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囚徒困境（精选7篇）
演化囚徒困境 篇1
目前“全员营销”已经通过体验营销、全员客户经理制、全员积分体系等措施在县级分公司、地市级分公司中广泛实行, 只是各自的激励办法或延续时间存在些许差异。“全员营销”在今年“盛行”, 与宏观经济背景、行业发展趋势以及全业务市场更加复杂的竞争环境不无关系。
被基层通信企业广为运用的“全员营销”呈愈演愈烈之势。笔者试图借助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案例, 对“全员营销”流行的市场背景进行粗浅的分析。
在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案例“囚徒困境”, 非常耐人寻味。如同博弈论的其他例证, “囚徒困境”假定每个参与者都是利己的, 即都寻求最大自身利益, 而对具有“严格劣势”的策略, 理性的参与者绝不会选择。
实际上, 现实的博弈参与者不限于两方, 一般是有多方参与的“囚徒困境”。拿国内通信业竞争激烈的全业务市场来说, 各运营商在发展 (维系) 客户方面, 其实就身处“囚徒困境”, 都把对方当对手, 都想获得更高的市场占有率, 都期望保持一个比较理想的发展速度。基层运营企业A在不知道对方是否采取“全员营销”策略的情况下, 选择“全员营销”对自己发展 (维系) 客户总是最有利的。当然, 这个选择结果对企业B或企业C也一样。这样一来, 市场参与者便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选择“全员营销”。
目前“全员营销”已经通过体验营销、全员客户经理制、全员积分体系等措施在县级分公司、地市级分公司中广泛实行, 只是各自的激励办法或延续时间存在些许差异。“全员营销”在今年“盛行”, 与宏观经济背景、行业发展趋势以及全业务市场更加复杂的竞争环境不无关系。
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加深, 我国部分地区和行业经济出现气温回升迹象, 但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面临的困难仍然很大。在这一宏观经济背景下, 我国电信业形成了三大运营商逐鹿全业务市场的格局。各运营企业使出浑身解数, 保存量、激增量, 谋求全业务经营的良好开局。但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 1月, 全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 这一增速为5年来最低水平。到2月底, 全国电信营业收入累计额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长仍然只有2%。这一增速, 与过去几年相比已经明显放缓了。
连续两个“2%”表明, 整个行业发展已经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具体到固定、移动市场, 则又显现出结构性分化持续加大的差异性。从用户发展看, 固定电话用户持续减少, 移动电话用户继续高速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数据显示, 1～2月, 全国固定电话用户减少310.9万户 (其中无线市话用户减少243.4万户) ;移动电话用户增加1855.0万户, 其中2月净增1006.5万户, 创造单月净增新纪录。与此相对应的是, 固定电话业务使用量继续下滑, 移动通信业务使用量高速增长。1～2月, 固定本地电话通话累计次数比上年同期下降12.7%;移动电话通话时长累计分钟数比上年同期增长18.8%。
三大运营商都是上市企业, 需要对资本市场负责、对股东负责, 都面临业绩增长压力;三大运营商都是大型央企, 都承担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三大运营商都获得了3G牌照, 都需要投入巨资进行3G网络建设, 对现金流的需求都很大。因此, 即便面对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国内通信消费市场增长存在变数的严峻形势, 三大运营商对2009年全年的发展依然报以很大期望, 在年初下达了较高的收入增长预算指标。
收入增长的压力最终必然传递到基层运营企业。目前, 3G牌照发放的影响还未释放, 3G业务对行业增长的贡献还没有显现出来, 收入增长还得靠2G时代的业务。在国内通信资费水平稳中有降、转型业务收入规模难以快速提高的前提下, 收入增长最终还需要具体转化为电话、宽带等收入占比较高的业务用户数的增长。
新一轮重组后, 三大运营商的资产规模、网络能力和业务经营范围差距明显缩小, 但市场竞争格局还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稍有不同的是, 无论是固定电话市场还是移动电话市场, 都有了新竞争者的加入, 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有了变化。当前, 对三大运营商来说, 全业务经营对增长的推动尚未显现, 全业务竞争时代的差异化业务和融合服务优势尚未完全建立, 争夺新用户、蚕食对方原有用户市场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竞争手段。
此时, 背负沉重业绩压力的基层运营企业A, 不管对手做何种选择, 总会祭出“全员营销”的“法宝”, 以此调动全员营销积极性, 利用员工的社会关系与人际资源来进行“圈子营销”, 发动员工的亲友圈、社交圈、工作圈来尽可能把握每一个市场机会。对企业B、企业C来说, 选择也会如此。
于是, 当每个市场参与者都作出对自己当前发展最为有利的“理性选择”时, “全员营销”之风便吹皱了刚刚开始的全业务市场竞争的“一池春水”。
演化囚徒困境 篇2
此前，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贾大山曾向媒体透露，千呼万唤的航运振兴规划（振兴规划）将在3月份全国“两会”之后公布，而目前全国“两会”已过去一段时间，传说中的振兴规划却迟迟未露面。
与此同时，中国最大的航运上市公司——总市值近400亿元的央企中国远洋因为连续两年亏损而“披星戴帽”，成了“*ST远洋”，若今年还不能摆脱亏损状态，则将被“赶出”股市。
中国远洋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航运业现状的缩影。据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何建中介绍：“目前航运业的发展确实处在低谷时期，特别是海运业。今年前两个月，波罗的海干散货综合运价价格指数（BDI）平均值不到800点，与去年同期差了100多点；波罗的海原油价格指数（BDTI）同比下降10%左右；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CCFI）在1100点左右，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河北远洋运输集团董事会主席高彦明的倡议或许能够代表业界的心声：“我国是航运大国，也是造船大国，两个行业的资产约2万亿元人民币，直接和间接的从业人员在200万左右，造船又以航运为基础，航运兴，造船兴，航运衰，造船衰。由于长期的衰退，致使许多企业非常艰难，濒临破产。如不从源头上采取措施，两个行业将遭受重创，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高彦明还强调，“如果能采取救助措施，则可以促使航运业尽快好转，BDI能由目前的700多点提升至2500点，航运市场将有希望复苏，使船舶营运出现盈利，造船厂也将获得订单。”
期待方向
中国航运业如此不堪，从业者们往往满腹委屈。某大型集装箱运输企业内部人士曾在公开场合抱怨：“很羡慕招商局不受限制，其航运业务只占全部业务份额的18%，而我们却不行，即便当下航运业亏损累累，还是要硬着头皮干下去。”
在他的抱怨中，最让他感觉委屈的是船员流失：“别国的船员几乎都不用交个人所得税，而我们给船员工资虽然税前也达7000美元/月，能与国际接轨，但是扣掉各项规费后，船员实际拿到手的只有3000美元/月，极其没有竞争力。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级船员大量流失也就不奇怪了。”的确，征收船员个人所得税目前在中国航运业界是最常被诟病的，也是业内常常呼吁予以改革的方向。
日前，高彦明算了这样一笔账：“目前我国有海员约17万人，其中高级海员约占43%，即7.3万人。根据我国最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和经验测算，高级海员平均每人每年纳税额约为
1.8万元人民币。按照7.3万名高级海员算，每年应纳个人所得税总额约13亿元人民币，除去偷税漏税的情况，将不足10亿元，这与国家每年11多万亿元的税收总量相比可谓九牛一毛。所以海员对于国家的贡献不在于纳税，而在于支撑航运业的发展。”
除了船员个人所得税外，货载保护制度不平等、远洋运输税制不平等、船舶互租免税不平等也是业内认为亟待改革的方向。
货载保护制度即通常所说的“国货国运”。很多航运大国都签订国际双边或多边协议，确保本国船队获得一定的货运份额。或者通过单边立法，规定全部或部分特定货载由本国船队运输。全球约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地实行这种制度，美国、巴西、阿根廷、韩国、印度等国家规定，100％的政府采购物资或50％的商业物资由本国商船自主承运，只有在其主动放弃承运权时，方可由外国航运企业运输。
远洋运输税制不平等是指国际远洋运输通用吨税制，对远洋船舶课税按照吨位计算而不是依据企业利润，税率一般低于企业所得税；中国目前除向远洋运输船舶征收吨税外，航运企业一般要按照利润总额的25％缴纳企业所得税。
船舶互租免税不平等指的是，为鼓励租船，大多数航运国家对远洋运输船、集装箱船租金收入不征税；中国在2008年之前也实行这一政策，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和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后，这一政策不再实施。现中国已与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避免双重征税的相关协议，在实际执行中，中国航运企业对外出租远洋运输船舶，租金收入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但租用境外远洋运输船或集装箱船舶时支付的租金，需要外方缴纳所得税和营业税。由于这种做法不符合国际海运惯例和相关协议，境外出租方拒不承担相关税收，转由境内航运企业代扣代缴。这种做法，极大增加了企业的额外成本，削弱了中国航运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航运业是一个国际性行业，如果内外政策有别伤害到中国航运企业的利益，就难免使中国的航运企业处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最后伤害的是整个国家航运产业的竞争力。中国如果想振兴航运业，取消这些不平等政策是必要的。”业内人士说道。
囚徒困境
对于业界期待的这些改革方向，贾大山向记者指出：“目前振兴规划的具体内容还没有方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振兴规划一定是着眼长远而非拯救当下。”
另外，某行业主管机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相对能源、地产业来说，航运业的规模实在不算大，涉及人员也就200万人左右，而在目前财政赤字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估计不会出台诸如减税等实质性扶持政策。”
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1.2万亿元，这不仅是中国财政赤字连续3年降低后首次扩增，更是创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赤字纪录。专家指出，政府之所以要增加财政赤字，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世界经济低迷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不小；二是由于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今年财政收入增长不会太快，但财政刚性支出增加，特别是要增加保障和改善民生支出，保持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因而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是必要的。从保障民生支出方面来看，今年的预算报告显示，政府在农业、林业和水资源方面的支出将增长12.8%；教育支出增长9.3%；医疗卫生支出增长27.1%。在城镇化方面，城镇道路、停车场、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瓶颈领域的投资则明确为今年投资重点。
财政部长楼继伟表示，财政压力真实存在，为此政府将压缩开支。
财政压力或许就是振兴规划迟迟不能出台的原因之一。贾大山此前也透露，国家有关部门内部反对出台振兴规划的声音也很多：“救市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国家再有钱，也不能乱花纳税人的钱。”
而对交通主管部门来说，市场之事是不是真要动用政府之力来拯救也让其十分纠结。交通运输部某官员向记者坦言：“导致目前航运业困境的原因一直被认为是运力过剩，所以交通运输部一直都在花大力气控制运力，但运价还是跌得一塌糊涂，控制运力真的有用吗，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的确，目前除了干散货船不受运力审批之外，其他船型的新运力投入都首先要经过交通运输部的审批。“原因是干散货运输市场实在太大太杂，无法监管。”可见，如果技术可行的话，交通运输部其实是想替船东把所有船型的运力都掌控起来。可就算在这样严密的运力控制体制下，运价却未能如期望的那样有所止跌。
面对如此种种左右不是的“囚徒困境”，也难怪何建中虽然于日前提出了国轮优先承运权、鼓励企业走出去、吨税制改革等扶持建议，但还是强调：“这不是国家战略，是我个人的建议，应该说是目前我们在研究当中提出的一些意见。”
转型自救
虽然国家财政压力真实存在，贾大山还是向记者透露：“振兴规划应该还是会出台的，但是目前还没有出台的具体时间表。”
业内人士认为，航运业不能寄希望于外力的扶持，所谓自助者才能得到他助。
中海集团董事长李绍德在2月份召开的上海船东协会会员大会上说道：“当外贸已经不再可能像从前那样持续增长之时，航运业就该思考自己新的方向，内河水运也许就是新方向之
一。”
而内河水运也正是目前政策所重点扶持的对象。
“明年不会比今年更差，今年应该是见底了，但是明后年的形势仍会很严重。”中国船东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守国去年曾经如此说道，“明年还有大量的新船交付，比如集装箱船要交付170万TEU，运力增长10%，而货量的增加有限。目前全球航运运力过剩达20%以上，明年一些船东仍将面临无货可运的局面。”一位专业人士也曾表示：“今年形势不容乐观，现在全球运力过剩超过20%，运力还在增长，而需求量的增长才4%左右，要消除这20%的过剩需要多少年可想而知。”的确，航运形势不容乐观。
智解囚徒困境 篇3
汤姆和彼得是坦白还是抵赖?显然,最好的策略是两人都抵赖,结果是大家都只被判一年刑。但是两人处于隔离状态,无法串供。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出发,他们都会进行这样一个决策过程:我招了,他也招了,我们都坐五年牢;我招了,他不招,我就只坐三个月,而他会坐十年牢;他招了,我不招,我就会坐十年牢。所以不管他招不招,对我来说都是招了划算。由于两人都会动这样的脑筋,最终两人都选择了招供,结果都被判五年刑,而原本对两人都有利的策略(抵赖)和结局(被判一年刑)则不会出现。
我的家乡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黑蛋和白蛋在漆黑的夜晚要共同去装一车粪,送到田里。黑蛋去的时候,带了一把炭锨(家乡人做饭时往灶膛里加炭用的,锨头不到巴掌大小)。他想,反正天很黑,没人看见,就装成很卖力的样子,每往车上放一锨粪,嘴里就发出“嗨哟”的声音,还把炭锨在车厢上“咣”地磕一下。黑蛋听到白蛋也很卖力,嘴里使劲的同时,车厢也发出很响的声音。他暗自高兴,暗骂白蛋傻瓜。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黑蛋想可能装满了吧,就用手去摸车厢,可是还差很远。黑蛋很奇怪,可他心虚,没有说什么,继续假装很卖力地往车上装粪。后来,黑蛋又摸了几次,车厢总不见满。不久传来鸡叫声,东方渐渐泛起鱼肚白,黑蛋模模糊糊地发现,白蛋手里拿的竟是一根棍子。
中国人重感性,所以故事还是故事;外国人重理性,将故事升华成了理论,这就是经济学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这种困境反映了個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对每个人而言都是理性的选择,能得到最优的结果;对整个集体来说却是非理性的,最终导致对集体中每个人都不利的结果。
人们称这种结果为“非合作博弈均衡”,它是美国经济学家纳什提出的,又称为“纳什均衡”。“非合作均衡”实际上是陷入僵局的一种均衡。在这种均衡里,双方都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每个人首先想到的都是自己的利益,进行的都是有利于自己的决策,结果不仅没有使自己获利,还损害了对方的利益,最后大家共同遭受损失。
有两个朋友李红和赵辉,合伙做苹果生意。两人分了工,李红在北方苹果基地扎庄收购,赵辉负责在南方市场销售。开始,两人合作得非常顺利,可到苹果旺季时,许多外地客商直接来到苹果基地找李红代收。这样可以背着赵辉多赚一些钱,李红就答应了。南方的销售行情也分外好。赵辉思量起来,自己背着李红在其他苹果基地再设一个收购点,不就可以多赚一笔吗?结果,李红为了客商,给赵辉供不上货;为了赵辉,又给客商供不上货,非常被动。赵辉在南方,有限的资金要供应两个点,精力有限,顾此失彼,焦头烂额。
现在有些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降低员工待遇,而员工为了获得高薪和自身发展,频频跳槽,结果双方都遭受损失。
成功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大家合作的结果。在囚徒困境里,两个囚徒由于隔离而无法合作,但在现实生活中,企业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却可以通过沟通、交流、协商而达成合作。比如同类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彼此之间就由相互拆台变成相互合作,规模扩大了,行动统一了,力量也就更加强大,最终实现双赢。企业和员工之间也可以共同协商,寻求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劳资模式。朋友之间,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能够从扩大合作规模、改进合作方式、提高效率入手,最终也会对各自都有利。
专利博弈陷入“囚徒困境” 篇4
近期专利大事记
4月5日谷歌宣布将斥资9亿美元竞购北电网络集团持有的近6000项专利, 其中大部分为通信技术专利, 且包括4G技术, 其他的竞购者还包括苹果、爱立信与中兴通讯。
4月1日爱立信在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对中兴通讯发起WCDMA和GSM专利侵权起诉, 随后中兴通讯发布声明称将在中国发起针对爱立信在华专利的无效诉讼。
2月23日华为发表声明称, 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法院颁发了初步禁止令, 要求摩托罗拉禁止向诺基亚西门子转移华为的保密信息。
近日, 随着全球电信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 主流设备商以专利为手段的博弈与争夺日渐升级。就在中兴通讯忙于回应与反击爱立信在欧洲对其发起的WCDMA和GSM专利侵权起诉时, 一场围绕北电网络近6000项通信专利的争夺已在谷歌、苹果、爱立信与中兴通讯中悄然展开, 其中北电网络在4G领域的相关专利更是竞拍的焦点。前一事件表明了目前通信设备巨头们已更加频繁地运用专利进行重点市场区域的博弈与资源交换, 而后一事件则指出了未来专利争夺的焦点领域。
目前, 在以电信运营商为代表的全球电信主体投入增长放缓、竞争激烈的产业背景下, 专利以及相关专利群占比对于通信设备商意义重大, 专利不仅可以以授权费的方式为设备商弥补价格竞争劣势, 还可在新兴重点市场顺利划定势力范围, 此外, 在关键市场或关键竞争时点, 专利起诉还可起到干扰对手签单、突破劣势竞争局面等作用。
对此, 业内专家表示, 设备商巨头间的专利诉讼与纠纷多数并不以授权费为主要目标, 专利在设备商市场竞争中更多地起到了防御性“保护伞”以及谈判、资源交换筹码的作用, “事实上, 专利战是一种双输的博弈模式, 但是与‘囚徒困境’类似, 各家设备商都害怕对手更多获益, 专利共享联盟无法达成, 以专利为手段的市场博弈将会成为常态”。
不仅为“隐性利润”
在华为、摩托罗拉专利案获得阶段性平息后, 爱立信对中兴通讯的一纸诉讼又将设备商专利博弈话题推至舆论高点。英国《金融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认为, 爱立信此次专利诉讼, 与去年中兴通讯规模蚕食其欧洲本土市场份额相关, 此举意在直接阻击中兴通讯终端进攻欧洲市场。
事实上, 掌控一定数量的核心专利对设备商而言获益几多。首先, 专利基本功能方面, 由于通信需实现互联互通, 能否将更多的专利写入行业标准类文档关系着设备商后续成本控制、国际市场准入、产品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专利的数量、质量以及在相关专利群中的占比情况, 不仅反映了设备商的技术创新能力, 更体现了设备商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与掌控力。”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安全标准专家齐鹏表示。
其次, 专利授权费可成为设备商中长期内的稳定收入。“目前, 设备商巨头在国际市场争夺中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这将刺激设备商巨头更多地开展专利竞争以弥补价格竞争劣势, ”业内专家马毅华表示, “设备份额是显性市场份额, 而专利费用则是隐性的市场份额, 显性份额和隐性份额共同决定了设备商的实际市场绩效。其中显性份额是产品质量与价格之争, 而隐性份额则是专利实力之争。”
此外, 在LTE、4G等新兴市场, 掌控足量的核心专利就意味着可以顺利划得相应的势力范围。“在市场初期, 利用专利可令对手失去‘做蛋糕’的机会, 待市场形成规模后则可利用专利‘分蛋糕’。”马毅华表示。同时, 电信专家陈亮补充表示, 在关键性竞争时点, 专利诉讼还可起到影响对手签单、赢得宝贵时间、重获竞争主动权等作用。
无奈的杀手锏?
除了上述作用, 业内更为主流的声音则认为, 专利是设备商手中的博弈砝码。“设备商争夺专利并不是为了收费, 而是作为彼此谈判时的筹码, 在利益或资源博弈时, 专利是一个可以‘拿出来说事儿的东西’。”电信专家陈志刚表示。
陈志刚还进一步呼吁产业各方理智看待专利相关作用, “正如上所言, 技术垄断仅在短期内有作用, 对竞争的暂时性落后者而言, 专利诉讼是‘无奈的杀手锏’, 即专利作为市场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 往往在其受到对手进攻时下意识启动, 但大多作用有限, 也难以为专利诉讼发起方带来市场成功”。
同终端领域苹果与各大终端厂商长期存在的专利纠纷并未影响其规模盈利类似, 电信设备商的专利激战也不会过多改变既有市场格局。“专利诉讼过程不仅漫长, 且成本显著而收入不确定, 由于设备商往往采取交叉授权的方式, 取证非常困难, 并且即使找寻到证据, 证据评判、执行监督等环节也面临诸多困难, 所以专利诉讼往往不是为了惩罚被诉者, 而是为了重启谈判或达成资源交换。”陈志刚表示。
未来焦点:中国、LTE
此外, 未来设备商围绕LTE、4G、终端等领域的专利博弈将持续升温。“移动互联网时代终端为王, 越来越多的技术将运用于智能终端, 终端领域的专利博弈将是一个热点, 此外, 相比此前主流舆论对爱立信抢夺欧洲市场的战略猜测, 我认为中国等新兴市场对其更为重要, 设备商巨头未来将运用专利筹码博取更多在中国LTE试商用等领域的资源与份额。”陈志刚表示。
浅谈生活中的“囚徒困境” 篇5
博弈论（game theory）在我们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中都可从看到博弈论的影子。外面下雨了，你就应根据小雨这一信息采取对应的策略，出去就要打伞，如果外面艳阳高照，你大可选择不带伞出门。这就是博弈论在生活中的例子，只是很少有人去关注它
博弈论对人的基本假定是：人是理性的或者说自私的,理性的人是指他在具体策略选择时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博弈论研究的是理性的人之间如何进行策略选择的。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经典案例之一，讲的是 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杀，财物被盗。警方在此案的侦破过程中，抓到两个犯罪嫌疑人，斯卡尔菲丝和那库尔斯，并从他们的住处搜出被害人家中丢失的财物。但是，他们矢口否认曾杀过人，辩称是先发现富翁被杀，然后只是顺手牵羊偷了点儿东西。为防止串供，警方将两人隔离，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审讯。检察官说，“由于你们的偷盗罪已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可以判你们一年刑期。但是，我可以和你做个交易。如果你单独坦白杀人的罪行，我只判你三个月的监禁，但你的同伙要被判十年刑。如果你拒不坦白，而被同伙检举，那么你就将被判十年刑，他只判三个月的监禁。但是，如果你们两人都坦白交代，那么，你们都要被判5年刑。” 一般的博弈问题由三个要素所构成：即局中人又称当事人、参与者、策略等等的集合，策略集合以及每一对局中人所做的选择和赢得集合。其中所谓赢得是指如果一个特定的策略关系被选择，每一局中人所得到的效用。所有的博弈问题都会遇到这三个要素。
在这个例子里，博弈的参加者就是两个嫌疑犯Ａ和Ｂ，他们每个人都有两个策略即坦白和不坦白，判刑的年数就是他们的支付。可能出现的四种情况：Ａ和Ｂ均坦白或均不坦白、Ａ坦白Ｂ不坦白或者Ｂ坦白Ａ不坦白，是博弈的结果。Ａ和Ｂ均坦白是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这是因为，假定Ａ选择坦白的话，Ｂ最好是选择坦白，因为Ｂ坦白判８年而抵赖却要判十年；假定Ａ选择抵赖的话，Ｂ最好还是选择坦白，因为Ｂ坦白判不被判刑而抵赖确要被判刑１年。即不管Ａ坦白或抵赖，Ｂ的最佳选择都是坦白。反过来，同样地，不管Ｂ是坦白还是抵赖，Ａ的最佳选择也是坦白。结果，两个人都选择了坦白，各判刑８年。在这个组合中，Ａ和Ｂ都不能通过单方面的改变行动增加自己的收益，于是谁也没有动力游离这个组合，因此这个组合是纳什均衡。
囚徒困境反映了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如果Ａ和Ｂ都选择抵赖，各判刑１年，显然比都选择坦白各判刑８年好得多。当然，Ａ和Ｂ可以在被警察抓到之前订立一个“攻守同盟”，但是这可能不会有用，因为它不构成纳什均衡，没有人有积极性遵守这个协定。
夫妻吵架也是一场博弈。夫妻双方都有两种策略，强硬或软弱。博弈的可能结果有四种组合：夫强硬妻强硬、夫强硬妻软弱、夫软弱妻强硬、夫软弱妻软弱。根据生活的实际观察，夫软弱妻软弱是婚姻最稳定的一种，因为互相都不愿让对方受到伤害或感到难过，常常情愿自己让步。夫强硬妻强硬是婚姻最不稳定的一种，大多数结局是负气离婚。夫强硬妻软弱和妻强硬夫软弱是最常见的一种，许多夫妻吵架都是这样，最后终归是一方让步，不是丈夫撤退到院子里点根烟，就是妻子避让到卧室里嚎啕大哭。
往大处着眼，我们来看一看OPEC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囚徒困境”告诉我们，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存在矛盾，基于个人理性的正确选择会降低大家的福利。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合作”都是一种随处可见的现象。比如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ＯＰＥＣ）的成立，本身就是要限制各石油生产国的产量，以保持石油价格，以便获取利润，是合作的产物。OPEC之所以能够成立，各组织成员国之间之所以能够合作，是因为囚徒困境如果是一次性博弈的话，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得到纳什均衡解，但如果是多次博弈，人们就有了合作的可能性，囚徒困境就有可能破解，合作就有可能达成。连续的合作有可能成为重复的囚徒困境的均衡解。
合作的可能性不是必然性。博弈论的研究表明，要想使合作成为多次博弈的均衡解，博弈的一方（最好是实力更强的一方）必须主动通过可信的承诺，向另一方表示合作的善意，努力把这个善意表达清楚，并传达出去。如果该困境同时涉及多个对手，则要在博弈对手中形成声誉，并用心地维护这个声誉。这里“可信的承诺”是一个很牵强的翻译，其并不是什么空口诺言，而是实实在在的付出。所以合作是非常困难的。所以OPEC组织经常会有成员国不遵守组织的协定，私自增加石油产量。每个成员国都这样想，只要他们不增加产量，我增加一点点产量对价格没什么影响，结果每个国家都增加产量，造成石油价格下跌，大家的利润都受到损失。当然，一些产量增加较少的国家损失更多，于是也更加大量生产，造成价格进一步下降--结果，陷入一个困境：大家都增加产量，价格下跌，大家再增加产量，价格再下跌……。
漂亮女孩与囚徒困境 篇6
还有最后一点我想单独拿出来说说。那就是女孩越来越懂得美化自己了。美化自己的方式很多穿上时髦的衣服、精心地化妆、甚至去做美容手术等等。在预算约束条件下，女孩子的最优化问题就是选择能够使得自己的收益最大化的资产组合。谚语说“贫家净扫地，贫女净梳头”。只要投入一定的要素(包括资本和人力资本)，女孩总能够使自己的容貌变得更加妩媚动人。
不过，这说的是女孩的绝对收益．即她现在的容貌与过去的容貌相比更加出色。如果考虑到相对收益，情况就会稍有不同。假定女孩多少都会有些虚荣心，她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压倒群芳。假定一群女孩的容貌差别不大，都是豆蔻年华，这时候，如果其他的女孩都没有化妆，只有一个女孩化妆，比如她染了红指甲，那么这个女孩马上就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大家都会觉得她好看。别的女孩不甘落后，自然群起效仿，结果所有的女孩都染了红指甲。这时候，如果有个女孩还想出人头地，就必须想出新的点子，人家露肩了我得露背，她也露背了我得露肚脐，女孩子关于漂亮的“军备竞赛”是没完没了的。数个回合下来，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女孩者露出了该露的，那么这时候就要准备流行”捂”了。所以一些公认的美女经常会哭着抢着去演自毁形象的角色，千万别告诉我她们是在为艺术牺牲，鬼才相信。那不过是她们用“丑”来向别的女孩宣告自己已经“美腻了”，而“丑”，正是艺术家们惯用的伎俩，说那是美的光辉顶点。可奇怪的是，他们从不会娶丑姑娘做老婆，越是追求艺术丑的，比如毕加索．越是追求老婆美。尽管美女明星们不如艺术家们懂辩证法，却也在下意识当中自发地实践了一次。她们意识到，再这样美下去就无聊了，得丑。
但是，从相对收益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女孩能够做得比所有的女孩都不化妆的时候更好看，特别重要的是，如果美女明星们不能看破社会价值观的这种间歇性抽风，继续在生活中保持“入戏”状态，很快就将没人再找她演戏，因此，等她丑完一回，还得赶紧回来继续漂亮，俗就俗吧，还是生活比演戏重要，好歹已经比别人多到了一次顶点。单冲这一点，“为艺术牺牲”的说法就显得浅薄可笑。那些登山的CEO们不知道是否也是这个心理作怪，但可以断定．仅仅有钱，在有钱人中间是不足以引起刮目相看的，你得比人家多点什么，哪怕是多点儿错误呢。在生活中，不可能出现所有女孩同时都对打扮失去兴趣的情况，假如有几个女孩对这种“军备竞赛”感到厌烦，可是别的绝大多数女孩都还化妆，那几个拒绝化妆的女孩会显得落伍，会因此而失去不少利益——70％的回头率或者是50％的献殷勤，于是所有的女孩都只得继续化妆。这正是博弈论里所指的“囚徒困境”，每一个女孩都成了囚徒。
其实每一个经济学家和女孩一样，也都是囚徒。我想说的是为什么经济学家用的数学工具越来越复杂。尽管赞成经济学数理化的理由很多，也很可能说得在理，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的有点社会学的解释。每个经济学家都想表现得比别人更聪明，这时候，有一个经济学家发现在论文中使用别人都不懂的数学一下子把别人镇住了。尤其是编辑不敢轻易地枪毙自己看不懂的论文，因为他们生怕别人知道他们看不懂。可是在真正聪明的数学家看来，经济学家使用的数学工具都是唬人的小儿科。这也是为什么别的经济学家很快也就学会原来看似艰深的数学工具的原因。于是想冒尖的经济学家只得去寻找更艰深的数学工具，但是只要他们找得到，别的学者很快也就能学得会。最后，经济学家用的数学越来越多，门外汉越来越对经济学一头雾水，经济学解释世界的能力却很难说有非常大的提高。厌倦了这种无聊的游戏，想在自己的论文中不用数学，给定别的经济学家都还在咬着铅笔头算数学题，那个不用数学的家伙会显得格外愚蠢，论文写出来连发表的机会都没有。
留学申请的囚徒困境 篇7
2009年，私募基金律师孔道理（Terry Crawford）在完成了一笔20亿美元的并购大单后从香港回到北京的办公室。不久，他决定辞职创业。这不是孔道理的第一次创业，早在2007年，他在纽约创办了一家为出差人士提供机场的士拼车服务的网站Hitchsters，并被《时代》周刊评为当年最值得推荐的50个网站之一。
这一次，孔道理在北京创办的公司名为初鉴（Initialview），他最初的计划是主打招聘面试业务。2010年，在一次与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负责国际招生的官员交谈中，对方说自己收到200多份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材料，却无法判断这些材料的真伪。孔道理听说后，表示自己的公司可以与该大学合作开展招生面试业务，可是对方当时婉拒了这个提议。
到了2011年，佐治亚理工学院来自中国的申请者一下子暴涨到1000多名。单看申请材料，几乎每一名学生都非常优秀，不选哪一个都觉得可惜。面对这一选择困境，那位招生官又想起了远在北京的孔道理，决定委托他的公司对这些来自中国的申请者进行面试，作为他们进一步筛选学生的参考条件。
佐治亚理工所经历的中国留学申请数量的激增，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迁徙运动的缩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一直呈直线上升趋势，留学总人数已经从2000年的不到5万人上升到2013年的逾40万。在佐治亚理工成为初鉴的第一个客户以后，孔道理决定复制这个模式，把公司业务定位于为美国和英国大学的招生提供面试服务。
“他有太多新奇的想法，每天都有不同的idea，这样的个性真的很适合创业。而且他的法律背景在创业初期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孔道理的华裔太太裘有容（Gloria）毕业于哈佛大学教育学专业，她也是初鉴的共同创办人。经过几年的开拓，初鉴的面试结果目前已经被包括哈佛、斯坦福、康奈尔、约翰·霍普金斯在内的很多美国名牌大学所接受。
囚徒困境
被戏称为“宇宙中心”的北京海淀区五道口云集了清华、北大等中国最知名的高校，这些大学也有“出国预备班”之称。在拥挤嘈杂的人行道、岔路口、地铁站，年轻的学生们人头攒动，行色匆匆。这里到处张贴着“四六级”“计算机”“托福、GRE、雅思”“德语、日语、小语种”等各种辅导班的小广告。
初鉴隐身于五道口的一座高楼里，这个只有几十平方米大小的空间，成为不少美国大学“窥视”中国留学申请者的窗口——这样的“窥视”，是借助孔道理的眼睛完成的，他也因而获得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国学生和他们所处的教育体系。
去年年底，孔道理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学生教会我的关于美国大学招生的那些事儿》，文章描述的，就是他看到的中国学生申请美国大学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在文章的一开头，孔道理就声称自己是“这个世界上与中国高中生谈话最多的人”。
不同于国内大学凭借高考成绩“一考定终身”的录取方式，美国大学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的录取标准向来注重对申请者进行全面评估，其衡量因素主要包括几个方面：SAT（学术能力评估考试）成绩、学业平均分数（GPA）、社会实践经历以及一篇自述性质的作文（Essay）。除了这些以外，对于海外申请者，还要求有英语能力测试——托福成绩，而报考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项目者，大多数需要参加GRE考试。
在《大西洋月刊》的那篇文章中，孔道理引用一位留学培训机构从业者的估算：中国的留学申请者中至少有一半GPA的成绩都是虚假的。而实际上，这一比例可能更高。很显然，初鉴的面试业务赖以发展的基础就建立在一个悖论之上——美国大学对来自中国的书面申请材料信任度的不断恶化。
招生官们需要找到一个途径来考察申请者真正的实力，对此，初鉴的解决方案是：为留学申请者提供即兴的面试服务，整个面试过程被拍摄下来，制作成为10 ～ 15分钟的视频短片，在获得面试者许可之后，这些短片被发送给美国大学的招生部门。面试过程则通过现场录像或远程网络录像两种方式来完成。借助这些面试录像，美国大学的招生部门可以在短时间内评估受试者的英语水平以及其他方面的能力等，并与书面申请材料相对照来判断其可信度，有助于做出最后的决定。
按要求，学生来初鉴面试时需携带事先在公司网站注册的报名信，但是很多学生却两手空空地就来了。工作人员向他们要注册报名信息时，有的学生回答说“不知道，是中介老师通知我来的”。再细究下去，孔道理发现，甚至连学生与公司联系的邮箱也不是他们本人在操作。
桂淳有十几年的留学培训从业经验，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中国留学生的履历普遍造假，已经远远越过“合理包装”的界线。学校，尤其是“国际班”为了本校学生的出国成功率，会主动配合GPA造假，至于自述性质的作文与社会实践，更是由中介一手包办。在北京，某中学学生的GPA可以自己随便填分数，学校只管盖章，海淀区另一所知名中学甚至主动询问学生：你想填多少分？
桂淳说，国内曾经举行过一个“内蒙古荒漠化治理”的社会实践活动。由于环保的主题在国际上很讨巧，因而参加过这项活动的学生在申请大学时会受到欢迎。很快，在中介的主导下，很多学生在申请材料中都写上自己参加过这项活动。初审留学申请材料的招生官们发现这个现象后感到很奇怪，后来他们意识到，这是中国学生在模仿之前那篇成功的范文。
起初，孔道理觉得，留学申请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中国学生及家长对美国大学的招生信息与操作流程不够了解造成的。因而，他呼吁招生官们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开通账号，建立与中国学生直接交流的渠道。对此，一位国内留学培训老师纠正他说：“你错了！中国学生根本不在乎这些，他们需要的只是中介！”
实际上，即使有公开的信息沟通渠道，而且自身也有足够的实力，准备出国留学的高中生们也仍然会依赖中介。孔道理访问过国内的一些知名高中，他发现，很多孩子的条件都很优秀，如果自己按要求做准备，他们都有机会申请上美国的大学。而且，条件好的学校往往还有专门的老师负责留学咨询事宜。但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学生仍然选择使用中介服务。
“这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囚徒困境：中国学生是可以努力做到诚实并独立完成申请的整个过程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会感到，如果不经中介机构‘专业的帮助，那么，和那些经留学中介‘辅导的同伴们相比，自己就会缺乏竞争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动手申请却被拒的聪明孩子的故事，他们谁都不愿意成为下一个那样的孩子。”这就是孔道理作为一名美国人对中国留学申请现状的观察。而实际上，让千千万万学生及家长成为“囚徒”的，正是遍布中国的难以计数的留学中介机构。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2014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中的信息，绝大多数留学生办理出国留学手续时会选择留学中介。目前留学中介服务费用的报价从1.5万元到6万元不等，价格根据不同留学目的地国、不同层次学校等因素而定。中国留学中介服务行业的市场规模至少有50亿元人民币。
美国大学招收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及其在学生组成中的占比不断扩大，许多人感慨，漫步在美国的校园，放眼望去，大片大片的中国面孔，仿佛让人有了一种置身于中国校园的时空错乱感。今年4月，美国《侨报》列举了5所中国学生超过4000人的美国名校，其中位列第一的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中国学生总数达4898人。
“总有一些大学更在乎国外学生的高额学费，而对他们掺水的申请材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那些炙手可热、竞争激烈的好学校才会对任何欺骗零容忍。” 孔道理认为，美国大学对中国留学申请的造假问题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他进一步说，“在中国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诚实的申请者都是傻瓜。”
玩转作弊
在留学申请的软性指标被虚假包装到极致的情况下，赴美留学申请者继续拼下去，就只能拼硬性指标——SAT和托福成绩了。也正是因为这两项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很“硬”，美国大学招生官们也就越来越倚重于考试分数。
孔道理说，所谓的全面评估，在美国大学的海外招生中已然形同虚设。“尽管招生官都会说自己要全面考察申请者的实力，但他们在私下聊天时，说到招生情况往往都只提标准化考试的分数。”美国大学SAT与托福的录取分数线由于中国考生们的高分冲击而不断抬升，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美国各大学在国际招生中一项引以为骄傲的“指标”。
于是，对标准化考试高分的追求就成了中国的考生、家长、留学培训机构和中介机构狂热追逐的最后的制高点。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上述的评估报告，国内留学培训产业已达到约30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这一市场不再像1990年代那样，只有几家、十几家公司一统江湖，而是迅速扩张。据桂淳估算，如今，留学英语培训领域起码有几千家成规模的机构，十几万乃至数十万从业人员，其中，以不正当手段帮助考生拿高分从而招徕生意的并不在少数。对此，他感叹说，“竞争激烈，鱼龙混杂，沉渣泛起，再不改变这一局面，终将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在这种竞争中，最极端的手段便是作弊。
2015年5月28日，15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遭到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他们被指控在2011年～2015年间，涉嫌欺诈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和美国大学委员会（CB），这些学生通过伪造护照，找人冒充自己参加上述两机构组织的托福、SAT和GRE等标准化考试，以获取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地区联邦大陪审团裁定这些中国公民犯有“合谋、伪造外国护照、邮件诈骗和电信诈骗”等35项罪名，最高可能被判处20年徒刑和25万美元罚款。
2013年，由于被爆有人企图大规模作弊，ETS取消了预定当年5月在韩国举行的SAT考试。2014年，ETS从10月到12月连续三次接到有考场作弊的报告，从而不得不延期公布在韩国等考场举行的SAT考试的成绩，并取消了在调查中被确认作弊的考生的成绩。当年的涉嫌作弊事件共涉及14个地区的考点，它们分别位于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新加坡、泰国、韩国、日本等地。
由于ETS并未在中国大陆设立SAT考场，而长期以来，中国考生是这些考场的主要参试者，随着此次事件中中国培训机构不检点行为的曝光，1万余名中国学生可能受到直接影响。
相比托福、GRE等国内有考场的考试，SAT考试比较特殊。虽然SAT被中国考生看成是“美国高考”，可是它却一直无法在中国大陆境内开设考场，于是，一场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境考试运动就在近年展开：韩国、越南和香港等邻近国家和地区就成了难以计数的中国考生参加“美国高考”的“主场”。
桂淳曾经参加过一场在俗称“万人坑”的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SAT考试。在考试前两天，他就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问他需不需要买考试答案。等他到了考场，才发现附近酒店已经住满了大陆来的考生和家长，客房一间难求。还有人在兜售答案，价格在3万～5万元不等。
桂淳说，这些地区由于社会诚信度较高，考场监管也较松，这就为中国学生作弊提供了便利条件。过去，中国学生在留学考试中作弊还只是个别情况，但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的问题”。
吴晓亮是北京某托福培训机构创始人，这位微博红人的网名是“无老师”，他分析说，赴海外留学日益低龄化、大众化。相比上世纪80年代那些因成绩优秀而获得海外留学机会的高材生，现在的很多小留学生无论是自身出国动机、学习成绩还是勤奋程度，都无法与老一代留学生相提并论，但在现实的逼迫下，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了通过作弊来达成父母为其制定的目标。
水涨船高，导致申请者之间的竞争也几近惨烈。吴晓亮举例说，“如果原来你只需要90分的托福成绩就能上美国某大学，现在你就必须考100分才有可能进入招生官的视线，如果能考到110分，胜算就更大一些。一句话，因为现在的申请者实在太多了！”
实际上，即使不采用买答案或找枪手代考此类冒险的作弊手段，中国考生们不乏有人通过其他途径来达到目的。“机经”，是备考托福、GRE的学生当中的行话。由于美国标准化考试的题库范围有限，考题会规律性地重复出现，英语培训机构通过各种手段获取这些考题并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则因押题命中率高而被考生奉为“机上考试的圣经”，简称为“机经”。目前，通过“背机经”来备考已经蔓延到仍采用纸质答卷的SAT考试中。一名考生说，他曾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从网上买了一套“机经”，发现预测试题八成以上都出现在试卷中。也有学生在考完后感叹，“啊！这不就是某年某月的试题嘛！我幸亏做过！”
“押题”“做历年考试真题”在中国司空见惯，是很多培训机构的“招牌”项目，也是很多学生备考的“必修课”，但实际上，这些行为在美国就属于作弊。在每次标准化考试之前，考生都会抄一段誓词，它的内容就包括考生不得泄露试题内容。
《华盛顿邮报》在去年12月报道当时连续发生在亚洲的SAT考试作弊事件时说，“由于设计一套新试题的成本花费昂贵，ETS把先前在美国使用过的SAT试卷再用于海外考场中。”
美国非营利机构国家公平和公开考试中心公共教育主管鲍勃·谢弗（Bob Schaeffer）称，海外的培训机构通过他们在美国境内的同谋获取最近的SAT试题，整理出正确答案后用于培训考生。或者，他们在SAT考试当天派枪手在早于中国时区的其他考点进行考试，在参考之前的数据库确定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考试内容后，通过手机等为付费客户提供答案。
谢弗指责CB和ETS说，“他们持续的不负责任导致亚洲的一些考生通过提前得知考试内容而获得巨大的优势。”
孔道理也表示，ETS的种种弊端在美国国内也常遭到批评，但他们对公众的回应却是：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我们正在改善，但具体内容无可奉告。
洋高考
孔道理和他的太太裘有容。孔道理说在拍摄面试视频的过程中，大家都会很放松，整个过程是活跃轻松的。摄影/董洁旭
“高分低能”是孔道理在从事这一行后学会的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中文词语。一些美国大学的招生官告诉他，近年来，常有教授向他们反映，“你招来的中国学生怎么表现这么差劲，根本不参与课堂讨论，很少和老师交流，成绩也不佳，平时只和中国学生在一起混。”但当招生官回去查阅这些学生的申请材料时，却发现他们的托福、SAT考试分数都很高。
作弊问题渐渐浮出水面，令招生官们意识到，标准化考试的分数也不可完全信赖。因此，一些大学开始对中国学生进行Skype面试，但更多的大学没有精力和财力对成千上万的申请者一一面试。这就给孔道理 的初鉴公司带来了生意。如今，他们收到越来越多的来自高中生的面试申请，在高峰时期甚至面试者排队要排到办公室外面。初鉴使用一套有专利保护的技术视频平台对申请者进行面试，面试官通过与申请者互动式的交谈，除了验证其语言水平外，还对他们的应变能力、个人特质等“软能力”（ Soft·Skills）进行考察。
裘有容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在面试中，一名学生无意中说出，虽然他是在一所普通中学读书，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备考托福与SAT，几乎没怎么上过学校里的课。“还有的国际班的学生号称自己修过好几门AP课程（美国部分高中开设AP课，以使高中学生提前接触大学课程，AP考试成绩成为大学录取考虑因素中重要的依据之一），但当我就其中一门AP课的内容向他提问时，他就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了，说自己其实主要还是在学英语。”
裘有容十分痛恨这种瞄准美国大学的应试教育，认为这是在误人子弟。她认为，除了英语，这些学生在高中三年几乎学不到任何东西，也得不到逻辑思维等综合能力的锻炼。这样的学生即使通过了标准化考试去了美国，也跟不上大学里的课程。
但是中国的家长却把孩子上国际班的目标，紧紧锁定为参加“洋高考”。孔道理说，北京一家名校的国际部，精心设置了国际化的课程，请了外教来上课，但却受到来自家长的压力，他们质疑学校并没有专门针对SAT和托福的应试课程。由于担心在竞争中吃亏，这些家长还要让自己的孩子旷学校的课去外面的培训机构上课。
裘有容就提议，既然标准化考试问题重重，中国学生花这么多钱走冤枉路，为何今后美国所有的大学不能干脆直接采用中国诚信度最好的高考分数做为录取标准呢？当然，她也坦陈，这一理想的实施仍需解决很多细节问题，如今看起来还十分遥远。
今年，美国旧金山大学宣布，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者可以不提交SAT成绩与GPA，而以中国高考分数和一个面试视频作为替代。在此之前，已有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杨百翰大学和萨福克大学接受中国的高考成绩。
在现实中，无论是把美国的SAT“玩儿”成“洋高考”，还是把中国的高考成绩引入美国大学的招生体系，都是几十年来中国“运动式留学”造成的无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