR却出现了一定的“反向修正”态势, 获得了较低的累积超额收益, 因此, 在 (-30, +30) 整个事件期内, 并购短期财富效应的持续性较差。可见, 随着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 市场环境、政策背景、大股东自身利益取向以及投资者投资理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积压已久的上市公司并购动力日益显现出来, 在公告日前并购消息就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泄露, 并且在短期内得到市场的积极“热捧”, 可见, 股权分置改革既为上市公司通过并购活动进行扩张创造了积极的市场条件, 同时也为上市公司提供了通过并购活动来进行市场炒作和投机行为的便利机会。因此, 面临新的资本市场环境, 一方面, 政府应针对并购市场出现的新变化制定和完善与并购相关的法律法规, 根据不同股东的行为变化特点制定不同的监管策略, 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另一方面, 在股票市场高涨的背景条件下, 企业应根据所处行业特点和自身经营状况来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长期战略, 而不是一窝蜂的通过资本市场并购的方式实现扩张, 同时应尽量避免并购支付过程中的盲目乐观带来的高溢价, 这种以短期获利为目的、盲目跟风的非实质性并购不仅会损害公司价值, 而且会使公司被收购的威胁大大增加。

摘要：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 以2005年至2007年中国证券市场上发生的699起扩张性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 考察股改前后上市公司并购短期财富效应的变化。结果表明, 与未完成股改公司相比, 已完成股改公司的并购活动在并购前和并购较短事件窗内受到市场积极追捧, 获得了较高的累积超额收益, 然而并购公告后股价却呈现“反向修正”态势, 其财富效应在较长事件窗内持续性较差。

关键词：公司并购,股权分置改革,事件研究,短期财富效应

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 篇2

关键词：中国传媒业；二元性；产业制度演变

一、 前言

一般而言，公共政策具有导向、调控和分配的功能。而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则对产业发展、企业行为和相关的区域经济发展会直接或间接地起到调控的作用。就中国而言，产业政策通常是宏观经济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产业的市场化推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对不同的产业，产业政策往往带着明显的产品属性的侧重点和调控时期的侧重点。

中国传媒业自诞生即具备了强烈的中国特色“二元功能”（龚周方，2008；周鸿铎，2003、2006）：中国传媒机构作为传播党和国家政策的重要工具和国家机器，承担着事实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公共事业；自1979年之后，历经市场经济的转型与改革，传媒机构在不改变其政治属性和功能的前提下进行一系列具备市场经济特征的行为，以此盈利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因此，从传媒机构的企业性质来看，中国传媒既具备事业单位特质，又衍生出市场经济运行的能力--这使得新闻产品既有传播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公共物品性质，又有可交易的商品特性，例如广告版面/栏目。

从传媒机构与社会的政治关系来看，中国传媒既基于苏联共产主义理念的传统媒介观，同时又开始具备新闻专业主义和社会责任相融合的新型媒介观--这使得新闻内容既有宏观叙事的严肃内容，又有反映社会真实面目的其他内容，并且包括能满足或迎合受众对娱乐和消费信息的使用功能。

这种“二元性”在中国传媒制度演变的过程不仅是其演变的政治基础也是指导策略。

纵观中国传媒业自1978年以来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传媒业经历了多种经营、集团化运营、资本进入以及文化体制改革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的制度主要决策者仍是政府，而不是传媒机构本身；并形成了市场竞争与行政垄断并存的多元制度环境。本文认为，中国传媒业从1978年以来至2010年的有关产业政策变迁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年～2003年，是中国传媒产业正处于由政府主导的、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并进行了多种经济活动的转型时期；但从其内容和影响来看，产业政策尽管有开放，仍是以准入监管为主；第二个阶段从2004年～2011年，产业制度转变为结构性市场推进，并对中国传媒产业市场结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准入监管为主的“事业单位”制初级发展

中国传媒机构自诞生以来一直以行政事业单位作为运营主体。制度改革始于1978年中央8家新闻单位首次实行企业化管理方式，随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对新闻媒体的计划经济的财政投入逐年递减。

第一阶段为1978年～2003年，这是一个由政府主导传媒业进行自我改革的初级探索过程，一系列政策的颁布的重点并非在于机构的市场化行为，而是在保证传媒机构的“事业单位”的政治身份的前提下，关注政府与传媒机构之间的财政关系——在促使传媒机构的财政收紧和减免的同时鼓励进行企业化经济行为的尝试。在这个阶段中，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还出台政策，分别对报刊、出版社、广电媒体提出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分开并转制改企的政策要求；但只有极少数传媒机构尝试从事业单位向企业法人制改革并走了改制上市的路径。

有三个产业政策对中国传媒机构转型时期的制度改革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政策是1978年1月，国家财政部核准《人民日报》等8家中央新闻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从此中国传媒业开始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管理制度改革，以取代传统的“机关报”的纯事业单位管理方式。这种管理制度既保证传媒机构作为国家事业单位和其新闻产品作为公共产品的重要的政治属性，同时又开始在经营盈利的市场化路径上进行尝试。第二年1月，上海《解放日报》率先刊登了文化大革命后我国大陆的第一则报纸广告，也是第一份媒体广告。

第二政策是关于1985年广播电视被列入第三产业进行统计，这表明政府开始承认了广播电视的产业属性，同年，家财政部决定对新闻媒体的投入开始逐年递减。1986年12月15日广东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逐步建立有特色、能体现自己广播媒体理念的品牌识别系统，广播品牌识别系统主要包括频率标识、呼号、宣传语、台标、台歌、节目名称、包装、主持风格，等等，广告收入直线上升，曾经创下每半小时广告时长12分钟的惊人记录，引起了很大的反响①。1987年12月在广州召开的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广播理论研讨会上，与会代表提出了电台、电视台不断扩大有偿服务、逐步缩小无偿服务节目服务范围，并提出了广播电视二重性的基本观点②。“二元性”首次明确成为中国传媒机构市场化运作改革的重要制度特征。

第三个政策是著名的“17号文”。200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简称〔2001〕17号文，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开始了，开始了跨地区、多媒体大型传媒集团化改制的大幕。这是首份关于中国传媒机构进行集团化和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文件，并制订了延续至今的集团化改制的产业制度。

新闻出版总署③随即制订了相应的实施细则，例如规定报业集团属于事业性质，实行党委（党组）领导下的社委会（编委会）负责制，党委（党组）书记兼任社长。报业集团应认真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的转换，从而增强舆论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并特别强调加强选择并积极培育和扶持十余家名社、大社作为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试点，将组建“广东省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辽宁出版集团”、“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和“山东出版集团”地方出版集团，实行“政事分开”，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行使行政监管职能。但是，出版集团和报业集团一样，仍属“事业性质”，实行党委（党组）领导下的管委会负责制，党委（党组）书记兼管委会主任。

紧接着，国家广电总局《影视制作经营机构管理暂行规定》（原广电部令第16号）、《电视剧管理规定》（国家广电总局令第2号）就加强广播电视节目生产制作、发行行业准入管理，制定了实施细则。例如规定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务的机构，必须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简称“制作经营许可证”），有主管部门、注册资金不少于300万元、从业人员不少于2年的新闻宣传工作经验、并有固定场所均可申请这个“制作经营许可证”。国家广电总局对制作经营许可证实行总监控制、分级管理。这是首次对中国企业进入传媒产业进行了“准入机制”的设计。当年12月，中国最大的新闻集团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正式挂牌成立。

同年，中国证监会发布了新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将传播与文化产业明确定为13个基本产业门类之一，尽管将传媒业与文化产业合并一类有可能存在一定歧义，但也意味着将传媒业作为“产业”首次做出了明确的界定。2001年，根据国家对传媒产业分类的制度，广播电视总局提出了有线电视台与有线电视网分离、节目制作与播出分离、节目采编与经营分离的各项举措，使得业外资本可以绕过媒体的新闻宣传职能，投资于有线电视网、广告代理、节目制作等经营性领域。

与这种市场化的尝试性制度相对应的是，中国传媒机构开展了经营模式，但比较单一，主要是“拉广告”，尽管广告规模增长速度很快。据有关资料显示，1979年，全国广告行业从业人员为1 000人左右，广告经营单位只有十几户，当年的广告营业额约1 000万元；1981年广告营业额突破1亿元，1987年超过10亿元，1993突破100亿元，2003年突破1 000亿元大关，而各个传媒机构的广告员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2004年广告从业人数已经超过93万。

三、 多元化结构并存的制度与市场发展

第二阶段为2004年～2010年，在经过市场化准备后，中国传媒业开始迎来了发展的市场转制的实施期并步入高峰期，涉及领域包括企业改制、资本运作、政策和制度关注的焦点是外来资本准入、传媒企业产权归属以及退出机制，以往坚守的“二元特性”诸多制度底线不断被突破。本文认为，有三个产业政策对2003年后的传媒产业发展至关重要：

第一个政策关乎外来资本进入中国传媒业。尽管中国在入世的承诺中并不包括中国传媒业的开放时间表，不过，在2005年8月，由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委仍联合制定《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规定》，首次明确了非公有资本及外资进入文化产业的方式与限定。允许外商以独资或合资、合作的方式设立包装装潢印刷、书报刊分销、可录类光盘生产、艺术品经营等企业；在中方控股51%以上或中方占有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允许外商以合资、合作的方式设立出版物印刷和只读类光盘复制等企业，或以合资、合作的方式设立和经营演出场所、电影院、演出经纪机构、电影技术等企业，参与国有书报刊音像制品发行企业股份制改造；但是，禁止外商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广播电台（站）、电视台（站）、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及播放公司、电影制作公司、互联网文化经营机构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港澳除外）、文艺表演团体、电影进口和发行及录像放映公司以及出版业。这个政策与以往政策不同的是，“事业单位”的制度底线已经演变为“中方控股51%以上或中方占有主导地位的条件”。

第二个政策关乎传媒产权的归属。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在总结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制定的，对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明确指出转制企业要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合理确定产权归属，做好资产评估和产权登记等工作。根据这个意见，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所管辖的传媒机构提出了相应的实施政策和执行细则，自此“转制改企”全面推开。

第三个政策是2009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颁布了报刊评估和退出机制：以市场评估制度替行政退出。例如，中国报纸出版机构尽管在2003年有600多种退出，尚余二千多家，但这些报纸“只生不死”，即使有些报纸无法继续生存，仍可以售或出租刊号而维持生计。建立评估和报刊退出机制可实施报刊资源的科学配置，使优势资源向综合性传媒集团、专业性企业传媒集团和转制后有能力的经营性报刊出版企业倾斜。退出机制实施后，不少省份对报刊进行了“退出”尝试，例如辽宁省，以年度核验为基础，以市场化选择和结构调整为主线，明确五类情况作为退出主体：一是经营不善，长期亏损，负债严重的都市类报纸，如《沈阳今报》、《都市青年报》，两报已负债4 807万元；二是发行量很少的专业类报纸，如《北方体育报》、《青年知识报》；三是经济效益逐年下滑，需要逐步调整结构的广播电视类报纸，如《葫芦岛广播电视报》；四是按规定已不具备继续出版资质条件，存在严重出版安全隐患的报刊，如《中外服装》、《市场与消费》；五是整改验收不合格，未通过报刊年度核验的报刊，如《辽宁汽车》。

在这个中国传媒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后期，产业政策对传媒企业的市场化进程是显而见的。但是，有一个企业行为现象仍然值得特别关注：即传媒机构的“转制改企”仍实施较慢，这其中既涉及产权改革的问题，也涉及资本多样化的问题。

有些机构的下属子公司已成为上市公司，母体机构仍属于无“法人性质”的事业单位，直到2009年才陆续实施改制。例如在广电系统方面，尽管根据国家对传媒产业分类的制度，广播电视总局在2001年就提出了有线电视台与有线电视网分离、节目制作与播出分离、节目采编与经营分离的各项举措，但是像上海文广传媒，直到2009年才开始（在全国电视机构中属于率先）整体实施广播电视制播分离，2009年10月21日，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分拆而成的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揭牌。这标志着全国广电系统制播分离试点拉开大幕。自2009年1月起，湖南卫视对旗下10个频道重新调整定位，并以主推原创综艺节目的湖南娱乐为“创新节目孵化器”；2010年，根据湖南卫视的第三轮改革，即“制播分离”的规划，湖南广电中的经营性资产、业务和团队将会逐渐装入“市场主体”芒果传媒；当年6月28日,湖南广电总台和芒果传媒同日挂牌，当天，湖南广电宣布欧阳常林兼任总台台长与芒果传媒董事长。

2009年的广州日报进行了自身最大规模的一次改革，即传媒类主营业务的整体上市规划。首先将符合要求的综合类报纸《广州日报》，以及文化、生活、娱乐、资讯类报刊《老人报》、《舞台与银幕》、《岭南少年报》、《广州早报》、《新现代画报》等进行了采编与经营的两分开，其次将符合政策要求且整体经营状况良好的全部传媒类经营性资产——约为42亿资产划拨到经营不良、2008年公司营业利润亏损8 779.78万元的实际控制子公司粤传媒（深圳：002181），实现广州日报社传媒类主营业务的整体上市。

但是，根据采编与经营两分开的相关政策，《广州日报》及系列报的采编业务和人员不进入上市公司，采编分离及采编费用补偿方案至今未确定。而这个方案关系到未来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

传媒企业资本多样化的尝试仍属少数。辽宁北方联合传媒通过资本多样化达到了改制转企的目的。作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与天津出版集团、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成功实现跨地区合作；又与民营出版公司合作——收购“湖南蓝猫”绝对控股权以及与上海盛大文学、国内最大的教辅民营书业公司北京金星国际教育集团等合作组建子公司。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自2007年以来已与二十多个国家知名出版公司实现合作，2009年被商务部授予中国文化产品重点出口企业。从2010年开始，集团与台湾著名图书用品公司合作，拓展了大陆简体字版图书在台湾市场以及东南亚市场的销售。

从上述两个阶段的分析来看，中国传媒产业的制度演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经历了财政免除、承包经营、企业化改制以及公司上市等市场化特征的运作方式，但是，产权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和资本如何多样化仍然是目前传媒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而从中国产业发展路径来看，解决这两个问题首先必须从产业制度上消除其阻碍，否则中国传媒业未来发展势必受到明显牵制。

注释：

①见《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品牌探索之路》，范驰，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网站http://www.rgd.com.cn/rgd/xxyd/ nfgbyj/zl/9135.shtml。

②见《广播影视产业研究》，郑大群，http://ytv.blo g.hexun.com/1927642_d.html。

③见“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的通知”http://www.chuban.cc/cbfg/dlcbfg/zl/200701 /t20070104_8339.html。

参考文献：

1. 崔保国.改制与转折：2004-2005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总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5.

2. 龚周方.传媒资本运作：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小企业”.岭南新闻探索，2008，（1）.

3. 龚彦方.转型改制时期的中国传媒现状分析.学术研究，2011，（6）.

4. 孙正一，农秋蓓，柳婷婷.我国新闻媒体资本运营情况初探.中国记者，2001，（5）.

5. 周鸿铎.传媒产业经营实务.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1-45.

6. 周鸿铎.传媒经济“三论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5-89.

作者简介：龚彦方，主任记者（副高），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博士生，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讲师；王胡瑞，广东省新闻学会副研究员（副高）。

生产要素流动性变迁及其效应探析 篇3

1、生产要素地域性特征变迁的发展路径溯源

在古典经济学中, 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低下的科技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条件下, 三类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均很低, 生产要素的地域性特征十分明显, 此时的区域经济处于近似封闭状态, 地区 (包括一国之内的地区或国家) 之间大规模生产要素流动基本不存在。即便存在, 也往往驱动原因较为特殊, 如以英法等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对于新大陆的开发, 其主因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殖民地的瓜分, 而且新航路的开辟与新大陆的发现都是航海技术进步, 增强了劳动力与资本流动性的结果。

自18世纪中叶至今的三次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 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飞跃与社会的明显进步。与此相伴随, 经济发展的要素数量多少及其作用的大小也在不断演变。随着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爆发及发展, 传统的生产三要素论并不能全面解释经济的成长。因此, 一些经济学家将科技进步因素导入生产要素理论之中, 以致生产三要素变为四要素。科技的日新月异与生产力的极大飞跃以及近现代教育的发展更刺激了人们的创新精神, 增强了劳动力的流动能力, 扩大了劳动力的流动规模。信用制度体系的创立与信用关系的规范加快了资本的流动速度, 扩大了资本的流动规模并使其流动井然有序, 进一步削弱了劳动力和资本的地域性限制, 增强了流动性, 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当地资源的依赖性也因此日益削弱。

知识经济时代, 信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急剧放大, 并在构成经济成长的诸要素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此背景下, 信息被作为第五个导入生产要素理论之中。信息作为经济资源之一, 既高度共享, 又高度分割。共享的信息资源不需支出成本或成本很低, 而分割的信息资源则必须支付成本, 有些情况下成本很高。目前一般的情况是, 发达地区信息资源丰富, 而不发达地区则较为贫乏, 似乎信息资源地域性特征较明显, 但实质上信息的流动性极强, 已很少受地域的限制。

一般而言, 生产要素的地域性是与其流动性相对应的, 某种要素的流动性越强, 则其地域性限制愈弱。若一地区生产要素均具有较强的流动性, 则意味着该地区经济成长对区域性资源的依赖性较弱, 而发展的变数则较大, 区域经济发展活力也较强, 利用区域外部经济资源发展本区经济的可能性也越大。

产业经济理论认为, 随着科技进步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主导产业发展会依次交替发生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过渡, 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各类生产要素流动性的提高。区域经济由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转变, 生产要素由劳动相对稀缺演变为资本相对稀缺, 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客观地促进了区域劳动力与资本流动性的增强, 即区域发展的非地域性因素增强。由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转变, 意味着技术相对稀缺。每一次主导产业的更替并不意味着该产业所赖以发展的生产要素功能的丧失或弱化, 只是表明其相对贡献有所下降。

2、生产要素地域性限制弱化的载体———要素市场

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增强与地域性的削弱是建立在要素市场成长的基础之上的, 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被称为三大产业生产要素市场。金融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商品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信用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货币借贷从双方直接借贷的初级作用形式逐步发展为以银行为中介的借贷形式, 这种间接融资形式的出现, 又促进了以债券、股票为内容的直接融资形式的发展, 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大大增强, 而地域性则大为削弱。

劳动力市场是指劳动力进行流动和交流的场所, 其作用是运用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 推动人才的合理流动, 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为劳动力的区内、区际合理流动创造了条件。

房地产市场包括房产市场和地产市场, 是指进行土地使用权交易和转让的市场, 我国的地产市场与一般商品市场相比有自己的特性, 土地市场上流通的是土地的使用权, 而没有土地所有权的让渡。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使得土地这种生产要素的使用者不必局限于区域之内。

除以上三大产业生产要素市场之外, 在现代高技术和信息化的时代, 技术和信息更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其所组成的市场也是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 技术和信息是市场的发展对经济成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在现代社会, 信息的生产、储存、分配和交换日益成为一个专门的部门与行业。信息市场提供的商品是信息, 信息的使用价值最终表现为通过信息的使用, 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而且其效益远大于信息自身的价值。信息产业是一种知识密集型产业, 它的生产需要大量知识、技术, 要消耗人们大量的劳动, 技术和信息产业市场的发展为技术和信息的流动与转移创造条件。

总之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丰富了生产要素的内涵, 增强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 弱化了要素的地域性限制。

二、增强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制度保障———制度创新

经济发展中的制度理论研究表明, 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维持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两大难题, 而问题的根源必须从基本制度框架中去探寻。如寻租行为, 权力过于集中、市场制度不完善等制度结构方面的缺陷影响了资源的配置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制度安排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 其表现首要是制度通过影响区域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塑造动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划而扩展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选择。其次, 制度结构决定着“矫正价格”的努力成效。如大量的研究表明, 欠发达区经济制度的弱点导致了大量的价格扭曲, 造成其要素流动受阻, 经济增长缓慢。因此通过制度创新矫正价格可以为区域为区域政治发展作出基本的、长期的贡献。再次, 技术创新能推动经济增长, 但如果区域要素市场欠发达并存在大量寻租活动, 那么技术创新将会十分缓慢, 而要促进区域制度创新, 就必须在产权界定和契约关系及分担外在性风险等方面作出合宜的制度安排, 以促进要素市场的建立, 消除寻租活动, 加快要素流动, 弱化要素的地域性限制。

从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看, 根本问题是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 如法律和秩序、产权界定、人力资本积累的供给、支配交易和风险分担的法规等。正是由于存在这样一些制度方面的限制性因素, 阻遏了区域内以及区域间的要素流动, 限制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 促进要素流动的制度建设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三、生产要素地域性弱化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简要分析

目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 要素流动性是有差别的, 这是与区域要素市场体系是否成熟和完善相联系的。如果市场制度健全, 五大要素市场交易规则规范, 市场比较成熟, 那么生产要素流动性就较强, 反之亦然。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强弱对区域经济发展可谓是一柄双刃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从一国之内的区域角度看, 经济发达区有可能更多地获“利”, 而经济欠发达区则更有可能遭其“害”。

1、生产要素地域性限制弱化对发达区经济的影响

一般而言, 经济发达区生产要素的综合禀赋较强, 劳动力素质较高, 流动能力较强;房地产市场活跃, 土地使用权乃至所有权流动顺畅;资本市场相对发达, 融资十分便利;科技发展水平较高, 专利制度完善, 产权制度比较健全, 技术市场比较成熟, 技术交易量较大;信息产业相对发达, 信息量大且流通迅速。所有这一切都为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流动性较强的生产要素使得区域经济更具活力, 区域经济成长不仅可以依赖区内资源, 也可以利用区外资源。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佩鲁在其“增长极”理论中谈到的“极化效应”与此类似, 缪尔达尔在“区域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所论及的“回流效应”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况。在缺少非经济 (非市场) 手段干预的情况下, 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增强在一段时间之内更有可能使区域经济“富者愈富”。

2、生产要素地域性弱化对欠发达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与经济发达区情况相反, 欠发达区生产要素综合禀赋较差, 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水平低下, 市场的低成熟度限制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讲, 这种状况使得欠发达区经济资源不致于过度流失, 有效阻滞了发达地区的极化效应与回流效应的完全发挥, 有利于维持欠发达区较低水平上的经济循环。但是, 面对经济发达区的市场、收益等多重优势, 欠发达区的生产要素既有现实的流失, 也有持续流失之虞。如在“回流效应”中, 流出人口往往都是最富有事业心, 具有良好技能, 就业能力强的人, 它们的离开只能使雇佣留下来的人更困难, 甚至产品的当地市场也会随之萎缩。在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日益开放的今天, 不能有效利用流动性较强的生产要素就会为其他区域所用, 从而势必导致区域相对劣势的形成与进一步恶化。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增强是不可回避的趋势, 欠发达区应正视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增强, 加强要素市场体系与制度建设, 区域经济发展才有出路。

四、结语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生产要素地域性弱化创造了客观条件, 生产要素地域性限制的减弱反过来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进一步深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增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简言之, 对发达区而言可谓是“锦上添花”, 而对欠发达区则会“雪上加霜”。纵观世界经济及各国经济的发展史, 生产要素地域性限制弱化是必然趋势, 不可回避。对欠发达区来讲, 如何利用要素流动性增强的“利”而去其“弊”, 是值得深思的重大课题。在解决欠发达区经济发展这一难题过程中, 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 制定出一套公开、透明的规则体系, 防止寻租、以权谋私和欺诈行为, 促进各类要素市场尽快建成、完善。此外, 应制定有关倾斜政策, 如财政、税收、融资等方面的优惠措施, 引导欠发达区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摘要：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生产要素的贡献不可或缺。本文首先阐明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对生产要素的影响, 指出了增强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制度保障——制度创新, 最后针对生产要素地域性弱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

关键词：生产要素,地域性,效应

参考文献

[1]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2]胡佛 (Hoover, E.M.) :An 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Economics[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5.

[3]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论新制度政治学的制度变迁 篇4

关键词：制度形成 制度变迁 路径依赖

豪尔和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的发表，标志着政治学领域基本形成了三个比较稳定的新制度主义流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这三个流派都不同程度地吸收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成果，其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联系最为紧密。

一、理性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

首先，制度形成的问题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他们并不长于解释制度为何会以何种方式来源于何处，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出现。但是，这并不是说该流派在阐明制度出现的問题上毫无建树，相反，他们比任何一种制度理论都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制度设计的问题。对于制度设计的研究可以被看作是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制度的形成。他们认为制度选择相当于选择一种博弈规则，那么，最初的博弈规则又是如何做出的呢？谢普勒斯以公园中游戏的孩子做比喻回答了这一问题。游戏的孩子作为选择游戏规则的主体，他们对许多相关参量的把握只是局部的，并且他们完全有能力通过制度实现许多目标。孩子们可以想象不同的制度安排，它们将产生程度不等的额外收益，这就要求相应的规则分配这些收益，并为“事前”责任和事后机会主义提供了不同的机遇。简言之，这一有关制度选择的观念将制度视为一种事前交易，它的目标在于增进各种形式的合作，促使协议的兑现。

其次，制度变迁。事前交易是博弈规则的最初选择，而现实中博弈是多次的。事前选择是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做出的，这样的制度在被选择之后能否保持生命力是问题的关键。能否经得起第二次博弈是制度生命力的源泉。第一次博弈规则可认参博弈主体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他们在接下来的博弈中无法将自己置于原先的位置，所以心怀不满的博弈参与者会极力迫使重新对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制度是否会变迁取决于它是否经得起重新谈判的考验。其实，这样的制度变迁思想仍旧没有超出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诺思于1990年提出，均衡“即在行为者的谈判力量及构成经济交换总体的一系列合约谈判给定时，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发现将资源用于再建立协约是有利可图的”。这是一种“纳什均衡”的状态，一旦均衡被打破，下一轮的博弈（即制度变迁）就会开始。

最后，制度的存续问题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继承了诺思路径依赖理论中的交易费用观点。“就制度的生命力而言，改变制度的交易成本为制度提供了一种缓冲的余地，赋予制度某种程度上的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里是不可能的。因此，即使一套制度安排并不是最适合于一种情境，这种制度也可能是持久的，因为改变已有制度的成本可能超过了预期的收益。在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未来状况、不完全的信息以及人们对奉贤不同程度的畏惧能够使这一缓冲变得意义重大。鉴于此，或许一套制度生命力旺盛，但这并非因为该制度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参与者的偏好和当下情境，而是因为改变已有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太高的缘故。

然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也受到了其他流派制度主义者的批判。豪尔和泰勒的批评较有代表性，他们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集中关注某些制度的执行所发挥出的功能及其所带来的好处。这一途径真正的有力之处在于解释了为什么现存的制度会持续存在下去但也严重地限制了它作为一种解释制度起源框架的适应性。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

尽管都属于新制度政治学的分支，理性选择流派和社会学流派在对“制度”的理解上却有很大不同。对制度的不同定义决定了他们在描述制。他们以制度设计解释制度的起源，关注的是“理性人”所设计出来的制度能否带来效益增加的结果。当然，在思考制度变迁的问题时，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同样受到“适当性逻辑”的支配。该学派对制度的定义是广泛的，他们将文化因素也纳入到制度之中，因此，简单地说，符合“适当性逻辑”的制度就是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下具有更大的价值。消极制度容易受到政治行为者的选择倾向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尚未形成稳定的结构体系。

当然，在思考制度变迁的问题时，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同样受到“适当性逻辑”的支配。该学派对制度的定义是广泛的，他们将文化因素也纳入到制度之中，因此，简单地说，符合“适当性逻辑”的制度就是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下具有更大的价值。制度在其演进过程中，不断适应社会和历史环境的变化。但当一种制度形成后，它将对人们的意识、行动、观念等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就是说，制度本身也在改造着环境。在这里，姑且把受环境影响并由环境产生的制度称之为消极制度，把已经成型并开始改造环境的制度称之为积极制度。消极制度向积极制度转变是制度变迁的必然过程，这一过程也决定了某种新生制度是否能生存和延续下去。消极制度容易受到政治行为者的选择倾向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尚未形成稳定的结构体系。

三、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派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解释社会和政治运作中存在的一些无效率制度时都采用了“路径依赖”的视角，而社会学制度主义则从“满意原则”出发回答了这一问题。

制度的形成。概言之，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起源于旧制度下的权力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来源于内外压力、既有的非平等地位，或者新观念的影响。制度的变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历史制度主义者是在一个充满制度的现实世界中讨论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所以他们的制度形成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有很大的关联。在旧制度世界中新制度的形成，这在某种程度上亦可看作是旧制度的变迁。这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制度真空条件下以理性人的制度设计解释制度的形成，而制度变迁则是在旧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的界限就比较鲜明。路径的依赖。路径依赖是历史制度主义流派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他们由经济学引入这个词，后经皮尔森等学者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路径依赖理论。经济学家是从“报酬递增”的角度阐明路径依赖出现的原因。而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存在诸多不同，路径依赖的现象是否也会在政治领域发生？皮尔森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系统的回答。他列举了政治生活的四个特征，并指明这四个特征都增强了政治生活中的路径依赖特征：①集体行动核心地位。②政治制度的高度密集。③政治权威和权力的非对称性。

新制度政治学三个流派中，只有历史制度主义是直接起源于传统的政治学研究的，如果说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大量吸收了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社会学制度主义借鉴了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那么历史制度主义则将政治学的研究成果融入到制度变迁理论中。

参考文献：

[1]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2]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制度变迁效应 篇5

红寺堡区位于宁夏中部干旱带核心区,降水少、蒸发旺盛,水资源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限制性因素。囿于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的双重困境,本区土地利用破碎化程度与空间异质性增加,局部地区已产生了生态退化效应[11]。如不及时进行调控,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将很难恢复。因而,当前急需辨明农户应对环境变化所采取的生计策略[12],了解不同生计策略产生的生态效应[13]。为此,本研究基于移民异地集中安置区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移民前、后及不同安置时间农户生计策略的差异,并采用生态足迹法定量测算农户生计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旨在为促进生态脆弱区移民农户生计重构提供借鉴,并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制定高效的移民政策提供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红寺堡区地处干旱少雨、风沙频发的中部干旱风沙区,1998年开始搬迁安置来自宁夏中南部地区的贫困群众,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已成为目前我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累计搬迁西吉、海原、固原(原州区)、隆德、泾源、彭阳、同心及中宁8县区贫困移民群众达20.5万人,开发水浇地近40 000 hm2。本区移民主要以有土安置和异地搬迁为主,典型村的选取兼顾了不同安置时间的移民,根据安置区“近水、近路、近城”等不同因素选择乡镇、村庄作为研究区,包括红寺堡镇(光彩村、弘德一村)、大河乡(香园村、龙兴村、龙泉村)、南川乡(白墩村、南源村、马渠一村)、太阳山镇(甜水河村、沙泉村)4个乡镇10个典型移民村(图1)。10个典型村基本情况见表1。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数据来源

2015年6月初,在研究区先后对十余名村干部和农户户主进行了预调查,在此基础上调整和修正调研问卷,于6月中旬进行正式调研。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对研究区10个典型移民村进行入户调查,受访者包括户主及其家庭成员,每户访谈时间约为2 h。入户调查中,首先综合考虑区位、交通、移民安置时间、村庄规模等因素,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了10个典型移民村庄,然后按照该移民村农户数量的5%随机抽取受访农户。共调查受访农户346户,去除信息不完全的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41份,其中红寺堡镇93份,大河乡80份,太阳山镇67份,南川乡101份。问卷分为移民前和移民后两个部分,内容主要包括:①基本情况,包括家庭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外出打工人数、受教育程度、住房类型、住房面积;②消费情况,包括农药、种子、化肥、地膜等生产资料消费及食品、耐用消费品、水资源、电、煤炭、薪材等生活能源消费;③收入情况,家庭年总收入及其构成,农户从事的生计活动及年收入情况;④交通出行,包括发生的年交通距离、主要采取的交通工具、交通出行的便捷程度;⑤生活垃圾,主要包括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垃圾类型、处理方式。移民村基础数据由各移民村的村长或会计提供,部分移民数据来源于《见证—红寺堡开发建设之路》[14]。

2.2 研究方法

2.2.1 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划分

生计策略是移民多种生计行为和活动的组合,是农户对自身生计资本进行评估与利用的方式。通过实地了解当地情况,综合已有农户生计类型划分研究成果[15,16,17],根据农户生计活动组合、主要收入来源、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及劳动力投入等因素,将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划分为5种类型:纯农业型、农业主导型、兼业型、非农主导型和非农业型,如表2。

说明:种植业包括粮食作物(小麦、玉米、杂粮等)、土豆、西瓜、枸杞等;养殖业包括猪、牛、羊、鸡、鸭等畜禽的圈养或放牧;务工包括长期务工和临时务工;个体包括汽车运输、农村小商店、经商等;土地流转即土地整体承包给公司经营。

2.2.2 农户行为生态效应的测量

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方法是一种很好的测算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指标[18],生态足迹方法最早由Ress[19]和Wackernagel[20]提出,许多学者针对生态足迹方法进行了改进,侯彩霞等[21]运用成分法测算农户生态足迹以显示农户生活消费对环境的影响。本文通过农户调查获取了农户主要消费品和废弃物的数量,采用成分法[22,23]计算农户的生态足迹,借助生态足迹来反映移民农户生计策略变迁对环境产生的影响。移民农户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为:

式中:EF为生态足迹;aij为第i种消费项目所占用的第j种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各消费项目的折算方法见文献[24];rj为第j种生物生产型土地的均衡因子,采用全球平均值;i为消费项目类型,包括食物、居住、交通、生活能源、生活用品、生活废弃物6种消费类型。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类型农户移民前、后的生计特征

由图2可清晰看出移民前、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差异性。移民前,农户生计策略构成是以农业主导型为主,纯农业型为辅,兼业型、非农主导型并存,非农业型极少;移民后,农户的生计策略构成主要是以非农主导型为主,兼业型与非农业型为辅,其次是农业主导型,纯农业型极少。

3.1.1 纯农业型

纯农户家庭劳动力主要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农业收入几乎是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移民搬迁前,341户农户中,纯农户为89户,占样本总数的26.2%,户均耕地面积1.3 hm2(旱田),户均3.78人,家庭年可支配收入不足5 000元。由于交通不便、劳动力技能缺乏,家庭很少有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农户整体生计状况较差。移民搬迁后,341户农户中,纯农户为24户,占样本总数的7.1%,户均耕地面积0.53 hm2(水田),户均2.88人。这一类农户家庭人口年龄较大,青壮年劳动力不足,有些甚至由于身体缺陷丧失劳动能力,只能从事单一的农业劳动,种植品种主要以粮食作物为主,品种单一且附加值低。纯农户由于生计资本羸弱,生计方式单一,无论是移民前还是移民后,农户收入都比较低,陷入生计困顿。

3.1.2 农业主导型

农业主导型是家庭劳动力主要投入到种植业与养殖业中,农业收入占到家庭收入的60%-90%。同时,为了改善家庭生计兼有临时务工、打零工等非农业活动,但农业收入仍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移民搬迁前341户样本中,农业主导型有146户,占样本总数的42.7%,是调查农户移民前最重要的生计策略类型。农户耕地以旱田为主,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同时,由于山区牧草地面积广大,畜牧养殖也成为农户重要的生计方式,养殖的牲畜主要以养羊和养牛为主,养殖方式粗放,以放养为主,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都很低。而在农闲时间,家庭剩余劳动力转移明显,通过短时间的打工,可将家庭的人力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以缓建家庭压力。移民搬迁后,农业主导性农户有53户,占样本总数15.6%,这部分农户耕地主要以水田为主,种植包括玉米、枸杞、葡萄、中药材、西甜瓜等多种农作物,耕地产值大大提高。尽管也有少量的务工收入,但农业收入仍是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农业主导型的农户,无论是移民搬迁前还是搬迁后,均表示可以基本维持家庭的温饱和正常开支,但家庭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疾病及子女外出上学等事件的能力还是不足。

3.1.3 兼业型

兼业型农户主要采取农业与非农业活动兼具的方式来维持生计。在移民搬迁前,兼业型农户为64户,占样本总数的18.8%,户均4.76人,劳动力充足,农忙时主要以种植、养殖等生计活动为主,农闲时则外出务工。移民搬迁后,兼业型农户为87户,占样本总数的25.4%,由于安置区交通便利,靠近城市,而且家庭可供耕种的土地有限,农户多依靠外出务工来转移家庭剩余劳动力。这一类型农户在搬迁前与搬迁后在家庭生计方面都具有较大的优势,应对生计风险的能力明显高于前两种类型。

3.1.4 非农业主导型

非农业主导型农户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依靠非农业收入,家庭劳动力主要投入到非农生产活动中。在移民搬迁前,有31户农户属于非农业主导型,占样本数量的9.1%,这部分农户在劳动力素质、拥有物质资产、拥有的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因而家庭生活条件较好。移民搬迁后,非农业主导型农户为112户,占样本总数的32.7%,是移民搬迁后农户最主要的生计策略类型。红寺堡区由于移民安置数量大,土地面积有限,移民的耕地数量要远远低于搬迁前。在这种情况下,务工成为农户主要的生计方式,表现为家庭中老年劳动力从事少量的农业生产,而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而且农户务工种类多样化,务工区域也从区内扩展到宁夏周边的内蒙、甘肃等省份。家庭呈现出“候鸟式”的生活状态,即冬季回家过年,其他季节外出打工,平均务工时间都在8个月以上。虽然短期内农户的生计状况不佳,但长远来看有利于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建立。

3.1.5 非农业型

非农业型农户家庭收入几乎完全依赖于非农生产活动,非农业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移民搬迁前,11户农户属于非农业型,占样本总数的3.2%,这部分农户大多是离土不离乡,以区内务工为主。移民搬迁后,65户农户属于非农业型,占样本总数的19.2%,尽管在搬迁后移民务工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但由于文化程度低、务工技能缺乏、年龄偏大等因素影响,移民主要从事收入较低、稳定性差的建筑类工作。甚至在部分劳动力缺乏的家庭中搬迁后的平均收入要低于搬迁前。这主要是由于搬迁后许多农户被迫放弃熟悉的生存技能而外出务工,在很长的一个时间段内不仅收入较少,而且生计压力不断增大造成的。

通过对研究区农户移民前、后生计方式、生计策略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农户通过对生计策略的调整来适应移民搬迁所带来的地理环境、生计资本等变化。无论是纯农业型还是非农业型,单一化的生计策略往往是农户迫不得已的选择,家庭生活条件差,贫困程度深。而移民搬迁为农户多样化的生计选择带来了机遇。

3.2 不同安置时间农户的生计策略

为了进一步分析移民搬迁安置时间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将红寺堡区移民安置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移民。1998年开发建设,计划安置移民100万人、兴建13.3万hm2新灌区、投资30多亿、用6 a时间建成,又被称为“1236”移民。第二阶段:异地扶贫搬迁试点移民(2001-2007年)。主要是将难以解决温饱的六盘山水源涵养林区、中部干旱带等贫困地区群众,整村易地搬迁安置到扬黄、引黄灌区。第三阶段:“十二五”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2011-2015年)。该阶段红寺堡区计划安置移民7 208户,31 500人(表3)。

由于移民不再是自然的过程,而是由政府主导下的人口迁移,相关学者研究发现,移民对农户生计资本量和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25,26,27]。本研究中,不同安置时间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差异明显。“1236”移民时期,农户生计策略类型以农业主导型和纯农业型为主,占样本量的71.6%,家庭劳动力从事种植和养殖等活动(图3)。调查样本中大河乡的香园村即是最早的红寺堡移民开发区移民试点八村之一,搬迁后移民户均0.67 hm2水浇地,农户宅基地还附带庭院经济用地,可以发展特色种植和养殖;异地扶贫搬迁试点移民时期,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趋势明显,农业主导型、兼业型、非农主导型占到样本量的81.7%,纯农业型和非农业型仅占18.3%。调查农户户均耕地面积0.43 hm2,发展设施农业与特色养殖业,同时兼有劳务产业的发展;“十二五”生态移民时期,移民人均0.07 hm2耕地。

实际调研中,由于耕地没有分发到户,而是进行了集中流转种植,部分农民并不清楚耕地政策,甚至表示没有耕地。移民宅基地户均270 m2,住房面积54 m2,一户三代7-8个人,最多16个人住在两间房内,十分拥挤。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多选择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打工的生计策略,维持家庭生计。这部分农户由于搬迁定居时间短,生计资本羸弱,劳动技能匮乏,外出务工人员大多从事建筑业工作,收入低,就业稳定性较差。随着红寺堡移民开发进程的不断推进,纯农业型、农业主导型农户比重缩小,非农业主导型、非农业型农户比重增大,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非农户和多样化趋势不断增强。而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主要通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作用于环境,对生态环境产生显著的影响。

3.3 不同类型农户的生态足迹

由表4可以看出,移民人均生态足迹由移民前的0.944 hm2/人下降到移民后的0.618 hm2/人,说明了农户生计活动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减轻。进一步分析得出,移民后耕地、草地、林地的人均生态足迹都降低,而水域、能源用地、建筑用地足迹增高。这说明随着农户生计策略的多样化与非农化趋势加强,农户对耕地、草地、林地资源的影响逐渐下降,而对水域、能源用地、建筑用地的影响逐渐上升。分析原因主要是由于移民后农业生产的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单位资源的生产效率提高,耕地、草地、林地等生物质资源的生态足迹不断降低。农户生态足迹组分中水域和能源用地足迹增长最快。这主要是因为,移民搬迁带来农户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造成的。农业生产方面,水资源是影响研究区移民生计的重要资源,农业生产灌溉用水量不断增加导致农户对水资源的影响强度增大;农户的生活能源方面,由于煤炭、电能等直接能源的可获取性增强,商品能源的消费量不断增大,直接能源消费成为能源用地足迹的主要来源。总体来看,移民搬迁有效降低了农户对生态环境的压力。移民农户生计行为活动向环境友好型转变会对生态足迹产生重要的影响。

移民后,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生态足迹具有显著差异性(表5)。纯农业型、农业主导型、兼业型、非农主导型、非农业型农户的人均生态足迹依次降低,纯农业型农户的人均生态足迹为1.244hm2/人,分别比农业主导型、兼业型、非农主导型、非农业型农户高0.091 hm2/人、0.156 hm2/人、0.290hm2/人、0.430 hm2/人。进一步分析农户生态足迹组分发现,纯农业型、农业主导型、兼业型、非农主导型、非农业型农户的耕地、林地足迹依次降低,其中纯农业型农户的耕地足迹为0.676 hm2/人、林地足迹为0.226 hm2/人,分别是非农业型农户的4.85倍、4.15倍;而能源用地足迹、水资源足迹依次增高,其中非农业型农户的能源用地足迹为0.382 hm2/人、水资源足迹0.296 hm2/人,是纯农业型农户的3.10倍、2.59倍;兼业型农户的草地生态足迹高于农业主导型、非农业主导型、纯农业型和非农业型。说明随着农户生计策略非农化趋势加强,农户对耕地、林地资源的影响强度逐渐下降,对水资源、能源资源的影响逐渐上升。从农户的生态足迹组分看,纯农业型、农业主导型、兼业型、非农主导型、非农业型农户的耕地和林地足迹依次下降,相反的是,能源用地足迹、水资源足迹依次上升,兼业型农户的草地生态足迹高于其他类型。这说明,随着农户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对耕地、草地、林地资源的依赖性降低,而对水域、化石能源用地、建筑用地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

3.4 农户生计策略对环境影响的作用机制

移民农户生计策略的变迁受到政策、生计资本及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驱动,逐渐由传统单一化的生计策略开始向多样化、非农化转变,相应的农户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利用强度和效率都将对农村的生态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探明生计策略对生态环境影响的作用机制是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研究中急需解决的科学问题[28]。

农户的生产和消费行为是农村环境变化的直接驱动力。移民搬迁前,种植业是农户首选的生计方式,调查的341户农户中,从事种植业的占样本总量的91.3%。由于气候干旱,灌溉不便,农业生产主要以旱作农业为主,加上土地贫瘠,耕地坡度大,水土流失严重,耕地产值每公顷仅7 000元。随着家庭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农户大多通过开垦荒地、增加耕地面积来保证粮食的产出。同时,畜牧养殖业也是农户重要的生计方式,调查农户中,有287户从事畜牧养殖,主要养羊、牛、猪等牲畜。依靠放牧扩大养殖规模的生计方式对生物资源产生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移民前由于生计资本羸弱,农户通过购买消费的直接能源较少,生活用能很大部分依赖于薪材。在生活能源消费结构中,薪材占42.9%,秸秆占34.2%,电力占20.0%,煤炭占2.7%,沼气占0.2%,其中,生物质能源消费量占77.1%。以薪材为主的能源利用方式,对林地资源的依赖程度大,薪材的过量获取,会破坏森林,进而导致生态退化等问题,加之农村薪材利用率普遍不高,这样既浪费了木材,又破坏了生态环境,农户的能源消费行为呈现不可持续性。

移民搬迁后,生产和生活条件有了大幅度的改善,这时农户生计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商品能源的使用增加。“1236”移民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保障较好,人均耕地面积约0.13 hm2,都集中于扬黄主灌区内,灌溉用水基本能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但由于工程建设前期并未考虑排水,移民在耕作过程中有灌无排加之夏季气温高,蒸发旺盛,导致土地盐碱化问题日趋严重。目前,研究区土地盐碱化面积达0.69万hm2。同时,农户在农业投入方面的积极性增加,种子、化肥、农药的投入约7500元/hm2,2013年红寺堡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为3.4万hm2,农用化肥实物量为3.87万t,农药使用量8 696 kg,折纯后化肥施用强度为208 kg/hm2,农药使用强度为3.88 kg/hm2,这都较移民搬迁前有了大幅度的增加,由于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会导致土壤结构和功能的退化,增大了农村环境污染的风险。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搬迁后农户生计情况有了大幅度改善,以商品能源为主的直接能源消费大幅度增加,电能、煤炭的消费量占到了家庭能源消费的80%以上,用于吸收碳排放的化石能源用地增加,能源用地足迹成为生态足迹组分中增长最快的部分。

同时,移民搬迁后农户生计非农化水平不断增强,许多移民土地进行了流转以提高耕地资源利用效率,农户对耕地资源的依赖性降低,大量劳动力被解放出来,从事务工、经商、家庭副业等生计活动的农户不断增多。以弘德一村为例,农户人均0.07hm2水浇地,都采取土地流转的方式,每公顷流转费用2 200-4 500元不等,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构成中不足10%,而非农就业收入则占到了90%以上,成为农户的主要生计来源。农户的生产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小,本地非农就业与外出务工的农民大量增加,显著减轻了集中安置区的人口压力。同时应该引起重视的是,移民安置区生活垃圾和污水的大量增加,由于缺乏有效的垃圾回收与污水处理方式,有86.3%的农户表示移民村的环境受到了影响。调查农户生活垃圾产生量平均为1.23 kg/d,红寺堡镇弘德一村1 480户计算,每天产生的垃圾就达1.82 t,农户的处理方式主要以焚烧和随意丢弃为主,增大了生态环境恶化的风险。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式获取红寺堡区10个典型移民村的调查数据,首先通过对移民生计策略类型的细分,对比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移民前、后的生计特征,进一步分析了安置时间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并运用生态足迹法定量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研究试图通过对具有“移民”和“农民”双重特征的农户实证研究,探析农户生计策略对生态环境的作用路径及结果。

研究表明:1)红寺堡区移民生计策略类型差异显著,可细分为纯农业型、农业主导型、兼业型、非农主导型、非农业型五种类型。移民前农户生计策略以农业主导型为主,纯农业型为辅,移民后以非农主导型为主,兼业型与非农业型为辅,说明农户通过对生计策略的调整来适应移民所带来的变化,移民搬迁促进了农户生计由单一化向多样化、非农化转变。

2)移民安置时间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随着红寺堡移民开发进程的不断推进,纯农业型、农业主导型农户比重缩小,非农业主导型、非农业型农户比重增大,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非农户和多样化趋势不断增强。

3)移民人均生态足迹由移民前的0.944 hm2/人下降到移民后的0.618 hm2/人,移民搬迁有效降低了资源与环境的压力,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对耕地、草地、林地资源的依赖性降低,而对水域、化石能源用地、建筑用地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农户生计策略向环境友好型转变会对生态足迹的降低产生正向的影响。

4)农户的生产和消费行为是农村环境变化的直接驱动力。移民前以开垦荒地和扩大养殖规模为主生产行为和以薪材、秸秆为主的能源消费行为,是造成生态脆弱区生态退化的主要因素。移民后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量的增加增大了农村环境恶化的风险。

4.2 讨论

制度变迁效应 篇6

一、档案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础: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教授的制度变迁理论中的“ 制度”“, 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视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1]225。 档案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与档案事务相关的体系安排及特定成员在档案相关事务中所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档案制度既包括档案机构及其业务的安排,又包括具体业务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如归档制度、鉴定制度、利用制度等[2]20。 一部分档案的行为规则是源自档案发展而自发形成的,而更多的规范和制度的形成是需要外力如国家权力强制决定。“ 变迁”一词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 制度变迁就是新制度安排代替、 转换和交易旧制度安排的过程,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 由此可见,制度变迁具有两重含义:一是制度创新问题,即新的制度安排如何产生的问题;二是如何从旧制度安排过渡到新的制度安排,即新旧制度如何转轨的问题[3]31。 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理论是:( 1)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 2) 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 ( 3) 影响人们对“ 客观”存在变化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1]7。 将制度变迁理论中的产权理论运用到档案制度变迁中,则是对档案信息产权的再认识和再分配的分析;将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国家理论运用到档案制度变迁中,则是对国家在档案制度供给方面的主导作用和内在矛盾的分析;将制度变迁理论中的意识形态理论运用到档案制度变迁中,则是固有档案文化观念在推进及阻碍档案制度变迁的作用的分析。

二、档案信息产权的再认识和再分配的分析

信息产权是信息所有人或其他信息权利人对相关信息在采集、 使用、转让、存储、修改等活动中所享有的人身权与财产权。 档案信息产权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档案资源所有权的主体,即档案归谁所有,拥有档案产权的同时对产权承担明确的责任;另一方面是档案资源所有权的客体,即档案所有人所有、使用、支配的权利,包括有档案本身的产权,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权,档案信息产品的所有权、交易权。 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国家档案全宗理论的影响,我国对档案的所有权问题是这样规定的“: 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国家全部档案成为国家所有的文化财富,彻底废除了档案的所有制,实行了档案的国有化。 ”受国家所有制的影响, 我国绝大部分档案资源归国家所有,对其的占有、使用、处置均由国家来决定。 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档案的概念也逐步扩大,档案的产权问题日益得到重视,《 档案法》 明确规定了我国档案的所有制形式有三种,即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 而现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机制根据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变动引起价格变动从而实现对资源进行分配,组合及再分配与再组合。 由此引起了对档案信息产权的再认识。

产权理论是私有企业的产权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产权人有较强的激励机制去不断提高企业效益。所以,要明确档案信息产权, 调整和优化档案信息产权的结构,从而优化档案资源配置。 由此推进了档案制度的变革。一直以来,档案都具有“ 准公共物品”的属性, 档案部门是公益性事业机构。 政府“ 垄断”档案资源,档案的信息产权归国家所有,政府调整和明晰档案的信息产权。 各档案馆的档案信息利用率与其馆藏档案数量相比极其低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其中的信息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二是各档案馆馆藏中存有无用信息,占有大量的空间和保养经费[4]5,因此导致资源的浪费与闲置。 解决这种资源浪费与闲置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引入市场机制,即以产业化的运作方式建立档案信息市场。

由上文所述,档案制度的一系列变迁体现在对档案信息产权的再认识和再分配上:档案制度变迁的本质就是对档案信息产权的再认识和再分配。 产权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 档案信息产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一种客观分布而形成一种资源的客观配置状态,档案制度一系列变迁就是促进形成这种稳定的产权格局。

三、国家在档案制度供给方面的主导作用和内在矛盾的分析

关于国家存在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契约理论,即国家起着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作用;二是掠夺论,即国家代表该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向其他集团或阶级的成员榨取收入。而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明确国家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利用暴力。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国家是以公正为交换在提供服务与保护,例如国家为档案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同时也会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自上而下地强制性档案制度变迁。

国家对档案的影响直接作用于档案制度上。档案制度并不是自然出现形成的,国家对档案制度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的基本原理之一是政府一旦介入到某一政策领域内就可以通过官僚制度组织结构成为物品和服务的直接提供者[5]2。 各国均为各级政府部门收集和保管的档案制订了各种细致的规则,如档案收集制度( 归档范围和立档单位的设定)、档案鉴定制度( 保管期限表隐含的意义)、档案利用与开放制度等等,以确保政府对档案的连续性的、系统性的积累。 国家在档案制度方面的需求体现在档案制度要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档案制度要为社会福利最大化起积极推动作用。

国家在档案制度供给方面的主导作用在于为满足其在档案制度方面的需求,提供相应的档案制度的供给。 通过国家在档案制度的需求和供给的作用体现,不难看出国家在档案制度供需的内在矛盾,即争取统治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与协调档案制度供需均衡之间的矛盾。 档案制度变迁必然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制度状态的变换在时间上延续和空间上延伸。 国家领域、市场领域、公众领域、私人领域在档案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制约。“ 一切政治都必须在权利面前屈膝”[6]139国家对于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必然建立在权利政治的基础之上,国家不仅要确定和主张权利,也要明确社会的制度保障机制,即国家在制度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还必须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如此,档案制度不仅是国家控制社会和公民的工具,更是国家在政治权利同公民权利的权衡中相互交流、协调、缓解矛盾、 和谐相处不可或缺的角色。

由上文所述,不可否认国家在档案制度供给方面为满足档案制度需求而提供相应档案制度供给所作出的贡献,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 但是,在由强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强社会的结构模式转变的今天,档案制度的推行也相应地发生强制性档案制度实行———强制性与诱致性档案制度实行相结合的模式转变。

四、固有档案文化观念在档案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分析

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意识形态是由互相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包括道德和伦理法则。 通过意识形态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并在被一种“ 世界观”导引下产生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文化和行为。档案文化观念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下社会成员对档案文化的共同认识或看法。 不同的社会形势、不同的历史时代会有不同的档案文化观念。 由此可见,档案文化观念是意识形态在档案领域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档案文化观念是人们在档案领域中的“ 世界观”,通过这个世界观,人们认识了解了当下的档案大环境,并表现出为这个世界观指导下的档案行为。 作为非正规约束的固有档案文化观念在档案制度的演进中其重要的作用, 表现为具体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对档案制度变迁起着积极推动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对档案制度变迁起着消极阻碍的作用。

意识形态是与对制度特别是对交换关系的正义或公平的判断相连的。当一个领域的个体具有共识时,一致的意识形态就会出现, 而歧义的意识形态就会源于对现实感知的差异和矛盾。 因而,一致的意识形态可以替代规范性规则和服从程序[1]229。 过去中外传统档案文化观念中都强烈表现出“ 官本位”的观念,即档案为政府所有, 为政府所用,为政府记史,是国家叙事的重要载体。这种官本位为特征的档案文化观念是其历史和社会赋予和决定的, 也就是所谓的 “ 存在即是合理”,并且档案文化观念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上得到固化和传递,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推动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主导的档案制度变迁。 固有档案文化观念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政府可以在几乎不用或是少量暴力控制的情况下即可完成“ 自上而下”的档案制度的变革。

但当今社会,尤其是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对民主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涨,民主社会成为越来越多国家今后发展方向,逐渐由“ 社会国家化”向“ 国家社会化”的公民社会转变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档案制度也会相应地从传统的“ 国家所有”、“ 单位所有”转变为 “ 社会所有”。 这时,持有固有档案文化观念的群体就会为个人或一群人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新档案制度形成“ 看不见”的巨大阻力, 进而阻碍档案制度变迁;而在民主社会中形成了顺应时代的先进档案文化观念的群体就会为新档案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巨大的推动力量,推进档案制度的变迁。

综上,以档案意识形态存在的固有档案文化观念在档案制度变迁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力量,或是档案文化观念与时代背景下制度变迁方式达成一致,则推进档案制度变迁;或是档案文化观念与时代背景下制度变迁方式相悖,则是阻碍档案制度变迁。

诺思制度变迁理论述评 篇7

一、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相关概念

从目前我们所能读到的诺思的文章来看, 诺思对“制度”所作的最详尽的定义是在他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制度变迁的理论》中表达出来的, 他认为, “制度是人所发明设计的对人们相互交往的约束。它们由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束 (行为规范、惯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为准则) 和它们的强制性所构成。简单来说, 它们是由人们在相互打交道中的强制约束的结构所组成。制度所强加的约束目标和个人在制度设置中选择的同一性的程度取决于其强制的有效性。这种强制的有效性的实施一方面来自甲方 (自我限定的行为准则) , 一方面来自乙方 (报复) , 以及或者来自第三方 (即由国家的社会制裁和强制实施) 。制度是通过交易费用和转型 (生产) 费用 (与所用技术一起) 来影响经济实绩的”。

诺思的制度变迁指“制度创立, 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可以说, 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 即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 或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生产过程以及交易过程。“在一种给定的环境下, 可能存在可以获取的外部潜在利润, 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只有在下述两种情形下才会发生:一种情形是创新改变了潜在的利润, 一种是创新成本的降低是制度的变迁变得合算了。

制度变迁理论有三大基石:第一, 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第二, 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第三, 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映的意识形态理论, 这种理论解释为何人们对现实有不同的解释。诺思认为, 由于人类自身的生产能力和生存环境的约束, 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效益和安全保障, 而所有权是交易的先决条件, 所有权结构的效率引起经济增长、停滞或经济衰退。国家则规定所有权的结构并最终对所有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此外, 由于意识形态提供一种价值和信念, 它是个人与社会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 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的合法性或凝聚某些团结的功能, 因此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二、制度变迁理论的新发展

诺思日益认识到理性选择模型的局限, 逐渐把考察的重点放在认知与制度的关系方面, 强调努力理解人类如何学习, 似乎是通向理解人类周围世界之精神构架的捷径。在此探索过程中, 诺思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制度演化理论。其中, 认知因素占有突出的地位。

(一) 诺思重新诠释了“制度”这个概念

诺思从制度与意识形态 (认知) 的关系来看, 意识形态和制度都可以归结为是共享心智模式 (mental mode) 。同时, 心智模式决定了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外在的选择, 制度结构也反映了时间进程中信念的积累。制度被看成是“共享信念”或协调性知识的总和, 缩小了我们为了行事成功而必须了解的东西的范围。这能使我们对他人的行为做出更准确的预期, 即使我们并不掌握关于他们的详尽的知识, 这是从认知或行为经济学角度对“制度”的重新解读解释。

(二) 诺思建立了制度演化模型

诺思认为, 制度实际上是人们认知活动交流的产物, 它是在共享心智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 在此, Denzau和North;Mantzavinos、North和Shariq提出了一个“共享心智模型”, 只有形成共有信念的制度沉淀下来, 才能降低交易成本, 如果制度不能作为共有信念, 就不可能降低交易成本。他们认为, 有限理性的当事人依靠某种心智模式进行决策, 并通过预期和意识采取行动, 环境变化通过信息反馈会影响当事人的认知, 当事人通过其心智模式对这些变化进行评价和判断, 继而形成新的预期。如此循环, 构成当事人认知和环境的一个互动过程, 这是一个心智模式的调节过程, 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学习过程不仅能够使得个体的心智模式适应环境变化, 而且能够促进心智模式本身的演进, 产生新的心智模式。因此, 环境反馈在决定心智模式的稳定和创造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如果环境反馈被同一个心智模式反复认可, 那么该模式就趋于稳定, 这个稳定的心智模式就是“信念”。鉴于当事人处在一个相互交往的社会网络当中, 个体的学习就变成了一个共享或者集体学习过程。动态地看, 在社会交往过程中, 异质心智模式的当事人相互的知识交流, 不仅形成了共享心智模式, 而且在相互认同的过程中, 该模型会稳定下来, 并固化成共同的行动规范, 这就是制度。制度促进了秩序, 秩序是从心智模式中不同的个体分歧中出现的, 这些分歧是继续演化的源泉。这样一个新的共享心智的模型就把行为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思想都统一起来。

在“共享心智模型”中, 诺思明确区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演化机制。他认为, 一个社会的非正式制度是在人类自发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和变化的, 它“确实是人类行为的结果, 而非人类设计的结果”。正式制度则是外在强加给共同体的, 它是统治者之间相互关系演化的结果, 集体学习在国家演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 不同社会中学习性质的不同, 是国家作为一个强制机构出现的关键。这是因为个体的学习内容主要取决于环境反馈, 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的个体与那些在原始部落的个体所获得的经验不同。例如, 在从人格化交易转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过程中, 由于社会成员可以彼此学习和模仿, 放大了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 为了降低交易费用, 人们不得不依靠专门提供保护的机构。 (2) 在从提供保护的专门机构发展到专门提供保护的国家的过程中, 统治者和选民都经过了一个学习的过程, 因此, 国家具有更大的稳定性。

(三) 重新说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成因及其传递途径

诺思先是从制度的报酬递增和市场的不完备说明了路径依赖的广泛存在。现在, 他进一步揭示了路径依赖的传递途径和认知根源, 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先从认知层面开始, 经过制度层面, 最后达到经济层面。信念决定了制度结构, 因为认知的路径依赖, 制度也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性。认知和制度的路径依赖将会导致经济的路径依赖。

三、中外学者观点与评价

(一) 国外学者观点

罗伯特·威廉·福格尔 (Robert William Fogel) 在约翰·N.德勒巴克和约翰·V.C.奈编的《新制度经济学前沿》中写了一篇文章《道格拉斯·诺思和经济理论》。他认为, 人们把数学模型和经济理论混为一谈是不幸的, 诺思的优势就在于有效地利用历史来解释其理论, 而非依赖数学模型。而且诺思关注的理论问题源于他对公共政策的深入思考。福格尔认为诺思的贡献在于: (1) 他认识到制度安排之成本的极端敏感性; (2) 他区分了制度 (博弈规则) 和组织 (博弈者) ; (3) 他承认偶然性经常在制度变迁中扮演重要角色, 例如革命。

拉坦 (Latan) 为对制度变迁的需求与制度变迁的供给共同决定着制度的变迁。他建立了一个制度变迁模型, 该模型接受了新古典学派的最大化假设, 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并利用了供求均衡的概念。他赞成诺思关于西欧在公元900—1700年间经济增长的解释, 制度变迁是由人口增长对稀缺资源的压力增大所导致。他也同意舒尔茨观点: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最终导致了制度变迁。总的看来, 拉坦的制度变迁模型的基本观点是, 在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 需求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 当制度变迁的收益超过成本时, 产生制度变迁的供给, 就会发生制度变迁。

青木昌彦在其《比较制度分析》中继承了诺思关于制度的看法, 把制度视为博弈规则, 并假定当事人有限理性等。不同的是, 通过一个演进博弈模型把诺思的框架形式化, 青木昌彦的制度演化逻辑可以表述为:参与人在反复博弈中不断调整决策以寻求利益最大化, 同时也了解有关参与人在行动决策时可能采用的规则的一些显著特征。根据这些浓缩信息得出自己在各种可能情况下的行动规则 (即策略) 。所有参与人根据他们对别人行动规则的主观认知 (信念) 形成自己的行动规则, 这些规则是浓缩的、不完备的。当这些浓缩认知稳定下来并不断再生时, 参与人自己的行动规则才能趋于稳定, 反之亦然。当参与人的信念和行动规则一致时, 纳什均衡就出现了。均衡被参与人共同遵守, 在均衡条件下, 每一个参与人对他人选择行动规则的预期稳定下来, 这种预期沉淀即为共有信念, 参与人相互之间通过共有信念进行持续博弈。制度在这种预期稳定和共有信念形成过程中产生。参与人基于共有信念决定随后的策略选择, 导致均衡的再生, 均衡的再生反过来又强化了共有信念。经过这样一个反复过程, 制度不仅内生出来, 而且稳定下来, 并作为客观之物呈现在参与人的意识中, 被参与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是共有信念系统的演化导致了制度变迁。这一结论和诺思的理念是一致的。青木昌彦的制度演化模型比较规范和完整地模型化了诺思早期发展的制度演化理论, 特别是在这个模型中, 参与人的行为假定和环境假定得到有效处理, 使得新制度经济学不再依赖新古典主义的方法论。

(二) 国内学者的观点

左建龙 (1994) 就认为, 从方法上看, 诺思尽管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假设, 但他仍然沿袭了新古典理论的传统, 采用成本—收益分析、稀缺性和市场竞争的假设、有限理性的假设, 并且运用一些新的研究, 如对利他主义、意识形态等。从内容来看, 诺思的制度理论使人们对经济增长的根源更为理解, 也更令人信服。诺思理论创新意义的另一个表现是, 尽管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东欧中亚国家由集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描述甚少, 但他的制度分析思路及其重要内容无疑对转型的成败得失过程颇具解释力, 这也是各国学术界在论及中国经济变革时广泛引用诺思著述的原因。诺思的分析缺陷在于, 尽管交易费用概念在制度理论中举足轻重, 但对之并未给予量化的处理, 因而对制度运作效率的比较略嫌分量不够。

林勇 (1994a) 通过比较马克思和诺思在制度分析上的异同, 得出对诺思理论的一些看法。诺思对人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变迁的研究, 有助于寻找阻碍经济改革进程的体制外原因, 可治理“搭便车”。诺思认为, 人之间除了阶级关系还有多种复杂关系, 也是可取的, 但是他过度夸大了人口增长对经济的作用。林勇 (1994b) 还比较了刘易斯和诺思的经济增长制度分析。比较后, 他认为, 诺思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框架, 运用现代化产权理论说明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使制度分析在理论上更趋成熟。而且诺思关于阻止人均资源递减的方法是扩大知识存量和推行制度创新, 并重视国家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 是值得借鉴的。但诺思以西方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来规范发展中国家, 是有偏颇的。

蒋雅文 (2000) 详述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内容, 然后对这一理论的现实性和合理性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 认为诺思的制度变迁模型有一个缺陷:诺思在用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观点解释问题遇到困难时, 引入了意识形态理论, 于是人们因认识的约束而从事道德的、纪律的、利他的行为活动, 双重标准很难被列入同一理论框架。诺思制度变迁理论本身是坚持经济人假设的, 引入了意识形态理论, 就等于推翻这一假设, 也就是说诺思在用意识形态理论解释历史事实的同时也推翻了自己确认并完善的经济人假设。

李伟群 (2005) 指出了诺思意识形态理论中的缺陷。一是诺思的说法前后不一致, 诺思说家庭和教育会灌输给人们一种价值观念, 使“每个人的个人行为受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协调”, 即有同一的意识形态, 但又说“不同的意识形态起源于地理位置和职业专门化”, “职业专门化和劳动分工也导致了对于现实的相异的经验和不同的乃至对立的观点”, 即同一社会制度下可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二是诺思在分析意识形态的本质时还指出:“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 但并不适用于任何阶级”, 这是一句前后矛盾的话。三是诺思认为所有历史和社会科学理论只是意识形态的观点, 是不对的。意识形态可以影响人们对历史和社会科学理论的评价, 但是历史和社会科学规律是客观的, 不随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动。

李正图 (2007) 把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的思维框架概括为:首先是五个前提条件, 接着是三个制度变迁类型, 最后是制度变迁轨迹。他提出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思维逻辑框架可以具体化为企业制度变迁、家庭制度变迁、市场制度变迁、政府制度变迁等具体人类社会组织变迁的思维逻辑框架。

杨光斌 (2007) 认为,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解释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很多不能解释的方面, 最重要的是, 在方法论上对统一社会科学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即统一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说。而且诺思在思维方式上改变了人们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因果关系的看法。但诺思基于西方经济的“本土化”观察而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在解释异域制度变迁时遇到困难, 而且在解释“本土化”制度变迁中, 只侧重于连续性变迁方式, 而忽视了制度变迁中的历史关键时刻, 理论的解释力也遇到挑战。他提出要引入非制度性的观念变量到制度变迁模型中, 而且要区分观念的内生性和外生性。

纵观诺思的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理论可以发现, 诺思的观点的价值之处在于:把制度变迁同经济发展绩效直接连在一起, 并指出了两者的正向因果关系;提出了经济制度变迁的“自我强化机制”和路径依赖与闭锁;指出了政府或国家在经济变迁中的地位和应承担的责任。但是不容忽视的是, 诺思对一个发展市场经济国家为什么会出现不同效率的制度结构或安排没有做出正面的回答。诺思所指出的就是因为市场的完善与否决定市场交易成本的高低, 进而影响不同的制度选择, 这显然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 因为市场完善与否, 首先可能就是制度安排不同的结果。为什么会存在“同义反复”?追本溯源就是因为诺思等人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以新古典的“均衡”分析为基础。制度的供给虽然经过“时滞”, 但总会自发向新的均衡调整, 即使出现制度的闭锁, 也是制度的自我强化机制形成的。

四、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改革的启示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一再表明, 从中世纪以来私有产权的明确界定与国家对私有产权的保护, 是西方世界近现代市场经济兴起的根本原因。该精辟观点强化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多年来所一直坚持的改革思路, 即只有充分和明确界定产权的刚性构架, 建立一套较为完备的产权制度, 在中国才能生长发育出一个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 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经济增长。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理路对中国的改革实践有一种正效应, 因此, 在改革过程中, 要充分发挥国家在产权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2002年, 诺思曾经到上海做客。他谈到新制度经济学在转轨经济中的运用时, 他认为中国经济当前比较关键的问题在于找到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更有效的演进途径。他举例说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至今还无法发展出个人之间的有效交易, 同时他们对中世纪的欧洲的研究结果表明, 当时之所以能发展出世界贸易和非人格化的交易规则, 与当时所发展起来的制度有很大关系。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但是他认为我们还没有真正解决好发展个人之间的更有效的交易问题。可见, 诺思认为, 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 保证人与人交易的效率和降低当中的费用, 中国经济才能进一步前进。

“诺思悖论” (1) 实际上点出了国家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首先, 政府对创造中国的经济“中国奇迹”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不能否认政府的利益集团存在着官商勾结、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私人化、私人利益商品化等问题。这些逐利行为必然会损害公众福利, 增加社会成本, 导致制度僵化, 从而既损害了社会效率也伤害了社会公正。其次, 国家在产权方面起到积极作用表现在它的两项职能:一是为产权的运行提供一个公正安全的制度环境;二是提供产权运作的范围。而利用宪法和法律来限制国家权力是一个保证国家完成这两个职责的关键措施。而且, 要消除国家的消极作用, 最根本的一条也是加强法治, 通过法律约束政府行为。当前在中国经济领域中存在的政府部门乱收费、乱摊派的现象, 经济政策朝令夕改, 对某些市场的过度规制, 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等, 都是因为政府行为没有受到约束。最后, 除了制度和法律, 还要以下述方法为辅助, 政府和社会当中必须有这些立志去除这些“恶瘤”的有志官员和知识分子, 政府官员的思想问题必须得到重视。我认为, 解决“诺思悖论”的有效途径, 就在于创造一种有效的制度, 加强法治, 发挥其积极作用, 限制其消极作用, 即建立能真正制衡政府机关的法律和机构。

在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中, 其意识形态理论可以完善我们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认识, 对中国的改革实践具有重大启示。诺思曾说过:“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 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 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另外, 诺思向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所作出的分析, 如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团体互动的理论, 没有注意到如何克服团体行为“搭便车”的问题, 又为我们完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从具体实践来看, 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从宏观层面来看, 其意识形态理论可以为我们制定和施行制度变革的政策和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形成舆论环境, 以便在全社会形成改革的共识, 增强改革权威的合法性, 安定社会人心, 稳定社会秩序, 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降低制度变迁的谈判费用、组织费用和新制度运行的实施成本。新制度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给我们提供了规避国有企业经理人员“道德风险”的思路, 即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人意识形态资本进行补贴, 增强全社会意识形态资本存量, 从而运用意识形态信念来改变经理人员的成本—收益计算, 进而影响到其偏好体系和效用体系的改变, 增加利他主义行为的效用, 从而使其行为更自觉地趋向合理化、规范化。这无疑对委托—代理理论提供的激励约束机制, 起到了较好的配合和补充作用。

诺思的制度创新思想在中国的学术界和改革实践中具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要充分发挥国家在制度创新中的积极作用。由于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是成本最低的创新形式, 同时国家为个人和团体创新提供了外在制度环境的支持或约束。因此, 国家在制度创新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学习和借鉴该理论的合理内核, 结合中国国情, 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 丰富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学说, 致用于中国当前改革和现代化建设。

摘要：诺思认为, 制度应当是“被人设计制定的”, 把制度看成一种社会规则, 即是人们较为普遍使用的关系制度的规定。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经历了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转变为演化经济学“共享心智模型”的过程。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揭示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 这对于正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具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诺思,制度变迁理论,共享心智模型

参考文献

[1]Arthur, B.W.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s in Economic Theory[G]//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 Complex System.Reading MA:Addison-Wesley, 1988.

[2]Milgrom, P.R., North, D.C., Weingast, B.R.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the Revival of Trade:The Law Merchant, Private Judges, andthe Champagne Fairs.Economics and Politics.1990, (2) :1-23.

[3]North, D‘.Institutions, Transaction Costs and Economic Growth’.Economic Inquiry, 1987, (25) :419-428.

[4]North“, Toward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W.Barnettetal, eds.Political Economy, Competition and Representation.1993.

[5]North, with C.Mantzavinos, Syed Shariq, learning,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2, Mar, 2004:75-84.

[6]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 罗华平, 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1:225.

[7]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 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4.

[8]道格拉斯.诺思, 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厉以平, 蔡磊,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9.

[9]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 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79-84.

[10]冀红梅, 王覃刚.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工具理性主义思径取向[J].高等函授学报, 2006, (2) :62-69.

[11]吕中楼.新制度经济学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251-263.

基于制度变迁的内部控制制度演变 篇8

任何制度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契约,契约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约束,是人和人相互博弈过程中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 而参与博弈的每一方都有其各自的逻辑, 因此制度的演变也可以说是多重逻辑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内部控制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也是在多重逻辑相互博弈的过程中演化的, 也是在多方博弈过程中不断完善的一个过程。 而诺斯的制度经济学则为分析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包括国家、产权、意识形态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基于这个分析框架,可以较为深刻地解析一项制度安排的演进和发展历程。 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内部控制制度的发展历程, 然后引入诺斯的制度变迁框架对我国内部控制制度演变做更加深入的分析。

二、内部控制制度的产生和演变方式

(一)自发产生

当企业的内部控制活动不具有外部性, 即企业的内部控制活动不会对其他企业产生影响时, 即企业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内部控制制度, 都不会影响到其他企业, 那么内部控制制度就处于一种自发的演化进程中。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会出于管理的目的,自然而然地发现一些内部控制方法, 这些方法, 有的能够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提升企业运行效率,另外一些则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 于是有效的内控措施得以保留, 无效的内控措施被淘汰, 久而久之就会自发形成一套符合企业自身发展规律的内控制度,良好的内控制度的实施往往会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回报, 使企业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从而成为其他企业模仿和学习的对象, 于是一套有效的内控制度就在行业内传播开来, 被不同的企业所广泛使用。 而当一种内控制度被行业内的企业所广泛采用时, 就会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 进而将这些有用的制度写进法律和监管制度。 随着环境的变化, 内控制度的有效性也随之变化,不再适应环境的内控制度被淘汰,企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 寻找更加适应环境的内控制度。 于是内控制度就随着企业的自身发展不断更新、演化。

(二)契约

企业的内部活动不具有外部性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实践中,一项内控制度的实施必然会对其他企业产生影响,即内部控制活动具有外部性。而外部性又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正的外部性, 正的外部性指企业的内部控制改进活动会使得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受益, 负的外部性则指企业的内部控制活动会使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利益受到损害。 因此外部性的存在会影响到企业对于内部控制活动改进的意愿。 如果一个企业改善内部控制活动具有正的外部性, 在增进企业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产生搭便车的行为,即企业改善内部控制活动增进了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却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因此企业改善内部控制活动的意愿就会受到抑制。另一方面,糟糕的内部控制措施具有负的外部性, 即造成利益相关者的损失, 如果企业糟糕的内部控制活动损害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那么企业也不会有动力改善内部控制活动, 因此由于内部性的存在, 企业改善内部控制活动有效性的意愿会受到抑制。

而契约的存在则缓解了上述难题, 当企业通过改善内部控制活动促进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时, 可以通过契约向利益相关者收取一定的费用。利益相关者也可以通过契约监督企业的内部控制行为, 当企业内部控制活动无效而使得利益相关者遭受损失时,就进行惩罚,从而将改善内部控制活动的收益内部化, 消除内部控制活动的外部性, 激励企业持续地改善内部控制活动。 而契约本身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所达成的协议,所以说也是利益相关者促进了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变。

(三)国家强制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 通过契约的方式也越来越难以监督企业的内部控制改善行为。 这是由于当经济环境比较单一时, 企业与相关利益团体之间的交易是可重复的,因此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谴责、排斥、不与之交易来进行惩罚。 而随着经济关系的复杂化, 很多交易都是不可重复的,因此上述的方式就不再有效,通过契约内化内部控制活动的内部性,这时,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供给肯定会低于社会整体利益需求的水平。 这个时候就需要代表公众利益的第三方激励和惩罚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行为。因此政府强制推行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是对自身发展与契约内化两种方式的补充, 是作为第三方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行为的监督, 以强制的措施推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发展, 而政府对于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强力推动往往是在恶性事件发生以后,例如2001 年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才发布了SOX法案。

因此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化方式并不是独立的, 而是各种演进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 是利益相关者、企业、 政府相互博弈所产生的一种动态平衡。 而内部控制相关的每一方都有着各自独立而稳定的逻辑。

三、我国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变

我国内控制度的演变同样是三种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在每个时期,各种方式又扮演着不同的作用. 具体来说, 我国内部控制制度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5 年以前、1985 年—2000 年、2001 年至今, 在三种逻辑的作用下, 各个阶段的内控制度演化方式也有所不同。

(一)1985 年之前

在1985 年之前,我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强调的是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事先进行计划, 企业的生产经营全部都要依赖于上级的生产计划, 因此企业在生产上几乎没有自主性,内部控制制度相对简单,目的是保护业主资产的完整, 以一些简单的内部牵制措施为手段, 以保护资产安全、 查错防弊为主要内容。 在这一时期, 内部控制的重要性还未引起政府的重视。 政府对交易的限制制约了企业之间契约的发展,另一方面,较为单一的经济环境也使得内控需求较弱,政府也没有意识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因此没有相关的法律来对企业的内部控制做规定, 内部控制的演变方式为单一的缓慢的自我演变。

(二)1985—2000 年

1978 年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变为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大发展对内部控制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一时期,内部控制逐渐完善,并拓展为保证公司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和企业管理目标的实现的完善控制体系。 在这一阶段,利益相关者开始主导内部控制的演变, 其标志是制度审计的兴起,如中注协1996 年发布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9 号———内部控制与审计风险 》、人民银行1997 年发布 《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 以及2000 年新 《 会计法 》 颁布时提出的相关要求。 随着审计行业的发展,审计师和审计师事务所介入到内部控制的演变,内部控制由自我发展改进为和利益相关者的博弈。

(三)2000 年至今

2000 年左右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我国内部控制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001 年的 “安然事件”、2002 年 “ 世通” 公司舞弊案件使得美国开始了对于制度审计的反思, 进而出台了史上最严格的内部控制法案———SOX法案,标志着政府开始强势介入到内部控制法规的监管。 受这些事件的影响,2008 年5 月22 日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基于COSO内部控制框架的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10 年4 月15 日, 财政部等五部委又联合发布了 《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从而标志着政府对于内部控制制度的强势介入。

因此从1985 至今的三个时期中,企业自身、利益相关者、政府分别占据了各个时期的主导地位, 并形成了如今这种发展方式并存的发展模式。

四、 基于诺斯制度经济学框架的演变结果的解析

(一)产权视角

内部控制的演变方式经历了自我演变、利益相关者契约化演变、政府强制演变三个阶段, 而如果从信息产权的角度来看, 则是一个信息产权逐步扩大化的过程。 计划经济时代没有相关的法律来对内部控制进行管理,企业自发建立内部控制体系, 内部控制的信息停留在企业的内部。 改革开放时期制度审计的兴起, 标志着审计师参与到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变, 与企业共享内部控制信息的所有权。 2008年,《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的出台标志着政府介入到了内部控制制度的发展, 内部控制的信息所有权扩大到政府层面,最终成为一种公共品。

(二)国家视角

如果从国家视角来看, 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变是一个政治博弈的过程,当产权不明晰的时候,国家依靠“暴力机关” 强制推动制度变迁可以以更高的效率界定产权,增进社会福利,其成本由某些主体承担, 对被管制主体而言, 当被管制所产生的成本大于影响管制规则的成本时, 就会采取手段影响管制规则,即政治博弈的产生。 在我国, 这一行为是由中注协和财政部共同完成的,中注协拟定,财政部以颁布审计准则的形式将其确立。 2006 年7月,内部控制委员会成立,并发布了《 企业内部控制规范 》, 促使了 《 基本规范》的实施。 而基本规范的实施一再延迟,也体现出了政府和企业的政治博弈。

(三)意识形态视角

意识形态为制度变迁提供了支持的世界观。在美国,凯恩斯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支持政府对内控的管制。自由主义可导致内控管制的放松。 两种思潮的相互作用促进了内控制度的发展,例如SOX法案正是由于自由主义泛滥所造成的危机而颁布的。 而我国的意识形态较为稳定, 受意识形态影响不大。

此外内部控制的制度还受到知识存量的影响, 抽样方法的发展促进审计师对内部控制的利用, 从而导致了制度审计的兴起。 而COSO在1992 年对内部控制框架的整合和2004 年的企业风险框架推动了风险审计的发展。这些知识传入我国,对我国的内部控制制度演变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五、结论

总之, 我国的内部控制制度经历了自我演化到自我演化、 利益相关者契约化、 政府管制三者相结合的演变模式, 背景是意识形态的变化和知识存量的积累; 结果表现为内部控制信息产权的扩大化, 从私有品逐步扩大为了公共品。

而这一过程的变化是渐进式完成的,没有出现激烈的变化,新的制度脱胎于旧的制度, 为解决旧制度的局限性而产生。 背后是国家对于投资者保护价值取向的认同, 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

参考文献

[1]何包钢,郎友兴.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胡荣.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3]肖唐镖等.村治中的宗族:对九个村的调查与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4]徐勇,吴毅.乡土中国的民主选举: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研究文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刘亚伟.无声的革命:村民直选的历史、现实和未来[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

[6]范瑜,贺雪峰.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来自全国十个省市的村民自治调查报告[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

[7]周雪光.一叶知秋:从一个乡镇的村庄选举看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J].社会,2009,(3).

[8]Albert O.Hirschman.Riv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 and Other Recent Essay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9]Edward Friedman,Paul G.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Chinese Village,Socialist Stat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

[10]William L.Parish and Martin King Whyte.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

档案制度变迁的驱动机制 篇9

关键词:档案 制度变迁 路径选择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变迁是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导致制度不均衡的结果，制度变迁有两种基本类型:诱制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①对于我国的档案制度变迁而言，当影响档案制度的诸要素发生变化且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产生旧制度下当事人无法获得的利益，利害关系人便会产生创新档案制度的要求。根据交易费用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社会信用理论和公民社会理论，比较成本、提供更多优质服务、找回失去的信任、国家社会化共同构成了我国档案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一、根据交易费用理论，比较成本是档案制度变迁的经济动力

交易理论认为，交易费用是使用市场机制时发生的“制度费用”，交易费用包括一切非鲁滨逊经济中出现的费用，即为了冲破一切阻碍，达成交易所需要的有形及无形的成本。好的经济制度可以有效降低协调成本，即节省交易费用；不好的经济制度则会提高社会的协调成本，即增加交易费用。档案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制度成本，即档案制度费用，主要包括②：1.原有档案制度的沉淀成本，即由旧档案制度的滞后所造成的社会损失；2.新档案制度代替旧档案制度的替代成本，又称档案制度实施成本，即制度经济学家布罗姆利所说的“学习新制度以对新的和从未有过的事情作出恰当反映的成本”。③即对新档案制度要成立机构进行搜寻、探索、实践、分析总结以及宣传、安排推广档案制度过程中所付出的社会成本；3.档案制度转变前后的摩擦成本，即布罗姆利所说的“制度创新还受到达成社会一致的成本的巨大影响”，即新旧利益主体之间以及新利益主体之间在认识上或利益上的摩擦，从而阻碍新制度运行和社会发展，形成制度的摩擦成本以及宣传教育或利益调整成本。因此，档案制度选择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成本选择问题。

在改革开放前，档案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政治资源，被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且这种资源的利用也完全依靠国家意志，无法从经济层面解读档案制度，或者说成本极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档案作用的发挥完全取决于政府，政府的态度决定档案开放程度，政府的效率决定档案利用效率，也就是说，由于国家与社会组织和个人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且每个人的偏好是不同的，要达成一致意见，不仅成本很高，而且很可能会陷入“阿罗不可能定律”。

档案制度变迁的目的是在于通过新的档案制度设立，为社会公众提供更经济、更便捷的档案利用路径，创造一种更高效、更公平的档案制度环境。但是目前的档案制度却存在若干人为制造的政策障碍，如档案信息传递障碍、档案制度腐败等，由此产生档案制度变迁费用和成本过高；而且目前的档案管理是小规模管理模式，重建设、轻利用，投入大、产出小，效益低下，在组织、管理、科技、资源运用等方面同现代社会极不适应。因此，新的档案制度产生必须以社会成本的节约为出发点与归宿点，通过信息化手段使资金、科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降低档案开发利用成本，增强档案资源开发和利用效率。

二、根据公共服务理论，提供更多优质服务是档案制度变迁的社会动力

根据公共服务理论，国家或政府是基于公共秩序和公共产品而产生的，其存在的逻辑是人们为了节约达成公共秩序和公共产品的契约的交易成本而让渡一部分公民权利组成的公共权力。提供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的本质所在，任何政府都是以提供公共产品、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形象出现的。可以说，政府本来就是一个公共产品。

新公共管理倡导者们认为政府的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有效的政府并不是一个“实干”或“执行”的政府，而是一个善于治理的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应引入竞争机制，并广泛采用私营部门的成功方法，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政府，使政府具备“顾客意识”，并重视产出和投入之间的对比。

从公共事务服务的角度来看，档案既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又具有公民私物品属性，但无论是作为公共产品的档案，还是作为私人物品的档案，都应为人类服务，服务性是档案存在的终极价值。然而，现实中阻碍档案制度变迁的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档案的神秘面纱还没有被揭开，档案的工具性还比较强，档案的利用价值和效益还比较低。而公共服务理论恰好为档案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的价值观被重新审视和校正。档案从过去只是单纯地面向政府扩大为面向社会公众，单纯地为政治服务转为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面服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从过去的封闭、被动、滞后型转为开放、主动和超前型，为社会公众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让利用者满意，使档案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这就是档案制度变迁的社会动力。

三、根据普遍信任理论，找回失去的信任是档案制度变迁的政治动力

“制度能否被信任，取决于它们是否被形成结构，以致它们能够通过推理诉诸其构成规则。在那些没有持续地诉诸这些规则的地方，普遍信任的基础受到削弱。”④“信任一项制度”不仅意味着对制度本身的了解或熟悉，而且最重要的是对制度效力的认可，对制度制定者的制定权的认可。我国目前的大多档案制度都是由政府制定，这也就意味着信任档案制度也就是信任政府，信任政府当然应该信任特定政府的规范性主张。从理论上，档案制度作为规范个人、组织与国家关系的一项公共政策，理所当然应该受到所有人的遵守和信任，但是目前的档案制度并非如此，档案造假现象层出不穷，档案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再加上现代社会要素和信息的流动大大加快，人们对于档案制度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这些都严重损害了人们对档案制度的普遍信任。因此，档案制度变迁重要动力之一就是找回失去的信任，即通过重构社会信任格局，诱导性或强制性地把个人、组织与国家的非信任状态转化为完全信任状态，在社会中为人们之间的普遍信任提供恒久的、可信赖的制度保障——信用档案制度。

四、根据公民社会理论，国家社会化是档案制度变迁的微观动力

公民社会理论认为，公民社会就是处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有组织的社会生活领域，是与国家相对等的一种实体，是联系个人和国家的媒介和桥梁，是形成稳定而长久的自由、宽容和社会参与的政治模式的社会资本。⑤在公民社会中，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及公众领域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平衡发展，体现的是一种平等关系，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国家公共权力平等对称，公民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我国社会部门分布呈现一种非平等、非对称的金字塔型关系，即通常所说的“政府办社会”和“社会国家化”，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档案制度充当了国家控制社会和公民的工具角色。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有赖于一个强壮公民社会的存在和运作，使得市场和国家权力之间，以及不同经济成分、利益集团之间构筑一个相互交流、协调、缓解矛盾、推动合作的公共空间，使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形成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关系。由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的结构模式转变，由传统的“社会国家化”向“国家社会化”转变，必须建立强大的公民社会，这样既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又不至于令国家在市场面前无所作为。因此，目前的档案制度必须从传统的“单位所有”转向“社会所有”，明确界定档案保存、公开、管理与利用的责任，充分实现档案资源的持续保存和最优利用，只有这样，档案制度变迁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繁荣昌盛。

注释：

①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11):384.

②陈潭. 公共政策创新的理论逻辑——以中国人事档案制度为个案理论探讨. 理论探讨[J]，2007(5):143-148.

③蒋青.世界一流经济学名著精缩[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407.

④［英］马克·E·沃伦.民主与信任[M].华夏出版社,2004:7.

⑤汤润千.公民社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5-12.

制度变迁效应 篇10

关键词：制度,制度变迁,集体林权,集体林权法律制度

一、制度变迁理论

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许多学者都探究、讨论过。基于不同的视角,各个学者给出的制度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就是人对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的一种本能思维或心理反应。诺斯则从人自利性的角度分析,认为制度是人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而缔结的契约。无论从什么角度来分析制度这一概念,其实我们都可以说制度揭示的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产物。

但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永远处于最优状态。随着时间、空间的转变,制度也必然的发生变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主体是影响制度变化的重要因素,其决定着新制度的性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以及新制度产生的力量。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产生的矛盾推动了制度的变迁。当然,制度在受内因推动向前进步时,也必然受到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制约。所以,制度的变迁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变迁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有时呈现出逐渐推进的渐进式变化,也有时表现为突发的激进型改变。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二、集体林权法律制度的变迁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在制度变迁的每个时期相应的集体林权法律制度也会随之变化。在1949—1952 年的土地改革时期,国家逐渐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为了与当时的土地政策相适应,我国于1950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农民按照法律规定分得了林地,并形成了“四权”统一的林地个人所有制。

从1953 年开始中央倡导发展农业合作社,并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所以,当时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一般以户为单位,自愿组合成林业生产互助组,但山林所有权基本稳定不变。直至1956 年颁布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中明确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农民土地的处分权基本被剥夺。人民公社拥有了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山林由个人所有过渡到集体所有。虽说1961 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并且国务院在1963 年颁布了《森林保护条例》,196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但面对这种所有制度转变,相关配套的法律并没有起到保护森林的作用,以致随后林业发展建设受到重创。林权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导致各地哄抢山林,随意砍伐林木的现象层出不穷,使我国林业资源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为了改变林业发展面临的困境,1981—1991 年的10 年间我国开始逐渐将原本属于集体所有的林权制度转为集体、个人混合所有,并于1981 年颁布了《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确定了林业“三定”政策,农民对部分林地拥有了经营权。但得到林地经营权的农民并未对政策建立起足够的信心,急于将分到手的林地变为私有,之后对林地上的林木进行了大规模的砍伐。为了遏制这种现象,中央出台了“森林采伐限额制度”。

党的十四大召开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林权的市场化运行提供了政策保障。为顺应这个趋势,1998 年我国对森林法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森林法为深化林权改革,建立林权林地流转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全国各地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通过“确权到户”获得了属于自身的林权,这进一步促进了集体林权自由转让。

稳定的林权制度能够为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提供一个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对其产生激励机制。而回顾我国的林权改革过程,林权的所有者始终处于一种反复的、变化的状态,从农民所有到集体所有然后又回到农民所有。制度的频繁变化使得原本就不够清晰的林权变得更加模糊。农民的林权总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缺少稳定性,导致其缺乏从事林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民不愿意也不敢冒险将精力和资金投入到长期的林业生产中,于是只能谋取短期的既得利益。而短期的经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森林资源,不利于森林整体功能的实现。

但在林权改革的整体进程中,林业“三定政策”还是为现在进行的林权改革搭建了基础框架。在自留山的经营中,保持林权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林木归个人所有。此时林农就对林木享有了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而股份制合作经营则为林业生产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方面的投入。农户以及其他经营主体可以凭借自身拥有的资源按份入股,并且按股分红。这为拥有林地却无法经营的农民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道路。林权的交易流转也充分盘活了林业经营。在林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林地的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分离,分属于不同的主体。通过这些权利的快速流转可以盘活林业资源、扩大林业生产规模、增加农民收入,最终使林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三、目前集体林权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制度若要达到最优的状态就必须要考虑制度间的依存性。既要考虑单一制度中不同功能的相互依存性,也要注意整体制度结构中不同制度间的相互依存性。有效的制度变迁一定是所有的因素和制度全部合理的归于一个框架内,且充分考虑了配套制度与主要制度的功能协调和逻辑统一,以发挥整体的最优功能。基于此理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也是一个整体改革,若要达到目标也需要内部各个因素的协调统一。但目前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仍存在很多没有相应法律依据的环节,需要通过健全法律制度来配合整体的改革。

首先,林权主体在确权后仍不明确。农民通过确权这一过程获得了抽象化的林权,但同时却对拥有的资产无法进行经营和保护,由此也不会关心林地的生产和发展。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个人和集体拥有的都是部分的林权,这就导致林权的流转存在难度。流转过程涉及到的程序和主体过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使流转主体丧失信心,从而使新的林业生产主体无法进入林业生产活动中,造成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缺失。现有税收法律制度规定的税费过重,也是降低农民受益和从事林业生产积极性的主要因素。由于林业产品收益率低,投资者就不愿意将资金投入生产周期长且风险较大的林业,长此以往势必会阻碍林权的流转。

完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对拉动林业生产积极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森林具有生态、经济和社会等多种效益。这些效益决定着林业经营具有利他性和外部性。也就是说,林业主体拥有的各种权利在行使时会受到社会因素的约束和国家的干预,经营主体不可能依据自己的意愿实现利益最大化。其中林木的采伐限额管理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这一制度的产生有其合理、必然的原因,但事实证明其已经不适应现有的林业生产。现阶段,林农收入的多元化结构决定了其不再只依靠砍伐林木获得经济收入。而且林农也清楚林木只有在最佳采伐期时进行采伐,才能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所以,放宽对林木采伐的限制,完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就迫在眉切。

应该根据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种类来分别进行管理。对于商品林地采伐就可以根据农民的意愿随申随批。对已经成熟或过熟的人工用材林可以优先采伐。根据市场的变化来随时调整年度采伐量。对商品林放松采伐管控的同时却要加强生态公益林的采伐管理,特别对生态极为脆弱的地区要实行禁伐。但对林地环境较好的公益林可以准许有计划的采伐,但要以促进森林生态功能和自我补偿能力为目的。

另一需要关注并完善的法律制度就是林业税费制度。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既有的税费制度使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背负了过重的税费负担。除正常的税费负担之外,一些巧立名目的费用也被强加在了林农身上。林业税费有其合理的存在原因。因森林具有的外部性特点,国家才对林木的采伐实施采伐管理制度,而林业税费也正是对因采伐而丧失的森林外部性的补偿。于是林业税费制度和采伐管理制度形成了互补。但林权改革最终的目的就是使农民的收入能够提高,所以必须将不合理的税费去除。

所以,要规范整理林业税目,取消对林农不合理的税费。除国家规定的涉林税费之外,各地自行设立的一律取消,继续稳步推进对林业税收的减免政策的实施。对现有的林业机构进行改革和调整,以降低林业的运行成本,提高效率,提高林业单位为林业生产经营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效率。

人是推进改革的主要力量,所以最后还应从人员入手提高林地管理者的法制意识和对林业法律法规认知程度。减少地方政府对林地管控的行政干预,避免为了地方引进招商项目而对林地的破坏。健全征占用林地管理制度,建立林地征用预审制度,使林业部门参与到工程建设用林地计划的编制和审批活动中。同时,在立法和执法上不断完善林地的保护与管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索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

[3]何得桂.关于深化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J].林业经济,2013,(6).

[4]曹子坚,颜海刚.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启示[J].淮阴工学院学报,2013,(5).

[5]张忠潮,童静.我国林权制度变迁中的可持续性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0,(10).

[6]谭世明.制度变迁视角下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5).

[7]贾治邦.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给我们的几点启示[J].林业经济,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