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分层（精选12篇）
教育社会分层 篇1
社会分层是现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现象, 社会分层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持续几十年, 在当代中国社会剧烈分化的背景下也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 同时也是中国百姓关注的热门话题。“当代社会分层研究的任务是描述不平等的轮廓和分布, 解释在现代平等主义或反分层化 (antistratification) 价值观存在的条件下, 为什么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内有关社会分层的著作和论文显著增多。就能够检索到的相关著作和论文统计, 大约2/3的论文和几乎所有的著作, 都发表于90年代以来, 绝大多数有关中国社会分层的实证研究也发表在这一期间。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几乎涵盖了社会分层理论发展的所有方面, 国际社会学中有关社会分层的不同理论观点和模式, 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都有所表现。20世纪90年代之后, 教育系统逐渐构成了一种身份赋予和社会分层的重要维度。近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性别差距和民族差距等问题最突出的领域, 其中许多研究都注重从教育领域进行分析。总体来看, 我国近年来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关系的研究, 呈现出“四多四少”的特点。
一、分别沿着两个方向分别进行分析的较多, 将两者作为有机的整体统一起来进行研究的较少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 在整个对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过程中, 存在着两条明显的线索, 即社会分层对教育的影响和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沿着不同的线索展开研究, 这是一个共同的趋势。时至今日, 这种趋势仍然明显地存在于中国的研究者中。其中, 不同的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并不一致。
不少研究专门从两个方面就两种关系进行了探讨, 其中有的研究从整体上进行宏观的梳理, 有的则选择了不同的侧重点进行了专门的关注。郑若玲从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互动的角度, 探讨了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2];廖益分别分析了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的影响, 两者各自的主要表现方面[3];张衡、王芸兰区分了公平和不公平的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以及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三个环节的影响[4];王晓燕、姜晓平探讨了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 分析了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的影响[5]。
从研究的状况看, 相比而言, 更多的研究者偏向于研究教育对社会分层的作用, 研究者都意识到了教育对社会分层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但关于这种作用的性质及相应的策略的认识则有差异。如杨凤英、袁刚分析了教育影响社会分层的原因和条件[6];李莉分别分析了教育对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抑制作用和促进作用[7];杨翠蓉等人分析了高校如何催化社会阶层的分化, 促进社会阶层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8]。
总体来看, 大多数研究都把两个方向的存在作为研究的基础, 区别只是在于不同的研究者的选择各不相同。但问题在于, 教育与社会分层并不是两个可以相互独立的系统, 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彼此依存, 不可分离。诚如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在分析学业分类体系时所指出的, “事实上, 正是通过这个分类体系, 学业分类活动建立了行动者的社会属性和学业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 而学业位置本身又根据教学、教学机构、学科或专业的等级而等级化了;对于教师而言, 学业位置的等级化则是根据学校的级别和学校所在的地点来划分的。处于等级化了的学业位置上的行动者的序列反过来又构成了将继承所得的资本转化为学业资本的主要机制之一。”[9]63也就是说, 社会分层对教育的影响以及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两者的作用是相互的, 也可以说是混为一体的。人为地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方向, 只会导致割裂它们彼此之间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 造成研究的机械片面。
有的研究者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从而避开两者的相互作用, 而把重点放在彼此的“对应关系”上, 如陶能祥通过对社会分层及教育分流的分析, 发现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 即: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主要流入社会上层和中上层, 初中、小学文化程度者主要流入社会下层或中下层, 高中 (含中专、技校、职高) 教育程度者主要流入中层或中下层。这表明个体在分流中必须接受一定的教育才能流入理想的社会阶层, 要形成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 必须大力发展中等教育, 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虽然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值得商榷, 但其研究思路却是值得借鉴的[10]。
二、在研究理路上大多分为以理论思辩为主和以实证研究为主两类, 能把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
近年来, 社会分层理论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社会学研究理论, 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也越来越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是, 到目前为止, 我国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还未深入展开, 特别是缺乏大规模调查基础上的实证研究。最近几年, 有一些研究者在某些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 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以理论思辩为主和以实证研究为主, 这是两种最基本的研究理路, 在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上也不例外。从理论上进行探讨的, 不乏精辟的分析, 以对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研究为例, 如周作宇关于“社会分层是应试教育的社会根源”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11];李颖对克拉克教授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和潘懋元教授主编的《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相关章节的比较[12];钱民辉对教育“有条件地”使人们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分析[13], 都有独到见解。
不少理论研究注意到结合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但这种结合往往是将调查的结果直接引用过来, 作为立论的依据, 至于理论与数据之间有多少关联, 两者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它们的地域性、实效性能否匹配, 等等这些问题则考虑较少。例如21世纪初张玉林、刘保军在研究文化程度、经济收入与高等教育机会的相关度的时候, 为了说明“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 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结论, 引用的调查资料来自吴德刚在90年代初对西安地区11所高校的1981名学生父亲的受教育状况的调查[14]265。
实证研究中, 研究者注重通过实证调查获得第一手的资料, 通过对调查统计的最终结果的分析揭示问题;但是, 这种分析往往也是停留在对结果的关注上, 对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和过程 (尤其是过程) 分析较少, 这可能与目前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研究中缺乏理论支持、难以进行深入思考有关。例如在从职业着手进行的研究中, 张智敏、唐昌海通过对湖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及相关资料的实证分析, 认为教育水平对就业人口的职业分层有明显的影响, 他们的调查得出了若干重要数据, 也进行了一定的原因分析, 但由于缺乏理论支持和指导, 还是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在提出对策时显得比较空泛[15];陈爱平、安和平以贵州省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 分析了从业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对职业分层的影响, 得出了一系列结论, 但遗憾的是, 这些结论多为调查结果的统计, 缺少理论分析和对策研究[16];谢怡通过实例研究, 分析了大学生父母所属阶层、个人所学专业、生源地等变量对大学生就业分层的影响, 并剖析了产生大学生就业分层现象的客观必然性, 作者在研究中谈及美国社会学家库利 (Cooley) 的“家庭是自我得到充分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初级群体”的观点, 但却未能利用这一观点就调查的现象进行深入分析[17]。
目前在研究中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较好结合并深入研究从而取得一定成果的, 是杨东平、袁振国和刘精明等人。杨东平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五”课题“高等教育的教育公平理论研究”, 对我国的教育公平问题进行了理论梳理, 并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对我国教育公平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与调查[18];袁振国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 认为教育差距的存在和持续拉大是我国当前教育发展的严峻现实, 这种差距表现在城乡、地区、阶层、类别四个方面[14];刘精明将社会分层、流动与教育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 集中探讨了国家和社会阶层对教育平等、教育选择的影响方式, 并结合实证研究资料进一步进行了分析[19]。这些研究在全面性、系统性上都取得了一定成就。
三、大部分研究分别从地区、阶层、职业等多个不同角度着眼, 专门从文化视角着眼并充分认识到文化资本在教育系统中的特殊作用的研究较少
教育系统是文化资本的主要生产场地, 文化资本主要通过教育场域发挥其作用。诚如布尔迪厄所言, “在同一个经济空间同时并存着两种财产移转方式, 一种是通过继承权由家族完全控制的移转, 是‘家族老板们’的行为;另一种基本上完全是由学校 (和国家) 确保和控制的某种终身权力的移转, 这种权力是建立在学业称号基础之上的, 它与产权证或贵族封号不同, 是不能够通过继承移转的。”[9]这种独特的力量来源于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是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相对应的资本, 是“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味与生活方式”[20]。对于那些渴望向上层流动的弱势阶层而言, 文化资本起到了社会炼金术的作用, 这是一种双重性的神奇作用:一方面, 它为那些因找不到通往成功的大门而苦闷彷徨之中的人们开启了一扇窗, 给他们一线希望;另一方面, 它又凭借“与生俱来”的无形的制约力量, 告诉那些想入非非的人们, 在憧憬美妙前景的同时, 不应觊觎那些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上述原理十分重要, 但在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中, 专门从文化资本的视角就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不多, 主要有:余秀兰对学生的看图写话作文的分析[21];银莲对不同家庭学生的成长差异的解释[22];盛冰从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视角对现代学校制度变革的关注[23];郭丛斌、闵维方对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程度的分析[24];高虹远对文化资本在私营企业主自我定位和其子代谋求向上流动过程中的影响的分析[25];王艳霞对家庭文化资源、学校教育中的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关系的分析[26]。
上面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比较有特色, 选样和视角都比较新颖独到, 但诸如此类研究并不多见。更多的研究则是依据地区、阶层或者职业等“常用”指标分析教育与社会分层问题。例如在对学生内在的能力和学业成就的研究方面, 孙中欣研究了学业失败问题的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该研究从经济角度入手, 在研究过程中已经注意到文化资本的作用, 但可惜的是, 并未能就两种资本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方式进行更深的研究。关于这一点, 孙中欣本人在“结论的局限分析”中也意识到了[27];张胤、唐晓娟对南京某重点中学进行了个案调查, 突出的是“阶层”[28];张朝等研究了父母文化水平及职业对3-9月龄婴儿早期能力发展的影响, 突出的是“职业”[29];魏心等人从多个角度对高中生学业成绩及相关因素进行了研究, 在研究中, 分别分析了8种因素的作用, 但并未谈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 更没有综合分析[30]。
实际上,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西方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中, 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文化转向”, 文化视域的研究越来越成为显势。文化社会学本身的一些转向也随潮而至, 并且这些转向都不约而同与社会分层世界结缘。有很多作品问世, 而很多作品都落脚在分层领域。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布尔迪厄的《区隔》, 甘斯的《趣味文化》, 1970年代伯明翰中心相继出版的《工人阶级文化》、《学习劳动》、《仪式反抗》, 以及1990年代雷梦特的《货币、伦理和风格》、《文化差别》等等, 都既是文化社会学理论的奠基或者发展之作, 又分别是直接涉及分层研究的力作。这些研究对以往惯用“社会结构分析”进行解释的阶级、阶层和社会流动三大传统社会学主题, 输注了属于文化视域的不同声音。
时至今日, 人们大都承认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它们各自的作用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这些作用究竟是如何发挥的, 人们在这些问题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具体到文化资本上, 人们常常追问的是文化资本在缩小阶层之间的差距, 实现个人从低往高的阶层流动过程中,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文化资本到底是一座桥梁, 还是一道屏障? (1)
四、许多研究重视的是教育过程中的外在环节, 但对作用于受教育者个体身上的具体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较少
如果把目光聚焦于教育系统上, 就会发现, 从学生进入教育这一系统, 直到从它里面走出而步入社会, 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影响互为因果, 互相强化, 它们是合二而一的, 或者说是不分彼此的。整个过程可以从学校教育的开端、过程和结果三个方面来看。———需要指出的是, 这里所说的“教育”, 是需要界定的。可以指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整个正规教育体系, 也可以专门指学校教育;小学教育的出口往往是中学教育的入口, 大学教育的入口往往也就是高中教育的出口。但不管怎么界定, 教育是个动态的连续的过程, 这却是毋庸置疑的。已有的研究中,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 涉及了上述三个环节;但是, 在揭示调查结果时, 能根据深入探究这些环节的具体发生机制的研究则不多见。已有的大部分研究重视的是教育系统的整个过程或者某一个环节———从实际研究成果看, 后者更多, 往往忽视了个人在其中的变化和作用。
以实证研究中讨论得比较多的入学机会问题为例。余小波对某所高校2000级学生的实证研究[31];乐国林通过对天津市市属重点中学、示范校的问卷调查[32];王香丽对广东一所部属重点大学、4所省属本科大学、3所公办高职院校和两所民办高职院校2000名学生的问卷调查[33];王伟宜、顾自安对部分省份高校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问卷调查[34];杨东平对10个城市40所普通高中学生的问卷调查[35];谢作栩、王伟宜对我国部分省市区高校在校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的调查[36];陈友华、方长春对“南京市社会分层与教育分流”调查资料的分析[37];伊继等人对云南23所高校的2106名学生的访谈[38], 等等, 分别从家庭经济收入差异、家长文化程度差异、家长职业差异、城乡差异等诸多角度, 就学生的高考填报志愿的选择和决策过程、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和专业入读、对特定科类的偏好指数分布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有的研究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总的来看, 这些研究涉及教育的诸多领域, 且许多研究者均注意到从实证调查中寻找材料,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往往因为调查的规模和内容设计方面的问题, 导致具体的分析中出现重结果轻过程的共同的弊端。这些调查在发现问题方面做出了明显的成果, 但在寻找原因上———进一步说是在从个体角度进一步深究原因上———却还有待深入。
在另一方面, 也有研究者从理论上就入学机会问题上体现的教育与社会分层问题进行了分析, 如秦行音[39]、张红[40]。但是, 诚如有研究者指出的, 一味地凭借想象力或理论阅读来完善考察视野的勾勒, 并不能将中国教育的真实状况描述出来, 而必须先走入中国教育, 先将中国教育时空中的人物、事件描述出来, 才有可能获得对中国教育的理解。[41]实际上, 有的研究者似乎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 有意采取了不同于上述研究的方法, 尝试采用具体分析个案的方法, 如张杨波通过对17个农村贫困大学生的个案研究。但总体看来, 他的个案分析对影响因素在17个农村贫困大学生身上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研究还是显得比较薄弱, 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撑和研究深度[42]。
“被记录在纸上的思想, 不过是像在沙上行走者的足迹而已, 我们也许能看到他所走过的路径;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他在路上看见些什么, 则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眼睛。” (叔本华语) 今天中国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中, 存在着一个共性的问题, 套用叔本华的话来说, 就是偏重于“看到他所走过的路径”, 而相对忽视“知道他在路上看见些什么”。实际上, 我们不仅要研究某一范围内的对象呈现给研究者的总体“路径”, 更要研究不同的研究对象作为独特个体在教育过程中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悟。这需要研究者“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所进行的加工、提炼甚至替代, 只有如此, 才能揭示教育场域中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过程中的具体运作方式, 否则, 我们就永远只能“看到他所走过的路径”, 而不能知道“他在路上看见些什么”。这不仅对研究者自身而言是一种遗憾, 对被研究者而言也是一种不公, 最终也会影响到研究的深度和水平。
摘要：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当今中国学界和民间关注的热点问题和热门话题。从整个研究情况看, 呈现出“四多四少”的特点:在教育与社会分层相互影响上, 分别沿着两个方向分别进行分析的多, 将两者作为有机的整体统一起来进行研究的较少;在研究理路上大多分为以理论思辩为主和以实证研究为主两类, 能把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大部分研究分别从地区、阶层、职业等多个不同角度着眼, 专门从文化视角着眼并充分认识到文化资本在教育系统中的特殊作用的研究较少;许多研究重视的是教育过程中的外在环节, 但对作用于受教育者个体身上的具体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较少。
关键词：教育,社会分层,研究特点,述评
教育社会分层 篇2
一、前言
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产物。在阶级阶层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任何社会都有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存在阶级斗争，但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必然也存在阶层，以及阶层之间的矛盾。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改革，一方面，使得中国的国力得到极大的增长，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制度的缺失和市场的无序，社会资源的分配产生较大的差异。基于社会资源分配和再分配而产生的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现象，也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的核心问题。阶层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的重大问题。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试图比较全面地勾画或描述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具体画面，其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笔者对此社会分层理论作简要的梳理。
二、理论来源
社会学界关于社会分层的观点很多，其中有代表性和影响的，一是马克斯·韦伯的“多元体系观”，认为在一个社会内存在着阶级、身份群体、政党二种“政治仗同休”，其中，阶级与经济秩序相联系，身份群体与社会秩序相联系，政党与政治或法律秩序相联系。二是帕森斯、默顿等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社会分层观”，认为社会差、地位差、收入差、贫富差是社会统一体平衡与协调的需要，即差别是天经地义的。三是马克思的以阶级划分为核心的社会分层观。他认为“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在一定阶段上，也就是在私有制和国家出现之初。此外，马克思还谈到过阶级的进一步分层问题，有过“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等表述。“由于现代化过程的加剧，阶层的分野是不可避免的”。陆学艺的理论就基于马克思的理论之上建立的。
三、理论描述
对于阶层，社会学界的一般看法是，“同一个社会阶层的人，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东西，如共同的经济社会地位、共同的利益需求、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行为取向和共同的消费品味等等”。
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陆学艺根据职业的分化和三种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抽取了深圳、合肥、福清、汉川、镇宁等地的几千个样本，对我国的社会分层进行系统的描述和研究，陆学艺明确指出，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是社会分层的唯一标准，阶级阶层问题研究的目标和思路需要调整，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为职业分化；职业因素对社会阶层的分化主要表现为体力和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管理者和非管理者之间社会经济差异的扩大；划分阶层的标准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根据。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从事何种职业和对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这个成员属于那个阶层、决定他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和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
根据占有社会资源的多寡，将整个社会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并在此基础上将十个阶层划分为五个地位层级，即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不可否认，这种划分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十分相似，马克思把是否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视作划分阶级的最基本方法。根据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寡情况，马克思将他所处的社会的阶级进行划分。并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不得不特别指出，陆学艺认为，区分的标准有三个：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一般而言，组织资源的说法，在理论上是来自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的。赖特认为组织资源相当于一种权力的东西，并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非常重要。组织资源是什么呢？就是干部的级别。谁的控制权力大谁的地位高。在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好比马克思说经济所有权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组
织资源具有最重要意义，所以在十阶层中，国家干部排的位次最高。因为执政党和政府组织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的资源。
中国的社会分层状况在改革前后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过程的。陆学艺认为，从50年代中期至1979年，那个时候中国的阶层结构是“刚性”的。我国奉行的是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将中国人口分为两类：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严格的户籍制度造成了我国城市与农村相互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差别成为最基本的社会分层。那个特定的社会时期产生了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划分的制度体系，而这个制度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身份制、单位制和行政制。通过身份制把人民分为干部、工人、农民三个阶层，这三个阶层之间的边界相当明显，层级性很强，他们与其相应的收入、声望、权利等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三个阶层之间的转换是非常困难的。社会上缺乏具有流动性的“边缘阶层”。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引起了社会结构的一系列新变化，所有制结构由国家所有制的单一模式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的多元模式，尤其是产生了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三资企业的所有制形式。社会组织的分化，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产生了一些新的阶层，干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不可避免的分化组合，原先的“三级”结构被打破，成为有着不同利益的社会群体，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原来的阶层发生分化，新阶层已经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成分在中国己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都已经在中国出现，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还只是雏形。尽管中国已形成了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但还只是一个“洋葱头型”，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橄榄型”。
陆学艺认为中国现在社会各阶层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敌我关系，作为阶层而存在的各社会集团，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报告指出，现阶段研究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目的，与革命时代不同：已经不是为了斗争的需要去分清敌我友，而是为了实现各阶层共赢。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来说，现在和将来所需要的，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农联盟”，而是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合作和“联盟”。各阶层可以通过广泛妥协和合作来实现共同利益，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共赢。
陆学艺对“现代化”的阶层结构理解为：橄榄型，社会中间层为主体。现阶段我国的中间阶层中，中下层比例最大，其次为中中层，最后为中上层，可以概括为：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目前我国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这直接意味着社会资源的分配较为不平等。全国范围内类似于金字塔结构，其内部成员的贫富和经济地位的差异也还是很大的，城市正向橄榄型结构演变，乡村地区与城乡结合的县级行政区的转变还很“漫长”。
四、理论缺陷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的社会分化确实如李强等学者坚持的那样，还没有达到成熟市场经济下的社会阶层的稳定，人们原有的经济资源能够对他的社会地位产生持久的影响。因为中国的社会阶层发育随着1949 年的革命而被中断了，它是在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因为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而导致的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从而引发了涉及社会每个成员利益的社会分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社会分化还没有完成，尤其是国有资产的改革还在进行之中，还没有完成，我们就不能说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达到相对稳定的阶段。
其次，陆学艺的研究是静态的或描述性的，是在类型学的意义上，解读中国社会分层的现状，分析影响中国社会分层的各种要素。缺少关系性的社会分层研究。基于职业结构的阶层划分大多只是反映了职业或阶层结构的形态，而不涉及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从而认为社会阶层是自然的社会秩序。
第三，究竟应该将哪一种资源放在分层标准的最终要的位置上，这在社会分层研究上是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也不是很容易证明的。比如，我国当前的巨富阶层占有财产、经济资源，虽然没有干部那样的职位权力，但是，他们的财产可以合法地传给子女，而组织资源是不能由代际继承的，所以，究竟哪一种资源在分层中最重要，也还是需要争论和探讨的。
五、小结
时代在不断变化，今日我们所处的社会，比100多年前的欧洲要更为复杂。在生产资料上，除了经济资源之外，社会中的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也越来越重要。
而社会阶层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而且趋于稳定，不仅打破了原有的以身份制、单位制和行政制为特征的社会分层制度体系，而且原有的三个阶层内部出现了分化，出现了很多新生阶层，并使阶层分化呈现流动性、多元性和边缘性的特点。陆学艺社会分层理论最重大的意义在于提出了十个阶层和五个地位层级的划分，对于当代中国的现状作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客观分析与揭示，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的现状并力图改善她。
考选制度、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 篇3
考选制度 社会分层 教育公平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考试通过其本身的规范效应来规范社会流动行为，从而强化社会流动的有序性;通过考试政策的制定，来协调控制社会流动的流速和流量;通过考试内容或标准、考试结果等来促使社会主客观目标之间维持着一种动态平衡;考试通过其公平性和规范性，对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的价值取向起到了良好的导引作用。[1]可以从“理想类型”的角度来理解考选制度对于社会分层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要让这一理想类型成为现实，要真正确保考选的公平公正，则还有一段漫长而艰辛的道路要走。
一、考选标准：形式公正与权利平等
从目前的考选制度来看，在形式方面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公平、公正、公开的体系，从报名到考试、再到录取，一整套的环节都贯彻了“阳光”原则。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提高，考选过程中的制度性弊病越发突显出来。冒名顶替上大学的“罗彩霞案”、浙江高考航模加分事件、各种类型的泄题事件、异地高考的艰难探索、校长实名推荐制的变异、自主招生的是是非非……诸多问题困扰着决策者和当事人，成为考选改革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从总体上看，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三十余年的巨大变化是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各种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工作没有能够及时跟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没有真正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公民素质的提高与GDP的增长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所有这些方面综合作用，使得在十分需要坚持公平理念的教育领域的各环节中，均存在着“超社会资本”与“强社会资本”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超社会资本”是建立在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全面占有的基础之上的，超越法律和制度许可范围的，能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产生决定性作用的一种特殊资本形式;“强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人情面子（“情面”）之上的社会关系网，这种关系网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难以名状，同时又很有约束力。在“超/强社会资本”的作用下，教育对社会分层产生的消极作用远远大于积极作用，教育公平受到极大的破坏。[2]
考选过程中，始终可以发现传统思维、习惯势力、人情面子的作用，托人情、走后门、拉关系等违背公平原则的各种不道德、不规范、甚至不合法的现象人们已经见惯不怪。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掌握和动用“超/强社会资本”的可能性就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就越强，从而可以在基础教育阶段更好地为子女择校、择班，可以在高考招生录取过程中更好地选学校、选专业，更可以在子女择业过程中更快捷、准确地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信息，甚至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于是乎，近年来各种考选活动中代考、抄袭、利用现代通讯工具作弊、考务人员失职、渎职甚至纵容作弊、扰乱破坏考场秩序、考试试题泄密现象频繁出现，有关加分、保送和招生黑幕屡屡见诸报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精神在一些地方被人为扭曲，人们更加关注考选形式上的统一和标准，以及操作程序上的规范和透明，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消除超社会资本和强社会资本对考选公正性的毁灭性打击，从而为不同阶层出身的学生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看到，考试作为一种相对公正的选才方式，为来自各种背景的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舞台。正因为这种相对的公平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对一些发生在考选过程中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追究，人们对考选制度本身并没有太多的质疑。对考选问题的研究，更多的精力是放在考选结构、方式及内容的研究及讨论上。目前不少研究关注考选公平，是把着眼点放在考选形式上，在意的是形式公平。他们关注的是考选组织管理的程式化和标准化、考选规章制度建设、考选信息化建设、考风考纪建设，甚至于考场的标准化建设。[3][4]
为了确保考选的公正性，不少人寄希望于标准化考试。“标准化”意味着根据统一、规范的标准，对考试的各个环节包括测试目的、命题、施测、评分、计分、分数解释等都按照系统的科学程序组织，从而严格控制误差，达到客观公正、“一视同仁”的目的。然而，正如布尔迪厄批评的，“社会标志系统构成了考生‘存在或‘微不足道感觉的客观基础。但是不应该相信，评价标准和评价技术的表面合理化能够使考试放弃它的社会功能。考试学家似乎不知道的正是这一点。”[5]考试究竟有什么社会功能？为什么考试学家不知道这样的功能？“表面合理化”背后又有什么样的东西？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通过对考选内容的考察，分析实质公正问题。
二、考选过程：实质公正与机会均等
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存在着一个悖论：一方面，既然是考选，就一定要确定标准，而且分数是最好的标准，这样才能实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在同样的标准（分数线）面前，来自不同阶层的竞争者所具备的“起点”和“过程”均存在着显著差别，这场看似公平的竞争从一开始就胜负已定。在这个意义上，考选的形式和内容越是标准，反而离实质公正越远。今后对考选制度的改革，无论是在进一步完善形式公正上，还是在推进实质公正上，都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客观物质条件对考选制度存在着明显的制约。阶层之间在考选内容上的差异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对这一现象的归因分析不外乎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着手。伴随着“文化资本”的研究，不同阶层在文化态度和价值体系上的差别备受关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差别建立在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基础之上。数据分析表明[6]，家庭经济状况差的学生在择校时比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学生考虑更多的是就学后可获得财政资助这类因素，而不是学校的学术地位和自己的专业兴趣。例如，在以下与就学期间的成本明显关联的因素上，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比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明显地给予了更多的考虑，这些因素包括：“学费的数量/可以少交或免交学费”;“获得奖学金的可能性与数量”;“获得助学金（困难补助）的可能性与数量”;“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与数量”;“勤工俭学”的机会;“生活费用的数量”。而在诸如“大学的学术地位”;“有自己希望报读的专业”;“自己希望报读之专业教师的学术地位与教学质量”;“大学毕业后继续升学的机会”等这些与大学的文化属性相关的因素方面，低收入组比高收入组给予了较少的考虑……这一现象再次揭示了家庭经济状况、客观物质条件在考选机制运行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其次，家长教育的差异将会造成家庭环境的差异，从而对子女产生不同的家庭教育结果。在这一点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尔曼报告》（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就明确指出，学校对学生的成就几乎没有影响。儿童的家庭、邻里、同伴环境的不同，是儿童学习成就差异的主因。这种因儿童社会性背景的不同而带来的教育上的不平等，将一直伴随着儿童学校生活经历，并带入未来的成年生活之中。[7]之后的研究在《科尔曼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化，它们发现，“影响学生成绩的家庭环境因素包括家庭的社会阶层、早期家庭环境、父母养育子女的风格、母亲与子女互动的‘类型、母亲工作的影响、父母对学校决策与活动的参与情况、家庭与学生的抱负、家庭子女的数量等（Rubin&Borgers，1991）。”[8]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主要通过家庭生活环境所起的间接作用，学生早期的家庭教育对其考选行为产生着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再次，学校教育中的文化屏障使得弱势阶层学生在考选制度中继续维持“弱势”地位。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势必要为其他阶级和个人的进入设置障碍。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这个障碍就是“文化屏障”。正如丹尼尔（N.Daniel）所指出的，“有些人否认文化屏障的存在，但他们自己却总是受到文化屏障的蒙蔽，这些屏障不仅确实存在，而且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整个人类。那些最少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往往就是受蒙蔽最多的人;而那些否认屏障存在的人则是因为他们没有觉察到它的存在。”[9]正如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经济状况一样，不同的身份、地位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消费水准和价值观念，同一文化群体内的人通过交往和行动形成了一种阶层文化保护和排斥意识，这种意识一方面使得本阶层人的利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确保其他阶层的人被排斥在本阶层之外，考试制度则通过“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象进一步掩盖了这种不平等。
清华大学自主招生“领军计划”面试题中，让学生描绘“你觉得人类理想社会是什么样子”，要求学生发表一篇两分钟的竞选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的演讲。来自社会弱势阶层的学生，由于家庭和教育条件的限制，对于“人类理想”、“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的理解与出身优越阶层的学生存在着显著差别。甚至于前者由于根本关注不到这些问题，在应对时就可能露怯。再加上他们由于“没有见过世面”，在面对面试老师时，一般的应对能力也难如城市里的学生那样自如。所以，假如一个农村的学生参加复旦大学的面试，很可能被教授们判定为不合格，而被拒之大学门外。[10]这种在同样的考题面前的“人人平等”，实际上掩盖的是成长环境的差异导致的天生不平等，换言之，它揭示的是权利平等背后的机会不均等问题。
三、考选结果：能力考核与地位评价
就学校教育本身而言，学校常常根据学生的“能力”，对学生进行分类并贴上标签，把学生分为聪明的和愚蠢的、正常的与不正常的、有前途的与没前途的等等，并对他们实施不同的评价，给予不同等级的知识。实际上，“高贵的”“聪明人”与“卑下的”“愚蠢者”之间的差别体现的是貌似公正的知识背后的不平等的权力运作。在这种知识背后的权力作用下，出身弱势阶层的学生往往会在学习过程中日益陷入越来越不利的处境，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懵懂无知，往往归咎于自身的“蠢笨”。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考选内容的非客观性和不公正性导致的考选结果评判上的差异。“这些规则、实践、信仰及知识种类等的选择，构成了学校课程，它完全可被视为‘专制的，因为它是特定的文化所赋予的，而不是因为它内在地或普遍地比建立在其他文化规则之上的选择更为合理与‘正当。另一方面，这个选择呈现在学生与家长面前时又好像它本来就是优越于正当的：这种花招之所以能瞒天过海，主要是通过在这些文化专制中正规的‘独立评定的考试与测试。”[11]
除了学科课程，教师对学生的标定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这种由“聪明”与“愚蠢”的纯智力区分掩盖起来的高贵者与卑下者的阶层区分。学生的能力通常是教师认识学生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于学生进行分类的重要依据和方法。凯帝（N.Keddie）的研究试图表明，教师在描述什么样的学生为“有才能”时，会持有未经检验的假设，他指出，某些社会阶级假设被包含在“能力”的定义里面。[12]比如，当教师进行教学活动时，他们多少知道一点他们正在谈论什么。在这一堂课里，会有哪些核心论点、概念或技巧是教师所要完成的教学任务。教师了解某些概念或技巧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但是对一个尚未经历教育过程的学生而言，他则根本不知道这些观念或技巧的重要性如何。而一些“聪明”学生则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教师认为重要的内容，所以教师由此可以断定他们是“聪明的”、“有能力的”学生;相比之下，那些生活背景相差较大、与学校所要求的文化类型大相径庭的社会下层学生，则因为无法与教师对话，更无从了解教师的那些“无声的语言”，便显得“愚蠢”和“笨拙”。
任何标定都必须内化到主体自身。不同社会阶层所占有的文化、社会、经济资本的不同，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受教育者由于阶层的差异而导致的在考选过程及自我评估上的差异。可以发现，“教学机构将学业品性的学业分类学搬出来作为人类优秀分子的等级表，这种分类学介于每个行动者和他的‘志向之间。正是它支配着‘志向朝着学业评判事先设定好的某某学科或者某某专业运动。”[13]来自较好条件家庭的考生在学习条件、素质养成和特长训练方面拥有先天优势，加上其后在学校中的锻炼，所以他们往往能形成适当的自我评价，这尤其反映在高考分数估计和志愿填报上。他们的兴趣不在享受教育机会本身，而在追求教育的品位及其学校的声望、师资、设备时，更多地选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高校、综合类高校和教育部直属高校;而经济条件不好、社会地位不高的家庭子女往往趋于保守、盲目，在选择学校类型时，多选择费用便宜、对学生有优惠政策的师范、农林、地质、军事院校。
所以，有论者认为“秉承一种平等的追求，考选世界并没能完成平等的使命和理想。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来考察，考选世界最终只是一种等级社会的遴选机制，突破了一种等级的限制，而同时造就着另一种等级的现实。”[14]那些认为来自下层的学生天生就智力低下的观点，实际上是主流文化对非主流文化的歧视在教育中的具体体现。从文化差异理论来看，弱势阶层实际上具有自身丰富且多样性的文化，这些文化的组成元素包括该阶层的语言、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看待事物的观点等。出身这些阶层的学生之所以无法在学校获得较高学习成就，并非因其来自于贫困的文化背景，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和学校的文化不同之故。即在于学校工作人员的观点、规范、价值和行为与弱势阶层学生群体的观点、规范、价值和行为之间的不一致。更重要的是，由于形式上“公正无私”的分数的掩盖，许多人对于这种不平等毫无察觉，接受了“高贵者天生聪明，卑贱者生来愚蠢”之类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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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卓（1981-），男，湖南怀化人，教育学博士，浙江警察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教育场域中的文化资本与社会分层 篇4
人生是一场表演, 社会是一个舞台, 教育场域是一个竞技场。作为一种文本化的定位符号, 身份具有地位授予功能, 它能从不同维度将人安排在不同的社会层面, 使个人在现实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明确定位”, “坚守岗位”, 不越俎代庖, 无非分之想。在教育竞技场, “知识改变命运”是一种美好理想, 但现实世界中的成功者却寥寥可数。胜败似乎不是人来定, 而更多的是天注定, 这种结局甚至在学校期间就初现端倪。近年来教育中的阶层固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以至于引起中央领导人的关注。[1]
据统计, 2013年全国高考有近百万学生选择弃考, 即便是已经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 也有不少人最终没有走进考场。[2]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许多方面, 根源在于教育制度。近年来, 教育在社会分层方面起到了再生产社会现有阶层结构的作用, 教育非但没有缩小阶层间的差异, 相反, 通过教育系统的“再加工”, 不同阶层之间的鸿沟扩大了。与国外对文化资本的阶层差异的强调不同, 就当前中国教育领域而言, 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不是文化, 而是制度。在今天中国社会, 影响教育机会分配的最主要的社会结构因素是由教育制度造成的。中国社会的某些独特的制度设置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它们对教育资源的分配也有重要影响, 这些制度导致不同的人群享有不同的教育机会。
首先, 录取指标分配的地区差异直接造成了地区、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其次, 高额的学费将弱势阶层排斥在学校的大门之外。再次, “超/强社会资本”[3]的寻租行为公然挑战入学机会公平。教育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对于阶层之间的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 教育制度上的缺陷和漏洞导致了社会下层学生在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所以, 真正应当作为“头等大事”加以解决的是高校招生录取指标分配上的地区差异,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解决所谓“教育市场化”带来的高额学费问题, 同时, 消除滋生“超/强社会资本”的土壤。这样, 才可能建立社会结构与个体选择之间的良性互动。
与教育制度相伴生的, 是伴随着阶层差异而产生的文化差别。“正如演员在舞台上有明确的角色, 社会行动者也占据明确的地位;正如演员必须按照写好的剧本去演戏, 行动者在社会中也必须遵守规范;正如演员必须听从导演的命令, 社会中的行动者也必须听凭权贵或大人物的摆布。”[4]不同阶层的学生将来会去不同的位置, 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清楚, 所以, 从踏进学校的大门开始, 他们就得按照这一位置的要求来要求自己,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实际上, 每个阶层的学生所赋予的角色是不一样的, 这种角色又是通过诸多方面得以建构起来的, 来自不同社会空间的演员必须具有符合自身身份的价值观。凯勒 (Kellelr, 1962) 等人提出:个体在社会等级制中所处的相对地位已足以使他们的行为有所不同, 之所以受高等教育的期望 (或上升到最高的社会职业地位的期望) 在下层阶级中往往不如上层社会阶级, 其原因是为达到这一目标所必须走完的距离对前者来说实在太大。[5]在调查中, “脑筋不好的上了学又有啥用?”这是最多的家长对孩子辍学的解释。除了那些学习特别好的、将来可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 家长基本不会阻拦孩子离开学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制度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不同社会阶层出身的学生对学习、教育有着不同的认识与评价。社会阶层低的人不仅更倾向于认为接受教育没有意义, 而且他们对于教育的评估也完全根据接受教育后是否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在他们看来, 受教育绝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相比之下, 具有一定资本的社会上层或中上层受教育者, 则能“从心所欲”地出入于教育系统的不同层次之中。这里所说的个人,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 “是现实中的个人”, “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6]。明乎此, 就能用一种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个体与体制的关系, 看待自我选择和社会选择之间的关系, 看待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 以及貌似一致的行为体现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
二、学业资本与教学过程
随着时代的发展, “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日益深入人们的社会日常生活中, 文化趣味、消费方式、教育资历等的差别体现了文化资本的获取和作用的差异。如何从文化资本的视角看待现代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如何理解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日益取代“经济”的转变, 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大热点问题。针对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 在布尔迪厄等思想家的理论基础上, 我们将文化资本进一步细分为“学业资本”与“品味资本”, 它们分别是以学业 (学术、学问) 为基础的文化资本和以品味 (格调、情趣) 为基础的文化资本。相比品味资本而言, 学业资本在阶层差异方面表现不是很明显, 因而更有利于弱势阶层学生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实现上向流动。相比学业资本而言, 品味资本与素质教育的目标联系更为紧密, 在学习过程和交往过程中, 以及在考试选拔的过程中, 不同阶层的学生最终还是能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7]
实际上, 自从跨入校门的那一刻开始, 学校就已经开始了对受教育者个人的格式化, 同时也是在进行对受教育者群体的层次化。可以说在整个教育系统中, 选择与淘汰无处不在, 区别只是有的环节是“即时”的, 而有的环节则是“延期”的;有的环节是“直接”的, 而有的环节是“间接”的。与直接的考选环节相比, 学校教育过程中的选择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在整个过程中, 一方面是与客观结构中的不同位置客观地联系在一起的特性, 另一方面是不同的教育活动参与者的社会特性和学业特性, 这两方面的特性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能够在心智结构和教学机构的客观结构 (如不同学校、不同专业、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别和等级) 之间的辩证关系中找到自己的根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教育系统, 成绩 (“学业评判”) 与地位 (“社会评判”) 是如何统一起来的。
在甘肃会宁这座以寒窗苦读闻名的状元县做实证研究时, 清华新闻学院2009级本科生张晔遇上了一名垂头丧气的农村少年, 这位被学校推荐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刚从考场上下来。“很多题目, 他连看都看不懂。”张晔说。自主招生的考题涉及面广, 往往是城市孩子才可能接触到的事物, 比如五线谱, 比如歼十……[8]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考试内容的非客观性和不公正性。研究认为, 中国的教育中存在着文化再生产现象, 它使大多数农村孩子被教育淘汰而返回农村, 并最终形成两个封闭的循环圈 (城市优势文化圈和农村劣势文化圈) , 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教育中的文化再生产最终形成社会再生产, 强化了中国城乡教育中存在的二元结构。[9]该研究将“文化资本”作为核心概念, 从城乡家庭在文化资本上的差异出发, 分析学校教育在加大城乡差异中的文化因素作用。将这种差异从幼儿教育开始进行了描述分析, 主要表现在课程内容、家庭文化背景等方面, 认为课程是一个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文化选择, 它界定什么知识是优越的和特殊的, 什么样知识可以成为“学校知识”或“教育知识”, 什么样的知识却不能。同时, 知识的选择、界定与权力相关, 它符合某特定时期优势团体的价值和信仰。
当然, 从统计学上看, 我们仍能发现成绩的优劣与家庭出身的高低呈正相关。至于那些特例的存在, 则是因为出身下层的学生如果要在教育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就必须经历更加严格的淘汰。所以, 千万不要忘记了品味资本以及在它背后隐藏的东西。在文化资本背后发生作用的, 往往是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 才可能会显得“高贵”“优雅”“自如”。既然有足够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那么, 在虽然是以学业资本为主的教育场域中, 这些“外来”资本就能够产生一般人意想不到的效力。退一步说, 那些品味资本雄厚的家庭, 哪怕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不占优势 (例如大学教授、高级知识分子) , 也可以凭借他们的文化优势, 以及由文化资本转换而成的社会资本 (甚至是“超/强社会资本”) , 找到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的间隙 (例如高考加分、破格录取、面试、自主招生) , 抵达他们想抵达的地方。至于今天人们已经司空见惯的中小学的高价生、条子生、大学生“拼爹”找工作等等, 这些都是与品味资本相伴生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强社会资本乃至超社会资本作用的表现。所以不能过高地估计学业资本的作用, 换言之, 不能过高地估计应试教育和高考对于促进下层学生向上流动的作用。
三、品味资本与学校交往
相比学业资本而言, “品味资本”是一种身体化的文化资本, 它的获得需要以文化能力的形成作为基础, “适当的举止”与“习性”密切相关。文化能力以内在化为前提, 这一过程需要学习, 需要时间和金钱的投入, 而且排除“代表”原则, 不能由他人代替, 必须由习得者身体力行。
品味资本与家庭教育的关系最密切, 通过习性形成的不同的文化能力, 决定了不同阶层之间品味资本的明显差别。习性是象征化、符号化地体现出产生行动的“建构中的结构”, 品味资本包含了个人通过教育的社会化过程, 浓缩着个体外部社会地位、生存状况、集体的历史、文化传统, 同时品味资本下意识地形成人的社会实践。因此, 什么样的品味资本就代表着什么样的思想方式、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可以说, 文化方面的不平等, 以那些不存在有组织教学的领域更为明显;文化行为受到的社会因素的制约, 大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在教育领域里, 不同阶层的学生之间存在着种种竞争, 在“学业”竞争已经十分残酷, 但毕竟让人感觉“努力就有希望”;与之相比, “品味”上的竞争则由于竞争双方的实力悬殊而显得异常吊诡, 尤其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学生, 也许“适当的举止”可以通过强化训练获得, 但“自如的举止”则基本上不可能由此形成。但他们不能放弃, 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概更为这场没有悬念的竞赛增添了几许悲壮色彩。
2007年, 湖北襄樊市总工会、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举行第九次“金秋助学”活动, 主办方宣布:5名受助过一年的贫困大学生, 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因为他们一年多来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 没有写过一封信, 更没有说过一句感谢的话。这则新闻引发了关于受助者感恩心问责和施助者心态的激烈争议, 到底是受惠人应“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还是行善者当“施恩不图报”?[10]撇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与“知恩不报”这类问题, 也不说感恩意识、感恩行为、感恩制度及相关评价的复杂性, 单从文化心理的角度, 就受助贫困生的“忘恩负义”之举进行分析。就贫困学生本身而言, 他们出身于社会底层, 由于家境的贫困, 在社会中时常受到歧视和排斥, 心理十分自卑, 性格内向, 缺乏沟通, 拙于表达。没有主动打一个电话、写一封信, 也许并不是与他们的品德有关, 可能更多是与他们的品味资本有关。在对贫困生进行道德谴责的同时, 我们是否也应当考虑他们由于文化资本上的缺失而处于的被动境地, 从而多一份理解与宽容呢?
研究人员假设, 低社会阶层家庭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压力之所以要高于高社会阶层家庭的青少年, 其精神层面的原因可能就在于:与低社会阶层家庭的青少年学生相比, 高社会阶层家庭的青少年学生从家庭系统中更容易获得更高的认同感和自尊心, 以及更强的安全感和力量感。[11]从理论上讲, 家长的职业不同, 其工作条件、升迁机会、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也就不同, 这些又与家长的自尊、身份、安全感和价值观密切相关, 转而影响到他们对孩子的期望和行为方式, 并通过与孩子的交往及教育活动, 影响孩子社会情感的发展。调查显示, 文化程度越高的家长, 对孩子采取民主态度的比例也越高, 而且每一文化层次间相差幅度较大。相反, 文化程度最低的一组家长对孩子采取放纵和专制态度的比例是最高的, 一般来说, 民主的家庭环境有利于孩子积极社会情感的产生。[12]从这一点看, 教育场域中的竞争, 似乎成败早已是天注定。
正因为如此, 对于那些来自下层社会的教育场域角逐者而言, 他们得以入围 (进入学校的和社会的更高阶层) , 这本身就是命运的眷顾。实际上, 越是缺乏资本的阶层, 对自身未来的规划就越少, 正所谓“人穷志短”, 这与人们常常提到的“缺乏长远眼光和未来意识, 因而一代代穷下去, 周而复始”的现象是一致的。对于缺乏竞争资本的下层人而言, 他们所拥有的条件告诉他们, 不能对自己能力之外的东西寄予太多的期望, 不要去设定那些缺乏把握的目标。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对于命运的垂青显得格外感激和珍惜, 一旦机会到来, 他们就会紧紧抓住它不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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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分层 篇5
(杨州大学兽医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摘要：社会分层引发了大学生群体新的变化，这对大学德育目标的自我实现而言是一个新的挑战。大学德育目标的自我实现是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期待和结果，是大学生对德育目标的自觉追求。高校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在大学德育目标自我实现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同时，大学生也应自觉成为大学德育目标的自我实现者。
关键词：大学德育目标;自我实现;社会分层
，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0)12-0028-03
一、中国社会分层的现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消灭了剥削制度，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1978年以来，中国由原来的封闭和半封闭走向了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所有制结构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就业结构改变了，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原来“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分化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形成和壮大，“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社会学领域中对社会分层的研究认为，社会分层的核心内容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自1999年1月起经过四年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根据，将中国社会划分为由十个社会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
二、大学德育目标及其自我实现的基本内涵
德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教育工作的基础和灵魂。所谓德育目标，就是指一定社会对教育所要造就的社会个体在品德方面的质量和规格的总的设想或规定。也就是说，在进行德育之前，人们对于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具有何种品德的人，在观念中所具有的某种预期的结果或理想的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指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引导大学生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具体来讲，当前大学德育目标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的基本要求融人大学教育全过程，培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的负责任的公民。大学德育目标的自我实现是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期待和结果。原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耳我教育是学校教育中极重要的一个因素”，“没有自我教育就没有真正的教育，“促进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自我教育的前提是人对人的`信任，是人的荣誉和尊严在起作用。长期以来，冲破“教育者主体说”的桎梏、提升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意见》在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中指出：“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既要充分发挥学校教师、党团组织的教育引导作用，又要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他们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的论述，为新形势下大学德育工作强化自我教育、促进自我实现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大学德育目标的自我实现，就是要求高校要教育和引导大学生按照大学德育目标的总体要求，切实增强理论武装的自觉性和自我教育的主动性，有效地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启发、自我激励，把党和国家对大学生的殷切期望和要求转化为大学生个人的自觉追求。
三、社会分层引发了大学生群体新的变化
高等学校是各种思想、文化、理论的重要诞生地和研究场所，更是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源，是社会各阶层子女求学的重要场所。社会分层引发了大学生群体新的变化，特别是出现了生活贫困学生、学习困难学生、思想与心理困惑学生这些特殊群体。这对大学德育目标的自我实现而言是一个新的挑战。
1.特殊群体之一：生活贫困学生
生活贫困学生是指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高校并轨扩招、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逐步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国企改革所导致的下岗职工不断增多等原因，不菲的上学费用令很多家庭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据国家有关部门1996年的调查统计，当时在校大学生中特困生就有几十万人;1999年，我国560万在校生中，贫困生有100.5万人，2000年则增至142万人。近7年来，贫困大学生的人数和比例呈迅速增长趋势，目前我国高校贫困生总数已高达300多万人，各高校贫困生的平均比例高达25%”。到2007年，我国在校公办普通本专科学生已经达到1700多万人，高校贫困生人数超过400万人。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差异，在校大学生中已形成明显的分层现象，有人将其概括为大学里的大富之家、小康子弟、工薪阶层、困难生、特困生。贫困大学生大多来自边远农村和城市下岗职工家庭，每年上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往往是通过亲友筹措、社会资助、助学贷款等途径来维系的，他们的月生活费一般低于150元，其中还有一部分月生活费低于90元的特困生，经济上的困难直接影响了他们在校期间的生活状况。
2.特殊群体之二：学习困难学生
学习困难学生是指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方法不得当、学习成绩不理想的学生。社会分层带来了大学生求学观念的变化。少数家庭特别富裕的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动力不足，要么求学只是为了一纸文凭，要么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什么热门就学什么，不注重全面发展。由于地区和城乡教育的差别，一些贫困大学生在外语、计算机、知识面、综合素质等方面比较薄弱，进入高校以后，经济上的困难使他们难以安心学习，他们还要为学费和生活开支而奔波。由于经济原因，他们不能和其他同学一样拥有随身听、复读机、电子词典、电脑等学习工具，课程学习受到影响。为了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一些贫困大学生往往寄希望于找到一份好工作或进一步考研深造，但是就业期望和就业现实的落差，往往使他们专业思想难以稳定，专业学习受到影响。还有一些贫困学生一心考研，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考研课程的学习上，导致综合素质相对欠缺，个性不能充分发展。
3.特殊群体之三：思想与心理困惑学生
思想与心理困惑学生是指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认识过程中出现思想和心理困惑的学生。在思想方面，由于一些非正常的社会现象，比如，由于腐败、社会分配不公、行业不正之风、黑恶势力等而导致的社会分层的不合理流动，容易引起一些大学生对社会分层合理性的质疑;一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富裕”与贫富差距、个人利益与集体主义原则、公平与效率、诚信与竞争、义与利等许多复杂的社会、人生问题还难以深入理解，缺乏正确的认识;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等问题。在心理方面，一些家庭富裕的学生表现出张扬、自负、狂妄和浮躁，一些家庭贫困的学生表现出自卑、敏感、抑郁和封闭，这些都是人格不健全、心理不健康的表现。对于贫困生而言，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有的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和“仇富”心态，有的学生自暴自弃、不思进取，有的学生盲目攀比、追求高消费，个别的甚至因此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四、高校在大学德育目标自我实现过程中应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分层这一社会历史现象
社会分层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客观现象，高校应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这一社会现象，并鼓励他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第一，社会分层是由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人口多、底子薄，同时由于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等多方面的原因，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社会分层现象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和共同富裕目标的。第二，改革开放是社会分层的初始动力。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社会结构是较为简单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导致社会利益分化，各种利益群体逐渐显现，人们的经济水平有了较大差别。第三，人的主体性的实现是社会分层的直接动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习惯于按“计划”行事和被动等待，缺乏主体性。改革开放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由于人和人之间体力、智力、受教育程度、勤奋程度等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人和人之间的差异。第四，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分层的外部动力。经济全球化有利于经济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增长，然而，这种增长并不是平均的，它加剧了国内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第五，我国公正合理的社会分层流动机制正在逐步形成。政府通过加强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等措施，切实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2.培养大学生自我实现大学德育目标的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最早提出，是个体对自己能在什么程度上完成某一活动的信念或判断。从其概念内涵可以看出，自我效能感不是个体对自己某一行为会导致某一结果的推测，而是对自己某一行为会导致某一效果的期待。自我效能感是大学生自我实现大学德育目标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它能决定人们对德育活动的选择，影响人们面对困难的态度，影响人们活动时的情绪。培养大学生自我实现大学德育目标的自我效能感，一是要培养他们的道德信念，其中道德认知、道德情感是道德信念的前提和基础，培养道德信念可以增强其对德育目标的期待;二是要培养他们的主体意识、主体精神、主体能力和主体人格，调动他们开展德育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要帮助学生掌握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策略，始终对自己充满信心，引导其在德育实践中做出积极的归因;四是要运用强化原理，通过成功体验、榜样示范、目标激励等方法，强化学生自我实现德育目标的自我效能感。
3.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切实关心大学生的成长
社会分层背景下，高校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特别是要关注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德育工作，切实关心他们的成长。对于生活贫困学生，通过构建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包括奖学金、助学金、“爱心基金”、勤工助学基金、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在内的助学体系，解决其求学期间的经济困难。对于学习困难的学生，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制订详细的帮扶计划，帮助他们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标，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成绩。对于有思想与心理困惑的学生，要对他们加强教育和疏导，与他们进行交流，帮助他们释疑解惑，并为他们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五、大学生应自觉成为大学德育目标的自我实现者
1.树立崇高的社会理想
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和灵魂，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在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中，强调的是一种国家、民族、社会利益至高无上的精神。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显示了为国家和民族献身的崇高精神。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三位一体的，大学生应正确认识社会分层这一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客观现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树立起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齐奋斗的精神，自觉地投身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去。
2.培育健全的人格
社会分层导致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多元化，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以及金钱的诱惑、物欲的刺激和对名利的追求，有的人逐渐迷失了自我。人格是“以精神面貌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主导的人的心理和行为特质的总和”[”。健全的人格是指人格的生理、心理、社会、道德和审美各要素完美统一、平衡和协调。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是强凋永远不要迷失自我，要保持积极平和的心态。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学生在自我认识方面，要自知、自尊、自信，在自我调控方面，要自乐、自励、自律，在自我发展方面，要自强、自省、自由，做一个人格健全的人。
3.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
道德的特殊本质就是道德所具有的产生于群体、又存在于群体并调整群体内部人与人、人与群体关系的规范性。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前提，对于大学生而言，就是要在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营造一种和谐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上，孔子以“仁”为至德，其中“爱人”是“仁”的基本精神。当今社会，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大学生要做到相互尊重、彼此包容、和睦共处，正确处理好义与利、个人与集体、合作与竞争、奉献与索取的关系，要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诚实做人，诚信做事，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4.培育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教育社会分层 篇6
关键词：教育信号；社会分层；高等教育
说到社会分层，一般根据韦伯确定的财富收入经济地位、权力政治地位和声望社会地位这三个关键维度来划分社会阶层。目前的社会分层研究大都与职业相关，主要因为人们的收人与声望水平在现代社会中都受职业的影响。
一、从人力资本理论到信号筛选理论
在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前，公认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是劳动力、土地、资本，按照市场经济按要素分配规则，将会出现马太效应。直到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激发了人们对教育的生产性研究，使没有资本和土地的人们看到了脱离贫困的希望。首先使用“人力资本”这一概念的学者，是哈佛大学的沃尔什（Walsh，1935），然后由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1963）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他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在于“人们通过对自身的投资来提高其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而学校教育则是对人力资本最大的投资”。
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推动下，很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参照人力资本投资的模式规划国家的教育事业，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带领下先后跨入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但令人遗憾的是，该理论的实践并未像人们预想的那样提高社会生产率或是实现不同教育水平人群收入的均等和降低失业率。相反，随着美国高膨胀、高失业、低增长的“滞胀”现象，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别日益扩大的问题的出现，风靡一时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遇到了严峻挑战，并招致了很多的批评。由此，在理论需求的拉力下，教育与市场信号筛选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应运而生。
二、教育与社会分层
（一）功能论：社会地位生产机制
功能主义的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社会结构越来越趋向开放和平等，教育作为超越父母社会地位的最重要的社会机制，通过绩效原则为每一个人提供实现社会流动的平等机会。学生通过在教育中所获的成就，而不是按照社会出身，取得相应地地位。这种“选贤任能”制度不仅使较低阶层的学生获得了向上社会流动的阶梯，同时使每个社会成员按照自己所具有的知识、技能等资格进入适合自己的职业社会角色中。
在经典的功能论者看来，教育主要功能表现在促进社会化，社会控制，筛选和分配，对外来人员的同化，社会革新和变迁等方面。学校教育本身是一部平化机器，它提供了“公平竞争”的阶梯，不管社会背景如何，人人都可以凭自的才智和努力，在这个阶梯上往上爬，接受教育越多，今后的经济成就和社会位就越高。帕森斯认为，教育具有选拔的功能，这种功能是基于学习成绩和能力类型来进行的，其结果是使人们产生分化。
（二）冲突论：社会地位复制机制
与功能论观点相对立，他们的核心论点认为教育在社会分层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再生产现有的社会地位。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学者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入手来分析教育再生产社会结构的机制。鲍尔斯和金迪斯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学校教育在培养工作所需的技术和知识的同时，将经济不平等合法化，在等级制的社会中，教育基本上通过学校与阶级结构之间的相应造成“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现”，即相应原则（corresPondeneeprinciPle）。作为韦伯主义的传承者兰德尔· 柯林斯的文化冲突理论强调，教育是通过文凭而作用于社会分层，而文凭在现代社会具有文化通货的特征，是为了物质世界职位进行斗争的资源，文凭持有者可以借助文凭企求具有垄断社会及经济优势的地位。布尔迪厄再生产理论中教育复制社会结构的中介是文化，而文化资本在社会中并非平均分布。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学的任务就是 “揭示构成社会空间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人群的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①。
三、教育信号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在我国信号筛选理论已经悄然兴起，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招聘单位只有通过一些信号来判断一个求职者是否有能力。这些信号就如学位证书、所学专业、四六级考试单、各种资格证书、是否是重点大学、是否留过学以及父母职业地位等这些确定的信息，这就会使受教育者花血本创造更多的信号，以体现自己的“能力”。首先，要创造“信号”，除了受教育者自身的努力外，还需要更多的经济以及信息的支持，从而加重了家庭负担。在校大学生除了要支付昂贵的大学学费以顺利完成学业，还要努力报考各种资格证书。然而报考资格证书需要报名费，为了顺利通过考试还需要参加相应的培训费。这就使得有经济实力和掌握更多的信息者创造“教育信号”变得更容易，从而使他们的地位通过教育和就业这两个环节得到了合理的传承。其次，由于计划生育，城镇的家庭一般都只有一个孩子，这就使得经济资源的使用相对集中，使得在城镇的孩子更具有优势。从财产继承角度来看，目前已经打破了中国“富不过三代”的格局。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在财产继承方面不实行长子继承制，财产在继承时在子女间的平均分配使得财力分散，但如今独身子女的“盛行”，使得家族财力得以集中继承。最后，慢慢地，父母职业地位也开始成为子女教育良好与否的参考信号。并且在收入较高的行业，父母为使得子女能继承自己的地位，也会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为子女创造条件，使得子女能够顺利进入他们所期待的行业。
总之，教育信号的盛行，弱化了高等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使得低能力者通过临摹各种教育信号挤占了高能力者的利益，从而使得占有优势地位人群的地位传承得以顺利实现，而贫困家庭出生的孩子则很难进入高收入阶层，最终通过高等教育依然难以缩小贫富差距，甚至通过高等教育的分化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1] P.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李文利.高等教育至于学生发展：能力提升还是能力筛选？〔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1）.
[3]刘精明.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注释：
教育社会分层 篇7
现代社会的竞争遵循着以资本争夺资本的规则。在不同的场域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三者的数量和比例各不相同,竞争者采取的策略也很不一样。与经济、政治等领域相比,教育领域主要是通过文化资本的运作得以存在并发挥其作用的。文化资本之于教育,就像经济资本之于市场、社会资本之于官场一样。考察教育之于社会的功用,“文化资本”是一个绕不过的核心概念。
以布尔迪厄(P.Bourdieu)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家关于文化资本的分类、转换和再生产的理论给我们以启发。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存在着不完全对应关系,这似乎为一些弱势阶层开辟了一条道路,他们可以利用文化习性,在统治阶级中获得一个立足点。他们可以凭借文化资本,成为教育制度的一部分,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回报。布尔迪厄没有分析到这一步,但他似乎为社会流动过程和行动的可能性留出了一块空间[1]。针对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在布尔迪厄等思想家的理论基础上,我们将文化资本分为“学业资本”与“品味资本”,这种区分实际上反映了文化资本在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甚至不同性质上的差别,同时也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区别。
概言之,“学业资本”和“品味资本”分别是以学业(学术、学问)为基础的文化资本和以品味(格调、情趣)为基础的文化资本。通过教育系统的作用,可以形成这两种差别很大的文化资本,有时候它们是合二为一的,有时候它们又是彼此隔离的。与学业资本相比,品味资本更接近于布尔迪厄所说的身体化的文化资本。身体习性作为社会取向感的一个基本维度,是经验和表达一个人的社会价值感的切身而实际的方式[2]。品味资本的阶层差别往往就是通过日常生活中不同主体在身体习性上的差异得以体现的。“品味”上的差异,往往反映为“品位”上的差异,前者强调“格调”、“趣味”,后者强调“档次”、“等第”,两者在现有的社会分层格局中呈现出明显的对应关系。现在人们谈“品味”,就是指社会中上阶层的文化喜好,“有品味”这样的形容往往与有钱有闲人士联系在一起,而且体现的是一种高贵家族的连续性。相比之下,工人农民等弱势阶层被认为“没品味”。实际上,工人农民也有自己的文化喜好,但是他们的这些品味被排除在“品味资本”的范围之外。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
正因为有学业资本和品味资本的区别,通过读书学习获得一定的文化资本,这样一个近似常识的论断便有了不同的诠释。读书对于人的知识结构的确能产生影响,这主要体现的是学业资本的获取;同时,这种影响多多少少能对人的品味兴趣产生一定作用。当然,如果是读死书,死读书,那就可能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但这种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学业资本和品味资本之间的差异贯穿在教育场域的各个环节中,无论学习过程,还是学校交往,抑或求职就业,这些过程中都能看到这两种不同文化资本的不同作用。在教育领域里,不同阶层的学生之间存在着种种竞争,学业资本的争夺已十分残酷,但毕竟让人感觉“努力就有希望”;与之相比,品位资本上的竞争则由于竞争双方的实力悬殊而显得异常吊诡,尤其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学生,也许“适当的举止”(侧重于学业资本)可以通过强化训练获得,但“自如的举止”(侧重于品味资本)则基本上不可能由此形成。
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学业资本、品位资本各自与教育(更确切地说,是儿童早期的家庭教育)的关系存在着差别。相比学业资本而言,品味资本与家庭教育的关系更密切,通过习性形成的不同的文化能力,决定了不同阶层之间品味资本的明显差别。习性是象征化、符号化地体现出产生行动的“建构中的结构”,品味资本包含了个人通过教育的社会化过程,浓缩个体外部社会地位、生存状况、集体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时品味资本下意识地形成人的社会实践,因此,什么样的品味资本就代表着什么样的思想方式、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可以说,文化方面的不平等,以那些不存在有组织教学的领域更为明显;文化行为受到的社会因素的制约,大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可见,在获得品味资本的过程中,早期家庭教育十分重要:如果这种教育与社会的需要一致,那么便具有积极价值,“可以作为已得到的时间和前期轨迹”;如果初期教育与后期社会的要求相抵触,那么早期教育便成为一种消极因素,即“一种是进行具有否定性价值的早期家庭教育(浪费时间且是双重地浪费时间,因为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改正早期家庭教育所产生的效果)”[3]。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通过潜移默化型塑无反思的、潜意识的心智图式,将客观条件、社会划分加诸行动者,产生相应的界限感、位置感,使行动者自动地、自觉自愿地依照这种被形塑的心智图式呈现世界表象,做出反应。
二、学业资本与应试教育
毋庸置疑,应试教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众矢之的。应试教育总是与考试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对应试教育的批评,自然会发展到对考试的连带批评———虽然反对应试教育不等于反对考试。但是,如果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学业资本”和“品味资本”虽然同属文化资本,但它们对于不同类别的文化是各有侧重的,与品味资本相比而言,学业资本在阶层差异方面表现得不是很明显,因此,发愤图强、记诵不辍,人人都可能取得高分,这样,“勤奋刻苦”的学生就更可能在考试中获得成功。
应试教育对于“勤奋”、“刻苦”的学生,对于“不够灵活”、“不懂变通”的学生是有利的,而这样的学生,更多的来自于弱势阶层。可以发现,人们在评价来自这些阶层的学生时,往往与对于应试教育的批评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这些学生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单调”、“呆板”、“沉闷”,即使是从积极的意义上说,人们给予他们的评价也往往是“老实”、“沉稳”、“认真”之类明褒实贬的形容词,这些词也往往被用来形容应试教育。相反,“自信”、“乐观”、“热情”、“豁达”、“风趣”、“伶俐”等等之类与“素质教育”密切关联的词汇往往与这群人无缘。所以,在对于考试一片严厉谴责声中,我们也能听到不同的声音,那些依靠考试(尤其是高考)改变了命运的弱势阶层学生往往对考试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而更多的人则是在对高考的爱恨交织中拼搏,隐忍前行;尤其是农村孩子为了摆脱贫困的窘迫与无奈,不得不用坚强的意志与命运抗争,付出比别人更加艰辛的努力。在这里,文化资本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出来:经过长时间的传承、积淀、熏染,文化资本作用下的个体形成一定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与社会位置在结构上具有一致性,从而进一步影响个体的心智结构。这种对应关系通过弱势阶层学生与应试教育的密切联系得以体现出来。
张德祥对辽宁大学的调查发现,在94级博士生中,农民家庭、工人家庭、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分别为68.7%、12.4%、18.7%,在95级博士生中则分别为68.4%、10.5%、21.0%。可见,学历越高,出身农民家庭所占的比重越大[4]。这一点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情况不同,“美国的休厄尔(1971)在一项重要的研究中曾对几名随意挑选的中学生的命运进行了长达14年的追踪研究,他根据样本的社会经济地位将他们分为4级,发现那些属于地位最高一级的样本比属于最低一级的样本上大学的可能性大4倍,大学毕业的可能性大6倍,读研究生或接受专业训练的可能性大9倍”[5]。张德祥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制约强度的差别、户籍制度的特殊性来分析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这的确很有说服力。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补充一个来自教育内容方面的因素,那就是隐藏在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的差别之下的学业资本与品味资本之间的差异。换言之,导致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别、中国学生对教育现状复杂矛盾的感情和评价的是学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差异,以及它们在不同阶层学生中的数量和比例上的差异。
具体而言,西方学者批评文凭主义的主要理由是:文凭是由考试来供给的,但这些考试往往是设计用来测量特定的与阶级相关的素质和特性,而不是用来测量实用技术和才智的[6]。他们批评的是以中、上阶层的文化为核心的“素质教育”,以及与之相伴生的考试制度,在这里,品味资本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今天中国的现实是,实际的教育活动中“高贵的神态”、“优雅的言行”、“自如的举止”等等与素质密切相关的内容还远远不是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在进入高等教育之前,学习成绩是第一位的;在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之后,文凭证书是第一位的。如果能在获得这些首要因素的同时适当地兼顾一下品味资本,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但是,如果两者发生了冲突,或者存在着发生冲突的可能,那么理所当然地是以牺牲后者来保证前者。无论是在学习过程中,还是在考试时,学业资本(或者说“课堂上所教的内容”)都是主要的。
在中国目前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不能俱生”的情况下,过分地突出西方教育社会学中强调的品味资本的作用,显然有点方枘圆凿。因为,学业资本才是当今中国教育领域各类人士角逐的最大本钱。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学业资本在社会弱势阶层实现上向流动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当考试越来越强调对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考测时,不可避免地,勤奋刻苦的因素在考试成绩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下降,而受教育的条件和成长环境所起的作用在不断上升,这时,“天资聪明”(这往往是“出身社会中、上层”的同义词)的学生则更有可能获胜。这就涉及品位资本与素质教育的关系问题了。
三、品味资本与素质教育
虽说今天的中国教育总体上还是以应试为核心,但在教育过程中还是可以看到“自如的人”,他们是成功教育、快乐教育的典范,是素质教育、对话教育的楷模。他们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时与教育内容在学业资本与品味资本上的差别密不可分。素质教育的目标与品味资本的习得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学习过程和交往过程中,不同阶层的人最终还是能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这种差距最终也能够通过考试反映出来。
学业资本与品味资本的差别十分明显地体现在学习过程中,相对于学业资本与应试教育的紧密关系,与素质教育关系更为密切的是品味资本。如果说对于某些学习内容而言,在具备了一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恶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收到比较明显的效果,那么,对于侧重品味资本的内容而言,这种恶补基本上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以文化能力的形式存在的品味资本是一种内在化的文化资本,它是一个人的固定财富,是一个人的确定的组成部分,是人的素质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由“实有”变为“实存”的东西。因而,品味资本与特定的个体是紧密相连的,需要长期积累,难以速成;而且一经形成,难以改变。斯沃茨(D Swartz)分析到,对于学业成功的下层阶级学生而言,他们比上层阶级的学生更加依赖学校来获得文化资本。参加考试的上层阶级学生中很少有人能在涉及学术概念的问题上取得与下层阶级学生同样好的分数,因为这些下层阶级的幸存者通过突出的思维能力、个人努力、特殊的家庭或社会环境获得以学术为基础的文化资本,弥补了他们先天资本的缺乏。然而在需要更广的文化知识的问题上,这些下层阶级的学生也不能取得好的分数,因为他们没有上层阶级同学的背景。尽管出身下层阶级的学生在学术上是成功的,但是他们因在文化风格上的过于‘学术化’而显示出先天文化不足的痕迹[7]。“学术化”的风格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弱势阶层学生的先天缺陷,但是,“先天文化的不足”则是靠后天的努力难以弥补的。
如果说学习过程中品味资本与素质教育存在密切关系,并导致了学生阶层的区隔化现象,那么,在交往过程中,这种关系和现象就更为明显了。就大多数学生而言,作为来自中层或者上层的学生,在读书期间,不一定会刻意去鄙视来自社会下层的同学。只是由于毕竟双方生活环境相差太大,所以并不是太熟悉,也未必很了解,至于换位思考,则更属于困难之事。调查发现,由于面对多个文化坐标,农民工子女心理呈现出典型的“过渡人”的特征。具体说,他们既生活在农村,又生活在城市;既不生活在农村,又不生活在城市。他们处于一边回顾农村,一边眺望城市;一脚刚从泥土里拔出,一脚又刚踏上城市的门槛。表面上看,他们已开始接受一种全新的城市思维方式,但潜意识中又根本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的小农意识的影响,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想要回归传统,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边缘性和不确定性[8]。实际上,造成不同阶层的学生之间的差别以及学生自身的矛盾的原因,与其说来自认知,不如说来自习性,来自生活习性造成的品味资本上的差异。正因为如此,这种差异一旦形成就极难改变。
考试是文化资本(包括学业资本和品味资本)与教育(包括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关系的集中体现。在同质的平等观导致的一元评价下,考试中体现出明显的“经济决定论”、“城市中心论”和“文化优劣论”,这将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子女置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有学者在探讨有关高考改革科目的公平问题时指出,高考改革中表现出了“城市价值”的取向。如广东省自1999年开始在高考中增加英语考试听力,这虽然对改变过去英语教学重语法、轻交际的倾向,对全面考核学生外语综合能力不无裨益,但对于经济及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来说,外语教学师资及教学设备尚无法保证,在他们与发达地区考生的竞争中,又增加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与此同时,在许多考题中也呈现出明显的城市价值取向,欠发达地区考生的不利境地进一步被扩大[9]。可以说,目前的诸多关于考试的改革,只是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形式公正,距离实质公正还有很大一段差距。
实际上,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目前许多考试的内容,不仅是在测试教师及学生在课堂上的所教所学(这里更多的是“学业资本”),还在测试学生在课堂外、学校外的所知所获(这里更多的是“品味资本”),这使得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学生面临着不平等的竞争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那些缺乏与考试要求“相匹配”的文化资本的弱势阶层学子而言,要想通过考试跻身上层社会,只能寄希望于考试的内容客观“科学”可操控,最好是“考什么就教什么”,“教什么就考什么”。在考试中,评价标准最好就是分数,考试内容最好就是各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考试形式最好就是笔试。标准、内容和形式最好都是以智力为主,最好就是考记忆能力。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和上层社会的学生一拼高低。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试教育是他们的最大福音。但是,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民族的传延进步,以及从教育的本质上看,这却是令人忧虑的。今后的教育改革(包括考试改革),如何在学业资本与品味资本之间、在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在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
(陈卓,浙江警察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浙江杭州310053)
摘要：作为两种不同文化资本形式,“学业资本”和“品味资本”分别是以学业、学术、学问为基础的文化资本和以品味、格调、情趣为基础的文化资本。相比品味资本而言,学业资本在阶层差异方面表现不是很明显,因而更有利于弱势阶层学生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实现上向流动。相比学业资本而言,品味资本与素质教育的目标联系更为紧密,在学习过程和交往过程中,以及在考试选拔的过程中,不同阶层的学生最终还是能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
关键词：学业资本,品味资本,教育,社会分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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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分层 篇8
社会结构是指社会成员在具体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结构, 它包括静态和动态两种状态。社会的静态结构通过社会分层来反映, 动态结构则通过社会流动来反映。可以说,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流动本身即意味着有一个不平等的阶梯存在, 而这不平等的阶梯即是社会分层的具体体现。社会分层 (social stratification) 是西方社会学关于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概念, 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 将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或层次。“分层”最初是一个地质学概念, 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由于社会存在着与地质构造相似的高低不平现象, 社会学家便借用了这一概念来分析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社会分层理论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划分社会层次结构必须依据三维标准:经济标准 (即财富, wealth) 、社会标准 (即身份地位, status) 和政治标准 (即权力, power) 。其中, 经济标准是指社会成员用其经济收入来交换商品或劳务的能力, 其中包括使自己受到良好教育以获得较好经济地位的能力。社会标准是指个人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得到的声誉和尊敬, 政治标准是指支配他人的能力或者强行贯彻自己意志的程度或可能性。上述三条标准, 实际上分别就是“利”、“名”、“权”。它们之间有时是相互联系、甚至相互重叠的, 但彼此并不能完全等同或相互替代, 而且各自可以独立地作为划分社会层次的尺度。财富的差别产生阶级或阶层, 地位的差别产生身份群体, 权力的差别产生政党。这种由财富、地位和权力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分层模式便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核心之所在。根据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理论, 社会分层对于满足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的要求是必须的。只有让那些最有资格、最有能力和竞争力的人去承担那些最重要的工作或职位, 社会系统才能保持平衡和协调, 才能实现正常运转。[1]
在现代中国, 建国五十多年来, 社会分层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50年代至1979年改革开放前, 社会分层采取的是“身份制”制度体系, 该制度将户口、家庭出身、参加工作时间、级别、工作单位所有制等等作为“社会屏蔽”的基本指标, 对社会群体进行区分。这些区分身份地位的指标由于多与“先赋因素”有关, 缺少公平竞争的机会, 束缚了社会成员的活力和积极性。改革开放后, 身份制开始出现解体迹象。人们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文凭、学历、技术证书等取代传统的先天身份指标, 所发挥的社会屏蔽和筛选功能越来越突出。[2]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中国视角
我在维普咨讯网里以社会分层和教育进行关键词检索, 所得文献共114篇。文献公开发表的时间和数量具体如下:2008年29篇 (期刊影响影子较高) 、2007年29篇 (期刊影响影子较高) 、2006年21篇 (期刊影响影子较低) 、2005年16篇 (期刊影响影子较低) 、2004年8篇 (期刊影响影子较低) 、2003年8篇 (期刊影响影子较低) 。无论从论文发表数量上还是期刊影响因子不断提高的事实基础上来看, 目前我国学者正日益重视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郑杭生、李强、张人杰等多位学者都对教育与社会分层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 他们相关的研究成果都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和改革的关键期, 对教育与社会分层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就2009年高考报考人的下降问题, 有学者认为是新读书无用论在我国教育领域的蔓延, 同时提出了对普通家庭背景的个人来说教育是否还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指标的疑问。厦门大学郑若玲教授对于此类问题的观点:对广大普通家庭子女来说, 高考作为一个可控的自致性因素, 几乎成为他们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实现阶层上向流动的一座最为公平合理的“独木桥”, 而教育机会的公平竞争恰恰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我认为对普通家庭背景的个人来说教育还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 而读书无用论的蔓延或许是我国教育领域不对称因素导致社会流动通道缩小的体现?或者是目前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出现了多样性?如果有更经济、更有效的向上流动的途径, 普通家庭背景的个人自愿放弃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的行为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正像华东师大曹晶所说的那样:目前我国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失衡是转型期农村教育的主要危机, 直接引起了农村教育中新读书无用论的兴起[3];那我们就应该解放思想, 为逐步消除教育领域不对称的因素, 着紧努力, 以建和谐教育。同时我们应该接受香港中文大学萧今教授的警示:教育具有两重性, 既是促进人向上流动, 同时也有社会分层和阻碍向上流动的作用, 以防止出现社会流动通道的闭塞。[4]
一个非典型的视角:三个农村义务兵
我选择三个能代表典型普通家庭子女的义务兵作为我访谈的对象, 同时他们也是历经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时代的变迁的见证人, 通过分析、对比对他们的访谈记录以探寻导致这三位列兵流动与否的因素, 以最终证明对广大普通家庭子女来说教育是否还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这三位光荣的列兵, 都是农村户口的义务兵, 且是来自同一个村, 在同一个部队服役过, 且服役之前所占有的资源非常相似;不同的是他们是改革前后的两代兵。
军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等级清晰;军队与地方通过转业可以很好的对接。因此国内普通家庭子女在高考失利的情况下很多都将服兵役视为现实向上流动的第二次选择。而刘海峰认为高考就是为社会分层而设, 我个人认为服兵役以获取军衔的提升也是军队里社会分层显现的机制。[5]
对三个义务兵的访谈分析
从访谈中, 我们可以获取以下信息:义务兵B和C是来自同一个村在同一个部队同一个连队服役, 服役五年之后他俩回到自己的乡村, 两年之后C考上了大学, 从此离开山村, 开始了城市的生活。在他们退役三十年之后, 义务兵D抱着入伍考军校的目的, 踏进了军营。在服役期间, 参加了军校选拔考试, 由于考试不第, 他选择了退伍。退伍之后,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基于自身的条件和经济基础, 他再次做出了努力学习技术的决定, 期望以此实现向上流动的理想。我根据社会分层的机制的因素和划分社会层次结构的标准作为分类标准, 将相关信息登录。
三个义务兵的传说演绎着什么?
通过访谈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当今中国, 社会分层的先赋性因素明显越来越少了, 社会分层的自致性因素对社会分层的影响越来越大。正是这一点给访谈中的义务兵D带来希望, 使他还能拥有一份“慢慢来的”心态。义务兵B和C是同一时代的人, 而义务兵D是是改革三十年之后的新一代人。正是三十年的改革消除了许多社会分层的先赋性因素, 使得自致性因素对社会分层的作用凸现出来。而只有在社会结构合理和社会流动有序的社会里自致性因素对社会分层的作用才会明显。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才有公平可言。
社会分层的自致性因素中包含了许多因素:“许三多”式的个人品质 (不抛弃、不放弃、不抱怨) 、教育、职业技能、创业等。进一步分析我们可知教育对于普通家庭背景的个人来说还是实现社会向上流动较经济较有效的途径。
由于目前我国出现本科生和硕士生就业难的情况, 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背景的个人开始选择放弃教育——这一社会分层的自致因素。我个人认为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或许是像义务兵B认为的那样“太难了”, 成功机率小, 感觉教育的竞争太激烈了;或许像义务兵D面对的那样“可以学技术或者自己创业”, 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也就是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具有了多样性。我个人认为在近五年本科生硕士生就业不容乐观、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具有了多样性的情况下, 教育界人士应该引导我们这个民族认清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是有限的, 应该帮助我们这个民族真正理解教育的本质, 同时将有志青年、有质青年、有技青年和有资青年即“有家底”的青年引导到创业——这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另一途径上来, 而不一定非得劝诫每一个人都得死抱书本。
参考文献
[1][2]郑若玲, 科举、高考与社会关系之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3]曹晶.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失衡:转型期农村教育的主要危机.《教育科学》[J]2007, 第23卷.第1期, P1-P4.
[4]萧今, 社会分层与弱势群体的继续教育《,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J].2007第3期, P63-P76.
教育社会分层 篇9
一、“蚁族”的内涵
“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1], 是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 他们比普通人有着更多令人堪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以及无法释怀的青春梦想, 卸下“天之骄子”的光环, 在“蚁族”身上有挥之不去的“迷茫一代”的阴影, 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草根阶级。这些拥有远大理想和惨痛现状的“80后”一代, 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 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 他们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高智、弱小、群居是“蚁族”群体的特征。“蚁族”主要出现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 这些大学毕业生怀揣着梦想到学校, 充满着理想出校门, 但残酷的现实教会了他们什么是生活, 以北京唐家岭蚁族聚居区为例, 因环城带地区交通便捷, 生活成本低廉, 大量合法和违法建设的出租房屋使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此落脚成为可能, 因而形成聚居。小小的聚居村折射出一幅中国大多数年轻人生存现状的结构图。
二、社会分层和流动视角下的“蚁族”现象
“蚁族”的产生说明我国就业制度不完善、不合理, 说明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和就业期望需要调整, 说明我国社会流动的滞缓和社会分层存在的不合理现象[2]。这一现象的存在既包括高校毕业生自身的心理因素, 同时也和社会环境等因素有关。
阶级、阶层存在的必要前提是特定社会价值物的相对稀缺, 以房子为例, 蚁族聚居的主要原因多是房价太高, 和有限的工资相比, 不断攀升的房价让大多数步入社会的高校毕业生望洋兴叹, 或是沦为房奴在人均工资线以下苦苦挣扎。然而在狭隘的择业观念驱使下, “宁要北京一张床, 不要外地一套房”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 落后地区出来的大学生宁可在大城市做“漂”, 也不愿回到自己的家乡, 或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但是, 由于“漂一族”在大城市寻不到落脚之地, 很难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 经济的拮据加上心灵的无所寄托只好选择聚居的形式, 在矛盾和挣扎中试图融入城市生活。
社会学所说的社会分层指的是依据一定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 一个社会的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与现象。社会分层体现着社会不平等。社会学家陆学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 先将社会分为五种社会地位等级, 又是运用定量原则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程度, 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在职业类别方面, 由高校毕业生聚集的“蚁族”是一个高知群体。然而群体中大多数人从事简单的技术类和服务类工作, 以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为主, 产业层次较低。在社会资源的占有程度方面, 该群体虽拥有较高学历, 因家庭出身和职业岗位所限, 多属于打工阶层, 组织资源有限, 是低收入群体, 且在其生活的城市无固定房产;从收入支出上看, 他们收入的70%以上用于支付房租与承担基本生活保障。同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一样, “蚁族”群体处于社会阶层结构的较低层次, 属于弱势群体。
“蚁族”、穷二代现象是社会阶层的一种生存和发展状态, 是一种在市场化过程中因公共政策不到位而产生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社会制度创新明显滞后, 也阻碍了阶层之间的相对自由的流动。其中最突出的是户籍制度, 它使广大欠发达地区生源地的高校毕业生陷入结构性的机会不公平状态。区域发展不平衡使社会阶层的断裂成为可能, 与中小城市或是农村相比, 大城市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大城市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城市的魅力和吸引力也在不断增强。与一些小城镇或西部的城市相比, 可以为大学生提供更为优厚的待遇和更好的发展空间, 很多大学毕业生在大城市巨大的吸引力感召下, 越是人才饱和的发达地区或大城市, 前去择业的就越多, 急需人才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或农村反到难招到人才。与此同时,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逐年扩大, 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 特别是近几年来, 我国大学毕业生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 不稳定的工作状况导致“蚁族”生活窘迫, 人生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与预期相差较远。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蚁族”是社会阶层化的现象, 是社会向上流动受阻导致的结果。任何社会都存在社会阶层现象, 社会阶层的产生与社会流动密切相关, 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阶层结构里, 如果转移流动的方向是由较低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社会地位, 可称为上升流动, 反之, 则称为下降流动, 这两种流动统称为垂直流动。社会流动特别是向上的社会流动可以打破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给较低社会地位和社会处境不理想的社会阶层成员带来希望, 带来努力和前进的动力, 让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自隋唐开创科举制度以来, 中国传统社会开始建立比较通畅的下层社会向上层社会的流动机制, 从而成为能够保持传统社会2000年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学而优则仕, 中国古代社会每年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通过这条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科举制给所有读书人以通过科考而非钱财、出身、关系、背景改变自己命运的通道, 为家境贫寒背景衰微的学子带来成功的希望。然而在当代社会, 由于社会分层的僵化和社会流动的滞缓, 个人的发展更多的看重的是权力和人情, 权力、财富等社会资源越来越呈现横向的集团化及纵向的世袭化, 父辈的权力和“人脉”, 会以某种方式“世袭”, 市场机制带来的利益分化加以权力干预的资源配置加剧了马太效应的突显。与“蚁族”尴尬的生存境地相对应的受到舆论口诛笔伐却依旧养尊处优的各种“富二代”、“官二代”, 许多靠近权力的机关和垄断行业里, 越来越没有平民和贫苦人家孩子的缘分。越是“苦读”的平民家庭出身的孩子, 机会可能越少。二代与二代, 就业岗位的阶层世袭;权贵与贫民, 公共资源的私人占有。据调查显示, “蚁族”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 家庭收入较低, 他们的父母处于社会中下层。对于“蚁族”成员来说, 他们从小被灌输的是好好学习, 将来考取大学, 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十年寒窗考上大学后, 他们仍然为了今后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而努力学习。但毕业时他们却发现, 由于没有硬关系和好背景, 只能又回到农村等欠发达地区。社会阶层结构出现的板结现象, 为底层民众的向上流动增添阻力, 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无奈等成长的烦恼在“蚁族”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3]。
蚁族、穷二代的生存困境反映出向上社会流动受到的阻力, 今天, 社会流动的宏大进程仍在继续, 在有序、开放的主流趋势下, 社会流动中存在的阻隔和难题也日益凸显。户籍制度的分割, 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 行业用人制度的僵化与任人为亲, 使优秀人才的发展空间日渐缩小。如今的“蚁族”对向上流动的沮丧一如上世纪80年代初的潘晓大讨论, 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的呼号[4]。
在一定意义上讲, 有阶层不可怕, 可怕的是社会阶层固化, 不能正常社会流动。社会存在底层群体也不可怕, 可怕的是底层扩大化, 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稳定的, 开放的, 有活力的, 各阶层可以通过广泛妥协和合作来实现共同利益,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共赢”。社会学家通常认为现代阶层结构形态应该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 即中产阶级逐步变大, 促使社会底层变小中间变大。一个和谐的社会, 应该给社会成员特别是具有较高知识储备的高校毕业生以公平的竞争机会, 拓展多元化发展空间。要通过改革, 不断构建和完善与和谐社会目标相一致的社会流动机制, 为更多的人创造上升流动的机会[5]。公平性、开放性和合性是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本质特征, 也是“蚁族”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的理想愿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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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体育社会分层与和谐社会构建 篇10
关键词：体育,社会分层,和谐社会构建
1 概述
社会分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是社会学永恒的话题。同样在体育领域中也存在着社会分层, 体育领域中参与体育的行为和价值也需要人们掌握相应的体育行为及资源, 而体育行为资源的掌握和人们的阶层地位密切相关。由此可知, 体育社会分层正如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一样, 体育人也可以被区分为高低不同的几个层次。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主要的目的在于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决策性思考的基础。构建和实现我国社会和谐是全国人民的理想。然而现阶段我国社会分层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社会分层呈金字塔型结构、群体间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流动不尽合理, 并开始出现一定的刚性等问题。在体育领域社会分层也存在着这些问题。这就让我们对如何构建合理的体育社会分层结构, 如何促进社会和谐, 如何确立合理体育社会分层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产生了好奇。因此, 本文通过对体育社会分层、和谐社会的构建进行分析, 以找到合理体育社会分层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 为体育社会分层、和谐社会构建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2 对社会分层、合理体育社会分层、和谐社会概念的界定
2.1 对社会分层概念的界定
“分层”原为地质学家分析地质结构时使用的名词, 是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可是社会学家也发现社会中同样存在着不平等, 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 也像地层构造那样分成高低有序的若干等级层次, 因而许多社会学家就借用地质学上的概念来分析社会结构, 于是形成了“社会分层”这一社会学范畴。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将社会分层下定义为:从社会角度的某些重要方面, 把组成一定的社会体系的人类、个体及他们之间在待遇上的相对优劣分成等级。我国社会学家也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分别对社会分层进行了定义。从主观上社会学家把社会分层定义为:社会分层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层次的方法。从客观方面上社会学家则把社会分层定义为: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由于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机会不同而呈现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层次的现象和过程。总结国内外社会学家对社会分层的界定。笔者确认为:社会分层是指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根据某一标准被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和现象。
2.2 对合理体育社会分层的概念界定
合理简而言之是合乎道理或事理。也指合乎个体与整体发展的规律, 寻求整体与个体同时提高, 当个体与整体不和谐时, 提供整体与个体进行思想碰撞的舞台, 坚持融合, 相互学习的观念。根据合理的概念及体育社会分层的概念, 笔者认为可把合理体育社会分层定义为:合理体育社会分层是指社会中的体育人通过合乎事理或合乎个体与整体发展规律的体育生活方式或本身具有的价值被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层次的过程和现象。
2.3 对和谐社会概念的界定
对和谐社会概念的科学界定是研究和谐社会构建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和谐社会的概念相当丰富, 近阶段, 社会学家对和谐社会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的理解和表述:
2.3.1 广义和狭义的和谐社会
广义上的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同一切与自身相关的事情保持着一种协调的状态, 包括社会与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协调等等。狭义上的和谐社会主要是指社会层面本身的协调, 是科学发展观所关注的一个相对单项的问题。
2.3.2 从全面系统角度定义的和谐社会
从全面系统角度, 傅治平认为:和谐社会就是指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其功能得到最大优化的状态。
现阶段我们所谈论的和谐社会多是指狭义上的和谐社会, 即社会的各个群体能够实现良性的互动, 整个社会能够表现出一种公正的状态, 能够安全地运行和健康地发展。
3 体育社会分层的标准
体育社会分层的标准虽然是建立在社会分层标准基础之上, 但是体育社会分层的标准也需要依靠体育的特点进行划分。本文就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体育社会分层的划分:
3.1 按职业分层
职业分层式以体育职业进行的分层。如:把从事体育工作的人员分为官员、教练、管理人员、运动员等。
3.2 按技术分层
技术分层是指把体育人群按照掌握体育的知识、技术、技能的等级进行分层。如:教练员、运动员、体育教师按技术可分为教练员等级、运动员等级、裁判员等级、社会指导员等级等。
3.3 按参与方式与参与程度分层
按参与方式与参与程度分层是对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按照参与方式与程度进行的分层。如:可分为直接参与、间接参与、终身参与、间断性参与、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等。
4 合理的体育社会分层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
4.1 合理的体育社会分层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重大理论创新, 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和拓展, 是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科学把握, 是我们党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实现党的执政使命,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和谐社会构建的提出顺应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体育是现代社会人们参与的一种社会活动。它对增强人们的体质, 培养自身美感、力量和智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体育社会分层是否合理不仅对社会的公平、公正与否也起到了直接的影响。也对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了影响。因此, 合理的体育社会分层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
4.2 合理的体育社会分层能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虽然我国目前存在着利益相对受损群体的规模有发展趋势、群体间贫富差距拉大了、社会分层呈现出了金字塔型结构、社会流动不尽合理, 并开始出现一定的刚性等社会分层结构的缺陷。体育社会分层作为社会分层的分支, 同样也存在着这些问题。但是现阶段体育利益的均衡使体育社会分层趋向了合理化。合理的体育社会分层对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了促进作用。
5 结论
和谐社会要求社会内各个阶层和谐共存, 体育阶层也不例外。本文通过对社会分层、体育社会分层、和谐社会、合理的体育社会分层概念的界定, 对社会分层及体育社会分层的标准概述。得出了:体育在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性以及合理的体育社会分层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也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了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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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分层 篇11
关键词:社会分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析
中图分类号:G65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4—0182—02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过程中,经济领域的变化导致社会群体的变化,出现新的社会群体或社会分层。这种社会分层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研究社会分层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社会分层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
1.激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主体性。李志英的调查报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大学生思想动向调查》显示,调查对党和政府工作的评价及未来发展的看法时,大多数被调查者对党和政府一年来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对国内外大事的关注和政治热点问题的看法,对关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事,被调查者表现了高度的政治热情和政治责任感。对“中日关系”、“连宋访问大陆”和“世界各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等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问题,表示“关注”和比较“关注”的分别为79.1%、72.2%和 67%[1]。可见,大学生群体对政府工作及国内外大事的关注程度是比较高的,来自不同社会层面的大学生以自身独特的视角关注国家大事和国家的发展,他们表现出的责任心,民族自豪感对于形成爱国主义情怀等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分层背景下,大学生群体的自我教育的主动性被极大激发了。
2.促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大学生群体来自不同的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有所差异,通过参与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体验着社会对其提出的不同道德行为要求。大学生思想品德认识上的分化给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对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以及在大学里他们所处的不同的群体,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增强其对某一阶层的社会现象乃至国家政策的认同感,使其将社会发展需要的思想品德内化为自身的品德认识,并用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思想品德指导自己的行为,适应社会、服务社会,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
二、社会分层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挑战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多样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思潮呈现出整齐划一的状况。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提倡效率,人们拉大了差距,大学生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形成了各种亚群体。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学生拥有如3G手机、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各种现代化设备。贫困生群体中不少人连交学费都困难,生活异常窘迫。这些亚群体之间在思想、行为等方面差异明显。贫困家庭的一些大学生出现自卑,自尊心过强,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等,在行为上表现出不易接近;富裕家庭的一些大学生表现出讲名牌、讲排场、贪图享受等。大学生群体表现出的心理和思想上的差异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挑战,传统的单一教育方式显然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教育对象的需要,难以取得理想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知、行背离。在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经济结构的变化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结构逐渐变成多个社会阶层并存的格局 [2]。社会分层的产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但不少来自下层家庭的大学生无法正视与其他同学的巨大差异,他们怀疑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怀疑国家的一些方针、政策,甚至出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动摇的严重后果。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大学生面临抉择时,迫于竞争压力而企图找到所谓的捷径,做出与社会弘扬的道德风尚背道而驰的行为。在这样一种认识与行动的冲突之下,导致其出现知、行背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对处于具有强烈好奇心理和一定逆反心理年龄阶段的大学生群体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影响。对市场经济的种种负面作用“免疫力”不强,价值观念中的趋利性比较明显。他们在积极吸收世界现代文明的同时,也要经受与社会主义文明相悖的、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求相抵触的种种腐朽思想观念的侵蚀。
三、社会分层背景下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分析
1.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双向互动关系。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相互依存的,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主导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受教育者主体作用的发挥,并且这两者应该是平等、互动的关系。
首先,必须尊重教育者的主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创造性劳动进行的,教育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党和国家应高度重视并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教育、培养,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素质高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代表着符合一定社会发展需要的思想品德规范,通过他们的创造性活动将社会发展需要的思想品德规范系统、有效地传授给受教育者。因此,应在全社会继续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切实保障教师的经济利益,完善教师上下流动和组织调动的制度,建立健全对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激励、奖惩机制,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安心工作,全心全意工作。其次,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应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阶段,强调发挥教育者主导作用的同时,须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其主动地接收、适应教育者提出的思想品德要求,并自觉追求更高层次的思想品德目标,从而形成正确的思想品德认识。在外化阶段,一方面,教育者要通过发挥主导作用,引导受教育者加深对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品德的认识,纠正受教育者的错误认识,对其加强社会所倡导的主旋律的教育。另一方面,受教育者也要在教育过程中切实发挥主体作用,在自我教育中对自己的思想品德认识进行自我评价、自我分析,对自己的思想品德行为进行自我训练,自觉地进行自我教育,实现从知到行的转化。
2.加强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和层次性。第一,教育内容应当“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践。” [3] 在社会分层背景下,其一,教育内容应贴近大学生群体,即应在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思想品德规范的前提下选择能切合不同层次大学生群体的教育内容。其二,教育内容应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即教育内容应从大学生的实际生活中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素材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其三,教育内容应贴近大学生群体的实践。挖掘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有直接帮助的因素,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践行道德风尚,发扬高尚风格,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第二,教育内容应具有层次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应充分分析教育对象的特点,采取适合不同层次大学生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首先,对贫困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应充分挖掘其吃苦耐劳、生活朴素、学习刻苦等闪光点,在此基础上进行重塑信心的教育。其次,对一般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应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等的教育。培养其遵纪守法,做知法、懂法、守法的公民。在就业指导中,教育其正确估量自己,选择能充分展示自身才能的职业,干一行、爱一行,踏实工作、乐于奉献。最后,对综合素质较好的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除了对其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等的教育外,还应对其进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使其把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投入到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小康生活的实践中。
3.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1)利用网络等多媒体信息渠道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网络因其具有“开放性、平等性和渗透性”而吸引着大学生群体,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利用网络的多媒体的视听说效果,增强吸引力。但我们也应看到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介利用网络对大学生进行淫秽、暴力的宣传,有些甚至利用网络散布反党反社会的言论,这对大学生群体必然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还有的大学生沉湎网络,甚至模仿网络里的暴力镜头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因此,在利用网络等多媒体信息渠道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的同时,应加强对网络的监管,净化网络。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教育者可利用博客、QQ等工具,在与大学生互动的过程中创新教育方法。(2)活动教育方法促使大学生知、行统一。应当让大学生投入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在实践中加深对社会的认识,使他们的思想在实践中得到升华。在实践活动中,应充分发挥学生党员和学生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学生党员是党在学生中的宣传员,可以通过他们及时地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学生干部是师生间沟通的桥梁,让其在班级管理中承担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配合辅导员等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实践,大学生易于迷失自己或被现象所迷惑,因此,要引导学生增强对这些社会现象的分析,对于社会分层现象的客观存在和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不能采取一味的回避态度,相反这些正应该成为德育实践的首选内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实现道德从外化到内化,必须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就要求教育者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经验总结和组织学生谈心得体会,让学生有反思的空间,这样才能把德育实践转换为学生的自觉行动,实现德育内容的内化,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境界。
社会分层现象是社会转型时期的显著标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此我们应当正视这一现象的存在,同时也应重视这一社会现象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并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和改进在社会分层背景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李志英.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大学生思想动向调查 (上).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4):48.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Z].中发 [2004] 16 号文,2004-10.
社会分层视野下思想行为的解读 篇12
1 客观向主观的转化———“一个人的客观经济地位最终一定会通过这个人的思想行为表现出来”
物质条件形成了个体现有的思想基础和行为习惯。马克思认为, “人们的思想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 是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 并受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因此, 人的思想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存在决定, 个人行为反映、体现着他的思想。
由物质条件决定的需求差异, 使思想行为具有不同出发点。“不同的物质条件必然激发人们不同的物质需要, 不同的物质需要, 又引起不同的动机和思想, 并指导人们从事不同的社会实践。”社会分层背景下, 人成长的家庭拥有不同程度的“社会资源”, 这些资源的多、少决定了他们利益需求的方向和程度, 并形成他们的价值取向, 即什么是他们缺少的, 什么是他们想要的。思考问题、行为动机出发点不同, 就导致了他们思想行为的差异性。
由物质条件决定的环境条件, 使思想行为反映不同外部存在。“社会存在是影响主体思想形成的决定因素”。人所处的社会存在不同, 由不同社会存在决定的“思想”就不会相同, 受这一“思想”支配的行为自然也不同。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 经常处于的场所、经常从事的活动, 莫不与“物质条件”有关。“物质条件”水平决定着这些活动的层次、内容, 进而在日积月累、潜默移化中反映到的思想行为中。由此也不难理解, 一个从小生长在一线大都市的人, 与一个偏僻山区成长起来的人显然具有不同的思想行为。
由物质条件决定的实践条件, 使思想行为发展变化受到客观制约。“实践是个体思想发展的决定因素”, 因为人的思想所反映的“社会存在”是一种外部的因素或条件, 只有与个体本身的“已有思想结构”相结合时, 才能共同发挥对人思想行为发展的影响作用, 这一过程就是人的实践。实践不是某种“没有根据”的想象, 它必须建立在足够的物质条件支撑上, 物质条件的多寡决定着实践活动的质量, 也从而在思想行为发展变化上对其产生重要影响和制约作用。因此, 研究人的思想行为, 就是要着眼他们原有的物质经济条件、家庭生活环境, 探寻他们思想行为的根源。
2 社会意识向个体心理的渗透———体现分层的社会意识、社会情感、社会需要向个体心理的内化
“个体成为社会的人, 必须具有社会人的心理。这种心理不是个体本身自然具有的, 而是从社会生活中产生的, 是社会心理、社会精神向个体心理的内化”。社会心理是人们对社会现象的普遍感受和理解, 表现于人们普遍的生活情绪、态度、言论和习惯之中。社会心理向个体心理的内化是社会意识、社会情感、社会需要等因素为个体所接受, 从而形成社会人的心理的过程, 是个体心理被社会同化的过程。
社会意识向个体内化, 影响着个体观念形成。社会上现存着各种科学理论、政治思想、道德观念、信仰追求等知识体系、社会经验, 这些“知识”、“经验”就是社会意识的物质存在形式。它们以大众传媒、书籍、课堂、人物典型示范等为载体, 在社会上的广泛宣传、持久熏染的过程中, 社会群体和个人结合各自的需要和内在思想结构, 就逐渐内化为个体的思想观念体系。
社会情感向个体内化, 影响着个体情感认同。社会上现存着大量关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传统中判断是非的“正义感”, 以及个体或群体体现出来的“坚强勇敢、百折不挠”精神等积极社会情感, 同时也存在着人们在利益得失中产生的“失落感”、“挫折感”、“不公平感”等负面社会情感, 这些“社会情感”对个体情感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人们出于自身不同的现实处境, 也可能出于当前追求的某种目标等, 对社会中的情感因素, 在某时某地引起了他们“情感共鸣”, 就深化了他们对这种情感的认识, 从而内化为个体对社会、对事物的情感认同, 影响和形成着个体性格、情感倾向等心理特点。
社会需要向个体的内化, 影响着个体的需要与动机。社会基于发展、变革等目标从整体上产生着各种需要, 个体只有满足社会需要或使个体需要与之相一致的前提下, 个人才能在社会中获取必备物质、精神条件满足个人合理需要。因此, 社会需要对个人需要起到了“引领”和“指挥”作用, 这种作用影响着个体需要与动机。
社会分层带来了诸多积极、消极影响, 这些社会精神因素、心理因素在便捷的现代信息传播模式中以覆盖式的态势向社会生活各领域渗透,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对那些积极的、进取的加以弘扬, 对消极的、负面的加以引导和抑制, 才能确保社会稳定和人的健康发展。
3 群体范式向个体行为方式的传递———阶层群体的生活方式以相对稳定的模式限定、影响着个体的行为
“来自社会、来自我们身边形形色色的人的要求, 构成了一张无形的网, 我们虽然可以在其中畅游, 却永远不可能真正摆脱这张无形的网”。这段话描述的就是群体对个体影响。人们总是生活在不同群体之中, 也基于群体有形的或是无形的影响形成着自己的行为方式。一般而言, 群体对个体的作用主要有规范和约束, 带动和示范等。
一方面, 群体生活方式具有客观规范和制约的作用。群体之所以如此容易的可以加以分别, 在于群体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来源于群体对个体的规范和约束作用。首先, 这种作用体现在某种约定俗成、公认的行为标准上。群体性的规范一旦形成, 就会对人产生影响和制约, 在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个人的行为特征、观念和思维定势等。其次, 群体思想行为方式的规范和制约直接反映“客观经济地位”。处在不同社会群体的人, 他们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总会体现出一种“经济性”特征, 很难想象一名出入高楼的白领与长年耕种田地的农民在生活方式、消费行为甚至交往范围上有太多的共同之处, 这就是“群体模式”的极端体现。行为学研究表明, 人们基于需要而产生动机, 基于动机而引起行为。马克思指出,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当“物质条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时, 人们 (下转第117页) (上接第104页) 以往形成的生活观念仍然是“相对稳定”的。这种“稳定”体现在生活细节追求, 消费内容倾向, 交往对象选择等方面, 这就在现实上产生着不同需要和动机。
另一方面, 群体思想行为方式对个体具有示范和带动的作用。现代性的生活环境下, 铺天盖地的电视、报纸、网络等大众传媒及其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 使不同阶层的人们更清楚地看到社会生活的差异性。人们会通过不同的角度区分出生活标准的高低, 并本能的对“优质生活”的向往和期望, 当人们在现实上无法完全实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生活时, 就会通过模仿或是局部的具备“优质生活”的某些指标来达到心理上的满足。这样, “优质的”生活方式就对人的思想行为产生了影响。在这种条件下, 社会上的“跟潮效应”、“明星效应”就应运而生。
4 小结
来源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在思想行为上存在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根源于个体成长、发展社会环境条件的差异, 也来源于社会心理和群体行为的重要影响。从这些方面来看, 人的思想行为的发展、变化就具有了重要的解读线索。当然, 人的思想行为也不完全取决于上述方面, 本文仅从人的思想的外部条件层面上进行论述, 其它还包括个体思想自身的矛盾运动等因素, 本文不作赘述。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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