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制度的变迁

美国联邦制度的变迁（精选10篇）

美国联邦制度的变迁 篇1

美国英语是英国英语的一种区域性变体。17世纪初英语开始移植到美国,到19世纪末基本上形成具有美利坚民族特色的美国英语,至今美国英语已成为了一种重要的世界通用语。随着美国在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的确立,美国英语不仅影响着各国的语言教育,而且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因此各国学者十分重视对美国英语变迁的研究,但是几乎没有人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来进行研究。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20世纪后期,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C.North)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成功地诠释了西方世界崛起的根本原因,获得了1993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思将制度分为两大类,他认为:“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1]非正式约束又被很多学者称之为非正式制度。“语言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本质上说,语言是一种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也是人们用来表达自己思维的一定规则”。[2]不仅是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之内的制度,而且是一种基础性的元制度,因为任何制度都有语言的维度在内。基于这一点,美国英语当然是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之内的制度,而美国英语变迁也就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的动因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诺思运用供求分析法对制度变迁的动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制度均衡状态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可能的。可是成本与收益的变动会使制度产生不均衡,并诱致了安排的再变迁。”[3]我们不妨也运用供求分析法来研究美国英语变迁的动因,通过对影响美国英语变迁供求的因素的分析,可以更深入地认识美国英语变迁的动因。

1 美国英语变迁的需求

关于制度变迁需求的问题,制度经济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认为,只要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制度变迁就会发生,因此外部性的存在是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源泉。“在某种程度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质上是外部性内在化的过程”。[4]人们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就是要求外部性的内在化,获取在现有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的潜在利益。就美国英语变迁而言,影响英语变迁需求的因素很多,其中生存环境的变化;美利坚民族的独立;偏好的变化等是影响美国英语变迁需求的主要因素。

1.1 环境的变化

人类生存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美国英语变迁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变迁,生存环境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英语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且生存环境的变化越大,对美国英语变迁的需求也就越大。

首先,自然环境的变化产生了美国英语变迁的需求。北美有着与欧洲大陆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英国移民来到新的自然环境,他们的母语远远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有关北美的山川河流名、动植物名等地理词汇的供给出现了明显的不足。“词汇是构成语言的基本元素,是实现语言交际的核心”。[5]当这些与自然环境相关词汇出现空缺时,给移民带来了许多生存的困难,因此他们对美国英语变迁产生了很多需求。

其次,社会环境的改变对美国英语变迁也产生很多需求。在殖民时期,英国移民与印第安人、德国人、荷兰人、法国人、西班牙人、黑人等多种民族共同生活在北美这片土地上。在与其他民族的日常接触中,经常会因母语不足而阻碍正常的交际。仅以常见的食物为例,就有印第安语的玉米片、荷兰语的华夫饼干、德语的汉堡包、法语的什锦饭、西班牙语的玉米卷等等词汇是英语中所没有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带来了对美国英语变迁的新需求。

最后,在西进运动中又出现了一次生存环境的巨大改变。建国后,“美国通过购买、协议和斗争将它的版图从密西西比河和东海岸之间的86.4万平方英里土地扩展到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约300万平方英里”。[6]为了开发西部,美国政府对移民实行了优惠的土地政策。无数拓荒者被经济利益所吸引来到了西部。西部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到处是原始森林、荒漠和沟壑,还缺乏基本的生活用品。可就是这样艰难的环境练就了美利坚民族勇于进取、开拓创新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充分地体现在对语言创新的需求上。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对美国英语变迁有了更多的需求。

1.2 美利坚民族的独立

从英国移民到形成美利坚民族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1607年开始,英国陆续向北美移民,先后建立了13个殖民地。作为殖民统治者,“他们对北美的其他种族实施了同化政策,要求他们学习英国的制度、语言,以及以英国文化为导向的社会生活模式”。[7]通过不断的移民和通婚,“1700年到1763年期间北美英裔人口增长了6倍,达150万人,相当于母国人口的1/3”。[8]

随着北美英裔人口的增长,英国殖民地与宗主国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日益加深。殖民地人民通过斗争赢得了经济上的胜利,并萌生了美利坚民族的民族意识。1776年《独立宣言》宣告了美利坚民族在政治上的独立。1812—1814年,第二次反英战争的胜利使美利坚民族又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至此,美利坚民族已获得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但是在语言方面殖民主义的遗毒还大量存在。不少人认为自己的英语不如英国人的英语那样纯正,英国人更是指责美国人在滥用英语,攻击美国人的语言是一种粗俗的语言。可是英国人的指责和攻击非但没有吓到使美国人,反而激起了更多美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他们都希望拥有美利坚民族自己的语言。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就是一位坚强的民族主义者。面对英国人对美国人语言的非难时,他严正指出:“国王英语不是国王的。它是一个合股工会,美国人占其中绝大部分股份。”[9]在众多民族主义者的积极倡导下,要求民族语言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也就是说,对美国英语变迁产生了需求。

1.3 偏好的变化

偏好变化也产生了对美国英语变迁的需求。这里所说的偏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偏好,而是指一个群体共同的爱好、价值观。影响偏好形成的因素很多,而民族文化传统、民间习俗等文化因素是其中决定性的因素。英国移民来到北美,由于多种语言文化的共存,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语言文化,促成了美利坚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偏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比较保守的偏好转变为比较开放的偏好,并表现在语言的创新上。

在北美从来就没有过欧洲那样的封建土地制度,因此也就没有封建思想的束缚。建国后美国实行自由土地制度,鼓励国内外移民开发西部。人们通过经济利益的判断,放弃了比较安逸但又不够富足的生活到西部去发展。他们的偏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因循守旧到勇于创新;从忠实臣民到自我实现,逐步形成了美利坚民族挑战自我,勇于进取的精神。美利坚民族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对语言的创新上,他们敢于突破传统英语的条条框框,寻求新鲜的、独特的、夸张的语言创新,而语言创新一旦被他人所模仿,被周围人所接受时,常常会激起更多人对美国英语变迁的需求。

2 美国英语变迁的供给

制度变迁供给是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情况下的供给。从美国英语变迁的供给来看,影响供给的主要因素有:宽松的社会环境;语言创新成本的降低;上层决策者的支持等。

2.1 宽松的社会环境

在影响美国英语变迁供给的诸多因素中,宽松的社会环境是基础性的因素。1787年5月在费城召开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制宪会议”,3个月后诞生了美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的制订与实施是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重大变革,它不仅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美国英语的创新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因为语言创新的费用主要来自于社会压力。林毅夫认为:“新规则的接受完全取决于创新所到来的效益和费用的个人计算,而且这种创新费用并不取决于创新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努力和资源等形式。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所以创新者的费用主要来自围绕着它的社会压力。”[10]

一般来说,语言创新的社会压力是很大的,常常会影响语言变迁的供给,但是美国的宪法秩序却为语言创新营造了一个宽松的社会氛围。一些语言创新不但不会被认为是违背常规,而且往往被周围的人所模仿,因此平民百姓的语言创新积极性很高,大众化的新词语层出不穷。如:cowboy(牛仔)、frontier(边疆)、lot(一块地皮)、diggings(寓所)saloon(沙龙)、cocktail(鸡尾酒)、jerk(傻家伙)、skunk(卑鄙的人)、back-track(走回头路)、buffalo lick(猛捧一顿)、overall(从一头到另一头)等等。

2.2 语言创新成本的降低

在美国英语的变迁中,语言创新的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仅仅用了近200年的时间就形成了美利坚民族自己的语言。美国英语降低语言创新成本的主要措施是借用外来语。从制度变迁理论来看,语言变迁是一种旨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变迁,直接借用外来语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交易成本,使美国英语变迁得到了快速而有效的供给。

早在北美殖民时期,英语就经常与北美各个种族的语言打交道。可借用的语言种类很多,

提供了长长的菜单。以印第安语为例,美国英语“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借用以及转换、意译、音译和派生等形式从印第安语中借用的常用词语多达1700余个”[11]如,Mississippi(密西西比)、Wisconsin(威斯康辛)、Idaho(爱达荷)等州名、河流山川名一直沿用至今。此外,还借用了荷兰语dollar(美元)、Santa Claus(圣诞老人)、boss(老板)、freebooter(海盗)等词汇;德语的semester(学期)、bum(流浪汉)、dumb(呆笨)等词汇;法语portage(搬运工、搬运)、shanty(棚屋)、crevasse(裂缝)等词汇;西班牙语lagniappe(赠品、小费)sombrero(阔边帽)、plaza(广场)等词汇;非洲黑人英语jazz(爵士乐)、hoodoo(不祥之物)、fierce(好的)等等词汇,举不胜举。

2.3 上层决策者的支持

上层决策者的支持是影响美国英语变迁供给的另一个重要因素。1776年美国在政治上取得了民族独立,但在语言方面仍未摆脱殖民主义的束缚与影响,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举起了民族语言独立的大旗,掀起了平民化的语言创新高潮。由于语言的民族化有利于巩固统治者的地位,符合上层决策者的根本利益,所以上层决策者十分支持民族主义者的行动。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不仅倡导语言的民族化,而且热衷于民族语言的创新。他亲自研究了方言的起源及其对形成美国英语的影响,而且“发现美国沿海居民和西部农民的很多词语,如:rugged(崎岖的)、couth(笨拙的)、appalling(令人震惊的)等简洁生动,富有感染力。他认为这些词是美国英语改革的样板,并建议人们去探索这样的新的民族语言形式”。[13]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也积极支持民族语言的创新。在他就任期间,把美国的领土扩展到了太平洋西岸,开展大规模的向西移民活动,为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19世纪中期,在上层决策者的支持和民族主义先驱者的努力下,美利坚民族终于有了富有民族特色的美国英语。诺亚·韦伯斯特历时20余年编写了《美国英语词典》的出版被后人看作是美国英语形成的重要标志。

3 结束语

美国英语变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变迁,生存环境的变化、美利坚民族的独立以及偏好的变化等因素的变化引起了制度变迁需求;宽松的社会环境、语言创新成本的降低以及上层决策者的支持等因素的变化引起了制度变迁供给。基于制度经济学的供求因素变化的研究,从根本上诠释了美国英语变迁的动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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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罗荣渠.美国历史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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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林毅夫.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C]//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社,200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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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蔡昌卓.美国英语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26-227.

趣谈美国人的阅读变迁 篇2

前几日去图书馆还书，离开门还有几分钟，门口已经排满了人。有母亲带着小孩子的，有中年男子背着重重的双肩包、似乎准备在图书馆坐上一整天的，有中学生，还有老人。开馆时间一到，大家纷纷进门又迅速地散开，去了各自喜欢的角落。很多美国人，或者说美国家庭的时光常常是在阅读中度过的。虽然2007年美国公共广播电台曾报道说，美国人阅读书籍的数量呈下降趋势，但总体来看，他们仍然保持着良好的阅读习惯。而且，随着电子阅读器的普及以及某些畅销书的出现，人们的阅读量反而有所增加。Pew的数据显示，在美国，16岁以上阅读纸书的人数从2011年的72%降到2012年的67%，但阅读电子书的人数却从16%增加到23%。2012年，读书的青少年人数高达90%，65岁以上还坚持读书的老人也占到了67%。今年恰逢亚马逊网络书店创立二十周年，那么这些年美国人的阅读状况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美国剧作家诺拉·艾芙隆（Nora Ephron）曾感言：读书有一种成就感，不光学到了东西，还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大概是很多美国人喜欢读书和阅读的理由。根据统计，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以及收入在5万美元以上的中产家庭更注重阅读；年龄在16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80%表示读书是为了消遣；78%是为了跟上时事；74%是为了个人的某些兴趣而阅读；而56%的人表示是为了工作或者学业的需要。

1994年亚马逊网店刚刚开张的时候，大多数人还都习惯去巴诺、鲍德斯这样的大型连锁书店，或者地方独立书店购书。当时有一本叫《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的心理自助书迅速登上畅销书榜，成了改善夫妻关系的咨询宝典。该书销量超过了950万册，2012年还出版了20周年纪念版。那段时间，心理自助类书籍十分盛行，除了《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还有读者很熟悉的《别再为小事抓狂》（Don’t Sweat the Small Stuff…And It’s All Small Stuff），《心灵鸡汤》（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圣境預言书》（The Celestine Prophecy），以及《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心理自助信息，而且更具有针对性，读者只要敲几下键盘就能不费吹灰之力找到想要的内容，所以，当今此类书籍很难再成堆地出现在畅销书榜上了。《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作者约翰·格雷（John Gray）已经把大部分作品放到了marsvenus.com网站上，还在线回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

1998年前后，网络购书渐成主流，与此同时，美国乃至全世界掀起了一股读书热，读的就是英国作家罗琳（J.K.Rowling）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魔幻小说系列。七部书，热十年，陪伴一代孩子长大，重新激发了孩子们的读书热情，成为老少皆宜的畅销书。《哈利·波特》还创造了美国出版业的奇迹：2000年，《纽约时报》不得不单独创立儿童文学畅销书榜。2007年4月，《哈》系最后一部《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Deathly Hallows）在美国的首印量达到1200万册，通过巴诺书店网站和亚马逊网店的预定量超过100万册。联邦快递曾动用9000辆专车运送《哈利·波特与火焰杯》（Goblet of Fire）。《哈》系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它被翻译成70多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4.5亿册；被华纳兄弟电影厂搬上银幕，屡创票房纪录；电影的成功又带动了游戏产业及其他授权商品的销售。2010年，由环球影厂和华纳兄弟影厂共同修建的哈利·波特主题公园在弗洛里达州正式向公众开放。现在，哈利·波特已经成为了价值高达150亿美元的大众品牌，它造就了史上第一位亿万富翁的作家。

时隔约十年的时间，亚马逊于2007年推出Kindle，掀起了一场数字阅读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图书出版的生态环境。传统实体书店的运营日渐消弱：独立书店不断关门，大型连锁书店鲍德斯破产，巴诺在苦苦挣扎。而电子书的销量却逐年增加。目前，在美国销售的书将近一半是通过网店购买的；电子书的下载量超过20%；40%的成年人通过电子阅读器或其他手持终端阅读电子书。不仅亚马逊、巴诺开发了自主电子阅读器，苹果公司、谷歌、索尼、Kobo也拥有自己的电子阅读器，很多小型图书出版公司和自出版公司都纷纷抢进电子书出版领域。

亚马逊网店创建至今已有二十个年头。这期间，美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技术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信息极大丰富、工作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社会环境里，人们似乎更热衷于借助阅读逃离现实、追寻梦境。《今日美国》（USA Today）图书畅销榜显示，1998年的时候，一周畅销榜的前150位中，小说类占到56%；到2002年，这个比例上升到68%，2010年升到77%，而2012年，小说的比例高达81%。而且，特别有趣的是，基本上都是青少年小说长期占据着畅销书榜的前列，如《哈利·波特》、《暮光之城》（Twilight）、《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小屁孩日记》（Dairy of a Wimpy Kid）。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采用了系列丛书策略，而且都被拍成了电影，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2012年《五十度灰》（Fifty Shades of Grey）的迅速蹿红。对于一向传统保守的美国主流社会而言，《五十度灰》的风靡的确所料不及。不过稍稍分析一下便知，对于忙于日常生活的普通人来说，《五十度灰》恰恰唤起了他们心灵深处的那点儿基本欲望和激情。而且，大部分读者看的是电子书。因此，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读一本特别“黄”的浪漫小说，自然就放心大胆地自娱自乐了。

就外国作品而言，近几年来，在美国唯一持续畅销的只有瑞典作家斯泰格·拉尔森（Stieg Larsson）的犯罪小说《千禧年三部曲》（Millennium trilogy），同样被成功地搬上了电影银幕。

普通美国人获得图书的渠道主要是个人购买和图书馆借阅。虽然至少一半以上的读者选择购书阅读，特别是电子书，但很多人仍然喜欢到图书馆借阅书籍。目前美国大约有12万个图书馆，包括9000个公立图书馆，其中四分之三的公立图书馆提供电子书借阅服务。将近六成16岁以上的美国人拥有借书卡。从图书馆的借阅情况看，普通美国人的阅读似乎还和季节变化以及历史事件有关。比如，当春暖花开的时候，很多中小学校放春假，借阅旅游类图书的家长特别多，都想带着孩子出去走走；圣诞节、感恩节期间，借阅烹调美食书的人很多，因为要准备大餐；而六七月份，孩子们放长假的季节，大量的儿童青少年读物被借出；到诺曼底登陆纪念日的时候，很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书籍成为借阅的热门书。今年是肯尼迪总统遇刺五十周年，读者们又开始对此重大历史事件的书籍产生浓厚的兴趣。

21世纪是信息高度碎片化的时代，是移动信息的时代，五花八门的娱乐休闲方式正在不断挤压人们的阅读时间，所以，也许正如《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所说的那样，美国正在进入一个速读时代。不过，无论是速读，还是慢慢的品读，只要阅读，人类就不缺乏思考的源泉。

论美国大学教师地位的变迁 篇3

1918 年,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凡勃伦(Veblen)出版了批判当时美国高等教育的力作 《论美国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在书中,他批判了当时的美国大学董事会和校长拥有不可分割的权力,可以对教职工行使生杀大权;而全体教职工是一群 “二等公民”, 他们可以分享董事会和校长的自信,但没有决定性的参与权[1]。1948 年,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伊始,在学校教师为他举行的欢迎大会中,他谦恭地表示:对有机会见到全体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们感到万分的荣幸。 这时,德高望重的物理学教授、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拉比教授站了起来,说道:“先生,教授并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教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2]言下之意,大学教授绝非普通的雇员,他们代表了大学,是大学真正的“主人”。 美国大学教师从“二等公民”转变为“大学主人”,何以发生如此巨大改变?这之前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转变的社会动因是什么?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地位”不仅强调教师的职业地位、安全保障、薪水待遇等,更为重要的是,强调教师在大学治理中的地位,即他们有多大的发言权。

为了更好地分析这种转变的来龙去脉,本文结合多数学者对美国高教史的划分进行分析,分为三个阶段:①旧学院时代,主要指美国殖民地学院的建立到美国现代大学出现之前这段时间, 时间跨度大约为1636—1869 年;②大学转型时代,主要指美国现代大学制度从确立到巩固的这段时间, 跨度大约为1870—1945 年;③大学多元化时代,主要指二战后到现在(1946 年迄今)。

二、美国大学教师地位的变迁

1. 旧学院时代的教师地位。 不同于欧洲大学,美国殖民地建立起的第一批学院就形成了外行控制的治理模式。“外行控制”是指学院一般由牧师和地方官员组成的董事会进行管理,董事会中唯一的教师代表是校长,他由董事会任命,只对董事会负责。根据特许状,董事会作为学院资产的受托人,拥有所有的权力;教师只是雇员,缺乏独立性,扮演着教员和学生行为监护人的两种角色, 是一个无法享有威信和特权、自主履行职责的团体。事实上,整个17、18 世纪,教授在与董事会的关系中一直处于劣势和不利地位,19 世纪早期达到最低点[3]31。

教师除了没有大学的治理权之外,其收入普遍很少,社会地位不高,缺乏职业安全感。 此外,州政府不关心教师生活,教师从来没有获得与公务员同等的待遇。 大学校长能随便雇用和解聘教师,并且付给他们认为符合任职条件的教师尽可能少的报酬[4]115。不过,由于教师可以通过校外兼职(如担任牧师)来贴补家用,以及从为学院服务的荣誉感中获得很大的心理满足,因此教师们对薪资并不是特别敏感。 他们最关心的是自身在学院内部的地位和作用。

这种“关心”在美国独立后开始显现出来。随着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入人心,教师越来越不甘心于从属地位,转而要求实现自治。当时,哈佛学院的教师地位之争,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哈佛学院先是由非住校的监事会来治理,后来由校长和评议员或教师构成的法人会加入了治理的行列。 哈佛学院成立法人会的初衷,是希望继承欧洲教师自治的传统,并成为学院的主要治理结构。 但这个初衷并没有实现,教师的地位反而在19 世纪早期遭到进一步削弱。 他们被剥夺了当选法人会成员的资格,取而代之的是校外名流。 这自然激起教师的强烈抗议,但于事无补。除了1806 年有一名教师当选为法人会成员之外,其余的都是外行人士。哈佛学院教师最后一次抗议发生在1825 年,原因是教师对课程设置的普遍不满。 一些教师声称,在这些涉及切身利益的议题上, 教师应更具有发言权,应获得法人会的席位。 然而,哈佛监事会和法人会双双拒绝了教师的这一诉求[5]。 尽管教师的诉求遭到拒绝, 但1826 年监事会颁布的新章程赋予了教师惩戒学生、制定入学标准、规定教学方式等少量权力。其他的诸如政策制定、资源分配、课程修订,教师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

对此,布鲁贝克(Brubacher)和鲁迪(Rudy)指出:对于一些人而言,这似乎很奇怪:当时美国已赢得政治自由,但教师失去了大量的行会自治权;美国成功抵制了英国的税收政策(这是因为英国制定这一政策时,没有美国殖民地的代表),但教师却无法成功地抵制没有教师代表的外行董事会的控制。 然而,如果考虑到当时美国的实际情况,这种悖论就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方面,美国的高等教育财政一直处于一种不间断的焦虑中,尤其是在独立战争期间,学校的建筑遭到严重毁坏,捐赠的基金遭到劫掠。 这个时候只能让外行来领导和资助学院的发展。 与此对应,当时的教师往往刚毕业不久,非常年轻,资历很浅。另一方面,即便在教学领域,教师获得少量的自治权,但外行董事会仍控制了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课程的修订权和学位授予权,这是因为学院是从公众那里获得财政资助, 它必须实现社区的智力目标(intellectual aims)[6]。

总的来看,在旧学院时代,美国大学教师待遇差,地位低,缺乏职业安全感,只能附骥于日渐没落的新英格兰传统,以至于名门望族通常鄙视教授[7]6。 在大学治理中,董事会几乎把握所有重大的权力,教师获得的权力极为有限。

2. 大学转型时代的教师地位。 内战后,美国学院走上了向现代大学的转型之路。 在转型的过程中,一个重要变化是新型教师群体的崛起。 可以说,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即便在最好的学院,教师的作用主要是管训学生,其角色更像是教官而非教师。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德学生的返回,以及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建立,拥有博士学位的新型教师群体拒绝花费大量时间用在学生的管教上,而是转向专业领域。 到了20 世纪,为了提升学科利益和地位,这些新教师群体主张学术自由,拥护职业专业化,并且成立了各种专业的学术学会或协会。

然而,教师的职业地位仍然受到各种限制。 一方面,尽管绝大部分美国大学章程赋予了教师大量管制学生的权力,但在许多方面他们仍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力,包括教育政策的制定、教师的任命和晋升、行政人员的选择、预算决策以及其他院校事务上的权力。 另一方面,董事会仍用一种偏狭的眼光看待教授的身份和地位。在他们眼里,教师群体的地位是低下的。他们不仅反对教授的独立性,而且广泛宣扬教授不能自治的观念。 此外,教师还意识到法院通常把校长和教师当作董事会的雇员,后者可以随意解雇他们[8]。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二等公民”之说。

面对这种处境,新型的教师群体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抗议之路。 他们抗议不公正待遇和地位,要求校方保障其职业安全、地位、薪水和权力等问题。 如1898年,约瑟夫·贾斯特罗(Joseph Jastrow)把广义上的教授地位问题提交公开讨论, 要求给予更多的闲暇、减少教学时间、 提高工资和更多地控制基本的学术政策。 这背后的驱动力与学术自由的兴起紧密相联,而学术自由蓬勃发展的原因在于教师强烈地感觉到“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它是抗议不公正待遇的呼声,其实质与任何其他劳动纠纷并无不同[7]。

在抗议的当中,1915 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的建立,对于教师地位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不仅标志着学术自由原则开始进入制度化阶段,而且意味着教师的地位可以得到有力的保障。 因为作为一个保护教师利益的专业组织,它可以凭借其自身的权威和声望与董事会可能的滥用职权相对抗。这其中,AAUP发表的两份报告具有里程碑意义:第一,1915 年的 《关于学术自由和教授终身教职的报告》,它主要从两个方面保障教师的职业安全、地位等问题。 ①限制董事会随意解聘教师的权力,认为解聘教师的裁决必须经过教师委员会的审查。②通过制定大学教授终身教职的有关规定,保障大学教授的职业安全和尊严,并认为任何关于教授是董事会雇员的说法都是毫无道理和不能接受的[3]。 第二,1940 年的《学术自由和终身教职准则声明》,它除了强调教师所拥有的学术自由外,还指出终身教职是为了达到特定目的的一种手段,特别是:教学和研究自由及校外活动的自由、足够的经济保障使教师职业能够吸引人才。而且,教师或研究人员在试用期满后,应该获得永久的连续性的任职,不得无故解除他们的职责[3]。

总的来说,到1945 年,美国大学教师职业安全获得了很大的保障,社会地位也不断提升。同时,他们在大学管理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学术事务上的管理权力,包括制定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标准、增加或删减课程,以及聘任教师等。 不过,美国大学教师获得的一些权利并不稳定,尚且需要一些机制予以保障和维持。

3. 大学多元化时代的教师地位。 二战后,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与此相应,美国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资金和学院数量等各个方面得到了迅速发展,并成为第一个跨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 这其中,美国大学教师地位有了进一步提升,以至于许多教授把20 世纪40 年代末至60 年代末这段时期称为“黄金年代”。 这或许正是拉比教授能够自负地说出“教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大背景。 总体上来看,教师地位的提升,体现在以下3 个方面:

首先, 学术自由不再只是原则声明中的一个概念,而是一种受到法律保护的特权。 人们曾普遍接受的学术自由观念,在20 世纪40 年代末关于忠诚宣誓的争论中受到了冲击。 若干高校和州议会规定,每个雇员必须签署一项声明, 保证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任何主张推翻美国政府的组织成员或支持者。这种狂热的麦卡锡主义的蔓延,从根本上威胁到学术自由。 美国大学不少教授因为拒绝签署誓约,而遭到解聘。 在此背景下,美国大学教授意识到学术自由作为学界的常识,有必要成为一种特权,并受到法律的保护。 1952 年,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一个保护学术自由的宪法框架。 1957 年,法官弗兰克福特在“斯威泽诉新罕布什尔州”(Sweezy v. New Hampshire)一案中明确界定了学术自由的内涵。法院最终裁决政府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公民“在学术自由和政治言论自由方面的权力”,并且“这些权力是政府不能够轻易践踏的”。至此,学术自由权利首次被司法界认为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一项特殊自由权利[9]。 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特权受到法律认可,意味着教师不会因发表了有争议的话题、持有不同的政见而受到责罚。

其次,教师的职业权利受到立法和法院判决的保护而制度化。 与学术自由得到法律保护一脉相承,教师的职业权利也受到立法的保护。 而且,这种保护不仅针对外部州政府可能的干预,而且指向大学内部可能的侵害。 就前者而言,1967 年,在凯伊西安诉纽约州立大学董事会(Keyishian v. Board of Regents)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州立法要求大学教师签署声明保证从未加入共产党的做法, 因为违反宪法而无效。因此,解雇那些拒绝签署声明的教师是不合理的。 就后者而言,1972 年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规定: 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如果公立大学教师因为被解聘而侵害了他们的财产或自由权,他们有权要求举行公开的听证会;如果大学让教师有理由认为自己会被续聘,或者教师已经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则大学教师有权要求续签合同以及获得终身教职。

最后,教师通过建立集体谈判组织以及参与大学的治理,取得了更大的控制权。 1960 年代初,随着教师对终身教职、工作条件及薪酬的关注,教师工会迅速发展起来。 工会通过集体谈判,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利。 教师群体的工会化,很大程度上促成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美国教育理事会、学院和大学董事会联合发布《学院和大学治理的声明》。根据声明,教师的主要权力范围是课程、教学和研究,董事会或校长具有审查和最终的决策权力,但只可在特殊情况下行使。声明进一步提出,教师应参与大学管理,尤其是在讨论与他们权力范围相关的问题时。“总之,大学教师争取对以前由大学行政人员和董事会所把持的许多领域的控制权, 促进了大学教师专业化发展。除了社区学院的教师, 大学教师牢固控制着与课程、教学有关领域的决策权,并开始参与大学管理,甚至在一些大学董事会也有了教师成员的代表。 ”[4]220

发展到今天,在美国,大学教师已成为一个具有很强吸引力的职业,受到人们普遍的尊重。 对美国大学教师而言,虽然高等教育的“黄金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他们的地位、薪水、职业安全和学术权力等都得到了巩固,甚至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但需要指出的是,大学教师只能是狭义上的“主人”,因为他们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学术领域,而其他的诸如预算之类的权力,仍然把持在董事会手中。

三、美国大学教师地位变迁的社会动因

从1636 年哈佛学院建立时的教师无权无地位,到1970 年代美国大学教师职业地位和权利的制度化,持续了三百多年,这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 美国大学教师地位的变迁, 无疑与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确立等紧密相关, 但追根溯源,这种变迁与整个社会大环境紧密相联。

1. 民主思想。 美国人的民主思想扎根于17 世纪形成的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 在民主思想观念下,美国民众普遍认为,每个人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 民主思想反映到大学内部,表现为大学教师不满于董事会和校长的独断专行、自身的从属地位。 他们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抗议,并最终实现了在大学学术事务上的治理权,从而摆脱了无权无地位的尴尬局面。实际上,美国大学共同治理模式所包含的基本理念,就根植于美国的民主思想中[10]。

2. 社群传统。 美国虽然是一个个人主义国家,但社群传统同样根深蒂固。 社群传统是 “共同体”(community)形成的基础,是个人能够为共同利益走在一起的粘合剂[11]。社群传统反映到大学教师争取权利的方式上,即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当一个美国大学教授被无端解雇之后,往往会有更多的教授挺身而出。更为重要的是,受社群传统的影响,美国成立了各种学术协会组织, 以群体的力量争取权利。这其中最著名的组织是AAUP。 作为大学教授的联盟,AAUP在维护学术自由和保障教师权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法律观念。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法治国家。 法律作为美国文化内在的部分,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异常紧密的联系。 如今,法律已成为美国人自身考虑问题的重要方式,法治更是成为维系这个国家的文化根基[12]。同样,法律也贯穿美国高等教育史,并延伸到校园活动的每一个角落。 反映到美国大学内部,表现为大学教师为了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第一反应是举起法律的武器。在这过程中,学术自由、教师的职业权利最终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此外,从法律的角度看,董事会、各种执行官以及其他行政人员理解和坚守他们的权力范围和限度,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形下进行决策和行动,将会对个人和学校带来不利的法律后果”[13]。换言之,法律不仅保障了教师的权益,而且限制了行政权力的滥用。

四、启示

显然,大学教师地位的提升,关系到教师在大学重要决策中的话语权, 是大学能否实现有效治理或“善治”的重要前提。 那么,当下中国大学的教师地位如何? 无疑,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对失衡的中国大学,除了部分带有光环的教授外,大多数教师在大学内部治理中的地位并不高, 在许多方面听命于、受制于行政人员。为什么会如此?从根本上讲,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正脉是一种政治的文化、权力的文化,有人甚至把这种文化称之为官本位文化。在这种文化下,有时候多见“臣民”而少显“公民”;多见依附顺从而少独立自由;多见集权而少民主,等等。作为一种惰性的力量,它的影响几乎贯穿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它一直支配着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成为国人最主要的心理习惯和思维定势[14]。 无疑,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之下,要改变大学教师与行政人员之间的关系,需要一定的社会转型的时间。 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对的一段时间内,部分教师仍然会以“升官”为荣,行政人员在大学的内部治理过程中依然会处于相对主导地位。

然而,这不等于说,我们只能任由官本位文化支配,而无法改变现状,我们需要一种费孝通先生所言的“文化自觉”,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通过分析美国大学教师地位的变迁,可以发现,正是美国社会四处弥漫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观念,才促使美国大学教师团结起来,“自下而上”地去改变董事会、校长的专权。 而后,通过学术自由、终身制等理念的制度化及教师职业权利保护的制度化实现自身地位的提升。因而,基于文化自觉的意识,从社会层面看, 需要向全体公众传递民主平等的思想观念,进行公民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唯由此,才能为整个社会形成民主平等的思想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大学自身的层面上讲,大学作为社会文化的引领者,承担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社会功能,更应形成一种“文化自觉”。 在大学首先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制定大学章程、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等,依法治校、依章管校,以期改变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失衡的状况,这也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其次,行政人员要自觉自醒地克服官本位观念,明晰大学内部管理的服务对象和主体, 积极主动地为教师服务。最后,教师作为一个群体,应依法依章联合起来,充分利用好当前“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依法治校”的有利外部环境,自下而上地争取应有的合法权利,而不是被动地等待自上而下的给予。

当然,由于各国的国情有别,文化背景各异,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大学教师地位的改变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 高等教育如此发达的美国,尚且花了三百多年,大学教师的地位才有了根本性改观,对于中国大学教师地位的改变,我们更应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但前景必定会越来越美好。

摘要：美国大学教师地位的变迁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与旧学院时代相比,现代美国大学教师的职业地位,尤其是参与院校治理的权力,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可谓是从“雇员”变成了“主人”。这种变迁与美国社会的民主思想、社群传统和法律观念紧密相联。中国大学教师地位的改变,需要克服根深蒂固的文化定势,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前景必定美好。

美国联邦制度的变迁 篇4

[关键词] 美国 对华贸易政策WTO最惠国待遇

中图分类号：F171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8)1-0032-10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与美国的经贸关系无疑是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但也是最动荡、最难以把握的双边关系。自1979年正式建交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快速成长。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25亿美元增长至2006年的2627亿美元，中美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然而，这种成长却伴随着无数的坎坷和波折，特别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始终动荡不定，严重干扰了两国经贸交往的正常发展。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波动反映了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内因始终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贸易政策作为一种工具，其目的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经济或政治目标，而正是政策目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的方向和形式。

本文正是试图通过对建交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变迁过程的回顾，剖析这种变化背后的根本动因，即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优先目标或重心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定位。而正是美国政府对这些动机或目标的优先次序在过去20多年中不断的调整，才导致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取向，进而影响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

战略与安全合作：冷战时期

(1979-1989年)的主旋律

1978年12月，卡特总统在宣布中美建交的演讲中称：“美中关系正常化只有一个目的：促进和平。”这个声明清楚地显示出，美国政府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首要目标就是国家安全，就是借助中国的力量形成对当时咄咄逼人的苏联威胁的牵制，而中国的目的同样如此。当然，一个正常的外交关系不可能没有贸易往来，1980年中国成为第三个被美国给予最惠国待遇的共产党国家。但贸易政策的作用仍然是外交性的，当时还是副国务卿的沃伦·克里斯托弗宣称贸易政策只是“一个文明教化和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1979年，中国的进口总额仅为156亿美元，从美国的进口只有18亿美元，占美国总出口的1％，经济利益并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之内。同样，人权也不是一个需要关心的问题。著名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也就是1989年后被用来威胁中止中国MFN的法律依据)的提出者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一位著名的反共人士，当时却强烈支持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因为他也认为这样最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也就没有人会提出要拒绝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事实上，美国商业界对中国的“10亿客户”充满期待，但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刚刚开始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商业环境远未达到美国企业的期望。许多到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开始抱怨中国市场的封闭以及合同观念的淡漠，但是美国政府根本没把这当作一个问题。对他们来说，中国能够启动改革开放、在经济体制上已经开始向西方和美国靠拢，这已经是一个意外之喜了，他们最初的没想只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安全上的盟友。McGregor描述了这一情形：“当里根的新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1983年2月访问北京时，美国企业的代表纷纷向其表达对中国政府的不满。有一位愤怒的商人指出日本和欧洲的政府对他们的要求的响应要比中国政府强得多。‘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去日本或西欧呢?’舒尔茨打断他说。”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市场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他根本不想因为美国公司的抱怨而去破坏双方正在蜜月期的战略安全合作。同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也未引起大的反弹。到1989年，中国对美出口130亿美元，占美国总进口的2.6％，贸易顺差71亿美元。部分美国公司开始利用美国贸易法中的工具，应对中国的进口。1984年中国加入《多种纤维协定》，正是为解决两国在纺织品、服装贸易上的摩擦。1980年，美国对中国提出了第一次反倾销调查。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仍然小多，共有17起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仅占这一时期美国反倾销调查总数(451起)的3.7％。

在两国政治关系良好而经济利益冲突不显著的情况下，1986年中国提出恢复GATF缔约方地位的要求得到了美国的热情支持。虽然当时中国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离市场经济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而中国的贸易体制也仍然是高度计划性和保护性的，但美国当时对中国的要求仅仅是希望中国保持其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在1988年美国起草的议定书草案对中国的5项要求中，没有一项涉及关税减让、配额取消、服务贸易或知识产权，而当时GATF“乌拉圭回合”谈判已经把这些问题作为重要谈判议题。当1989年5月第五轮中美双边谈判结束后，人们普遍相信中国将在布什总统的快轨道授权期前(即一年内)加入GATF。

总之，由于美国的“冷战思维”，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完全服从于其外交政策，或者说是其对华外交政策的一个部分，从而使最初的中美贸易关系得到良好的发展。

人权与最惠国待遇之争：

1990-1993年

1．布什总统任期：中国战略地位的下降和美国对华政策的争论

中美关系的黄金岁月在1989年戛然而止。“六四”风波使中国在美国眼中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也引起美国国内对中美关系的激烈争论。中国政府维护稳定的行动被许多美国国会议员解读为镇压民主和人权，布什政府也在随后对中国采取了多项制裁行动。这一事件对双方来说都足一个意外，而其影响本来也是短期的。布什政府很快开始尝试缓和两国之间的关系，而国会和美国民众对布什政府的强硬姿态也感到基本满意，并不希望彻底打乱两国之问的战略合作。事实上，尽管“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是后来最惠国待遇之争的主要依据，但即使没有这一法律，美国仍然随时可以撤销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六四”风波之后，参议员Moynihan，Cranston和DeConcini就分别提出了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提案。然而大多数国会议员并不主张采取这样激烈的行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根本没有对这些提案采取任何行动。中国的人权并不是美国的政治家关心的重要问题。

然而世界政治格局随后发生的一些出人意料的重大变化，改变了整个的政治气候，特别是大大削弱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1989

年11月柏林墙被推倒，1990年10月德国统一，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冷战终结，这些事件在短短两三年内相继发生。美国瞬间获得了一场延续数十年的战争的胜利，苏联的安全威胁也不复存在。正如前文指出，中国在当时对美国的价值仅系于对抗苏联，而“六四”风波以及冷战的结束，不仅使中国彻底失去了这一战略价值，也使中国成为唯一坚持社会主义的大国。中国从朋友到对手的巨大转变，以及冷战的完胜，也使大多数的美国政治家和民众相信，对中国不必再采取温和的态度，应更强硬、更体现美国的价值观，而不是过去实用主义的外交策略。Willkie指出：“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胜利使美国人相信：美国有能力也有道德权威去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造整个世界。”

幸运的是，布什总统是当时少数几个仍然坚持“冷战思维”的人，他还试图把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从对抗苏联提升到更宽广的层面，他凭借自己的个人经验相信中国因其地域、人口、位置和潜力而注定将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因此美国不应该采取取消最惠国待遇这样鲁莽和极具破坏性的措施来表达美国对人权的关注。1990年11月29日，中国的这种价值就得到了体现，在联合国第678号决议(即授权对萨达姆政权采取军事行动的决议)的表决中，中国投了弃权票。而之前的5月24日，众议院以384对40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4939号议案，要求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但在该议案被提交给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之后，该委员会却拒绝讨论，最终使其夭折。这一行动的时机选择显然与一个多月后联合国决议的表决是直接相关的。此外，中国的另外一种价值也在这一回合中有所体现。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参议员Baucus来自农业州蒙大拿，1990年粮食是美国对中国的第四大出口商品，价值5.12亿美元。Baucus非常直接地表明了他反对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理由：“我不想为了空洞的愤怒而牺牲美国农民、商人和工人的利益。”事实上，如果说关于最惠国待遇的争论是由于“六四”风波而引起的话，那么1989年和1990年应该是美国采取行动的最合理的时机，然而恰恰在这两年，无论是国会还是布什政府，都没有实质性的行动。

但是，1991年的形势则变得更加困难。首先，海湾战争的进展出乎意料的顺利，使美国的注意力又转向了中国。一连串的胜利更使美国人相信，他们可以做到任何想要做到的事情，中国不再是一个需要借助的力量，而是一个需要敲打的对象。其次，美国经济在1991年6月之后出现了一波衰退，失业率上升。第三，1990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加到104亿美元，占美国总体贸易逆差的10％。劳联一产联等劳工组织开始渲染中国的贸易威胁，贸易利益的摩擦第一次成为中美贸易关系的重要内容。著名的反华参议员Jesse Helms并不单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他所在的北卡罗来那州正是美国传统的纺织服装业集中地，对中国的抨击正迎合了其选区的经济利益。不过总的来看，当时围绕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争论主要还是美国外交战略在冷战胜利后的调整期的一个反映。民主党议员固然是由于党派政治的考虑而无所顾忌地批评以外交政策见长的布什总统的中国政策，但大多数共和党议员也主张对中国采取更激烈的行动，则体现了当时确实大多数美国人和政客都不认为中国的战略地位像以前那样重要，美国可以用更直接、更激进的方式要求中国按照美国的愿望做事。此时，布什总统也已经无力阻止国会采取行动了。1991年，此前曾拒绝讨论中国MFN问题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通过了《1991年中美法案》，法案支持取消对中国的MFN。随后，众议院以313对112票、参议院以55对44票分别通过了该法案。布什总统于次年3月否决了该法案，众议院又以357对61票推翻r他的否决案，然而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在最后关头保住了总统的面子，60对38的投票结果不足以推翻总统的否决案，维护了中美关系的脆弱基础。这还部分归功于来自农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1992年关于中国MFN的较量同样激烈和惊险，在大选之年，民主党更是不放弃这一削弱布什总统形象的大好机会，继续存中国MFN问题上大做文章。过程一如1991年，而结果是参议院以59对40票的同样惊险比分维持了总统的否决案。

应该说，1991年和1992年美国关于中国MEN的大辩论是中美建交后最危急的时刻。美国国内的政治气候给中美正常贸易关系的支持是十分微弱的，除了布什总统和少数将中美关系放在一个更长远战略中考虑的政治家和学者外，几乎没有正面的力量，连一贯支持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美国商业界也由于一度的悲观而放弃了积极的努力。而中国国内同样有强烈的不利于发展两国关系的政治氛围，一旦美国作出任何强加的关于MFN的制裁，中国政府也没有让步的余地。可以说，布什总统对自己信念的坚持为中美两国关系今后的复苏和发展保留了可贵的根基。然而，他在战略上对中国的支持，使他获得了在战术上向中国施压的砝码。1991年10月，布什总统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启动对中国的“301调查”，次年8月，USTR威胁实施39亿美元的贸易制裁——这是“301条款”实施以来最大的贸易制裁。1991年4月，中国被列为特殊“301条款”的“优先观察国家”，5月，USTR卡拉·希尔斯宣布对中国15亿美元的制裁威胁。在这两起调查中，中国都在最后关头作出了相应的让步，与美国达成了协议。从这个角度来说，布什总统以维持中国的MFN为条件，换来了对美国企业更实际的商业利益，这无疑比那些国会议员的贸然举动更有效果、更加聪明。

2．克林顿总统任期：人权与最惠国待遇的挂钩与脱钩

和布什总统完全不同，克林顿总统在竞选期间强烈批评中国政府，并把布什总统的对华政策称为向中国“叩头”。和他的绝大多数民主党同僚一样，他相信美国完全有筹码和实力要求中国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而且，作为一个挑战者，克林顿没有任何包袱，根本不考虑其竞选言论在他一旦当选后会造成怎样的国际影响。再者，美国民众当时急于享受冷战结束的红利，结束1991年以来的经济衰退，根本不关心总统候选人提出了如何具有建设性的国际战略，而克林顿的竞选重点正是国内经济，而在对外政策上只是喊一些听起来道德崇高、维护人权的口号。然而，最终克林顿意外当选，很快他就不得不面对自己在对华政策上放言无忌的尴尬后果。

美国联邦制度的变迁 篇5

一、美国电信法规变革历程

一般认为, 美国电信法规变革是规则不断放开、不断自由化的历程, 其实不然, 其演化迄今大致经历了“放开———重组———再放开———再重组”这样四个变革历程。这一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了不同的问题, 并且也相应地提供了可供我国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 早期自由放任竞争

全球的电信产业起源于美国的私有企业———美国贝尔电话公司。它由电话发明人贝尔1877年亲自创办, 后发展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即AT&T公司。当时, 美国政府及立法机构并没有意识到电信产业的特殊性。于是, 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对技术的专利过期之后, 根据1890年制定的反托拉斯法, 美国电信产业进入了早期的自由竞争阶段。

(二) 美国电信法规第一次变革

1934年美国颁布了《电信法》, 联邦政府设立了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该机构独立于政府, 只对议会负责, 并由议会任命, 通过介入法规对电信产业进行管理。在这一法律的规制下, AT&T的垄断地位得以维护, 独家垄断了美国电信市场近70年。

(三) 美国电信法规第二次变革

1982年美国地方法官Harold Greene做出了最后判决修正案 (MFJ) , 并于1984年生效, 对AT&T进行了拆分, 结束了AT&T公司对美国长途电话、市话以及国际长途通信长达70年之久的垄断。1996年美国又通过了《电信改革法案》, 允许市话运营商和长途电话运营商相互进入对方的业务市场, 电信运营商、有线电视、无线广播和卫星通信等公司之间业务相互进入, 并不再排斥国际电信运营商对美国电信市场的渗透。这些标志着美国电信业进入了全面竞争的时代。

(四) 美国电信法规的第三次变化

2006年美国电信法规又做出了重大调整, 联邦通信委员会经投票通过了AT&T对南方贝尔公司的收购议案。这次合并使得美国电信市场又一次形成了由AT&T主导的寡头竞争局面。

二、美国电信法规改革原因初探

(一) 自然垄断性和网络经济性促使第一次变革的发生

早期自由放任的竞争给美国电信产业带来了一些好处, 新的独立电信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AT&T在竞争者的压力下开始降低服务价格。然而, 自由竞争也给电信产业发展制造了严重的障碍, 其揭示的一些问题至今仍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第一, 自然垄断属性使得分散经营的独立公司无法盈利, 无法持续经营。一般认为, 自然垄断的基本特征是在一定的产量范围内, 企业的平均成本会随产量的增加而不断降低, 从而由1个企业大规模生产, 比2个或2个以上的小企业同时生产相同数量产品更有效率。在电话、电力、自来水以及天然气等公用事业行业内, 投入的固定成本比较高, 但增加1个电话或多发1度电的边际成本却相对很低, 这些行业拥有一直下降的平均成本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 具有持续递增的规模收益, 因此在某些行业里只能允许1家企业存在, 它通过不断扩大规模排挤或吞并对手, 最终形成自然垄断。电信业在当时绝对具有“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自然垄断特性, 而且由于各公司提供的服务并无太大差别, 竞争企业难以按高于平均成本的价格定价。这样一来, 大部分的竞争者都坠入“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压低价格———再扩大规模”的恶性循环, 最终资金链断裂被垄断者吞并。

第二, 美国电信业早期自由竞争导致了网络严重的重复建设。由于独立公司竞相成立, 竞争开始后不到3年的时间里, 美国就出现了6000余家独立电信公司, 许多城市都存在数家独立电信公司, 甚至出现了数个运营商分别使用相互独立的交换系统服务于同一个社区的状况。几十年的自由竞争即将过去的时候, 美国不同电信网络之间仍存在严重的互联互通障碍, 不同网络的用户往往无法进行正常通信, 而基础电信设施的共享独立公司倒闭或被收购, 产业得以整合, 情况才逐渐好转。

第三, 市场发展受阻, 需求难以增加。在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行业实行自由竞争并不能给消费者带来真正的实惠。尽管在竞争初始阶段电信价格大幅下降, 然而, 分散经营导致单个企业运营成本过高。同时, 由于自由竞争浪费了大量的资金, 最终电信价格不能达到预期下降的目的。因此, 在历经数10年的自由竞争结束后, 美国电话入户率还不足40%, 直到管制垄断时期电信公司通过长话补贴市话, 电话普及率才得到大幅提升。

(二) 新技术的应用和市场需求的增加弱化了自然垄断属性

是什么导致电信产业自然垄断属性逐渐减弱, 演化为有竞争的产业, 从而诱发第二次规制改革?

第一, 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将改变自然垄断边界。产业自然垄断的属性与生产成本和技术水平密切相关, 是生产者面临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更是无从谈起。运营商在相同的地区进行重复建设, 不仅在资金上是一种严重浪费, 也给地区居民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自由经济“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局面根本无法实现。随着这些成本技术条件约束下的结果。当生产或提供这些服务的技术发生根本性变化, 或者由于新技术的实行出现了替代原有自然垄断产业生产或提供的新产品或新服务时, 原来自然垄断性质产业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曲线都将发生重大变化, 甚至连要素投入的相对价格也会受到根本性影响, 那些符合自然垄断 (或自然寡头) 技术特征的环节就成为瓶颈。瓶颈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 它将随技术变革改变, 因此, 传统的自然垄断产业的自然垄断特性就可能被弱化, 甚至由此消失, 原来具有自然垄断性的行业现在可能就不再具有自然垄断性, 或者不是在整个产业链条上都具有自然垄断特性。如光纤技术的发展、卫星技术的应用和蜂窝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都为新企业进入电信产业创造了技术和经济条件, 电信产业当然也就面临着由于技术创新可能带来的自然垄断性质的削弱或消失。

第二, 需求因素的变化也可以改变自然垄断边界。市场容量和需求范围的扩大也可能使由多家企业来分割整个市场成为理论和现实的可能。对自然垄断特征的界定和判断都假定需求因素不变, 而实际上需求因素是不断变化的, 当需求发生变化时, 自然垄断边界也可能会相应发生变化。在同一价格水平下当市场需求较小时, 只能够维持1家企业的存在, 此时具备规模经济与成本弱增性共同制约;而当需求扩大到足以维持更多企业存在时, 该行业的自然垄断性就会因需求扩大而弱化。结合第一点所讨论的技术创新因素, 如果技术创新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 产品或服务价格的下降理所当然会刺激需求的增加, 这样就可能导致进一步突破原有行业成本弱增性所产生的局限, 该行业的自然垄断特性也就会进一步削弱甚至消失。

(三) 第三次变革是电信产业自然垄断属性及其弱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美国电信法规的第三次变革是在互联网、电信网和电视网三网融合的新形势下发生的, 原来的有线电视行业也开办了电信业务。一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 包括AT&T在内所面对的竞争对手已经不是那些传统的电信公司, 而是直接同有线电视运营商进行竞争, 相当于引入了新的竞争者。如果不对传统电信公司进行整合, 在行业依旧带有自然垄断色彩的情况下, 单个公司面对新的领域、新的竞争对手, 将难以达到盈利的目的, 重蹈自由竞争时期的覆辙。另一方面, 由于市场需求突飞猛进地增长, 削弱了电信产业自然垄断的属性, 市场容量使得多家实力雄厚的公司共同竞争成为可能, 因此, 美国并没有采用1934年《电信法》的做法, 保留了竞争的空间。

三、美国电信法规变革对中国的启示

在谈美国电信法规改革对我国启示之前, 必须要重视中美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别。美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通信技术水平位于世界前列, 资本充裕, 各项法律制度相对完善。尤其是美国对电话、电信产业的开创性地位, 是世界各国都无法比拟的, 其电信产业从一开始就控制在私人公司手中。

我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第一, 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科学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 电信产业发展和信息化推进要求仍然很强烈, 政府相关宏观调控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不能截然分开。第二, 我国电信业国有产权占主体的微观市场结构亦要求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因此, 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 现阶段仍然需要坚持并强化“产业发展+市场监管”, 即“政监合一”的政府职能模式。

(一) 既要防止垄断行为, 又要防止过度竞争

一般而言, 垄断容易影响电信产业提高服务水平, 而过度竞争则使电信企业无以为继, 两者都会对电信行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美国电信产业的发展证明了同质替代和异质替代都能形成竞争, 如移动电话对固定制定科学、规范、合理的《电信法》, 界定电信监管部门的权限, 既能充分发挥相关职能部门应有的监管作用, 又不干预电信市场主体正常的商业活电话形成的竞争和替代, GSM和CD-MA两种制式之间的竞争等方式。因此, 必须推动电信产业内部的合作竞争, 形成集约化经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创新作用力的不断推动, 电信产业市场内各厂商之间的关系已经由传统的相互对立、相互竞争转化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阶段, 通过合作竞争实现双赢是现代电信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 我国电信产业的未来发展也要向着这一目标迈进, 在做大做强电信业整体市场的同时, 共享发展带来的成果, 才能实现多赢的局面, 不断推动电信产业向着合理有序、充满活力的有效竞争格局发展。

(二) 依法加强电信监管机构的权威性

美国电信法规变革成功的关键在于法律赋予了FCC和州公用事业委员会相应的地位和权力。但我国目前一方面, 在国家层面上电信监管职能分散, 电信管制权分割造成责、权、利不对等, 遇到问题相互推诿;另一方面, 在地方层面上电信监管机构由于独立于当地政府, 监管权力和手段不足。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之本, 动。通过行政手段来规范市场和企业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监管的透明性和可监督性, 从而制约电信市场实现公平公正、合理有序的竞争。通过法律手段来规范电信市场, 同时推动电信监管部门充分发挥作用, 通过立法监管来形成有效的竞争格局, 同时还要根据电信市场的变化来适时调整监管政策, 引导电信企业和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 需要加快《电信法》立法步伐, 强化监管手段, 增强监管权威性。

(三) 适度多元化电信监管人才

美国联邦制度的变迁 篇6

1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产生与繁荣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曾经掀起以美国黑人为主的“民权运动”, 受民权运动的影响, 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产生使得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受到了影响, 并掀起了轩然大波, 更使得美国华裔文学得到了发展的新契机。20世纪的70年代, 更多的华裔作家投入了作品的创作。这些作家将双重身份、不同的文化背景作为创作的源泉, 这些在夹缝中成长的艰苦经历为他们提供了无数思维的火花。他们的作品逐渐吸引了美国读者的眼球, 还有的作品被美国主流文学所接受。在当代的美国华裔作家中, 女性作家在美国文学史上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的华裔男性作家。

当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产生有着其特定的多元文化语境背景。身在美国的华裔女性作家当自身的族裔文化——东方文化, 与西方文化发生碰撞时, 巧妙地从自身的切身经验出发创作出了极富女性经验、女性意识、女性写作的文学体系, 这种东方文化与西方经典文化的结合, 使当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自足的新兴学科, 在美国文学史上开辟出了新的领域。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与其他族裔的女性文学一样, 通过文学的形式表达了对美国这一经济超级大国中很多社会问题的思索, 从文学作品中折射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环境下, 华裔女性为当代美国文学注入的多元文化的新元素。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传统历史和悠远的文化, 华文文化经过中国走向世界并在海外形成华裔文学, 是历代华人在海外不断地迁徙、拓展、研究的结果,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更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海外文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著名的华裔女性作家艾迪丝·茂德·伊顿的短篇小说《春香夫人》曾经被称作是美国华裔文学最具代表性的开篇之作。例如:华裔文学中的优秀女性作家汤婷婷、谭恩美、任碧莲是20世纪70年代影响力最大的华裔女性作家。汤婷婷的作品《女勇士》就是根据向殖民主义的经典名作《鲁滨逊漂流记》来改写完成的。它的问世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部颠覆西方殖民主义的优秀作品。同时, 这部作品的问世出版更是意味着美国华裔文学走向了繁荣时期。谭恩美书写的关于中美母女两代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两代人在两种世界观上的严重分歧与某些共识的作品《喜福会》一上市就连续九个月在美国的《纽约时报》蝉联热销冠军。

2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进一步绽放

当代男性华裔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汲取了我国经典文学作品《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作品中男性英雄形象, 塑造出了很多英勇无畏的勇者形象, 改变了传统的美国主流文化作品中对黄皮肤男性低贱无能的形象描述。随着华裔男性作家在塑造华裔男性英雄形象的同时, 华裔女性作家们则以温柔、委婉的声音将中国悠悠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与美国西方主流文化之间的碰撞做了全新的展示。她们要么以作品中单身女性的身份出现, 对华人在美国种甘蔗、修建铁路的种种辛酸历程娓娓道来, 要么就是以母女两代人的生命传承来坚定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从中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碰撞与契合。任碧莲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又一个吸引美国读者眼球的华裔女性作家, 她的作品《典型的美国佬》描述了一批具有吃苦耐劳精神、奉献精神的第一代中国移民, 为了在美国更好的生存, 当年他们克服种族差异、不畏艰难的融入到美国文化中, 最后这一代移民终于成为一批“典型的美国佬”。这部作品中中国人成为“典型的美国佬”的艰苦经历折射出东西方文化、中美文化、中美文学的不同与剧烈撞击。

著名的华裔女作家伍慧明在1993年其成名作《骨》 (《Bone》) 中将对族裔身份的认识发展得更加多元化。《骨》中描述的是一个居住在唐人街的华裔家庭的故事, 这个家庭是一个痛苦的、不幸的家庭:作品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叫杜尔西的母亲, 她移民美国后被自己的前夫抛弃, 为了生存她带着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利昂, 并为他生下了二女儿安娜、三女儿尼娜。他的第二个丈夫利昂是一名远洋轮船上的工作人员, 长期的远航使他们夫妻聚少离多。杜尔西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住在唐人街, 并作车衣工, 以此来赚取微薄的收入维持她与三个女儿的日常生计。在这样拮据的环境下, 引发的各种生活琐事和窘困使三个女儿感到了无比的痛苦和压抑。面对如此的生活压力, 三个女儿选择了不同的方式逃离现实生活:大女儿选择了吸食大麻来麻痹自己的思想和神经, 逃离窘困的生活现实, 从此也走向了堕落;她的二女儿因无法忍受生活的拮据与窘困而选择了自杀;她的三女儿由于自身的条件选择了当空姐。杜尔西的这三个女儿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来逃离她们在唐人街的生活环境, 虽然他们在空间上已经离开了唐人街, 但是她们的母亲杜尔西说:她们的心从未离开过 (heart never travels) 。是啊, 她们虽然已经从身体上、空间上摆脱了唐人街家庭中不堪的生活环境, 但是他们的心里却永远无法摆脱。伍慧明作品中对逃离方式的描写是一种突破, 是对汤婷婷、谭恩美族裔塑造风格的一种延续与变革, 是华裔女性文学的又一次绽放。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中逐渐加大了对“美国化”、“全球化”的描述力度, 作品中主人公的名字不再是中文名, 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地道的英文名、讲地道的英语的主人公形象, 这些作品中的美国文化气息更加浓厚, 中国文化背景被逐渐淡化。例如:任碧莲的作品《梦娜在向往之乡》中的主人公说着一口流利的、地道的英语, 汉字只是会讲几个简单的, 同时主人公具有同美国人一样的“想成为什么就成为什么”的美国梦。再例如任碧莲的作品《典型的美国佬》 (《Typical American》) 中对主人公的族裔烙印也逐渐淡化。

3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视角下的中西方文化碰撞

当华裔移民一踏上美国的国土, 中国传统文化就与美国的主流文化产生了碰撞。第一代移民中对美国文化产生了隔膜问题, 对美国文化有着苛刻、偏颇、独断专横的态度。中国的母亲不会让自己的女儿与美国人结婚, 自己不愿意讲英语, 把自己封闭在华人的圈子里, 她们简单的认为只要是说母语就是在抵制西方文化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表现。这种文化的碰撞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华裔人逐渐融入到美国社会而发生了变化。在踏上美国国土之初, 强势的美国主流文化就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欺凌与排挤, 特别是那些刚刚离开故土, 在异乡飘零的华裔, 在这样的文化差异中这种排挤被无限放大, 正是这样的文化差异才迫使华裔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质疑, “我是谁”深深影响着第一代、第二代华裔移民心中扎根已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华裔女性是一个边缘化的群体, 她们所经历的是更加艰辛、更加困苦的生活。但是, 这也成为华裔女性作家的创作源泉。她们不畏艰辛、不甘沉寂、勇敢的向美国社会发出了呐喊——争取平等与自我。她们的作品中, 出现的人物形象有的是自己的真是写照、有的是前辈的生活经历, 她们通过对族裔矛盾的描写彰显出本族裔的女性形象, 通过这些试图改变在美国白人心中的华裔女性。与华裔男性的创作角度不同, 华裔女性在中西方文化发生碰撞时, 基本都是以其细腻的、独特的语言, 丰富的想象力来进行抒情表达,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这些作品中有辛勤劳作养育子女的母亲、有在异乡渴求平等的女儿, 这些形象很好的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诠释了不同文化的碰撞。作品中没有出现社会场景的恢弘描述、没有豪言壮语, 只有那一个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与艰苦奋斗。在汤婷婷与谭恩美的作品中有很多带有中国文化印记的元素, 例如:汤婷婷就在其作品《女勇士》中将蔡琰、花木兰的故事成功的引入其中, 以一种梦境的方式向美国人诉说着一个个坚强的“她”的故事, 但是这些具有中国文化印记元素为了适应美国人的口味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这不仅仅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肯定, 更是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吸纳。

4 结束语

总之, 美国华裔女性作家从多维度的视野为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 她们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矛盾进行了融合。她们以多元文化语境为切入点, 运用含蓄的叙事手法纠正了西方人眼中被歪曲的、程式化的东方女性形象。经过几代美国华裔女作家的努力, 使东西方文化在碰撞中实现了文化的融合, 在保留中国文化精华的同时接受了美国主流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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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建会.性别/种族之解构与美国华裔女性作家作品研究[J].世界文学评论, 2008 (2) .

[3]赵令霞.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自我”书写——以黄玉雪、汤婷婷、谭恩美为例[J].文教资料, 2009 (25) .

美国联邦制度的变迁 篇7

1.1 1862年《莫里尔法案》颁布——美国产学研合作萌芽

美国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源地,美国联邦政府从1862年颁布《莫里尔法案》开始有限地介入产学研合作,美国产学研合作由此开始萌芽。该法案旨在促进美国的农业技术与教育的发展,使该时期的教育能够适应当时的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该法案规定,美国联邦政府应当以当时美国各州参加国会的议员的人数作为划分土地数量的依据,拨给每人三万英亩的土地,并将赠送土地所得的收益全部用于各州,使其在当地至少创办一所“农工学院”,也称“赠地学院”。同时,该法案也允许大学将这些土地进行变卖,将卖地所得的全部收入作为学校办学的经费,维持学校办学的日常开支。资助开办的“农工学院”主要教授有关于农业和机械技艺等在生产实践中具有实用性的知识,培养工、农业发展所需要的专门的人才,为以后的工作奠定基础,减少培训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然而在该阶段,高校、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直接联系较少。

1.2 1906年辛辛那提合作教育模式提出——美国产学研合作兴起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赫曼·施纳德教授在1906年初次提出了一项全新的教育计划,即“合作教育模式”。在该模式中,大学里的一部分专业或者是参与一些教育项目的学生,一年中至少要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到与自己专业对应或者与所参加的教育项目内容有关的企业或工厂的相关工作岗位去实习,以期在生产实践中获得必要的知识,使得课堂的教学内容与现实的生产实践有效结合。这种合作教育模式很快便在辛辛那提大学进行了应用并且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明确、系统地提出产学研合作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也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鼓励。美国政府对于这种全新的教学模式进行了及时的总结和推广,使其迅速在美国的各大高校中得以应用,另外,美国联邦政府还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来保证该教育模式的有效执行。同时,美国各大高校也纷纷主动效仿并且采用该种教育模式,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和当地政府的相关政策制定了适合本校的具有针对性的“合作教育计划”,进一步促进了产学研的合作。因此,后来学者们便将“合作教育模式”的提出作为美国产学研合作兴起的标志。

1.3 1951年斯坦福大学工业园创建——美国产学研合作繁荣

二战期间,美国大学也已经开始参与到政府引导的技术创新活动中,开展了一系列政府与高校相互合作、共同研发的工程,如“曼哈顿工程”、“雷达研制”第一台计算机的研制等研发工程,由此,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大规模资助产学研合作;而到了二战以后,美国联邦政府以及许多高校、企业更加注重科技研发成果向现实的生产力的转化,如美国国会曾于1950年成功通过了相关法案,成立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并相应地设立了“国家科学基金”,毫无疑问这一举措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政府与大学之间的科技合作,促进了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1]。其中,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在美国产学研合作的发展历史上是极为关键的一个转折点。195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的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决定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中创办工业园区,将校园的土地外租给当时一些有需要的高科技公司使用各取所需,从而使学校和公司达到双赢。斯坦福大学创建的工业园是第一个以高校为核心创建的高新技术园区,以此为标志,美国产学研合作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成熟和稳定的时期并愈发繁荣,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不断演变的历程中其引导、协调、整合作用也更加凸显出来。

2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特征

2.1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过程是政府驱动型的变迁

美国联邦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在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毋庸置疑,正是由于政府参与到了产学研的合作中,美国的产学研合作得以萌芽,并且随着政府参与度的提高与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的推动,促进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进一步发展。在经济学中有观点认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的配置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市场能够自发地优化资源的配置以满足当前市场的需要,因此政府无需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然而,企业与高校的合作中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为,即在信息没有完全对称的情况下人们较难可以真实、全面地揭露所有信息甚至可能会进行一些损人行为以达到利己的目的。因此,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过程中,为了保障产学研合作的顺利进行,政府逐渐从起初的不干预到后来的适度干预,同时政府有必要通过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机制并且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行政管理措施来克服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以降低交易成本和研究成本。由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一项风险系数较高的商业活动,参与者必然要求获得与高风险相等价的报酬,而企业和大学都希望尽可能降低风险,同时用较低的成本来获得高额的回报,因而由政府制定和颁布的各种优惠政策、保障政策是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必要条件[2]。因此,美国联邦政府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过程并驱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是必然选择。

2.2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是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变迁的主要推动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科技的进步,产学研合作模式逐渐演变,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也成为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早期,为了促进美国的农业技术教育、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实用农业技术的推广而颁布《莫里尔法案》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校企合作在小范围内开始进行,产学研由此开始萌芽[3]。“合作教育计划”的提出使各大高校开始深入探索各种高效的与企业合作的联合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促使产学研合作进一步发展。之后,为了保证高校科研的主要研究课题与国家发展目标相符,高校开始在学校内建立工业园区使得产学研合作愈发繁荣。显然,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过程中,每一次的变迁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变化息息相关。

当然,社会环境的变化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战争年代更显突出。二战期间,由于战争的频繁及规模较大,从而迫使美国联邦政府必须加大对高校和企业合作进行科研项目的支持力度,并促使构建了能够适应当时需要的组织结构,以便于在战争期间统一调度全国各方面的科研力量,使产学研的合作更加及时、高效,以作为当前战争的有力后盾[4]。如二战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政府急需大量的专业人才进行研发、制造原子弹、雷达、军舰等战争所必须的物资,美国政府和高校开始了大规模的合作,开展了“曼哈顿工程”、“雷达研制”等研发工程,大学中的许多专家参与其中。因此,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必须适时出台合适的法律法规、科技政策等措施,有效支持、引导及整合产学研合作各方面的要素,以有力地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和国家创新能力的逐步提高[5]。

2.3产学研合作的覆盖范围逐渐扩大,内容逐渐充实

从范围来看,最初的产学研结合出现在农业、矿业等小范围的领域中,且合作强度较小,而之后逐渐扩展到工业、军事等领域,范围逐渐扩大,强度逐渐加大,而到目前为止已基本涵盖了所有的学科领域且产学研合作十分紧密。随着产学研合作的覆盖范围逐渐扩大,相应地,各种产学研合作的模式也应运而生,产学研合作的内容愈发地多样化、丰富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专家们逐渐探索出了多种各具特点产学研合作的模式。根据组建方式的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大学科技园模式(Research Park)、企业孵化器模式(Business Incubation)、合作研究中心模式(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契约合作研究模式(Contract Research)、咨询协议模式(Consulting Arrangements)、技术入股合作模式(Technology Contributed as Equity Investment)6种;根据科研成果转化方式不同则可以划分为技术许可模式(Technology Licensing)和大学衍生企业模式(Spin-offs)两种[6]。适用于各类不同条件的产学研合作的模式的不断地出现及推广,而为了保障各种产学研合作模式的顺利进行,政府在经济方面通过一定手段予以支持、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进行制度保障、加强科技政策的引导等措施也显得尤为重要。

3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制度

林毅夫先生曾依据制度变迁的理论,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个基本类型。林毅夫先生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由于制度不均衡所引起的行为差异导致了个体或群体获利不均衡,人们为了追逐利益而自发的对现有的制度进行变更或替换并创造出新的制度,是一种自发性制度变迁;而“强制性制度变迁”通常是指由政府出台的法律、政策而引起的变迁[7]。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通常也被称为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过程,而相应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通常也被称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过程。那么,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过程究竟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或者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并行的变迁过程?

首先,不妨假设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过程仅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那么如果假设成立,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过程是自下而上,纯粹是因为企业、高校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合作的需求进而产生的产学研合作。这种假设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产学研合作的要求,但是这种观点完全摒弃了政府在产学研协同创新变迁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之前在分析变迁过程的特征中可以得出结论,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过程是政府驱动型的变迁,该结论与所做出的假设相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第二种假设,假设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过程仅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这种假设弥补了第一种假设中忽略政府在产学研协同创新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并肯定了政府的在产学研协同创新变迁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该假设认为正是由于美国联邦政府介入产学研协同创新以及各地政府根据不同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从而保障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却不足以保证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过程必然与社会环境的发展相吻合。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过程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并行的变迁过程。社会环境的变化诱发了高校、企业进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需求,同时,美国联邦政府介入并干预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过程,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以此来弥补纯粹由诱致性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制度供给上的不足,保障产学研协同创新变迁过程的顺利进行。《拜杜法案》、《斯蒂文斯———韦德勒技术创新法案》、《经济复苏法》、《小企业技术创新进步法》等政策的相继颁布和实施,保障并促进了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为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

4美国联邦政府介入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动力分析

为了保障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高效、有序运行,这就要求政府必须为该过程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以降低产学研合作的交易成本和研究成本[8]。在市场环境瞬息万变的情况下,由于信息内容不完善、传递不够及时,资金有限,机制不健全等原因,从而造成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很多科技成果不能及时找到合适的需求者而无法实现有效地转化,而企业所需要开发、改进产品的新技术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供给者而不能及时生产出能满足市场当前需要的产品。

通过之前的假设论证可以得知,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过程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并行的变迁过程,因此,政府的引导和政策支持以及市场中供给和需求的变化是美国联邦政府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介入的动力所在,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参与者对科技成果潜在价值的追求更是美国联邦政府介入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因而,美国联邦政府介入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一种必然结果。政府介入并全力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通过行政、立法等措施推动进行保障,如营造适合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良好的政策环境,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监督保障机制,建立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专项科技计划等使得高校与企业直接进行产学研的合作,从而保证产学研协同创新顺利发展。

美国联邦政府介入产学研协同创新并对其大力倡导和推进,使得企业和高校更加重视科技成果的有效应用与转化。其中,政府对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直接或间接引导企业和高校加大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从而为企业和高校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政策,引导并协调企业和高校之间搭建技术创新平台促成高校和企业的高效合作,建立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成果转化制度等。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一系列措施无疑为美国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营造了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以及完善健全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蓬勃发展。

摘要：科技的飞速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然而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的竞争早已不仅仅停留在军事、经济等方面,而是更加注重于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显然,现阶段产学研协同创新已然成为了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相结合的一种趋势,同时也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源地,其联邦政府资助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动力机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文以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历程为切入点,将对已有的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进行梳理,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历程及其变迁特征,进而探讨该变迁过程究竟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或者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并行的变迁过程,并且从政策安排的角度深入分析美国联邦政府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介入的动力和机理。

关键词：产学研协同创新,变迁历程,变迁特征,政府资助,美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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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制度的变迁 篇8

本研究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华人社团(以下简称华社)为个案,考察美国华人移民中的语言维护和变迁情况。Fishman(1964)指出,语言维护和变迁研究应关注不同族群相互接触中的社会心理过程以及习惯性语言使用行为的稳定性和变化情况。因此,相关研究不仅重视双语或多语接触过程中族群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强调族群关系对社团成员语言态度、语言使用状况及民族语言能力保持的影响。本研究在族群关系层面上借用语族活力理论(ethnolinguistic vitality)(Harwood et al.,1994),重点关注华人移民对华社和以英语为母语的白人社团(即美国主流社团,以下简称英语社团)语族活力的评价(Bourhis et al.,1981;Yagmur and Akinci,2003);在社会心理和语言行为层面上,我们调查了华人移民对民族语言(即汉语①)维护的态度、民族认同感,英汉语的使用频率以及两种语言的能力水平情况。本研究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在对华社和英语社团的语族活力评价、汉语维护的态度、民族认同感、语言使用状况和能力水平五个方面,两代华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第二,语言使用和能力保持情况与语族活力评价等社会心理因素之间的关系如何。

二 语族活力评价与语言维护和变迁

根据Giles et al.(1977:308)的定义,语族活力是指 “不同族群在相互接触过程中,使各自族群保持为独特而积极的集体性实体”的力量。Giles et al.(1977)列举了决定语族活力的三大因素:族群地位、人口状况以及机构性扶持。族群地位指双语或多语环境下的不同族群在经济、社会历史以及语言等方面的地位。这些地位因素相互关联、紧密交织,影响着各族群的语族活力。一个社团的族群地位越高,其语族活力往往也越强。人口状况包含民族人口数量和分布两大方面,如民族人口集中度、本/外族人口的相对比重、人口的绝对数、出生率、族间通婚率等。通常,族群人口越集中、本族人口相对于外族人口的比重越高、人口数量越大、出生率越高、族间通婚率越低,其语族活力也就越强。机构性扶持则包括小到社区、大到国家等不同层次的机构所给予的正式(如政府性的立法等)和非正式的支持(如族群内部自建机构给予的各种扶持)。这两种支持可见于大众媒体、教育、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机构性扶持越多、越强,语族活力也就越强。Giles et al.的分析框架为语族活力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通过对这一系统中各子项数据的客观分析,可以判断某一族群语族活力实际强度的高低。具有高语族活力的族群更容易保持其语言和文化特质,而低语族活力的族群则往往易被他族同化,最终丧失本族的语言和文化,而不再被看成是一个具有特质的民族实体。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这些分析判断往往来自媒体报道、政府普查等相关数据,虽然有助于了解某个族群的客观语族活力,却不能充分说明该族群语言使用的真实情况以及族群成员有关民族语言维护的社会心理等。因此,Bourhis et al.(1981)提出,研究语言维护和变迁除了按Giles et al.的分析系统对客观语族活力进行描述外,还需要考察主观语族活力,即族群成员对本族和他族语族活力的感知、认识和评价。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这种族群成员对语族活力的主观评价是影响该族群未来及其民族语言生存的决定性因素(Kouzmin,1988)。

有关主观语族活力的研究包括两大类:一类研究专门关注其与客观语族活力的对应性,即,族群成员对本族和他族语族活力的主观性评价与从政府和媒体的统计数据分析得来的客观语族活力在多大程度上相吻合(Florack and Poinkowski,1997)。一般来说,这类研究并不考察族群成员语言的使用和水平,因而研究本身并不直接探讨族群内的实际语言变迁及民族语言的维护情况。第二类研究专门考察不同族群接触中,族群成员对语族活力的评价与其语言的使用模式以及语言水平之间的关系(Yagmur et al.,1999;Yagmur and Akinci,2003)。相对于第一类研究,这类研究要更为典型。

上述第二类研究发现,语言变迁或民族语言的磨蚀在移民社团中极为常见,而且,移民对语族活力的评价与其对民族语言的维护有着紧密的关系。例如,Yagmur et al.(1999)考察了澳大利亚第一代土耳其移民中母语磨蚀的情况,以及主观性语族活力对母语磨蚀的影响。研究用问卷调查了移民对本族和他族(以英语为母语的澳大利亚白人)语族活力的主观评价,同时将移民的语言使用/选择的模式和土耳其语的能力水平与教育水平相当的土耳其国内的母语者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移民的土耳其语能力要显著低于土耳其国内的母语者,表明第一代移民中确实存在母语的磨蚀情况;土耳其移民社团的主观语族活力很低,而澳大利亚白人的主观语族活力则很高;移民对本族语族活力的评价与其对土耳其语的态度及使用状况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换言之,移民对土耳其语族活力的评价越高,对土耳其语及其维护的态度也就越积极,结果就更愿为土耳其语的维护付出努力(即更频繁地使用土耳其语)。

若从语言使用和水平的代际差异来看,移民社团中民族语言的磨蚀就更为突出。有研究发现,二代移民民族语言的使用率非常低,语言能力也要比一代移民低很多(Sachdev et al.,1987;Yagmur and Akinci,2003)。例如,Sachdev et al.(1987)比较了第一代加拿大华人移民(以下简称一代华人)和在加拿大出生的第二代华人(以下简称二代华人)对本族(华族)和主体民族(以英语为母语的加拿大白人)语族活力的主观评价。评价结果呈现出显著的交互效应。虽然两代华人均认为本族的语族活力很低,并且要显著低于主体民族,但一代华人对本族语族活力的评价水平要显著低于二代华人。换言之,二代华人弱化了两个族群语族活力之间的差别,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异较小。作者认为这种代际差异与两代华人不同的民族认同感有关系:二代华人出生在加拿大,他们迅速融入加拿大白人文化,因此比起一代华人来更倾向于认同该文化。这最终使二代华人弱化了本族与他族的差异,也解释了为什么二代华人过高地评价了本族的语族活力。研究同时发现,尽管两代华人中文的使用率都要低于英文,二代华人在所有的交际领域(如家庭、饭店、商店等)中文的使用率都要显著低于一代华人。就能力水平来看,一代华人多为平衡双语者,即中英双语能力水平都很高且相差不大,而二代华人中文交际能力则很低,并且显著低于一代华人。Sachdev et al.认为,主观语族活力和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受到诸如民族认同感和主体民族语言、文化的“吸引力”等因素的影响。

上述有关语族活力评价、语言态度和语言维护的代际差异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在Yagmur and Akinci(2003)对法国的土耳其移民的研究中进一步得到证实。研究者发现,尽管新老两代土耳其移民对本族语族活力的评价要远低于主体民族,新一代移民对前者的评价要显著高于老一代移民,而对后者的评价却要显著低于老一代移民。研究还发现,两代移民在土耳其语和法语的使用率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二代移民土耳其语的使用率要远低于一代移民,而法语的使用率则远高于一代移民,代际语言使用清楚地表现出向法语使用方向的变迁:两代移民在与不同对象(如父母、朋友、同事等)交谈时,语言使用呈现出不同的模式,而且在不同情感状态下(如高兴、焦虑、压力等)其土耳其语和法语使用的倾向性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老一代移民在所有情感状态下均倾向于使用土耳其语,而新一代移民则很明显地倾向于选择法语。此外,年轻一代在讨论日常生活话题、社会政治和教育问题等方面基本都使用法语,而老一代则大多使用土耳其语。两代移民在对土耳其语的态度上也表现出一些有意思的特点:他们均认为土耳其语对于土耳其社团内的交际来讲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但是又都同意土耳其语对维护土耳其民族的认同感、文化的延续等方面还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对这些代际差异进行分析,研究还考察了各种社会心理因素和移民语言使用及能力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移民对本族语族活力的评价与其土耳其语能力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点与上述Sachdev et al.研究的发现也基本吻合,即一代移民对本族语族活力的评价较低,但其母语的水平却较高;而二代移民对本族语族活力的评价较高,但母语水平却较低。

三 民族认同感、语言态度及语言维护和变迁

从上述有关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语言维护态度等社会心理因素往往调节着语族活力评价与语言维护和变迁之间的关系。因此,很多相关研究也都将此类因素考虑在内,并且结果基本都反映出这类因素对民族语言维护的重要意义。例如,Chinen and Tucker(2006)考察了民族认同感、周末学校教育和日本社区三大因素在美裔日本青少年(第二代日本移民)日语作为继承语学习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对日本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和青少年的日语能力水平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民族认同度越高,日语综合能力的自我评定也越高。

有关民族认同感与民族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Jia等人(Jia,2008;Jia et al.,2002)的证实。Jia(2008)调查了美国纽约市第一代年轻成年华人移民英语能力的发展及其汉语的维护和磨蚀情况。研究要求被试对从初到美国之时至该研究进行之时两年间的中英文口语表达和读写能力进行自我评定。研究发现,中文能力与在美时间成反比:在美时间越长,中文能力特别是读写能力磨蚀越厉害。更重要的是,Jia发现被试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其中文口语表达、读写能力等都呈显著正相关;层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如到美国时的年龄、家庭语言使用、家庭收入等的影响之外,中国文化认同度仍能较好地预测中文能力水平。

除民族认同感外,态度因素在少数民族社团语言维护中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众多研究结果均表明,父母对民族语言维护的态度对下一代母语能力保持的作用尤为重要(Lao,2004;Luo and Wiseman,2000;Yang,2007)。在调查美国华人儿童汉语的使用时,Luo and Wiseman(2000)发现,父母对汉语维护的态度影响着子女对汉语维护的态度,继而影响他们日常生活中汉语使用的频率。研究同时发现,儿童的汉语维护态度受到其与父母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的影响。换言之,儿童越贴近父母,越容易接受父母对母语维护的态度;相反,如果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较疏远,即便父母对母语维护持很积极的态度,孩子对此的动机也未必强烈。其结果是,母语使用频率逐渐降低,继而导致母语能力不断下滑。

四 研究问题和假设

相关研究表明,语言维护及变迁与多种社会心理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有关海外华社中语族活力评价、民族认同感、语言维护态度上的代际差异以及这些因素与语言使用及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目前还不多。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还鲜有研究考察美国华社中汉语维护和语族活力评价以及其他社会心理因素之间的关系。随着美国华人移民数量的不断加大,华社已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社团之一。因此,有必要了解美国华社中汉语的维护情况,例如是否存在代际语言变迁现象以及汉语维护和种种社会心理因素之间的关系等。

本研究旨在回答下面两个问题:(1)美国华人移民中,语族活力评价(华社和英语社团)、民族认同感、汉语维护态度方面是否存在代际差异?(2)问题1中的这些社会心理因素与移民的汉语使用及能力水平之间的关系如何?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我们作出如下的假设:

(1)一代和二代华人对华社语族活力的评价要低于对英语社团语族活力的评价,并且二代华人对华社语族活力的评价要高于一代华人。

(2)二代华人的民族认同感和对汉语维护的态度要低于一代华人。

(3)二代华人的汉语使用程度和汉语能力要显著低于一代华人。

(4)华社语族活力评价与汉语使用和能力呈负相关关系。民族认同感、汉语维护态度则与汉语使用和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五 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华人移民②。一代移民研究对象来自匹兹堡中文学校③学生的父母;要符合本研究一代移民的选择标准,这些研究对象必须出生在美国之外,以汉语普通话或任何一种汉语方言为母语,迁居到美国时的年龄必须超过15岁;第二代移民研究对象主要为匹兹堡中文学校的青少年学生(12岁及以上)④。要符合二代移民的选择标准,这些学生必须出生在美国或者移居美国时年龄低于5岁。此外,为保证研究对象能对匹兹堡华社和英语社团的语族活力做出准确评价,所有一代和二代移民均须住在匹兹堡至少有5年。

根据上述筛选标准,20位一代移民和26位二代移民的背景最终符合本研究的要求。20位一代移民的平均年龄为38岁(SD=6.44),移居美国时的平均年龄为24.60年(SD=5.74)。数据收集时,他们在美国已平均居住了13.40年(SD=6.00),在匹兹堡平均居住约7.75年(SD=2.40)。26位二代移民中,21位在匹兹堡出生,5位在中国大陆出生,平均年龄为13.81岁(SD=1.36)。5位在中国大陆出生的移民到达美国时的平均年龄为3.60岁(SD=.90)。数据收集时,这5位移民在美国已居住约10.40年(SD=1.14),在匹兹堡已居住约7.40年(SD=1.67)。

(二)数据收集工具

本研究共使用了六种中英文对照问卷,其中问卷2~6均以1~7量表形式呈现。

1.参与者背景问卷收集研究对象的个人背景信息,如年龄及移居美国的时间等。

2.主观语族活力问卷是Bourhis et al.(1981)问卷的简单修订版。问卷要求研究对象在人口状况、族群地位和机构性扶持三个方面共21项上对匹兹堡市华社和英语社团的语族活力进行评价,1代表最低水平,7代表最高水平。例如:在人口状况维度上,研究对象会被问及“匹兹堡市华人和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白人的出生率如何”。该问卷整体信度为Cronbach's α=.898(华社语族生命力评价部分)和α=.694(英语社团语族生命力评价部分)。

3.语言态度问卷包括5项,要求研究对象对与汉语维护态度相关的表述进行评价。如对“汉语对维护中国文化传统很重要”这样的陈述表示意见,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分值越高,对汉语维护的态度也越强烈(Cronbach's α=.876)。

4.民族认同问卷以Phinney(1992)问卷为基础,作了简单修订。问卷要求被试对12句有关华族认同的陈述表示意见,如“我很高兴我是华族的成员”,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分值越高,对华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越强(Cronbach's α=.894)。

5.语言使用/选择问卷在Yagmur and Akinci(2003)问卷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订。问卷包括四大部分,共24项,要求被试对其在下列情况下语言使用的倾向性进行评价:情感状态10项,如“我疲惫时倾向于使用”;交际场合6项,如“在饭店/商店我倾向于使用”;话题6项,如“在讨论社会政治问题时,我倾向使用”’;交际对象2项,如“与华人朋友交谈时,我倾向使用”。1代表完全使用英文,7代表完全使用中文,因此,分值越高,中文使用度/倾向性也越高(Cronbach's α=.936)。

6.语言水平问卷要求研究对象对其中英文的口语表达和理解能力、阅读和写作能力进行自我评价。问卷共包括20项,均以“能做”(“can-do”)任务形式出现,项目覆盖高低不同的语言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包括8项,如“详细地介绍自己”;口语理解能力4项,如“理解辩论双方的观点和立场”;阅读能力4项,如“阅读报纸/小说”;写作能力4项,如“描写个人经历”。7代表“能轻松完成该任务”,1代表“不能完成该任务”。因此,自我评分越高,语言水平也越高。口语表达部分为Clark(1981)自我评价量表的缩减版,口语理解项目来自Yagmur and Akinci(2003),阅读和写作项目则选自Chinen and Tucker(2006)(中文能力Cronbach's α=.968;英文能力α=.970)。

六 主观性语族活力的代际差异

两代华人对英语社团语族活力的评价都要高于对华社语族活力的评价(见表1)。就对英语社团语族活力的评价来看,二代华人的评分要高于一代华人。为进一步弄清这种差别的显著性,我们对数据作了2×2混合方差分析,其中社团为组内变量,代别为组间变量。统计结果显示,社团主效应显著,F(1, 43)=782.845,p<.001,说明英语社团语族活力要显著高于华社语族活力;代别主效应也显著,F(1, 43)=29.575,p<.001;同时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交互效应,F(1, 43)=47.104,p<.001(见图1)。

为了解交互效应的特点,我们对社团简单主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两代华人对英语社团语族活力的评价并不存在显著差异,F(1, 43)=.464,p=.500。不过,两代之间对华社语族活力的评价差异显著:一代华人的评价要显著低于二代华人,F(1, 43)=48.412,p<.001(见图1)。

七 民族认同感、语言态度、语言使用及汉语水平

为了解两代华人在民族认同感、语言维护态度、语言使用/选择及汉语水平等变量上是否存在差异,我们先计算出每位研究对象各问卷评分的均值,然后进行一系列的独立样本t-检验,对两组研究对象的得分进行显著性检验。

**p<.01,***p<.001。

如表2所示,一代(M=4.98,SD=.70)和二代(M=4.83,SD=1.52)的民族认同感均较高,不过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t(43)=.395,p=.695。在语言维护的态度上,一代(M=5.69,SD=1.25)要略强于二代(M=4.93,SD=1.57),不过两者之间同样不存在显著差异,t(44)=1.777,p=.083。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代华人民族认同感都很高,汉语维护态度也很强,他们实际的语言使用/选择无论从情感状态、交际场合、话题还是交际对象来看,英语的使用率都要高于汉语的使用率(一代M=3.83,SD=.50;二代M=2.43,SD=1.20);进一步比较两代语言使用/选择的分值发现,一代华人汉语的使用率要显著高于二代,t(44)=4.904,p<.001。从语言水平来看,两组对象的英语能力自我评价都很高:一代M=6.36,SD=.82,二代M=6.93,SD=.15。不过一代的评价显著低于二代,t(43)=-3.408,p<.001。更突出的是,在汉语能力上,两代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异:一代汉语水平的自我评价很高(M=6.93,SD=.15),二代则较低(M=4.46,SD=1.50),并且显著低于一代,t(43)=7.365,p<.001。这些数字表明,一代华人中母语的磨蚀程度很低,但从代际差异来看,华社的语言变迁还是非常明显。

八 语族活力评价、民族认同感、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及水平的关系

为研究语族活力评价、民族认同感、语言维护态度和语言使用及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两代移民的数据先进行了合并,然后作了相关性分析。表3显示民族认同感与汉语维护态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r=.600(p<.01),这表明移民对华族和中国文化的认同度越高,汉语维护的态度也就越强烈。数据同时显示,汉语维护态度和民族认同感均与移民对英语社团语族活力的评价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r=.362和r=.322(ps<.01)。这一结果可以理解为,移民觉得主体民族的语族活力越强,便越认同自己的民族,同时维护本民族语言的态度也就越强烈。表3中的数据还表明,汉语维护态度、华族认同感与语言使用也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r=.592和r=.428(ps<.01);与此相应,这两个社会心理变量与汉语水平的正相关关系也显著(r=.505和r=.481,ps<.01)。这些数据综合起来说明,对汉语维护态度越强、华族身份认同感越高的华人移民,其汉语使用也就越频繁,汉语能力的维护也就越完好。当然,从另一角度看,对汉语维护的态度和民族认同感越低的移民,其汉语使用度也就越低,当然汉语水平的磨蚀也就更为严重。

*p<.05,**p<.01。

表3显示华社语族活力评价与移民的语言使用和汉语能力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406和r=-.597,ps<.01)。这表明移民对华社语族活力的评价越低,其汉语使用频率也就越高,与此相应,其汉语能力保持得越好;那些对华社语族活力评价越高的移民,汉语使用率便越低,汉语水平保持度也就越差。这一发现与前人研究结果及本文有关代际差异的发现也相吻合,即,年轻一代移民对本族语族活力的评价要高于老一代移民,但其母语水平保持却要低于老一代移民。表3还显示语言使用与汉语能力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r=.814,p<.01),与英语能力则呈负相关关系(r=-.441,p<.01)。这一点不难理解:移民越倾向于使用汉语,其汉语能力维护得便越好,英语能力便相应越低;相反,汉语使用度越低,汉语水平保持便越差,但英语能力会越强。

九 讨论与结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华社为个案,考察了美国两代华人移民的语族活力评价、民族认同感、汉语维护态度、语言使用以及汉语能力的保持情况。我们着重探讨了在上述各变量上是否存在代际差异以及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之前提出的研究假设大都得到了证实,不过也发现了一些有别于前人研究发现的有趣现象。

研究发现,两代华人对华社语族活力的评价显著低于对美国英语社团语族活力的评价,并且在华社主观语族活力方面,二代的评价要高于一代。这一发现证实了Sachdev et al.(1987)和Yagmur and Akinci(2003)等研究的发现。按Sachdev et al.的解释,二代移民很快融入主流文化,因此他们要比一代移民更倾向认同美国的主流文化,结果造成二代移民容易将自己看成是美国英语社团的一部分,从而高估了华社的主观语族活力。与Sachdev et al.有关加拿大华人移民的发现不同,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美国一、二代华人在民族文化认同上并没有显示出什么显著的差异。有关二代华人对华族的认同感要低于一代华人的研究假设并没有得到证实;相反,两代华人对华族和中国文化的认同度都很高。这样看来,两代华人对华社语族活力评价上的差别并不能像Sachdev et al.的发现那样归因于研究对象民族认同感上的差异。我们认为本研究中两代之间的差异可能是由下面的原因造成的:一代华人是在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前移民到美国的,当时中国和中国文化在美国的影响力很显然没有现在这样强大。在对华社语族活力评价上,一代移民受到了早期经历的影响,这使他们低估了华社现在实际的语族活力。而二代移民更多经历的是近几年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重要影响力以及汉语在国际商业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们对华社语族活力的评价较高。简言之,两代华人在华社语族活力评价上的差异更多来自两者经历的不同。另外需要指出的是,Sachdev et al.的研究调查是在20多年前实施的,当时中国和汉语的世界影响力与今日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当时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整体较低,研究中两代加拿大华人对此影响力的认识也就不会存在显著的不同,因此有关华社语族活力评价上的差异实际上更多地来自民族认同感上的差别。

本研究也证实了有关两代华人汉语使用和能力保持的研究假设:与一代华人相比,二代华人更倾向于使用英语,其汉语使用率较低,能力水平也很明显地低于前者。这与先前研究的结果完全一致,说明美国二代华人移民中的语言变迁很明显。显然,这一变迁与个人层面的社会心理因素有很大关系,不过,这两者同时又都受到移民的社会网络的影响(Milroy and Milroy, 1992)。尽管都生活在美国,两代华人的互动网络很显然是不同的。先前有关别国华人社区的研究(Li,1994;Man,2006)发现,老一代移民在社会网络中与其他华人的接触比例很明显地高于年轻一代的移民。二代华人的社会网络中除自己的家庭成员外,多为美国学校的同伴;由于他们的社会交际多数发生在家庭之外、同伴之间的玩耍和游戏性活动中,因此,相对父辈而言,英语的使用率很显然更高,而汉语的使用率则很低,并最终导致了汉语的磨蚀。

本研究还发现,华社语族活力评价与汉语使用及能力呈负相关关系,而汉语维护态度与汉语使用及能力则呈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究发现也基本一致。需要指出的是,在考察二代华人语言变迁时,我们只研究了青少年本身的华族认同感和对汉语维护的态度,而没有研究其父母在这些社会心理形成中的作用。先前研究(如Luo and Wiseman,2000)发现父母—子女之间关系的紧密性以及父母的态度对子女的语言维护态度和民族语言使用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中,尽管我们的一代华人研究对象主要为二代华人的父母,我们并没有对家庭影响进行调查。将来的研究可以将家庭影响因素和个人社会心理因素结合起来,分析两者在移民社团民族语言维护中的相互作用。

总之,社会心理因素在少数民族语言维护和变迁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这些因素和民族语言使用及能力保持之间的关系决不是简单而直白的。少数民族社团的社会历史变迁,族群及其语言的国际影响力等,都从不同方面对移民的语族活力评价、民族语言维护态度及努力等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中介影响。要清楚了解双语或多语接触中少数民族社团语言的维护和变迁,还需要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进行考察。

[附 注]

①本文对汉语和中文两个名称不作区分,根据场合互换使用。两者使用时既包括汉语普通话,也包括汉语地域方言,如广东话等。

②本文将华人移民定义为任何居住在美国、以汉语或任何一种方言为母语的华族人群。按这一宽泛定义,华人移民既包括已成为美国公民的华裔,也包括持绿卡或各种签证居留在美国的各种华人。

③匹兹堡中文学校为一所由华社自己组织的周末中文学校,主要帮助华人移民的子女提高中文能力和中国文化意识,同时也为其他族群的美国人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提供机会。

美国联邦制度的变迁 篇9

关键词：投资银行；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

一、市场结构形态、特征极其变迁

美国投资银行产业业务宽泛，业务领域内分工精细，本文从美国投资银行产业证券承销业务的市场结构出发，并综合产业整体总收入与总资本指标对美国投资银行产业的市场结构进行初步剖析。

1． 承销业务的市场结构分析。

根据桑托莫罗，Mishkin，Galetovic等人的研究，美国投资银行产业普通股承销业务与公司债券承销业务市场十分集中，而且也显示出较强的稳定性，1994~1999年期间波动较为温和。首家投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大致在16%~18%之间波动，前4家、前5家、前8家和前10家市场集中度指标基本在47%~51%、53%~59%、74%~75%及81%~83%的区间波动。根据贝恩对美国产业垄断和竞争类型的划分，仅从以上美国投资银行承销业务集中度指标衡量，表明产业类型处于中（下）集中寡占型与中（上）集中寡占型之间，体现了该综合业务领域市场结构的较高集中性特征。

2． 产业整体的市场结构分析。

本文根据SIA（美国证券业协会）的统计数据，从产业整体角度出发继续对美国投资银行产业的市场结构问题进行分析。

根据SIA的统计数据，按总收入指标计算，1980~2000年美国投资银行产业前10位投资银行市场份额之和最高为58.8%，最低为48.3%，年均波动幅度为0.5个百分点；按总资本计算的前10位投资银行市场集中度指标最高为63.6%，最低则为50.7%，年均波动幅度约0.6个百分点。整个产业显示了非常稳定的市场结构形态特征。但是从该层面分析的结果却不同于上述分析结果。按总收入与总资本计算的产业集中度指标远远低于按具体业务指标计算的集中度指标。比如1991~2000年之间，美国投资银行债券承销业务总体集中度指标Cr1、 Cr4 、Cr5 、Cr8与Cr10分别为20%、61%、70%、87%与92%，市场结构中的集中因素极其显著，整个业务领域介于中（上）集中寡占型与高度集中寡占型视察结构形态之间。与之相比,按总收入与总资本计算的产业集中度指标则显得相对较低，但也基本介于中（下）集中寡占型与中（上）集中寡占型的市场结构形态之间。

在1980~1990年之间，美国投资银行产业市场集中度指标基本处于动荡不定之中，在动荡中略有上涨。自1990年以来，整个产业市场集中度指标明显呈下降趋势。

3． 产业结构特征及其成因。

美国投资银行产业的市场结构既具备高度的集中性，又具备了一定的稳定性特征。但在1990年以后，该产业的市场集中因素开始削弱，其突出的表现便是1990年以后产业的集中度指标开始逐年下降。

对于美国投资银行产业结构的稳定性特征，Bharat N.Anand 与Alexander Galetovic（2000）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在美国投资银行产业中，大型投资银行与大型公司之间存在长期的业务关系，他们把这叫做关系型投资银行,此外投资银行产业内存在垂直分割现象: 大型投资银行服务于大型公司，为数众多的小投资银行则服务于小型公司。Bharat N.Anand 与Alexander Galetovic（2000）的研究认为，这两种现象的一个逻辑推理结果即是投资银行产业的市场结构应该十分稳定。他们利用数理模型与1950~1986年美国投资银行承销业务与1987~1988年并购业务的市场结构数据证明了其理论推理结果。

二、市场行为：竞争中的并购重组与融合化趋势

除了上述影响因素之外，美国投资银行产业结构的变迁还受到产业市场行为的影响。这一点也是经典的现代产业组织理论S——C——P理论范式的基本观点。

1． 竞争的尖锐化。

（1）同业竞争与产业间竞争。美国投资银行自发轫以来就面临着同业竞争的直接压力。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家公司或企业仅与一家投资银行保持业务关系。近年来一家公司与多家投资银行建立关系。

同时，产业外部——商业银行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竞争也加剧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自由化与金融自由化使放松管制、促进竞争进而提高金融业运作效率成为西方各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在受投资银行产业的高额利润的诱使与自身利润空间缩小的影响，美国商业银行也开始向投资银行业务领域侵入，金融混业经营体制使投资银行产业面临来自商业银行业的竞争也空前激烈起来。

（2）价格竞争。 在美国投资银行产业业务中，股票承销与并购顾问领域的进入壁垒最高，其权益回报率在过去的5年中高达57%。但是自Rule 415条款实施之后，投资级证券的承销利润空间受到侵蚀，IPO承销价差（Spread）在过去10年中以年均2.09%的速度下降（吴士君，2002）。

由于产业内竞争空前激烈，从1975年到1980年，交易佣金由每股26美分下降到11.9美分，年均下降10.85%。1995年以来，网上证券交易成本不断下降，全美经纪商的每股交易佣金快速下降到2.995美分。尽管产业内佣金收入因股市的不断攀升和交易量的放大而逐年上升，但是佣金收入占产业总收入的比例却逐年下降。产业内佣金总收入由1976年31.56亿美元增加至2001年的268亿美元，增长了近7.5倍。但是佣金收入占产业总收入的比重却由1976年的45.85%逐年下降到2001年的13.77%，年均下跌幅度约1.28个百分点。即使是佣金最高的美林公司，其佣金收入比重与1973年美国整个行业水平相比也下降了近40%。

（3）产品（服务）竞争。投资银行注册制使美国投资银行在业务方面具有较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形成了专业化经营的特色；1975年美国佣金自由化改革在压缩佣金空间的同时，更是吹响了投资银行改革的号角。1973年，投资银行的佣金收入占总业务收入大致在56%左右，而2001年该比例下降至13.77%。主要交易、资产管理和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已经超越佣金收入，分别以27.38%、21.15%和17.4%位列前三位。

在服务手段上，涌现出许多网上证券商，向客户提供信息资料甚至在线发行股票。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估计，全美约有25%的散户交易量是通过网上交易来完成的。网上买卖每1万美元，收费仅29.95美元（最近降到了15美元），每股仅0.15美分，比每股2.5美分的传统收费便宜近90%。

另外，网络业务的兴起也促使传统经纪业务的收费不断下降，从1975年的每股平均26美分下降到1980年的每股11.9美分到1997年的每股平均5美分。老牌投资银行加入网上证券交易的行列，摩根斯坦利的证券经纪业务和信用卡业务均建立了专线系统，美林甚至引入了“在线投资银行”的概念，建立了“美林直接市场”的系统，直接从事网上证券发行等业务（陈先勇，2002）。

2． 并购重组与融合化趋势。

受追求利润最大化动机、金融管制放松、新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影响与推动，美国投资银行产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并购重组活动十分活跃，产业融合化趋势日益凸显。Roy C. Smith（2001）指出，由于脱媒、放松管制、全球化与新技术的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在急剧扩张的同时，也带来了竞争的加剧。在1986~2000年14年间，全球（主要是美国）有近28家著名投资银行从产业中消失。

一方面，投资银行产业内部同业并购步伐加快。据统计，1985~1999年，被美国本土金融机构收购的投资银行交易额达到1540亿美元，其中来自投资银行产业的同业并购就达到了1140亿美元。

另一方面，投资银行产业与商业银行业以及金融控股公司间的并购也日益加剧。1994~2002年间，美国证券业协会（SIA）中由商业银行或金融控股公司拥有的会员份额分别为9.4%、13.8%、15.1%、13.4%、16.5%、17.5%与19.5%，从1994年到2002年，该份额几乎在逐年增加，9年间增长了1倍多。

三、市场绩效：利润空间的萎缩

市场绩效是指一定的市场结构下，由一定的市场行为所导致的、反映市场运行效率的产业的最终经济成果。在判断某一产业市场绩效时，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常常从产业的利润率水平等方面进行考察。

根据SIA的数据显示，美国投资银行产业税后股权回报率基本高于同期商业银行。在此期间美国投资银行产业平均税后股权回报率达到13.62%，高于同期商业银行平均股权回报率2.2个百分点。但是，该时期投资银行产业收益波动剧烈，税后股权回报率方差为51.78，远远高于商业银行的11.48，这也说明了投资银行产业高风险、高收益的特性。因此，从产业利润率角度考察，美国投资银行产业在1980~2000年期间，其产业绩效要高于商业银行产业，这也是商业银行侵入投资银行业务领域的一个根本原因。

根据SIA的数据，在1980~1990年11年间，美国投资银行产业税前股权回报率下跌趋势十分显著。1990年以后，美国投资银行产业的股权回报率曲线呈上下起伏状态。这部分地说明20世纪最后10余年间美国投资银行产业中的并购、融合趋势对产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并购融合的发展趋势导致了产业集中程度的下降，从而使得产业利润水平下跌；另一方面，并购产生的商业盗窃效应、协同效应等又促使产业内个体厂商的利润水平提高，这有助于提高产业整体的利润率水平。这两种因素的交叉作用导致了产业利润水平的起伏动荡。

四、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对美国投资银行业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与市场绩效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美国投资银行产业的市场结构具备高度的集中性和一定的稳定性特征，但在1990年以后，该产业的市场集中因素开始削弱。美国投资银行产业结构基本稳定与其集中因素的逐年下降正是产业发展的内在特征与产业生命周期发展的必然要求。

2. 在此市场结构影响下，美国投资银行产业的市场行为出现了竞争尖锐化、并购重组与融合化趋势。同业竞争、产业之间竞争日趋激烈，价格竞争、产品与服务竞争多样化日益显著；产业内与产业间并购重组不断，融合化趋势日渐明显。这些行为反过来又进一步对产业的市场结构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3. 近20年来，美国投资银行产业运行业绩基本高于同期商业银行，但整个产业的利润空间却呈现不断萎缩的趋势。无可否认，根据S——C——P研究范式的观点，美国投资银行产业上述结构、行为与绩效的发展变迁及其特征之间肯定存在相互影响的因素，这种相互影响最终导致了美国投资银行产业的现状与特征。但是本文未能揭示其具体的作用方式或影响途径，这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Allen N. Berger, Rebecca S. Demsetz and Philip E. Strahan.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999.

2.Bharat N. Anand and Alexander Galetovic. Investment banking and security market development: does finance follow industry? IMF working paper, 2001.

3.安东尼·M·桑托莫罗，戴维·F·巴贝尔著．郭斌译．金融市场、工具与机构．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4.查里斯·R·吉斯特著，郭浩译．金融体系中的投资银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商学院。

美国联邦制度的变迁 篇10

所有权的变迁深刻地改变了报业的生态环境, 在传统的家族报业时代, 固然也存在普利策和赫斯特的黄色新闻之争, 但许多由家族创办经营的报刊却有超越商业利润的价值追求。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 这些优秀的家族报纸高度重视报纸的品质, “刊登适宜刊登的新闻”, 不以经济利润为价值追求, 对来自政治势力和商业利益两方的压力保持高度警觉, 宁可牺牲眼前的经济利益也不愿损害报纸的长远发展。正是在这种环境下, 才逐渐使新闻专业主义萌芽生长。

然而, 当家族报业慢慢远去, 报刊逐渐成为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后, 报刊业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上市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 他们仅仅关注资产负债表、利润率、广告额, 在他们眼中, 新闻和其他商品没有任何区别, 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是最优选择。与家族报业不同, 激励上市公司经营者的不是新闻职业理想或专业主义追求, 而是来自华尔街那些手持股票的投资者的压力, 一旦利润率下降, 公司股票价格立刻下滑, 经营者将面临来自投资者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驱动新闻业”应运而生, 这种新闻业和以往的新闻业截然不同。

产权变迁对新闻业的影响

美国学者麦克马纳斯指出, 媒介企业内部存在两种规范, 一种是新闻部门形成的新闻规范, 可以把它称为新闻生产的新闻理论。在这一理论中, 一个事件是否能成为新闻主要取决于自身的重要性, 即新闻价值, 以及认为这一事件是重要事件的读者人数。而另一种规范是市场规范, 一个事件是否能成为新闻与发现新闻、报道新闻的成本成反比, 与事件对投资者、赞助者各方的损害成反比, 而与新闻所吸引的广告商出资规模成正比。在传统的家族报业时代, 报纸所有者重视编辑记者的地位和作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内部新闻自由。记者编辑不仅可以抵制来自政治和商业方面的压力, 甚至连报纸老板也不能强迫记者编辑的判断和选择。然而, 当MBA逐渐掌控报业之后, 这种情形便不再出现了, 而相反的事件却屡见不鲜。1992年5月1日, 《温尼伯自由报》的巴里·穆林在他的专栏里批评自己的报纸在前一天对洛杉矶暴乱的报道, 他说, 美洲大陆的重要新闻事件被埋没在早晨版的后页不起眼的地方, 头版报道如一对本地英雄和有关生物溶解的高尔夫球座的消息。随后, 出版商命令穆林与总编面谈, 最终穆林离开报社。 (2) 市场规范严重地消解了原本就孱弱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对报刊业的发展产生了多重影响。

第一, 委托—代理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司治理结构看, 在家族报业时期, 作为委托人的发行人把报纸的日常编辑出版工作交给新闻部门, 把经营管理工作交给经营部门。这两个部门之间有一堵无形的“墙”, 把世俗的“国家”和神圣的“教堂”隔离开来。比如《芝加哥论坛报》在办公大楼的东门、西门各设有一部电梯, 而通往广告部的电梯不能在四楼停下, 因为四楼是编辑部的所在地。在“国家”和“教堂”发生冲突的时候, 作为委托人的报业家族往往更愿意站在编辑部这一边。如《财富》发行人说, “我们是不能接受将利润的原则凌驾在某些重要的价值观之上的, 比如事实、诚信等。我更不会让广告、美元来左右编辑部的立场。”然而, 当报业成为华尔街的俘虏后, 报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 委托人不再是心怀理想的报业家族, 他们的目标不是使报纸成为社会公器、第四等级, 委托人变成了手中持有公司股票的投资者, 尤其是占有较大股票市值的华尔街机构投资者, 作为委托人的投资者要求代理人实现经济利润最大化, 这种要求往往与新闻部门的专业追求格格不入。

第二, 报业组织结构的平衡被打破, 商业文化压倒新闻文化。在家族报业时代, “国家”和“教堂”之间维持着相对的平衡, 家族报业并不轻视世俗的经济收益, 但更看重报刊的社会价值。《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说, “一个伟大成功的报纸, 一定会是一个伟大成功的企业……一个报纸必须在经济上站得住脚, 但最重要的, 还是要能得到大众的信托和信赖。”但伴随着大量接受过工商管理训练的MBA进入报业, 市场规范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国家”和“教堂”之间的墙被推倒了, 正如斯坦福大学新闻学教授威廉·伍说, 新闻业从一开始就是一项生意, 只不过在最初, 这项生意不受华尔街的干扰, 由报业家族的传统所支配。但是当报业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时, 压力就猛然加大, 报纸要面对咄咄逼人的盈利压力。

当MBA进入新闻业之后, 新闻采编开始反映媒体中那些持有MBA学位、只管理公司运营的经理人的意向。在MBA们看来, 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 必须缩减新闻部门成本, 减少新闻报道开支。同时, 让新闻部门和经营部门联合起来, 实现市场营销学的“整合营销传播”, 但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洛杉矶时报》就曾因此吃过苦头。1995年, 华尔街出身的马克·威利斯执掌《洛杉矶时报》, 他坚决主张打破编辑部与经营部各自为营的状态, 让版面编辑和产品经理一起决定版面内容, 这种经营方式到1999年终于给报社带来灾难。报纸的广告部门与洛杉矶体育馆Staple Center签署了利润分享协议, 但编辑部并不知情, 编辑部对该体育场进行了大幅报道, 这一事件被其他媒体披露后, 成为当时重大的丑闻, 大量记者离开报社, 而报社也被论坛报业集团收购。 (3) 有人就此事件评论说, 媒体经营似乎往往遵守“看不见的手”式的游戏规则:当编辑部与经营部彼此不相干时, 公司往往处于最佳时期;而当它们彼此帮助时, 灾难可能就会出现。 (4)

第三, 报纸从提供新闻变为提供娱乐, 受众从公民转为消费者和商品。家族报业把新闻看作实现民主的手段, 认为公民获知新闻事件能够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而在上市公司看来, 新闻仅仅是一种商品, 加拿大汤普森报业集团总裁汤普森曾说, 我们经营的是一个生意集团, 只不过碰巧是在做报纸的生意罢了。在这种观点看来, 新闻只不过是为了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 然后把注意力卖给广告商。在这种观念中, 受众仅是一种商品, 报纸不再提供新闻, 而是千方百计提供刺激感官的娱乐。如香港《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一味鼓吹, “读者爱看什么, 我就给读者什么, 我们不是卖杂志, 是卖共鸣, 卖感觉。”然而, 只有广告商需要的受众才是有效受众, 而广告商的需要决定了媒介的内容。

第四, 对利润的追求超过了对公信力的追求。公信力是媒体安身立命之本, 但是, 美国Roper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 从1973—2000年, 美国新闻界的公信力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选择对媒体有“较多信任”的人数从1973年的25%下降到2000年的10%, 而“几乎没有信任”的人数从1973年的21%升至2000年的41%。 (5) 媒介公信力的下降是多方面原因产生的, 但上市公司制的运作方式必然会损害公信力。如果认为媒体的总收益由经济利益和社会影响共同构成, 经济利益可以立即体现为股票价格的上升, 而社会影响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对报业产生正面作用。经济利益往往会和报业社会影响相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 商业化的报业将会倾向于经济利益, 因为它可以立即带来回报, 而需要长期耕耘才能有所收获的报业社会影响则旁落一边。

解决思路

媒体产权制度的变迁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现象, 这一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首先, 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实行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 管理。美国报业是按照现代公司制度运作的企业, 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出现的问题。在由股东、董事会、经理层组成的公司权力结构中, 股东是上市报业公司的所有人, 有权召开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章程、选举董事会成员, 但股东的权力是有限的, 股东无法决定支付给他们的股利, 在投资或收购决策中也没有发言权, 他们不雇用经理或决定经理报酬, 在一系列对报业经营有重要关系的事件中, 他们并没有直接决策权。在利益得不到满足时, 他们可以用脚投票, 抛出手中股份。因此, 在报业日常的经营管理中, 不应只以股东马首是瞻, 应该完善董事会制度, 如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让不在公司任职、与报业没有利益往来的社会贤达人士担任报业董事, 承担起监督公司运作是否符合社会责任的工作。企业界的实践表明, 独立董事制度对规范公司经营、履行社会责任具有积极作用。

同时, 报业应该引进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式, 这一管理思想来源于对企业责任的反思。传统观点认为, 股东是企业所有者, 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为股东服务。但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 股东并不是企业唯一的所有者, 真正拥有企业的是企业的各利益相关者。企业应该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而不能只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 报业在服务于股东利益的同时, 还应该考虑消费者、社区、政府、环境等方面的利益, 报业不应仅追求经济利润, 还应该履行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 即报业必须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行动, 而且行为必须合乎社会伦理道德, 服务公民、社区、社会道德, 改善社区生活质量、提高公民民主参与意识等。

其次, 增进报业内部新闻自由。内部新闻自由关注新闻编辑部的专业自主权, 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6) 一是新闻从业者在其专业范围内的自主权, 如采访权、报道权、确定编辑政策及与发行人共同决定言论取向的权利。二是作为劳动者所要求的人事、薪水、福利等方面的决定权。随着家族报业被公司报业取代, 报社内部新闻自由也在逐渐下降, 约翰斯通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项研究显示, 在70年代有半数以上记者认为在决定新闻重点、选择报道题材方面拥有完全自由, 而且新闻稿被删的次数并不多, 但1986年韦弗用同样指标进行研究却发现, 1982—1983年间, 记者所拥有的自主权比十年前要少。 (7)

要改变市场规范对新闻规范带来的损害, 编辑记者应该在报业体系内争取更大的内部新闻自由。作为劳动者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应该首先得到保障, 人事、薪水、福利等物质条件是新闻记者追求专业目标的前提条件, 而专业范围内的工作自主权则是内部新闻自由的核心。 (8) 因为这一权利是新闻从业者构建职业意识、履行职业使命的关键, 从这个意义上说, 扩大内部新闻自由是恢复报业内部组织机构权利失衡的手段, 被上市公司破坏的编辑部与经营部之间的权利失衡, 可以在内部新闻自由的扩展中重新恢复平衡。

最后, 应该树立媒体的长远发展观。家族报业往往倾向于从长远眼光看待媒体发展, 而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利害得失。诸如“虚假广告”、“有偿新闻”等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为报社带来经济回报, 但这些急功近利的行为却会给报业带来长久的伤害。在公司化之后, 报业公司也应该从报社的长远发展出发, 树立经营百年老店的方针, 放弃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 通过构建媒体公信力来赢得长期的持续回报。因为“从长远来看, 民主制度所要求的社会责任支持报纸实现其商业目标, 而非对此加以阻挠。商业目标的实现, 要通过获得公众信任和社会影响这样的途径, 这样做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公共使命的实现, 因而创造出一种良性循环。” (9)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1]陈颖:《保持西方主流媒体地位的典范——奥茨家族时代的〈纽约时报〉》, 《青年记者》, 2005 (6) 。

[2]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69。

[3][4]许知远:百年《洛杉矶时报》的衰落与复兴, 《经济观察报》, 2001年10月22日, 第4版。

[5]张洪忠:《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6.127。

[6][8]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153。

[7]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