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系统演化（精选9篇）
旅游系统演化 篇1
旅游目的地研究一直是旅游研究持续关注的热点之一, 研究旅游地系统演化特征有助于指导旅游目的地旅游有序、协调发展。传统旅游地演化理论———Butler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已广泛应用于山岳、岛屿、溶洞、主题公园等不同的旅游地[1,2,3,4], 对分析验证旅游地所处的阶段, 以及不同生命周期停滞阶段的影响因素和发展策略进行了较多的探讨, 对旅游地演化规律、运行机制、特征和影响因素已有了较清晰的认识。但Butler理论模型在解释旅游发展模式、旅游产品转型、旅游功能提升、相关社会支持系统的变化等深层次方面不适用, 对各个生命周期的划分是定性的, 存在一定的随意性。
耗散结构理论是阐释开放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状态的理论, 在讨论系统宏观动态组织结构较成熟, 适宜讨论复杂系统的演化。美国学者Thomas Abel最先利用耗散结构理论从能量角度对Bonaire岛旅游地系统的演化机制展开了较深入的研究[5]; Pulsejet R M等视城市为一个由人类与人居环境、社会活动之间组成的复杂结构耗散系统, 强调人类活动方式在系统演变中对系统结构功能的影响[6]。此外, 国内不少学者也开始将耗散结构理论应用到目的地旅游研究领域中。王迪云首次提出旅游耗散结构系统这一概念[7]; 陆林、鲍捷通过分析千岛湖旅游地的演化过程, 发现千岛湖旅游地是以外部自然与社会经济环境为支撑, 以吸引物子系统、设施子系统、服务子系统和支持子系统为基础的旅游地耗散结构系统, 最后得到整个旅游地系统演化的本质是耗散结构的负熵输入过程, 演化动力是系统要素非线性作用的系统自组织而实现的结论[8], 但缺乏这方面的定量研究; 魏颖、马耀峰等将中国入境旅游流系统认定为耗散结构系统, 计算了我国长三角地区和西部三大区域入境旅游流系统的负熵值[9], 发现区域旅游系统之间对入境旅游流存在相互的作用力。
目前, 旅游目的地系统演化研究已开始向科学量化方面转变, 但更多的仍处于理论探讨阶段。此外, 旅游流变化在目的地系统的反馈作用方面, 旅游地耗散系统的能量耗散难以用耗散结构理论做出具体地回答, 也就无法解释系统演变不同阶段出现的具体问题。能值理论分析方法能有效克服这一难题, 应用能值作为度量标准, 通过能值转换率可将生态经济系统内部流动和储存的各种不同类别的能量和物质转换为同一标准, 从而使不同性质的能量具有可比性。探讨目的地系统演化, 把握系统能量耗散趋势, 寻求推动系统演化的关键力量, 促进目的地系统向有序状态演变, 是旅游目的地和谐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
1 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武夷山地处福建省的西北部, 北临江西省, 是我国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之一, 现已划分为西部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中部九曲溪生态保护区、东部自然与文化景观区和城村古汉城遗址区四个主要区域, 其核心景区为武夷山景区, 总面积约为999. 75km2。武夷山四季气温较均匀、温暖湿润, 年平均气温17. 6℃ , 年平均降水量1864mm, 核心景区距市中心约10km, 交通十分便利。武夷山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首批国家5A级旅游城市、中华十大名山之一。
为了保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数据的真实性, 本文以《武夷山统计年鉴》和《武夷山旅游统计公报》为主要数据来源, 包括该区域多年旅游人数统计及其自然、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等相关资料, 选取1979—2014 年为时间段, 采用Spss19. 0 统计软件和Origin7. 5 函数绘图软件。
2 研究方法
旅游目的地系统演变是指在旅游人流、物质流、能量流、货币流、信息流等系统内外部各种力量共同作用和彼此反馈下, 整个系统形态特征产生结构性变化的过程。在不同的演变阶段, 呈现的是系统内部的旅游子系统组织结构和区域社会子系统组织结构长期叠加作用的结果。目的地系统是一个以人为主导干预的耗散结构系统, 随着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目的地系统的演变具有一定的导向性, 量化目的地系统演变状态是使判断目的地系统演化更加科学, 这是本研究的核心问题。
本文依照时间序列, 以武夷山发展旅游三十多年来的旅游流为线索, 克服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划分旅游地生命周期的粗略性, 构建本底趋势线方程划分武夷山目的地系统演变阶段; 借助耗散结构理论为理论基础, 详细梳理了目的地系统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提炼出不同时期目的地系统出现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 通过武夷山目的地系统的能值计算分析, 探讨目的地系统演变中各阶段的能量耗散情况, 总结出一般的优化调控措施。本文通过三种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结合, 以期更科学地量化评价武夷山旅游目的地耗散系统演化过程, 为推动武夷山目的地旅游科学发展发挥作用。
3 旅游目的地生态系统能量耗散特征
根据普里高律的耗散结构理论, 一个稳定的人类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都具有以能量耗散为基础的机构[10]。武夷山旅游目的地系统是人类经营管理下的生态系统, 其存在和发展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有关, 这些因素都与能量分不开。它不仅像自然生态系统那样, 需要从自然环境中输入的各种能量, 还要特别依靠社会经济系统中的能量输入, 如旅游人员的劳动能量和以旅游交通工具、餐饮原料、货币、信息等形式的能量投入, 人们对旅游目的地耗散系统的调控管理就是通过投入这些能量来实现的。旅游流向武夷山环境系统中排出的熵, 是以物质流和热流的形式出现的, 其中不断有能量流入系统, 抵消于熵增这一自然趋势, 从而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转。由于不同形式的能量在系统中发挥的作用不同, 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能量直接相加减, 能值理论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出路。
根据收集到的武夷山自然、社会、旅游等各方面的数据整理分析, 投入到武夷山旅游目的地系统中的能量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 图1) : 一类是自然环境转入到该系统的能值流, 包括直接输入的太阳能、风能、雨水能等; 另一类是系统通过外部购入与旅游相关的能值流, 包括食物原料、燃料、旅游商品和设备等基本生产资料; 第三类是旅游收入所包含的能值流, 包括出售旅游产品、提供旅游服务及其他旅游相关方面的收入; 第四类是旅游生产经营所需的成本费用的能值流, 包括雇佣旅游工作人员的工资、旅游营销宣传、各种旅游生产资料的费用支出等各种货币信息反馈形式的能量投入。
4 武夷山旅游目的地演化特征分析
4. 1 武夷山旅游流的演变
自发展旅游以来, 武夷山受到了多次重大事件的冲击和干扰, 影响最大的事件分别为: 1993—1994 年武夷山提出旅游兴市战略、武夷山机场建成使用、横南铁路贯通、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此间武夷山旅游接待人次的统计数据出现异常,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武夷山旅游系统受外界影响产生的涨落。在建立武夷山旅游接待人次本底趋势线时, 需要对该部分时间区段进行修正。首先确定适合进行直线内插的起始点 ( Na) 和终止点 ( Nb) , 然后以内插公式订正异常数据。内插公式为: Yn = Ya + ( n - Na) d。式中, Yn代表第n年接待游客人数的订正值, Ya代表内插起始点的统计值, n代表所要订正的年份, d为进行直线内插的公差值。d的计算公式为: d = ( Yb - Ya) / ( Nb - Na) [11,12,13]。从武夷山35 年的接待旅游人次趋势分析得到内插区段, 内插方程和订正后的数据见表1。
图2 为1979—2014 年旅游接待人次数动态曲线, 其中带点的线为武夷山旅游客流统计线, 光滑的曲线为其旅游本底趋势线。此外还可以看到, 武夷山35 年的旅游接待总人次的变化趋势整体上符合三次曲线的变化规律, 通过SPSS的三次曲线模型进行拟合, 得到旅游流人数动态变化的本底线方程为: Q = 0. 0433t3- 31. 2705t2+ 12. 105t - 34. 342。式中, Q表示1979—2014 年武夷山旅游接待人次数, t依次取1, 2, 3…, 其中相关系数R2= 0. 9831。
一般而论, 目的地演化发展处于何种阶段之上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点, 但以武夷山游客统计值及其本底值作为主要依据, 结合耗散结构理论, 根据目的地在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普遍问题, 可明确地将武夷出旅游发展阶段分为: 前增速期、增速期、后增速期。
前增速期 ( 约2003 年以前) : 1979—1999 年武夷山旅游业处于起步阶段, 本阶段以1994 年确立“旅游经济兴市”发展战略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①发展前期。1991—1993 年属于武夷山旅游发展初创阶段, 武夷山政府已逐渐关注旅游并积极参与旅游开发。1990 年武夷山撤县立市, 成为福建省第一个以名山命名的新兴旅游城市, 1992 年武夷山被正式批准为全国12 个国家旅游度假区之一, 1993 年武夷山全年接待游客为60. 84 万人次, 旅游收入0. 72 亿元, 武夷山的旅游发展局面逐渐打开。但该时期武夷山旅游目的地系统开放性欠缺, 旅游运行机制也不健全, 与外界其他经济系统的物质流、资金流、人流、信息流交换不畅, 旅游六大要素及其相关产业发展不协调, 旅游市场主体发育滞后, 不具备旅游目的地耗散系统涨落的条件。②发展后期。大约从1994—2003 年为武夷山旅游发展后期, 武夷山市集全市之力重点抓旅游, 提出全面实施“旅游兴市”的发展战略。武夷山民航机场的通航为开拓旅游客源市场奠定了基础, 已开辟香港、澳门、北京、上海等30 条国内航线, 1994—2003 年累计运送旅客247 万人次。该时期武夷山旅游的主要交通要道不断完善, 旅游地可进入性得到很大改观, 配套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起来, 武夷山已建成各类宾馆、酒店200 多家, 床位2. 1 万多张。到1999年成为我国第四个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 目的地知名度逐步打开, 对外开放水平明显提高。该时期武夷山旅游业总体全面发展, 旅游流已逐渐成规模, 2003 年旅游接待人次数达272. 63 万人次, 比1993 年增长了348. 12% 。尽管武夷山旅游非线性发展运行机制还不完善, 但旅游产业集群已初步成型, 旅游目的地系统有序化趋势显现, 已形成远离平衡态的状动态结构。
增速期 ( 2004—2010 年) : 增速期的武夷山旅游发展呈迅猛拓展态势。2004 年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作为武夷山市政府的工作部门行使政府对景区的管理职能, 下辖的武夷山旅游集团联合了31 家旅游企业成立武夷山联合旅业发展有限公司, 涉及旅行社、酒店、交通、娱乐、餐饮、购物等多种业务为一体的专业化经营、全面发展的旅游集团。这一时期的武夷山旅游产业结构已建成并不断完善, 旅游企业已经渗透到武夷山目的地生产、经营、管理等各个环节, 出现一体化趋势, 武夷山旅游产业各要素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推动的非线性结构运行机制, 系统整体效应开始显现出来, 旅游市场份额增长速度加快, 到2009 年游客接待量高达595.02 万人次, 旅游收入95.16 亿元。为了保持现有的发展速度, 武夷山利用新媒体持续加大旅游宣传力度, 游客分布范围扩大, 旅游地得到充分开发。以上诸多因素导致武夷山旅游系统不断产生涨落, 形成新的远离平衡态的耗散动态结构, 从而推动目的地旅游向前发展。
后增速期 ( 2010 年至今) : 自2010 年后, 武夷山旅游发展进入后增速期, 发展机遇与风险同在。此时, 武夷山作为一个整体供应链功能不断完善的旅游目的地, 尤其注重旅游产品的推广和客源市场的拓展。如武夷山核心景区加强自身建设, 寻求新的旅游增长点并于2010 年推出“印象大红袍”文化旅游项目; 在政府的牵头带动下, 开展“旅游节”、“茶博会”等大型系列营销活动, 通过与央视等主流媒体的合作, 对武夷山“印象大红袍”旅游产品和特色旅游线路进行大规模宣传报道, 使目的地在国内国际旅游形象再次得到巩固。2012 年接待旅游客流突破800 万人次, 旅游客流保持较高的水平, 说明武夷山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旅游品牌, 得到市场认可, 管理逐步规范化。后增速期武夷山旅游发展更为协调, 目的地供应链结构多元化优势突显, 武夷山旅游发展由低级向高级、由单一化向多元化方向转变, 符合马波教授提出的旅游发展的高级阶段将以区域旅游系统竞合、高端化、多元化发展为基本特征[14]。武夷山旅游耗散系统处于非平衡状态, 呈较高的有序化, 整体效应更加明显, 非线性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 保持发展的持续动力。
从武夷山旅游目的地演化进程可见: 旅游目的地耗散系统结构不断增多并趋于复杂, 系统功能也在不断丰富, 整个系统向着组合合理、结构多样、协调有序的方向发展, 并最大限度地从外界吸收负熵, 目的地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节能力也大大增强。
4. 2 武夷山目的地系统自组织发展特征
耗散系统的自组织就是系统逐步推动其结构和功能的相对优化的过程, 熵通常用来表示耗散系统结构状态的变化[15], 目的地系统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围绕旅游流为核心与外界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可以认为旅游流是目的地系统最重要的熵流。旅游接待人次数离散系数是揭示旅游发展的协调程度的, 其绝对值越大, 说明协调性越弱[16], 因此本文以旅游流离散系数趋势作为参考考察武夷山目的地系统演化的发展状态 ( 图3) 。
观察武夷山多年旅游流离散系数变化曲线, 结合武夷山旅游发展阶段可见, 在前增速期前期阶段, 由于处在旅游发展初期, 旅游发展刚刚起步, 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较薄弱, 旅游产业未形成规模, 旅游接待的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娱乐场所和旅游商品企业数量少且分散, 旅游企业规模小、实力弱, 经营管理也较混乱, 故离散系数保持较高水平。在前增速期后期发展阶段, 随着各项旅游政策的开展实施, 武夷山旅游环境得到逐步改善, 旅游企业大量进驻, 旅游流逐渐形成规模, 离散系数下降, 但由于在此期间武夷山许多旅游资源被不合理的开发以及大量旅游流带来的环境压力中和了旅游流带入的负熵流, 武夷山耗散系统出现涨落, 离散系数出现较大波动。在增速期和后增速期, 武夷山旅游品牌得到认可, 旅游企业集群效应显现, 目的地经营管理不断完善, 离散系数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 虽然不断增长的旅游客流与武夷山环境之间的矛盾成为目的地耗散系统有序发展的瓶颈, 但此时武夷山已形成了远离平衡态的动态机构, 旅游产业的非线性机制不断完善, 整体效益显现, 政府可通过实施各项调控政策引入大量的负熵流, 所以尽管出现无数次的涨落现象都保持在一个相对协调有序的状态。综合来看, 武夷山目的地耗散系统离散系数变化曲线总体呈下降走势, 侧面反映了武夷山目的地系统是一个不断出现涨落远离平衡态从无序向有序演化的过程。
4. 3 武夷山目的地系统能值分析
旅游目的地系统能值分析的相关实证研究为本次研究提供了一定基础, 能值转换率和能量折算系数参照Odum等前人的研究成果[17]。在旅游经济能值指标上, 结合研究区域实际情况, 参考谢雨萍[18]、魏敏[19]等的相关研究成果, 选取了2000 年、2009 年两个时间点, 包含旅游投资、旅游基础设施、旅游劳务、旅游宣传、政府旅游财政预算等旅游投入和旅游收入 ( 包含吃、住、行、游、购、娱) 11 个项目。为避免重复计算, 同一性质的能量投入只取其最大值。根据能值计算公式: U =N + R + IMP。式中, U为总能值, N为使用的自然资源, R为可更新资源, IMP为总进口 ( 包括旅游业、进口劳务和利用的外资) [20], 由此计算得到武夷山目的地耗散系统能量耗散状况 ( 表2) 。
2000 年、2009 年武夷山旅游系统投入的能值总值分别为1. 169 × 1020sej、2. 931 × 1021sej, 而输出的太阳能值总值则分别为2. 212 × 1020sej、3. 065 × 1021sej, 系统能值产出高于系统能值投入, 是一个能值输出型的系统。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 任何能量转化过程中都存在能量耗散现象, 必定有一部分能量退化成不可再利用的形式耗散于环境中[21], 这就需要武夷山目的地系统内部不断释放其他潜能才能弥补系统能流输入—输出之差。而武夷山目的地系统的功能主要是靠其连续的物流、能流、信息流、货币流、旅游流来维持的, 目的地系统本身供给有限, 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旅游流必需的大量能源和物质, 需要人为进行干预, 通过有意识地向目的地系统输入能量, 引入物质和非物质 ( 知识、技术、管理和人才等) 负熵, 促使系统内部管理理念、运营模式等潜能的释放, 由此整个开放的目的地耗散系统才能发展到新的动态平衡。
注: 根据《武夷山统计年鉴》和《武夷山旅游统计公报》整理所得。
从信息反馈的角度看, 2009 年与2000 年相比, 武夷山旅游投资、基础设施投入的比重持续加大, 旅游劳务投入比重减小, 说明在武夷山旅游地演化进程中, 货币流作为系统各能流运行的纽带把旅游系统与其他经济系统联系到一起。在这个复合系统内, 目的地的社会生产活动和旅游消费活动在环境都围绕着旅游收入最大化展开。由于武夷山目的地系统是能值输出型系统, 需要通过采取一定的手段与方法, 增加旅游货币流的正效应, 减少和避免产生货币流的负效应, 使其能按照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运行。
整个武夷山目的地耗散系统的运转归功于旅游者的消费, 旅游产品和服务经过消费后转化为货币返回系统推动物流循环。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不同, 人们可有意识地干预目的地耗散系统的能量流动, 目的地系统能流的运行必须借助货币, 通过对货币的调节和管理使系统能量尽可能地朝着旅游需要的方向流动, 即向系统输入负熵的过程。经过近十年时间的比较, 武夷山旅游收入比重发生了重大转变。2000 年旅游者的消费结构中游览占绝对比重, 武夷山旅游收入主要以门票经济为主; 2009 年, 除游览消费外, 交通、购物、餐饮的比重上升, 与武夷山近年来转变旅游发展方式, 将核心景区的居民和建筑外迁, 推行环保观光车和智能化管理, 完善停车场、公厕、景区道路等基础设施, 并深入挖掘旅游文化内涵, 开发旅游文化项目如举办文化节事活动、推出大安红色生态游等, 带动住宿、餐饮、购物等相关行业发展相符合的。
综上所述, 武夷山旅游目的地的演变就是目的地耗散系统从一种无序态过渡到有序的过程, 是人们为了整个目的地旅游系统环境大发展, 通过各种社会生产生活活动, 对系统能动地创建、改造、扩展的结果, 也就是武夷山旅游地形成、发展、兴盛、衰亡的过程。随着旅游规模的持续增长, 游客消费量不断增大且日益需求多样化, 然而旅游系统不是一个功能完备的自主系统[22], 在目的地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 从外界输入的物质的种类和数量也会越来越多, 对外部系统人力、货币、技术、信息方面的依赖性也会相应增强, 与外界的联系将更加密切。虽然武夷山旅游耗散系统是由特定功能和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 在相对有序的状态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但旅游系统是脆弱的[23], 容易被一些突发事件扰乱正常运行秩序, 如2009 年媒体报道的《5A武夷山景区为何达不到4A标准》事件和2011 年武夷山大桥垮塌事件等, 严重损害了武夷山形象。这些突发事件破坏了目的地系统的有序状态, 出现涨落现象, 而这类突发的事件发生, 又往往与目的地系统的非线性运行机制有关, 如管理不规范、决策失误等, 是目的地系统没有就事先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做出安排造成的, 这时旅游流的进入带来的熵流反而转化为负效应, 导致整个系统熵增, 可能会推动武夷山目的地演化步入衰亡期。
5 结论
武夷山旅游目的地系统是一个以旅游者为中心, 不断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交换, 从而使系统内部由无序转化为有序状态的耗散结构系统, 是由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构成的多功能、多层次的综合体。人们通过各种社会生产生活活动, 对旅游目的地耗散系统能动地创建、改造、扩展的结果, 就是旅游目的地耗散系统形成、发展、兴盛、衰亡的过程, 武夷山旅游目的地系统的演替当前经历了前增速期、增速期、后增速期三个阶段。由耗散结构理论可知, 要使系统避免出现衰亡期, 必须不断向系统输入负熵流。
2000 年、2009 年武夷山旅游系统投入的能值总值分别为1. 169 × 1020sej、2. 931 × 1021sej, 而输出的太阳能值总值则分别为2. 212 × 1020sej、3. 065 × 1021sej, 系统能值产出高于系统能值投入, 是一个能值输出型的系统。这就需要武夷山目的地系统内部不断释放其他潜能, 才能弥补系统能流输入—输出之差。人们通过对旅游目的地耗散系统的干预, 引入新型理论、创新管理模式、调整经济法令等负熵流, 可以提升武夷山系统自组织和有序化程度, 反过来也能增强系统对物质、能量、信息的加工转化能力, 最终营造一个环境优美、结构合理、稳定性强、生产效率高的目的地耗散系统。
武夷山目的地耗散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具有反馈调节功能。货币是武夷山旅游目的地耗散系统反馈的关键一环, 它是物流、能量流、信息流的反映, 如果过分关注从旅游中获取的收益而忽视了旅游收益实现过程中引发的负效应, 一旦发生不测事件, 或因为管理不到位, 忽略了一件平常小事或补救不力, 使之演化成为恶性事件将会导致武夷山旅游耗散系统总熵的大幅度增加, 致使系统偏离加剧, 不利于系统的稳定, 甚至可能促使目的地尽早步入衰亡期。要使系统维持稳定, 只有通过完善系统目的地系统非线性发展机制, 开展科学的旅游建设, 在充分考虑旅游地自然地理资源条件的约束下, 从外部系统尽可能多地引入负熵流, 使系统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物质和能量的耗散, 做到空间、时间和结构功能的有序, 从而获得最佳的总体效益。
旅游系统演化 篇2
[摘要]旅游圈作为一种动态扩张的空间组织，逐渐凸显成为中国区域旅游合作中最重要的符号表征，然而，目前类比性的“点轴”空间形态演化模式尚缺乏定量刻画与内生解释。文章统合实践中旅游圈在整体上所具有的中心—腹地结构与枢纽一网络结构复合}生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嵌套式圈层结构”模型与“嵌套式分层演化”模式，并立足需求视角，从旅游效用切入，以长江三角洲旅游圈为例进行了定量解释。研究表明：1）空间上，旅游圈具有嵌套式的圈层结构，可划分为葩嵌层与光环层，葩嵌层嵌套于光环层之中，而光环层可进一步划分为实环和虚环，在空间上具有可拓展性；2）时间上，旅游圈体现出“嵌套式”的分层演化，可划分为探查期、发展期和巩固期等3个阶段，其中，葩嵌层演化的这3个阶段在整体上可作为光环旅游圈演化进程的探查期，并显示出一种分层演化与跃迁扩张的特点；3）长江三角洲旅游圈的经典线路统计结果表明，其累计旅游效用在空间上呈现出典型的“L型”收敛模式，间接反映了旅游圈演化扩张中经历着边际效用递减到边际效用不变的转化；而游时一旅径关系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旅游圈在整体上已臻于成熟而处于一种平稳发展的优化状态。当然，嵌套式圈层结构模型与嵌套式分層演化模式在实践应用中需要结合个案进行具体分析，并期待更多的案例验证。
旅游功能的演化研究 篇3
旅游的定义是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旅游研究人员的难题。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根据各自的研究目的来为旅游下定义。然而有许多与旅游相关的特性是相当明显的, 如旅游的功能, 旅游功能的综合性、广泛性是其他产业所不能比拟的。旅游功能指的是旅游发展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的有利作用。
本人认为旅游的功能从总体上主要体现为4个方面: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生活功能。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也是旅游功能的演化过程, 从最初的政治功能、外事功能、到后来的经济功能、产业功能等综合功能发展至社会功能、文化功能以及生活功能。
二、我国旅游功能的演化过程
1. 政治功能
旅游是一种与人类历史相伴随的活动, 就整个世界而言, 人类有意识的外出旅行活动应始于原始社会末期, 并在奴隶社会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奴隶社会中, 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剩余物, 全部被奴隶主所占有, 除了用于祭祀活动外, 还要供奴隶主及其家庭成员外出巡视和游历时挥霍, 旅游活动高度集中于皇室、贵族、官僚、僧侣等特权阶级。
从古代的旅游活动可以看出, 旅游最先具有的功能是政治功能, 在古代很多旅游活动本身是一种政治活动, 如皇帝出游、宗教活动、封禅仪式等。普通人民对其持有一种既向往又敬而远之的态度。
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中, 政治功能自产生之始就一直伴随着旅游的发展, 到改革开放以前, 旅游业作为中国外交事业的延伸和补充, 还扮演着政治性的角色。时至今日, 我国旅游业在近年的对外交往中, 也表现了强烈的政治和外交敏感性。当前, 国内旅游管理部门与学者紧随国家政治和政策, 把旅游演变成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活动, 诸如“旅游扶贫”、“西部开发、旅游先行”、“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年”、“城乡和谐旅游年”等。
2. 外事功能
旅游的外事功能与政治功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伴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各国之间交往频繁, 出现了旅游的外事功能。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就关注旅游对外接待工作。
旅游的外交功能是外事功能的主要体现。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 旅游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的功能日益彰显, 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之后, 旅游业对外战略更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旅游对外交往的功能日益显现出来, 旅行活动更加自觉地带有国家意识和集体色彩, 旅游决策更多地考虑了国家对外政策的发展与走向。
近年来, 旅游外交的内涵急剧增加, 旅游外交的规模与层次逐渐升级。从官方《旅游年鉴》收入的大事看, 1996年~2005年间我国旅游对外交往活动逐年增多, 而且政府性旅游对外活动分量越来越大, 主动性也越来越强。国家领导人出访, 很多都有一项重要成果, 就是把出访的这个国家开辟成为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的目的地, 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外交工具, 在中外双边或多边关系中, 旅游业已经充当了重要角色。
3. 经济功能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纯民间意义上的旅游活动不断壮大, 旅游业渐渐由官方外交的附属转变成社会性的经济产业。旅游本身是一种消费性质活动, 经济功能也成为现代旅游迅速发展的根源。1998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旅游是经济发展增长点”的角色定位。2005年全国旅游行业人均实现利税0.76万元, 人均实现利润0.21万元。
现代旅游是一种大规模、广范围的活动, 涉及众多产业部门和企业。产业部门和企业的介入就必然促生经济功能。旅游的经济功能体现在创汇和创收两方面, 发展入境旅游可以创汇, 发展国内旅游可以创收。游不但吸引客流, 同时也吸引商流, 很多旅游者在旅游的过程中发现了商机, 他们就从旅游者转换成生意人和投资者。经济目标成为旅游发展首当其冲的目标, 旅游发展最终能够实现富民又富国的效应。如今, 旅游是一项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的具有全球意义的经济活动。
旅游发展一小步, 国民经济增长一大步, 旅游业的发展, 不仅影响一个城市的成长, 更是一个国家腾飞发展的延伸。旅游业直接收入每增加1元, 商业、饮食、交通等第三产业产值就增加4.3元;旅游业直接收入每增加1美元, 利用外资额就相应增加5美元~9美元;旅游业直接就业者没增加1人, 全社会的就业机会就增加3个~5个。
4. 产业功能
旅游的经济功能促使其产业功能的产生, 20世纪后半叶, 即二战以后, 旅游业获得了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发展环境, 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产业。据世界旅游业组织提供的资料表明, 1992年全球旅游业收入已超过了石油业和汽车工业, 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
1991年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 把旅游业明确定为产业;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 旅游业定为第三产业的重点。随后, 在一些地方旅游业迅速提升为第三产业的支柱产业、地方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早在1992年, 海南就提出要把旅游业建设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湖南提出把旅游业建成第三产业的带头产业和支柱产业;天津旅游工作会议提出了“大旅游、大产业”的旅游发展方向。当前我国31个省级区域其中有28个提出把旅游作为支柱产业。
5. 社会功能
旅游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活动, 属于一种“全方位的社会活动”, 可以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一般认为旅游的社会功能指教育和社会认知功能, 这是针对旅游活动本身而言, 而对于整个旅游业而言, 其社会功能是强大的。旅游业社会功能的发展, 使得社会发生了转变。如, 随着城市旅游的发展, 使一个城市本身发展成为一个景区、城市的居民变成旅游经营者。社区旅游、购物旅游、旅游地产等的出现是旅游社会功能的新发展。旅游与社会的结合渗透到社会的很多领域, 很多社会公益性的宣传与活动也与旅游相结合。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工业旅游、农业旅游也相继出现。从1990年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收取门票开展工业旅游以来, 国内开展工业旅游新增企业数量稳步增加, 旅游房地产是旅游业和房地产业相互融合的一种新兴产业形态, 也是发扎旅游业和房地产业的一条重要途径。现代旅游的社会功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6. 综合功能
旅游的综合功能与旅游的产业功能和社会功能是统一的, 旅游业的产业关联度高、综合性强、拉动力大的特点, 决定了旅游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与升级能产生十分巨大的作用。据世界旅游组织分析, 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的投资带动作用比例是1∶7, 从20世纪60年代起, 世界上许多国家, 尤其是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均把旅游业作为与工业、外贸、金融、房地产并驾齐驱的重要支柱, 推动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因为旅游有强大的综合作用, 可以带动其方面的发展, 如发展旅游可以带动交通的发展, 提高当地居民的人均收入, 带动创业、就业, 增加税收。有人说:“政府像一个大的旅游企业, 书记相当于董事长, 市长相当于经理, 而旅游局是一个营销部门。”
7. 文化功能
旅游的文化功能是隐蔽或者伴随旅游所有的功能的变化而变化的, 旅游走到如今, 越来越强调文化、美学、特征、地域性。如民俗旅游、民居旅游、红色旅游等。
旅游是人员的空间移动, 而且是人们离开常住地到达旅游目的地的移动, 这一过程必然引起文化的交流。伴随着旅游活动的产生和开展, 旅游者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也会自然而然地影响到旅游接待地, 旅游目的地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会有明显的改变。现代社会也往往通过旅游促进文化交流。
8. 生活功能
旅游的生活功能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旅游越来越贴近人们的生活, 成为生活得的一个部分, 生活的一种形式。随着经济的发展, 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将最终会转化成一种生活。
如第二居所 (别墅) , 当人们的收入状况和生活模式提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第一居所和第二居所的分立就具有了条件, 第一居所主要是满足人们的现实居住需求。而在第二居所, 人们不但要有生活, 还要有度假;不但要活得现实, 还要活得有理想;不但要生活有档次, 还要生活有品质。实质意义上的别墅, 不仅仅是建筑概念,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一种将生活与休闲、梦想与现实结合的现实载体。第二居所的选择往往有旅游的因素在里面, 当生活的品质达到一定的高度时, 旅游就成了生活本身。旅游的生活功能是旅游功能的最高发展阶段, 是旅游功能的最高追求, 体现了和谐社会的宗旨。
当前我国旅游业摆脱了原始的政治功能, 现阶段处在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交叉阶段, 有一部分胜过功能的影子, 旅游的生活功能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
三、研究旅游功能演变的意义
旅游功能的演化过程是旅游业发展过程的写照, 研究旅游业功能的演变过程, 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到旅游发展脉络, 真正理解旅游业发展的功能。旅游功能的演变过程中不同的功能引发了不同的竞争方式、折射出经济的发展、反映出社会发展的历程、体现了不同阶段的文化追求也反映出不同的生活质量。
1. 不同的功能导致不同的竞争方式
由于旅游功能的阶段不同, 旅游业竞争的内涵也不一样, 关于旅游业竞争力的研究主题也有差异。
(1) 资源的竞争
旅游发展的初期阶段旅游竞争的焦点是旅资源的竞争,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 旅游资源的品级、品位直接决定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层级。如上个世纪的50年代, 人们常常趋向于资源禀赋丰度高、名大、质佳的旅游景点, 提到旅游人们想到的是桂林山水、北京长城、黄山、庐山等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地点, 而其他地方旅游发展缓慢。
(2) 区位的竞争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业的竞争逐渐由资源的竞争发展到区位的竞争, 交通是旅游业“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中的重要因素, 也是目的地及景区发展旅游业的基础条件, 交通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区域, 一个景区的发展, 因为舟车劳顿是旅游者出游过程中最耗费精力、最不愿意付出的成本, 如果可进入性较好, 游客的到达率就会大大提高;反之, 则容易使游客路过而不进, 或者二次消费率过低。交通是改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产品进入市场的关键, 因此一个城市能否成为旅游城市, 交通便利是其最重要的因素。如, 江西庐山, 由于临近长江, 靠近京九铁路线, 庐山的旅游率先发展起来, 而同样自然资源优厚的三清山、井冈山等由于区位不占优势后来才得到发展。
(3) 产品的竞争
产品的竞争实际上是成本的竞争, 价格的竞争。在旅游产品之中最具竞争力的是旅游线路, 旅游线路是旅行社为旅游者服务的旅游产品。人们外出旅游时, 往往受到金钱和时间的限制, 在有限的资金和闲暇的条件下, 旅游者总是希望游览更多的景点, 感知更多丰富的信息, 获得更大的收益, 但又不能太过紧张疲劳。因此, 合理的旅游线路游的设计是旅游产品竞争的焦点。
(4) 管理的竞争
旅游景区的管理是一个综合系统的管理, 游客出游需要有满足其食、住、行、游、购、娱的综合保障, 而作为旅游终极目标的旅游景点, 实现自己的功能同样离不开其它相关行业和部门的保障和配合, 也离不开诸如社会的、经济的、文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因而旅游景点的管理不只是售票大门以内的管理, 而是一个大的综合系统的管理。
旅游景点是旅游业的支柱产业之一, 其建设规模与发展速度, 管理水平的好坏, 都直接影响着旅游业的健康发展。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市场的扩大, 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因素也越来越多, 旅游管理需要考虑的因素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难。
(5) 政府的竞争
由于旅游业具有强大的综合产业功能, 旅游业成为政府抓经济、社会发展的抓手。一个地方旅游产业发展状况如何, 不仅仅是旅游管理部门的责任, 更是这个地方政府管理水平和行政能力的反应。政府之间的竞争是政府抓旅游手段的竞争, 是政府的理念的竞争。
(6) 服务的竞争
旅游产品是典型的服务性产品。旅游中也涉及到许多的有形实体部分, 如交通工具、餐饮食品、客房、旅游度假区等, 但这些只不过是服务的载体, 旅游的本质是服务消费, 是游客花费金钱、消耗一定时间和精力所购买的一种“经历”。旅游服务涵盖旅游的六大要素——吃、住、行、游、购、娱, 是许多单项服务的综合。旅游服务质量强调的是整体服务质量, 具有综合服务的特性。服务的竞争是一种软实力的竞争, 目前服务的竞争在又标准化的基础上, 要求人性化、特色化、精细化等。
服务性竞争是继资源性竞争的一个过渡阶段, 知识经济时代的旅游业进入深层次竞争阶段, 旅游业从传统的资源性竞争、服务性竞争转化为新的竞争方式:文化的竞争。
(7) 文化的竞争
文化的竞争是旅游深层次的竞争, 是一种氛围、整体性、感觉和综合体验的竞争。旅游是人员的空间移动, 而且是人们离开往常住地到达旅游目的地的移动, 这一过程必然引起文化的交流。旅游的本质是文化, 旅游活动在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文化是旅游资源的主要内涵, 如, 红色旅游的兴起, 是旅游产品竞争和文化竞争产生的一种专项特色旅游。
(8) 品质的竞争
随着旅游业竞争深入, 继资源、服务性竞争、文化竞争之后旅游业的竞争将是品质的竞争。旅游品质的竞争是从综合各种竞争焦点的基础上, 达到一种精彩、精炼、精细、精美的品质。旅游产业体系形成过程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提高旅游产业的品质是旅游市场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产业品质主要包括资源价值、营销成效、基础设施、发展环境、从业素质、安全保障、服务品质、权益维护等。
品质的竞争既要求旅游行业有突出的品质, 又对旅游者的综合素质有较高的要求。
2. 不同的功能折射出经济、社会的发展
旅游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只有当经济和社会因素达到一定水平, 旅游才能随之产生和发展。旅游业是经济发展状况的晴雨表, 是具有高敏感度的行业。在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 任何一个社会事件、经济事件的发生都会影响旅游业的发展。经济滑坡会导致旅游业滑坡, 如当前的次贷危机严重影响了美国的旅游市场。
旅游的政治、外事功能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现状的真实反映, 而经济、产业等综合社会功能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 国家的经济、社会得到迅速发展的状况, 文化、生活功能的兴起则是社会进步的深刻要求。所以, 旅游功能的演进折射出社会的发展进程。
旅游功能的演进过程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旅游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新的切入点, 这无论是对旅游业本身的发展还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以及旅游业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都具有一定启发和带动作用。
3. 不同的功能阶段体现不同的文化追求
当旅游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政治功能阶段, 旅游活动的主体是皇室、贵族、官僚等特权阶级, 很多旅游活动的本身是一种仪式、宗教活动等, 人们对其既向往而又敬而远之。解放初期, 旅游进一步发展, 当时旅游具有了一种“面子”功能, 对于旅游目的地人们注重的是“到此一游”。当旅游转变到经济功能时, 旅游业进一步发展, 居民旅游的数量逐渐增加, 这一阶段人们注重于“到过”, 注重于“去过哪些地方”“拍了多少张照片”, 而不注重旅游过程中的文物古迹、名川大山, 不注重文化对自己的感染和熏陶, 是一种粗放型的文化追求, 是注重于表象的文化, 忽略了本质的东西。
当旅游发展到文化功能和生活功能的时候, 文化将成为最重要的旅游资源, 旅游者注重旅游目的地的文化、教育、认知功能等, 旅游本身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一种学习的方式, 真正实现“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4. 不同的功能反映出不同的生活质量
旅游进入生活阶段, 人们越来越注重旅游的可进入性、可停留性, 注重体验、阅历、感觉。以体验式旅游为例, 体验式旅游是在体验经济大背景下快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旅游模式。从体验经济的视角来看旅游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可以发现, 以观光为主流的旅游产品, 将逐渐让位于新、奇、特的参与性旅游产品。
旅游成为生活本身, 旅游的喜怒哀乐变成了生活的喜怒哀乐。
四、结语
旅游业是我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晴雨表, 是研究中国发展历程的载体、参照物;是中国发展的缩影。我们对旅游研究的方式、内容、方法有很多, 目的是揭示旅游产业的规律, 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在中国旅游业发展历程中, 旅游功能的演化具有特殊的发展规律, 可以折射出旅游业的发展规律, 而科学地认识旅游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清醒地认识旅游业的客观规律, 对于指导旅游业的行为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1]臧丽莎师守祥:旅游功能的异化与回归[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 (3) :317～320, 325
[2]马勇周霄:旅游的产生发展-本质属性与社会价值[J].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3, (4) :8～11, 21
[3]梅毅:旅游外交:旅游产业发展新取向[J].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6, (5) :47
[4]李艳军:浅析中国旅游业[J].吉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02) :35～38
[5]赵芳:从全球旅游业发展的特征看我国旅游业发展的趋势[J].湖南社会科学, 2006, (06) :111, 211, 311
[6]郑迎红:论旅游的文化性[J].河北学刊, 2007, (5) :042, 142, 242
[7]李明德:城市旅游功能的形成和保障[J].中国城市经济, 2006, (7) :6～8
旅游系统演化 篇4
摘 要：针对控制系统校正器参数适应系统时-频域特定性能要求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自适应粒子群算法的控制系统校正方法。它以系统的时域误差积分指标为目标函数，以系统的幅值裕度、相角裕度等频域指标为约束条件建立优化模型。再利用罚函数，将该带约束的目标函数转化无约束的目标函数。之后，在Matlab环境下，将自适应粒子群算法与Simulink仿真技术相结合，优化控制系统校正器参数，从而实现控制系统校正。仿真结果表明，这种方法简单、高效，所设计的校正器性能优异，十分适合于工程应用。
关键词：自适应粒子群算法；控制系统校正 ；罚函数 ；仿真
中图分类号：TP273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the parameters of control system's corrector to fit the system's timefrequency domain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this paper proposed a correction method based on Adaptiv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Firstly， the optimization model including the object function and constrain condition was established. The object function was the time domain integral of the error indicator. Constrain condition consisted of system's gain margin， phase margin and other frequency index. Then， by using the penalty function， the objective function with constraints was converted into objective function without constraints. Last， in the MATLAB environment， Adaptiv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was connected with Simulink simul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arameters of the control system's corrector were optimized. After that， correcting control system was implemented.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was simple and effecti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rrector designed by the method was much more excellent and very suitable for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Key words：APSO algorithm； control system calibration； penalty function； optimal parameters
1 引 言
在实际工程中，反馈系统经常会出现不稳定现象，或者在某些方面不能满足设计者和使用者的要求，于是，常常会在反馈系统中增加串联校正环节和局部反馈，以改善反馈系统的性能。这种方式即为经典控制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称为控制系统校正[1]。
经典的控制系统校正通常采用较为简单的时域或者频域设计法，甚至经验公式[2-6]。一般情况下，频域设计法主要以系统满足最小幅值裕度和相角裕度为目标，这样可以使系统具有较好的鲁棒性，但其时域性能不一定理想；时域设计法主要以系统最小误差积分为目标，但其鲁棒性不一定好。因此，理想方案则是将二者结合起来 [7-8]。
本文将控制系统校正设计问题转化为优化问题，利用粒子群算法（Partical Swarm Optimization，PSO）完成校正器参数设计，使得系统时-频域指标同时满足要求。
粒子群算法[9]是一类新型的群智能优化算法。由于PSO概念简单，易于实现，因而在短期内得到很大发展。对于处理复杂优化问题，它具有计算快速性、强适应性、全局性等优势。
2 问题描述
按照校正装置在系统中的连接方式，控制系统校正方式可分为串联校正、反馈校正、前馈校正和复合校正等。本文只讨论串联校正。
在采用串联校正时，根据校正装置的特性，校正装置可分为超前校正、滞后校正和滞后-超前校正装置。当校正环节不能满足系统各项性能指标时，可在滞后-超前校正装置基础之上，进行扩展，将多个超前校正装置或滞后校正装置进行串联。这样构成的校正装置可称为多级校正装置。本文将对四级校正装置进行研究分析。
考虑如图1所示的反馈系统，其采用的校正方式为多级串联校正。
惯性权重ω表明粒子原先的速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留，体现了全局搜索能力和局部搜索能力之间的平衡关系。学习因子c1、c2表明粒子所受到的自身最优的位置及全局最优的位置的影响力。上述标准的PSO算法采用固定的惯性权重和学习因子，在优化复杂函数时易容易陷入局部极值点或早熟收敛等问题。因此，很多研究者们提出了许多改进策略，如文献[10]提出自适应调整惯性权重策略。这使得算法在迭代初期探索能力较强，可以不断搜索新的区域，然后开发能力逐渐增强，使算法可以在可能最优解周围精细搜索；文献[11]针对高维复杂函数的标准粒子群算法常存在早熟收敛问题，提出一种让初始化粒子群的位置“相对均匀”并且随着搜索阶段不同而改变认知学习因子和社会学习因子的算法。
本文在这里采用自适应粒子群算法（APSO）对权重惯性和学习因子进行改进。对性能较好的粒子采用较大的ω，让其对更优区域继续搜索；而对性能较差的粒子则采用较小的ω，让其迅速收敛到较好区域进行细致搜索。另外，在搜索初期，为了防止粒子快速聚集在局部最优解周围，让c1取较大值，c2取较小值；在搜索后期，为了使粒子快速、准确收敛于全局最优解，让c1取较小值，c2取较大值。
5 结 论
综上所述，本文在Matlab和Simulink环境下用APSO算法优化多级校正器参数的方法，克服了在传统控制系统校正设计中过程复杂、计算量大的缺点，使设计效率大幅提高，设计难度大为下降。以系统时-频域指标同时满足要求为目的所设计出的校正器大大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十分适合工程应用。同时，对Simulink中系统框图和Matlab程序个别地方稍作修改即可适应新的被控对象和目标函数，其可塑性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 胡寿松.自动控制原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2] SHAFIEI Z，SHENTON A T.Frequencydomain Design of PID Controllers for Stable and Unstable systems with Time Delay[J].Automatica，1997，33（12）：2223-2232.
[3] 周永华，刘阳.基于遗传算法的控制系统校正[J].控制工程，2012，19（4）： 603-606.
[4] ABBAS A.A new set of controller tuning relations[J].ISA Transactions，1997，36（3）：183-187.
[5] 孙秀华.基于Matlab设计频率法的控制系统校正环节.节电一体化[J]，2011，17（1）：33-35.
[6] 欧林林， 顾诞英，张卫东，等.基于幅值裕度和相位裕度的PID参数最优整定方法[J].控制理论与应用，2007， 24（5）：837-840.
[7] HO W K，GAM O P，TAY E B，ANG E L.Performance and gain phase margin of wellknown PID tuning formulas[J].IEEE Trans. Control Systems Technol.，1996，4（4）：473- 477.
[8] 郑立新，周凯汀，王永初，等.PID进化设计法[J].仪器仪表学报，2001，22（4）.
[9] KENNEDY J，EBERHART R.Particle Swarm Opyimization[C]. In：Proc IEEE Int Conf on Neural Networks，1995：1942-1948.
[10]SHI Y，EBERHART R，MODIFIEDA.Particle Swarm Optimizer.[C]In：Proceedings of the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volutionary.Piscataway，NJ：IEEE Press， 1998： 69-73.
[11]任建伟，武璇.一种动态改变学习因子的简化粒子群算法[J].自动化技术与应用，2013，31（10）：24-28.
旅游系统演化 篇5
关键词：婺源,内容分析,游客感知形象,网络游记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利用互联网搜集和发布旅游信息日益盛行,旅游目的地网络形象的重要性日渐凸显。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和网上资料良好的可获得性,利用网络资料对目的地形象进行分析不失为一种新的方法,尤其是对近年来兴起于互联网旅游社区的旅游目的地,其网络资料用于目的地形象研究更具有可行性和针对性。网络资料包含了最原始最主动的信息,具有辐射性强和个性化描述的特点[1],可提供若干年的历时性信息,弥补了调查问卷一次性、短时段信息的不足,为跟踪研究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演化提供了条件。江西省婺源市是近年来在网络上较为流行的旅游目的地[2],有关婺源的游客日志、游记、攻略、评论等为研究婺源旅游形象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但目前关于婺源旅游形象的研究尚未注意到网络资料的重要价值,仅就茶文化、乡村文化作为旅游形象的构成要素泛泛而谈[3,4],对影响旅游目的地决策的游客感知形象未加以关注。
1 基于网络资料的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现状
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感知是游客对游乐场所的认知信念和印象的综合体[5]。从宏观角度,是指对旅游产品和整个旅游目的地城市或地区给出整体评价[6]。杜莹莹、吴小根等从游客角度将旅游目的地形象定义为“游客对目的地形象和评价的综合,其间知觉、认知、感情交互影响通过游客一系列的感知活动而形成",即游客感知形象[7]。
研究者利用网络文本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研究,根据所使用网络资料的不同,可分为对网站内容的研究和利用游客网络资料的研究[8]。前者如Soojin Choia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网站的文字和图片内容对澳门旅游形象的分析[9],Stepchenkova借助212家网站资料对俄罗斯在美国和本国不同的旅游认知形象进行的比较[10],肖亮利用ROSTWordparser软件对41个中国台湾和大陆网站样本对台湾地区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研究[11];后者如冯捷蕴借助中西方旅游者博客对北京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分析[12],陈才基于博客、游记对大连旅游意向的探讨[13],张高军借助游客网络日志对华山风景区旅游形象的研究[14],张文、顿雪霏以大陆游客赴台游记为样本就大陆游客对台湾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研究[15]等。其中,张文、顿雪霏的研究以Baloglu和McCleary提出的目的地形象构成模型为指导[16],参考了Beerli和Martin提出的自然与文化资源、旅游基础设施、气氛、社会与环境认知形象层面[17],将Russel情感环模式作为目的地情感形象衡量的依据[18],建立了内容分析类目[19]。
2 基于网络游记的感知形象设计——以婺源为例
2.1 研究思路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婺源的网络资料进行分析。该方法是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对在自然情境下搜集资料进行归纳分析,形成理论架构,最终使研究现象得以解释的过程[20]。借鉴张文、顿雪霏等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内容分析的类目划分方法[16],结合本次研究目的,将内容分析的类目分为3大部分(表1)。对婺源网络感知形象的分析中,在对内容文本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同时利用统计学方法统计相关内容出现的频次,从婺源的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推荐意向角度着手,考察以婺源作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感知,通过纵向比较分析婺源的整体网络旅游形象的历时演变。
注:资料来源于参考文献[21]。
2.2 资料搜集方法
携程旅行网创建于1999年,占中国在线旅游50%以上的市场份额,拥有国内最大数量的旅游评论,其中驴评网是由携程旅行网的酒店点评、目的地探索和社区服务整合而来[22]。本文从驴评网上检索2011年11月26日之前浏览量在6000次以上的网友日志57篇,并把具有代表性、浏览量极大的驴友Celli于2001年创作的《婺源大法》也列为研究对象。搜集的网络日志时间为2001年4月17日至2011年2月8日。为了保证后续研究的一致性,首先对所选样本进行了文本内容预处理,即删除与婺源旅游不相关的内容和图片,保留婺源部分的文字介绍。经过对样本的筛选和预处理,得到20余万字的文本作为内容分析资料。
3 婺源网络感知形象历时演变的内容分析
3.1 认知形象的历时演化分析
旅游吸引物(景点):通过对58篇婺源网络游记中提及的婺源旅游吸引物的统计,得出频率最高的3处为婺源旅游吸引物,自然吸引物为江岭、大鄣山、月亮湾,人文吸引物为彩虹桥、晓起和李坑,主要分布在婺源三大旅游线中的东线和北线(表2),它们构成旅游者感知形象的主要载体。旅游吸引物中,对彩虹桥的提及率最高。从网友描述看,便利的交通、美丽的景色、悠久的历史和合适的取景方位是该处最吸引旅游者的原因。游客对江岭的较高关注度源于油菜花,对大鄣山的关注源于其优美原始的自然环境对徒步旅游者的吸引。其他几处吸引物被提及较多的是古建筑、江南小乡村。由此可见,从旅游吸引物的方面来看,优美的乡村自然景观和保存完好的古建筑构成了婺源主要形象特点,整体形象趋向于正面评价。从网络文本出现的时间来看,对婺源旅游吸引物(景点)的提及变化主要在自然吸引物方面。段莘水库的"高山平湖"景象在后期的日志中少有提及;对大鄣山的描述,前期多是对原始自然吸引物的神秘感和征服欲的描述,后期大都是以其作为完善的旅游景点描述,反映出旅游开发对旅游吸引物感知的影响。
注:根据携程网旅游日志整理,以下图表资料来源相同。
旅游设施与服务:除旅游吸引物外,旅游6要素中有关旅游设施和服务的其他5要素“食、住、行、购、娱”对旅游者感知形象也具有重要影响。“食"在5要素中的关注度最高,58篇游记日志有40篇(69.0%)提及对当地餐饮的评价,其中正面评价的有31处,多数游客对当地的特色饭菜有提及且为正面评价。对当地餐饮的负面评价有7处,一是当地菜肴重辣重咸的口味,二是对提供团队餐的店家抱怨较多,餐饮评价的历时性变化不明显。对住宿质量,有35篇(60.3%)日志对其进行了描述,其中正面评价20处,涉及到观景位置好、干净整洁等特点;负面描述12处,主要是简陋和安全性。旅游设施和服务方面的历时变化主要表现在对交通的正面评价,随着旅游的开发有所上升。有33篇提及当地的交通条件,负面评价19处,主要出现在2007年以前的日志中,多处出现“路况极差"的类似描述。2007年以后提到交通状况的有22处,正面描述15处,正面评价率为68.2%。这反映出随着当地对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从事“包车"业务的居民增加,旅游者进出婺源和在当地游览时的交通已日趋便利。对“购"和“娱"方面的描述相对较少,分别为10处和1处,旅游者仅提及偶遇当地特色产品茶叶等,有1篇对婺源节日期间的民俗表演做了简单描述。由此可见,婺源在旅游设施和服务方面基本解决了游客“行、住、食"问题,尤其是“住、行"设施总体感知趋向正面,但“购、娱"两方面仍存在较大不足,这反映出婺源仍处于利用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进行旅游开发的早期阶段,旅游设施和服务建设需加强。
社会环境气氛:游客对婺源当地的社会环境气氛的感知表现在:一是对当地好客程度的感知,二是对当地商业化程度的评价,三是对当地不轨经营行为的描述。在58篇日志中,对当地居民对待旅游者态度进行描述的有34篇,绝大部分(32篇,94.1%)为正面评价。多游客认为当地人“为人很好"、“民风淳朴",尤其是对“婺源名人"吴老师、詹老师,多篇日志中给予赞扬。总体上,游客对婺源的旅游社会环境气氛感知趋于正面评价。有17篇诟病当地的商业化程度,这些日志主要出现在2007年之后,占该阶段日志量的33.3%,与旅游者对当地交通状况正向转变出现的时间一致,反映出旅游开发对旅游感知形象影响的两面性。有6篇日志提及当地的不轨经营,虽是小范围的个人行为,但却给当地旅游形象带来恶劣影响。可见,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游客到访量迅速增加,婺源在保持原有淳朴社会文化氛围的同时,也遭受着商业化和不轨经营行为的侵蚀,目的地形象中的社会环境氛围感知正在发生页面改变。
价格:在58篇日志中有35篇(60.3%)提及价格问题,涉及餐饮、住宿、交通、旅游商品和景点门票等。对餐饮价格,多数游客在日志中表示价格公道或物超所值,仅4处描述当地的餐饮价格未达到旅游者的期望,有6处提到住宿费较贵,且都出现在2007年以后的游记中。随着婺源当地旅游的发展,其住宿设施质量有所提高,但个别日志认为其价格上涨幅度高于住宿质量的提升。旅游服务与旅游设施 “行"的转变一致,认为交通价格水平较高的日志主要存在于2007年以前,2007年以后多数旅游者仅对当地的交通费用有所提及,认为“价格合理”。对景点门票,部分旅游者认为某些门票太贵。其中,对彩虹桥的描述最多,认为太贵。有5处提及当地旅游商品的价格,包括茶叶、樟木制品等;有4处提及当地景点讲解员的费用;还有一位网友对当地的乱收费状况进行了描述。由此可见,旅游者在住宿和交通方面对价格的感知变化表现为:2007年后对住宿价格的负面认知和对交通价格的正面认知增加;在餐饮价格方面,个别认为价格较贵的描述主要存在旅游高峰期和少数不轨经营行为,同时认为门票的管理较混乱。总体而言,婺源在旅游者感知形象中仍是一个物有所值、价格较合理的旅游目的地,但价格上涨的趋势显现。
特色:通过对日志的分析发现,婺源的旅游特色表现在:一是油菜花,提及率最高(37篇,63.8%),旅游者不吝以“惊艳"、“令人沉醉"等词语来表达;二是古建筑文化,提及率仅次于油菜花(29篇,50%),且大部分网友(27篇)表示对古建筑文化的喜爱,但不可避免地也提出了"当地政府真应完善保护措施"的问题;三是徒步路线,提及率居第三(17篇,29.3%)。“官坑—岭脚、虹关—理坑、理坑—大鄣山"是婺源最有名的3条徒步线路,还有网友(驴友)以自身经历对网络流传的地图进行了修正,也有网友特地去婺源进行了“徒步旅行"。日志分析显露出来的婺源旅游特色与婺源一贯所宣传的“中国最美丽的乡村"的形象较吻合,构成了以油菜花为本底,以徽派建筑为主要构景元素,以徒步线路串联各景点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形象。在各时期关于婺源旅游特色的网络资料中,对油菜花的提及量较大且分布均匀,对当地徒步路线的提及量在后期逐渐减少,变化较明显。由此可见,由于旅游景点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徒步路线的吸引力降低。此外,后期关于明清建筑保护的描述增加,表现了游客对当地旅游资源的担忧。
3.2 情感形象的历时演化分析
在样本中,有45篇(77.6%)日志对行程和旅游感受进行了描述。在这些文字记录中表达了“个人被目的地所激起的感情反应",可看作是游客对婺源作为旅游目的地情感形象的评价。按照情感空间结构中的两个核心维度“愉悦的—郁闷的"和“兴奋的—乏味的",将游记中所用到的形容词进行归纳见表3。
“愉悦的"、“兴奋的"属于对目的地情感形象的积极感知。由表3可知,旅游者对婺源旅游整体上是满意的,符合或超过旅游期望,“郁闷的"、“乏味的"属于对目的地情感形象的消极感知。由于婺源早年主要是作为影视拍摄外景地为人所知,而大量游客到访仅是近年才出现,婺源原始的生态环境和“神秘感"对旅游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考虑日志量所获取年份的差异,本文使用出现频率这一变量对情感形象的形容词变化情况进行直观展示(图1)。在词频分析中,对“愉悦"情感的表达随时间无明显变化,但“兴奋感"有所降低;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负面感知,对“乏味"进行描述的词频下降,肯定了当地旅游发展中的特色建设,但对“郁闷"感的描述词频增加,主要表现在当地的商业化进程和旅游接待服务方面,反映出游客对婺源旅游基础设施和接待设施质量的失望。“乏味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婺源各个景点较分散而又有较大的相似性,造成游客疲于往返各旅游景点产生的“审美疲劳"。
3.3 推荐意向的历时演化分析
从推荐意向可间接地反映出旅游者对婺源旅游目的地整体形象的评价。从表4可见,游客对婺源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整体感知以正面和中立为主。在日志中,游客明确表现出对婺源的"油菜花"和"人文建筑"的推荐意向,与前文旅游特色感知的分析结果一致;明确表示不推荐的日志,涉及的原因都是当地旅游商业化所导致的问题,与前文游客对旅游吸引物和社会环境气氛的感知分析结果一致。从推荐意向的年份变化来看,旅游者对婺源的推荐程度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呈现增高趋势,表现出婺源旅游吸引力的强大发展态势,但阶段性不明显(图2)。此外,日志中3处明确表示不推荐的描述,一处为黄金周时对当地接待设施的失望,另两处都属于对婺源过度宣传攻势下“其实难副"的无奈。
4 结论及建议
4.1 研究结论
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有关婺源的网络日志进行分析,发现其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历时演化具有以下规律:①在认知形象方面,江岭、大鄣山、月亮湾、彩虹桥、晓起和李坑是旅游者感知婺源旅游形象的主要载体,且在各个时期的旅游日志中提及率较稳定,但旅游开发影响到了旅游者对部分景点如大鄣山的感知(从原始景点到完善景点)的变化。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游客对当地的旅游设施、服务的正面感知和对当地社会环境气氛的正面评价增加,表现在对交通、住宿设施质量和交通价格的正面评价趋多。②在情感形象方面,旅游者对婺源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感知主要以正面评价为主,以“愉悦的"、“兴奋的"等积极感知为主。“乏味的"消极感知减少,肯定了当地为发掘特色而做的努力,但“兴奋的"积极感知随着旅游发展有所减弱,而“郁闷的"消极感知由于目的地商业化氛围和旅游接待服务的不尽如人意有所增强。③就推荐意愿而言,游客有较高的推荐意愿,且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渐趋增强,但也存在部分景点商业化程度过高和旅游接待设施薄弱等阻碍了游客的推荐。
从婺源网络感知形象的历时演化可见,2007年是一个转折点;2007年以后,旅游者对当地交通条件的正面评价明显增多,对交通价格合理程度的认知也有所好转,但商业化引起的对社会环境气氛的正面感知降低,旅游开发导致“兴奋的"正面形象感知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旅游开发和过快的旅游发展速度对目的地旅游形象具有“双刃剑"的影响:一方面,积极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景点开发,方便了旅游者的出行和游玩,有助于提高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正面评价;另一方面,游客过多、目的地商业化发展加快、旅游交通可达性提高,影响到游客对旅游吸引物中的特色、淳朴的社会环境氛围和游览中兴奋度的感知,使婺源旅游目的地形象随时间序列呈现复杂变化。
4.2 对婺源改善旅游形象的建议
婺源旅游形象历时演化规律可在婺源旅游业发展实践中得到印证。婺源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视开始于2000年,该年婺源县做出“优先发展旅游、培育主导产业”的决策,成立了旅游产业领导小组和旅游管理委员会,出台了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23]。但婺源旅游真正的大发展是在2003年前后,表现在从该年起政府开始持续进行旅游宣传[24],外来投资者介入到景区开发中,江西三清山旅游集团收购了婺源最主要的8个旅游景点的经营权。但从旅游业发展到旅游形象感知存在时滞,婺源在基础设施、景点开发方面的实际改变直至2007年才反映在旅游者的网络日志中。
旅游系统演化 篇6
近年来, 中国旅游业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期, 旅游人数激增, 旅游需求多元化, 旅游相关者诉求互动明显加剧, 旅游管理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相对缺失, 增加了游客与导游、游客与旅行社以及游客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空间冲突和非空间冲突频率。内地游客出游港澳台时多次发生旅游冲突事件, 国内旅游景区景点也偶有发生。从2007年的三亚2·25事件到2010年乒乓球前国手猝死事件和香港“阿珍事件”, 呈现出频繁发生趋向, 虽未造成较大经济损失, 但此类事件严重影响了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形象, 并且有引发衍生安全和政治事件的潜在危机, 应该引起学术界、政府、企业的广泛关注, 有必要对引起旅游冲突事件的内在动因、演化机理进行深入研究, 提出相应的调解管理机制。
该问题属于旅游安全与旅游公共关系的交叉研究领域。国外的旅游安全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 主要研究犯罪等社会不安定因素对旅游的影响, 90年代掀起了旅游安全研究的高潮。国外研究注重结合具体案例, 具有地区针对性; 研究内容较为广泛, 涉及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遗产旅游等多个方面; 研究重点主要放在旅游协作、参与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面, 尤其关注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的协作问题。国外许多学者研究认为旅游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由当地居民承担, 如果忽视了当地居民的福利待遇和社会承载力等需求, 那么就可能出现对抗和冲突, 严重的可能导致无法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1,2,3,4,5]。
国内对该类问题的研究较迟, 但也积极关注了突发事件的研究[6,7]、旅游冲突事件[8,9,10,11,12]、群体性事件[14,15,16,17]等方面的问题, 并进行了相应研究, 并就旅游地利益冲突与协调[15,16,17,18,19]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对旅游冲突事件多关注空间冲突和突发型冲突事件的研究, 而对积发型冲突事件研究较少。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旅游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 国外学者对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大多沿袭了传统利益相关者理论已有的研究基础, 集中在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利益和关系等几个方面, 研究范围广泛; 国内学者对旅游冲突相关事件研究内容较为广泛, 深刻分析了突发事件形成机理, 深入研究了旅游冲突相关主体的表现形式, 针对群体性事件提出相关建议和对策。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主要与旅游协作、社区参与、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伦理、旅游公平等研究主题相关, 尤以利益相关者协作问题与可持续发展为关注焦点。但均很少有人对旅游冲突事件的形成原因及其演化过程进行专门研究。从研究形式来看, 静态研究较多, 动态分析较少, 动静结合的研究更少; 从研究方法来看, 多数文献为一般概念性的定性分析, 建立在数据统计基础上的定量分析研究很少; 从研究内容来看, 研究旅游过程中某一问题的冲突较多, 综合冲突问题的研究较少。需要更为全面的研究来丰富其理论与实践, 完善其内容。本文旨在探究旅游冲突事件产生的原因、各旅游冲突方的利益诉求, 探索预防和解决各旅游冲突、促进旅游和谐发展的应对之策, 为旅游主管部门制定规章制度提供科学的依据。
2 数据获取与样本分析
2. 1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本文采用问卷调研的方式对数据进行收集, 这种形式会更便于对调查结果进行定量的分析。在试调的基础上对初步设计的问卷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测试, 并对问卷进行了修正和调整, 最终形成了正式问卷调查表。问卷共设计了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内容介绍本次问卷的目的, 了解被调查者的一些社会背景, 共10个问题, 内容涉及旅游者的基本信息, 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教育、月收入以及旅游者的出游方式、信息渠道、旅游次数、是否与旅游公司或导游发生过冲突的经历和发生冲突的原因。第二部分是问卷的主体部分, 共有30个小问题, 同时每个问题采用了5格度量的李克特量表, 5表示非常同意, 1表示非常不同意, 同意程度由5至1逐步递减, 即4表示同意, 3表示无意见, 2表示不同意。
课题组于2011年7月至2012年5月, 进行了调研和问卷发放工作。选择西安、成都、广州等地作为积发型旅游冲突事件的形成动因及机理研究案例区, 共发放570份, 回收546份, 剔除一些问卷填写不完整或者不规范, 以及数据明显不真实的问卷 ( 如前后矛盾、数据全部一致等) , 此次问卷 的有效回 收496份, 有效回收 率95. 78% 。回收问卷符合要求。
2.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对此次调查人员的基本信息 ( 人口) 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 1) 性别分析。被调查游客是男性的有265人, 占总人数的53. 4% ; 女性有231人, 占46. 6% 。大体上男性稍多于女性。
( 2) 年龄分析。被调查游客的年龄小于等于16岁的有36人, 占总人数的7. 3% ; 16 ~ 24岁的有129人, 占26. 0% ; 25 ~ 44岁的有180人, 占36. 3% ; 45 ~ 60岁的有115人, 占23. 2% ; 60岁以上的有36人, 占7. 2% 。25 ~ 44岁的游客人数在被调查者中所占比例最大, 小于等于16岁和60岁以上的游客人数最少。
( 3) 职业分析。被调查游客有52人是事业单位职员, 占总人数的10. 5% ; 83人是企业职员, 占16. 7% ;149人是学生, 占30. 0% ; 115人是个体 经营者, 占23. 2% ; 56人是教师, 占11. 3% ; 另外有41人从事其他职业, 占8. 3% 。学生在被调查的游客中所占比例最大, 其次是企业职员。
( 4) 文化程度分析。被调查游客的文化水平是小学及以下程度的有13人, 占2. 6% ; 初中以下程度的有66人, 占13. 3% ; 高中也包括中专、中技和中师程度的有166人, 占33. 5% ; 大学本科 程度的有200人, 占40. 3% ; 研究生程度的有51人, 占10. 3% 。文化程度是大学本科的游客在被调查对象中所占比例最大, 小学及以下程度的游客最少。
( 5) 月收入分析。被调查游客的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有123人, 占24. 8% ; 1500 ~ 2500元的有42人, 占8. 5% ; 2500 ~ 3500元的有158人, 占31. 8% ; 3500 ~5000元的有131人, 占26. 4% ; 5000元以上的有42人, 占8. 5% 。月收入在2500 ~ 3500元的游客在被调查对象中所占比例最大。
3 旅游冲突的类型构成
3. 1 旅游冲突类型分析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 总结出旅游冲突的类型有空间冲突和非空间冲突两大类, 由政府、旅游企业、当地居民、旅游者、景区和导游等冲突利益相关者互动形成了六个基本类型:
( 1) 土地利用冲突。一是政府部门出于对景区资源的保护, 限制景区投资者对资源的非保护性利用。旅游景区投资者最关注的利益需求是资本的增值, 很少自觉地去关注旅游景区的非经济效益。二是政府部门对土地的占用和社区居民对土地的继续利用相冲突。
( 2) 资源分配冲突。一是居民对传统生产方式过于依赖, 造成对旅游资源的破坏性利用。二是旅游者环保意识的不强烈, 导致景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产生了管理方与使用方之间的冲突关系。
( 3) 收益分配冲突。一是由于失地补偿引发的冲突。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部门往往以超低的价格征得土地、山林, 收购居民土地使用权而相应补偿不足。二是拆迁安置不到位, 导致景区投资者与社区居民的冲突。三是景区投资者与社区居民由于景区经营业务引发的冲突。景区投资者希望凭借资本和所获经营权, 垄断景区的大部分营利性活动, 而社区居民也渴望参与旅游活动, 分享旅游收益。在居民利益受忽视时, 居民采取各种不良行动争夺景区利益, 导致居民在景区沿途乱搭乱建, 兜售门票, 拉客宰客, 甚至坑蒙拐骗旅游者的现象发生。
( 4) 文化意识冲突。旅游地中居民与游客的文化冲突是民族社区旅游冲突的重要方面, 外地游客因语言问题和习俗问题, 往往会使这种主客交往发生文化冲突, 引发旅游安全事件。
( 5) 旅游秩序冲突。由于社区旅游经营者群体的组成的复杂性, 有外地经营者和本地经营者, 其中一些经营者经营素质不高, 为了获得短期的经济利益, 实行强买强卖而引发利益冲突。
( 6) 利益失衡冲突。游客旅游的目的是获得最高的旅游体验。受信息不对称的影响, 旅游企业提供的旅游产品与所营销的产品质量不吻合, 尤其是零负团费、强迫购物、缩水游、购物回扣等现象的存在, 使游客受骗, 导游人员恶意恐吓或恶言相加, 引起游客情绪失控, 造成冲突。
上述分析表明, 旅游冲突类型与表现在利益相关者之间是复杂的制约关系, 同时利益相关者也面临着追求与约束的双重性, ( 1) ~ ( 3) 为空间冲突, ( 4) ~ ( 6) 为非空间冲突, 本文探讨的重点为非空间的积发型旅游冲突。
3. 2 旅游博弈与冲突影响因素
( 1) 旅游利益分配机制缺失。利益相关者间权责利的不明晰、社区居民和游客的利益需求得不到保障且两者权力水平较低、对旅游企业和政府机构在利益创造和分配过程中的监督和保障机制不健全。政策法规大多是确保旅游者的消费者权益, 缺乏保护社区居民权益的法律, 部门利益与公众利益产生很大的较量[24]。导游薪酬体系畸形。当前这种导游收入与游客购物提成挂钩的模式, 让导游充当游客与景区商店之间的中介。团队旅游市场的现状是, 由于门票、住宿、餐饮费用不断上涨, 旅游市场竞争白热化, 旅行社多采取压低旅游报价的手段, 吸引客源, 然后从旅游品质打折、频繁安排购物等环节中补足。多数导游不在旅行社拿工资, 或者底薪非常微薄, 他们的收入依赖于游客购物、参观自费景点, 从中获取佣金、回扣。
( 2) 投诉协调机制缺失。景区及一些私营旅游点的投诉处理并无法律依据, 有的甚至不在旅游管理部门的管理范围内, 导致游客投诉难度增加, 维权成本提高。层级化管理给游客维权带来一定麻烦。跨区域旅游纠纷处理难度较大, 联合执法机制尚不成熟[25]。旅游投诉信息渠道较窄, 信息挖掘不深。游客对其他行业的投诉不畅通。游客到一个城市旅游, 会遇到交通、卫生甚至是治安方面的问题, 这时候游客也会打旅游投诉电话。由于没有建立一个科学的旅游投诉处理体系, 往往让游客投诉无门。
( 3) 监控力度不足。一方面由于执法人员对相关制度的认识和理解模糊,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景区属地政府作为实际的控制者, 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旅游管理部门职能混乱、管理能力参差不齐, 他们的一些自利行为并不会受到某些自己所定规则的制约, 在应该严格管理之处“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加之政府官员的行为目标与地方政府公共利益目标有时会相互冲突, 导致了“政府失灵”的产生。
4 旅游冲突的形成过程分析
4. 1 管理机制保障预期
问卷设计了五种管理机制: 导游、旅游行业行规、签订合同、消费者协会和法律。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 认为签订合同最能保证其权益, 41. 9% 同意, 21. 8% 非常同意, 总占63. 7% ; 其次是旅游行业规定, 45. 4% 同意, 16. 7% 非常同意, 总占62. 1% ; 同意消费者协会能够保证其权益的有45% , 非常同意有15. 3% , 总占60. 3% ;同意法律能保证其权益的有39. 7% , 非常同意有18. 8% , 总占58. 5% ; 信任度最低的是导游, 20. 4% 的人不认为导游能够保证 其权益, 8. 3% 的人完全 不同意, 总占28. 7% 。在五种管理机制中, 旅游者最信任的是签订合同, 因为合同是白纸黑字, 一旦发现与合同不符, 游客可以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最不信任导游, 因为在游客潜意识里认为导游会从自己身上获取利益, 这同时也说明,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在降低。
4. 2 旅游价格与质量预期
在旅游价格和旅游质量方面, 31. 2% 的旅游者认为只要品质有保证价格可以不考虑, 而30. 0% 的人并不这样认为。34. 5% 的旅游者 会选择低 于成本价 的旅游团, 19. 6% 的人不同意。28. 8% 的旅游者同意旅游团的价格越低越好, 25. 0% 的人不同意, 这说明有游客会认为价格与旅游团质量是 成正比的, 毕竟“一分 价钱一分 货”。31. 7% 的旅游者同意旅游团购物安排越少越好, 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其他景点。35. 5% 的旅游者认为只要旅游质量得到保证就愿意参加购物, 33. 1% 的旅游者认为只要旅游质量得到保证就愿意给导游小费。
4. 3 旅游申诉预期
4. 3. 1 旅游团行为与满意度
在旅游过程中, 旅游团为追求某种利益, 其行为可能会有多种形式, 本问卷设计三种行为: 组织购物、压缩时间和改变行程。43. 8% 的旅游者同意旅游团压缩时间会降低对此次 旅游的满 意度, 非常同意22. 4% , 总占66. 20% ; 36. 3% 的旅游者同意旅游团改变行程会降低满意度, 非常同意27. 6% , 总占63. 9% ; 33. 7% 的旅游者同意旅游团组织购物会减低满意度, 非常同意17. 5% , 总占51. 2% 。旅游团压缩时间的行为是降低旅游者对此次旅游的满意度最大因素。若旅游团压缩宣传时所说的总时间, 这就构成欺骗游客行为。若当游客正兴致勃勃地游览某一景点时, 导游突然让大家集合离开去另一景点, 这就会极大地促使游客的不满, 严重时会发生双方冲突。
4. 3. 2 旅游者行为
在旅游过程中, 当旅游者发现与签订合同及宣传不符时, 38. 5% 同意协商 解决, 25. 6% 非常同意, 总占64. 1% ; 41. 7% 可能会上诉法院, 22. 6% 非常同意, 总占64. 3% ; 30. 4% 的旅游者会发怒, 17. 1% 非常同意, 总占47. 5% 。当旅游者发现与签订合同及宣传不符时, 游客大多会通过协商或上诉法院的行为解决问题。采取协商解决的游客可能是老实本分之人, 不喜欢把事情闹大, 同时也怕给自身带来麻烦, 大多包括年长者和年幼者。上诉法院解决的游客法律意识很强, 善于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 大多包括学历较高的企事业单位人员。
4. 4 对抗形成预期
旅游过程中, 形成冲突的原因有多种, 当达到一定程度时, 利益相关者之间会产生对抗。在被调查对象中, 旅游者认为会产生对抗的原因及所占比例如下: 导游员临时加价占68. 7% ; 导游员违反禁忌占61. 1% ; 打投诉电话无效占59. 3% ; 组织购物时间过长占57% ; 压缩或改变原来旅游计划占58% ; 导游员态度不好占54. 6% ; 当地居民态度不好占46. 2% ; 强制购物占60. 3% ; 宾馆条件太差占51% ; 餐饮质量太差占51. 8% 。
旅游者产生对抗的最大原因是导游员临时加价, 一方面是由于多数国民的本质, 即对金钱的珍视, 另一方面是游客感到被导游欺骗, 心里产生极大的不满。较大原因是导游员违反禁忌、强制购物、打投诉电话无效等。
4. 5 情绪失控预期
若各利益相关者没能正确处理对抗情绪, 就有可能使一方情绪失控。在被调查对象中, 旅游者认为会形成情绪失控的原因及所占比例如下: 导游员违反禁忌占41. 7%打投诉电话无效占42. 8% ; 组织购物时间过长占43. 3%压缩或改变原来旅游计划占42. 3% ; 导游员态度不好占40. 5% ; 当地居民态 度不好占32. 5% ; 强制购物 占44. 7% ; 宾馆条件太 差占36. 5% ; 餐饮质量 太差占39. 3% ; 旅游车辆太差占39. 1% 。
旅游者情绪失控的最大原因是强制购物, 游客到此地旅游是为了满足自身感受, 而不是被强制做某些事情, 一旦被强制购物, 而这些物品又不是自已想要和需要的, 游客很可能会情绪失控与其产生冲突。较大原因是组织购物时间过长、打投诉电话无效、压缩或改变原来旅游计划、导游员违反禁忌等。
4. 6 过激行为预期
当被调查的旅游者情绪失控时, 49. 8% 的人认为依然能够保证正常沟通; 43. 4% 的人会指责导游员或服务员;53. 4% 的人不会殴打导游员或服务员; 45. 8% 的人不会辱骂导游员或服务员; 39. 1% 的人会接受某种方式的调停;38. 7% 的人不会有其他估计行为。
当旅游者情绪失控时, 大多游客仍是理智地采取积极行为, 接受调停, 保证正常沟通。若情况严重, 游客也会指责导游员或服务员, 但很少会有殴打或辱骂的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旅游者受教育程度有关。
4. 7 旅游冲突机制认同
对旅游者而言, 旅游冲突最有效的化解方式是建立管理机制 ( 71. 4% ) , 其次是通过法律化解 ( 69. 2% ) , 调解方式和行业规定化解所占比例分别为67. 1% 和66. 7% 。旅游者对旅游企业和政府能够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充满期望, 从而减少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 更大程度地提高游客的满足感。
4. 8 旅游冲突的动态演化机理
从上面的冲突形成过程分析可以看出, 旅游冲突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宏观和微观动因引起旅游系统中旅游者、导游、旅游社、宾馆饭店、商场等微观主体利益博弈关系失衡, 其心理预期落空后, 产生焦躁情绪和对抗心理, 此时如果缺乏利益表达或者投诉途径, 又缺乏宏观管理机制和有效的化解机制予以协调, 导致协调失灵、沟通不畅, 缺乏正确有效的申诉途径, 诱因会进一步发酵、演化、升级后反映为主体情绪失控、超越了临界点后外露而形成的个体或群体间对抗冲突事件。
由于宏观机制的缺失, 各利益相关者间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使得他们的矛盾愈加突出。旅游者希望旅游团和导游能够最大程度满足其舒适度, 然而在旅游中, 旅游价格和质量等个体非理性预期落空。在多方面不满因素诱发下, 旅游者则会采取申诉。
旅游者一旦采取申诉, 双方矛盾显性化。旅游者会发现旅游投诉存在各种问题, 如跨区域处理困难、信息渠道不畅、联合处理和回馈机制不完善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会再次激发旅游者与旅游团或导游的矛盾, 形成对抗行为。
在旅游过程中, 除申诉无效会引起对抗行为外, 导游员临时加价、导游员违反禁忌、组织购物时间过长等均有可能引起对抗。当双方对抗行为没有得到相关部门或自身的有效解决, 反而情况更加槽糕, 他们很有可能会情绪失控。
情绪失控后, 游客的行为有所不同。有些游客会采取过激行为, 辱骂或殴打导游员或服务员, 使得双方矛盾更加突出, 从而产生冲突 ( 见图4) 。
5 旅游冲突的管理机制对策
5. 1 建立健全管理机制
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多重利益分配制度, 包括制定并实施旅游企业自律条例, 建立健全游客旅游教育制度以及社区听证会制度等, 以减少或消除利益主体对其他主体间的负外部性效应, 增强各利益主体对权、责和利的认识[27]。建立公平合理的责权利关系。明确界定政府机构、旅游企业、当地居民和旅游者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认真审阅和签订各类旅游合同, 明确各方应享有的权利, 充分发挥产权的激励功能, 使经济行为主体最大限度地将外部效应内在化。建立游客权益保障制度, 旅游企业信誉或服务质量保障金制度。以此保证旅游主体游客的合法权利, 政府机构依法进行旅游开发与管理所涉及的与社区居民的信息公开, 杜绝暗箱操作。
5. 2 建立旅游投诉机制
依托旅游法, 从立法层面上对旅游谈判机制、旅游投诉机制、旅游调解机制、旅游仲裁机制和旅游诉讼机制等旅游投诉进行规范和效力提升。订立行业规范体系, 通过规范行业经营行为、统一服务质量标准等方式来抵御市场上的各种违规行为, 调整旅游者与当地居民、政府以及其他旅游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
5. 3 提供交流与合作平台
旅游系统演化 篇7
从已有对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研究来看,国外主要集中在认识和研究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2],以及旅游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等方面[3]。国内主要集中在省域视角, 李如友等对江苏省2000—2011年旅游经济差异进行了空间分析[4]; 胡章鸿等研究了江苏省旅游客流规模分布情况[5]; 徐吉吉等对辽宁省入境旅游空间进行了分析,认为该省入境旅游集聚性显著[6]; 魏伟等通过研究认为浙江省11个地级市旅游景区整体上分布不均衡[7]; 张娟等对贵州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8]; 王冠孝等借用位序—规模法则等理论对山西省旅游经济等级规模结构演变进行了实证研究[9]; 谢燕娜等对河南省旅游产业集聚区的模式选择进行了研究[10]; 王新越等对31个省 ( 市、自治区) 省域旅游化水平进行测度后认为各省 ( 市、区) 旅游化水平正在逐步提升[11]。在跨省域视角上,王开泳等对黄河流域旅游经济进行了时空分析[12]; 陈刚强从地市角度分析了旅游经济的时空差异及其演变[13]; 余构雄等从生态位视角揭示了长三角与珠三角区域间存在的差异[14]; 石惠春等以关—天经济区为样本,研究了中心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15]。已有研究对省域及省域间旅游经济差异做了有益分析,但就关中—天水经济区研究旅游宏观总体及微观地区差异的探讨并不多,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将是已有研究的重要补充。
关中—天水经济区( 简称“经济区”) 设立于2009年,包括陕西的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商洛( 三县一区) 、杨凌及甘肃的天水,该区地处周秦汉唐文化区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人文自然资源,现有华山等国家5A级景区5家、西安古城墙等国家4A级景区39家、秦始皇陵等世界文化遗产9处。2013年末,全区旅游总收入1722. 33亿元,经济区设立以来年均增长率达33. 64% ,接待国内外游客总数25963. 5万人次,年均增长28. 8% ,旅游总收入占全国旅游收入的5. 84% ,国内外游客总数占全国总数的7. 66% 。经济区作为西部的重要增长级,研究经济区内旅游经济总体趋势及微观地区差异,对缩小经济区旅游发展差距,促进区内旅游业协调发展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1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研究方法
衡量经济差异的指标较多,在旅游经济的总体尺度上,选择锡尔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地理集中指数等指标; 在地区尺度上,选择区位熵、偏离—份额分析法来分析经济区各城市旅游经济之间的差异及特征。锡尔系数: 锡尔系数( T) ,又称锡尔熵、锡尔指数,是用来测量区域总体差异的相对指标。公式为:
式中,T表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总差异程度; n为地区个数; yi为i地区的旅游总收入( 游客总数) 占全经济区旅游总收入( 游客总数) 的份额; pi为i地区的人口数占全经济区总人口的份额。锡尔系数T越大,表示各地区间差异越大; 反之,表示全区分布差异越小,分布越均衡。
赫芬达尔指数: 该指数( HHI) 是用各地区份额平方和来反映资源分化或集中的指标,可测定旅游市场集中度。公式为:
式中,HHI为赫芬达尔指数; xi为i地区的旅游总收入( 游客总数) ; X为经济区旅游总收入( 游客总数) ; n为地区个数。 赫芬达尔指数介于0—1之间,其值越大,说明区域分布程度越集中; 其值越小,说明区域分布越均匀。
地理集中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 G) 用来测量研究对象在地理或时间上的分布集中程度。公式为:
式中,xi为i地区的旅游总收入( 游客总数) ; X为经济区旅游总收入( 游客总数) ; n为地区个数。地理集中指数越接近100,区域旅游收入空间差异越大,游客越集中于少数城市; 反之,差异越小,游客越分散。
区位熵: 区位熵( LQ) 是分析地区差异及地区竞争力的常用指标,反映某一区域在更高层次区域中的地位。公式为:
式中,LQ为经济区旅游经济的区位熵; xi/ Σxi为i市旅游总收入( 游客总数) 占经济区的比重; Xi/ ΣXi为经济区旅游总收入( 游客总数) 占全国旅游总收入( 游客总数) 的比重。如果LQ大于1, 说明该地区旅游产业处于较优水平,数值越大,地位越强; 如果LQ等于1,表明该地区旅游产业优势不明显; 如果LQ小于1,则该地区的旅游水平处于劣势地位,数值越小,劣势越大。
偏离—份额分析法: 偏离—份额分析法( SSM) 把地区经济的变化看作一个动态过程,以其所处整体区域为参照,将区域自身在某一时期经济增量( G) 分解为3个分量: 份额分量( N) 、 结构偏离分量( P) 和竞争力偏离分量( D) ,以评价地区经济结构优劣及竞争力强弱[16]。公式为:
公式( 5) —( 8) 中,fi( 0) 和fi( t) 分别指地区i基期和t期的旅游总收入; F( 0) 和F( t) 分别指经济区基期和t期的地区生产总值; Fi( 0) 和Fi( t) 分别指地区i基期和t期的地区生产总值; Ni表示地区i按照全区平均经济增速所能达到的增量; Pi表示地区i的旅游总收入由于经济增速与全区经济增速的差异引起的相对偏差,Pi值越大,说明该地区旅游总收入增长越得益于整体经济的增长; Di表示地区i旅游总收入由于自身实际增速与该地区经济整体增速存在差异所产生的增量差额,Di值越大,说明地区i旅游业相对于其他产业越具有增长优势。
1.2数据来源
旅游总收入及国内外游客总数是衡量一个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程度及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研究以经济区及其8个地区此两项数据作为综合分析的基础。根据计算需要,在分析部分指标时选取了经济区地区生产总值、总人口、全国旅游业总收入及全国国内外游客总数等数据。数据来源于经济区各地市2010—2013年《经济年鉴》、2009—2013年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历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
2经济区旅游经济总体差异的空间演化
2.1绝对差异呈不同程度扩大
2009—2013年,经济区旅游总收入从539. 95亿元增长到1722. 33亿元,年均增长33. 64% ,咸阳、渭南、铜川、商洛、天水等5市年均增长率超过这一均值。接待国内外游客总数年均增长28. 8% ,特别是原来旅游业欠发达的铜川、商洛等地旅游经济快速发展,逐年改变了经济区旅游经济的空间格局。但从绝对量上来看,巨大的区域差异依然存在。2013年,排在首位的西安市旅游总收入超出排在末位的杨凌区达804. 94亿元, 前者旅游总收入较后者由2009年的79. 95倍扩大到2013年的124. 84倍,接待国内外游客总数前者较后者由2009年的18. 24倍扩大到2013年的32. 16倍,旅游经济的总体差异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扩大态势。说明各城市旅游经济起点不同,发展水平也有较大差距,即资源禀赋优越、基础设施良好、对外开放度高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相比之下,那些自身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虽然也在发展,但速度相对缓慢。
2.2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
经济区旅游经济的相对差异及其演化与绝对差异的演化表现不一。从表1和图1可见,自2009年以来,经济区旅游总收入及国内外游客总数锡尔系数总体上均呈现出下降趋势,旅游总收入锡尔系数呈现逐年规律性下降,2009—2013年下降幅度达43. 84% ,国内外游客总数锡尔系数在波动中下降,5年整体下降8. 96% 。这说明经济区旅游经济从收入及游客两方面差异性均在逐渐缩小,同时也表明国家出台的经济区规划及鼓励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对关天城市群旅游业发展起到了实际的促进作用。
2.3市场集中度趋于分散
赫芬达尔指数越大,表示该市场集中程度越高。经济区成立初期,西安等城市由于旅游经济基础好,旅游接待服务设施相对完善,成为游客的首选城市,旅游集聚度明显,2009年旅游总收入赫芬达尔指数是5年中最高点。随着陕西、甘肃两省地方政府加大对经济区旅游发展的支持,旅游空间进一步拓宽, 游客的空间分布渐趋分散,2009年之后旅游市场集中度出现下降趋势。从国内外游客赫芬达尔指数变化来看,2010年、2013年分别出现了小幅回升,但长期趋于分散( 图2) ,总体表明经济区旅游市场集中度呈现出地域扩展态势。
2.4旅游地理集中度仍处于较高水平
地理集中指数越接近于100,则地理分布越集中。2009年经济区旅游总收入地理集中度为59. 083,2013年为52. 751,虽有下降但仍在50以上。国内外游客总数地理集中指数整体上呈下滑趋势,但波动较大,下降幅度极小,2013年与2009年相比,仅下降0. 702,且均处于接近50的高位( 图3) ,说明旅客主要集中在几个较大的旅游城市,如西安、咸阳、宝鸡等。
3经济区旅游经济地区差异的空间变化
3.1地区差异的区位熵分析
依据公式( 4) 计算出2009—2013年经济区各地区旅游经济的区位熵( 表2) 。从表2可见,经济区中的西安、宝鸡、渭南、咸阳4市旅游业居于主导地位,特别是西安5年间区位熵远远高于其他地市的得分,2013年末的区位熵为8. 069,虽然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图4) ,但仍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说明西安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经济区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与西安无法比拟的旅游资源禀赋、深厚的旅游文化、良好的区位以及发达的交通密切相关。相对于西安,咸阳、渭南、宝鸡旅游经济的区位熵基本在2上下波动,保持了稳态发展势头,但5年来区位熵也在下降,说明伴随着国内很多地方把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行业竞争压力日趋加大,虽然上述城市旅游资源丰富, 但仍然无法阻止旅游业出现下滑的现象。铜川、商洛旅游业的区位熵虽然较低,但一直处于稳定上升趋势,铜川近年来注重旅游产业发展,特别是红色旅游资源开发,5年来区位熵上升52. 14%, 旅游业在经济区的地位稳步上升。杨凌、天水两地区位熵均在1以下,杨凌区划面积较小,旅游业不具有特色优势,天水拥有较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开发不足,交通存在制约,旅游业不具有比较优势。2009—2013年的5年间,整个经济区旅游经济的平均区位熵由2.986下降到2.141,下降28.31%,说明整个经济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的地位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3.2地区差异的空间偏离—份额分析
以2009年为基期,以2013年为报告期,根据偏离—份额分析法( SSM) 的公式( 5) —( 8) ,分别计算出各地区份额分量 ( N) 、结构分量( P) 和竞争力分量( D) ( 表3) 。结果显示,8地市的份额分量均大于0,但均小于旅游业实际值,说明旅游业在经济区属于增长性产业且增长率大于整体经济增长率。西安、 宝鸡、咸阳、渭南4市的份额分量位居前四位,说明4市旅游经济的发展基础较好。从结构分量看,咸阳、渭南、商洛3市分列前三位,说明上述3市的经济总量增长率超出了全经济区的平均增长率,由于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引起的旅游总收入的增长大于其他区; 结构分量中西安、天水的数值低于全区平均水平,西安的数值为 - 39. 36,表明西安的旅游业并未从整体经济发展中过多受益。从竞争力分量看,西安、渭南、宝鸡、商洛、 咸阳5市的竞争力分量较为明显,表明此5市旅游总收入的增长率高于整体经济增长率,旅游经济在当地产业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而杨凌为负值,说明该市旅游总收入增长率低于整体经济增长率,旅游业在当地不占优。总偏离分量走势与竞争力分量大体一致,各地竞争力分量贡献均在85% 以上。
综合来看,经济区旅游业的地市间差异表现如下: 西安借助旅游资源无可比拟的优势及较好的旅游文化基础,即使在经济增长率较低的情况下,旅游收入仍然占绝对优势; 咸阳、渭南、宝鸡3市的旅游业一直保持着稳态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区旅游经济差异空间变化的重要平衡力量; 铜川、商洛在收入总量上不占优势,但近年来旅游经济增长迅速,进一步缩小了与西安等城市的差距; 杨凌、天水旅游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旅游发展处于劣势。为直观表现经济区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本研究以结构分量( P) 为横轴,以竞争力分量( D) 为纵轴,绘制了经济区8个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优势图( 图5) 。第一类属于竞争力及结构均具有优势地区,为渭南、宝鸡; 第二类属于竞争力优势地区,为西安; 第三类属于结构优势地区,为咸阳、铜川、商洛; 第四类属于两者都缺乏地区,为杨凌、天水。
4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锡尔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区位熵等指标和偏离—份额分析法,实证研究了2009—2013年经济区旅游经济的总体差异及地区差异。结论为: 1总体上旅游总收入及国内外游客人数的绝对差异逐步扩大,但相对差异在逐年缩小,表明旅游核心城市在增长的同时,次核心城市的增长对缩小相对差异的效应正日益体现; 2经济区旅游市场集中度呈现出地域扩展态势,旅游地理集中度虽有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说明旅客主要集中于西安、咸阳、宝鸡等几个较大的旅游城市。3从区位熵来看,整个经济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的地位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经济区中西安、宝鸡、渭南、咸阳4市旅游业居于主导主位,特别是西安单极发展,旅游经济水平在经济区处于绝对优势地位。4从各地旅游总收入空间偏离—份额看,总偏离走势与竞争力分量大体一致,各地竞争力分量对旅游业发展的贡献均在85% 以上,说明经济区各地的旅游业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其内生的增长动力。同时,经济区总体与地区差异也表明国家出台的经济区规划及鼓励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对关天城市群旅游业发展起到了实际的促进作用, 但进展缓慢且不平衡。因此,采取措施增强旅游优势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联动与合作,发挥核心旅游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对提升经济区整体旅游发展水平乃至内部各城市之间的空间协调均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加快旅游资源规划,构建关中天水城市群旅游经济带,完善旅游配套建设,优化旅游整体环境,延展旅游产业链,促进旅游产业高级化。
摘要：以关中—天水经济区为样本,运用锡尔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区位熵等指标和偏离—份额分析法,实证研究了2009—2013年经济区旅游经济的总体差异及地区差异。结果表明:自经济区成立以来,总体上旅游经济相对差异在逐年缩小,旅游市场集中度呈现出地域扩展态势,旅游地理集中度虽有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各地旅游总收入空间偏离主要取决于其内生的增长动力,部分城市旅游业单极化发展,旅游经济地区间不平衡趋势明显。
旅游系统演化 篇8
旅游产业是一个涉及面广、综合性和带动性强的行业,其发展不仅能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还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旅游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在一些地区甚至成为支柱性产业[1]。旅游业空间集聚是旅游业食、住、行、游、购、娱等相关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是一种客观的经济现象。国外有关旅游业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部门集聚演化、作用及其影响等方面。如Baum和Haveman对曼哈顿饭店业分散与集聚的演化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2]。Chun和Kalnins以德克萨斯住宿业为例,对集聚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3]。Urtasun和Gutiérrez运用基尼系数对西班牙旅游业集聚的影响进行了定量研究,指出旅游业集聚对旅游目的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影响[4]。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旅游业集聚的研究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研究内容与方法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5,6]。对旅游业聚集的研究主要表现在旅游业聚集的程度、成因、类型、优势方面[7],旅游业空间集聚演化以及空间差异的动态分析已初步涉及[7,8],对旅游业集聚化水平空间结构和特征涉及较少,对省际层面的旅游业集聚化水平空间分异以及演化尚未涉及。已有研究在指标选取上较多地选取旅游就业人数、企业数等绝对指标来分析集聚化水平,对区域面积、人口等因素考虑较少。
旅游业空间集聚是旅游企业基于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集中现象[9],本文从旅游景区(点)、星级饭店、旅行社三方面出发,采用相对指标,利用变异系数、空间集聚指数对我国省际旅游业集聚化水平及演化空间差异进行了定量分析,以期对我国旅游业集聚空间差异的综合认识与把握,对制定旅游业空间发展战略、协调区域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变异系数:变异系数常用来衡量地区产业发展差异及其不平衡性,表示地区产业相对于该产业值平均值的整体离散状况[10]。旅游企业变异系数从整体上反映了旅游企业空间离散程度,计算公式为:
undefined
式中,V为旅游企业变异系数,Si为区域旅游企业数,undefined为旅游企业数在全国的平均值,n为区域数量。V越大,表示旅游企业空间格局非均衡性越强;反之,表示旅游企业空间分布越均匀。
空间集聚指数:空间集聚指数常用来衡量旅游空间集聚程度[11]。旅游企业空间的集聚指数反映了一个地区旅游企业的集聚化水平,计算公式为:
undefined
式中,Ai为i地区旅游企业空间集聚指数,xi为i地区旅游企业空间分布密度,undefined为旅游企业空间分布本底密度。为了较为全面地反映旅游企业集聚化水平演化,本文将2000年旅游企业空间分布密度视为本底密度来反映旅游企业空间演化差异。旅游企业空间集聚指数越大,说明该地区旅游企业的集聚效应越明显,集聚化水平越高;反之,说明旅游企业集聚化水平越低。
2.2 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单元(不含港、澳、台),选取2000年和2010年为研究时间截面来反映我国旅游业集聚化水平演化及空间差异。其中,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旅游景区(点)、星级饭店、旅行社等相关数据为研究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年和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3 结果分析
3.1 旅游景区集聚化水平空间差异分析
由表1可知,我国旅游景区变异系数衰减较快。2010年旅游景区变异系数相对于2000年减少了58%,表明我国旅游景区空间分布非均衡性减弱,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均衡性增强。2000年旅游景区空间集聚指数极差为83.2,到2010年减至41.1,表明我国旅游景区空间集聚化水平差异进一步缩小。2000年我国旅游景区空间集聚化水平呈分散式分布,到2010年我国旅游景区空间集聚呈现出以环渤海、长三角地区为中心,逐渐向西减弱的格局。京、沪、津、鲁、苏、浙等地区旅游景区的集聚化水平较高,内蒙、藏、青、新等西部地区旅游景区集聚化水平较低。其中,鲁、苏、浙等地区旅游景区集聚化水平提高较快,而桂、冀却呈减弱趋势。我国东部地区旅游景区集聚化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旅游景区集聚化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关联性,集聚化水平片区格局明显(图1)。尽管西部地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特色鲜明,但旅游景区集聚化程度较低,表明我国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和不合理性。
3.2 星级饭店集聚化水平空间差异分析
从表1可知,2010年我国星级饭店的变异系数由2000年的2.98减少到2.72,呈减小趋势,星级饭店空间分布非均衡性减弱。2000年我国旅游景区空间集聚指数极差和极商分别为39.3、1312,到2010年分别减至35.9、449,表明我国星级饭店空间集聚化水平差异进一步缩小。2000年我国星级饭店集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空间分布集中性强。2010年我国星级饭店集聚化水平进一步强化,星级饭店集聚化水平呈西移趋势,东部地区集聚化水平显著增强,环渤海湾、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带动作用明显(图2)。京、沪、津、粤、琼、苏等地区的星级饭店集聚化水平较高,藏、新、青等地的集聚化水平较低。表2可知,我国旅游饭店与旅游收入密度、旅游人次密度相关性显著(p<0.001),高于人口密度、人均生产总值等经济社会指标的相关性,表明星级饭店趋向于分布在旅游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具有旅游目的地指向性特征。
3.3 旅行社集聚化水平空间差异分析
从表1可知,我国旅行社变异系数呈增大趋势。2010年我国旅行社变异系数相对于2000年增加了16%,旅行社空间分布非均衡性增强,空间差异进一步扩大。2000年我国旅行社空间集聚指数极差为61.9,到2010年增至112.3,表明我国旅行社空间集聚化水平空间差异进一步扩大。2000年我国旅行社集聚化水平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东部,中部地区除豫、皖外,旅行社集聚化水平较低。2010年我国旅行社集聚化水平呈向西梯度推移的趋势,空间上形成以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带动的局面,东部地区的集聚化水平显著增强,中部地区集聚化水平迅速提高,西部地区集聚化水平发展缓慢(图3)。京、津、沪、苏、浙集聚化程度高,内蒙、青、新、藏等地区集聚化水平较低。如表2所示,我国旅行社集聚化水平与人口分布密度、人均生产总值相关性明显高于与交通密度,表明旅行社具有市场指向性特征,趋向于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密度大的地区。
注:**表示在0.01水平下显著相关(双尾检验)。
4 影响机制分析
旅游业集聚是诸多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影响因素包括资源禀赋、客源市场、交通区位、产业链作用、政策作用等方面[12]。我国东西、南北跨度大,受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社会历史文化、经济发达程度、交通状况、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旅游业发展空间差异明显[13],具体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综合实力空间差异明显[14,15,16]。由表2可见,我国旅游业集聚化水平与旅游收入密度、旅游人次密度、人口密度、人均消费水平、交通密度相关性明显(p<0.05)。旅游业集聚化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区域旅游综合实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和提高。
东部地区对外开放早、人口密度大、经济发展水平高、交通状况及基础设施较为健全,旅游业集聚化水平高。中部地区作为东部向西部的过渡地带,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旅游业空间集聚化水平处于东西过渡地带。西部地区人口密度小、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不健全,旅游发展水平较低,旅游业空间集聚化水平低。就我国旅游业空间集聚化水平而言,东部地区集聚效应明显,广大中西部地区集聚化水平相对东部地区显得较薄弱。各省(市、区)经济社会差异的缩小,可能会进一步缩小各省(市、区)旅游业集聚化水平的差距。
5 结论
旅游业空间集聚是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下的产物,旅游业空间集聚能产生协同效应、规模效应,区域旅游集聚对提升区域旅游发展综合实力、旅游竞争力和旅游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运用变异系数、空间集聚指数,分析了我国旅游业集聚化水平时空演化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从我国旅游企业集聚化水平空间差异来看,旅游业集聚化水平空间差异显著,总体上以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为中心,空间形态呈由东向西逐渐减弱的阶梯式空间格局。京、沪、津地区旅游业集聚化水平高,内蒙、青、藏、新等地区旅游业集聚化水平较低。②从我国旅游企业集聚化水平空间演化趋势来看,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旅游业集聚化水平表现出向西梯度推移的态势。旅游业集聚化水平空间格局具有继承性,集聚化水平呈“东强西弱”的局面,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状况等具有较强的相关性。③旅行社空间非均衡性程度高,空间差异呈扩大趋势;星级饭店、景区(点)空间非均衡性程度相对较弱,空间差异呈缩小趋势。旅游企业集聚化水平的相关性显著,旅行社、星级饭店、旅游景区(点)集聚化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耦合性。旅游企业集聚化水平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关联性,地理近邻效应明显。
摘要：旅游业空间集聚是一种客观的经济现象,旅游业集聚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旅游经济效益的发挥。运用变异系数、空间集聚指数分析了我国旅游业集聚化水平及演化空间差异。结果表明,我国旅游业集聚化水平空间差异显著,总体上以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为中心,空间形态呈由东向西逐渐减弱的阶梯式空间格局。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旅游业集聚化水平表现出向西梯度推移的态势。旅行社空间非均衡性程度高,空间差异不断扩大,星级饭店、景区(点)空间非均衡性相对较弱,空间差异呈缩小趋势。旅行社、星级饭店、旅游景区(点)集聚化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耦合性,相关性显著。同时,就我国旅游业集聚化水平空间差异影响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
旅游系统演化 篇9
旅游业与航空业的协调互利发展模式, 特别是机场网络发展的空间经济效果已经引起国内学界注意。但目前国内学界对航空旅游网络的空间结构与演化机制的研究并不多见。旅游交通系统的空间结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 出现了各种“空间结构模型” (如区位论、核心边缘理论模型、哈格特空间结构模式、Gunn旅游目的地模型等) 。此后关于旅游空间竞争的研究较多, 而对旅游交通系统空间结构的演化和网络优化研究甚少。代表性成果主要有:①吴晋峰等基于哈格特空间结构模式, 用结点数、平均连线数目和平均路径长等参数对旅游网络结构进行分析;黄金火以Gunn旅游目的地模型为基础探讨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模式。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系统空间通达度上, 未涉及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的其他方面。②Bertine等采用计量方法研究旅游路线在度假旅游决策中的作用, 发现旅游路线的合理性对旅游决策产生很大影响, 然而其研究未涉及旅游路线合理性的评价。Shih基于旅游者行走游线和旅游流量建立计量模型, 对旅游系统空间结构进行分析。③顾朝林利用航空资料对我国首位城市网络结构作过分析, 郭文炯等依据航空客运资料粗略地划分了中国城市的航空运输职能等级, 金凤君研究了我国大陆航空客流网络体系的地域分异现象。此外, 周蓓等就全国运输机场网络与旅游资源网络互动关系、四川省航空网络的拓扑特征及演化机理进行过相关研究。
本文选择四川省作为研究个案, 利用GIS手段和历史统计资料以及空间经济学和运输经济学的理论, 分析四川省旅游中心地机场布局的空间效果、机场网络发展的内在特征和规律, 探讨未来四川旅游中心地机场网络发展的空间模式。这将为更大范围和更复杂航空网络的研究奠定基础, 并可基于此为未来我国航空网络的发展与调控提供理论参考。
1 四川省旅游中心地和机场体系
旅游中心性受一系列因素影响, 如城市发展状况、交通能力、旅游服务接待能力等。根据四川省的旅游发展现状和旅游区划的特点, 我们从几个方面选择一些重要的能充分反映区域特点及旅游中心性的13个要素变量来建立四川省旅游中心地的中心性指标体系, 包括总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城镇旅游发展水平、国内旅游总收入、国内旅游总人数、入境旅游人数、旅游外汇收入、省内旅游人数、外省旅游人数、客运量、旅客周转量等。基于研究目标, 我们只选取已开通或2020年前计划开通航线的主要旅游城市, 包括成都、绵阳、宜宾、西昌、攀枝花、九寨沟等15个城市来对比分析。
把15个城市的各个指标用EXCEL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通过对各个城市的各项指标标准化, 得到了标准化后的数据, 然后利用SPSS软件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从中提取3个因子, 第一因子是与旅游接待能力和城市经济发展相关的指标, 如国内旅游总人数等, 第二因子是与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规模相关的指标, 如城市总人口、客运量、国内游客等, 第三因子是与旅游客流量相关, 如省内游客量指标和客运量指标。各个城市的各项指标加权总和得到三个因子的分别得分, 把三个因子的得分加权总和就得到中心性得分 (见表1) 。
数据来源:四川省2007年统计年鉴
2008年前机场数据均来自民航局规划财务司, 2020年航线数据依据中国民航局规划财务司预测数据和发展计划。对于机场, 不管它们之间通航航线有多少, 也不管它们航线是直航航线还是中转航线, 只要有航线 (包括广元—九寨的直升机旅游航线) , 那么就计算为一条边。这样去掉重复航线后计算每个年份每个机场的连边个数, 就是这个机场在航空网络中的度。本文目的只分析四川省机场网络结构, 所以考察封闭网络, 只使用省内航线资料, 不包括省外和国际航线, 统计结果见表2。
对比得到:
(1) 四川省旅游发展不平衡, 极化现象比较明显。成都作为旅游集散地和旅游资源富集区, 在四川省处于绝对核心地位;同时, 依托发达的航空网络和地面交通网络, 四川的旅游重心偏向四川中部和东部, 而旅游资源极其丰富的川西地区, 主要是甘孜和阿坝两州, 由于交通条件的困扰, 目前旅游发展水平较低。
(2) 旅游中心地等级体系初步形成。成都是省一级旅游中心地, 九寨沟、黄龙是川西北的省二级旅游中心地, 乐山是乐山峨嵋景区的二级旅游中心地, 攀枝花、西昌均为川西南的交通枢纽, 旅游资源差异不明显, 一起构成川西南的二级旅游中心地, 绵阳、广元、南充和达州由于地理位置接近, 一起构成川东部的二级旅游中心地, 泸州和宜宾构成川东南的二级旅游中心地。
(3) 以2008年数据计算, 航空网络与旅游资源网络吻合度不平衡, 东部地区机场密度较高, 所有旅游中心地均有航空进出通道, 而西部, 除攀西地区外, 还没有航空网络延伸分布。
2 四川省旅游中心地机场网络结构演化
对于航空网络来说最直接相关的两个反映网络空间特征的重要参数是航空网络的平均距离和簇系数。在航空网络中, 网络平均距离代表航空运输的深度, 簇系数代表航空运输的广度。航空运输快速便捷的特点要求运输深度小, 即航空网络中两点要通过尽量少的连接就能够到达。而簇系数在航空运输网络中代表通航机场与相邻机场节点所构成网络的平均聚集程度, 代表网络的完备性指标。运用这两个指标可以判定四川省旅游中心地机场网络的空间经济效果和结构演化趋势。
2.1 四川省旅游中心地机场网络服务平均距离变化
考虑到目前四川省运行的11个机场以及拟新建机场 (如甘孜、阿坝等) 均靠近四川省旅游中心地地区, 因此, 不严格区分其主要职能是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还是为旅游发展服务。基本评价方法是以县一级地域行政单元作为机场服务的基本地域单元, 假设所有机场与陆路交通网是衔接的, 任何航空需求都是通过陆运-空运-陆运的方式完成。机场与服务地区的距离以所选地域单元的几何重心到机场的自然距离为标准。如果某地理单元可以得到几个机场的服务, 其隶属于何机场的服务范围则由其与邻近机场中的最短距离确定。
依据上述条件, 设所分析的地域范围内有M个地域单元, N个机场, i代表地域单元, j代表机场, Lij代表地域单元i与机场j的距离, 机场服务范围的模型可以表述为
Lik=min (Lij)
(i=1, 2, 3, …, M;j=1, 2, 3, …, N)
式中, k (k=1, 2, 3, …, N) 是距地域单元i最近的机场, Lik是距离。经过GIS数据处理和比较, 最后可以确定机场与地域单元的对应关系。即每一个地域单元对应一个与其距离最近的机场, 每个机场可能控制不同数量的地域单元, 即服务区域。
利用这一模型对比分析2007年和2020年新机场投入后所引起的服务范围的变化, 并把Lik按照100km、150km、200km、250km、300km分级 (见表3) 。
从表中的数据可以得到两点显著结论:一是新机场投入运营后四川旅游中心地机场的布局逐步趋于密集, 服务半径在逐步缩小;二是到2020年, 几乎所有县级区域都能在300km的范围内得到航空运输服务, 这一点对于旅游中心地的进入和游览是极其有意义的, 因为这意味着2020年四川新建机场投入运营后, 所有旅游资源区均具备了航空运输进出的接入通道。
2.2 四川省旅游中心地机场网络结构簇系数指标变化
对旅游中心地机场数据, 计算任何机场节点与其他k个机场节点相连接的概率P (k) , 对k和P (k) 进行幂函数和指数回归拟合, 并计算回归公式及其判定系数。把回归结果表示在双对数坐标系中, 进行结构模型拟合。计算结果见表4。
为了能更清楚地表达航空网络的结构, 可以采用α指数、β指数、γ指数来评价网络的连接性与回路性。其计算公式分别为: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式中, Ei 表示航空网络中每个子图的边数, Vi 表示每个子图的节点数, G 表示子图的数目。α指数是度量网络回路性的指标, 为观察的网络回路数与理论最大数之间的比率。β指数为网络中节点的平均连线数目, 是对网络连接性的度量。γ指数是度量网络内连线的观察数和连线的最大限度数目比率的指标。α指数、β指数、γ指数计算结果见表5。
对比以上数据, 可以得到2002年到2020年, 四川省机场网络结构的演变分成三个阶段:
(1) 2002—2004年
幂函数模型判定系数接近1, 拟合效果明显好于指数模型。机场网络的城市节点度的概率分布具有比较明显的幂函数分布特征, 说明本阶段四川省机场网络结构属于典型无标度网络。但这一时期, α指数、β指数和γ指数却呈下降趋势, 说明网络连接性和回路性正在恶化, 网络中心节点的聚集程度正在增强, 但网络的完备性却逐渐减弱。
(2) 2004—2008年
2004年指数函数模型判定系数接近1, 拟合效果明显好于幂函数模型, 但仍然未能呈现典型泊松分布, 表现为指数模型和无标度网络的过渡形态。α指数、β指数和γ指数改善明显, 说明网络连接性和回路性有较大改进, 网络聚集程度正在增强。
(3) 2008—2020年
由于新建机场的开通以及新建机场加大了这一封闭网络内的连接, 网络各项指标均有明显改善。2020年幂函数模型判定系数和指数函数模型判定系数均十分接近1, 幂函数模型拟合效果和指数函数模型拟合效果差别不大, 已具备典型泊松分布基本特征, 开始呈现无标度网络特征。α指数、β指数和γ指数改善明显, 说明网络连接性和回路性有较大改进, 网络聚集程度和连接性得到明显增强。
3 结 论
(1) 四川省航空网络结构目前来看, 还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 网络完备性、连接性以及通达性都表现较差。省内机场的航线布局分散, 多为点-点结构。这种布局不仅不能实现客流密度经济和机场的规模经济, 而且客观上也不利于更高效率的轴-幅结构形成。强化成都作为四川省主要旅游进出口通道功能, 加强其省级航空口岸和一级航空旅游中心建设, 除九黄机场外, 其余旅游机场最好能通过成都连接省外航空网络。
(2) 建设和完善二级旅游中心地。简单依赖中心地机场拉动旅游业发展并不可取, 航空运输网络和旅游资源网络两者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但主导因素仍然是旅游资源禀赋和开发水平。旅游资源质量和资源等级越高, 旅游流集聚能力越强, 越有可能成为区域旅游中心和旅游核心区。资源等级低的旅游目的地成为寄生区, 高度依赖旅游核心区的辐射。因此, 如果要解决泸州、宜宾等支线机场的边缘化问题, 必须大力加强和改进其辐射区域旅游资源开发, 使其具备独特资源优势, 并形成互补效应, 这样才能逐步发展成为缓冲区域甚至是进出通道区域。
(3) 构建航空网络还必须充分考虑地面交通系统的促进和限制作用。在省级区域范围内, 由于地理空间的限制, 机场密度过高、机场服务半径基本与高速地面交通系统重叠等因素可能导致机场服务功能失效和被替代。比如绵阳和乐山距离四川省机场中枢成都均在省内高速公路200km服务范围内, 因此, 新建机场规划选址必须综合考虑机场所在地航空旅客水平、客源半径和最低客流门槛的最低限制 (一般为不低于500公里和120万人/年) 。机场密度过高, 必然导致网络内节点分布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