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问题的社会层面

教育问题的社会层面（共9篇）

教育问题的社会层面 篇1

一、研究的缘起与创新

2013年4月发生于复旦大学医学院的“林森浩投毒案”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虽然人们联想到当前青少年的生命教育现状, 但是紧密追踪该案件而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 还没有充分展开。故而本研究以这一案件为基点, 观察现今高中学生生命教育的水准。另外, 本调查的创新性还体现在多层面比较这一调查方法。高中学生生命意识的形成与家长、教师密切相关, 只有从三方面同时着手, 作出比较调查, 才能理解当前学生生命教育现状的形成原因。研究同时设计了地域性比较, 分别选择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和地处西部的甘肃省张掖中学为调查对象, 此外, 本研究还以在世界上生命教育水平位于前端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卫理公会女子学校为参照。

二、调查方法

问卷的设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方式。包含15个问题, 问题主体相同, 又根据不同对象、地域而有所变化。问卷内容包括关于林森浩投毒案的具体问题和一般生命教育问题两方面。前者共5题, 主要涉及了林森浩投毒案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后者共10题, 在较普遍意义上直接探讨有关生命教育的问题。调查对象以高二学生为主体, 还有高二学生家长、教师, 问卷有效数量及回收数如表1所示。调查还采访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卫理公会女子学校负责生命教育的教师。

三、调查结果与讨论

(一) 学生地域比较调查结果

学生是我们调查的核心。我们先比较分析上海高中学生与甘肃高中学生的生命教育情况, 同时参考澳大利亚卫理公会女子学校的有关情况。

1. 上海、甘肃高中学生生命教育相似处分析

第一, 在生命教育方面, 高中学生的学习水平整体较低, 如表2所示。

高中学生大多认为林森浩的弱点是少数人存在。仍有很多人认为生命教育可有可无, 甚至并不需要。因为生命教育水平普遍较低, 高中学生更多关注基本的生存安全性, 还无暇关注更高层级的热爱自己生命、尊重他人生命这样的内容。

澳大利亚自1979年开始就发展了生命教育, 并且建立了“生命教育中心”。联系访谈中笔者得知, 澳大利亚卫理公会女子学校的生命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部分, 没有人认为这是可有可无的。我国高中学生生命教育与澳大利亚有明显差距。

第二, 学校生命教育存在的问题更甚于家庭, 如表3所示。

上海、甘肃两地的高中学生都认为主要是来自学校和家庭的教育问题导致了林森浩的犯罪, 而较少学生认为如一些媒体与公众所认为的那样, 将学校宿舍管理混乱, 剧毒药物管理存在疏漏作为其犯罪的主要原因。且在家庭与学校的选择中, 学校是更主要的原因。

高中学生认为, 家庭对学生生命教育的经常性远高于学校, 而学校的生命教育目前还主要是授课式的。与澳大利亚墨尔本卫理公会女子学校生命教育的常态化与实践性相比, 差异较大。

2. 上海、甘肃高中学生生命教育差异处分析

第一, 上海高中学生的生命意识水平要略高于甘肃高中学生, 如表4所示。

第二, 上海高中学生对不满情绪的排解、调节略逊于甘肃高中学生。在第7题“怎样对待恼恨的人”上, 上海5.7%的高中学生选择了“狠狠地报复”这一选项, 而甘肃选择这一选项的高中学生只占1.8%。

第三, 上海高中学生与甘肃高中学生在人际关系的判断方面有较大差异。在第1题“林森浩说自己投毒只是开玩笑”上, 25.2%的上海高中学生和38.4%的甘肃高中学生选择了“可能”选项, 42.4%的上海高中学生和31.7%的甘肃高中学生选择了“不可能”选项。

(二) 学生、家长、教师三方面比较调查结果

1. 在学生、家长、教师三方面数据比较中, 上海、甘肃两地之共同性

第一, 高中学生生命意识受到家长、教师影响。在第2题“法庭是否可以相对宽恕林森浩”上, 不超过50%的上海高中学生、家长、教师选择了“应该”, 超过50%的上海高中学生、家长、教师选择了“不应该”。同样, 超过50%的甘肃高中学生、家长、教师选择了“应该”, 不超过50%的甘肃高中学生、家长、教师选择了“就应该”。

在第6题“你信任身边的人吗?”上, 超过50%的上海高中学生、家长、教师选择了“常信任”, 不超过50%的上海高中学生、家长、教师选择了“有时信任”, 很少的上海高中学生、家长、教师选择了“常不信任”。而超过50%的甘肃高中学生、家长、教师选择了“有时信任”, 将近50%的甘肃高中学生、家长、教师选择了“常信任”, 很少的甘肃高中学生、家长、教师选择了“常不信任”。

上述两题的选择显示了明显的地域差异, 以及家长、教师对高中学生的影响。

第二, 对家长与教师的影响相比较, 高中学生受到家长的影响更大, 如图1所示。

15题:高中学生最缺少的生命教育内容是什么? (1) 基本救护知识 (2) 热爱自己生命 (3) 尊重他人生命 (4) 防备他人危害 (5) 其他 (两地学生家长选择选项1的比例最高, 两地教师选择选项3的比例最高, 因此仅对选项1、3进行调查统计)

可见高中学生、家长都更关注生命的自我防护, 而教师更关注学生间的人际关系。

第三, 两地家长、教师对高中学生的生命教育都没有常态化、系统化, 如表5所示。

2. 在学生、家长、教师三方面数据比较中, 上海、甘肃两地之差异性

第一, 上海的家长在对孩子的生命教育方面略优于甘肃家长。

家长卷的第10、第11、第12、第13题是专门针对家长提出的, 包括尊重孩子生命的最重要表现、对孩子生命教育的最主要方式、对孩子生命教育的最常见内容、是否经常对孩子进行生命教育等问题, 几乎在每一项数据上, 上海家长都不同程度地优于甘肃家长。

第二, 甘肃高中学生受到家长影响程度大于上海高中学生。

如第1题, 上海高中学生大多认为林森浩对投毒动机的坦白是撒谎, 而甘肃高中学生大多数同意林森浩所言。上海家长、教师与高中学生选择一致, 而甘肃高中学生的选择与家长一致, 却不同于教师。第9题, 一半以上的上海高中学生以为, 尊重他人生命应主要体现为不侵犯他人权益, 而甘肃高中学生则更多地选择了不侮辱他人。上海高中学生的选择与家长、教师一致, 而甘肃高中学生的选择与家长一致, 却与教师很不同。

调查表明, 家长、教师常常意见不同, 而高中学生更多地听从家长。这样的结果是令人担忧的。

四、总结和思考

第一, 上海、甘肃两地情况的综合, 具有对整个中国青少年生命教育状况的代表性。林森浩投毒案的发生并非偶然, 如林森浩这样的青少年可能还有一些。要防范此类案件的再发生, 需要尽快采取措施, 提高中国青少年生命教育的现有水准。

第二, 目前学生生命教育存在的基本问题就是没有常态化。《上海市中小学生生命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指出:“开展生命教育是整体提升国民素质的基本要求。”生命教育在实际生活中却并没有被放到重要的位置上。这不能不说是以考试为中心的功利性教育理念压迫所致。

第三, 就生命教育而言, 目前学校存在的问题普遍大于家庭。如果高中学生生命教育更多依赖于家庭, 是不能保证其常态化、有序化的。

第四, 家长、教师是高中学生生命教育的主要来源, 但他们却意见不同, 这会很大程度地影响生命教育的质量。

第五, 上海、甘肃的差异也为我们提供了启示。只要家长、教师提高对高中学生生命意识的教育水平, 高中学生的生命意识就能得到提升。

此外, 高中学生生命教育虽直接来自于家长、教师, 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来源, 就是整个社会。澳大利亚墨尔本卫理公会女子学校的教师说, 他们在防范生命侵犯方面没有什么具体活动, 因为尊重生命已成为全社会的长久观念。所以, 我们固然需要调动家庭、学校的力量以加强高中学生生命教育, 更期待整个社会早日具有更高生命意识水平。

摘要：本研究以林森浩投毒案为基点, 调查现今高中学生生命教育水准。调查采用多层面比较方法 , 从学生、家长、教师三方面同时着手, 包含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甘肃省张掖中学的地域性比较, 以世界生命教育水平前端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卫理公会女子学校为参照。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中国青少年生命教育状况亟待改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没有常态化, 学校方面存在的问题普遍大于家庭方面。家长、教师经常意见不同, 而学生更多听从家长。总体而言, 上海学生的生命意识水平要高于甘肃学生, 这与上海家长、教师的努力密切相关。

关键词：中学生命教育,地域,家长,教师,差异性

教育问题的社会层面 篇2

析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思想的四个层面

从社会建构论心理学中萃取四个核心概念,各代表一个思想层面,以此结构出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思想体系的概观:1.批判:心理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2.建构:心理是社会的建构;3.话语:是社会借以实现建构的`重要媒介;4.互动:社会互动应取代个体内在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心.

作 者：杨莉萍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南京,210097 刊 名：心理科学进展  PKU CSSCI英文刊名：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年，卷(期)： 12(6) 分类号：B84-09 关键词：社会建构论心理学   批判   建构   话语   互动  

教育问题的社会层面 篇3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对于治理理论的探究就开始层出不穷, 社会理论的学者们, 在根据自己时代发展现况和管理理论实际需求总结了“治理”理论的概念。美国国际研究学会主席詹姆斯·N·罗西瑙 (J.N.Rosenau) 教授就提出了很有代表性的治理理论, 他表示, 社会治理, 不仅依靠的是政府机构, 同时非正式的、非政府的机制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他认为“治理”与“统治”有很大的区别, 虽然很多人在表义上认为他们可以互相使用与代替。其实, “治理”指的是通过拥有了共同目标的支持, 在无需国家强制力量的支持下, 社会组织通过自发自愿的努力, 去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管理主体从只依靠政府部门, 变为包括社会组织和各种非政府部门在内的多元社会力量。其次, 西方的学术理论界, 对“治理”理论也给出了一些权威性的定义, 如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这则代表性的研究报告中提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对于各利益主体和冲突双方, 需以公众利益为主, 调解不和、化解矛盾, 为了共同的公共管理目标联合行动, 持续参与的一个良性过程。而且社会治理突出强调的是社会管理不应只是政府的事情, 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商, 非政府组织变成了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必要的参与者和管理者;其次, 管理过程不应只是单一的从上至下的模式, 应该是双向互动的一个管理过程, 政府、非政府组织应联合共同治理, 实现和谐互动、协调合作, 互惠互动达到共同管理的价值共识。

我国的对社会治理理论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 相对比与西方学界的研究来说确实晚了许久, 但是国内学者们针对本国国情、既定的研究方向和不懈努力也取得出了很多的研究硕果。在我国, 比较早且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俞可平教授, 他在关于“治理”的概念界定方面, 提出的“治理与善治”在中国的行政学界产生了大的理论影响。他指出, “治理”可以定义为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 通过特定的权利资源和公共权威的运用, 来共同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秩序, 满足公众需求。治理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维护公众的和公共的利益, 在各种曾别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手段去引导、规范和控制公民的社会活动。因此, 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 它的目标是以公共利益为本, 它的组成部分包括必要的公共权威, 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

二、中国社会治理领域面临的问题简要概括

改革开放, 既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 也必然带来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总体来看, 我国社会治理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但是,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 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一是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导致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难以适应;二是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导致社会矛盾多样多发;三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动致使社会治理任务日益繁重;四是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使社会治理难度加大。

针对我国不同层面的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这就需要我们应用不同的方法来改善和解决。为了转变和优化政府治理方式、完善社会治理运行机制、转变政府职能, 创新政府社会治理体制和实现政府治理能力建设, 我们可以从根本的制度化层面着手, 因为“制度是公共权力机构实现其政治和社会功能的基本工具, 是获得主导性权威的前提, 制度决定了技术力量发挥的空间和可能产生的活力, 制度是理念践行的工具, 是确保社会治理过程规范化、有序化、连续化和一贯化的载体。所以, 只有通过不断发挥政府的主体能动性和制度化的创新及完善, 才能实现现代化社会的有效治理和体现政府治理的价值理念趋向。

三、提高社会治理效果的制度化途径

1. 实现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

在社会治理中, 政府和公众的共同协作参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而且公共治理是实现现时代治理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和重要环节, 因为现今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是有组织的、有秩序的, 有共同理念的参与但因为其局限性和约束性, 使公众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会有难度, 而且进展的并不是那么顺利, 由此变成了治理程序上的一个薄弱的环节。因此加强社会大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建设和合理机制的完善, 是实现有效创新治理的一个良好途径。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建设, 一是建立公民与政府的信任机制, 在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不应是漠然的对立关系或公众一方无自主权且唯命是从的服从另外一方的隶属关系, 更不应是敌对的对峙关系。既然要协同合, 那就应该是互相信任、互鉴互助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政府应充分的放权给公众, 发挥其主管能动的创造性, 维护和实现公民的政治权益。二是实现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利益协调、表达和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政府要给公众提供宽松的空间和条件, 可以实现公众意见的及时反馈, 使公众合理的建议和要求能得到政府采纳和支持, 并将对可能发生的矛盾冲突用以有效的方式和机制得以解决掉, 同时将政府对公众意见的回应公开化、透明化, 进而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三是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绩效评估和扶助机制, 政府拥有庞大和充足的资源性优势, 为了能鼓励公共大众能积极发挥作用, 可以将参与社会治理的不同组织进行实现分类管理、区别对待, 突出重点的运行过程, 对各社会组织的绩效进行评估管理, 对发挥作用突出的公众和组织有奖赏优待的优惠政策。此外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或项目购买、补贴、奖励等方式, 发挥专项资金引导作用, 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和治理。

2. 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的制度化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保证宪法和法律的全面有效实施。要想实现治理的现代化, 必须全面拥护法制建设的制度化实施, 法律手段和法治思维更是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的必要性工具。

法治建设制度化途径可归纳为:第一, 政府应加快社会治理领域的立法工作, 完善各级各界各部门的立法任务, 让人们有法可循、有法可依, 制定出详细具体, 切合实际的法律规范来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而且重要的是法律不能只写在纸上, 而是要写在公民的心里, 只有人心思法、人心思治, 才能达到法治治理的效果最大化。第二, 发挥好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的作用, 实践表明, 良好的道德风尚既可以减少各种矛盾纷争、净化社会环境, 又可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是法制制度建设的良好推动剂。要通过依法打击犯罪、让人民明辨是非, 平衡利益关系、使民众实现自我教育, 知荣辱, 明善恶、重品行, 使其自觉养成学法、守法、用法的习惯, 促进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第三, 执法队伍和官员执法能力亟需改善, 要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观念, 提高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 通过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 并通过促进司法公正、加强司法公信力来树立法律的权威, 增强全社会的法治意识, 对引导全社会的公众共同执法作出表率。且可知“善治者善法”只有把民主法治上升到的制度化的高度、加强有关部门的行政执法效果和实现治理体系法治化、科学化、程序化, 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危机。

3.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制度化

衡量一个社会的现代文明程度, 不仅要看经济发展, 还要看发展成果是否惠及全体人民, 习近平把民生问题解决的好坏作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成效的标准。所以, 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 要想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 保障体系的制度化、合理化建设是不可缺少和忽略的一环。在如今发展的新型社会, 对处于社会困难、穷困的弱势群体, 农村及偏远的发展不平衡地区和城镇的失业、老年群体这都是我们保障制度需要涉及的范围。

构建社会保障制度, 构筑社会稳定的“安全网”。需从以下两个个方面来看:第一, 完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 现阶段, 我国的低保困难家庭、特困户及残疾人的占比还很高, 为了让弱势群体可以得到实惠与帮助, 应尽全力分类施保, 规范管理, 政府应优化现行财政支出结构, 加大农村低保金和困难人群的支援力度, 适时的对社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行自然增长动态调整机制, 并将各区域的最低补差标准额度不断巩固。在实现财务支持的同时, 也应同时推进服务体系建设, 让更多温暖惠及需要大众。第二, 加快完善社会保险保障, 扩大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社会保险的覆盖面, 除此外也要统筹其他保险系统的建设, 实现五保”供养, 与农村合作医疗、住房救助、教育救助、司法援助等制度之间的衔接配套。切实发挥好保险的预防、补偿、保障的作用。同时也要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督体系, 建立保障监督委员会, 依法加强社会监督。

4. 实现公共权力监督机制的制度化

加强公共权力监督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必然要求。公共权力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维护人民利益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手段, 如果运用不好将会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造成负面影响。腐败作为当今普遍的一种现象, 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 所以应势必加强监督与危害人民群众主体利益的行为做斗争。

将公共权力监督机制上升到制度化的途径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对权力主体进行制约监督, 国家的公职人员, 因为掌握了权力资源, 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代替民众直接行使权利资源, 如果党性不高、思想道德修养高度不够, 会造成以权谋私、权利滥用的想象, 所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对权力主体的制约与监督制度, 应包含以下内容:着实加强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开展, 入选入职官员不仅要有做事能力更要有良好的党性修养和崇高的为人民做事的决心和态度, 此外要对领班班子的各期工作进行绩效考核, 全面、客观、公正、准确的评定党员干部的社政治业务素质和履行职责的情况;责任追究制度的实施, 对犯错、违反规章的人员进行警告严惩, 使其能够加强对自身行为的约束。权力主体的信息公开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 公职人员的财产收入要勇于公开, 使用的国家资源和公务、权力都要透明化、规范化。第二, 强化群众信访举报制度, 信访举报是群众监督的重要渠道, 通过纪检监察等各种监督部门的信访举报“窗口”, 接待群众来信来访, 处理群众举报、申述和控告, 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 保护群众利益, 发挥群众监督作用, 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查处违纪案件, 惩治腐败现象,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三, 舆论监督也是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其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支撑, 积极发挥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的作用, 将社会信息及时、公开、迅速的传递出去, 新闻媒介不仅可以作为政府的喉舌, 更可以反映民情, 传达民意, 实现党务政务公开, 监督检举, 增强监督合力和时效性, 在反腐倡廉中可起到很好的作用。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可知其是从制度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 在新的历史时期, 对于有效的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实现创新治理, 既要坚持我们党的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和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 又要通过深化社会体制改革, 用制度来保障基本民生、实现社会公平, 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本文从制度的层面着手, 通过公众参与治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公共权力监督机制的完善、党领导班子的绩效提高这几个方面来进行提高社会治理效果的针对性阐述, 从而对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能力建设及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提出了实际的要求。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会体制改革,以人为本,制度层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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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 篇4

中华民族拥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光辉历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最早可上溯到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一直绵延至今从未断绝。内容上自成一派，包容甚广，包括各种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典章制度、文献典籍、建筑、雕刻、书法、绘画艺术乃至衣食住行、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形式上多种多样，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诸子百家争芳斗艳的繁荣景象。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先进的交通、通讯技术拉近了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碰撞也更加强烈。为了减弱西方文化的冲击，保护传统文化的纯洁性，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十二个词，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多人认为它距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我认为它是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是对传统品德的一种高度凝练。从个人层面来讲，“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四个词，是当前每一个公民应尽到的责任和履行的义务。

爱国就是要对祖国忠诚和热爱。俗话说有国才有家，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团结一致的强大动力，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发展繁荣的有力支撑。自古以来，爱国者被后人敬仰，卖国贼遭人唾弃。爱国就要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积极维护祖国的形象和利益；爱国就是要热爱广大的人民群众，孝老爱亲，怀着感恩之心，为人民服务，努力回报社会、回报人民，让人民生活更富裕、更美好；爱国就是要热爱祖国的优秀文化，自觉学习，大力继承发扬；爱国就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甘于奉献，甘于牺牲，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

敬业就是要履行应尽义务、承担起责任。敬业需要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一个人不管从事何种职业，担任何种职务，都应该辛勤劳动，扎实工作，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勇于承担责任，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干好本职工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作出相应的贡献；敬业需要有干一行爱一行的职业情感，充分调动自己的工作热情，积极学习，勤于思考，深入钻研，勇于实践，切实提高工作实效。

诚信就是要诚实待人、信守承诺。诚信是立身处世之道，人们常说“诚信者赢天下，失信者寸步难行”。与人相处，最重要的是讲诚信。诚信要求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求实不骗人、对己不自欺，反对虚伪和欺骗。这要求我们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用诚实劳动获取合法利益；以信立业，讲信誉、重合同、守诺言；平等竞争，以质取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要做到诚信为本，做到言必行、行必果。

教育问题的社会层面 篇5

制约高职院校开展社会职业培训发展的因素

认识上的偏差——过分强调高教性、弱化职业性

对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界定, 目前国内普遍的观点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一种高等技术教育, 学历教育主要培养高等技术、生产、管理和职业型一线高级人才;非学历教育是一个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幅度较大的领域, 主要进行的是技术培训和职业资格证书的教育。它既具有高教属性, 也具有职教属性;既要承担职业教育任务, 也要承担职业培训任务。然而在我国, 一方面, 人们过分强调了高教属性, 忽略职教属性,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仍然被视为普通高等教育的补充, 是“二流教育”、“次等教育”, 在招生和经费投入政策中也一直处于次要地位。在这种大环境下, 不少高职院校的大学意识膨胀, 没有意识到培养应用技术和应用型人才乃为己任, 念念不忘的却是如何才能“升本”, 如何才能摆脱“高职”的头衔。另一方面, 学校学历教育与社会培训、与职业资格证书、就业培训体系等分属教育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分别规划、分别管理。于是一开始职业培训就被视为与职业学校教育并列的, 二者在各自轨道上独自运行。

“双师型”教师缺口大——源于培训力度不足

根据笔者对广东省内的高职院校的调查发现, 高职院校普遍师资的来源一是原中职中专的教师, 二是由大学培养的各科毕业生。鲜有有行业背景和企业工作经验的工程师、技术人员等能成为学校的专任教师。这些专业出身的教师, 在专业理论知识上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在实际操作技能上难免会有缺失。因此加强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培训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目前对双师型教师的培训力度是严重不足的,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高职院校对双师型教师的培训还停留在较零散的层次, 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还乏一体化的构建和整合。普遍存在着重视岗前培训, 忽略职后培训提高, 未能把教师专业发展纳入学院的总体规划。 (2) 双师型教师遴选标准一成不变地照搬教育部在高职院校办学水平评估中规定的几条标准和几个条件, 鲜见建立一套适合职院实际情况的标准。 (3) 由于高职院校是近些年在中等职业教育上发展起来的, 普教或中等职业教育的管理和教学观念时刻影响着教师。不少教师对高职教育并未真正理解, 往往只是传授学生知识, 缺乏主动参与培训的动力, 严重影响了培训的有效性。双师型素质教师的缺乏直接影响了社会职业培训的有效性和效果, 目前不少高职院校开设的社会职业培训多依靠外聘教师正是源于这个原因。从长远看, 师资的缺乏将不利于培训的广泛开展。

社会培训项目缺乏质量管理

笔者在和各兄弟高职院校同行的交流中发现, 不少高职院校的领导层对社会培训工作重视不足, 认为社会培训工作仅仅是继续教育学院或培训部门的事, 培训工作缺乏质量管理意识。既没有在学校层面上对培训事业的发展进行整体长远的规划, 也缺乏一套科学而有效的论证机制, 导致在培训项目的研发、课程设置和培训管理上随意性较大;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培训评价机制, 职业培训结果没能得到及时的检验, 培训是否符合企业的需要?高职院校基本不去做跟踪调查。从而导致职业培训与企业等用人单位的要求有很大距离而不自知的现象普遍存在于不少高职院校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被培训的人企业不需要企业需要的人找不到。久而久之, 企业对高职院校的培训有效性的信心将逐渐丧失。

促进高职院校社会培训发展的探索

树立大职业教育理念, 强化社会职业培训观念

1999年, 在第二届世界职教提升大会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沿用多年的“职业技术教育 (TVE) ”改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TVET) ”。20世纪90年代以后, 我国政府也强调职业教育要“坚持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 实行灵活的办学模式和学习制度。这些转变都说明培训已开始在认识上逐渐被提升到与教育并列的位置, 体现了大职业教育的理念。首先, 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 职业培训是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E.捷尔比 (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教育部部长) :“终身教育应该是学校教育和学校毕业以后教育及训练的统和;”职业培训成为了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贯穿人的一生, 每一次提升工作技能、方法的训练都应该被视为提高该职业胜任能力的教育。其次, 从高等教育的视角来看, 为社会提供培训应该被视为高职院校实现直接服务社会职能的最关键形式。教育部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指出:“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面向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适应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 培养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需要的实用人才, 真正办出特色。”由此可见, 高职院校的一大职能是直接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笔者认为, 目前开展社会职业培训是高职院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当前职业培训在我国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是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制造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二是随着农村城镇化战略的实施, 我国将有大批农业劳动力将转移到城镇从事二、三产业, 需要对他们进行培训。三是目前正在我国推行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也大大激发了各类人员参加职业培训的积极性。高职院校与社会一般培训机构比较, 在场地、设施、师资等方面优势明显。

优化高职院校教师培训体系

首先, 需建立一套适合符合本学院实际情况的双师型教师遴选标准。笔者发现部分高职院校评定双师型教师的方法是:教师同时拥有高校讲师以上职称、本专业的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证书便可评定为双师型教师。这些教师实际上并没有在企业从事过相关工作的经验, 而只是通过操作考核取得一个证书, 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双师型教师。况且, 各个高职院校办学特色、专业和师资队伍都具有不同的特点, 只有建立适合符合本学院实际情况的遴选标准才能使培训更具有指向性。第二, 需科学制定培训计划。培训计划的制定可以保证培训过程不会遗忘主要的培训任务。一个完整的培训计划应包含培训目的、培训的内容、培训讲师、培训时间、培训地点、考评方式、调整方式等内容。确定培训目标必须结合学校组织的总体目标和教师发展的个人发展目标。既不能过高或者过低, 还要尽可能获得受训者的认可, 从而能对受训教师产生激励作用。第三, 积极拓展培训途径。 (1) 高职院校可以通过支持教师到相关高校攻读硕、博士等, 提升个人的专业理论水平。特别是新开设的专业, 更要把教师送到本专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普通高校进修, 实现师资的再培养。 (2) 不少学者指出校企合作办学应成为培养“双师型”教师的突破口和速成捷径。有计划地安排高职院校的专业教师下放到对口的企业、公司进行专业实习和技能训练, 定期派专职教师到生产第一线了解生产设备、工艺技术和科技信息。同时通过与企业、公司进行项目合作, 使教师由单一教学型向教学、科研、生产实践一体化的“一专多能”型人才转变。 (3) 国家规范建设的职教师资培训基地在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上有着特别的贡献。黄幼中等指出师资培训基地的培养重点包括:“1、对符合学历要求但缺乏实践经验的专业理论课教师普遍进行实践技术培训, 便于他们在获得生产一线经验的同时参加社会职称考试, 取得相应的技术职称;2、对于从企业选调的专业技术人员和非师范院校毕业有实践经验的教师进行高等师范教育的培训;3、对少数未达到学历要求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进行相应的学历达标培训。”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师资培训基地的“孵化”作用, 有组织地选派有培养价值和发展潜力的教师去专业对口基地学习。

建设培训项目的质量管理体系

教育问题的社会层面 篇6

多层观是社会技术转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它认为系统转型是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协同进化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1]。

社会技术制度代表了多层观中的中观层面。它由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组成[2]:第一, 参与组系统;第二, 可以为这些参与组指明创新道路从而使得系统更为进步的规则集合;第三, 多样化的元素和资源。由于社会技术制度只允许渐进式的创新, 因此它一般能保持一种社会技术结构的动态平衡。

社会技术局面主宰着系统中的宏观层面, 作为不同参与组之间相互作用的外部环境, 它对中观层面的转型有着直接作用[1]。它包含了经济发展、社会标准、社会价值以及环境保护在内的许多问题。因为社会技术局面更关注广义的结构趋势, 而不是社会制度层面的体系的变化, 它甚至比制度层面更难变化并且变化得更为缓慢。

而微观层面则指的是“壁龛” ( niche) 。在壁龛之中会涌现出与制度层面中渐进式创新截然不同的激烈的变化。这是一种比较形象的比喻, 之所以称之为壁龛是因为它就像“孵化室”一样保护着激进的创新不被来自制度层面的残酷市场竞争所淘汰, 所以新的昂贵并且表现还不算良好的技术得以生存和发展[3]。壁龛为新生的创新提供充分的缓冲空间使之能够学习并且建立社会关系网络, 在其中, 新的技术可以有机会发展并且“边做边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多层观实际上是一个层层嵌套的等级结构:壁龛在旧系统的局面和制度背景下, 受局面和背景的问题和体系影响从而激发创新。因此, 需要强调的是, 新技术的突破不仅仅受到微观壁龛层面的影响, 同样受到包括宏观中观在内的整个多层系统的作用。只有整个系统才能决定新生的创新是不是足够激进, 以至于能推动制度的变革, 例如社会技术大局的变化迫使制度层面必须接受创新以使得整个系统有所改善。

然而, 因为社会技术制度特有的选择和稳定机制, 激进的创新大部分时候只能停留在微观层面。根据Geels的研究[2], 社会技术转型只发生在三个层面的互动同时发生的时候:只有在宏观局面的改变使得中观制度的参与者之间存在矛盾冲突的时候, 机会的窗户才有可能为激进的创新所打开, 而只有通过这些窗户, 这些创新才有可能冲破微观壁龛的范畴。此外, 更多的局面的变化也有可能因此发生, 因为新制度的建立也会反作用于宏观层面。

尽管多层观说明重大的创新在一定时间是可以顺利地进入旧的制度并形成新的制度的, 但是实际的系统转型途径往往会因为时机以及不同层面发展之间关系的差异而有所变化[4]。

1.2.1 转化途径

在这条道路上, 虽然制造混乱的大局变化对制度层面施加了压力, 但是来自于壁龛层面的创新并没有发展完全, 因此, 只有制度层面的参与者们会对来自于宏观层面的压力作出反应并且调整他们发展轨迹[5]。大部分的制度参与者还是维持不变, 只有它们的规则和原则发生了一些小的调整。新的制度会在旧的制度基础上稍加调整原有的发展方向后继续发展, 而重大的创新还是停留在微观层面。

1.2.2 重组途径

在受到宏观层面的经济压力之后, 制度和壁龛之间会产生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 所以制度会主动地接受来自微观层面的创新。重大的创新会作为附加或者部分替代被中观层面所接受, 这为后续的微观层面的创新提供了有利的空间。在这条道路上, 新的制度也是在旧的制度基础上发展, 然而因为一系列的累积的逐步替代, 制度中的基本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 第一条途径与此完全不同, 因为转化途径的制度结构从未改变。

1.2.3 技术替代

在这条道路上, 稳定的制度由于突然受到来自宏观局面的特定冲击, 从而导致各个参与者之间冲突不断, 这为来自于微观层面的根本创新打开了机会的窗户[6]。于是充分发展好的壁龛创新能够顺利通过这些窗户。通过势力的积聚, 新的技术得以进入主流市场与现有的参与者进行竞争, 并且最终取代旧的制度。

1.2.4 解构重构途径

这条道路的特点是制度层面由于突然受到宏观局面重大的冲击 (例如雪崩效应) 而产生的严重的内部问题[7]。旧的制度参与者开始觉得现有的制度是没有未来的, 所以旧制度分崩离析。然而, 由于并没有一种特定的来自壁龛的新技术能够证明其在新制度中的稳定性与潜力, 各种来创新会共同演化, 实验并且相互竞争。最终, 当一种最具有优势的技术成为主要的制度参与者之后, 社会技术制度将会重新组合并且恢复稳定。

2. 英国的能源系统转型

英国现有的能源部门主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系统, 由几个大型公司主宰燃煤、核能以及燃气发电, 而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电力是由可再生能源产生的。在90 年代能源系统的民营化和自由化之后, 英国能源系统的指导原则主要是由受政治环境影响的市场原则所主导[8]。

2.1 英国的能源系统转型途径

系统转型途径同样适用于英国的能源部门, 然而, 由于能源制度的基础设施是很难彻底改变的, 因此本文主要讨论了除技术替代以外的其他三条能源系统转型途径:市场原则 (转化) , 集中合作 (重组) 以及自下而上的挑战 (解构与重构) 。

2.1.1 市场原则

这条道路是与能源转型途径相对应的。在这条道路中, 政府对于能源市场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10]。能源部门将继续由大型能源公司主宰, 他们大多使用大规模拥有CCS技术的燃煤和燃气电站以及核能和海上风电站, 而小规模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则仍然受到限制, 例如陆上风能、波能以及潮汐能。高昂的碳价格以及CCS技术的成功应用将会使这种发展方向在2020 年之后非常流行, 特别是对于幸存下来的燃煤和燃气电站而言。此外, 随着交通部门的电气化、用电量的需求增加, 大规模能源公司的地位将会显得更为重要。

2.1.2 集中合作

这条道路则是主要基于重组原则, 需要强而有力并且集中的政府控制。国家政府以及大型能源公司将是主要的能源部门参与者, 他们不仅会投资拥有CCS技术的燃煤和燃气电站以及核电站, 也会关注像波能、潮汐能以及电动汽车这样的项目。但是微观层面的创新主要还是集中在大规模的能源技术上, 例如海上风电场以及CCS技术。在不久的将来政府将会设立战略能源部门 (SEA) , 这个机构将会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民用能源效率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

2.1.3 自下而上的挑战

这条途径就像解构与重构道路一样, 能源系统转型是更加地方化的, 转型的过程也会涉及到更多的普通百姓。新的制度参与者 (例如能源服务公司) 以及他们的经营模式将会在当地社区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得以发展壮大。这些参与者之间的合作改变了小规模可再生能源的处境:陆上和海上风能, 光伏电板, 可再生的热电联产技术 (CHP) 将会很大程度上替代原有的燃煤燃气以及核能。因此, 一些大规模的能源公司为了保留他们在能源系统中的一席之地, 也需要学习能源服务公司的业务模式。与此同时, 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功运用以及人们行为方式的转变将会进一步刺激小规模技术的研究与发展, 使它们在市场中更具竞争力。

2.3 能源服务公司在英国能源系统转型中的地位

目前英国的能源部门由大规模的能源公司垄断, 它们生产了国内99% 的发电量[9]。这些能源设施公司 (EUCo) 只关心销售了多少单位的电量, 基本使用化石燃料发电。与此不同的是, 作为能源部门一个令人瞩目的创新, 能源服务公司试图控制能源的消耗量并且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他们使用需求管理和更为环保的能源技术, 例如CHP。尽管能源服务公司目前还停留在微观壁龛层面, 它在英国未来的能源部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值得探讨的。

这些大型能源公司的业务模型已经开始包含能源服务公司的思想了, 它们开始向顾客提供需求管理或者高效能源合同。虽然这些公司仍然以销量最大化作为他们的首要原则, 但是超过半数的大型能源公司同时提供需求管理和绿色技术来减少碳排放。例如EDF公司为Morrison超市提供了能源使用合同, 这个合同承诺将为该连锁超市减少至少相当于100 万英镑的能耗[10]。这些公司的管理人员也提到, 将能源服务公司的思想融入它们的业务模型将使它们在能源市场更具竞争力。

与此同时, 能源服务公司的经营模式也已经使得一些新的参与者加入了能源市场, 包括城市议会、地产商以及工厂。这些组织大部分是被能源服务合同潜在的能耗减少量吸引而来的。此外, 制度参与者的关系也受到的能源服务公司的影响, 一些政府和私企开始合作, 例如Birmingham Energy Saver能源服务公司和Birmingham议会以及Birmingham环境组织之间的合作。

将来, 也会有很多项目促进能源服务公司的市场渗透。其中最引人瞩目的非2012 年开始的Green Deal莫属:居民将不再需要为光伏电板和需求管理服务支付费用, 因为这将会包括在之后的能源账单中, 而这其中的大多数费用其实也被所节省的能源所抵消。也就是说, Green Deal的提供商其实就是能源服务公司的另一种形式。

综上所述, 能源服务公司将会在未来能源系统和其转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然而, 尽管能源服务公司能够改变能源制度参与者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受到大型能源设施公司的限制, 能源服务公司仍然无法在短期内成为能源系统中的主宰者, 因为大型能源公司只是把能源服务公司的业务模型当做一种补充方案。因此, 由于能源系统制度仍然被既得利益和沉没资本套牢, 能源服务公司在未来的发展极有可能会像能源系统转化途径一样, 停留在微观壁龛层面。所以, 如上文市场原则所述, 拥有CCS技术的燃煤、燃气电站、核电厂以及海上风电场将会是英国未来的核心基础设施。

3. 结论

文章一开始先基于多层观的理论对低碳城市的社会技术系统转型途径进行了分析, 其中包括了四条主要道路:转化、重组、技术替代和结构重构途径。然而, 由于基础设施的稳定性, 其中只有三条道路适用于能源系统转型, 而这些途径分别对应英国能源部门中的市场原则, 集中合作以及自下而上的挑战这三种基本方式。

作为英国能源部门一种新生的创新, 文章重点讨论了能源服务公司在英国的发展前景。分析表明, 虽然制度参与者及其相互关系受到日趋重要的能源服务公司的影响, 然而, 因为路径的依赖性, 英国未来的城市能源系统仍然会停留在缓慢的系统转化道路。为了打破大型能源公司主宰的格局, 英国政府必须对能源部门低碳化的进程进行能动地管理, 加大对能源系统的政策介入, 以严格的低碳指标来控制大型能源公司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促使大型能源公司能逐渐向能源服务公司转变, 使得能源需求管理与节能合同能够得到真正的普及, 从而成功实现能源系统的低碳转型。

摘要：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紧缺的背景下, 低碳转型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特别是对于城市的能源系统而言。文章主要关注了生态城市中社会技术层面的能源系统转型理论框架以及这种转型理论在英国能源系统中的应用, 通过对系统转型理论的不同层面和不同途径以及其在低碳能源系统中的运用的剖析, 指明了英国的能源系统转型方向以及新兴的能源服务公司在其生态转型过程中的地位。

关键词：生态城市,系统转型,能源系统,能源服务公司

参考文献

[1].Geels, F W.Technological Transitions and System Innovations:A Co-evolutionary and Socio-technical Analysis[M].Cheltenham:Edward Elgar, 2005:30-31.

[2].Geels, F W.Technological transitions as evolutionary reconfiguration processes:a multi-level perspective and a case-study[J].Research Policy, 2002, 31 (8) :1257-1274.

[3].Schot, J W.The usefulness of evolutionary models for explaining innovation:the case of The Netherland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J].History of Technology, 1998, 14 (3) :173-200.

[5].Geels, F W, Schot, J.Typology of sociotechnical transition pathways[J].Research Policy, 2007, 36 (3) :399-417.

[6].Foxon, Th J, Hammond, G P, Pearson, P J.Developing transition pathways for a low carbon electricity system in the UK[J].Technology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0, 77 (8) :1203-1213.

[7].Foxon, T J.Transition pathways for a UK low carbon electricity future[J].Energy Policy, 2013, 52:10-24.

[8].Foxon, T J, Pearson, P.Towards improved policy processes for promoting innovation in renewable electricity technologies in the UK[J].Energy Policy, 2007, 35 (3) :1539-1550.

[9].OFGEM.Energy Supply Probe-Initial Findings Report[R].London:Office of Gas and Electricity Markets, 2008.

德国教育过程层面的均衡发展政策 篇7

1. 加大教育投入

加大教育投入是落实各个层面上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的关键。为了提高教育质量,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德国政府决定大幅提高教育投入。德国在2006年对教育和科研的总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5%, 新的政策目标是到2015年将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

2. 均衡配置资源

德国的教育管理制度和教育成本分担制度有利于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 德国各州享有文化主权, 自主负责州内的文教事业。因此, 联邦政府将自己的职责局限于全国性的教育事务, 如科研资助和对学生的教育援助, 其余事务均由各州负责。在每个联邦州内部,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工明确。州政府负责教育体制的结构规划, 如学校形式, 学制等, 确定全州统一的课程目标和内容, 如教学计划、课程表、教材、考试等, 统一负责全州教师的招聘和培训, 统一支付教师工资。地方政府负责按照州政府确定的标准建立以及维护校舍, 聘用及资助非教师类工作人员以及制定学校发展规划。为此, 地方政府会从州政府得到相应的资助, 如校舍建设资助、学生交通资助、教材资助以及运营经费。

3. 扶助弱势群体

教育问题的社会层面 篇8

一、教育教学从孩子们的观察层面入手

小学生都有很强的好奇心,善于观察。正确引导他们观察周围事物,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观,这非常必要。

例如,我们学习《平安回家》时,可以通过让孩子们认识交通标志,观看视频动画,告诉孩子们哪些行为是对的,哪些行为是不对的。新课程标准指出:有效的教学必须采用孩子们乐于接受的活泼有趣的方式, 帮助孩子们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对一二年级的孩子来说,他们对交通方面的认识最直接和容易接受的就是交通标志。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选取一些常见的交通标志,让学生通过认知进行判断,再通过播放视频让每个孩子理解标志的代表含义。同样, 对于交通规则,我们要借助多媒体技术的辅助作用,通过动画方式,让孩子们先有正确认识。在识别交通标志和观看动画视频之后,让孩子们积极发言,讨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识别这些标志,如何遵守交通规则。

再比如我讲《金色的秋天》时,给孩子们留两周的时间准备,让他们先观察再写观察小记,随时记录一些观察到的东西及实物资料的收集,还让孩子们亲自画一画,拍一拍,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体验秋天,了解秋天,感受秋天。同时交流孩子们在秋天里的发现。要特别结合家乡一年季节的变化,让孩子从中感悟到祖国的辽阔和资源的丰富。这样,就不再是自己一个人讲,孩子们被动地听了。体现了以孩子们为主体的新课改理念,更重要的是把孩子们当成了课堂真正的主人。总之,孩子们由于做了大量课前观察和笔记, 学习兴趣浓厚, 热情高涨,使课堂气氛变得活跃,教学效果很好。

二、教育教学从孩子们的模仿层面理解

模仿是孩子们的本能,也是孩子们的一种重要学习方式。在小学品德教育教学中引入社会生活中的角色扮演, 能让孩子们产生贴切自然之感。此外,在具体情境中,还能包涵丰富的信息,可供孩子们观察、体验和探究,进而作出判断。

又如学习《我要向你学习》时,在“如何才能真正的取长补短”环节,我让孩子们凭借教材中的范例和他们的生活经验,创设生活情境,进行小组讨论。并且在小组内有效分工,进行情景扮演,最后在全班加以展示。在展示过程中,不要忽视孩子们的评价和老师的评价。小组评价中我们还要随机进行有效引导。这样孩子们通过观察、倾听和评价,明白了真正取长补短就是让大家一起进步,一起提高。

又如学习《遵守交通规则》时,我们课前创设活动情境,在校园内模拟过人行横道和红绿灯的场景, 孩子们分别扮演小交警、行人等,所有孩子一起参与活动。让他们“真实”地体验如何遵守交通规则,什么才是真正遵守交通规则。在表演行人过马路时,让孩子们自己选择方式过马路,如果有孩子在模拟时闯了红灯,没有遵守交通规则,则不要急于纠正,而要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加以解决。小组讨论时孩子们自然会发表意见,并加以指正。然后我们一起归纳总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需要纠正的。最后在大家的一同努力下,使孩子们真正体会到交通规则的重要性。我们要抓好时机,积极引导孩子们表达活动时的感受,加深理解。

还有一点非常关键, 现在由于一些成年人并不遵守交通规则,孩子们自然会产生困惑,为什么大人可以闯红灯,不遵守交通规则。我们展开有效讨论,没有一笔带过,而是创设生活情境:被家长带着闯红灯该如何办? 设置问题让孩子们交流讨论,这样就尊重了孩子们的主体性,提高了孩子们的认识。讨论的结果不言而喻, 更能够使孩子感受到自觉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的重要性。

三、教育教学从孩子们的社会实践层面延伸

有句名言说得好:社会即学校,要在生活中教育。课堂上、课本中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我们必须深入社会,让孩子们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和融入社会,这样他们才会有更深刻的感受。小学思想品德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考虑,不能让学生成为摆设,不仅要组织他们多看、多做,还要多参与社会活动,让他们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使学习成为孩子们亲身体验的过程。

如学习《做文明的游客》时,我们带领孩子们出游时,就可以加以实践。比如排队乘车,不要不大声喧哗,进入景区要遵守规章制度,等等。我们还可以组织公益活动,成立爱护环境志愿者协会,清理垃圾和进行保护环境宣传。此外,我们要争取家长的积极配合,让父母做子女的表率。

又如学习《我的劳动感受》时,一方面引导孩子们学会关爱他人,知道社会中有许许多多人,每天默默地为我们奉献;另一方面要让孩子们参与一定的劳动, 体验劳动的过程和艰辛,形成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优良品质。

教育问题的社会层面 篇9

2012年8月2日, 审计署公布了全国社会保障资金 (包括社会保险资金、社会救助资金、社会福利资金, 其中社会保险资金在收入规模、支出规模、年末累计结余分别占比92.22%、90.37%、97.38%) 审计结果:截至2011年底, 部分地区扩大范围支出或违规运营社会保障资金共17.39亿元;部分经办机构审核不严格, 向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发放待遇或报销费用共18.52亿元;部分单位和个人违规牟取不正当利益10余亿元。审计查出违法违纪案件线索132起, 涉及300多人。面对违法使用社会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数额的巨大, 我们不得不反思:国家特别突出强调要加强对社保基金监管的这些年里, 为什么违法案件仍然屡禁不止?社保基金的监管主体在哪里?谁来为老百姓的“保命钱”保驾护航?

目前, 我国部分地方政府已经设有独立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 但是在全国层面上还没有设立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本文试对我国设立社会保险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

一、设立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险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的必要性

1. 设立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险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 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切身利益。

社会劳动者的“老、病、伤、残、孕”, 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 分别针对不同的弱势群体及其家庭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社会保险基金是社会保险制度的物质基础, 在社会保险制度运行过程中, 如果不能保证社会保险基金及时的征缴、安全的运转和足额的发放, 社会保险制度就难以贯彻落实, 对社会劳动者的基本保障作用也就会落空。因此对社会保险基金的合理监管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安全与稳定。设立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险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 有利于明晰社保基金的监管责任, 保证社保基金的有效管理, 进而保障公民的切身利益。

2. 设立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险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 有利于社保基金可持续周转。

目前, 我国社保基金的管理主要由中央人社部总体规划管理, 具体运营由地方政府负责。由于社保基金历史包袱沉重, 全国正进入快速老龄化社会阶段, 保费支付任务又较重, 地方政府为了保证社保基金的有效运转和及时足额发放, 多选择银行存款、购买政府债券等传统的、安全的社保基金投资工具。但是在社保基金监管体制严重缺失的情况下, “经济人”利己心理有可能推纵权力执行者权力滥用, 道德风险极大。在国家层面上, 设立联合又独立于财政、人社等部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 对社保基金进行更加专业化的统筹管理, 以加强对地方各社保基金监督委员会的监督, 将能更加有效避免社保基金投资挪用等风险, 有利于社保基金的可持续周转。

3. 设立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险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 关系到城乡社会的和谐发展。

社会保障的发展程度是国家“保民生”的重要体现。目前,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将有可能激化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矛盾, 一些家庭容易陷入“贫困陷阱”, 不利于社会稳定。2005年以来, 我国先后出台了20余项社会保障相关法规和政策, 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开展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新农保试点和城居保试点, 历史上首次为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建立了较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 为百姓的生存提供了保障。养老、医疗、低保等社会保障水平的稳步提高,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扶、共享发展成果的逐步实现, 关键在于社会保险基金做前提基础, 为制度的有效实行提供重要保证, 通过再分配制度使全社会平分社会财富。因此, 设立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险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 有利于社保基金的安全管理, 关系到城乡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设立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险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的紧迫性

1. 社保基金巨额缺口, 迫切需要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对社保基金进行统一管理。

2012年6月11日,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和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最新公开的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 至2010年中国养老金缺口高达16.48万亿元, 到2013年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报告指出, 人口老龄化冲击下, 我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巨额养老金缺口预测让人产生恐慌。各级地方政府社保基金入不敷出情况十分严重, 基金结余省份较少, 大多靠国家、地方财政补贴维持社保基金按时足额发放。2011年年底, 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透露:“10多年来, 地方管理的养老金年均投资收益率不到2%, 跑输通货膨胀率。”在辽宁省, 下辖14市都有养老金缺口。根据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计公报显示:2009、2010年辽宁省的养老金缺口逾200亿;2009年, 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34.5亿元;2010年各级财政补贴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13.1亿元。我国成立的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目的在于对社保基金的存量和增量实行更加严格规范的管理, 以逐步缩小社保基金缺口, 并为未来出现的养老金支出高峰做储备。然而, 理事会目前只有7000多亿的储备, 这部分基金短时期内远远不足于弥补各地出现的社保基金支出缺口。目前, 我国实行社保基金省级或县级统筹, 基金流通不畅, 导致社保基金分布不均。发达地区因流动人口基数大, 平均年龄偏小, 缴费人数较多, 因而社保基金有大量结余;反之, 社保基金缺口多集中于其他相对落后地区。在这种情况下, 设立专业的第三方社保基金监管机构对社保基金进行国家层面的统一管理, 既有利于社保基金保值增值, 快速弥补社保基金缺口, 也有利于避免社保基金过于集中的不均等分配现象。

2. 大量基金挪用流失, 迫切需要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对社保基金进行有效监督。

自1998年劳动保障部成立基金监督司, 各地陆续建立专门的社保基金监督行政机构, 并组织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 有些地方政府存在比较严重的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现象。例如, 有的挪用社会保险基金用于地方建设, 如修公路、建设开发区, 没有利息, 甚至无法收回本金;有的把基金以“启动资金”、“扶持资金”的名义借给企业, 大多无法收回;有的把社保基金借给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创办经济实体;有的动用基金炒股票、投资房地产等, 以谋取个人利益。目前我国只有地方的社保基金监管组织体系, 但还没有设立中央层次的专门的监管部门。因此, 我国迫切需要建立独立的第三方监管机构, 构建起科学完善的管理监督体系 (如下图) , 以加强对社保基金进行有效监督, 防止社保基金继续被骗保、挪用、挤占案件的发生。

3. 政府既执行又监管, 迫切需要规避利益的第三方机构确保基金的透明公正。

我国目前的社保基金管理体制要求各地积累的社保基金由各地自行管理, 地方社保基金监管部门 (一般直属于当地社保局) 既是社保基金的管理者又是监督者, 集运动员、裁判员于一身, 呈体制漏洞有机可乘而无外部监督管理状态。纵观整个社保基金管理体制, 近乎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下运作, 缺乏社会监督和相关监督部门的有效制衡, 地方社保基金管理决策者难免会肆意投资。然而,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法》不允许社保基金随意投资, 于是部分社保基金经办人将管理工作由地上转向地下, 进行暗箱操作, 上海社保基金案就是典型例证。因此, 在自我约束与内部制衡严重缺失的情况下, 迫切需要在国家层面上设立规避利益的第三方机构对地方社保管理部门进行监管, 以确保社保基金的透明公正。社保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应当将社保基金投资的成本、收益及其他重大事项及时公示于众, 向社会公告社保基金的支付、积累、运营等情况, 并通过法律法规予以明确, 逐步实现社保基金公开、公平、公正运作。

三、地方经验:委员会制、透明公正、责任至上

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0年审查发现有170多亿元社保资金被挤占挪用, 2004年统计发现有16个省份存在挤占挪用社保基金情况, 2006年社保基金违规使用金额高达71亿元。2006年上海社保案东窗事发后, 早已在几年前就有地方政府成立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这一组织才开始引起人们关注。

其实, 从2000年起,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在辽宁省进行“做实个人账户”的社保试点, 并指导辽宁成立了辽宁省社保基金监督委员会。目前, 在全国县市区建立的社保基金监督委员会已有170余个, 但从其成立至今近十年之久, 却几乎无人知晓这类组织, 就连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的多位社保专家也曾表示“我们也是在上海社保案之后从媒体的报道中才知道有这么一个机构 (社保基金监督委员会) 。”我国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设立社保基金监督委员会, 地方政府设立的社保基金监督委员会却普遍较早。尽管这其中大部分监督委员会对社保基金的监管工作还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 但地方设立独立的社保基金监管主体的出发点是值得在国家层面上借鉴的。

1. 监管主体构成委员会制, 规避利益, 避免权力过于集中。

广东省社保基金监督委员会由同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代表、工会代表、缴费单位代表、被保险人代表和有关专家代表组成。主任由同级人民政府分管社会保险工作的领导担任, 副主任由劳动保障部门、监察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地方税务机关和总工会的负责人担任。陕西省岐山县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由政府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工会和职工代表组成。其中, 政府方面代表由县人民政府主管县长及有关部门的分管领导组成, 用人单位和职工代表由省总工会提名推荐, 其他方面代表由监委会办公室推荐。

设立国家层面的社保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 目的就在于以独立明晰的行政角色对社保基金进行监管。监管主体的构成实行委员会制, 有利于集思广益、制约均衡, 防止集权和权力滥用, 也有利于防止基金外流和违规使用。

2. 监管主体注重行政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 利于监管工作透明公正。

陕西省岐山县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对社会保障实行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督办法, 采取专项检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实地现场监督与听取汇报、审议资料等非现场监督相结合、日常监督和中长期预警监督相结合等方式, 对参保单位和社会保障管理经办机构实施监督管理, 防止社会保险的危机出现。

目前, 我国对于社保基金的管理工作还没有做到公开透明, 社保基金缴费率、缺口额等计算方式至今还是个“谜”。公民自我利益保护意识薄弱, 社会监督几乎是一片空白。地方社保基金监督委员会的设立, 在于地方政府认识到监督工作对社保基金的安全运营至关重要, 从而在制度上强化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双重监督。

设立国家层面的社保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 既能加强对全国各地方社保基金运行的监督, 又要接受社会对其本身的监督。内外监督的双重制约, 既有利于权力的自我约束, 避免道德风险的产生, 又有利于保证监管机构工作的透明公正。

3. 监管委员会内部实行奖惩流动机制, 约束委员行为, 强调责任至上。

陕西省岐山县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对社会保障管理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问题, 向监委会报告并提出处理建议。对社会保障管理经办机构负责人提出奖励或惩罚建议。广东省社保基金监督委员会接受监委会的领导, 执行监委会的决定;保守秘密, 遵守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纪律;参加监委会各项活动, 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设立国家层面的社保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 可以借鉴地方实行奖惩流动机制的作法, 将企业管理精神权变灵活的应用于社保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内部监管上, 避免岗位专设和终身制就职现象, 有利于约束委员, 培养主人翁责任感;有利于提高委员工作积极性, 激励工作创新, 保证工作效率;有利于权责清晰, 永葆监管委员会的队伍活力。

四、设立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险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的可行性

1.《纲要》强调严格监管, 法律提供刚性保障。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确定的六项主要任务之一“加强社会保障管理与监督。严格基金监管, 维护基金安全。加快社会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化、信息化、专业化建设步伐。”《纲要》规定“十二五”时期, 社会保障工作的开展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基本方针, 这就要求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运营作前提, 要做到“可持续”, 就要确保社保基金收支平衡, 良性运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只有保证社保基金的充足稳定, 才能在政府有“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水平适度、持续稳定的社会保障网的同时, 更有“力”具体部署实施。我国《社会保险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严格监管。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制度, 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安全、有效运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采取措施, 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第六十四条强调:“社会保险基金专款专用,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挪用。”我国法律法规反复强调严格监管社保基金, 正是基于社保基金监管主体过于分散、社保基金统筹层次较低等突出问题的存在。社保基金的统筹管理层次越高, 基金的规模和调剂使用的范围就越大。因此, 在政策强调监管与法律明文规范这样的背景下, 设立国家层次的社保基金第三方监督主体是十分可行的。

2. 财政保障监管主体, 借鉴地方监管经验。

目前我国地方已有近200个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 最早成立的至今已有十余年之久。这些监委会是经省 (市、县) 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综合协调的监督机构, 多是为了加强对省级以下社会保障工作的统一监督而成立, 负责对社会保障政策执行情况和社会保障基金收支调剂、投资运营和发放结余等情况实施监督。借鉴地方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的经验, 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应该是由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代表、缴费单位代表、工会代表、被保险人代表和有关专家代表组成, 并协同人社、财政、监察、审计、总工会等部门主持工作。为了避免理性经济人利益趋势所带来的道德风险, 我国财政应单独设立专用基金对社会保险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进行拨款保障, 并规定奖惩措施, 有利于培养委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相一致。我国设立国家层面上的社保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时, 可以在借鉴参考地方社保基金监督委员会实践发展的基础上, 对其所暴漏存在的问题加以完善。值得在此一提的是, 在美国目前还未发生过有关社保基金被挪用或侵贪的案例, 这是因为美国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机构包括社会保障局、财政部、劳工部、国内税务局、社保和医疗统筹基金信托董事会等, 各部门有明确的职能分工。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着手加强“事前监管”, 以杜绝资金被挪用的风险。这也是我们需要借鉴学习的成功经验。

3. 专业队伍日益壮大, 组织技术条件成熟。

专业队伍方面, 过去的十年间, 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尤其在“十一五”期间, 国家更加注重对社会保障专业人员的培养, 国家分批在全国各大高校设立社会保障博士、硕士研究生点, 大量培养更具专业知识、专业素质的社保科研人才。国家拨专项资金, 资助成绩优异的个人或团队到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成熟的国家学习深造, 并邀请国际社会保障领域专家来国内长期指导, 社会保障专业队伍正在日益壮大。我国于2009年9月在北京由社会保障学界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就是我国目前最专业的高层学术群体, 每年开论坛年会, 为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献策献力。

组织机构方面, 在各地方, 已成立了地方级、不同层次的、独立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 社会保障机构的构架和管理制度已经比较规范, 大部分社保基金监督委员会都有章程, 对组织的构成、委员会的职责、权力义务、监督检查、议事规则等做了明文规定。在具体的实施执行过程中, 暴露出机构设置和体制制定中存在的问题缺陷, 因此地方层面已经有许多经验可供借鉴。在国家层面, 已经成立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财政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民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审计署等相关部门协助管理, 这就为我国在国家层面设立社会保险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提供了组织基础。

技术条件方面, 我国刚刚起步采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 是国家赋予个人社会保障权益的一种载体, 记载持卡人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等基本信息, 卡内标识了持卡人的个人状态 (就业、失业、退休等) 、社会保险缴费情况、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信息、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信息、职业资格和技能、就业经历、工伤及职业病伤残程度等, 是劳动者在劳动保障领域办事的电子凭证。目前已经可以凭此“社会保障卡”上网查询信息, 不久的将来, 还可以在网上办理社保业务。截止到2010年底, 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发卡数量已经约为1亿张, 预期到“十二五”期末的2015年发放数量将达到8亿张, 将覆盖全国60%以上的人口。社会保障卡的普及, 标志着我国社保事业将向着更方便、快捷的方向发展。

专业队伍的壮大、组织结构的规范、网络技术的成熟, 都有助于我国在国家层面上设立社会保险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

五、设立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险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的主要职责和政府责任

1. 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险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的主要职责。

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险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综合协调的监督机构, 借鉴地方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的经验, 其主要职责是:组织召开监委会会议, 制定社会保险基金风险管理准则;研究审定社会保险基金使用、投向等管理、监督的重大事项, 听取社会保险基金监督部门的工作报告;负责统筹对社会保险基金项目监管并确保其保值增值, 同时要督促落实基金安全责任制;依法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审计调查;公布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和监督情况;组织协调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使用中的重大违法违纪案件调查;对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磋商, 并制定有关应对措施和快速反应政策;监督和指导地方监委会的工作。

为确保社保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的监管工作高效,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财政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审计署等各个部门的分工应相当明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社保基金运作与储备, 财政部负责社保基金统计工作, 人社部、民政部负责社保基金征缴发放;税务部负责计算、征收工资税和社保税。同时, 社保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每年要向国务院呈交年度报告, 对上一年度的基金运行情况作出评估总结, 对下一年度的运行情况进行预测分析, 并完善基金运行时暴漏出的一些问题。

2. 设立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险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的政府责任。

目前, 我国在《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强调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的严格监管, 《社会保险法》也规定国家要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严格监管。地方社保基金监督委员会有很多监管经验值得借鉴学习, 社会保障专业队伍也在日益壮大, 组织机构、网络技术也逐步成熟, 在这样的背景下, 设立国家层面上的社会保险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 还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与保护, 承担起不可推卸的政府责任。首先要出台专门法律法规, 严格规范社会保险基金第三方管理主体;社保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作为独立组织, 同样存在权力滥用的道德风险, 因此必须通过权威的法律条文以约束其组织行为。其次要统一监管章程, 严格规范社会保险基金运营投资行为;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关系到社保基金的安全性问题, 为避免基金损失, 国家需定期制定合理的社保基金运营投资方案, 对投资项目比例、投资风险进行分析说明, 确保基金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保值增值的投资。最后要加大财政拨款, 保障社保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自身的利益诉求, 并通过学习科学管理理念来构建学习型组织文化、培养为人民服务的高素质专业队伍。

摘要：我国社会保险基金存在大量缺口, 但社会保险基金违法案件却频频发生。文章认为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主体不独立是导致基金违法案频发的根本原因, 因而设立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险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必要性在于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切身利益和社保基金可持续周转, 关系到城乡社会的和谐发展;紧迫性在于社保基金巨额缺口和大量基金挪用流失, 迫切需要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对社保基金进行统一管理和有效监督;目前政府同时行使执行权和监管权, 也迫切需要设立规避利益的第三方机构以确保基金的透明公正。在总结地方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组建及管理运行经验的基础上, 分析了设立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第三方监管主体的可行性:《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提供了充分的法规依据, 地方已有较多的监管经验可供借鉴, 专业监管队伍日益壮大, 监管的组织技术条件已经比较成熟。最后简要描述了第三方监管主体的主要职责、组织框架和政府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