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基础

社会学基础（共12篇）

社会学基础 篇1

20世纪初,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推出了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紧密结合的办学模式, 即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该模式使大学走出了“象牙塔”, 打破了封闭的教学模式, 在教学和科研的同时, 通过专家服务和知识传播, 为社会服务, 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受“威斯康星思想”的启发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现实推动, 我国高校也掀起了服务社会的思潮, 纷纷更新的教育思想, 转变了培养模式, 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衔接, 推出一系列服务举措, 其中最突出的路径是利用高校信息、资源、人才、硬件优势,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技术、工艺、产品、咨询服务, 通过产学研结合, 助推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

当前, 各地不断涌现出的“大学城”、“科技园”、“企业孵化器”、“研究特区”等, 都是这一转变的力证。

但是, 在参与地方发展的过程中, 高校各学科专业的投入程度、参与方式存在很大差距。理工科因其学科特性, 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快速现代化进程中, 为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推动经济总量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相比之下, 文科的社会服务进程缓慢、隐蔽, 尤其是难以实现职业化的基础文科, 例如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如何推动高校基础文科建设与社会发展需求的对接, 实现“双赢”, 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基础文科服务地方发展是时代要求

文科专业是我国各级各类高校的必设专业, 虽然在高校的发展历经坎坷, 但在“没有文科就办不成一流大学”思想的指导下, 各高校普遍加大了对文科的投入, 国家也迫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越来越重视文科建设。文科参与地方发展成为大势所趋, 但是相比较应用文科, 基础文科的困境更多, 时代需求也更迫切。

基础文科凝聚着人类最重要的三种精神:一是自由的精神。基础文科最能体现人的属性。由自由精神引申出独立意识、自主精神、严格自律、人格尊严、精神纯洁、行动公正、不媚权贵的精神品质。二是批评的精神。批判性是在自由精神下的独立思考。没有批判性思考的人类是死亡的人类、停滞的人类。三是反省 (忏悔) 的精神。由反省精神引发宽容、仁爱。所以, 基础文科最能培养人的判断能力、理解能力、批评能力。[1]基础文科的特性决定了它必须义不容辞地站在解答“怎样建设和谐社会”、“如何实现中国梦”这些时代命题的最前沿。社会发展对基础文科提出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回答时代命题的需要

十六大以后, 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我国经济社会进入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时期。什么是以人为本?什么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什么是全面小康?什么是和谐社会?什么是中国梦?这些都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给出回答。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 不仅关系到国家改革开放、社会建设大政方针的制定与调整, 更关系到国民时代精神与道德风尚的形塑, 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评价、构想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二) 解决现代化难题的需要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处于历史转折期。改革开放30年, 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分配机制却相对滞后, 导致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尖锐、社会结构固化、环境衰退异常严峻, 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我们所遇到的矛盾和困扰, 有的是现代化进程的通病, 有的却是“中国式的”, 独一无二。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 是不是一定要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不是一定要重复其他国家经历的困难和不幸?是不是就找不到一条能够化解各种困境的发展道路?研究并回答这些问题, 正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

(三) 传承民族精神的需要

一个社会不管经济发达到何种程度, 科学技术进步到何种地步, 如果缺少人文精神, 则社会一定是一个残缺的, 我们培养的下一代缺少人文教育, 将变得智商和涵养极不相称[2]。虽然文科的许多经典成果无法在短期内产生效益, 但从长远看, 其担负着传承文化、继往开来的使命。江泽民同志指出, 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 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标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 就等于没有灵魂, 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而这种精神支柱, 正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 积千年之精华, 博大精深, 根深蒂固, 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3]基础文科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行整理、提炼和播扬, 帮助人们重新找到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 找到凝聚人心的共同点。这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四) 为社会发展领航的需要

科学主义、理性原则、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流行思想的确创造了无数奇迹, 但也给人类带来了种种冲突和矛盾。这些所谓的“文明病”, 并不是文明本身的过错, 而是社会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人文精神被淡化、被弱化的结果。曼海姆对知识分子寄予了很高期望, 他认为现代的新知识分子肩负着崇高的使命, 他们不仅有责任对人类面临的种种困惑给予解释, 而且有责任指引人类开展能够获得自由与幸福的实践活动。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现实的“守夜人”, 面对社会现实中的各种丑恶与黑暗, 要以精神教化和意识形态批判为人类迷途导航, 呼唤人们从漫漫黑夜中走向光明的未来。具有这种能力的知识分子主要依靠人文社会科学培养。社会发展越来越需要具有经济、管理、法律、社会类知识背景的人才充盈干部队伍, 提升公共管理水平;越来越需要具有高水平人文素养、现代文明修养、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强烈的社会成员参与公共生活。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发展与改革开放同步, 到近十年才开始走向前台。社会学作为一门利用经验考察和批判分析来研究人类社会结构与活动的学科, 最核心的追问正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 首先要解答的问题恰恰是同一个问题。在注重本土化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社会学正在形成独特的转型社会理论, 运用多种理论和视角分析转型社会中的各种生活实态。在社会管理、生活质量、精神健康、社会分层、集体行动、流动人口、城市贫困、新农村建设等领域, 都活跃着社会学的身影, 从消除城乡差异、弱化阶层差异、推进社会公正角度, “什么是和谐”、“怎样建设和谐社会”等问题交出极具分量的答卷。

二、基础文科服务地方发展的障碍

基础文科服务地方发展的障碍, 既有体制性的, 又有学科性的。体制性障碍伴随近年来的高度重视、加大投入、积极鼓励等举措已经获得极大缓解, 学科性障碍却难以在短时间克服。学科性障碍主要源自基础文科自身属性。作为传承文化、塑造灵魂的学科, 基础文科需要长期的潜心积累, 许多传世佳作、经典名篇往往要耗费十几、二十多年的时间, 有一个长期酝酿、思考、准备的过程。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心态根本无益于文科研究。因此, 基础文科研究者更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氛围。然而, 当前的社会大环境及高校的量化考评机制都制造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使基础文科的发展难免随波逐流、流于形式。

此外, 基础文科的发展思路过于封闭。这种封闭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基础文科研究偏安一隅, 与社会现实脱节。为逃避社会大环境对学科发展的负面影响, 基础文科倾向于“闭关修行”, 躲在“象牙塔”里进行纯精神、纯理论的思考。事实上, 基础文科尤其是社会科学, 只有紧跟时代, 才能获得长远发展。今日之中国, 正在经历一场三千年未有的大变革, 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层出不穷、世所罕见;今日之中国, 从内到外都焕发出勃勃生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开创一个繁荣盛世。盛世修史, 人文社会科学迎来发展的春天;经世致用, 脱离时代就等于断送自己的前程。其二, 基础文科教育重视理论教学, 实践教学投入不足。这种倾向直接表现于学生的培养方案。以中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专业为例, 虽然社会调查、社会管理、项目评估类的应用型课程有所增加, 但都以选修性质出现, 影响力是不确定的。社会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仍然是理论与方法基础课及多种多样的分支课程。此外, 社会实践的安排是分散的, 缺乏长期、稳定的实践形式, 与理论课程的配套实践形式也比较匮乏。

应该说, 社会学是基础文科中最以整体性视角研究现代社会的学科, 时代感最强。但其偏理论性的学科传统使其一直难以与社会需求衔接, 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也存在严重的知识失业现象。一直以来, 中国社会学人持续努力, 希望找到通向社会的有效桥梁。目前普遍采用的方式有:寻找“试验田”, 检验社会学新农村建设理论的可行性;开展深入调研, 向政府提交报告, 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围绕问题, 组织师生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调查;通过参观访问等形式, 深入社会生活, 了解社会百态;与民政、福利、社区等机构合作, 安排学生实习;创办学位班, 普及社会学知识, 满足部分群体的深造需求, 等等。这些服务社会的途径总体而言周期长、见效慢、作用过程隐蔽、难以量化评估。尤其以学生为主体的社会实践, 多流于形式, 社会服务成效不明显, 学生也感觉收获甚少。那么, 像社会学这样的基础文科, 究竟应当怎样寻求服务地方发展的路径呢?

三、基础文科服务地方发展的路径———社区参与

当前的中国社会是人文社会科学建设繁荣的重要背景和历史机遇。事实证明, 文科科研只有面向中国、面向实际、面向社会, 着眼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比如能源问题、人口和环境问题、城市发展问题、文化建设问题等, 才能真正繁荣起来。

科研, 是高校学科安身立命之本。基础文科的发展更需要用科研来稳固地位、凸显价值。人文社会科学不应只将目光投向国家社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类项目的申报与研究, 毕竟僧多粥少, 而且选题往往具有全局性、战略性, 难以契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高校, 既要在高等教育序列中占据一定位置, 又要占据特定地理空间。无论是部属院校还是省属院校, 都需要发展与地方的相互作用模式。二十多年前, 美国州立大学学院协会会长奥斯塔总结出这种相互作用模式的五个标志:一是合理确立大学的基本结构;二是大学与社区相结合;三是大学获得社区尊重;四是社区的尊重对大学的挑战;五是以他方为中心的积极态度[4]。

美国高等院校全方位服务社会的形式多种多样, 如:学校的体育馆、影视院、图书馆等一切设施免费, 或廉价对社会全面开放;向当地居民开设技术课程扫盲等;承担本州或本社区的社会调查工作, 充当政府的好助手;鼓励学生参加社区公共服务, 以增强学生的公民意识, 提高学生的社会服务能力。社区学院更是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社区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5]美国高校的社区服务模式对我们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基础文科服务地方发展的路径, 可以在参考国外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社会现实状况, 走自身特色之路。单位制解体后的社区建设, 在中国社会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 社区成为对社会成员实施管理、提供服务、进行再组织的前沿阵地。如果采取社会学的眼光, 那么改革无论以何种面貌出现, 其实质都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社会利益结构发生联系, 最终涉及社会资源配置格局与配置方式。因此, 现阶段, 社区建设本质上就是一种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

目前看来, 各种社会资源都表现出向社区集中的倾向。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逐渐向基层社区下沉, 逼近社会成员的切实需要, 在基础一线服务过程中实现“落地”[6]。现在, 便民服务、警务治安、人民调解、基层民主、教育科技、社保医疗、卫生环保等社会资源纷纷进入社区, 社区建设逐渐形成五大领域:社区民生问题化解、社区民主自治与善治、社区文化与共同意义的建设、社区生活世界的重建、社区生态环境的保护。社会资源社区化配置可以为和谐社会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但是, 这种重大的基层社会变革仍存在很多问题, 例如各种资源如何协调配置, 如何建设基层民主, 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如何对流动人口 (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实施有效的管理与服务, 如何寻求更多的资金、人力、物力支持, 等等。上述问题的解决急需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等基础学科从理论上予以思考和突破。理论的推进必须建立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唯有深入社会、参与社区才能够体验生活, 对各种现实问题形成直观、深刻的认识, 进而上升到理论思考层面。因此, 地方社区建设是基础文科, 尤其社会学推动学科发展、服务地方的重要平台。社会学在这一领域大有可为。

社会学参与社区建设的具体路径除理论思考与指导、政策咨询与评估之外, 还可以采取其他更实际的做法:1.组织建立社区学院, 开展教育普及、文化辅导、技能培训, 主要帮助文化程度较低的社区居民提高文化修养, 帮助流动人口增强文明素养和生存技能, 对困难家庭子女进行文化辅导。可以采用“订单式”培养模式, 根据社区居民的具体需要, 提供个性化服务。2.组织建立高校社区服务中心, 参与社区管理与服务。一方面, 城市基层社区工作量大, 内容复杂, 人力欠缺, 财政支持有限, 社区只能依靠行政支持开展常态服务, 无法深入推进社区建设。另一方面, 高校基础文科学生缺乏社会实践机会, 在信息、人力等资源方面处于过剩状态。以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为例, 流动人口生存能力差、陋习多、社区认同度低,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还有宗教、民族、生活习惯等诸多需求。所以全面、及时掌握流动人口的现状与动态, 提供针对性服务对社区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很多基层社区目前的人员物质配备无法负担这些工作, 其实也不用负担。这恰恰为高校文科专业学生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各高校可以与学校所在地周边社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依托高校社区服务中心, 为社区提供长期、稳定的服务, 除配合日常事务, 主要对社区内流动人口、困难家庭保持深度关切。3.参与社区文化建设, 宣传讲解各种民生政策、民族政策, 帮助丰富社区文化生活。结合大众口味和群众感兴趣的问题, 定期组织学者、教授开展民间讲座;把丰富多样的学生活动带入社区。要利用社会学学科优势, 向社区居民宣讲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问题, 分析形成原因, 增强普通民众的全局观, 帮助他们以正确态度对待改革阵痛, 以更积极的心态应对生活困境。

除了立足社区服务地方外, 高校基础文科还应当恪尽职守, 培养地方需要的人才。为此, 高校必须深入了解国家政策, 深入了解地方发展所需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产业结构、基础建设等要素, 准确把握地方发展的前景和重点, 了解地方对文科毕业生“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 及时调整教学观念、教学内容、人才培养规格等, 适应市场需要。尤其要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实践教学应当突破参观、访问、义务劳动等传统形式, 根据理论学习的内容和现实需要, 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拟订项目方案, 开展相应调研, 撰写系列调研报告, 或将优秀的调研报告呈送政府。

参考文献

[1]赵亚夫谈文科精神.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http://www.ncct.gov.cn.

[2]中国社会科学报.高校文科建设巡礼——秦绍德书记专访.复旦大学新闻文化网, http://news.fudan.edu.cn.

[3]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A].人民日报, 1998-09-29, 第1版.

[4]徐连福, 李波.美国高校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成人教育, 2012 (12) :87-89.

[5]张人崧, 伍新德.国外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演变、模式与经验[J].中国成人教育, 2012 (4) :99-101.

[6]杨敏.我国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的新态势[J].科学社会主义, 2010 (4) :90-94.

社会学基础 篇2

国家政权是指掌握国家主权机器及其所拥有的权利，以维护社会管理和统治，它是国家的化身。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它是阶级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一般认为，国家政权属于上层建筑，且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从上层建筑的角度来看待国家政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现代国家不仅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的核心，还具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属性，它能从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三个方面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现代国家政权对人们的物质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它直接或间接调整人们物质利益关系。具有生产关系的属性 国家的政策、法律在社会生产关系其它方面也能直接调整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在社会交换方面，国家的政策、法律对人们的物质利益产生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

国家的政策、法律还间接地调整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国家的政策、法律在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方面都能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盈利水平。企业的利润水平不仅直接取决于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也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家对企业相关行为的税收政策、企业所得税政策有直接关系。

二、现代国家政权的运行效率能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具有生产力的属性

国家政权的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具有生产力属性生产力总是指具体劳动的生产力，是人们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它反应的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具有阶级属性 2.国家的社会病态？

a.市场经济混乱、企业缺乏诚信 b.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严重 c.拜金主义在社会盛行 e.黄赌毒黑现象屡禁不止

f娱乐至死:崇尚个人享乐主义，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

g.看客心态:阿Q式的冷漠、麻木与围观，崇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事哲学 h.习惯性怀疑:社会诚信危机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安全感，从而怀疑一切 i.审丑心理:丑闻成为丑闻制造者的通行证，假丑假恶盛行、越骂越红 j.社会焦虑症:因工作、生活、养老及未来无法预期等而长期紧张与不安

k.信仰缺失:价值多元化下存在信仰与道德有关的精神危机，道德赤子与坏账凸显 l.暴力狂燥症:粗暴野蛮，乖张残暴，易怒且好走极端甚至危害社会 m.鸵鸟心态:逃避现实，面对压力与困难采取回避态度 n.思考恐惧症:对于谣言或他人观点，不假思索，符合跟风

o.网络依赖症:对网络及移动媒介上瘾，产生依赖，沉溺在虚拟的世界中

p.炫富心态:展示、炫耀财富，虚荣心作怪，自卑心理的一种反应，炫耀是为了获得满足感 q.初老症:未老先衰，心比实际年龄老得快，过完放弃追求，过早妥协 r.自虐心态:骂共产党、恨体制，甚至获得体制内好处越多的人骂得越凶

诚信：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 篇3

在当前条件下，这一纸“通知”能否完全贯彻实行、能否建立具体而微的个人信用系统、政府能不能且应不应管得如此之细，都还是未知之数，并且不无争议。但不管怎样，此“通知”毕竟表明有关部门对“诚信”的重视，说明了“诚信”的重要。

之所以现在人们开始重视诚信，是因为大量事实说明，由于缺乏诚信，给社会和经济生活造成重大损失。不必说一些假冒伪劣产品使“中国制连”全球蒙垢、更使我们身受其害，不必说欺蒙拐骗使人疑心重重、防不胜防，合同得不到执行，债务人想方设法赖账……就是许多原本良好的措施，由于缺乏诚信而无法实行；勉强实行，结果其实更差。例如，高考甚至研究生考试仅凭考分录取，常常更多地录取“高分低能”的学生而忽视学生个性，于是制度设计者想以外国行之有效的“推荐制”来弥补高考的不足；但实践证明，由于诚信缺失，“推荐”实际都是“走后门”，在这种情况下，弊端不浅的“以分取人”就是最好的制度。

再比如，为了让高中生有一定的社会知识，近年规定应届高中毕业生必须有一定时间的“社会实践”，然而，大多数学校为了让学生“争分夺秒”地“学习”，最后都开出了“实践证明”；学生未出校门，即亲身感受到原以为“神圣”的“证明”可公开作假。

“廉租房”或“经适房”政策是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的有效方法，近年也为我国采用；然而，在相当一部分城市，这种政策却被扭曲成为“有门路”的富人再次“套利”的工具。面对越来越多的各种评估、检查，相当多被评、被查的单位彻底作假，对本单位不愿配合造假者的“经典语言”是：“谁和单位过不去，单位就和谁过不去”；与其这样，不如干脆没有劳民伤财的各种评估、检查。类似事例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显然，由于没有诚信，良好的制度、政策无法实行，实际大大提高了社会和经济运行的成本。换句话说，诚信是不可缺少的“社会资本”之一种。这种“社会资本”雄厚，社会就能和谐运转；这种“社会资本”稀缺，社会就会运转失灵；如果根本没有这种“社会资本”，社会就将分崩离析。诚信不仅提高了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其实是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是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

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信用经济。因为在市场经济早期市场、交易范围狭小，大多是“熟人”之间的交易，交易手段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甚至“以货易货”的“即时完成”，欺诈不易发生，因此信用的作用并不突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易范围不断扩大，从地方扩大到国家、世界，交易大多是在“陌生人”之间发生，“交”与“易”很难即时完成。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也只能是信用经济。如果大家都不讲诚信，不讲信用，收款不付货或收货不付款，交易链条立即断裂，市场随之崩溃。由此观之，当一个社会连“熟人”都要欺骗、以至產生了“杀熟”这一“专有名词”时，诚信缺失已到何种程度。

建立“诚信社会”当然有许多方面，如民间社会的建立、发展，协会、行会的自律、监督，各种信息的透明，个人、集团对自己权益的维护，等等。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违约者、不守诚信者受到重罚，使其不能不重然诺守信用。这种惩罚，要靠一系列的规则、法律和制度来保证实行。也就是说，诚信要靠制度和法规来养成。久而久之，诚信将“习惯成自然”，成为一种文化，成为“国民素质”的一个方面。

加强会计基础构建社会和谐 篇4

会计工作是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要基础。由于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 与国际惯例接轨, 会计制度改革进程也不断加快, 去年我国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制度》, 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改革已实施, 现行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也在调整之中, 我国会计事业步入全面发展时期, 但从近几年审计、财政部门对企事业开展的专项财务检查情况来看, 会计信息失真事件不断, “会计信用危机”已经显现。而会计诚信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须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的会计诚信体系。

1 会计信用缺失的原因, 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

1.1 利益驱动是会计信息失真的内在的根本的诱因。

单位所有者及信息利用者出于自身利益, 干预财务会计工作, 使得会计信息成为服务者的工具而可以随意更改。从核算单位来看, 其目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隐瞒收入或逃避税收;从中介机构看, 对单位的服务过程, 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报告质量问题难以得到保证。

1.2 监管弱化是会计信息失真的外部环境和土壤。

《会计法》未能得到广泛认可与共识, 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制裁, 执法仍有不到位之处。《会计法》和《刑法》同样是法, 而执法结果截然不同, 触犯刑律叫违法犯罪, 会计做假账通常称之为不称职或有违规违纪问题;一个有责任必须追究, 一个是出问题没有人管, 虚假信息责任人员为所欲为而无人问津。违法者普遍存在, 执法者视而不见, 两者责任都没有得到承担, 形成全社会会计锁链式的“失真”现象。

1.3 会计理论与实际操作的缺陷与差异。

目前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 以及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带有明显滞后性, 尽管修改了《会计法》, 出台了与注册会计师执业有关的法律法规, 但由于我国市场体系构成的多样性、复杂性, 这些法律法规不仅带有明显的应付色彩。也很难与国际接轨。这是一种客观误差, 没有主观原因, 可以称之为会计信息理论性误差, 因为它存在的客观合理性, 又有人称之为合法会计信息失真。

1.4 职业道德和业务能力问题。

职业道德问题, 指会计人员、职业注册会计师等缺少必要的职业道德和法制观念, 有意识的弄虚作假。业务能力问题, 体现在会计人员业务能力的高低差异, 例如理论水平不够, 实践经验不足, 以及主观上的努力不够等原因。职业道德是主观因素, 是故意行为, 不可消除;业务能力是客观因素, 属非故意行为, 可以逐步消除, 两者有质的区别。

2 解决会计信用缺失问题的对策

2.1 建立会计报告审计制度、审批制度和责任制约制度。

我国目前还没有实行强制的全面的会计报表审计制度, 很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只有内部要求, 没有外来强制。因此, 必须制定会计报表强制审计制度, 企业年终后多少日内必须将年报报指定单位审计, 维护其严肃性。

会计报告审核批复制度是保证企业会计报告质量年检的数量和比例的一种制度, 可以由财政牵头制定并施行, 税务审计工商部门和会计师事务所共同参与, 划分审批范围, 分别审批, 签署意见, 进行调整, 做出标志, 审批调整后的报表管理部门进行资源共享, 不会因多种需要而出现多种报表。责任制约制度是对报告的审核者或监督者的工作质量奖惩制度, 这项制度主要通过公布审核者的结果, 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监督, 只有重大问题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2.2 职业道德教育与思想品德教育, 目的是减少主观动因。

治理会计信息失真是一个综合系统工程, 要有一个长远眼光, 解决一个思想意识问题, 使会计工作走向国际, 首先要由国外发达国家的遵纪意识和敬业精神, 思想上根本不去想做假账。

对直接行为人, 即会计信息的会计人员和注册会计师等, 主要是培养职业道德观念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和理念, 作为一名会计人员或相关服务者, 是否合格前提就是不做假账, 全社会唤起共识, 管理部门持之以恒, 常抓不懈, 必将克服主观问题。

对行政负责人、管理阶层, 重点是要增强其法纪意识, 摆正利益观和大局观关系, 摒弃不正确、不合法的利益要求, 逐步从思想上放弃干预影响会计报告的结果。这项工作与增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同样重要, 从这个意义是讲, 《会计法》才真正的能够贯彻到位。解决意识形态问题, 就大大减少了违纪问题主观诱因。

2.3 加强政策和业务学习, 提升会计整体素质政策法规方面, 财税审及相关管理部门, 必须加强培训, 并有严格制度要求:

作为应知事项, 会计人员要知晓基本的法律法规政策, 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 避免知法犯法的现象;

业务学习方面, 专业业务能力的提高主要体现在教育和管理, 全面提升专业技能, 适应现代企业会计业务的基本要求, 减少因为业务能力达不到要求而出现的低水平误差。

首先要学习系统的会计理论, 用以指导实践, 理论基础不够是会计业务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 因此会计人员岗前教育, 会计人员持证上岗等规定要求还是要严格坚持, 考试过程还要更科学更严格;

其次会计实践, 会计人员必须有大量的工作实践才能灵活运用会计理论, 并对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 两者缺一不可, 因此, 单位应让会计人员多岗位锻炼, 全面掌握会计核算方法;

再次, 财政等管理部门必须长期坚持对会计人员的后续业务教育, 会计知识更新快, 这方面改革多, 不及时跟上就不懂, 出了问题就明显体现在会计报告中, 使会计报告不符合会计制度和准则要求, 造成会计信息的失真。影响财会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因此业务学习的这项工作必须制度化, 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两者不可或缺。

2.4 制定相对完善的会计理论体系, 全方位加强会计基础工作。

会计信息失真客观上是因为体制或制度的缺陷造成的, 说明这个理论体系本身有问题, 应尽量使之完善, 减少客观性差异, 通常认为应尽快出台具体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体系的构建是适应要求, 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制定的, 是对现行会计制度的又一次重要改革, 具有先进性和时效性, 对会计信息的处理方法更合理更科学, 误差更小, 所以应全面推开并予以普及。

总之, 虚假的会计信息导致错误的经济行为发生, 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误导宏观政策制定, 影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打造会计诚信, 就是要大力创造“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守准则、不做假账”的社会氛围, 建造会计行业诚信的“长城”, 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新《企业会计制度准则》.

社会学基础 篇5

苏家屯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司法行政工作，建立健全了宣教、调解、援助三位一体的工作体系，2007年全面实现了“民转刑”案件为零、公证投诉案件为零、法律援助案件无作为为零、当年重新违法犯罪为零、法律宣传死角为零的刚性指标，为苏家屯区成功获得省级平安区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全市正在开展的信访稳定“百日会战”和“三大战役”提供了有力支持。区法律援助中心荣获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涌现出了司法部和民政部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大淑村、省级先进司法所八一司法所等先进单位。

一、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为构建和谐苏家屯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坚持以人为本，突出普法宣传教育的创新，不仅使法制宣传覆盖面得以扩大，而且使全民法制意识得以增强，为构建和谐创造出良好的法治环境。

1、构建普法宣传大格局。全区有专兼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者1000人，常年为基层法制实践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在区乡机关健全普法领导机构，在乡村建普法专栏，为每户培养一个法律明白人；在社区建普法长（画）廊；在学校建普法园地和法制校长；在企业培训普法骨干；在城乡集贸市场开

设普法宣传栏。今年上半年，结合沈阳市委、市政府开展的信访稳定百日会战和三大战役活动，深入开展了“法律下乡进村入户”“人文奥运.法治同行”、处置蚁力神，浑河大市场问题等维护稳定宣传活动；共举办法制讲座56场，大型专项法制宣传活动5次，涉及法律法规20多部，发放各种宣传资料4000多份，受教育达2万多人。

2、建立普法宣传新载体。针对农村常发生的婚姻家庭纠纷、土地承包纠纷、征地拆迁纠纷、计划生育纠纷等诸多问题，把欣赏性和法律性、宣传性和常识性、纪念性和服务性融为一体，设计印制了图文并貌、涵盖21部涉农法律法规内容的精美普法年画7万张，免费送入农户家，这一全国首创的做法使农村广大干部群众既欣赏了年画，又足不出户学到了法律知识。精选、编撰了学生自己动手创作的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内容的213幅连环漫画，免费发给青少年，改变了单纯说教的惯例，使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法制教育。

3、创新普法宣传新形式。举办了全国首家县区以“弘扬法制理念，构建和谐新城”为主题的法制专题大型文艺汇演，讴歌法治精神，宣传法制文化，深受百姓喜爱。在“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中，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宣教活动，发放“北京奥运、市民法律知识手册”1500本，各种宣传资料2万份，解答法律咨询3000人次。法制宣传教育摆

脱了过去死气沉沉的被动局面，法制宣传的覆盖率、普及率、受教育率明显提高，全社会的法制氛围日臻浓厚，公民的法制意识明显增强。

二、积极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为构建平安苏家屯创建稳定的社会环境

促和谐、保稳定是司法行政工作的首要任务，苏家屯区着眼于促进社会和谐，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和优势，加大安置帮教力度，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努力维护全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一是加强司法所建设，夯实基层法治基础。通过乡镇党委政府推荐，配齐、配强了司法所工作人员，10个乡镇建立了司法所，全部达到120平方米，四室一卫（所长室、接待室、调解室、档案室、卫生间）相对独立、配套齐全的标准，在接受国家、省、市司法部门验收中受到了高度评价。同时，狠抓乡镇调解中心建设。结合基层法律服务力量较强的实际，把各乡镇法律服务所纳入乡镇调解中心成员单位，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聘为兼职调解员，从而使司法行政力量进一步得到有效整合，增强了调解力量，提高了调解质量。

二是强化人民调解工作，减少不稳定因素。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和队伍建设，全区220个调委会中，规范化调委会达到85%以上，1137名调解员中，人均累积培训时间在15天以上，合格率达到100%，有468名参加了等级评定；加大资金投入，按照人均0。5元的标准，区财政将人民调解工作专项经费纳入专项财政预算。建立健全了“防、疏、调”三位一体维稳工作机制，及时有效地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去年10月，在全省首创开展了“真实案例模拟大比拼”竞赛活动，提高了基层调解人员素质。为进一步做好稳定工作，从2008年2月25日始，在全区开展了为期一年的以为农户排忧解难为出发点，真诚化解民间纠纷、真心援助弱势群体、真情帮助释解人员、真心提供法律服务、真诚普法为民所需为内容的 “法律下乡进村入户”系列活动。进一步延伸工作触角，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内部。为做好信访稳定“百日会战”和三大战役工作，集中开展了“迎奥运、保稳定、促和谐”为主题的“万人大调解”活动。采取了逐户排查、预警预报、联合调解、签定责任状等四项新措施，全区共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298件，调解成功292件，矛盾纠纷调解率和调解成功率分别达到了100%和98%以上，防止矛盾激化4件7人、群体性械斗1件、群体性上访8件213人，有效避免了6起命案的发生。

三是抓好安置帮教工作，控制重新违法犯罪。建立健全区、乡镇、社区（村）帮教安置工作组织网络，形成了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帮教安置工作层层有人抓，时时有人管，事事有人做的良好工作局面。采取社会帮教和家庭帮教相结合，把帮教工作延伸至大墙内。春节前夕，对全区三年内886名释解人员

开展“一封信”活动。组织开展对刑释解教人员调查摸底、走访和谈话教育工作，特别是对蚂蚁养殖户的排查、走访，重新确定帮教重点人，制定出有针对性的管控措施；结合奥运防恐维稳工作，帮教小组在做好帮教工作的同时，及时了解帮教对象的思想动态、生活动态，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及时解决，避免问题的严重化。为7户劳教服刑人员家庭办理低保，为9户解决帮扶资金4万余元，安置刑释解教人员就业67人，安置率达91.8%。

三、拓展法律服务，推进区域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律师公证和法律援助工作，是引导和促进社会矛盾的依法解决，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苏家屯区围绕大局坚持执法为民、服务为民，积极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保障和促进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拓展律师服务工作。实施律师事务所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战略，推动律师业的跨越式发展。积极发挥律师法律服务的职能作用，引导律师为区政府、财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和企业当好法律顾问，从源头遏制领导决策的失误，避免风险，解答法律咨询1050人次，参与司法行政工作200余人次，避免企业经济损失200余万元。根据民营经济发展迅速的实际，成立了“个体私营经济维权服务中心”，有力地保证我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在信访百日会

战和三大战役活动中，指派律师参加区内重大信访问题联席会，有效解决了一批涉法涉诉问题。

二是延伸公证工作领域。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在污水处理厂等到6项大型招商项目中，从项目的谈判到合同的拟定起草提供全程法律咨询及公证服务，为全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积极服务处置蚁力神工作，免费为养殖户办理继承、代理、委托等13件公证事项，接待法律咨询500余人次，涉及金额160余万元，为区“蚁力神”清算小组提出多项合理化建议并得到采纳。同时提前介入全区重点热点问题，特别是对发生的重特大事故，积极主动的做好证据保全等项工作，为地方党委和政府正确处理提供了法律服务。

思想幂律、社会结构、道德基础 篇6

最初在私人沙龙里形成的“维也纳小组”，总共不超过三十名成员，他们提出的各种思想在二十世纪欧洲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各领域产生了重要的或根本的影响。

在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叶的英国，形成了主要以罗素、摩尔、凯恩斯为核心的一个小组，各种新鲜并事后证明是富于成果的思想，借助于这样的亲密交往过程，迅速并且大量地形成，然后扩散到英语世界的其余部分。凡英语世界占优势的学科，例如经济学和分析哲学，在至少半世纪的时间里，无不受到这些思想的致命影响。

在具体的各学科领域之内，我可以列举更多的案例。例如，决定了现代数学二十世纪发展路径的首先是哥廷根大学以克莱因和希尔伯特为核心的几位数学家，然后是所谓“布尔巴基小组”的数学家。在中国当然有类似现象，例如，宋代最重要的学术发展，源自相互之间有亲密关系的几位学者。

如果将世界想象为依照重要程度排序的事件的集合，那么，幂律的意思是：在发生了许多许多最不重要的事件之后，必定会发生一些重要性排序在最不重要之上的事件。在发生了许多重要性在最不重要的事件之上的事件之后，必定会发生一些更重要的事件，类推，在发生了足够多仅次于最重要事件的事件之后，必定会发生至少一次最重要的事件。所以，幂律描写了世界的一种价值结构。

我相信存在着“思想幂律”，在现实社会里，通过思想的交流，倾向于将各种思想依照重要性排序为阶梯。并且，那些最重要的思想汇聚在一些人数极少的“小组”里。这些小组的成员，我称之为具有精英意识的精英。注意，我的解释意味着，在这些小组之外当然可以有许多有重要社会地位的精英，但他们当中的许多甚至大多数，早已丧失了精英意识。凯恩斯在私人信件里担忧：我们的文明，其实仅仅维系于少数人的内心。

当代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精英往往不再有精英意识，而使这一问题变得格外严重的是迅速官僚化的制度和我们有悠久传统的官僚政治。如果我们的物质生活和思想交流只能依附并局限于官僚化制度的某一部门，那么，假以时日，我们必定不再有自由的观念流动，从而只能有一套观念的科层。具有强烈科层结构的社会网络，不可能“涌现”思想幂律。试想，我们全体学者承认党的总书记最有资格提出最重要的思想，并且依照官僚科层的级别，次一级重要的思想只能由次一级重要的官僚提交给全体学者，最后，“全体”学者其实来自官僚机构的不同阶梯，所以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从来不是平等的。

这样，我的初步结论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保持足够高的观念流动性，于是可涌现由幂律定义的最重要思想。一个病态的社会，由于不能获得最重要的思想，在不确定的生存环境里，很容易被致命事件摧毁。

假设社会成员有充分的流动自由性，社会网络是否能够保持水平的而不形成科层的结构吗？网络社会科学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有“黏着性”偏好——新来的人更喜欢接近那些已经有更多人喜欢接近的人，而只要有很小程度的黏着偏好，我们的社会网络就会有强烈的科层化倾向。

网络社会科学家最近发表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科层化的社会网络里，越是占据上层位置的社会成员，越缺乏激励去感知他们所在社会的真实结构。与此相反，那些社会地位很低的社会成员，需要努力获取稀缺资源从而有强烈激励去感知他们所在社会的真实结构。

资源的稀缺意味着资源总是流向价值更高的机会。机会的科层化意味着权力和财富的科层化。一旦处于权力和财富科层的较高位置，这也是人类通有的本性——“图方便”，我们便倾向于弱化我们认识和改造既有社会结构的激励。

因此，精英，也就是在社会科层里占有较高位置的那些社会成员，原本要有与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应的道德承担。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超越人类通有的“图方便”本性，努力维持和不断改善社会结构以便让观念自由流动。我理解的“精英意识”，大体而言是以这样的道德承担为核心的。如同苏格拉底面对雅典的审判和死亡判决那样，这样的道德之所以是“承担”，就因为它不仅是道德的言语而且可能要求以生命为代价。惟其如此，在中国传统官僚体系里，文官地位高于武官。事实也如此，文死谏，横眉冷对，千刀万剐，这是何等的勇气！

健康的社会，需要相应的道德基础，而承担着这一道德基础的，是具有精英意识的社会精英。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免于陷入病态，一个社会需要何种机制来淘汰那些丧失了精英意识的精英呢？

基础网络全面转型拥抱网络社会 篇7

网络社会的搭建, 涉及到具体的网络层、业务层以及各行各业间的互相渗透, 网络规模的扩大化对于基础承载网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网络技术的快速演进也都在遵循着有效承载未来网络的发展需求。

从现有的基础网络建设来看, 整个城域网扁平化趋势不断加剧, 网络的IP化转型也逐步提速, 同时大带宽业务对于网络传输能力的要求也促使骨干网、接入网向着更高传输速率演进, 作为整个网络社会的根本载体, 整个系统网络架构都在快速转型, 并逐步适应新的网络承载需求。

超高速传输已成主流

自上而下, 基础网络的根本性变革可以从几个层面来逐步解析, 包括骨干网、城域网、接入网三个层面都在发生深刻变革。

骨干传输技术的快速推进在今年得到了全面验证, 高速传输技术已经彻底从技术论证、实验室测试走向全面商用。2013年也成为100G技术全面商用的重要拐点。国内三大运营商自2012年以来, 通过系统化的实验室测试以及现网试点, 基本上验证了100G技术在国内现网已经具备商用能力, 步入2013年, 几大运营商的系列集采为整个100G产业的推进注入强劲动力。

中国移动总计集采超过1500块板卡, 总金额超过30亿元 (人民币, 下同) , 现已进入全面部署阶段;中国电信4月份启动了100G的全面集采, 据了解集采总量或超中国移动, 对于整个光通信产业带来新的动力;中国联通目前已经完成了100G的现网测试的相关集采, 虽进程略慢, 仍对整个产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基于骨干网数据流量的快速增长, 为进一步提升承载能力, 三大运营商陆续启动100G集采以应对这一挑战, 而结合未来网络的发展趋势, 数据流量依然会进一步增长, 100G技术的引入只是骨干传输技术迈入超高速传输时代的节点, 随着IEEE通过400G技术标准, 后续更高速率的传输技术也将为应对挑战做准备。

网络分组化转型加剧

由于业务层面对于网络调度能力、传输能力的新诉求, 在整个网络架构的发展演进中, 城域网的变革也已经迫在眉睫。中国电信科技委主任韦乐平此前指出, 现有网络架构在传输承载能力方面的主要瓶颈将集中于城域网, 城域网承载能力的提升是整个网络架构转型的重要一环。

无论是基于对固网业务的有效调度需求, 还是对于3G、LTE网络的回传需求, 城域网的分组化转型趋势已日益显著, 并逐步得到国内各运营商的认可。

中国移动在分组承载技术的应用最为前沿, 尤其是在无线网络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其移动回传网络的建设需求不断显著, 通过4年来的大规模建设, 中国移动的移动回传技术已基本实现全面向PTN技术转型, 包括对于后续TD-LTE的承载方面, 相关设备也具备了有效承载能力;中国联通目前也已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分组设备集采, 虽然技术选择上倾向于IP RAN技术, 然而也全面认可分组承载转型的趋势;中国电信方面也在各地进行了较为全面的IP RAN试点, 虽未有较大规模的集采, 然而现网应用方面已基本认可IP RAN的承载能力。

与此同时, OT N设备的进一步下沉, 使得PTN+OTN的融合组网得到更深层次的应用, 虽然三家运营商的应用定位略有不同, 然而整体的演进策略趋于一致, 网络的IP化转型趋势下, 分组承载技术有效适应了这一需求。

百兆接入走向普通用户

相比城域网、骨干网的升级演进, 接入网的用户感知更为显著。尤其是随着大宽带业务的普及应用, 普通用户对于宽带接入速率的需求在逐步提升, 同时更为强调良好的用户感知。

近两年来, 宽带提速得到运营商的全面贯彻, 尤其是自去年以来, 宽带普及提速工程的快速实施, 三大运营商都在加速推进光纤入户的改造, FTTH成为宽带接入的新趋势, 来自工信部的数据显示, 2012年FTTH覆盖家庭新增超过4900万户, 总共达到9400万户, 超额完成年初目标, 使用4M及以上接入带宽的用户占比提高了23个百分点, 超过63%, 网速提升效果显著, 同时全国单位带宽平均资费水平同比下降超过30%, 宽带性价比有效提升。

随着FTTH的普及应用, ODN网络的建设也成为重要一环, 尤其是网络生命周期较长以及网络改造难度较大的背景下, 如何做好ODN网络的布建也成为运营商重点关注的问题。智能ODN技术也随之得到快速应用。

论明代武术发展的社会基础 篇8

一、明代对武术的军事需求是武术发展的最大原动力

总体来说,明朝时期仍然属于冷兵器时代。而在冷兵器时代, 军队战斗力与士兵的个人武力高低密不可分,士兵们的武艺直接决定了军队的战斗力大小。纵观整个明代近三百年,始终面临着外敌或内部叛乱的军事威胁。这样的社会背景使得明代政府建国后始终重视强兵护国的理念,采取武举制与卫所制度,建立武学、 允许民间练武,以满足国家的军事需求。

1.明代兴起的社会背景。明代兴起于元末。异族的不合理统治加上天灾人祸频发,导致元末农民起义军四处兴起。其中凤阳人朱元璋所领导的义军最终击败所有竞争者,并将蒙元统治者赶回大漠,建立了明朝。

2.明代朝廷所面对的主要敌对威胁。蒙元统治者虽然失败退回大漠,但是残余势力借助大漠地利,始终未能彻底灭亡,一直骚扰者明帝国边境,威胁明代北方的疆土安全。最极端时,甚至曾发生土木堡之变。明朝中期开始,倭寇问题困扰明朝东南沿海近百年,直到戚继光带领的武艺高强、战阵独特的戚家军出现,倭寇之患才得以平定。此外日本曾于明代万历年间大举入侵朝鲜,被明朝派遣援朝的军队击退。安南与云桂川黔等西南少数民族叛乱不断,多次严重威胁明代西南边境安全。明代晚期高迎祥、李自成、 张献忠等人所带领的农民起义军。最终李自成军队攻进北京,并迫使明崇祯帝自缢。明代末期满洲女真人的崛起,并成为最终真正灭亡明朝的敌人。

综上所述,贯穿整个明代,朝廷几乎始终面临着内外敌人的军事威胁,从而形成了明代长期的军事需求,并在时代发展中成为武术兴盛的根本动力来源。

二、明代设立的武学与武举制度为武术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官方平台与制度保障

1.明代武学建立对武术发展的影响。武学并不是明代的发明, 甚至早在孔子时代就将骑马与射箭这两样武术列入了君子六艺。 但是武学是在明代得到了极高发展。根据史料《续文献通考·学校考一》记载:明代武学建立于建文帝年间。建文元年(1399)二月, “始置京卫武学教授一人”,负责武学管理诸事。武学中制定了比较完整的规章制度,理论学习教科书有《武经七书》、《百将传》等, 实践科目则以弓马骑射等武术相关课程为主。武学子弟主要来自军官家族,甚至自己便是年轻军官,在进武学之前就已经具备一定的武术基础[1]4。

此外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五月,朝廷重新设立南北两京武学,“成国公朱勇奏选骁勇者都指挥等官五十一员,熟娴骑射幼官一百员,乃令两京并建武学以训诲之”。又“命都司所袭子弟年十岁以上者,提学官选送武学,无武学者,送卫学或儒学”。武学还会对学生进行严格考核,考核成绩低劣的要加以责罚。(根据《明史· 选举一》记载,成化年间“敕所司岁终考试入学生,十年以上学无可取者,追廪还官,送营操练”。)

明代武学非常普遍。不仅南北两京有京师武学,在全国各地卫所也都建有地方武学。也有一些是在地方书院中遵循君子六艺文武当并举的古老理念,专门设立武术相关科目,进行武学教育, 比较出名的有嘉靖年间的肆武书院、辽武书院等。明末崇祯年间, 因后金侵略与农民军起义内忧外患,急缺军事人才,更是诏令全国各府、州、县皆设武学生员(相当于习文童生,比秀才功名低一级),由武学提学官统一考核选拔[2]7。

明代武学的兴盛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习武之风。武学的大批学生通过考核后,很多进入各个军队担任军官,促进了军队的武术训练水平提高,且通过各地军人将武术推广到民间。

2.明代武举制度对武术发展的影响。据史料记载,武举制度起源于唐朝武则天时代,此后历朝历代均有不同程度或形式的沿用。明朝武术科举起步较晚,直到明朝中叶明英宗时期才开始实行。武举制度对于武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与影响。首先根据宋朝以来的传统,社会普遍重文轻武,武人地位低下,民众习武热情不高。而实行武举制度后,武人通过武术也能获得功名并得到晋升,从而使武人社会地位有了极大提升,武术作为一项专门科目至少在制度上做到了与文学平等,促进了武术的兴盛。社会普通民众或中下级军人的习武热情得到了鼓励与激发,并从中涌现出诸如俞大酋、戚继光这样武艺高强、善于领兵的国家栋梁。

三、明代卫所制度与民兵制度推动了军队与民间武术的交流发展

1.明代卫所制度对武术发展的影响。明朝政府在军队管理上一直采取卫所制,根据《明史·兵志》记载:“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其中军事重镇设卫,一般地方则设所。明代所有正规军队都编入卫所之中。按照编制,大约每120人编为1个百户所,指挥官称百户。每1120人(10个百户所)编为一个千户所,指挥官称千户。每5600人(5个千户所)则编成1卫,最高指挥官称为卫指挥。 在明代(尤其前期),朝廷十分重视卫所军队的武术与战斗素养, 基本上长年军事操练不断。军队卫所遍布全国,为军队制式武术与民间武术互相交流发展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2.明代民兵制度对武术发展的影响。明代中后期,受多方因素影响,卫所军队训练制度逐渐废弛,军队战斗力也严重下降,已经无法满足军事所需。在此背景下,训练有素的民兵在后来的东南抗倭等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时,国家即已经实行民兵训练制度。据《明史·食货》记载,“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简民间武勇之人,编成队伍,以时操练,有事用以征战,无事复还为民。”明代嘉靖中期之后,随着卫所军队战斗力的严重下降,很多名将都申请改用募兵制,征用民兵武装力量为国效力,对抗倭寇或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例如东南沿海抗倭时,广西壮族土狼兵、浙江戚家军等民间招募的军队都曾大显身手。

尤其在倭寇入侵的战争中,东南地区深受其害,很多受害民众纷纷组织义勇民兵练武抗倭,配合正规军作战。民兵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其中包括沿海普通百姓、寺院僧兵、南方少数民族士兵等。因此在民兵组织武术训练之时,不同流派之间的民间武术借此得到了高度推广与发展,民间武术与军队武术之间也得到了良好交流与互补,对明代武术发展作出了巨大推动。

四、明代宗教门派武术与日本、西南少数民族等地区的武术交流与发展

1.明代宗教门派武术的发展。少林与武当等名山大派自古以来即有练武强身的传统,并且都有本门独有的武艺技法,名声远扬,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数传说。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武术爱好者往往都会不远千里,慕名前往拜师学艺,并将学到的武艺传播四方,从而推动了这些门派武术在民间的推广。尤其少林曾多次派遣僧兵协助明代朝廷在各地抗倭与平叛,使得少林武术名声得以传播与推广。后世普遍认为,明代是少林武术真正扬名天下的时期。

除了古老正统的、被官方认可的门派之外,明朝还出现了多个民间秘密宗教组织,例如著名的白莲教等。这些教派往往起源于佛道两家,借助佛道两家的知名度私下传播教徒,往往曲解经义,为官府所不容,称之为邪教。这些分布全国各地的教派由于教义与活动往往遭到官府排斥甚至镇压,一般来说都有聚众习武对抗官兵的传统。仅从武术流传与发展角度探讨,这些民间习武的教派对于民间武术的传播交流,在客观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明代与西南少数民族、日本等地区的武术交流融汇。明代政府前期与日本官方有着正常外交往来。根据明朝与日本政府协议, 允许日本每十年朝贡一次,在朝贡时允许日本使者携带一定数量的货物来中国进行贸易。在日本出产的货物中,日本刀因做工精致、刀刃锋利等优点,在中国市场很受欢迎。随着日本刀一起,日本各种流派的刀法也一起进入中国,与明代的武术产生了交流贯通与互相结合。中国的唐手通过琉球王国传入日本,经过日本武术界的吸收改良,形成后世著名的空手道武术。明代中期,日本破产商人、落魄武士浪人等无产者垂涎于大明财富,组成倭寇团伙抢劫中国东南边境。在明军与倭寇的战斗中,亦接触到日本武士浪人的武术。在抵抗倭寇的战争中,明政府征召了西南地区多支少数民族军队参与作战,例如壮族土狼兵、土家族兵、回族兵等。西南少数民族士兵的武术增强了明军武术的实战功效,也丰富了明朝军队武术的实战内容,并使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武术得以流传到中原地区[3]6。

五、明代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是武术在民间发展的重要物质与文化基础

据史料记载,明代有2l本(篇)著名的武术研究著作流传后世,并且种类丰富,包含了7个类别:兵书类、武术专著类、文集类类书类、武术史类、兵械记类、杂记艺文类等。明代流传的武术著作所涵盖的内容之广、数量之多远超历朝历代,是中国武学的珍贵财富与文化遗产[4]23。明代武术文化的高度繁荣,除了受益于武术本身的发展完备之外,也依赖于明代经济文化的兴盛。随着资本主义手工业在明代萌芽与兴盛(尤其东南沿海地区),明代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社会民众有富余的精力与需求去了解武术,武术随之获得了更多发展空间。除了军事需求之外,大量增加的城市人口也为民间镖局、街头表演性杂艺等武术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此外印刷出版业在明代亦十分繁盛,这也为武术著作的刊印与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关彦莉.明代武术发展与明代社会[J].搏击,2005(4).

[2]包莉,陈青.明代武术体系对后世武术的影响[J].搏击.武术科学,2009(7).

[3]申国卿.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的发展规律及其转型机制[J].中国体育科技,2011(6)

社会学基础 篇9

关键词：集体传记法,“双百”人物,群众基础

一、导言

为推动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深入开展, 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 经中央批准, 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了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活动。

“双百”人物虽然身处不同年代、不同环境、不同岗位, 但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崇高精神, 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那就是:忠于祖国、热爱人民, 追求真理、坚持理想, 艰苦奋斗、敢于胜利, 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淡泊名利、无私奉献。这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孕育、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 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厚精神资源。

本文通过对“双百”人物进行详细的社会学分析, 运用社会学的集体传记分析方法, 在详细解读“双百”人物资料的基础上, 研究“双百”人物身上的共性与特征, 旨在表明我党群众基础的广泛性。

二、分析方法

集体传记这一术语, 早在1743年就已被人们所使用了。按照克拉夫的说法, 集体传记这种历史技巧是基于传记合集 (collective biography) 或类似的史料, 它的特征是利用有关许多人和许多事件的资料作为其素材来源。按照斯通 (L.Stone) 的定义, 集体传记是指“通过对历史中一群人的生活的集体研究, 对之共同的背景特征的探索”。【1】它采用的方法是:先确定一个要研究的范围, 然后提出一组相同的问题, 如关于生卒、婚姻与家庭、社会出身和继承的经济地位、居住地、教育背景、个人财富的数量与来源、职业、宗教信仰、任职经历等。通过对在些范围中个人的各种类型的信息的并列和组合, 通过对重要的变量的考查, 所要研究的既包括这些变量内在的关联, 也包括它们与其他行为或行动方式的关联。

三、分析群体的选取

“双百”人物中有团体名单, 鉴于人数统计方便, 本次研究不将其包括在内。因此, 英雄模范人物我们选取了96名研究对象 (其中“八女投江、刘老庄连、周文雍和陈铁军夫妇、狼牙山五壮士”四组不计入) ;感动中国人物我们同样选取了96名研究对象 (其中“中国女排五连冠群体、草原英雄小姐妹、李桂林和陆建芬夫妇、唐山十三农民”四组不计入) 。

四、分析结果

1、性别结构

英雄模范人物中有男性86名, 女性10名, 男女所占比例分别为89.58%、10.42%;感动中国人物中有男性77名, 女性19名, 男女所占比例分别为80.21%、19.79%, 建国以后女性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我党历来重视妇女工作, 女性的地位在建国以后得到显著改善, 社会作用得到很大提高, 女性作为巾帼英雄登上了历史舞台。由此可见, 妇女是我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中不可或缺的主力军, 是我党群众基础的“半边天”。

2、年龄结构

英雄模范人物的年龄分布相对比较集中, 主要分布在20—30、30—40、40—50三个年龄段, 平均年龄为39.40岁。这从侧面反映在建国前, 在战争年代, 由于社会动乱、生活艰苦, 英雄人物的年龄普遍不大, 他们大多为了革命事业而牺牲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感动中国人物的年龄分布相对比较平均, 平均年龄为53.02岁, 50岁以上的人数多于英雄模范中的人数。

这是因为, 在建国前的战争年代, 在战乱不断、生活条件艰苦、医疗水平落后、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 英雄人物的寿命普遍不长。建国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医疗水平的提高, 人民的寿命也大为延长。究其实质, 说明无论在革命年代, 还是建设时期, 我党的群众基础在年龄段方面具有广泛性。

3、地区结构

英雄模范人物分布于24个省份、地区, 其中有四位来自国外, 加拿大一位、朝鲜一位、美国一位、乌克兰一位, 分布最多的地区是湖南省有17位。感动中国人物分布于30个省份、地区, 分布较为广泛, 人数相对集中于山东、四川、湖南、河南、江苏、河北、辽宁地区, 来自国外的只有一位——美国的马海德。可见, 我党的群众基础在地区分布方面 (甚至跨越了国别) 具有广泛性。

通过比较分析, 我们发现人数分布最多的四个省份地区为:湖南、山东、四川、江苏。具体参见表一:

我们认为, “双百”人物之所以在湖南地区分布最多, 与湖南当地的“湖湘”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湖湘文化“淳朴重义”, “勇敢尚武”, “经世致用”, “自强不息”。具体表现在:一是湖湘文化的政治意识极为强烈。二是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三是湖湘文化中蕴藏着一种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创新精神。“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湖湘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 就在于它具有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2】

文化乃国家的“软实力”, 各地应借鉴“湖湘”文化的建设经验, 努力打造区域文化的特性, 丰富区域文化的内涵, 提升党的群众基础的政治素质、社会责任和文化素养。

4、党派结构

关于“双百”人物的党派属性, 英雄模范人物中有中共党员82位, 占总体比例85.42%;感动中国人物中有中共党员87位, 占总体比例90.63%。可见中共党员始终是“双百”人物的主体, 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党员无论是在建国前的革命斗争洪流中, 还是在建国后的现代化建设中都展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魄力, 宣告了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开拓进取精神, 他们是我们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此外, “双百”人物中也有国民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还有联共 (布) 党员和少先队员。可见, 我党的群众基础在党派 (无党派) 结构方面具有广泛性。这充分说明世界各国、社会各界群众对我国的建立、建设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也将极大激励社会各界、各阶层群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继续奋斗。

5、职业结构

鉴于英雄模范人物职业的“革命性”,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只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的96位人物的工作进行集体分析研究, 分析所参考的依据是1998年12月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参照这个分类标准, 我们根据感动中国人物每个人的具体工作, 设置如下的9个职业类别:

其中, 科教文卫工作者主要是指教师、医生、护士、运动员、艺术家等科技工作人员, 他们是工人阶级的重要阶层, 在感动中国人物中占了23.96%, 科教文卫工作者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纵观表四, 我们可以发现感动中国的人物来自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阶层, 还有社会中最底层、最辛苦的劳动群众, 比如淘粪工人时传祥, 他“宁可脏一人, 换来万家净”;“铁人”王进喜“宁肯少活20年, 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信访工作岗位上忠于职守, 执著地为民排忧解难,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党和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的吴天祥……【3】无论是为新中国成立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 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平凡岗位上做出非凡业绩的劳动模范, 或是抗洪抢险、抗震救灾过程中涌现的英雄人物, 他们都用自身的实际行动折射出了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改革创新精神。这表明我党的群众基础在职业结构方面具有广泛性。

五、结论

通过社会学的集体传记方法, 我们对“双百”人物的性别、年龄、地区分布、党派、民族、职业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 加深了我们对“双百”人物的认识和理解。“双百”人物不仅体现了社会对时代先锋的肯定和认可, 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更是对我们的鼓舞和激励。研究表明, 我党的群众基础在年龄结构、地区结构、党派结构、民族结构、职业结构方面具有十分的广泛性, 体现了我党具有先进的阶级性与广泛的群众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刘兵, 关于科学史研究中的集体传记方法[J], 学术前沿, 2004.7.14。

[2]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8581.htm。

社会学基础 篇10

一、社会保障的概念及具体内容

关于保障, 我们可以理解为保护生命、财产及权利不受侵犯.社会保障不仅包括社会保障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且还包括各部分的关系, 即相互联系, 相辅相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支柱之一是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它影响改革、发展及社会安稳的全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分为社会救济、优抚安置, 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互助、个人储蓄保障, 它们是相互联系, 相辅相成.社会保障体系的出现形式是社会安全网, 它对社会安定生活的意义是没有办法代替的.

中共十七大报告会议上指出:“社会保障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是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 重点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慈善事业、商业保险可以作为补充.新时代要求我们要加快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 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要慢慢完善.完善建设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社会保险处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位置, 构成了社会保障体系的重点部分.社会保险对于社会成员的保障责任有普遍性的特点.主要体现为 (1) 目的:保障被给予者的基本生活需要, 这是最基本的; (2) 对象:法定内的社会劳动者; (3) 基本特征:对劳动者的收入损失进行补偿; (4) 资金来源:劳动者自行缴费, 用人单位, 社会募集和国家资助.社会保险不仅仅是现金支付, 还有提供劳动者医疗护理、职业培训, 伤残康复及组织老年活动等服务.政府不管受益者的收入水平, 年龄, 健康状况及就业年限, 如果他们没有劳动能力或失业, 就主动给予收入损失补偿, 目的是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 这样才能稳定社会秩序, 这是实施社会保险制度的根本目的.

社会保障的最终层次是社会福利.它是由福利公共设施、津贴补助、社会服务和福利事业这几部分组成, 这些部分的举办权是国家及各种社会群体.社会福利是为了增加群众福利, 提高国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它是社会保障的最高层次;社会福利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及社会群体.

社会优抚安置是专门为特殊阶层的人民服务的, 它是社会保障的特别组成成分.所谓社会优抚安置指的是优待和抚恤;军人及其家属是其优抚对象;它的基本特点是把军人和他的家属作为优待对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

社会保障的最低级别是社会救助.保证受助者的最低生活需要是社会救助的目标;受助的对象大多数是丧失生活能力的人、遇到不幸的人;扶贫是其基本特点;它的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和社会群体.社会救助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需要经常救助的专门项目, 主要有农村五保供养、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城乡医疗救助, 农村特困户生活救助等. (2) 发生自然灾害时对灾民的紧急救助, 即紧急救助制度.它不仅给予灾民延长一段困难生活的援助而且它还帮灾民重建危房. (3) 对低收入人群和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临时性救助, 流浪儿童也在其内.

社会互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帮助贫困户脱贫, 走向致富道路.基层政府还举办社区服助是中国人民的优良品质.为了鼓励社会捐赠活动, 并使其规范化, 政府还专门立法了,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益捐赠法》.除此之外, 政府还积极鼓励机关、企业单位, 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 帮助贫困户脱贫.

二、社会保障工作与基础教育的关系

基础教育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属于社会保障体系范畴, 是国家对低龄公民受教育权的一种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基础教育工作开展的好坏, 基础教育工作又从社会的另一个角度反映着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以及保障力度.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并在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进行了修订.此法规的颁布从宏观角度上看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种完善和补充.不仅仅确保了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医, 并且从法律的角度, 根本上确保了人人有书读, 给了全社会成员一个受教育的机会.有力的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构建, 确保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齐头并进, 大幅度发展.更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了保障民生.又说明了社会保障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社会建设,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扩大公共服务, 完善社会管理,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优先发展教育,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实施素质教育, 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优化教育结构,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重视学前教育, 关心特殊教育.更新教育观念, 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 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坚持教育公益性质, 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 规范教育收费, 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 健全学生资助制度, 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重点提高农村教师素质.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 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以上内容中不难看出, 社会保险, 社会福利, 社会互助在基础教育事业当中有着不可轻视的重要力量, 一所所希望小学的建立, 一所所公益性教育机构的诞生.无不说明这社会保障在基础教育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而基础教育的全面普及正是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方面.

三、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社会保障及基础教育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核心是处理好平等与效率的关系, 基层社会保障工作则是协调好平等与效率关系的重要保障, 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制度保障, 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出发, 完善基础教育, 强化基层社会保障工作的落实.

中共在2004年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四次会议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名词, 简称为“和谐社会”它是指组成社会的每个部分、每种要素处在互相和协的状态, “和谐”这种价值理念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十分重要, 和谐社会主要包含安稳有序、民主和法治、诚信友好、充沛活力、正义公平、人和自然和平相处这几个方面, 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一致.中共在2005年强调“和谐社会”的战略地位, 即它能使社会每个方面利益关系和谐发展, 不断创造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 从而使社会安定有序.到2020年,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 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 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 家庭财产普遍增加, 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 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 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 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 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 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 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目前,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仍以接济贫民, 给贫民雪中送炭为重点.社会的救济, 社会的保险及社会的福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 它们是来解决居民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社会救济针对的对象是一些贫困人口, 其目的是满足贫民的最低需求;社会保险则针对劳动人口, 目的是满足居民的基本需求;而社会福利面对全体社会成员, 满足他们的享受需求.可是满足了全社会的物质需要并没有构筑了和谐社会的牢固根基.同时切不可忽略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注重基础教育, 可为人民群众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 九年义务教育, 高中、大学的普及, 一刻不停的提高这全社会的受教育程度.当全社会的受教育程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量变必将导致质变.全社会的素质将呈现一个新的高度, 包括物质, 精神.成为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

在我国发展和谐社会的的过程中, 要注意汲取那些福利国家的教训, 不单单要抓吃穿住, 更要注重教育, 发展教育.但那是以后的事情, 当务之急是要把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建立起来.要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到构建和谐社会、维持国家长治久安, 甚至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只有思想高度重视, 才有可能去解决其他具体问题.

社会学基础 篇11

和谐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融洽、有序、稳定、协调、和谐的社会文明状态。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定要解决好三个基本层面的和谐问题，一是人际关系和谐问题，二是社会关系和谐问题，三是人与自然和谐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加强法律、政策、制度的建设，以提供安定有序的体制支撑与机制保障，也需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以发挥道德在社会建设中的规范、引导、调适、融合、促进作用和精神支撑功能。道德是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更深入、更持久、更广泛、更具渗透力的力量。良好的思想道德风尚对和谐社会的法律、政策、制度化建设可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它有助于培育更加理性自觉的实践主体，提高主体“构建”和谐关系的道德实践能力，使法律、政策、制度的贯彻和实施效果更佳。那么，什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呢？道德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是以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根据道德所调整的关系不同，我们可以把道德分为人际道德、社会道德和环境道德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的道德建设恰好能够从精神道德领域解决人际关系和谐问题、社会关系和谐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道德的概念界定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传统儒家曾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如墨子提出了“兼相爱”、“爱无差等”的理想社会方案;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状态;《礼记·礼运》中描绘了“大同”社会的蓝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提出要建立“务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社会;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但由于这些思想固有的“泛道德主义”和历史的局限性，儒家和谐社会的设想始终没有实现。在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也提出了很多有关和谐社会的构想。“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必将为和谐制度所代替”。[2]1824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也以“新和谐”命名。“社会主义社会是和谐与自由的社会，新社会的和谐是全体和谐”。[3]同样，由于他们不能理解这一历史过渡的现实基础和实行这一变革的物质力量而使和谐社会仅停留在空想阶段。[4]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与儒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和谐社会”有本质的区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所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和谐”首度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纲领里，是在 2002年 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后来，胡锦涛总书记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内涵，即“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5]与传统儒家和谐社会不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并不像儒家那样，在人生价值问题及治国思想上，把对德性的追求放在首位，依赖人们的“德性实践”来构建社会秩序[6]。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德法并重、依法治国、全面和谐的社会，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是公平正义贯穿于经济、法律、道德等层面的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并不像空想社会主义那样，我们的和谐社会有自己的社会制度作支撑，有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基础作保障，只有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人人才能真正地平等地和谐共处。

(二)道德

“道德”一词由来已久，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们古代的著作中就出现了“道德”这个词语。在中国古代，“道”与“德”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比较广泛。“道”最初的含义是道路，以后引申为原则、规律、道理等。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里所谓的“道”，即使做人、治国的根本原则。所以，“道”在伦理学的意义中，主要是指人们的行为原则和规范。“德”与“得”的意思相近，它在中国最早的典籍中表示对“道”的认识，践履而后所得。被誉为“文化宗师”的东汉学者许慎，编辑了中国第一部汉语大字典《说文解字》。他写道:“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所谓“外得于人”就是“以善德施之他人，使众人得其益”。所谓“内得于己”，就是“以善念存诸心中，使身心互得其益”。先秦老子《道德经》一书中有“是以万物变，尊道而贵得”的命题，但是在老子那里，“道”和“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把“道”和“德”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概念使用，首推荀子，他在《劝学》篇中说:“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将“道德”这一概念，赋予了较为确切的意义，即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确定的道德品质、道德境界和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如果一切都按“礼”的规定去做，就算达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从词语的溯源中，人们不难认识到在中国文化中，“道德”就是将一定社会的行为原则和规范转化为个人的品质和品德。在西方古代文化中，“道德”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 mores，意为风俗和习惯。后来古罗马思想家西塞根据mores一词创造了一个形容词morals，指社会的道德风俗和人们的道德个性。以后英文的道德morality一词则沿袭了这一涵义。由此可见，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道德一词包含了社会的道德原则和个人的道德品质两方面的内容。本人认为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所特有的社会现象，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是以善恶为标准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所维系的，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

二、诚信友爱、团结互助、友善宽容是和谐社会的人际道德基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诚信友爱的社会。“和谐社会首先要有和谐的人际关系与人际环境，没有人与人之间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普遍的和睦与融洽关系，就没有社会的和谐稳定。”[7]这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良好的人际道德的维系和调节。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诚信是个体道德的基石，是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它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基础，也是各行各业的人们交往的基本行为准则。”[8]诚信是沟通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桥梁，是融洽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更是彰显个体灵魂的美德之花。不仅如此，诚信还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和谐的纽带，社会有序运行的必要条件。社会无信不稳。“诚信是维系一切秩序、规范、制度的精神链条和无形纽带，它是调节、支撑一个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9]诚信危机不仅损害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信任关系，使人际关系紧张、不和谐，而且会严重地影响社会稳定，导致社会关系的混乱与无序。友爱，才能营造和睦、友好、祥和的人际环境，彰显人间真情和美好。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党派、多阶层的社会主义国家，各方面的差异很大，要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谐关系，就要倡导平等友爱的高尚道德，即在平等的基础上提倡各民族、各宗教团体、各党派、各阶层、各群体人们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相互理解、相互体贴、相互爱护、相互温暖，尤其是要倡导尊重、同情和帮助弱者的人道关怀与博爱精神、鼓励和称慕强者的积极健康心态，促进强者和弱者的携手同行、共同发展，从而使全体人民在相互关爱、彼此关怀的基础上融洽相处。团结互助，就是各民族、各地区、各行业、各阶层人们紧密团结，爱好和平，互助合作，携手共进，以谋求民族国家内部繁荣稳定统一以及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和平相处。“团结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动力源泉。”[10]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和而不同的高度理性社会，是多元一体的社会和谐体系。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经济多样化、社会阶层多样化、利益群体多样化、思想意识多样化趋势日益明显。此外，当前国际国内还存在着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社会势力与力量，这些构成了威胁和谐社会的潜在隐患。在这种复杂形势下，如何协调好多元力量、多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加强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各群体人们的紧密团结，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和集聚全党全民的发展智慧，构建多元一体的高度和谐体，就成为社会治理的新课题。“和谐”最主要的是同心，只有万众同心才能达到高度和谐。同心是建立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的，全面小康是符合中华民族各阶级、阶层和群体共同利益的奋斗目标，因此它成为凝聚和整合全国各族人民的价值共识。所以，紧紧围绕全面小康目标，倡导团结美德，弘扬民族团结意识，才能营造同心协力、互助合作的社会氛围，形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合力。友善宽容，就是指与人为善，以宽容、包容的健康心态对待他人，尊重个性，善待差异，宽和待人。善良、正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这一民族传统美德。现代社会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多元化社会，人们的利益差异扩大化、个人追求多样化、生活目标多元化、个性差异明显化，这就需要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以友善、宽容、和解的人生态度在多元差异中去追求“和而不同”的和谐。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各阶层、各群体，我们有着明显的共存性、同一性与整体性，这就构成了友善宽容道德规范的深厚社会基础与现实依据。只有彼此友善、相互宽容，才能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加强沟通，文明交往，消除人际隔阂，避免人际关系紧张，维护社会团结，消除矛盾激化的潜在因素，营造和谐的人际环境，使人们心情舒畅，工作顺心，生活惬意，社会安定。总之，诚信友爱、团结互助、友善宽容的道德原则与规范，有助于人们形成以和为善、以和为贵的伦理价值观，形成宽松、积极、健康、祥和的社会风尚，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人际环境，解决人际关系的和谐问题。

三、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社会道德基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和谐社会还要有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除了要依靠法制的调控机制和制约机制外，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仰仗公共道德的维系和调节。公共道德指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守的公共道德规则和准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人们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公正社会。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教育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力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所规定的，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经济制度、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为特征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消灭了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扫清了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根本障碍，为实现全体人民的公平正义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从而使公平正义真正有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得以实现。因此，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也是全体中国人民不懈奋斗而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才能使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协调有序、相互融洽，各种社会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得到有效化解和妥善解决。努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不断提升社会公平、正义的程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公正社会的实现，既要有公正、合理的制度体系和保障机制支撑，也要有全体公民的公正道德准则与规范来维护。所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践要求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层面的反映，就集中体现为公正原则必须成为每一个公民一切活动的道德准则，成为全体中国人民普遍接受的公共道德规范: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指人们在公共生活领域中，自觉树立公平正义原则，公平待人，公平处世，公平交往，积极维护社会公平，伸张正义。努力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公正原则出发，自觉行动，担负起对社会公正的道义责任与义务。抵制不公平、不正义的行为，确定公平正义为荣、损害社会公正为耻的道德观念，以公平、正义的原则、信念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形成有效的自我制约机制。确立崇高的道德正义感，形成鼓励和褒奖公平正义、贬斥和谴责不公正行为的道德激励和评价机制，进而形成促进和维护社会公正的正确价值导向，从而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构筑起维护公平正义的道德精神屏障。倡导公平、正义的社会道德，可净化社会风气，优化社会环境，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准，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建设公正道德，可强化人们对公平、正义的道德自律意识，促使人们更加自觉地维护和发展社会公平与正义。这种公共道德的有效推行、扩展与积极实践，并与社会公正的制度化建设紧密配合，相得益彰，必将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从而使人们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关系融洽、协调、顺畅，营造出人们心情舒畅、积极向上、生活安定、秩序井然、和睦相处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保障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总之，公平正义的社会道德是营造和谐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维系社会稳定和谐的道义支撑和精神力量，它可解决社会关系的和谐问题。

四、保护环境，爱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是和谐社会的环境道德基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社会，即生态和谐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人类维持社会机体健康和谐的道义责任。人与自然、社会与地理环境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是紧密联系、休戚与共的有机统一体，它们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耦合互动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大系统。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具有依赖性，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自然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与自然的共生共长、协调共生，是生态大系统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与基础，没有生态和谐，就没有健康和谐的社会生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除了制度、政策、法律等外在控制与约束外，还需要运用环境道德的内在约束和自我制约机制来调节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以人们发自于内心的信念、情感和自觉行为来维护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因此，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就要大力倡导环境道德。环境道德是对传统道德的扩展和提升，它把传统伦理道德的调整范围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生态有机整体系统，它们相互支持。人作为道德主体应该履行对自然环境的道德责任与义务，这体现了人类对道德关系认识的飞跃和发展，升华了人类道德的境界，形成了一系列崭新的道德观念。“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就是倡导人们尊重自然界的权利与价值，不再把自然界看成只供人类任意盘剥和利用的对象，自觉地将自然界视为人的身体的一部分，加以关爱与保护，从而把道德关怀的范围扩展到人之外的其它自然存在物，加强对环境与资源生态平衡的维护，并把自己作为自然界的一员，与自然为友，善待自然，不做损害和破坏自然环境的事情，最大限度地减少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与环境恶化的人为因素，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平衡一旦改变或破坏，就会造成生态功能的紊乱和失调，引起生态危机，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因此，我们倡导建设良好的环境道德，就是要增强全社会的环境安全和生态忧患意识，强化维护生态系统安全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责任，并把维护生态系统安全作为环境道德基本规范与信念纳入道德建设，用以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之贯彻落实于生产、生活实践中，成为人们自觉自愿的行为。“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协调发展”，就是指人作为自然界的一个部分，与自然界中的其它事物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因此，人与自然既有共生共长、相互支持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相互对抗的一面。“人对自然的道德义务就在于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通过自觉的行为选择与价值调整，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协同发展，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优化达到和谐一致，为人类社会的稳定、有序、和谐、可持续发展提供安全、舒适、优美的环境依托。”[11]总之，生态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而生态和谐有赖于以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安全为基础的环境道德建设。只有当整个社会的人们充分认识到自己对自然环境所承担的道德义务与责任，并且通过发自内心的道德良知和信念去自觉规范、调节经济活动，克制、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平等的态度关爱生态，友善对待自然，保护环境，对自然环境的侵害、破坏才能从根本上终止，种种不利于生态系统安全的行为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抑制，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人无德则不良，国无德则不兴。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道德不可缺席。“道德不仅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得以实现的有力手段。”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德基础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指导下、中西伦理文化扬弃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前的伦理现状及面对的道德问题，以集体主义原则为首要原则，加以人道主义原则、诚信原则、社会公正原则、环境正义原则去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德基础的完善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需要发挥各种手段共同作用，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重视宗教信仰的力量，要保证法律手段充分发挥作用，要大力发展经济，使道德基础能够适应和谐社会的要求，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1]礼记·礼运，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会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6－26.

[3]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会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6－26.

[4]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郭大力.王亚南中译本，国富论(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6]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7]钱广荣.和谐心态: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兼论道德教育创新问题[J].和谐社会与道德建设，2004，(2).

[8](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人中译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9]张运松.人类自由的伦理道路及其归依 [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2).

[10]张世友.诚信友爱: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08，(3).

和谐社会理念的基础探讨 篇12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首先, 中国传统思想、文学艺术、道德伦理、军事思想都强调“和谐”理念。《管子·兵法》上说:“和合故能谐”。孔子《论语》曰:“礼之用, 和为贵” (《学而》)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孙丑下》) 。“比如夫妻和悦为‘琴瑟和谐’, 或如司马相如给卓文君听的《琴歌》:‘交情通体心和谐’……元代戏曲家关汉卿说:‘遂令鱼共水, 由此得和谐’, 和谐是多音和鸣、多样性的协调”。[2]《孙子兵法》曰:“攻城为下, 攻心为上, 不战而屈人之兵, 是为上策”, 强调的是人和、以柔克刚。墨子强调“兼相爱”, “兼相爱”方能社会和谐。荀子曰:“和则一, 一则多力, 多力则强”。中国传统美学认为美在和谐。

其次, 中国的传统武术与传统哲学也都强调和谐理念, 特别是我国国拳太极拳的拳理就是人与自然、日月、四时和谐同一、刚柔并济、以柔克刚的思想。《易经》曰:“地势坤, 君子厚德载物”。提倡包容万物、淳厚中和的宽厚之德。追求一种“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境界。其阴阳互生双鱼“太极图”则形象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圆融和谐思想, 阴阳和谐而达太极, 太极即无极、通达。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天人观特别强调“天人合一”思想, 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五行说”的五行相生相克思想也体现了世界万物和谐共生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更重视人的内心和谐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融为一的思想。所谓“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法自然方能天人和谐, 天人和谐方能内心和谐。《庄子·天道》曰:“与天和者, 谓之天乐”。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强调“和为贵”的处世哲学语言, 如“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和衷共济”等。

再次,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别推崇和谐社会理念。中华民族形成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多个民族、多种文化融合共生的过程。孔子曾在《礼记“礼运篇”》描绘了重诚实、讲仁爱、求友善、修和睦的和谐社会理想。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则描述了古代文人所追求的和谐有序、无欺无压、尊老爱幼、环境优美、怡然自得的理想社会模式, 堪称中国古代空想社会主义。东汉末年曹操的谋士仲长统说:“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 违唳则慌乱之所起也”。近代农民代表洪秀全则提出要建立“务使天下共享”的理想天国模式。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 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 人人平等, 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孙中山则推出了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和谐社会模式。当然, 这些理想的和谐社会模式, 仅仅是前人的一种理想和追求, 与今日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不能同比的。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科学的理论基础

和谐社会理念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首先, 它符合唯物辩证法思想。唯物辩证法认为, 事物各种矛盾构成的有机联系体。有机联系即相互协调与和谐, 只有这样, 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 使各自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展。同时, 它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社会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矛盾统一整体。四大因素关系和谐则社会稳定, 稳定才能发展。其次、和谐社会理念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 不仅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直接思想来源的空想社会主义, 把和谐社会为理想社会模式。1803年,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在《全世界和谐》中把他所设计的理想社会制度称为“和谐制度”。1824年, 英国欧文以“新和谐”命名其共产主义公社试验。1842年, 德国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中, 即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实现社会和谐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所追求。马恩在《共产党宣言》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使人、社会、自然之间形成和谐关系作为社会发展目标。马克思指出,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全面发展, 说到底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和谐发展。由此而知, 我们党作出的“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重大判断, 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必然得出的科学结论。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库, 毛泽东在其重要著作《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解决各种矛盾、实现社会关系和谐都作出了透彻而科学的理论分析, 这些都成为和谐社会理念的科学理论基石。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现实社会的物质与思想基础

生产力水平是人类一切社会形态都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社会发展史表明, 生产力水平低导致物质财富匮乏和贫困, 是造成社会发展不和谐、社会冲突与动荡的根源。诚然, 富裕不一定意味着社会和谐, 但贫困肯定会破坏社会和谐。离开了经济发展,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则知荣辱”。经济发展、丰衣足食是“知礼节”、“知荣辱”、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因此, 马克思主义政党更注重发展生产力。“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4]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则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这些成就使国家有能力和条件解决众多挑战性问题, 同时也赢得了社会和民心支持, 为和谐社会理念形成与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良好的国际条件与环境

“社会和谐”其实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诉求。西方社会思想史上也有关于和谐思想的宝贵成果。古希腊哲学家很早就把“和谐”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 毕达哥拉斯学派有句名言:什么是最美的——和谐;柏拉图提出了“公正即和谐”命题。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提出和倡导的“民主”、“平等”、“博爱”、“自由”、“人权”等思想, 也包含着“和谐”的思想火花与追求。空想社会主义者则直接提出了“和谐制度”主张。我国古籍《周礼》曰:“以和邦国, 以统百官, 以谐万民”。我国政府又把“和谐社会”理念进一步扩展, 倡导建立和谐世界。“中非论坛”、“东盟+1”、“上合组织”等都是建设“和谐世界”的成功实验。“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念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理解、认同和支持, 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良好国际环境与条件。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和谐社会”理念的实现、“和谐社会”建设实践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必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 需要我们长期努力、创新。其任务艰巨, 时不我待。前景广阔, 道路漫长, “路漫漫, 其修远兮”, 全民当自强不息。

参考文献

[1]张国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若干问题[J].求是, 2007 (1) :22.

[2]杨义.和谐社会和和谐文化的人文内涵和历史哲学思考[J].中国教育科研参考, 2007 (4) :19.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