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研究（共12篇）

社会学研究 篇1

一、韦伯:社会行动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认为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 社会学应该在两个层面上理解社会, 即行动者自身的意图和行动者的集体行动。 (乔纳森特纳 & 邱泽奇, 2001) 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 每一个举动, 每一个行为都是对社会的一种反应。社会学认为, 人们的行动具有社会性, 这表现为人们的行动是有目的, 指向他人, 并以他人符合自己预想的反应为目的。所以, 社会行动必须具有以下两个因素:第一, 行动者赋予其行动以主观意义, 即行动者有行动的动机;第二, 行动者主观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与他人的联系。

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类:目的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性行动和传统行动。

目的理性行动, 以目的作为行动的主要目标, 通过认真的计算, 利用何种手段可以顺利的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这种行动的核心。价值理性行动, 为了追求某种价值, 比如伦理上的、宗教上的而采取的行动。情感行动指的是, 这类行动是基于情绪或者情感而采取的行动;传统行动指的是, 由传统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而决定的行动。以上所述的四类行动类型都属于韦伯的理想类型, 事实上, 我们日常的行动很少是这类行动中的某一类。

二、帕森斯:行动理论

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但其理论框架源自他的行动理论。帕森斯认为, 行动的最基本特征是具有意志性和目标导向性, 这一点他继承了韦伯的观点, 但在分析社会行动的时候, 他摒弃了韦伯的分类方式, 提出其单位行动理论。单位行动具有不同的要素, 在不同的版本分析中, 要素的种类也不同, 本研究将其分为四个要素。第一, 是行动者, 行动者指的是个人在行动之前会思考, 并能在思考的过程中产生行动结果。第二, 是目标, 即行动所想到达的未来状态。第三, 是情境, 在行为理论中有“人在情境中”的说法, 这里的情境指的是行动发生的场所, 有两个要素:行动者不能控制的事情以及可以控制的事情。第四, 是规范与价值观, 行动者会受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从而决定采取何种方法达成目标。

帕森斯的关于行动的理论是建立在唯意志论的基础上, 此理论认为个体行动者主观决策行动的过程。但是帕森斯认为这个过程的决策包含规范和情境, 受到这两者的制约。所以帕森斯进一步发展其行动系统的理论, 提出了“AGIL”:适应 (Adaptation) 、目标达成 (Goal Attainment) 、整合 (Integration) 与维模 (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 四个基本生存问题。这四种功能要求在个人行动系统中存在, 而帕森斯提出这以模式的主要目的是将个人行动系统扩大社会系统中, 从而创立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体系。但这一体系带有明显的结构决定论的态度。而社会学的发展中, 往往一些非主流的理论会给主流理论带来补充和发展, 理性选择理论就是其中一种。

三、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

科尔曼 (James S. Coleman) 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集大成者, 将理性选择理论推到社会学理论为前沿, 成为近代社会学的“热门”理论之一。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原则是由新古典经济学、效益论或功利主义和博弈理论发展而来。虽然它奠基于各种不同模式, 但是还是有其框架模式的 (瑞泽尔, 2005) 。

理性选择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行动者, 从个体行动者的角度来说, 主要包括行动者的基本状况及行动发生的必要因素。行动者、资源与利益是构成行动的三个基本要素, 行动者都是具有一定利益偏好的理性人, 并且科尔曼及费雷洛特别批评将价值、偏好或目标作为个体选择过程的外在因素的研究范式, 认为有目的行动模式必须考虑人们的价值来源及其对个体偏好和选择的影响 (J.Coleman, T.SJ.Fairer, 1992) ;资源的种类很多, 具体可以分为私人物品、事件或某些专长;利益“在客体自我层面是指对特定事件后果或控制资源的满意度, 在行动自我层面表示获取对控制事件所必须的资源数量, 这是行动的驱力” (J.Coleman, T.SJ.Fairer, 1992) 。而权利是科尔曼理论中的重要概念, 权利的分割和交换使行动成为可能, 因此权利是行动的条件之一, 具体而言是指具有法定权利采取某些行动, 使用处置物品或者资源以及控制事件后果, 而当拥有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时, 可以对妨碍权力行使的人进行惩处” (J.Coleman, T.SJ.Fairer, 1992) 。而“信任”是另一个促使行动发生的主要条件, 信任结构使行动者间产生相互信任的关系, 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存在着资源让渡关系。

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的起点是行动者的目标或意图, 在选择过程中, 资源的稀少性与社会制度都是需要考虑的。行动者有不同的资源, 对于其他资源也有不同的取得管道。对于那些拥有许多资源的人, 达成目的相对简单,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资源或只有极少资源的人而言, 要达成目的就很困难或完全不可能。而社会制度在客观方面规定着行动者行动过程与结果。这些制度的限制同时提供了鼓励某些行动及抑止其他行动的正向认可和负向制裁。

科尔曼对理性行动理论有信心, 但是他也不认为这一观点能提供所有的答案, 在实际的世界中, 人们的行为并不是总是理性的, 往往有些行为不可以或者不能完全被理性解释。理性选择理论继承了以行动者为主体的思想, 开拓了行动研究的思路, 将资源与社会制度纳入到其中, 但是其研究仍有局限性。后现代理论的出现, 打破了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大统思维, 作为后现代理论家之一的布尔迪厄对行动的在对原有研究的继承与批判上提出了属于他的理论。

四、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

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作为法国社会学的代表, 其社会实践理论贯彻其一生。布尔迪厄将行动作为社会实践来看待, 布尔迪厄本人对他的实践理论曾有过一段精彩的独白, 他说:“我之所以要提出一套时间理论, 把实践活动看作是一种实践感的产物, 实在社会中建构‘游戏感’的产物, 就是要说明实践的实实在在的逻辑 (the actual logic of practice) ——这是一种自我矛盾的逆喻表达法, 因为所谓实践的标志就是‘合乎逻辑’, 它具有某种自身的逻辑却不把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当做自己的准则。” (布尔迪厄、康华德, 1998) 当然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不仅仅就是社会实践理论, 只是本研究主要关注其这一理论。布尔迪尔的社会实践是围绕着行动者在哪里实践, 如何实践, 用什么实践等展开, 也就是说行动者行动的场所, 行动的策略, 行动的工具是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所要研究的内容。相对于以前学者对行动关注的本身来说, 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将行动作为分析的中心, 将与行动有关的其他的因素纳入到分析中。

1.社会实践的空间:场域

用布尔迪厄自己的话说:“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network) , 或一个构型 (configuration) 。” (布尔迪厄、康华德, 1998) 场域是人的活动相互作用结成的关系网络, 不能离开人的活动而存在。场域有不同的类别和形式, 如哲学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等, 各种场域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的, 都具有某种特殊的利益和作用。但是一定的场域一经形成就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甚至制约着人的心理、行为及地位等。场域是一个争夺权力与资本的场所, 一个“争夺的空间”, “任何场域, 都是一个力量之场, 一个为保存和改变这种力量的较量之场”。在布尔迪厄看来, 有多少种场域, 就有多少种利益 (符号利益和物质利益) 。利益既是场域运作的条件, 也是场域运作方式的产物。利益推动人们参与到特定场域的游戏之中, 相互争夺。 (Bourdieu, 1992) 由此可以看出, 布尔迪厄认为任何的行动的产生都必然发生在一个场域中, 那么分析某一行动的发生发展也必然需要将此行动回归到场域中分析。所以场域成为布尔迪厄的行动理论的最基础的一部分。

2.社会实践的工具:资本

布尔迪厄的将资本指做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工具, 这种工具是行动者积累起来的“劳动”, 可以是物质化的, 也可以是身体化的, 也可以是符号化的。所以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 资本不仅仅是包括物质化的经济资本, 还包括了文化资本, 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将行动者的实践工具从经济场域扩展到了符号和非物质的场域, 进一步深化了资本的概念。

如果将资本单独分析, 比如对行动资本的量化分析, 那么资本将失去其工具的实践性。资本是行动者的实践工具和能量, 在上文分析中, 行动者的行动是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中的, 而场域的形成是处在一定位置的行动者的力量关系构成的。所以, 资本和场域是相互共存的, 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处的场域, 行动者使用资本的策略也决定于行动者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作为社会实践工具的资本, 必须要在其场域中才具有价值, 资本的相对价值随着场域的不同而不同。一种特定的资本总是在给定的场域中才会有效, 必须与其场域有关, 不然它就不会存在或者不会起作用。场域的形成正是因为各种资本的相结合而产生, 而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也是根据资本的总量以及总资本中各个资本的相对比重分配的。所以, 场域给各个资本的竞争, 比较和转化提供了场所, 反之, 场域的运作和存在也是靠各种资本的反复交换及竞争才能维持的。

3.社会实践的策略:惯习

实践的场所和实践的工具已经找到, 那么实践的策略是什么呢?在布尔迪厄看来, 惯习是行动者实践的策略。惯习是“由持久的、可以转化的性情倾向构成的系统。它表示出了一种组织化行动的结果, 带有近似结构之类的意思;它还指明了一种方式, 一种习惯性状态, 特别是一种倾向、脾性、资质或嗜好。” (谢立中, 2007) 或许用“游戏感”或者“实践感”来理解惯习会更加的直接一点。布尔迪厄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出“游戏”的概念, 他认为行动者的行动就是在做一场“游戏”, 这种“游戏”在一个特定的“游戏场”内, 通过“游戏者”的不断尝试从而习得“游戏规则”并将其内化到“游戏者”的行动体系中, 从而形成“游戏感”。“游戏者”的游戏并不仅仅是一次, 而是多次的游戏。“游戏感”就成“游戏者”下次游戏的指导思路, 再外显出来。当然每次游戏的过程都是不断的更新, 不断的内化外化的过程。所以惯习可以理解为, 一种通过后天努力习得的具有动态性的体系, 它能够根据特定环境进行有目的的调节, 而且是这些惯习产生了与那些环境而非其他环境相一致的所有思想、所有观念以及所有行动。

场域是一种客观的关系系统, 而在场域里的行动者是有知觉、有意识、有精神属性的人, 因此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即惯习。在这一点上, 场域和惯习是不可分割的。每个场域是具有惯习的, 每个惯习只能在场域中存在, 并且每个惯习和产生它的场域是对应的关系。此场域的惯习和彼场域的惯习之间存在着“不吻合”现象。由于场域是分为不同类型或不同形式的, 惯习也不例外;因此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惯习, 把此场域形成的惯习简单地“移植”到彼场域中去必然会造成不合拍的现象。用布尔迪厄的话说, “实践理论要同时考虑外在性的内在化和内在性的外在化的双重过程”。在惯习的实践过程中, 作为工具的资本不断地被运用。

场域、资本、惯习成为布尔迪厄的社会行动理论的主要线索, 惯习回答的是行动者如何使用资本, 而场域回答的是资本力量的作用范围。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是建立在对以往行动理论批判的基础上, 同时加入自己特有的思想, 是对行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再回到开头布尔迪厄对于自己实践理论的那段话, 个人行动不是个人理性的产物, 而是在社会结构中实践的产物, 而这个过程是二重性的, 不断地往复发生。

对于“行动”的研究还有很多, 笔者仅将其中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综上所述, 行动理论经历了最初的简单分类的时期, 再到行动与社会结构相结合的初次尝试, 再到个人理性选择的分离阶段, 最后经历的行动结构二重性的时代。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 希望在韦伯的行动分类的基础上, 将行动纳入到社会结构中;科尔曼作为现代社会学理论家中的代表者, 希望可以通过从行动者的行动本身出发, 将其他社会因素放在行动过程中考虑, 这样可以将帕森斯社会结构理论中的行动部分进一步细化深化;布尔迪厄笔下的行动者, 表征出来的是对社会世界的一种信念态、一种实践感、一种心神投入、一种对游戏赌注的倾注和向往。这是对理性选择行为的批判, 理性选择理论下的行为者是理性的主体, 他的自由决定成为实践的唯一根据。

在社会学的发展中, “行动”成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并且成为诸多理论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 新鲜的事物不断的出现, 而社会学理论也在不断地更新发展中, 每一项理论的出现都不是凭空的, 都是建立在对过往理论的继承与批判基础上。“行动”的社会学研究也随着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出现与发展, 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大统理论的“碎片化”现象。不同的学派流派都可以对“行动”做出属于本学派的解释, 笔者认为这是社会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对社会学理论的具有很积极的意义。

摘要：对社会学理论中关于“行动”的研究做综述, 挑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四个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意在说明社会学理论不是一种亘古不变的理论体系, 而是动态发展, 不断更新的理论体系, 在解释某一现象时不同理论会有不同的视角。

关键词：行动,理性选择,布尔迪厄

参考文献

[1]Bourdieu.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J.Coleman, T.SJ.Fairer.Rational Choice Theory:Advocacy and Cri-tique.Newbury Park:Sage Publications, 1992.

[3]布尔迪厄, 康华德.实践与反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4]乔纳森特纳, 邱泽奇.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上)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5]瑞泽尔乔治.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6]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社会学研究 篇2

同居的社会现象研究

一

同居一词，本指共同居住，故无论男女老幼，无论人数多少，若共同居住，则可以有同居之所称谓。此可以见众多历史事实之描述，如。后，同居一词转义，非简单于上述。当今之世，同居之说，虽也可以指述父母子女之所共同生活等，但此时已是十分少见，当前所流行者多限于男女同居之情形。然男女同住，分类仍为广阔。目前之新同居时代——男女合租，只是描述一种情况，也是一种假借之意。故通说仍是狭义，其含义仅仅指那些男女情人之同居。

男女情人之同居，可分为未婚同居，非婚同居，婚外同居三类。未婚同居，或称婚前同居 ,国外有的称之为“预支蜜月”（这里只代表一种看法，因为很多的人也是在同居之后选择了分手，而再和他人结婚）。非婚同居是指同居只出自一种自然属性，即生理的需求，或者生活的需要，而不以结婚为目的。婚外同居，则指一方或双方已婚了的男女同居(非夫妻关系而同居)。该情况必须是短期内的同居，非有长期共同生活之目的。若以夫妻之名义同居生活则触犯刑法，当以“重婚罪”论处。婚外同居，我国历来有之，民间或者古书称之为“露水夫妻”，多牵扯道德问题故不予讨论。以下只讨论未婚同居和非婚同居。

男女情人之同居，今世界各国有泛滥之趋势。1997年，在美国未婚同居的男女有400万人；而1960年还不到50万人。据估计，在25至39岁的未婚妇女中，有1 / 4左右正在与一个伙伴同居；一半左右的第一次婚姻是经过同居的。1北欧成年人公开同居已经社会化、普遍化。在共同生活的成年男女中，正式结婚的只占一半或不到一半，另一半或一多半的人则公开同居。而那些结婚的男女也大多是先同居（试婚）若干时间（一般是几年）之后，才正式步入婚姻的殿堂，未同居而结婚者十分罕见。

世界潮流如此，中国也很难独善其身。1980年，通奸罪在法典中消失，未婚同居便开始发展。但作为潮流之发展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外来文化的进入，自我意识的觉醒，经济的发展，妇女地位（仅仅指城市，其他不在此处讨论之列）的提高，女权运动的时而浮现，从而导致了价值取向多元化发展，而同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就终于正大光明的出现在了舞台之上。而在1997年，新刑法中更是只字不提同居，所以同居终于跳出了最后的阴影。“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同居乃合法之行为。然而很多的人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包括一些专家认为同居在我国仍属少数，尚没有流行。然，事实终是事实。据一些资料表明，在一些地区，恋爱青年未婚123 陈一筠，《同居关系会替代婚姻吗?——美国的最新研究报告》，《国外社会科学》一九九九年第四期，第六十一页。孙明良，《北欧同居现象的是是非非》，《社会》，二零零年第十一期，第三十八页《同居现象专家谈》，《中国健康月刊》，一九九八年第八期，第四至第十页

同居可达90％。这种数据有可能有所偏差，但是已是为者众亦。

于我而言，凡此种种，过于宽泛，非我能力所及。故此，同居之意首先为狭义之称，即未婚同居，其次，仅限于大学之生活，而此大学似乎又仅限于清华，仅希望借此机会藉此阐述一下现在的大学校园的情况。囿于清华之范围，则许多东西就可化繁为简，也就省却了烦杂的工作，而这正适合于我。

二

对于同居，很多的学者都有所研究。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宏观之研究，并没有细微到一个学校的内部。而且目前之学说，对于年轻人之同居，有许多的观点，我不做一一的叙述。我只是选择其中的一部分，力图来说明下面的观点，同居的影响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关于这个观点，我提出下面的几个假设（hypothesis）：1.同居和学历成正比；2.同居和年龄成正比（该年龄仅限于未结婚的男女青年）

3.同居和环境的影响成正比；4.条件的限制对同居影响很大；5.社会的舆论对于同居有很大的影响。

一、同居和学历成正比

这个是人们的现在颇为流行的一个说法，来自于经验，我没有查到相关的单独的调查。但是社会上公认，学历较高44 杨勇彪，《非法同居的米基层》，《成人与法》，一九九七年第五期，第二十三页，的人更容易脱离中国之传统，从而更易接受外来的生活方式，而这些方式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坦白而言，在我们目前的社会所接受的东西中，确实是西方化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这些都是我们的精英阶层们所倡导的。所谓精英，必然是学历较高的人士。这些散见于西方法律文化的移植和中国本土化的论文或者书籍中，如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 / 何勤华主编一书，比较深入的探讨和反思了外来的文化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目前这种文化已经走出沙龙的限制，电视电影已经广泛，西方文明的影响已经不知不觉得深入到我们的心肝脾肺，所以学历和接受外来的影响并不会想当然成正比，有可能存在一个高斯曲线式的分布图。检索一下新浪的新闻资料，就可以看到同居的人现在形形色色，而非学历这么简单的分析。但是由于大学生被誉为“天之骄子”，相对而言，关注的人多了一些，问题也就浮现的更为明显了。其实很多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而是没有人去关注，没有人想关注，没有人敢去关注。

二、同居和年龄成正比：

这个也是一个较为能够达成共识的观点。但是事实不是那么简单，经验性的判断并不能够成为当然的理论。我这里先做一个逻辑的分析。

同居的一个目的就是解决生理上的需要。因此一个人必须在生理上有所需要的时候才会有所求。也许有人会反问

说，性服务岂不是更能满足这一点？这里就要谈到后面将要谈到的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了。在我国性服务一般是单方面的，而且不是合法的，不易作为普遍地方式来证明这个。其次，性服务一般都是女方单一的。然而“哪个少女不怀春”？

所以一个人只有成长到了一定的年龄，才会有同居这个事情。也就难怪人们对于年龄和同居成正比有一个经验的认识了。

因此同居的分布就会体现在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上。这里之所以区分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就在于心理年龄的成熟相较于生理年龄的成熟更能够体现内在地影响。可是由于心理年龄的个案性的特点，这里还是不能采用这个作为研究。故此，还是只能以生理年龄作为一个估测的手段。

比较一下中外，那么就可以明显的看到我们国家同居的年龄偏大，一般都是在20以上，而在欧美，年龄则可以下降到13、14。所以从逻辑上来看，就可以证明并不是年龄越大，越易同居。在我国，近年来，也呈现出同居年龄下降的趋势。在媒体所披露的新闻或者消息中，已经可以看到中学生同居的出现了。在一些地方，下学比较早的少年的同居也渐渐地浮现为一个社会问题。

对于这个应该是需要通过具体的数据来研究的。例如看我国的统计年鉴，应该可以进行分析的。由于时间精力的不允许，我只能做一个逻辑的简单分析，而不能进行实地的调

查和数据的收集分析。如果作为一个项目来做，这个则是必须的。

三、同居和环境的影响、条件的限制的关系

在很多的研究者提到同居的时候，总是不忘记提到女权运动和性解放。因为同居的社会化离不开这两个运动的兴起。

而在中国，在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难免要注意到传统文化的影响。由于在传统的文化中，同居是不道德的，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还以刑法的方式确立了同居的犯罪性质，更是令我国的同居蒙上了一层浓厚的传统道德色彩。然而，传统并不是恒定正确的，或许从来就没有正确过。但是其影响确实不可忽视的。这里的一个命题就是在传统强的地方，同居就少。而在传统薄弱的地方，同居更趋于流行。

除了传统之外，还有其他环境的影响，例如周围有人同居的地方总是会带来更多的人同居。

论我国社会女性社会学研究特点 篇3

【关键词】女性社会学；中国；性别；本土

我国女性社会学的研究近些年来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都非常丰富，但是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研究仍无法单独成为一门学科，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够成熟。

一、中国女性社会学定义

当前我国对于女性社会学的概念和定义还处于初探阶段，我国女性学的定义解读主要是利用社会学方法和理论进行的，研究的侧重点主要是对和女性相关的社会问题和现象进行研究，目的是为了对社会关系当中女性问题机制的学科。笔者根据国内当前的研究成果将女性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要素概括如下：

（1）对于性别制度在研究成果当中是普遍存在的；

（2）在众多的研究成果当中女性主义及性别理论是研究的基础理论和方法；

（3）众多的研究成果努力去进行性别和行动等的关系，并试图去构建一种整合的模式；

（4）我国关于女性社会学的研究较为注重对本土女性经验的解读，另外还将性别平等的实现最为根本目的。

二、我国女性社会学研究历程分析及阶段特点

从我国女性社会学研究历程来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呈现阶段、理论化研究阶段、学科初建阶段、深化阶段。

1.呈现阶段

这一时期是上世纪80年代到1995年，主要是对女性家庭、婚姻、就业以及形象问题的研究，该时期我国就业制度、婚姻法等的变化使得女性的婚姻及就业问题等更为突出，学术界针对该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另外该时期买卖婚姻等问题也是较为严重的，女性在买卖婚姻当中的主体也受到了更多的研究关注。

在呈现阶段女性社会学的研究主要表现出的特点如下：

（1）对于女性社会学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实际上并不能称之为研究；

（2）研究更多的侧重于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这些研究基本上没有理论来支撑，对于各种因素和产生社会现象的原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另外提出的建议可行性并不高。

（3）很多男性的研究成果当中存在很多明显的性别歧视的现象，而女性研究者则在研究成果当中对性别歧视的研究进行批判。

2.理论化研究阶段

对于女性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时间为1995-2000年，该时期我国引入了大量的国外研究成果，国内关于社会性别的研究成果在不断的增多，并且开始从理论的角度去开展研究，研究成果当中既有根据对现实情况的调查，也有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机制的分析，出现了大量关于“社会性别”等理论的研究。

该阶段女性社会学的研究主要表现出的特点如下：

（1）理论研究成果逐渐深入，并能够和本土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2）形成了多学科的共同参与研究局面。

3.学科初建阶段

该阶段注重和西方知识体系、社会条件、历史传统为背景来进行女性社会学的研究和评判。我国女性社会学的初建最早始于“发展中国妇女”项目，其中王金岭的研究成果并认为是我国女性社会学进入到学科构建的标志。和西方的研究不同的是我国对女性社会学的研究多侧重于东西方的差异方面，总体上来说，我国对于女性社会学的研究不管是理论层次还是经验层次上都略显稚嫩。

该阶段女性社会学的研究主要表现出的特点如下：

（1）该阶段性别视角正式的被引入到了我国社会学的研究当中，并且将该理论应用到了其他的领域当中；

（2）我国女性社会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3）对于本土的女性社会学研究呈现出了积累式。

4.深化阶段

该阶段，在研究质量和研究深度上都有所加深，研究者认识到了生物性别领域，集中在了对学科名称的陈述和表达上，虽然研究的并不恰当，但是却体现出了我国学者对该研究的反思，在该阶段中国女性社会学成为了主流的名称。

该阶段女性社会学的研究主要表现出的特点如下：

（1）研究成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并且出现了主流化、学科化及本土化的表现；

（2）对于这种处于构建阶段的学科，是需主流社会学进行支持的。

三、我国女性社会学总体研究特点

（1）我国女性社会学处于全国妇联和国际交流双重的影响。从国际交流角度来看在1995年我国研究成果对国际研究成果的借鉴，另外对于女性社会学的建立最初源于国外机构的赞助。从国内来看，全国妇联一方面各种研讨及会议推动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另外一方面阻碍了我国女生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2）研究逐渐的从隐性走向显性。2007年我国社会学学会女性理事会的成立标志着研究正式被确认，使得隐性走向显性，在该过程当中女性社会学的主流化和学科化更为明显和突出。

（3）研究侧重于对本土经验的研究。一方面有对本土出现的妇女问题的研究，另外一方面强调对于本土学科的建立。这些都使得研究更为深入，但是过分的强调本土化还容易造成理论发展的制约。

参考文献：

[1]祝平燕，夏玉珍主编.性别社会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社会学研究 篇4

1 质的研究范式在国外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分析

质的研究范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广大研究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开拓性工作, 例如: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家玛利亚·米德对青少年发展的研究工作, 再如:英国社会雪茄马林诺夫斯基对岛屿居民生产生活的研究, 这些人文科学家在开展工作中主要采用了参与式的观察研究方法, 在研究过程中与被研究者实现的长期共处, 这就使得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与共处的时间跨度有关, 这种参与式的观察研究方法需要研究者深入到研究的特定环境中, 并需要收集和观察总结出大量的数据, 如研究者可以采用随时记录被研究者的现象来完成, 也可以借助现代多媒体装置进行记录, 从而实现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工作。通过大量的研究数据表面, 采用质的研究范式展开工作过程中, 被研究者对自己当时的感觉和看法非常感兴趣, 同时这也是研究者研究的主要焦点之一。纵观质的研究范式发展历程来看, 该研究方法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开展社会学研究过程中, 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被具体应用到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 而质的研究范式发展到现在, 已经被广泛应用与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研究领域, 且在不同领域研究过程中对质的研究范式的称呼不同, 存在不同的差异, 既有的领域称其为描述性研究方法, 有的称呼其为现象学研究, 还有的称呼其为客观性研究范式, 虽然在称呼上存在一定差异, 但是在本质上存在一致性, 似乎都具有质的研究范式的家族传统, 最终这些称呼也被科学的定义为质的研究范式。

2 质的研究范式在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

在国内, 质的研究方法的应用仍然比较少, 但是, 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在体育社会学的某些领域开始了有益的尝试。章岚等是较早在国内倡导和介绍质的研究方法在体育科学研究中应用的学者, “对体育科学研究中质的研究方法的探讨”人文从体育科学研究对象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研究对象的非确定性、研究对象的本土化等方面论述了量的研究的局限性。对国外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质的方法的运用进行了简单介绍, 认为质的研究方法在体育科学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文章对定性研究和质的研究进行区分, 对质的研究特征的概括具有科学性, 研究具有前瞻性。张薇对质的研究方法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有过较全面的论述, 区分了质的研究与定性研究, 认为质的研究可以弥补量的研究产生的不足, 并介绍了实际应用中的注意事项。

要知道, 在传统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工作开展过程中, 相对偏重于对体育学科文本的研究, 且应用的资料主要是二手资料和三手资料, 只有少之又少的研究者采用质的研究范式对研究对象进行实际、实地的调查和研究, 要知道, 二手资料、三手资料主要是前人对研究对象做出的归纳和总结, 且资料的严谨性、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并严重缺乏创新性。虽然一些研究采用了调查的方式收集资料, 但是对于人类学、社会学较多采用的田野调查、个案研究等实地研究方法的运用不足, 这就使得现有的研究多停留在浮华的表面, 无法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政策咨询型、现状调查型体育研究占据主流的状况在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体育学年轻学者的努力下正在发生转变。而在现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 通过采用质的研究范式可以有效对民族传统体育、现代的体育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体育人文与当地文化等领域开展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使其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更符合时代经济的培养, 更容易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 更有利于推动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快速发展与完善。

3 在质的研究范式下体育人文社会精神的培养策略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早在2000年就有研究表明, 常规而适度的体育运动能够对人产生生物学方面的改造, 这种改造也就是广义上的改善人体各个器官的功能, 促进人体内分泌的协调, 有助于人在从事各项活动时始终有着充沛的体力。在精神上, 对人的智力有着缓步提高, 这种提高或许不会表现在学科学习上, 但当学生需要判断文化差异或人文精神的作用时, 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便于学生全面看待问题。

促使大学生对他人宽容。体育文化包含多个方面, 体育精神就是其中较为关键的一点。常见的体育精神有公平的比赛精神、团队协作精神、尊重对手、关怀和了解队友等。这些精神表面上看各个独立, 实则有着一定的联系, 都需要人与人之间通过主动或被动交流, 在体育活动中营造一种相对公平竞争的和谐氛围。在这种气氛下, 学生需要考虑的不再是个人利益, 而是集体荣誉, 如何通过集体的相互合作, 来达到最终的胜利。这种相互协作, 互相理解的精神, 有助于学生对他们的宽容和理解。

促进学生顽强拼搏。前面笔者提到了质的研究范式与体育文化中相互协作, 这里就不得不谈体育运动中的相互竞争的拼搏精神。在最初的体育文化中拼搏精神一直是被放在首位的。体育运动崇尚拼搏, 不仅同对手进行博弈, 更要同竞赛项目进行博弈, 通过不畏困难, 勇敢拼搏的精神, 来取得最后的胜利。即便学生对于胜利没有极度的渴望, 但只要他置身于这种拼搏的环境中, 自然就会受到周围人的感染, 骨子里的血性就会被激发出来, 拼搏精神就会被植入他的意识中, 再日后步入社会面对苦难时, 同样会用一种拼搏精神来解决苦难。

4 结语

综上所述,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阶段, 同时也是处于一个深化变革的阶段, 在此背景下, 学生的体育人文精神也处于一个极度缺乏的阶段, 所以, 通过采用质的研究范式展开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工作, 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对体育人文学学习的热情, 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动力, 完善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素质, 从而实现当代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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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向明.质性研究的新发展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J].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6 (2)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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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嘎日达.论科学研究中质与量的两种取向和方法[J].北京大学学报, 2015 (1) :54-62.

社会学研究的特点 篇5

一、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1）综合、系统的视角(2)多元性（3）重视社会变化的动态分析

二、社会研究的概念

(1)社会研究是为了发现和解答社会领域中的各种问题而去收集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和解释的过程。——袁方

(2)社会研究是一经验的方式对人的行为、态度、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社会现象、社会产物进行的科学的研究活动。——风笑天

研究的实质是人们发现问题、寻求解释、解答问题的全过程。

三、科学方法

科学方法是一种研究程序

（1）建立假设（2）操作化（3）经验观察（4）得出结论

以上四步骤是科学研究的核心

四、社会研究的特点

(1)研究的主题是社会的，而非自然的。

(2)研究的方式是经验的，而非思辨的。

(3)研究的问题的，而非判断的。

五、社会研究中的困难

（1）人的特殊性

（2）社会现象的复杂性

（3）研究的干扰性

（4）研究受到特定的制约

（5）保持客观性的困难

六、社会研究体系

（1）方法论（2）研究方式和研究法（3）具体方法和技术

方法论

1]实证主义方法论

主张：经验科学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唯一可靠的形式，反对超自然力量和思辨的原则，认为只有实证科学才能发现经验现象之间客观存在的关系，并能预测和控制自然和社会过程；社会研究的逻辑方法是假设演绎法，假设必须由经验事实验证，理论只有被经验事实证明才是科学的。

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观点

1)社会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一样的，都是纯客观的，社会现象的背后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规律。因此，可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

2)因为社会现象是客观的，具有规律可循的，所以可以被人所认识的，是可以发现内在的本质和规律的；经验事实是科学知识的唯一来源，并且也是科学知识得到验证的唯一标准。

3)社会科学的任务不在于说明社会现象应该是什么，或者必须是什么，科学的任务仅在于说明社会现象什么。因此，社会科学无需对“事实”做出价值判断，而应该采取“价值中立”原则。

注：代表人是迪尔克母和孔德

2]非实证主义方法论（人文主义方法论）

观点：人的行为不同于物体运动，认识有自由意志的，社会历史事实都是独特的，非重复

性的，因而是无规律可循的。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也无法对人的行为做出预测。社会研究要考虑人的特殊性，要用阐释或理解等方法来说明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狄尔泰的三原则：

1）历史知识是自我意识

2）理解和说明是有区别的3）理解是从生命到生命的运动

韦伯的观点：

社会现象都是与人的行为和人的主观动机有关的，它们与自然科学是有区别的，但是人的行为是理智的、有目的的，这种理性行为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的。通过对社会原因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动机的分析，可以发现社会现象的规律性。他所提出的理解社会学既包含社会行动客观因果关系的说明，又包含对行动者主观意义的理解，因而带有相对主义的折中色彩。

研究方式

舞蹈社会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篇6

【关键词】 舞蹈社会学; 区域-群体;实践与过程

[中图分类号]J70 [文献标识码]A

一、区域-群体的类型化界说

1.基于“民族舞”的反思

20世纪40年戴爱莲先生在重庆举办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上，把在少数民族地区收集整理的藏族、维吾尔族、彝族、苗族、羌族等数十个舞蹈作品搬上舞台，轰动了整个山城，在那个时代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也奠定了民族舞蹈在中国的地位，其后大型舞蹈史诗、各大舞蹈晚会中民族舞蹈的表演都成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舞蹈学科内部来看，我国多民族共存的前提条件给舞蹈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每个民族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当然也就有各自独特的舞蹈艺术。我国有56个民族，其民族舞蹈也是丰富多彩、风格各异，如蒙族舞蹈《奔腾》、傣族舞蹈《水》、朝鲜族舞蹈《残春》、藏族舞蹈《草原上的热巴》等，都被评为20世纪舞蹈经典。随着舞蹈学科成立自己的院校，还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民族舞蹈教材。

在民族舞蹈的教学和创作中，保持一个民族原有的舞蹈风格和动作韵律是基础，也是衡量教学成果、评判作品价值的基本标准。一个民族的舞蹈风格特征是指该民族舞蹈在形式和内容上较之其他民族所具有的个性风格特征，如朝鲜族舞蹈横向曲、圆，纵向拧、倾的姿态;傣族舞蹈“三道弯”的体态与膝部屈伸的动律。这些动作形式被提取出来就成为该民族舞蹈的典型风格动作，被称之为“元素化”的过程。这些元素构成民族舞蹈教学与作品的基本组织，再通过变形与变奏来强化风格，这种民族风格被称之为民族舞蹈的“根”。在舞蹈学科体系内，风格化的规定性是创作与教学的必要前提，但是需要看到的是，这种风格化提炼是为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舞蹈，是在原有舞蹈形态基础上抽象的结果，更是艺术家的主动选择与提炼，而在这之上的教学组合和舞台作品则是提炼后的二次升华。这一过程既具有特定的时空背景，也充满了艺术家个人的主体意识。这时的民族舞蹈，无论是舞台作品还是教材成果，已经与提炼之前的舞蹈实践有了属性上的差别：从社会空间来看，前者由于专业艺术家的介入，已經注入了精英文化的因素，被包含在社会主流文化的行列中;而后者更多地承载和体现了一个地区或族群的当下的文化特征。

在舞蹈实践中，当我们称其为“××族”舞蹈时也就给它赋予了一种排他性，言外之意即是“体现了这个民族的舞蹈风格”。从民族学的视野来看，今天所称的民族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历史存在，它不仅包含单纯的认知问题，还是复杂的权利问题;从舞蹈学科的建构来看，课堂与舞台的民族舞蹈已然与其原初的形态与属性不在一个层面上。认识这一现象并非要是对其进行价值判断，而是想以此提出一种舞蹈分类的向度——悬置民族属性，从社会存在的向度对其进行分类，具体地说是从区域-群体的界面来认识舞蹈属性、分析舞蹈现象。

民族与社会都是文化的集合体，是不同的分类体系，我国有56个民族，在56个民族分类之下还有很多亚族群或边缘族群，而在56个民族之上还有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对于这些边缘族群的研究若是带着固有的民族文化特点的概念，有些现象就会很难解释，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来说，此时的“民族”内涵也远远超越了之前所指的意义。其实无论是56个民族的划分体系还是建构中华民族的目标，都是以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为目的，是在一定社会体系下的划分与建构，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民族学的研究中，今天还有很多边缘族群如白马人、僜人、摩梭人等存在民属争议。其实无论被称之为哪个民族，他们都是当下社会的一个具体存在，之所以其族属和称谓备受争议，除了由于文化本身具有的独特性以外，政治话语权利地位的诉求也是主要原因。因为“只有在一个群体和制度中，被授予一个名称、一个位置、一项功能，个体才有希望逃避存在的偶然性、有限性和最终的荒诞感。”[1]68然而若这一称谓仅限于民族这一种分类体系之下，很多现象将无法得到解释。同时，为了使自身符合这一分类的属性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主体实践者更是在尽其所能做出选择、改造或发明自己的文化属性的努力。

2.“区域-群体”的分析向度

区域—群体作为一种类型划分的界面，带来一种研究与分析的视角。区域是空间层面的界定，这里的空间既包含实际的地理空间，也包含隐性的社会空间。例如位于横断山脉、六江流域的藏彝走廊，它是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是对一个特定的实地空间的划分，同时这一带从历史上来看由于远离中央政权，各种地方政权交替割据，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也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更应该注意到的是，藏彝走廊还是在面对“尚未解决的民族识别问题”和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意识下提出的，虽然是一个特定的区域，但又在整体格局之下，由此可以说，区域的空间层面更包含了一种对整体的认知与观照。群体即是一定区域中的实践主体，每个人在社会中具有不同的角色和身份，各种身份的人的集合形成各种群体。同一群体由于处于特定的社会条件并受其熏陶训练，遭受相似的经历，共享类似的无意识图示和集体情感。如果说空间具有某种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性质，群体则更加强调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

舞蹈是人参与社会互动的实践方式，实践主体在不同划分单位的区域中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身份，也享有不同的舞蹈实践。《奔腾》是20世纪舞蹈经典，也是今天蒙族舞的代表性剧目，它由著名编导家马跃创作，由中央民族大学舞蹈专业的学生表演。这部作品是公认的蒙族舞蹈经典剧目，但是在今天的蒙古人民的生活中是很难找到其原型的。这部作品的成功是编导在研读历史、有感于蒙古族音乐的基础上，其浪漫情感表达与迸发的结果，作品整体的精神面貌又与改革开放后社会欣欣向荣、各领域蓬勃发展的内在结构相吻合。从舞蹈的实践群体来看，编导与演员都是专业院团的舞蹈精英，他们并非真正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人民，只是运用蒙古族的舞蹈的相关元素来体现其内心的想法。由此可以说，这部舞蹈经典作品其实是对蒙族舞蹈的建构与塑造，这种建构是在社会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和舞蹈学科向专业化发展的过程中的舞蹈实践。我们从实践群体的层面进行分析，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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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民族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而在舞蹈研究中由于忽视民族历时性发展与动态变化的过程，使民族逐渐成为了一种本质化、固定化的存在。舞蹈社会学的研究试图悬置“民族”的概念，以“区域—群体”为切入点探讨舞蹈所体现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特征。区域既指地理空间也包括社会空间，群体强调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由此，舞蹈社会学的研究中既包含了以国家为单位的民族舞蹈文化，也包含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享有的民族舞蹈文化，还包含以行政地域界定的区域舞蹈文化，是对长期以来以民族为单位认识舞蹈文化的有益补充。社会由共同生活的人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联合起来，不仅是组织关系的集合，更是文化意义的集合，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形成了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社会文化是多元的，既包含以行政地域概念界定的国家文化，也包含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享有的民族文化;既有认同与弘扬国家文化的主流文化，也有在认同的基础上发展自我民族或集团文化的亚文化，甚至还有与主流文化相左或具有完全不同价值评判的“反文化”，各种文化并行发展才能构建和谐的社会文化。从区域—群体的角度分析舞蹈，既注重了舞蹈主体，也考虑到主体存在的社会空间，能对舞蹈体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提供理论支撑，为解释舞蹈现象、分析舞蹈实践、探讨舞蹈发展提供新的界面，带来新的思考。

二、实践与过程的方法论视角

1.认知范式的转换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science）是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的简称，指的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可以说是对于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理性研究。”[2]2“把科学作为认识世界的唯一维度，求真是其唯一目的哲学思潮称为科学主义。与其相对应的是人文主义，指的是以人的存在作为出发点，从人的信仰、道德、审美等维度来认识世界，解决科学主义不能解决的真、善、美等价值问题。”[3]44-51 19世纪的社会学家努力使社会知识科学化，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用量化的数据来研究社会。被称为“社会学之父”的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即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他认为社会和生物体一样是个有机体，应当把社会纳入自然科学的轨道进行科学的分析。他按照物理学的方法把社会学分为社会动力学和社会静力学，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实证社会学概念。斯宾塞（1820-1903）与孔德一样，借用生物学的概念把社会比拟为一个类似生物有机体的有机系统，提出“社会有机体论”，主张用实证科学的精神来研究社会历史。在以实证为出发点的思想基础上，涂尔干（1858-1917）提出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會事实，他认为社会事实是对个人施以外在的强制作用的行为方式，社会事实是普遍存在于该社会的，具有强制性、外在性、客观性和普遍性。涂尔干的研究真正实现了实证主义的理论主张，奠定了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主要地位。实证主义认为社会在本质上和自然界是一致的，应该运用观察、测量等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重点寻找那些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外部的规律。这种理论范式延伸到艺术研究领域，则将艺术看作是一种可被观察的社会事实，对艺术进行客观、科学、理性的分析，注重探寻艺术的本质、规律、要素、特征等方面。实证主义（positivism），有时也被称为现代主义（modernism）、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 empiri-cism）、实用主义（operationalism）和客观主义（objectivism），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倾向。

人文主义的形成并非晚于科学主义，但是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它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才重新被关注，这与阐释人类学的提出与发展有很大关系。克利福德·格尔茨（1926-2006）是阐释人类学的代表，他的研究带来了对社会文化的重新认识，他提出文化是共享的情感观念与意义体系，人类学研究的重点是理解这一意义体系，只有通过“深描”才能达到“理解他人的理解”。格尔茨的理论来源之一是马克思·韦伯（1864-1920）的社会行为理论，韦伯提出社会现实从根本上讲是由人和他们有意义的社会行为构成的。韦伯否认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他认为自然科学探讨的是规律性、因果性的关系与法则，而人是有差异的，人的思想是自由的，并不遵循自然界的法则，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通过反复测验同一对象来验证结果，应当采用理解的方法，从内心理解去把握行为的意义。一般认为韦伯和齐美尔开启了解释主义范式，他们强调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关注社会行动者主体和主观性，反对在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中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主义也被称为实验主义（Experiential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自然主义（naturalism）、人文主义（humanism）和后实证主义（post positivism）等。[3]44-51作为研究范式的两种取向，科学主义希望探究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追求研究对象的共性特征;人文主义则追求差异性、多样性，认为许多事物不是按照规律行事，主张探究对象在不同场景下的反应和人们应对不同场景的策略。人文主义延伸到艺术研究领域，则是强调艺术所蕴含的情感、观念和意义，关注不同场景下的多样化表现，更倾向于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和阐释艺术。

无论是客观主义的理性分析还是主观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也都存在一定的弊端，客观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主观主义理解心智、情感、意义，但这些却也是在特有的客观条件下产生的。客观主义的危险，一是没有考虑这些客观规律的生成环境，二是忽略了实践主体的能动性;主观主义强调了行动者的能动性，但却无法解释个人能动创作过程本身得以产生的缘由及其所遵循的原则。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从相互对立转为相互渗透，社会学出现了一种“多元兼容”的态势。吉登斯（1938-）、哈贝马斯（1929-）、布迪厄（1930-2002）等一批社会科学理论家着力探讨迈向理论综合的道路，尝试社会科学研究的兼容理论取向，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吉登斯在《社会的建构——结构化理论大纲》中系统阐述了一种新的结构化理论，他反对后结构主义对客观主义的批评，也反对片面地用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原则去分析和观察社会。他超越二元对立，用结构二重性重新阐释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关系，试图弥合一直以来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沟壑，其超越与弥合的关键即是提出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行动理论。哈贝马斯提出沟通行动理论，对社会过程中沟通行动、生活世界和系统三者的性质、控制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综合理论。布迪厄建构的结构理论中将实践视为结构与行动之间辩证关系的产物，通过实践建立起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行动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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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注实践与过程的舞蹈研究

我们能够看到在迈向理论综合的社会科学领域中，理论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点聚焦在了实践（包括行动或行为）上。布迪厄认为客观结构独立于行动者的意识和意志，它们能引导和制约行动者的实践或他们的表象;社会科学的对象，既不是个体，也不是群体（作为），而是历史性行动分别在身体中和在事物中的这两种实现方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习性”与“场域”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双向的模糊关系，理解、联系和协调这种关系的就是实践。吉登斯认为原有的结构是行动的基础，人按照自己在行动中不断产生的新要求来调整行为规则和社会制度，行动是结构的前提，也是结构的结果。哈贝马斯提出交往行动模式，行动者从他们自己所理解的生活世界的视野中来实践，同时涉及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可以说实践是客观与主观的结合，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桥梁，是解释结构与能动的突破口，还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互渗透的认识路径。实践并非被客观所决定，也不是自由意志的产物。社会行动者作为个人和身体，建构起社会现实，但行动者并没有建构那些他们在其建构活动中所运用的范畴（结构），实践是社会行动者对这些范畴的主观反应和能动应用。舞蹈即是社会行动者以身体动态的方式实现的一种艺术实践。

作为舞蹈这种以人体为媒介的身体语言表述，其身体动作背后既反映出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也体现出社会群体的集体观念，这些虽然具有一定的本质规律与共性特征，但同时它们还是人们应对不同场景的策略性表达与反应，又都充满了场景化的灵活性和主体创造的能动性，因而很难被归纳到某一规律与共性中。这两种现象都存在于今天的舞蹈中，舞蹈研究需要从这两个向度上进行探讨。今天的舞蹈不仅是模仿的还是即兴的，不仅是表现的还是诉求的，不仅是非理性的也带有理性的因素，但无论怎样，舞蹈是实践的。由此，从实践的艺术理论观出发，能够将这两种研究向度更好地统合在一起，也能够加深对舞蹈的认识与研究。

舞蹈的发生、发展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有密切的关系，已有的舞蹈研究中已經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如舞蹈生态学建立在文化生态学的基础上，把舞蹈置于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中，分析影响制约舞蹈的诸多因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环境与文化并非是单线性因果关系，并非所有文化特征都是适应环境的，人们怎样理解环境、如何通过与环境互动来发展自我越来越受到关注。由此，可以说，人在一定环境中的舞蹈实践是与环境互动的过程，舞蹈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路径聚焦在实践上，同时这种实践是人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之所以强调实践过程而非结果，首先在于加入了时空要素，不同时空中的互动是不同的实践;其次在于对实践的认识中关注到了主体能动性，实践充满了场景的灵活性和个性的创造性，由此实践只是过程，而并非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结果。

舞蹈社会学将舞蹈看作人参与社会互动的一种实践活动，既关注实践的主体性，也关注主体实践的范畴（结构），将舞蹈作为人与社会互动的艺术实践，分析与阐述特定时空环境中实践的具体过程。由此，可以说实践、互动、过程是舞蹈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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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M].李珩，译.张今，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章立明，曾益群，余翠娥.社会科学的新发展：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兼容与贯通[J].广西民族研究，2006（4）.

项目来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舞蹈社会学研究”（项目编号：2014M550639）。

运动员社会学选材研究 篇7

社会学选材是预测选材对象社会适应能力的潜能, 通过观察、了解测试对象在协调人际关系方面以及在困境中开创新局面等方面能力。影响运动选材的社会学因素是多方面的, 有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例如文化、体制、生存环境等) , 也有微观社会环境的影响, 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的社会学选材是探索竞技小群体选材的问题, 即运动员个体社会化的问题。

1. 影响运动员个体社会化的主要因素

影响运动员个体社会化的主要因素是个体的社会智力, 社会智力是一种理解人际情境中人的感受、思想和行为及在此基础上做出适当行为的能力, 其最终结果是明智的社会行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与个体有关的社会目标的实现。

社会智力包括三个部分: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技能, 它们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个体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

1.1 社会认知

社会认知是指对他人的认识过程, 通过对他人行为的观察, 了解他人的动机、意图和期望。它是社会能力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我们感知他人的情感, 对他人的行为进行归因, 从而做出符合社会规范、能给个体带来最大利益的行为反应;同时我们也预期, 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推断我们的行为。比如运动员在赛场上能够看穿对手的意图, 刺激对手情绪等都是社会认知能力的表现。

1.2 社会情感

社会情感是指在社会情境中, 个体对另一主体的态度体验及行为反应。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情感的感知, 即能够客观地理解、分析他人情感的能力。二是情绪的自我管理, 例如在赛场上有的运动员能够细微地体察到对方情绪的波动并做出相应的举动, 在遇到挫折时队员之间相互鼓励等都是运动员情感的自然流露。

1.3 社会技能

社会技能是一种能力, 它保证个体在特定的情境中得以社会接受或尊重, 同时使个人受益、双方受益或使他人受益的方式同他人进行相互作用。它是个体经过学习获得的、在特定社会情境中有效恰当地与他人进行相互交往的活动能力。有很多获得成功的运动员往往善于与他人进行相互交往的活动能力, 并从中受益, 得到社会的认可和称赞。

社会智力体现了个体适应社会、适应他人的综合能力, 一个社会适应良好的运动员应同时具备上述三种基本的能力, 缺一不可。在运动选材过程中, 如果在生理和心理素质条件相同的条件下, 我们首先应选择那些协调人际关系能力较强, 并且能在困难中开创新局面的运动苗子。其次, 还要了解被选择对象的心理结构 (思维类型、情绪、气质、性格类型) 、知识结构、交往方式和价值观等因素, 这些都能为选材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2. 社会学选材的主要内容

社会学选材的主要内容包括环境认知、环境适应、人际适应、个体认知、个体行为五大方面。

2.1 环境认知测评

环境认知测评指标主要包括社会角色、社会约束和民主意识三个方面:社会角色是指对运动员在某一个竞技环境中过去行为表现的认可, 以及对未来角色的预测。例如在篮球运动中, 后卫和中锋的位置决定了他们各自的角色, 通过长时间的角色扮演, 可以促进运动员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被认可。

社会约束主要测评运动员在某一竞技环境中对其规范的认识程度和自我约束程度。竞技运动的开展是都在某一运动规则的要求下进行的, 这有助于运动员的社会约束意识的增强。

民主意识主要测评运动员在某一竞技环境中参与的意识和想法。在竞技运动中民主、公平、公正的精神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展民主活动, 对于培养运动员的民主意识具有积极的意义。

2.2 环境适应测评

环境适应主要测评运动员的信息收集、信息鉴别、应变能力、生存能力。在众多竞技运动项目中, 不同的运动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

2.3 人际适应测评

人际适应主要测评运动员的人际沟通能力和人与人的互动状态。

2.4 个体认知测评

个体认知主要测评运动员的团队精神、拼搏精神、冒险精神、协作意识、竞争意识。

2.5 个体行为测评

个体行为主要测评运动员的抗挫折能力、竞争手段、协作行为、自我学习能力以及现代生活方式选择。

3. 社会学选材的测评方法

社会学选材的测评主要采用情境测验法和集训观测法。情境测试是设计由简到繁的问题来测得受试者协调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其中, 设定的环境包括必须克服一定困难去完成一个工作的环境, 以测得被测对象协调各种人际关系、说话、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等能力的指标。集训测试是在其它选材指标测定结束后, 在短期集训中观测并记录被测对象协调与队员、教练、周围人际关系能力的指标。球类和一些集体项目对运动员的团结协作的素质要求较高。通过对运动实践观察, 在金牌争夺日趋激烈, 社会干扰程度日渐加大的时代, 运动选材对运动员群体素质 (协调各种人际关系的素质) 的测试显得尤为重要。因此, 社会层次选材是未来系统选材的高层次选材, 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 人们绝不能只靠一两项指标去判断选择对象, 而要根据对象的特点和现实的情况, 以及当前国内外竞赛的需要, 综合地选择培养对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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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冲突思想研究 篇8

20世纪50年代,世界正处于二战后的重建时期,战争造成的破坏一并波及了轴心国和同盟国,破坏波及的程度对于轴心国更为深刻和严重。美国因战争所得的财富和战后重建政策而很快成为与苏联抗衡的霸权主义国家,而德国由于战争失败社会受损严重而走上了战后重建之路。

提及社会冲突论,就不得不提及早期对此理论取向贡献最大的马克思、韦伯和齐美尔。其中,马克思奠定了社会冲突论的基调, 而韦伯和齐美尔对社会冲突论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

1、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

马克思认为,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但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出现不符合此种现象的情况,社会冲突就会产生。

从马克思关于冲突进程的抽象命题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资源不平衡——合法性质疑——集体利益的形成——暴力性冲突” 的冲突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源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分布的不平衡导致了两阶级间利益的冲突与对立,从而导致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提出质疑,这种质疑致使被统治群体内部形成了对集体利益的认识和认同,随着矛盾发展的尖锐化,加之一系列促成冲突发生的条件的成熟,必将形成极端化的暴力性冲突。 暴力冲突是使得社会结构变迁和资源再分配达成的最彻底的方式, 也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利益的唯一方法。

从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中不难得到这样的启示:社会冲突的发生与阶级利益密切相关,冲突的发生是由于资源分布的现实不平衡,人们在思想上意识到这种不平衡,并采取方法解决这种不均,争取自身利益的过程。马克思对冲突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正确地提出了冲突的根源、对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条件的正确分析以及对暴力性冲突的深刻认识。之所以有如上贡献,也与马克思的阶级立场密不可分。

2、韦伯的社会冲突思想

由于韦伯冲突思想的理论立场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和发展,以至于其思想与马克思思想最大的区别在于韦伯不认同马克思所说的暴力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而是认为不那么激烈的非革命性冲突也存在于社会生活中。

韦伯归纳的社会冲突进程可以概括为“撤销合法性——魅力型领袖的作用——新规则与制度的建立”。同马克思一样,韦伯也认为冲突的产生源自于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合法性的质疑,并进一步产生了撤销其合法性的诉求。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韦伯认为社会冲突发生的关键因素是魅力型领袖的作用,如果被统治者赢得了魅力型领袖的支持,则可能发生冲突,反之,则冲突的可能性降低。如果社会冲突发生,新的规则与制度必然建立,在这种规则与制度下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由此循环往复。

韦伯批判、补充、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对社会冲突理论取向的贡献可以概括为:1、赞同马克思关于资源分布不平衡产生社会冲突的观点,并由此发展出三个更为具体的变量:权利、 财富和声望,认为阶级不是影响资源分布的唯一因素。2、对于被统治者撤销政治合法性的条件分析中,除了资源与地位高度相关这一因素之外,还存在社会差距程度和关于权利、财富、声望在社会等级间的社会流动程度两大因素,这一点对于后人的社会冲突思想都有重要启发。3、基于社会控制的法理型社会和科层制的组织结构构想。

3、齐美尔的社会冲突思想

齐美尔从形式社会学的角度,认为社会冲突是一种社会过程形式普遍存在于社会中,他区分了作为手段的冲突和作为目的的冲突对于冲突暴力程度的影响,并分析了社会冲突对于群体内部和整个社会的功能。

齐美尔肯定了冲突激烈程度与情感投入程度的相关性,阐述了团结紧密程度与对冲突的理解程度两大因素对冲突激烈程度的影响,并认为涉及到核心价值观的非物质性冲突更有可能提升冲突的暴力性。如果冲突作为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发挥作用,则冲突的激烈程度将可能降低,反之,如果冲突仅仅作为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则冲突的激烈程度将可提高。齐美尔对于冲突的功能分析,在于研究冲突如何作为一种常规的现象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二、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与科塞的冲突功能主义的比较

1、理论渊源

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主要受马克思和韦伯的影响。“辩证” 二字在辩证冲突论中的含义有二:(1)社会的两面性;(2)社会冲突的普遍性。这样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此外,马克思社会变迁论也对达伦多夫的思想有重要影响。而韦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后者在关于社会冲突进程的命题上。达伦多夫以“强制性协作组合”(ICAs)作为理论假设,ICAs中的冲突过程可以概括为 “权利与权威结构——对立群体的产生——冲突产生后资源再分配的要求——社会系统变迁的制度化”。由此可看出,达伦多夫认为冲突的根源是在于权利权威结构,这无疑来自于韦伯的观点。 而对于ICAs的理论分析方式,达伦多夫与马克思又是相同的—— 都是以社会组织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对抗为出发点,进而分析由利益对抗到社会冲突发生的过程和条件,然后阐述冲突导致的结果为社会的再组织。

科塞的冲突功能主义主要来源于齐美尔的思想。科塞接受了齐美尔的社会有机体论,认为低烈度和低暴力度的社会冲突具有维护社会有机体或社会子系统的重要功能。科塞的理论基于批判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而他却站在功能主义立场上提出了冲突的正功能。受齐美尔的影响,科塞以形式社会学作为分析冲突的角度,分析的重点在于社会中低烈度和低暴力性的冲突对于社会群体和整个社会的整合功能。科塞发展、完善了齐美尔的冲突理论, 如,在低烈度与低暴力性的冲突对社会整体的功能整合性的分析上,齐美尔认为冲突的整合性效果主要为以下三点:可以释放敌意、 产生不同群体间的联系、相互依赖性高的体系中规范协议可以降低冲突的发生。科塞却由其内在逻辑的分析发展出五方面的功能: 提高系统单位创新与创造力水平、释放敌意、提高意识、促进协作联合和提高联盟弹性。这是对冲突正功能更为细致的探讨,丰富了齐美尔思想的内容。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关于社会冲突许多方面的论述中,科塞和齐美尔是非常相似的。以至于柯林斯称这一理论为“齐美尔——科塞冲突论思想”。

2、对于社会冲突的研究

(1)社会冲突的原因

达伦多夫和科塞均认为社会冲突源于社会稀缺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和不均匀,但具体的分析角度不同。

受马克思的影响,达伦多夫从被统治者的认识水平角度出发研究冲突。而科塞受韦伯影响较多,认为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的撤销是冲突实现的起点和前提。达伦多夫从组织的技术条件、政治条件、社会条件方面分析了冲突可能发生的因素, 即准群体中领导者的形成、运动理论体系和章程的形成、统治者的许可、准群体成员的沟通程度、征募成员的机会。科塞则是侧重于分析了影响合法性撤销的因素:疏导不满的渠道和社会流动程度。同时科塞也受齐美尔影响,分析了冲突群体对资源分布不平衡的认识程度和情感卷入对冲突发生的影响。

另一方面,达伦多夫强调权利与权威结构在组织和社会冲突中的作用,认为人们对稀有资源的追逐将打破原有的权利与权威结构,产生新的权利与权威结构,因此,达伦多夫把冲突看做为社会系统变迁的根源,并在社会结构与制度的框架下看待社会冲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社会稀有资源分布不均,是制度性制约的结果。由于科塞采用马克思的理论分析范畴,认为冲突的直接起因在于主体方面,即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关系变化的过程,所以科塞直接采用了前人对于利益不平等的说法,对于利益不平等的原因并没有深究。

(2)社会冲突的暴力性问题

达伦多夫和科塞都肯定了情感卷入程度与冲突暴力性的相关。不同的是,达伦多夫从冲突群体间的关系出发,指出了影响冲突暴力性的因素,其一是组织的技术条件、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得不到满足;其二,冲突群体间相互调节达成的能力不足;第三, 对被统治者的剥夺由绝对转入相对。而科塞则是区分了物质性冲突和非物质性冲突,并认为二者对冲突的暴力性影响不同。他指出, 越是涉及现实问题的冲突,涉入者越倾向于解决问题,而冲突只是一种作为目的的手段,涉入者趋于找到一种协商利益的方式。 因此越是在此种情况下,冲突越可能是低暴力性的。如果是非物质性的冲突,涉入者被卷入核心价值观,投入大量情感,则冲突可能是高暴力性的。

科塞强调了社会分化程度对冲突暴力性的影响。他认为,社会组织的分化程度越低,即组织单位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低, 则冲突越可能是高暴力性的。反之,社会组织分化程度高,各个部分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高,一个单位的发展需要依靠其他单位的发展与配合,则群体之间如果产生矛盾和冲突,更趋于寻找协调和妥协,从而降低社会冲突的暴力性。这种观点是功能主义立场的。

(3)冲突的结果

达伦多夫的冲突论思想起源于其对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分析。他倾向于研究那种极端化暴力化的社会冲突,并把社会看做是一个动态而非稳定的过程。

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冲突的结果是社会变迁。从其对强协体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冲突引起权威的再分配,而再分配形成的社会结构中将形成新的资源分布不均,而新的资源分布不均引起新的冲突,新的冲突再引起权威的再分配,由此循环往复。 冲突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动力。这里的社会变迁主要是指社会结构的更替和变化,社会变迁是权威结构的变迁。

科塞则将社会冲突区分为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如上文所述,现实性冲突往往是低暴力性和低烈度的,而非现实性冲突多为激烈的暴力的革命性冲突。科塞同样认为,现实性冲突是社会变迁的主要促进因素。不同的是,这里的社会变迁主要是一种社会系统的进步和整合。科塞指出,现实性冲突导致的社会变迁促使社会系统的变化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和利益,增加其团结, 使社会系统更好的适应环境。

(4)冲突的调控

科塞的理论重点在于分析冲突的正功能,他侧重研究的是低暴力性和不那么激烈的社会冲突,并承认这样的冲突在社会中的普遍存在,认为它们可以促进社会的整合。关于社会冲突的调控, 科塞提出了“安全阀制度”,主张建立一种使得敌对情绪得以释放的社会安全机制。同时科塞指出了这种制度没有使敌对现实得到改变,并非一种理想的制度。

达伦多夫认为革命性的社会冲突引起社会变迁,为了维护现存的社会结构,对社会冲突进行制度化调控是非常有必要的。达伦多夫认为仅仅是对社会冲突的压制并无法根本性的解决冲突, 而如果统治阶级如果能够意识到引起冲突的利益问题,提供被统治阶级意志向上流通的机会和途径,双方对冲突问题进行协商, 可以降低暴力冲突的发生。达伦多夫认为调节暴力冲突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冲突双方对于冲突利益有明确的共识、存在处理矛盾的公共机构、冲突双方约定了处理冲突中涉及的各类规则。

(5)冲突的功能

达伦多夫看到了冲突的破坏性,而科塞则认为冲突具有整合功能,冲突群体内部冲突可以使群体边界更加明确、加强群体内部团结、促进决策集中化、对群体成员行为产生强制性作用。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冲突可以提高冲突关系的调节程度和提高社会单位之间的协作联合数量,从而达到促进社会整合与进步的作用。

三、柯林斯关于社会冲突由微观到宏观的分析方法

柯林斯认为,冲突理论的基础在于“人类是既具有合作性质又具有冲突性质的动物。”在外界的强制下,人很有可能产生对抗性倾向,因为“强制本来就是一种不愉快的体验”。与马克思相同, 柯林斯也认为不平等导致冲突,从日常生活中权力仪式的角度划分了发布命令的阶层和接受命令的阶层,同样肯定了情感卷入对于冲突的作用,并由此引申出“情感能量”一词。

柯林斯还致力于探讨如何减少和降低冲突,在对组织化过程的研究中,柯林斯将资源划分为强制资源、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 并以此研究了组织控制。他指出,通过强制资源控制组织,被操纵者容易出现消极反应;通过物质资源控制组织,受物资刺激者容易出产生获得资源的意图并采取谋求私利的策略;通过符号资源控制组织,被操纵者更易于内化组织的价值观和信仰,使自己的行为更加符合组织规范。

柯林斯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帕森斯、戈夫曼、布鲁默,他对于社会冲突的分析倾向于微观层次。传统的社会冲突分析仅是关于冲突的理论,并不是关于社会全面的理论;传统理论家关注宏观层次,忽视了微观的社会现象。柯林斯提出了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微观策略,由微观角度出发阐述了“互动仪式链”,继而分析组织化的过程,最后像韦伯一样,分析了地缘和国家。柯林斯由微观角度出发,落脚于宏观层次,如同其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家一样,柯林斯的理论力图整合连接宏观与微观并且认为宏观结构和微观个体行为之间是相互建构的。他对冲突的探讨是一种综合性质的分析。

对于社会冲突思想的研究,马克思、韦伯、齐美尔提供了研究基础和思想启示,达伦多夫和科塞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冲突理论, 而柯林斯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对这些大家的思想进行研究, 有助于我们完善对冲突理论的认识,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基础。 就像艾尔·芭比所强调的那样,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一扇窗,打开更多的窗,我们将更加完整的看到世界。

摘要：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冲突思想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于60年代,延续至70年代以及70年代以后至今。其最初的理论立场是反对当时独占美国社会的功能主义思想,力图建立一种符合当时社会现实的社会学。研究西方冲突论思想,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对这一理论取向的学术把握,为学术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本文主要通过比较达伦多夫和科塞的社会冲突思想、分析柯林斯由微观到宏观的社会冲突研究方法,力求对西方社会冲突论的主要思想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社会学研究 篇9

关键词：课程社会学,课程变革,学校文化视野

一、导言

布鲁纳曾说过:“离开社会背景,课程争论的意义也就黯然失色了。”[1]高校课程存在于社会环境中,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既受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因其具有传递或建构社会文化的职能,而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能动作用。高校课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这种交互作用,一直被教育研究者和社会学家所关注。高校课程变革中课程社会学的两个主要解释框架是,主流意识形态与课程设计的共谋作为社会控制的途径和关注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在课程变革实践中的价值和意义,这两个解释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课程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路径。它们分别从各自的视角阐释了对课程知识观的理解和建构,对课程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导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基于两种解释框架的理论预设和研究前提的差异,对它们在课程变革中对课程知识观的诠释与建构也形成了不同的评价和批判。一方面,以国家权力和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分析工具的解释框架强调了社会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迫使教育体系失去自主性,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和再生产不平等社会结构的重要途径,忽视了行动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关注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在课程变革实践中的价值和意义的解释框架则强调了行动者的意识、意志和实践在课程变革中的重要性,而这一课程知识观被认为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在事实上却近乎乌托邦,因为,课堂不是独立于社会的真空环境,课程远不是师生实践的产物。

作为力图超越主客二分的本体论和解决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分裂的实践论建构者,布迪厄倡导反思性社会学,他在《教育、社会和文化再生产》一书中也指出,学校教育是维持形式上教育平等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再生产不平等社会结构的重要途径,而课程在造成社会不平等方面充当重要角色。因为课程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暴力手段在从事社会的再生产,也就是说,通过课程资源的获得,建立一种权力支配与被支配之间的关系[2]。但同时,布迪厄提出关系论哲学,即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一个客观结构,社会在根本上也是由意识和表象构成的,因此他既承认客观性又承认主观性,无论是客观主义的社会物理学还是主观主义的社会现象学,都没有办法对社会实践做出真实的解释,两个学派局限于实体论,主观主义从主体出发,客观主义从客体出发,找不到两者的联系点,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放弃实体论走向关系论。他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建构反思性的实践论,这也体现在其课程社会学方面。布迪厄认为课程应该是一种反思性实践,他企图超越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他反对把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完全对立起来,而是融合它们。针对课程所具有的文化专断性,布迪厄的反思性理论提出人们应该保持批判与反思的意识,对课程中所隐藏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对课程所体现的主流文化进行反思。由此,在我们当下的课程变革实践中,本文将借鉴布迪厄在其关系论哲学基础上提出实践关系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场域”与“惯习”,从学校文化的视野出发,试图提出课程社会学的一种研究路向,尝试对课程变革实践进行分析。

二、学校文化:意识形态特征课程的实践场域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迈克尔·阿普尔(Michael Apple)在《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中提出了“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这一课程社会学的根本性问题。阿普尔对课程领域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是从文化层面来讲的,它是学校选择、组织与社会相适应的各种文化资源的过滤器。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基本上是同义语,要解读课程中的意识形态,你不妨去追问:它是谁的知识[3]?以国家权力和政治意识形态作为解释框架下的课程观认为意识形态被社会群体所分享,并通过社会交往影响彼此之间的世界观。因此,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生产和再生产控制话语系统。而课程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是传播强势阶层文化的重要工具,通过对各阶层有选择地差别性地分配知识,达到对个人、团体、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的控制。作为法定的知识,课程知识的选择与评价隐含着复杂的权力关系,课程/知识/权力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内在结构;课程代表的是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着道德教化的功能,社会通过课程实施主流文化的再生产和社会结构再生产。

这一课程观的背后隐含着知识客观主义的前提,即认为知识是外在于教师和学生的客观存在,面对知识,教师和学生都是无能的。教学就是教师遵循教学大纲和教材把客观知识传授给学生。教育的实质就是从拥有知识的教师向没有知识的学生的传递过程。教师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设计更有效的传递知识的方法和手段以方便知识的传授,学生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接受老师传递给的知识。这一知识观主要受客观主义的认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和本体论的影响,认为社会世界自身存在各种客观结构,这些结构独立于行动者的意识,引导和约束人们的行动实践,社会秩序是建立在一个一般的价值共识的基础之上,这种共识在社会生活中被制度化了。同时,社会又以约束的方式,让行动者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习得这种共识。

然而,这一知识观受到了主观主义和社会现象学、符号互动论等学派的批判。与结构功能主义相比,它们不关注宏观社会结构与制度,反对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在社会学理论中明确主观主义思想,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认为社会过程就是人把主观意义赋予客体并做出反应的过程。相应的,在这一流派的社会学理论指导思想下的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为共同活动着的人们所生产。课堂教学活动是教师和学生在其中共同成长的实践环境,教育的实质就是师生在互动和交流中通过对知识的理解获得成长。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课程社会学的解释框架之间有着较大的区隔,其背后的哲学基础和社会学理论观点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强调意识形态通过课程对社会控制的课程观与强调行动者在教育过程中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的课程观之间找到一种能使两者作用产生契合的场域就成为课程社会学的一种研究路向,学校文化视野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被提出来的。

对课程意识形态化和结构化的批判在于其忽视了行动者的主体性意识和行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重视个体的能动性的同时,可引入介于课程社会结构和个体之间的一个关系系统,即学校文化,学校文化是学校所有成员信奉并通过习惯化行为表现出来的价值趋向和行为模式(李福华,2004)。同时,学校文化可被看做是课程建构关系中的场域。伯恩斯坦曾对通过教育机制进行社会内部权力分配和确保对个体行为的社会控制进行批判,从而“摧毁显而易见的东西、动摇肯定的事情,使学校文化从其‘教条主义的睡梦’中解脱出来”[4]。这就要让其关系体系呈现出来,在当代社会,这一关系体系可能存在于课程主导性控制形式与行动者进行反抗的能动行为之间。学校文化这一场域对影响行动者及其实践的外部力量具有中介性的调节功能,因为社会结构的外部作用从来都不是直接作用于个人或者群体的,而是经过场域调解之后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放大也可以缩小。虽然没有场域是完全自主的,但是场域的自主性应当被重视,学校文化场域所具有自主性是使其具有创造性过程的先决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体系运用的“符号暴力”加以抵制和变革。学校可以通过“真实课程”和“隐蔽课程”的教授与建构,以体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学校文化对个体产生影响和作用的同时,也能通过学校文化具有的创造性特质表达行动者对课程的能动作用。所谓“真实课程”,也就是课堂中真正所教授的,它与“正式课程”相对,正式课程是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进行教学的课程内容。真实的情况是,教育大纲的每一个章节都需要进行阐释和演绎,教师自己选择主题,强调教学重点,以各种方式来传授知识。因此,每一个课堂都有它自己的、在一定限度内有别于其他课堂的真实课程。另外,主体通过经验、信仰、逐步的思想渗透在学校中获得才能,这也就是“隐蔽课程”。学校事实上传递着人们所谓的教育内容、知识、能力、符号和价值观等。学校在集体记忆的凝结中担负着主要作用,这一工作显然和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各个力图控制教育机器的群体之间的符号冲突和力量关系有关[4]。也就是说,某一时期在某一社会发生的思想、知识和实践需要被过滤和再解释,其中只有一部分进入教育大纲,成为教育的目标。这样的选择肯定是必要的,因为不可能教授所有的东西,但是,这些选择也表现出明显的易变性、不稳定性和可争论性,这种变动性源于行动者力量的参与和涉入。其中,学校文化这一场域有着承接教育目标实施和变革的重要功能。

三、学校文化:行动者视野中的惯习

与意识形态和权力作为解释框架的课程观相对的是以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作为解释框架的课程观。这种课程观具有和意识形态课程观相反的前提假设:知识不是客观存在,教学并不是教师机械地向学生传授客观知识的过程。实质上,教师在传授知识之前对知识有自己的理解,学生在接受知识之前有自己的经验,这种经验影响着学生对新知识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这一课程观中的教师和学生在面对知识时,不再是被动的、无能为力的,而是知识的积极建构者,课程知识显然是师生合作工作的产物。基于此前提,这一解释框架强调关注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在课程变革实践中的价值和意义,其背后的理论基础是对实证主义的反抗,表现在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必须从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外在世界转化为必须透过意识而展开发生的与人类主观建构有关的世界,人可处于积极的建构的地位,自我不是一块等待印上外部世界种种表象的白板,而是在历史中沉积、变动、生长的自我。这一课程知识观及其背后的社会学理论思想从社会行动者的角度出发,以行动者对固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反抗表明了在面对冰冷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化的课程设计时,存在行动者的能动与创造。但值得思考的是,对现实的主导性的社会控制途径的反抗,如果没有一种提供由内而外的中介,行动者直接作用于社会结构的功效性则会减弱。

布迪厄建构的反思性社会学中,“惯习”是与“习惯”相区别的概念,笔者将借鉴这一概念来分析学校文化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与行动者的反抗之间所具有的社会功效性。习惯是一种被动性,屈服于社会;惯习则具有主动性,接受但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创造与改变;惯习是指由积淀在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所构成的关于知觉、评判和行动的身心图式,是持久的可变换的性情系统和建构性的结构[6]。简言之,惯习就是被我们内化了的社会结构,是对外部实在的内在化;它限制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但是并不决定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提供给我们是一些原则,行动者在这些原则之下做出自己的行动选择。按照涂尔干的说法,就是“经由社会化而获得的个人的集体意识”;惯习是一种生成性或者建构性的结构,是一种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被我们社会化的社会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一个历史发生学的过程,并且在不断发生变化;同时,惯习是一种形塑机制(shaping),使行动者可以应付各种未被预见的、变动不羁的环境,形成一种开放性的性情系统,这种惯习作为一种形塑机制可以使我们面对未来的各种问题。根据惯习的内涵,在当下对课程变革中“教学的搬移模式”的批判中,凸显介于个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学校文化,将学校文化看成是行动者内在化了的结构,是具有主动性、可变性的惯习,可能更具有现实的影响力。

目前,在课程变革的过程中,存在着对学校教学的“教学论的搬移”理论和由于“学术知识”和“学校知识”之间存在距离而使学校文化表现得就像一种“次等”文化,一种取决于意识形态的文化。但是,这一“搬移模式”理论是否普遍适用呢?它是否最能够认识到课程的深层次逻辑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学校教学体系和方法的分析可以再深入一些。实际上,学校并不满足为了教育的需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或文化因素进行搬移,而是也构成了构思真正独特的认知轮廓的场域,而具有这些独特认知轮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学校文化的内核或称之为“学校精神”。它无疑成了一种可以促进当下意识形态教学论和行动者视野之间对话的工具。学校具有个体思想启蒙、主体性建构和进行社会文化的传承及意识形态的维系双重性的功能。学校始终兼具这两种互相交叉重合的功能。很显然,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个人,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其生存与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社会。学校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做出了很好的粘联,使二者在学校这一十分重要的场域中平衡。学校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的授受场所,学校始终并没有放弃对现有社会的变革之责任,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是学校坚守着自己的道义,坚持学校自己的文化内核,一直对社会变革起着思想发动机的先锋作用,学校因此成为社会背景课程知识和行动者经验之间互动的孕育地。显然,这种学校文化内核并不禁锢在学校世界的内部,而是能够通过其塑造惯习的能力影响某一时期的文化实践和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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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忠敬.论布迪厄的课程文化观[J].外国教育研究,2002,(3).

[3]迈克尔·阿普尔(黄忠敬,译).意识形态与课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1.20.

[4][5][法]佛尔甘(汪凌,译)课程社会学:理论导向与研究前景.外国教育资料,2000,(2).

社会学研究的“复杂性转向” 篇10

一 “社会学危机”及其本质

“社会学危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背景下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德纳( Alvin Gouldner) 早在1970年就在其《正在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当时在美国社会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帕森斯主义与20世纪60年代后的美国社会现状之间存在较低的拟合度。[2]但是,“社会学危机”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主题得到重视,要始于1994年6月美国社会学期刊《社会学论坛》以“社会学危机”为主题展开的普遍讨论。主编斯蒂芬·科尔( Stephen Cole) 在其《社会学出了什么问题》一文中指出: 无论是从制度方面还是智识方面来看,社会学都没有实现我们所期望的那种进步。前者大致包括社会学缺少应有的学科地位和声望等,后者则主要指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缺乏统一的研究范式和可用于经验研究的系统理论等。[3]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学危机”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为: 社会学研究范围和边界日趋模糊化; 社会学逐渐被文化研究、多元文化论、后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等代替。[4]548因为这些新的研究形式和领域被认为更具创造性,更能适应后现代社会的要求。而作为现代主义研究文化的典型代表,在面对后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异常”和突现现象时,社会学传统的认知思维和研究方法的不恰当性日益凸显。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文化环境中,“社会学危机”的具体表现不同,但通过对各个时期“社会学危机”具体内涵的把握就会发现,大部分“社会学危机”都主要是因方法论上的经验不适当性造成的。这本质上与社会学发展史中一直存在的方法论取向上的内在分裂有关,因为正是对这些传统二元对立的坚持,导致社会学家在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极端性,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多元方法论的形成和发展。

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的冲突和博弈是社会学方法论二元对立和内部分裂的典型体现。实证主义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学中诞生最早并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思想流派。自社会学创立之初,即,从孔德尝试建立一门所谓的“社会物理学”开始,社会学就已经开始模仿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不论是以孔德、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为代表的早期实证主义社会学,还是杜尔克姆( Emile Durkheim) 、帕累托( Vilfredo Pareto) 所开启的真正意义上趋于成熟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或者是包含帕森斯( TalcottParsons) 结构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等的新实证主义社会学,都或多或少强调了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的同质性,以及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适用性。1 其基本的方法论原则是生物进化论和机械决定论。然而,随着实证主义方法在解释具体社会问题中的局限性得到普遍认识,各种反帕森斯主义理论逐渐形成,并在社会学领域内引起了方法 论反思的 浪潮。以狄 尔泰 ( WilhelmDilthey) 为代表的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正是在与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矛盾和对立中发展起来的。它批判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统一科学观、机械决定论和价值中立原则,强调主体在社会认知过程中的作用。从狄尔泰到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再到韦伯( Max We-ber) 以及其他各种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都强调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的本质对立,反对用自然科学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实证的、定量的研究,强调对文化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因此,理解( interpreta-tion) 构成了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论的核心。

很多社会学家在其具体的方法论定位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把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之间的对立等同于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之间的对立,这不仅不能消解二者之间的对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它们之间的不相容。事实上,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反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对立根源于两种不同的社会本体论观点: 社会唯实论与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认为,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制度和规范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外在于个人并对个人具有强制性; 社会唯名论则认为,个人是实际存在的,社会只是单纯的名称,个人行为及其调节才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说,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反实证主义方法论之间的对立正是这两种社会本体论立场在方法论领域逻辑推演的结果,各个社会学研究流派和范式之间的对立本质上也来源于这些不同的理论假设前提。因为在整个社会学认知过程中,主体目标的实现以对客体的充分认识为前提,研究方法和工具的选择也依赖于客体自身的结构和性质,研究成果的检验同样以是否准确反映和解释客体为标准。因此,本体论定位是方法论定位的前提和基础。

然而,社会唯实论和社会唯名论之间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很多社会学家在其具体研究中通常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斯宾塞既强调个体主义,社会服务于个人; 又强调个人应相互依赖以维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存在的社会。作为一个唯名论者,韦伯对社会学的认识是与孔德、斯宾塞及杜尔克姆所倡导的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有机体社会学相对立的,因此他希望背离社会学研究的宏观立场,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性理解; 但另一方面他又在其《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表达了对社会结构和规范秩序的高度关注。[6]齐美尔( Georg Simmel) 则明确反对任何纯粹的唯实论或唯名论的社会观,他希望以互动和交往概念为基础来调和二者之间的冲突。其核心思想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和社会化的个人之间保持着一种双重关系: 个人既内在于社会,又外在于社会;个人既为社会存在,又为自己存在。[7]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的结构化理论也以调和围绕社会和个人之间关系的问题所产生的各种二元对立为目标。在其结构化理论中,互动者在相互依存的背景中运用规则和资源,正是这些规则和资源构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结构; 同时,互动者又通过自己的行为生产和再生产出结构的资源和规则。[8]他希望以此来消解主体与客体、行动与结构、唯实论和唯名论之间的二元对立。当然,这些社会学家的努力并未就此终结唯实论与唯名论之间的争论,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与反实证主义方法论对立的来源及内部冲突的本质,并证明了在具体的社会学研究问题中消解冲突和尝试融合的可能性。

从社会科学哲学的层面上来讲,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反映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方法论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的两种对立的倾向: 方法论一元论和方法论二元论或多元论。发轫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物理学革命颠覆了牛顿 - 笛卡尔范式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统治地位,自然科学研究中强调非线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的新方法推翻了作为科学发现程序和验证标准之唯一基础的归纳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因对待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不同态度而引起的社会学方法论上的二元对立。因此,实证主义方法论与反实证主义方法论之间的对立随着自然科学范式的转移而逐渐被消解,当下社会学研究面临的新“危机”本质上只是在正统牛顿范式崩塌之时社会学暂时处于“失范”状态的表现。随着具体自然科学对各种复杂性问题的关注日益增长,在物理和生物化学世界中逐渐发现了那些传统上被认为是人类和社会关系所特有的性质,如自组织、自生成、自我指涉等,如此,物理、生物和社会世界之间的边界就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这就为新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复杂性思维和方法进入社会学领域打开了通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危机”对于社会学研究来说反而成了一种进步的契机。

二 社会系统论思想的发展演化

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一些重大转向,其中包括: 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80年代的语言学和后现代主义转向,90年代的述行( performative) 和全球文化转向,以及近年来的复杂性转向。“复杂性转向”是社会科学开始的新的转向。这个转向的出现得益于过去几十年中物理学、生物学、数学、生态学、化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取得的一些实质性进展,社会思想中新生机论( neo-vitalism) 的复兴以及“知觉的复杂结构”的突现。[9]1伴随着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复杂性转向”这一大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学中的复杂性问题也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论题。这主要是基于大部分社会学家的一个共识———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复杂、易变且互连。实际上,与其说社会本身复杂性的不断增加是社会学家对复杂性方法感兴趣的主要原因,不如说是因为现在关注到了复杂性才引起他们对复杂性理论和方法的重视。因为社会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或同质的。

复杂性是社会过程的基本特征之一,社会学家关于社会过程的描述和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与复杂性科学的具体理论有许多契合之处,从而给复杂性方法介入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平台:

第一,作为复杂性科学的前身,一般系统论强调系统存在的客观性和对复杂系统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同样,以系统为单位进行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系统论思想也贯穿于整个社会学发展史中。社会学的“系统思想”传统分为三个阶段:

( 1) 经典社会学时期,以孔德、马克思、帕累托和杜尔克姆等为代表。这些社会学家倾向于把社会和社会现象作为社会系统来分析。尽管他们的具体思想之间存在一些关键性差异,但因为这个共同的参照标准,以及对社会行为的宏观或聚合层次的关注,这些学者被统称为系统思考者,且他们的研究可以概念化和理论化为对现代西方社会不断增加的复杂性的回应。孔德把社会作为一个经历了特定演化阶段的社会系统来分析; 马克思把阶级结构和社会发展视为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变化的结果; 帕累托考察了现代社会如何会倾向于维持不平等结构; 杜尔克姆则主要研究导致社会复杂性不断增加的系统内部分化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同质的群体和组织被异质的、专门化的、相互连接的组织所取代。这些社会学家的系统思想可以说是社会系统论的雏形,同时也为社会学重视系统整体及其演化的研究趋向奠定了基础。

( 2) 结构功能主义时期,主要包括帕森斯的行动系统论和默顿( Robert Merton) 的中层理论等。虽然进化论和系统论的影响在20世纪前半叶逐渐弱化,但帕森斯及其结构功能主义改变了这一状况。帕森斯强调系统化理论对于任何科学的重要性,因此,他认为,作为社会学之基础的理论体系必须是关于社会系统的理论,必须符合“结构 - 功能”的分析模式,且理论体系的建构必须限制在“行动”这一参考框架内。帕森斯在其关于行动理论的研究中继承了早期社会学家的思想,并把这些观点整合进其行动系统论中。他认为,社会系统就是由行动者互动构成的系统,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就是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社会行动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包含四个子系统———行为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它们分别具有适应功能、目标达成功能、整合功能和潜在模式维系功能。社会系统要维持其存在和有效性也必须满足这四个功能,这就是著名的AGIL功能模式。总之,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思想以高度抽象的概念体系说明了行动系统的结构和过程,其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仅代表了一种新的系统思维,而且涉及控制论和系统科学这些全新的领域,而这些领域是复杂性科学的知识先驱。[10]235但是到6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的保守趋势———集中研究复制、秩序和一致性而非反抗、冲突和社会变化,导致其系统论思想遭到了广泛拒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默顿的中层理论进一步探讨了一般系统思维与社会系统理论之间的协同发展,并填补了宏观社会理论与微观社会现象之间的鸿沟,但最终并没有形成科学完善的社会系统观。

( 3) 多元综合时期和SACS时期。多元综合时期的社会系统思想是在批判行动与结构、个体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等传统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典型代表。这一理论认为,行动和结构之间的互动构成了社会系统的再生产,社会结构既对人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又以行动为前提和中介。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系统的结构,又改变着系统的结构。行动与结构之间的辨证关系存在于社会实践中。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起来的社会实践的前提,又是这些社会实践的结果。这个时期的社会系统思想的最大贡献在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的主体与结构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到SACS时期,社会学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完善的社会系统观,社会系统的自主性、开放性、非平衡性以及协同发展等特征在社会学研究中逐渐得到重视,并与复杂适应系统概念联系起来。这一时期系统观的典型特征是,认识到系统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会导致难以实现线性分解的系统结构的突现,因此系统特征不能仅通过构成要素的简单聚合得到理解。这个时期的社会学家逐渐开始依靠复杂性方法来认识宏观社会系统的属性: 沃勒斯坦( ImmanuelWallerstein) 将普里高津( Ilya Prigogine) 的研究引入自己的世界系统论中; 阿尔伯特( Andrew Abbott) 把分形、自相似和混沌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结构和动力学中; 卢曼( Niklas Luhmann) 在社会自生成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现代社会理论; 卡斯特尔斯( ManuelCastells) 则用网络概念发展了全球化理论。[10]viii

第二,社会复杂性及其突现属性是贯穿社会思想和社会变迁研究的核心主题,一些社会学家对社会复杂性的认识与复杂性科学的核心观念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预示了霍兰( John Holland) 所阐释的突现概念的某些内核;[11]帕累托的二八法则对于理解大型复杂网络的结构而言至关重要; 杜尔克姆的系统分化概念与复杂性科学的系统分叉和奇异吸引子等概念直接相关; 厄里( John Urry) 引用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具有似规律的矛盾趋势这一观点来例证复杂性分析;伯恩( David Byrne) 提出的在新科学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整体系统属性恰恰与杜尔克姆的社会事实概念相对应。[12]

事实上,社会复杂性观点产生于早期社会学家的历史 - 比较法。因为复杂社会系统有大量构成要素且要素之间存在很多可能的联系,因此,适当的方法论是由特定的研究分析层次所决定的,而这些特定的研究分析层次则是由研究者根据研究假设所需要的描述或解释层次分化出来的。在较宏观的分析层次上,民族志研究方法、参与式或非参与式观察、亦或其他定性研究方法可能就是恰当的。但要解释系统内部复杂的非线性交互作用及其突现属性,则要借助一些高度复杂化的定量研究方法。社会学理论的早 期创立者,如滕尼斯 ( Ferdinand Ton-nies) 、杜尔克姆、韦伯、帕累托以及齐美尔等,都考察了社会接触和交往的指数增长及不断增强的相互关联性,这种对社会关系的相互连结性和社会内新的突现属性的强调存在于很多社会领域的理论思考中。到20世纪90年代,卢曼开始借鉴自然科学中对系统复杂性的认识来思考复杂社会行为,并揭示出社会系统中要素之间的强相关会导致诸如自生成和自组织等行为的出现。因此,分叉图、网络分析、非线性模型,以及元胞自动机编程、社会控制论和其他社会模拟方法等计算模型逐渐被引入社会系统分析中。

沃比( Sylvia Walby) 认为,尽管社会理论避开了一般系统论的概念和术语,但它使用了很多其他术语来表征社会整体或集体的系统性,如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网络、话语等等。[13]因此,社会概念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持续演化且具有突现属性的功能上分化的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为系统论奠定了基础,是复杂性理论发展的一部分。[14]3

三 社会学与复杂性科学( SACS)

尽管社会本身以及社会学研究过程具有内在的复杂性已成为普遍共识,但是,到目前为止,复杂性方法的应用仍然停留在主流社会学的外围。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 一方面,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复杂性方法来自于自然科学学科,而这些学科基本上是还原论的,因此复杂社会系统的非还原论特征不能得到充分地认识和发展。事实上,牛顿力学范式霸权地位的动摇挑战了自然科学机械还原论的定位。虽然在大部分自然科学研究中还原方法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并不能证明这些学科从根本上就是还原论的。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理论和自组织理论已经证明了自然系统本质上的不可还原性和不可预测性。另一方面,对很多社会学家来说,复杂性方法适用于分析自然系统而不是社会系统,而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存在一些本质差异: 自然系统通常包含遵循规律和因果力的要素,这些要素至少可以以某种方式得到独立地观察和描述; 社会系统则由复杂的人类要素构成,这些要素是创造性的,在这些系统中,诸如个体性、感觉、主观性、知觉和知识等是高度相关的。诚然,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存在一些本质上的差异,但在很多具体的社会学研究中,方法的应用并不必然与这些差异有关,[14]9指导我们进行方法选择的应该是我们的研究目的以及相关目标系统的类型和属性。

近年来,社会学正发生着一些关键性的变化。社会学研究的几个主要参照点,如结构、位置、意识形态、自我等逐渐被“瓦解”了,转而更偏向一些不确定的形态,如运动、阈限、主观性以及一些终端术语,如历史的终结、社会的灭亡和“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终结等。[4]548这提醒我们社会学这门学科正处于更加不稳定的制度环境中,而传统社会学研究方法所存在的内在缺陷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 作为复杂社会系统基础的概念和动力学与传统社会学方法所要求的假定之间不相容。线性方法不能解释社会系统中的交互作用如何会导致反馈过程和阈值效应,因此,假定一种线性实在并把社会视为服从线性因果关系的决定论系统,就会使我们很难理解大量不符合线性动力学的社会现象。正如萨耶尔( Andrew Sayer) 所说,还原论或者说复杂性贫乏,是社会学这门学科目前存在的核心问题。[15]

鉴于此,依靠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借助于复杂性科学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将社会学理论与复杂性科学整合起来就变得很有必要。厄里指出,社会生活复杂性的不断增加迫切要求适当地修正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可以提供这种修正所需要的知识工具和结构框架 的最佳途 径就是借 助于复杂 性科学。[9]近年来系统地把社会学与复杂性科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取得显著成就的学者当属卡斯特拉尼( Brian Castellani) 和哈佛提( Frederic William Haf-ferty) ,他们的《社会学与复杂性科学: 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书在详细考察社会学与复杂性科学各自的知识传统、方法论传统和主要研究主题( 详见表1)的基础上,将SACS分为五个研究领域: 复杂社会网络分析、计算社会学、卢曼复杂性学派、社会控制论及英国复杂性学派。[10]对这五个研究领域的深入剖析有助于阐明从复杂性视角进行社会学研究已取得的一些成果,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向。

其一,复杂社会网络分析 ( complex social net-work analysis,简称CSNA) 的主要目标是研究大型复杂网络( 如因特网、全球化疾病和合作交互作用等)的动力学。这一领域使用社会网络分析、基于主体的建模、理论物理学以及现代数学( 特别是图论和分形几何) 中的主要概念和方法,来揭示个体在网络中如何被连接起来以及网络结构如何影响系统属性。因此,这一研究领域推动了对社会系统的动力学与结构的定量认识。

其二,计算社会学( Computational Sociology) 是复杂性科学方法的一个缩影,这个领域的研究重点也是复杂性科学方法的重点,即社会模拟和数据挖掘。社会模拟是通过计算机创建人工实验室来研究复杂社会系统,数据挖掘则是使用机器智能来寻找规模宏大、信息复杂的真实世界数据库中新的关系模式。这一领域受到一些微观社会学研究和宏观系统科学及系统思维传统的影响,这有助于计算社会学形成自下而上的、基于主体的建模方法。

其三,卢曼复杂 性学派 ( Luhmanns School ofComplexity,简称LSC)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完全不同于前两个研究领域。这一流派建立在卢曼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主张把社会作为复杂社会系统来研究,依靠系统科学和控制论的最新成果来整合社会学与认知科学,进而形成新的社会系统论。复杂性和社会分化是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核心,这一新的社会系统论思想超越了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以自我平衡为特征的系统模型的局限性。

其四,社会控制论( Sociocybernetics) 的主要目标是把社会学、二阶控制论、卢曼的系统思想以及复杂性科学的最新成果整合起来。社会系统被视为高度复杂的多阶控制系统,系统的宏观调节和控制依靠各层次之间的双向信息流联系。社会控制论强调系统结构的协变、子系统结构的协同及子系统行为之间的互补。因此,其核心思想基本上是概念上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方法论上的或经验上的。

其五,英国复杂性学派( British - based School ofComplexity,简称BBC) 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厄里、伯恩等,其主要目的是改进社会学理解与复杂性方法的使用。该学派主张把 复杂性科学 与一种后社会( post - society) 的、后学科( post - disciplinary) 的、移动社会( mobile - society) 的社会学整合起来,以期创造一种从系统视角进行整体社会学研究的有力模型。如此一来,社会学家在社会系统研究中就可以处于认识论、方法论和组织问题的前沿。

通过对SACS所包含的五个研究领域的具体内涵进行深入剖析,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的具体差异和内在联系。从外部发展方向上来讲,这五个研究领域可以被分为老学派系统思维和新学派系统思维( 详见表2)[10]87 - 88。从内部应用层次上来讲,这五个研究领域基本上都涉及两个主要方向: ( 1) 把来自复杂性理论的概念整合进社会学理论中; ( 2) 把来自复杂性理论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

第一个方向涉及很多领域,如社会运动理论,把混沌理论与社会学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以及把全球化与全球复杂性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第二个方向则主要涉及各种基于计算机的方法,包括元胞自动机( 被用来分析一个晶格中要素之间局部交互作用的结果) 、人工神经网络( 可以说是大脑的简化表示,被用来想象分析等) 、博弈论( 一种被用来分析理性主体之间交互作用结果的数学工具) 、社会网络分析( 关注产生于网络结构而不是主体行为的系统属性) ,以及基于主体的模型( 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定义的计算方法,包括几乎所有建立在根据规则行事的交互作用主体基础上的模拟) 。由于这些方法借助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因此使得分析异质群体中的交互作用链成为可能。[14]5

社会学研究 篇11

关键词：交通社会学；社会学方法论；系统整体论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在当代社会学的历史转变中，应用社会学也在不断地发育和生长起来，各分支社会学层出不穷。在这一背景下，黎德扬教授带领其研究团队于1997年4月提出应创建交通社会学，并于2001年12月出版新著《社会交通与社会发展》，至此，国内学术界初步形成了对交通社会学研究的关注，发表了一批论文和著述。但此时，该方面的研究尚属起步，黎德扬教授的研究团队为进一步推动交通社会问题的研究，于2012年12月推出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交通社会学》。

该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分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项重大创新。因为它不仅极大地推进了交通社会学完整体系的建立，更为重要的是超越了其他分支社会学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分析特定系统的研究定式，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工具及研究结果上都有很大突破。

首先，就研究对象的确立而言，该书首先从交通与社会生活多侧面的关联中收集有关资料，确立了交通的社会性和整体观，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科学技术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等6个方面，阐明了交通的社会学意义，然后再以此为基础确立了大交通的概念，并因此确立了交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一研究对象的确立摆脱了传统社会学分支研究的惯式。

其次，在研究方法性和定的选取上，该书紧扣时代背景，提出交通社会学体系的建立应基于社会发展变迁下发生的社会学方法论原则的变迁，即从实物中心论向系统中心论，从分析哲学向综合哲学，从世界是事物的集合体到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的转变。就此，“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关于新孔德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关于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就成为了该书研究方法选取的三个重要指标。这一研究方法的选择为交通社会学的研究寻求了新的生长点。

第三，就研究结果的论证来说，该书以科学的社会历史观为基本理念，从大交通概念视野引入了信息时代交通发展的新成果，充分吸纳了当代社会学的新进展和当代交通发展的新资料，运用系统整体论的方法，探究交通与社会系统中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机理，从多视角考察交通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功能及其谋求自身发展的途径，从而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交通社会学学科体系，极大地推进了交通社会学的研究。

该书分为12章，包括导论、交通的社会形成、交通与人的社会化、交通与社会心理、交通人的结构分析、交通与组织的互构、交通影响下的城市化、交通与科技、交通与经济、交通与社会文化、交通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交通调查与预测。它不仅用全新的视角介绍了交通社会学这门新兴应用社会学和交叉学科的研究对象、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而且为交通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深入研究的空间。

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学研究视角 篇12

科学技术、社会学, 分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不同的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学, 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不同学科相互交叉与重叠的学术领域, 是理论研究人员为便于其专业研究, 而人为设定的理论研究范围。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和发展, 不同学科交叉重叠的学术领域会愈来愈多, 两个不同学科、三个不同学科、更多的不同学科, 交叉重叠的学术领域会更多涌现。这是理论研究方向选择的客观规律, 也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标志之一。

1.1 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发端

1.1.1“格森事件” (Hessen Episode)

1931年, 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 前苏联物理学家格森宣读了一篇题为《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 引起大会震动, 这就是史称的所谓“格森事件” (Hessen Episode) , 被认为是科学史研究由“内史”跨向“外史”的开端。

该论文对科学、社会、经济的关系, 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进行分析, 是马克思主义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研究产物。该论文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此, 人们开始以社会学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视角, 来研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规律, 奠定了科学史学的发端。

1.1.2 科学技术和社会学两个不同学科组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的第一位学者

1938年,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R.K.默顿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发表在《奥西里斯》 (OSIRIS:Studies o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on the History of Learning and Culture) 上, 被认为是把科学技术和社会学两个不同学科组合在一起的第一位研究人员, 奠定了科学社会学的发端。

1.1.3 科学学研究的发端

英国物理学家J.D.贝尔纳, 1939年出版《科学的社会功能》, 1953年出版《19世纪的科学与工业》, 1954年出版《历史上的科学》。这些著作, 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对科学的社会性质、作用, 以及科学的政策、管理、发展战略等问题进行研究, 阐述了科技与社会发展的相互促进作用。被认为是科学学的创始人。

1.2 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形成

1.2.1 STS研究

科学技术与社会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现在, 科学技术与社会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 通常用其英文字母缩写STS表示, 在国际上已达成共识。

1.2.2 STS相关的研究领域

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力量, 科学技术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决定性力量。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和发展, 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会更多元化, 互动频次会更高, 互动影响会更加深层次化。

近50年, 与STS研究相关的领域愈来愈多。如:科学技术与发展 (Science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 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 (Science Technology, Economy and Society) , 科学技术与教育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 科学技术与经济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conomy) , 科学技术与伦理 (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thics) , 科学技术与政治 (Science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 科学技术与政策 (Science Technology and Policy) , 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 (Science Technology and Public Policy) , 科学技术与法律 (Science Technology and Law) , 科学技术与价值 (Science Technology and Value) , 科学技术与文化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 科学技术与美学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esthetics) , 科学技术与人类学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等。

1.3 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研究涉入更深的社会学领域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多元化, 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研究涉入更深的社会学领域。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 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的研究, 也相对应地, 呈现出愈来愈多元化的趋势。

国际上有相应的专业研究机构, 在研究机构中有相应的专业研究方向。如:科学的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 , 科学的社会研究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 科学的历史研究 (Historical Studies of Science) , 技术的社会造型 (Social Shaping Technology) 等。

2 科学技术传播在社会学中的位次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的学科”, “我们研究传播时, 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 告知他人和被告知, 教别人和受别人教, 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 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联系的。”科学技术的传播研究, 只有纳入社会学研究范畴, 以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创新其研究方法, 才有可能摸索出科学技术传播的客观规律, 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2.1 科学技术传播的实质是文化传播

文化联系着社会生活和社会运行的各个方面, 是社会成员所享有的一切知识, 涵盖人的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 以及人作为社会一员所获得的任何技能与习惯等各方面。

文化是人类社会人类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 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晶, 是人类共有的财富, 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创造和学习的成果, 并连接与维系着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它包括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东西。它被人类所创造, 并被人类应用于社会实践活动中, 指导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 并接受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检验、矫正、发展, 或扬弃与批判。

科学, 从来是社会中的科学;技术, 从来是社会中的技术;科学技术, 从来是社会中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在文化的产生与传播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科学技术的传播是文化传播, 科学技术传播的实质是文化传播。

2.2 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信息流动系统

科学技术的传播, 不论是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还是大众传播, 都属于社会传播, 是社会运营和社会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为社会的良性发展服务。

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信息流动系统, 包括科学技术的传播主体, 传播载体, 传播内容, 传播受体, 以及传播的反馈, 是社会运营和社会控制的社会传播系统。

社会信息流动系统的紊乱, 会造成社会成员的思想、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混乱, 影响社会正常的运营和控制秩序, 会对社会的良性发展起到阻碍甚至破坏作用。

所以, 科学技术传播的研究, 应始终以人及人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的活动为主体, 结合我国社会发展实际, 以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探索我国科学技术传播的理论和实践, 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传播的良性体系建立、完善和运营, 为社会良性发展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2.3 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化功能

2.3.1 科学技术的传播影响着人的一生

社会良性运行离不开人以个体者的身份参与, 反过来, 每个人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也离不开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 社会化贯穿着人的一生。

社会个体的人, 在家庭、学校、单位, 还是在其他的社会交往场合, 其思维能力, 语言能力, 学习能力, 工作能力, 交往能力, 生存能力等, 在其政治社会化, 道德社会化, 性别角色社会化和再社会化过程中, 科学技术的传播影响其一生。

2.3.2 科学技术的传播始终影响着社会体系的运营和控制

社会良性发展, 离不开社会控制。在传统的社会控制中, 组织控制手段、制度控制手段为主, 文化控制手段为辅;现代社会控制中, 文化控制手段为主, 组织控制手段、制度控制手段为辅。但不论那种社会控制手段, 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传播。科学技术的传播, 始终影响着社会体系的运营和控制。

3 以全新的社会学视角, 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科学技术传播体系

3.1 科学技术的储备

包括发现科学技术, 保护科学技术, 研究科学技术, 学习科学技术, 继承和推广科学技术, 创新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的校正和批判等。

3.2 科学技术的加工

依据科学技术的特性, 确定其传播形式;按科学技术的传播形式要求, 对科学技术进行加工, 使其符合科学技术的传播规律。

3.3 科学技术的评估

科学技术的核心, 是文化知识产权。

专业的资产评估机构对知识产权进行评估, 要持科学的态度, 客观公正, 科学谨慎, 不仅要对委托方负责, 更要对社会负责;创新科学的评估方法, 完善评估管理制度, 加强评估质量管理, 防范知识产权评估风险;委托方持有的知识产权应具有排他性;委托方对评估报告披露的事项, 应坚持诚实守信原则, 并按照约定合理使用评估报告;评估行业加强自律和管理;评估师规范执业, 评估机构按照国家规定收取评估费, 制止评估机构低价恶性竞争或超标准收费等不良行为。

3.4 科学技术的销售

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机制。金融机构要创新知识产权信贷模式, 拓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 以用货币估价并依法流转的知识产权为质押物, 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

建立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以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为平台, 以招标、拍卖的形式, 引导风险投资机构参与知识产权产业化投资, 促进知识产权流转。

3.5 科学技术的传播主体

建立政府投资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科学技术传播体制, 尽可能地实现社会全覆盖。

对涉及国家前瞻性战略、惠及民生的科学技术, 政府购买, 并以尽可能大的覆盖范围和受众为目的, 进行持续和高频次地传播;对其他的科学技术, 政府应引导和鼓励企业, 以市场导向为主, 以市场化的手段运作, 进行有效传播。

3.6 科学技术的传播形式

3.6.1 口口相传

政府发言人, 演讲等。

3.6.2 媒介传播

广播, 电视, 报纸, 杂志, 书籍, 传单, 广告牌, 标语, 电脑网络, 手机报, 彩信, 短信, 彩铃, 电话, 电影, 戏曲, 歌剧, 曲艺, 杂技等。

3.6.3 公益性固定场馆

博物馆, 科技馆, 图书馆, 文化馆, 展览馆, 书画院, 老年活动中心, 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社区活动中心, 乡镇文化站, 农家书屋, 体育活动场馆, 广场, 公园, 动物园, 植物园, 绿博园, 名胜古迹游览区等。

3.6.4 社会组成单位

家庭, 学校, 行政企事业单位, 社会民间组织等。

3.6.5 休闲娱乐场所

游乐场所, 酒吧, 咖啡厅, 茶社, KTV, 戏院, 电影院, 歌剧院, 音乐厅, 棋牌室, 宾馆, 饭店等。

3.6.6 人流物流场所

车站, 机场, 码头, 公共交通工具内外等。

3.6.7 建筑物

大街小巷, 所有公共场所, 建筑及其附属物等。

3.6.8 其他场所

人们活动的其他场所。

3.7 科学技术传播的反馈

定期和不定期地进行传播效果测评, 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 不断进行总结和提高, 达到科学技术传播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R.K.Merton.范岱年, 等译.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2]M.Bridgstock, D.Burch, J.Forge, J.Laurent, I.Lowe.刘立, 等译.科学技术与社会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3]张隆栋.大众传播总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