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研究

社会性别研究（共12篇）

社会性别研究 篇1

1 国外旅游社区参与中的社会性别研究

国外旅游社区参与中的社会性别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社区性别关系研究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国外有关旅游与性别研究的文献很多,这些研究多是性别关系与旅游发展方面的研究:爱尔兰人文地理学研究发现在英格兰西南部传统经济(渔业)艰难的情况下发展旅游业,妇女成为发展的积极因素。在19世纪的西欧教区中,男性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现在,随着传统渔业的衰退和旅游业的兴起,男女两性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经济地位的变化不仅反映在社区社会经济系统中,而且影响到了区域乃至国家的经济结构。

1.2 妇女参与旅游活动的限制因素

目前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以男性占主导地位,仍然是一个男权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来讨论社会性别问题,不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大众,都将焦点集中于对性别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妇女进行研究。

(1)社区传统观念对女性参与旅游活动的限制。

Hennessy.S(1986)在英格兰西南部的案例研究中发现,妇女被(男性/社区传统)认为应该从事家庭农业耕作,并在旅游业中从事住宿及早餐服务行业(Bed and Breakfast)。在英格兰西南部地区,妇女们一般所承担的都是技术含量低、兼职性的工作。Roland S.Moore(1992)认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妇女受传统社会习俗的约束逐渐淡化。

(2)区域历史政策对妇女劳动力的限制。

西方一些国家运用法律措施将女性劳动力排除在外,这些措施包括:社会福利歧视体系(discriminatory social welfare system)、女性公众服务人员退休政策(obligatory retirement on marriage for public servents)。其中,女性公众服务人员退休政策规定,女性在婚后必须辞退工作,不得参加任何形式的公众事业。

(3)家庭角色对妇女参与旅游活动的限制。

妇女的家庭角色使得她们在参与传统的农业耕作之外,还要承担相当多的家庭事务(男性多从事家庭事务以外的工作),特别是在贫困乡村地区(村中男性多外出打工)。Lila Leontidou(1991)研究发现,在希腊,对于妇女来说,承担有偿劳动和季节性工作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们要承担繁重的家庭劳动和抚养责任,如进行农业耕作,照顾孩子、老人等。

(4)社区妇女自身的特征是其参与旅游活动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

在旅游感知研究方面, Mckay(1993)在研究加勒比海地区旅游与性别发展的案例中指出,当地妇女在旅游企业中的经济地位取决于女性的谨慎小心和通过做服务生、接待员所表现出来的母性。Momsen(1993)指出,女性趋向于小资本的工作,并且依靠卖家常食物、衣物等,而在激烈竞争的商业销售中处于劣势。

1.3 旅游业发展对旅游社区妇女的影响

旅游业的介入,对于社区妇女来说,虽然社区中男性所确定的性别关系结果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旅游为她们提供了新的依靠,增补了她们的经济收入,提高了她们在社区中的经济地位。Shumaker(1995)指出,旅游业的发展为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不论是后勤服务(behind the screen jobs)还是前台服务。Chant's(1992)指出当地妇女通过接待服务,与那些独立的、有自信的女性旅游者相互交流,改变了她们的观念和个体的潜在地位。

1.4 旅游雇佣中的性别问题

Vivian Kinnaird and Derek Hall(1995)的《旅游:性别分析》一书对旅游中的社会性别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指出妇女在旅游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她们的地位与其所承担的工作和责任不成比例,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Proinnsias Breathnach等(1993)对爱尔兰旅游性别问题的研究发现,在旅游相关企业,如住宿接待业、餐饮业、运输业、旅行社、管理业、娱乐服务业、旅游零售业等的雇佣者中,女性平均占雇佣总人数的54%。其中,在旅游住宿接待业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仅为18%。Peggy Fairbairn-Dunlop(1991)在研究萨摩亚群岛(南太平洋)的案例中得出:很大一部分妇女从事非正式的旅游工作,如手工制造、旅游、家庭旅馆、果蔬种植等。

1.5 性旅游中的性别

Vivian Kinnaird and Derek Hall(1995)将性旅游作为研究旅游社会性别问题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有不少国际舆论、社会团体提出,应控制性旅游的规模,主要是出于性旅游带来了对社会和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以及AIDS的快速蔓延。C.Michael Hall(1991)通过对性旅游进行研究总结出:目前世界上性旅游的主要目的地是东南亚地区,而客源地则主要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

2 我国旅游社区参与中的性别研究

相对国外来说,我国旅游学术界还没有对旅游社区参与中的性别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有的只是从旅游研究的宏观角度获得的一些见解,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2.1 旅游社区妇女在旅游参与中的重要地位

笔者在对香格里拉藏族旅游社区妇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社区妇女在旅游参与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显现出来。孙新(2009)从性别分析的视角出发,对小庄村社区土族妇女参与民族旅游问题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分析与研究, 结果表明社区土族妇女对民族旅游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2 旅游发展对社区妇女的影响

井莉(2008)在文献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民族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妇女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王兰(2006)以云南为例,指出民族旅游对少数民族旅游目的地的影响既包括正面影响又包括负面影响。吴忠军(2012)在《民族旅游与少数民族妇女发展》一书中,通过对壮族、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旅游社区妇女进行研究得出:民族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妇女存在普遍性的影响,并指出这些影响是有差异的。

2.3 妇女参与对旅游发展的影响

影响是把双刃剑,洪颖、卓玛(2001)在生态旅游开发与藏族社区文化调查研究中指出,相当一部分藏民(尤其妇女)存在与游客交流的语言障碍。这种障碍直接影响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的有效性和游客在当地进行生态旅游的满意程度。

3 结语

国外旅游者对旅游社区参与中的性别研究非常关注,研究内容涉及社区性别关系研究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妇女参与旅游活动的限制因素、旅游业发展对旅游社区妇女的影响、旅游雇佣中的性别问题以及性旅游中的性别等内容。这些研究不论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案例研究上都比较丰富,取得了很多成果,尤其是在研究方法上为国内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研究没有深入到更微观的层面,如社区妇女技能培训、旅游对性别关系的影响程度、社区贫困家庭的就业状况以及参与程度等,也没有将社会问题定性分析上升到定量化测量的高度。

我国对于旅游社区参与中的性别研究起步晚,主要从旅游社区妇女在旅游参与中的重要地位、旅游发展对社区妇女的影响、妇女参与对旅游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运用的研究方法多是田野调查法、社会性别分析法,主要对旅游社区参与中的女性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结论主要以描述性的总结案例的具体情况为主,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框架。

相比较旅游学科的其他研究方面而言,我国旅游参与中的社会性别研究还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应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形成旅游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框架。旅游社区参与中既有女性的参与也有男性的参与,现有的研究却只集中在女性参与研究,男性在旅游社区参与中的研究还是空白。旅游社区参与的全面和谐发展离不开任何一个群体,所以应注意社会性别角色中的男性群体的参与研究的发展。

社会性别研究 篇2

2012年10月30日，由加拿大国际发展署中加农业项目、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共同主办的“性别与农村发展研究网络成立大会暨农村转型中的社会性别问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全国妇联国际部、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的领导和专家，加拿大国际发展署中加农业项目、可持续发展项目、小农户适应全球市场发展项目的项目官员，小城镇研究中心、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华女子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专家和学者以及来自《农家女》杂志社、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CAD)网站、中国扶贫基金会、妇女环境与健康行动小组、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等机构的负责人，约三十多家机构、近五十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题之一是宣布“性别与农村发展研究网络”的成立，其次就农村转型中的社会性别问题展开主题讨论。

“性别与农村发展研究网络”是由中加农业项目发起、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构建的社会网络。网络的宗旨是为促进农村发展中性别平等与发展的机构和个人提供交流和服务的平台，促进农业领域内的性别意识主流化和性别平等。网络有两个层面的目标：(1)政策影响。也就是把性别视角纳入农业和农村决策系统；提高决策者的性别敏感度；开发出适合三农的性别监测和评估指标；倡导性别统计和性别预算；促进妇女参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2)社区影响。使社区受益于网络的运转，比如在村规民约中体现出性别的视角，使农村妇女真正受益。其次就是帮助、扶持更多的草根组织。网络成员包括高层决策者、专家学者、地方政府官员、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各个领域。网络将开展培训、编发简报、互访、项目合作和进行政策倡导等方面的活动。与会者对网络的成立均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和积极的支持，同时对网络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与会者还从行动研究及实证研究两个层面对农村转型中的社会性别问题展开了主题发言和讨论。从行动研究层面，与会者认为，在具体项目实施过程中要融入社会性别视角，促进妇女和男子平等地参与决策，减少在获得和支配资源以及从发展成果中受益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具体的行动有：编制和落实性别平等手册、开展社会性别敏感基线调查、社会性别平等培训、妇女领导力培训以及支持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专家利用实地调查数据重点阐述了农村妇女对新农村建设的需求和期盼。调查显示，“缺资金”是农村妇女生产中的最大困难，其次是缺技术和致富门路(项目)。“盖房子”和“支付子女的教育费”是农村妇女家庭最大的支出；“家里人生病”是农村妇女最担心的事；参加专业合作组织比例低是影响农村妇女增收致富的主要因素；“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是影响农村妇女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总之，关注农村妇女的需求、关注她们的话语权，确保农村妇女和男子一样参与项目并从中受益是行动研究中实施和发展社会性别平等策略的关键。从实证研究层面，与会者认为，结合中国的转型过程，性别研究的视角主要集中于权利视角、社会视角和经济视角。包含参与决策权利、土地权益、财产权益、家庭、组织、福利、分工、收入、就业、贫困等各个方面。从性别研究的社会视角来看，有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女性的社会资本对婚姻暴力的抑制作用总体上看比较有限，但是对预防婚姻暴力仍起到一种象征性的作用。在就业和分工领域，有学者通过了解妇女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的变化，以及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探讨中国的农业是否已经女性化。利用：2000年的实地调查资料以及“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他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研究期限内中国农业总体上看女性化的情况并不明显，但是在中年人群(36-45岁)中农业女性化情况已经呈现，同时在畜牧业部门女性化情况也很明显。

社会性别研究 篇3

【关键词】大陆社会性别；性别差异；女性主义经济学

随着经济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女性经济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一些学者以女性个体或者群体研究为基本对象，将性别理念社会构建思想融入到了经济发展理论中，通过性别分析方法对女性社会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旨在保证女性的基本经济地位，减少社会发展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一、社会性别经济学概述

文章提到的社会性别经济学主要是指社会性别视角的经济学研究，主要分为主流经济学和女性主义经济学两个方面。主流经济学对社会性别问题的关注是从自愿的稀缺为出发点，假设经济决策以个人利益最大化实现为目标，对进入生产领域的经济活动进行关注，注重机会的平等。女性主义经济学目标是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女性社会经济学的方法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社会性别经济学中的女性主义经济学认为影响人类社会福利的不仅有市场活动，还有家庭，特别是有女性参与的非市场活动，比如对家庭的照顾、对家务的料理等。为此，社会经济分析不仅需要对市场活动今夕你哥关注，还需要对非市场活动和市场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关注。女性主义经济学还认为，性别不平等问题不仅体现在劳动力和工资体现方面，还体现在女性的劳动力和工资等方面。第二，女性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研究是存在道德底线的，价值取向十分明确。

二、社会性别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1.劳动参与和社会就业性别差异

有关劳动参与和就业性别差异调查报告显示，从改革开放发展以来，我国城市女性的劳动参与总体是下降的，特别是学龄儿童母亲的劳动力。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表现在：第一，传统性别观念的回归。另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大多数女性收入水平不高，同时国家相关政策减少了对幼儿园补贴使得很多学龄前儿童的母亲退出来劳动力市场。第二，下岗女工就业困难。女性失业者再就业的可能性比男性要低。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女性本身拥有的社会资本少、得到的国家补助少。

2.职业流动和性别隔离问题差异研究

职业流动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市我国市场机制的建立为其提供了可能。但是在社会经济转型发展时期，职业流动模式存在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的职业流动速度慢于男性。女性的职业流动处于一种劣势的地位。在国有企业发展改革以来，女性比男性从事非正规工作的可能性更高，特别是一些受教育较好的女性。另外，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和隔离在外来农民工之间的表现更为明显，外来打工女性相比男性受到的职业排斥更为突出。

3.性别收入和工资差异之间的研究

性别工资的差异问题研究一般表现在两个层面，包括平均工资和工资分布方面。在教育和工作经验相同的情况下，女性的平均工资要比男性的低很多。在农民工的工资差异方面，有三分之二的原因都是因为男女性别因素导致。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发展存在较为严重的性别职业分割问题，由性别歧视直接导致男女工资的差异。另外，企业外部市场环境和内部控制发展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男女之间的工资差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企业采用计件工资制，内部职工收入差距较大的企业性别工资差异较大，这种差异还表现在中小企业方面。

4.家庭无酬劳动和时间利用研究

女性除了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中发展之外，还承担着不同程度的照顾家人和做家务的无酬劳动。受个人时间有限的影响，女性很容易面临工作和家庭之间的问题冲突，这种冲突一方面影响女性自身的发展和福利的实现，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家人的福利以及国家宏观人口和劳动力的质量。

三、大陆社会性别经济学研究未来发展方向

国际上对社会性别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广泛，女性经济学研究也处于一种快速发展的时期。我国的社会性别经济学研究处于一种发展阶段，受社会转型和各种制度的影响。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制度为社会性别经济学研究，尤其是女性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支持。同时，中国社会发展注重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也为社会性别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未来我国大陆社会性别经济学的发展应该是基于多种学科的多元化发展方向，研究的重点内容也应该转向为一种基于公共政策的性别角度，并要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大陆社会性别经济学的研究对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对社会性别经济学内容了解的基础上，有关人员需要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进一步促进社会性别经济学多元化发展，加强有关人员学科队伍建设，通过多种方式提高该领域学者的研究能力，提升大陆社会性别学研究的制度支持。

参考文献：

[1]庞晓鹏，董晓媛. 中国大陆社会性别经济学研究进展及发展方向[J]. 江淮论坛，2014，03：46-53.

[2]朱成全，崔绍忠. 社会性别分析方法论与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挑战[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05：10-17.

[3]李莉，宋蕾放. 性别社会资本对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的经济学影响机制分析[J]. 湖北社会科学，2012，10：67-69+73 .

作者简介：

社会性别研究 篇4

一、追溯家庭暴力之源, 寻找家庭暴力干预的支点

在现实生活中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数不胜数, 然而沉默却成为她们无奈之下最有效率的“理性选择”。[1]家庭暴力作为破坏家庭平安、社会和谐的毒瘤, 其发生在社会变迁中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笔者认为, 家庭暴力的产生和妇女最终选择沉默以对不仅具有特定家庭和社会文化传统的原因, 更深层的根源还在于性别不平等。要解决家庭暴力问题, 首先就要解决对家庭暴力产生原因的认识问题。

(一) 封建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影响

在有着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中国, “男尊女卑”、“夫权统治”思想贯穿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这一思想使得两性角色和地位的不平等不断被固化和宣扬, 男女在家庭结构中的地位迥然失衡。当女性在遭受家庭暴力的时候, 这一在心中根深蒂固的思想自然而然驱使女性作出委曲求全的选择, 而这恰巧纵容了家庭暴力的延续和正常化。

(二) 经济地位的不平等

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往往导致女性对男性在经济上存在一定的依赖性, 这种依赖性往往是妇女沦为家庭暴力牺牲品的又一诱因。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分析, 在客观生活中, 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 多数情况下男子较女子而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 甚至女子在经济上对丈夫的依赖仍然存在。经济上的优势造就了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和绝对权威, 而家庭暴力则是他们滥用权威的体现。

(三) 社会对家庭暴力观念的容忍

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定势思维, 即家庭暴力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家庭私事”, 出于对隐私的尊重, 社会公众往往对此“视而不见”。整个社会也就形成了邻居不劝、居委会不问、单位不管、不出人命执法机关不理的“四不管”局面。这实际上是对家庭暴力的最大默许, 是滋生家庭暴力的适宜土壤。

(四) 性别不平等是我国家庭暴力产生的深层根源

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虽然源于最初两性的自然分工, 却深深地植根于男权文化之中, 并被男性统治的法律不断地予以强化。[2]在探讨家庭暴力的原因时, 学者们从社会、家庭、个人等不同方面解释了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但没有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 即:在同等社会条件下, 为什么不是每个男人都实施暴力家庭暴力中, 一定有一些机制性的东西制约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佟新在“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一文中指出:“虐妻现象的存在反映了中国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机制, 反映了中国社会中生产和再生产制度中不平等性别关系。”因此, 家庭暴力也被称为“基于性别的暴力”, 它是性别权力关系的表现。从社会性别意识的角度分析该问题, 本身就是对传统性别不平等关系的不认可与挑战。

根据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家庭暴力具有跨历史、跨文化、跨社会制度的根源。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认识的表面, 而不试图去挖掘最深层、最根本的原因无疑是治标不治本的。也就是说, 只有从社会性别视角去审视我国现存法律的不足, 寻找我国对待这一问题性别视角的缺失, 才能成为我们构建家庭暴力干预机制的出发点和最佳切入点。

二、预防与制止家庭暴力对策的缺失

(一) 立法存在问题

虽然在家庭暴力方面, 我国已经拥有十分充足的法律资源, 但是对家庭暴力的规定过于原则, 操作性不强。在司法实践中, 不利于有效地制止家庭暴力。重新审视我国现行法律资源, 可以发现家庭暴力法律干预从立法上反映出力度不够。首先, 我国缺少全面禁止家庭暴力的专项立法。现行法律资源冗杂笼统, 相关规定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法规之中, 相互之间缺乏衔接;其次, 国外一些先进并行之有效的制度虽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但仍只是处于被观望状态, 造成了我国立法上的空白。

(二) 司法救济存在问题

1.公安机关干预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的实践中, 公安机关主要呈现以下问题:第一, 观念保守。民警观念中对家庭暴力的危害认识不足, 仍把其视为“家庭纠纷”, 在介入方面因存在着相当大的容忍度而显得过于保守。第二, 接警消极。对于报警处置不积极、不及时, 甚至拖延、轻视, 任由暴力升级。第三, 推卸责任。在出警之后, 缺乏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 而通常将案件交给妇联。第四, 处置不利。许多民警在处置家庭暴力问题时不分轻重, 一味地调解, 干预明显乏力。

2.法院认证难的“瓶颈”依然存在

由于家庭暴力的封闭性和隐私性特点, 当事人往往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在家庭暴力行为, 使得家庭暴力案件的证据不足, 取证难、认证难成为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难题。主要呈现出以下问题:第一, 证据本身数量少。由于家庭暴力的周期性和循环性, 往往使证据缺失严重。第二, 证人证言提取困难。由于家庭暴力的隐蔽性, 家庭暴力发生时往往缺乏直接的目击证人, 即使有邻居发现也往往因为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或因害怕报复等原因而不愿作证。第三, 施暴者销毁证据。施暴者一方面在家庭实施暴力, 另一方面又在社会上表现良好, 他们害怕实施暴力行为为外界知晓对自身产生不良影响, 因而千方百计加以隐瞒, 施暴的方法尽量不留痕迹, 这也造成收集证据困难。

三、预防与制止家庭暴力对策的完善

(一) 立法层面:单项家庭暴力立法的完善

在我国, 制定一部单项的家庭暴力立法迫在眉睫。只有做到有法可依, 才能真正的维护受暴妇女的合法权益, 使妇女的人权在家庭生活中得以真正的实现。也只有制定统一的家庭暴力法才可以使预防与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形成完整的体系, 也是对我国现行法制的一种整合完善。

1.制定统一的《预防与制止家庭暴力法》

据称, 目前全世界约有40多个国家制定了单项家庭暴力法。到目前为止, 我国还没有一部家庭暴力的专项立法。这导致了在我国, 通过法律途径治理家庭暴力长期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 因专项立法尚未出台。时下, 我国法律中甚至没有家庭暴力的立案案由, 真正实现“依法治理”难度比较大[3];另一方面, 现行许多相关法律法规并未对家庭暴力视而不见, 涉及反家庭暴力的相关规定散见于一些专门法之中。从此种意义上说, 依法治理家庭暴力在我国又并非法律上的盲点或盲区。由此可见, 我国制定家庭暴力的专项立法, 融入国际发展潮流, 也是大势所趋。

2.强化维权立法价值——将性别意识纳入立法活动的主流

以社会性别视角审视与家庭暴力有关的现有法律法规, 不难发现法律在对这一问题最初建构的过程中就存在性别意识的缺失, 从而导致在这一法律体系中无法真正达到维权目的。基于人们意识深处对于不平等性别关系的认同, 在立法之前有必要厘清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首要目的。如果在错误思想的指引下, 不仅会对司法实践产生消极的影响, 也达不到最后救济的初衷。西方女权主义者曾尖锐的批判立法者由于没有顾及妇女的从属地位以及缺乏女性的独特经验和感受, 而使貌似中性、客观的法律实际给妇女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特殊伤害。[4]救济既是对法定权利的保护, 也是对道德权利的宣示。反过来, “无救济即无权利”。[5]在妇女人权意识深入人心的今天, 反对家庭暴力, 应该将维护妇女权利置于家庭之上。作为立法者, 总想在维护受暴妇女权利和维护家庭稳定之间寻求一种两全或者是平衡, 但事实是我们有时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因此我们只有将维护受暴妇女的权利放在立法首位, 从社会性别视角进行立法, 才能确实维护她们的合法权益。此外, 在侧重维护妇女权益时, 尤其要注重与其他相关法律之衔接, 应以建设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为宗旨, 充分体现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精神。[6]

(二) 司法层面:司法执法制度的完善

在完善有关立法的同时, 对完善相关的司法执法制度也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 完善的司法比完善的立法更重要。因为一方面, 再完善的法律也需要通过司法来实施, 徒法不能自行;另一方面, 完善司法相对于完善立法而言更显便捷, 见效更快。[7]

1.公安机关的有效干预

就司法部门来说, 公安机关是名副其实的第一道防线, 明确由公安机关担负对家庭暴力的司法控制的主要职能至关重要。警察如何把社会性别观念应用于处理家庭暴力之中, 如何把正确运用权力和维护妇女益结合起来, 都是迫切需要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 要使警察从观念上摒弃“家庭暴力是家务事”的错误思想。广泛地开展社会性别意识培训, 确立“家庭暴力不能容忍, 防治家庭暴力, 警察责无旁贷”的基本立场。在特别紧急情况下, 没有当事人请求, 公安部门亦可介入。过多限制公权力介入时机可能会强化家庭暴力的不利后果。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 只有具有充分而敏感的社会性别视角, 才能真正成为妇女权益的捍卫者。

2.有效运用举证制度

在司法实践中, 家庭暴力普遍存在着证据不足、取证难、认证难的问题。尤其是在举证问题上, 也是采取“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 这样更是加重了受害人的负担, 往往因为受害人举证不力或者基于施暴者的威胁而最终放纵了施暴者。《家庭暴力防治法》建议稿的专家组成员之一李明舜教授2002年12月13日在接受《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的采访时说:“家庭暴力的特殊性决定了证据规则应不同于一般案件, 特别是因家庭暴力引起的民事赔偿更应该倾向于受害人。”[8]因此, 在不违反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 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对有关家庭暴力的诉讼所涉及的证据的采信、证明标准、反证责任、司法鉴定程序等方面的规定进行灵活运用, 适当减轻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取证责任。在举证问题方面, 可以考虑举证责任倒置, 让施暴者负一定的举证责任。在收集证据时也要讲究方法, 要及时和多择, 如多依靠当地居民委员会、派出所、医院取证。

四、结语

时至今日, 反对家庭暴力, 保护妇女人权已经成为国际和国内社会的共识。但在我国, 性别意识的缺失难免使得我国研究家庭暴力问题的进程相对艰难和缓慢。因此, 深刻认识我国家庭暴力产生和存在的深层根源, 以社会性别视角进行考察, 反思我国家庭暴力工作的发展现状与国际社会的差距, 才能为进一步完善我国遏制家庭暴力提供有力的立足点。基于此, 我们更应该从立法上加强家庭暴力的法律对策研究, 从根源上消灭性别歧视, 利用法律的武器遏制家庭暴力, 同时构建与国际接轨、多机构相互配合协调的干预机制, 增进两性成员在家庭内部乃至司法上的平等, 为受害人擎起没有暴力的蓝天。

参考文献

[1]谭琳, 杜洁主编.性别平等的法律与政策——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社, 2008:259.

[2]李傲.性别平等的法律保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95.

[3]赵晓红.反家庭暴力的法律思考——论法律资源的整合与新法律体系的建构[J].北方论丛, 2007 (6) .

[4]徐显明主编.人权研究第1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508.

[5]林亚真.家庭暴力救济的婚姻法视角[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 2006 (1) .

[6]李明舜.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几点思考[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3 (2) .

[7]李明舜主编.婚姻法中的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243.

社会性别教育教案 篇5

教学对象：高一、二班 教学依据：

1、教育部《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水平五（高中一至三年级）：热爱生活，珍爱生命。

2、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要求：社会性别的特点；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去追求性别平等。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清楚社会性别的形成是社会化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着变化；了解社会性别平等的概念和意义。

能力目标：了解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形成动因，克服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带来的影响，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情感目标：通过体验、讨论和思考，唤起学生对性别平等的渴望，尊重自己和他人。

教学重点：了解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现象以及形成的原因。

教学难点：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去追求性别平等，实现个体的最大发展。教学准备：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图片、绘画纸、彩色笔、吸铁

PPT 教学过程：

第一单元：导入

一、学习本次课程的目的和意义

二、本次学习活动的目标：理解社会性别，了解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形成，了解社会性别角色及社会分工的变化发展，积极推进社会性别平等

三、热身活动：

1、排序游戏

2、回顾上次观看视频的收获

生理性别——男性、女性 社会性别——男人、女人

第二单元

理解社会性别

一、什么是社会性别？社会对男/女不同的期待和规范

二、社会性别的社会化

分组讨论：社会性别是怎样形成的？

三、社会性别的概念

第三单元

社会性别与性的刻板印象

一、刻板印象的概念

二、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对女性的歧视

显性歧视

隐性歧视

反向歧视

三、对于男性角色的刻板印象

四、社会性别不平等极端现象：“伪娘”和“假小子”现象

五、倡导社会性别平等，尊重身边的人，做全面发展的男人和女人。

第四单元

变化中的社会性别角色和劳动分工

一、分享你所了解到的变化中的社会性别角色和劳动分工

二、在你的下一代，性别角色还会继续变化吗？会有哪些变化？

社会性别研究 篇6

关键词:剩女;剩男;社会性别

中图分类号: C913.5文献标识: A文章编号: 1007-4244(2010)08-0015-03

一、剩女的出现与流行

近年来,“剩女”一词频繁出现在大众媒体之中。“剩女”这个词语和它所指称的大龄未婚女性群体,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热点。

回溯“剩女”这个词汇的传播,可以看到,这个词汇在2006年度已经具备相当的流行度。以当时的媒体为例:2006年2月21日《海峡生活报》,刊登了《当“剩男”遇上“剩女”》的文章,2006年5月26日,中国经济网头条报道了《剩男剩女时代来临》的专题文章。2006年8月一本名为《剩男剩女》[1]的畅销书也乘势推出。

而真正给“剩女”予以官方承认的,是2007年8月教育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这一报告列出了171条汉语新词语选目,“剩女”这个词赫然在目。官方报告对“剩女”一词的认定,无疑提升了这个词的权威性,也加速了这个词的快速普及。此外,2007年4月文汇出版社出版《中国流行语2007年发布榜》,也将“剩女”列入“中国十大社会类流行语”。[2]

自古以来,对大龄未婚女子就一直有相应的称呼,如古代就有“怨女”。(《孟子·惠梁王下》)中有“内无怨女,外无旷夫。”(《韩非子·外储》)也提到:“宫中有怨女,则民无妻。”在古代的含义中,怨女是指已到婚龄而无合适配偶的女子。痴男怨女,旷夫怨女等词语都用的是这个含义。近代以来,那些已到中年的未婚女人通常被称为“老姑娘”或“老处女”,一些着急出嫁的大龄女性则常被称为“恨嫁女”或“结婚狂”,条件好的大龄未婚女子,还被称为“单身女贵族”或“女钻石王老五”。可以说,由古至今,关于大龄单身女性的称谓是丰富多样的。但是到“剩女”这个词被提出之后,很快成为流行词汇,压倒其他的一切表述,成为当今时代大龄未婚女的唯一标签。

在“剩女”一词的流行和普及中,大众媒体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例如,2009年11月《新周刊》第311期的主题是《反动词汇:剩女》,2010年6月《新民周刊》第21期的主题是《剩女阴谋论》。此外,2010年电视荧屏上,各大卫视的相亲交友类综艺节目火爆一时,纷纷打出“剩女恨嫁”的噱头,将关注点聚焦于社会中很多大龄未婚的“剩女”,这一类的节目包括: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山东卫视的《爱情来敲门》、浙江卫视的《为爱向前冲》等等。无疑,媒体的推动更是带动了“剩女”被大众议论,被社会关注。

二、剩女是假象,剩男是真相

剩男与剩女是同时出现的一对词汇。但是从这对词产生以来,“剩女”这个词的受关注度就远远超过了“剩男”。在百度搜索“剩女”一词,有24,200,000条结果,而搜索剩男一词,则只有7,210,000条结果。剩女的出现量是剩男的三倍还要多。可见,“剩女”是社会中更为流行的一个词,人们往往只提“剩女”现象,而忽视了“剩男”群体。

其实,中国的婚姻市场从来是剩男不剩女,由古至今,娶不上老婆的“光棍”男人很多,真正嫁不出去的女人还是绝对的少数。从人口比例上考察大龄未婚男女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剩女是假象,剩男才是真相。

按照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目前我国1980年后出生的人口中,男性总数比女性多3402万。而且这一数据在短期内还会继续扩大。从人口社会学的角度看,“剩男”的出现是人口比例偏差的结果。在自然情况下,出生人口的性别比的正常值为“女:男=100:103~107”。但目前,我国社会中男女出生比例高达“女:男=100:120.56”。[3]这样的数值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可以说,我国出生人口男女之差的规模是世界人口史上前所未有的。男性人口的过剩,无疑有很多人为干预的影响。

剩男大量出现的背后,自然有着中国传统习俗中“重男轻女”的性别文化在作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让很多秉承传统观念的人一定要养儿防老,觉得儿子才是传宗接代的“香火”。而目前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大部分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于是,如何生个儿子便成了很多家庭生育计划的重点。而B超等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胎儿的性别选择成为可能,于是很多人便千辛万苦的流产再孕,一定要保证生儿子。另一方面,部分偏远地区的计划生育还比较宽松,于是一些农村家庭就一生再生,直到生出儿子为止!

剩男这么多,为什么社会关注的重点还是“剩女”呢?

其实,我们所谓的“剩女”基本是一些现代都市女性,她们大多生活在繁华城市,拥有高学历、高收入。她们有稳定的工作,成功的事业,但是她们也有更挑剔的择偶眼光。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结婚对像,所以她们“被剩下”了,也可以说,她们是自己选择“被剩下”。她们高调,她们优势,大大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性别格局。这样的一群女性,在过去的社会中是从没出现过的。

而剩男,大部分还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男子,他们贫穷,他们弱势,他们大多是自身条件不好,没有能力娶妻养家的那些人,自古以来,这一类的男青年一直处于“被剩下”的境地,他们并不是什么社会新鲜事物,也不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新群体。按照媒体新闻报道寻求“新闻点”的原则,这样的人群受到关注自然要少得多。

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社会中的剩女主要在城市,剩男大部分是在乡村。剩男的真相和剩女的假象都是不容忽视的,剩男是社会人口结构失衡导致的“结构性剩余”,剩女则更多的是社会文化观念变迁导致的“观念性剩余”。

三、为什么被剩下

早在1997年,就有学者指出,在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大龄未婚女子的数量迅速上升,和很多西方国家一样,形成了大量单身大龄女子群体。而且预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中,大龄未婚婚的女性比例将会和香港等城市一样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其中,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龄未婚女性。[4]可见,剩女的出现不是中国的特殊现象,这在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普遍的社会存在。

社会经济的进步和现代城市的发展,直接催生了城市社会中的剩女群体。当今世界各国的社会中,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女性在职业领域的发展也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在社会中的存在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婚姻家庭。女人即使不结婚,也可以在社会中拥有独立自由的发展空间。她们的选择更加多样,她们的需求也更加多元。越来越多的女性因为职业的发展,因为对平等自由婚姻关系的期待而推迟结婚,这些原因使得大龄未婚女性的比例大大提高,甚至促使女性永久单身的比例不断上升。

分析剩女的出现,我们还有必要回溯一下近代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尤其是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中曾经出现过的五次“单身”社会浪潮:

近代中国社会第一次单身潮出现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当时一大批男学生在“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新观念影响下,掀起一场“青年学生离婚运动”。民国初年,很多青年学生的妻子多为传统的旧式女子。两人大多婚前大多没有见过面,也谈不上什么感情。加上很多旧式妻子大多保留着传统生活习惯,不少的女性依然缠足,蓄髻,束胸等等,这都是那些被欧风美雨浸淫过的大学男生所不喜欢的。离婚运动造就了一大批“弃妇”,而那些被离弃的妻子几乎全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旧式女子”。这场“离婚运动”前后共进行了十余年,直到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之后,风潮才渐渐平息。[5]

第二次单身潮出现在1950年我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之后。当时社会中存在大量旧式的“一夫多妻”的婚姻,这些婚姻解体后,那些曾经为妾的女子失去了原有婚姻的保障。而且,在当时新式婚姻观念的鼓吹下,那些旧式的原配妻子也纷纷被离弃,男人们流行迎娶新的革命女青年为妻。和前一时期的“青年学生离婚运动”相似,建国后的这一次旧式婚姻的解体风潮,形成巨大的女性单身人口,而她们大多是被旧式婚姻所离弃的女子。

第三次单身潮是因为“文革”期间“知青下乡”运动而产生的。在文革结束后,大量知青回城,形成庞大的返城大龄青年群体;他们中大多未婚,此外还有一些在下乡期间已经在当地结婚的知青们,也因为返回城市而选择了离婚。这次的单身潮有着浓烈的政治运动的印记。而且在城市中产生的这一大批大龄未婚青年群体,给当时的城市社会也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第四次单身潮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理想主义在青年男女中盛行,婚姻观念的革新使得人们开始重视婚姻中的感情因素。离婚不再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很多人开始热烈的追求“有爱情的婚姻”。“感情破裂”这样一个模糊的标准,开始成为很多人选择离婚的重要理由。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之下,离婚人口突然剧增。

第五次单身潮则是2006年以来被广泛关注的“剩男剩女”。这一次单身潮的形成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提升的自然趋势,与政治事件和历史潮流无关,更多是大龄青年们个人选择和价值取向的结果。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五次单身潮,我们不难发现,主要还是女性成为了“被单身”的一方。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的单身浪潮其实都是离婚潮,而在这些离异的婚姻中,被抛弃的大多是女性,她们是离异婚姻的受害者,成为一批“失婚”的女人,甚至很多女人就此孤寂一生。女性在社会中相对弱势的地位,使得在几次单身浪潮中,女性都是比较被动的一方。但最近的这次单身浪潮中,剩女的出现,却多了几分女性自主抉择的意味。

四、被妖魔化的剩女

在今天的时代,世界各地的大龄未婚女青年群体,都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只不过,在中国,我们给这个特殊的女性群体贴上了的“剩女”的标签。这个词语听起来就含有冷冰冰的嫌弃的意味。它使得女人所有的价值和成绩都归结为一个标准:婚姻。没有结婚的女人,无论在职业上多么优秀,生活中多么充实,都会被恶狠狠的贴上一个“被剩下”的标记,仿佛是被社会抛弃的一群人。

剩女,已经成为一个被妖魔化的词,这种“妖魔化”是对一种正常社会现象的恶意指责。它带来的直接负面影响就是使很多正常的大龄女青年感受着“群体恐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女人们一旦步入大龄,就开始担心被剩下。这样的群体恐慌又进一步带来恶性循环。在女大学生群体中,由于担心成为剩女,很多刚上大学的女生就已经决定不上研究生,而是计划要在大学毕业后早点工作,早点嫁人。

剩女的出现有很多复杂的社会原因,剩女群体并不是中国特色,剩女这个词汇却有强烈的中国印记。剩女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今天的社会,剩女的流行既彰显了女性的个人发展,也体现了女性在社会中所受到的歧视和挤压。在新的历史时期,女性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而女性的多元发展和多元选择还需要社会给予她们更多的空间。

【参考文献】

[1]李军,陌桑.剩男剩女[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

[2]文新报业集团新闻信息中心编.中国流行语2007发布榜[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

[3]专家称中国80后出生男性"盈余"3402万[EB/OL].http://news.163.com.

[4]谭琳.论“大龄”女性未婚问题及其社会人口学影响——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比较研究[J].人口研究,1997,(7).

社会性别研究 篇7

蒙古族女性身体教育是蒙古族传统体育得以传承和发展无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女性与中原农耕拓展开来的汉族女性相比, 蒙古族女性“上马备战, 下马劳作”, 其母性的坚韧性格和勇敢精神对蒙古族男儿品格和尚武精神有着重要影响。故此, 蒙古族女性体育的研究, 对探寻传统文化延续和变异影响下的蒙古族两性关系, 深入透析蒙古族女性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甚至主观幸福程度等等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 在民族化、本土化体育日益回归的当下, 对蒙古族女性传统体育参与的开展和改革进一步梳理, 为蒙古族体育文化理论与内涵的丰富, 对当下蒙古族女性体育的开展提供经验上的借鉴以及践行性的参考, 有着重要的理论性指导功用。

2 蒙古族女性体育研究综述

蒙古族作为地处亚高原地区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代表之一, 其传统体育项目被认为是至今保存较为完整的“活化石”, 是较为显性和活跃的草原文化表现形式之一, 深受社会各界学者的关注。简述之, 总体上表现为著作与论文两大类属。

著作方面有, 白歌乐、王路等著《蒙古族》、欧军著《蒙古族文化解读》、内蒙古体委编写的《搏克》、白凤英著《安代研究之四十年》等。论文方面, 其主要研究内容大体上分为4类:第一类是有关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挖掘和整理, 从项目起源、传承沿革、项目特征、社会功能等方面对蒙古族传统体育进行介绍和分析, 如, 萨其拉图的《蒙古族的射箭》、辛利民的《蒙古族的传统体育运动——搏克》、王宝霞的《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赛马》等;第二类是有关蒙古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现状、制约因素、发展思路进行研究的, 如, 巴音道尔吉的《蒙古族传统体育改革思路》、巴特尔的《蒙古族传统体育的演进与思考》、李晓英的《论蒙古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创新》等;第三类是有关蒙古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性格探析和教育功能, 如, 白红梅的《蒙古族搏克的文化性格及其教育功能探析》、巴图的《培养蒙古族学生体育兴趣的几种建议》、赵格日乐图的《安代舞与民族体育教育的思考》等;第四类是把蒙古族传统体育作为文章的一个分支来进行研究, 如, 栾桂芝的《东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与发展探究》、王俊奇的《我国少数民族体育形成的地理环境因素》、王磊的《试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因素》等。

从以上已有研究来看, 当下学者们对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历史根源、流变、现状以及发展对策, 有了十分广泛的研究;宏观上围绕搏克、赛马、射箭三项的历史根源、项目特征、现状以及发展有着大量的重复性研究;而对蒙古族传统体育发展过程中性别关系的研究几乎无人涉足, 特别是对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背景下的蒙古族女性体育的传承与开展的思辨尤显空白, 可以说仍是一块处女之地。

3 历时性与共时性思辨蒙古族女性体育的流变

3.1 蒙古族女性体育的文化流变

以历史视野全景观察蒙古族女性在文化传统的地位迁变, 可以说蒙古女性作为游牧文化影响身体文化, 历经红山文化、藏传佛教、萨满文化等多元传统思维冲击与融合, 以及蒙古族特有的家庭教育观的影响。蒙古族女性体育活动, 与汉族女性相比, 其体育参与则显得相对活跃, 与其生产、生活即体育活动内容, 儒教思想对其影响相对弱化应该说是有着较大的关系。在草原生活中, 蒙古女子体育参与融入生活娱乐之中是经常出现的。当然, 由于历史变迁、自然环境的变化、经济转型以及政治变革使蒙古族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社会地位几度变化。蒙古族女性的体育参与的能力, 也出现相应地扩大或者缩小。

运用人类学、民俗学与体育学理论反身考察蒙古族传统体育的流变, 蒙古族女性体育元素的生成与发展, 同其在游牧民族中社会政治、经济与地位发展情形是分不开的。处于游牧经济下的蒙古民族, 其前身是游牧小部落构成, 其畜牧经济作为其发展的重要支撑, 蒙古族女性与汉族女性相比, 并未形成“男耕女织”式的社会分工, 而是在游牧经济中, 蒙古族女性也参与到游牧生产、生活, 甚至征战中, 显然, 蒙古族妇女体育在蒙古族初民时期, 蒙古族妇女体育参与一度繁荣, 与当时游牧经济有密切关系。

3.2 蒙古族女性体育的文化定型

原始生产活动的自然规定作为蒙古族体育元素生发自然母体, 祭祀崇拜和宗教信仰作为蒙古族游牧体育延续的精神力量, 触发了原始体育元素向体育文化的生成, 并在蒙古族族群的日常生活与祭祀仪式中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支撑性功用。随着族群的发展, 军事需求与上层社会娱乐, 与祭祀共同构成蒙古族传统体育延续的驱动, 并使使得体育走向制度化定型, 这一系列的共性因素, 也是蒙古族女性体育生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蒙古族经济转向半农牧经济时, 蒙古族妇女体育被冷落。蒙古族传统体育受宗教和体能的偏好, 强调男性体育发展和男子汉气概, 则使得蒙古族女性体育参与一度出现体育参与弱化, 处于长期缓慢的发展, 与其他民族体育“联姻”, 草原户外之用逐渐过度到宫廷娱乐。由于对社会性别关系的关注, 对蒙古族传统体育部分项目的传承存在明显差异。在不同历史时期, 蒙古族妇女体育被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但也现严重断层时期, 尤其在清朝时期, 蒙古族体育项目作为宫廷娱乐之功用, 蒙古族妇女体育参与一度被抑制。

4 当下蒙古族女性体育研究推进与践行

4.1 蒙古族女性体育发展的驱力

20世纪后期, 蒙古族传统体育由民间向竞技体育方向倾斜时, 蒙古族妇女为了国家的利益, 走出封建礼教的束缚, 走向运动场, 担负起历史的重任, 表现出蒙古族女子特有的豪迈的气质。蒙古族传统体育由民间向竞技体育倾斜, 蒙古族妇女冲破家庭观和传统文化的绑缚, 走向运动场。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并行的当代, 蒙古族妇女体育的参与又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 被社会所关注。

建国后期, 体育元素从军事、生活、祭祀中抽离开来, 渐进作为体育形态存在于社会层面中, 竞技推动成为主流话语, 国家通过赛制、规则、赛事等一系列“规训”促进族群身体文化的自我认同和国家认同。90年代后至今, 大众文化复兴, 使得文化趋向于价值多元化共存, 祭祀、信仰造就的娱神原生力与商业大众文化所带来的个体需求共同作用于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共性驱动力。

当前, 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并行时代向侧重于群众体育转型, 少数民族健身体育则成为大众健身体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蒙古族女性体育作为少数民族体育研究的中隐性对象, 必然也应该成为未来少数民族体育研究中的侧重点之一。同时, 民族体育“科学化”思考的今天, 民族体育归属于母学科人类学话语中。典型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女性体育的重视, 应该要思考研究多元化, 从娱神的祭祀、信仰到娱已的竞技传承, 并且结合现实游牧环境给予一程度上的关注。

4.2 蒙古族女性体育现代发展的思考

当下, 蒙古族女性体育的当下发展, 其核心问题也是当下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问题, 那就是“认同”问题。如何培养民族内部“认同”和民族外部“认同”, 则应该引起重视。客观来讲, “认同”不是“管控”, 应以对蒙古族传统与现代文化互动平等的视角来审视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与认同, 进而, 思考蒙古族女性体育文化的发展。从而, 拓展蒙古族游牧体育的传承, 使游牧体育母性基因得以影响当下蒙古族男性的体育精神。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 社会和家庭给予支持则实现蒙古族传统体育的不断延续。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当代传承过程中, 社会性别关系已经受到社会的关注, 组织业内相关学者给蒙古族妇女参与各项指标进行量化, 制定相应的奖励机制, 推动蒙古族妇女体育的参与。从体育参与的角度上, 提高蒙古族妇女的社会地位。同时, 梳理蒙古族妇女在传统体育活动中的参与“惯习”, 诸如蒙古族安代、摔跤、鹿棋等传统项目上的历史渊源, 适当修改规则, 使蒙古族女性参与的群体项目活动扩大。在特定项目对蒙古族妇女体育推广基础上, 发展其他传统体育项目, 改善蒙古族体育项目社会性别差异现状。促进蒙古族妇女自我更新观念, 是问题的突破口。并且, 应该思考如何通过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和努力, 给蒙古族妇女体育参与, 提供空间, 加速蒙古族妇女体育参与社会认可和自身认知。

5 结语

蒙古族传统体育由来已久, 其蒙古族男子“阳刚、勇猛、彪悍”的彰显力, 为世人所熟知。当下, 学术界大多数学者将蒙古族传统体育类属于“刚性”体育项目, 热衷于“男性”体育项目的解析, 而冷落了蒙古族女性参与传统体育项目的研究, 导致对蒙古族女性参与传统体育项目的研究略显不足;因此, 探究传统文化延续和变异影响下, 蒙古族女性参与传统体育的演进过程和体育地位的变化, 则有利于弥补蒙古族传统体育研究过程中, “阳性”研究过盛, 而“阴性研究”不足的缺失。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田野调查与逻辑分析等方法, 从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视角出发, 借助扎根理论对蒙古族女性体育文化研究构想进行一系列剖析。研究认为蒙古族女性体育研究尚未能引起学者相应的重视, 应该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方面入手, 从民族“认同”与现代身体视野的视角进行蒙古族女性历史梳理与现代发展的研究。

关键词：游牧,民族,蒙古族,女性,构想

参考文献

[1]《蒙古学百科全书》编委会编著.蒙古学百科全书[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1.

[2]阿拉腾敖道.额济纳土尔扈特风俗志[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0.

社会性别研究 篇8

1 土地流转过程中女性权益的现状

《<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立法说明》第六条明确规定,强调妇女和男子享有平等的农村土地承包权。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然而土地流转过程中女性权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支晓娟、吕萍,2010)。与农村男子相比,农村妇女不仅在承包地分配方面很难与农村男子实现平等,在宅基地分配方面更是严重不平等(黄英,曹锦丽,2016)。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女性不得不面临自身应有权益被剥夺的客观现实。女性应有决策权的损伤,婚姻流动与女性承包经营权的损伤,土地流转过程中女性继承权的缺失(狄金华,钟涨宝,2012)。婚嫁、离婚、丧偶妇女随着户籍的变动,承包权丢失;出嫁妇女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受到侵害;农村妇女继承权被侵犯,导致土地权益受到影响(邓红,2011)。离婚女、丧偶女在土地补偿款发放或集体利益分配时受歧视,无法与其他村民同等享有收益(黄英,曹锦丽,2016)。除了女性权益的剥夺,土地确权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土地流转只能是户主签合同,不需妇女签字,把女性权益掩盖了。(胡能灿,2014)。在女性权益的研究过程中,基本达成对于妇女权益侵害的一致认可,可见女性仍然是属于弱势群体,其权利和利益难以得到根本保证,这一旧有的客观事实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2 土地流转过程中女性权益缺失的原因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活保障,然而国家法律政策缺陷的影响,传统思想、婚嫁习俗的影响,以及救济渠道不畅的影响导致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受到了损害(邓红,2011)。除了这些原因,婚姻变化也是导致女性土地承包权发生改变的最重要原因(宫君,2009)。

也有学者从以下几方面对女性土地权益受损的原因进行研究,第一是历史根源,主要是指传统文化、村规民约以及农村妇女自身原因等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造成的侵害。第二是经济根源,即指我国人均土地资源很少。第三是法律根源,虽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农村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土地权益,但是我国的法律制度设计还是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等,这是造成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的又一重要原因(陈红芳,2009)。乡村制度安排和妇女的参政程度限制了土地确权中对妇女权益的保障(李莹,2013)。政策只注意了女性的实用性性别需求,而忽略了女性的战略性性别要求(李慧英,2000)。

3 土地流转过程中维护女性权益的对策

以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研究农村土地问题,很多学者从政策层面来制定关于维护女性合法权益的对策,提高立法者、执行者和村民的性别平等意识,完善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相关法律和政策,优先解决离婚丧偶妇女无地问题是维护妇女土地权益的有效对策(邓红,2011)。

除了政策层面,部分学者从思想意识层面认为决策者的观念要更新,增强社会性别意识;社会大众的观念也要更新(葛燕林,2013)。部分学者从法律层面来提出对策,完善相关法律,消除法律与村规民约之间的张力(周应江,2005)。女性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王景新,2003)。针对已有的村规民约,还有学者从村民组织层面提出要修订村规民约,建立基层妇女组织(葛燕林,2013)。

摘要：土地流转过程中女性权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与农村男子相比,农村妇女不仅在承包地分配方面很难与农村男子实现平等,在宅基地分配方面更是严重不平等。农村女性拥有的对土地的承包权、收益权以及继承权这三类权力都在现实中随着女性身份的转变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提高农村女性在土地流转中的地位,保护农村女性的合法权力迫在眉睫,尤其是在农村女性生产主体化的背景之下,更应该通过社会性别视角关注农村女性的合理诉求。

关键词：农村女性,土地流转,社会性别,女性主义,权益

参考文献

[1]邓红.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1年10月,

[2]胡能灿.集体土地确权登记,请写上妇女的名字[J].资源与人居环境,2014年1月

[3]宫君.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土地征用研究综述[J].管理观察,2009年3月

[4]李莹.土地确权登记中妇女权益保障的国际经验和启示[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3年06期

社会性别研究 篇9

有调查表明, 高校中女大学生的入学率已经超过男性, 高校中女大学生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但是这些女大学生在文化传承与创新过程中理应承担的贡献却与实际取得的成果并不相符, 女大学生创新能力缺失的现状已经影响了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目标的实现。因此, 重视高校女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塑造、使女大学生在未来工作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无论对社会的发展进步还是对女大学生个人的成长,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制约高校女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因素

(一) 性别刻板印象制约了其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发展

中国传统的性别观念是“男女有别”, “男主外, 女主内”, 对男性的教育是勇敢、刚强, 给男性的定位是男儿志在四方, 对女性的教育是温柔、顺从, 给女性的定位是相夫教子, 而且不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也在无意识的对两性区别对待, 进一步加深性别刻板印象。这种传统的思想到现在仍然影响着广大女性的思想行为。

(二) 高校对学生教育的方式制约了其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发展

我国的传统教育是以“重知识传承, 轻知识创造”, 即传授已有知识为目的的教学模式, 这种教学模式导致教师只注重知识的灌输, 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轻知识的运用和创新, 填鸭式的理论教学, 只能叫人“知”, 不容易做到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学生的学习动机就比较被动, 学生主动思考、质疑的能力没有得到开发, 被动学习的后果一定会导致创新力的不足。

(三) 女大学生主体意识的缺失制约了其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发展

几千年来, “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对女性进行了“贤妻良母”的奴性定位。虽然高校中的女大学生是社会中女性的佼佼者, 但是仍然不能完全改变女性依附、顺从、自我否定的潜在思想, 以致女性无法形成主体意识, 导致女大学生无论在内在动机还是在外在行为努力层面, 都不能全身心投入精力, 不能发挥自身的才智与能力, 也不能看到自身努力的意义与价值, 表现出主体意识严重缺失, 自我价值感与创新意识不足等现象, 很难激发自身的创新动力。

三、高职院校女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解决途径

(一) 倡导社会性别公正, 优化创新环境

1.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提出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 是实现社会性别公正的重要内容, 是保证男女两性平等地享有人权的重要手段。社会性别问题涉及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 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行动。制度化是实现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的根本保障, 要制定实施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从源头上促进性别平等, 让女性成为其直接受益者。

2.以先进的社会性别文化引领舆论方向。先进的社会性别文化是性别平等的文化, 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广大女性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关注社会环境对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塑造, 一方面要克服性别偏见, 反对将女性形象“商品化”“物化”的错误做法, 另一方面要放置以“歌颂”的名义强化女性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定位, 这种角色定位抑制女性潜能发挥, 不利于女性的全面发展。

(二) 构建适宜创新的教育体系, 激发创新能力

1.开设社会性别教育课程。高校要开设与女性相关的课程, 向学生系统地讲授先进的性别理念, 使女大学生了解社会性别理论, 帮助她们从社会性别视角认识女性及与女性有关的社会现象, 帮助她们消除自卑心理, 克服陈腐性别观念,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改革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教育实践证明, 科学的教学方法能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 要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校大学生, 重点改革教学的方式和方法, 让学生成为教学的主导力量。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尽量少讲, 并采用团队式、情景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 大力推行“翻转式”教学模式, 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 引导学生动起来, 使课程活起来。

3.进行创新创业的培训指导。高等学校在制定创新创业教育方案时, 要以创业知识为基础, 以锻炼创业能力为关键, 以培养创业精神为核心, 并考虑到性别因素, 针对女性的特点开展特色创新创业培训。比如, 聘请创业导师就大学生提出的具体想法进行“把脉”“问诊”, 为大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指导, 或聘请女企业家, 让女企业家现身说法, 分享交流创业经验等, 采取多维教育方式激发女大学生的创新意识。

4.加强大学生与企业的交流。实践出真知, 但高校大学生动手能力普遍较弱, 而企业又希望“招来就能用”的大学生。为了满足市场的诉求, 学生在学习期间, 要通过“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锻炼过程, 培养明确的责任意识, 开发潜在的创新精神, 使得认知和行为趋于统一, 能力和素质得到提升。这样, 企业也能提前锁定高层次人才, 实现充实企业人才队伍的目的。

(三) 唤醒女大学生主体意识, 投身创新环境

1.思想上树立“四自”的精神。传统观念把女性的社会生活范围局限在家庭、婚姻等狭小的圈子里, 女性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却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 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因此无法得到相应的确立和提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长期实施, 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逐渐解脱出来, 获得了更多的参与社会劳动的机会, 拥有了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因此, 现代社会的女大学生应该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 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四自精神, 和男性一样成为创新创业的主力军。

2.行动上践行自立自强信念。女性要用行动武装自己, 通过行动, 把自己培养成不依赖别人、依靠自己努力做事的现代女性, 具备自立自强的能力不仅是社会的进步, 也能使女性适应社会, 把握机遇, 促进自身的发展。家庭不是女人的全部, 女性与男性一样是属于社会的, 要为社会创造价值, 从而实现女性的自我价值。

摘要：目前, 我国高等教育大力倡导大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但是女大学生创新能力现状却让人堪忧, 如何提高提高高校女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是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高校女大学生,社会性别视角,创新能力,培养

参考文献

[1]邓德球.女大学生创新能力素质培养途径研究[J].科技资讯, 2014 (14) .

社会性别研究 篇10

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载体,人们的思想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有效的表达出来,因此语言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不同的社会个体由于性别、社会地位、性格、受教育的程度及文化背景的不同,会造成他们在语言的使用上出现一定的差异。西方对语言性别差异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近代以来,最早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性别语言”的应首推丹麦语言学家叶斯帕森,他在1923年出版的《英语的发展与结构》一书中曾指出:英语是他熟悉的最男性化的语言。直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女权运动的兴起以及Lakoff代表作《语言与妇女的地位》(Language and Women’s Place)的发表,人们才渐渐的形成了一个理论的体系。早期的语言学家试图从说话者的性别、社会地位、文化等方面分析,形成了支配论和差异论两大理论体系。著名的语言学家莱考夫在其专著《语言与妇女的地位》一书中提出了支配理论,他试图开始从男女在社会中的不同的地位来研究男女语言的性别差异,从传统的社会角色看来,男性一般都是处于强势的地位,而女性一般都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这种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对男女的语言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差异论主要是由Daniel Maltz和Ruth Borker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来的,他们侧重于从两性成长的不同的文化来解释男女语言的性别差异。男性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体现男子气概,要学会承担责任,要去主动地关心别人。而女性从小就被要求举止优雅,体现淑女仪态。这两种理论对于两性语言差异的解释都是存在缺陷的。该文主要从人物词汇的选择来研究性格、社会地位、社会经历及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影响。

在美剧《绯闻女孩》中,以主要人物的对白作为研究的语料,同时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分别选择了三位男主人公和三位女主人公女以此来平衡语料中性别的比例。本剧是以曼哈顿上流社会的年轻人的情感故事为线索,故事贴近生活,因此选作语料来研究其他因素,比如性格、社会地位、社会经历及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影响较为合适。

2 语言形式中的词汇性别差异

Lakoff提出的“女性语体”认为女性的语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特征:过分的纠正语法和发音,多使用疑问句、反义疑问句来表达不确定的语气,多使用色彩词、形容词、强调形容词和感叹词。该文主要从英语词汇方面出发,对《绯闻女孩》的部分预料进行分析研究。

通过对美剧《绯闻女孩》的部分语料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男女的词汇均以生活相关的词汇为主。除此之外,语气词、强调形容词及诅咒词的使用的频率也是男女语言差异的一个重要特点。语气词是指oh、uh、um、well等用来表达人物说话语气的词语,能够体现说话人丰富的感情色彩,一般认为是女性语言的特点之一。强调形容词是指so、such、very、quite、pretty等加强要表达的内容的语气的词汇。诅咒词是指bitch、damn、slut等被认为是用来骂人的脏话,一般被认为是男性的语言特点之一。

2.1 语气词的使用差异

“莱考夫认为女性喜欢在话语之中使用well之类的语气词”,通过对所选的语料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剧中六位主角对oh、uh、um、well四个语气词的使用次数为155次,其中女性使用81次,占47.74%,男性使用74,占52.26%。总体而言女性对于语气词的使用略高于男性。这说明女性情感丰富,善于用语气词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而男性更注重一些表达实意的词汇。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男主人公Dan,使用语气词高达46次,占29.67%这就与莱考夫所提出的女性女体不太一致。当然他之所以大量的使用语气词这与他的社会地位、经历以及性格是分不开的。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为人善良老实可靠,但是由于自己是一个无名小卒因此颇感自卑,面对自己心仪的姑娘有时会吞吞吐吐,不知所言。当然也会对自己以往所不熟知的事情表示惊叹。

2.2 强调形容词的使用差异

在强调形容词方面,剧中对于so、such、quite、very、pretty这五个常用词的使用次数为30次,其中女性为19次,占63.33%,男性使用11次,占36.66%。这与莱考夫所提出的女性语体相一致。通过对语料进行详细的对比可以发现使用强调形容词次数最多的是Blair,达到了10次,占33.33%。当然这与她的成长的经历和性格是分不开的。Blair出生于曼哈顿上区的贵族家庭,从小娇生惯养,养尊处优。作为学校里的女王,她已经养成了一种高高在上,别人听命于她的习惯。Blair使用这些强调形容词主要是来表达自己内心对于自己不满的事情的强烈的感请,比如刚开始见到Serena时用做反语来表达自己对她的强烈的蔑视,用于谴责自己周围人的多管闲事以及表达自己对身边的事物出乎预料等等。

2.3 诅咒词的使用差异

在诅咒词方面,在所选的语料中对slut、bitch、damn三个词进行了分析统计,它们的使用次数为30次,其中男性使用24次,占80%,女性仅使用6次,占20%。其中使用最多的是chuck,高达15次。这与克拉姆(Kramer)的研究是一致的,她曾经调查过《纽约客》(New Yorker)这种杂志上漫画文字的语言风格。她发现,就是在说明文字中,男性漫画角色在使用诅咒语方面,比女性更加的随便。女子的话语行为文雅得体,脏话粗话则多出自于男人之口。Chuck出生于上流贵族社会,作为上街区的花花公子,整天惹是生非,花天酒地,看不起班上其它同学,为人高傲强硬,喜欢控制别人。但是对待自己的朋友慷慨大方,讲究哥们义气。所选的语料是在chuck与别人起冲突的时候,因此诅咒语的使用主要是表达主人公内心对对手强烈的不满,因为在生活中还没有人敢向他挑战,这就更加深了他心中的愤恨。这一切都与他所生活的环境和自己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2.4 避闪词的使用差异

根据莱考夫的定义,避闪词是指能够消弱话语效果的词语。比如you know、I mean、maybe、may、probably、sort of、kind of、I guess等都属于避闪词,一般认为避闪词是女性的专利,因为避闪词的使用能够使语言更加的礼貌委婉,但是同时也反映除了说话者缺乏自信以及安全感。在《绯闻女孩》的部分预料中对六位主人公的语言进行统计研究,you know、I mean、maybe、may、probably、sort of、kind of、I guess这八个避闪词的使用次数为60词,其中男性25次,占41.66%,女性35次,占59.34%。其中使用次数最多的是Jenny,多达16次,占26.66%。这很显然与她的社会地位经历及性格有关。Jenny不像其他的主人公一样,她不属于上流社会,但是她一开始尽力的想打入上流社会,于是做了许多愚蠢的事情,但是最后还是热衷于自己的梦想做了服装设计师。她为人聪明,有心计,贪慕虚荣,对于自己的现状不满,一心想爬到上层社会。她出身于普通的家庭,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状态,因此避闪词的使用一方面说明她礼貌委婉,以此来被上层社会的人所接受。另一方面也透漏出了因她弱势的社会地位而造成的缺乏自信,没有安全感。

3 结束语

通过对美剧《绯闻女孩》的部分语料进行对比分析,笔者发现长期以来被普遍认为的男女的语言的风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不光是由于随着社会的发展,男女社会地位的平等造成的,造成男女两性语言差异的因素很多,比如说社会个体的性格、社会经历、语境等也会对两性的语言风格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该文在写作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比如语料来源的单一化,电视剧作为一种艺术的形式,是经过处理过的语言,因此未能客观真实地反应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为了保证研究结果更加的可靠真实应该收集更多的语料进行调查研究,比如实地考察、现场录音、文化作品、调查问卷等等。

参考文献

[1]Hudson R A.Sociolinguis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T 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2]Lakoff G.Language and Women’s Place[M].New York:Harper&Row,1975.

[3]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王德春,孙汝建,姚远.社会心理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5]杨永林.社会语言学研究:功能·称谓·性别篇[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6]任海棠.语言与性别研究中的非性别罂粟探析[J].西北大学学报,2007(9).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别维度解析 篇11

多元的性别文化为我国社会带来了性别角色模糊化、性别价值差异化以及性别道德边缘化的困惑，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别维度之探究应运而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性别视角，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以培养健康、完整的人为目标而重塑正确的性别平等理念，将科学的性别观等要素整合成为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以强化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的性别意识，从而使男女两性认同、悦纳、扮演好各自的性别角色，并最终发展成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完整的人。

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教育

社会学家康奈尔认为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一场由“制度化危机”和“利益”而衍生的性别危机。这场性别危机给传统的性别关系和现存的性别秩序带来了颠覆性质的挑战。在多元性别文化的渗透下，中国社会同样也面临着性别角色模糊化、性别价值差异化以及性别道德边缘化的困惑。

长久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性别”执持着相敬如宾的疏离态度，而性别意识的缺场也给我们的教育带来了遗憾。今天，面对我国社会此起彼伏的性别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声是其使命的召唤。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别维度，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社会性别理念，并以此来谋求思想政治教育的自我完善，也为我国性别教育蹊径的开辟提供新的思路。

一、重塑正确的性别平等理念：思想政治教育者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再审视

思想政治教育者是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坚守者和铸造者，他们对于受教育者个体观念和行为的塑造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者或因秉持传统的性别观念，或因性别意识的缺失及对性别议题的忽视而造成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中的性别盲点。因此，要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别维度，首先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以一种自我更新的价值取向来审视、树立社会性别意识，并将之渗透在教育过程中。这里所提及的社会性别意识，是衍生于社会性别理论的性别平等意识，即“从性别的角度，去观察和认识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和环境，并对他们进行性别分析和性别规划，以实现社会性别公平的观念和方法”。[1]

从正式的制度安排来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在为实现教育平等而不断努力。但是在现实中，男女两性在教育这个命题中却依然存在着分流与差距，教育过程中的性别偏见不仅没有打破传统的男女性别角色定型，还加剧了职业及行业的性别隔离。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父权制意识及文化符号具有褒扬男性价值、贬低女性价值的倾向，而文化又通过历史、话语及社会化的过程使这种不平等的意识合理化、合法化，并形成代际传递。社会文化对这一事实保留着暧昧的态度，并衍生出对男女两性判然不同的评价机制，这使得教育中的两性平等图式呈现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鸿沟。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本质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提升自身的性别敏感度，重塑性别平等理念，尊重、省思“性别”这一客观存在，以平等的视角将受教育者理解为有性别的、具体的人。正如先哲亚里士多德所言，“公正不仅在于同类同等对待之，还在于不同类不同等对待之”。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性别平等意识应当既区别于生物决定论者们所过度渲染的男女两性先天差异之论断，将女性受歧视的根源单向地归结于生理构成；又相异于激进的革命者们为追求两性平等而对性别差异进行严苛抹杀的这种极端理论与行为。性别平等意识是基于对两性先天生物、生理差异的尊重为价值前提的先进的性别平等理念，指男女两性在人格上、在人生价值及道德伦理上的平等，是在尊重差异基础之上的平等。在这种理念的感召下，思想政治教育者既不以男性的视角、标准作为阐释男女平等的依据，也不以女性的立场和经验来解析男女平等的现实，而是通过这种平等价值取向来影响和启蒙受教育者的性别意识，使男女两性悦纳、扮演好各自性别角色并最终促成受教育者发展成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完整的人。

二、将男孩女孩培养成健康完整的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新界定

尽管现代社会人的“机械化”使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机械论”的境域，忘却或否认了人的目的性，但目的性却仍然是人与动物的分水岭：人是目的性动物。“由于有了目的，人类的活动就不再是一种无反省的动物性本能而是一种追求理想和完美的创造性实践活动。”[2]作为“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也独具其不同于文化通识教育的特殊目的，并因这一目的而设定出自身的活动目标，在目标的规约下自觉地反思教育活动从而使自身趋向于完善的标准。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及价值取向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观，尊重人的基本属性而最终促成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这一蓝图的引领下，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别维度出发来重新酌量其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就可以被界定为：将男孩女孩培养成健康完整的人。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由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变的标志。

将男孩女孩培养成健康完整的人，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将着眼于建构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的完整。从生命个体呱呱坠地之时，人们就依据先天的生理差异而赋予两性不同的性别标识，并遵循社会文化的约定而给予男孩女孩不同的性别角色期待，使他们依据各自的性别角色规范完成社会化，成为社会人。近年来，我国各地方电视台推出的种种声势浩大的“选秀”节目加深了中性化浪潮对广大青少年群体的影响，使得他们的审美标准发生扭曲并带来性别错位的弊端。然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如少将金一南所言，“阳刚之气”和男子汉气概对于我们民族的男孩、男性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谁愿意把权力、责任及民族的未来交付给一个缺乏男性气概的男人。于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就需要关注、关怀男孩女孩性别角色的培养，在施教过程中有意识地启发个体，使其对自身的生理性别有正确的标定，认同和理解自己的性别，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并最终成长为性别健全且富有创造力的生命个体。

将男孩女孩培养成健康完整的人，还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在引导两性完成各自性别角色扮演的基础上，塑造男女两性的完美人格。从心理学意义上讲，人格是一个人所具有的稳定的心理特质的独特综合。在性别维度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指向男孩、女孩的健康人格，即通过理论灌输、实践锻炼和自我教育等基本方法来促使他们生成正确的自我意识和正确的人生观，并以此来支配自身的心理与行为，避免人格要素的缺陷与偏差。

三、性别视角的交汇与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新整合

张耀灿教授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详细阐释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结构要素，它包括五个方面：世界观教育、政治观教育、人生观教育、法制观教育和道德观教育[3]。把性别视角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之中来达到“将男孩女孩培养成健康完整的人”这一目标，其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更新与补充。

1.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科学的性别观

性别观，是生命个体在遵循社会文化期望的基础上，对其生理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性别角色规范的认识以及所秉持的态度，隶属于价值观的范畴。将性别观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以马克思主义女性理论为指导，将男女平等的理念撒播至受教育者的心中，使男孩、女孩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建构科学的性别图式和独立的人格：能够以健康的审美取向来理解自己的性别；能够摒除刻板印象而认同男性、女性的价值；能够自尊、自爱地规范自己的行为，履行社会职责；并在生命的旅程中成长为具有男性气概的“男人”以及拥有女性魅力的“女人”。

2.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性别道德

性别道德代表着社会主流的、正面的价值取向，集中地反映在恋爱婚姻家庭道德之中。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青年来说，培养他们的性别道德意味着在这个“消费时代”引导他们树立起两性平等、相互尊重、自尊自爱的恋爱观，帮助他们走出至上恋爱、从众恋爱、攀比恋爱及填空恋爱的误区，以坦诚、文明的态度去追寻高尚圣洁的情感，抒写绚丽多彩的人生篇章。

3.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主体的媒介素养教育

在大众传媒为我们所呈现的“媒介现实”世界中，影视剧、广告、新闻等等，都在个人形象、人格特征以及两性关系的刻画上表现出性别刻板印象，使女性被边缘化、浅薄化；而信息的“碎片化”传播范式也使得受众在实质上处于文化、价值、规范的流变之中，无法对媒介所展现的性别议题做出是非、优劣的判断——这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青少年的性别观念的形成及性别角色的认同。思想政治教育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大众传媒的复杂环境，却可以通过对传媒主体媒介素养的培养而弱化传媒的消极影响。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补充，通过培养青少年的媒介认识、媒介态度和媒介意志，能够帮助他们正确看待和利用大众传媒，进而使其在与大众传媒的互动中始终以警醒的姿态来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克服阻碍道德发展的消极因素以及各种瘾恋，生成正确的性别价值观念和健全的道德人格。

四、在大众传媒的呈现中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

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大众传媒以其自身的强大影响，形成了公共话语空间，并通过这种话语权深深影响人们的性别关系。它以各种生动的形式展示社会对理想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期望，是促成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工具。然而如上文所示，大众传媒在塑造公众“性别”的进程中却存在着至少两处罅隙：其一，大众传媒的性别偏见在实质上强化了两性的不平等。存在于我们社会的传播媒体，有些以盈利为最终目的，受众对完整、真实、先进信息的渴求并不能成为左右这些媒体决策的首要因素。而根据社会学家康奈尔“霸权男性气质”的观点，“在大众社会关系的层面上，高度程式化和苍白贫乏的男性气质的定义是构建居支配地位的男性与居从属地位的男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有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的基石”。这种霸权原则在大众传媒中得到了“再生产”：当我们透过媒体所刻画出的男性形象去领悟社会文化的时候，会发现女性依然处于弱势地位，男女之间权力的不平等通过传媒而得到强化。尽管我国媒体在广域的范围内为倡导社会和谐以及推进性别平等做出过功若丘山的贡献，但是在消费文化的刺激下，大众传媒的叙事方式及其所建构出的性别话语更加强调女性的观赏价值，通过把女性“标签化”处理，制造出具有“消费示范性”的女性形象，使女性再次沦为男权的附属品。其二，大众传媒为情色文化的滋生提供了隐秘的平台，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一些网络信息服务商唯利是图，利用网络速度快、手段隐蔽等特点，大量制作和传播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来吸引网民。而部分自控力较弱的青少年、青年往往出于好奇或冲动心理又刻意寻找这些不健康内容，导致严重的道德失范。”不难看出，传媒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带来了更多的来自性别的挑战和压力，这从客观上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对这些不良的、甚至是恶性的因素进行疏导和净化，为青少年营造出健康的社会性别环境，防止其不良的性别态度、观念及行为的产生。

社会性别维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需要传媒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通力合作才能得以实现。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呼吁媒体及传媒工作者的性别敏感意识及自律。大众传媒既是社会公器又是社会建构的途径，它作为社会性别的塑造者，理应担当起促进性别社会化、平等化的责任，通过制定专业准则和行为守则等方式建立媒体的自律机制，从而使大众传媒能够进一步倡导先进的性别文化，完成对受众的性别意识启蒙与塑造。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合理利用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作用，甄别、发掘和加工大众传媒所呈现出的性别信息，将时代的精神、气息灌注其间，使之转换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资源。

————————

参考文献

[1] 郑新蓉.性别与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2] 檀传宝.学校道德教育原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3] 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 曹晋.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与实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5] 汪慧.青年文化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段舒颀（1988-），女，陕西宝鸡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在读硕士；赵安民（1955-），男，陕西长武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

社会性别研究 篇12

1908年《日新画报》第二十期载录了一则有关于“女学论述”的公启:“欲教育国民, 先教育国民之母, 此女学堂所以为切要之图也。”尽管其中文字不免有夸大其词之嫌, 但随着女子学堂章程的不断颁行, 女子教育已开始纳入政府主导的学制系统体系。办女学以争取妇女解放这一举措逐渐为民众所接纳。由于具备新时代精神的女性与宣扬新思想的报刊之间天然地存在某种亲和力, 因此, 女性经由报刊开始获得更多公众的凝视。

创刊于1926年的《良友》画报, 发行近20年共出版172期, 其时间跨度之长、内容涵盖之广, 在中国现代报业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而且作为一份集趣味性、新闻性与知识性于一体的新型画报, 其为读者构建出一个多视角观察世界的空间, 因此, 这种深具时代特色的画报自然“良友遍天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基本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 诞生于此时代环境下的《良友》画报所呈现出的现代性程度是刊行于之前的画报所不可比拟的。单就画报的拟想读者而言, 当时人的评述便可提供个中端倪。吴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提及的一个情节很有象征意味:

只见我姊姊拿着一本书看, 我走近看时, 却画的是画, 翻过画面一看, 始知是《点石斋画报》。便问哪里来的?姊姊道:“刚才一个小孩拿来卖的, 还有两张报纸呢。”说罢, 递了报纸给我。我便拿了报纸, 到我自己的卧房里去看。

尽管文章中并没有对《点石斋画报》进行具体评述, 可作者将图像与文字区分对待这一情节的设置很显然地折射出女性乃画报接受主体的事实。不可否认, 《良友》画报的拥趸之中女性读者依旧占据很大比重, 但画报中关于女性的关注俯拾皆是, 其保留下的众多女性话语亦成为迥异于前的一大特色。以从事艺术活动的女性艺术家为例, 自1926年2月至1937年7月共129期画报中, 刊登出的女性美术从业者共计58人, 署名作品67幅, 包括油画39幅, 国画12幅, 其它如水彩、雕塑、书法、素描等16幅。在这几十位女美术家之中, 着墨最多的两位女画家直至今日依旧为我们所熟识。关紫兰是当时上海最有名气的女画家, 她的画既有西方野兽派的技巧, 又不失东方神韵, 因此, 这位踞于艺术前沿的女画家自然受到更多关注, 《良友》画报前后刊登了其共计幅作品。另一位与其不分伯仲的女画家是方君璧, 1924年, 方君璧《吹笛女》作为第一位中国女画家的作品入选巴黎美术展览会, 其声名大噪并被冠以“东方杰出的女画家”之头衔。不难想象, 这样一位得到西方艺术界首肯的女画家同时出现在中国画报之上会是何种景象。

《良友》画报利用相当篇幅对于女性的关注, 推进了二十世纪前叶女性的社会角色的转换, 民初知识女性这一角色开始得到社会的逐步认同。通过对比早先画报中所展现的女性图像, 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女性社会角色转换的意义与价值。《新铭画报》三十三号曾发表了一幅针对时事的《姑娘御车》图:

前门大街, 昨有一姑娘自己揽辔的一辆大马车。观此姑娘, 约在二十上下岁。细一打听, 敢情是某学堂的学生。那种得意的样子, 就不必提了。咳, 这就是自由吗? (有点过火吧?)

这样的评论在今日看来不免有些啼笑皆非, 但这的确代表的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期时人对于女性“逾格”行为的立场与趣味。女性形象从道德评价尺度中逐步演变到被大众所认同, 画报为文明的一大进步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

《良友》画报在封面上的设计可谓匠心独运。所有172期画报封面图像几乎都以人物为背景, 其中女性图像为161张, 所占比例高达94.3%, 这可十分明晰地看出编辑在选取素材时的意图指向。关于封面图像涉及到的身份, 且看画报第四任主编马国亮的叙述:“《良友》封面, 从创刊开始, 一直是以年轻闺秀或著名女演员、电影明星、女体育家等的肖像作封面的。迁港出版以后的各期中, 配合战时需要, 都改为以抗日战士或与抗战有关的妇女为封面了。”《良友》画报将自身对于女性关注的着力点置于女性精英阶层, 它试图构建一个具有现代想象性的“摩登与时尚”的都市生活理想范式。

经由《良友》画报我们可以勾勒出二十世纪前期女性社会角色转变的发展轨迹, 同时亦可观察到时代变化以及公众趣味的转移。除此之外,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重要性的问题, 即隐含在画报背后的性别意识。尽管《良友》画报开始引起对女性艺术家的关注, 但相比于数以百计的男性画家而言, 着实显得微不足道, 这样的论述并非是要抹杀画报的开创性意义, 而是要将问题引向更深的层次。对于画报素材的选择基本出自男性之手, 其关于女性命运的观察、描述也基本上全部囿于男性的视野, 例如画报封面女郎的选择, 这些展现出的“时装美人”可以视作风景以供欣赏, 这就很难触及女性真实地内心感受。“现代中国画报中的女性身体既被建构成提供视觉享受的奇观, 又是文化消费和话语形成的场域, 也是表达私人幻想、公众焦虑、难解压力和矛盾的文本空间。”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