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审视美国的股票期权制度

新审视美国的股票期权制度（共7篇）

新审视美国的股票期权制度 篇1

重新审视美国的股票期权制度

继安然之后，随着环球电信、世通、施乐等一批“经济巨人”会计造假案的纷纷曝光，在美国国内引发对股票期权的质疑，投资者意识到股票期权被滥用可能导致负面影响，要求改革股票期权的呼声越来越高。目前对股票期权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股票期权是否是一种支出

在美国，对于股票期权的理论纷争由来已久。股票期权的支持者认为，公司发行股票期权不需任何现金支付，而且还可以获得税收上的优惠。反对者认为，公司是要为股票期权付出代价的，股票期权会造成原有股东权益的稀释，侵害原有股东利益。当期权持有人行使期权，从公司购进股票后，市场上的流通股增加，必然分薄了每股收益。有些公司为维持股票收益水平，不得不动用储备资金回购自己的股票，这样必然影响对其他投资和研发活动的投入。

会计准则的制定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注意到股票期权的成本问题。1972年，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布了（APB  Opinion  No.25，简称25号意见书）《对职工发行股票的会计处理》(Accounting  for  Stock  Issued  to  Employees)，对公司职工持股计划的会计处理作出规定。25号意见书采用内在价值法计量股票期权，即股票期权的补偿成本(Compensation  Cost)只限于计算日股票的市场价格与行权价格的差额。而事实上大多数固定认股权的行权价格至少会等于计算日的市场价格，不会产生需确认的补偿成本。由于当时股票期权还没有被广泛应用，而且股票期权的成本计算也是一大难题，因此，会计准则制定者决定期权不需纳入成本。80年代初，美国的几大会计事务所向FASB提出具体意见，认为股票期权明显是一种支出，应纳入成本核算。90年代初，有关股票期权问题争论逐渐升温。FASB认为，股票期权计划应当确认报酬成本，包括市场价格等于行权价格的固定型股票期权，理由是：(1)股票期权具有价值；(2)股票期权产生了报酬成本，应当正确计入企业的净收益中；(3)在可以接受的限度内能够估算股票期权的坐标。FASB主张以公允价值取代内在价值法来确定补偿成本，这一主张遭到强烈反对。在多方游说下，美国参议院以88票对9票的结果通过一项反对FASB改变会计准则的非正式决议。FASB于1995年10月发布了SFAS  No.123（简称123号准则）《股票补偿的会计处理）(Accounting  for  Stock-Based  Compensation)，123号准则是妥协的产物。新准则鼓励而不是要求企业运用公允价值法，允许企业选择内在价值法来核算股票期权，但需要追加披露两种方法对本期净利润和每股收益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美国高科技泡沫的破裂，决策者们开始担心股票期权潜在的负面影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不无担忧地指出，不把股票期权纳入成本会人为地夸大企业的利润和股票价格。安然公司财务丑闻曝光后，投资者开始怀疑股票期权存在的负面影响。在2月份的国会听证会上，安然前CEO杰弗里・斯基林承认，股票期权能“超乎寻常”地夸大公司的盈利水平。纽约经纪公司贝尔斯登称，，安然发行了价值1.55亿美元的股票期权。如果将期权成本从20公司利润中扣减，那么当年安然公司的运营利润将下降8%。公司在的运营利润要比不采用期权时高出9.33亿美元，期权不算成本的做法同样使花旗集团的20运营利润提高了9.19亿美元。欧洲保险公司安联保险旗下的一家投资银行表示，如果把所有的股票期权作为费用入账，那么标准普尔500指数成份股年的利润会下降30%（郄永忠，）。

美国对股票期权的改革已势在必行，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IASB)已一致同意批准起草新的会计规则，新规则将要求公司把股票期权列入经营开支。

（二）股票期权是否会诱发经营者新的道德风险

根据现代公司理论，企业所有者――“外部人”与企业经营者――“内部人”之间存在着责任不对等、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的矛盾。信息不对称会引起经营者的“偷懒”动机以及由此带来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道德风险是指交易合同达成后，从事经济活动的一方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自身效益而做出不利于另一方的行动。为了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使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与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目标趋于一致，所有者会依赖在企业建立起来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股票期权就是企业长期激励的制度安排。

作为激励经营者的手段，股票期权是基于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假设：股票期权提供激励――管理层更积极工作――公司业绩上升――公司股价上涨――股票期权提供激励。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公司股价的上涨是源自经营者的努力程度还是市场整体变化的因素；第二，经营者是否会通过其它的方式而不是积极工作以提高公司业绩的方式来推动公司股价上升。第一种情况的存在会削弱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但可能通过改革业绩评价体系加以修正。第二情况即可能存在的经营者的新的道德风险。在美国，高级经理们的年收入中，来源于行使股票期权的收入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福布斯》杂志每年5月对美国800家上市公司经理人的薪酬结构进行调查，股票期权行权平均收益从1985年的4947美元上升到88万美元，增长了178倍，而同期的平均工资与奖金仅从73万美元上升到122万美元，增长不到一倍。据美国《商业周刊》的统计，19美国收入居前10位的CEO收入构成中，长期服务补偿（主要是股票期权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基本上都在96%以上。由于股价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报酬的重要性，很多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已经把推高股价作为工作的唯一目标，并不顾一切追求公司股价的上涨。如果单靠扩大销量，削减成本以赢得利润，股价的上升就会很慢，因而经理人员就会为谋了私利而去操纵股价。在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督的前提下，如果公司的长远发展出现问题时，深知内情的公司管理层会被利益所驱动，不惜通过做假账采制造公司繁荣的假象，从而推动公司股价上涨。

在安然事件曝光之前，从年12月到2001年11月，就出现了三波内部人抛售安然股票的高潮，这期间，安然的高级管理层利用股票期权赚取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安然公司董事长肯尼斯・莱在2001年就通过执行股票期权实现了1.234亿美元的收入。

二、对我们的启示

（一）建立中国特色的长期激励机制

在美国暴霹出来的股票期权问题，表明任何一种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和一成不变的.，需要随着市场的变化不断改革和完善。美国的股票期权问题是制度完善中的问题，而我国则是制度建设中的问题，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不能过于神化股票期权，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它出现的某些弊端而否定它的先进性。美

国股票期权存在问题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也为我们自己的长期激励制度建设赢得了时间和空间。股票期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环境和与之相匹配的制度环境。要有一个有效的证券市场和成熟的经理人市场作支撑，并且在一定的政策结构下、与其他制度安排的互动中才能有效发挥作用。我国目前股市还是一个弱式有效的市场，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理人市场，缺乏相关配套的法规。年薪制在我国由于缺乏成熟的条件，变成了经营者增加固定收入的一种方式，与经营者的业绩失去了相关性，没有能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如果照搬美国的股票期权模式，必定会造成“水土不服”的现象，并不能作为替代年薪制的权变策略，真正解决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者长期激励的问题。因此，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借鉴美国股票期权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有中国特色的长期激励机制。

（二）加快公司治理步伐

股票期权是把双刃剑，股票期权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完善的监督机制。作为一种先进的长期激励制度，股票期权对监督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激励的力度越大，约束的力度就应越强。对股票期权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的约束和制衡机制来实现的。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一个由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为主的董事会来代表股东监督经理层，在董事会上设立独立董事为多数的薪酬委员会决定公司员工的报酬及福利，同时也决定授予股票期权的数量。一旦董事会缺乏独立性，独立董事被经理层所操纵，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与监督机制之间就会失去平衡，股票期权不仅会失去效用，诱发经理层新的道德风险就成为必然。继安然事件之后相继暴露的美国公司造假案，表明备受推崇的美国公司治理模式也存在诸多问题。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许多缺陷，主要表现为：上市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现象比较普遍，缺乏独立的薪酬委员会，外部董事比例明显较低，“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公司内部人控制严重。根据的一项实证分析，我国上市公司中内部人控制度（即内部董事人数董事会成员总数）为100%的有83家，占样本数的20.4%；为50%以上的公司占78.2%；在所选530家上市公司中，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兼任的有253家，占样本总数的47.7%（郑文琼、朱培军，2001）。在这种权力失衡、没有外部人有效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不管是年薪制还是股票期权，都有可能沦为经营者谋求自身利益的合法手段。届时，股票期权不仅不能发挥长期激励的作用，解决年薪制存在的弊端，反而很可能会变为另一场权力资本的寻租行为。因此，在建立长期激励机制的同时，加快公司治理的步伐，强化监督机制已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 徐珊.美国股票期权的两种不同会计处理方法[J].财务会计，2001,(6).

[2] 郄永忠.改革期权制[N].中国证券报，2001-07-19.

[3] 黎自成，王明华.股权制的激励机制与国有企业改革[J].财贸经济，2002,(7).

[4] 郑文琼，朱培军.股票期权在国际比较与借鉴[J].宏观经济研究，2001,(9).

[5] 季向宇.论股票期权在我国的适用性[J].财贸经济，2000,(4).

新审视美国的股票期权制度 篇2

关键词：校企合作,制度供给,制度建构,合作机制

职业教育发展至今, 校企合作中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确也存在着不少实践误区和现实问题, 究其原因, 关键在于有效实现院校与企业间的“双赢”运行机制尚未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进而言之, 产生种种实践误区的根本原因出在理论和认识层面, 即对如何理解校企合作的本质与源起这一基本问题仍然不够明晰或者说不够到位, 而这种认识上的不足, 就表现为方法论的缺陷, 进而直接制约着校企合作实践的成效。

那么, 如何破解这一理论问题呢?不同的理论观点与研究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资源库”。本文所依循的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学派 (也可称为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 理论观点, 主要是在组织与环境的关系背景下讨论组织的结构问题。该学派认为组织所处的环境包括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技术环境强调组织的工具理性, 要求组织目标必须追求效率;而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 即服从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 而不考虑效率因素。这样, 在一个组织领域中, 就出现了两种类型的趋同性:竞争趋同性和制度趋同性。制度趋同变迁则是新制度主义学派考察的中心问题。就本文而言, 笔者拟在对该理论选择性借鉴与扬弃的基础上, 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本质与源起问题进行新的阐释, 即运用制度分析的理论工具揭示和剖析校企合作的本源, 从而为校企合作实践的有效改进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与方法。由此, 本文提出在逻辑关系上依次递进的三个与校企合作本质相关的基本判断 (命题) , 并基于该理论视角逐一进行合理自洽性论证。

一、合作即制度供给

如何理解合作, 是运用组织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的第一个问题:职业院校与企业自然属于组织的范畴, 校企合作也是组织间合作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 合作 (校企合作) 是否具备制度的属性, 或者说, 是否可以将其视作一种制度供给 (安排) 呢?如果可以, 我们就能按照该理论的分析体系展开论述。由此, 引申出本文的第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或者说认识基础, 即将合作视作对职业院校与企业组织的一种制度供给和制度安排。如果接受这一假设, 我们就可以推得如下命题:合作的过程即制度化的过程, 或者说合作制度输入组织的过程。

这一命题是否成立呢?笔者认为, 关键在于判断校企合作是否具有制度的特征和构成要素, 这就需要考虑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制度是否是合作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因素;合作行动是否体现制度的本质和基本特征。

合作一般是指“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 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方式”[1] 。 可见, 合作行动是合作组织及其成员在共同利益及共同信念的前提下采取的集体行动。而共同利益和共同信念的形成, 主要是由合作中的制度因素加以规范和引导的, 不管制度对合作组织及其成员的作用力是依靠外部的强制执行, 还是遵循内在的自愿认同, 它都是合作的重要支撑和保障。进而言之, 合作的过程就是制度产生效力的过程, 亦即制度化的过程。

既然制度是合作的重要保障, 那么, 如果制度的特征与要素在合作中得到了体现,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确认, 组织的合作过程与制度化过程具有同一性。按照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社会学家斯科特 (Scott) 的观点, 制度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2] 。那么, 校企合作过程是如何体现并实现这三种制度要素的作用力呢?

首先, 校企合作体现了规制性的制度要素。规制性要素的突出特征是强调明确且外在的各种规制过程 (规则设定、监督和奖惩活动) , 诺斯 (North) 也指出这种规则系统 (制度) 完全类似于竞技体育运动的比赛规则, 包括正式的、书面的规则以及通常是非书面的行动律令[2] , 而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关系的达成往往也是以明确的合作制度、规则, 或者说协议作为基本条件和行动前提的。这些合作制度, 不论是合作形式的确定、合作内容的选择, 还是合作目标的评估、检测等等, 对合作双方而言, 都是具有规制性的。可见, 合作 (校企合作) 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制度的规制性特征。

其次, 校企合作包含了规范性的制度要素。规范系统主要包括了价值观和规范, 这些价值观和规范的影响是通过专业化过程得以体现的。考察校企合作的种种实践, 我们可以发现:不管合作的形式如何, 结果如何, 总有一些贯彻始终的价值规范制约着合作主体, 主导着合作各方的具体行为, 进而影响合作效果。如:在学生企业实习环节的合作中, 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训和教育就是以特定的企业或行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进行“制度化”的过程, 培训和实习内容本身就是一种规范化的知识体系, 而规范的结果就体现为学生的知识习得和技能增进, 而这种知识和技能习得的过程也可以视作是从业专业资格的获取和认证过程。由此可知, 合作内生着某种规范体系, 合作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规范化”的过程, 而这正凸显了规范性的制度属性。

最后, 校企合作涵盖了文化—认知性的制度要素。关注制度的这一维度是社会学与组织研究的新制度主义最为显著的特征。该学派认为认知是外部世界刺激与个人机体反应的中介, 是关于世界的、内化于个体的系列符号表象, 这种文化认知会影响行动者的评价、判断、预测和推论[2] 。进而, 这种文化认知会成为一种视若当然的制度要素而得到组织及其行动者的遵从。可见, 这一要素较之前两种制度要素更多体现的是共同信念以及共同行动逻辑在“制度化”过程中的重要性。通过考察校企合作实践可知, 那些取得真正成功和良好预期效果的合作行动, 绝大部分都是以基于共同信念 (如:对职业教育应用型本质的共识、对职业技能实操重要性的共识、对职业院校高效率的知识创新与科技转化能力的共识等) 的合作制度作为指导其实践的核心推动力的。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 促成了各方对合作管理文化的共识。惟其如此, 才能真正有效地把合作各方组织及其具体合作行动者“整合”起来, 发挥合力。由此可见, 较之前面两种制度要素, 文化—认知性要素在校企合作中最为重要, 但也最难实现, 这是产生合作困境的深层次根源。

综合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合作即制度供给这一命题是成立的。

二、合作即组织的制度建构

承上所述, 既然合作可以视作一种环境影响下的制度供给, 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推知:合作过程同时也是组织的一种主动的制度建构过程。如何来解释合作即组织的制度建构呢?我们知道, 制度研究和组织研究历时已久, 各自涉及的学科也较广泛。但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却是始于组织与环境互动观点的根本转换, 这一转换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 随着权变理论、系统理论的提出, 对组织与环境关系的讨论由封闭的、理性系统理论转变为开放的、自然系统理论。二者的区别在于“最早的封闭系统分析方法将注意力限定在一个既定组织的边界范围内的现象。就此而言, 组织结构是个体或群体的利益行动所发生的情境。只有在开放系统模型出现之后, 组织本身才成为研究的主题, 被看成是由环境所塑造的反应性系统, 看成是塑造它们自身情境的集体行动者, 或者看成是在更大、更广阔系统中的成员行动者”[5] 。可见, 从这时开始, 组织研究的重心逐渐由聚焦组织内部转移到关注环境影响因素下的组织行为, 而在这些环境影响因素中, 制度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回顾制度研究的发展演进, 除了前面提及的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之外, 还有两个理论发展相对较为成熟的研究流派, 即理性选择的新制度主义和历史的新制度主义, 它们对制度与组织的关系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 这些认识对我们更好地把握组织与制度的关系, 进而对更好地分析职业院校与企业组织如何进行合作制度的建构不无益处。

斯科特认为, 存在三种相互对立的关于组织与制度关系的观点[2] :

第一种观点类似于博弈论的观点, 最早由诺斯提出, 并得到很多制度经济学家的支持, 就是认为制度提供了博弈的规则, 组织就是类似于博弈者的行动者;第二种观点是由威廉姆斯 (Williamson) 等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的, 认为组织及其结构、程序本身就是制度, 而作为制度的组织就是一种用以治理生产活动并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系统;第三种观点则由迈耶 (Meyer) 、朱克 (Zucker) 以及道宾 (Dobbin) 等社会学家提出来的, 强调发生在社会层次上的过程与单个组织结构及其运行之间的联系, 认为不应对组织与其制度环境做出区分。“在这个意义上, 组织 (organization) 即一个制度化的组织 (institution) 。换言之, 所谓的制度化组织是处于社会环境、历史影响之中的一个有机体。组织的发展演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是在和周围的环境不断相互作用下不断变化、不断适应周围社会环境的自然产物, 而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7] 与此观点相呼应, 考瑞特 (Coriat) 和多西 (Dosi) 将制度定义为一个演化过程, 包括三个要素, 而正式的组织 (从企业、技术实体、贸易组织、大学到所有的国家机构) 是其中第一个要素[8] 。按照上述三种制度流派的观点, 显然前两种关系理解体现了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的理论主张, 而最后一种观点则代表了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的理解。笔者认同的是对组织与制度的第三种关系界定。

权衡以上诸种观点后, 本文的基本立场是将组织分析和理性选择的新制度主义进行有机结合, 即在分析校企合作机制中, 既强调前一命题提出的制度制约组织行动的观点, 也观照到合作组织对制度理性选择的能动性, 即将组织对合作制度的建构看作兼有工具主义逻辑和适当性逻辑的行动, 借以弥合各自的理论分析缺憾, 发挥它们对促进合作制度有效性的“合力”。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 笔者把合作视为一种制度建构, 旨在强调一种“认知和制度的社会建构”, 这里的制度是指“那些想当然的认知图式的储备库, 塑造了人们对自己生活其间的世界的看法, 提供了指导他们行动的脚本。重点在于, 人们如何通过语言和其他象征性符号在制度化的背景下积极地去建构意义”[9] 。本质上,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文化—认知性制度要素的秩序基础和作用方式, 而组织在对合作制度建构的同时, 其实也是对组织自身结构的一种适应性建构。也就是说, “作为一种有特定目的的和工具性实体的组织, 恰恰是制度过程的产物——这种制度过程是一种建构型过程”[2] , 而这也符合制度与组织关系的第三种观点。

由此推知, 在校企合作中, 职业院校与企业就构成了合作制度的组织载体。一方面, 合作表现为院校与企业的一种互动方式;另一方面, 合作制度则表现为双方的一种能动性的组织建构。

三、校企合作即合法合理地建构合作机制的过程

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立足于“简化”组织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增强其解释力, 由此将组织发展归结于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的双重制约和影响, 对于处于合作关系中的组织而言, 制度环境的重要性是无可厚非的, 但同时, 技术环境的客观影响也不应被忽视。无论是职业院校, 还是企业, 都是在二者的综合作用下建立并开展合作活动的。但由于组织性质的差别, 双方对于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的依赖关系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的, 而这正是导致校企合作双方矛盾与问题的“症结”与“根源”所在。因此, 分析双方在环境因素制约下实现合作的基本原则以及合作机制的构建就成为破解校企合作现实矛盾的关键理论问题。

(一) 合法与合理:校企合作遵循的基本原则

制度与技术环境是组织合作的外部制约和影响因素。制度环境要求合作各方对合作达成合法性认同, 遵循适当性逻辑和合法原则;而技术环境则要求合作组织追寻效率最大化的合理路径, 服从于工具主义逻辑和合理原则。那么, 这种矛盾能不能得到解决呢?我们说, 合法与合理两原则的内涵虽然有所区别, 但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者之间在实质上并不相互排斥, 相反倒是存在着相互兼容、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关系。

首先, 合理原则兼容合法原则。狭义地看, 合理原则是一种效率原则, 即合作双方的行为是行动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但从广义角度理解, 合理原则也并非仅遵循单纯的“算计”逻辑。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主张是“效用最大化能够并且应该成为个体的基本动机, 但是, 个体也许会认识到, 他们的目标能够通过制度性行动来最有效地实现, 并且还会发现, 他们的行动受到了制度的塑造”[11] 。可见, “合理”的理性选择的实质是在制度的规范和制约下更合理地满足偏好所采取的行动策略。当然, 这些作为应对制度环境的行动策略给组织及其行动者预留了不小的“选择空间”。奥利弗就认为, 组织对环境的压力不仅可以采取依从、妥协和回避性策略, 也可以运用操纵, 甚至是反抗性的策略[12] 。我们说, 在适当的情境中, 任何一种策略都可能成为合理的组织行为。

其次, 合法原则兼容合理原则。合法原则是强制度环境的要求与体现, 即合制度性。如前所述, 制度包含规制性、规范性以及文化—认知性三种形式和内涵的要素, 而这三种要素, 特别是文化—认知性要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理性选择因素, 都体现出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特点, 究其实质, 也是一种组织对技术环境的适应行为, 即将合理性制度化的过程和行为。

对于校企双方如何合法与合理地进行合作的问题, 我们发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中清晰地指明了可行的适应性策略, 即“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鼓励行业组织、企业举办职业学校, 鼓励委托职业学校进行职工培训。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和教师实践, 鼓励企业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这其实就是兼顾企业的合理性原则与诉求以及职业院校合法性原则与诉求的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合作路径选择。因此, 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 对于职业院校, 如何更好地适应行业企业发展需要和现实需求, 通过专业对接行业 (产业) 来切实提升校企合作的内涵和层次, 通过更好地满足合理与效率原则来提升企业对自身的合法性认同, 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和需要实践智慧破解的关键问题。

(二) 生成与运行:校企合作机制的分析框架

虽然校企合作双方因对制度与技术环境依赖程度不同导致了合作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不同取舍与侧重, 但这并不意味着合作无法走向深入, 合作无法实现双赢, 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开启校企合作困局的“密匙”——校企合作生成与运行机制的分析框架。

借鉴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观点, 本文尝试构建一种校企合作的理想分析模型 (分析框架) , 以期破解合法性与合理性无法协同与兼容的合作难题。在此, 笔者依据合作进程, 将合作生成与运行机制分解为以下筛选、共享、信任以及反馈四个子机制:

筛选机制是校企合作的初始作用机制, 是保障合作合法且合理生成的前提, 包括确定合作目标、筛选合作伙伴以及权衡合作模式。其中, 确定合作目标与筛选合作伙伴的合理性考量更为明显, 而合作模式的权衡则更侧重于合法性认同的有效建立。

共享机制是校企合作的核心作用机制, 是对合作合理性认同与生成的实践延伸, 包括知识、信息和人员三个层面的共享, 旨在促使职业院校与企业间建立一种共享型的知识互动体系。实际上, 职业院校与企业间的互动关系, 主要是通过技术资源的传递和共享来实现的, 而这种技术资源往往主要是以知识形态出现的, 合作的成果也往往体现为合作各方技术资源的扩展和提升, 而这正体现的是合作合理性的溢出效应。

信任机制是校企合作的持续作用机制, 侧重于对合作合法性认同的强化、固化和内化过程, 实质上也是职业院校和企业间关系契约有效达成的过程。刘易斯 (Lewis) 等人认为, 存在两种类型的信任关系, 即认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 其中认知信任的产生是基于对合作对方能力、可靠性以及公平性的估计和评价, 而情感信任的产生是建立在情感型的依附以及考虑对方利益的基础上[13] 。可见, 前者强调合作的合理性诉求, 而后者旨在推进合作合法性 (基于认知和情感建立起来的合作规范、价值观等) 在合作组织间以及组织内部的认同。在校企合作过程中, 需把握和处理好这两种信任类型的转化关系, 认知型信任应是基础和手段, 而情感型信任则是目的和归宿。

反馈机制是校企合作的自我检视机制, 即合作各方对合作效果的评估和检测, 体现了管理科学中控制论和协同论的基本思想, 其作用在于不仅从合理性上对技术层面的合作效率进行评估, 同时也是对制度层面的合作合法性认同的强化过程, 这种强化包括正强化和负强化两种类型。可见, 该机制是合作得以延续和深入的不可或缺的保障, 因为它不仅是当前校企合作运行机制的阶段性终结, 更是未来合作生成机制的前导和前馈。

概言之, 对于探讨校企合作的本质与源起, 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学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和解读维度。进而, 本文依循该理论观点所尝试构建的我国校企合作有效生成和运行机制的分析框架, 相信对于改进职业院校和企业合作实践并达致共赢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但同时, 也应认识到, 对组织社会学, 特别是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借鉴和转换还有待在特定的“研究场域”中加以调试与检验, 何况每种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前提假设和有限的解释效力。因此, 对校企合作内在运行机理的研究依然尚待深化。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合作[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83582.htm.20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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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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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费显政.新制度学派组织与环境关系观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6: (8) :12.

新审视美国的股票期权制度 篇3

[关键词] 贸易救济制度反倾销制度保障措施

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这让美国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的潜力。但另一方面，中国迅速成长为出口巨人又使得美国倍感威胁。在美国贸易政策转向公平贸易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随着中美经贸交往规模的迅速扩大而愈演愈烈，遍及纺织品、服装、农产品、知识产权等诸多领域，美国成为与中国发生经贸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国家。

单是入世以来，影响比较大的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案就有四起：包括2002年的钢铁保障案、2003年的彩电反傾销案、2003年的木制卧室家具反倾销案、2005年的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类似的案件还有很多，这只是其中相对来说影响比较大的几起。在对华实施贸易制裁中美国的贸易救济制度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美国是实施各种贸易救济制度最多，体例最完整的国家，主要包括了其301报复条款、反倾销制度、反补贴制度、保障措施立法、以及适用于知识产权的337条款等。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其中对我国的出口造成最大影响的是其反倾销制度和保障措施立法。

反倾销措施是世贸组织（WTO）允许采用的对不公平贸易的限制措施。出口产品的价格合理性是保证成员方之间公平贸易的基础。如果某一成员方的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其他成员方市场，破坏了正常贸易秩序，很有可能给进口方的相关产业造成损害。出于对不公平贸易管制的需要，从1947年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第6条到1995年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反倾销协定》，都赋予了成员方单方采取措施、实施反倾销的权利。也就是说，受损之成员方在此情况下，可以背离关税减让的义务，向对方征收惩罚性反倾销税。

美国反倾销立法开始于1916年的关税法，历史比较悠久，反倾销规则也颇具典型性，对WTO反倾销规则的制订也有一定之影响。美国1916年制定《威尔逊关税法》，在反托拉斯法中规定了反倾销规则；1921年《关税法》明确规定反倾销措施为加征反倾销关税，在反倾销措施实施的实体规则上，已明确了倾销和国内产业适用的原则：产品以低于合理价格在美国出售，使美国产业受到损害或受到损害威胁或被阻碍建立。后来历经1954年关税法、1974年贸易法的发展，至1979年贸易协定延长法，美国反倾销规则正式称为反倾销法。1984年、1988年、1995年又多次对其加以完善。

当前美国的反倾销法中对于倾销的法律上的定义可以这样概括：进口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向美国销售，并对美国的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性损害威胁或建立的实质阻碍。更具体一点来说，向国外的出口商征收反倾销税必须满足三大条件:1.倾销的确定。进口产品向美国销售的价格低于其正常价值，即构成倾销。2.损害的确定。除了确定倾销事实存在外，还要确定美国国内产业的损害。包括美国产业正遭受实质损害；美国产业正遭受实质损害的威胁；美国的国内产业建立正受到实质阻碍。3.因果关系。即倾销和损害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保障措施是WTO法框架中的免责和例外条款，是多边贸易体制贸易自由化的“安全阀”。按规定，当成员方的国内产业因为进口数量激增而遭受损害时，成员方可以发动保障措施，背离关税减让和消除数量限制的义务，对进口产品实施关税和非关税手段限制，以减轻和消除本国产业受到的损害。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频频采取保障措施对中国产品设限。美国的保障措施法主要包括201条款和406条款。二战时期，美国对加拿大作出的减让意外导致了加拿大狐皮大量进口美国，美国因此开始对保障措施立法而制定了例外条款。1947年GATT第19条的免责条款实际上就是受到美国该条款的直接影响。1947年后，美国相关法律不断发展完善，1974年美国贸易法201条款对保障条款做了修改，确定的保障条款实施的标准有三项:1.进口产品数量增加;2.国内生产同类和直接竞争产品的产业正受到严重损害和严重损害威胁；3.进口增加是造成严重损害和严重损害威胁的实质性原因。美国的201条款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在对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实施保障措施时，不适用201条款，而是适用406条款，即市场干扰条款。此条款制定于1974年，是1974年美国贸易法的406条款。美国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可以通过政府行为把出口产品集中于选定的几方面，很快控制美国市场，所以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给予减让、开放美国市场具有特殊风险。406条款和201条款相比，法规则的结构完全相同，即进口增长事实、国内产业损害事实、两者的因果关系。但是，在406条款中，国内产业损害的事实，只要求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这一条件比严重损害和严重损害威胁更容易满足。在进口增长和损害的因果关系标准上，不要求实质性原因，重要原因即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书的第16条4款，规定对中国适用的市场干扰标准，完全就是美国贸易法406市场干扰条款的标准。具体是这样规定的：中国产品在出口有关WTO成员国时，如果数量增加幅度过大，以至于对这些成员的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构成“严重损害威胁”时，那么这些WTO成员可单独针对中国产品采取保障措施。“特保”实施的期限为2001年12月11日至2013年12月11日。

美国的贸易救济制度非常之完善和有代表性，对WTO相关法律的制定都发挥了重要影响。从中美贸易摩擦中可以看出这些制度的威慑力，而且美国的单边主义作风往往使问题进一步激化。在对华贸易争端中，美国的单边主义作风曾多次暴露无遗。以2005年纺织品特保争端为例，美国、欧盟对中国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措施，其主要法律依据是世贸组织《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条款，该条款规定，如果某一世贸组织成员认为中国纺织品造成了市场扰乱或者存在市场扰乱的威胁，应当向中国请求磋商，并提供关于磋商请求的原因和理由的详细说明，并附其认为能够证明下列内容的现行数据：市场扰乱的存在或威胁；以及在该市场扰乱中原产于中国产品的作用(a款)。磋商将在收到磋商请求后30天内进行，双方将在收到请求后90天内尽力达成双方满意的协议，除非双方同意延长该期限(b款)。在90天磋商期内未能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磋商继续进行，提出磋商请求的成员可继续根据c款对磋商涉及的一个或多个类别的纺织品或纺织制成品实行限制(d款)。然而，在这场贸易争端中，美国商务部于2005年4月4日宣布对中国生产的棉织衬衫及上衣、棉质长裤、棉质和人造纤维内衣3大类出口纺织品发起为期90天的调查。到5月13日，距宣布开始90天调查不过30多天，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美国就决定对来自中国的棉制裤子、棉制针织衬衣、棉及化纤制内衣实施特别保障措施，规定当年中国这3类服装产品对美出口量增幅不得超过7.5%，完全违背了242条款规定的程序。美国之所以表现出这种单边主义作风，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个国家明确奉行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原则。

再者，美国继续坚持在反倾销法实践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体”的做法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在美国的贸易救济实践中，我国至今仍被视为“非市场经济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十五条允许世贸组织其他成员方在中国“入世”后15年内继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2004年6月3日美国商务部就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认定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美方企业、行业协会、工会代表一面倒地反对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7月11日的第16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美方也仅仅是承认，“中美两国将就美国反倾销法下中国非市场经济体地位问题开展更多的讨论”。

此外，美方有着强烈的贸易争端政治化倾向。在任何国家，国际贸易政策从来就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是单纯的经济问题，美国自不例外。由于其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等因素，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将对华贸易问题政治化。美国的政治体制使得其对外贸易问题更容易为保护主义势力左右。在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的“游戏规则”下，在贸易争端中寻找外国替罪羊从来就比不无痛苦的内部结构调整更受政客们青睐，因为前者可以立竿见影，后者迁延时日也未必能够收效。纺织品摩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贸易问题政治化的结果。

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中美贸易摩擦还会不断发生。在对美国贸易救济制度有了充分了解后，我们该有些什么样的思考呢？

1.争取我国市场经济的地位,维护我国出口产业利益。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接受了一些限制性的条款，其中之一就是我国在反倾销时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最近两年，我国遭到美国多起反倾销，关键就在于此。因此，我国应解决我国市场经济的地位问题。从中国加入世贸以来，我国一直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2005年4月，新西兰首先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11月29日，在第八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东盟宣布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多个国家完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除此之外，WTO其他成员方对中国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确定受调查产品可比价格时，适用的是过渡型国家标准，承认中国正处于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不能完全适用非市场经济标准，也不能完全适用市场经济标准，在正常价值适用上，采取个案处理。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案中的正常价值确定开始评估产品的市场经济因素，包括行业市场经济因素和个别要素投入的市场经济因素。如1991年对中国出口的烟花反倾销案中就考虑了个别要素投入的市场经济因素，其他要素则以替代国的价格为依据。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例成功适用市场导向行业的先例。要赢得美国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可能还需要三四年或更长时间。因此，我国近期的工作应该是争取行业市场经济待遇，充分保护我国出口产业的利益。

2.中美贸易争端频繁有国际贸易规则不合理、不明晰的原因，我们需要力争改进世贸组织有关规则，消除、改进其中不公平和不明晰的条款，为我们赢得相对宽松的国际贸易政策环境。在今年的纺织品特保争端中，就保障措施而言，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世贸组织有关协定的条款对如何认定“产业损害或产业损害威胁”规定过分笼统，不够明晰，给保护主义者留下了太多可以上下其手的空间。我们需要推动充实、完善有关条款，这不仅是为了给我国出口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也有助于避免其他成员方国内利益集团以“保护国内产业”为名，行损害公利、维护私利之实，于所有成员方均有利。

3.在解决贸易摩擦时，我们一方面可继续借助目前常用的双边途径，另一方面也要积极研究、探索利用世贸组织的多边途径。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化解经济摩擦、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有效途经。 通过双边途径来解决贸易争端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争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常是很不利的，因为双边途径奉行实力主义，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贸易报复能力相对教弱，在与发达国家的双边谈判中往往处于劣势。而目前的多边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则为发展中国家有效化解国际经济摩擦提供了较为有利的途径。 从WTO成立近10年的实践来看，在涉及发展中国家贸易争端中，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都是较为公平合理的。无论是作为申诉方还是被诉方，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都得到了较为有效的保护。例如，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的第一起贸易争端——“委内瑞拉和巴西诉美国汽油规则案”，便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胜诉而告终。根据统计，1995年～2002年，在WTO已经审结的贸易争端中，发展中国家申诉发达国家的胜诉率达到了100%。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和欧盟违反了WTO规则，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口采取了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发展中国家向WTO申诉以后，其利益都能得到有效的维护。 而入世以来我国在世贸组织这个平台上表现得相当保守和被动，除了2002年与欧盟、日本等国家或地区共同向世贸组织起诉美国的钢铁保障措施之外，入世以来尚未单独提出任何诉讼，在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方面还不如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活跃。面对日益频繁的中美贸易摩擦，我们必须要转变观念，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

4.借鉴美国的相关法律，在WTO法框架内进一步完善我国贸易救济制度，对我国产业实施合理的保护。我国现有的贸易救济制度主要包括反倾销法规则和保障措施条例。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这是我国正式颁布的第一部反倾销立法。为进一步完善“97条例”，我国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2002年1月1日起实施。2004年再次进行了修订。我国的反倾销条例是在参照国际惯例，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基础上制定的，基本上反映了反倾销法的新发展。但是，由于条例是我国反倾销立法的首次尝试，并且缺乏实践经验，其制定遵循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所以其规定较笼统，不尽全面，某些规定尚缺乏可操作性。在制度和程序上尚有很多不足。较为突出的问题首先表现为立法档次不高。目前我国反倾销条例是以行政法规的方式颁布的，其效力不及人大颁布的法律。由于立法層次不高，将很可能影响调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来进行反倾销调查和采取反倾销措施，同时还将影响我国反倾销法律在国际反倾销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而美国的反倾销法处于基本法的行列，法律效力强，因此，提升我国反倾销法的立法层次，把我国的反倾销法上升到基本法的层次是很有必要的。其次，反规避措施不够完善。美国通过对传统的反倾销法加以修改，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规避措施，我国《条例》只是非常原则性地规定了有关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规避反倾销措施的行为。但是，对于什么是规避行为以及哪些行为属于规避行为没有作明确的规定，对于进口倾销产品形式的变化如何辩认也没有作规定，可操作性方面还显得很不足。保障措施方面，1994年7月1日，我国对外贸易法第29条中首次规定了中国对外国产品进口可以采取保障措施。200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施行。该条例与WTO的《保障措施协定》大体是相一致或有所创新的:(1)规定了立案调查、实施保障措施的前提条件;(2)详细规定了调查程序;(3)具体规定了保障措施的形式;(4)明确规定了保障措施逐步放宽的期限与中期复审内容。但对比美国的法律，明显地存在一些亟需完善之处:(1)缺乏对“严重损害和严重损害威胁”具体标准的规定，而美国之规定非常具体明确；(2)尚未规定裁定的具体时间。美国对保障措施的裁定时间是180天，最长不超过210天，有助于提高办案效率。而我们在处理案件时则可能耗日持久。(3)放弃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优惠。WTO规定发展中国家的保障措施实施期限可延长2年，即可达10年之久，在我国保障措施条例中没有这一内容，自动放弃了这一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的优惠。这种“高姿态”做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新审视美国的股票期权制度 篇4

企业激励方式的选择一直是企业运营中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经营者股票期权ESO(ExecutiveStockOption)是国外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普遍采用的一种激励方式，现已登陆我国并付诸实践。作为一种薪酬制度的股票期权不同于人们通常所说的作为金融衍生工具的股票期权。经营者股票期权的主要内容是，董事会下属的薪酬委员会授予经营者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内以一定价格购买公司股票的选择权，持有这种权利的经营者通过在规定的时间以规定的价格购买本公司股票(这种行为称之为“行权”)，可以获得股票市价和行权价之间的差价。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者的个人利益就同公司的股价表现(股东权益的市场体现)联系起来，可以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利益同公司股东的长期利益联系起来，避免了以基本工资和年度奖金为主的传统薪酬制度下经营者的行为短期化倾向，可以使经营者从公司股东的长远利益出发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从而使公司的经营效率和利润获得大幅度提高。

国外实证研究表明，股票期权对降低代理成本、推动企业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国许多企业也实施了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但从实践来看，在国外效果很好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在我国实施的效果不太明显。笔者认为在我国实施股票期权制度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并非所有行业都适用股票期权制度

从激励理论的角度看，只有经营者的努力与绩效紧密相关的行业才能最大地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从国外的股票期权制度广泛运用于高新技术企业的事实可以说明，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具有高成长的特征，经营者的努力可以较快地体现于业绩的成长，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因此，我国实行股票期权制度也应有的放矢。对于某些传统行业或处于衰退期的行业，比如石化、钢铁等行业几乎全部是国有性质的大型企业，企业改革难度大，因而以往改革所触及的范围相当有限，特别是在管理层的激励机制方面长期以来无所作为，要扭转这种外在原因造成的行业普遍低效的局面，股票期权制度在目前状况下给了我们一个选择，但以长远的目光来看，必须另辟蹊径。

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

在我国很多上市公司中，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在激励的依据和模式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很可能出现一些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借推行股票期权制度之机，实现个人资本的原始积累。为此，必须尽快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在股东大会下设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的业绩评价与激励委员会，负责确定对经营者的激励政策。

三、税收法规不明确的问题

实施股票期权制度与年薪制度的一个重大差别就在于，后者是按年份缴纳所得税，而对前者来说，是按经营者股票期权兑现后的收入一次性纳税，还是按任期内不同年份获得的收入分期纳税，税法中尚不明确。为此，必须完善税法，明确纳税要求。

四、实施股票期权制度的股票来源问题

国外企业用于股票期权激励的股票额度既可以在发行时预留，也可以从二级市场上回购，还可以通过再发行取得。但是我国大多数股份公司在企业改制时没有预留股份，现行股票发行政策也不允许存在预留新发行股份的做法，使得上市公司无法通过正常的增资扩股获得实施股票期权所需的股票;而相关的经济法规又规定除了减资和接受股东捐赠(也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注销)以外，上市公司不得持有自己的股票。因此，要完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必须尽快更新相关法规。

五、实施股票期权制度的资金来源问题

实施股票期权制度既然赋予经营者按照预先规定的价格来购买股票的权利，也就允许他们可以以低于发行价来购买股票，由此而形成了差价资金由谁支付的问题。由于公司发行新股应贯彻同股同权的原则，每个购股者应按相同的价格购买，且在公司财务上，发行新股的资金收入不能有缺口，所以差价资金由谁来支付就成为一个要从制度上解决的问题。在西方国家，实施股票期权制度所需资金是由公司税后利润提供，这些利润属股东权益范畴，既然股东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而激励经营者，由此引发的成本也理应由股东支付。在我国目前有关公司的实践中，股票期权的激励资金却是从当年利润中提取的。由于在税前和税后的利润中支出对企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此，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并及时推出有关会计准则，保障股票期权会计处理的合理、规范和统一。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认为，作为一种长期激励工具，股票期权的有效应用是有条件的，它需要有比较健全的经理人才市场，比较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透明程度较高的公司信息披露，以及完善的《公司法》、《证券法》、税法等法规框架。目前在我国这些条件尚不完全具备，但是企业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任务又刻不容缓，因此，必须努力改造和完善现有的格局，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在规范发展我国证券市场的同时，选择一些条件较好的企业，采用规范试点的办法，有步骤地推广包括股票期权制度在内的长期激励方式。

新审视美国的股票期权制度 篇5

造成挂科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是学生本人的原因，在平时里没有对学习造成足够的重视，沉迷于网络或者恋爱中，也有可能是教师的原因，在平时只是完成了自己的教学任务，而对于学生是不是确实掌握知识却没有进一步进行了解。

其实没有任何人会希望自己有挂科的成绩。大多数人会有觉得刚进大学的时候充满了激情和斗志，想在4年中有一番作为。可没多久就绝望了，考前临时抱佛脚也能考个八、九十分，好无聊！

中国现行股票发行制度分析 篇6

2008-05-23 16:34:06 来源: 上海证券共 0 条 黑马推荐

1.现行股票发行制度的背景

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日益深刻的影响。资本市场的发展推动了企业的发展壮大和行业的整合，改善了国有企业运营和国有资产管理的模式，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上市公司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开始进入中国社会的千家万户，财富效应初步显现，理财文化悄然兴起。2006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开始实施，有关资本市场监管的法规和规章也得到了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程看，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以服务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为取向的。在发展模式上，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走了一条“政府自上而下推动”与“市场自我演进”相结合的市场化改革道路。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已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监管框架，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市场，资本市场法规体系初步形成。我国资本市场的日常运行，因此也具备了2点与国外成熟资本市场运行不同的特征。

1）融资功能位于资本市场发展的核心。在西方成熟的资本市场上，无论是NSDQ、还是主板市场，股市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了一条退出途径，以及与此相伴的资源整合（为并购提供平台），融资一般不是排在第一位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的稀缺性，融资往往是发展资本市场的第一要义。

2）企业改革的独特功能。资源配置、价格发现、风险管理和筹集资金通常是西方国家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而在中国，资本市场还被赋予了企业改革的重要功能。中国资本市场引入之初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因此，资本市场的以下功能被重点发掘：储备资源和分割股份、解决激励问题。而资源配置、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等在成熟资本市场最主要的功能却被人为边缘化。

3）二级市场难以成为并购主战场。由于股权分布过分集中，即使在顺利实现全流通后二级市场也不太可能成为企业并购的主要场所。这意味着是组织控制而非市场控制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为了抵御外部势力的“股东价值”压力，大股东常常仅将很小的一部分股权以高溢价拿到公开市场上流通。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股市的圈钱行为。

2.现行股票发行制度的特点

1）发行和上市的统一

我国目前实行股票发行与股票上市连续进行的机制。按照相关法规的规定，股票发行和股票上市交易是两个独立的过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过程审核标准不同，以及审批机关差异两个方面，如下表1所示。

表1 发行和上市的审核和批准

审核标准

审批机关

公开发行

1.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2.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

3.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无其他重大违法行为；

4.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证监会

上市交易

1.股票经管理机构核准已公开发行； 2.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5000万；

3.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以上；

4.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四亿元的，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百分之十以上；

5.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证券交易所

发行和上市的统一，实际上使我国形成了上市以发行为条件的程序惯例，形成了事实上的“重发行审核，轻上市审核”局面，导致了资本市场上投资风险依赖监管部门的投资文化的形成。这也是中国资本市场政策市之所以形成的根源所在。

可见，股票发行与股票上市原本是两个分开、独立运作的过程。企业获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公开发行股票后，需要经过另外的审批程序方可以上市。上市和发行应该可以分开进行，在时间上独立；也可以合并进行，在时间上连续进行。我国由于证券交易所依附于政府，股票发行制度不仅体现了政府对企业的实质性要求，政府严格控制了发行市场，而且通过随即安排上市而直接面对二级市场，发行制度成为了调控市场供求从而调控股票价格的重要手段，导致发行制度无法按照发行市场自身规律运作。

2）核准制下“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

保荐制度、发审委制度、询价制度构成了目前股票发行监管的基础制度。保荐制度，重在充分发挥券商职能；发审制度，将发行审核从一道“墙”变成一个“通道”；询价制度，重视发挥价格的基础性作用，重视市场约束功能。询价制度试图将股票定价权逐步让渡于市场，作为市场高端形态的资本市场，必然要依靠价格信号反映供求关系进而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三位一体”的发行监管体系，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顺应了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2003年12月5日，为使发行审核工作进一步公开、透明和公平，证监会公布施行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暂行办法》，对发审委制度进行重大改革。2003年12月28日，为了进一步落实核准制要求，强化以证券公司为代表的中介机构的责任，从机制上调动市场的力量共同努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证监会颁布了《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标志着保荐制度的正式确立。2004年12月11日，证监会发布《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试行询价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首次公开发行正式启用询价制度。其后，监管部门根据市场情况对询价制度有关条款、询价对象条件以及询价方式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并将所有品种的发行制度进行了整合，于2006年9月17日发布《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询价制由试点固化为制度安排。

3）政府在资本定价中的主导作用

询价制度的建立和施行，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首发市场化定价机制的初步形。询价制度作为一项新股发行定价机制，通过规范化的询价程序，发行人及其保荐机构与投资者协商确定发行价格，使基金等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到定价过程中来, 减少了发行定价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同时也使机构投资者、保荐机构等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受到市场约束，接受市场检验，为获得一个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兼顾发行人和投资者利益的发行价格创造了条件。在发行即上市体例下，虽然建立了询价制度，政府对资本价格仍然具有控制作用。在发行审核和上市保荐文件中，定价是其中不可更缺的一个重要成分。保荐人的承销说明书必须包括承销股票的种类、数量、金额及发行价格；按照“第9号准则”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中，赢利预测及审核报告为必不可少文件。通过对询价对象资格和报价行为的监管，结合询价过程的窗口指导，监管部门对询价行为实施了事实控制。通过发行速度调整，监管部门极大影响了资本市场上股票供求关系，进而调节了资本市场上股票的价格水平。

3.现行股票发行制度的弊端

1）一级市场风险不体现

“打新族”没有风险，发行人没有风险，承销人没有风险，所有的市场风险全部集中在二级市场上，一、二级市场上的风险不对称。核准制下政府通过控制发行节奏和规模调控市场供求关系，事实上消除了发行失败风险；企业和承销人只有发与不发的决策

权，没有发行价格的控制权，市场不好时即使愿意承受高资金成本发行股票融资也不可能。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一、二级市场上价差的存在是一种合理现象。发行者、保荐机构为了保证发行成功，通常会将发行价格定得略低于二级市场的预测价格。但这种价差是否出现取决于对未来二级市场价格预测的准确性，因而也存在一定的风险。由于市场上资金分布的不均匀，导致新股筹码过分集中，二级市场上新股交易价格完全被操控，导致“打新”几乎没有风险。

2）资金优先，机会不等

现行发行制度在分派网上、网下申购比例后，有资格投资者分别在网上、网下两个平台上开展股票申购。由于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之间资本实力的巨大差距，导致了事实上不同投资者之间的机会不均。看似公开的抽签方式由于资本规模差异导致了事实上的不公，资本实力雄厚者获得了更多的申购中签机会。散户中签机会十分渺茫。缺少对申购上限的限制规定，现行发行制度对新股的分配是给予资本平等权，而不是给予投资者个体平等权。

4.解决现行股票发行制度弊端的对策建议

1）规定账户申购上限，还给投资者以新股分配平等权

资本优先的新股申购制度下，新股筹码集中分布态势不可避免。即使全部发行份额都在网下进行申购，中签率也是无法提高。筹码集中等于“庄家”垄断了新股二级市场，新股上市后庄家可以任意抬高股票价格；通过在上市首日拉高价格的方式，极易利用首日不设涨跌幅而以后正常交易日有涨跌幅限制的交易制度，保证高价出货成功。因此，资本优先的新股申购制度是当前新股发行存在问题的核心，它造成了专业“打新”资金的存在，询价制度失灵走样。回拨机制、提高网上发行比例等提高中签率方式都无法撼动问题根基。因为网上发行比例和中签率提高，没有改变新股筹码分布状态。可以说，资金优先是造成当前我国新股发行中机会不等和一、二级市场风险分布不对称的根源所在。因此，改变按资本分配新股的发行制度，还归投资者主体以新股分配平等权，是解决当前我国新股发行所存问题的核心所在。破除资本优先权，就要规定账户申购上限。根据不同账户类型，规定合适的申购上限，完善相关操作细则，做到既尊重投资者意愿，又兼顾不同投资者的投资能力和投资需求。

2）发行和上市的分离

发行和上市的统一，使得资本雄厚者得以垄断新股二级交易市场。新老划断后，首次上市时给所有股份以同时流通权，既可消除存量股本给未来二级市场的冲击，同时也可降低新股发行价格，提高资本成本消除企业圈钱动机。发行和上市分开后，发行归发行，上市归上市。企业股份只要符合条件，不发行新股也允许原先股份上市交易。新发

浅谈股票期权的激励制度 篇7

(一) 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

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作用的充分发挥, 需要以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作为重要平台。由于我国许多大型企业都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 存在国有股垄断全局的现象, 国有股东完全控制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 难以形成客观、独立、公正的薪酬管理委员会;加之受到法律制度不完善等因素的限制, 导致股票期权计划没有在我国企业中得到真正实施, 一些内部控制人会利用自身特殊地位和信息优势, 操纵股价和粉饰业绩, 从而损害广大小股东的权益。

(二) 证券市场的弱有效性。

证券市场的有效性是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 发展很快, 市场整体机制还不够成熟, 不同程度地存在股价涨跌幅度大、股票投机行为多、庄家操纵股市、政策干预等不良现象, 加之受宏观经济、市场预期、行业状况、投机行为等综合影响, 使得证券市场常常处于非理性状态, 股票价格与公司实际经营业绩的相关性不强, 最终将影响股票期权激励作用的发挥。

(三) 授予对象和授予数量确定问题。

虽然《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 》对股票期权的授予数量进行了规定和限制, 但没对授予对象进行明确规定。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股票期权的授予对象主要包括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等, 授予数量则因公司股本规模的差异而存在很大区别。这就容易导致同行业、同水平的两家公司, 其激励计划可能会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国美电器和苏宁电器的例子就很典型。

二、完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措施

(一) 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一是要加强企业经济体制改革, 不断朝着政企分离目标发展, 明细企业产权, 降低国有股权比重, 建立完善科学现代的企业产权制度。二是要强化独立董事制度建设, 建立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的公司权力运行机制, 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促进作用。三是要加强公司薪酬管理委员会建设, 增加薪酬管理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比重, 支持和促进薪酬管理委员会建设的独立性和主导性。

(二) 加强证券市场的建设。

一是要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 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力度, 积极营造股票期权激励的良好环境。二是要加强证监会对股票市场的监管和引导, 完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 严惩操纵股价、幕后交易等行为。三是鼓励投资机构的理性投资, 促进证券市场的理性化发展。

(三) 确定合适的授予对象和授予数量。

在授予对象方面, 可以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面向全体员工进行股票期权授予, 促进股权激励的广泛化。在授予数量方面, 应充分考虑企业的行业、企业规模、发展阶段、数量分配等内容, 突出岗位贡献和个人能力, 确定科学、合理、恰当的授予数量。

(四) 规范相关机构职能。

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顺利执行离不开如律师事务所、专业调查机构等相关部门机构的共同支持, 因为其本身是一项高专业化程度的实务, 所以相关部门机构的主观性对机制作用结果产生很大影响。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总结, 必须加强对于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相关部门机构的监督管理, 明确工作内容、明晰法律责任, 用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

(五) 完善立法工作。

虽然我国已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制体系, 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 依然不能满足社会迅速发展的需求。我国立法部门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应切实做好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工作, 使股票期权激励机制有法可依, 有法可循。要让该机制在保留各地区特色的同时遵守一定的准则, 保证机制的良好持续运行。

(六) 建立成熟的资本市场。

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有效实施是建立在资本市场能够快速准确反映企业价值的基础之上的。能否使机制有效运行, 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起着重要影响。我国应在保证金融等相关市场稳定的同时, 抓紧推进资本市场改革, 实施多种可行的配套措施。要大力支持市场创新, 同时也要做好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七) 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

完善业绩评价体系不应当仅仅将财务指标作为业绩评价标准, 应当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结合起来, 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绩效评价体系, 业绩考核的过程要对全体职工公开, 接受他们的监督。

三、结论

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在许多发达国家得到了很好的践行且功效十分明显, 其自引进我国以来, 发展迅速。其作为一项将股权所有者与管理者利益相协调的制度, 其在我国资本市场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如若能够及时地对此些弊病加以克服, 那么该制度将发挥其应有的激励作用, 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 也加快公司制度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