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思考（共12篇）
审视思考 篇1
山寨文化的由来与发展
“山寨”一词由来已久。《元史·世祖纪七》中说:“发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攻漳州, 得山寨百万, 户百万一。”句中“山寨”一词意为“筑有栅栏等防守工事的山庄”。《水浒传》中的“山寨”一词, 则引申为“旧时绿林好汉占据的山中营寨”。在今天的报章中, “山寨”多泛指“山村”。如“喜讯传到祖国广大农村、山寨和鱼乡, 亿万贫下中农一片欢腾”。本文中的“山寨”一词, 意义则发生了畸变, 是指“盗版、克隆、仿制”的意思。
“山寨”一词的这项意义由“山寨手机”而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 手机行业打破了技术壁垒, 发展兴盛, 广东沿海不少电子加工厂开始从事手机整机生产或零配件加工业务。一些手机厂家开始模仿国外畅销手机品牌, 进行市场推销。为了规避国家有关政策法令, 于是戏称自己生产的手机为“山寨手机”。“山寨手机”最先是指没有进网许可证的手机, 后连同高仿机、三码机、五码机一道合称为山寨机。山寨手机后来实际指以小规模、低成本的生产方式, 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或者是功能, 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 达到在功能、价格等方面超越原品牌产品的一种现象。
如今, 山寨文化除扩展到数码相机、鼠标、键盘等电子行业外, 也在民众的更多生活领域中衍生。山寨版明星、山寨版《百家讲坛》、山寨版《红楼梦》、山寨版MV开始在网络上显现。山寨文化被赋予非主流的、娱乐潜质的、新人制作的、平民参与的意味。在山寨文化的衍生意义中, 模仿印迹渐趋淡化, 自我创新意识开始呈现。
因此我们说, 山寨是一种现象、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追求, 是处于非主流的人群在现有能力与条件下尽其所能模仿被主流人群接受的事物, 并在此基础上表达自我的情感与需要, 形成个性的时尚文化。山寨文化全面颠覆了我们的审美习惯, 体现出审美趣味的异化。同时山寨本身所具有的模仿、无深度、多元价值取向等使其具有了特有的美学特征。
山寨文化的美学特征
高科技信息时代的来临, 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 电视、网络、手机等电子产品改变着社会结构与运行节奏, 侵入到人的文化、思维层面。山寨文化的出现契合了时代的发展, 它以其独有的表现方式, 满足了群众不同的生活与审美需要。透过一系列“山寨现象”, 我们看到了山寨文化的时代性特质、模仿性形式和娱乐性本质。
时代性的特质。从时间意义上看, 一定的文化归属于特定的历史时代, 时代性是审美意识的特征之一。任何审美意识和文化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 有着它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不可替代的时代内涵。在审美过程中, 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包含着对客观事物的再现与主观的态度。人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审美需要由审美活动来满足, 审美活动调节着人与环境、社会的关系, 使环境与人和谐平衡。 (1) 任何艺术作品所反映的都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某一确定的瞬间, 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性。
审美趣味和理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丰富, 传统的、封闭的生活方式日益瓦解, 封闭转为开放, 注重生活质量, 追求生活多样化成为现代生活方式的重要标志。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 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去接受不同特色的文化。人们不再满足于惯性统一的作品、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的模式, 他们需要参与式的接受, 需要主动创作来积极表达。山寨文化正好契合了这一时代特征, 在技术支持、群众消费与审美需要的条件下应运而生。从山寨版话剧《逃跑新娘》、《幸福像草儿一样》受到欢迎和山寨版《百家讲坛》的出现、山寨版春晚的民众参与热等都可以看出, 这一起源于手机行业、盛行于互联网的文化, 正日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不再局限在理性与感性的矛盾中, 他提出鉴赏力与判断力和感知力有关。确实, 美学批判是主观的, 因为我们不可能争执每个人的鉴赏力和喜好。俗与雅的力量是在历史中变动的。勃朗特姐妹和狄更斯小说起初被当作轻松的流行故事看待, 而并不像我们今日一样将其视为伟大的文学杰作。电影也经历了被视为“杂耍”的时代历程。而如今被视为“草根性”的山寨文化是否具有其发展的前途呢?在这个物质丰腴的时代, 精神既需要释放, 也需要重构。山寨文化在时代的发展中需要进一步洗练, 才能得到艺术性的升华。
山寨文化, 在时代中诞生, 将在时代中发展。
模仿性的形式。“模仿”一词源自古希腊语mimesis, 自亚里士多德始成了美学和文学理论的核心用语。亚里士多德指出:“诗的起源在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模仿既是一种先天的创造能力, 它就不再是一种偶然的自然行为, 也不是复制自然对象的机械行为, 而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活动。”亚里士多德指出了艺术模仿的审美心理效果, 认为模仿是人产生快感的源泉。模仿不过是人对他喜爱的东西想接近而进行的一种努力。他认为不管是何种样式和种类的艺术, 实际上都是模仿, 只是有三点差别, 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用的方式不同。 (2) 这种“模仿说”虽未触及事物的本质, 但有其合理之处, 早期的人类艺术中“模仿”占有相当大的成分。山寨文化的模仿形式, 是处于萌芽期的特性表现, 在模仿中发展, 在发展中创新, 将是新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向。
由于模仿不是简单地再现偶然事实, 而是表现普遍真理, 所以模仿具有从个别事例中提升出普遍规律的意思,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模仿也是一种创造。如电视剧《丑女无敌》虽模仿了《丑女贝蒂》, 但故事发生的地点、背景都发生了改变, 人物设置、叙事情节等的不同无不体现出其中国本土化的创造性。贯彻其中的精神实质虽相同, 但这是人所追随的美好寄托:外貌丑并不是一个人的全部, 美在于心, 在于主观的努力。山寨文化在模仿的形式下体现的是群众性的参与以及大众急需传达个人思想、表现自我的一个需要。
山寨文化, 在模仿中兴起, 将在创新中新生。
娱乐性的本质。现代社会, 生活节奏快, 生存压力大。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会令人疲劳、急躁、惶恐, 甚至引起心理、生理上的疾病。生活需要适当的调剂, 以达到轻松愉快的目的。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 游戏与娱乐是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游戏与娱乐有着特殊的审美功能, 其在审美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也从未否定游戏与娱乐在审美中的作用。娱乐审美可以说已成了当代审美大众文化的一种基本表现形式。
山寨文化的模仿与创作的异化, 超越了普通人的想象力, 所以人们看后容易开怀大笑。愉快的美学价值在于其具有一种“释放”、“松弛”的调节功能。人们在开怀大笑后身心得以放松, 精神重新振作, 工作更有热情。话剧《逃跑新娘》之所以能吸引人走进剧场的原因就在于其隔几分钟就有一个爆笑点设置, 看完之后让人坦然畅怀。再如盛行于网络的山寨版《红楼梦》、《水浒传》等, 家庭式的表演背景, 加上民众非职业的表演方式, 无不让人捧腹。山寨文化不仅娱乐了自己, 也“雷”倒了不少网民。山寨文化巧妙地在社会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捕捉到了人们娱乐与游戏的心态, 从而形成了一股备受关注的态势。
山寨文化, 在游戏中崛起, 将在娱乐中回归。
山寨文化的前景思考
文化有雅俗之分, 艺术有精英与大众之别。前者更要求高度的艺术价值与思辨性、学术性;后者更多的以追求通俗性、趣味性、娱乐性为主, 无须多作纯理性的思考。这是由社会文化结构、消费的差异性、大众的层次性决定的。山寨文化的草根性、大众性固然吸引了广泛的关注, 但其未来的发展不免让人担忧。生产中的版权问题、创作中快而不精的模式、欣赏中缺乏审美自律的现实等问题如何突破, 都将影响山寨文化的发展。山寨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和意识情状, 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出现的, 它超越了以往传统文化的局限, 呈现出新感受与新体验, 其生命力是无穷的。主要原因表现如下:
文化的自觉性:多元融合的态势。世界和谐是文化多元发展的基础, 相反文化的多元发展更能体现出世界的和谐程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一重要观点, 增强软实力是当今世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 文化的更新转型也日益加快, 传统文化面临着挑战, 新的文化层出不穷。在现代复杂的社会结构下, 必然引起多种文化的发展。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日渐丰富, 多元生活也带来了多元思维, 人们已不再追随他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别人的评价、别人是否会接受, 是否与别人一致已不再成为衡量自己思维正确与否的标准, 人们更追求一种个性化、有色彩、有特色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山寨文化在恶搞文化之后再次引起轩然大波, 原因在于其对传统文化所造成的冲击。透过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中“仁”、“礼”、“无为”、“虚静”等的理性形式, 我们看到了它对个体生命的压抑。所谓“存天理, 灭人欲”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个人欲望存在的合理性。随着个人意识的觉醒, 人们要求更多的空间释放感性自我的文化追求。山寨文化充分发展了主体精神的需求, 体现出创作群体的鲜活个体人格与对于自由范畴的更大限度的追求。个体的自觉导致了文化的自觉, 在包容度更大的多元文化发展时代, 山寨文化具有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
受众的需要性:游戏娱乐的趋势。人生之旅, 可以说是一个不断满足需要、不断寻求平衡的过程。方式之一就是使潜意识中的不快和缺憾得到宣泄和释放。所以马克思说“满腔衷情在任何情况下总是一吐为快”。席勒在他的著名《美育书简》中指出, 人在现实生活中, 既要受自然力量和物质需要的强迫, 又要受理性法则的种种约束和强迫, 是不自由的。人只有在“游戏”时, 才能摆脱自然的强迫和理性的强迫, 获得真正的自由。 (3) 山寨文化给了大众游戏以可能与乐趣。
山寨文化作品, 会刻意模仿前人的经典话语或文本, 把它生搬硬套在再现的话语或者文本中, 造成“后现代式”的荒唐离谱。或者结合时下人们真实的生活现状, 以一种幽默自嘲的方式在作品中体现。大众在开怀大笑中宣泄, 在反观自己的生活戏剧中游戏, 感性的观照引起审美快感。山寨文化以较强的娱乐功能, 较好地释放了人们生活中的紧张与疲惫。在个人生存的现实压力下, 山寨文化满足了人们一定的精神需求, 体现出长久的生命力。
市场的开放性:自由竞争的局势。进入新世纪,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 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充满活力。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通过市场自身的运作原理来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只有开放性的经济体系, 自由的竞争格局, 才有可能形成高效合理的经济体制。山寨文化的流行不但符合群众的需要, 而且也符合文化生产者的需要, 是文化产业创造价值这一现实的需要。这两个需要结合在一起, 山寨产业将有可能繁荣起来, 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山寨电影《十全九美》在《功夫熊猫》和《全民超人》的夹缝中抢下了5000万元人民币的票房。山寨电视剧《丑女无敌》在同一时段的收视份额夺得第一。“山寨周杰伦”代言手机, “山寨周华健”代言皮鞋, 都在市场中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山寨文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切合民众需要的大众文化, 是在模仿的基础上生发开来的新兴文化。虽然在其发展中存在较多的争议和问题, 但其生命力是不可小觑的。关键是引导和规范, 让山寨文化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 同时要加强其文化责任感。唯有如此, 才能让山寨这种世俗文化步入健康正常的轨道, 日渐成熟, 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
参考文献
[1]胡经之:《文艺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l999年版。
[2][3]彭吉象:《艺术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审视思考 篇2
涂金云***舒城县棠树乡西塘辅导区小学
二〇一四年六月
对农村小学隔代教育的审视和思考
笔者生在农村，长在在农村，工作也在农村，【内容摘要】
目睹改革开放后涌起了民工大潮，农民离开农村，成为农民工，每个将自己孩子丢在农村的娃娃，便成了留守儿童，年迈的爷爷奶奶或者祖你祖母便担起照顾留守儿童生活和学习的任务，隔代教育，它是时代的产物，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家庭环境是孩子生活成长的第一乐园。这乐园是由父母共同创建、共同担负教育子女的第一所学校。然而在自己的父母离别后，这种缺少亲情关爱的教育是什么样呢？出现的种种现状又该如何解决呢？笔者通过实践观察、调查、走访，结合个人的工作实际，在此作一探讨。
【关键词】留守儿童隔代教育
笔者多年从事农村基础教育工作，审视我所在农村家庭教育中的隔代教育，其特点为：农民工，留守儿童，隔代教育。期现状具体如下：我们安徽省舒城县属于中部经济欠发达地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养家糊口只是解决温饱问题，为了过上小康生活，为了让家庭经济状况更好，孩子父母外出务工，这是时代的潮流，或者说是历史的进程，单个个体家庭是无法抗拒的。因此，我们农村的青壮年除在集镇做生意外，可以均外出务工，他们的孩子因此留守家中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甚至寄托在亲戚家，因此我们学校的留守儿童达80%以上！总之留在农村的基本上都是缺乏劳动能力的中老年人，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基本方式便是隔代教育。
隔代教育的利弊大家也并不陌生。农村的隔代教育有什么不好呢？结合实际，我认为农村的中老年人大多数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文化素质偏低，这是毋庸置疑，学习的辅导上不能适应自如不说，加之由于受传统的家教观念影响，他们对许多事情不能正确对待，更满足不了孩子发展的需要。农村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年纪一般比较大，人老了难免就会体弱多病，对孩子的教育，往往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上现在独生子比较多，另一些家庭至多也就两个孩子，和过去比，孩子少了，加上身为长辈，对孙辈宠爱有加，放松管教，对自己的孙辈是无比溺爱，孩子想要什么就给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管对错，以满足孩子为主，事事依从孩子，样样顺着孩子，孩子生活在溺爱的环境中，他们有什么缺点，往往不能给予及时的纠正，久而久之，使孩子难以教育。在这种放任、自由、缺少约束的家庭教育环境，长期以往，将形成任性、脆弱、散漫的性格，自然会养成许多不良的习性。
总之，审视农村小学家庭教育中的隔代教育，不难发现，它的成因是，因为孩子的父母是农民工，他们外出务工后，自己的孩子成了留守儿童，孩子的教育因自己的你父母远在他乡，家庭教育自然就落到祖辈的身上。与城市隔代教育不同的是，城市里可以是退休的爷爷奶奶想陪孙子，或者是想给自己的子女减轻生活负担，这种隔代教育可能是主动性居多，然后农村就不一样了，不论家庭什么情况，父母走了，家庭教育祖辈们必须承担，是一种被动式的接爱。我想，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农村家庭教育的一个缩影，中国过亿农民工家庭教育的现状。
我们既然知道隔代教育的弊端，也深知在目前一段时期，农村外出务工流针是改变不了现状，对农村小学家庭隔代教育这样的现状，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呢，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谈一谈个人的思考。抛砖引玉，与同行共勉。
一，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利用电话、短信或者QQ，变被动为主动，父母经常联系，既要对孩子处处关心，也要对孩子严格要求。对父母来说，抚育子女是不仅是义务，更是责任。现在信息技术大爆炸时代，也是即时通讯时代，出门在外的同时要时刻记住在家的子女，要经常通过电话，发信息，甚至QQ语音或者视频联系，用不同的形式加强沟通，及时了解自己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跟孩子，跟孩子的爷爷奶奶等长辈，跟孩子的老师联系，及时了解孩子的动态。当然条件适时的情况下，要多回去看看孩子，要知道，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是一件大事，是影响孩子人生的大事，思想上要认识到位。我认为作为家长，在时间上和金钱上多付出一些，挤出时间来陪一陪孩子，一个电话，一条信息，一次QQ视频，一趟回乡之旅，以此来弥补自己父辈母辈隔代教育的不足，或者说是补充一下自己的亲子教育。身为家长，不要让自己的孩子说：“晚上常常梦见爸爸妈妈，但醒来却空空如也。”
二，加强对隔代教育中的祖辈进行培训，使用其改变观
念，提高认识
作为一名农村老年人，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出生，受那个年代发展水平制约，他们的文化水平低、肯定不能适应现代儿童教育的需要。为此，老年人应该努力接受新思想、学习新知识，用科学的知识抚养、教育孙辈，避免向儿童宣传一些迷信思想。另外，祖辈对孙辈的教育也应该宽严有度。不能因为忙于自己的事而忽视对儿童的教养；也不能因为溺爱孙辈，而对孙辈不加节制的给予满足，以致儿童形成不良的性格。因此，搞好家庭教育就必须给老年人再补充点新的血液，那就是家教思想和观念，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方向对了，路就会走得更坦荡。
三、帮助和培养儿童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
孩子在家庭中除和爷爷奶奶生活，但在现实条件下，好多家庭还是两个孩子，少数爷爷奶奶带有四五个孩子，因为他们的子女多，自然孙子和孙子也多，这些孩子还要和自己的兄弟姐妹生活，因此，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学生团结合作，共同进步，共同成长，是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儿童得到情感支持的来源之一。良好的伙伴关系是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有利于他们形成自尊、自信、活泼开朗的性格，在儿童身心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积极的作用。同时，在一个班级体，或者是同一个村庄中，多数孩子都是留守一族，因此，我们有
必要帮助孩子们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促使其身心健康发展。
四、突出学校教育，加强心理辅导，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在教育实践工作中，我们深知留守儿童的思想变化快，情绪波动多，成绩滑坡大，学校教育可以对家庭教育的不足作适时的补充，要突出学校教育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校要重视学生的心理咨询与辅导，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及时发现、诊治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充分发挥学校的少先队的力量，组织丰富多样的课外活动，积极鼓动留守儿童儿童参加集体活动，扩展留守儿童的人际交往范围。每个孩子都需要爱，对那些是长期脱离父母怀抱，他们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感到孤独和无助，难以拥有健康、快乐、自信的精神生活。农村学校要结合本校实际，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对隔代教育孩子应加大心理健康教育力度。
审视思考 篇3
[关键词] 贸易救济制度反倾销制度保障措施
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这让美国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的潜力。但另一方面，中国迅速成长为出口巨人又使得美国倍感威胁。在美国贸易政策转向公平贸易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随着中美经贸交往规模的迅速扩大而愈演愈烈，遍及纺织品、服装、农产品、知识产权等诸多领域，美国成为与中国发生经贸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国家。
单是入世以来，影响比较大的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案就有四起：包括2002年的钢铁保障案、2003年的彩电反傾销案、2003年的木制卧室家具反倾销案、2005年的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类似的案件还有很多，这只是其中相对来说影响比较大的几起。在对华实施贸易制裁中美国的贸易救济制度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美国是实施各种贸易救济制度最多，体例最完整的国家，主要包括了其301报复条款、反倾销制度、反补贴制度、保障措施立法、以及适用于知识产权的337条款等。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其中对我国的出口造成最大影响的是其反倾销制度和保障措施立法。
反倾销措施是世贸组织（WTO）允许采用的对不公平贸易的限制措施。出口产品的价格合理性是保证成员方之间公平贸易的基础。如果某一成员方的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其他成员方市场，破坏了正常贸易秩序，很有可能给进口方的相关产业造成损害。出于对不公平贸易管制的需要，从1947年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第6条到1995年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反倾销协定》，都赋予了成员方单方采取措施、实施反倾销的权利。也就是说，受损之成员方在此情况下，可以背离关税减让的义务，向对方征收惩罚性反倾销税。
美国反倾销立法开始于1916年的关税法，历史比较悠久，反倾销规则也颇具典型性，对WTO反倾销规则的制订也有一定之影响。美国1916年制定《威尔逊关税法》，在反托拉斯法中规定了反倾销规则；1921年《关税法》明确规定反倾销措施为加征反倾销关税，在反倾销措施实施的实体规则上，已明确了倾销和国内产业适用的原则：产品以低于合理价格在美国出售，使美国产业受到损害或受到损害威胁或被阻碍建立。后来历经1954年关税法、1974年贸易法的发展，至1979年贸易协定延长法，美国反倾销规则正式称为反倾销法。1984年、1988年、1995年又多次对其加以完善。
当前美国的反倾销法中对于倾销的法律上的定义可以这样概括：进口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向美国销售，并对美国的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性损害威胁或建立的实质阻碍。更具体一点来说，向国外的出口商征收反倾销税必须满足三大条件:1.倾销的确定。进口产品向美国销售的价格低于其正常价值，即构成倾销。2.损害的确定。除了确定倾销事实存在外，还要确定美国国内产业的损害。包括美国产业正遭受实质损害；美国产业正遭受实质损害的威胁；美国的国内产业建立正受到实质阻碍。3.因果关系。即倾销和损害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保障措施是WTO法框架中的免责和例外条款，是多边贸易体制贸易自由化的“安全阀”。按规定，当成员方的国内产业因为进口数量激增而遭受损害时，成员方可以发动保障措施，背离关税减让和消除数量限制的义务，对进口产品实施关税和非关税手段限制，以减轻和消除本国产业受到的损害。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频频采取保障措施对中国产品设限。美国的保障措施法主要包括201条款和406条款。二战时期，美国对加拿大作出的减让意外导致了加拿大狐皮大量进口美国，美国因此开始对保障措施立法而制定了例外条款。1947年GATT第19条的免责条款实际上就是受到美国该条款的直接影响。1947年后，美国相关法律不断发展完善，1974年美国贸易法201条款对保障条款做了修改，确定的保障条款实施的标准有三项:1.进口产品数量增加;2.国内生产同类和直接竞争产品的产业正受到严重损害和严重损害威胁；3.进口增加是造成严重损害和严重损害威胁的实质性原因。美国的201条款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在对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实施保障措施时，不适用201条款，而是适用406条款，即市场干扰条款。此条款制定于1974年，是1974年美国贸易法的406条款。美国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可以通过政府行为把出口产品集中于选定的几方面，很快控制美国市场，所以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给予减让、开放美国市场具有特殊风险。406条款和201条款相比，法规则的结构完全相同，即进口增长事实、国内产业损害事实、两者的因果关系。但是，在406条款中，国内产业损害的事实，只要求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这一条件比严重损害和严重损害威胁更容易满足。在进口增长和损害的因果关系标准上，不要求实质性原因，重要原因即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书的第16条4款，规定对中国适用的市场干扰标准，完全就是美国贸易法406市场干扰条款的标准。具体是这样规定的：中国产品在出口有关WTO成员国时，如果数量增加幅度过大，以至于对这些成员的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构成“严重损害威胁”时，那么这些WTO成员可单独针对中国产品采取保障措施。“特保”实施的期限为2001年12月11日至2013年12月11日。
美国的贸易救济制度非常之完善和有代表性，对WTO相关法律的制定都发挥了重要影响。从中美贸易摩擦中可以看出这些制度的威慑力，而且美国的单边主义作风往往使问题进一步激化。在对华贸易争端中，美国的单边主义作风曾多次暴露无遗。以2005年纺织品特保争端为例，美国、欧盟对中国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措施，其主要法律依据是世贸组织《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条款，该条款规定，如果某一世贸组织成员认为中国纺织品造成了市场扰乱或者存在市场扰乱的威胁，应当向中国请求磋商，并提供关于磋商请求的原因和理由的详细说明，并附其认为能够证明下列内容的现行数据：市场扰乱的存在或威胁；以及在该市场扰乱中原产于中国产品的作用(a款)。磋商将在收到磋商请求后30天内进行，双方将在收到请求后90天内尽力达成双方满意的协议，除非双方同意延长该期限(b款)。在90天磋商期内未能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磋商继续进行，提出磋商请求的成员可继续根据c款对磋商涉及的一个或多个类别的纺织品或纺织制成品实行限制(d款)。然而，在这场贸易争端中，美国商务部于2005年4月4日宣布对中国生产的棉织衬衫及上衣、棉质长裤、棉质和人造纤维内衣3大类出口纺织品发起为期90天的调查。到5月13日，距宣布开始90天调查不过30多天，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美国就决定对来自中国的棉制裤子、棉制针织衬衣、棉及化纤制内衣实施特别保障措施，规定当年中国这3类服装产品对美出口量增幅不得超过7.5%，完全违背了242条款规定的程序。美国之所以表现出这种单边主义作风，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个国家明确奉行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原则。
再者，美国继续坚持在反倾销法实践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体”的做法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在美国的贸易救济实践中，我国至今仍被视为“非市场经济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十五条允许世贸组织其他成员方在中国“入世”后15年内继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2004年6月3日美国商务部就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认定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美方企业、行业协会、工会代表一面倒地反对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7月11日的第16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美方也仅仅是承认，“中美两国将就美国反倾销法下中国非市场经济体地位问题开展更多的讨论”。
此外，美方有着强烈的贸易争端政治化倾向。在任何国家，国际贸易政策从来就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是单纯的经济问题，美国自不例外。由于其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等因素，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将对华贸易问题政治化。美国的政治体制使得其对外贸易问题更容易为保护主义势力左右。在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的“游戏规则”下，在贸易争端中寻找外国替罪羊从来就比不无痛苦的内部结构调整更受政客们青睐，因为前者可以立竿见影，后者迁延时日也未必能够收效。纺织品摩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贸易问题政治化的结果。
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中美贸易摩擦还会不断发生。在对美国贸易救济制度有了充分了解后，我们该有些什么样的思考呢？
1.争取我国市场经济的地位,维护我国出口产业利益。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接受了一些限制性的条款，其中之一就是我国在反倾销时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最近两年，我国遭到美国多起反倾销，关键就在于此。因此，我国应解决我国市场经济的地位问题。从中国加入世贸以来，我国一直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2005年4月，新西兰首先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11月29日，在第八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东盟宣布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多个国家完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除此之外，WTO其他成员方对中国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确定受调查产品可比价格时，适用的是过渡型国家标准，承认中国正处于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不能完全适用非市场经济标准，也不能完全适用市场经济标准，在正常价值适用上，采取个案处理。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案中的正常价值确定开始评估产品的市场经济因素，包括行业市场经济因素和个别要素投入的市场经济因素。如1991年对中国出口的烟花反倾销案中就考虑了个别要素投入的市场经济因素，其他要素则以替代国的价格为依据。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例成功适用市场导向行业的先例。要赢得美国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可能还需要三四年或更长时间。因此，我国近期的工作应该是争取行业市场经济待遇，充分保护我国出口产业的利益。
2.中美贸易争端频繁有国际贸易规则不合理、不明晰的原因，我们需要力争改进世贸组织有关规则，消除、改进其中不公平和不明晰的条款，为我们赢得相对宽松的国际贸易政策环境。在今年的纺织品特保争端中，就保障措施而言，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世贸组织有关协定的条款对如何认定“产业损害或产业损害威胁”规定过分笼统，不够明晰，给保护主义者留下了太多可以上下其手的空间。我们需要推动充实、完善有关条款，这不仅是为了给我国出口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也有助于避免其他成员方国内利益集团以“保护国内产业”为名，行损害公利、维护私利之实，于所有成员方均有利。
3.在解决贸易摩擦时，我们一方面可继续借助目前常用的双边途径，另一方面也要积极研究、探索利用世贸组织的多边途径。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化解经济摩擦、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有效途经。 通过双边途径来解决贸易争端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争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常是很不利的，因为双边途径奉行实力主义，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贸易报复能力相对教弱，在与发达国家的双边谈判中往往处于劣势。而目前的多边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则为发展中国家有效化解国际经济摩擦提供了较为有利的途径。 从WTO成立近10年的实践来看，在涉及发展中国家贸易争端中，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都是较为公平合理的。无论是作为申诉方还是被诉方，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都得到了较为有效的保护。例如，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的第一起贸易争端——“委内瑞拉和巴西诉美国汽油规则案”，便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胜诉而告终。根据统计，1995年～2002年，在WTO已经审结的贸易争端中，发展中国家申诉发达国家的胜诉率达到了100%。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和欧盟违反了WTO规则，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口采取了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发展中国家向WTO申诉以后，其利益都能得到有效的维护。 而入世以来我国在世贸组织这个平台上表现得相当保守和被动，除了2002年与欧盟、日本等国家或地区共同向世贸组织起诉美国的钢铁保障措施之外，入世以来尚未单独提出任何诉讼，在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方面还不如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活跃。面对日益频繁的中美贸易摩擦，我们必须要转变观念，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
4.借鉴美国的相关法律，在WTO法框架内进一步完善我国贸易救济制度，对我国产业实施合理的保护。我国现有的贸易救济制度主要包括反倾销法规则和保障措施条例。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这是我国正式颁布的第一部反倾销立法。为进一步完善“97条例”，我国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2002年1月1日起实施。2004年再次进行了修订。我国的反倾销条例是在参照国际惯例，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基础上制定的，基本上反映了反倾销法的新发展。但是，由于条例是我国反倾销立法的首次尝试，并且缺乏实践经验，其制定遵循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所以其规定较笼统，不尽全面，某些规定尚缺乏可操作性。在制度和程序上尚有很多不足。较为突出的问题首先表现为立法档次不高。目前我国反倾销条例是以行政法规的方式颁布的，其效力不及人大颁布的法律。由于立法層次不高，将很可能影响调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来进行反倾销调查和采取反倾销措施，同时还将影响我国反倾销法律在国际反倾销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而美国的反倾销法处于基本法的行列，法律效力强，因此，提升我国反倾销法的立法层次，把我国的反倾销法上升到基本法的层次是很有必要的。其次，反规避措施不够完善。美国通过对传统的反倾销法加以修改，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规避措施，我国《条例》只是非常原则性地规定了有关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规避反倾销措施的行为。但是，对于什么是规避行为以及哪些行为属于规避行为没有作明确的规定，对于进口倾销产品形式的变化如何辩认也没有作规定，可操作性方面还显得很不足。保障措施方面，1994年7月1日，我国对外贸易法第29条中首次规定了中国对外国产品进口可以采取保障措施。200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施行。该条例与WTO的《保障措施协定》大体是相一致或有所创新的:(1)规定了立案调查、实施保障措施的前提条件;(2)详细规定了调查程序;(3)具体规定了保障措施的形式;(4)明确规定了保障措施逐步放宽的期限与中期复审内容。但对比美国的法律，明显地存在一些亟需完善之处:(1)缺乏对“严重损害和严重损害威胁”具体标准的规定，而美国之规定非常具体明确；(2)尚未规定裁定的具体时间。美国对保障措施的裁定时间是180天，最长不超过210天，有助于提高办案效率。而我们在处理案件时则可能耗日持久。(3)放弃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优惠。WTO规定发展中国家的保障措施实施期限可延长2年，即可达10年之久，在我国保障措施条例中没有这一内容，自动放弃了这一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的优惠。这种“高姿态”做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审视思考 篇4
《大学语文》是高等院校众多非中文专业学生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 该门课程的教学是大学生接受素质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 当前在众多高校中, 众多学生, 乃至教师都没有深刻认识到开设该门课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该课程的教学始终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出现了“学生不愿意学, 教师也不愿意教”的情况, 加之教学模式与教学理念的落后, 更是直接影响该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因此, 对《大学语文》的实施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1《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及对其实施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当前, 众多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学正面临着改革的局面, 这不仅仅是高校大学课程改革对其提出的要求, 更是大学生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必然选择。“语言是一个国家的标志与象征”, 《大学语文》蕴含着我国几千年来优秀的历史文化, 承担着传承中华文明的功能, 因此, 加大对《大学语文》的重视是时代发展对其提出了必然要求[1]。此外, 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化, 当前大学生综合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其毕业后的就业, 总之, 对《大学语文》教学实施必要的改革, 不仅是从总体上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与整体技能的需求, 而且关系到大学生人格的形成与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大学语文》教学现状
2.1 课程定位与性质不明确
从小学到中学, 至始至终语文都作为一门核心课程来开设的, 且对于每个学生来说, 要想进入重点中学或重点大学, 必须在语文考试上取得高分, 因此, 无论是学生本人、教师, 还是家长都对语文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然而, 进入大学后, 受专业教学的影响, 《大学语文》仅仅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来开设, 语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走向了边缘化。而且最高的教育主管部门并没有明文规定要在高校中设置《大学语文》课程, 进而直接导致该门课程的设置出现了极大的随意性, 对《大学语文》的教学与改革带来极大的阻碍。如中国人民大学就将《大学语文》设为选修课程, 且其并不是唯一一所将《大学语文》从必修课程科目中剔除出去的大学院校, 据“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所公布的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现状的调查中显示, 在参与调查的91所高校中, 仅有34.8%的院校将《大学语文》作为其院校的必修课程, 且课时也在不断缩减, 80%的教师均表示对《大学语文》课程的现状堪忧。
同时, 部分高校开设《大学语文》的目的其实是为语言基础较差的理工科的学生进行补课, 对其课程的性质认识仍然停留在语言层面, 仅仅发挥其工具性的作用, 而对于其人文性的发挥或是工具性与人文性双重作用的发挥却是完全没有考虑, 出现了对《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定位不明确的情况。
2.2 教学方式单一, 教学内容陈旧
有人针对《大学语文》的授课方式展开了相关调查, 结果显示, 有45%的人表示该课程教师上课呆板, 有42%的人则强烈要求对《大学语文》的教学实施改革;而对于《大学语文》教学最需要改革的地方, 则由65%的人表示教学方法是最需要实施改革的。长期以来, 《大学语文》普遍采用的是大班教学模式, 难以有效组织各种课堂教学活动, 而教师也只能采取“满堂灌”这种较为单一的教学模式来展开教学, 师生互动少, 教学效果不理想。而且在课程教学实践中, 教师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 往往还是本着“以自己为中心”的原则, 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无法全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进而无法从整体上提升教学效果。同时, 在部分高校, 其《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较为陈旧。虽然大家都知道《大学语文》课程设置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对相关作品的讲解以实现传授中华传统文化的目的, 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 《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往往缺乏新意, 比较老套, 进而导致大学生普遍对语文学习缺乏兴趣。
2.3 师资力量薄弱
在设置了中文系的高校, 大多数教师都期望能够在本系进行相关文学课程的教学, 普遍都不愿意在其它专业从事《大学语文》课程教学, 从而直接导致《大学语文》师资力量的薄弱。在当前更加重视实用性与技术性的社会中, 若从事是相关专业的课程教学, 也就意味着会受到更多的重视, 在今后评职称与担任硕导等方面也比较容易, 待遇也会更好。而对于从事《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的教师, 普遍被认为是“万金油”, 缺乏必要的专业深入, 相应地在今后的职称评选与科研经费的投入等方面也会有较大的阻碍。这些情况的出现, 就直接导致《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队伍呈现出极不稳定的情况, 且水平也不一。一方面, 有实力的教师期望转到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去, 并不安于教授《大学语文》;另一方面, 那些新来的教师虽致力于《大学语文》教学, 但是因其缺乏必要的教学经验, 教学效果不甚理想, 长此以往, 《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效果难以得到保障。
3 对《大学语文》实施教学改革的措施
3.1 改变传统教学理念
建构主义教学思想认为, 广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 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全新教学理念。在互联网发展日益迅速的时代, 有着众多的知识获取渠道, 课堂已经不是广大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因此, 在教学实践中, 教师就需抛弃自我的权威感, 积极地成为学生语文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与合作者, 并充分利用自身的知识与教学经验, 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不断激励学生。如在《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每一位语文教师都必须有较高的综合素质与业务素质, 进而才能在教学实践中充分利用自身广博的文化知识, 指引学生展开高效的学习, 并让整个课堂变得更加的活跃, 最终使教学有效性得到稳步提高。
3.2 选择适合的教学方法
在《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中, 应对其教学方法实施必要的改革, 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 实现教学方式的多样性与教学内容的多元化, 从文学、思想与人生的层面对大学生展开有关语文课程的教学[2]。如在完成了一部分教学内容后, 可适当加入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与当前大学生比较关注的话题, 诸如“对食品安全问题你有何看法”、“专业与就业之间有何关系”、“对马航失踪事件有何感想”等, 这些问题可能都是大学生日常关注较多的, 故在课堂中他们能够积极踊跃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设计教学课堂, 一方面, 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另一方面, 学生在课题学习之余了解到了更多的社会知识, 有利于后期学习的展开。因此, 在对《大学语文》课程中的相关内容进行解读的时候, 也可适当穿插一些社会热点问题, 联系实际的生活, 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 教师也可在结合相关教学内容的基础上, 合理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活动, 如“演讲比赛”、“辩论赛”以及“诗歌朗诵”等, 积极开展对学生思维、听说以及写作能力培养的相关教学实训活动, 从而在提高学生兴趣的基础上有效提升教学质量[3]。如在学习《雨巷》之后, 教师就可适时开展“诗歌朗诵比赛”, 让学生在巩固知识的同时, 切身体会到语文的魅力。
3.3 加强对师资队伍的建设
在高校日常的教学活动中, 需积极引进业界富有盛名的专家来校做演讲, 以传授相关的教学经验与学习经验, 或是引进相关专家来校进行《大学语文》教学, 从而补充《大学语文教学》的师资力量。同时, 高校还要定期对从事《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的教师进行相关的培训, 并为这些教师提供良好的待遇, 从而为其教学工作与个人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而对于教师自身而言, 在教学之余, 也需通过多种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与内涵, 切实做好《大学语文》的教学工作。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 《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对提高大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是积极贯彻“素质教育”的关键手段。因此, 今后在《大学语文》教学实践中, 高校需从多方面, 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资力量等, 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其教学改革, 进而从整体上提高《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质量, 全面实现素质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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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晓林.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启示[J].教育与职业, 2012, (5) :97~98.
审视思考 篇5
一、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内涵
针对管辖权的概念, 它所指的主要是,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在有效管理所属于这个国家的领土、领海和领空范围内所涉及的一切人与事的权力。在国内的法院对其进行审查和管理, 并且接收和受理某些利益集团或者国家之间的争端事件, 从而进行符合相关标准和衡量规范的裁决, 通过这样行使相关司法职能和行政, 管辖权在一定的权力范围内会覆盖所涉及的地理范围。目前, 管辖权逐步发展和壮大, 延伸扩大到国际海洋法范围内, 伴随而来的是它在管辖权方面逐步产生的一系列变化, 呈现出日益扩张的发展态势。
将法庭的管辖权效力范围分为三类, 分别为属时管辖, 属人管辖、属事管辖、属时管辖是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对其生效之前的争端具有管辖权, 也就是常说的溯及既往原则, 除非当事国在加入公约时对不接受溯及既往作出了保留。无论争端发生在何时, 也无论争端发生时当事国有没有加入公约, 在加入公约并生效后, 争端国交付法庭的案件, 法庭可以进行审查处理。属人管辖是指哪些争端当事方可以向法庭提出起诉讼, 《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 (以下简称《规约》) 中有规定各缔约国可向法庭提起诉讼, 第11部分规定案件或各方一致愿意将案件交付法庭管辖的案件的实体也可作为诉讼主体。属事管辖是指哪些海洋争端可以受到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 《公约》和《规约》规定, 首先向法庭提交的符合《公约》的一切申请和争端可受法庭管辖。其次《公约》第298条规定缔约国可不接受强制程序, 例如大陆架, 专属经济区划界, 军事活动, 但需要书面声明。另外, 《规约》第22条规定, 如果所有缔约国同意, 而且现行条约与《公约》主题相关事项有关, 那么该公约相关适用和解释产生的争端, 法庭也可以受理。
二、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的发展
在《公约》的内容中所提及的“争端的解决”的相关联条款中, 在某一程度上对促进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的效果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大。从很大程度上让管辖权的相关内容增加了很多的事项,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在实际的法律层面授予国际海洋法法庭自裁管辖的权利。而大多数情况下, 投诉到国际海洋法法庭的争端, 有很大一部分的当事被诉方会对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辖权表达强烈的`质疑和异议, 如果在这个时候由海洋法法庭去裁量诸如此类的问题, 就会有意无意地对管辖权的范围做了扩大化的解释, 最终裁定自身对争端案件行使管辖权。而如果当事方仍然存在质疑和异议, 这样的话, 相关的法院或法庭就会缺失相关的异议处理机构, 这实际上会导致当事方的异议无法解决, 求告无门。这充分证明了国际海洋法法庭以及相应的法院或法庭管辖范围的扩大, 是不合理的, 存在很多疏漏。国际法领域的相关学者也对管辖权的扩张, 存在着十分激烈的讨论和争议。例如, 在《规约》第20条中, 赋予了缔约国和缔约国之外的实体向法庭申诉的权利, 而在《公约》第187条也有与之相关的内容, 体现在“海底争端分庭的管辖权”当中。与国际法院只处理国家之间管辖权争端相比较而言, 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辖权扩张程度非常大, 它所解决的不但是国家间, 甚至还有一些个人、民营商业公司、政府组织等并非以国家实体的争端, 并且通过当事双方相互协商, 在《公约》框架外对于海上协定的争端。
由于缺乏统一的立法机构, 国际条约的缔结需要各方经过多轮的谈判确立各方权利和义务, 然后, 由各国依照一定程序签署、批准。国家利益是国家进行任何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中有些利益是可以相互协调一致的, 但是有些利益却是不能够相互协调一致的, 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条约的订立不仅是为了规范、调整各个国家的行为, 也是国家利益诉求的体现。因此, 条约缔结的过程中都避免不了受到国家权力的影响。虽然多边条约的订立是以国家平等、自愿、自由为前提, 但实际上, 其订立完全是国家力量博弈、讨价还价、妥协折中的过程, 强国基于自己强有力的国家实力和先进的技术手段,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自身利益的目标, 不仅在条约内容的确定上居于主导地位, 还能够在条约缔结的过程中向持相反意见的国家施加各种压力达到强迫对方同意自己主张的目的。
另外, 国际海洋法法庭具有咨询职能, 该职能出现的时间是在1997年, 增添在《规约》第138条中:第一, 如果与公约有关的任一国际协定有专门规定向法庭提交咨询意见的请求, 那么法庭可就其中某一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第二, 应由经授权的任一实体请求咨询意见并交付法庭, 或者向法庭依照协议提出请求。这表明有权向法庭请求咨询意见的机构是与《公约》目的有关的国际协定授权的任何实体。从司法判例看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的扩张, 其从某种程度上利于规范沿海国对毗连区范围内的海关等行使司法管辖权, 但是目前国际司法机构比较繁杂, 管辖权不断出现冲突, 诸如此类的问题日益尖锐化, 而海洋争端所涉及的问题十分重大, 超越了国际法的一般性规定, 国际海洋法法庭应当发挥出自身独特而突出的作用, 确保《公约》在解释或适用上保持统一性。
三、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扩大化存在的问题
(一) 容易产生和其他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冲突
《公约》第288条规定了国际海洋法法庭具有自裁管辖权的权利, 而其本身只是一个涉及国际海洋相关事务的司法机构, 国际海洋法法庭自己赋予自己这样的权利去裁定和判断自身具有管辖权, 这本身是一件十分不科学合理的事情, 并不存在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机构对国际海洋法法庭积极有效的监督, 此权利的使用并没有规范化和相关的限制, 由此, 争端当事方申请复议和帮助机构更是无从谈起, 这理所当然地会推进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的扩大, 并更容易导致国际司法机构在管辖权方面面临的严重冲突。现存的国际司法机构种类繁多, 并且没有构建起统一的体系, 相关的法律对于保护海洋环境的管辖权问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重合, 这样就十分有必要设立一个国际公约, 约束和协调不同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权冲突问题, 有效分散不同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权, 从根本上对国际海洋法法庭等国际争端进行约束与限制, 从而解决机构的“自足性”。
(二) 成为获取非法利益的工具
近年来, 涉及国际海洋争端的问题频繁出现, 国际海洋法法庭甚至成为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蓄意谋取非法利益的工具, 例如, 在中菲的债决中, 菲律宾方面就使用了类似的方法, 菲律宾主动提起仲裁, 但是他们政府所希望谋取和实现的真正目的, 通过对领土主权的救济, 这样的仲裁案件的争端从本质上来讲并不是主权问题, 与此同时, 菲律宾方面甚至向仲裁法庭提出了不利的假设前提。
四、针对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扩大化的审视和思考
(一) 采取审慎的态度看待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的扩张问题
《公约》于1982年生效, 受到当时公约产生的时间和参与方比较复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达成一致性的协议是比较难的, 而相关的制定者对于未来可能面临的海洋类问题缺乏切实有效的前瞻性和预测性, 这从一定程度上造成《公约》里面相当多的规定措辞模棱两可、含糊其辞, 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 这样的结果从某种角度上看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 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的扩张呈现出越来越尖锐的矛盾。根据现实情况出发, 积极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 保持审慎的态度去看待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的扩张, 从根本上保障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扩张能够趋利避害。
(二) 约束和限制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的扩大化
在国际上有着众多解决海洋争端的司法机构, 例如国际法院、欧洲法院、常设仲裁法院等。例如, 在爱尔兰诉英国MOX核燃料厂的案件中, 欧洲法院从自身的角度出发, 认为《欧洲共同体条约》优于《公约》, 这是由于《公约》是欧洲共同体法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由欧洲共同体协议签署, 受到欧洲共同体相关法律的规范, 其成员国之间不能擅自把争端诉讼至国际法庭。这样看来, 《欧洲共同体条约》有效的制约了其成员国选择欧洲法院以外的争端解决机构解决纠纷的权利,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国际司法机构都会有意排除其他司法机构的管辖权, 而扩张自身的司法管辖权, 这样的结果就导致管辖权冲突日益尖锐化, 特别是判决效力和执行都十分困难。所以, 国际公约应该接纳更多的司法管辖权, 让其保持协调一致, 适当限制司法机构管辖权的范围和权利, 进一步协调和完善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权分配。
五、结语
审视思考 篇6
关键词：农村音乐教育；现状审视；发展思考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編号：1002-7661（2015）21-060-01
我国学校的音乐教育，开始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今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发展历程，百年中，有过坎坷和曲折，也有过坦途和收获。小学阶段，作为最基础的教育阶段，更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但是现实中，农村地区的小学音乐教育，却存着多个方面的诸多问题，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对这些问题进行审视，并且从思想和行动上做出切实的改变，是农村地区音乐教育发展的关键之所在。笔者作为一名音乐教师，总结出了几点不成熟的发展建议。
一、当前农村地区小学音乐教育发展的问题所在
1、没有树立起对音乐教育的正确认识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有了正确的观念，才能以此为指导，进行了合理的行动。但是长期以来，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甚至是音乐教师自身，都没有形成对农村音乐教育的正确认识，致使该课程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2、音乐教育的物质投入不足
市场经济下，物质投入是一项事业的发展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充分的物质投入，各项活动的开展就是一场空谈。国家教育的部门虽然对基础音乐教育的教学环境和教学设施做出了一定的规定，但是并没有相关的经费投入，致使教学活动的开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3、教学资源的利用率低
很多学校在上级的严格的要求下，有的已经完成了基本的设施建设，但是这些教学资源建设好之后，利用率却不是太高。这也是由多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受到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一些教师仍然习惯于之前“教师台上讲， 学生们台下听”的旧模式，很多现代化的教学设施被他们看作是“华而不实”，而真正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们没有尝试和深入研究过，甚至不会操作。
4、音乐教师的数量和素质还有待提高
首先是农村音乐教师的数量，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由于农村地区的条件相对较差，很多师范类毕业的音乐生不愿意回到农村担任教师，而是更喜欢在城市里面生活。而且要想成为正式编制，还要参加当地政府举办的事业单位考试，这对于音乐专业的毕业生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其次是教师的素质问题。当前很多农村地区的学校，没有专职的音乐教师，或仅有一个音乐教师。
二、对农村地区小学音乐教育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1、树立正确的音乐教育观念
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家长还是学生，都没有形成对音乐教育的正确认识，而正确的认识又是所有行动开展的基础，所以要想推进农村音乐教育的发展，首要就是改变和提高他们对于音乐教育的认识。
2、加大农村音乐教育的物质投入力度
没有充足的物质保障，各种教学活动的开展就是无稽之谈。所要想保障农村小学音乐教育沿着良性的轨道发展，首要的还是要加大各种物质投入。首先，作为国家的教育部门，要制定出的详细的投入计划和标准，设立专项的基金。
其次是作为地方政府来说，也要和国家教育部门的精神保持一致，保证国家专项资金的发放到位，在此基础上，当地政府也要在每年拿出专门的资金，对国家转向资金照顾不到的地方予以帮助，财政实在有困难的可以向上一级政府提出申请。
3、切实提高教师的数量和质量
首先是在人才引进上，学校方面要充分重视当前自己学校内音乐教师数量不足的情况，在每年的人才引进上，在音乐教师的政策上有所倾斜，毕竟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音乐课教师的缺口最大，一旦引入之后，要在待遇上做到公平和公正。
其次是在教师素质的提高上，政府和学校要多为老师提供一些培训和学习的机会，帮助老师学到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作为教师自身来说，也要端正自己的教学态度，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让孩子们喜欢上音乐课，进而推动整个农村小学音乐的大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有80%的学生都在农村地区，所以说农村地区才是课程改革和发展的重点之所在。但是长期以来，农村音乐教育所受到的关注一直有限，在新课程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关注于农村音乐教育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重大的举措。同时，这也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需要上至国家，下至每一个农村音乐教师的共同努力，本文结合实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也希望本文的粗浅研究，能够起到一定的呼吁作用，为农村音乐教育的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2[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66—95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音乐课程标准研制组编写.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解读（实验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2
[3] 唐松林.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3
[4] 杨艳玲.农村音乐新课程：问题与对策[J].教育发展研究，2004.11：20
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的审视与思考 篇7
一、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受到追捧的原因
养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在不断的追求长寿, 所以, 中国人很重视养生之道, 再加上我国医药文化博大精深, 人们都认可老辈人留下的文化, 养生类的节目受到追捧也就不足为奇了。除此之外, 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 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 越来越多人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的状态, 越来越多的人崇尚健康的生活方式, 受众对于养生类节目的需求提高, 这也是养生类的节目受到追捧的原因之一。另外, 中国还是有许多的老百姓不愿意到医院看医生, 他们对医生有种排斥心理, 比起去医院, 他们更愿意关注如何养生。从我国的体制上来看, 虽然医疗体制在不断的改革, 但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是存在的, 怕生病的现实也导致了老百姓对健康类节目的关注。北京奥运会的举办, 掀起了一阵全民健身、全民养生的风潮,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健康养生类节目的繁荣。
二、近期我国健康养生类节目出现的问题
在电视健康养生节目热播的同时, 这类节目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我们可以看到, 有的养生节目过于娱乐化和商业化, 这就给了许多人炒作的机会, 他们会利用收视率高的养生节目进行恶意炒作。曾经的养生大师张悟本在湖南卫视的《百科全说》节目中进行了一系列的讲座, 他在节目中鼓吹白萝卜、绿豆包治百病, 这间接的提高了白萝卜和绿豆的市场价格, 包装炒作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 张悟本就是一个炒作团队的代表。无论是在卓越网、当当网等网上书店, 还是在各大城市的实体书店, 养生类书籍都位于“畅销图书榜”前列, 张悟本写了一本名为《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的书, 他在书中主张食疗治病, 对于健康素养不是很高的受众来讲, 很容易轻信一些不科学的养生方法, 虽然书中有很多有悖于现代医学的观点, 但是这本书在市场上还是非常畅销的。出版社大量出版养生书籍并持续热卖, 绿豆包治百病观点导致绿豆脱销, 在广大受众心中, 电视媒体具有很强的权威性, 所以电视媒体中某些有悖于现代医学的观点很容易让百姓们相信。
三、电视屏幕上成功的健康养生类节目
并不是所有的养生类节目都是传达错误的养生信息的。中央电视台的《健康之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健康之路》节目贴近生活、服务受众, 所以说, 《健康之路》自开播以来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喜爱, 节目的内容丰富多彩, 蕴含了西医、中医、运动、饮食、美容、时尚等很多健康养生知识。医学知识一贯给人枯燥无味的感觉, 《健康之路》节目不同于医学知识, 它更侧重轻松娱乐, 《健康之路》节目能够把握好健康这个主题, 经常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语言播出贴近老百姓生活的养生信息, 比如说, 在2010年2月8日, 《健康之路》节目对黑木耳的养生治疗功效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教给观众在购买的时候怎样能够挑到优质的黑木耳, 还告诉了观众用木耳做菜的方法。专家通过对普普通通黑木耳的解读, 让人们了解到了黑木耳巨大的养生功效。除此之外, 拥有优秀的节目主持人, 也是《健康之路》节目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健康之路》的节目主持人具备基本的主持素质, 还知道一定的医学专业知识, 节目主持人具有驾驭节目的能力, 在观众和嘉宾之间起到了很好的引导和桥梁的作用。所以说, 优秀的节目主持人是养生类节目成功的点睛之笔, 他能够增强节目的沟通性和交流性。
结语:
对我国的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进行反思与总结, 笔者认为媒体应该改变健康养生类节目娱乐化和商业化的现状, 应该传达给受众正确健康的养生信息, 勇敢的承担起提高受众健康素养的重任。媒体应该邀请真正懂得科学养生与健康之道的专家来传播健康养生知识, 只有保证大众传播媒介上出现更多科学的知识, 才会让恶意炒作的伪科学知识在市场上没有立足之地。在这样一个全民养生的时代, 媒体应该将科学的健康养生知识传播给受众, 本着“关注生命、关爱健康”的态度, 负起提高受众健康素养的责任。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我国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越来越多, 养生节目丰富了受众的养生知识, 提高了受众的生活质量, 但是物多必滥, 很多节目传授的保健养生知识是违背医学常理的。我们应该对电视节目进行科学的设置与规划, 提高养生类节目的质量。
关键词：健康养生,电视节目,审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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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问题本质归属的审视与思考 篇8
1 农民工问题是“四农问题”
农民工与“三农问题”具有内在联系, 他们是具有农村户籍而在城镇务工经商的一个社会群体。与中国农民传统的生存、发展方式相比, 农民工大都完成了“非农化”的职业转换, 至今尚未完成“脱农入市”的身份转换。所以, 农民工仍具“农”字特征。有学者进而将农民工问题与“三农”问题并列起来, 把它归结为“四农”问题, 并认为农民工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2]。
改革开放后, 一些农民率先冲出城乡藩篱, 就是对城乡二元传统体制束缚的一种突破, 被学界认为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次伟大创举”;农民外出务工具有社会进步意义和改革意义[3]。农民工之所以被归纳为“四农”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在普遍得不到城市认同和接纳的情况下, 又囿于城乡户籍的管理制度及自身传统的思想观念, 最终选择了“叶落归根”, 返回农村, 复归农民身份。这一发展的事实反映出农民工与“农业、农村、农民”联系的紧密程度, 佐证了农民工背负“农”字特征的延续性;在这里, 农民工现象又被看作是中国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增加收入的一条创新渠道。
在统筹城乡发展和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主体的新背景下, 若要把农民工问题归结为“四农”问题, 就需回答“如何看待新生代农民工与“三农问题”的关系问题。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基于成长的不同经济社会背景, 新生代农民工突出的“新”特征表现为更强的维权意识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待遇的诉求, 对未来的生存、发展有新的期盼。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4]。说明了在未来发展取向上, “落地生根”替代了传统的“叶落归根”。但进一步分析, 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变化并没有彻底改变他们背负的“农”字特征, 仅仅在“四农”问题内涵上发生了一些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可概括为两个基本问题: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落地生根”, 将会涉及如何处理他们的土地问题;另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返回农村, 将会涉及到他们如何适应农业生产方式问题。这两大问题应该是农民工长期不能“脱农入市”完成最后“蜕变”所引发的新问题。国家新形势下所出台的“返乡创业”、“土地流转”等一些政策措施就是对这些新问题的应然之举。我们认为, 不论经济社会发展促发农民工“农”字内涵的发生怎样的变化, 在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层面上仍需考虑他们与“三农”问题的内在关联性。
2 农民工问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问题
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规律的一个必然表现就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转移, 中国农民工问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如刘易斯—费—拉模型等均在不同理论层面揭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在经济理性驱使下, 从农业部门 (传统部门) 转移到工业部门 (现代部门) 、从农村迁移到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因而, 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也会产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农民工现象的出现就是这一发展规律的使然。
与其他业已完成人口迁移的国家所不同的是, 中国农民工具有特殊性, 以户籍制度为表征的城乡隔离制度的存在, 致使“农民转化为市民、工人”的转移方式演变成为“农民”+“工人”的模式, 表现出农村人口迁移的不彻底性特征。因而学界将这一“仅完成职业转换, 未完成身份转换”的现象归结为“半城市化”[5]。
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半城市化”, 农民流动、迁移的前提与基础是就业问题, 只有顺利实现就业, 农民的流动、迁移才有安身立命之本。所以, 就业对于农民工而言具有生存与发展的双重意义[6]。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农民工问题就是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统筹就业工作的重点和关键还是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7]。
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长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约占农民工总量的60%。“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问题研究报告”中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的一项调查表明, 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选择“回家乡务农”只有1.4%[4]。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首先是解决就业问题, 没有就业的稳定性, 就谈不上融入城镇, 也谈不上成为现代市民[8]。所以, 就业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发展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也是就业问题;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 搞好农民工流动就业服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9];其中, 公共就业服务对于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0]。
从以上两个角度看, 农民工问题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特定历史阶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和就业问题。而当前农民工就业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11]。就业质量偏低已成为农民工就业、发展的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 也是造成当前频频出现的“民工荒”、“用工荒”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 在制定解决农民工问题政策层面上不仅要重视农民工城市化问题, 还要注重他们的就业问题, 更要关注他们就业质量的问题。
3 农民工问题是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
基本公共服务在保障个人最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社会福利与安全的“底线”。农民工虽然为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长期“游离于基本公共服务之外”, 存在着严重的公共服务缺失问题。基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功能与作用, 可以认为农民工问题就是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因而凡是没有让农民工享受到均等的服务, 都可以看做是对农民工基本权益的侵害[12]。
基本公共服务具有普惠性。出于道德和正义等方面的考虑, 一般认为那些在一定经济社会生活条件下所必需的、直接关系最基本人权的公共服务, 政府都应该确保普遍平等地提供全体国民[13]。虽然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 基本公共服务现实境遇在客观上与现有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失衡、公共财政和社会协调机制不完善紧密相关, 但各流入地的地方政府主观上的狭隘地方观念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就业、子女教育、医疗保险和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 农民工因其身份特殊, 与工作、生活在同一城市的市民存在着天壤之别。由于城市公共服务部门的“偏见”, 致使农民工在就业信息、择业范围、职业培训等方面受到了限制, 就业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他们的子女同样因各种“入学门槛”而不能在城市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当地部门的“无为主义”, 也导致农民工居住条件差, 文化娱乐等精神文化生活单调、乏味, 并被排斥在城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之外。
农民工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所表现出的“非国民待遇”, 不仅不符合市场经济平等自由的内涵, 而且也有悖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人类社会公平公正的价值诉求。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实质是对农民工基本权益的一种侵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出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了基本原则、普遍标准和行动框架[12]。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是破解农民工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政府部门要正确界定自身角色, 树立平等开放、和谐共生的服务理念, 应给予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 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14]。为此, 我国必须加快社会事业在城镇的完善和向农村的延伸, 尽快形成较为完善、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制度, 以适应社会流动性增强和社会分层加快的新形势。
4 农民工问题是城乡资源重新配置问题
农民工是我国最宝贵的人力资源, 是人力资源乡城流动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从市场机制的角度看, 农民工问题是资源配置市场化问题, 推动了城乡资源重新组合, 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农民工的乡城流动和职业转换, 完全是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结果。计划体制下的“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得中国农民一出生就被固定在农村土地上, 没有流动和迁移的自由。市场化体制改革和农业生产方式日益现代化致使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凸显, 中国农民开始在传统体制外闯出一条完全市场化的就业路径, 不仅没有求助于任何“有形之手”, 而且这一体制外改革路径“更为成功”[15]。在宏观意义上, 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加速了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不仅助推了城市国有企业劳动就业制度改革, 而且带来了城乡经济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农民工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总体水平。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条件, “劳动力自由流动则是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重要方面”[16]。在农村土地资源不足, 人力资源相对过剩的情况下, 中国农民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流向城镇, 一方面消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 不断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重组和生产方式的变革, 为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创造条件, 并且促进了农业、农村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 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带动了城镇资源的重组, 推动资源不断向城镇集中, 为城市产业的发展和工业化生产, 提供了强大的人力支持, 为“中国制造”屹立于国际市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 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岗位上的“补差补缺”, 也是城市生活基础设施正常运转的不可否缺的条件。所以, 农民工的流动不仅是我国市场化改革中所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 优化了人力资源的配置, 而且也带动了乡城其它资源的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 加快了我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因而, 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政策制定上还需要从完善市场机制体制层面加以考虑, 以更大程度地激发市场活力, 更好地发挥农民工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力军作用。
5 农民工问题是制度问题
从造成农民工现象产生的根源来看, 农民工问题是制度问题, 是我国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农民工这一‘制度设计’来源于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17], 是导致城乡居民工作生活相互隔离格局的主因。
就户籍而言, 户口本来作为记录公民出身地或居住地的证明, 在中国却成了“权利等级证书”。普通劳动者在求职就业、子女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权利多寡与户口簿上的“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紧密相连的。“同工不同酬”、“同城不同权”是农民工“被边缘化”境遇的真实写照。这种基于“出生地”不同而设计出的户籍制度以及“镶嵌”在户籍制度上的其他相关制度安排, 使得农民工不能与市民享有同等的权利, “出现了‘人—居’分离、‘职业身份—户籍身份’错位的格局”[18]。
因而,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清除农民工市民化的体制性障碍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革户籍制度, 就要割断户口所延伸出来的特殊权利, 要对农民工“赋权强能”, 使之能与市民一样享受同等的权利和待遇。“政府应下大力气清除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 使劳动力的配置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较高的效应。……, 从而解决‘转移得出’和‘留得住’的问题”[19]。更为重要的是, 农民工问题“不是单纯的农村人口的转移和城市规模的扩张问题, 而是一种制度创新”[20];城市户籍制度的“放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中小城市入户限制的全面放开, 一些大中城市所出现的积分落户、居住证管理等制度化改革, 都为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彻底改革户籍制度等具有隔离性质的相关制度仍然是任重道远。
农民工问题是制度问题的另一个层面, 就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农民工作为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流动的形式, 为启动新一轮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创造了条件;尤其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成为农民工主体的情况下, 基于自愿的原则, 通过转包、转让、租赁、转包、使用权入股等多种方式, 实现土地经营权的依法有偿转让, 能够有力地推动农业生产适度规模经营, 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的效率。当然, 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不能建立在“断根”基础之上, 将农民土地与户口脱钩, 不能因农民外出就业或迁入城市而收回他们在农村的土地, 更不能以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为借口剥夺农民土地的承包权。为此, 我们认为不管农村土地制度怎么改革, 一定要坚决执行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权永久不变”的指示精神, 不能剥夺或削弱农民赖以发展的立足点是根本;土地应成为农民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所以,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应该对“城乡隔离”的制度设计体系进行改革, 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制度条件。
摘要：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定历史阶段所出现的一个特殊问题。在“如何定位农民工问题”上, 依照农民工问题的所及边界, 从宏观层面渐次将之归结为五个方面:农民工问题既是“四农问题”, “转移就业问题”, 又是“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既是“城乡资源重新配置问题”, 又是“制度问题”。把握农民工问题的本质特点可以在更高层面上了解农民工现象形成的内在机理, 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政策的制定提供参照。
审视思考 篇9
近年来, 我国网球整体水平发展迅速, 尤其是我国女子网球, 在刚过去的2014赛季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亚洲网坛一姐李娜勇夺女单冠军, 紧接着在本年度的法国网球公开赛, 海峡组合彭帅/谢淑薇以2比0的大比分取得女子双打第一名, 可以说我国的女子网球整体已经达到世界级水平。与女网辉煌的战绩相比, 我国男子网球黯然许多, 甚而至于连进入四大满贯的资格都没有。由项群训练学的相关理论可知, 网球项目隶属于技能主导类隔网对抗性项群, 而在这一项群中, 我国的乒乓球、羽毛球均处世界一流水平。为此,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男子网球现状, 正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 并结合国外男子竞技网球成功的经验, 提出相应对策, 旨在为全面提高我国男子网球竞技水平提供理论参考。
1 我国男子网球运动的现状
国际网球联合会和世界男子职业网球协会每年都会举办一系列的比赛, 如大师赛、公开赛、挑战赛等, 一个国家男子网球水平的高低基本上可以在全年的比赛中反映出来。我国男子网球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上少有佳绩 (如表1) , 在2013ATP上海大师赛中, 我国选手公茂鑫在德国人科赫尔斯奇雷伯强大的攻势下, 仅用一小时, 就以5-7/2-6连输两盘惨败, 值得关注的是这是公茂鑫连续第五年出战上海大师赛依然是难求一胜。截止到2014年6月16日, 我国男子网球优秀运动员张择在ATP单打最好排名149位, 这也是我国男子选手在我国男子网球历史上最好的排名。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我国男子网球相比较女子网球的优异成绩, 逊色很多。近年来, 我国男子网球运动员虽在大满贯赛事中露面, 也只是上演一轮游、难求一胜。从整体上来说, 我国男子网球运动员的水平和世界一流水平选手的差距还很大。
数据来源于:新浪竞技风暴
2 我国男子网球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2.1 我国男子网球运动员力量素质偏低
进入21世纪后, 随着网球运动的普及和发展, 水平提高加快, 赛场争夺异常激烈, 网球运动已经向着力量速度型的方向发展[1]。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是掌握各项技术的基础, 同时也是比赛中运用技术和完善战术的前提, 其中力量素质是一切运动的源泉。力量素质是指人体神经肌肉系统在工作时克服或对抗阻力的能力[3]。有统计显示, 现代男子高水平网球运动员的击球速度通常都在180公里/小时以上, 发球速度能达到200公里/小时以上, 一场比赛中挥拍击球次数达300多次, 每次击球的间隔时间在5秒左右, 每一分要有十几次折返跑, 一场高水平的比赛通常要持续3个小时以上[2]。由此可见在网球项目中的瞬间启动, 急停, 迅速转向以及平衡等都需要运动员有着很强的力量素质。笔者曾现场观摩了2013年上海ATP1000大师赛, 我国选手吴迪对阵德国选手F-梅耶尔和张择对阵西班牙选手沃达斯科的两场比赛, 赛后也多次对录像观看分析, 发现我国男子选手在发球中的球速明显低于国外选手, 在底线来回球期间回球不实, 回球不重, 移动的迅速性明显不及国外选手。回球的不实不重会出现回球速度慢且质量不高, 移动的迅速性不高则意味着整场比赛会陷入被对手“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局面, 节奏被对手控制, 输球就在所难免。这虽有技术不及国外高水平运动员那么成熟和完美外, 力量不足、身体素质偏低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在网球项目中, 力量是技术的基础, 力量在比赛场上反映的是击球的实和重, 体现在移动的迅速性, 但网球场上的速度并不是绝对速度, 而是移动击球的迅速, 这就必须依靠良好的启动力量、制动力量和反应力量。世界男子网球向着力量速度型潮流发展, 因此力量素质必然也限制和影响着我国男子网球的发展。
2.2 我国男子网球教练员队伍参差不齐
教练员是一个运动队的领导者, 对运动员从选材到成才整个过程起着监督、引导和控制的作用, 同时又在训练、比赛和恢复整个运动训练体系、教育和管理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可以说, 教练员的业务水平和执教能力决定着这支队伍的竞技水平和能力。国内多数男子网球教练员都曾经是网球运动员出身, 存在执教年限短、经验欠缺;参加培训机会少;运动队教练员班子组成不够完善;训练方法和手段陈旧, 恢复手段单一等诸多现实问题。为改善这些问题, 国家尝试着请外教, 2002年8月, 釜山亚运会开赛前一个月, 中国男子网球队请来了美国人马克担任主教练, 但随后成绩并不理想。可见, 个别外教并不能短时间内改变中国男网的竞技能力, 我国男子网球队教练员能力有短板, 原因是多方面的, 这些原因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运动员能力的提高和竞技水平的发挥。
2.3 政策导向“奥运战略”和“以女子为重点, 女子双打作为突破口”, 致使网球男子运动员的培养资金缺乏。
始发于20世纪80年代的“奥运战略”, 确定了以“为国争光”的最高目标, 使得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加速发展, 由此开始拉大了男子网球及其他落后项目与优势项目的距离;中国网球协会制定的《2001年-2010年网球项目奥运争光计划》提出“以女子为重点, 女子双打为突破口”实施网球项目突破的指导思想, 这进一步拉大男子网球与优势项目的距离;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新一轮的“奥运战略”中又将重点放在“扶持三大球、基础项目和部分冬季项目的发展”。以上政策导向使我国男子网球的发展处于长期消沉的状态。在资金极为有限的情况下, 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男网并没有固定的国家队, 球员只是在大赛前进行短期的集训, 平时队员都是在各自的省队训练或被抽调为女队的陪打。女队的训练经费近年来不断增加, 男队虽然没有减少, 但增加幅度明显不及女队, 在比赛投入方面, 女队在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每名运动员有二十名工作人员作保障, 男队却一名也没有[3]。在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下, “全包干”式的运动员培养体系决定着项目的发展必须要依托着国家的大量经费投入。由此看来, 政策导向致使男子网球经费过少也制约着我国男子网球发展。
2.4“举国体制”下, 以基层竞技体校为依托的“三级训练网络”已不再完全适应网球竞技人才培养的需要。
我国在“举国体制”下的“三级训练网”是以各地的基层体校为依托, 以国家队为顶层的逐级衔接的“一条龙”式的竞技人才培养机制, 它是通过国家的强制性制度, 按地区、项目条块所规划实现的, 运用行政手段人为地在教育系统以外, 形成的一套从事体育教育和文化教育的独立运动员培养体系[4]。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国的网球高水平竞技人才的培养依然是靠这个体系运作。现阶段中国男网的竞技成绩表明, “三级训练网”的弊端已显而易见, 各级体校为追逐自身利益, 过度重训练轻文化课, 这就直接导致运动员文化水平普遍偏低, 同时政府对退役运动员安置能力极为有限, “张尚武事件”等事件的发生更是极大地挫伤了家长和孩子投身竞技体育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各级体校、体工队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 在低水平上重复建设, 很多基层人才培养粗放, 成材率很低, 长此以往, 最终阻碍了我国男子网球高水平后备人才的培育和发展。
3 对提高我国男子网球竞技水平的建议
3.1 训练竞赛的高度科学化
科学训练是运动训练科学化的内核, 运动训练科学化是科学训练追求的一种理想模式, 是科学训练的最高境界, 它的实现有赖于科学训练水平的提高, 有赖于各环节各因素的整合[5]。以美国IMG体校下属的尼克波利特网球学校为例, 自建校至今的三十多年, 先后培养出如阿加西, 桑普拉斯, 塞姆斯等无数网球巨星, 在校的学员会在教练的指导之下完成一整套的科学训练, 同时, 学员们又会参加各种水平的比赛, 通过“以赛代练”的方式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的“三从一大”的运动训练理念使我国诞生了一批优秀的网球运动员, 但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到其存在的不科学的方面, 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不断探索世界男子网球的发展趋势, 紧跟世界大潮流的步伐, 走科学化训练竞赛的道路。
3.2 教练员队伍专业化
坐落于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市的埃弗特网球学院一直以世界顶级的训练条件而自豪, 学院的最大特色就是为学员提供“技术、战术、心理和身体”的四位一体的训练, 他们的教练员队伍除了具备职业教练员必备的素质之外, 还需要有很好的文化造诣和很强的科研创新能力。反观我国教练员, 运动员出身但相对应的辅助知识欠缺。为此, 我们首先要引导并使之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这就需要在教练员们的科研领域加大经费投入, 强化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科研创新的能力, 同时, 要提供给他们学习机会, 如组织教练员定期集中培训、开展优秀教练员经验交流, 出国进修学习等, 通过多种方式, 促使教练员不断学习, 努力提高其科学选材、科学训练、科学管理的能力。其次, “请进来, 走出去”的理念要坚持实行, 聘请国外教练要请“精”而不是多, 以国外的教练员的先进的训练理念、训练方法手段等带动一批国内教练, 进而使这些先进的训练理念、训练方法手段应用到我国运动员的培育之中。最后, 要提高教练员们的思想道德修养, 打造一支“有文化, 敢创新, 高素质”的高水平专业教练员队伍。
3.3 完善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谈到人才培养, 首先就要提到经费问题。现阶段国际网球在经费的运作上市场化、多元化的程度很高。在国际上投资职业选手的模式一般有四种:一是家庭模式, 这种模式较为普遍;第二种模式是经纪人模式, 是未来网坛发展的主流模式;第三种为企业或俱乐部投资, 这种模式的商业性目的强, 且资金投入可观;第四种则是网球组织推广和发展战略投资, 这种模式属于短期的和义务的。由此纵观我国现阶段的经费运作模式, 市场化、多元化程度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一味地靠政府来投资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应更多地争取社会力量的投入与支持, 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以此来保证充足的经费用于人才的培养。同时我们应积极地汲取国外在优秀运动员培养上的精华, 并结合我国当代的国情, 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球运动员培育体系, 这样中国男网才能真正踏上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
4 小结
中国男子网球在运动员选材、教练员育材、政策导向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着我国男子网球的发展。网球主管部门应通过在训练的科学化, 教练员队伍的专业化, 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等方面多下功夫, 发现并解决问题, 探索出一条中国男子网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方可使我国男子网球得到真正的发展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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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思考 篇10
随着数字出版的发展,一种与之相伴随的翻译模式应运而生:众筹翻译出版。促使众筹翻译出版兴盛的具体因素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科技技术是翻译出版模式转变的技术动因。纵观出版历史,中国古代翻译出版与当前的出版具有不同的科技含量。木板刻印、雕版印刷等技术被现代印刷技术所代替,现在数字化的印刷技术代替了传统印刷技术。周蔚华等认为,传统出版向现代网络出版转型会涉及到载体、媒体传播形式、传播手段、时空差异、功能变化、商业模式、客户导向及管理方式的转变。[1]其背后不外乎是传播媒介数字化的科技水平所驱动的。
消费者即时的、碎片化的阅读是众筹翻译出版产生、发展的主观原因。据《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3年的81.0%提升至85.8%;2014年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继续增高,较2013年底提高4.8个百分点;2014年年底平板电脑使用率达到34.8%,比上年提高6.5个百分点。随着移动多媒体设备使用率的普及和社会化媒体的蓬勃发展,消费者的阅读习惯也在被数字化技术改变着。消费者的阅读表现出即时特征和碎片化趋势。简而言之,用户需求变迁推动了数字化阅读,并推动了数字出版以及众筹出版翻译的快速发展。
二、众筹翻译出版与传统出版翻译的比较优势分析
传统出版翻译的产生背景是大众传播,众筹出版翻译是数字传播时代的产物。通过两者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众筹出版翻译的比较优势。
(一)众筹翻译出版具有更高的效率
传统翻译出版形式可以分为独立翻译和合作翻译模式。在现代翻译实践中多采用了独立翻译模式。出版社在拿到版权之后会根据出版内容、风格以及对翻译者的了解来选择翻译人。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翻译者都在翻译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合作翻译的模式主要用于规模较大的翻译,比如古代关于佛经的汉化翻译等。近代大规模的合作翻译当属《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其整个翻译工作长达三年之久,参与翻译的人数众多且多为翻译大家。传统翻译出版的效率较低。数字时代翻译出版产业化发展,竞争日益加剧,以及人们对信息需求时间性的苛求,导致翻译的及时性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众筹翻译通过在翻译和出版周期的缩短两方面提高了效率。凯文•凯利的《失控》的翻译参与者有11人之多,若采用传统的独立翻译出版模式可能需要长达1年的时间,然众筹翻译用了几个月即完成。《乔布斯传》的大陆版本的翻译在5位翻译者的努力下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
(二)众筹翻译出版生产组织方面具有更强的开放性、灵活性
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推动着传统出版行业的转型,也推动这些以数字出版为竞争优势的平台型企业的迅猛发展。它们与传统出版具有很大的差异化。传统翻译出版的模式是以出版社为主体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控制,具有较强的封闭性。从版权购买、译者选择、印刷到营销等环节都是在出版社的主导下进行。与之相比,众筹翻译在生产组织方面具有更多灵活性和开放性。众筹翻译的主导者可能是出版社也可能是互联网平台型公司。在翻译环节完全颠覆了传统翻译出版中确定翻译人的模式:海选方式。通过网络发布招聘译者信息,然后由其对应聘者进行选拔和考核,最终确定若干人参与翻译工作。从翻译出版的选题和后期营销来看,由于社区的存在,具有数量可观的人活跃在由这些公司构建的交流平台之上。这些用户具有自身的信息获取渠道及喜好等,从而能将更多的值得推荐的需要翻译的资料推荐给众筹翻译的主导者,并且会通过平台获得相应的图书的翻译等方面的信息。开放的交流模式形塑了众筹翻译出版的生产组织与营销模式。以译言网为例,凭借自身资源和先天优势构架了网络协作翻译平台,出版方和翻译者可以进行双向选择。众筹翻译出版在生产组织与营销的开放性、灵活性使其能更好地适应数字出版的发展从而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翻译出版新模式。
(三)众筹翻译出版形式的低成本
众筹翻译出版还有一个明显的比较优势:低成本。一方面主要表现在数字出版形式的低成本,另一方面表现在翻译者的酬劳相对低廉。与传统翻译出版相比较,数字出版的形式多样化,加之不需印刷、运输等使其成本优势明显。将翻译作品进行数字化处理加工使之与各种智能接受终端对接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形式。从译言网、果壳网等翻译实践活动来看,其采用数字出版形式的比例占了绝大多数。作为翻译者而言,大部分参与众筹翻译活动的人并不是为了赚钱而参与翻译的。酬劳只是他们参与翻译工作的第二动力。大多数翻译者是因喜欢、兴趣等参与进来的,并且他们大多都有自己的职业。译言网约有5000个译者,大多是非职业译者,他们凭借热情和非商业性的目的来参与翻译。因而,这些“业余者”对报酬的要求本身并不高,与专业的翻译者而言其报酬要低很多。
三、数字出版视角下的众筹翻译出版审视与反思
众筹出版作为一种新型的出版翻译形式,必须站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立场思考其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路径。
(一)众筹翻译出版的局限性与可能性
目前更多是在翻译层面开展众筹,其基本思路是利用集体智慧尤其是“业余者”的翻译热情来实现对翻译任务的达成。众筹翻译出版的主体主要是平台型科技公司,其利用翻译资源搭建了网络化翻译平台。译言网、果壳网大多属于此类。译言网的“古登堡计划”实施以来已有15000多名翻译参与翻译了500部书籍,其中200多部是以数字出版形式出版,真正形成印刷书籍的只有20多部。这主要是源于传统出版的严格管理体制,以及书号的难以获得等客观因素导致。译言网大多采取了与传统出版社合作的方式实现实体书籍的出版。因而,不能将其视为一种全新的出版模式而只能视为现有翻译出版的一种补充。众筹翻译出版的局限性就在于此。
当众筹翻译发展成一个开放的翻译平台之后就为出版方和翻译人之间提供一种交流、业务对接的虚拟场所。这意味着传统实体出版也可以通过众筹翻译的方式来加快自身对数字出版转型速度。但现实是众筹出版的实践主要是以众筹网、点名时间等以资金众筹为形式来运营。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整个众筹翻译出版人为地划分为两个领域,并不利于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因而,众筹翻译出版的平台及读者之间的开放性、沟通性等方面还具有更多的改进空间。这为未来众筹翻译与众筹出版的融合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因此构建众筹翻译出版的完整的产业链条就是未来的关键。
(二)众筹翻译出版公司的盈利模式不明与收益共享机制欠缺
译言网、果壳网等迅猛发展的诀窍在于培养和维护着大量忠诚的在线用户。以内容和平台的搭建聚集足够多的用户数量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但现实的世界是严峻而残酷的。从其早期的公益性运营到后期的商业化运作就显示出市场生存逻辑的强大作用。果壳网在这方面表现不错,在获得融资同时还加强了商业化探索。果壳网2012年开始与一些商业科技品牌合作并获得了500万人民币的收入。译言网盈利情况并不乐观,其主要收入来自于图书出版与翻译服务。经过九年运营在2015年才做到了收支平衡,离盈利还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盈利模式不清晰也是困扰的问题之一。为此果壳网和译言网都开始进行重新定位并将目光投注到在线教育领域。“现阶段,我们的主业是出版和翻译服务,终极目标则是教育市场,比如英语学习市场。”[2]果壳网早在2012年年底就开始关注MOOC学院并与其展开合作。发挥自己的翻译优势将MOOC中的很多课程进行汉化翻译。果壳网将科学和教育作为其主打的产品,科学知识的普及与在线课程教育作为主要的业务内容进行构建。但目前在线教育业务功能等提供的盈利可能性仍然还需要时间的验证。
平台的搭建已经成型,出版社与翻译者之间实现了无缝对接,但出版方与翻译者大多数的众筹出版翻译的利益共享机制并不完善。即出版方与翻译平台更多是将翻译人作为一种比较便宜的翻译资源加以运用。从长远来看,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解决作者、平台、翻译人员等之间的收益分配机制。一个科学、合理的收益分享机制将能更有效地提高各方主体的积极性,共同推动众筹翻译出版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适当的激励是众筹翻译出版成功的关键。如众筹出版平台Pentian正是凭借独特的盈利模式和利润共享机制实现了各方利益的平衡。“书销售完之后,投资者拥有三年抽取50%版税的许可权,作者获得40%的版税,Pentian收取版税的10%作为运营管理费。”[3]
(三)众筹翻译出版的公众参与不足与社区营造
众筹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可以具有多种形式。按照其提出者杰夫•豪的理解,可以包括群体智能/大众智慧、大众创造、大众投票和大众投资等模式。[4]从目前来看众筹翻译出版主要是采用了在翻译内容方面的大众智慧这种模式。以出版为主要业务的众筹更偏重于采用大众募集资金的方式。众筹平台的构建需要培养足够多的用户和聚集足够旺的人气才能进一步发展壮大。因为众筹翻译出版的本质是一种“粉丝”经济。众筹翻译出版发展的路径应该考虑从翻译向出版领域拓展与延伸,进而强化自身在数字营销层面的业务,才能为以后的众筹出版鉴定基础。公众参与的缺位也是当前存在的问题。
资深出版人任翔认为“作为纸本印刷媒体,传统出版的传播本质是单向、封闭和静态的,内容、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是割裂的。这与开放、互动、参与、社交等互联网思维存在差别。如何提高读者参与度,并在社交化参与的基础上建立读者社群,进而构建商业体系,这是出版业数字转型的核心课题。”[5]不要问大众能为你做什么,问问自己能为大众做什么。众筹翻译出版的运营主体应该重点关注如何开展社区建设与维护,通过营造社区文化,强化社区内用户的认同感进而形成凝聚力。用户将会成为众筹翻译出版的主要决策者,通过用户的集体投票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出版组织方将根据用户的信息来帮助自己实现出版主题、策划、宣传及推广等方面的决策与执行。社区的打造、维持与社区独有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的塑造是营造社区的关键。
摘要：众筹翻译出版是随着数字出版而产生的一种翻译形式。本文试从众筹翻译出版产生的动因、比较优势分析以及从数字出版的思想对其进行审视与反思,并对众筹翻译出版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初步思考。
关键词：众筹翻译,数字出版,盈利模式
参考文献
[1]周蔚华等.数字传播与出版转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4-48.
[2]译言网CEO赵嘉敏:不要总想着去完全颠覆线下的模式http://www.infzm.com/content/111823
[3]张廷凤,徐丽芳.Pentian.实现共赢的众筹出版平台[J].出版参考,2015(Z1).
[4](美)杰夫·豪(著),牛文静(译).众包:群体力量驱动商业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226-227.
遥远的道德审视 篇11
记得还是在一九九三年十一期的《读书》上，舒芜先生曾发表《才女的冤痛和才子的残酷》，通过分析清代江南才子史震林等一班文士与农家才女双卿的关系模式，揭示和批判了古代文化人在对待妇女问题中的不道德心态。而在一九九七年第三期《读书》中，舒芜先生发表的《伟大诗人的不伟大一面》，已经批判到白居易了。
读了舒芜先生这篇关于自居易的文章，说实话，很受刺激——不仅因为“老流氓”之类的用词太尖刻。说起来，人类的道德观念，社会生活的准则，从古到今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人们据此会觉得舒芜先生对于写下了《上阳白发人》、《陵园妾》、《琵琶行》等优秀“妇女问题作品”的伟大诗人过于苛责了。然而，如果我们因为诗人的伟大而宽容了蓄妓、“三嫌老丑换蛾眉”等不伟大的生活方式，那么，这种宽容，又怎么能“容”得下《上阳白发人》、《陵园妾》、《琵琶行》中所凝聚的诗人的伟大同情、伟大的道德关注，以及这些诗篇所逼近的伟大的人类道德关系准则呢？人类的道德观念和生活准则的确并非一成不变，但是人类在历史生活中通过伟大人物的精神活动毕竟不断逼近人类应有的精神准则和人类良心。白居易就是一位在自己的伟大诗篇中获得了高于时代良心的伟大人物。他的“不伟大的一面”，不在于他以所在时代的道德观念和生活准则过着一种在我们今天看来不道德的生活，而在于这种生活低于他在伟大诗篇中所达到的道德高度。“要历史地评价古人”——这个尺度一般不错，但我有时也会感到惶惑：我们应该用古代普遍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人物，还是用人物已经达到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他呢？
这个话题的关键还不在于古人的标准如何，而在于我们而对古人的生活，是否可以放弃今天应有的道德反应？我们是否在宽容古人的同时可以放弃当代的道德批判？其实，即使是对于古人，也有一个以谁的角度作标准的问题。道德的标准虽然代有不同，但人心总不该有太大的不同吧，我们总可以想一想奴隶是否真心愿意被鞭打、妇女是否真心愿意被玩弄吧？把人当成人——包括把伟大诗人的家妓当成人，设身处地地从他(她)们的心理和生活的角度去判断。想一想，我们在反映历史生活的文艺作品中无批判地描写和欣赏古人生活方式的“风流韵致”的时候，多少次不知不觉地丢弃了这个角度了呢？
审视思考 篇12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保证其金融供给持续稳步增长, 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 而且直接关系到改善民生乃至社会稳定。作为正规农村金融供给的主体, 银行信贷资金供给凭借众多的银行经营网点和低起点的存款吸收, 能够广泛筹集社会各方面的闲散资金, 是我国农村地区最主要、最普遍的金融供给形式, 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数据来源:中国银监会《统计信息网》) 截至2009年12月, 全国农村金融部门 (指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 , 共发放涉农贷款余额91418.93亿元, 比2007年增加30268.2亿元, 增长46%, 有效支持了农村经济发展。此外,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主体和民间借贷组织等非正规金融供给也有了迅速发展。
这里的问题在于, 支农信贷规模的扩张是否就意味着资金的有效供给得以切实增长。支农信贷有效供给在此不是一个单纯由信贷额度定义的概念, 而是包涵两方面内容:一是必须结合农村市场的信贷需求, 从需求满足程度看供给是否充分、有效;二是必须从支农信贷的配置结构看信贷的投放效率。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支农信贷有效供给。
二、现状:支农金融供给有效性不足的表现
近年来农村金融供给总体处于抑制状态。主要表现在:
1、农村金融机构组织体系不健全。
从供给主体看, 县域金融网点覆盖水平总体较低, 到2007年末, 全国有2868个乡 (镇) 没有任何金融机构, 即约占全国乡镇总数的7%还存在金融服务空白。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2007年末, 全国县域金融机构的网点数为12.4万个, 比2004年减少9811个。
2、从支农功能看, 正规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存在不匹配。
当前, 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区域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和需求多元化趋势日趋明显, 金融产品供供给存在同质化, 不能细分市场, 满足不同同的信贷需求。据调查,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村金融需求主体是农村发展资金需求, 经经济发展中地区金融需求主体是农村生产产资金需求, 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需求主主体是农村生活需求, 农村金融供给在商商业金融供给比重较小、政策性金融不投投向农村一般资金需求、基本信贷供给主主要依赖农村信用社的情况下, 信贷供给给主体的服务功能缺失难以满足农村金融融的有效需求。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沉重重扩大支农投放力不从心;农业发展银行行政策性金融功能相对单一, 支农效能受受到制约;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大量撤并后后, 商业性支农基本萎缩;邮政储蓄长期以以来只存不贷, 资金倒流城市。
3、非正规金融规模巨大, 形式多样, 但但规范不足。
从规模上看, 民间金融存量巨巨大。据不完全统计, 2003~2008年, 在有有借款行为的农户中, 只有32.8%的农户从从农村信用社获得借款, 有67.2%的农户要要依靠民间借贷等渠道解决资金需求。另另据抽样调查, 农民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得的借款占全部借款渠道的比重不到1/33, 其余2/3均为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 在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正规农村金融支农力力度的不足。
三、对策建议
1、建立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系。基于农村金融需求的多元化特征, 一是要完善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功能, 拓宽业务范围, 围绕农业产业化经营做好政策性金融服务;农业银行机构网点要回归农村, 加大对涉农产业的资金投入, 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技术性创新企业和外向型农业企业;大型银行等商业性金融机构将目标客户群体定位为具有一定生产规模、信誉良好、处于发展壮大期的农业生产企业;农村信用社要利用贴近基层农户的优势, 未来发展应定位于生产规模小且比较分散的农村广大农户;邮政储蓄应尽快改变信贷品种单一的现状, 开辟邮储资金回流农村的新渠道, 增加农村资金供给。
2、逐步规范发展民间金融, 发展村镇银行和专业化贷款公司。从农村金融的供求分析, “正规”的农村金融很难满足当前的农村经济发展需要, 农村民间金融信贷为农村金融提供了必要补充。银监会于2006年12月出台《关于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人政策, 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鼓励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等银行业金融机构, 鼓励社会各类资本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特别指出的是, 国家也要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税收支持, 在其他金融机构发放的涉农贷款利息收入方面给予营业税和所得税一定的优惠。
3、加强农村金融监管。推进建立监管机构依法监管、金融企业内部控制、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实施法人机构属地监管, 合理配置主监管员, 增加县域金融监管力量。把好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关, 确保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法人治理、资本充足率、内控制度等各项指标符合要求, 促使其尽快形成内控制度健全、风险控制和运作良好的经营机制。
参考文献
[1]、祝健.中国农村金融体系重构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6
[2]、唐双宁.农村金融要以改革支持新农村建设.中国金融家.2006.8
[3]、许玉晓、王家传.我国农业信贷制度构建:基于金融抑制理论的分析.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