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研究概述

社会分层研究概述（精选6篇）

社会分层研究概述 篇1

2010年, 广西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改革开放事业思想库和党委政府智库的作用, 围绕自治区党委“富民强桂”战略, 大力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热点、难点、疑点问题, 开展了课题调研、规划制定、论文写作、科学普及等大量工作, 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理论支撑, 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一、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和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的新智库建设成绩突出

广西社会科学院的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取得新成果, 开展和完成了一系列以新智库建设为主题的活动与课题。2010年6月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北部湾发展研究院、综合开发研究院 (中国·深圳) 在南宁共同承办了“泛北部湾智库峰会”, 与会专家围绕“泛北部湾:地区合作与发展”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越南社会科学院、越南计划与投资部发展战略研究所、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所、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马来西亚经济研究所、菲律宾发展研究院、泰国发展研究院、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院等12个与会“智库”机构共同发表了《“泛北智库峰会”成立宣言》;10月, 广西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论坛, 出席会议的有柬埔寨和平与合作学院院长 (柬埔寨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诺罗敦·西里武,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沈北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 以及来自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美国、中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论坛在中国与东盟合作发展方面取得了许多共识, 产生了新的研究成果。

2010年, 广西社会科学院共承担自治区党委、政府部门委托课题11项, 院级应用课题30项, 并认真组织继续实施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批示的十大课题。目前, 十大课题研究进展顺利, 多项课题研究获得自治区主要领导批示, 如郭声琨书记对《把广西打造成中国-东盟海陆空交通枢纽》课题作出以下批示:“很好!有较高价值, 深表感谢。望对西江开发做个技经分析研究。”大部分课题成果提交研究报告后又进行深度研究, 出版了专著, 如吕余生、宋佰谦、冯海珊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广西与全国比较及分析》创制了评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 为广西实现“率先在西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提供了科学依据。该院专家还积极参与自治区党委政府主持的会议文件起草工作, 多位专家多次被邀参加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的决策咨询座谈会, 积极为自治区党委政府献计献策, 为制定广西十二五规划、西部大开发、扶贫开发等战略问题提供了智力支持。

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的2010年系列蓝皮书进一步发挥了作为党委、政府“智库”的作用, 主编出版《2010年广西蓝皮书》5部, 汇集广西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对策性研究报告, 为自治区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有深度和分量的决策参考意见和发展数据, 计有《2010年广西蓝皮书·广西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0年广西蓝皮书·广西社会发展报告》、《2010年广西蓝皮书·越南国情报告》、《2010年广西蓝皮书·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报告》、《2010年广西蓝皮书·广西文化发展报告》等。

二、推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效明显

2010年, 广西社科联加大应用对策研究的组织和扶植力度, 策划组织开展《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产业集群战略研究》、《推动青秀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加快打造更高水平广西第一强区》、《广西北部湾开发对海洋渔业环境的影响研究》等课题研究, 资助相关课题组完成《新形势下促进广西优势产业发展研究》、《基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广西上市公司平稳较快发展研究》、《提升广西吸引外资和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及对策研究》、《企业创业对广西“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作用机制研究》、《金融危机背景下广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基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广西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等8个课题的立项、结项工作;做好《我区“两区一带”区域发展战略研究》等5个研究课题的立项工作, 督促相关团体会员单位做好研究的管理工作, 分别以《水资源紧缺:玉林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广西保税物流体系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战略定位、体系构架、外向型产业发展和大物流体系建设》为主题编印了2期《专家建言专报》。

围绕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广西的对策、广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广西社科联召开多次学术研讨会, 如学习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精神座谈会, 第二次“人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广西深化与东盟合作与广西企业走向东盟战略”研讨会, 第三届广西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广西发展”为主题举办第十二期广西发展论坛, 联合自治区科协、共青团广西区委召开第五届广西青年学术年会;资助社会科学团体会员开展学会活动, 如“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广西发展战略、建设学习型政党与加快广西发展、北部湾商贸物流基地建设、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与妇女研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与广西税源稳定的关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实现后发展地区跨越发展、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河池有色金属产业发展路径选择、节能减排与低碳生活、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就业等, 共计30多场 (次) 学术研讨会, 形成多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点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三、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厚重大气

文化研究方面, 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厚重大气。由潘琦主编、全区30多位文艺评论家参与撰写的《广西文学艺术60年》2010年5月出版。该书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来广西十三个文艺门类的发展历程, 总结其成就, 研讨未来发展问题, 是广西文艺发展史上重要的理论著作。广西社科联编辑、曹平主编的《社会科学论丛》2010年出版三卷, 共计150万字, 汇集社科界专家研究论文152篇;广西社科联编辑出版《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 社会科学成果蔚为大观。防城港市委市政府推进北部湾海洋文化研究, 出版《北部湾海洋文化丛书》, 包括《北部湾海洋文化研究》、《北部湾海洋文化论坛论文集》、《唐宋诗咏北部湾》、《伏波文化论文集》4部, 对北部湾海洋文化研究甚深。杨炳忠主编的《花山申遗论坛》, 收入论文44篇, 从多个侧面展开研究, 推动了广西文化遗产“申遗”工作。广西地方志办公室编撰的《广西年鉴2010》, 广西社科联组织编写出版的《广西社会科学年鉴2010》、《中国—东盟年鉴2010》, 为广西社科事业的发展积累重要的学术信息和资料。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主编的《抗战文化研究》出版第四辑, 收入我区和区外专家有关研究论文27篇, 在宏扬爱国主义精神、保护抗战文化遗产方面提出宝贵建议。覃振锋的专著《广西文化产业发展论》全面总结广西文化产业发展历程, 分析现状和存在问题, 提出打造“千亿元”文化产业的实施路径, 在促进广西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陈学璞的《写作论》研讨写作理论、探讨写作方法;黄伟林的《人·小说的聚焦》、漓江画派促进会编的《新时代·新桂系·新画派———漓江画派作品大展文献集》等, 为广西文艺的崛起提供理论支撑。

2010年, 广西有14个单位、17个学科、55个项目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广西社会科学院全年完成研究报告190项, 发表论文245篇, 出版著作 (含工具书) 30部, 成果总字数达939万字。

四、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活动频繁

2010年, 广西区社科联加大科普工作力度, 着力推进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 扩大了社会影响。一是参与和主办大型科普活动。1月, 自治区社科联组织团体会员参加广西科技活动周科普长廊展示竞赛活动, 宣传普及红木文化;联合26个区直单位主办全国科技活动周广西活动开幕式, 并组织以家庭理财为主要内容的大型科普活动;10月10日, 由自治区社科联、中共北海市委宣传部、北海市社科联联合举办的“2010年全区社会科学普及十月大行动启动仪式暨北海北部湾广场科普活动”在北海市北部湾广场隆重举行。二是举办多场多形式的科普讲座。2010年, 广西社科联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十场广场科普活动、十场报告会、十场系列讲座、“贯彻《意见》”十家谈、社科知识进十村“五个十”科普活动, 创办“中国—东盟大讲坛”, 年内共举办6期, 听众逾千人。三是加强社会科学普及载体建设, 与河池市社科联、广西大学社科联、广西师范大学社科联共建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四是资助出版科普读物等。据不完全统计, 全年共开展各类科普活动超100场, 群众参与超20万人次。其中在全国科技活动周广西活动和广西科技活动周科普展示竞赛中开展的活动均获得自治区的表彰奖励。

五、社科队伍组织建设落到实处

一是积极推进全区县级社科联建设工作。3月上旬, 自治区社科联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召开“全区县级社科联建设工作座谈会”, 传达学习沈北海常委、部长关于县级社科联建设工作的重要讲话, 部署2010年工作任务。9月下旬, 自治区社科联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组成督查组, 对全区11个地级市的工作进行督查, 有效地加快了工作进度。12月6日, 自治区社科联又在恭城瑶族自治县召开“全区推进县级社科联建设工作现场会”, 学习桂林市抓好县级社科联建设工作经验, 加快建设步伐。通过一系列工作, 县级社科联建设取得较好成效。全年共有桂林、来宾、贺州、梧州、河池等5个地级市的恭城等26个县 (市、区) 按照定性、定级、定编、定工作职责高质量地成立了社科联, 完成了年初提出的完成20个以上的县 (市、区) 建立社科联的工作目标。加上2009年百色市12个县 (区) 成立了社科联, 至2010年底止, 全区已有38个县 (市、区) 成立了社科联, 占全区109个县 (市、区) 的35%。二是推动市级社科联的建立。2010年成立了崇左市社科联, 广西14个设区市社科联的总数达到13个。三是推动成立广西中医学院、广西医科大学、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南宁职业技术学院等4个高校社科联, 至2010年底, 广西高校社科联总数达到29个。五是推动成立广西创新与创业研究会、广西东盟经贸促进会、广西企业管理研究会、广西大学城市发展研究所、广西民族文化发展研究会等5个学会、协会、研究会, 至2010年底, 自治区直属学会、协会、研究会达到120个。广西社会科学组织更为完善, 研究队伍进一步扩大。

六、广西第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奖成果丰硕

广西第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于2010年1月启动, 10月发布优秀成果公示, 12月27日在南宁举行颁奖大会。本次参评成果数为2073项。经过评委会认真评审, 按规定比例产生获优秀成果奖一、二、三等奖共413项, 占参评成果数的19.92%。《广西大百科全书》等20项成果获一等奖, 占获奖总数的4.84%;123项成果获二等奖, 占获奖总数的29%;270项成果获三等奖, 占获奖总数的65%。

摘要：2010年, 广西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改革开放事业思想库和党委政府智库的作用, 大力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热点、难点、疑点问题, 开展了课题调研、规划制定、论文写作、科学普及等大量工作, 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理论支撑, 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文章围绕决策咨询对策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科普工作、社科组织建设、社科成果评奖等方面, 对2010年广西社会科学研究情况作了综述。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科普工作,应用对策研究,广西

参考文献

[1]庞汉生.围绕“主题、主线”开展社科活动促进我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在自治区社科联六届三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Z.]

[2]广西社会科学院.2010年工作总结[Z.]

[3]雷猛发.搞好新智库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建设[J.]沿海企业与科技, 2010, (12) .

社会分层研究概述 篇2

关键词:青少年;家庭功能;社会适应;心理健康;不良行为

一、家庭功能的概念

对家庭功能的定义有两种:第一种以Beaver、Olson、Shek为代表,这种观点认为,家庭功能是家庭系统中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系、家庭规则、家庭沟通以及应对外部事件的有效性。一个家庭其功能是否发挥良好,主要用家庭的关系结构、反应灵活性、家庭成员交往质量和家庭亲密度、适应性来表示。第二种以Epstein和Skinner为代表,其观点是,家庭的基本功能是为家庭成员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环境条件。

二、家庭功能的理论模型

目前主要有四种较有影响的家庭功能模型,它们是:McMaster家庭功能模型、家庭过程模型、Beavers系统模型、Olson环状模型。

(一)McMaster 家庭功能模型

McMaster 家庭功能模式理论是基于系统论的假设,其基本观点是,家庭的基本功能是为家庭成员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环境条件。为实现这些基本功能,家庭系统必须完成一系列任务以适应并促进家庭及其成员的发展。家庭的基本功能包括:1.问题解决能力;2.成员间的沟通能力;3.家庭角色分工;4.情感反应能力;5.情感介入能力;6.行为控制能力。根据家庭在上述6个方面的表现,可以明显看出家庭功能发挥得良好与否。

(二)家庭过程模型

该理论模型是Skinner等人于1980年提出的,它将各种与家庭相关的不同概念整合为一个完整而清晰的结构。该理论认为,家庭是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系统,因此,它强调家庭的机制及家庭实现其功能的过程。家庭的首要目标是完成各种任务,这些任务包括满足成员的持续发展、为家庭成员提供安全保护、保证家庭成员之间足够的亲密度以维持家庭的凝聚力,并发挥好家庭作为社会单位的功能。每个任务的完成都需要家庭组成一个整体。该理论认为,评价一个家庭的功能是否良好,应该从七个维度来考查,包括任务的完成、角色表现、沟通、情感表达、介入、控制以及价值观。其中,任务的完成是核心维度,其他六个维度围绕在任务完成的周围。

(三)Beavers系统模型

该模型由Beavers、Hampton等人于1977年提出。该理论认为,家庭系统的应变能力与家庭功能的发挥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即家庭系统的能力越强,则家庭功能的发挥越好。它认为,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家庭功能:一是家庭关系结构、信息沟通、反应灵活性等方面的特征,它与家庭功能之间的关系是直线关系;二是家庭互动风格,它与家庭之间呈曲线关系,处于两个极端的向心型家庭和离心型家庭均不利于家庭功能的发挥。

(四)Olson环状模型

该模型由Olson于1978年提出。该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家庭实现其功能的结果与家庭亲密度和家庭适应性之间是一种曲线关系,亲密度过高或过低均不利家庭功能的发挥。该模型中包括三个维度,即家庭亲密度、家庭适应性和家庭沟通。其中,家庭沟通作为家庭亲密度与家庭适应性的促进性因素存在,它围绕在另外两个维度周围,对它们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包括家庭成员的倾听与表达、自我暴露、澄清等技巧。

三、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影响

(一)家庭功能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Shek的研究发现,当家庭功能不良尤其是青少年感知到家庭功能不良时,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降低,心理幸福感、自尊指数更低,而且容易出现精神健康问题。如果家庭成员的亲密度与适应性较差,家庭的问题解决、沟通以及情感反应、行为控制出现问题时,极有可能会使青少年自我封闭,疏离感增加。

对抑郁症及家庭功能关系的研究多从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角度进行。抑郁症患者的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存在缺陷,改善患者的家庭功能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有研究调查了大学新生的家庭功能与其心理健康的关系,结果发现,来自极端型家庭的大学新生在心理健康的抑郁、焦虑、敌对和人际关系感四个因子水平上均低于来自平衡型及中间型的新生。

(二)家庭功能与青少年的问题行为

良好的家庭会对青少年更好地适应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如果家庭功能不能很好地发挥,会导致子女出现社会适应不良等问题,如社交焦虑较高、学业适应不良等。不仅如此,研究还发现,家庭功能发挥不良与青少年不良行为,如抽烟、物质依赖等以及青少年的学业适应有着很大的关系。Cumsiell和Epstein的研究表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产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方晓义等对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初中生的吸烟行为与家庭因素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家庭沟通和亲密度对青少年吸烟行为有显著的影响。有关临床研究也表明,在亲密度和适应性方面表现出极端特征的家庭,尤其是亲密度极度匮乏、家庭角色混乱、家庭规则不一致的家庭,特别容易引发家庭成员离家出走或患身心疾病、子女行为出轨等适应不良现象。

(三)家庭功能与青少年犯罪

家庭功能变量已经被一致看作青少年犯罪的强有力的预测因素。Ruchkin等人研究发现家庭功能是预测青少年犯罪的最强有力的预测源,青少年知觉到的家庭功能尤其重要,因为缺乏温暖、支持性的家庭环境,孩子很容易与家庭疏远而与有不良行为的同伴接近、且处于家庭功能不良环境中的孩子容易建立自己不良的内部心理工作模式,觉得自己是“孤独不被理解的”,于是在与他人合作的领域很难建立紧密的联系,这反过来就会导致社会适应不良,进一步发展为心理疾病和问题行为。

El-Sheikh等人的研究证实了对于处在高危环境中的儿童来说,积极的亲子关系和家庭功能起重要的保护作用:在父母酗酒的家庭里,家庭功能的积极方面(和睦性和适应性)是儿童青少年不良行为强有力的保护性因素。Gil等人的研究发现,家庭功能(如与家庭成员的亲密度,将家庭作为社会与情感的支持等)在青少年为消除文化适应带来的压力而导致酗酒等失范行为中起到保护性作用。

四、小结

综上所述,一个家庭的家庭功能如果发挥良好,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而如果一个家庭的功能发挥不好,或青少年主观感知到的家庭功能不良,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社会适应、不良行为乃至犯罪等将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充分发挥家庭的教育、情感支持、沟通等方面的功能,对于青少年的正常成长将会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Olson D. Circump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J].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000, 22(2)

2 . Beavers R, Hampson R. The Beavers Systems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 [J]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2000, 22(2)

3.Shek D T L. Family Functioning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hool Adjustment, and Problem Behavior in Chinese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Economic Disadvantage [J].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2002,163(4)

4.方晓义、郑宇、林丹华,《家庭诸因素与初中生吸烟行为的关系》[J].《心理学报》,2001,33(3)

社会分层研究概述 篇3

一、分别沿着两个方向分别进行分析的较多, 将两者作为有机的整体统一起来进行研究的较少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 在整个对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过程中, 存在着两条明显的线索, 即社会分层对教育的影响和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沿着不同的线索展开研究, 这是一个共同的趋势。时至今日, 这种趋势仍然明显地存在于中国的研究者中。其中, 不同的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并不一致。

不少研究专门从两个方面就两种关系进行了探讨, 其中有的研究从整体上进行宏观的梳理, 有的则选择了不同的侧重点进行了专门的关注。郑若玲从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互动的角度, 探讨了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2];廖益分别分析了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的影响, 两者各自的主要表现方面[3];张衡、王芸兰区分了公平和不公平的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以及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三个环节的影响[4];王晓燕、姜晓平探讨了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 分析了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的影响[5]。

从研究的状况看, 相比而言, 更多的研究者偏向于研究教育对社会分层的作用, 研究者都意识到了教育对社会分层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但关于这种作用的性质及相应的策略的认识则有差异。如杨凤英、袁刚分析了教育影响社会分层的原因和条件[6];李莉分别分析了教育对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抑制作用和促进作用[7];杨翠蓉等人分析了高校如何催化社会阶层的分化, 促进社会阶层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8]。

总体来看, 大多数研究都把两个方向的存在作为研究的基础, 区别只是在于不同的研究者的选择各不相同。但问题在于, 教育与社会分层并不是两个可以相互独立的系统, 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彼此依存, 不可分离。诚如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在分析学业分类体系时所指出的, “事实上, 正是通过这个分类体系, 学业分类活动建立了行动者的社会属性和学业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 而学业位置本身又根据教学、教学机构、学科或专业的等级而等级化了;对于教师而言, 学业位置的等级化则是根据学校的级别和学校所在的地点来划分的。处于等级化了的学业位置上的行动者的序列反过来又构成了将继承所得的资本转化为学业资本的主要机制之一。”[9]63也就是说, 社会分层对教育的影响以及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两者的作用是相互的, 也可以说是混为一体的。人为地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方向, 只会导致割裂它们彼此之间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 造成研究的机械片面。

有的研究者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从而避开两者的相互作用, 而把重点放在彼此的“对应关系”上, 如陶能祥通过对社会分层及教育分流的分析, 发现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 即: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主要流入社会上层和中上层, 初中、小学文化程度者主要流入社会下层或中下层, 高中 (含中专、技校、职高) 教育程度者主要流入中层或中下层。这表明个体在分流中必须接受一定的教育才能流入理想的社会阶层, 要形成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 必须大力发展中等教育, 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虽然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值得商榷, 但其研究思路却是值得借鉴的[10]。

二、在研究理路上大多分为以理论思辩为主和以实证研究为主两类, 能把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

近年来, 社会分层理论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社会学研究理论, 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也越来越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是, 到目前为止, 我国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还未深入展开, 特别是缺乏大规模调查基础上的实证研究。最近几年, 有一些研究者在某些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 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以理论思辩为主和以实证研究为主, 这是两种最基本的研究理路, 在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上也不例外。从理论上进行探讨的, 不乏精辟的分析, 以对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研究为例, 如周作宇关于“社会分层是应试教育的社会根源”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11];李颖对克拉克教授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和潘懋元教授主编的《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相关章节的比较[12];钱民辉对教育“有条件地”使人们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分析[13], 都有独到见解。

不少理论研究注意到结合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但这种结合往往是将调查的结果直接引用过来, 作为立论的依据, 至于理论与数据之间有多少关联, 两者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它们的地域性、实效性能否匹配, 等等这些问题则考虑较少。例如21世纪初张玉林、刘保军在研究文化程度、经济收入与高等教育机会的相关度的时候, 为了说明“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 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结论, 引用的调查资料来自吴德刚在90年代初对西安地区11所高校的1981名学生父亲的受教育状况的调查[14]265。

实证研究中, 研究者注重通过实证调查获得第一手的资料, 通过对调查统计的最终结果的分析揭示问题;但是, 这种分析往往也是停留在对结果的关注上, 对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和过程 (尤其是过程) 分析较少, 这可能与目前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研究中缺乏理论支持、难以进行深入思考有关。例如在从职业着手进行的研究中, 张智敏、唐昌海通过对湖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及相关资料的实证分析, 认为教育水平对就业人口的职业分层有明显的影响, 他们的调查得出了若干重要数据, 也进行了一定的原因分析, 但由于缺乏理论支持和指导, 还是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在提出对策时显得比较空泛[15];陈爱平、安和平以贵州省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 分析了从业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对职业分层的影响, 得出了一系列结论, 但遗憾的是, 这些结论多为调查结果的统计, 缺少理论分析和对策研究[16];谢怡通过实例研究, 分析了大学生父母所属阶层、个人所学专业、生源地等变量对大学生就业分层的影响, 并剖析了产生大学生就业分层现象的客观必然性, 作者在研究中谈及美国社会学家库利 (Cooley) 的“家庭是自我得到充分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初级群体”的观点, 但却未能利用这一观点就调查的现象进行深入分析[17]。

目前在研究中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较好结合并深入研究从而取得一定成果的, 是杨东平、袁振国和刘精明等人。杨东平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五”课题“高等教育的教育公平理论研究”, 对我国的教育公平问题进行了理论梳理, 并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对我国教育公平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与调查[18];袁振国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 认为教育差距的存在和持续拉大是我国当前教育发展的严峻现实, 这种差距表现在城乡、地区、阶层、类别四个方面[14];刘精明将社会分层、流动与教育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 集中探讨了国家和社会阶层对教育平等、教育选择的影响方式, 并结合实证研究资料进一步进行了分析[19]。这些研究在全面性、系统性上都取得了一定成就。

三、大部分研究分别从地区、阶层、职业等多个不同角度着眼, 专门从文化视角着眼并充分认识到文化资本在教育系统中的特殊作用的研究较少

教育系统是文化资本的主要生产场地, 文化资本主要通过教育场域发挥其作用。诚如布尔迪厄所言, “在同一个经济空间同时并存着两种财产移转方式, 一种是通过继承权由家族完全控制的移转, 是‘家族老板们’的行为;另一种基本上完全是由学校 (和国家) 确保和控制的某种终身权力的移转, 这种权力是建立在学业称号基础之上的, 它与产权证或贵族封号不同, 是不能够通过继承移转的。”[9]这种独特的力量来源于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是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相对应的资本, 是“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味与生活方式”[20]。对于那些渴望向上层流动的弱势阶层而言, 文化资本起到了社会炼金术的作用, 这是一种双重性的神奇作用:一方面, 它为那些因找不到通往成功的大门而苦闷彷徨之中的人们开启了一扇窗, 给他们一线希望;另一方面, 它又凭借“与生俱来”的无形的制约力量, 告诉那些想入非非的人们, 在憧憬美妙前景的同时, 不应觊觎那些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上述原理十分重要, 但在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中, 专门从文化资本的视角就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不多, 主要有:余秀兰对学生的看图写话作文的分析[21];银莲对不同家庭学生的成长差异的解释[22];盛冰从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视角对现代学校制度变革的关注[23];郭丛斌、闵维方对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程度的分析[24];高虹远对文化资本在私营企业主自我定位和其子代谋求向上流动过程中的影响的分析[25];王艳霞对家庭文化资源、学校教育中的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关系的分析[26]。

上面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比较有特色, 选样和视角都比较新颖独到, 但诸如此类研究并不多见。更多的研究则是依据地区、阶层或者职业等“常用”指标分析教育与社会分层问题。例如在对学生内在的能力和学业成就的研究方面, 孙中欣研究了学业失败问题的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该研究从经济角度入手, 在研究过程中已经注意到文化资本的作用, 但可惜的是, 并未能就两种资本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方式进行更深的研究。关于这一点, 孙中欣本人在“结论的局限分析”中也意识到了[27];张胤、唐晓娟对南京某重点中学进行了个案调查, 突出的是“阶层”[28];张朝等研究了父母文化水平及职业对3-9月龄婴儿早期能力发展的影响, 突出的是“职业”[29];魏心等人从多个角度对高中生学业成绩及相关因素进行了研究, 在研究中, 分别分析了8种因素的作用, 但并未谈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 更没有综合分析[30]。

实际上,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西方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中, 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文化转向”, 文化视域的研究越来越成为显势。文化社会学本身的一些转向也随潮而至, 并且这些转向都不约而同与社会分层世界结缘。有很多作品问世, 而很多作品都落脚在分层领域。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布尔迪厄的《区隔》, 甘斯的《趣味文化》, 1970年代伯明翰中心相继出版的《工人阶级文化》、《学习劳动》、《仪式反抗》, 以及1990年代雷梦特的《货币、伦理和风格》、《文化差别》等等, 都既是文化社会学理论的奠基或者发展之作, 又分别是直接涉及分层研究的力作。这些研究对以往惯用“社会结构分析”进行解释的阶级、阶层和社会流动三大传统社会学主题, 输注了属于文化视域的不同声音。

时至今日, 人们大都承认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它们各自的作用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这些作用究竟是如何发挥的, 人们在这些问题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具体到文化资本上, 人们常常追问的是文化资本在缩小阶层之间的差距, 实现个人从低往高的阶层流动过程中,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文化资本到底是一座桥梁, 还是一道屏障? (1)

四、许多研究重视的是教育过程中的外在环节, 但对作用于受教育者个体身上的具体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较少

如果把目光聚焦于教育系统上, 就会发现, 从学生进入教育这一系统, 直到从它里面走出而步入社会, 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影响互为因果, 互相强化, 它们是合二而一的, 或者说是不分彼此的。整个过程可以从学校教育的开端、过程和结果三个方面来看。———需要指出的是, 这里所说的“教育”, 是需要界定的。可以指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整个正规教育体系, 也可以专门指学校教育;小学教育的出口往往是中学教育的入口, 大学教育的入口往往也就是高中教育的出口。但不管怎么界定, 教育是个动态的连续的过程, 这却是毋庸置疑的。已有的研究中,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 涉及了上述三个环节;但是, 在揭示调查结果时, 能根据深入探究这些环节的具体发生机制的研究则不多见。已有的大部分研究重视的是教育系统的整个过程或者某一个环节———从实际研究成果看, 后者更多, 往往忽视了个人在其中的变化和作用。

以实证研究中讨论得比较多的入学机会问题为例。余小波对某所高校2000级学生的实证研究[31];乐国林通过对天津市市属重点中学、示范校的问卷调查[32];王香丽对广东一所部属重点大学、4所省属本科大学、3所公办高职院校和两所民办高职院校2000名学生的问卷调查[33];王伟宜、顾自安对部分省份高校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问卷调查[34];杨东平对10个城市40所普通高中学生的问卷调查[35];谢作栩、王伟宜对我国部分省市区高校在校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的调查[36];陈友华、方长春对“南京市社会分层与教育分流”调查资料的分析[37];伊继等人对云南23所高校的2106名学生的访谈[38], 等等, 分别从家庭经济收入差异、家长文化程度差异、家长职业差异、城乡差异等诸多角度, 就学生的高考填报志愿的选择和决策过程、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和专业入读、对特定科类的偏好指数分布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有的研究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总的来看, 这些研究涉及教育的诸多领域, 且许多研究者均注意到从实证调查中寻找材料,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往往因为调查的规模和内容设计方面的问题, 导致具体的分析中出现重结果轻过程的共同的弊端。这些调查在发现问题方面做出了明显的成果, 但在寻找原因上———进一步说是在从个体角度进一步深究原因上———却还有待深入。

在另一方面, 也有研究者从理论上就入学机会问题上体现的教育与社会分层问题进行了分析, 如秦行音[39]、张红[40]。但是, 诚如有研究者指出的, 一味地凭借想象力或理论阅读来完善考察视野的勾勒, 并不能将中国教育的真实状况描述出来, 而必须先走入中国教育, 先将中国教育时空中的人物、事件描述出来, 才有可能获得对中国教育的理解。[41]实际上, 有的研究者似乎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 有意采取了不同于上述研究的方法, 尝试采用具体分析个案的方法, 如张杨波通过对17个农村贫困大学生的个案研究。但总体看来, 他的个案分析对影响因素在17个农村贫困大学生身上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研究还是显得比较薄弱, 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撑和研究深度[42]。

“被记录在纸上的思想, 不过是像在沙上行走者的足迹而已, 我们也许能看到他所走过的路径;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他在路上看见些什么, 则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眼睛。” (叔本华语) 今天中国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中, 存在着一个共性的问题, 套用叔本华的话来说, 就是偏重于“看到他所走过的路径”, 而相对忽视“知道他在路上看见些什么”。实际上, 我们不仅要研究某一范围内的对象呈现给研究者的总体“路径”, 更要研究不同的研究对象作为独特个体在教育过程中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悟。这需要研究者“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所进行的加工、提炼甚至替代, 只有如此, 才能揭示教育场域中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过程中的具体运作方式, 否则, 我们就永远只能“看到他所走过的路径”, 而不能知道“他在路上看见些什么”。这不仅对研究者自身而言是一种遗憾, 对被研究者而言也是一种不公, 最终也会影响到研究的深度和水平。

摘要：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当今中国学界和民间关注的热点问题和热门话题。从整个研究情况看, 呈现出“四多四少”的特点:在教育与社会分层相互影响上, 分别沿着两个方向分别进行分析的多, 将两者作为有机的整体统一起来进行研究的较少;在研究理路上大多分为以理论思辩为主和以实证研究为主两类, 能把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大部分研究分别从地区、阶层、职业等多个不同角度着眼, 专门从文化视角着眼并充分认识到文化资本在教育系统中的特殊作用的研究较少;许多研究重视的是教育过程中的外在环节, 但对作用于受教育者个体身上的具体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较少。

社会分层研究概述 篇4

关键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分层线性模型；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3-0062-11

Abstract：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2 and the index data of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factors and their effect all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using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not only related to individual factors， but also to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basic public services. At individual level， a series of factors like nature of hukou， employment status， health insurance， self integration， local acceptance， income and housing conditions， are analyzed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of 63.12% in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popula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factors like basic education， health care， public employment and basic social barriers are considered to explain the 36.83% of difference in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participation， th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f promot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re proposed.

Keywords：floating popul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factors

一、研究背景

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带来了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数量由1982年的687万增长到2013年的2.45亿，其中接近80%是农村户籍流动人口[1]。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口发展转变、经济社会转型的新阶段，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成为推动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社会组织体系变化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给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挑战。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使流动人口，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融入所在城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能忽视的重大战略问题。同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也是城市增强自身的包容性、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的过程。因此，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是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并围绕着该课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本文主要归结为三类：第一类涉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理论研究[2-7]；第二类涉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8-14]；第三类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研究[15-21]。

在研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时，多数学者将其归结为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之上的一整套分配制度，认为制度因素是阻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关键因素。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及其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影响着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城市居住环境和居住模式是造成社会融合困难的主要因素，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接纳意愿影响着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1.制度因素与社会融合

制度的因素主要表现为排斥性的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就业、医疗、分配及社会保障制度，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22]，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制度屏障，使流动人口及其后代子女很难融入城市生活。王春光认为行业制度导致的非正规就业是造成融合困难的主要原因[16]。王桂新、罗恩立以及李涛、任远指出户籍制度所引起的就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制度是制约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17，21]。侯亚非、张展新提出城乡分割体制的后遗症就是城市和社会排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20]。

社会分层研究概述 篇5

关键词：社会分层,义务教育,机会获得,集体排他

一、引言

“在我们能获得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中, 对‘谁走在最前面’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 就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1]整个世界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在20世纪都经历了急剧的教育扩张, 尤其是在后半叶。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小学入学率从1949年的20%增长到了2004年的99%。20世纪初出生的人只有30%左右接受过教育, 而60年代出生的人有96%接受过教育。[2]在少数民族地区, 2003年底民族自治地方普通中学在校生为1036.74万人, 比1978年的610.19万人增加了426.55万人;小学在校生为1738.25万人, 比1978年的1705.24万人增加了33.01万人;全国少数民族在校小学生占全国在校小学生总数的比重由1978年的5.3%增加到2003年的9.6%。[3]截至2007年底, 西部372个“两基”攻坚县 (市、区) 中有330个实现“两基”, 约占总数的88.7%, 全国民族自治地方699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中有622个县 (市、区、旗) 实现了“两基”目标, 占民族自治地方县级行政单位的88.98%。[4]各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成就显著, 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获得了平等的教育机会, 也不是所有人都获得了同样的教育。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社会分层与义务教育机会获得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社会分层是否会导致义务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公?近年来研究教育获得与社会分层的文献越来越多, 本文尝试对其做一梳理, 以期提供一个教育分层研究的清晰思路。

社会分层是导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受教育机会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严重脱节的主要原因之一。帕金学者认为, 任何社会都存在一套程序或规范体系, 使得资源和机会为社会上某些人享有而排斥其他人;在社会分层方面有两种排斥方式———集体排他和个体排他。集体排他的典型是种族主义, 但易产生社会对立, 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个体排他主要通过财产和教育文凭, 社会成员对排斥通常会归因到自己身上, 而不会对排斥其的体制有过多不满。现代社会的基本趋势是从集体排他转向个体排他。[5]本文以帕金的“集体排他”思路为基点, 探讨我国教育分层状况。

二、概念的操作化定义

1. 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人们区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序列。“分层”原为地质学家分析地质结构时使用的名词, 是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社会学家发现社会存在着不平等, 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 也像地层构造那样分成高低有序的若干等级层次, 因而借用地质学上的概念来分析社会结构, 形成了“社会分层”这一社会学范畴。[6]

2. 义务教育机会

入学机会是教育机会的核心。义务教育机会, 指的是中小学生进入不同性质、不同办学质量的中小学校的机会, 包括义务教育入学机会均等、过程公平及结果满意三个维度。义务教育机会的获得是一种相对的平等, 是以生存教育和地位教育为基础, 生存教育是中小学生基本的、最低限度的教育, 是基本的、绝对的、不容讨论的问题。而地位教育相对而言是具有社会地位优势的上层家庭需求的“贵族教育”, 以塑造未来社会精英为目的。由于社会的进步, 生存地位的上限不断扩张, 具有地位优势的社会上层总以地位教育之名占据生存教育的资源, 保持自身优势。当一个社会作为权利要求的生存教育资源, 不能完全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的时候, 阶层资本的优势就会继续发挥作用。[7]

三、义务教育机会获得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以前, 教育 (特别是基础教育) 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作用并不明显。边燕杰学者1983年在北京、1985年在天津的调查都显示:教育对男性职业获得影响并不显著, 其初职地位 (第一次进入社会工作的首个工作职位) 获得主要是通过父亲对儿子“工作单位”的影响;而女性则更多依靠教育以进入核心部门 (国有单位) 。[8]学者张翼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位属性和教育程度对职业地位获得影响的比较发现, 教育程度影响呈现类似正弦函数的曲线发展。1949～1956年, 全民单位影响较大;但在1957～1965年期间, 受教育程度影响力大于初职单位;在1966～1976年“文革”时期, 能够在全民单位工作无疑更重要;而在1977～1991年, 初职单位影响力回落, 受教育程度影响力开始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 来自于父亲单位的影响进一步减弱, 个人教育作用力有所加强 (尤其是对初职单位的影响) 。[9]对20世纪末期城市职工代际流动的研究发现, 个人受教育程度已经成为影响城市职工代际流动的首要因素, 其次才是父辈职业等级和教育;而农民是否向城市转移及其收入水平也和教育水平呈明显正相关。[10]进而彰显个人受教育水平对自身职业获得的作用逐步增强, 职位的录用标准呈现从论资排辈、家庭出身到学历决定的趋势。但这只表明教育对个人社会流动的作用增强, 并不意味着向上流动的壁垒减弱了 (教育文凭本身也可以成为壁垒之一) 。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阶层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为著名的是关于“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学者倪志伟于1989年首先提出该理论并基本假定为: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形态, 与之相联系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分层机制。认为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 “市场的分配原则”将取代或瓦解“政治的分配原则”, 并认为“市场转型将提高教育投资的回报”。[11]学者杨东平于2003年对全国10个城市高中生抽样调查数据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数据进行分析, 指出高中入学机会阶层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12]程晓樵等学者对国家统计局城调队2000年全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居前列的优势社会阶层, 如机关、企事业负责人,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其子女接受的教育层次主要为高等教育;而文化、经济资本占有量均处于劣势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子女主要接受的为初等、中等教育。[13]但教育具有累积性, 没有获得优质的初等和中等教育, 就很难踏进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的大门, 而获得正规大学教育是进入中上阶层所必需的入场券。因此, 具体的教育机制和途径是家庭背景因素对教育分层影响的根本, 要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不同阶层采取的何种策略和运作方式来争夺教育机会尤其是优质义务教育资源。

四、社会各阶层对义务教育机会的获得

教育期望是一种潜在的教育机会, 不同家庭对子女有不同的教育期望, 因而不同阶层的家庭调动各种资源使其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如刘崇顺等学者于1992年和1993年对武汉五所中学的研究显示, 家庭文化资源 (家庭藏书数量、订阅报刊数量) 和家庭住房条件与教育机会获得有较强相关性。[14]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重点学校制度, 资源配置向重点学校严重倾斜, 导致校际之间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 城乡之间区域教育资源不平衡。进而在初中等教育机会平等的研究中, 学者们关注的是谁获得了优质教育、谁获得了较高的学业成就及其背后的原因和机制。

1. 义务教育择校分流

教育分流是教育体系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 是指依据学生的学业考试成绩和学术取向测试, 将学生分层别类, 使之进入不同的学校和课程轨道, 并按照不同的要求和标准, 采用不同的方法, 教授不同的内容, 使之成为不同规格和不同类型的人才。教育分流直接为学生从事不同职业和进入不同社会阶层奠定了基础。教育分流分为校内分流 (划分所谓的快班、慢班或实验班) 和校际分流 (我国重点学校制度) 。教育分流的原因基于以下几点:首先中上阶层家庭有充足的文化资本并对其子女进行课业辅导, 使其子女在考试竞争中获胜;其次市场化转型本身带来的不平等, 经济资源较多的中上阶层通过选择优质民办学校来提高子女的学业成绩;再次是中上阶层家庭通过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隐性方式获得优质教育机会。杨东平学者对10个城市40所高中的近400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显示, 城镇户口和中高阶层家庭的学生更多地集中在重点中学, 而农业户口和低阶层家庭的学生多在普通中学。[15]方长春学者对马鞍山市初中毕业生的调查也发现, 对学生所进入的高中等级影响最大的是父母亲的文化程度, 其次是家庭收入, 再次是父亲职业。[16]

教育的延续性和累积性导致升学竞争下移, 义务教育机会分流的阶层性提前。教育分流存在于初中毕业的升学考试, 但由于重点学校制度的存在, 隐性的教育分流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了。而金钱和权力对择校的影响, 导致在初中毕业升学考试时所进行的教育分流完全丧失了起点和过程平等, 进而引发了就近入学和“择校”问题的争论。《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五章第二十六条规定:“小学的设置应当有利于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就近入学”是各国在基础教育阶段普遍实行的政策, 其根本目的就是方便学龄儿童、少年入学。但在现实情境中, 这一政策与择校相结合却带来了严重的教育机会不均等。2004年对南京城区的一个调查也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亲职业地位及学历等因素都与子女初中就读学校的质量等级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划区就近入学限制的只是那些没有能力给孩子择校的家庭, 家庭经济地位高的家庭, 在制度允许范围内, 可以通过金钱择校或跨学区就学和户籍迁移等手段, 为孩子择校。[17]择校现象所引发的义务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重点学校制度导致的校际差距及城乡差距。中上阶层利用手中资源把下层子弟排斥在优质教育门槛之外, 使得大部分下层子弟根本没有机会享受优质的教育;下层民众除了鼓励其子女努力学习, 可利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本极少或没有, 因而对其子女义务教育机会的期望也往往低于中上阶层, 进而造成这种循环往复的恶性循环, 不利于基础教育的和谐发展。

2. 父辈对子代教育期望及父辈社会资本占有量

教育期望是指家庭或学生个人对其未来所能获得的最高教育水平或学历的预期或期望, 具有主观性, 不等于实际获得的教育程度, 但对实际教育获得有重要影响。董泽芳等学者对5省农村初中生的调查显示性别对初中后教育流向有显著影响。[18]但在2000年, 杨春华学者对乌鲁木齐和长春市部分小学五年级和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及家长的调查却显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大部分家庭对男女的教育期望日益趋同, 这一趋势在城市更为明显。几乎所有职业层的父母都希望子女获得大学学历, 但中上阶层的父母期待孩子获得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最多。[19]其他研究也表明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与家长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经济收入密切相关。

教育期望被认为是家庭内部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 因为家庭期望高低往往与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和投入成正比。在传统社会, 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家庭和邻里中成年人的“持续关注”, 构成了儿童成长的社会资本。随着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 社区邻里关系日趋淡漠, 降低了儿童所获得的社会资本。另外一些经验研究也表明, 父母对子女关心程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孩子们学业成绩的高低和在学校里表现的好坏, 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 李国强和龚跃华学者把社会资本分为家庭 (包括外部、内部) 、学校和学生个人三个层次。家庭内部社会资本中最重要因素是亲子互动。学校层次社会资本包括纵向联系 (学校与上级、当地政府以及学校下属部门、教育链条的下游学校之间的联系) 、横向联系 (与其他学校和机构、组织) 及社会联系 (组织成员, 尤其校长的社会交往和联系) , 并明显体现在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之间的差异上。学生个人层次社会资本中重要的是受到学生家庭背景影响的师生关系。对江苏某学校的一项研究显示, 教师最欢迎的是成绩好的学生、干部子弟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21]

五、结论与启示

社会分层研究概述 篇6

1 采用分层模块教学的目的意义

全国有144 所学校开设了社体专业, 其中师范类院校69所, 体育学院类院校13 所。社会体育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社会体育的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 能在社会体育领域中从事群众性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咨询指导、经营开发以及教学科研等方面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华南师范大学是我国首批获准招收社体专业的学校, 根据社体的培养目标结合学校的教学条件、师资力量, 将“分层模块教学”定位为社体专业健美操课程的主要手段。

2分层模块教学的实施方案与过程

2.1具体目标

1. 健美操教师要了解和掌握目前传统健美操教学模式的基本情况, 在教学活动中摸索开发分层模块教学的基本模式, 并进行资源有机整合。

2.做好个案研究, 形成案例集, 为他人提供可共享的资源。

3.通过研究探索出适合本校教师和学生实际的健美操课程教学模式, 培养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和优质化的学生团队。

2.2教学实施方案

模块教学是指教师围绕一个能力和素质的教育专题, 在教法上强调知能一体, 在学法上强调知行一致, 集中开展相关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操作技能以及活动方式、方法、方案的同步式一体化的教与学, 以实现具体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目标。分层模块教学包含两层含义: 一为分层教学, 二为模块教学。分层教学指教师根据学生现有的知识、能力水平和潜力倾向, 根据专业新修订的教学计划, 健美操课安排在第3—6 学期。总学时160 学时, 10 学分, 所占比重较大。本课程首先在全年级的60 位学生当中根据学生兴趣分层, 最终分成健美操、体育舞蹈、健身健美和高尔夫4 大系列专选班。再在健美操专选班当中采取FMS分层的原则, 把学生分成几个水平相近的群组。以新课理念和教育理论为基础, 以教师、学生对新型俱乐部式的高校健美操教学模式的探索与改革为过程, 在改革的过程中, 提高教师课程改革的创新意识, 实现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增强学生综合实力、提高办学质量的目的。

2. 3 实施过程

课题拟在华南师范大学健美操专选课、普修课、公体课、研究生部分课程中展开, 研究对象为我校健美操课程教学的教师和学生。

1. 健美操作为一门课程在大学首先开始开展, 现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 内容繁多。一系列的课程借助健美操这个平台进行推广, 例如啦啦操、瑜伽、爵士舞和街舞等, 由于未能形成课程体系但又面对社会需要的问题, 故长期以来, 依附于健美操课程进行推广。根据健美操现在的发展水平, 经过梳理, 将健美操的教学内容按照表1 的方法进行分层。

2. 本课题主要的改革内容是结合我校健美操课程教学实践, 主要采用分层模块教学模式, 根据学生 ( 研究生< 专项教学训练与方法课程> 、本科< 体科院健美操专选课、体科院健美操普修课、公共体育课> ) 知识层次和能力水平的不同, 在《健美操》课程已成功申报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国家级资源课程的基础上, 将健美操教学内容分成表2 中所示的相应模块

3. 在实施的过程中注重理论与实际联系, 以学生为本、教师为辅的教学理念, 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的教学理念。

( 1) 训练队辅助

校健美操运动队, 选拔专选班的优秀学生举荐到健美操队, 通过在健美操队中训练, 带回优质的动作完成质量, 在操化动作和难度动作的完成质量上提高同学的整体水平, 做最好的榜样作用, 从精神层面上鼓励学生见贤思齐, 力争上游。

( 2) 研究生本科生共建

研究生本科生一起上课, 研究生任小教练, 带领小组进行练习、创编。研究生有着更高的专业素质, 使得研究生找到了实践基地, 使自身水平精益求精。专选班的学生明确考研的正确方向, 找到榜样。提高了运用多媒体教学水平, 增强领操实践能力。

( 3) 创造条件参加各项比赛与培训

利用省会城市和华南城市的优势, 赛事多, 档次高、规格高。广东省健美操锦标赛、广东省大学生健美操锦标赛、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广州市健美操邀请赛。提高了各类考证的几率, 获得了比赛成绩

( 4) 利用大校的优势提高考研意识和发表论文

华南地区能以健美操方向招生的211 工程学校, 只有华南师范大学, 在这里每天上映的教研活动, 给本科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保研和考研并进。

3分层模块教学的结果

3.1获得成绩

1.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课程取得国家级资源课程立项。本课程自2003 ( 2002 级) 年开始设置, 2005 年被评为华南师范大学校级精品课程, 2005 年被评为首批广东省省级精品课程, 2008 年获批首批国家级精品课程, 2014 年获批首批国家级资源课程。

2.华南师范大学社会体育专业的实践就业情况

(1) 保送研究生情况

通过对2009 级、2010 级和2011 级近三届社会体育专业的学生的访问得知, 2009 级社会体育专业保研名额共5 名, 健美操保研1 名, 其中一名放弃了读研; 2010 级社会体育专业保研名额共5 名, 健美操保研1 名; 2011 级社会体育专业保研名额共10 名, 健美操保研2 名, 由表可见, 社会体育系健美操专业的学生保送研究生的概率还是比较稳定的, 几乎每5 个人其中就有一个是健美操保研上的, 说明专业发展态势较好。另外, 华南师范大学社会体育专业的学生保研名额的确定也与比赛经历、奖学金、科研水平、个人能力有着很大的关系。

( 2) 毕业生就业情况

通过对2009 级、2010 级已经毕业的社会体育专业的学生的访问得知, 2009 级社会体育专业共10 人, 6 人从事体育教师, 其中包括4 人是健美操教师, 2 人是其他教师; 2 人上研究生; 2 人从事非健美操相关职业。2010 级社会体育专业共7人, 4 人从事体育教师; 2 人在健身俱乐部; 1 人从事非体育类公司。根据上表显示, 2009 年和2010 年两届社会体育系健美操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就业选择体育教师职业的比较多, 而毕业后就业选择健美操相关对口职业的学生还比较少, 另外, 也有同学选择了与非体育类工作。这些现象可能与社会体育专业前期发展阶段比较缓慢, 专业特色不明显, 课程设置与体育教育专业差距不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3) 参加健美操比赛情况

通过对2009 级、2010 级、2011 级、2012 级和2013 级近五届社会体育专业的学生的访问得知获奖情况, 具体见表3。

由表3 可以看出, 华南师范大学社会体育专业的学生参加比赛的次数是比较多的, 然而保研名额的确定也与比赛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在访谈中得知他们平时参加与健美操有关活动的实践机会也有很多, 比如阿迪有氧舞蹈推广活动、校园运动会开幕式表演、沙滩排球啦啦队、高尔夫邀请赛啦啦操表演等。而且华南师范大学的健美操啦啦操协会也有一周三次的训练活动, 多数社会体育专业的同学们担任要职参加组织与训练, 从而锻炼了相关能力。

3.2解决克服了以下几大问题

3.2.1开班人数不断变化的问题

2003 年的第一届学生当中, 以专选班的形式开展, 有5 人选择了健美操作为专选, 2004 年5 人。2005 年6 人、2006 年7人、2007 年9 人2008 年6 人; 2009 年8 人; 2010 年8 人, 2011年10 人。2012 年12 人; 2013 年12、2014 年27 人; 2015 年42人。社体系开班的特殊性在于人数无法限定, 由学生自主选择, 但由于师资缺乏, 不管选课人数多少, 只有一名专业课教师。

3. 2. 2 学生水平不一致的问题

由于专业和人数的限制, 没法开全专业, 只开设了健美操 ( 合并体育舞蹈、健身健美) 和高尔夫2 个专业, 高考时, 选考篮球、足球、游泳等专项的学生共同分到健美操这个专业上来学习, 造成兴趣不同, 发展方向不同的学生从事同一专业的教育, 这个组合方案本不符合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方针。为解决这一问题, 适时采用了“分层模块”教学方法。充分考虑了学生的个体性差异, 坚持“因材施教”和“育人为本”的理念,

3. 2. 3 教学环境不断变化

2013 年新一届学院领导班子上任后, 取消了教研室管理, 由学院到系到学生的直接管理, 教学以学科组为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 推行按运动项目实行俱乐部式管理制度正好顺应这一潮流, 通过《健美操》课程的成功改革, 也为其他体育运动的改革提供参考, 顺应我院的改革方向。实施分层模块教学, 通过现代多媒体技术, 更新教师的教学手段, 减轻教师上课的体力负担, 实现更少的体力付出, 达到更高的上课质量, 完成更多的教学任务。

4 结语

通过本课题对健美操课程实施分层模块教学的研究和改革实践, 希望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主动教、学生被动学”的健美操教学模式, 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 从学生不同的身体条件、素质状况、能力水平进行有针对性的、契合学生实际情况的技能设置课程模块, 教学目的重在对学生身体素质、健康状况、兴趣爱好、就业求职等方面的考量, 最终实现增进学生健康, 发展学习兴趣, 培养终身体育思想的目标。改变健美操方向的研究生因课时所限, 不能全面学习健美操的系统知识; 改变体育学院本科健美操专选班学生按照通式教育而缺乏个性发展的现状。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数理统计、教学实践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 对高校社会体育专业健美操课程采用“分层模块”教学的实践研究表明:在社会体育专业健美操课程采用“分层模块”教学方法, 能克服因教学环境条件不足、学生素质参差不齐、学生选项动机不一、课时量不足与教学内容过多的矛盾等多种困难, 为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掌握适合自身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的技能提供典范。

关键词：社会体育,健美操,分层,模块,教学

参考文献

[1]刘雅敏.大学英语分级教学模式的改革新探[J].外语界.2009 (4) :23-29.

[2]韩明.高职院校职业技能课程分层模块教学考评模式的探索与思考[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 (2) :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