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审视

社会学审视（精选12篇）

社会学审视 篇1

在现代社会中, 虽然各种高新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并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 但是也应看到这些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例如城市中高速的生活节奏造成了人们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过大, 同时不断面临新的选择和工作难度的持续增加使得人们的娱乐时间与休闲运动也在不断减少, 这对人们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都有着极其不利的影响并促使了很多疾病的发展如“文明病”和“社会病”的产生。因此传统保健体育的传承与发展对于减少疾病暴发、促进人们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提升都有重要影响, 同时对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传统保健体育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 并且其内在价值和人类社会几千年来运动精神和文化内涵有着极好的吻合, 因此对促进人们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的提升的效果明显。因此在世界上诸多国家强调国民健康的今天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社会价值取得了更大的认同。传统保健体育的当代传承与发展实质上是民族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同时也为全民健康运动提供了相关的理论依据。

1 保健体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

1.1 促进社会的平稳发展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因此人们的心理和身体健康对于社会的平稳运行起着基础性作用。保健体育对于预防疾病、延缓衰老、提升健身水平、丰富人的情感都有很好的作用, 因此在促进社会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传统保健体育作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重视。传统保健体育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因此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由于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 同时工作压力加大, 容易在日常生活过程中产生疲劳。因此保健体育就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传统保健体育运动的进行对于增强人们的体制和调节人们的身心健康都有着重要作用。传统保健体育通过注重自身表现形式和内涵的不断发展并对人性、精神等内容进行更好地阐述促进了自身整体水平的不断提升。保健体育的内容不仅仅是放松人的肌肉和促进身体素质的提高, 同时还能更好地促进人们摆脱消极情绪同时消除疲劳和精神疾病。通过大量的实践可以证明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保健健体育的锻炼方式例如气功、太极拳等对于减少人们的急躁、焦虑、易怒情绪、促进性格、开朗、谦虚性格的形成, 减少害羞、孤僻同时促进积极思维的培养都有着重要影响。传统保健体育的进行同时能够减轻劳动人民的工作压力并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例如我国中国传统的武术、太极, 五禽戏、八段锦等都是极好的保健体育进行方式, 其成本也较低, 入门也较为容易。因此传统保健体育的传承与发展对于促进社会的平稳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1.2 促进疾病的防治

传统的保健体育进行过程对于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和疾病的有效防治都有重要影响。随着社会节奏的不断加快, 单调的工作方式和生活节奏容易促使人们紧张、无聊、空虚、寂寞等感情的出现, 这对于人们的健康有着极大的影响, 同时也容易造成疾病的产生同时会导致人体的免疫能力下降和器官的衰退以及身体素质的降低。保健体育通过其独特的健身系统在丰富传统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可以使人们拥有更好地方式来锻炼身体, 从而从内在因素入手减少疾病的发生和提升人们对于疾病的免疫能力。传统保健体育对于显著提高细胞的免疫能力、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因素和维持免疫细胞数量并保持高水平的人体免疫力有着重要影响。传统保健体育的进行可以促使血液供应不足、冠状动脉心脏收缩等现象的有效减少, 并对促进血液的良好循环、提高中枢神经功能、提高各种器官的血液协调能力、预防骨质疏松症、减少肥胖症都有重要影响。例如打太极就是一个很好地消除不良情绪的方法。实践证明长期进行太极运动可以有效减少疾病的发生并促进人们免疫能力的提升。因此传统保健体育的当代传承与发展对于促进现代疾病的有效预防和人们免疫力的提升都有着重要作用。

2 传统保健体育当代的传承与发展

2.1 保健体育研究水平的不断进步

传统保健体育的运动形式大多采取太极、武术等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当代保健体育通过对这些优良的方式进行有效继承并采取更加先进的手段如数字化、信息化手段从而促进保健体育手段的有效革新。体育保健学与运动医学在历史上有着渊源的关系, 在新时期通过体育保健学与运动医学学科内容的有效结合可以促进学科间的优势互补, 从而为推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有效实施、竞技体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和保健体育研究范畴的不断扩大有着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学校中传统体育运动水平的不断提升对于保健体育研究水平的进步也有极大影响。除此之外随着保健体育教学水平的不断提升能够更好地赋予体育保健学以更新的研究课题和内容。与此同时辩证唯物主义和新的思想观点在保健体育中的应用对于人们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和树立人们正确的社会观、价值观都有重要影响。传统保健体育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专业健身房等保健体育设施的不断增多, 对于传统保健体育在当代的合理传承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随着人们科学合理地进行保健体育和有意识地减少生活压力, 对于促进社会的平稳运行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 也为传统保健体育的当代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改进空间。

2.2 保健体育在人们的生活范围应用越来越光

由于我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快。同时人们的工作、心理负担的不断加大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工作压力的增加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在人们的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下降。因此保健体育在人们的生活中的应用范围相比以前广了许多。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使人们的身体活动越来越少并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这些变化尽管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 同时也给社会生活方式带来了许多新的矛盾。实践证明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体育健身已经不仅是某个个体的需要, 也是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保证人体健康发展和人类正常命活动的需要。随着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的全民健身计划在当代的不断深化与实施对于全国人民积极参加体育健身活动, 充分反映社会发展的趋势与需求有着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保健体育不仅仅可以促使人们身体素质的上升同时在调整人们的心理水平方面也有重要的影响。现代的健康观念已经不仅仅涉及到了身体上的疾病, 同时对人们思维、精神的和谐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对于国家的健康需求满足有着重要影响。需要强调的是在传统保健体育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 通过保健体育运动的不断进行, 可以使得人们更多的走出去对这个世界进行了解并对人的们文化水平的提升和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实现都有重要影响, 同时对人们寻求和谐关系和社会自身的有效调节、人们情感的健康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最终促进了我国社会的平稳发展和快速进步。

3 结语

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传统保健体育在如今也有了广泛的应用并对我国传统体育项目的实践效果有着重大提升。传统保健体育活动的顺利发展对于提高我国人民的身体素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促进作用, 同时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身心健康和人们的平均寿命的延长, 最终促进我国社会的平稳发展。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健康和保健体育也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因此传统保健体育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也在不断的传承和发展并对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从阐述保健体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入手, 对传统保健体育的当代传承与发展进行了社会学审视。

关键词：保健体育,当代传承,社会学审视

参考文献

[1]谭克理.传统保健体育当代传承与发展的社会学审视[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0, 6 (10) :33-35.

[2]陈永辉.论传统保健体育与和谐社会理念[J].船山学刊, 2010, 1 (1) :21-23.

[3]袁跃, 张庆武.论传统保健体育的保健作用[J].安徽体育科技, 2007, 3 (6) :45-47.

社会学审视 篇2

科技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历史审视

历史地、辩证地考察科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发现,二者的互动过程是一个辩证的.否定过程,其大致经历了古代科技与农业社会的原始融合、近代科技与工业社会的分离、当代科技与知识社会的全新的全面融合等阶段;各阶段特征迥异但又紧密相连,从而构成科技与社会互动历史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作 者：蒋美仕 刘业军 雷良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3刊 名：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年，卷(期)：23(4)分类号：C919:G关键词：科学技术 社会 互动 历史 审视

重新审视国企之社会责任 篇3

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理念引入中国以来,经历了一个从理论探索到“本土化”实践的复杂过程,尤其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诸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甚至是“血汗工厂”等问题日益暴露及恶化,使得企业的社会责任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然而,就我国的发展现况来看,无论是在理论探索上还是在实践过程中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对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和实践机械地照搬照抄或修修补补。而事实上,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同,如政治、法律、经济、历史文化等,使得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实践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要探索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体系就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此外,作为一种特殊企业组织形式的中国国有企业不仅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而且其功能和地位也不同于一般企业。因此,对中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仅要出于道德动机和经济动机承担起一般企业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且要出于政治动机承担起一系列的特殊社会责任。

一、企业目标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企业存在的唯一合法目的就是为投资者创造最大化的利润,即股东价值最大化,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曾指出,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对自由经济的极大破坏。尽管这一观点在当时被广泛接受,但爱德华德·弗里曼(Edward Freeman)却提出了与之相对立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他强调,良好的公司业绩的评估依据不应仅取决于股东的满意程度,而且还取决于企业其他相关利益者(如顾客、雇员、供货商、社区,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满意程度,即企业应该以满足全体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为目标,给予这些不同的群体以“关怀”。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也认为,企业的目标并不只是实现经济绩效,还要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经济绩效是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但并不是全部的社会责任,企业还必须满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在德鲁克的基础上,迈克尔·杰森(Michael Jensen)认为,企业要实现价值最大化,不仅要满足利益相关方的需要,而且要获得企业的各个利益相关方——顾客、雇员、经理层、供应商和社区——的支持,即“开明的价值最大化”。在杰森看来,企业之所以会进行社会责任投资,主要是出于道德和经济两种动机,道德动机强调企业应该对其利益相关者负责,而经济动机则强调企业应该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整体策略的一部分以促进其实现利润最大化。由以上分析可知,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派还是其反对者,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或者说是股东价值最大化都是其企业目标,只是被赋予的重要程度不同而已(即使是利益相关者理论也没有否认企业对于股东的重要责任)。因此,不论是出于经济动机还是道德动机,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都是由企业的这个目标所决定的,以此为基础,企业制定其社会责任战略。

应该说,我国的国有企业一方面应像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那样,对于弥补市场失灵和国家发展战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类似于一般的企业,国有企业也必须实现价值最大化并且兼顾各个利益相关者集团的利益。然而,基于中国特色和发展所遗留下来的国有企业数量庞大这一特点,使得国有企业作为财政支出单纯为弥补市场失灵和国家发展战略而存在是不可行的。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性质也决定着其生来就并不仅仅是以实现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看,国有企业之所以称之为“国有”,是因为它的投资人为国家(人民)。因此,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在社会责任、义务以及公共政策目标等方面的要求和标准要比其他类型企业高得多,即国有企业必须承担着社会主义国家赋予的一系列其他类型企业无力或无法实现的责任,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国有企业不仅要出于道德动机和经济动机承担起一般企业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且要出于政治动机承担起一系列的特殊社会责任。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中包含着经济的目标又包含着非经济的目标,但其特殊的社会责任应更偏向于非经济的目标。正如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的国有企业要履行政治责任,同时也要履行经济、道德、法律、环境资源和慈善等社会责任。

二、中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上面的分析不难理解,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之所以不能照搬西方的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而必须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责任体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东西方不同的制度环境。按照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定义,制度是人类创造的约束条件,它们为政治、经济和社会交往提供了结构,这就是“制度结构”。这种结构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制度或规则,是指国家、政府或统治者等按照一定的目的和程序,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规则以及契约等法律法规,以及由这些规则构成的社会等级结构;另一类是非正式的规则,是指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因素。那么,从这一角度来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因素应该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正式制度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制度约束。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责任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是非政府组织而不是政府,而在中国,由于非政府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影响力还远远不够,因此政府就成为了推动社会责任运动的主导力量。早在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明确要求;2008年国资委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第一次通过系统性、纲领性文件对我国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要求。在地方政府层面,如广东、山西、上海等地也都积极促进本地区企业开展社会责任工作。国有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带头执行政府政策的主导力量。

第二,法律制度约束。1994年颁布的《公司法》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但是该法在很多方面都体现了社会责任的理念。如第十四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遵守职业道德,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接受政府和公众的监督;第十五条规定的保护职工合法权益,加强劳动保护,实现安全生产等。2006年经过修订后的《公司法》在第五条中将履行社会责任正式纳入了该法律体系当中。此外,《劳动合同法》、《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和《反垄断法》等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有些法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定会出现内容上的界定不明确等问题,往往容易导致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法律产生不同的甚至是模棱两可的理解,从而导致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产生扭曲的社会责任实践。

第三,经济制度约束。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区别就在于国有企业还承担着实现国有经济功能的目标,因此,“国有企业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国家责任、社会责任之使命,这是由国有经济制度这一制度安排内生决定的”。另外,国有企业大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国有企业还必须在履行社会责任时起表率作用,承担起比一般企业更高和更多的社会责任。

从非正式制度来看,由于国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一般以引入西方社会责任理念为主,一方面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本就存在许多社会责任理念,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在中华文明这个大背景之下所孕育的社会责任观必然要和西方传统的社会责任观产生分歧,因此照搬照抄和修修补补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需要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责任理念和实践。正如学者汪丁丁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个异质文明,在两个异质文明传统内,各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之间很难磨合,所以两个文明传统所支撑的制度就很难融通了。在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引进外国的模式与制度一般很难成功,而东欧各国却可以成功地学习发达国家的很多制度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对于中国而言,受中华传统观念“仁、义、礼、智、信”的影响,企业往往更重视履行慈善责任,如教育资助、救灾捐款、疾病控制等,而在西方,这经常被视为是低级的甚至是做表面文章的社会责任行为。另外,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之下,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一般是先行者并且起着表率作用,社会公众对国有企业的期望也更高、关注也更多。

三、中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三维度分析

由于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制度环境,因此就决定着国有企业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这两种“硬”的和“软”的力量作用下,必然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比一般企业承担更多和更高的社会责任,这也体现了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特殊性。在探析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时,我们认为,应该从宏观、微观以及企业内部组织三个维度来考察。宏观意义上,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有其政治性和全局性,基本表现为社会稳定与进步、就业、经济责任中的宏观调控职能;从微观上看,国有企业也是企业,经济责任的利润实现、法律责任的依法经营、环境保护、顾客至上、质量第一、公益事业、商业道德都是其必行的社会责任;就企业内部组织而言,员工是企业最大的财富也是最大的责任。

我们首先从宏观上分析国有企业在国有经济功能实现过程中所蕴含的社会责任。第一,国有企业可被作为一段时期内实现国家发展战略或改善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地位的有效手段。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既有经济赶超的目标,也有特殊的国际形势下所形成的国家安全目标和重要产业的国际竞争目标,而国有企业可促进资本密集型产业、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加快本国的工业化进程。第二,国有企业可以解决某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合理化。这其中既涉及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涉及不同产业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一种可能是因为国家现行经济政策与市场体制无法激励足够多的民间资本自发地进入这些领域,如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投资回收期长,就缺乏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另一种可能是,虽然民间资本想进入这些领域,但由于沉淀成本过高,且政府无法提供足够低的管制成本,使得民间资本很难自由的进出,因此更需要国有企业的进入。第三,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制度创新无法完全获得其全部收益,因此需要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国有企业的榜样作用,特别是在信息不完全、信息费用较高的经济体制中,更需要国有企业行为的先导,这会给其行业内造成借鉴和引导,提供对整个行业的正外部性。第四,国有企业还可以被用作平抑经济周期大起大落的稳定器。当国家、地区或行业经济处于景气周期中,国有企业的边界可以适度收缩,而当经济步入低谷时,国有企业的边界可以适度扩张。财政政策对市场主体的直接进入,可以最直接地起到稳定社会经济的作用,特别是当国家陷入严重危机时,国家可以通过新设国有企业或通过国有企业以大面积的并购或接管的方式,挽救陷入经营困境的其他类型企业,通过增加全社会投资、增加就业机会、平抑物价水平,以克服经济动荡和带动经济复苏。

国有企业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这两种“硬”的和“软”的力量作用下,必然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比一般企业承担更多和更高的社会责任。

从微观上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而言,国有企业也是企业,而作为企业的共性,必然有其盈利性目标,但是在国有企业盈利的过程中,一定要尽量避免其政治优势与资本优势所带来的低效率。因此,作为一般企业的榜样,国有企业更应将提高利润、依法经营、环境保护、顾客至上、质量第一、公益事业、商业道德等作为必行的社会责任。那么如何更好地使企业履行微观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呢?首先,建立基于社会责任的企业文化,使得提高利润、依法经营、环境保护、顾客至上、质量第一、公益事业、商业道德等责任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并且形成相应的价值判断。企业文化不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在表现,也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如果这种价值判断深入人心,那么企业就是有生命力的,就是更加团结并且拥有更完善的社会责任宗旨的。其次,完善社会责任的评价制度,大力宣传社会责任制度观念。一方面,从消费者的选择给予企业外部压力,从而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建立良好的反馈系统,不仅仅是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制度的反馈,也是市场交易状况的反馈,一个有良好反馈、能产生有效调节的系统,会使得更完全的信息被展现,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运作效率,进而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完善。再次,建立竞争领域的公平竞争氛围。在竞争领域引入其他类型企业,并且给予政策扶持,促进公平竞争,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的危难意识,从外部强迫国有企业塑造更好的榜样作用。最后,建立良好的政治环境。良好的政治环境是市场的重要保障,从政治的高度保证社会人士的监督和与其他类型企业的竞争,使得党不只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全体人民的代表。

社会学审视 篇4

一、冲突———追溯“择校热”现象的社会根源

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 使得教育经费投入水平、师资配备、教学设施设备以及教育质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上世纪80年代初, 为了较快提升中小学的教育质量, 中央提出把部分学校建设成为“重点学校”的方针, 由于“重点学校”在经费投入、教师分配、设施更新等方面优势突出, 因而拉大了与普通学校的差距。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 社会公众对教育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正所谓“一步为先、步步为先”, 谁能优先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谁就会优先获得较好发展机会的事实, 更激发了公众期盼望子成龙的内在需求。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一些学校千方百计挖取优质生源, 借“升学率”提高知名度, 以知名度来吸引低分生, 从而收取择校费。2006年9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出台, 它更强调确立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新机制和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尽管政府加大了对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 但是教育资源的总量, 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仍然非常稀缺, 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 这就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热”现象屡禁不止的社会根源所在。对于“择校热”现象我们不应该也不可以简单地做出利弊或是非的判断, 而应理性地对待。

社会学冲突理论认为:“社会上不同的利益群体, 会为争夺稀缺的社会资源而相互竞争、冲突。”[1]从表面上看, “择校热”现象只反映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公众为孩子选择优质教育资源的事实。实际上, 它所反映更多的是不同的受教育群体之间的社会冲突, 换句话说是不同的群体出于各自的利益立场对其做出的不同反应。正如前面所提到的, 学校通过挖掘优质生源提高学校名气, 公众出于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缴纳择校费, 这一现象尽管违反了国家规定的“就近入学”制度, 却反映的是以非正当手段表现的正当诉求。不难看出的是, “择校热”现象本质上表现的正是人们自然选择过程中所造成的“择校”与“就近入学”制度之间的剧烈冲突。而这一现象持续发展的源头正是价值观念和个体利益相互竞争的过程。由此, “择校热”现象更应以一个社会问题加以对待。

二、透视冲突———“择校热”现象的社会学审视

“择校热”现象背后的关键力量是社会冲突的不断演化, 如果要寻找化解这一矛盾冲突的“良药”, 我们可以借鉴马克思曾经描绘的这样一幅场景:“当社会中充斥着在稀缺资源分配上的冲突, 充斥着有价值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性, 就会使目标与利益在冲突中极端化。”[2]因此, 笔者认为, “择校热”现象是一个集合了社会观念、利益及价值冲突整合于一体的复杂社会问题。

1. 观念冲突:预想与现实的断裂

中西方在择校问题的对待和处理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正如前面分析, 我国择校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与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不断提升之间的矛盾。择校是家长们为了替子女寻求更好的教育资源而产生的一种自然选择, 我国政府对择校的态度是不提倡甚至禁止的。而西方发达国家对择校是鼓励和提倡的, 其目的是要提高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也是政府推进教育市场化的一种有效途径。相对于我国的学生和家长而言, 择校所获得的优质教育有其连锁的社会回报:优质的教育资源———就读名牌大学———良好的就业机会, 这种连锁的反应已经在这个社会的运行中得到了反复强化, 其结果是毋庸置疑的。这一反应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家长、学校、学生都围绕着高考的指挥棒前行, 陷入了应试教育的怪圈无法自拔。于是在预想着平等享有教育资源同现实冲突的迥然下, 越来越多的家长通过“择校”手段来得到两者平衡。

2. 利益冲突:择校者与未择校者的博弈

在市场经济时期, 人们总是趋利避害的。为了能争取更好的教育资源, 公众会通过各种渠道让自己的孩子上个较好的中学、大学, 以后能有更好的发展, 这是一种本能的想法。如《学会生存》一书所言:“家长们一般希望他们的子女得到比他们自己更高程度的教育。即使教育所开辟的广阔前景实际上是虚幻的, 人们仍是把教育视为促进社会变动的基本手段。”“择校热”现象正是公众出于这种趋利的念头接踵产生的, 若所获得的利益差距越大, 行列中加入的人就越多。根据我国现在的国情, 要实现人人都享有优质的教育资源是不可能的。也正是这种不可能性造成了不同受教育群体的利益冲突。马克思认为:“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固定的利益冲突。当社会群体意识到他们在资源分配中的利益并寻求减少不平等性时, 他们将对系统的合法性提出质疑。”[2]当然, “择校”群体所质疑的并非合法性问题, 而是公平性问题。公众认为, 接受优质教育并非是某一小部分人的特权, 在受教育机会面前应该是人人平等的。但若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学质量就有天壤之别, 那么将来在进入名牌大学就读甚至将来就业等问题的机会又怎会公平呢?由此可以看出, 优质教育资源享有者、通过择校获得优质教育者和无能力获得优质教育资源者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利益冲突。

3. 价值冲突:权利和责任的失衡

当前, 尽管各地方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禁止义务教育阶段择校和乱收费的政策法规, 但是各个城市的择校活动始终没有停止, 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究其原因还是地方政府在公共教育资源上的非均衡配置结果创造了择校的条件。[3]现阶段, 我国采用户口所在学区就近入学的方法, 这种方法虽然确保了适龄儿童都有学上,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公众想要的是上好学。经济发展程度、师资水平等的不同, 使得受教育者的权利受到了限制。择校群体不顾“就近入学”制度, 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条件下毅然决然地进入“择校热”的行列中。对“择校热”现象背后的深层追问, 则在于政府均衡配置教育资源的权利和公民正确选择教育的责任两者之间的矛盾。但教育权是最大的公平权, 在接受优质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上, 政府责无旁贷。

三、化解冲突:缓解“择校热”现象的对策

对“择校热”现象表现出的冲突进行分析之后, 我们清晰地看出“择校热”现象不仅是教育界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更是急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只有化解公众这种追求“择校热”的心态与政府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之间的剧烈冲突, 才可以有效地缓解与解决“择校热”现象。

1. 转变观念:正确对待择校

政府和家长对待“择校热”现象均需要转变观念。首先, 政府对待“择校热”现象是不应一味制止, 而应多重疏导。要充分认识到教育选择的重要性, 尊重公众的教育选择权。从人的发展角度看, 允许教育选择就是承认人有差异性存在, 尊重教育选择权也是教育公平的内在要求。其次, 要科学的引导家长的择校需求。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 很多家长在对待择校问题上主要折射出三大心理动机: (1) 从众效应。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与其生存和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 因此人们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也日趋强烈。 (2) 承担社会责任意识。“责任意识”主要是指中小学生的家长更多地将养育孩子认同为一种“责任”, 这种责任具体表现在对孩子教育的用心程度上。 (3) 满足社会成就需求。在择校过程中, 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另一种社会动机, 即择校满足了部分家长的社会成就需求。[4]从以上三种动机可以看出, 公众在择校过程中, 存在着教育崇拜的倾向。要使家长认清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并不是孩子进入名牌大学、未来一片光明的充分条件。家长在选择学校的类型时不能只看学校的师资、配置, 应更多的考虑这所学校是否能够较好地考虑孩子的身心发展、因材施教等, 让广大家长认识到适合自己孩子的学校才是好学校。只有在政府、家长转变观念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解决与防止“择校热”现象。

2. 均衡发展:最大限度实现教育公平

教育均衡发展是教育界乃至全社会追求的远大目标, 是教育的发展方向, 教育均衡体现的是教育公平理念和教育平等原则。《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也明确指出, “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制, 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 均衡配置教师、设备、图书、校舍等资源”。事实上, 只有保证每个受教育者拥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和获得相等的公共教育资源份额的权利, 才能体现教育的公平和科学公正的教育资源分配。推进均衡发展需“进一步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发展, 促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进程, 努力缩小学校间办学条件的差距, 均衡配置教师资源, 逐步实行统一同区域教师工资标准和补贴标准, 推动城乡教育对口交流和教师均衡配置, 最大化实现教育公平”。[5]

3. 明确价值:制定法律使之合法化

在面对择校费愈升愈高的情况下,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规定使择校活动合法化、公开化、透明化, 根据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合理的规定择校费用, 防止腐败的滋生, 同时也让教育呈现多元化。其实“基础教育也有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任务, 要为学生提供多种选择, 重视拔尖人才的培养, 提倡学校办出特色”。[6]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每个学生都享受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另一方面也要能够给学生提供最适合的教育。在“择校热”现象方面, 美国的“特许学校”择校制度给予我们很多的启示, “特许学校”不仅给那些有能择校的学生进行教育选择的权利, 而且给所有的学生选学校的机会, 同时给弱势群体和处境不利的儿童提供选适合其发展的学校教育机会。所以当前我国也不应固守禁止择校原则, 而应根据国情, 研究一个公平、公正、公开、富有操作性的合法的择校制, 用法律使择校有章可循, 摆脱目前表面禁止择校, 私下择校风盛行、屡禁捕止的局面。

总之, 任何社会群体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择校热”现象存在的社会性, 正确认识到不同群体利益的冲突激化是导致“择校热”现象蔓延的原因。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从根源上缓解和防治“择校热”现象的产生, 这需要政府、社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

摘要：从社会学角度看, 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热”现象并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 而是集合了观念、利益及价值冲突于一体的社会问题。运用社会学冲突理论对“择校热”现象成因进行分析和深度追问, 可以清晰地认识政府、学校、择校群体之间存在的观念、利益、价值冲突, 可以通过转变观念、均衡利益、明确价值来缓解和降低“择校热”过程中的冲突。

关键词：择校热,社会学,冲突

参考文献

[1]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328.

[2]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上册) [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6:163-164.

[3]陈静漪.义务教育择校: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探析[J].现代教育科学, 2008 (12) :7-9.

[4]郑旭敏.社会心理学视角:中小学择校现象的成因分析[J].青少年发展与教育, 2010 (3) :17-19.

[5]王佐书.全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多途径解决择校问题, http://www.jyb.cn/china/gnxw/201012/t20101209_404995.html.

社会学审视 篇5

论文关键词:社会语言学 公益广告用语 礼貌原则

论文摘要:本文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公益广告用语的语用基础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我们对收集到的公益广告的语言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公益广告制作者根据其主题的需要,对礼貌原则采取了灵活运用。

一、引言

众所周知,在广告的诸多因素之中,广告的语言对人们的影响力是最不容忽视的,它对人们的心灵产生冲击,使人们的情绪为之兴奋从而对广告的内容产生兴趣,最终达到广告的效果。可以说,语言的活力在广告语言中体现的最为显着,因此,有学者提出:“新世纪对语言学界也提出了新的使命,走出书斋,关注社会语言的运用,对广告创意、广告语用的研究进行切实的考察和科学的研究,这是社会语言学家当前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二、公益广告的界定

关于公益广告的定义,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余明阳在新时期的着作《公益广告的奥秘》一书中综合其他各家说法的精髓而给出以下定义:所谓公益广告,是指不以营利为直接目的,采用艺术性的表现手法,向社会公众传播对其有益的社会观念的广告活动,以促使其态度和行为上的改变。

三、公益广告用语的语用基础

语用学是理解语言、使用语言的学问,是讲究语言合适、得体的学问。广告是社会用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这种影响将日益扩大。广告语言作为直接为经济服务的一种手段,是社会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在运用礼貌原则时,公益广告用语有其自身的特点。礼貌原则及其运用如下:礼貌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规范,言语交际行为也必须遵从这种社会规范。礼貌原则即是言语交际中应遵从的礼貌规范。英国语言学家利奇把礼貌原则划分为六类准则:A.得体准则:尽量少让别人吃亏,多使别人收益。B.慷慨准则:尽量少使自己得益,多让自己吃亏。C.赞誉准则:尽量少贬低别人,多赞誉别人。D.谦逊准则:尽量少赞誉自己,多贬低自己。E一致准则:尽量减少与别人的分歧,增加与别人的一致。F.同情准则:尽量减少双方的反感,增加双方的同情。其实,这几点概括起来说就是:说话人说话时往往都尽量多给别人一点方便,尽量让自己多吃一点亏,从而在交际中使对方感到受尊重,同时反过来获得对方对自己的好感。

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不同,商业广告制作的目的是希望公众了解它的产品或商标,从而作出购买行为,这实际上是一种不礼貌的指令性行为,因为它实质上是不同程度地指使受众做事(购买它的产品)。所以,它往往以隐藏交际意图为策略,大量运用婉转间接的手法和礼貌的言辞来打动消费者的心,通过言语内容刺激消费者的情感,产生购买的动机。而公益广告是无偿为广大受众服务的,它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公众过的更好,所以本质上并不存在礼貌与不礼貌的问题。大多数时候,公益广告用语是遵循礼貌原则诸准则的,它让人们在一种愉悦的氛围中领略它的意图,或者接受它传播的主题。

大部分公益广告用语是遵循礼貌原则的,因为它是与公众的对话,目的是让公众接受它的宣传。但有的时候,如要表现规劝说服、提醒警示及讽刺批评型等主题时,只是一味遵循礼貌原则并不能达到它的目的,这时就要通过违反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准则,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例如下面一组以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为主题的平面公益广告:

“不能……杨白劳——劳而不获”

“我们不愿意看到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为现代的杨白劳,心血和劳动白白成为别人的大餐。

站出来吧,保护自己!”

“反对……齐白食——不劳而获”

“知识产权的盗版者和部分无知的消费者

不要在继续下去了。

停止吧,你们!”

这组广告是由广东黑马广告公司制作的“白劳与白食”公益广告,获得最佳创意奖。它用短小的字句与字序,义正词严地规劝人们要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很明显它违反了赞誉准则和一致准则,夸大了对那些知识产权的盗版者和部分无知消费者的贬损,表现出自己对他们的极大愤怒,同时也表达了对一部分知识分子不会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不满。但是它的规劝说服效果却十分的好,因为它揭露了盗版者的丑陋面孔,对他们提出了严正警示,也道出了对一部分无辜的知识分子的同情,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礼貌原则是当代语用研究为促进言语交际提出的两条重要的准则,它们对各种言语交际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公益广告语言也不例外。它是通过各种媒介进行的、试图说服受众接受其主题思想的间接语言行为。它与受众不是面对面的,所以它更要遵守言语交际的基本规则,从而增进受众合作的积极性,以实现好的交际效果。

参考文献:

[1]Yule, G. The Study of Langu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郝瑞英:《广告语言的违规》,《四川教育学院学报》,.5。

社会学审视 篇6

关键词：低碳社会；广告文化；伦理

中图分类号：B8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188-03

正如法国广告评论家罗贝尔·格兰所言：“我们呼吸着的空气，是由氮气、氧气和广告组成的。”[1]当今社会，广告已经充满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广告俨然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广告文化业已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在追求商业目的的同时，也改变着受众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但是，深受工业社会影响的、高消费模式的广告文化导致了消费异化，其实质就是人的心灵与自然环境的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式的恶变，使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均深陷在人自身招致的巨大危机里。现今，唯有树立低碳消费伦理观、宣传绿色广告文化，从源头上改变消费观念，实现对高碳消费行为的内在约束，矫正过度消费、奢侈消费、异化消费，才能从根本上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

一、广告文化加剧了消费异化

广告文化的本质并非文化，而是利用文化的手段达到广告的目的。广告并非是简单地把商品信息传递给消费者，而是从精神层面唤起消费者的欲望，把广告的深层文化价值灌输给消费者，从而使消费者改变消费观念，完成购买，实现某些社会群体的经济效益。简单地说，广告文化是试图在一个隐秘的层面上，构建超越商品价值规律的符号价值，使商品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价值载体。消费也不再是为了满足合理的需求，而是冲动与欲求的结果，成为彰显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这种被广告文化绑架了的消费观念，加剧了人们对物质的崇拜，使人在对物的依赖中走向消费异化。

消费异化是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异化观在消费领域内的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剩余价值的产生与资本的内在逻辑，指出其以“过度生产”来实现资本扩张。在现代社会中，资本积累已经从生产领域扩展到了消费领域，以广告文化为主导的符号消费已经成为资本积累的新形式。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德里亚曾指出，现代社会已经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资本逻辑进入到了符号逻辑，已经从生产社会过渡到了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中，“物的使用价值消解了，符号价值站在了最前面”[2]。这种被符号诱导的异化消费主要表现在：第一，盲目或即兴消费。人们得到某些商品的过程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需要，而是通过广告文化在人们的需要与商品之间产生一种联系，引发购买行为，从而把追求消费当成真正的满足，使消费成为一种非理性的狂欢。第二，奢侈性消费。受广告文化和从众攀比心理的诱导，产生不必要的消费行为。不是以满足生存与保证一定生活质量条件下的消费，都可以归为奢侈性消费。奢侈性消费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浪费。很多人对广告所鼓吹的“尊贵地位”、“奢华享受”趋之若鹜，为了凸显所谓尊贵的身份与地位、与众不同的时尚品味而进行的不必要的消费，加剧了“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在人对物的依赖中陷入消费异化和人的异化。

消费就本质而言，在于给人一种幸福和满足的生活，人们应该进行着有感情的、有创造性的、有判断力的消费。而消费者在广告刻意营造的文化诱惑之下走进了形形色色的广告形象之中，逐渐淡化自己的理性认识，无限放大自己的消费欲求。即“资本巧妙地借助符号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人们对消费品符号价值的追求，轻松地通过消费品的符号意义与社会区分系统实现了对人的控制”[3]，广告过度地赋予商品的社会意义和符号价值，用膨胀的物欲挤压人的精神空间，造成消费异化，更是加速环境恶化的幕后推手。在今天全球生态危机加剧的情况下，人类毫无节制的消费欲求及其行为必然会导致对自然界无休止的掠夺，加速生态环境的恶化，甚至造成生态崩溃。

二、广告文化的伦理要求

自现代广告不断创造产品销售神话以来，人们一直沉浸在广告文化所产生的巨大的经济效益之中，使得我们对广告文化内涵的认识仅局限于经济学的领域。尽管这一认识是必要的，但伦理的缺场，单纯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广告文化，缺乏正确的价值导向，会使广告文化沦为金钱的婢女，从而成为消费异化的推手。对广告文化进行伦理的规范，不仅极为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一）消费伦理对广告文化的矫正

对广告文化的伦理追问，是对现代消费伦理研究的基本要求。长期以来，节俭是中国传统消费伦理的主流，人们是在怎样的广告文化熏陶中接受了信用消费？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逐渐复苏并迅速发展，在引进现代广告形式的同时，也促进了广告文化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广告人出于职业的敏感，利用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渴望，将消费与人的身份、社会地位以及权利等捆绑在一起，在推销产品的同时，也搭售着“偶像消费”、“享受至上”的生活理念。美国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把这种追求对物质的占有和感官上满足的消费行为称为“炫耀性消费”[4]。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掠夺文化”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消费行为由最初的观望变成欣然接受。

人类的消费要想可持续，必须受到伦理的规范，以新的消费伦理约束人类的消费行为。对消费合理性的评价，经济学家厉以宁曾提出三标准说，即认为合理的消费支出具有三层含义：等于或接近于社会平均消费水平；与个人收入、财力相适应；在资源的社会供给量为既定的条件下不过多地占用或消耗该种资源[5]。可见，消费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通过有限的资源获得商品的最大效益，实现生产、消费最大化的满足。尽管倡导高碳消费的广告文化可以缓解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可以拉动内需、提振经济，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盲目拉动消费不但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误导消费者的需要，最终会加剧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为未来经济的健康发展埋下隐患。

与其说广告文化是推销商品，不如说是创造了一种消费文化，促成了一种错误的消费理念。它在不知不觉中将炫耀型的消费理念根植于消费者的潜意识中，与弗洛姆所倡导的“消费过程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有人性的、有创造性的体验”[6]大相径庭。而以消费伦理为指导的低碳消费是以文明、科学、健康、生态为导向的共生型消费，是对异化消费的矫正，更为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新方向。

（二）生态伦理对广告文化的约束

随着经济社会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人们的生态危机和环境保护意识逐步加强，各界人士都开始反思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而现代广告文化所鼓吹的高消费生活方式，依然漠视地球生态圈的承受能力，变相鼓励对自然资源不加控制的掠夺。在这个被广告文化激起的毫无节制的消费社会中，自然环境恶化、生态系统失衡、臭氧层面积缩小、全球气候变暖、空气污染严重、水资源危机、土地沙漠化、森林植被破坏、海洋资源破坏、稀有物种濒临灭绝等问题接踵而至，地球资源已被人类畸形的欲望搜刮得几近枯竭。

施里达斯·拉尔夫曾指出：“消费问题是环境危机问题的核心，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正在产生着对于环境的压力并威胁着地球支持的生命的能力。从本质上说，这种影响是通过人们使用或耗费能源和原材料所产生的。”[7]广告文化仅仅专注于商品销售以及如何赚取更大的利润，竭力倡导高碳消费，这既误导了消费者的价值观，更是对资源极大的浪费。广告文化功利的价值取向忽略了广告经济价值之外人群与生态环境的利益，更制约了构建生态社会的进程。

低碳消费伦理观催生合理的生态需求，适宜的生态需求又“反逼”生产，进而推动适宜的广告文化发展。我们坐享广告文化带来的经济价值之时，更应该看到广告文化宣扬的高碳消费对于人类自身与生态环境的影响。如果只重视经济效益，轻视广告文化对人类价值观、对环境的影响，则如生态社会主义者科沃尔指出的那样：“为加速资本周转而刺激消费所导致的消费主义既没有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也加速了生态崩溃。”[8]

（三）伦理责任对广告文化的规范

广告文化不仅能推销产品、刺激消费、制造时尚，更重要的是能改变人的消费观念。在建设低碳社会的今天，广告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应倡导符合低碳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在保证消费自由的同时保障消费公正，以实现广告文化的伦理责任。

对于公正，《美国百科全书》这样描述：“公正是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相互恰当关系的最高概念。”它“以一切人固有的、内在的权利为基础；这种权利源于自然法面前人人皆有的社会平等”。公正必须借助权利-义务（包括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来表达。所谓“得所应得”是权利，而“付所应付”则是与权利相对应的责任义务[9]。所以广告文化所宣扬的消费观念必须是符合伦理道德的、符合低碳社会建设要求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新型观念，它应具有以下责任：

首先，能在代内消费自由、代际消费公正和生态环境公正的张力中确立可行的消费方式。消费公正是公平和正义的统一。消费自由并不意味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体现主体的自由，因而消费者在行使消费自由权时，不能损害子孙后代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广告文化应当正视现实，将当代人的自由、未来人的权益以及对生态环境的道德义务统筹起来，为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其次，能在消费权利与生态责任中寻求平衡点。消费的权利与义务是相互对等的。每个消费者都有选择商品进行消费从而维持自己生存与生活的权利，但是消费者在行使消费权利的同时不能逃避由此应承担的生态责任。广告文化应立足于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强调消费者在享受消费权利的同时应该承担由此引发的生态责任，实现消费权利与生态责任的统一。

最后，能为人与环境和谐共生提供合理的消费限度。当今，人与环境处于一个相互依赖、制约共生的整体性系统之中，人类的消费方式决定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摄取程度，自然资源也影响着人类消费行为的持续状态。适宜的、理性的、健康的消费方式对低碳社会建设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利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实现人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三、低碳社会下广告文化新定位

从对广告文化的深层次分析，使我们能够放宽视野，把其放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态环境的背景下，全面地、公正地认识广告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并对广告文化进行重新定位，寻找一条能够实现环境、经济和谐发展的途径。

广告文化决定着商品的附加值、消费的性质与方向。传统的广告文化，只是致力于商品本身，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综合考虑广告文化的传播对人类自身、对后代、对环境资源造成深远影响。区别于传统的广告文化，绿色低碳广告文化则是广告文化发展的方向。其在广告创作之初就综合进行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分析，以保护环境、节约资源、适度消费的低碳理念为准则，从源头上规避广告文化带来的环境损失，是一种关注和考虑广告生态环境属性的先进理念。

第一，绿色的广告理念可以拉动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是满足人类生活质量要求的一种适度的理性的消费。广告文化多以情感诉求为主要的诉求方式，注重研究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以此改变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绿色的广告文化提高了消费者对绿色消费的认知，保护了消费者权益和自然界的权益。正如《绿色消费宣言》所指出的，绿色消费是一种权益，它保障后代的生存和当代人的安全与健康。绿色的广告文化所倡导的绿色消费理念符合低碳社会的发展要求，是实现低碳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二，绿色的广告文化凸显广告人与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广告文化影响着商品的定位，如何制定内容健康、科学的广告文化，实现广告的目的，广告人的知识和责任显得尤为重要。绿色的广告文化尊重消费者的权益，尊重自然界的权益，弘扬绿色伦理规范，体现着广告人与消费者的文明、教养以及社会责任感。

第三，绿色的广告文化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互利共生。绿色的广告文化在内容上追求商品与自然的完美结合；在创意上主张人本主义、生态主义；在诉求上以环保、健康、科学为诉求点；在表现上以绿色视觉传达为主要形式。绿色的广告文化通过和谐的具有人文精神的沟通方式，倡导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合理适度地利用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互利共生。

总之，绿色低碳的广告文化立足于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强调消费者在享受消费权利的同时应承担由此引发的生态责任，实现消费权利与生态责任的统一，将人从消费异化的价值观中解放出来，力图构建一种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新型关系，为低碳社会建设提供了强大的道德支撑。

参考文献：

[1]亦杰.一个广告人的手记[J].税收与社会，1996，（6）.

[2]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王欢.符号逻辑通过调动消费欲求实现对人的控制[J].前沿，2009，（10）.

[4][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5]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6]陈学明.痛苦中的安乐[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7][美]施里达斯·拉尔夫.我们的家园——地球[M].夏■堡，等，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

[8]陈永森.科沃尔对资本反生态本性的思考[J].国外社会科学，2010，（6）.

社会学审视 篇7

山西形意拳作为中华武术著名拳种之一,经过历代传人不断钻研、实践、总结、提高,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讲究以意领气、以气导力、意形二表,形意一体,通过对行与意的相互调节、内与外的相互作用达到体用兼修的功效。形意拳以三体式为基本功,以五行、十二形为基本拳法,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其拳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象形取意,取法为拳”,讲究“肢体形于外,心意成于中”。

近年来,在地域文化倍受社会关注的同时,山西地方史学研究、晋商研究成果也屡掀新潮,形意拳作为山西地域文化、经济文化等综合因素作用下的特殊产物,在地域文化发展过程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因此,本文通过对影响山西形意拳发展的人文社会因素进行分析,把形意拳的发展放入山西地域文化特定的生存环境中考察,以释读形意拳的发展成因和文化建构,以期扩大形意拳研究的视野,为山西形意拳的研究抛砖引玉。

2 形意拳的起源与发展

形意拳脱胎于心意拳而自成体系,它讲究象其形,取其意,要求心意诚于中,肢体行于外,是非常注重内意和外形高度统一的拳术。目前关于形意拳的起源说法不一,有达摩创拳说、岳飞创拳说等等,这些说法都无从查考。目前相对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形意拳是从心意六合拳中衍化而生的,它的创始人是李洛能。李洛能曾学得姬际可这套心意六合拳,并在这套心意拳的基础上开创了著名的形意拳。李洛能在学成之后,在山西太谷边教学边研究拳艺,并在深入研究戴氏心意拳的基础上改革创新,创编了人的整体形态与思想意识高度统一的拳法形意拳。”[1]早期的形意拳健身、技击并重,拳法内容比较简单,动作强调刚柔变化,基本要领可概括为龙身、熊膀、鸡腿、鹰爪、虎抱头。后来,李洛能在理论上吸取了道家的养生及哲学观点,以“三体式”为基本架式,新编套路“杂式捶”,并创编对打套路“安身炮”等。这套新拳法简单易学、朴实明快,强调先发制人,着重力量与速度,深受人们的喜爱。

20世纪50年代以后,形意拳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从事其理论研究的学者克服重重困难,查找历史文献,走访形意拳拳师,实事求是地在研究形意拳的历史源流,挖掘整理形意拳文献,阐述形意拳拳理、拳法,并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时至今日,形意拳已发展成为山西车派、宋派、戴氏、河北派、河南派等多种流派,并流传于世界各地。

3 影响形意拳发展的人文社会因素分析

山西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文化培养了山西人质朴厚道、勤劳节约、勇武强悍的性格,形意拳也自然离不开山西这块哺育华夏文明的沃土。

3.1 人口稠密促进了形意拳的发展

山西形意拳的发展是以大量武术人口为基础的,而大量武术人口的形成又是有多种因素造成的。元末,战乱使中原地区受到了惨重的破坏,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而在山西情况却恰恰相反。明朝时,山西属于边境省份,在山西区域范围内发生过的战争较为频繁,但基本上所有的战争都局限于北部沿边地区,而腹地很少受到战争的影响。因此,作为一个受战争影响较少的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自然很快。

在上述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山西人口迅速增长,人均耕地面积逐渐减少。如明洪武中期,朱元璋推行皇册制度后正式披露了全国的人口数据:全国有人口59873305人,山西、北平各有人口4030454人和1893403人。相比之下,人口总数上山西要比北平的两倍还要多,在人口密度上,山西为每平方公里27.52人,北平为每平方公里14.34人,山西人口密度比北平几乎高了一倍。[2]到清朝时,人口增长更快,人均土地不断减少。由于在农耕社会,土地是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而随着山西在不同时代人口逐年的增加,形成了人稠地少的局面,再加上晋商、镖局的发展又为学习形意拳的人提供了支持,从而鼓励了更多的农村人口加入习武行列。所以在此基础上,在山西地区形成了大量的武术人口,为形意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2 习武修德是形意拳的思想源泉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周初定晋以来,历经诸朝代,形成了独特的三晋文化。在这种特定时空条件下,山西人不可避免的形成了特有的性格特质。而山西人这些典型的性格特质对形意拳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山西人的性格特质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尧舜都定平阳,唐叔虞分封定晋,都为山西形意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样悠久深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潜移默化地使山西人形成了敦厚淳朴、礼让文雅、勇武强悍的性格,这种性格特质正是练习形意拳的必要条件。“艺无德而不立”是历代形意拳宗师乃至所有武学宗师常挂在嘴边的准则,“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修德”是拜师学艺的第一项内容。[3]由于武林重德,形意拳拳谱、家法开章明义地阐明武德,历代形意拳大师在择徒授艺之际,从来都是从天质、根骨和德行上苛求,要求形意拳的传承人要有高尚的武德。山西人的性格特质无疑是武德所要求的品质,既勇武强悍又礼让文雅,正是这种性格特质的影响,形意拳处处表现出习武修德的思想源泉。

4 影响形意拳发展的地理因素分析

自然环境是形意拳发展最基本的影响因素。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大部分海拔在1000~2000米之间,又距北京仅数百里,像其游臂,素有用武之地。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山西人形成了山区人民的普遍性格,即淳朴厚道、勇武强悍。其次,社会环境是形意拳发展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山西地处华北,历来与北方游牧民族为邻,北部地区曾经几次经历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变化,北部强盛的游牧民族常常通过这里与中原地区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由此形成了三晋文化民风淳朴、勇武强悍的特质。再次,由于战争的频繁,山西武将层出不穷,使得尚武精神得以延续,进而在整个社会蔓延,使其成为形意拳发展的动力。

4.1“表里山河”的地理特征促进了形意拳的发展

商业的发展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尺,明清时期商业已十分活跃,商品的交换离不开交通运输,而“表里山河”的山西因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交通运输存在一定的困难。在山西看似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上,可谓处处有艰险,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北限大漠,南界黄河,每一条道路上都布满了重重险障,“表里山河”就是山西地貌的真实写照。

明清时期,商帮无论由东南贩运茶叶、丝绸至蒙古或俄罗斯,还是从四川运出生漆和各种特产,所走多为偏僻艰险之路,在贩运过程中时常遭遇盗贼,习武便成为了商帮必不可少的生存技能;然而刀枪剑棍不便携带又容易暴露,所以山西形意拳便成为商帮镖局修炼的主要选择。由此,交通不便、路途险恶的地理环境促进了形意拳的发展。

4.2“拱卫京师”之地为形意拳发展奠定基础

中国历史上大多建都于北方,唐朝以前,首都主要在西安;五代以后,首都主要在北京。山西处在北京和西安之间,这种屡在首都附近的政治地理特点,使山西成为拱卫京师的兵家必争之地。

由于气候差异,长城一线是古代农耕和游牧的界线,是民族交往、融合的接触地带,也是民族冲突的主要场所。山西晋北一带就处在这一民族交汇的地区,成为军事布防的重地,也是战争频发的场所。一方面,频繁的战争必将使统治者对军事武术异常的重视,促使武术得到发展,同时这一地区的人们长期受到军事的影响,无形中形成了尚武的精神和刚毅的性格。另一方面,在战争频发的年代,当地百姓将不可避免地被召入伍,在军队当中接受军事武术的训练,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军队中部分接受了军事武术训练的士兵又返回故里,这样,人员的交流带动了武术的发展。正如温力教授曾在其著作中论述到:“军事武术的高度发达,为民间武术提供了更广泛的素材。”[4]因此,军事武术促进了山西的地方性武术的发展,为山西形意拳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

5 晋商对形意拳发展的影响

5.1 晋商的繁荣维系着形意拳的发展

明清时期,平遥、祁县、太谷等地商铺林立,经营绸缎、茶叶和颜料等商品,钱庄、票号不计其数,资金雄厚,远近闻名。晋中平原腹地因商业颇盛,有“金太谷,银平遥,吃不完米面的榆次县”之说。大量的商家大户为习武者提供就业机会,习武者为晋商提供了安全保障,使其进一步广开财路。习武者平日里押镖、护院,闲暇时习武、练功,交流武艺,使形意拳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形意拳的发祥和发展,与山西票号的发源地祁县、太谷县有着密切关系,得到了晋商的鼓励与支持。

晋商在当时的全国对外贸易中独占鳌头,由于规模空前的商业经营,积累了大量的钱财,仅祁县乔家、太谷曹家、榆次常家的流动资金就达500万~1000万两白银,雄厚的财力为晋商从事国内、国际金融活动创造了条件。为满足商人汇兑的需要,晋商经营的钱庄、票号遍及全国,晋商经常外出经商跋涉千里,远行千里不毛之地,受尽常人不堪忍受之苦,更有突遭匪劫丢命之险,因此晋商为确保其商业的安全,十分重视武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形意拳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带动了保镖护院业的发展,使全国各地的武林高手涌向太谷,随着名手的增多,武术的切磋交流活动也频繁起来,无形中推动了形意拳技术水平的提高。

太谷形意拳的发展,一直受到当地富商的鼓励与支持。形意拳高手大多被祁县、太谷、平遥等地富商聘任为护院拳师,在富商的帮助下形意拳的理论研究更加完善,如太谷富商孟勃如出生在书香门第,精通史书,学识渊博,十分器重李洛能的武功和为人,待李洛能为座上宾,李洛能在孟家护院授艺的同时,也得到了孟勃如理论上的支持,孟氏为李洛能收徒提出了“三传,三义务,六不传”的武德规范,让大家共同遵守。“三传”为“为国为民者,尊师尊长者,作仁作义者,可传”;“三义务”为“维护正义,扶助贫弱,协助师友”;“六不传”为“欺师灭祖者,为非作歹者,忘恩负义者,害友欺名者,懒惰怯懦者,不传”,[5]使形意拳在传承的过程中,在理论上得到了一定的完善。

5.2 镖局业为形意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所谓镖局,就是从事商旅行路保镖事业的一种组织,镖局在山西商人活动的地方开设较多。[6]镖局的出现是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镖师们把“以镖护商、以商养武、以武交友、结友壮镖”立为宗旨。镖局是明清山西武术传播的重要途径,这种传播既有纵向的又有横向的,为山西形意拳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由于职业的需要,各镖局的镖师广交天下武林朋友,所以,这样就为形意拳的横向传播提供了条件。同时晋商商业活动在南方的发展,使镖局也扩展到了南方,由于南方多水的特点,压镖时常走水路,所以一些镖师们不仅能陆战,而且善于水战。长此以往,镖师们集南北武艺于一身,把所学的南北武艺得到了融合,在他们年老还乡后,广收门徒,传授武艺,使其毕生所学得到了传承,为山西形意拳的纵向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由此可见,镖局业的发展给予山西形意拳拳师一定的鼓励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形意拳发展的作用。

6 武术结社对形意拳发展的影响

明清时期是形意拳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同时又是武术结社传播最为频繁的时期。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在雅文中,仁是最高道德;而在俗文化中,由墨家思想演变而来的侠义被视为最高的道德;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类,成为民间结社的道德纽带。”所以在这些民间结社中往往是以武技为核心,其成员通过习拳练武与宗教结社相互结合,促进了形意拳在民间的传播,也使中华武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发展。

在宿继光教授的著作中记载,清朝以弓马统一中国,为了维持统治,禁止民间私有兵器,也禁止民间传习武术。为了反抗和自卫,习拳练武与宗教结社相互结合,促进了武术的发展,也使形意拳得到广泛地发展。[7]秘密结社为推动形意拳在民间的普及起到了促进作用。结社在反抗民族歧视和压迫中,起到了组织群众、教育和训练武艺的作用,由于政治的需要,结社的组织、保护掩盖了习武活动,而习武活动也成为了清代秘密结社的主要活动形式,如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曾经烈火燎原般地燃烧了华北大地。虽然最后在帝国主义和晚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走向失败,但义和团运动显示了人民的力量,它是清末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爱国运动。义和团在反帝爱国的同时,对形意拳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形意拳的后期发展提供了持续力量。其次,结社促进了形意拳的横向交流。随着全国各地结社组织的发展,武术活动也相应地得以传播,如1911年,李存义在天津创办北方最大的民间武术团体———中华武术会,李存义曾经在1900年到太谷,太谷形意拳大师车毅斋先生传授其十二形拳、挨身炮等形意拳套路。1911年,在中华武术会中李存义亲任会长,并教授形意拳,为形意拳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7 结语

山西形意拳的繁荣发展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与其所存在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影响山西形意拳发展的众多因素中,人文地理因素是一个基础条件。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是山西形意拳发展的基本保障。晋商文化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成为武术发展的最大驱动力。特殊的政治环境所形成的秘密会社是山西形意拳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吴殿科.形意拳术大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2]宿继光.明清山西武术发展的社会因素探析[D].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3]习云太.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5.

[4]温力.中国古代军事对武术发展的作用[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1999(4).

[5]宿继光,刘定一.明清晋商与山西武术发展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8(4).

[6]李尧臣.保镖生活[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社会学审视 篇8

何为文化?美国社会学家David Popenoe对文化作了如下的定义:文化是一个群体或社会就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 它包括这些价值观和意义在物质形态上的具体化, 人们通过观查和接受其他成员的教育而学到其所在社会的文化。所以, 从某种角度上说, 文化对于人类就如同本能对于动物, 是指导行为的准则。这些“准则”要推广出去, 就需要一定的传播媒介与传播手段, 使其大众化和社会化。

如何阐述新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引如德国科学赫尔曼·哈肯的学说——《协同学》。协同学认为, 自然界是有许多子系统组织起来的统一体, 子系统就称为小系统, 统一体则称为大系统。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们互相作用, 形成了相对平衡的结构。旧的平衡结构向新的结构转变有一定的规律。协同学就是以这些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 试图找一个对系统自发形成其支配作用的原理。这对新闻传播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文化的核心在于“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 (1) 所以我们可以把协同学作为研究新闻与文化关系的一个特定视角。

在《传媒协同发展论》 (2) 一书中, 作者阐述了传媒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之间的关系:1.物质文明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传媒的物质基础, 传媒的高速发展需要物质文明作保证。2.精神文明为传媒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作为精神文明重要成果之一的科学技术, 则是提升媒介表现力与影响力的关键性因素, 直接改变传媒, 进而改变社会。3.政治文明为传媒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所以说, 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新闻文化, 其实就是社会文化的底蕴的体现。健康的, 向上的新闻文化, 可以引导社会文化有序的, 平稳的。积极地发展;庸俗的、低下的新闻文化则会阻碍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二、社会新闻中人文精神缺失的表征与原因

社会新闻, 是涉及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社会事件、社会问题、社会风貌的报道, 尤以社会道德伦理为基础放映社会风尚的新闻为主。近些年来, 在中国, 社会新闻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热点。然而, 处在现今这个激烈的社会转型期, 社会新闻渐渐呈现出了诸多人文精神缺失的现象:

1. 新闻报道失真。

有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 或是对新闻素材调查取证不足, 或是直接炮制假新闻。例如2007年北京电视台做出的“纸做的包子”的报道。

2. 新闻庸俗化。

有些媒体在报道时故意渲染、夸张, 或是追求暴力色情, 或是热衷追星, 对名人隐私进行不良炒作。例如“杨丽娟追星事件”。

3. 新闻的负面化。

新闻的负面化指的是新闻报道鼓励了不该鼓励的, 赞许了不该赞许的, 可能把人们引入歧途。2007年各个媒体对所谓的“史上最牛钉子户”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缺乏理性的分析。

社会新闻出现这些人文精神现象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根据协同学理论来说, 造成社会新闻异化是系统失衡的结果。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 也就是一个旧的平衡系统向新的系统转变的时期。在这个转型期之中, 新闻媒介往往遇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互矛盾的境况, 新闻这个子系统内部的平衡结构出现了紊乱。而文化这个大系统和其内部的其他小系统也因为转型出现了失衡现象, 整个社会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等出现了错位。社会新闻的“迷失”现象反映的既是新闻传媒子系统内部失衡的表现, 也是文化大系统在转型、变革中失衡的表现。

2.商业化使新闻走向庸俗、媚俗, 和文化底蕴的缺失。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进程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进行的。传媒被推向了市场, 广告成为了其主要收入。继而报纸开始扩版, 地区性新闻也逐渐增多了。然而, 一个地区的新闻资源是有限的, 为了填塞版面, 一些未经证实的, 不实的, 甚至是虚假的新闻报道登上了报纸。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电视媒体上。

3.新闻媒体迎合受众的不良需求而导致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人们的好奇心, 对新鲜事物的追寻, 追求娱乐和刺激都是出于本能的, 是自然的。在利益和竞争的驱动下, 媒体对于发挥其社会责任和传播文化而言, 更感兴趣的是获利得多少。而最能赢得受众的是直接给与其感官上的刺激, 满足其娱乐的需求。然而媒体获得了一时的热度, 却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4. 某些从事新闻业务的人员素质不高也是造成社会新闻异化的原因。

有些记者和编导为了个人的荣誉和经济利益, 编造炮制假新闻, 假照片。向前面提到的“纸做包子”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从根本上讲, 这些人的价值观在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这些变化当然也反映在期报道的新闻之中, 也传递给了受众。

三、对策和建议

要应对在转型期社会新闻出现的诸多人文精神缺失现象, 需要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向上的文化精神状态加以引导。根据协同学理论, 大系统发挥其决定性作用, 来促使子系统进行调整。这种发挥调整作用的文化精神就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精神实质就是体现为对人自身的关注和尊重, 尤其是对人的心灵、精神、情感的关注和尊重。大众传媒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传播工具和最佳载体, 理应“情为民所系”, 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 (3)

具体说来, 应对措施有:

1. 增强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 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一句话, 人文关怀就是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就是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

2. 调节媒体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间的关系。

新闻媒体要适应商业化的浪潮, 要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 取得最大的商业化利益。然而, 媒体也要树立社会责任意识, 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而陷入低俗、媚俗的泥沼中。

3. 新闻媒体既要满足受众的需求, 也要正确引导受众。

新闻媒体要以受众为本位, 服务于大众, 但同时也要履行其传播主流文化, 引导正确舆论导向的作用, 提倡科学的精神, 要引导受众朝向正确信息需求和娱乐需求。

4. 提高新闻工作者自身的素质水平。

著名报人普利策曾指出:正义、勇气、公理和悲悯, 是我们尊奉的最高原则。新闻工作者就是应当有这种新闻职业素养, 而且应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具备人文关怀精神。

注释

1 [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第一版第8页

2 张晓锋, 王新杰:《传媒协同发展论》,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第26页

社会学审视 篇9

一、笼罩在现行社会管理模式上的迷雾

2006年8月11日下午, 北京市海淀城管大队海淀分队副分队长李志强和同事在中关村科贸电子商城北侧路边执法时, “依法”扣押了在那里“违法”卖烤肠的崔英杰的三轮车。当执法人员将崔英杰的三轮车抬上执法车, 崔英杰手持小刀将刀刺入李志强的颈部, 崔英杰随后逃走。 (上文引号为笔者所加)

2007年4月10日上午,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宣判, 该院以被告崔英杰犯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其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志强成为北京市城管执法部门成立8年以来, 首名因公殉职的执法人员, 随后李志强被北京市委追认为“革命烈士”。[1]

“城管打人, 打人致死, 小贩伤害城管, 伤害至死”, 这种文字、标题屡屡出现在惯以捕捉、追踪爆炸性新闻和各类搏人眼球的突发事件为要务的新闻媒体上。特别是在社交网络上聚合放大, 在各类移动终端上群发流转, 辅以传统媒体的深度挖掘, “北京小贩刺死城管”这一普通刑事案件, 早已超越了事件本身所承载的新闻事实。上文八个字, 逐渐固化为某种符号, 这个符号指向中国城市管理的乱相, 并不假思索地触及“刚性社会管理”和“民生危困现实”这一矛盾体。

在显然由事件单方发布的情况通报中, 城管执法队将收缴三轮车这一行为加上“依法”二字, 而与此相对, 小贩的行为 (卖烤肠) 被标定为“违法”。抽干了事件的具体经过, 在类似于简报的文字表述中, 受众很难找到当事双方发生剧烈冲突并酿成恶果的行为过程和真实心态。而事实并非真如简报之简, 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矛盾演化过程, 让我们尝试揭开笼罩在现行城市管理模式上的迷雾。

二、执法的行为主体、执法过程违法的尴尬现实

在崔英杰案中, 辩方律师的辩护词为我们提供了较为扎实的背景材料。而这份辩护词在庭审后不久便出现在网络上, 引起公众热议。辩方认为, 我国的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城管类组织具有行政处罚权”, 城管执法队所认定的违法行为是小贩崔英杰无照经营, 而按照《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 有权查处无照经营的执法机构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城管组织显然不具备这一执法主体资格;再者,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种类的规定, “并没有所谓查封、扣押和暂扣工具之类的处罚种类”, 辩方认为“城管执法队既未按规定向被告出示证件 (甚至还着便装) , “也未告知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未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诉及填写制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甚至扣押物品清单提未送达。因此, 城管执法程序存在严重的瑕疵”。[2]

以上表明, 城管执法队既无执法资格, 也未按照法定程序执法, 甚至其是否属于公务人员也于法无据, 而这样的执法队几乎遍布中国的所有城市, 出现在每一位商户、小业主、小摊贩, 甚至流浪乞讨人员的面前。成立于2002年的北京城管综合执法局将“八个大盖帽集中于一个大盖帽”, 将本来散布在市容、规划、绿化、市政、环境、工商、交管等方面的执法部门集于城管一身, 作为单个的部门, 其行政执法是有法可依的, 而集中起来后, 城管便成了学界和公众口中的“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的全能型“执法者”。

难怪, 崔英杰案一经媒体公布, 即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 学者们借媒体之口直接将此案定义为检讨城管制度得当与否的最佳标本, 认为执行了十年之久的这一制度到了存废的关键节点。

让城市管理回归法律轨道, 推进城市管理理念革新和机制改革, 这是实现依法治国,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刚性执法模式有违民生初衷

再看崔英杰案辩方律师的辩护词:“贩夫走卒、引车卖浆, 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 被生活所迫, 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 生活窘困, 收入微薄。始终善良纯朴, 无论社会怎样伤害他, 没有偷盗没有抢劫, 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 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 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 将心比心, 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我们已经失去了李志强是否还要失去崔英杰?”[3]

中肯地说, 当事双方都是体制乱象的牺牲者。辩方律师的上述陈辞基本点中该案之所以如此激荡民情并引致大范围讨论的个中要害。当下的中国社会, 在分配显失公平的大前提下, 城乡二元结构、贫富两极分化迭相挤压, 使得以“进城务工人员” (对他们还有一个习用的称谓——农民工) 为代表的弱势群体, 始终被排挤在城市生活边缘, 被限制在现代社会的最底层。以崔英杰为例, 这位农村来北京打工的年青人, 被家乡的政府、公安局、就读过的学校、服役过的部队、打过工的单位出具书面证明, 证明他“一贯表现良好, 思想品质良好, 在校时成绩优良, 在部队还是优秀士兵。他没有打架斗殴前科, 没有暴力倾向, 不是天生犯罪者。”[4]这是一名极为典型的底层进城务工人员, 在城市生活艰辛, 为生存挣扎。像这样的群体, 在中国的大、中城市里何止千万!

当前, 城市先入者, 或政策设计者, 在面对数以亿计的进城务工人员时, 只一味索取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所提供的便利服务, 出现了城管队员和东躲西藏的小贩。为了现代都市的市容整饬, 首善之区 (海淀) 的金字招牌, 而不惜将代表“脏、乱、差”的小摊小贩们赶尽撵绝, 强行将不够亮丽的生活环境遮盖起来, 一刀切地把小贩们赶出城市, 到底是满足了谁的面子?

向既得利益低头, 设置利益固化的藩篱, 隐性或公开剥夺社会底层群众本应享有的正当权益。这是城市管理的政策设计们者需要反躬自省的问题, 这个问题事关民生, 事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先有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后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将治理目标归结为“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这无疑是使国家治理 (自然也包括社会治理和城市治理) 回归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一根本目标上来。是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 是“善政”的开始和对党的宗旨的禀持。

四、“善治”对于多元、服务、人本、柔性治理的渴求

善治 (Good Governance) 是一个政府能否有效治理的标志。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良好的合作管理。[5]它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 其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

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 (UNESCAP) 将善治的八个主要特征开列如下:问责、透明、回应及时、公平与包容、有效与效率、法治、透明、共识。[6]以上八大特征或标准, 若严格得以执行, 便客观上促成下述局面——即不仅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获得保障, 少数、弱势群体的呼声和诉求也能得到有效回应和及时满足。若能将善治原则施之于当下的社会现实, 则必将促进“以人为本”理念的有效贯彻, 将社会治理还归党和政府一贯坚持并弘扬的根本宗旨, 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政策设计上务使不要偏离执政的根本出发点, 或因执行机制的落后、简单、武断, 而将国家治理导入与改革目标相背离的方向。社会治理的多元参与也将从主体层面上真正实现人民与政府共治, 改变由政府包办、实行单一主体强制治理的旧有模式, 使各种社会机构、非政府组织、协会、各种类型的中、小自治组织或私人领域的自助、服务机构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积极投入社会治理活动中去, 实现多元治理、柔性协调和自我完善。

“崔英杰被宣判了, 因为一条生命已经因他而离去, 他必须受到惩罚, 但很显然法律的宣判并不能给未来小贩和城管的关系提供“和谐的愿景”。从这个意义上说, 另一则消息似乎更具积极、务实的制度善意。那就是“江苏省镇江市中山桥西北侧的义士路上, 8个小摊贩, 投票选出小组长, 有人监督卫生, 有人维护秩序, 分工有序, 秩序井然”, “大盖帽”顿时闲了下来……马路摊点的“民主自治”试点进行得有声有色 (3月19日《解放日报》) 。”[7]

很多时候, 政府总想把一切都管理得井然有序、滴水不漏。但正如现实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一样, 由于人口数量巨大、阶层分布有别, 群众的生存境遇不同、需求各异, 以一刀切的方式力图将复杂的社会现实进行简单设定, 甚至自欺欺人地以少数城市的繁华整洁掩盖整体上的民生困境, 不从观念上下大力气调整转变, 从法治、体制上探求城市治理的科学方法, 而是一味执行既定的、未必符合依法治国理念的政策, 就必然会衍生粗暴野蛮的执法手段, 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城管与小贩”的悲剧。

注释

1[1]百度百科崔英杰词条,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12077/10708918.htm?fr=aladdin#refIndex_1_10708918.

2[2][3][4]崔英杰案辩护词 (完整版) 及辩护词释明.http://xialinblog.blog.sohu.com/128965007.html.

3[5]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2000年9月出版

4[6]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 (UNESCAP) 网站, http://www.unescap.org/pdd/prs/Project Activities/Ongoing/gg/governance.asp

档案社会化的重新审视:民生档案 篇10

一、民生档案促进档案社会化的原理

1. 民生档案优化了馆藏档案结构——档案信息资源的社会化。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档案管理体制的原因, 在党政机关中形成了完善的档案收藏体系和制度, 而在广大的农村基层单位、集体企业、城市的社区都还未建立起完善的档案收藏机构。导致在我们的综合档案馆内, 收藏的档案“官方文书”比重较大, 与人民群众利益直接相关的平民味较浓的档案只是凤毛麟角。例如:据上海市虹口区档案馆统计, 在其馆藏的118521卷档案中, 反映政务内容的文书档案就占了84.6%[1]。如今国家档案局颁发了《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的意见》, 把民生档案列为国家档案馆馆藏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综合档案馆转变观念, 以民生需要为导向开展档案工作, 结合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加大政府已公开现行文件的收集力度把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档案, 以及相关数据全部纳入接收范围增加民生档案的比例, 优化档案馆藏结构, 力求建设面向民生的多元化馆藏体系, 同时也促进了档案信息资源的社会化进程。

2. 民生档案改变了提供利用“官”“民”有别——档案用户的社会化。

一直以来, 我国档案总是与政党、政治、政权、政府等上层建筑密切联系, 而与黎民百姓、世俗生活少有缘分。各级档案馆也大都把机关干部作为主要服务对象, 如:在服务时间上与党政机关的作息时间一致;领导查阅档案不必亲自到场, 可由秘书代劳;而对待其他阶层的查阅者, 不提供详细的档案目录, 并常以档案专业术语接待查阅者, 如常常问:“查哪个全宗?”使得本来对档案知识知之甚少的查阅者不知就里;而且在提供档案方面, 对《档案法》“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 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的规定中的“一般”享有解释权, 常以“不一般”拒绝除机关干部之外的档案利用者[2]。这与档案信息资源社会化服务背道而驰, 要扩大档案社会化程度必须依赖档案用户的社会化。民生档案工作把档案提供利用的客体转向普通百姓, 转变了过去那种重机关团体利用而轻个人利用, 重为机关团体服务而轻为普通群众服务的态势, 从这个意义上讲, 民生档案转变了档案部门的提供利用“官”“民”有别的观念, 实现了档案用户的社会化。

二、民生档案服务社会化的难点和问题

近年来, 全国各级档案部门大力推进民生领域档案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民生档案在服务社会化的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1. 馆藏民生档案资源不足。

我国涉及民生的大部分档案 (即专业档案) 主要分散保管在产生的各职能部门, 档案馆馆藏涉及民生的档案资源相对不足。随着社会档案意识的不断提高, 公民依法获取自身信息的知情权要求不断提升, 群众对民生档案的利用需求越来越多, 因此各级档案馆目前的馆藏结构和馆藏内容已远不能满足群众的利用需要。

2. 民生档案监管存在难度。

随着时代的发展, 许多社会主体承担了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责, 与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特别是在社会性医疗、保险、中介、物业等领域, 更多的服务内容是由分散的社会主体来承担。这些主体产生的一部分民生档案内容还是动态的, 其有效使用期的时间段大部分在文件产生部门, 因此使档案局对这部分民生档案的监管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3. 档案开放缓慢。

在现阶段, 群众利用档案的需求不仅仅体现在档案的范围上, 更拓展到档案利用的时效性上。尽管在档案法规中早有经济、文化、体育类档案即时开放的规定, 但落实情况却不容乐观。受传统观念和档案鉴定理论滞后的影响, 在档案开放中, 一些单位往往怕承担责任, 自行为档案开放设防, 档案开放的步子相对于群众的利用需求缓慢而迟滞。这种矛盾和问题在档案开放中普遍存在, 在人事档案利用中极为凸显。

三、民生档案服务民生, 促进档案社会化的策略

民生档案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档案工作中的体现, 笔者认为实现民生档案服务社会化策略如下:

1. 建立规范的民生档案资源体系, 实现民生档案资源共建共享——档案信息资源社会化。

民生档案建设头绪多, 牵涉面广。面对这种情况, 笔者认为, 现阶段各级国家档案馆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 从民生档案源头抓起, 做好调查与登记。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 成事之本。因此, 构建民生档案资源体系首先就要从民生档案的源头抓起, 由当地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牵头, 深入有关部门和行业, 做好民生档案的调查和登记工作。摸清民生档案建设需求、基本现状、优势条件和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 明确民生档案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和战略步骤。其次, 建立民生档案登记和年检制度, 以便对民生档案的形成和管理单位、主要内容、数量、整理规范和标准、信息化建设、开放利用规定和利用情况、移交进馆等进行有效监管。 (2) 制定民生档案规范性文件, 做好民生档案管理的基础工作。加强民生档案管理的基础工作, 也是构建民生档案资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首先必须按照有关业务标准, 强化业务建设, 为档案科学管理和有效利用打好基础。其次, 指导涉民单位规范民生档案归档机制, 完善民生档案归档范围、归档时间和要求等制度, 确保民生档案齐全完整管理科学。为民生档案保质保量移交进馆打好基础。 (3) 以综合档案馆为依托建设面向民生的多元化馆藏体系。各级综合档案馆是我国档案事业体系的核心力量, 首先要充分挖掘现有的馆藏资源。其次, 改变档案馆注重接收党政机关文书档案的传统做法, 突出民生档案在档案资源建设中的地位, 将接收范围扩大到与群众关系密切的政府现行公开文件和专门档案、部分基层单位档案等。再次, 充分发动群众的积极性, 大力收集散落在民间的涉民档案, 真正实现民生档案资源的全社会共建共享。

2. 建立健全规范民生档案管理的法规体系——档案法治化。

建立完善的民生档案法规体系, 各级档案管理部门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民生档案法规进行立法;二是修改完善已有的涉及民生档案的法规。 (1) 对民生档案法规进行立法。民生档案工作需要在法律层面予以保障, 在具体管理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因此, 首先要根据民生档案的特点, 加速对民生档案领域的立法,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 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用秩序。其次, 民生档案管理涉及众多部门, 制定民生档案管理的法规, 档案主管部门需要充分发挥业务主管部门的积极性, 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 采取有力措施, 将各类民生档案管理纳入到档案管理基础业务建设的范畴[3]。再次, 将一些条件成熟的地方政策上升为法规。 (2) 修改完善已有的涉及民生档案的法规。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修改工作已经启动, 要在档案基本法中对民生档案进行原则性的规定, 确保民生档案的完善管理及民众在档案利用方面的知情权。其次, 各地应结合近年来民生档案工作的实际, 广泛征求意见, 及时修订已地方档案法规和档案规范性文件, 使之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3. 建立健全服务民生的档案利用体系——档案利用社会化。

各级档案部门打造民生档案社会服务体系,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提供优质的民生档案资源。丰富的档案资源是做好民生档案利用服务的前提。因此, 档案部门首先要做好馆藏资源的建设, 把散落在不同全宗内的诸如婚姻、公证、房产、拆迁、招工 (转干) 、独生子女等内容的民生档案优先编制成民生档案专题目录, 优先数字化, 优先建设民生档案数据库。其次, 民生档案还有一部分是被保存在基层单位, 如社会保障类档案就会涉及劳动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医保中心、保险公司、社区、村委会等单位, 这部分档案也要编制统一的目录, 有条件的做好全文数字化, 实现各涉民单位系统内联网, 实现资源共享, 以方便群众查找利用。再次, 扩大民生档案的收集范围, 汇编各级政府改善民生方面的政策措施, 尽可能增大馆藏民生档案的比例。 (2) 民生档案利用信息捕捉机制。档案人员要熟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 对档案需求热点有方向性的把握;还要经常性的进行调查研究, 倾听来自用户的声音, 确切了解他们需要哪方面的档案信息;此外, 在服务过程中档案人员要注意用户的反馈, 经常性的与用户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 以此来提前对所需的民生档案信息进行捕捉。 (3) 建立用户培训机制。用户培训是提高现有用户的检索效率与培育潜在用户的有效方式。用户培训应包括知识培训与情感培育两方面, 知识培训指提供档案检索知识、网络知识、民生档案内容指南、档案利用制度指引等, 目的是提高用户的“易用性”。情感培育则指通过档案部门的地理位置、档案馆形象、档案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方式、服务设施等途径所产生的情感认同效应, 目的是拉近档案部门与用户之间的心理距离。档案馆建立用户培训机制将更有利于民生档案的利用服务。

摘要：档案社会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 加强民生档案工作是档案社会化的一个突破口, 本文对民生档案促进档案社会化原理、民生档案服务社会化存在的难点以及民生档案服务社会化的策略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档案,社会化,民生

参考文献

[1]黄项飞.向公共档案馆前行[EB/OL].珠海档案信息网, http://new.zhda.gov.cn/Sub06/Sub03/Sub03001.aspx.

[2]“官本位”:档案工作的痼疾.档案界论坛, 2008-9-23,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hread.php?tid=9264&extra=&page=1.

社会学审视 篇11

摘 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紧迫而重要的任务，通过对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情况进行调研，对总体情况进行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并从学校、社会、个人三个角度提出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247-04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2014年10月，中共教育部党组、共青团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各级各类学校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建设的意见》，为了全面把握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情况，更好的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探讨有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本课题组以广州市某民办高校为例进行了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况调研。现将调研的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一、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实施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推进、复杂多变的世界和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对我们的大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价值的取向和选择上产生了诸如困惑、矛盾、冲突和价值模糊化等现象。这些变化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部分大学生的浮躁心态和正确思维，也会影响着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理解。对大学生进行“三个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形成正能量，是当前高校亟需解决的问题[1]。2015年10月本课题组对广州市某民办高校在校大学生进行了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调查，本次调查共分为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大学生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大学生如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的问题。本次调查目的就是对广州市某民办高校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解，得出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探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本次问卷共发放500份，收回问卷459份，回收率为91.8%。

问卷具体分布如下：从性别上，男生192人，占41.83%，女生267人，占58.17%；在年级分布上，大一40人，占8.71%，大二408人，占88.89%，其他年级11人，占2.4%；在政治面貌分布上，中共党员6人，占1.31%，共青团员222人，占48.37%，入党积极分子193，占42.05%，其他18人，占3.92%。从学生干部上，学生干部327，占71.24%，普通学生132，占28.76%。总体而言，学校抽样对象的性别比例、年级分布、政治面貌、学生干部等均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二、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状分析

对于党中央提出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调查，广州市某民办高校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基本了解，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总体认同，对学校开展的教育活动大体满意。

（一）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了解

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了解情况调查中，大部分学生是“基本了解”，占73.2%；“很了解”占12.85%，两者总和占86.05%。由此可见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致是了解的。

要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对三个部分的内容有充分的理解和把握，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调查中，对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了解最多，占93.9%；其次是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占80.61%；第三是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爱”占76.03%。可见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理解和把握各个层面有所不同，要加强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教育。

（二）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用的总体认同

在对加强青年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无必要的问题调查时，259名同学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占调查对象总数的56.43%；其次认为“有必要的”同学占42.05%；只有1.31%的同学认为是“没必要”。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您日常学习生活联系的程度如何”调查中，认为密切联系的有213人，占调查总数的46.41%；有联系但是不多的有230人，占调查总数的50.11%。总体来说有96.52%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日常学习生活有联系。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成长的实际作用问题调查中，有65.58%的同学认为“有很大作用，应大力宣传”；30.07%的同学认为“作用有限”；仅3.49%的同学认为“不了解，所以回答不出”。对于这3.49%的同学学校应积极跟进，了解原因。

而在对在日常生活中能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调查中，有78.21%的同学认为自己“基本能践行”；20.7%的人选择“完全能践行”。

（三）大学生对学校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基本满意

在调查中，有262人表示学校“比较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占调查总数的57.08%；150人认为学校“很重视”，占调查总数的32.68%。

对于开展教育活动的形式，调查对象选择比例最大的是主题竞赛活动，占59.91%；其次是党员、团干培训，占58.39%；再次是讲座论坛，占54.03%；第四是思政课程，占51.63%；第五是主题报告会，占33.33%；第六是典型表彰活动，占38.56%；其他占14.81%。可见，主题竞赛、党团干部培育、讲座及思政课仍然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主要渠道。

“五进”活动（进课室、进图书馆、进实验实训室、进体育场馆、进社会）是广州市某民办高校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脚点。近年来，学院开展以“五进”活动为主题的教育实践活动，不断形成校园文化建设的特色品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打造了坚实的平台。在“‘五进活动对大学生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作用”调查中，认为“作用很大”的占调查总数的49.46%；认为“作用非常大”的占39.22%；认为“作用不大”的占9.8%；有1.53%的人认为“没有起到作用”。由此可见，同学们对“五进”活动的开展，大部分持肯定意见。

在学校开展的“五进”活动中，大家认为“进社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形成和践行作用最大，占61.22%；其次是“进图书馆”“进课室”“进实验实训室”“进体育场馆”分别为50.76%、30.94%、25.27%、10.46%。

在更愿意通过哪种途径来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中，61.22%的学生选择“进社会”的方式；50.76%的学生选择“进图书馆”的方式；第三是“进课室”，占30.94%；第四是“进实验实训室”，占25.27%；第五是“进体育场馆”，占10.46%；其他的占3.92%。

三、大学生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的问题

从调查的数据来看，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状况良好，但还是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学校教育教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一些培育者专业素质不高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加强高校教师的言行示范作用及人格魅力影响，是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面对面的重要一环。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的健康成长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会直接起着教育作用。但目前许多高校往往强调学术背景和科研能力多，而不够重视教师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行为世范、神圣职责和重要使命。在全球化时代和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思潮及价值观的影响，使一些教师不能做到“以开放的心态审视自身的定位，在继承中弘扬文化传统，在变革中坚守核心价值。（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语）”对当下的一些不合理现象不能理性的、客观的分析，在讲课中口无遮拦，甚至会出现误导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正确认识，存在着教书不育人的现象。这些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产生了很大的阻力。在对学生调查中，有26.36%的同学认为，在学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学校的培育者中有一些专业素质不高。

2.培育不能与实践相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手段和有效形式。在对大学生进行核心价值观培养中，务必坚持课堂与课外（社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达到教育效果的最大化和实现教育目标的实效性。

当前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教育主要以思政课课堂为主阵地展开。而当前的思政课教学主要采用大班课堂讲授制和满堂灌式教学，虽有实践课时，但形式化的东西较多，从而陷入了重课堂理论教授、轻社会实践锻炼的误区，学生缺乏“行”的机会。在对这个问题的调查中，有38.78%的同学认为存在这个问题。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社会实践的结合还要进一步加强和增大。

3.培育方式不够创新、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在调查中，有25.93%的同学认为学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式不够创新；1.96%的同学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日常学习生活没有联系；3.49%的同学不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所以不知道是否对大学生的实际成长有用。这些数据说明了，我们开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还存在个别空白点，没有完全普及到每个学生，应引起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应加大教育的力度和形式，通过更多的教育方式使所有接受教育者了解、熟悉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思政课教学的主阵地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发挥实效

思政课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主要场所之一，但在对“哪种形式对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发挥的作用更大”调查中，只有237人选择了思政课，占调查人数的51.63%。这说明了，还有48.37%的学生不认同思政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主要阵地作用，因此，思政课教学应该全面检查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学的问题所在，真正发挥其主渠道的应有作用。

（二）大学生自身存在的问题

当今大学生的主流是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然而，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的飞速转型之中，当代青年大学生也受全球化时代和复杂多变的、转型的社会的影响，所以，青年大学生不仅有其自身的弱点，如：接触社会少、思想单纯、世界观不够成熟，还会在思想和行为上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导致部分学生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出现问题。

1.个人价值观不明确

在调查中，有10.46%的学生对自己的价值观不明确，4.58%的学生不清楚自己的价值观。虽然是少数，但也应该引起重视。个人价值观的不明确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2.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认识不到位

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日常学习生活联系的程度”调查中，有30.07%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成长的作用不大，50.11%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日常学习生活联系不大。这些问题反映了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熟悉、理解和重视程度不够，同时，也暴露出当前大学生自身存在的问题，如“自我意识”，更加关注个体生存状况、个人发展前景和个人利益等，而漠视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对自己人生的意义。

3.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施途径认识不到位

“五进”活动是某民办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方式，但在对学校通过开展“五进”活动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调查中，有9.8%的人认为作用不大；1.53%的人认为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影响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因很多，包含各种环境因素、社会、学校、个体等多个维度。调查对象中有332人认为是“网络信息时代各种媒体传播的负面信息的作用和影响”，占调查对象的72.33%；其次是“社会变革，腐败现象、不正之风的影响”，有326人，占71.02%；第三有244人选择“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实反差非常大”，占调查对象的53.16%；第四有242人选择“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价值观念的渗透和冲击”，占52.72%；第五是“当代大学生自身存在的弱点”，有235人，占51.2%；其他的如学校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家庭教育的缺乏、社会现实生活中会吃亏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和践行产生一定的影响，应引起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视。

四、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策分析

（一）强化学校主渠道功能

1.优化校园文化阵地

校园文化是校园意识形态管理的重要阵地，是大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不仅可以养成大学生崇高的道德品质，而且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在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践行影响最大的活动调查中，77.78%的学生认为是校园文化活动。由此可见，保证校园文化的健康、向上、和谐，用主流价值观来引领校园文化，将主流核心价值教育融入到校园的文化建设中，用校园文化来展示主流核心价值的文化魅力、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非常重要，而且一定要认真抓好。

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例次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创新和发展励志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来陶冶学生身心，提升校园文化的品位和道德水平。并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中，积极引导学生树立爱国、平等、和谐、友善的价值取向，在学生中形成爱国主义的文化氛围以及一种勤奋、诚实、奉献的做人标准，确保校园文化阵地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服务。

其次，校园文化建设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结合起来，积极倡导“以德为行 以学为上”修养和“进课室、进图书馆、进实验实训室、进体育场馆、进社会”的“五进”实践活动，创造健康向上、和谐融洽的校园文化氛围。

再次，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校园网、学刊、校报、宣传栏、以及互联网、QQ等等媒体的作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深入到大学生的日常，快速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的各项活动中并转化为大学生的日常行为，“让优秀成为习惯，让习惯成为自然”，并树立典型，积极传播校园正能量。

2.发挥思政课主渠道作用

思政课是培育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课程。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来抓”[2]。因此在思政课教学中要启发学生思考各种社会现象及自身价值困惑，引导学生理解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后将之具体化到自身的学习和生活中。同时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比如联系改革开放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联系大学生思想认识中的困惑谈多元的社会思潮；联系“中国梦”谈“三个倡导”的内在联系等，使思政课堂传授的知识在大学生实际生活中得以融会贯通，内化为大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追求。

3.发挥辅导员的“骨干力量”作用

辅导员是高校教师队伍的最要一环，他们是与学生打交道最频繁、最基层的群体，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政治引路人，他们对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教育并引领大学生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魅力[3]。要建构服务型的班级管理模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各项管理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感染和影响学生。比如在班委会成员选定、入党、奖学金方面要做到公平、公正，有利于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平、正义的认知。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贫困资助等学生管理结合起来，使学生真正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现实学习、生活的意义。

4.积极开展“五进”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今大学生虽具备书本知识和感性知识，但由于理性和实践的欠缺，对问题的分析往往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且主观性较强，在价值观认知上难免会出现模糊和失误。“五进”教育实践活动是一个统一体，从不同的方面强调了大学生必备的多种素养，将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历史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是培育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有效措施和重要途径。“进课堂”可以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进社会”通过社区志愿服务、企业实习、社会实践等促进大学生的社会化进程。帮助大学生对国情有个全面而真实的了解，增强发展祖国、振兴中华的使命感以及时间感，帮助大学生树立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以及发扬奉献自我的精神；“进图书馆”引导大学生多读书、读好书，提高大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进体育场馆”引导大学生“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加强体育锻炼活动，增强体质。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进“实训室”，把培养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结合起来，利用实验实训室培养大学生的职业精神、通过实践能力的训练，形成职业道德和团队协作精神，促进大学生敬业精神的提高。

因此要加强“五进”活动，增强学生对“五进”活动的理解，从而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优化社会环境

大学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完善阶段，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因此要高度重视社会上各种不正之风、邪教、腐败现象及复杂多变的西方思潮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第一要加强正确的舆论导向，发挥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对于当前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给予正确的引导和报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精神文明建设中，切实发挥大众媒体的影响力，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宽度和广度。

第二是传承和发扬好我国传统文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纷至而来。而社会的竞争、就业的压力等都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产生了强大冲击。我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更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4]。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要从历史出发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精髓，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的教育方式，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供新的参考。

（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内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追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社会、学校和家庭教育是外因，个体自我教育才是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过程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因此，要让大学生明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识的现实意义，通过教育引领，让他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知识和当前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分辨是非、美丑，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用所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析和解释当前的社会生活以及出现的问题，通过课堂教学的潜移默化和举办有意义的课外活动，有意引导学生形成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正确认识，并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通过“慎独”教育，让学生采取积极参与、主动反思的方式进行自我教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校要形成稳定良好的德育氛围，不断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强化学生的内外教育，使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道德自觉和个人品质，并自觉形成自己的行为习惯。

参考文献：

〔1〕韦滢，李开学，袁尚伟.论国家核心价值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3）：181-184.

〔2〕http：//news.sohu.com/20140225/n395635807.shtml？adsid=1.

〔3〕陈永福，陈少平，郑铮彬.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状况调查[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

〔4〕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303/c1024-20655810.html（访问时间：2015-12-18）.

社会学审视 篇12

关键词：高校,档案,社会服务

一.高校档案社会服务的含义

某事物的“社会化”属性通常可以理解为“使该事物走近社会, 与社会发生联系, 继而使该事物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而档案本身具有记录和保存的社会化属性, 因此档案的社会服务功能可以理解为相关的档案部门为满足社会公众的某些需求进而提供的一些列信息服务。针对具体的高校档案, 在《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这样描述:“高校档案是指高等学校从事招生、教学、科研、管理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学生、学校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载体的历史记录。”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校档案不仅可以满足学校自身日常一些教学, 科研等的用档, 而且它本身也可以面向社会, 主动为社会公众服务, 满足社会用户某种信息需求, 这样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高校档案服务社会的职能。

从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看, 我们应该将高校档案这一“私有财产”转化为社会公共物品之一, 进而与更多社会用户分享它的信息价值, 发挥它更大的社会作用。那么, 这就要求高校档案除了以高校自身为服务对象外, 还要服务将社会公众, 将其当作自己的“顾客”, 以极好的服务意识满足顾客的各种合理需求。这样的服务定位势必要求高校档案摒弃传统的自我封闭, 自我禁锢的思想意识, 从封闭走向开放, 从被动走向主动, 从单一走向复合, 从传统方法走向现代化网络信息管理。为了实现既能满足学校自身利用又能满足社会需求的目标, 我们应该可以通过各种有效途径来努力发掘高校档案的社会价值, 让曾经神秘的高校档案走出校门, 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服务社会的功能。

二.高校档案社会服务的优势

高校档案的社会服务功能是与时俱进, 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更是顺应高等教育改革和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实际上也是档案自身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在服务社会这一功能上, 高校档案相对其他类型的档案来说, 有着更大的优势, 这主要体现在: (一) 更加丰富全面真实的信息资源。高等院校作为传播知识与创造先进科学文化的摇篮, 它所产生的档案是学校整个发展历程的缩影。这样的缩影覆盖了各个时期学校的日常教学工作, 科研工作以及管理等内容, 是广大教职员工与学生的智慧和诸多日常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晶, 承载了底蕴深厚的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 “其素材之丰富、内容之博大、内涵之精深, 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就拿高校科研档案资料而言, 大量具有很高研究和利用价值的教学实践及科研信息被记录并保存了下来, 同时有关各个行业领域的诸多优秀宝贵的科研成果也在这里展示。这些科研资料往往基于解决现有专业中某些应用领域的重要攻关难题, 因此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创造性和前瞻性。某些科研成果的问世甚至会对我们日常的生产与生活带来巨大影响。所以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需求下, 高校档案资源应该面向社会, 积极发挥决策参考与咨询服务功能, 向社会提供科技信息服务将大量的专业科技知识与技术传授给社会用户, 使之在现实中参考借鉴进而不断学习、论证、实践与总结, 这种方式真正结合了科技知识与社会现实需求, 将科研知识转化为直接生产力, 最终实现高校档案的巨大社会价值。 (二) 技术人才优势。档案工作人员起初被称为“保管员”, 但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他们已不再局限于重复简单的被动服务功能。目前的高校档案更多的是针对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特点, 由被动变主动, 形成主动推送服务、网上资源集成服务、为教学科研人员和各类利用者提供知识信息服务等职能。因此“保管员”已经变成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技术人才队伍。他们逐渐由年老化逐渐趋向年轻化, 由低学历向高学历过渡, 由单一学科背景逐渐转变为复合型人才。大量的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系统的档案学、计算机和其他专业学科背景高学历人才在此聚集。关注本馆的馆藏和学科服务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但他们还对当今世界和国内档案界的知识信息服务给予了诸多的关注, 对海量的知识进行识别、整理、排序, 由“保管员”变成了“知识导航员”。所以高校档案人员社会职能的拓展为高校档案资源开展社会化服务的提供了有利助推剂。

三.高校档案社会服务所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在我国, 高校档案对公众而言既熟悉又陌生, 社会公众仅仅知道高校档案的存在, 更深入的认识几乎为零, 社会公众对其也没有话语权, 高校档案社会服务功能是一种单向运行的模式。这种传统的模式造成了高校档案的管理欠缺一种创新的精神。这就使得高校档案的服务存在着诸多问题, 例如主动服务意识淡薄、内容贫乏, 馆藏结构单一、创新思维不够、档案利用开放范围有限、服务方式滞后等, 并使之无法得到社会公众的青睐。高校档案的服务模式需要一种新形式来适应社会发展的脚步。在我们日常的社会生活中, “社会化”是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的一个过程, 这一过程必定使得单个变为多个多个个体变成一个群体, 并被社会所共同拥有, 社会公众之间的联系度决定着“社会化”程度的高低, 公众之间的联系度越高, 所获得社会效益就越大。基于上述因素, 目前高校档案的管理部门所需要思考的主要问题是, 怎样让高校档案的社会化服务得到提高, 高校档案的服务形象得到改善。为了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 同时进一步展现高校档案所独有的优势, 我们需要采取下面几个措施。

(一) 加强档案社会化宣传, 提高高校档案服务社会的意识

档案信息的开放在我国起步相对较晚, 所以档案人员的传统角色趋向于自我封闭, 被动与消极。然而知识与信息社会的到来, 要求我们的档案人员要积极求变, 逐渐发展开放意识。高校档案馆不应该只是在校师生、毕业学生、教学科研管理人员以及历史学家进入查阅的场所, 也应该是记录传播历史、使得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得到满足的场所。社会大众拥有使用高校档案的权利, 而我们的档案部门肩负着开放档案的责任。只有让档案及档案工作面向全体社会、面向社会大众, 从能让其真正的作用最大化。我们的档案管理人员需要提高开放的意识, 并且要加强自身的服务意识, 寻求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满足档案使用者的正当需求, 为使用者提供更高效、更优质的档案服务, 而且要积极的主动的抓住机会、创造条件对高校档案的社会化进行强化宣传。我们可以在不同时间设立不同的专题进行宣传展览, 使得档案馆内的典籍文献、历史馆藏档案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 并得到最大化利用。对于馆藏内的历史事迹档案, 可围绕其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充分发挥档案的教育功能。我们可以把与当前社会的发展形势以及学校的中心工作有关的潜在的档案资源充分发掘, 并使其社会服务效益最大化。

(二) 优化馆藏, 建设具有本馆特色的网络信息化数据库。

为了满足面向社会大众服务的需求, 高校的档案馆应该要围绕本校的专业特色建设特色馆藏, 馆藏内容需要完整、能体现本校的历史全貌而不庞杂。所以需要多方渠道全面收集原始资料, 之后根据需要进行重点筛选建立特色馆藏档案。如反映学校重大科研项目的科研档案及教学档案、反映学校重大建设项目、活动的照片档案及名人档案等等。我们要根据高校档案所独有的信息特色建立各类数据库, 例如建立学籍档案库以供招聘单位来识别应聘人员的学位证、毕业证的真假;建立学位论文档案库以便满足在校学生进行毕业设计的需求;建立科研成果档案库以便为高校科研工作者提供科研成果技术转化的服务。通过这一系列档案馆的特色化建设, 档案馆的信息将变的更为全面丰富, 从而为其实现社会化服务而提供更全面的信息保障。

(三) 积极开展信息服务的联合协作

高校档案社会化服务功能的实现并非靠一己之力就能实现。因为有需求才能逐渐有供给, 所以高校档案应该一步步打开大门走出去, 探求社会用户需求, 与其他信息机构开展协作服务, 拓展档案馆服务功能。借助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化技术与设备, 通过协作机制合理地调配各信息服务单位的资源, 社会各方面信息需求问题必然会被解决。如与政府的相关部门合作举办档案展览, 加大自身宣传, 突显自身馆藏优势;与兄弟院校高校开展业务合作共同扩大影响, 实现资源共享等等。这些积极有效的社会协作给高校档案馆带来了自身可能无法获得的丰富多样的社会资源, 进而能更好地提升高校档案社会服务功能。

(四) 正确处理保密与利用关系

档案信息资源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因此在发挥高校档案社会功能的同时, 我们应该正确处理保密与利用的关系。为了使档案信息可以得到安全有效地使用, 对此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把好关:首先是提高保密意识, 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保密意识是档案人员所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在档案信息开发过程中, 对档案秘密的保守就是对国家利益的一种保护。但是将不需要保密的档案束之高阁, 限制其传播和被利用, 则是对国家利益和用户权益的一种损害, 同时也是对档案保密性的一种误解。关于档案, 提到最多的是档案的保存和利用功能, 因为以往的档案工作仅仅针对档案的保管和收藏, 对于束之高阁的档案利用少之又少。但长久以来我们似乎将保存和利用的关系颠倒了。档案保存应该是基本条件, 档案的利用才是最终目的。所以档案信息不应该被限制传播和利用。这就要求档案工作者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 认真地对档案信息做出鉴定, 确定档案的密级程度和开放范围, 严密审查、严格管理;再次, 针对数字档案信息, 采取技术层面的安全保障措施。在信息化时代, 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同时也增强了信息的受威胁程度, 所以在复杂网络环境下, 高校档案工作有必要针对网络数字档案信息采取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措施, 以防馆内重要保密档案信息遭受威胁。但是我们不能以保密为由限制利用, 将保密和利用的关系对立化。

四.结论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 高校所具备的社会职能是顺应社会与高等教育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 同时反过来它也满足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需求。因此高校档案所具有的社会化服务功能, 是新时期形势下档案工作自身发展的需求, 也是与时俱进地适应高等教育改革, 迎合社会发展的要求。高等院校只有不断尝试创新档案工作机制, 不断发掘与拓展档案管理和利用的社会化服务功能, 我国的高校档案事业才能在现实中发挥它的价值进而得到长足发展。所以, 在新时代潮流中高校应该勇挑重担, 承担起为社会服务的责任, 为社会利用高校档案资源创造全方位、高水平的便利条件, 进而使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得到充分拓展, 使高校的社会价值得到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1]杨红.《档案管理》[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张丽, 陈东宝.试论高校档案信息服务的社会化倾向[J].山东档案, 2005, (2) .

[3]徐蔚.论新时期高校档案社会化服务功能及其实现[J].兰台世界, 2009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