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审视（通用11篇）
理论审视 篇1
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提高离不开科学的训练安排,科学的训练安排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20世纪早期,传统运动训练理论发挥重要作用,运动员的竞技成绩进步较快,进入21世纪后,各种新的训练理念不断引入运动实践,运动员的竞技成绩突飞猛进,传统的运动训练理论不断遭到质疑与挑战[1~3]。笔者从现代运动训练的角度出发,试对传统的超量恢复理论与应激理论进行回顾、分析,并结合现代运动训练实践展开讨论,以期为我国的运动训练与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
1 超量恢复理论及其遭受的质疑
20世纪50年代,雅科辅列夫(Y akovlev)等[4]在动物实验中发现∶电刺激蛙腿肌被动收缩,肌肉中的糖原含量会逐渐减少,减少的量与刺激的时间和强度相对应,有意思的是在电刺激停止后,肌糖原含量又可以慢慢恢复,并且还会超过收缩前的水平,即出现超量恢复的现象。通过进一步实验发现,机体内的磷脂、C P、结构蛋白以及酶蛋白等在运动后同样存在超量恢复现象,并且在一定的生理范围内,运动期间消耗的量越多,恢复期间恢复的量也越多[5]。雅科辅列夫等根据负荷后机体能量物质出现“下降——恢复——超量恢复”的特性,提出运用超量恢复原理来解释运动训练对机体产生的影响作用。其主要观点为:训练前机体处于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训练后由于运动负荷的作用打破了机体内部的平衡状态而形成了新的平衡,运动能力的增强就是通过运动负荷的持续作用,利用“超量恢复”的原理在高层次上不断构建新的“平衡”,从而实现运动能力的不断提高。
超量恢复理论自从问世以来,就不断遭受质疑。普遍认为该理论缺乏全面的基础实验数据支持,其最有力的证据仍然来自肌糖原,不能显示不同运动员身体机能提高的差异性,只是从综合能力的角度强调了身体机能能力在运动负荷下的提高,忽视了身体机能能力的保持和在不良刺激下的下降,不能全面科学解释运动能力的增长和运动训练中的平台现象,更不能解释为何会有成绩退步这样的事实出现[6]。超量恢复理论也未能给出人体运动能力的极限,认为身体机能能力在负荷下可以出现无限制的增长,在运动实践中容易产生误导,特别是在运动训练的高级阶段容易导致过度训练或是运动性疾病的发生[1、7]。
2 应激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
20世纪40年代,匈牙利病理生理学家塞尔耶(Sely e)[8]提出:机体在长时间的应激作用下可以通过蛋白质结构的重组而产生局部的适应性改变,提高机体对外来刺激的适应能力(即发生应激反应),并且认为这一点在运动训练中可能极其重要。后来,W ilson J等[9]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超负荷的运动刺激会使运动员的身体机能能力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警戒阶段,运动应激源刚刚介入,有机体防御系统产生对抗反应,人体机能能力会出现暂时性下降;第二阶段—对抗阶段,机体防御系统通过反抗而获得抵抗力,对应激源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人体机能能力得到提高;第三阶段—衰竭阶段,随着运动刺激的持续进行,机体出现适应调节,对特定刺激的反应能力下降,人体机能能力可能出现停滞或是下降。该理论把运动负荷作为一种应激源,认为人体机能能力在运动负荷下的提高是一种应激反应,是对运动负荷产生适应的结果,要求运动训练过程中必须经常变化训练刺激,否则机体在长时间单调的训练刺激下容易产生适应调节,导致运动员竞技能力的发展出现平台现象。
“应激”理论将运动训练的生理、生化基础归因于机体的“应激”反应,认为是生物体生命活动的本能,是对运动负荷适应的结果,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缺乏基础实验数据的支持。因为运动员身体机能能力的提高机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如果把它仅仅归纳为机体的应激反应,把运动负荷下机体运动能力的变化同应激反应的三个阶段完全联系起来,目前的证据似乎不太充分。我国运动训练学专家陈小平[1]则认为,人体运动能力的提高机制在许多方面仍然是“黑箱”,存在许多盲点问题,以目前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水平还无法做到精确的量化解释,“适应”只是各种生命机能的基础现象,而应激反应是普通生物体的本能反应。另外,人类是一高度发展的生物体,不同于其他低等动物,具有较高的智力水平和良好的学习能力,运动员身体机能能力的提高是体能、技能与智能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仅归因于简单生物体的活动本能,是对运动负荷适应的结果,忽视运动员本身的认知水平和主观努力,又似乎显得不太妥当。
3 超量恢复理论与应激理论的应用
在运动实践中,超量恢复理论一般应用在周期性训练中,主要根据训练周期的长短划分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安排不同比例的身体素质训练和专项训练,然后根据超量恢复原理,通过调整运动负荷的量与强度,确保运动员在比赛期间物质能量储备处于超量恢复阶段,拥有良好的竞技状态。这对低水平运动员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低水平运动员年龄一般较小,日常接受的运动负荷不会太大,适当增加运动负荷不易导致过度训练的发生,反而可以提高年轻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增加体内的能量物质贮备,促进他们运动能力的发展,对后期的专项训练比较有利。但是,对于高水平运动员来说较为不利,随着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国内外的体育赛事不断增多,运动员每年的参赛次数不断增加,传统意义上的大周期训练已经不太可能,超量恢复理论的应用受到了限制。另外,高水平运动员日常接受的运动负荷已经逼近生理极限,如果在竞技成绩出现停滞或是下滑时,教练员若根据超量恢复原理盲目加大运动负荷,期望能够提高运动员的运动能力,在训练后期可能导致过度训练的发生,对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将会产生不良的影响,甚至还可能导致其运动生涯的提前结束。因此,超量恢复理论比较适合于运动训练的初级阶段,主要用来提高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和增加机体的物质能量贮备,在高水平运动队已经很少有人根据超量恢复理论来指导日常训练。
应激理论提出至今,在运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该理论对运动实践的启示在于运动负荷的安排上,要求既要保证机体获得最大的训练效果,又要避免由于安排不当而造成过度训练,每次运动负荷的增加都建立在机体产生良好适应的基础之上,适用于不同阶段的运动员。对于初级阶段的运动员来讲,由于身体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尚未进行严格的专项训练,各组织器官还没有发育完全,各方面的能力还具有较大的可塑性,是发展各项身体素质的最佳时期,如果能在一些敏感的时期给予机体特定的刺激,就有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还可为今后的专项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高水平运动员来讲,该理论的意义更加突出,因为他们一般都经过了多年的训练积累,身体素质和技术能力均已达到较高水平,可以承受较大的运动负荷或是生理刺激,此时给予机体适当的负荷刺激就容易获得较大的适应效应,可有效增强机体的运动能力,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成绩。另外,应激理论要求运动负荷的安排必须建立在机体产生良好适应的基础之上,显示了运动员个体差异性的存在,一般不容易导致过度训练的发生。除此之外,运用应激理论还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集中力量解决运动训练中的某些技术难题,比如说赛前训练、技战术水平演练等,可以帮助运动员在比赛前期获得良好的适应效应,确保其在大赛期间具有良好的表现。
4 对超量恢复理论与应激理论的思考
超量恢复理论以负荷后肌糖原的超量恢复为依据,提出机体运动能力的提高是一种超量恢复现象,而运动负荷是实现这一结果的重要保证。应激理论以生物体的应激反应为基础,认为运动员身体机能的提高是对包括训练负荷在内的整个外部环境的适应,适应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刺激的大小,而且受中枢神经系统的协调和支配,既是机体整体能力的适应,又是局部器官和系统适应,不同器官和系统适应形成的时间不同,机体运动能力的提高是对外界环境(刺激)整体适应的结果,而运动负荷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超量恢复理论与应激理论作为传统的运动训练学理论,均强调了外部刺激的重要性,都认为运动负荷是实现超量恢复或是产生适应的重要手段,是改变机体运动能力的主要因素。
但是,超量恢复理论与应激理论在解释机体运动能力的变化机制上具有较大的不同。前者把运动负荷作为提高机体运动能力的唯一因素,属于单因素理论,重点强调了身体机能能力在负荷刺激下的提高,忽视了身体机能能力的保持和不良刺激下的下降。超量恢复理论还把运动员的物质能量储备与运动能力等同起来了,认为竞技能力的提高是机体物质能量贮备增加的结果,在运动实践中可能产生误导,容易导致过度训练的发生。但是,糖代谢毕竟是机体供能的主要方式,虽然不能完全代表机体运动能力的高低,至少与机体的运动能力相关,对于年轻运动员提高身体素质,增加物质能量贮备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应激理论属于双因素理论,既表达了包括运动刺激在内的外部环境的重要性,同时又强调了自身内部因素的作用,认为机体运动能力的变化是内外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较合理的指出了身体机能能力在不同运动负荷下产生的不同变化。该理论重点强调了机体对不同刺激的不同适应过程,认为良性的适应只能在极限负荷之下获得,而超越极限的刺激不仅不能使机体获得适应,而且还可能导致负面效应,突显了人体生理极限的存在,比较科学的指出了不同运动负荷对身体机能产生的不同影响,但是目前还缺乏基础实验数据的支持。
5 结语
超量恢复理论与应激理论作为传统的运动训练理论,在运动实践中都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解释机体运动能力变化机制上具有各自的特点,虽然都存在一些不足,但是也有其合理成分存在。两种理论均强调了运动负荷的重要性,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目前仍然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现实意义,只是需要进行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在运动实践中,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既不随意夸大,也不恶意贬低,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将会不断有新的实验证据出现,对于运动负荷下机体运动能力的变化机制将会认识得更加清楚与透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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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审视 篇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中行动概念的深度审视
结构化理论是吉登斯最具原创性的理论,是立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本体论研究.该理论认为,行动具有一种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是一种“所做”而不是一种“所欲”.能动性与权力逻辑地关联在一起,权力是一种转换能力.有意图行动的.意外后果表明行动者的能动性是受限制的.吉登斯正是通过澄清了行动的概念以及行动与目的、理由和动机的关系,实现了对解释社会学的第一次超越,从而建立了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作 者：乔丽英 QIAO Li-ying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刊 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40(5)分类号：C91-06关键词：结构化理论 行动 能动性 权力 行动的意外后果
渐进决策理论:借鉴反思及审视 篇3
关键词：渐进决策理论；多元决策模式；公民参与
一、渐进决策理论概述
行政管理的核心就是制定公共政策。在林德布罗姆的渐进决策理论产生之前，行政学领域关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和决策方法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为理性决策模式和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但他们都存在着不足。林德布罗姆的渐进决策模式就是建立在对理性决策模式批评的基础上产生的，他认为由于人的认识能力、人性弱点、决策技术、时间、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使得全面理性的决策成为不可能。渐进决策理论的核心观点为“渐进决策指决策者在决策时在既有的合法政策的基础上，采用渐进的方式对现行政策加以修改，通过一连串小小的改变，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渐实现决策目标。”渐进决策理论的产生是符合当时美国的政治需求的，在适用的过程中，这种决策方式坚持三个原则，即按部就班、积小变大和稳中求变。此外，林德布罗姆认为在多元的政治结构中，政策实际上是社会上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
二、借鉴：中国公共政策实践的渐进式决策
渐进决策理论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决策是建立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对其加以修改使之适应新的社会状况，从而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渐实现政策目标。按着这种理论，大的社会变革一般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不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不仅会降低了政策执行的效率，也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果。因此渐进决策理论更多地强调从现实的情况出发制定政策。所以，林德布罗姆认为，在现实的政治中决策大多都是按着渐进决策的方式进行的。中国公共政策运行的“试点—推广”模式就是对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在一个事关全局的政策全面施行之前，中国向来比较重视政策的试点。因为“在试点、实验过程中，既可以验收政策的正确与否，发现问题的偏差，及时向政策制定者反馈信息，修改和完善公共政策；又可以从实验中获得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信息，如执行的程序、方法、步骤、注意事项等，为公共政策的全面实施取得有益的经验。”这种先试点后推广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渐进决策的方式，在实践中不断地对原有政策加以修正和完善，不仅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公共政策的失误而导致大的社会动荡。
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就是采用渐进决策的方式不断推进的。因为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为了确保改革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社会各方面力量的认同和维持社会稳定，同时也为了能够及时正确的处理在改革过程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有且只有遵循渐进决策的方式来进行。此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设过程中，按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政府機构，实现一步到位，是难以做到的。”因而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在政府机构改革的决策中只能是坚持渐进决策的模式。在渐进决策模式的指导下，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稳步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表现出逐步推进的过程。“1988年的改革，转变职能主要集中在政企分开；1993年的改革，转变职能有了新的内容，既要实现政企分开，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998年的改革，对转变职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从政府与企业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和政府与中介组织关系等方面来推进转变政府职能。”2003年的政府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是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另外以改革重点为突破口，完善政府机构设置也是这次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200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五轮政府机构改革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的需求，我们国家把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放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从此进入了大部制改革和构建注重民生的服务型政府的历史时期。通过上述材料可知，中国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时，每次改革的任务和工作重点都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不断推进。后面的改革建立在之前改革的取得的成就和仍然存在的问题之上，不断推进改革的任务，使改革处于一种前后相继而又有所发展的进程中。
三、反思：多元决策模式与中国公民参与
林德布罗姆的渐进决策理论而言，它是以美国的政治制度为基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其必然带有明显的美国特点。因此，我们在借鉴该理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中国特殊的国情，做到在引进前就明确哪些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哪些是我们应该避免甚至加以批评的。在林德布罗姆的渐进决策理论中，我们可以借鉴的是：它在方法论上指导我们应该将决策看成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并且也在具体的实现手段上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参照范式，即多元的决策理论。我们应当加以避免的就是该理论中所吹嘘的美国式民主，如“政治互惠”的理论。就其可被我们借鉴的方面而言，林德布罗姆对多元决策模式的肯定是值得引起我们思考的。按林德布罗姆的观点，他认为“在政治上要解决社会问题、作出决策，就有两种方法：一是靠单方面的知识、思考和分析做决定，就像等级系统那样；二是在各方互动的基础上，并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来做决定，最终为各方所接受。”后一种观点是多元决策的观点，主张在决策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这显然符合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民主政治建设的需求。结合中国目前的具体情况，在多元决策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应当加以重视的就是公民参与问题。目前，中国的公民参与存在着严重的组织化程度低，参与非均衡现象严重，这无一不影响了中国公共政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一）公民参与的组织化问题
决策并不是直接决策者可以单独做出的。按林德布罗姆的观点，“决策过程是社会上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很少人能直接参与决策，但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迫使决策者接收其要求。”在这种多元的决策模型下，如何确保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呢？在美国，民众表达自身利益、试图影响决策者决策的最主要的渠道是通过参加专业协会、、学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来实现。因为社会组织一般都是公民自愿建立和加入的，因而具有很强的民间性特点。其一，相对于党政机关而言，社会组织具有更高的开放性，因而普通公民容易成为其会员。其二，相对于企业而言，社会组织又具有非营利性特征，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具有共存性和兼容性。其三，社会组织能够很好的发挥普通公民与政府之间联系的纽带作用。据统计，“在美国，70%的成年人均会属于某一个协会；25%的成年人会属4个或多个协会……此外，每年还有1000个左右新的协会组织产生……有66%的协会承担着联邦或州政府立法的监督工作……69%的协会有能力进行基层的政治活动，通过严密的组织进行政策宣传及倡导……60%的协会从事直接的对立法部门、行政部门或政治选举的游说工作，以影响政府的政策。”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的社会组织发展比较成熟，尤其是各种专业协会组织，它们不仅能够及时准确的收集和综合其会员的利益诉求，而且也能够高效的将这种利益诉求反馈给政府决策者，从而确保政府在决策的过程中能够实现民主和保障公民的利益。作为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体制外的渠道，美国的各种社会组织发挥着表达公民偏好和为决策者提供参谋的作用。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的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渠道是畅通的，其组织化程度也是相对较高的。
中国公民也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途径来表达它们的利益诉求。但就体制内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而言，由于其组成成员一般都经过间接或直接的选举产生，被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大部分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因而普通公民很难通过这种渠道来直接表达其利益诉求。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公民可以选择的且较为有效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途径便是参加各种社会组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在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发展之后，总体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依然处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阶段，社会组织数量、规模、独立性和影响力都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因中国社会組织统一的登记注册时间始于1988年，我们对此阶段的分析缺乏一个较为准确、客观的数据来源。所以，对此阶段的分析我们参考了王名教授从权威检索系统中获取并加以整理而得出的一组数据，如图1所示：
图1反映了自1978年到2007年中国社会组织在曲折中发展的大致状态。从图中可以看出，1998年以后中国的社会组织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总体数量仍然有限，“根据我们的调研和估计，目前全国各类社会组织的总数大约在30万家左右”，因而数量非常有限。事实上，中国公民参加协会的比例也远远低于美国的水平。经过对比，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相对于美国而言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事实上，中国与美国的社会组织在资金、人力、独立性、利益的收集与综合的技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上面所述的这些问题，无一不严重阻碍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公民参与。“现代的公民参与，离不开组织这个载体，常常需要借助组织的力量表达利益诉求。”因而，从发展民主政治和多元决策模型的角度讲，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来确保公民参与，已成为了中国当下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公民参与的均衡性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伴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公民的民主意识逐渐觉醒，并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愿望。“公民对政策的评判不再完全看上级行政主管的意图，而能够从政府政策对自身利益影响的角度，作出独立的判断和选择。由于越来越多的公民逐渐意识到公共政策与自身利益的密切联系，他们的政治参与也日趋自主化。”然而，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的这种公民参与还只是处于一种很低的水平，表现出极不平衡的特点。一是公民参与的群体失衡。群体失衡是指目前中国的公民参与还只是局限在一定的人群范围内，只是少数人的参与，“政策参与意识的增强主要局限于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域和文化阶层以及职业与政治关系较密切者，”而更多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都有待提高，其中尤以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最为突出。由于广大农民的经济条件较差，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直接导致其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都处于较低的层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曾一度被忽视，使得“农民这一中国最主要而庞大的群体却成为中国最大的弱势集团。”二是公民参与的信息失衡。其一，广大的公民对政府的运行机制和政策缺乏足够的认知和了解渠道和能力，政府的信息公开还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之内，严重组碍了公民对政治信息的获取。其二，而政府对公民利益诉求的收集和综合也难以做到全面合理，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三是公民参与的过程失衡。中国的公民参与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参与了公共政策运行的整个过程，更多的公民都只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才开始接触到某一具体政策，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中国“公共政策制定是在政府主导下制定的，公众的输入性参与不足，政府对输出性参与又较为重视，要求人们积极遵守政府的各项政策规定。”这就使得广大公民在政策制定中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在政策执行中处于被动的状态，不仅使得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无法保证，也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更大的阻力，从而降低了政策的执行效率，影响了政策的执行效果。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广泛的公民参与，而公民参与的失衡性问题已成了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从互动的角度来说，直接决策者的决策必须有下面普通公民支持的基础；他们必须对偏好和见解做出反应，否则会危及他们的地位。”只有各个阶层的公民参与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适度的均衡，才能保证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合法性，才能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四、审视：渐进决策理论的“失误”
渐进决策理论作为西方经典的决策理论之一，产生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殊的历史背景，其基本原理在今天依然有着巨大的实践价值，但是该理论的某些观点显然不符合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特别是不符合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
（一）“政治互惠”理论
众所周知，渐进决策理论强调的多元的决策理论十分重视社会上各种力量在决策中的互动。这种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决策的民主性，也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但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美国，这种互动并不是一种完美的均衡的互动。首先，在互动的过程中，由于不同的互动主体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并不均衡，因而在互动的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相同，对决策的影响力也就不同，各权威主体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在互动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存在对其他权威主体的投桃报李的义务；其次，由于每个参与互动的主体都有自利性的特点，为了寻求其他利益集团对自身提案的支持，他们更倾向于在某些与自身利益无多大关系的其他利益集团的提案上投赞成票。很显然，在这两种情况下的互动中由于各互动主体的相互支持并不是为了寻求作为整体的公共利益，而都只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因而也更多地表现出其不合理性与不合法性，我们把这种互动理论称为“政治互惠”理论。
具体到中国，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也存在着上述的“政治互惠”现象，但其性质和表现形式与美国都有着根本性不同。其一，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政和司法从属于立法。其二，中国不存在像美国那样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现有的社会组织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而不存在社会组织向政府施压的现象。这两点决定了我们国家的“政治互惠”现象的性质与美国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但由于中国是一个权力相对集中的国家，各级行政首长和部门负责人在其法定管辖领域内拥有很大的权力，因而我们国家之间的“政治互惠”现象主要发生在不同级别、不同部门的行政官员之间，即权权交易现象。这种行为不仅直接危害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也极大的阻碍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应予以严厉的打击。一方面要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努力确保各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做到权力的规范使用，避免权权交易行为的出现；另一方面就是要大力发展各种社会组织，分散政府过多的权力，从源头上减少和制止政府官员之间的权权交易行为；再有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行政官员的监督，使其工作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二）“企业控制”现象
林德布罗姆在渐进决策的分析中对多元的决策模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其中尤以对企业在政治互动过程中的作用的关注最为突出。他认为，在政治互动过程中，“企业较其他一些利益集团更具有自身的一些优越性。……第一，极其雄厚的资金来源……第二，完备的组织结构……第三，特殊的接近政府官员的渠道。”在现实的生活中，正是由于企业具有以上的优势，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总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具体到中国，企业在政府的决策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种典型的“企业控制”现象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权钱交易，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制度化参与行为。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于不断探索发展的阶段，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许多企业为了获取超额利润或者非法利润，他们大肆贿赂政府官员，使政府制定的政策符合他们的利益；或者他们在政府中大肆寻求“保护伞”，为他们的非法经营提供庇护。而许多政府官员的设租行为更是助长了这种权钱交易行为的出现和泛滥，商业贿赂、政府官员设租寻租行为愈演愈烈，严重危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严重损害了政府信誉和社会的公平正义。鉴于此种现象，我们应当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努力提高政府官员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水平，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还要大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企业行为，严厉打击企业类似权钱交易的非制度化参与行为，确保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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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决策理论:借鉴、反思及审视 篇4
行政管理的核心就是制定公共政策。在林德布罗姆的渐进决策理论产生之前, 行政学领域关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和决策方法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为理性决策模式和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 但他们都存在着不足。林德布罗姆的渐进决策模式就是建立在对理性决策模式批评的基础上产生的, 他认为由于人的认识能力、人性弱点、决策技术、时间、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原因, 使得全面理性的决策成为不可能。渐进决策理论的核心观点为“渐进决策指决策者在决策时在既有的合法政策的基础上, 采用渐进的方式对现行政策加以修改, 通过一连串小小的改变, 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 逐渐实现决策目标。”渐进决策理论的产生是符合当时美国的政治需求的, 在适用的过程中, 这种决策方式坚持三个原则, 即按部就班、积小变大和稳中求变。此外, 林德布罗姆认为在多元的政治结构中, 政策实际上是社会上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
二、借鉴:中国公共政策实践的渐进式决策
渐进决策理论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决策是建立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 对其加以修改使之适应新的社会状况, 从而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渐实现政策目标。按着这种理论, 大的社会变革一般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 不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不仅会降低了政策执行的效率, 也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果。因此渐进决策理论更多地强调从现实的情况出发制定政策。所以, 林德布罗姆认为, 在现实的政治中决策大多都是按着渐进决策的方式进行的。中国公共政策运行的“试点—推广”模式就是对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在一个事关全局的政策全面施行之前, 中国向来比较重视政策的试点。因为“在试点、实验过程中, 既可以验收政策的正确与否, 发现问题的偏差, 及时向政策制定者反馈信息, 修改和完善公共政策;又可以从实验中获得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信息, 如执行的程序、方法、步骤、注意事项等, 为公共政策的全面实施取得有益的经验。”这种先试点后推广的做法, 是一种典型的渐进决策的方式, 在实践中不断地对原有政策加以修正和完善, 不仅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 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公共政策的失误而导致大的社会动荡。
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就是采用渐进决策的方式不断推进的。因为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 为了确保改革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社会各方面力量的认同和维持社会稳定, 同时也为了能够及时正确的处理在改革过程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有且只有遵循渐进决策的方式来进行。此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设过程中, 按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政府机构, 实现一步到位, 是难以做到的。”因而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在政府机构改革的决策中只能是坚持渐进决策的模式。在渐进决策模式的指导下, 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稳步推进, 政府职能的转变表现出逐步推进的过程。“1988年的改革, 转变职能主要集中在政企分开;1993年的改革, 转变职能有了新的内容, 既要实现政企分开, 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998年的改革, 对转变职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从政府与企业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和政府与中介组织关系等方面来推进转变政府职能。”2003年的政府改革,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是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另外以改革重点为突破口, 完善政府机构设置也是这次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200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 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五轮政府机构改革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的需求, 我们国家把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放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 从此进入了大部制改革和构建注重民生的服务型政府的历史时期。通过上述材料可知, 中国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时, 每次改革的任务和工作重点都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 不断推进。后面的改革建立在之前改革的取得的成就和仍然存在的问题之上, 不断推进改革的任务, 使改革处于一种前后相继而又有所发展的进程中。
三、反思:多元决策模式与中国公民参与
林德布罗姆的渐进决策理论而言, 它是以美国的政治制度为基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因而其必然带有明显的美国特点。因此, 我们在借鉴该理论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中国特殊的国情, 做到在引进前就明确哪些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 哪些是我们应该避免甚至加以批评的。在林德布罗姆的渐进决策理论中, 我们可以借鉴的是:它在方法论上指导我们应该将决策看成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 并且也在具体的实现手段上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参照范式, 即多元的决策理论。我们应当加以避免的就是该理论中所吹嘘的美国式民主, 如“政治互惠”的理论。就其可被我们借鉴的方面而言, 林德布罗姆对多元决策模式的肯定是值得引起我们思考的。按林德布罗姆的观点, 他认为“在政治上要解决社会问题、作出决策, 就有两种方法:一是靠单方面的知识、思考和分析做决定, 就像等级系统那样;二是在各方互动的基础上, 并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来做决定, 最终为各方所接受。”后一种观点是多元决策的观点, 主张在决策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 这显然符合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民主政治建设的需求。结合中国目前的具体情况, 在多元决策理论的指导下, 我们应当加以重视的就是公民参与问题。目前, 中国的公民参与存在着严重的组织化程度低, 参与非均衡现象严重, 这无一不影响了中国公共政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一) 公民参与的组织化问题
决策并不是直接决策者可以单独做出的。按林德布罗姆的观点, “决策过程是社会上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只有很少人能直接参与决策, 但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迫使决策者接收其要求。”在这种多元的决策模型下, 如何确保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呢?在美国, 民众表达自身利益、试图影响决策者决策的最主要的渠道是通过参加专业协会、、学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来实现。因为社会组织一般都是公民自愿建立和加入的, 因而具有很强的民间性特点。其一, 相对于党政机关而言, 社会组织具有更高的开放性, 因而普通公民容易成为其会员。其二, 相对于企业而言, 社会组织又具有非营利性特征, 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具有共存性和兼容性。其三, 社会组织能够很好的发挥普通公民与政府之间联系的纽带作用。据统计, “在美国, 70%的成年人均会属于某一个协会;25%的成年人会属4个或多个协会……此外, 每年还有1000个左右新的协会组织产生……有66%的协会承担着联邦或州政府立法的监督工作……69%的协会有能力进行基层的政治活动, 通过严密的组织进行政策宣传及倡导……60%的协会从事直接的对立法部门、行政部门或政治选举的游说工作, 以影响政府的政策。”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美国的社会组织发展比较成熟, 尤其是各种专业协会组织, 它们不仅能够及时准确的收集和综合其会员的利益诉求, 而且也能够高效的将这种利益诉求反馈给政府决策者, 从而确保政府在决策的过程中能够实现民主和保障公民的利益。作为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体制外的渠道, 美国的各种社会组织发挥着表达公民偏好和为决策者提供参谋的作用。因而, 从这种意义上说, 美国的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渠道是畅通的, 其组织化程度也是相对较高的。
中国公民也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途径来表达它们的利益诉求。但就体制内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而言, 由于其组成成员一般都经过间接或直接的选举产生, 被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大部分是各行各业的精英, 因而普通公民很难通过这种渠道来直接表达其利益诉求。在这种现实情况下, 公民可以选择的且较为有效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途径便是参加各种社会组织。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组织在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发展之后, 总体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但依然处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阶段, 社会组织数量、规模、独立性和影响力都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因中国社会组织统一的登记注册时间始于1988年, 我们对此阶段的分析缺乏一个较为准确、客观的数据来源。所以, 对此阶段的分析我们参考了王名教授从权威检索系统中获取并加以整理而得出的一组数据, 如图1所示:
图1反映了自1978年到2007年中国社会组织在曲折中发展的大致状态。从图中可以看出, 1998年以后中国的社会组织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 但总体数量仍然有限, “根据我们的调研和估计, 目前全国各类社会组织的总数大约在30万家左右”, 因而数量非常有限。事实上, 中国公民参加协会的比例也远远低于美国的水平。经过对比, 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相对于美国而言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事实上, 中国与美国的社会组织在资金、人力、独立性、利益的收集与综合的技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上面所述的这些问题, 无一不严重阻碍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公民参与。“现代的公民参与, 离不开组织这个载体, 常常需要借助组织的力量表达利益诉求。”因而, 从发展民主政治和多元决策模型的角度讲, 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来确保公民参与, 已成为了中国当下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 公民参与的均衡性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伴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 公民的民主意识逐渐觉醒, 并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愿望。“公民对政策的评判不再完全看上级行政主管的意图, 而能够从政府政策对自身利益影响的角度, 作出独立的判断和选择。由于越来越多的公民逐渐意识到公共政策与自身利益的密切联系, 他们的政治参与也日趋自主化。”然而,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中国的这种公民参与还只是处于一种很低的水平, 表现出极不平衡的特点。一是公民参与的群体失衡。群体失衡是指目前中国的公民参与还只是局限在一定的人群范围内, 只是少数人的参与, “政策参与意识的增强主要局限于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域和文化阶层以及职业与政治关系较密切者, ”而更多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都有待提高, 其中尤以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最为突出。由于广大农民的经济条件较差, 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直接导致其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都处于较低的层次,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曾一度被忽视, 使得“农民这一中国最主要而庞大的群体却成为中国最大的弱势集团。”二是公民参与的信息失衡。其一, 广大的公民对政府的运行机制和政策缺乏足够的认知和了解渠道和能力, 政府的信息公开还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之内, 严重组碍了公民对政治信息的获取。其二, 而政府对公民利益诉求的收集和综合也难以做到全面合理, 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三是公民参与的过程失衡。中国的公民参与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参与了公共政策运行的整个过程, 更多的公民都只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才开始接触到某一具体政策, 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中国“公共政策制定是在政府主导下制定的, 公众的输入性参与不足, 政府对输出性参与又较为重视, 要求人们积极遵守政府的各项政策规定。”这就使得广大公民在政策制定中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 在政策执行中处于被动的状态, 不仅使得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无法保证, 也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更大的阻力, 从而降低了政策的执行效率, 影响了政策的执行效果。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广泛的公民参与, 而公民参与的失衡性问题已成了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从互动的角度来说, 直接决策者的决策必须有下面普通公民支持的基础;他们必须对偏好和见解做出反应, 否则会危及他们的地位。”只有各个阶层的公民参与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适度的均衡, 才能保证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才能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四、审视:渐进决策理论的“失误”
渐进决策理论作为西方经典的决策理论之一, 产生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殊的历史背景, 其基本原理在今天依然有着巨大的实践价值, 但是该理论的某些观点显然不符合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 特别是不符合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
(一) “政治互惠”理论
众所周知, 渐进决策理论强调的多元的决策理论十分重视社会上各种力量在决策中的互动。这种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决策的民主性, 也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但是,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 在美国, 这种互动并不是一种完美的均衡的互动。首先, 在互动的过程中, 由于不同的互动主体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并不均衡, 因而在互动的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相同, 对决策的影响力也就不同, 各权威主体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 在互动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存在对其他权威主体的投桃报李的义务;其次, 由于每个参与互动的主体都有自利性的特点, 为了寻求其他利益集团对自身提案的支持, 他们更倾向于在某些与自身利益无多大关系的其他利益集团的提案上投赞成票。很显然, 在这两种情况下的互动中由于各互动主体的相互支持并不是为了寻求作为整体的公共利益, 而都只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 因而也更多地表现出其不合理性与不合法性, 我们把这种互动理论称为“政治互惠”理论。
具体到中国, 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也存在着上述的“政治互惠”现象, 但其性质和表现形式与美国都有着根本性不同。其一, 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行政和司法从属于立法。其二, 中国不存在像美国那样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 现有的社会组织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因而不存在社会组织向政府施压的现象。这两点决定了我们国家的“政治互惠”现象的性质与美国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但由于中国是一个权力相对集中的国家, 各级行政首长和部门负责人在其法定管辖领域内拥有很大的权力, 因而我们国家之间的“政治互惠”现象主要发生在不同级别、不同部门的行政官员之间, 即权权交易现象。这种行为不仅直接危害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也极大的阻碍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应予以严厉的打击。一方面要大力加强法制建设, 努力确保各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做到权力的规范使用, 避免权权交易行为的出现;另一方面就是要大力发展各种社会组织, 分散政府过多的权力, 从源头上减少和制止政府官员之间的权权交易行为;再有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行政官员的监督, 使其工作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二) “企业控制”现象
林德布罗姆在渐进决策的分析中对多元的决策模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其中尤以对企业在政治互动过程中的作用的关注最为突出。他认为, 在政治互动过程中, “企业较其他一些利益集团更具有自身的一些优越性。……第一, 极其雄厚的资金来源……第二, 完备的组织结构……第三, 特殊的接近政府官员的渠道。”在现实的生活中, 正是由于企业具有以上的优势, 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总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具体到中国, 企业在政府的决策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种典型的“企业控制”现象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权钱交易, 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制度化参与行为。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于不断探索发展的阶段, 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 许多企业为了获取超额利润或者非法利润, 他们大肆贿赂政府官员, 使政府制定的政策符合他们的利益;或者他们在政府中大肆寻求“保护伞”, 为他们的非法经营提供庇护。而许多政府官员的设租行为更是助长了这种权钱交易行为的出现和泛滥, 商业贿赂、政府官员设租寻租行为愈演愈烈, 严重危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严重损害了政府信誉和社会的公平正义。鉴于此种现象, 我们应当大力加强法制建设, 努力提高政府官员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水平, 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还要大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规范企业行为, 严厉打击企业类似权钱交易的非制度化参与行为, 确保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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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审视 篇5
[关键词] 社会行动 战略制定 单元行动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技术日新月异，新的经营方式不断涌现以及信息交流过程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背景下，企业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将眼光放长远，以未来为目标，做出统筹全局的规划。资源和技巧方面的最初优势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企业战略起著重要作用。企业战略是企业以未来为基点，为寻求和维持持久竞争优势而做出的有关全局的筹划和谋略。能否为企业制定一个有效的战略成为企业战略成功与否关键的一步。本文将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以社会行动的“行动参照构架”来分析战略制定这一行动。
二、战略对于企业的重要意义
企业战略确定了企业在一段时间内的总体目标和企业资源配置，并以战略目标的实现情况为依据对资源使用效率进行监督和评价。企业战略使企业不仅能对竞争对手、顾客和技术等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同时也使企业具备影响市场环境，进而主动影响市场环境变化的能力。
从宏观上看，一个企业制定的战略不仅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关系到其能否取得和维持竞争优势，而且深刻影响着企业所处行业的行业结构、市场竞争态势和总体布局，进而对该行业的获利水平产生影响，这一点从近几年的家电大战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从微观上看，一个企业制定并实施战略管理，对于企业本身而言，也是保持企业旺盛生命力、实现企业长远发展的内在要求。企业实施战略管理可以促使企业改进决策方法，优化组织结构，并保持组织结构与战略的匹配性，增强整个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社会行动理论的“行动参照构架”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在综合马歇尔、迪尔凯姆、帕累托和M.韦伯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行动理论，他认为社会行动的基本单位是单元行动。一般来讲，单元行动具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与行动的主观方面即行动主体相对应的有两个因素:目的—行动过程所要达到的未来状态;规范—与行动目的相一致的价值标准和行动规范。与行动的客观方面即环境相对应的也有两个因素:条件—环境中不能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手段—环境中能够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这四种因素的组合即构成了所谓的社会行动的“行动参照构架”。
环境与行动的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环境作为行动的客观方面参与了行动参照构架的形成，也就是说，社会行动不仅是有目的的，而且它总是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中进行的，这种客观环境有时作为条件限制行动的取向和范围，有时又为行动提供手段或工具。另一方面，环境也不是自在和孤立的，而是在和行动的关联中存在和发展，其对行动的条件限制和手段提供只有在和行动目的相联系时才能成立，才有意义。
四、战略制定的行动参照构架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战略制定这一行动具备了单元行动性质和关系结构特征。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战略制定也必然具备行动参照构架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战略制定行动中，它必然要以其主观方面即战略制定的目的与规范同其客观方面即战略制定的手段和条件之间的关系来建构自己的行动构架。这一方面表明，战略制定行动不仅有着自己特定的目标指向，而且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并与之发生关系，它或者受到环境的限制而调整自己的行动路线和范围，或者从环境中获取资源和能力以达成自己的行动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同时也参与对环境的重建（如图所示）。
战略制定这一行动所处的环境是企业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系统，可以分为企业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企业是外部环境中的一个子系统，各种外部因素都会对企业产生影响。但是不同产业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外部相关环境因素。外部环境中对企业战略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称之为战略环境因素，按照战略环境对企业的影响层级不同，外部战略环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般战略环境、产业战略环境和企业战略环境。内部战略环境是企业内部与战略有重要关联的因素，主要包括企业资源、能力和管理水平以及利益相关者（如表所示）。
内外部环境因素对于企业的影响可以最终归结为外部的机会、威胁，和内部的优势、劣势，这些因素或者作为手段为战略制定的行动主体所把握，或者作为条件因素制约着行动目标的达成。战略制定行动与环境之间是互动交换的关系，行动不仅受着环境因素的制约和促进，它同时也可以影响和重建环境。例如当企业在准备进入一个封闭型市场时，面对不利的外界环境，通常可以制定非市场战略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封闭型市场是指在这种市场上，现有的参与者和批准者设置了种种障碍，使得那些能够提供类似的甚至更好的产品和劳务的企业难以进入，无法经营。一般意义上来讲，这是典型的条件因素。这种封闭型市场随着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许多国家的政府干预加强以及因此而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日渐普遍。企业为了成功地进入特定市场并在那里从事业务经营，在战略上就要协调地运用经济的、心理的、政治的和公共关系的手段以博得外国或当地若干参与者的合作和支持。甚至当企业采取非市场战略有效地处理与政府关系时，还可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引导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规范的形成。由此可见行动对于环境的重建作用。
行动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以文化为中介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文化为行动者提供了行动规范，行动规范是指行动者在确立目标、选择手段、克服障碍时所遵循的社会标准。文化不仅广泛地影响着战略制定行动的各个环节和层面，不仅涉及了战略制定行动的具体行动方向，还深刻地影响着从事战略制定行动的企业家及相关人员的心理定势、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企业在制定战略时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行为不是单纯的，而是要受到道德伦理、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等的制约。此外，企业文化也会对战略制定产生影响，规范着战略制定行动。企业文化是企业独特的传统、习惯和价值观的积淀，它与企业的生产过程、产品形式与服务手段密不可分。重视企业文化特色，按照自身特点去制定能够有效实施的战略，将意味着企业在文化环境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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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赵壹《非草书》理论价值的审视 篇6
赵壹, 字元叔, 东汉汉阳西县 (今甘肃水南人) , 东汉灵帝时期文学家、辞赋家。《后汉书·文苑传》中有其传, 曰:赵壹身长九尺, 美须豪眉, 气宇非凡。由于他恃才傲物, 因而为乡里世俗所不容。曾作《穷鸟赋》, 以“思飞不得, 欲鸣不可”自遣, 说明自己的艰难处境;又作《刺世疾邪赋》用以抨击当时奸邪当道的社会黑暗, 抒发自己的怨愤。尽管赵壹曾一度得到一些达官贵人的赏识, 但他不善于逢迎, 加之性格刚烈, 终究没有做成大官。《后汉书·赵壹传》中载:“时诸计吏多盛饰东马惟幕, 而壹独柴车草屏, 露宿其旁。”这样的生活态度和“居陋巷, 一箪食, 一瓢饮”而“不改其乐”的颜回很有些相似。我想正是赵壹愤世疾俗的性格和不事文饰的生活态度, 从一个侧面影响了他对书法艺术的认识。
与崔瑗、蔡邕正好相反, 赵壹没有对草书书法艺术给予肯定和赞扬, 而是反对人们习草。从本质上讲, 赵壹的《非草书》具有非艺术化的反书法倾向, 这就使得他不可能从书法本体去观照具有审美性的书法艺术。然而, 赵壹却以一个儒学思想经典捍卫者的身份将书法纳入儒学系统, 强化了书法艺术的文化性格。书法艺术发展至汉代是审美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 是书法史的重要发展阶段。但为什么赵壹的一篇《非草书》, 却能以反草书的理论中被人认可并流传至今呢?赵壹反对学习草书又是根据的什么呢?
一、赵壹在《非草书》中, 提出他反对习草的三点理由
首先, 他认为草书“上非天象所垂, 下非河洛所吐, 中非圣人所造”。只是由于在秦末“刑峻网密, 官书烦冗, 战攻并作, 军书交驰, 羽檄纷飞, 故为隶草”。其产生的理由是“趋急速耳”。既是“趋急速”之书。只是“示简易之指”, 终“非圣人之业”。他的书法发生学立场是什么, 我们尚且有论。从文字学起源意义上讲, 赵壹所信崇的是儒家学说关于文字起源的说法。即文字是仓颉、史籀这些圣人所造。这里的文字是指大篆古籀。而草书根本不是圣人所造, 故不足学。况且, 圣人不能以此为平治天下的事业。
其次, 赵壹讲到草书是由于“趋急速”而产生的。可现如今, 却“失指多矣”。因为“本易而速”的草书在当世的学习者那里变得“难而迟”。的确, 草书的起源是由于实际功利的需要, 但在崔瑗、杜度、张芝等草贤大家的努力下, 草书显然已被社会共识为书法艺术。此时的草书已由原来的实用行为变成了审美追求, 就不应该再用“趋急速”的实用要求来衡量。但赵壹并没有否定张芝、崔瑗, 其论道“夫杜, 崔、张子, 皆有超俗绝世之才, 博学馀暇。游手于斯, 后世慕焉”。于是, 一言出之, 便将杜、崔、张子划到了孔子门下, 指出他们写草并非浸淫细技, 而是“博学馀暇, 游手于斯”。这样, 在符合了儒学中“游于艺”的精典古训和肯定杜崔, 张子之余, 他又对后世学草者表示担心。“惧其背经而趋俗”, 并斥责“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甚至, 他以为后世众愚根本不能研习草书。
第三, 赵壹从儒学的实用功利观点出发, 认为草书学了毫无用处。而且摆出了具体的论据。“且草书之人, 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 朝廷不以此科吏, 博士不以此讲试, 四科不以此求备, 征聘不问此意, 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 而拙亦无损于治, 推斯言之。岂不细哉?”这样看来, 草书乃至整个书法似乎细小低微得很。因为赵壹认为, 几乎所有的“正规”事情都不用草书。不仅如此, 书法也不过是“为字”而己。所以他将研习书法比作“扪虱”“俯而扪虱, 不暇见天”。
《非草书》从书法论文写作技巧的角度来看, 的确是一篇难得的论文精典。尤其在那个以汉赋文体充斥着人们艺术思想和行为的时代。这样富有逻辑推理, 具有思辨性格的文章的确非常珍贵。只可惜, 他的论述完全基于儒家实用目的, 以功利的眼光审视了草书和书法艺术, 几乎没有体察人们在如痴如醉的追慕杜、崔、张子, 草书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他否定习草的理由则是他儒学正统思想和倨傲性格的表现。不过, 我们还可以把思考的触角延伸得再远一些。赵壹的《非草书》并不是反文字, 而是反书法。这是否可以说明在赵壹那里, 书法与写字已有某种区别。尽管他没有进一步界定书法与写字的内涵, 区别它们的异同。但对于专心追求书法之“小道”的行为, 他是否定的。我前面说到, 《非草书》让人忍俊不禁, 但从书法艺术角度来看, 则是一篇“反动”文章, 与书法历史的演进是相背的。如果从书法批评的角度来看, 《非草书》是有很大贡献的。赵壹将书法纳入儒学体系作文化观是《非草书》的第一大贡献。那么, 《非草书》在当时来讲作为一种全新的批评方法介入书法理论之中则是它的第二大贡献。
书法艺术在经过了先秦和秦末汉初的滥觞之后, 出现了由上古的朴拙特征走向华丽流美的倾向, 同时书法出现了由功能性的被动书写, 趋向于对书法审美的艺术性的主动追求。汉代, 尤其是东汉书法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书法艺术审美取向, 在《非草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专用为务, 钻坚仰高, 忘其疲劳。夕惕不息, 仄不暇食, 十日一笔, 月数丸墨。领袖如皂, 唇齿常黑。虽处众座, 不遑谈戏, 展指画地, 以草划壁, 臂穿皮刮, 指爪摧折, 见鳃出血, 犹不休辍。”这是东汉时期士人阶层对草书狂热追求的情状, 可以看出, 此时的草书已进入了审美经验领域, 这使人们对书法的认识, 已经远远的区别于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的隶草、藁草的理解。草书已经作为艺术追求, 而摆脱了实用的牵绊, 诚如赵壹所述:“龀齿以上, 苟任涉学, 皆废《仓颉》《史籀》, 竟以杜、崔为楷”。用现在的话讲, 这如同一股汹涌的艺术狂潮, 而冲击着时代对书法的全新认知。
二、汉代文学的发展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我们说赵壹的《非草书》大体上是“尚用”的。而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发展如何呢?是“尚用”还是“尚美”?我们都知道, 汉代文学的代表是汉赋, 汉赋显然是“尚美”的, 因为汉赋所采用的是一种排比精当、对偶成句的形式来表达作者的文字技巧。汉赋在东汉后期走向了鼎盛时期。但就在此时, 一批文学家看到它即将趋于衰落和僵化, 于是就有了“尚用”文学的倡导和“尚用”精神的呼吁——“诗言志”。赵壹写《非草书》即是在以一种平铺直叙的文体来与汉赋的对仗、排比、炼字技巧作斗争, 他是在以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表达他新的文学艺术倾向, 其目的是在文学, 而批草书不过是他用以表达目的的载体。从文字的角度, “尚用”相对于“尚美”应该是一种反文学、反艺术表现的现象, 赵壹的《非草书》从纯文学表现意义上讲, 文学内容的谬误暂可待以商榷, 就像创作书法时汉字是载体一样, 我们关注的并非是汉字 (或文学意义) 的正确与可否识读, 重要的是这些用以表情达意的载体的空间构筑和时间流程, 关心的是线条的质感和节律。显然书法在当时还是“尚美”。可是, 为什么文学史与书法史在同一时代却会发生偏差呢?
仔细地想一想, 就会知道, 从文学和书法各自的角度出发就应该是相悖的。那是因为至东汉为止, 书法与文学的发展历程不一样。文学有过华美精致的时代, 文学有着自己的审美追求而且走到某一极致, 而书法仍就缺乏这一过程。所以书法艺术在那时应该坚持“尚美”。这是书法的需要, 这样看来, 每一门艺术的发展可能有一种社会的规律制约, 也有其本身的“自律”要求。如果不尊重自律要求, 书法史就很有可能流为简单而概念化的苍白文本。这便是赵壹采取这种批评方法的文化背景。
三、赵壹的《非草书》, 在社会历史学、美学等领域的贡献
我们认为赵壹的《非草书》是具有批评意识的。它以一种全新的专论式的批评方式在讨论着书法 (具体指草书艺术) 内质因素, 尽管它的批评内容是反书法, 是有悖于书法自律要求的, 但它仍具有文化和历史意义的双重贡献, 《非草书》提出一种批评方式, 使书法批评具有了思辨意识, 同时也为社会历史学、美学等领域,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 《非草书》中细致描绘了当时人们研习草书的现象。在“忘其疲劳”“夕惕不息, 仄不暇食”“领袖如皂, 唇齿常黑”“见鳃出血, 犹不休辍”等语句的背后, 让我们能很清楚的联想到当时人们研习草书的情景。那种场面是何等的壮观!这对理解书法审美自觉意识在汉代时期的觉醒是很有价值的。它至少可以作为论证史实的佐证。另外, 这些文字的描述也反映了当时书法理论走向实践的一种趋向.与汉代大量书赋相比, 《非草书》至少反映了当时学习书法的真实史实。尽管它是反书法的, 但不经意中却因保留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而具有考辩证文的实践意义。
第二, 赵壹将书法艺术与人的禀性、才情联系在一起, 强调书法当自然天成、个性发挥。我不知道这对后来南朝书法家王僧虔对“神采”“天然”等美学范畴的提出有无启示, 但作为赵壹本人来讲, 能将艺术与人联系起来却是功不可没, 他说:“凡人各殊气血, 异筋骨。心有疏密, 手有巧拙。书之好丑, 在心与手, 可强为哉?若人言有美恶, 岂可学以相若耶?”赵壹看来是相信艺术家的禀赋、气质对艺术创作有着重要作用的, 尽管他也认为这种气质禀赋是自然天成、不可相若的, 但他却仍然又回到儒家学说的正统立场上来, 强调多方面的艺术修养, 即重视“博学”, 并告诉后世和时人这也是杜度、崔瑗、张芝等书贤草圣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 赵壹促使了书法艺术理论中“游戏说”的诞生。例如, 他在肯定杜、崔、张子草书成就的时候说:“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 博学余暇, 游手于斯, 后世慕焉。”他这样说一方面是想将杜、崔、张子归位于孔子门下;另一方面, 是想让人们知道“游于艺”的儒学古训。他把书法视作“伎艺之细”, 但并没有将艺术与伦理教化等同起来, 而将两者作了区分。他认为草书好坏无关宏旨, “善既不达于政, 而拙亦无损于治”。既用不着对此作狂热的追求, 也没有必要像孔子恶郑声一样痛心疾首。在这一点, 赵壹的“游戏说”与儒家“成于乐”的艺术主张又有些许不同。
第四, 赵壹《非草书》的出现还标志着儒学对书法进行全面渗透融合的开端, 将书法纳入儒学体系。与崔瑗、蔡邕所不同的是, 赵壹以儒学立场将书法导向了文化本位, 而崔、蔡二人的贡献则在于以书法本体立场将书法导向艺术审美。二者的结合和相互补充正好为东汉书法理论及其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养料。在东汉草书艺术对经学构成强大冲击的情况下, 赵壹大力倡导书法对儒学的遵循、服从, 并将其归入儒学体系。这种将书法导向文化本位的做法与崔、蔡二人在书法理论本体化的进程中所表现出的高度自觉相比, 看似相悖, 但其实从书法理论的发展来看, 两者必不可少。失去崔、蔡的审美理论, 书法理论的本体发展就难以在审美追求上自觉化;若是失去了赵壹的文化本位理论, 则会大大减缓书法理论本体的成熟。因此, 我们说在书法理论本体构建中, 不仅仅只有审美主体和形式自律, 还应该有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 赵壹可以说是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第五, 赵壹的《非草书》还潜在的向人们揭示了两个概念, 即“草书”和“草藁书”。《非草书》中所说的“草本易而速, 今反难而迟”, 其实前一个“易而速”的草书应该是指实用的“草藁书”, 而后一个“难而迟”的草书则是指草书艺术。当人们“私书相与, 庶独就书。云适迫遽, 故不及草”, 把“易而速”的实用性抛弃后走上精心结构, 追求“一画不可移”“难而迟”的道路后, 赵壹则是否定的。这个现象本来应该是体现人们艺术自觉的进程, 可赵氏却坚守实用, 坚守“易而速”的草就之书。后来有一段公案, 就是关于张芝“匆匆不暇草书”一句话的断句。不同的断句, 会形成全然相反的两种意思。依此论, 赵壹应该是赞同“匆匆不暇, 草书”的。而张芝出于艺术本体立场, 自然应该理解为“匆匆, 不暇草书”。那么, 也就是说赵氏是站在草藁书的立场上而否定钻励研习草书的。
赵壹的《非草书》一文, 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 他开辟了新的书法理论, 为书法批评史增添了新的分析视角, 《非草书》将作为一种奇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永远影响后世。尽管赵壹是在以一种实用且稍有歪曲不恭的理论来否定草书、反书法, 但是他却反映了当时草书艺术的自觉和人们的审美追求。在其反美学的观点中也潜藏着其诸多的美学思想, 赵壹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反对草书艺术, 但他却又不时的回到自己的对立面上, 不知不觉中已将矛盾隐匿在文本里。他留给我们一长串的思考和问号, 也导引着我们继续着更深层的思考。
摘要：赵壹的《非草书》是历史上仅存的一篇对草书进行全面批评的专论赋文, 在书法史上评价其理论价值褒贬不一。本文旨在对《非草书》的理论价值和文化、历史意义进行深入分析与审视。第一, 从赵壹反对习草的具体理论来揭示其对草书及书法的基本观点;第二, 从汉代文学的发展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来分析赵壹《非草书》的理论背景;第三, 历数《非草书》, 在社会历史学、美学等领域的诸多贡献, 从而揭示赵壹将书法纳入儒学体系作文化观的基本思想。必须将赵壹的《非草书》纳入社会历史和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 进行全面审视, 才能较全面的廓清此篇赋文的真正文化内涵与理论价值。
关键词：草书,历史,文化,审美,书法艺术
参考文献
[1].《汉魏六朝书画论》潘运告编著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4月第一版
[2].《书法美学史》.萧元著.湖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6月第一版.
[3].《中国书法批评史》.陈振濂主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
理论审视 篇7
何为文化?美国社会学家David Popenoe对文化作了如下的定义:文化是一个群体或社会就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 它包括这些价值观和意义在物质形态上的具体化, 人们通过观查和接受其他成员的教育而学到其所在社会的文化。所以, 从某种角度上说, 文化对于人类就如同本能对于动物, 是指导行为的准则。这些“准则”要推广出去, 就需要一定的传播媒介与传播手段, 使其大众化和社会化。
如何阐述新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引如德国科学赫尔曼·哈肯的学说——《协同学》。协同学认为, 自然界是有许多子系统组织起来的统一体, 子系统就称为小系统, 统一体则称为大系统。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们互相作用, 形成了相对平衡的结构。旧的平衡结构向新的结构转变有一定的规律。协同学就是以这些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 试图找一个对系统自发形成其支配作用的原理。这对新闻传播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文化的核心在于“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 (1) 所以我们可以把协同学作为研究新闻与文化关系的一个特定视角。
在《传媒协同发展论》 (2) 一书中, 作者阐述了传媒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之间的关系:1.物质文明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传媒的物质基础, 传媒的高速发展需要物质文明作保证。2.精神文明为传媒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作为精神文明重要成果之一的科学技术, 则是提升媒介表现力与影响力的关键性因素, 直接改变传媒, 进而改变社会。3.政治文明为传媒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所以说, 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新闻文化, 其实就是社会文化的底蕴的体现。健康的, 向上的新闻文化, 可以引导社会文化有序的, 平稳的。积极地发展;庸俗的、低下的新闻文化则会阻碍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二、社会新闻中人文精神缺失的表征与原因
社会新闻, 是涉及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社会事件、社会问题、社会风貌的报道, 尤以社会道德伦理为基础放映社会风尚的新闻为主。近些年来, 在中国, 社会新闻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热点。然而, 处在现今这个激烈的社会转型期, 社会新闻渐渐呈现出了诸多人文精神缺失的现象:
1. 新闻报道失真。
有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 或是对新闻素材调查取证不足, 或是直接炮制假新闻。例如2007年北京电视台做出的“纸做的包子”的报道。
2. 新闻庸俗化。
有些媒体在报道时故意渲染、夸张, 或是追求暴力色情, 或是热衷追星, 对名人隐私进行不良炒作。例如“杨丽娟追星事件”。
3. 新闻的负面化。
新闻的负面化指的是新闻报道鼓励了不该鼓励的, 赞许了不该赞许的, 可能把人们引入歧途。2007年各个媒体对所谓的“史上最牛钉子户”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缺乏理性的分析。
社会新闻出现这些人文精神现象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根据协同学理论来说, 造成社会新闻异化是系统失衡的结果。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 也就是一个旧的平衡系统向新的系统转变的时期。在这个转型期之中, 新闻媒介往往遇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互矛盾的境况, 新闻这个子系统内部的平衡结构出现了紊乱。而文化这个大系统和其内部的其他小系统也因为转型出现了失衡现象, 整个社会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等出现了错位。社会新闻的“迷失”现象反映的既是新闻传媒子系统内部失衡的表现, 也是文化大系统在转型、变革中失衡的表现。
2.商业化使新闻走向庸俗、媚俗, 和文化底蕴的缺失。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进程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进行的。传媒被推向了市场, 广告成为了其主要收入。继而报纸开始扩版, 地区性新闻也逐渐增多了。然而, 一个地区的新闻资源是有限的, 为了填塞版面, 一些未经证实的, 不实的, 甚至是虚假的新闻报道登上了报纸。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电视媒体上。
3.新闻媒体迎合受众的不良需求而导致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人们的好奇心, 对新鲜事物的追寻, 追求娱乐和刺激都是出于本能的, 是自然的。在利益和竞争的驱动下, 媒体对于发挥其社会责任和传播文化而言, 更感兴趣的是获利得多少。而最能赢得受众的是直接给与其感官上的刺激, 满足其娱乐的需求。然而媒体获得了一时的热度, 却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4. 某些从事新闻业务的人员素质不高也是造成社会新闻异化的原因。
有些记者和编导为了个人的荣誉和经济利益, 编造炮制假新闻, 假照片。向前面提到的“纸做包子”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从根本上讲, 这些人的价值观在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这些变化当然也反映在期报道的新闻之中, 也传递给了受众。
三、对策和建议
要应对在转型期社会新闻出现的诸多人文精神缺失现象, 需要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向上的文化精神状态加以引导。根据协同学理论, 大系统发挥其决定性作用, 来促使子系统进行调整。这种发挥调整作用的文化精神就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精神实质就是体现为对人自身的关注和尊重, 尤其是对人的心灵、精神、情感的关注和尊重。大众传媒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传播工具和最佳载体, 理应“情为民所系”, 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 (3)
具体说来, 应对措施有:
1. 增强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 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一句话, 人文关怀就是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就是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
2. 调节媒体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间的关系。
新闻媒体要适应商业化的浪潮, 要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 取得最大的商业化利益。然而, 媒体也要树立社会责任意识, 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而陷入低俗、媚俗的泥沼中。
3. 新闻媒体既要满足受众的需求, 也要正确引导受众。
新闻媒体要以受众为本位, 服务于大众, 但同时也要履行其传播主流文化, 引导正确舆论导向的作用, 提倡科学的精神, 要引导受众朝向正确信息需求和娱乐需求。
4. 提高新闻工作者自身的素质水平。
著名报人普利策曾指出:正义、勇气、公理和悲悯, 是我们尊奉的最高原则。新闻工作者就是应当有这种新闻职业素养, 而且应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具备人文关怀精神。
注释
1 [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第一版第8页
2 张晓锋, 王新杰:《传媒协同发展论》,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第26页
理论审视 篇8
关键词：文化帝国主义,中国威胁论,阴谋论与依附论
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体帝国主义
在传播学领域, 可能没有哪个理论能像文化帝国主义理论那样被冠以如此多的称号。翻阅一下国际传播学领域的相关学术文献, 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曾经被称为“文化同质论”、“电子殖民主义论”、“媒体帝国主义论”、“结构性帝国主义论”等。尽管称谓不尽相同, 但却涵盖了文化帝国主义论的要旨。
但Tomlinson的研究发现, 大多数与文化帝国主义相关的研究把电视、电影、报纸和广告等传播媒体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 (1) 于是有学者把文化帝国主义等同于媒体帝国主义。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体帝国主义是不是同一概念?文化帝国主义的创始人Schiller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定义被广泛地批评缺乏精确性。英国学者Boyd-Barrett把媒体帝国主义定义为“一个国家对其媒体的拥有, 控制并且向其他国家传递其信息的过程, 这一过程是一个单向式的行为” (2) 。这个定义又被广泛地解读为内涵过于狭窄, 忽略了对文化这一变量的考虑。而非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当前的国际传播不存在文化控制的问题, 他们更愿意从媒体帝国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3) 在研究方法上, 非马克思主义学派倾向于运用量化的方法来考察媒体的效果。
美国的大众传播学界更倾向于用数量统计的方法研究国际传播领域信息流动的不平等性, 更多的学者否认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存在。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欧洲更具有影响。笔者认为, 虽然媒体可以从文化中被萃取出来进行单独的分析, 但媒体本身并不存在于一个真空环境里, 媒体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媒体产品的内容制作等无一不被打上文化的烙印。尽管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在美国传播学界遭到批判, 但笔者仍然认为这个理论有其合理性。本文拟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论证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内在的合理性。
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与争论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 它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 70年代日益引起世人的关注。当时关注这个理论的学者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国家。他们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非常适合解释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还为正在联合国激辩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争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当时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阵营都认为公民对信息的使用与经济增长成正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文件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希望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传播秩序的强烈愿望。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是Herbert Schiller。Schiller在1976年出版的《传播与文化控制》一书中给文化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内涵非常模糊的定义。Schiller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社会被卷入现代世界体系, 并且这个社会的上层被这个现代世界体系所吸引、或者被压迫并且有时被贿赂来改变自己的社会体系以便使自己的社会体系符合世界上占主流的世界体系观念的需要” (4) 。Schiller的定义由于内涵模糊并且广泛而被学者赋予许多不同的解读, 并受到众多学者的批判。相比之下, Beltran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界定更加简单与明晰。他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国家把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或者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的一个可以证实的过程。 (5) Beltran给文化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对推崇用量化手段研究文化帝国主义论的学者有很大的吸引力。
文化帝国主义的三个范式
美国巨型的媒体公司如美国广播公司等本身已是美国重要国防产品生产与制造的承包商。Schiller相信, 正是美国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政策才促使美国衍生了这些垄断性的传媒财团, 并且把触角伸向世界。这些传媒财团的海外扩张导致了全球广播体系的商业化。Schiller在1976年的著作中更加强调, 美国所有的传播方式, 从电视节目到媒体科技以至于教育类方案都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具体体现。Schiller后来又把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扩充, 认为美国出口到全世界的主题公园、购物商场、快餐文化等都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Schiller认为, 美国的传媒集团以及媒体政策正在阴谋实行对世界的文化控制, 并使欠发达国家依附于美国垄断财团。因此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实质是“阴谋论”, 从目的上看是使第三世界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
Schiller的“阴谋论”受到自由市场学派的挑战。信奉自由市场机制的学者们认为, 世界上文化产品的流动不平等更多的是市场规律的结果, 而非Schiller所宣称的“阴谋论”。自由市场派强调, 媒体产品如果要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 赢得受众的青睐, 其内容需要在最大程度上迎合受众的需求, 而美国的媒体产品恰恰做到了这一点。这一论断的潜在逻辑是美国向全世界输出的媒体产品的内容属于中性, 并且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就其效果而言, 自由市场学派认为, 行销全球的美国媒体产品与全球的受众各得其所, 实际上是一种双赢的结局。如Read所言:“通过市场机制, 美国的传媒集团与世界消费美国媒体产品的消费者进行有效的沟通, 双方分别得到了不同的益处。” (6)
而特别强调受众能动性的学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根本不存在。这一学派的思想逻辑以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为基础, 认为受众是一个能动性很强的群体。在欣赏媒体产品内容的同时, 受众也在根据自身的实际经验对媒体的内容做出不同的解读, 这源于受众内部巨大的差异性。能动受众论学者热衷于利用量化统计的方法来考察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否存在。而众多的量化研究也证明, 美国的影视产品对海外受众的价值观影响极小, 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不存在的。
如前所述, 媒体产品的生产并不存在于一个文化真空里, 任何一种媒介产品的内容最终一定会反映一个社会、阶级或者阶层的价值观念。Mc Quail认为:“尽管通过媒介所表现的文化貌似没有价值观的倾向, 但西方的媒体产品均体现了许多西方资本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观念, 包括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商业主义。” (7) 而能动的受众论也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如果过分地强调受众的能动性, 则会使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引入一个极端, 即媒体不会对受众产生任何效果。能动的受众论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来说也存在缺陷。因为媒体对受众价值观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能动的受众学派仅仅从一次调查获取的数据来研究媒体对受众的影响显然不能反映问题的全貌。Schiller认为:“我们几乎不能从无所不在的媒体环境中抽取一个电视节目、一部电影或者一本书来考察这个 (或者这些) 媒体产品对受众的影响。” (8)
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文化帝国主义
“新闻就是一种文化。” (9) 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国家文化控制的强烈抨击也与新闻的流动相关。但把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并纳入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却少之又少。Meyer是一位从新闻的流动视角来考察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学者。Meyer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考察了若干非洲国家与拉美国家的日报对国际时事的报道。Meyer发现这些非洲与拉美国家依然大量依赖西方的通讯机构提供的新闻信息作为各自媒体主要的信息来源。重要的是, Meyer发现这些非洲与拉美国家因为严重依赖西方通讯社提供的新闻信息而开始采用西方的新闻价值观来对国内事件进行报道。但是Meyer的研究也有问题。Meyer做了一个比较研究发现, 这些国家采用的不结盟国家通讯社提供的新闻则是更多地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因此, Meyer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大规模地复制但并非完全采用西方的新闻价值观, 而且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通讯社的媒体依赖并未导致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出现。 (10)
Meyer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缺陷。其一, Meyer的研究并未涉及西方传媒大国的传播政策层面, 而恰恰是这些建立在政策基础上的新闻流动政策可以最好地体现文化帝国主义“阴谋论”的实质;其二, Meyer所得出的结论过于简单, 因为他未考察第三世界国家过分依赖西方的新闻信息源而造成的“依附性”的后果, 而这也恰恰是量化分析所难以进行实证的问题。本文在以下部分对这两个问题做一个补充性的探讨。
信息自由流动政策——“阴谋论”的体现。国际传播领域的新闻贸易不可避免地与信息自由流动理论牵扯到一起。信息自由流动主义的鼻祖是现代自由民主理论的创始人米尔顿与密尔。自由民主理论认为对真理的追求只有在舆论市场中充分竞争才可以实现。因此, 不受任何人为阻碍的信息流动以及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实现对真理的追求不可或缺的前提, 而媒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尽管自由民主理论是米尔顿与密尔针对当时英国国内的现实而提出的一种理论, 但它的追随者执著地认为这个理论可以推广到国际传播领域。他们认为, 国际间的信息自由流动可以促使许多国家建立民主并且有效地消弭国家间的争端。而战后新的通信技术的发展也使这个理论的追随者认为任何旨在妨碍信息自由流动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战后着力推广这一理论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美国推行这一理念的现实原因并非仅限于推广民主与消除国际争端, 而是为自己的媒体巨头获取超额的利润。时任国务次卿Benton宣称:“美国国务院将尽其所能, 用政治与外交途径打破其他国家阻止美国的新闻通讯社、杂志、电影以及其他传播媒体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促进信息自由是我们外交政策有机的一部分。” (11)
然而英美等传媒大国的媒体与各自政府之间的关系远非各自彼此独立的关系。在一战期间, 英国的路透社就与英国当局签署了某种形式的协议, 路透社承诺在战时提供有利于盟军的新闻。美联社与美国政府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Jean-Luc Renaud的研究发现, 美国政府与立法机构一直在以各种方式支持美国的媒体产业出口, 这些支持包括各种各样的立法与政府给予的商业与外交政策支持。 (12) 而美国的广电媒体也一直与势力庞大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事实说明, 美国政府出于战略上的考量, 对媒体是不会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政策的。Schiller坚称的“阴谋论”的确有很大的道理。
新闻制造的依附——“中国威胁论”。新闻对社会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或者集团拥有的权力与资源的多寡。Altschull把“资源”分为“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信息与进行信息传播的能力属于一个国家或者集团的无形资源。Altschull同时认为尽管媒体产品的生产是公开的, 但它的控制者却隐藏在幕后。无论权力是以何种方式存在, 政府、政党或者财团都想掩盖这种控制性的关系。 (13)
“中国威胁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经典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所认定的“阴谋论”。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威胁论”是权力与媒体互动的产物。“中国威胁论”的产生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国会中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组织松散的成员虽多隐藏在幕后, 但却极力鼓动政府与军方对华采取严厉的政策。而在公开场合, 一些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人物极力附和这一论调。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 这群势力的发声成功地设定了美国主流媒体的议事日程,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舆论。这是因为美国的主流媒体主要依赖这些为美国精英集团服务的公关人员提供新闻信息来源。有研究发现, 尽管像《华盛顿邮报》与《纽约时报》这样久负盛名的媒体各自维持着强大的人力资源进行调查性的新闻报道, 但它们依然依靠精英集团的公关人员提供50%左右的新闻。 (14) 这一现实充分证明了文化帝国主义的“阴谋论”的存在。
“中国威胁论”的确产生了文化帝国主义论所宣称的依附性的效果。“中国威胁论”严重地挑战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并且抹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良好的国家形象日益被认为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产。国家形象有两个貌似对立的特点:其一, 国家形象具有很强的稳定性, 一旦形成, 则很难改变;其二, 良好的国家形象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也极易遭受破坏。为了扭转这一局面, 中国政府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来进行国际公关。另外, 中国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的外交资源与经济资源来游说对中国心存不安的国家以使这些国家理解中国的行为。
结语
理论审视 篇9
现代教学理论改变了传统教学的被动学习方式,更侧重于学生智力的开发与综合能力的培养,不仅要掌握基础的文化知识,还要养成独立思考及判断能力,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现代教学理论带动了教学目标的改变,促进了新的教学方法的形成。
二、现代教学理论下小学数学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
1.教学目标不明确。现阶段小学教师在数学教学中缺乏明确的教学目标,没有意识到学生是课堂的主体, 导致课堂效率低,学生对小学数学的兴趣不足。
2.教学方法单一。很多小学数学教师没有意识到小学生对简单数学基础掌握的困难性,不懂得运用新颖的方法进行教学内容的理解与拓展,教学内容局限于书本,课堂情景枯燥单一,缺乏与生活实际的结合,阻碍了学生的创造性与求知欲望。
3.教学评价不到位。课堂教学评价是通过系统分析对教学质量与学生的学习效率的价值做出评判的过程, 是教育教学重要的一部分。及时性与全面性的评价有利于对学生的客观性认识,有利于老师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现阶段我国小学教学评价比较模糊,很难实现其积极的价值。
三、现代教学理论下小学数学教学方法的改革
1.把握教学主体、运用新兴教学手段 。面向小学生的教学内容一般都浅显易懂,比较简单和规范,可以采用以提高学生兴趣为主的教学方法。 教师在课堂上应积极的采取形象生动的教学手法,为学生创造一个活跃、 具有感染力的学习氛围,以此提高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的情感,有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教材,进一步提高学习的效率。
计算机、多媒体的出现为现代教学提供了新的手段,多媒体具有趣味性可以将抽象的数学概念与思想直观的表达出来,让小学生们更容易接受,融入教学情境并激发学习的兴趣,同时也增强了小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将实际生活与数学学习结合起来,有利于课堂气氛的活跃,有利于增进老师与学生们的情感交流,有利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学习态度。
2.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创建良好的学习气氛。现代教学理论更强调教师与学生的互动环节,倡导学生在教学中作为主体地位,主动获得知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老师作为辅导者,起到引导学生获取知识与技能的作用;新教学理论下的教学方法也更趋于灵活多样的形式,把班级教学、分组教学联系起来,在注重个体差异的前提下,组织并探索多种多样的教学形式,更重视教学效率,即花费较少的时间、精力,达到最理想的教学效果。
教师要有深入了解学生,建立师生沟通的良好策略,加强师生之间的学习与生活交流;树立民主观念,互相尊重,平等共处,实现教学方法与教学评价民主化、全面化;创建良好的学习气氛,实现师生之间真正的和谐关系。
案例:小学数学五年级下册《分数的基本性质》的教学片段:
师:山里有一个农夫,他有一块地和3个儿子。某天他把这块地平均分成3份,给其中的一份大儿子,也就是这块地的1/3给大儿子;二儿子比较贪心,他说要两份,于是农夫把这块地平均分成6份,给二儿子2份,也就是这块地的2/6;三儿子更贪心说要4份,于是农夫把这块地平均分成1份,把其中的4份给了三儿子,也就是这块地的4/12,对于这个故事,同学们有什么意见要发表吗[1]?
生:我认为是三儿子得多了地;
生:我认为他们都一样多,兄弟间他们不应该争吵;
……
师:看来我们班上出现两种意见,请同学们运用自己桌上面的三个正方形纸片当做是一块地,自己动手分一分,看看哪种意见是合理的?
这种教学方式的提出体现了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教师没有对学生的回答做出立刻武断的答复,而是选择让他们自己进行验证,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与探索能力有助于学习效果的提高。
3.关注学生心理,培养良好学习风气。小学生的学习心理容易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老师要密切注意学生心理,为学生创造愉快的学习气氛, 让学生以愉悦的心理,强烈的好奇心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探索新知识,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
要提高小学数学教学质量,必须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我们应将提倡以现代教学理论作为指导,明确教学的目标与方向,针对现阶段我国小学数学教学的现状与问题,发挥教师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对教学方法进行有效的总结与改革,有力的推动我国小学数学教学水平的提升。
摘要：近几十年我国对数学教学质量越来越重视,以现代教学理论为基础的教学方法也有了很大的改革与发展。但是目前我国小学数学教学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小学数学的教学质量和效率还需要提高。本文对小学数学教学策略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从现代教学理论方面对小学数学教学方法的改革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法。
理论审视 篇10
关键词：全球化交往行为 交往理性合理化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07-182-03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全球化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我们的生产、生活也因此发生巨大的变化。然而，全球化并不是一首田园牧歌，而是一把双刃剑。全球化一方面极大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改善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全球化带来了经济上的保护主义，政治上的霸权主义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等问题，进而导致在当代社会里出现了道德沦丧、信仰缺失、规范失效、环境污染、资源危机……全球化问题已经成为了影响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时代问题，对全球化和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也成为了学术界的热点之一，本文将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视角重新审视全球化问题，为解决全球化问题寻找新的途径。
1全球化的实质——交往关系的全球化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强劲的全球化趋势。关于全球化，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认为经济生产的全球化，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及各种生产资源的全球化分配。马克思的这一科学预断，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一得到了应验，经济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了时代发展的趋势和潮流，表现为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经营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服务全球化和消费全球化，从而使各国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促进了世界性文学和世界性文化的产生。
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反映了政治全球化的要求，在当今时代，以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侵略行为有所缓和，合作态势有所发展。可以说，全球化起因于政治全球化的需要，开端于经济全球化，深入于文化全球化，这就意味着各民族、国家、地域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彼此间的交往成为必然趋势。就全球化的这一趋势，马克思曾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全球化促进了不同主体间的接触，促使交往关系的全球化发展。
从交往行为理论的角度看全球化问题，全球化实质上就是交往关系的全球化，表现为经济行为、政治制度、文化价值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或扩张。一些地区、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化价值被剥夺了生存空间，进而出现了一系列的全球化问题。
2全球化问题产生的原因——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
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进步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它推动了生产的进步，使生产力得到较高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又束缚了生产力进一步向更高水平的发展。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为统治者提供合法性的异化力量。科学理性掠夺了价值理性的生存空间，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科学技术“导致第一个文明的出现或导致欧洲资本主义产生了伟大的、内在的进化性进步，尽管是跟随着生产力有意义的发展，却不是以生产力有意义的发展为条件的。”科学技术的大规模的广泛运用，使科学理性走向了人的对立面，开始统治人类的思想。人类道德、文化、艺术的空间逐渐被科学理性所侵占，人重新被沦落为奴隶，变成了科学理性的奴隶。在科技理性的功利性目的支配下，我们为了“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不断地破坏着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和严重的环境污染。
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以科学技术为背景的劳动的“合理化”导致了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社会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由两个不能互相隶属的过程构成的，一是以有组织的社会劳动形成的社会生产过程，二是以道德和规范进行调节的交往过程，即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是劳动和交往。他认为劳动是一种工具行为，一种“目的理性”活动，是一种强调行为目的、行为手段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内在一致性的行为。它涉及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作为目的理性活动的劳动组成了社会的生产力；交往行为则指的是主体和主体之间的以语言符号为中介、以普遍性的规范为基础的交互性作用，其目的是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一致，并由此保持社会的一体化、有序化和合作化。哈贝马斯所寻求的交往关系是一种理想的相互关系，在交往关系中，不存在主动和被动之分，不存在外在力量的强制和干预问题，不存在限制和被限制的问题，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的平等交流、对话，相互理解、求同、合作。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在主体间自由交往的基础上才能走向和谐，而不再是片面的征服与改造的关系。然而，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合理的关系并没有确立起来。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劳动的“合理化”逐渐实现，变得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但是，正是这种劳动的合理化削弱了主体间合理的相互作用，使“交往行为”变得越来越不合理。人的关系降格为物的关系，从而使当代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缺乏基本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各种冲突矛盾不断加剧。
3全球化问题解决的途径——重建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对理性的批判不同于技术悲观主义，在他看来现代社会中，传统理性的确出了问题。但是，理性除了体现在策略和目的行为中表现为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同时也体现在相互理解的交往行动中。“我们把合理性理解为具有语言能力的主体的一种素质。合理性体现在总是具有充分论据的行动方式中。”即哈贝马斯认为真正的理性应是“实践理性”，也就是他所倡导的交往理性。交往理性具有包容性、多维性、对话性、非排他性，体现为行为主体之间的非强制性协商和意见一致的规则。因此，哈贝马斯认为要化解科学技术统治而造成的现代社会危机，必须弘扬“交往理性”，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确立言语的有效性基础，建构主体间性，改变生活世界，从而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3.1确立言语的有效性基础
哈贝马斯将交往行为界定为一种语言理解行为，他认为，交往行为的实施主要依靠“以理解为趋向的语言用法”，是绝对服从“以言行事的目的”的行为。“语言理解的具体功能表现为：互动参与者就其言语行为所要求的有效性达成一致，或者充分注意到相互之间的分歧。言语行为提出了可以批判检验并且以主体间互相承认为基础的有效性要求。言语行为获得约束力的具体用途在于：言语者用他的有效性要求明确保证，必要的时候，他的有效性要求可以用正确的理由加以验证。”这就是说，交往行为本质上属于言语行为，语言理解在交往关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由此也可以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有着坚实的语用学基础。在交往行为理论中，～般理论是普遍语用学，这也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基本前提。普遍语用学，就是分析语言行为，研究语言的交往职能，探讨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关系，阐述两者之间如何达到相互理解的规范性、一般性的前提条件的学说。
哈贝马斯将言语行为视为普遍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意味着把语言纳入广泛的生活背景和人际关系中考虑。那么，建立平等的、合理的言语行为模式便是行为者达成共识和理解的关键。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的首要任务是确立言语的有效性基础，即交往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必须普遍遵守的规范。他指出：“在交往行为中，言语的有效性基础是预先设定的，参与者之间所提出的(至少是暗含的)并且相互认可的普遍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使一般负载着行为的交感成为可能。”从中我们得出言语的有效性基础或普遍性规范即可领会性、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哈贝马斯认为，这四个条件是通过言语达成理解的前提条件，任何进入交往的主体都必须遵循这些条件。可领会性要求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领会的表达，以便说者和听者能够相互理解；真实性要求言说者表述的内容是真实的，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正确性要求言说者必须选择本身正确的话语，以便使听者能够接受，从而使说者和听者能够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真诚性要求所表述的内容来自内心，以便昕者能够相信说者的话。
任何一种言语行为只有满足了这四个条件，才能成为有效的言语行为，从而保证交往行为顺利进行。不过，这四种基本要求并不是完全平行并列的。对一个言语行为来说，其中最主要的是“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因为，任何一个言语行为，只要符合语法规则、组成一个完整的语句就能满足可领会性要求，但是，“一个交往性的、成功的言语行为除了语言学表达的可领会性外，还要求交往过程的参与者准备达到理解，要求他们高扬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等有效性要求，并且相互地予以满足”。也就是说成功、理想的言说行为不仅要在语法方面合乎规则，而且更要满足语用方面的要求即：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通过交往建立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哈贝马斯将基本的话语形式进行了区分：第一种是陈述性言语活动，第二种是表意性言语活动，第三种是规范调节性言语活动。在这三种言语活动中，交往都围绕着一个特定的有效性要求运转：陈述性言语活动主要是陈述事实，对应于客观世界，突出强调了真实性要求；表意性言语活动着重于言说者情感的表达，对应于主观世界，突出强调了真诚性要求；规范调节性言语活动，意在说明言说者与听者双方遵循或损害社会规范关系的意义，对应于社会世界，突出强调了正确性要求。当然，在现实的生活中，三种话语形式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言语行为有效性基础，是保证言语行为参与者之间彼此能够相互理解的前提和条件。
3.2建构“主体间性”结构
交往行为者遵循言语的普遍有效性要求进行交往，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其核心是建立“主体间性”结构。所谓的“主体间性”结构，即主体一主体结构，是一种自主、平等的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或相互作用。主体间性理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范式的核心范畴。哈贝马斯提出的主体间性特指的是通过语言，并遵循普遍性的规范而建立起来的平等的、合理的主体间结构。强调了语言符号系统在交往行为、文化再生产以及社会进化中的作用。语言蕴含着一种双向理解的模式，它是对话双方通过交谈来达到对彼此话语的理解，通过交往而达到协调，是人类得以生存与延续的基本前提条件与状态。同时，“主体间性”这一概念构成了个体之间自由交往的前提。正是由于有了主体间性，个体才能通过人际之间的自由交往而找到自己的认同。
“主体—主体性结构”取代“主体—客体结构”便意味着社会历史理论的重大转变。哈贝马斯的这一思想十分深刻，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由于物质的匮乏，阶级的冲突等原因，以“主体一客体”为核心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进化和社会历史理论中始终处以核心地位，而以“主体间性”结构为核心的交往活动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无论是早期社会以血缘关系和情感关系为基础的自然交往，还是近代社会以阶级关系和社会分工为背景的角色交往都是不平等不合理的交往，在这些交往中“主体—主体”关系降格为“主体—客体”关系。这也恰恰就是韦伯等思想家所分析的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即劳动的合理化导致了交往的不合理化。因此，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恢复人的主体性，建构主体间性使交往行为合理化是扬弃物化的根本途径，也是解决全球化问题关键所在。
3.3改变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思想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占居重要地位。哈贝马斯认为，要真正实现交往的合理化，应当用生活世界理论来为交往行为理论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社会文化基础。在现实生活中，工具理性调节的主要是政治、经济等系统或体系，而交往理性主要调节的是生活世界。发达社会的文化危机在于工具理性的过度发达导致了交往理性的不发达，即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表现为生活世界被“殖民化”。
那么什么是“生活世界”呢?哈贝马斯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生活世界不是世界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它是为行为主体提供给定的文化传统力量、规则体系和价值支撑的条件和背景世界。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包括三大结构成分：文化、社会和个人。他说：“生活世界作为资源，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文化、社会和个性。文化是一种知识储备。交往行为者通过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并用这些知识储备来做出富有共识的解释；社会，严格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力量而言，是一种合法的秩序，依靠这种秩序，交往行为者通过建立人际关系而创立一种建立在集体属性基础上的团结：个性是一个用来表示习惯力量的术语，有了这些习惯的力量，一个主体才会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才能在各种现成的语境中参与沟通过程，并在不同的互动语境中捍卫自己的同一性。”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的构成要素包含着交往行为所必备的理解功能、行动规范功能和社会功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生活世界的三要素的功能体现了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内容。通过文化传统的反思实现文化再生产，通过对规范和法
律的反思实现社会统一，通过个人同一性和自我实现来完成社会化。因此，可以说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的结果，同时又是是主体间的交往得以展开的现实基础、文化世界。交往的“不合理化”在现实上表现为生活世界被各种系统所“殖民化”。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哈贝马斯看来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系统的复杂性增强，系统的独立性也在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理性化的经济系统和科层化的行政权力系统开始摆脱原来的由生活世界所形成的交往规则和价值信念，开始在金钱和权利支配下自律地运行。独立化的系统反过来开始干预、破坏生活世界的文化机制，从而导致了生活世界的危机。推动交往理性的合理化就要摆脱“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认为摆脱“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就应当发挥生活世界的理解、协商和非强制性意见一致的功能，拖动文化再生产、社会统一和社会化的协调发展。不过，这种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不是简单地原来的文化共同体回归，而是重建交往理性的合理化。
总之，哈贝马斯提出重建交往理性，使交往行为合理化，强调主体之间应该平等自然的对话，这对解决当今的全球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交往行为合理化要求在平等的前提下进行对话和交流，每一个行为主体在交往的过程中不应受国家、经济制度和行政制度乃至文明模式的干预，不同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应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为避免或减少彼此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提供了现实基础，也为保持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增进各民族和宗教信仰之间的相互信任、友好相处创造了理想的环境。
(基金项目：当代科技观的转变与新的经济和社会运行模式，课题号：105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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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审视 篇11
一、小学生的生理特点以及心理特点
在小学的英语教学中,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对象,因此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生理以及心理的特征来决定其教学模式。其生理特点以及心理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思维方式。小学生最初的思维方式是形象思维,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又会逐渐地变为抽象思维,但由于他们缺乏经验,使得学生们主要是以感性经验作为主体,因此,其主要成分仍然处于形象思维当中。所以,学生们对于一些事物仍然保留着好奇心以及对事物有着极为强烈探索精神。
2.记忆规律。小学生们擅长短时间记忆,对一些自己好奇的,以及不是很理解的事物不用花费太久的时间,便可以将其记住。但是,学生们的注意力要比记忆力差得多,他们经常会被一些好奇的事物而吸引,因此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
3.心理。小学生们的好奇心是最强的,在这个年龄段,他们会喜欢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并且会善于表现自己,有了成绩后,会迫不及待地向家长、老师或同学们炫耀,但与此同时,他们却没有自己明确的计划,以及学习目标,只是有着单纯的从众心理,或是某种特殊心态。
4.智力。小学生们已经具备了自身生活经验,有着自身的学习方法以及略有狭隘的认知世界,对一些知识已经有自身的理解,但却不是很深入。
二、小学英语教学的对策
1.激发小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语言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同时,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又受到国家文化的限制。如果学生们对一个国家的文化丝毫不了解,就盲目地学其语言, 一定会与当地的文化脱节,这样,是根本没有办法学好这门语言的。对于小学生而言,要学好英语,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从了解英语国家的民俗文化以及背景知识入手,进而,让学生们对两国语言的差异进行分析,使学生们能够掌握好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使用不同的用语,这样, 才能够使学生了解文化的差异性以及自身的辨别能力。
因此,老师们就要根据小学生好奇心强的心理,以及擅长短时间记忆的能力, 而采用结合一些英语国家的民俗文化以及背景知识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教学, 这种教学方式可促进小学生对英语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可加强对英语的语用环境的了解。
2.利用图文并茂的方式,使其教学氛围活跃。老师在讲课的过程当中,要大量地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方式,以声音、视频、 图文等形式进行讲课。因为这样可以通俗易懂地向学生们传授最为原始的英语知识,以及创造原始的英语学习环境,也可使学生们在学习英语知识的同时,对一些英语国家的生活习惯,有着深刻的了解, 能够在感知过程中学习英语,这样会激发学生们对英语学习的积极性。不仅如此, 还可以使他们对西方国家的风土人情以及人文景观有着更深的了解,对不同国家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更加熟悉。
3.开展英语学习活动。开展英语学习活动是提高小学生对英语学习能力的重要过程,老师要将英语课内教学与课外教学很好地结合起来。因为,在课外英语拓展的过程中,不仅会给学生提供一些学习动力, 也会使老师在下一轮的英语教学预设中提供了帮助,这样做,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循环过程。在小学英语课外活动中,老师可根据学生的性格、兴趣,以及各自的特长,采用多种多样的活动模式。如开展英语竞赛活动,可根据不同学生的英语学习能力,针对性地开展一些不同主题的英语竞赛活动, 如英语表演以及英语唱歌比赛等。最好是以班会的形式开展英语活动,因为这样,学生可以很好地表现自我,并且能够在活动中很好地交流。
小学英语教学是英语教学中的启蒙以及入门阶段,是英语教育体系当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小学英语成绩的好与坏,可直接决定后期英语学习成绩的成与败。因此,教育人员应该重点研究小学生独特的生理特征以及心理特点,可根据学生在此阶段中的生理以及心理上的特点再结合学生自身发展的需求,对学生学习英语的心态以及兴趣进行充分的培养,只有这样做,才可以奠定好学生学习英语的自信心,更进一步地提高小学英语的教学水平,为学生们在日后的英语学习过程中打好坚实的基础。
摘要：在我国英语课程的教学当中,小学英语教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直接影响学生今后的英语学习成绩。因为小学生处于人生中的儿童时期,有着特殊的生理特点以及心理特点,小学英语教学应该针对每位学生在这个阶段不同的特殊性,而采取适合学生的教学方式,从而提高学生对英语的学习兴趣以及学习能力。本文重点针对小学生的各种特点,并且根据这些特点提出了一些相对的教学策略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