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思考与思考真理

真理的思考与思考真理（精选5篇）

真理的思考与思考真理 篇1

六年级上学期, 恰逢同年级组两位教师 (简称A教师、B教师) 教学《一个数除以分数》这部分知识, 笔者分别做了听课学习, 课后作了调查, 深受启发。现摘录片段如下:

案例 (教师) :

第一层次:方法渗透

师:先填空, 再说出自己的想法。

师:你发现了什么?

生1:分数除以整数, 可以乘整数的倒数。

生2:我们可以依据商不变的性质把整数变成“1”, 实际就是乘以它的倒数。

生3:我也可以把除数是分数的除法也转化为乘法。

第二层次:探究计算法则

师:谁能把这位同学的例子计算出来? (小组学生讨论)

生2:我也是这样想的。

生3:我想可不可以将中间过程省略, 那么就可以将除法算式直接转化为乘法。

(师对学生即将达成学习目标感到高兴。)

师:确实, 有了自己的想法, 也找到了最简捷的计算方法, 谁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呢?

生:一个数除以分数 (0除外) , 等于乘以这个数的倒数。

第三层次:教师出示法则, 进行针对巩固性练习 (略)

课后调查学生反映:

生1:老师, 我看了书, 已经知道了法则。

生2:我是由分数除以整数的法则猜想到的。

生3:我由书上图理解的。

生4:实际上这道题还可以化成小数来计算, 结果一样。

生5:老师, 你是怎样想到这种方法来推导法则的?

生6:书上为什么不用这种方法推导呢?

……

案例2 (B教师) :

师:这是整数除以分数, 请同学们想一想, 该怎样计算?

生1:可以把分数化成小数。 (✕✕✕方法)

生2:我觉得这种方法有局限性, 当除数不能化成有限小数时, 这种方法就不能计算出正确结果。

生3:因为分数除以整数 (0除外) , 等于分数乘这个数的倒数, 我猜想整数除以分数也可以用整数乘分数的倒数。 (✕✕✕方法)

师:这种方法究竟是否正确?下面我们一起来探究“整数除以分数”的计算法则。 (引导学生根据题意画出下面的线段图)

师:根据上面的线段图, 你能推算出汽车1小时能行驶多少千米吗?

师:从上面可以看出, 整数除以分数只要怎样计算就可以了?

生: (计算法则) (师引导补充)

生:老师, 我利用商不变性质, 同样可以推出整数除以分数的计算方法 (同案例1类似) , 学生举例阐述。

……

课后反映:

生1:书上的方法仅仅是一种, 实际中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解答。

生2:我也能创造出✕✕✕计算方法。

生3:老师, 你想到我们有这么多方法吗?

……

《新课程标准》指出:为学生创设富有挑战性的数学问题, 让学生在数学活动中积极体验、经历数学活动的过程, 获得数学能力的发展。案例1教学, A教师表面上看突破了书本的束缚, 以“商不变性质”推导法则。但深究一下, 不难发现, 教师为学生学习作了充分的知识铺垫, 形成解题的思维模式, 导出计算法则似有水到渠成之感, 但实际上教师取代了学生成为学习的主角, 学生在固定的轨迹中学习感受数学, 学生变成了“操作工”, 失去了自身学习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难怪乎, 学生有那么多感想。而案例2的学习, B教师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数学现实”理解问题, 合理运用多种思维方式去思考解决问题 (表现为三个层次的思维训练。第一层次, 直觉思维。由分数除以整数的计算法则猜想到一个数除以分数也可以用这个数乘以分数的倒数。第二层次, 形象思维。由教师引导学生根据题意画出线段图, 从而借助直观图展开思维, 培养了形象思维能力。第三层次, 逻辑思维能力。通过联想“商不变性质”的旧知探索创造出新知, 这种解释深刻而富有创造性。一方面验证猜想的正确性, 另一方面新旧知识的沟通应用能力也得到了一次很好的展现。另外, 渗透了“猜想—验证”的科学思维方法) , 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构建“问题→探究→应用→新问题→再探究”的渐进式探索学习过程, 在开放式学习环境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成为真正的组织者和合作者。学生在观察、分析、发现的交流中获得数学经验, 数学能力得到了发展。

从A、B教师教例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关键在于“充分”两字, 怎样体现“充分”呢?一是要在激活思维的“深”度上下工夫, 使学生通过自身的分析、综合、比较、抽象和概括内化成自己的认识, 主动地获取知识;二是要在调动学习主动性的“广”度上下工夫, 使每一个学生都积极地参与到知识的形成过程中, 暴露学生朴实的数学思维, 促进全体学生共同提高。大教育家茅斯多惠曾说过:“一个坏的教师是奉送真理, 一个好的教师是教人发现真理。”

真理的思考与思考真理 篇2

如果你的答案是这三个中的一个，那么你就答错了。正确答案是把车钥匙给医生，让他带着老人去医院，自己来陪着一见钟情的人等公共汽车。

这篇文章让我最吃惊的地方是他给出的答案。他既没有选择老人，又没有选择医生和异性，而是通过思考，同时选择了三个人都满意的答案。

这篇文章让我懂得了不管什么事情都要思考，我一开始选择的是老人，我觉得老人快要死了，应该让老人先走。但是看了他给出的.答案让我大吃一惊，原来还有如此完美的答案做到三全其美。经过思考，很多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其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总是有很多。有一次家里来客人了，还带着小朋友，妈妈让我陪他玩，但是我想和我的好朋友陈昱铭玩。妈妈说我是主人，必须陪着，当时我心里很不高兴，和妈妈也不愉快。后来，我突然想把陈昱铭叫来一起玩不就行了，于是我打电话把陈昱铭叫过来，我们几个小孩一起放炮、打牌，玩得可开心了。妈妈看着我们玩得这么开心也非常高兴。

“真理”与“真” 篇3

从《真理》的内容来看，一些文章与“真理”直接相关，比如“实用主义的真理概念”，“真理与效果”，“真理的制造”，“关于实在和真理，还有什么话要说吗?”，等等，却没有论文的题目涉及“意义”和“行动”。可见“真理”是一个重要概念。我在读书的过程中，对“真理”也考虑得比较多，因此我要具体地问：把“真理”与“意义”结合在一起有没有问题?把“真理”与“行动”联系起来有没有问题?我想，其他人也可以从自己的研究兴趣出发来思考，比如把“行动”与“意义”或“真理”，或者把“意义”与“真理”或“行动”相结合有没有什么问题。

从以上提到的几篇文章题目可以看出，关于真理的讨论与关于行动的讨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至少可以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而读过《意义》的人也知道，文章选自戴维森的两本文集：《论行动与事件》，《对真理和解释的探索》，也就是说，行动与真理，在戴维斯本人编文集时，从内容上讲是分开来的。有人可能会不以为然：外国人分开探讨的东西，难道我们就不能放在一起来讨论吗?尤其是字面上说，真理一般指客观事物在认识中的正确反映。根据这样的理解，真理当然应该与行动有关系，因为客观事物在认识中的正确反映实际上是一种认识，这样的认识当然会影响人的行动。这样来看，把真理与行动结合起来讨论就会是有道理的。甚至由此出发也许还会认为，国外把真理与行动分开来讨论是不对的。问题是，这样的看法不仅包含了我们的认识，还涉及到我们对外国人讨论的问题的理解。因此至少就要考虑，这样的理解是不是有道理?对不对?

国外关于真理的讨论，比较普遍的情况是与意义联系在一起，比如《意义》中的文章《真理与意义》。但是把真理与意义放在一起难道没有什么问题吗?顾名思义，意义，一般指句子的意义，词的意义，等等。既然真理是客观事物在认识中的正确反映，即一种认识，它与意义似乎不应该有什么关系。如果有，似乎也只能是非常间接的：比如，真理的表达是以词或句子的形式出现的，也就是说，真理的表达是有意义的。但是外国人的讨论却不是这种意思。而且，若是把真理的讨论放在语言的表达和语言的意义上，显然降低甚至贬低了真理的重要性和重大意义。实际上，国内确实有学者对这样的研究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它脱离认识的发展，脱离人们发现和认识真理的能力和条件，是完全错误的。这样来看，真理似乎不应该与意义有什么关系。问题是，这样的思考同样涉及到对外国人讨论的问题的理解，因而也会有一个对不对的问题。

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我们会遇到多方面的问题，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语言、思想和文化的差异问题。我觉得，这里关于“真理”(truth)的考虑，比较典型地反映出这些问题。简单地说，这是翻译问题。深入探讨，则是理解的问题。

在英文中，“truth”是“true”(真的)的名词形式，因此它的本意是“is true”(是真的)这种意义上的东西，或者应该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英文“true”这个词有些奇特。当它做形容词修饰一个名词的时候，它的作用与其他形容词的作用不同。比如，“黄金”的“黄”修饰“金”，说明它具有“黄”这种性质，而“真金”的“真(的)”同样修饰“金”，却不说明它具有“真(的)”这种性质，而是说它具有它应该具有的性质。而当这个词做谓词的时候，它又与其他谓词不同。比如“是红的”、“是哲学家”等等可以适用于专名一类的东西(例如事物的名字)，但是“是真的”却只能适用于句子似的东西。西方人，尤其是哲学家，从古到今，总是爱谈论这个问题。问题在于，一旦把它作为对象来谈论，依照语法的要求只能用它的名词形式。所以，这里就有了从形容词“true”到名词“truth”的转换，因此有了两种语词形式。在中文翻译中，“true”一般都译为“真的”，“is true”则译为“是真的”。这样的翻译是正确的，也不会造成理解的问题。但是当把它的名词形式翻译为“真理”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因为“真理”这一概念中“理”的色彩太浓，味道太重，意思太强，因而会使人想到认识、道理、观念、思想等等，而不会想到“是真的”这种意思。而理解“truth”，最重要的是从这种名词形式本身，首先应该看到它所表达的是什么，它的本意是什么。因此我认为，“真理”这一译名是有严重问题的。我们应该放弃这一译名，而采用“真”。当然，关于真，人们也许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无论如何，它的本意离不开“是真的”这种意思，因此没有“理”的意思。

如果从“真”出发，前面说的一些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真与意义无疑是有联系的，一个句子的意义怎样，是不是真的，当然是可以考虑的问题。而且真与句子的意义相关，也是自然而然的。同样，真与行动的关系不大，至少没有显然的直接的关系。大概正是因为这样，苏姗·哈克在《真理》的导论中关于真谈论了许多，也涉及到意义，但是对行动却没有什么提及。而戴维森在编自己的文集的时候把“行动”和“真”定为两个不同的题目。如果再仔细一些分析，戴维森的著名论文《真与意义》则直接把真与意义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他正是从真出发来探讨意义。此外，他把与真相关的文集命名为《对真与解释的探索》，“解释”的意思尽管非常宽泛，却与意义相关，因此真与意义的联系也是自然的。还有，前面提到的《真理》中的几篇文章题目，若是说“真与效果”，“真之制造”，“关于实在和真，还有什么话要说吗?”，难道不是更自然吗?因为，是真的与效果是不是相关，大概是需要考虑的；是真的乃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导致是真的，显然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实在的和真的是不是一回事，有没有什么关系，更是哲学家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

这样的考虑也许有些表面化，甚至有些望文生义。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里的问题，让我们看一看《真理》中詹姆士的两段话：

“任何词典都会告诉你们，真理是我们某些概念的一种性质；它意味着观念和实在的‘符合’，而虚假则意味着与‘实在’不符合。”(引文1)

“一个观念的‘真实性’不是它所固有的、静止的性质。真理是对观念而发生的。它所以成为真，是被许多事件造成的。”(引文2)

同时，也请允许我把其中相应的“truth”改译为“真”如下：

“任何词典都会告诉你们，真乃是我们某些概念的一种性质；它意味着观念和实在的‘符合’，而假则意味着与‘实在’不符合。”(改引文1)

“一个观念的‘真’不是它所固有的、静止的性质。真对观念而发生。它变成真的，通过事件而成为真的。”(改引文2)

用不着详细分析和深入探讨这里的差异，直观上至少可以提出两个问题：其一，“真理”是概念的性质，“真”是概念的性质，哪一种说法会有问题呢?或者说，哪一种说法更容易理解呢?其二，对原文同一个“truth”，采用一个“真”来翻译好呢，还是采用“真实性”和“真理”两种不同的译法好呢?或者，“真实性”与“真理”的意思一样吗?

顺便说一下，在我国哲学译著中，truth的译法绝不只是这两种，还有：“真”、“真性”、“真理”、“真实性”、“真理性”、“真值”、“为真”、“真理概念”等等。《真理》采用了“真”、“真理”、“真理性”、“真实性”等几种译法，有一篇文章的题目还采用了“真”，即“信念、真和推理”。不论就某个局部是不是容易理解，如此之多不同的翻译对于我们理解西方哲学家关于“truth”的论述肯定是不利的。我不赞成这样做。我在翻译中一般只用“真”，比如奎因的《真之追求》。

事实真理、逻辑真理与价值真理 篇4

真理按照所陈述内容的不同,可分为事实真理、逻辑真理与价值真理,它们在客现性、相对性以及检验标准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作 者：徐利英 姜天红  作者单位：徐利英(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8)

姜天红(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公安分局刑警队,黑龙江,大庆,163453)

刊 名：黑河学刊 英文刊名：HEIHE JOURNAL 年，卷(期)： “”(2) 分类号：B0 关键词：事实   事实真理   逻辑真理   价值真理  

真理的思考与思考真理 篇5

[关键词]忠诚观分析思考

关于新闻的客观、真实问题。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的讨论都已经相当的多。一度地，新闻工作者被视“把关人”。实际上，当新闻工作者做出是否刊播一则报道的决定的时候，他们就做出了向谁效忠的决定。

一、乔赛亚·罗伊斯的忠诚观

在西方文化中，关于忠诚的最早论述见与柏拉图所著的《苏格拉底是审判与死亡》。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苏格拉底面对那些对自己的指控，毫不动摇地以对庄严的神授真理的忠诚作为自我辩护的基础。在《斐多篇》英译本中虽然没见到忠诚这样的字眼，但这片文章的整个基调就是对忠诚的绝好颂词。表现了一种为信念而死的意愿。而社会契约论者托马斯·霍布斯②认为上帝并不是唯一值得忠诚的对象。在他关于国家理论的历史著作《利维坦》中，霍布斯提出忠诚是一中社会行为，是人们赖以形成社会契约的核心，且社会契约是政治社会的基础。不仅如此，比柏拉图更值得称道的是，霍布斯认为忠诚是有限度的，比如对统治者的忠诚止于继续这种忠诚将导致一个臣民死亡之时。霍布斯指出忠诚的非唯一性，认为人们有多种多样的忠诚甚至是相互对抗的忠诚。由此可见，既然存在相互对抗的忠诚，那么在特定的时刻，就必须做出选择。

美国哲学家乔赛亚·罗伊斯将忠诚定义为一种社会行为：一个一种信念的自愿、实际、全心全意的奉献。他鄙视那些为获取报道不惜任何代价，只忠于自己的记者。同时罗伊斯认为忠诚是一种选择的行为，因为实际上不做选择便意味着抛弃了忠诚。忠诚与忠诚的能力是一种美德。可以在对信念的不断奉献中得到加强。例如，新闻工作者的忠诚应当与自己的读者的忠诚和谐一致，广告代理商的忠诚既不应当与客户的忠诚，也不应当与消费者的忠诚和谐一致。罗伊斯还认为，对忠诚的真正理解使人们能够断然拒绝不道德的信念，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不同的忠诚之间难以选择，而是不能坚持已经选定的忠诚。能够支持忠诚的信念有一种“超个人”的品质，这一点在人们成为社区组成部分的时候表现的尤为明显。当广告代理商把自己的角色视为信息的提供者也即为明智的消费者提供做出选择所需信息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符合伦理的忠诚。但实际生活中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广告代理商要顾及自己的忠诚是否会和客户一致。这就必然使广告代理商不得不在消费者和客户之间做出选择。选择的最终结果常常是后者，因为他们更看重帐本底线。在媒介市场化的条件的今天，媒介是生存常常是依靠广告市场的支撑，媒体实际上是把公众的时间出卖给广告客户，即所谓的二次发行、广告发行。那么是不是就必然出现新闻工作者的忠诚最终与信息的接受者之间的忠诚相悖呢?

二、乔赛亚·罗伊斯忠诚观的再认识

罗伊斯的观点在许多方面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其一，一些哲学家认为，罗伊斯的忠诚观念过于简单化了。如果把忠诚作为道德的原则，那么可能会导致对不好信念的效忠的危险。例如，一个有道德的人是否会忠于一个不道德的信念。如种族歧视、种族主义。新闻工作者作为生活在特点社会环境中的个体，是否会因为对自己某个信念的忠诚而无意识地选择便于支撑此信念的事实、人物、以及特定的时间和视角来组织自己的新闻报道，哪怕他自己的信念本身是不道德的、错误的。其二。罗伊斯并没有提供如何平衡相互冲突忠诚的方法。罗伊斯承认忠诚信念的多元性和忠诚相互矛盾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给我们找到开启平衡之门的钥匙。在媒介的市场化运作下，广告客户与受众之间在对忠诚的表达与满足上的不同常常使新闻工作者陷入两难的境地。尽管二者的忠诚信念并非绝对的矛盾冲突，但二者关于信念的内容及内容的表达体现上常常有分歧。其三，罗伊斯的观点很难在多数人意见与少数人意见之间做出平衡。罗伊斯的忠诚观念可以激发人们坚持现状或遵从多数人同意的严厉原则，媒体不管是在新闻还是在广告上依然可能使用一些老套的观念来刻画某些社会群体，从而使不准确的形象似乎永存不灭。这些新闻或者广告之所以大行其道，只是因为它引起了多数人的兴趣，满足了一些人的眼球需要。用“刻板成见”的做法使这些社会群体真实的、客观的印象被排除。例如，在媒体上所表现的城市拾荒者。有的新闻报道中，城市拾荒者常常被固化为一个从事肮脏的工作且这些人常常是恶习满身的形象。拾荒者不仅仅是满身污垢而且有顺手牵羊、爱占小便宜的恶习。在群体性事件中，城市拾荒者常常是有意识无意识地被记者镜头描绘成无知、盲从、麻木的看客。诚然这样的镜头并没有多少观赏性，但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在电视机前的那些对自己生活现状并不满意的受众的心理需求。至少让他们这样的受众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阶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满足感自不待言。

三、现代新闻工作者所面临的有关忠诚问题及其对策

当一个人扮演某一角色时，他同时就担负起了伦理责任。“从传统上看，从属于某种职业就是被纳入某些其它行业不需遵循的行为标准”。记者或者说新闻工作者作为一种职业，有资格也应该成为一种有较高行为准则的职业。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认同并践行这一理念。例如，一位新闻工作者在被问及他或她以什么谋生时说：我是一名新闻工作者。而另一个则说：我为××报或者电视台工作。不难看出，第一位说话人是一名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从业者的职责的新闻工作者。尽管这句句话只是表明他对薪水的忠诚。可以预见的是，第一位说话人会忠于社会对一名新闻工作者的期望，而第二位就很难说了。

由于新闻工作者在社会扮演角色的特殊性，这就决定了他们有一个尤其重要的职责，即他们比大部分职业更有责任讲述真相。但这与新闻事业作为一种职业所要求的专业主义精神似乎正好冲突。专业主义鼓吹者坚持认为，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自治特权和财富，即新闻工作者可以不受束缚地做符合自己利益和立场的新闻报道。换言之，新闻工作者在做新闻报道时更多地是忠诚于自己所属媒体的价值理念、审美情趣和利益取向。在制作新闻报道时真正成为把关人，具有超个人的主观性和支配性。尽管专业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不具有实质上的正面性，我们一般都在反对专业主义，但我们依然提倡专业精神。由此，新闻工作者在忠于职业与忠于真理之间便面临着挣扎与选择。形象地说，新闻工作者的大脑和肚子在进行着艰难的斗争。

相互矛盾的忠诚这一问题在媒介市场化趋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一个市场化较为成熟的媒介里，媒介从业人员都是在为一个文化企业而工作。他们对该企业主负有某种程度的忠诚。但在这里，忠诚往往是空洞的甚至是单向的。现代企业常常要求雇员忠诚，但是很少愿意告诉雇员企业的忠诚或职责是什么。很明显。媒介从业人员对媒介企业的忠诚能促进该媒介企业的利益获得。但媒介企业对其雇员——新闻工作者却不具备同样的忠诚。在今天，许多以媒介作为被告的新闻官司在媒介败诉之后最直接损失的往往是新闻工作者。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忠诚比如有悖一方的利益，是一种单向度的忠诚。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如果你在真相和职业之间更看重前者，在一些领域之内就必须公开地再现每一个细节，这就常常会因此而放弃对报道对象隐私的保护，尽管你很清楚地意识到这样做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如果你既看重真相，又注意对隐私的保护那么你可能愿意放弃部分真相，不发布所有的细节，努力去保护受害人的隐私。这在伦理上是可行的，但又与专业精神相悖。被迫放弃一部分的“真相”还是真相吗?应当说，无论是对真相的追求还是对隐私的保护在伦理上都是高尚的，但除了高尚，对于新闻这一职业来说，大部分从业者看重的首先是保住自己的饭碗。做新闻工作的底线还是为生活计、为稻梁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