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演化的研究新法（共7篇）
社会演化的研究新法 篇1
2000年12月爱立信公司设计生产的爱立信R380sc标志着世界上第一款智能手机的诞生。所谓智能手机, 是指“像个人电脑一样, 具有独立的操作系统, 可以由用户自行安装软件、游戏等第三方服务商提供的程序, 通过此类程序来不断对手机的功能进行扩充, 并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来实现无线网络接入的这样一类手机的总称”[1]。
随着智能手机的迅速发展, 智能手机专利之争愈演愈烈。主要为摩托罗拉与微软, 谷歌与甲骨文, 苹果公司更是对宏达、诺基亚、摩托罗拉和三星四家智能手机厂商分别发起了专利诉讼。谷歌以高达125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 即是翼望依靠摩托罗拉14600项授权专利和6700项申请专利[2]这样强大的专利组合, 进一步应对安卓系统的专利诉讼。
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智能手机专利发明人合作网络进行演化分析, 以揭示智能手机专利合作网络的总体特征和阶段演化特征, 分析定位智能手机核心发明人和核心发明人团队, 从而有助于研判智能手机专利发明人合作网络的未来走向, 为相关企业的发明活动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与工具
1.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DII (Dewent Innovation Index, 德温特创新索引) 数据库。截至2012年3月31日, DII数据库共收录20201457项不同专利, 涵盖100多个国家、40多个专利机构, 其数据最早可回溯至1963年, 是企业和相关研究人员分析专利情报必不可少的工具。
我们在编制智能手机专利检索策略时综合使用了两种检索策略: (1) 关键词, smart phone, iphone等; (2) IPC分类号, IPC=H04M1等;我们利用两者结合的方式进行“逻辑或”检索。考虑到数据库录入数据的滞后性, 检索时间范围设定为1963至2010年, 共获得智能手机专利10488条记录, 每一条记录都代表一项专利。因部分专利数据收录不完全, 剔除发明人为空的95条专利数据, 得到10393条正确记录。
1.2 分析方法与工具
所谓社会网络分析, 就是对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属性加以分析的一套规范和方法, 主要分析的是不同社会单位 (个体、群体或社会) 所构成的关系的结构及其属性[3]。当前有关专利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专利引用网络分析[4]。
本文采用无向网络图, 每一个结点都代表不同的发明人, 每一条连线都代表连线双方有发明合作的关系, 线上权值代表双方合作的次数, 也就是合作专利的数量。合作关系是对等关系, 即合作专利发明人对专利的贡献是等价的。如果专利只有一位发明人,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与自己合作的关系, 在图中表现为带自回路的结点。在获取所有智能手机专利后, 在该网络中删去孤立点和结点的自回路, 便得到专利的合作网络图。每条合作专利的发明人之间所构成的合作关系在图中表现为一个无向完全图。所有连线具有相同权值的无向完全图, 在绘制中忽略其网络结构, 用一条直线代替。不是所有连线都具有相同权值的无向完全图, 在绘制中仍然画出其网络结构。在分析核心发明人时, 以其位置为主要参考标准。在分析核心团队时, 以核心发明人为中心发散, 并结合发明人合作关系数和位置决定。绘图工具采用Pajek, 图中结点大小代表其度数, 两结点连线粗细代表其权值。一位发明人合作关系越多, 其在图中对应点越大, 发明人之间合作关系越多, 其在图中对应两结点连线越粗。本文数据分析采用PHP编程实现。
2 合作网络演化分析
2.1 数据验证
合作网络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网络, 其网络的度分布应该服从标度自由分布, 这种分布可以追溯到帕累托[5]。帕累托分布指出度为x的结点所占的频率, k和∂为常数。取对数后In (P (x) ) =-∂ (Inx-Ink) [6], 即In P (x) 和Inx为线性相关。因此, 在演化分析之前, 有必要对网络进行验证, 以确定其是否符合帕累托分布。
智能手机专利发明人网络的度数分布见图1。根据对所得智能手机专利数据的分析, 一共有16609个不同的合作发明人, 55223条不同的合作关系。由图1可见, 数据符合帕累托分布, 本文数据真实可信。
2.2 总体演化分析
图2描述了1984-2010年智能手机专利总数和合作专利总数及其比例。从合作专利比例上看, 1984-1998年间, 智能手机领域的合作水平极低, 每年的合作专利数量最高不超过11, 因其总体数量少, 这个阶段的合作专利比例比较动荡;从1999-2003年, 智能手机领域的合作呈现出平缓增长的趋势, 但其总体数量不多, 这与智能手机尚在培育市场有关;自2004年后, 进入跃升期, 智能手机领域的合作呈现井喷式发展, 其合作专利比例基本保持在60%的高水平。综上可知, 智能手机领域的专利合作呈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 可分为1984-1998年的初始期、1999-2003年的成长期和2004-2010年的繁荣期三个阶段。
笔者提取了三阶段的专利数据, 各阶段专利总数、合作专利数、合作率分别为37、20、54.05%, 462、277、59.96%, 9894、6822、68.95%。显示这是一个成长中的小世界网络, 网络结点合作率逐步增加, 平均每条专利的关系数由初始期、成长期的3条, 成长到繁荣期的6条, 平均每条专利发明人的总数由前两阶段的3人发展到4人。智能手机专利合作网络结构特征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 智能手机合作网络结构呈现如下特征:
(1) 符合小世界效应:智能手机专利合作网络结点间的最大平均距离是5.51, 最大聚类系数为1。根据小世界效应理论, 平均距离值一般不超过10的网络就可以说具有小世界效应[7], 所以网络总体上具有小世界效应。对一个连通网络而言, 如果它具有大的聚类系数和小的平均路径长度, 则称该网络具有小世界网络的特征[8]。所以子图也都具有小世界效应。专利合作网络本质上是一种以人为基础的关系网络, 而把人聚集在一起纽带便是专利。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络应属于小世界网络。
(2) 网络规模不断扩大, 合作日益紧密:从初始期51个结点113条合作关系到繁荣期15937个结点53722条合作关系, 从每阶段平均递增7%的专利合作率可以看出, 专利合作发明人和合作专利数量都在迅猛增长。子图比例在繁荣期减少14%, 结点数几何增加, 形成了7272个结点构成的连通合作子图。虽然三阶段的平均聚类系数呈现小幅下降趋势, 但考虑到繁荣阶段与初始期阶段结点数相差50多倍, 可以看出, 智能手机专利合作网络呈现出合作越发紧密的趋势。
(3) 团体性凸显:K核数和平均度数在不断增加, 这表明每条合作专利的发明人数量在增加, 团体在形成, 以致形成核心度为35的子图。
2.3 分阶段演化分析
根据上文初始期、成长期和繁荣期三阶段的网络演化期划分, 下文将基于此进行智能手机专利发明人合作网络的分阶段演化分析。
2.3.1 初始期智能手机专利发明人合作网络
如图3所示, 初始期智能手机专利发明人合作网络呈现如下特点:
(1) 网络较为疏松, 联系不紧密:从直径和平均聚类系数均为1可以看出, 多机构多发明人之间的合作匮乏, 这与智能手机相关技术不成熟有关。
(2) 合作结构简单、研发机构单一:图3中共有14个完全子图, 每个子图都至少代表一条不同的合作专利。连接TEMPLETON T H和HOREJS C F, DORNIER P和KIKINIS D, VAN WIJK D P、GER-RITSE J J、CHAUM D和STOELHORST H J的线段权值分别为5、2、2, 代表他们之间分别有5条、2条、2条合作专利, 外加其余11条, 这正好组成了20条合作专利。不同子图网络间居然没有合作关系, 不存在作为桥的结点。
(3) 技术合作领域主要集中在H04M和G06K两个部分:H04M代表电话通信, G06K代表数据识别、数据表示、记录载体和记录载体的处理。两部分占据此阶段的76%, 总数达到28条。这与通信要处理的信号和数据两个重要基础部分相对应。
2.3.2 成长期智能手机专利发明人合作网络
如图4所示, 成长期智能手机专利发明人合作网络呈现如下特点:
(1)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网络子图总数由初始期的14个迅速增长到231个, 平均每个子图代表2条专利信息。专利所属公司数量由初始期的44家上升至658家。虽然在5年的时间内总体规模比过去15年扩大了10倍多, 但总量仍不够多。
(2) 合作频率不高, 小团体明显:图4除去1409条权值为1的连线, 余下129条连线。可以看出合作次数高于1次的结点不多, 可见大部分仍属初次合作, 二次合作的网络为20个。由子图比率增加约一个百分点也可看出合作频率不高。其中结点数量较大的团体有:①HENDRICKS J S、ASMUSSEN L、BONER A E、BONNER A E、MCCOSKEY J S、HENDRICKS S S、MCCOSKEY S、ASMUSSEN M L和BONNER E;②MONONEN J、VIRTANEN M、KARVESH、NYKAENENF、ITAEVAARAJ、KRONSTROEM K、HEINONEN E和LEHTINEN K;③LEACH P J、CAI T、GU Y、NYKAENEN F、ZIN-TEL W M、FORD P S、KNIGHT H N和GANDHI A S。它们均有两次合作, 分别属于发现通信公司、诺基亚公司、微软公司。合作次数最高为6次, 属于来自德克萨斯工业公司的CHAUVEL G与LASSERRE S、DINVERNO D之间的合作网络, 而LASSERRE S和DINVERNO D合作次数为5次, 这说明CHAUVEL G分别与LASSERRE S、DINVERNO D有过一次单独合作。笔者发现单独合作时间在三者合作之前, 这说明LASSERRE S和DINVERNO D很有可能是通过CHAUVEL G作用连接在一起的。
(3) 内趋性明显, 外合作出现:从十位高产发明人仅仅来自4个不同公司INTEL、IBM、AMERI-CAN PACIFIC TECHNOLOGY和OSRAM OPTO SEMI-CONDUCTORS及子图间极少桥连接这两点可以看出, 不管是原有的合作团体还是新增的发明人, 都趋向于本公司固定团体的专利合作。平均聚类系数由1降为0.98, 说明有些结点的邻结点间无合作关系, 有少量桥结点, 外合作开始出现。
(4) 明星团队出现:最大子网由22位发明人组成, 拥有33条不同的智能手机专利。其中由CHUA S J、GUENTHER E、JIN C S和GUENTHER E K M组成核心发明人, 他们不仅是连接其余发明人的桥结点, 而且相互间也有合作。
2.3.3 繁荣期智能手机专利发明人合作网络
在绘制繁荣期的合作网络图谱时, 由于结点数量过多, 考虑核心结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 笔者只保留核心度不小于11的结点, 一共1686个结点, 其占据了全部结点的10%。见图5。图5右边小图是删去了权值为1的连线后的网络结构图。
如图5所示, 繁荣期智能手机专利发明人合作网络呈现如下特点:
(1) 全球化合作趋势明显:最大子图由多达2000个结点构成, 涵盖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7188家公司专利, 跨国合作明显加强。反映出公司对专利的重视, 纷纷以专利构筑公司的无形资产, 以专利促进公司的创新, 以专利为占领市场保驾护航。
(2) 再次合作明显增强:相比前两个阶段, 本阶段合作总次数为2、3次的发明人总数均达2400之多, 发明人更趋向于再次合作, 这与结点数的过度膨胀有一定的关系, 但更多的是合作网络的初步形成。
(3) 技术领域不断扩大:检视智能手机合作专利发现, 在此阶段, 专利所属技术领域已扩大至19个不同的学科, 呈现出技术交叉渗透、融合扩散之势。智能手机市场几何级增长, 逐渐形成以技术带动市场, 以市场促进技术发展的局面。
(4) 逐渐形成固定的合作团体:图5中最大K核为35, 一共有36位发明人, 笔者提取了这36个结点, 发现它们构成了一个完全子图, 由此断定它们来自一个合作专利。经查后得知他们来自微软公司登记的US2009152341-A1专利。我们去除权值较小且位置不重要的结点, 得到核心发明人PATEL M R、WORTHINGTON L J、KAO Y、WALMSLEY S R、LI J、KIM S, 由此发散得到主要核心团队如下:
如表2所示, 对于来自康帕斯的团队1, 合作专利主要分布在2007-2010年, 以2008年7条合作专利为最, 2009、2010年各有一次合作。团队在智能手机领域主要集中在电子设备的安全和追踪系统上。这些技术都是在智能手机上开启位置应用时常用的。与团队1比较类似的是来自日本通信有限公司的团队2, 内部合作稳定, 总数达7条。与团队1最大的不同是, 团队2更专注用户数据的安全, 包括安全连接的建立和数据的本地存储。
与团队1、2偏向基础技术相比, 团队3、4、5更多针对智能手机局部核心领域进行研发。团队3主要专注用户信息输入和翻页设置, 团队4主要专注信息转码和位置推荐, 团队5主要专注无线通信网络发包正确性和位置推荐。对于来自三星的团体6, 不仅在通信、用户体验和电路设计优化等领域占据优势, 而且研发了自己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bada。试图以Andriod为中心, 准备多种竞争候补。其外合作过多, 涉及的技术范围较复杂, 这里不作详细讨论。
3 结论
综上所述, 智能手机发明人合作网络呈现小世界效应、规模不断扩大, 合作日益紧密和团体性凸显等特征。发明人合作网络随着智能手机市场和技术的发展历经了初始、成长和繁荣三个阶段, 业已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核心团队:以研发基础技术的团队1和2;以研发核心技术的团队3、4和5;以及多方出击、全方位技术研发的团队6。成熟期网络新增发明人速度有所放缓, 发明人间的共同邻居不断增加。这种增加前期线性化明显, 而后增速减缓, 服从幂律分布。一方面是因为不同公司为了与智能手机现有的龙头老大竞争, 不得不抱团取暖, 以应付将来可能的专利诉讼;另一方面是因为不同发明人通过相互介绍结识, 进而合作, 但一位发明人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与无限的人合作[9]。这种增加导致子图比例缩小, 合作网络不断复杂化和社会化, 不断趋向于一个连通网络。这也预示着未来智能手机专利合作新增发明人将会减少, 更多合作趋于已有合作发明人间, 导致市场收敛形成多头割据的局面。
其中三星公司合作专利所构成的网络最为庞大, 其很可能在多领域与苹果发生专利诉讼, 借助其庞大的专利群, 联合谷歌阻击苹果市场份额的进一步扩大。而众多支持Andriod系统的公司, 则会进一步蚕食IOS系统的市场份额, 最终形成Andriod独大的局面。
社会网络分析法是对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的工具, 是研究网络的重要工具。对合作专利发明人网络的演化分析是此方法的一次应用尝试, 本文分析结论可供智能手机相关企业开展发明活动时参考。
摘要：首先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智能手机专利发明人合作网络进行总体演化分析, 继而按初始期、成长期、繁荣期的划分对该合作网络的特征进行分阶段分析, 进一步定位智能手机核心发明人和核心发明人团队。研究显示, 智能手机发明人合作网络呈现小世界效应、规模不断扩大、合作日益紧密和团体性凸显等特征, 业已形成三种类型的核心发明人团队。
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智能手机专利,发明人合作网络,演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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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演化的研究新法 篇2
当今的网络信息类型繁杂、数量众多,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但我们对社会信息网络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长期的理论化、系统化研究。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应该适当开展社会信息网络的构建、演化分析、建模、突发检测等方面的研究。一项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开发和应用,以便其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这方面的研究可以着眼点在于为政府相关部门和机构提供及时处理社会信息网络上的突发事件的方法并提供决策支持,从而缓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健康发展[1]。研究的落脚点可以放在社会信息网络的构建、演化分析、建模三个方面。在这三个落脚点中,构建研究将为可靠的检测结果提供准确、完备的数据保障,同时也为进行可靠的演化分析和建模研究提供数据保障,而演化分析研究和建模研究则为可靠的检测结果提供理论保障。
2 数 据 精 准 感 知 型 核 协 同 社 会 信 息 网 络 构 建(Accurate data aware nuclear cooperative social information network construction)
社会信息网络演化信息和突发事件线索往往同时存在于多个数据源中,并且在多维空间中相互影响。全面提取跨数据源的网络信息,是网络具有准确性、可靠性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多数据源协同互动感知机制研究是实现社会群体关系发掘与分析、突发事件态势预测与预警等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研究对多源异构社会信息网络网内的相关知识进行提取、协同统一,并在保证聚类平滑性这一前提下进行动态融合,对不完备链接进行填补,克服单源社会信息网络数据局限性,实现网络信息的精准感知。具体地说,社会信息网络构建研究将在以下三方面展开:
(1)基于核协同的多源异构社会信息网络极大相似子关系挖掘方法研究。在为具体应用设计核时,加入尽可能多的领域知识是极为重要的。社会信息网络知识同时存在于不同的数据源中,传统的基于图的核方法及较先进的随机游走核方法都存在着无法处理高阶数据这一限制。因此,我们拟基于节点信息的扩散行为,构建一个适用于多网协同关系提取的新核,发现进而融合极大相似子关系,消除单源网络信息片面性、不精准性这一限制。研究重点在于:1基于图节点上的信息扩散,构建多源异构网络信息协同扩散核,挖掘多数据源中的极大相似子关系;2控制扩散路径的长度,提高挖掘精度,实现网络数据精准感知。
(2)数据精准感知型社会信息网络不完备多社会关系填补方法研究。在社会信息网络中,许多节点之间的关系是未知的,从数据精准感知的角度来讲,有必要对未知的、不完备的社会关系进行补全。社会信息网络不完备社会关系填补,实际上是一种基于给定的图以及已知边来预测未知边的问题。进一步讲,它可以转化为传统的机器学习问题——矩阵补全(Matrix Completion)。最常见的矩阵补全方法是矩阵分解。矩阵分解在矩阵缺失值较少的情况下非常有效,其重构矩阵能保留原始矩阵大部分信息,然而真实的社会信息网络往往是一个稀疏矩阵,仅仅拟合少量值来分解大规模稀疏矩阵,容易引起“过拟合”问题,进而影响模型的泛化能力,对未知元素的预测能力减弱[2]。因此,我们需要另辟蹊径,寻求大型稀疏矩阵填补新方法。为了消除稀疏矩阵结构约束,实现对任意类型关系矩阵进行填补,我们研究的重点是利用多源网络知识的协同共享,发现相似知识间的潜在关联,构建潜在关系矩阵,提高大型稀疏矩阵填补的性能。
(3)动态核协同社会信息网络群体关系融合方法研究。基于核协同挖掘的极大相似子关系具有动态性及连续性,从聚类的角度来讲,处理动态数据目前主要有两种手段。一种忽略了数据随时间的变化,在随时间累积的整体数据上直接应用传统聚类方法。但是,在社会网络演变过程中,突发事件的产生使得每一网络快照上的聚类是明显的,因此整体聚类结果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另一种则忽略了不同时刻数据之间的关联性而在每一个网络快照上单独应用传统聚类方法,这导致了不同时刻的聚类结果相差甚远。针对研究需要,我们的目标是设计具有普适性的在线式动态群体关系融合算法,以聚类结果精准为前提,实现时变条件下聚类结果仍然能够保持光滑性。
3 多维协同感知型社会信息网络演化分析(Analysison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ve awareness societymultidimens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
这部分的研究可以概括为演化特征分析、共栖属性提取、协同演化分析三个层面。具体地说:
(1)基于Time Line的感知型社会信息网络演化特征研究。基于Time Line的感知型社会信息网络演化特征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其时序特征进行分析。因为社会信息网络中存在着多变性、瞬时性、Churn特性,因而从已有社会感知数据中获取Time Line的准确程度将直接影响时序特征的分析结果。抽取Time Line的时序间隔过大、过小或过于平缓,都不能准确的反映出该时间区间所发生事件的明显特征[3]。如图1所示,Time Line上有五个时序区间T1、T2、T3、T4、T5,其中T1与T2、T2与T3之间存在着相对的变化特征,T1与T5之间属于绝对变化特征。因此,如何通过已有的社会感知数据,提取理想状态下的Time Line,并通过演化分析算法,对Time Line上的不同时序进行演化特征分析是本研究的研究重点之一。
(2)感知型社会信息网协同共栖属性提取。该研究将通过对感知型社会信息网协同共栖属性提取,对其演化属性进行分析。目前的研究,大多以静态或时序网络快照为主。因此在实现连续动态的演化环境中,需要重新定义协同演化度量指标。其中,共栖属性可以区分出社会信息网络中感知对象之间是共生关系,还是竞争关系等。设计个体和群体的共栖属性提取方法,总结属性变化规律,是分析社会信息网络协同演化关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3)动态嵌套多向关联的协同演化关系分析。该研究将设计感知型社会信息网络的自适应表达式,提出协同演化关系分析方法,对多维协同演化关系进行分析。
社会信息包括了各种维度的信息,信息之间起着协同作用,构成了整个社会信息网络的运行过程。它的协同演化过程是一个跨界现象,不仅发生在一个层级中,还可能发生在其他较低或较高层级中,而且还会发生在层级之间;既包括内部微观对象的协同演化,也包括与外部环境的宏观协同演化,并且这些不同层次的演化是交互嵌套、难以区分的。微观行为主体的活动经常会产生宏观上的效果,宏观层的演化也会对微观层的演化产生影响[4]。层级间互动的演化,是多层级协同演化的重要特征。图2展示了一个社会信息网络中多维信息的协同。
这部分还将利用各个子网络的属性值,重点研究通过社会数据感知计算技术,对动态嵌套多向关联的协同演化关系进行分析,提出对社会信息网络中的单方主导演化关系、共同主导演化关系和无主导演化关系的协同演化关系分析方法。
4 动态社会信息网络建模(Dynamic social networkinformation modeling)
建立动态的社会信息网络模型,首先需要确定描述网络模型的时间片特征值,即对时间轴进行足够细的分割,使得每一时间片上至多有一个节点变更其连接策略,而同时保证其他节点保持其原有连接状态不变。其次,需要设计网络模型的动态连接策略。连接策略的正确选择,决定着最终模型成功的与否。按照以上思路,模型建立部分的研究内容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以节点社会上下文(Social Context)为效用值,消除网络噪音。研究表明,人的行为活动具有重复性与周期性,这样就可以将人的多种行为特征表示为网络节点的不同社会属性,将节点的社会属性进行归纳就可以得到节点的社会上下文知识[5]。根据社会上下文,可以得到节点的信誉评价值。真实的社会信息网络中会存在一些由恶意节点引起的一定概率的误连接,因此在建模之前预处理网络数据可以降低由于个体行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网络演化噪音。本部分内容研究应用社会上下文来评价节点的信誉度,并通过累计信誉记录得到节点的最终信誉值。由于恶意节点在社会信息网络中会恶意破坏社会信息网络中的正常连接,对网络研究的负面影响较大,所以可以根据节点的信誉评价值,孤立恶意节点并删减其连接。
(2)基于社会特征的时间片发现算法:Time sectiondiscover approach based on social information(TSI)。根据信息网络中节点的社会学特性,引入社会信息网络中节点的社会信息属性。因为当某个节点社会信息值发生一定变化时可能会引起社会信息网络结构的变化,所以时间片的划分应以节点社会信息属性的较大变化为划分依据,细化时间轴,使得每个时间片内只有一个节点的社会信息值发生变化,而其他节点按照惯性保持其社会信息属性值不变。经过这样处理之后,网络结构的变化过程就可以看成是一个马尔可夫过程。
(3)基于半随机游走策略的动态连接。社会信息网络中节点的连接过程可以看成是节点对社会信息进行追逐的过程。当网络中某些节点的社会信息值发生较大变化时,网络中的结构一般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其变化表现为网络中的某些节点会相应地连接到目前社会信息价值较大的节点上。这部分将研究在建模中应用随机游走策略,并设置连接阈值α。游走从网络的某一节点开始执行,当游走到目前社会信息值较大的节点时进行连接,之后继续游走到下一个目标节点,直到多次搜索并无更大社会信息值节点,完成一次随机游走。在每个时间片中模型要完成多次随机游走的动态重链。在随机游走的过程中由于应用了连接阈值α限定连接操作,所以此操作可以看作是半随机连接,连接阈值α的设定与网络中节点的社会信息价值有关,α的具体值应高于网络中节点的社会信息价值的平均值,并可设置α的浮动范围δ(δ是一个较小的值)。
由于社会信息网络研究的数据精准感知型核协同社会信息网络的网络结构是动态演化的结果,所以网络结构将随着网络中节点数量、节点的社会信息属性及节点社会上下文的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可以综合表述为动态半随机重连策略,应用这种策略建立的网络模型可以表现出网络由不稳定到相对稳定,再到不稳定的演变过程。
5 社会信息网络上突发检测方法(Social networkinformation burst detection method)
由于社会信息网络同时具有信息网络的实时性和社会网络的交互性的特点,因此可以通过研究社会信息网络拓扑结构的演化行为,研究突发事件的检测与预警方法。主要研究问题如下:
(1)网络节点影响力分析方法。针对社会信息网络不同于传统网络的集聚特性,提出网络节点的影响力分析方法。首先,基于拓扑势理论对社会信息网络进行社区发现,并对网络中的节点进行分类;其次,针对不同类型节点的不同结构特征,分别对其进行影响力分析。
(2)网络节点的可信度评估方法。研究社会信息网络中节点的可信度,一方面采用云模型对社区内和社区间的节点进行全局信任评估,另一方面通过引入时间窗及构造时间函数实现对可信度的动态更新。
(3)突发检测方法与预警方法。由于突发事件具有的海量数据积聚、爆发的瞬时性及偶然性等特点,因此首先引入滑动窗口的思想对监测到的数据流进行分析,然后分析网络拓扑的演化行为,进而对网络上的突发事件进行检测和预警。
在这些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中,基于网络拓扑演化的突发事件检测与预警方法研究为社会信息网络研究目标实现的最后一环,而且带有更大的探索性和前瞻性,所以基于网络拓扑演化的突发事件检测与预警方法研究可是说是我们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6 结论(Conclusion)
社会信息网络是兼具社会网络和信息网络特征的新型网络,一方面其节点间表现出强交互特征,另一方面其拓扑结构呈现强时变特征。由于社会信息网络的数据具有多源性、异构性,拓扑结构具有多变性、瞬时性、Churn特性以及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着交互嵌套演化等现象,因此社会信息网络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系统,社会网络和信息网络上的传统研究方法很难直接应用或迁移到社会信息网络上。目前来看,社会信息网络上的理论研究还比较匮乏,开发、应用等活动尚缺乏合适的实践方法和指导理论。真正建立一个面向数据精准感知的动态社会信息网络研究平台,还需要我们不断努力。
摘要：目前,社会计算和面向网络化社会的研究在许多国家都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次,成为了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课题。社会信息网络(SIN)作为社会计算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对象。内容包括数据精准感知型核协同SIN构建、多维协同感知型SIN演化分析、动态SIN建模和SIN上的突发检测进行了系统描述,不但可以为SIN研究提供理论支持,而且也可为涉及社会和谐发展的SIN上的突发检测应用提供新方法。
论媒介演化对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 篇3
一、媒介技术的演化与社会性别的融合
媒介技术的演化不仅逐渐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模式, 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便利性, 它还打破了社会场景中的藩篱, 为两性可以在平等的环境下共享观念提供了可能, 为社会性别的融合做了长期的准备。
(一) 媒介技术的演化增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便利性
1. 传统传播模式———“被禁锢”的信息
男性、女性作为一直以来社会中存在的两个“群体”, 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每个成员。媒介对社会性别的影响, 主要在于媒介技术至少部分地使这两个“群体”在从社会场景中获得信息接触时存在了一定的差异。[2]而媒介技术的演变在潜移默化之中不断改变着人们对信息的接收模式, 以此改变着群体之间获取信息的差异性, 从而对社会性别的融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口语传播时代的信息具有易逝性, 无论人们是主动获取信息还是被动获取信息, 信息都无法长久地保存。通过口语传播的形式, 信息的共享程度也十分有限, 从长远来看, 非常不利于人们与他人分享自己获得的信息并获得认同, 这也限制了人们以群体身份的方式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
文字传播时代, 信息得以长久地保存, 但技术的限制使得信息不能被大批量生产。虽然此阶段人们多是主动获取信息, 但由于文字的复杂性, 只有极少数的特权阶级具有阅读文字的能力, 人们对于信息的获取是非常不平等的。
在印刷时代中具有代表性的书籍同样因为文字的特殊性将特定的读者“聚集”到特定的信息系统, 在各种年龄段内和群体间隔离了信息系统, 使能接触某个信息系统的人和不能接触的人之间出现了严格的区分, 所以书籍更容易被精英们用于仅属于他们之间或个人间的交流。印刷时代的书籍作为一个独立的有形物体, 必须被单独购买或借阅, 所以如果人们对某一领域的信息感兴趣, 就必须主动将自己需要的书籍找出来。
2. 电子传播模式———信息的“主动传播”
与书籍相比, 作为电子传播时代代表的电视则有较少的知识阶段和分隔, 电视把它的内容提供给所有人。电视不会帮助精英掌控对于文化知识的解释权, 也不会使交流系统处于被分隔的状态, 它不会被精英们用于仅属于他们之间或个人之间的交流。与书籍需要被人们主动获取相比, 电子讯息会主动出来接触人们, 电视节目是被动性的消息, 利于满足大众更一般化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看, 阅读常用来加强和纯化一个人内在的现实, 但电视更趋向于将不同阅读圈子的人或主动或被动地放进同一个公共领域并向他们传播信息。
李宇春自出道至今拥有了大量的“玉米”, 除了许多年轻人, 也有很多“妈妈们”加入了“玉米”的行列。“妈妈们”大都是在传统教育的熏陶下成长的, 她们大多都认为女性应该以柔美、纤细、温婉作为特质。李宇春的中性形象如果出现在传统的媒体上, “妈妈”们可能根本不会去关注, 但借助电视这一平台, “妈妈”们有机会或主动或被动地收看超女的节目, 关注李宇春, 以至最后也成为“玉米”的一员。可见电视大大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程度, 也为社会性别的进一步融合打下了基础。
(二) 媒介技术的演化使“场景”之间的藩篱最小化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名著《第二性》中指出,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 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 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 是整个文明”。[3]她也指出“永恒不变的女性气质”只是一个谎言, 女人想事情的方式、情绪、走路的样子, 并不是生下来就这样的, 而是渐渐形成的, 是教育和日常生活的结果。而梅罗维茨认为“群体”的身份“是由群体成员共享而对外部群体保密的经历所支持的”。在社会性别的问题上, 他进一步认为:“男性和女性的区别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对社会场景存在差异造成的, 男性和女性领地的隔离一度造成了社会化的不同角色”。[4]梅罗维茨将20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性争取与男性完全平等的女性主义运动称为“实际上是为了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间的分界线最小化或将其消除”。[5]媒介技术的演化正是通过进一步消除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的分界线而对社会性别的融合造成影响的。
1. 旧有的“场景”隔离———“模糊”的自我认知
许多年以来, 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的隔离是被明确告知和接受的宗旨:“两个场合的宗旨”。妇女的位置是家庭与居家的场合;她们的职责是培养和照料孩子, 保护家庭, 减轻有工作的丈夫的负担;她们的权利是确定家庭的道德规则, 塑造孩子的个性与行为, 以及指导她丈夫的道德行为。与此同时, 男人要进入公共场合, 挣钱供养家庭。他们的权利是自由旅行, 决定家庭的居住地, 并且领导家庭的公共事务。这样的传统观念把妇女从商业化的重担中解放了出来, 男人则从照料孩子和家务的负担中获得解放。妇女传统的形象是纤弱、胆小、富有感情、超凡脱俗, 以及需要男人保护的, 这与妇女同男性信息传统的隔离有很大关系。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社会差异不但是通过场合的隔离而得到强化, 而且也通过男人比女人对世界有更多的接触而得到加强。以往, 男人能够去绝大多数妇女能到的地方, 女性则不能去大部分男人能去的地方, 但女性的私人空间却常常有男人介入。
男人对各种社会场所的介入允许他们发展多重的社会自我, 练习从一个场景中解脱出来, 当他们在另一个场景中时, 并可以获得自己角色所需的距离和看法。相比之下, 女性在家庭场合中的隔离使她们很少了解关于社会和自己角色的状况, 因此女性获得的是一个更有局限性和模糊感觉的自我, 一位女性对自己经历的了解常常是个人的理解, 很少能得到群体共同看法的肯定。波伏娃指出, 女人没有历史、宗教以及共同的地点可以使她们结盟。“她们分散地生活在男人中间, 通过居室、家务、经济条件, 以及社会地位依附于某个男人———父亲或者丈夫, 其紧密程度远远超过与其他女性的联系”。
2.“场景”的去“藩篱”化———“群体认同感”的催生
在受到电子媒介使用刺激后的工业信息时代, 电视可能以几种方式攻击了男性和女性世界之间的分界线:它融合了传统上不同的性别信息系统, 模糊了性别的公开与私下行为的分界线, 破坏了物质隔离作为性别隔离决定因素的重要性。
当谈到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大变革时, 不得不提到发生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其时, 电视在美国的普及率已将近90%。或许可以说正是电视媒体使20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性接触到了更广阔的社会资源, 帮助她们去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自我, 并使她们形成了共同的边缘心态, 其中的某些女性已经产生了强烈的群体认同感。“她们在组织中发现了妇女团体的力量, 越来越多的妇女拥有一种新的权利意识和团体意识, 而且拥有一种用团体和政治的语言来描述个人经历的能力。由此, 女权主义思想得以复兴、发展、成熟, 最终独立引导了一场激进的社会运动”。[6]
(三) 媒介技术的演化使在平等环境中的观念共享成为可能
电视将带有性别内容的节目带进家庭中时, 会以两种方式冲击传统的体制:赋予女孩另一个直接的角色榜样, 而对男孩则减少了男性世界的抽象性。从长期来看, 男孩和女孩都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中接触暴露的男性和女性角色榜样, 他们共享同样的性别观念, 这可能会削弱传统中社会化模式的区别。
1. 观念的共享对传统的性别意识造成冲击———不同性别的“公开比较”
电视所展示的文化态度是女孩和男孩应当各自按照传统的性别意识行事, 但它也可能教给女孩男性的行为、教给男孩女性的行为。由于面向女孩和面向男孩的书中包含着不同的内容和理念, 过去男孩和女孩不同的社会化模式就会因为他们所阅读内容的差异, 以及由于缺乏对异性所阅读内容的直接知识而得到强化。比如:许多书籍和电影中描述的教训是, 为了赢得一个男人, 女性必须放弃与他竞争。这种体系实际上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 从儿童图书到学术论文, 都得到了强化。[7]但电视上的内容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影响, 因为无论男孩女孩都接受着这样的信息。无论其具体的内容如何, 共享的信息越多, 就越是难以维持行为和世界观的传统区别。
每个小孩都有新的选择, 他们可能采取异性角色的某些特征, 电视同样减少了“异性”的神秘。在相同的信息环境中包括男孩和女孩、男人和女人, 使得两种性别的行为公开地让公众进行详察和分析。由于电视结束了文化了中“女性场合”的女性信息的隔离, 那么它的最大影响是女性对自己角色的认识。作为两性平等共享信息的平台, 电视改变了两性对社会性别的看法。电视使女性接触到与以往不同的“外部标准”并且告诉她们“事情如何进行”。男性也找到了放松自己, 不用一直维持自己强硬阳刚形象的另一个新方向。电视这个共享场景推动了以往被分隔开的男性和女性的公开比较。
2. 共享观念促进了群体认同感的加强———性别融合的“公开需求”
在现有的女性主义运动之前, 大多数的女性并没有将她们看成是一个“群体”。女性突然能够“看到”超越她们个人问题并对其表示关注, 亦能够获得外部的观点, 对全体女性问题有共同理解, 这与在平等环境中获得了共享观念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电视提供了有着男性话题、男性冒险和男性机会的男性世界的画面, 而女性却被禁止入内, 这使女性发现自己是“少数人群体”———被隔离在世界之外, 只能看不能进入的群体。电视对两性领地的不断暴露鼓励了男性和女性要求在所有的公共场合进行性别融合。
2010年因参加《快乐男生》选秀而家喻户晓的刘著, 人称“著姐”。因参赛时着烟熏妆, 穿蓝色丝袜和高跟鞋而引起社会关注。刘著凭借着出位的打扮, 女性化的表演, 出尽了风头。刘著的性别观从小就与其他男孩不一样, 但是他的家人也从未对他进行干涉, 对他的成长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这在以前的社会是肯定不会被认同的现象。如今的刘著还是会着女装亮相一些小的选秀现场, 甚至还召开了自己的演唱会。通过《快乐男生》的平台, 刘著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 而他的性别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上一些人士的认同。且不说刘著自身的行为是否含有炒作意味, 但是在他身上发生的性别融合的现象及其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 的确值得我们关注。
二、媒介技术的演化催生了全新的“场景”的诞生, 促进了新的价值观的产生
著名的女性主义运动“在20世纪六十年代一下子在全国爆发。几乎没有任何男性或女性预测到它, 或者说甚至没有想到会那样。”社会意识中如此革命性的变化如何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是什么改变了妇女的意识, 是什么使得这些变化成为合理的———之后———对许多男性也是合理的呢?[8]在一代人之内如此大范围的人群中女性主义意识的突然兴起有力地说明, 在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时, 它们可能赋予了人们恰当性别角色的一个全新的观念。
(一) 社会“场景”的融合产生了全新的“场景”———性别融合的基础
社会“场景”的融合并不单纯是一个场景与另一个场景的简单叠加, 融合的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当两个场景彻底融合成一个场景或逐渐趋向融合时, 就会促使一个新的场景的诞生。梅罗维茨指出:“性别的适合行为的新观念并不是简单地从更伟大的意识中成长出来的, 而是从新的意识和新的价值观中成长出来的。”[9]
因为电视通过将外部世界带入家中, 打破了公共环境与家庭的区分, 它首要的和最强烈的影响是女性对公众男性世界的观念以及她们所处的地点或缺少地点的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 电子媒介对家的入侵不仅使女性从家庭信息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而且倾向于将公共和家庭场景重要整合并且形成一个“兼有两性的场景”。
(二) 新的“场景”促使了新的价值观的诞生———性别融合的开端
妇女解放运动决不是简单地解放“受压迫的少数人群”。妇女对角色、权利和责任变化的要求也必然要求男性角色、权利和责任的变化。女性主义运动可以被看作是“性别解放运动”, 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在融合, 不仅仅是妇女变得更像男人, 而是两种性别的成员变得类似, 并且两种性别的成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对方的互相认同。
希拉里·克林顿是美国曾经的第一夫人, 现任的美国国务卿, 她的经历可谓充满传奇色彩。她曾为了帮克林顿助选, 而改从夫姓, 又力排众议与奥巴马同时竞选美国总统, 甚至还曾经在竞选中一度取得过领先位置。而她的先生克林顿从美国前任总统转变为为希拉里助选的好好先生则恰恰反应了两性在社会角色中互相融合的趋势, 当男性与女性不再固守在旧有的社会分工和场景之内时, 一样可以取得非凡的成就, 并获得众人的认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为“社会性别融合”的未来提供了好的典范。
三、结语
媒介是大众传媒传播的工具, 不仅媒介所报道的内容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意识, 媒介也通过塑造这些社会事务和行为交往的风格来影响着社会。社会“场景”之间不断地融合与撞击, 引起了对社会和政治行为重新评价。作为受传者, 我们如何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去鉴别信息的有益与否, 而作为传媒人的我们如何去挖掘传媒的潜质以服务社会, 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应是我们永恒不变的话题。
摘要：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演化, 推动了社会的不断发展, 并对社会成员的行为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 社会性别的融合现象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试图通过梅罗维茨的“媒介场景理论”, 着力从媒介技术的演化增强了信息获取的便利性, 使不同社会性别之间隔离“场景”的最小化, 促使了崭新社会性别观念的形成与共享三方面来探讨媒介技术的演化对社会性别融合的影响。
关键词：媒介技术,媒介演化,社会性别
参考文献
[1][2][4][5][7][8][9]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 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158-171.[1][2][4][5][7][8][9]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 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158-171.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 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309.[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 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309.
社会演化的研究新法 篇4
一、“仁”意义的演化
周海春认为在“仁”的阐释逻辑上, 对儒家“仁”的理解至少形成了如下几种解释逻辑:第一, 一般和个别的逻辑;第二, 内在性和外在性 (心理和行为、个体和社会) 的逻辑;第三, 超越性 (先验) 和现实性 (经验) 的逻辑 (上下关系) ;第四, 动态和静态的逻辑关系。而在仁的阐释传统上, 他认为在“仁学”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些比较系统的解释倾向, 主要包括心理主义阐释、形而上学伦理学阐释方向、个体德性论阐释和人与人的伦理关系阐释四种[1]。陈远宁则认为孔子的“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范畴, 包含伦理的、政治的, 特别是个人修身等多层面内涵。首先, 它属于伦理学范畴;其次, 它属于政治学范畴;最后, 它更是修身学范畴。并提出“仁”的上述三层面内涵看似各有所指, 实则相互联系、相互交融。大体来说, 它们是以伦理学的“仁”为初始出发点和立足点, 达到实践政治学的“仁”的理想要求;而修身学的“仁”则是实践前两者的根本关键所在[2]。为了更方便突出演化过程, 笔者在这里大致按照时间先后顺序, 对“仁”的意义进行简单梳理, 适当关注阐释逻辑和范畴转化。
孔子贵“仁”, 早在先秦已有定论。“仁”是其学说的核心概念。但是, “仁”这一范畴的提出并非始于孔子。“仁”字最早见于今文《尚书》:“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 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 能多才多艺, 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才多艺, 不能事鬼神。” (《尚书·周书·金》) 在这里, 仁指的是一种气质和才能。“仁”字在《诗经》中有两见:一是《诗经·郑风·叔于田》:“叔于田, 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 洵美且仁。”二是《诗经·齐风·卢令》:“卢令令, 其人美且仁。”这里的“仁”主要做气魄外貌解。可见最早“仁”的意义并不包含日后最重要的伦理和道德意义。到了春秋时期, 据统计, 《国语》中“仁”字凡24见, 《左传》中“仁”字凡33见[3]。“仁”字的含义已经多从道德原则立论。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实际上, 他对“仁”的理解并不只是停留在文化典籍字面解释上, 而是从来自亲情的“爱人”这一概念出发, 以自然之情为出发点, 辐射出一系列以“仁爱”为核心的同心圆, 由近及远、由内及外。构成一套有条件的“仁爱”体系, 孔子的“仁”是一种有差别的爱, 其践仁的目的是“复礼”, 诊治“礼坏乐崩”的现实社会。他的“仁”的概念实际上是和“礼”这一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孟子和荀子论“仁”, 基本含义大致和孔子相近, 发展是孟子主要把“仁”与天性良知、道德和本心等联系起来, 主张“以心释仁”, 而孟子从性恶论出发, 主张“以礼制仁”。另外一点就是说孟子坚持孔子的“仁学”伦理学和修身学范畴, 对政治学范畴的“仁”的阐释进一步予以重视, “仁政”概念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提高。
到了汉代董仲舒时, 缘自天人感应论, 他把神“人化”, 提出天是有意志和性格的, 天是社会和人生的法则, 社会人生的一切取决于天。那么天之“仁”就包括爱天统辖的一些生命, 包括人与动物在内的万物。在他的“仁学”体系中, 赋予天“仁”的特性, 进一步对孔孟的“仁学”进行扬弃, 反对“亲亲为大”, 提出按照“德”践“仁”而不是按照亲亲, 反对只爱自己、不爱他人的思想。可以看出, “仁”的对象、主体和原则在这里都较之前有了进一步演化。
宋之前, “仁”的基本内涵都是在爱人范围内延伸和拓展。转变发生在宋代, 最直接的推动力量是理学, 特别是朱熹, 他的论著《仁说》完成了儒家仁学的哲学阐释。他们为儒家仁学提供了心、性之类的哲学理论依据, 并使仁获得了形而上的本体特征, 使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具有本体论的内容和意义, 完成“仁”这一概念的进一步演化。
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处于外忧内患中, 在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 资产阶级新仁学开始发展。它是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伦理原则的结合, 康有为和谭嗣同等把“博爱”与中国儒家核心概念“仁”相结合。使“仁”获得与时代精神同步、与知识分子救亡启蒙使命一致的文化内涵。
实际上, “仁”的意义的演化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 学者们对“仁”的意义几千年来莫衷一是。本文旨趣并不在讨论“仁”的意义, 而在于对“仁”的意义的演化和争辩的发生利用西方的哲学理论, 从“外学”视角进行一次回顾, 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从释义学角度看“仁”意义之演化
释义学也可以被翻译为解释学、诠释学或阐释学。“释义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文中, 它的拉丁化拼法是hermeneuein, 词根为Hermes。Hermes是古希腊神话中专司向人传递诸神信息的信使。不仅向人们宣布神的信息, 而且担任解释者的角色, 对神谕加一番注解和阐发, 使诸神的意旨变得可知而有意义。因此, “释义学”一词最初的意思就是“解释”, 主要指在阿波罗神庙中对神谕的解说。由此衍生出两个基本意思:1.使隐藏的东西显现出来;2.使不清楚的东西变得清楚[4]。早期的释义学主要有两种形式, 即法律的法学解释和圣经经典文献的神学和文献学解释。圣经学研究者汤恩豪塞尔出版了《圣经释义学或圣经文献解释方法》一书, “释义学”一词作为书名第一次得以使用。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把释义学作为文化科学方法论加以特别研究, 使释义学作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般学说而摆脱一切教义的偶然因素。释义学在本世纪完成由认识论到本体论的革命, 这场革命的中心人物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利科。释义学已成为20世纪主要哲学思潮之一, 对当代西方哲学发展有深远的影响[5]。这里, 笔者将借用释义学的相关概念关照“仁”的意义演化过程。
首先, 中国语言及中国人思维特点是造成“仁”意义演化的原因之一。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将解释的方法分为两类:语法方法与心理方法。语法方法是对文本进行字面上的解释, 处理的是作者的语言特点;心理方法是对作者的写作动机进行揭示 (因为是写作动机才赋予文本以意义) , 研究思想如何从生活中产生, 施氏更注重第二种方法。实际上, 两种方法不应是对立的, 而是解释的不同层次。语法的方法揭示的是文本的字面意义;心理的方法解释的是文本的内涵与思想[6]。此观点并不是西人独创, 如果把施莱尔马赫所说的语法的方法对应中国传统治学手段“训诂”, 把心理方法对应“义理”, 我们就会发现此类观点早在中国文化中提出并得到广泛应用。就现存资料来看, 训诂一词约出现于两汉时期, 或作“训故”。训是解释的意思, 诂 (故) 指古书中的古字古言。所谓训诂, 即解释古字古言。因为古今言语的差异, 通过训诂学训练的学者可以消除隔阂, 以求正解。义理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蕴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作者的思想内容和真正意图。按照此逻辑, 理解“仁”的意义的最直接方法就是找到“仁”的最佳文本, 运用语法方法和心理方法, 训诂其“微言”, 阐释其“大义”。实际上, 学者们也是如此实践的。例如, 很多学者对《论语》中提到“仁”的109处一一分析, 详加对比和解释。但很实际的问题是即便如此, 我们对于“仁”的理解仍然莫衷一是, 甚至, 似乎我们知道得越多, 理解越容易出现分歧。这里, 笔者觉得中国的语言特点和中国人的思维特性是主要原因之一。首先, 从语言学和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来说, 语言本身是具体的指代, 义理往往是抽象和不可言的, 语言在表达义理上往往具有先天局限性。就像老子所说的:“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这样文化中就多了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而这个特点在中国语言, 特别是古汉语中尤其明显。古代汉语中字与词往往不分, 一个字通常就是一个词, 由于词的引申、假借, 使一字多义现象成为普遍。另外还有词的比喻义、双关义、临时借代义和特指义等, 因而给理解造成困难[7]。再加上历史久远, 语言和文字自身演化和改变, 使训诂十分困难。另外从中国人的思维特性来看, 推崇整体思维和模糊思维, 古人做学问时学科概念似乎不强烈, 并不推崇对概念下明确定义。如《论语》中109处谈及“仁”的地方, 有些说如何“践仁”, 有些言什么不算“仁”, 往往对什么是“仁”谈及得很少。给后来者留下意义演化的很多空间。狄尔泰认为要真正做到解释, 必须把握文本的“客观精神”, 冯友兰先生说过, 做学问要“照着讲”和“接着讲”。客观地说, 因为上述原因, “仁”的“客观精神”是隐藏在浩瀚典籍中的, 因此“照着讲”就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而在此基础上的“接着讲”主观性更大。在这个意义上说, “仁”的意义的演化是必然的。当然, 这里并不是把这作为弊端提出实际上正是因为如此, “仁”的意义才会进一步深化, 中国文化内核才会进一步坚固。
其次, 前结构的不一致是“仁”的意义演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海德格尔提出“前有”、“前见”与“前设”三个概念“前有”指为读者拥有的那个时代的物质条件、精神状况、知识水平、民族心理结构等, 实际上是“处境”在个体身上的体现。“前有”是一种背景性东西, 隐而不显, 决定读者的解释、教育探索与实践, 但读者不能理智地加以把握。正由于“前有”的模糊性, 使得解释具有多种可能性, 而作为某一个具体读者, 总得有一定视角作为解释入口, 这个作为解释入口的视角就是“前见”。“前见”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入一个特定的领域, 然而在解释前, 读者还得有一个假设, 以便将要解释的事物与假设做对比, 这种用来解释的假设便是“前设”。“前有”、“前见”与“前设”是任何解释的基础, 它们共同构成理解的“前结构”[6]。理解和解释实际上是读者与文本作者之间的对话互动的结果。如果读者的“前结构”不一样, 自然就会对文本的理解有所差异。这样, “仁”的意义会发生演化, 变得非常自然。限于篇幅, 这里试举两例。为什么“仁学”到了宋明理学会发生本性论的重大转变, 主要原因之一宋代文风鼎盛思想自由, 各种思想流派和宗教得到长足发展和融合, 二程和朱熹等人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需要。对于佛学中有利于满足此需要的合理成分, 如佛学中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等采取拿来主义并消化吸收。对“仁”这一概念意义的演化, 也是某些佛学内容并入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一个表现。又如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处于外忧内患中, 在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 资产阶级新仁学开始发展。它是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伦理原则的结合, 康有为和谭嗣同等把“博爱”与中国儒家核心概念“仁”相结合, 促进“仁”的概念的进一步演化。这两次演化都可以看做解释者“前结构”的不一致, 首先作为“前有”来说, 宋明理学和近代新儒学的“前有”中都融入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思想特征, 从选择切入点的“前见”来看, 二程和朱熹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复兴儒学, 对抗另一显学佛学的需要进行“仁”的本体论改造的。而对抱有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目的的谭嗣同等人来说, 其目的决定其“前见”不同于前贤, 作为在西方获得巨大成功的资产阶级新思想的“博爱”进入“仁”的意义体系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仁”意义是一个建构并将不断建构的过程
释义学早期人们之所以要进行解释, 主要是为了克服偏见。伽达默尔认为不能只承认原文的历史性而否认读者的历史性, 读者和作者一样, 都有不可抹杀的历史特殊性;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局限, 而是适应人存在的历史性。他认为偏见不一定是错误的判断, 而是在最后检验前所做的判断。“偏见是基于历史传统的理解, 它的界域是开放的, 面向未来, 随时准备接受检验、调整和修改”。“任何解释都是基于现在和未来对过去的理解, 都是一种偏见”。他甚至认为“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存在”, 因而“偏见”是不可克服的, 也是不应克服的, 它是理解的前提, 是理解的中介[6]。也就是说, 在伽达默尔看来, 早期释义学所谓的“客观精神”是不存在的。这样一来, 伽达默尔的释义学就有了后现代主义的韵味了。用社会建构论观点来看, 所谓文本意义也就是“发明”的, 而不是“发现”的, 文本的解释将是一个不断创造和循环的过程。
社会建构论的早期形态是产生于上一世纪20年代的知识社会学。现代西方社会建构论具有不同形态, 但都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 他们主张知识不是经验归纳的产物。知识并非我们关于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的摹写或表征, 并非通过所谓的客观方法而做的“科学发现”。所有知识皆为一种社会建构, 是植根于特定历史和文化的人们协商、对话的结果, 是人们在社会人际交往中“发明”的, 而不是通过所谓的客观方法“发现”的。知识和知识的对象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 更不是“反映和被反映”、“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认识过程是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 而不是被动的反映过程。同时, 建构是社会性的。人际互动、社会协商、共同意识决定了知识和知识类型[8]。结合笔者日前进行的一次调查, 采用此观点关照“仁”意义的演化, 将发现“仁”是一个建构的过程, 并将继续建构下去。
笔者曾经采用开放式问卷方法对312名大学生进行调查, 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在文学作品、人物传记等文献中描绘的具有“仁”的特性的人是谁?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该人物是最典型的“仁”者, 是因为该任务具有哪些人格特征?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排名前五位的人物分别是孔子、唐僧、周恩来、刘备和孟子。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经过同义词、近义词合并后进行归类。发现大众对“仁”的描述包括以下类别:爱 (401) 、忠恕 (276) 、义 (196) 、礼 (142) 、慈 (69) 、诚信 (53) 、自强 (50) 、智 (48) 、和与中庸 (30) 、勇 (26) 、谦虚 (20) 、孝 (14) 和其他 (54) 。 (后面的数字表示的是该类别中词汇被选择的频次总数) 通过对“仁”者的描绘的词汇, 我们发现爱、忠、恕等熟悉的“仁”的传统意义类别被选频次依然高于其他, 但也有很多其他类别进入“仁”的意义体系。在这里“仁”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德目, 而成为一个总体的德行, 包括所有特殊德目。可以说这是脱离学者们概念纠结的大众自身对“仁”意义的建构。学者们对“仁”的意义展开多元阐释的时候, 应该考察大众对此概念的理解。“仁”是一个特殊的思想观念, 在漫长文化浸渗中, “仁”作为民族心理和君子人格的一部分已经深入大众。大众对“仁”的理解将进一步作用于“仁”意义的建构。党的“十七大报告”与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目标和途径, 并将心理和谐与社会和谐作为一个主要问题提出来, 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将心理和谐提到如此高度。从人格层面看, 当代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出现一些“不和谐因素”, 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人们没有将“培育身心和谐发展的人格 (即新型君子人格) ”作为教育尤其是德育重心所在。“仁”作为“君子人格”的核心品质,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已经被赋予新内涵与意义。相信“仁”的意义是一个建构并将不断建构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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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娄毅.训诂与义理:中国传统释义学的两难选择[J].中国哲学史, 2004 (1) .97-102.
社会演化的研究新法 篇5
一、产业集聚区社会风险及其动因
产业集聚区的产业一般来自于政府规划的招商引资, 受到政策影响较为直接。不同的产业集聚区中涉及到的产业一般都有较大差异, 因此, 不同的产业集聚区所面临的具体社会风险也将各不相同。根据大量的数据和调查分析, 产业集聚区的社会风险可以概括总结为以下两大类六种:
1. 内生风险:
内生风险是指产业集聚区在发展形成时, 由产业集聚区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 企业规模变动, 组织形式调整等产生的风险, 内生风险是必然存在且不可避免的, 但是可以通过有效的管理和优化资源配置使之产生的危害降低。内生风险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即结构性风险, 网络性风险和生态性风险。 (1) 结构性风险。结构性风险是指在产业集聚区内部的不同企业之间, 同一产业的上下游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阻碍产业集聚区健康成长的因素。结构性风险扩大的原因有产业组织者对该产业的全面认识和发展前景不能做到全面的认识, 管理者不能够客观的认识到外部因素对产业集聚区的影响, 从而导致了产业集聚区风险的扩大。 (2) 网络性风险。产业集聚区内不同的企业之间形成相互合作, 相互制约的网状联系中, 由于市场行情, 单个企业生产力变化等引起上下游企业跟着产生变化, 从而使整个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发生变化, 这其中产生的风险即为网络性风险。网络性风险具有较大的传导性和相互影响性。 (3) 生态性风险。生态性风险是指产业集聚区内相关企业相互依存, 从而导致创新惰性的扩大, 从而影响企业的发展, 进而导致整个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升级。
2. 外生风险:
外生风险是指产业集聚区外部的环境变换引起的风险, 包括该产业集聚区中的主要产业的市场需求和国际环境的影响, 政府政策对该产业的影响等等。外生风险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周期性风险、政治风险和自然风险。 (1) 周期性风险。周期性风险是指经济环境周期性变换导致的风险, 主要有经济周期变化, 企业资金链变化, 原材料供求变化等。 (2) 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指由于政府的战略需求而产生的不同政策对产业集聚区的影响。政治风险也可以分为国内政治风险和国际政治风险, 国内政治风险主要是指政府宏观调控的干预, 国际政治风险有国际经济制裁, 各国的反倾销政策, 关税的调整等。 (3) 自然风险。自然风险指一些影响较大的自然灾害, 环境破坏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产业原材料的供给, 产品的销售运输, 以及对产业集聚区的日常生产造成阻碍的其他自然因素。同时产业集聚区内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 生态平衡破坏导致产业集聚区维护正常运作的成本提高而造成风险也是自然风险。
二、系统动力学原理
系统动力学 (system dynamics) 属于20世纪经济数学的一个分支,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雷斯特教授 (Forrester, J.W.) 首创。系统动力学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主要被用于企业管理, 解决诸如原材料供应、生产、库存、销售、市场等一系列问题。20世纪60年代系统动力学应用范围日益扩大, 特别是用来研究更复杂的宏观问题, 如研究城市的兴衰, 这是一个涉及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人口迁移、环境容量、投资与贸易等相互关联的复杂的系统问题。
系统动力学强调整体地考虑系统, 了解系统的组成及各部分的交互作用, 并能对系统进行动态仿真实验, 考察系统在不同参数或不同策略因素输入时的系统动态变化行为和趋势, 使决策者可藉由尝试各种情境下采取不同措施并观察模拟结果, 打破了从事社会科学实验必须付出高成本的条件限制。
系统动力学定义复杂系统为高阶次、多回路和非线性的反馈结构。一个系统由单元、单元的运动和信息组成。单元是指系统存在的现实基础, 而信息在系统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依赖信息, 系统的单元才能形成结构, 单元的运动才能形成系统的行为与功能。系统动力学把世界上一切系统的运动假想成流体的运动, 使用因果关系图 (causal loop diagram) 和系统流图 (stock and flow diagram) 来表示系统的结构。简单说来, 系统结构是指系统要素是如何关联的。这个要素可以是系统变量, 也可以是反馈回路或子系统。系统流图可以清楚地表示系统中的反馈关系, 其中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用公式来定义。运行模型时必须给出流位变量的初始值。事实上, 流位和流率之间的关系是一阶微分方程。在复杂系统中, 随着系统阶数的提高, 方程的阶数和数量都会增加。因此, 计算机仿真模型的优点在于使用仿真的方法代替传统的解析方法来求解方程。
如下面公式所示, 系统流图中的每一流位都需要一个微分方程, 流入或流出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等都需要明确的算术表达式, 这些表达式形成公式中的等号右面的部分, 一个系统动力学模型就是一系列非线性微分方程组。
其中x是流位向量, p是一组参数, f是非线性的向量函数。该公式是含时滞的方程, 因为其中向量x及其他参数是其前一时刻值的函数。
系统动力学根据控制论理论, 对系统的动态描述着重于流量的变化, 并运用了反馈的概念。系统动力学建模的过程如下:确定系统边界、定义变量、绘制因果关系图、构建系统流图、编辑公式并运行、模型检验和校准、仿真和分析。
三、风险演化
根据产业集聚区风险因素的分析, 结合系统动力学原理, 我们可以进行模拟演化, 根据分析的结果, 从源头上控制风险, 进而进一步促进产业集聚区的健康发展。风险演化的具体过程如下:
根据前文分析, 可以将产业集聚区风险演化分为四条回路: (1) 上游企业生产资金投入增加→上游企业生产投入增加→上游企业产量增加→下游企业生存原料增加→下游企业产量增加→下游企业效益增加→对上游原料的需求增加→上游企业的产品销量增加→上游企业的效益增加→上游企业生产资金投入增加。通过这条回路可以看出, 对单独的来说, 企业的生产资金投入可以反应该企业的营运状况;对整个产业集聚区来说, 每一条产业链的生产资金投入可以看出这条产业链的发展状况, 在目前情况下生产资金投入越大则运营状况越好, 整个产业集聚区的发展也越快速, 这是一个促进的正向影响, 不过也有同样的逆向影响存在。
(2) 上游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上游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下降→下游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下降→下游企业产品销量降低→下游企业效益降低→对上游企业产品需求量降低→上游企业效益降低→上游企业创新投入降低。这条回路反应了企业相互依存产生的创新惰性对整个产业链的影响。积极的创新将带来积极的影响, 而创新惰性的增加将会产生恶性循环, 严重影响产业集聚区的整体发展。
(3) 产业集聚区企业治理环境投入降低→区域内及周边环境恶化→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成本增加→整个区域社会稳定程度降低→产业集聚区内企业效益减少→产业集聚区企业治理环境投入降低。这条回路反应了存在的自然风险, 其中有人为可控的环境治理。过度的开发资源和污染环境, 将会不断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 此循环持续一定的时间, 将会导致整个产业集聚区的崩溃。
(4) 国家政策对产业的影响认知能力增加→调整集聚区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能力增加→集聚区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契合度提高→集聚区的发展符合国家政策需要能力提高→国家政策对产业的影响认知能力增加。这条回路体现了产业集聚区管理者对产业大环境的认知及集聚区发展的影响, 这就要求管理决策者要有较高的管理水平, 一个好的管理者将带给整个产业更长远的发展。
社会演化的研究新法 篇6
毋庸置疑,当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领域的问题层出不穷。传统公共行政的一元性与碎片化难以应对复杂化、多样性、跨界性的公共管理难题,强调参与主体多元性、治理过程协同性和治理结果超越性的协同治理被视为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社会组织在国外又称非政府组织( NGO) 、非营利组织( NPO) 、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组织( CSO) ,它以满足社会、企业和公众的需求为中心,在解决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有效供给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社会公共事务治理领域最主要的载体之一。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有利于推动社会管理由政府一元管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发展,是改革我国传统行政管理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我国从十六届四中全会到十八大,“社会管理创新”都被提上战略议程。2015 年10 月,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再次强调把“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内容之一。
协同治理是国外治理理论前沿所在,并取得我国学者的广泛共识。协同治理强调“共管共治的管理”、“公共事务社会管理”,突出协同、合作两个核心要素,与之相近的概念有“多元共治”、“网络治理”、“复合治理”、“多中心治理”、“协作性公共管理”等。据有关学者考证,Donahue[1]最早使用“协同治理”这一概念,将其阐释为“一种特定的公私协同方式”[2]。O’Leary等将协同治理定义为“控制私人部门、公共部门和公民团体合作伙伴关系的决策和行为过程的手段”[3]。Bryson等视协同治理为“跨公共、私人、公民团体的公共政策制定和管理的过程”[4]。Ansell和Gash认为协同治理是“一个或多个公共部门与非政府部门一起参与正式的、以共识为导向的、商议的、旨在制定或执行公共政策或管理公共事物或资产的治理安排”[5]。Emerson等把协同治理界定为“一组相互依存的利益相关者,通常来自于多个部门( 公共的、私人的以及非营利部门) ,为了解决一个复杂的、涉及多面的公共难题或情境而协同工作并制定相关政策的过程和制度”[6]。我国学者对协同治理理论的理解各异,有的学者把协同治理理论等同于协调学理论和治理理论的结合,如郑巧和肖文涛指出“基于协调学理论和治理理论,协同治理是指在公共生活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借助系统中诸要素或子系统间的非线性的相互协调、共同作用,产生局部或子系统所没有的新能量,使整个系统在维持高级序参量的基础上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7]。吴春梅和庄永琪认为“协同理论与治理理论的耦合以及协同治理理论的演进有其独特的价值”[8]。有的学者借用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概括性定义,如刘伟忠认为,“协调治理是个人、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9]。有的学者把协同治理看作是治理理论演进的产物,如燕继荣认为“协同治理是善治理论3. 0 版本的主要代表,它把公共管理定义为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单位、企业、个人等所有利益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的过程,认为善治意味着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协同治理”[10]。还有不少学者在译介国外有关“协同治理”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倾向于使用“合作治理”一词。如谭英俊指出,“合作治理就是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众多行动主体相互合作、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11]。周义程,黄菡在评张康之《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指出,合作治理是“一个由政府主导而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的治理过程”,提出用“合作治理”超越“民主治理”[12]。史云贵和欧晴认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是在双方相互独立的基础上,以平等的身份,基于资源优势与功能互补而展开的一种组织间互动合作方式”[13]。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协同治理”的阐释各有不同,但在某些理解上仍有所共识,比如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参与、共识导向、平等决策与协商、跨域跨部门合作,尤其强调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我国政府和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生产者,有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共同价值追求,二者协同治理的驱动力来自于资源的互补性、公共利益的扩大化、公共服务成本的节约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然而,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存在竞争性,反映出不同的利益诉求,如社会组织更关心自身的生存发展和独立地位,政府组织更在乎部门利益和政绩,可见,双方在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存在博弈的空间和可能。本文侧重于运用演化博弈方法分析协同治理下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竞合策略关系,探索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
2 协同治理下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策略演化博弈
基本假设如下: 存在社会组织和政府两个参与人,双方的策略集合为S = { S1,S2} ,S1 代表合作,S2 代表竞争; R1、R2分别为社会组织、政府的初始公共收益; r1、r2分别为社会组织、政府都采取合作策略时获得的超额收益,这得益于双方在资源共享基础上的合作比其中任何一方单独提供公务服务更能节约公共服务成本、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c为社会组织、政府采取合作策略付出的成本,如资源整合成本、监督成本、信息成本以及沟通成本等为社会组织或政府采取合作策略因增进社会公共福利而获得的公信力增量; k为社会组织或政府其中一方合作另一方竞争时,竞争方因导致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效率降低而承担的公信力损失。公信力提升的关键来自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提供者( 社会组织、政府) 的社会监督机制; 社会组织采取合作策略的比例为x,采取竞争策略的比例为1 - x,政府采取合作策略的比例为y,采取竞争策略的比例为1 - y,以上各参数均不为0。收益矩阵如表1。
根据收益矩阵可得: 社会组织采取合作与竞争策略的适应度分别为Ua( S1) = y( R1+ r1+ P - c) +( 1 -y) ( R1+ P - c) ,Ua( S2) = y( R1- K) + ( 1 - y) R1,社会组织的平均适应度为Ua( S) = x Ua( S1) + ( 1 -x) Ua( S2) ,进而得到社会组织的动态复制方程为:
同理可得政府的动态复制方程为:
用微分方程( 1) 、( 2) 构成的演化系统来描述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博弈。根据Friedman( 1991)[14]提出的方法,该系统的平衡点可通过分析雅可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得到。该系统的雅可比矩阵为令式( 1) 、( 2) 等于0,解得五个均衡点,分别是
当时,E 点存在,依据雅可比矩阵分析五个平衡点的局部稳定性,计算结果如表2。有两个局部稳定性的平衡点A( 0,0) ,D( 1,1) ,亦即演化稳定策略( ESS) ,分别表示社会组织、政府都采取合作策略或都采取竞争策略。博弈的动态演化过程如图1 所示。BDCE部分收敛于D点,预示着社会组织与政府最终将向( 合作,合作) 演化; BACE部分收敛于A点,预示社会组织与政府最终将向( 竞争,竞争) 演化,这两部分的和等于1。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系统将维持一种合作与竞争共存的状态。E点的位置决定了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面积大小,BDCE的面积越大,系统向D点收敛的概率越大。
长期内,系统演化的均衡结果可能是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或竞争,达到哪种状态取决于博弈支付矩阵和博弈的初始状态,演化系统的收敛方向与博弈双方收益函数的某些参数值及其变化密切相关。下面分别讨论影响系统演化方向的几个参数。
社会组织、政府都采取合作策略时的超额公共收益ri( i = 1,2) 。若社会组织、政府都采取合作策略增加的超额收益ri值增大,E点将向A点移动,BDCE的面积随之增大,系统收敛于D点的概率增大,( 合作,合作) 是演化稳定策略,说明社会组织、政府合作带来的超额公共收益越大,越能促进双方采取合作策略。
社会组织、政府采取合作策略付出的成本c。若社会组织、政府采取合作策略付出的成本c值增大,E点将向D点移动,BACE的面积随之增大,( 竞争,竞争) 将成为演化稳定策略,说明社会组织、政府合作付出的成本越大,越不利于双方合作的实现。
社会组织、政府采取合作策略时获得的公信力增量p。若社会组织、政府采取合作策略获得的公信力增量p值增大,E点将向A点移动,( 合作,合作)是演化稳定策略,说明对公信力的获取是促进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动因之一。
社会组织或政府一方合作另一方竞争时,竞争方承担的公信力损失k。若竞争方承担的公信力损失k值增大,BDCE的面积增大,系统收敛于D的概率增大,( 合作,合作) 是演化稳定策略,说明加大对社会组织或政府单方面采取竞争策略的惩罚力度,即公信力损失,有利于促成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
当时,存在3 种特殊情况( 如表3) ,在这3 种情形下,演化系统都将向A( 0,0)点收敛,( 竞争,竞争) 是稳定演化策略。因此,只有当时,社会组织、政府才有可能实施( 合作,合作) 策略,实现协同治理。
3 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路径
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有助于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社会公共利益。协同治理过程中,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作的收益、成本以及社会公信力得失。本文认为,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路径应遵循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以购买服务、授权委托、政策引导及社会监督作为协同治理的四大平台,通过签署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协议建立战略支持框架体系,形成集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于一体的三维立体格局,即“三种手段+ 四大平台+ 一个框架”。
3. 1 “三种手段”的综合运用
第一,法律手段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基础,建议我国政府效仿日本的做法,既制定社会组织管理的专门法,又在其他法律法规的部分章节中就社会组织的登记、成立、税收等事宜做出相关规定。第二,经济手段是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主要途径,建议我国政府重点探索以税收优惠为主、直接财政拨款为辅的经济手段,最大限度激发社会组织、社会公众参与协同治理的积极性,在优化公共服务体系的同时保持社会组织的独立性,避免社会组织蜕变为“二政府”。第三,行政手段是提高社会组织协同治理能力,营造政府与社会组织良好合作环境的制度保障。建议我国政府加快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的调整,逐步放宽准入门槛,使更多的社会组织成为合法独立实体; 借鉴发达国家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经验,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健全社会组织的财务制度、人事制度、信息化制度,推进日常管理合作创新; 加强社会组织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建设,完善人事管理公共政策。
3. 2 “四大平台”的协同构建
第一,购买服务平台涉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部分公共服务职能以及向社会组织购买政府尚未提供的服务。在具体操作上,我国政府可以效仿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采用“公开招标、合同运作、项目管理、评估兑现”的模式将某些专业性、操作性强的公共服务项目竞争性地交由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提供,政府在其中扮演好任务指派、资金支持和监督检查的角色,确保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资金使用的有效性。第二,授权委托平台,即政府组织遵循“使用者付费”的原则,通过授权将公共服务供给委托给社会组织,自己不直接出资购买。建议我国政府在实践购买服务的同时,学习西方经验开展授权委托的试点作为购买服务的有机补充,协同推进两大平台的建设。另外,通过设立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以公益基金的募集和使用来引导和扶持社会组织。第三,政策引导平台,即政府组织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强化机构改革、签署合作协议等方式来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在建立双方互信关系的同时,建议我国政府逐步引入及推行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的新形式———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重视发挥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协同者、宣传者角色的作用,借助法律手段和政策手段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通过合法渠道广泛收集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并及时向政府反馈,或者以建设性提议的方式协助政府改进和发展公共政策,传达民心和评估政策实施效果,保障政策制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政策执行公平合法。第四,社会监督平台是由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监督三个层次构成的有机体系。首先要强化政府监管。建议我国政府学习发达国家经验,通过强化年度报告制度、审计和财务检查制度、质询调查制度、违规处罚制度等手段,充分发挥登记管理、税收、审计、检察、司法等机关的力量,形成多个部门依法联合监管社会组织的格局。其次要推动社会监督从边缘化走向常态化。我国政府应以信息公开为原则,通过信息披露制度、捐赠者监督和舆论监督等途径,加快建设由社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等组成的社会监督主体系统,借助网络平台实施动态监督和动态评估。再次要建设作为互律的行业监督。应鼓励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的建设,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加强评估认证、推动诚信自律等方式,促使社会组织内部自律和相互监督。
3. 3 “一个框架”的有机建立
以合作协议签署为基础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战略支持框架体系,成为未来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发展趋势。在这方面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最具代表性,其实践成果值得我国学习和效仿。第一,英国政府于1998 年签署的《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合作框架协议》( COMPACT) ,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基本框架[15],地方政府随后效仿推动地方版的COMPACT相继出台。立足COMPACT中的各项指导性原则,英国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改革机构等各种机制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第二,加拿大政府分别于2001 年、2003 年签署《加拿大政府与志愿部门协议》( ACCORD) 和《良好实践准则》,提出独立性、相互依赖、对话、合作与协调、对加拿大负责等原则,保证政府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政治、经济事务的平等权利,并配套实施相应的运行机制和监管机制。第三,澳大利亚政府于2010 年签署《全国性协议———携手合作》,明确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原则和各自的责任,立足该协议建立多角度、多方位、多领域的全面协作框架,携手共促社会、文化、公民、经济和环境的大发展。建议我国政府通过“三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壮大社会组织的规模和数量,提高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能力,通过“四大平台”的协同构建,循序渐进地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待时机成熟时,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同时,以合作协议的原则、内容和相关规定为指导,加快政府机构改革的步伐,研究设立由政府和社会组织代表组成的领导机构、监督机构、仲裁机构和工作协调委员会,保证协议的顺利实施和纠纷的处理,最终实现“一个框架”的有机建立。
4 结语
社会演化的研究新法 篇7
《东西方文明的分歧与演化———从文化人类学, 微观历史学, 到演化动力学》的作者陈平在文中所提到的关于他在北大做演讲的主题, 即新兴的复杂系统科学所引起的思维方式的变革, 如何从自然科学渗透到经济社会科学以及传统的人文学科, 实际上就是在思考和讨论自然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经济, 文化产生的影响。
其想法与文化唯物主义和年鉴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 应该就是指从多个学科或者说方向去从新研究文化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与文化/物质的二元概念相反, 文化唯物主义的文化概念指的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物质的东西或过程。文化不只是那些已经概念化的范畴和程式化的形式, 而往往更多地融入看不见的日常行为和经验当中, 是一种区别于传统文化精神化的一种文化物质化, 而年鉴学派其宗旨是提倡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反对受实证主义影响的、以政治、外交史为中心的19世纪传统史学。所以作者对东西方文明的分歧和演化的分析, 也是一项跨越学科的研究, 而其讨论和中国经济社会演化 (作者应该是把经济社会也归属于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有关的相关的几个问题也是从多个角度出发。
2 对中西方文化分歧原因的重新认识
作者以横向的角度向读者陈列了各个学派不同观察角度的文化理解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包括鲁迅对中国民族性的批判与剖析, 以韦伯为代表的文化唯心论与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的对比, 文化人类学家哈里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与推广, 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 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从微观历史角度对人们生活的研究, 均衡与非均衡世界观的发源, 从非平衡态热力学和耗散结构理论对多样性起源的研究, 认知心理学皮亚杰学派对马克思二元论的突破, 以及经济学发展史成为边缘交叉学科渗透史。
只是对于其中所列的认知心理学中对物质与自然环境的割离表示并不能十分理解与接受, 根据马克思的二元论, 自然环境包含于物质。
3 对中西方文明差别的观察
作为科学工作者作者重视定量分析, 所以在比较中国封建地主小农经济与中世纪西欧的庄园农奴制度的先进性时寻找定量的证据, 虽然个人觉得这两者的比较并不一定要定量, 因为分析的对象受到许多其他不可丈量的因素的影响, 缺乏一定的可比性, 但其用科学研究的归纳法来比较中西方文明的区别确实比较清晰明确的。
从中西方封建体制的差异性, 中西方统治方式的差异, 中西方商业政策, 中国人口发展规律、人口政策与政治、军事战略的密切关系, 以及产权继承制度的对比中确实可以看出东西方文明的差别。
中国与西欧农业技术结构的不同确实对中西方文明的演进如向工业革命社会转型产生巨大的影响, 从作者的分析来看, 尽管中国地少人多, 但由于中国的经济主体是精耕细作劳力密集的小农经济, 农业广种薄收, 需要投入的劳力较多, 感到人口稀缺也不足为怪;而西欧以牧业为主, 需要的是牧场, 因此感到缺乏生存空间, 进而促使开发新大陆、殖民扩张的动机生成。所以说中国侧重于发展消耗人力、节约资源的技术, 西方侧重于发展消耗资源、节约人力的技术。
除了对向工业社会经济形态过渡产生影响外, 技术结构的不同也对制度规则政治形态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都为之后各自社会文明形态的进一步演化产生重要影响。
4 科学为何起源与西欧
我想, 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无外乎就是说生态环境和技术对人类思想、文化观念的影响不同。如前面提到的, 西方人地少, 向往开辟新的大陆, 通商与航海的需求和农牧经济下无法自给自足的特点使得西欧国家重视海洋道路的开辟, 也就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学。中国人也并不是不聪明, 也不是一直抑商, 四大发明、各类农事器具的更新、明清商帮的出现等等都说明中国人的智慧也是不可估量的, 只是, 由于封闭的内陆环境, 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 使得中国人对科学理论模型产生不了兴趣, 也缺乏一种孜孜以求的精神动力。
改变当代大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是目前人才培养、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突破的重要方向。
5 稳定与发展的消长关系
《东西方文明的分歧与演化———从文化人类学, 微观历史学, 到演化动力学》中的稳定与发展倾向于承认复杂性增加不稳定性, 稳定与发展、安全与机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稳定代表着一定程度的安全, 发展对应着相对更多的机会。也因此作者会在这一话题末尾提到“爱好风险的民族不等资源占满就去寻找新资源, 保守的民族往往竭泽而渔让旧资源有更高的利用效率”。其实这就对应了我们常说的开源与节流, 而真正对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对二者的综合。
6 中西方未来的选择的几个问题
无论是在全球竞争的大背景下对小康社会的追求, 还是合理合情的法制和有利社会发展的道德风尚的建立, 或者是产权制度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分析, 作者都在强调要重视多元化的发展, 也强调因素间的相适应性,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实事求是。
例如, 产权制度的安排要与不同的法理、道德相适应, 不同的制度安排与不同的人口密度也有关联。同时, 不同的制度安排产生的规模经济不同, 所以我们在进行制度安排时需要实事求是, 考虑我们的战略选择, 跟相关产业的技术特点和具体环境相适应。
在文章的末尾, 作者提了一下关于对于学术争鸣的态度问题, 作者尊重对手。另外, 作者主张“览万卷书, 游万里路, 会百家才”, “行路增长见闻不是目的, 观察世界, 发现理论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才是科学突破的出发点”。科学的进步需要不断地突破, 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辩证的否定, 你要肯定或者否定一样事物, 你就得先认识这一事物, 了解这一事物, 这样才能有发言权。这就得需要我们览万卷书, 去听听不同看法;游万里路, 在行路中发现“反常”;会百家才, 学习不同的学科, 听听不同高手对同一问题的看法。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中西文化优劣评价的变迁, 每种文化的具体形态都是历史演化的结果, 都受到经济, 政治, 社会, 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也同时作用于这些因素的发展, 这些因素的相互影响没有先后之分, 是在交叉中不断进行的。本文旨在通过对陈平阐述的从文化人类学、微观历史学到演化动力学多个角度对东西方文明的分歧与演化的分析过程的呈现进行思考, 就中西方文明分歧原因的重新认识、稳定和发展的消长关系来看中西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