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路径（通用8篇）
演化路径 篇1
一、低碳标准出现的国际背景
低碳经济问题的提出有两个大的背景:一个是环境背景, 一个是经济背景。然而, 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以及各国在这个问题上立场的逐步清晰, 低碳经济的环境属性正在被淡化。从低碳经济提出的经济背景及各国的立场来看, 一个基本的结论是:低碳经济本身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发达国家对低碳经济的倡导并非是其环境道德使然, 认为是单纯为了应对全球变暖问题显然是以偏概全, 背后是能源使用技术、经济发展的世界支配权争夺。低碳经济的本质是国际间进行利益博弈与协调的一种策略, 因为归根到底, 这个市场是人为“设计”出来的, 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一个环境保护手段。要警惕低碳经济的发展会演化出低碳标准, 而这一标准对中国经济安全, 特别是贸易安全的影响将是全面的, 要清晰地看到低碳经济本身的政治与外交策略性。
低碳经济问题提出的大的经济背景是日本、欧洲等国家经济发展迟缓、对能源问题的高度依赖, 日本、欧盟、美国等国家纷纷将高能耗产业向亚洲等国家转移。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平成萧条”和产业的空洞化;而英国更是从能源安全的角度认识到低碳经济势在必行, 它正从自给自足的能源供应走向主要依靠进口的时代, 按目前的消费模式, 预计2020年英国80%的能源都必须进口。美国奥巴马政府改变了布什政府的策略, 重新重视并着力强化低碳经济, 其真实目的在于扩大美国的出口贸易。
奥巴马政府希望美国出口翻一倍, 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等国家受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 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基本上处于饱和状态。能够帮助奥巴马政府实现这一承诺的国家只有中国和印度。美国向中国出口为每年800亿美元左右, 还有很大的潜力。而美国又对中国出口产品目录设置很严, 禁止很多产品对华出口, 因此, 美国寄希望于碳税问题上的要挟以换来贸易上的利益。在这一点上, 与持续进行的中美汇率谈判的目标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 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在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需要大量化石能源, 而俄罗斯也通过出口石油与天然气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发展资本, 且通过石油与天然气输出, 俄罗斯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与日俱增。这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欧盟和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欧盟和美国发现:与其控制能源占有和输出不如控制能源的清洁使用技术。这一策略付诸实施的前提是:国际普遍认可低碳经济模式并据此制定相应的产业低碳标准。而一旦出现全球性的低碳生产标准, 中国各产业势必受其制约并影响到出口领域。
目前, 从各国在低碳经济发展问题上的谈判立场、国内政策制定的情况来看, 在可预期的未来, 由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联合提出减碳标准或低碳标准的可能性正在提高。且这种变化随着CDM机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即清洁发展机制) 的逐步淡出而愈加明显。更为重要的是, 这一标准的制定开始向贸易标准靠拢, 也就是说, 未来国际上的低碳标准将很可能与贸易标准捆绑在一起。而一旦低碳标准与贸易标准结合到一起, 将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可以这样说, 低碳标准将成为中国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的最大挑战。随着低碳经济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借助于低碳标准对中国经济进行施压, 这种发展态势越来越明显。
二、低碳标准演化路径
对未来全球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的判断, 只能基于现实的观察并根据历史上类似组织的发展路径来进行推演。从低碳经济提出的经济背景、各国政府的立场原则以及对低碳经济本质的分析来看, 低碳经济本身具有很强的策略性, 是一种国际间协调的策略工具。而这种工具发挥作用有赖于标准的建立, 一旦标准建立, 必然会出现赢家通吃 (winner-forall) 的现象, 国际上这种事例屡见不鲜。因此, 对于中国目前而言, 需要研讨低碳经济可能的演化路径并进行针对性的布局。
本文认为低碳经济演进路径如下: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双边与多边协定—低碳标准 (包括生产与消费标准) —具有约束力的多边低碳合作组织, 其最终的演进方向是贸易。各个步骤之间相互关联, 但在实现时间上可能会并行出现。具体的, 通过利益的驱动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体加入, 实现多数派独裁国际结构, 从而压制组织外国家和政体。在这个过程中, 小国必然采取免费搭车的策略, 而联盟内收益的分配来源于联盟外国家的损失。
(一) 低碳标准确立
低碳标准可以大致上分为低碳消费标准与低碳生产标准, 对于前者, 主要涉及消费模式的选择。例如, 倡导居民选择环保产品、购买低能耗的家电等等。消费标准现在基本上涉及到了各种产品在使用过程中的碳排放标准, 下一步关注的重点是生产标准, 即生产一件产品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当量。Jotzo和Pezzey (2005) 、Philibert (2005) 、Pizer (2005) 、Kolstad (2006) 等人提出以单位产品排放量的形式 (如生产每吨钢铁的排放量) 来衡量一国的减排努力, 实际上就是提出的一种低碳生产标准。一旦这种低碳生产形成标准, 将会立即转变成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除了可以借口环境保护为由开征“碳关税”外, 低碳标准也可以变成非关税壁垒。
例如, 如果欧盟或美国规定冰箱生产过程的碳排放总量标准, 即冰箱的整个生产过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 (包括上游材料所耗碳当量) , 超出这个标准将拒绝进口。此时中国的冰箱企业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冰箱企业只能采取“逆推”的方式, 要求原材料、零部件的生产厂商提供低碳标准下的产品。这种市场“逆推”的结果无非有三种:一是出口受到大面积阻滞;二是在短时间内, 由于基础产业 (钢材等) 不能很快适应低碳技术, 冰箱企业只能通过进口发达国家低碳技术生产的原材料, 然后出口;三是由于短期内国内技术还未能适应低碳生产的需要, 为了满足出口的要求, 势必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技术进口。其结果将进一步使中国出口陷入“悲惨增长”的局面, 继续陷入高价买技术, 然后生产全球过剩产品的泥潭中。
(二) 区域合作协议、框架以及各种低碳基金规模化出现
这个趋势已经比较明显, 而目前这些合作框架、各种基金安排都会成为日后国际间正式制度安排的基础。Murase (2002a) 建议2012年后的未来体系需要包括诸如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印度、韩国、墨西哥、巴西、印度尼西亚、南非和尼日利亚等关键国家和集团。
哥本哈根会谈充分暴露了目前国际上对待低碳经济问题的不同立场和政策, 矛盾冲突出现的同时, 区域合作的机会与可能也在增强。在多边合作方面, 中国是碳收集领导人论坛、甲烷市场化伙伴计划、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的正式成员, 是八国集团和五个主要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对话以及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会议的参与者;在双边方面, 中国与欧盟、印度、巴西、南非、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气候变化对话与合作机制。
从目前的国际态势来看, 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日本、澳大利亚、东南亚各国之间合作大于竞争。因为, 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金砖四国”在应对发达国家策略性利用低碳经济这一“大棒”方面, 利益相似, 都有动机通过国家间的合作以增强其在低碳经济国际间对话中的能力。而且这几个国家属于重化型产业结构, 碳排放的密度较高。而且,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远没有完成工业化的进程, 重化型产业结构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因此,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关系到“金砖四国”的切身利益。
因此, “金砖四国”可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之外, 设立低碳经济发展互助基金、探讨技术转让协议、合作减排交易机制等问题, 从整体上提升参与全球低碳问题对话的能力。此外, 目前中日的合作主要集中在CDM领域, 应该突破这一合作框架, 由企业间的合作变为国家间的战略合作。
(三) 依托WTO相关规定, 行贸易保护之实
尽管在目前征收碳关税并不符合WTO关于贸易自由化的相关规则, 但在低碳态势下, 以环境保护为名, 通过修改WTO的相关规定, 行贸易保护之实, 这成为近期需要重视的一种发展倾向。WTO中多边国际环境协议及有些发达国家的环境法规中, 已经要求出口国的产品生产加工过程应符合特定的环境保护标准。如果达不到这些环境保护的要求, 则允许进口国对这类产品的进口加以限制。
在过去20年, 无论是GATT还是WTO, 总的指导思想是实现贸易自由化, 而在环境问题上的限制较少,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环境标准的制定问题, 但环境问题正在逐步被重视。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在贸易领域磋商制定包含“碳关税”条款的国内法案, 并提出应该结合低碳标准来修改相应的WTO规则, 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四) 全球性低碳减排合作框架
在《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建立全球性、带有强制性的低碳减排合作组织, 其作用、组织架构和谈判进程类似于世界贸易组织 (WTO) 。Kanie (2006) 认为尽管目前《京都议定书》依然是世界减排体系的核心, 但最终还是需要建立一个有广泛国家参与的网络体系。Murase (2005) 提出:应该仿效WTO/GATT体系制订实现排放目标的框架。而Esty (2001) 、Murase (2002b) 则呼吁建立一个自身包含争议解决机制的新制度——世界环境组织, 以此规范和协调各国之间的减排以及因减排而导致的贸易争端问题。
从长期来看, 这个问题应该引起中国足够的重视, 要防止被边缘化。从低碳减排所具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分析, 类似组织的建立不可能没有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 任何纯发达国家间的国际协定或组织不可能有效地完成全球低碳减排的目标。尽管目前还不能肯定这类全球性、带有强制约束性组织一定会在哪个时间建立, 但从国家层面而言, 积极准备和应对是必要的, 积极建立和参与多边框架合作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应对。
三、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应对低碳标准
当前, 应对低碳标准的核心原则和步骤可概括为:接受、学习、参与。应该看到低碳标准特别是低碳生产标准与出口标准的确立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实, 过多讨论于事无益, 要在干中学, 而不是观察中学。因为, 终究这些标准还是与技术紧密联系的。而参与标准, 包括两个步骤:首先, 对于企业而言要积极开展碳足迹核查并进行碳标签的申请和注册。对出口导向型企业而言, 这一点尤为重要;其次, 中国政策在积极倡导并建设国际低碳合作组织的同时, 要积极参与低碳标准的制定, 以免再次被动。从目前各种低碳合作组织,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间低碳合作组织的发展来看, 中国的主导性和影响正在逐步增强, 需要进一步把这种影响以标准和规则的形势固化下来。总体来看, 政府和企业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未雨绸缪, 积极应对。
(一) 不承诺进行结构性减排
尽管, 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谈上已经承诺了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但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却不能轻易给出减排的结构性承诺, 即不承诺某一行业的具体减排总量与时间表, 特别是那些涉及到中国出口比重较大的行业。欧美各国正在积极地进行能源使用标准的设定, 避开这些标准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影响的一个主导性策略就是:不承诺进行结构性减排。因为, 如果承诺减排产业结构, 那么即使总量绝对减排, 但仍然在具体产业上不能实现减排承诺, 同样会受到碳关税的威胁。
特别是在工业生产领域, 中国没有义务, 也不可能现在给出具体的减排目标与时间表。因为, 中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 刚刚建立起了化石能源工业生产体系, 甚至许多在建工程都是这一生产技术体系的延伸, 不可能跨技术体系进行减排, 即不能以高技术体系为基准来衡量低生产技术体系国家的减排。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即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也认为应该允许发展中国家从一个体系向另一个体系转变并据此设定与之相适应的减排规划。
(二) 加快区域减排体系建设
当前, 如何使中国企业建立可观测、可计量、可核证的温室气体减排档案, 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因碳排放而起的贸易争端, 是应对低碳标准的关键。例如, 在一个可预期的未来时间, 如果欧盟国家以中国某企业生产产品高碳为由拒绝进口或征收碳关税, 此时企业就应该拿出在此之前的减排证据以应对。而要做到这一点, 单纯的行政命令与指引难以取得全面的效果, 关键还是要通过市场的手段, 激励微观主体自主选择。
从目前国际上各国在温室气体减排的实践来看, 利用市场并付诸相对严格的规制激励机制促进减排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欧洲和美国都已经建立成型的碳市场, 许多发展中经济体 (韩国、印尼、肯尼亚等) 也提出了建设国内碳交易市场的时间表。考虑到我国各省市在减排成本、产业结构、能源依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上客观存在的差异, 笔者认为应该首先在国内设立区域性强制减排规划, 区域内企业需要遵循强制减排的原则, 不足者从区域外企业购买以补偿其超额排放量。这项制度安排的优点在于: (1) 可自我实施, 具有持续性, 执行成本低, 国家只需要控制减排总量、减排的额度分配控制即可; (2) 可观测、可控制、可计量, 透明度高; (3) 用市场手段代替纯行政手段, 可最大限度降低减排的经济与环境成本; (4) 有利于平衡各地区、各产业间的发展, 同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总的来看, 这一区域交易制度满足国际上公认的低碳管理政策四原则:环境效应、成本效应、分配效应和制度可行性。此外, 这一机制比较灵活的一点是:可以在省市一级上合作, 也可以在一个行业内进行。因此, 无论从管理目标还是监管上相对容易操作, 政策性成本以及对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较碳税而言, 相对较低。特别是对那些目前对能源依赖相当严重的省市或行业而言, 此种政策能够大大降低其产业结构升级的转换成本。
(三) 积极进行碳足迹核查与碳标签认证
碳标签认证实质上就是对产品或服务全生命周期 (LCA) 碳足迹的计算, 本质上就是一种低碳标准, 包括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两个环节。2007年3月, 英国试行推出全球第一批标示碳标签的产品。随后, 日本、美国、德国也推出了自己的碳足迹核证标准与碳标签认证体系。到目前为止, 已有14个国家与地区推出或即将推出碳标签制度 (共计19种) 。
目前, 国际上影响较大的碳足迹核查标准主要有:英国标准协会制定并于2008年11月正式公布的PAS 2050标准 (《产品与服务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评估规范》) ;德国产品碳足迹测量方法以ISO14040/44为基础并参考PAS 2050;而美国则由不同的机构推出了三种碳标签制度, 这三种碳标签制度均以全生命周期测量为主导方法。
众多碳标签体系事实上对中国产品的出口构成了一张“壁垒网”, 中国很多出口导向型企业已经感受到了这张“出口壁垒网”的束缚。因此, 应该一方面集中力量设计本国的碳标签认证体系, 一方面要对出口目标国的低碳认证体系进行研究, 指导企业主动进行对象国低碳标签的认证。对于中国企业而言, 尽快参与到出口对象国的碳标签产品认证体系是唯一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宗计川.应采取市场化手段解决减排的结构性矛盾[OL].人民网, http://env.people.com.cn/GB/12583626.html/2010-09.
[2]宗计川.须警惕低碳标准向贸易标准演变[OL].人民网,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71364/153588/13134292.html/2010-11.
[3]宗计川.低碳标准的警钟为谁而鸣[J].低碳经济, 2011 (, 6) .
[4]Esty, D.C.Bridging the Trade-environment Divide[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1, 15 (3) :113-130.
[5]Murase, S.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Its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spects:Case of the Kyoto Protocol[Z].Jurisuto, 2002a, 1232:71-78 (in Japanese) .
[6]Murase, S.Conflict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Z].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ssaloniki.Thesaurus Acroasium, 2002b, XXXI:297-340.
[7]Jotzo, F.and J.C.V.Pezzey.Optimal Intensity Targets for Emissions Trading under Uncertainty (Draft) [Z].Canberra, Australia:Centre fo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5.
[8]Murase, S.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Climate Change Issues[J].Manches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05, 2 (2) :18-38.
[9]Pizer, W.A.The Case for Intensity Targets[J].Climate Policy, 2005, 5 (4) :455-462.
[10]Kanie, N.Leadership and Domestic Policy in Multilateral Diplomacy:The Case of the Netherlands[J].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2006, 8 (2) :339-365.
[11]Kolstad, C.D.The Simple Analytics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Intensity Reduction Targets[J].Energy Policy, 2006, 33 (17) :2231-2236.
演化路径 篇2
【关键词】现实群体性事件 网络群体性事件 演化路径
一、现实群体性事件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界定
近年来，利益格局的急剧变化导致社会矛盾冲突日趋复杂激化，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各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成为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网络公共平台的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也渐呈增多趋势。2009年《瞭望新闻周刊》推出了“网络群体性事件”专题，此后，这一新概念获得了社会极大关注和广泛认同。①
一般认为，社会转型期的现实群体性事件，是指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或因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而积累、激发，有一定组织和目的，以群体参与为特征，采取扩大事态、加剧冲突等手段，扰乱和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群体行为。而网络群体性事件区别于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征是增加了网络这一平台和载体。对比研究多位学者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分析，我们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指的是由现实或网络事件引发，以网络为传播、讨论、围观、聚集的基本途径或场所，有一定数量的相关网络群体及社会群体参与，对网络虚拟世界乃至现实世界造成较大影响的相关事件。②
其实，群体性事件的目的都在于纠正和改进不当的资源调配和补偿利益损失或发泄情绪，只不过现实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形式既有言语，也有行为，并且主要是以行为形式所产生的压力来达到这一目的。而网络群体性事件依赖的则是以言语和情绪表达出来的网络舆论。基于二者表现形式与发生场域的不同，笔者对两种群体性事件演化路径进行分析比较，以期呈现不同平台上事件演化路径的不同，以促进相关部门对线上、线下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干预和指导。
二、现实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路径
通过对包括瓮安事件、重庆万州事件、四川大竹事件、安徽池州事件在内的多起典型现实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可将现实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过程分为四个时期：潜伏期、发展期、高潮期以及衰减期。
如图1所示，现实群体性事件的潜伏期，也就是群体性事件的酝酿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利益格局的剧烈变化是各种复杂社会矛盾冲突出现的结构性诱因。利益格局的变化又导致了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使得公众的主观心态上产生强烈的失衡感。这也正是促使许多无利益相关者参与现实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广大的社会弱势群体将自己的弱势处境和无法改变的命运归因于社会秩序的不公平，进而对政府和社会产生强烈的怨恨与不满。这种对社会不公的仇恨，体现在社会的一般化信念即公众的普遍情绪上就是仇官、仇富、仇警等。
在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会氛围当中，如果一起偶发性事件的一方当事人属于官员、富人群体，公众就会本能地对事件产生特殊的关注，以两极对立的思维定式去解读事件的“真相”③。原本一起偶发性事件就成为现实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使群体性事件由隐性发展为显性，进入一个质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事件直接利益相关者这个群体之外，还会有包括中间调解人、谣言制造及传播者、非政府组织、地方黑恶势力等在内的第三方群体以及其他的聚集群体参与进来。此时，由于群体之间信息的纷繁复杂和动态变化，如果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信息不够公开，就会出现流言传闻的大量传播，滋生各种谣言，而谣言之所以能在群体中广泛传播，主要原因在于它激活了深藏成员心底的集体记忆。根据偶发事件所产生的刺激性情景的不同，人们被唤起的集体记忆也有所不同，如在重庆万州事件中，被唤起的是官场上“花钱买命”、“官官相护”的记忆；在安徽池州事件中，被唤起的则是“富商为富不仁”和“官商勾结”的集体记忆；在四川大竹事件中，被唤起的则是“官员摧残女性”和“刑讯逼供”等集体记忆。④群体共意的形成，会使个体的情绪更易受到其他个体的感染，整个群体进入到高度一致、激动、极端的精神状态之中，加之相关政府部门的反应、调控机制迟钝，对事件真相的遮遮掩掩。这时，在有组织的谋划下，聚集群体极易采取体制外的途径和手段如静坐、游行等来表达诉求，维护权益，甚至出现打、砸、烧、抢的暴力行为，与有关部门发生冲突对抗，现实群体性事件爆发。
事件爆发后所带来的各方压力会促使相关政府迅速成立、启动危机应急管理机制，并通过媒体发布权威信息，而媒体作为群体和政府之间的中介，会倾听并向政府反映群众诉求和实际舆情同时向聚集群体传达政府态度，粉碎谣言。⑤
在政府部门与大众媒体的迅速介入之后，矛盾得到解决，事态得到控制，聚集的群体开始减少，参与的民众人数也开始不断减少，群体性事件进入衰减、平息的阶段，最终重新达到社会秩序稳定的状态。
三、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路径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路径实际就是网络平台中舆论、意见的扩散路径，是以话语、意见为纽带。而且，网络群体性事件不像现实群体性事件那样存在一个很长的潜伏期，如“贾君鹏事件”、“蒙牛伊利网络公共战”、“淘宝新规事件”等，均是突然从网络论坛中传出消息，并迅速发展形成舆论高潮。因此，网络群体性事件一般说来只经历发展、高潮、衰退这三个时期。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议题既可以是现实中的事件，也可以由虚拟环境中的事件所引发，如“贾君鹏事件”。如图2所示，信息源由主流传统媒体、网络媒体进行报道、或者网站社区发布之后，即已进入了整个事件的发展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网民、意见领袖以及网络“水军”等主体的意见参与，受公众关注度高的议题就会从互联网海量的信息源中被挖掘出来，成为热点问题。
传统主流媒体也会出于不同的考虑对热点问题进行筛选，一些成为热点问题的议题并未维持热度而是很快走向消解，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传统媒体所进行的筛选。而通过筛选的热点议题，传统媒体会迅速跟进介入，与网络中的舆论形成共振。与此同时，网络公众自身道德立场的表明及态度情绪的宣泄也会进入一个爆发期。互联网上各种观点的交锋对峙，事件迅速蔓延升级，网络群体性事件进入高潮期。这个时期也是各种意见的整合同化期，许多意见倾向开始集中，最终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⑥在经过专业人士的评论分析之后，公众会对事件有一个新的认识和反思，前期阶段的一些非理性观点会被剔除掉，网民对事件的认识达到基本一致。
而网络群体性事件舆论高潮期过后，议题何时进入弱化、衰退阶段则取决于事件自身的发展。若事件的解决结果引发网民新的质疑，那么整个事件还会再持续发展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事件能够得到顺利且良性的解决，那么人们的关注点就会很快转移，事件进入衰减阶段。或者事件进度缓慢，没有新动态，那么网民的关注点也会很容易转移到其它新出现的议题上去。这也是一些事件被反复关注的原因，因为这并不是事件最终的解决和衰退，只是沉寂一段时间后，会在其他的诱发因素下再次出现，进入公众视线。
结语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现实群体性事件和网络群体性事件在演化机制上还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的。现实群体性事件在发生和演化初期，往往是由具有共同诉求的主体通过一定的组织渠道来动员、聚集，随着事态的扩大，会有越来越多的群体聚集。而后加入的这些聚集群体通常是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性事件原有的利益诉求和目标都会被冲淡而发展成为一种群体的无理性行为。与现实群体性事件相反，网络群体性事件在发展初期，参与者具有多元化的特征，网络中的意见、话语也十分多样。但经过辩论、整合及同化，许多意见倾向会逐渐开始集中，群体最终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甚至形成极端的观点。可以说，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沿着群体话语的异质化到群体话语的同质化发展的，而现实群体性事件则是从群体同质化发展成为群体异质化。⑦
参考文献
①⑦方付建、王国华，《现实群体性事件与网络群体性事件比较》[J].《岭南学刊》，2010（3）
②严峰：《网络群体性事件与公共安全》[M].上海三联书店，2012
③何显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及其应急处置》[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④曾庆香、李蔚：《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与政府应对》[M].学林出版社，2010
⑤罗成琳、李向阳，《突发群体性事件及其演化机理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9（6）
⑥王芙蓉，《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意见扩散及其路径模式图》[D].河北大学，2011
（作者：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
演化路径 篇3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最初来源于劳动 (L) 与资本 (K) , 这在Cobb-Douglas函数的经验研究中已经得到大量充分的解释, 同时经济学界已把舒尔茨 (1962) 和丹尼森 (1962) 的研究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作为常识, 但是不同学者对劳动 (L) 与资本 (K) 的严格定义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论, 进入21世纪,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与转型为经济增长理论开创了新的研究路径。经济研究表明劳动 (L) 和资本 (K) 与政治体制存在依存关系, 比如徐刚 (1995) 的研究表明国有经济中劳动力供给效率低下的原因在于国有经济中的固定工资制度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监督和激励问题[1], 邢春冰 (2005) 的研究证实了非国有经济工资决定机制与国有部门不同[2]。
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的分配制度, 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分别代表经济制度的两种形式, 分配制度的最终显示通过劳动工资得到体现。考虑制度的重要性和中国分配制度的特殊性, 国有单位工资制度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效应是否有效和合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劳动有效性 (A) 决定经济绩效, 国有单位工资作为劳动效率的最终表现形式是否与经济增长相适应?为了深入研究劳动价值理论下劳动效率与经济增长的演化路径, 有必要构建新的模型进行分析。
1 劳动素质与经济增长
劳动素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Becker (1964) 提出、Lucas (1988) 进行完善的人力资本理论, 认为经济增长由人力资本积累所导致, 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差异来源于每个国家的人力资本不同。另一个由Nelson、Phelps (1966) 所创立, 认为人力资本存量决定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存量是国家创新的主要动力, 劳动素质提高主要通过受教育水平得到显著体现。在经验研究中, Benhabib和Spiegel (1994) 、Barro和SalaiMartin (1995) 对劳动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工作是开创性的。Barro和SalaiMarti认为受教育发展水平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 国家教育的资本投入提高对经济增长率有正相关作用, 人力资本累积影响经济增长;Benhabib和Spiegel认为各国之间增长率的差异是由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而非来自Lucas (1988) 所提出的人力资本累积。
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上面这种差别?刘丽 (2008) 认为中国工资分配比重下降是技术进步偏向于使用资本、节约劳动造成的[3];陈斌开和许伟 (2009) 构建的理论模型分析表明国有部门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导致国有部门内部劳动收入差距扩大但却降低整体劳动收入差距[4];周明海、肖文和姚先国 (2010) 测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收入份额, 发现1998以后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与经济增长过程要素的非均衡增长密切相关[5]。也有学者在制度上进行初步的研究, 龚刚和杨光 (2010) 认为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功能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6], 即随着经济的发展, 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 而现阶段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的无限劳动力供给是其主要原因。
上面的分析表明国内学者研究劳动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基本围绕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两条主线展开。但是具体又分两个视角:一种观点认为人力资本只是经济增长必要条件,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受制度等因素影响。 相关的理论观点主要包括:刘小玄 (2003) 的竞争和产权制度观点;林毅夫 (2006) 的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和发展战略观点;樊纲 (2003) 的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的观点等。也有学者也认为教育投入促进劳动素质提高, 比如李广培 (2010) 分析表明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相关, 二者存在格兰杰 (Granger) 因果关系[7]。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人力资本与受教育有关, 但是存在分层的关系, 不同层次的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同, 比如王宇、焦建玲 (2005) 从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几个层次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8]。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 一些研究在缺乏理论框架的情况下, 分析人力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要么利用一个外生变量增长模型分析人力资本的教育层次对经济的影响, 这些研究角度各有侧重, 但出发点主要基于对人力资本的教育程度的度量, 即花费在劳动者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和受教育的年限等, 其实经济增长理论早已表明教育支出对增长的直接影响相当有限, 而且受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滞后性, 从这个意义上教育支出与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增长之间直接存在生产函数关系有待讨论。经济增长的核心表现在物质财富的积累, 教育支出与受教育年限并不能真正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 而且教育与财富的产出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的重要性在于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 劳动者素质直接影响生产效率, 生产效率的直接体现通过劳动者的劳动价格体现。劳动素质不可测量, 但是能通过劳动价值得到最直观的体现和衡量。因此本文放弃传统的物质化的人力资本指标作为度量标准, 以劳动力素质形成的劳动价格的价值表现作为评价标准研究劳动素质对增长的路径机理, 构建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劳动素质与经济增长模型。着重刻画了劳动力效率的表现, 避开人力资本的教育角度测量标准, 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看都具有较强的创新性。考虑到制度的重要性, 实证检验所采用的数据是广东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国有单位的工资与地区经济增长的指标。
2 劳动素质与经济增长的演化路径
2.1 基本模型的演化路径
早期的经济增长以资本为起点, 从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过程来看, 经济增长无论与多少要素有关, 关系如何,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表明劳动的有效性 (A) 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从物质与非物质的角度看, 经济增长又可以分为资源禀赋要素和有效劳动要素。当今时代, 要素禀赋对经济增长的比重不断下降, 有效劳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增加, 有效劳动通过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社会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这种财富用指标衡量主要体现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有效劳动创造的财富和要素禀赋创造的财富, 经济增长中禀赋资源可以通过资本的形式衡量, 不管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如何, 其实资本实质上都要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加以利用和提高自身的素质才能转化为财富的增加。劳动有效性当然只能通过提高劳动素质来提高劳动效率, 劳动效率通过劳动价值得到最终的体现从而与经济增长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路径。
从最初的资本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也就是财富增长。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资本累积的增加, 也就是用于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量大小。资本的价值表现形式主要通过生产过程得到体现, 主要有生产的物质资料与货币这种非物质的资本, 资本创造财富的过程在生产过程中与生产要素和劳动有效性得以体现。产出可分为再生产投入品和直接的消费品, 从这个角度看资本实质是消费者剩余的不断累积, 要素的投入本身就是资本, 所以要素禀赋对经济增长从资本循环的角度来考察的话并不成立。唯有劳动有效性 (A) , 也就是人的劳动直接作用于物化的资本及其承载的素质 (智慧) 产生的效率作为资本外的某种力量, 最终创造经济增长。从资本内在的循环看经济增长, 资本分为共有资本、自有资本和外来资本, 当资本短缺时, 循环体统受到限制, 这个时候资本的流入对产出尤为重要, 所以在一些时候资本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被重视, 但是这实际上是货币市场和物化资本流动性过程的一种假象, 当抽离货币这个虚拟的表象, 经济增长或产出增加主要取决于经济产出中用于再生产要素或投入的部分, 最终消费品是必须的, 所以不可能减少消费。既然这样, 资本要素或投入就有了上限, 而资本必然需要通过劳动创造财富, 从逻辑的角度看财富增长主要来源于有效劳动 (A) 的增加, 取决于劳动素质和资本循环过程中所承载的人的智慧, 从而内生经济增长或者知识经济增长才从真正意义上被产生。那么有效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什么呢?不可测量变量劳动素质或者智慧决定劳动效率, 劳动效率最终通过劳动价值得到体现, 物化的或货币化的资本又反过来体现劳动效率。劳动素质一方面由自身的智慧承载, 另一方面由劳动价值承载, 工资报酬的作用反过来增加劳动智慧, 资本的本质作用只是因为自身承载了劳动者的智慧用于创造财富。
从最初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开始, 用k代表累积的物质资本, i代表新增加的投资, δ代表折旧和浪费, y代表产出, s代表产出中用于再生产的比例, 于是经济增长率可以表示为g=i/k。由于在这个模型中投资i是产出y的一部分, 两者之间保持固定比率, 所以增长率也可以表示为g=sy/k。从这两个表达式中我们没有得到劳动在增长中的作用, 资本和劳动之间并没有显示出某种联系或者替代的关系, 这里也没有把技术进步纳入到整个模型, 因此经济均衡时的资本产出比率可以用一个常数表示为v, 把v带入上式中经济增长率的表达式可以表示成g=s/v, 所以哈罗德—多马模型显示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而劳动并没有被考虑。
索洛的模型则扩展了这一问题, 进入了劳动因素, 并且索洛在考虑劳动引入时假设劳动和资本两者不存在替代关系, 所以资本和劳动在最初考虑进增长模型时是同等重要的, 所以索洛模型所建立的生产函数实际上是两要素生产函数, 也就是最初的索洛—斯旺模型, 引入劳动后的经济增长率就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
g=sf (l, k) /k=sf (I, k/l) / (k/l) =sf (k) /k=n (1)
上式中k代表资本劳动比率, n代表人口增长率。所以上式的最后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人口增长率这个外生变量。显然这不是令人满意的答案。经济增长与收益递减的结论存在问题, 那么资本和劳动作为生产要素时的替代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但是这个模型表达的意义显然表明资本的作用被高估和假设的不合理。Eisner (1958) 曾经对这个模型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并认为对模型的修正是必要的。劳动价格不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具有某种刚性, 这也是模型显得不太成功的一个重要理由。
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则相对比较成功的解释了经济增长的问题。这个模型的核心因素为社会分工和知识溢出效应的作用, 强调劳动效率在生产函数中的重要性。通过上面的分析, 财富一方面表现在要素禀赋或者资本作用, 另一方面表现在劳动的有效性A, 而资本又是由劳动所创造出来的, 所以有效劳动可以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有效劳动也可以认为是劳动素质或劳动智慧, 以劳动素质为核心的增长模型对财富的增长问题得到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再来回顾早期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另一种表述方法, 用下面模型表示:
y=f (l, k) =min{Ak, Bl} (2)
上式中充分表明了劳动和资本的不可替代, 当资本被充分考虑时, 模型就变成上面所表述的那样:
y=Ak (3)
这个模型也就是上面论述的Ak模型, 核心要说明的是增长是由资本决定的。当劳动被充分考虑时, 模型变成:
y=Bl (4)
上面的模型 (3) 和 (4) 都是从资本和劳动的不可代替性和充分强调某个要素的重要性时的经济增长模型中的两个特殊的例子, 内生增长模型则强调劳动有效性的重要性, 如下所示:
y=Akαlβ 0<α<1, 0<β<1 (5)
∂y/∂k=αAlβ/k1-α ∂y/∂l=αAkα/l1-β (6)
由 (6) 得到:
α= (y/∂k) / (y/k) β= (∂y/∂l) / (y/l) (7)
上面的式 (6) 和式 (7) 表明, 当劳动被充分高估, 劳动增长弹性趋于0, 经济增长模型表现为资本增长的结果;当资本被充分高估, 资本增长弹性趋于0。经济增长模型表现为劳动增长的结果。
通过前面的分析, 当今时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有效劳动增长的结果, 劳动素质或劳动智慧是核心要素, 因此经济增长的一个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劳动效率提高的结果, 尽管劳动效率由不可见的劳动素质或劳动智慧直接影响, 但是对于模型的建立已经不是最主要难点。通过前面的增长模型的不断推导的过程, 可以认为劳动有效性是产出增长模型的核心要素, 于是建立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的劳动素质与经济增长的模型, 模型表现在对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修正:
y=y0+B (w, e) l (8)
模型中y0表示为现有的要素禀赋, B表示为劳动有效性, 主要体现劳动素质, l表示为劳动力的数量, w表示为劳动的智慧变量, e表示为劳动过程中的激励变量。要素禀赋最终由劳动所创造, 于是我们可以忽略禀赋因素y0的作用, 建立经济增长率模型:
g=sBl/k=sB/k (9)
至此, 以劳动素质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被建立, 这个模型的合理性表现为克服了两要素增长模型的假设合理性, 突出内生经济增长中有效劳动A的重要性, 同时扩展了原有模型认为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设, 并充分考虑了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经典的论断, 所以该模型并没有忽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而是把资本作为隐性变量用劳动有效性代替, 同时也回答了罗默 (1990) 的观点:资本或禀赋不是主要的, 人力资本中的有效劳动才是根本。模型 (8) 和 (9) 同时表明劳动有效性B的核心意义, w和e同时决定了B, 劳动智慧w和激励因素e是模型中最关键的要素, 特别是激励因素e的意义, 研究表明激励与制度密不可分, 制度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激励的有效性。如果能找到这个要素有效的衡量或测量指标, 就可以在实践中对模型进行检验。
2.2 模型的检验基本原理
为了检验模型, 采用格兰杰 (Granger) 因果关系原理, 该原理的主要作用是可以用来确定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统计学上的关系, 主要的检验思想表现在:如果变量a的变化引起变量b的变化, 则变量a的变化应当发生在变量b的变化之前。假设要检验变量a与变量b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影响的方向, 需要构建如下的检验回归模型:
bt=∑
at=∑
其中, 假定随机误差项和之间是不相关的。格兰杰 (Granger) 关系检验的原假设是“变量a不是引起变量b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或“变量b不是引起变量a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对上述回归估计结果的解释: (1) 如果对模型 (10) 中滞后a所估计的系数在统计上不是整体显著地异于零的 (即∑
3 数据与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及原理
劳动效率表现的工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汪雯 (2008) 的研究认为过去20多年的经济转型中国政府不断放松对国有企业的工资管制, 以期增强市场在其工资分配中的作用;研究也证实了这样一种逻辑, 即在非国有企业, 各种人力资本只有在提高实际生产率的前提下才获得回报, 而在国有企业工资只僵化地奖励人力资本, 而不论其是否提高了真实业绩[9]。这说明国有企业对人力资本回报的提升仅源自于对工资政策的人为调整, 而非面对劳动力市场竞争时的自发回应。在这样的逻辑下, 国有单位工资与经济增长是否协调?
制度与市场是辩证关系, 为了分析内源性国有单位工资是否与市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相协调, 决定以广东地区生产总值 (GDP) 和城镇国有单位工资 (GONGZI) 作为实验的样本, 这是对改革开放成果的一种尝试性研究, 采用广东1978～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 (2010) 》, 数据总值采用当年的可比价格进行计算得来。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地区生产总值 (GDP) 得到飞速的增长, 同时广东城镇国有单位工资 (GONGZI) 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与创新。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广东的地区生产总值 (GDP) 只有185.85亿元, 30多年后的2009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 (GDP) 达到了39482.56亿元,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对比, 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广东城镇国有单位工资 (GONGZI) 总值只有22.67亿元, 到了30年后的2009年, 广东城镇国有单位工资 (GONGZI) 总值达到1687.96亿元。可参考图1的左图所示。
数据显示广东地区生产总值 (GDP) 和城镇国有单位工资 (GONGZI) 的增长率并不一致。这种情况在马国校 (2005) 的研究得到解释:中国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存在工资水平较低、缺乏外部竞争力;单位内部的工资分配不够公平缺乏激励约束性;工资制度不够简化、工资工作的操作成本过高等问题;从制度角度看这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存在关系[10], 龚刚和杨光 (2010) 在研究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规律发现在二元经济结构下过剩的劳动力供给使得工资增长缓慢, 从而导致国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例的不断降低[11], 研究得到理论的解释。通过图1可以看出, 随着经济的增长, 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不断上升, 但工资并没有恢复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反映, 从而工资率会随经济的增长上升更慢, 这使得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的趋势得到加大, 说明两者的关系并不协调。广东地区生产总值 (GDP) 和城镇国有单位工资 (GONGZI) 的增幅一致表明两者增长率不相同, 从深层分析一方面反映国有单位体制改革方面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不协调;另一方面反映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相对市场供需的变化, 价格和国民收入的变化具有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特点, 但是国有单位工资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刚性, 由于存在交易成本与内部成本, 工资的调整跟不上经济调整的节奏, 表现为工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滞后性。为了研究深层次原因, 对广东地区生产总值 (GDP) 和城镇国有单位工资 (GONGZI) 取自然对数, 减少两者之间的波动。
取对数后作为劳动 (L) 和资本 (K) 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增长的依存关系, 劳动力的资本 (成本) 是决定性变量, 比如张车伟和薛欣欣 (2008) 对中国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差异的研究表明中国国有单位的竞争优势超过80%来来源人力资本 (工资) [12]。这说明人力资本 (工资) 在国有单位的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这种工资的刚性优势对经济绩效的贡献水平在总体的市场工资分布区位并不均匀, 这种增长的非理是否体现了体制的非合理?是否利于自由市场的运行规律?是否需要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对广东地区生产总值 (GDP) 和城镇国有单位工资 (GONGZI) 的动态机理进一步分析。
3.2 实证分析
国有单位工资与经济增长关系通过上面的图示得到体现, 国有单位工资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存在递增的函数关系, 于是纳入我们建立的以劳动素质为核心的增长模型y=Bl。智慧因素w和激励因素e被共同考虑, 它们共同决定劳动效率, 劳动效率决定劳动价值, 也就是劳动工资的水平。在本研究中, 制度因素决定激励水平, 因此被充分考虑, 所以选择国有单位工资这个关键变量, 将模型中两边同时除以l, 得到模型:
B=y/l (12)
由于用劳动工资代表了劳动效率, 所以B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为工资 (GONGZI) , 劳动有效性B的初始禀赋为B0, 于是用工资代替B代入模型中, 同时分别在两边取对数, 得到检验模型:
lny=lnGONGZI+lnB0 (13)
依照模型 (13) 的基本原理, 对经验数据进行检验。
新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经济增长与经济制度有重要的关系, 本研究从新经济增长理论出发构建了一个分配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模型, 即“劳动效率 (劳动价值) ——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对上面分析的广东1978～2009年地区生产总值 (GDP) 和城镇国有单位工资 (GONGZI) 取自然对数得到新序列分别记为LN (GDPt) 和LN (GONGZIt) , 然后对这两个序列进行平稳性 (单位根) 检验, 结果如下表1所示。
注: (C, T, K) 表示ADF检验式是否包含常数项、时间趋势项以及滞后期数;*, **表示变量差分后在1%和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ADF平稳性检验。
通过单位根检验, 结果表明取对数后的广东地区生产总值 (GDP) 和城镇国有单位工资 (GONGZI) 都是二阶单整的, 即都是在2次差分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ADF检验, 单位根数相同, 说明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因此建立如下协整模型:
LNGDPt=c0+c1LNGONGZIt+εt (14)
上式为研究的模型, 其中c0表示常数项, c1表示弹性系数, 表示随机扰动项。
采用协整理论进行分析, 协整理论根据检验的对象可分为基于模型回归残差 (Johansen协整检验) 和基于模型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由于只存在广东地区生产总值 (GDP) 和城镇国有单位工资 (GONGZI) 这两个变量, 所以采用第一种检验方法, 基本原理是基于回归残差的单位根 (ADF) 检验, 如果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 那么关系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否则这种关系不存在。
利用1978～2009年取对数后的广东地区生产总值 (GDP) 和城镇国有单位工资 (GONGZI) 的数据估计模型 (1) , 得到回归残差序列:ut=LN (GDPt) -c0-c1LN (GONGZIt) , 然后对ut进行单位根 (ADF) 检验。结果表明ut是平稳的, 也就表明序列LN (GDPt) 和LN (GONGZIt) 是协整的。残差序列ut的单位根 (ADF) 检验结果如下表2所示。
由于残差序列ut的t统计量为-1.979012, 在5%的水平上通过ADF检验, 结果显示序列LN (GDPt) 和LN (GONGZIt) 是协整的, 也就是说这两者在原有的假设下存在协整机制, 为进一步分析1978～2009年广东城镇国有单位工资 (GONGZI) 与地区生产总值 (GDP) 变动机理, 建立以下误差修正模型 (ECM) :
LN (GDPt) =c+c2LN (GONGZIt) +c3LN (GONGZIt-1) +c4LN (GDPt-1) +ut+εt (15)
以上模型中, 误差项ut=LN (GDPt-1) -c0-c1LN (GONGZIt-1) , c表示常数, c2、c3和c4表示弹性系数, εt表示随机扰动项。
协整理论表明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这种回归的结果也是非伪回归, 只有这样的检验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上面的协整机制对有协整关系的变量LN (GDPt) 和LN (GONGZIt) 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LN (GDPt) =0.214934+0.820552LN (GONGZIt) -0.591687LN (GONGZIt-1) +0.824353LN (GDPt-1) (16)
(3.093881) (8.707101) (-4.857180) (14.84777)
R2=0.999640 Adj-R2=0.999600 D-W=2.003505 F=24985.88
上面的计量结果显示模型 (方程) 整体通过F检验, 估计量通过5%水平的T检验, 回归方程的D-W值为2.003505, 表明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自相关, 初步检验模型的拟合度非常理想 (R2=0.999640)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广东城镇国有单位当期工资 (GONGZIt) 对当期地区生产总值 (GDPt) 的弹性为0.820552;广东城镇国有单位上一期工资 (GONGZIt-1) 对当期地区生产总值 (GDPt) 的弹性为-0.591687, 这表明了广东城镇国有单位上一期工资 (GONGZIt-1) 对当期地区生产总值 (GDPt) 的影响作用是负向的 (在政策实施时需要特别注意) 。广东上一期地区生产总值 (GDPt-1) 对当期地区生产总值 (GDPt) 的弹性为0.824353。广东城镇国有单位上一期的工资 (GONGZIt-1) 、上一期地区生产总值 (GDPt-1) 与城镇国有单位当期工资 (GONGZIt) 是当期地区生产总值 (GDPt) 的主要因素。但是在考虑改革时要注意研究结果显示 (GONGZIt) 、 (GONGZIt-1) 和LN (GDPt-1) 对地区生产总值 (GDPt) 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甚至是相反作用的。在政策实施时可充分运用模型的检验结果 (特别是参数的具体数值) 进行修正。
上表3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滞后1期时, LN (GONGZI) 在10%的置信水平下, 是LN (GDP) 的格兰杰 (Granger) 关系, 两者存在单向的关系;在滞后2期, LN (GDP) 在10%的置信水平下, 是LN (GONGZI) 的格兰杰 (Granger) 关系, 两者存在单向的关系;在滞后3期, LN (GDP) 在10%的置信水平下, 是LN (GONGZI) 的格兰杰 (Granger) 关系, 两者存在单向的格兰杰 (Granger) 关系。三者的结果不尽相同, 但是通过赤池信息准则 (AIC) 和施瓦茨准则 (SC) , 本研究最终确定滞后阶数为2是比较合理的, 所以检验结果表明LN (GDP) 是LN (GONGZI) 的格兰杰 (Granger) 关系, 两者存在单向的格兰杰 (Granger) 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国有单位工资水平的移动通过生产总值增长的转换机制实现。
4 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 (1) 城镇国有单位劳动力不能无限供给, 城镇国有单位工资无法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行灵活反应, 广东地区生产总值 (GDP) 对城镇国有单位工资 (GONGZI) 的影响并不敏感。意味着地区经济增长所带动的物价上涨时, 城镇国有单位的工资的反应程度不够显著, 区域经济增长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利益大部分转化为制度外企业利润而非工资, 而在国有单位情况正好相反。 (2) 广东地区生产总值 (LN (GDP) ) 是城镇国有单位的工资 (LN (GONGZI) ) 的格兰杰 (Granger) 关系, 两者存在单向的关系。所以要改变广东收入分配不合理的趋势, 基本的手段仍然是保持市场经济的稳定增长, 同时也要加快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尽快被城市吸收。 (3) 区域城镇国有经济中劳动工资水平与政治体制有关,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城镇国有单位一种“共享式”的工资模式, 表现在工资的刚性与分配的非理性, 由于体制的原因, 城镇国有单位劳动力表现为“非流动性”, 也就是体制内共享工资的优越性。这种“非流动性”劳动力的唯一后果是劳动效率的低下, 表现在内部劳动的报酬率趋同和非活力。研究表明区域城镇国有部门的工资分配应进一步强化人力资本的报酬效率形成于报酬机制, 以灵活的激励机制推动劳动力的“进——出”机制, 提高城镇国有单位劳动力的效率, 增强国有单位的竞争力, 利于区域市场经济的自由增长。
相关评述: (1) 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 对劳动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论述, 并以劳动工资作为重要指标对模型进行检验, 劳动工资作为劳动价值的表现形式反映劳动效率的质量, 从而真实反映国民劳动素质, 通过工资的激励机制使劳动者的技术最大化, 分配制度更好的促进劳动者获得价值提高, 以利于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和有效。构建的模型使以劳动价值为基础的分配制度支撑劳动有效性和劳动者智慧及素质的提高, 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有清晰的路径。正因为如此, 通过工资表现劳动效率解释了劳动素质与经济增长在中国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由于对人力资本的相关概念和指标检验存在不同的见解, 模型的构建主要围绕有效劳动这个核心指标展开, 并通过大量的理论和事实论证了劳动素质下劳动效率的衡量标准。最后通过广东30多年的经验数据进行检验, 验证了国有单位工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性, 并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动态机理, 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国有单位工资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国有单位工资增长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这个结果合理解释了当前中国分配制度的特殊性这一特征。从新的视角解释了建立一种有效的分配制度以适应经济快速增长的必要性。 (2) 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劳动是资本的根源, 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有效劳动视角解释劳动效率与经济增长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机理, 一个重要的贡献在于绕过存在争议的人力资本概念进行直接的实证研究。没有刻意认为劳动价值所表现的工资形式就是劳动效率或者就是人力资本, 尝试解释这两者时间的弹性关系并验证它们之间的关系。有效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表明劳动者的智慧、技能和素质等不可观测的因素与财富生产之间的作用关系非常复杂, 但是劳动价值的表现从一个侧面直接了这个问题反映, 因此相对经济增长劳动素质的潜力不可限量, 单凭通过对工资进行评价并不完全合理和准确。鉴于检验的可行性, 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初步的检验, 并考虑禀赋资源和激励因素作为隐性变量纳入模型, 对研究结论的说服力有重要作用。劳动价值表现的劳动工资还应该包括其他制度因素, 如果能够扩展模型的其他因素拟合效果会更加完备。
摘要：劳动素质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通过劳动效率的价值表现得到实现。在科技决定经济繁荣的当今时代, 劳动效率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 以物化要素衡量经济绩效已经被以技术和制度等软化要素代替。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核心构建劳动效率为核心指标的劳动素质与经济增长模型, 以劳动工资代替传统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劳动效率标准, 检验劳动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考虑到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制度的重要性和中国分配制度的特殊性, 以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30多年的经验数据对模型进行初步验证, 结果对传统劳动价值与经济增长有更多解释, 对于建立有效灵活的劳动价值机制促进经济增长的理性与活力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劳动效率,经济增长,国有单位工资,地区生产总值,劳动价值
参考文献
[1].徐刚.公有经济中的劳动力供给行为及其制度根源[J].经济研究, 1995, (1) :47～52
[2].邢春冰.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考察[J].经济研究, 2005, (6) :16～26
[3].刘丽.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分配的变动——基于中国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 2008, (7) :43～49
[4].陈斌开, 许伟.所有制结构变迁与中国城镇劳动收入差距演变——基于“估计——校准”的方法[J].南方经济, 2009, (3) :9～20
[5].周明海, 肖文, 姚先国.中国经济非均衡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失衡[J].中国工业经济, 2010, (6) :35～45
[6].龚刚, 杨光.从功能性收入看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J].中国社会科学, 2010, (2) :54～68
[7].李广培, 董佳玮, 陈细红.教育投入对福建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证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 2010, (3) :58～61
[8].王宇, 焦建玲.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J].管理科学, 2005, (1) :31～39
[9].汪雯.转型经济下不同所有制企业工资决定行为的实证比较[J].经济科学, 2008, (2) :92～104
[10].马国校.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探讨[J].管理世界, 2005, (4) :143～144
[11].龚刚, 杨光.论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J].管理世界, 2010, (5) :45～55
大学生创业扶持机制的演化路径 篇4
1 加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力量和师资能力
1.1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提高教师学术素养
创业教育的教师要具备比较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同时还需具备较高的学术素养。高校创业教育教师队伍应该由不同学科领域和不同专业的教师组成,这样才能满足广大学生对各专业范围的需求,提高学生创业创新水平。学生要掌握专业技能技术,这是创新创业教育展开的第一步,然后再展开更高层次的创业教育,帮助学生了解当前创业的形势,最终成功创业。我国各高校的教师团体无论是在教学水平,还是在专业素养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高校需要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一支专业的、优秀的创业教师队伍。创业大学生与社会创业者性质也是不同的,通常情况下创新是大学生创业的关键因素,因此想要实现创业教育的逐步提高,应该培养大学生的创业素养和创新精神。可以从高校内选择一些具有创新性的工程项目,让具备一定创新意识和开拓意识的教师负责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起到一个良好的引导作用,在教师的逐步引导下,学生在提升创新能力的同时间接形成了创业意识。
1.2 促使教师接受锻炼,分享创业知识内容
高校也是一个小社会,立足于高校既可以满足部分学生创业实践的需求,又可以让学生提前感受社会创业。但创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高校层面上来讲,高校创业教育教学与教学实践都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源,高校不但要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较为广阔的组织平台,而且需要深度挖掘教师队伍中适合从事创新创业教育的工作者,为创新创业教师提供更多产学合作交流的机会。安排创新创业教师到企业实践,在实践中了解创业的艰辛和掌握创业的流程。在创业教师完成实践之后,与想要创业的大学生分享创新创业的流程和所需要具备的知识,这样有利于帮助学生解决在创业中所遇到的各方面问题,进一步加强学生创业成功的自信心。
1.3 展开创业交流会议,转变传统教学观念
定期或者不定期展开创业集训和交流研讨会,高校各级领导都需要重视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和发展情况,尤其是很多思想传统的教师和专任教师应及时转变自身教学观念和教学方式;定期组织创新创业教师队伍参加创业宣传以及交流研讨活动,引导其他教师主动关心和重视创新创业,推进创新创业教师之间互相帮助和互相促进,共同解决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定期展开创业活动,创业教育工作部门负责搜集当代创新教育的最新理论知识和学生创业成功例子以及创新创业的最新方法和内容等,提高创新创业教师队伍的能力。根据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情况,广泛开展一系列的指导竞赛工作,比如“挑战杯”创业竞赛。“挑战杯”是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教育部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全国性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创业类竞赛,是一项具有广泛号召力的创业竞赛活动,高校可以组织创新创业教育教师队伍和广大具有创业意识的学生积极参与到“挑战杯”中,这样既可以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也可以与其他高校共同交流创业知识。在竞赛过程中,高校应该将学生的每次竞争评比都作为一次集训,鼓励更多的创新创业团队教师参与到创新创业竞赛项目中,在学生所选定的创业项目中,发现并及时解决问题,提高自身的指导能力和学术素养。
1.4 壮大创业教师队伍,配备专业指导教师
重视吸纳更多的优秀教师参与到创新创业教师队伍中[1]。通过建立创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小组,吸引一些年轻教师主动参与其中。在吸纳年轻教师过程中,首先需要考虑年轻创业教师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要选择那些有志于长期从事创业指导的青年教师。从我国当前各所高等学校所建立的创新创业教师队伍来讲,创新创业团队的教师人数不容乐观,通常是一位创业教师负责带领多名创业学生,甚至负责带上百名创业学生,一旦该教师工作调动,就会导致创新创业活动陷入停滞,因此一定要为创新创业团队配备至少两名专业的创业导师,专业的创业导师具有更加扎实的创业理论和学术素养,能满足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的多方面学习需求。如果有教师在中途退出创新创业教师团队,创新创业导师也能担负起更多的任务和责任,保证创新创业教育团队活动的正常开展,总结各方面创新创业知识,弥补创业师资队伍稳定性的不足。
1.5 参与创业理论研究,大力宣传创业课题
创新创业教师与普通学科教师所担负的职责是有明显区别的,创新创业教师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到创业理论研究中。同时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和资源情况,选择性建立创业教育专项研究课题,有针对性地搜集更多创业教育的内容和信息。另外地方政府或者上级主管机构在发布与创新创业教育有关的课题时,需要着重进行宣传,唯有宣传工作做到位了,才能引导更多教师积极申报创业项目。通过产学合作研究方式,可指定相关学科或者相关创业项目由指定教师负责和管理[2]。引导创新创业教育团队通过深入研究和探讨政府所采用的产业规划措施,结合团队的各方面优势,进一步掌握各学科专业知识的重点,促使自身在发展中能够真正与政府规划和高校规划融合,这样不但可以帮助创新创业教师了解各学科的研究主题,而且也能减少项目经费。
2 加大创业扶持力度,营造良好创业环境
2.1 建立健全的创业扶持机制
高校所在地政府需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构建起高校、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同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服务平台,加大力度构建大学生创业动态分析管理机制,定期预测和分析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后,理清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大学生创业机会之间的关系,为大学生成功创业奠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政府应不断整合各种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建立大学生创业园区,为大学生创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政府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创业,并且给予一定的创业资金,建立健全的联保、质押、抵押等融资渠道,建立相关的大学生创业基金或者创新创业互动基金平台等,联合行业协会、社会组织、企业等多方力量,保证大学生具有充足的创业资金。不断加强大学生创业指导服务,重点支持和鼓励社会组织和创业机构的发展和监理,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全方面的服务,比如咨询服务、法律服务、信息服务、融资服务等,使大学生创业遇到的问题都能在第一时间得以解决,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稳定有序地展开创业活动。
2.2 落实大学生创业相关政策
政府依据国家鼓励大学生创业的各项政策法规,并且结合高校所在地的社会发展情况,发布与大学生创业相关的细则规定,帮助愿意自主创业的大学生成功创业,保证落实每项大学生创业政策。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社会转型方向,建立全方位的创业服务体系,比如创业咨询、创业许可、创业培训、税收优惠等,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和政策优惠力度,保证符合创业条件的大学生都能得到相应的创业指导和相关政策优惠。当代大学生更加愿意接受新鲜事物,他们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应结合大学生这一心理特征,促使他们主动加入到创新创业队伍中,培养大学生对创业的兴趣,引导他们基本了解创业需求、创业形式以及创业政策等,在了解与创新创业相关的体系内容后,创新创业教师继续引导他们深度掌握创业知识,既需要培养他们的创业意识,也需要培养他们承担创业失败的风险意识。
2.3 引导社会各界尊重创业
政府要充分运用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宣传创新创业。可以借助微信、微博、QQ等交流工具帮助大学生充分了解与创新创业相关的各项优惠政策和法律法规,无论是从舆论导向上还是社会宣传或者价值理念上,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支持创业、鼓励创业、尊重创业的大环境。同时创业教师应经常向学生们宣传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成功范例,引导大学生以他们为榜样,转变就业观念,提高创业信心,以更加自信的心态融入社会,体验创业的乐趣。社会各界都应该尊重创业,无论大学生是否创业成功,都需要给予一定的鼓励和支持,并大力支持他们的自主创业行为,为营造和谐向上的创业环境而不断努力。
3 完善创业教育培养模式
3.1 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
高校需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加强培养和训练大学生的创业意识。我国很多高校都开设与创新创业相关的课程,并且配备专业的创业指导教师,鼓励大学生在创业指导教师的引导下,展开创业探索和研究,进一步提高大学生适应社会和自主创业的能力。不断进行创业机制深化改革[3],将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将创业相关课程从辅修课程设置成主修课程,使大学生时时刻刻都能接受到与创业有关的知识,在耳濡目染中喜欢上创业。高校可定期开展与创业相关的活动,比如大学生创业规划大赛、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创业讨论交流会等,在这些活动中,可邀请一些自主创业成功者参与活动,促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创业,进一步丰富自身的创业知识。
3.2 建立创业合作交流平台
高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建立创业合作交流平台,针对大学生的职业需求和专业特点,进一步满足他们对创业的需求。设置大学生创业服务平台,鼓励大学生在校期间主动参与到企业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创新等社会实践中,支持大学生在校期间参与专业资格考试和职业培训以及创新发明等,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创业能力和创业水平。另外,高校可通过宣传栏、官方网站、展览板等途径,大力宣传各项自主创业优惠政策,比如提供小额贷款、税收减免、创业基金等,无论是在创业技术方面,还是在创业资金方面,给予大学生创业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3.3 合理设置创业课程
高校应密切关注和分析当前国家就业机制最新动态,合理设置创业课程,完善创业课程内容。高校在设置创业课程时,应该重视课程的实用性,同时结合课程设置的灵活性,针对当前市场发展情况和学生需求调整课程内容。帮助大学生科学规划自身的创业生涯,根据每一位大学生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定位未来发展方向,最大程度保证他们在毕业之后能够成功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培养大学生敢于创新和敢于创业的精神,高校可以在各大校园媒体上宣传成功创业的典型,比如校园广播站、高校官网、LED大屏幕等,展开创新创业交流会或者大学生创业报告会等,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培养创业精神。定期或者不定期邀请创业成功人士到校内开展座谈会,与大学生分享创业中的点点滴滴,引导大学生要做好承受创业失败和创业风险的思想准备。
3.4 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氛围是大学生成功创业的前提和基础,因此高校应营造“以人为本”的创业环境,促使大学生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为创业营造出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业的校园文化氛围,建立严谨、活波、开放、向上的校园创业模式,使大学生有足够的精力探索和研究自主创业;另外需改善高校创业教育的硬件环境,重点建设创业实训基地和产学研究基地,鼓励大学生主动应用自身的研究成果,激发大学生的创业热情,加强他们成功创业的信心。
4 结语
我国各高校建立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想要引导更多的大学生自主创业和保证他们能够成功创业,需要高校、政府、企业的共同努力和合作解决我国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参考文献
[1]西凤茹,代凤美,唐志丹.大学生创业倾向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J].现代教育管理,2012(3):89-92.
[2]林刚,张正彦.论校园文化视阈下大学生创业文化环境及其优化路径[J].教育探索,2012(2):149-152.
演化路径 篇5
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以专业镇和科技园区为主要载体,发展形成大量的产业集群,对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到2010年,经广东省科技厅认定的省级专业镇达309个,覆盖了广东20%以上的建制镇,地区生产总值(GDP)超过1.2万亿元,占全省28%;同时拥有省级高新区20个,其中珠三角9市均为国家级高新区,2010年全省高新区营业总收入超过1.5万亿元,并在信息、通讯、软件、生物医药等领域形成了产业集群。但总体上看,这些产业集聚的技术创新效应还不显著,企业扎堆并没有形成创新资源的集聚和创新网络的成长,集群及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产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随着劳动力、环保、能源、土地资源等成本的不断提高,广东产业集群传统的低成本优势迅速弱化,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这在2008年前后的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加快自主创新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广东产业集群及其企业如何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进而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备受关注。美国硅谷、“第三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在产业集聚区中,集群及其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有赖于区域创新网络的生成及良性运行。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与区域内外的教育和研究机构、公共机构等主体利用结成的网络进行创新,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创新优势的获得至为关键[1]。在当前外部技术和市场条件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增加,创新网络的构建能够形成一种高效灵活的创新模式和互动机制,支撑集群及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同时,创新网络是一个动态的生长和发展过程,集群及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生成发展,必然受到其所在创新网络的演化路径的影响。
2 创新网络与集群发展
2.1 网络式技术创新范式
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经历着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传统的创新理论倾向于把技术创新作为单个企业或企业家的内部及个体行为,同时认为创新过程是一个“基础科学→应用研究→开发设计→批量制造→市场销售”的单向的、线性推进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的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视野逐步从单个企业内部转向企业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和互动,导致了技术创新的“网络化范式”、“非线性范式”的兴起,即转而强调创新是一种区域内各个行为主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区域内的企业与基础研究机构之间、生产商和用户之间,以及企业和更广的制度环境之间[2]。创新的非线性模式表明:创新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完整的价值实现过程,这个过程由多个层次(包括国际的、地区的和产业的、企业的等)和多个环节(包括科学发现、技术开发、工程设计、组织管理、市场营销等)构成,有多个内外的行为主体(包括大学、研发机构、企业、政府、客户和消费者、供应商等)的参与;创新交互的效率就取决于创新交互过程中各层次、各环节和各参与主体间的关联畅通与否[3]。由此,在区域创新系统理论框架下,形成了区域创新网络的理论分支。区域创新系统由区域创新网络和区域创新环境共同构成。区域创新网络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各个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总和[4]。创新网络的形成和运行还受到所处创新环境(如制度、文化因素等)的影响。
2.2 集群中的创新网络
在产业集群中,区域和网络两大因素并存,集群创新具有非线性、网络化创新模式的特征。实际上,约瑟夫·熊彼特(J.A. Schumpeter)在提出创新理论(1912年)的同时,曾经提醒这样一种事实:“创新不是孤立事件,不是在时间上均匀分布的,而是趋于结成集群,鱼贯而出……创新不是随意地均匀分布于整个经济系统中,而是趋于在某些部门及其周围环境中聚集” [5]。这种网络式创新,能够有效提升产业集群及其成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关研究[6][7]发现,创新网络的成效与创新主体的空间分布有很大关系,创新网络经常趋向于本地化,而且地方化的创新网络比正式的跨国技术联盟更能持久。由此,对于某一区域内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研究,自然与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企业技术创新理论从关注企业个体创新向关注集群创新的转变(图1)。
企业在集群中的技术创新行为,与分散独立的企业技术创新行为比较,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明显的优势。企业空间集聚促进了企业(及其与相关机构)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联结形成了一种支撑技术活动的创新网络,并通过网络结构获得创新资源和要素,提高了技术创新效率和能力。集群内中小企业在相互联系中不断进行知识技术的交流和学习,促进了区域创新网络和区域创新环境的互动,进而有效推动产业的空间集聚与新产业区的持续发展[8]。卡斯蒂拉、格兰诺维特在对硅谷的研究中强调集群及其网络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性,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在公司、个人之间传递信息和技术,并有助于产生创新;在硅谷,合适的时间推出合适的产品对于公司在急剧变化环境中的生存与发展至关紧要;社会关系网络让人们能够调动资本,迅速发现相关可靠的信息,并与合适的投资出路相联系,从而加强上述能力[9]。
3 集群创新网络的演进路径
3.1 创新网络的生成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介于市场和科层之间的网络化、中间性组织方式,其独特的竞争优势已经被广泛认同。对发达国家和地区成功集群的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群同时是一个高效运行的区域创新网络,即区域创新网络和产业集群网络往往重合为一体,由此其产业集群表现出很强的创新能力。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例如广东的产业集群而言,将集群网络等同于的创新网络的观点却不能成立。这与广东产业集群及创新网络的发展起点、生成条件及路径密切相关。在集群发展条件方面,广东的产业集群和发达国家如美国硅谷高技术产业集群有天壤之别,表1仅就其创始人群和竞争优势来源差异进行比较。
这两类集群也代表了不同的发展模式,美国硅谷等属于高端创新型集群,而广东的集群多属于低成本生产型集群。这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及广东的经济和集群发展路径有关。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从承接香港加工业转移起步,发展出一大批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集群;20世纪90年代又承接国际和我国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转移,逐渐发展出规模庞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但均以加工生产为主。其它地区抓住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物资极度短缺的机遇,发展集体及非公有制经济(乡镇企业),形成了一大批日用品类产业集群,比如中山沙溪服装、佛山家电和陶瓷等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聚区域的企业,以低成本竞争战略为主,依靠低价格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源赚取微薄的加工费,而在技术、人才、知识等方面的积累少。基于这种现实,广东产业集群的创新网络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成路径。
一是依附于集群的关联网络而生长。企业集聚首先形成了以生产制造(以产品工序分工为基础)、市场营销(以专业市场为纽带)为主要功能的集群网络,而在相当长时间内,以技术创新为功能导向的创新网络并没有成型。即在集群中,创新网络的生长要滞后于生产网络和市场网络(图2)。直到2000年,广东全省研究开发与试验(R&D)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距离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2.5%以上的水平差距很大。反映在产业集群中,广东的专业镇及其中小企业群体发展初期大多处于无研发机构、无科技人员、无创新活动、无创新成果的状态。随着企业发展和创新机构的进入,集群的创新网络逐渐生成。在此过程中,集群已经形成的经济和社会网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集群的生产分工网络促进了产品、工艺等技术信息的流动,集群的社会关系网络促进了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这些都为企业之间开展创新合作提供了可能和便利。
二是技术创新要素的外部植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使得大量生产型企业在广东集聚,但外资企业的研发机构和创新资源仍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集聚并没有伴随着创新资源和要素的转移集聚。为建立创新网络,广东的产业集群就不得不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嫁接国内的技术要素,从集群外部引入科研机构和创新资源。外部的技术资源,主要来自于省内、国内的高校、科研院所。因此,在广东产业集群发展进程中,常常表现出产业外向度高、技术内向度高的独特现象:即产业以外向型为主,原料、设备和市场不在国内,但由于跨国公司及发达国家的技术控制,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却不得不依赖于国内的科研机构和技术力量作为支撑。在产业集群发展早期,来自国内中大城市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人员以“星期六工程师”的兼职身份为乡镇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技术开发、工艺改进等服务,这就是集群的技术内向获取的一个具体表现。2006年以来,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广东省联合开展省部院产学研合作,到2010年已经有组织地引导全国310所高校、330多个科研机构的人才、技术和成果进入广东专业镇、高新区及企业,进一步强化了集群的技术内向获取的趋势。
三是公共创新平台的支撑。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技术实力较弱,加上技术具有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在社会诚信程度较低环境下,模仿抄袭等“搭便车”行为常见,这些都直接制约了创新网络的生成。以2000年广东省科技厅启动实施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为标志,地方政府牵头组织建设公共创新平台,成为促进创新网络生成的重要推手。这种公共创新平台的优势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由区镇政府财政投入建设,克服了单个企业无法承担的财力和创新风险问题;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政府背景的公共创新机构仍然具有最佳的公信力,能够促成企业与平台之间迅速建立创新网络联系;非营利性定位的公共创新平台,能够面向集群众多中小企业提供公共性、低价位的技术服务,克服了“搭便车”行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因此,在集群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这种政府主导的公共创新平台,能够适应市场机制和社会信任机制不完善的特定环境,进而成为集群创新网络生成的支架和晶核。例如,中山市小榄镇政府于1999年投入300万元成立汉信现代设计制造技术服务中心,并于2000年组建生产力促进中心,为锁具和五金产业集群提供综合性技术服务,到2010年已拥有43个服务实体,专业化服务团队500多人,具备了技术创新、质量检测、信息网络、人才培训等功能,与集群内企业形成“轴轮式”的创新网络,累计服务企业6248家,完成服务合同3万多份,设计新产品800多个,制作快速首板、模具1.5万件,完成技术检测1.28万批次。
3.2 创新网络的升级
一是创新网络结构的演进。首先是创新网络内部结构的优化。创新网络的结构特性体现在网络的密度、强度、互惠性、对象多样化等方面。随着集群发展,企业与有关机构的创新合作逐步增加,接触的频率迅速提高,社会资本不断积累,在集群内部犹如“蜘蛛织网”般形成日益密集的技术合作网络,以及更强的网络互动。 其次是创新网络外部联系的扩展。随着交通、通讯、网络等技术的发展应用,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省部院产学研合作的开展,广东产业集群的创新网络逐步跨越集群地理边界,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及全球创新网络之中。这种外部联结机制的建立,能够带来更加高级的技术、先进的理念和新鲜的信息,可以降低创新网络的自我封闭程度和技术锁定风险。对于后发展地区的集群而言,与发达国家(地区)的创新型集群建立跨地域的外部网络联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例如我国台湾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都是借助海外留学科技人员形成跨国技术团队(Transnational Technical Communities),建立起与美国硅谷的技术和产业紧密型的联系[10],从而形成了国际化的开放式创新网络。
二是公共创新平台的提升。2000年以来,广东在专业镇等集群中建立的公共创新平台,为创新网络的生成提供了初始条件。但随着集群和企业的发展壮大,原有公共创新平台的规模、实力和水平等逐渐跟不上企业创新发展的需求。部分具有较强经济和科技实力的企业,逐步减少了对这些平台的依赖程度,甚至不再保留技术合作关系。由此,集群的公共创新平台也面临提升问题,需要实现从“小平台”向“大平台”、从单个平台向“平台网络”的转变,就是在过去区镇建立小型公共创新平台的基础上,充分整合利用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实力,面向广东产业集群建立大型公共创新平台,增强集聚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能力以及开展技术攻关、促进技术转移扩散的能力。同时在专业领域相关的公共创新平台之间建立资源共享、网络合作机制,为全省相关产业集群及其中小企业提供综合性科技服务。
三是创新型企业家的引领。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破坏”,企业家是创新的灵魂,企业家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或投机者不同,个人致富充其量只是其部分目的,而最突出的动机源于“个人实现”的心理,即“企业家精神”。在产业集群中,企业主(投资经营者)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家庭作坊和小商户的小业主,其在广东产业集群中可能占据大多数;第二类是少数的可以真正称之为企业家的投资者、经营管理者。这两类人的利益诉求和行为是有明显差异的(表2)。企业家队伍的成长,是促进集群创新网络发展、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创新型企业家,具有标杆和引领作用,会成为其他企业和企业家模仿赶超的对象。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逐渐出现一批具有超凡的创新动力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他们的企业规模和影响力日益扩大,甚至成为地方网络中的核心人物和推动产业集群升级的主要动力[11]。因此,应利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税收减免、自政府采购主创新产品、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抵扣等政策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环境,帮助创新型企业家成长,带动产业集群及创新网络的升级。
资料来源:改编自:李钟文、威廉·米勒等(2002).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人民出版社: 103-123.
综上所述,创新网络生成及升级对于提升集群及其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创新网络演化路径上,广东产业集群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具有显著差异。对于集群创新网络的生成及升级路径和机制,本文仅述其概要,仍然有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阐明的问题。
摘要：创新网络的构建能够形成一种高效灵活的创新模式和互动机制,支撑产业集群及其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论文基于网络化的技术创新范式,在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基础上,研究了东产业集群的创新网络生成条件、演化路径和升级方向。
关键词：产业集群,技术创新,创新网络,演化,路径
参考文献
[1]ROMER P.Ideal and things[J].The Economist,1993(11):70-72.
[2]王珺,等.技术创新与集群发展——我国专业镇经济的技术创新机制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3]葛霆,周华东.国际创新理论的七大进展[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7(6):441-447.
[4]盖文启.创新网络——区域经济发展新思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傅家骥,等.技术创新学[M].北京:清华出版社,1998.
[6]FREEMAN C.Networks of innovators:a synthesis of research issue[J].Re-search Policy,1991,20(5):499-514.
[7]DEBRESSON C,AMESSE F.Networks of innovations:a review 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ssue[J].Research Policy,1991,(20):363-380.
[8]CAPELLO R.Spatial transfer of knowledge in Hi-tech milieux:learning ver-sus collective learning progress[J].Rigional Studies,1999,(33):352-365.
[9]李钟文,威廉.米勒等.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0]ANNA LEE SAXENIAN.The Silicon-Hsinchu Connection:Technical Com-munitie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J].Berkeley Planning Journal,2001(15):3-31.
安全生产市场化服务供求演化路径 篇6
安全生产市场化服务是指政府部门在承担安全生产政策制定责任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市场机制,由社会组织、机构或企业提供的安全生产服务。随着国家对安全生产的日益重视,安全生产法制建设的加强和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政府职能部门难以满足企业安全生产服务需求,需要实现政府功能输出的市场化,因此,一个介于政府与生产主体之间的服务机构群体开始崛起。安全生产服务机构有助于整合社会各界的专业技术资源,培育并规范引导安全生产市场化服务,是解决安全生产问题的有效途径。
已有文献对安全生产市场化服务作用及其运作进行了相关研究。Willy(2002)[1]、Zwetsloot(2011)[2]等研究提出政府可以将企业安全生产的具体管理事务转移到私营组织身上,即运用市场机制,利用安全生产服务机构这种市场组织的力量,培育企业与服务机构之间的信任关系,利用这种信任关系而非政府的强制执法营造良好的企业安全生产环境。安全生产服务机构在政府主管部门与MSEs之间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Hasle等(2010)在丹麦进行的试点项目结果显示,服务机构工作的开展能够很好地起到引导企业安全生产遵守行为的作用[3]。政府越来越多的使用诸如第三方认证和测试等手段来代替传统的监管手段,通过第三方工作的开展能够促使企业更好的认识风险和安全工作[2,4〗,在企业制定安全决策的过程中帮助企业评估出职业安全工作的商业价值[5,6],从而促进企业的安全生产行为。Willy(2002)通过对企业和安全生产服务提供机构的研究,提出应该努力寻找两者分别作为安全生产服务的需求方和供给方的有效合作模式[1]。Nunez(2009)研究了企业购买安全生产市场化服务的条件,主要受限于服务成本、企业自有资源的限制和企业行为决策的机制[7]。Purpura(2013)分析了企业在购买服务过程中的决策行为等[8]。
与此同时,鉴于小微企业安全生产能力低下的事实,一些学者着重研究了安全生产市场化服务对小微企业的重要作用,论述了小微企业安全生产事务外包给服务机构的必要性与发展趋势。如Walters(2004)[9]、Ale等(2008)[10]研究指出,由于资金以及安全生产信息收集能力的限制,建议成立安全生产服务机构为中小型企业提供职业安全与健康服务。Kuroki等(2009)在日本的研究发现,为小企业提供安全生产服务是安全生产服务机构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提高安全生产服务数量和整体质量的关键所在[11]。并以经验分析或归纳总结的形式提出了系列建议[12,13,14,15]。还有一些学者考虑到部分企业资源有限的事实,提出面向小微企业的安全生产服务给予财政补贴[16,17]。以上研究主要是描述性分析与经验总结,没有深究服务双方主体交互过程以及系统演化的规律性,安全生产服务市场的培育与运行优化系列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由于我国安全生产服务市场起步比较晚,市场运作机制还不成熟和规范,企业与安全生产服务机构之间还没有建立起稳定的信任关系,使服务机构没能发挥在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应有的桥梁作用。演化博弈论将博弈理论与动态演化过程相结合,适用于分析非完全理性、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企业与服务机构之间群体之间的动态行为演化规律。本文尝试构建企业群体和安全生产服务机构(以下简称为服务机构)之间行为交往的博弈模型,探讨如何规范并引导企业和服务机构的行为向着预期的良好状态演化,以期提高安全生产市场化服务的效率。
2 安全生产市场化服务供求的演化模型构建
2.1 安全生产市场化服务供求特点分析
随着国家安全生产管制政策不断完善,企业安全生产服务的潜在需求空间正在不断扩大,但是这些潜在需求往往难以转化为现实需求,一方面由于我国基层安全监管力量薄弱,难以保证安全生产管制政策在企业,尤其是面广量多的小微企业得以有效贯彻和实施,企业必须委托第三方提供安全生产服务才能取得安全生产许可的刚性服务需求难以完全转化为现实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侥幸心理和资源实力不足,部分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缺乏将安全咨询、安全培训等柔性需求转变为现实需求的动力。企业安全生产服务需求的产生不仅与政府安全生产监管力度有关,还与自身的资源实力有关。由于存在侥幸心理和资源实力的不足,只有在政府安全生产监管力度足够强的情况下,企业才会考虑购买安全生产服务,而最终是否会购买安全生产服务取决于服务需求的类型、购买服务的成本以及服务质量。
安全生产市场化服务的产生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专业分工逐步细化、市场经济逐步深化的必然结果。安全生产服务机构作为市场中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方,在追求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承担着客观、公正、专业地为企业提供安全生产服务,为政府分担事务,发挥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安全生产服务机构的产生是由政府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积极推动的结果,所以对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依附性比较强,与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制度联系比较紧密,缺少为MSEs服务的主动性,其客观性、公正性受到限制,权威性受到怀疑;出现中介服务机构之间相互压价来抢夺业务,导致安全生产服务质量不高等情形。
2.2 模型假设
根据以上分析,博弈涉及企业和安全生产服务机构这两类群体。企业可能自己进行安全生产服务的供给,也可能向服务机构购买服务,其可以选择的策略集A={购买,自供};服务机构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可能会保质保量地开展服务(简记为“高供给”),也可能提供低质量的安全生产服务(简记为“低供给”),其可以选择的策略集B={高供给,低供给}。
假设某项安全生产达标要求需要的服务工作量为L,服务机构单位工作量服务收费标准为C.企业自供时,投入产出比倒数为αE,αE反映了企业安全生产服务的自供能力。高供给时,服务机构开展服务的单位成本为CH,投入产出比倒数为αH,不开展服务的固定成本为COH;低供给时,服务机构开展服务的单位成本为CL,投入产出比倒数为αL,不开展服务的固定成本为COL.
假定,服务机构提供高质量服务时,能够完全满足安全生产达标的要求,提供低质量服务时满足安全生产达标要求的程度用αH-αL表示。企业自供时,由于企业安全生产服务专业化程度低,因此αE≤αH.企业自供时满足安全生产达标要求的程度用αH-αE表示。
MSEs如若未达到安全生产达标要求,将会有θ的概率被政府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发现,一旦被发现,将会根据完成程度收取罚金,假定罚金的基数为F(θF反映的政府是安全生产监管的力度)。如果是由于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质量未达标,企业可向服务机构追讨罚金。
根据以上分析,构建企业安全生产服务供求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2.3 模型演化
根据上述博弈关系,构建关于企业和服务机构之间博弈的动态演化规律,即复动态方程(Replicator Dynamics Equation,RDE)。假设在博弈的初始时间,企业中选择购买策略的企业比例为p,选择自供策略的企业比例为1-p;服务机构群体中选择高供给策略的概率为q,选择低供给策略的概率为1-q.
企业选择购买和自供策略的收益U1、U2以及平均收益分别为:
服务机构选择高供给和低供给策略的收益V1、V2以及平均收益分别为:
根据Malthusian动态方程可知,策略的增长率等于它的相对适应度,只要采取该策略的个体适应度比群体的平均适应度高,那么这个策略就会增长[18]。由此,分别构造企业和服务机构的复制动态方程如下:
通过方程(7)来研究企业与服务机构之间的行为演化过程,其雅克比矩阵记为J:
将J的行列式记为Det J,迹记为Tr:
3 模型均衡点及其稳定性分析
p、q分别表示企业和服务机构群体中选择某一策略的个体占该群体的比例,所以0≤p≤1,0≤q≤1。因此在平面M*={(p,q)|0≤p,q≤1}上讨论系统的均衡点及其稳定性。根据前面的模型假设与模型演化分析结果,系统的演化具体分为六种情形。
①当,系统有4个均衡点:(0,0)、(1,1)是鞍点,(0,1)是源点,(1,0)是稳定点,系统相图如图1所示。在该种情形下,系统最终会演化至(购买,低供给)模式。
②当,系统有4个均衡点:(0,0)、(1,0)是鞍点,(0,1)是源点,(1,1)是稳定点,系统相图如图2所示。在该种情形下,系统最终会演化至(购买,高供给)模式。
可以看出,在情形①下,即在服务机构提供低质量的服务节约的成本大于政府监管机构的预期罚款力度,且企业安全生产服务自供能力比较低时,系统最终都会演化到(购买,低供给)模式,在该模式下,难以发挥服务机构促进企业安全生产水平的作用。例如,对于安全评价、安全生产标准化审核等刚性服务需求,由于必须通过第三方来完成,企业完全不具备自供能力,在政府安全监管力度不到位的情况下,服务机构倾向于提供低质量的服务,企业倾向于低价购买劣质服务,甚至可能出现服务机构与企业合谋来欺骗政府。因此,在我国目前乃至将来较长一段时间企业安全生产服务自供能力比较低的现实状况下,政府要加强对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管力度,提高监管检查概率和违规罚款力度,系统才可能演化至(购买,高供给)这一理想模式(如情形②所示)。
③当,系统有4个均衡点:(0,1)、(1,0)是鞍点,(1,1)是源点,(0,0)是稳定点,系统相图如图3所示。在该种情形下,系统最终会演化至(自供,低供给)模式。说明,当政府安全监管力度鄙较低,且服务机构的服务供给能力低于MSEs的供给能力(αH-αE<0)时,企业就会缺乏购买安全生产服务的压力与动力。在企业的安全生产服务自供能力很低的特定情形下,意味着系统整体的安全生产能力非常低。
④当,系统有4个均衡点:(0,1)、(1,1)是鞍点,(1,0)是源点,(0,0)是稳定点。此时,系统相图如图4所示。在该种情形下,系统最终会演化至(自供,低供给)模式。说明,即使政府安全监管力度比较高,如果服务机构的服务供给水平比较低(αH-αE<0),企业就会自供服务,系统就会陷入“不良”锁定状态,不利于企业安全生产水平的提升。
⑤当,系统有4个均衡点:(1,0)、(1,1)是鞍点,(0,1)是源点,(0,0)是稳定点,系统相图如图5所示。在该种情形下,系统最终会演化至(自供,低供给)模式。说明,即使服务机构高供给时的服务能力高于企业的自供能力(αH>αE),只要服务机构还存在着低供给的情况(αE>αL)且政府安全监管力度又比较低,系统就会陷入“不良”锁定状态。
通过对情形③、情形④和情形⑤的分析可以看出,只要服务机构的安全生产服务供给能力与企业自供能力相比没有绝对优势,或者政府的安全生产监管力度没有足够强,系统都会演化到(自供,低供给)的“不良”锁定状态。然而,现实情况是一些小微企业安全生产服务自供能力很弱,服务机构的安全生产服务质量又不高,使得这些小微企业难以走出安全生产事故多发的困境。因此,需要政府采取采取双管齐下策略:一方面加大对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管,另一方面加强对安全生产市场化服务的培育以及服务质量的监控。
⑥当,系统有5个均衡点:(0,0)、(1,1)、(0,1)、(1,0)和(p*,q*),(p*,q*)是鞍点,(0,1)、(1,0)是不稳定的,(0,0)、(1,1)是演化稳定策略(ESS),分别对应模式(自供,低供给)和模式(购买,高供给),.该情形是一种混合策略均衡,(自供,低供给)是一种“不良”锁定模式,希望系统能够向着(购买,高供给)的模式演进,系统相图如图6所示,稳定性分析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图6中由两个不平衡点(0,1),(1,0)和鞍点E(p*,q*)连成的折线是系统收敛于不同模式的分界线。由鞍点表达式可知,相关参数数值发生变化会引起鞍点移动,收敛到两种模式的区域大小发生改变,根据参数变化的规律可以调控博弈双方的行为,使系统朝着良好模式演化。
4 多重均衡下的模型参数分析与调控
本文采用Matlab软件进行数值实验,针对情形⑥的复杂演化,分析选择某种策略的初始人群比例以及影响博弈双方收益的参数变化对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
①选择某种策略的初始人群比例变化对演化结果的影响。数值实验结果如图7所示,其中p0和q0分别表示企业群体选择“购买”策略和服务机构群体中选择“高供给”策略的人群初始比例。参数取值为:L=5,C=1,CH=0.6,CL=0.4,αH=1,αE=0.8,αL=0.4,θF=0.6,COH=0.3,COL=0.1。
从图7可以看出,企业群体与服务机构群体的行为策略交往具有路径依赖性,不同初始条件下的收敛曲线在未达到均衡时不会相交或重叠。收敛速度与两个群体中选择不同策略的初始比例有关,并且选择该策略的比例越接近均衡点系统收敛的速度越快。针对目前安全生产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质量普遍不高,且企业购买安全生产服务不积极的现实情况,接下来重点分析图7中第一种情形(q0=0.2),不同参数对系统从(自供,低供给)的模式向(购买,高供给)转变的影响,力求使系统跳出(自供,低供给)的“不良”锁定状态。
②安全生产监管力度变化对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数值实验结果如图8所示,服务机构选择高供给的初始比例q0=0.2,其他参数根据情形⑥的约束条件,取值如下:L=5,C=1,CH=0.6,CL=0.4,αH=1,αE=0.8,αL=0.4,COH=0.3,COL=0.1。
从图8可以看出,在其它参数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监管力度的增大,企业与服务机构群体交往的行为演化方向发生改变,当监管力度足够大时,无论企业选择购买服务的初始比例如何,系统都会演化至(购买,高供给状态),并且随着监管力度的增大系统的收敛速度加快。说明,政府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是根本,在监管不严的情况下,企业就会丧失安全生产的压力,也就没有购买安全生产服务的动力;而在违法必究的情况下,不仅企业主动寻求服务机构来完成其没有能力完成的达标要求,而且服务机构也会为了避免遭受惩罚而提高服务质量。
③达标需要的服务工作量以及收费标准对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数值实验结果分别如图9、图10所示,服务机构选择高供给的初始比例q0=0.2,其他参数取值为CH=0.6,CL=0.4,αH=1,αE=0.8,αL=0.4,θF=0.6,COH=0.3,COL=0.1。
通过分析发现,达标需要的服务工作量和收费标准对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并不显著,当需要的工作量达到一定程度或者收费标准降低到一定水平,p0=0.6的曲线的演化结果会发生改变,但是难以改变其它曲线的演化结果,只会加快其收敛的速度。说明,在政府安全监管力度低、其它企业没有达标并未受到严厉惩罚时,安全生产达标需要付出的服务费用没有纳入企业考虑的范畴,此时它们的会选择安全生产违规行为,没有通过购买安全生产服务提升安全生产水平的意愿。
④安全生产服务能力对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企业安全生产服务自供能力、服务机构高供给以及低供给服务水平对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分别如图11、图12和图13所示。服务机构选择高供给的初始比例q0=0.2,其他参数取值为L=5,C=1,CH=0.6,CL=0.4,θF=0.6,COH=0.3,COL=0.1。
在混合策略均衡情形下,系统演化结果受企业自供能力和高供给产出水平影响很大。当企业自供能力达到特定水平,如αE=0.9时,即使企业自己无法完成安全生产达标要求,企业还是会选择自供安全生产服务,这是企业基于自身效益最大化考虑的结果,而不是仅考虑了安全生产这一个目标。随着服务机构高供给情况下的产出水平的增加,企业会倾向于购买安全生产服务,只要低供给情况下的产出水平低于企业自供的产出水平,低供给产出水平这一参数变化不会改变系统的演化结果,但是其增加会降低系统的演化速度。企业安全生产服务选择行为是对自身安全生产服务自供能力与服务机构服务水准综合衡量下进行选择的结果。
5 结果讨论与分析
安全生产市场化服务供求系统的演化是企业与服务机构双方综合衡量政府安全生产监管力度、服务成本、双方服务能力等因素后的群体行为选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上述参数的变化影响着系统的演化结果,可以通过调控相关参数,引导系统跳出“不良”锁定状态。
当企业安全生产服务自供能力非常低(低于服务机构低供给情况下的产出水平),企业就会存在购买安全生产服务的动力,此时,需要政府加强对安全生产的监管,促使服务机构提供高质量的安全生产服务。目前,面多量广的小微企业安全生产服务自供能力普遍比较低,政府要在加强服务机构资质认定和审核的同时,依靠行业协会的自律和公众的参与来监督服务机构的服务行为,尤其要加强对服务机构设立的分公司、兼职人员服务质量的监控。尤其要重点监管安全生产刚性服务质量,其直接关系到高危行业企业是否具备基本的安全生产条件,特别注意通过加强管理严防服务机构与企业合谋的情形。
当企业安全生产服务具有较高的自供能力(高于服务机构高供给情况下的产出水平),企业就会丧失购买安全生产服务的动力。在现实情境中,虽然服务机构的整体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仍然会高于资源实力不足的企业的自供能力。因此,要避免出现服务机构的服务流于形式、内容缺少针对性,仅满足行政许可的需要而对企业安全生产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形。一旦整个市场化服务陷于非常低水平的供给状态,企业购买服务就会变成应付政府监管的需要,而不是出于提升安全生产水平的目的,这是个体的一种短视行为,最终系统会演化至(自供,低供给)的“不良”状态。一旦取消安全生产许可相关制度,即不再有安全生产刚性服务需求,服务机构的生存空间也会随之消失。
当企业安全生产服务具有一定的自供能力(高于服务机构低供给情况下的产出水平但是低于服务机构高供给情况下的产出水平),系统处于混合策略均衡状态,具有(自供,低供给)和(购买,高供给)两种稳定策略,其中,(自供,低供给)模式为“不良”锁定状态,需要调控相关参数使系统向着预期方向演进:提高服务机构的准入门槛,从而增大服务机构群体中高供给的初始比例;提高政府安全生产监管力度,包括企业安全生产违规必究和提高违规罚款额度;严格控制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提高企业购买服务的收益等。
摘要：围绕探讨安全生产市场化服务供求的演化规律,在分析安全生产市场化服务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借助演化经济学方法,构建了企业与服务机构行为交往的支付矩阵;通过对交往过程的演化模型分析,揭示了个体策略选择对群体行为的影响;分析了系统演化的6种情形,针对混合策略均衡情形,利用Matlab软件数值仿真演示了两群体不同初始比例和不同参数变化对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并提出了避免陷入“不良”锁定,引导系统向着预期方向演进的建议。
演化路径 篇7
2010年11月4日,美国重启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简称Q E2),这引起了世界资本市场剧烈的反映。在本次金融危机还未完全过去的时期,美国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这无疑对金融危机的的发展态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现代金融危机理论的体系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K rugm an)于1979年首创的。该理论是在黄金本位制度崩溃后,随着世界各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而采纳浮动汇率制度的国际金融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当前货币危机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许多西方学者都使用该模型来解释货币危机爆发的原因和机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货币危机模型按照其研究的重点不同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其研究的重点在于探寻扩张性经济政策同固定汇率之间的矛盾关系,即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二是危机预期模型,其研究的重点在于强调危机的自我促进(又称为自我实现)的性质,即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三是道德风险模型,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金融资产泡沫同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之间的内在联系,即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以上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结论都明确地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急剧逆转的根本原因。国内已有的综述货币危机模型方面的文献十分丰富,但它们缺乏系统、全面地阐述每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形成的假设前提及其基本原理,在研究每一代危机的困境方面涉足更少。因此,本文试图在作者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高晨伟、王选华,2010)进一步来弥补该领域的不足,全面地研究三代模型的演化路径、理论逻辑及其现实困境,以便对现代金融危机理论的基本原理进行全面把握,并为研究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提供理论帮助。
二、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理论逻辑
(一)模型的假设前提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定前提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政府将内部均衡视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二是外汇市场信息完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国内外资本可完全替代,且投资者进行理性决策;三是政府发行货币不受限制;四是外汇储备规模有限,可以持续耗尽,但购买外汇的本国货币规模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得到;五是外汇市场实行固定汇率。
(二)模型的理论体系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主要研究了外汇市场的投机攻击同国家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K rugm an在1979年所构建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假设前提之一就是完全预见能力的存在(即外汇市场的信息完全),在这种假设前提下,产生国际收支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一国政府所实施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同固定汇率之间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性最终会导致理性的投机攻击产生。其理论逻辑在于:扩张性经济政策→财政赤字→增发货币→影子汇率↑→本币贬值。这时,公众会减持本币数量,增加对外币的持有,通过调整其资产结构来降低本币与外币未来收益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社会公众理性投机的持续攻击下,政府不断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货币,已有的外汇储备会随之而耗尽,固定汇率逐渐丧失。后来,弗拉德和加尔伯(Flood and G arber,1984)认为,由于国内的信贷过程和投机攻击随着时间的变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K rugm an模型中的完全预见能力假设不成立,他们对K rugm an模型进行了改进和简化,简化模型称为K-F-G模型。在K-F-G模型中,所有的经济变量都是动态变化的,且是一个具有线性结构的国际收支模型。该模型的基本结构为:Mst=Pt[a-b.Ret](1)
模型(1)的约束条件为:
在简化模型中,各变量的经济涵义在于Mst代表国内货币存量,Pt代表物价水平,Ret代表预期通货膨胀率,Rst代表即期汇率(直接标价法),Dct表示国内信贷量,Eft代表换算成本币以后的外汇储备,Dct'代表国内信贷对时间t的导数,Pt'代表物价水平对时间t的导数。由于国内货币存量Mst随时间t不停变化,因此模型(1)是一个实际货币需求函数。而从表达式可以看出,货币存量Mst与价格水平Pt成正相关关系。是个完全预见性假设,因为预期通货膨胀率Ret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完全相等。Pt=Rst表示汇率同国内的物价水平相等,因为这里的假设前提是以购买力平价来决定汇率水平的高低,同时假定国外的物价水平固定不变,这样就可以将国外的物价水平标准化为1,从而等于国内的物价水平。
Mst=Dct+Eft的涵义是国内货币存量Mst为国内的信贷总量Dct与该国的外汇储备Eft之和。Dct'=μ(μ>0)是国内信贷量对时间t的导数,其经济涵义在于:政府通过增加信贷规模来弥补因实施扩张性经济政策而发生的财政赤字,且信贷规模增加的速度μ恒定。
当货币当局使用固定汇率时,表明即期汇率Rst是一个固定值,并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设固定汇率为,这时Rst'=0,因此
从模型(3)可以看出,外汇储备以与国内信贷量增长相同的恒定速度μ而均匀递减,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汇储备逐渐耗尽,这时固定汇率发生崩溃。假设外汇储备的最低额度为0,当外汇市场不存在理性冲击时,固定汇率制度可以支撑一段时间,所支撑的期限可以通过汇率的递减规律计算出来,计算过程为:
设外汇储备的初始存量为Ef0,而递减速度为μ,则固定汇率的维持时间。随着时间推移,当时间到达t>T时,外汇储备已经耗尽,即Ef0=0,这时货币当局就会放弃固定汇率而选择浮动汇率,结果就会使物价Pt和汇率Rst上下自由浮动。它们的浮动规律表现为:随着货币当局发行货币量的增加,物价和汇率相应地逐渐向上攀升,通货膨胀率随之上升,而实际货币需求在短期内下降。这时投机者会在外汇储备枯竭前发动攻击,通过购买大量的外汇储备而提前导致固定汇率失效,外汇储备枯竭。这时,从整个国家层面来看,资本流动方向会发生突然逆转,大量的资本会发生外流。因此,国际资本流动发生突然逆转的理论逻辑为:实施固定汇率制度→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资本逆转流向国外。而投机者攻击固定汇率的具体时间可以测算出来,过程如下:
设固定汇率失效时外汇市场出现的均衡浮动汇率为影子汇率Rst,投机者购买全部外汇储备的时刻为T*,在t>T*的任何时刻,Ef=0,这时有。又因为Mst=a.Rst-b.Rst',所以有:a.Rst-b.Rst'=Dct
解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结果如下:;所以,在t>T*的任何时刻,外汇影子价格Rst
由可知,国内信贷量Dct以恒定的速度μ增长,在任何时刻t,Dct的规模等于最初信贷存量Dc0与信贷增量μt之和,也即:Dct=Dc0+μt,所以有:
模型(5)告诉我们,任何时刻汇率的影子价格均以固定的速度随时间t的增加而上升。投机者攻击的精确时间,一般认为是当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两条曲线相交的时刻如(图1)所示。
从模型(6)可以知道,货币当局维持固定汇率的时间与外汇储备的初始存量成正相关关系,而与外汇储备的递减速度(或国内信贷增长速度)μ成负相关关系。当投机者发生攻击时,外汇储备的存量为:
三、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理论逻辑
(一)货币危机预期模型——O bstfeld模型其假设前提与基本原理是:
(1)O bstfeld模型的假设前提。由O bstfeld(1994)所建立的货币危机预期模型,其假设前提包括:国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外汇市场信息充分;外汇储备不构成货币汇率的约束条件,因为政府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很容易筹集到外汇储备资金;政府将内部均衡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政府对固定汇率制度的坚持与否主要取决于制度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如果坚持固定汇率带来的收益小于成本,政府就会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让货币发生贬值;公众(或私人部门)的预期会改变政府对固定汇率制度的选择。从假设条件来看,危机预期模型所揭示的政府决策行为具有非线性特征,而正是这种特征会产生多重均衡的出现。政府的非现线性决策可以用以下两种逻辑来说明:逻辑一:公众对货币贬值预期上升→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工资上涨→政府为减少失业让货币贬值→恶化政府对失业和通胀的权衡;逻辑二: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利息增加→政府债务增加→预期通货膨胀政策出现。逻辑一和逻辑二都体现了公众预期的自我实现性,这种自我实现正是通过预期改变政府决策体现出来。根据逻辑一,可以推导出自我实现货币危机爆发的基本原理:即高失业率→货币贬值预期上升→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固定汇率成本上升→放弃固定汇率→货币危机爆发。
(2)O bstfeld模型的基本原理。首先,忽略放弃固定汇率对政府声誉损失模型。根据货币危机预期模型的假设前提,排除放弃固定汇率导致货币贬值造成的政府声誉损失,而只考虑贬值对政府预算约束预期的影响。这时,政府的损失可以利用如下函数表示:
在模型(7)中,L表示放弃固定汇率给政府带来的经济损失,T表示税率,ω表示货币的贬值率,θ表示政府对货币贬值率和税率的偏好常数。从模型(7)可以看出,政府不会选择过高的税率和货币贬值率,因为这二者的提高都会对政府带来损失,且政府的预算约束存在跨期特征,并受利率高低的影响,其影响程度随利率的提高而加深,因为利率提高使政府在上一时期借款后下一时期的还款成本会提高。在跨期预算约束条件下,政府始终设法让损失降到最低,而这种损失的高低又归结为利率水平。因此,可以通过政府的最小化损失函数来求出政府的反应函数,如下所示:ω=F(i),Lim.L=M in[L(T,ω,)](8),当利率水平处于某一确定的位置时,政府所选择的最优货币贬值率为ω。
除了政府反应函数以外,外汇市场也存在对汇率变化的反应,市场反应函数可以表示为如下模型:ω*=f(i);可以通过利率平价条件给出ω*的具体表达式,如下所示:,表示国际市场利率。
通过向模型ω=f(i)添加一定参数,政府反应函数表现为一条向右上方成递减速度倾斜的曲线,而市场反应函数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直线。可以通过曲线来描述政府损失函数、政反应函数和市场反应函数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
在(图3)中,L1、L2分别表示政府反应曲线和市场反应曲线,A、B两点表示政府反应和市场反应达到均衡。其经济涵义在于:当公众预期货币贬值较低时,市场利率i1较低,政府愿意选择较低的贬值率ω1,当对货币贬值率预期较高时,市场利率i2较高,政府会选择较高的货币贬值率ω2。因此,公众对货币的贬值预期最终会自我实现。
其次,考虑放弃固定汇率给政府声誉带来损失的模型。当将放弃固定汇率给政府声誉造成的损失纳入考虑范畴时,政府的损失函数又可以变为如下形式:
在模型(10)中,用C表示货币发生贬值给政府声誉带来的损失,也即政府放弃固定汇率所支付的声誉成本,而γ是一个在规定范围内取值的系数,γ∈(0,1)。分下列几种情况展开讨论:(1)当国内不存在货币贬值时,ω=0,这时政府没有声誉损失,即γ=0;(2)当国内货币发生贬值时,ω≠0,即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声誉受到损失,这时γ=1。
(二)货币危机预期模型——金融恐慌模型
金融恐慌模型是货币危机预期模型的另一个理论模型,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戴蒙德和戴维格(D ouglas.W.D iam ond and Philip.H D ybvig,1983)首先提出来的银行挤兑模型,又被一些学者称为D-D模型。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银行挤兑模型的基本原理,许多学者采用保罗·克鲁格曼(1998a)对该模型的简化形式。
(1)D-D模型的假设条件。模型有四个假设条件:银行的存贷款业务遵循大数定律,存贷款业务按照一定储蓄进行;假设存在三个时期T(T=0,1,2),银行客户均在T=0时刻向银行存款,当取款发生在T=1,2时刻时,假定对应的回报分别为1+R,(1+H)2(H≥R);按照提款时期将存款者共分为两类:类型1(T=1时期提款消费)和类型2(T=2时期提款消费);银行不知道存款者的类型,只有本人知道。
(2)D-D模型的基本原理。首先,一般模型推理。假设存在一种跨3个时期的模型(T=0,1,2),在T=0时期有两类投资项目:第一类项目约定只有在第1时期获得的报酬才为1+R,第二类项目约定只有在第2时期获得的报酬才为(1+H)2,且项目回报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因素,时期越长,回报率越高,即假定H>R。因此,如果第二类项目的报酬要想提前到第1期取得,只有以价格P来计算报酬,且P<1+R。再假设投资者也有两种类型:两类投资者在初期(T=0)均只有1个单位资源,但是他们的消费预期不同,第一类投资者会在第1时期消费,第2类投资者会在第2时期进行消费,假定两类消费者均追求消费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如果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类型,他们就会选择与自己相对应的投资类型:第1期消费的投资者选择第1类投资,第2期消费的投资者选择第2类投资。但是,假设在投资初期(T=0),两类投资者均不知道自己的类型,只有等到第1期期末才知道自己的类型,这时两类投资者如果发生消费与投资类型错位,他们都要发生损失:如果第2类消费者选择了第1类投资,他面临的损失为L1=(1+H)2-(1+R)2=(H-R)(H+R+2),如果第1类消费者选择了第2类投资,其损失为L1=(1+R)-P。其次,一般模型的应用。假设有一家银行并不知道投资者的类型,但是清楚两类投资者的长期比例关系:假定第一类投资者占两类投资者的比例为λ,相应地第二类投资者的比例则为1-λ,这时银行将两类投资者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将既定的资源按照λ:(1-λ)的结构对两类投资项目进行分配,这样就可以满足所有的投资者获得自己的预期收益,即第1类、第2类投资者分别获得1+R和(1+H)2的报酬。因此,银行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创造流动性的中介机构,即将非流动资产转为流动性资产,最终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不过,银行为了消除所有投资者面临的流动性风险、满足他们预期收益的时候,自身却面临遭遇“挤兑”的风险。原因在于:假设社会出现不确定性因素,如战争、政治变革、经济危机以及其他预期会发生的重大事件等,在第1期期末所有第2类投资者要求提前支付存款,这时银行就遭遇破产的危险,因为存款人之间、存款人和银行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从而会出现当较多的存款人到银行取款时,很容易导致其他存款人参与进来。当银行发生挤兑现象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属于类型2的存款者预期银行的信用支付能力有限,也会提前要求支付存款,从而削弱了银行的整体信用能力,该银行就会出现信用危机。此外,一个银行的信用危机会动摇其他银行的信用能力,造成流动性恶化,这种现象被西方学者称为“传染效应”。当某个银行或某一个地区的存款人出现挤兑现象时,其传染效应可以迅速演变成大范围的金融动荡,而挤兑风暴可能会渗透到整个银行系统,从而爆发全面的金融危机。在金融恐慌面前,银行为了保全自身,往往会通过增加储备来改变存款人对银行的信用能力预期,让存款人对银行的信用支付能力充满信心。但是,银行的这种行为往往会适得其反,甚至会加速整个银行体系的危机到来。因为某一银行为了增加储备资金,其途径主要是变现T=2时期的资产,而实现变现的方式主要是提前收回贷款、银行系统外借款、同业拆借以及出售债务等等。当所有的银行都采用同样的方式解决信用支付能力时,大量的银行资产进入资产市场,从而会导致银行资产价格过低,银行损失重大,当银行所获取的净资产低于需要在T=1时期支付的债务时,银行就面临破产的危机。
四、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演进
(一)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设条件
从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设条件来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通过建立开放的小国经济模型来研究以劳动和资本作为投入要素的单商品生产,且国内商品对进口商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假定收入不存在剩余,即企业将收入全部用于投资,工人将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并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研究投入—产出的基本工具;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都在开放条件下运行;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不存在国内障碍,被允许任意借债经营,其投资规模受最优化条件约束,即:,在约束条件中,Rtd、Rtf、Rt分别表示国内、国外资本投资回报率和国内价格水平;假定国际市场的资金供给方对国内企业附加了约束条件,其融资规模取决于国内企业的净财富水平和融资能力。
(二)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体系
K rugm an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部分:(1)金融过度(financialexcess)和道德风险(M oral hazard)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诱因。K rugm an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中介存在金融过度行为,这种行为导致货币危机爆发的原理在于:当国内金融机构处于封闭状态时,随着国内企业的投资需求膨胀,国内资金逐渐耗尽,而又无法从国际市场筹集资金,这时企业膨胀的投资需求不会导致实际投资过度行为发生,而只会引起国内银行利率的上升;相反,当国内金融机构处于开放状态时,它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自由获取资金支持,这时金融中介机构会摆脱道德约束,将大量资金流向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从而导致过度积累,形成金融过度和金融泡沫,恶化了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当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受到外部力量的冲击时,金融泡沫破灭,货币危机爆发。(2)“亲缘政治”加深了金融过度的程度。这种“亲缘政治”表现在政府同企业和银行之间形成的裙带关系,并为这些机构提供隐性担保,从而催化了企业和银行敢于从事道德冒险的经济活动,由此形成的不良资产就成为政府的“隐性赤字”。然而,东南亚国家潜在的隐性赤字却表现为“良好”的财政状况,最终导致货币危机到来时政府无能为力的困境。正是这种“亲缘政治”的长期存在导致了东南亚国家时刻处于危机爆发的风险之中。(3)东南亚爆发的货币危机主要在于企业的经营行为。因为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主要根源于:国内货币贬值→银行利率提高→企业销售收入急剧下降→企业资产负债恶化→企业财务状况崩溃。这时,即使想通过改善银行经营活动(比如将面临困境的银行实施重组)来扭转企业日益恶化的财务状况,这种设想是不成立的,因为即使将金融环境得到改善,那种财务状况已经急剧恶化的企业也无法得到改变。因此,企业财务状况发生恶化的主因并不在于银行经营活动的改变。(4)在小国经济模型中,共有三个均衡存在。其中中间均衡具有不确定性。这时,其他两个均衡可以不予考虑:即当=时的高水平均衡和低水平均衡。当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时,国内企业无法在国内筹集到资金,因为资金所有者认为企业没有得到担保,贷放资金会承受较大风险,不会向企业发放贷款。这样,国内的实际汇率面临贬值的风险,加速了企业破产的进程,从而又印证了资金所有者拒绝向企业贷款所做决定的合理性,最终形成了拒绝贷款→实际汇率贬值→企业破产→继续拒绝贷款……的恶性循环。因此,资金所有者拒绝向企业贷款的行为具有预期自我实现的特征。(5)政府对于是否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并没有固定的决策模式。因为在作出决策时它面临两难境地:当作出稳定汇率的决策时,另外一种导致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会随之出现。如当企业的财务杠杆效应十分明显,所负债的金额又较大时,如果政府继续维持汇率稳定,其维护成本较高,因为这样势必会导致企业减少生产,从而加速企业财务状况恶化,货币危机随时爆发。
五、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现实困境
(一)货币危机模型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
到目前为止,货币危机模型还属于一种不断发展的理论,同传统的经济理论相比还远未成熟。比如,第一代危机模型所推导的投机攻击时间仅仅是在严格假设和高度抽象的条件下,从理论层面来论证确定的投机攻击时间,而在现实实践中并不能准确判断投机攻击时间点的发生;第二代模型虽然将心理预期视为货币危机的变量,对现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它所强调的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各种均衡之间随着预期的变化而不断转移,这种均衡转移的过程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第三代危机模型将道德风险和亲缘政治等社会因素作为危机的控制变量,这些非经济因素对危机爆发的影响程度如何来实施计量,从目前研究的现状来看还没有涉及。
(二)危机模型的封闭性无法扩展对现实的解释
从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体系来看,都是在分析个别案例的条件下形成一种只是局限于特殊现象的解释,而无法建立预测模型。因此,这种封闭的特性决定了三代模型的理论局限。对于货币危机来说,导致其爆发的诱因较多,如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制度因素等等,因此,每一次货币危机爆发后都有其特殊原因,如果仅仅是从局部范围来进行原因分析,每一次货币危机爆发都会提出一种新的理论,且这种理论无法逐渐成熟,因为当下一次危机爆发后引起经济学者对原因的寻找又会掩盖前一次理论的发展。如此循环下去,最后留下的仅仅是讨论货币危机爆发的零碎的理论片段。
(三)危机模型研究方法上的“形而上学”
从三代危机模型寻找到的危机爆发原因来看,都是对危机现实表面原因的描述。当然,西方学者所描述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公众心理预期、金融体制的脆弱等等看上去的确符合当时的危机表象。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寻找这些原因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因为那将涉及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思考。从历次爆发的货币危机来看,其主要原因均可以归结为市场的缺陷,而市场缺陷其根源又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视角考察,货币危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失败的象征。因为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的“万能性”,用“最小的政府、最大的市场”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定“良方”,想必这样的逻辑正是货币危机爆发的真正诱因。因此,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在各自局限的范围解释独特的危机现象,而使用这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来寻找货币危机爆发的原因,最终很难建立一套能全面防范、治理和预测各种货币危机的理论体系。
六、结论
从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演化逻辑及其现实困境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虽然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已经成为解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主流理论,但它们共同面临的现实困境则充分暴露了危机模型的局限性,即无法建立统一的理论体系来对金融危机进行解释、防范、治理和预测。全球金融危机还未完全过去,如何对此次危机从理论上作出合理的解释是当前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从当前金融危机的现象来看,政府缺乏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是导致危机爆发的主因,这是区别以前货币危机的重要特征。因此,在既有的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逻辑框架内无法对此次危机作出合理的解释。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危机的出现是社会制度基本矛盾的强制平衡,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其自身无法解决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因此,如果要建立一套能解释所有金融危机爆发诱因的危机理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逻辑框架下,从分析社会制度本身出发,将决定金融危机的本质要素分离出来,通过引入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管制职能来约束危机爆发的基础——自由市场盲目地、自动地调节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统一的逻辑框架下将所有的金融危机纳入解释范畴。至于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下建立统一的金融危机理论,这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摘要：本文系统地回顾了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设条件和基本原理,并就历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逻辑进行了系统分析。每一代模型都在其局部范围内解释了危机爆发的原因,在理论的形成和实践的指导方面具有现实意义。但三代模型所研究的导致危机爆发的原因都仅仅是对危机现象的表面描述,没有追寻危机原因背后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此,西方学者只能就每次危机作出现象的解释,很难建立一套能全面预防、治理和预测各种货币危机的理论体系,因为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全面考察。
关键词：货币危机模型,演化路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
参考文献
[1]吴有昌:《货币危机的三代模型》,《世界经济》2000年第3期。
[2]吴有昌:《现代货币危机理论及其启示》,《财贸经济》1999年第3期。
[3]邢毓静:《现代货币危机理论的演进及其发展趋势》,《当代财经》2001年第1期。
[4]Paul. Krugman.A Model of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es,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1979.
[5]Flood,Robert and Peter,Garber.Collapsing Exchange Rate Regime:Some Linear Exampl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4.
[6]Diamond,Douglas W.and Philip H.Dybvig.Bank Runs,Deposit Insurance,and Liquidit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3.
[7]Paul.Krugman,What Happen to Asian?Mimeo.Cambridge,MA,MIT,1998.
[8]Paul.Krugman,Fire-Sale FDI.Mimeo.Cambridge,MA,MIT,1998.
[9]Paul.Krugman,Balance Sheets,the Transfer Problem,and Financial Crises,Mimeo,Cambridge,MA,MIT,1999.
演化路径 篇8
关键词：科技型,中小企业,网络演化,路径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面对复杂的全球化商业环境, 借助外部网络关系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迅速获取和共享网络资源实现技术创新, 以此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 已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资源约束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和策略。技术创新的实现又促成了企业产品品质的改进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 并最终使企业在经营规模、资源存量、管理风格、组织结构等方面也随之发生变化, 紧接着, 基于自身现有的资源能力状况以及对外部环境的重新解读, 企业将会重新调整并确定新的成长战略, 而外部网络又将在新一轮技术创新引发的资源需求驱动下作进一步地优化调整。
由此可见, 科技型中小企业实现健康快速成长的关键在于如何动态有效地构建、优化、调整外部网络, 并借助外部网络获取资源以更好地迎合技术创新不断加快的需要。但是, 如何通过构建有效的外部网络实现成长却是大多经营者与管理者们面临的重要困惑, 而这一困惑的解决需要明晰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其成长过程中外部网络应具备什么样的特征以及如何随之发生变化的?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相对较少, 因此, 深入分析科技型中小企业外部网络化演化路径, 对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成活率, 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更好更快成长与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外部网络演化过程分析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我们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网络化成长划分为四个阶段:
创生阶段, 企业自身拥有的资源存量有限, 企业自身的能力也相对较弱, 企业获取资源主要用于对同行的模仿。这一阶段的资源需求以及自身的资源能力状况决定了外部网络节点的数目相对有限, 节点的发散性与异质性相对很低, 该阶段企业主要是通过借助企业家的个人社会资本与横向和纵向的其他企业建立节点关系的, 为此, 我们将创生阶段的网络形态称之为“社会型网络”。
成长阶段, 企业自身的资源存量较之创生阶段有所增加, 企业能力也有所提升, 获取资源主要用于提高生产效率。这一阶段企业开始重点关注外部潜在节点的比较优势, 并基于互惠互利与之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 以此获取到技术创新所需的必要资源, 外部网络节点的数目有所增加, 部分节点之间的连通度有所增大, 由于这一阶段外部网络的优化调整逐步转向基于企业之间的商业关系, 我们将成长阶段的网络形态称之为“商业聚焦型网络”。
成熟阶段, 企业的资源存量较之成长阶段实现了较快的积累, 企业能力明显提升, 企业获取资源主要用于产品品质的持续性改进。这一阶段外部网络节点的数目持续增多, 很多节点之间的连通度达到最大, 外部网络节点的建立不再是局限于本地网络, 而是开始逐步转向本地网络之外, 以此提高所需资源的异质性, 外部网络节点的进一步发散也使企业更加趋向于借助结构洞的优势获取市场信息与技术信息。由于成熟阶段外部网络优化重构的目的是为了打造自身的核心优势, 具有较强的战略意义, 为此, 我们把这种网络形态称之为“战略型网络”。
衰退阶段, 企业的资源存量以及企业能力达到较高的程度, 但是, 成熟阶段外部网络节点的高连通度将会使企业在资源获取时出现路径依赖。这一阶段, 技术创新对更多更新的异质性资源的需求要求外部网络中有相当数量的节点是来自本地网络之外的, 同时, 为了有效地摆脱认识套牢, 减少节点的维持成本, 提升外部网络的整体运行效率, 需要适当地降低部分节点的高连通度, 并适时解除部分低效的节点。由于这一阶段企业获取资源主要用于实现企业的蜕变再生, 为此, 我们把这一阶段的网络形态称之为“变革创新型网络”。
三、科技型中小企业外部网络演化路径模型
经由上述分析, 伴随着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 其外部网络的演化可以用下图来表示。图中的实心圆表示本文所研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与之相连的图形代表了其它不同的节点, 主要包括供应商、销售商, 同行企业、大学或研究机构、政府、中介服务机构以及金融机构等;实心圆与不同图形的连线表示科技型中小企业与外部节点之间的关系强度, 连线越粗节点间的关系强度越大, 实心圆外部的图形的种类越多, 表示网络资源的异质性越强, 同时, 科技型中小企业占据网络中心位置的可能就也就越大。
需要指出的是, 只有当企业的成长战略发生根本性转变时, 外部网络形态才会出现质的变化, 如图所示, 由实线框到虚线框的演进表示了外部网络演化的量变, 而由虚线框到实线框的演进则代表了外部网络演化的质变。
四、结论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构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外部网络演化路径模型”, 初步探讨科技型中小企业外部网络演化路径, 对提升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动态地构建有效网络模式的意识和技能有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侯海东, 王瑞杰.资源网络拓展中小企业成长空间[J].经济论坛.2004 (1) :65-68[1]侯海东, 王瑞杰.资源网络拓展中小企业成长空间[J].经济论坛.2004 (1) :65-68
[2]陈守明.知识互动共享与企业簇群的创新优势[J].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4) :34-56[2]陈守明.知识互动共享与企业簇群的创新优势[J].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4) :34-56
[3]Gentler, M.S.Tacit knowledge and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context, or The undefinable tacitness of being (there) [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3, 3 (1) :75-99[3]Gentler, M.S.Tacit knowledge and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context, or The undefinable tacitness of being (there) [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3, 3 (1) :75-99
[4]Ahuja, G.Collaboration networks, structural holes and innovation:A longitudinal study[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0, 45 (3) :425-457[4]Ahuja, G.Collaboration networks, structural holes and innovation:A longitudinal study[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0, 45 (3) :425-457
[5]潘淑清.技术创新网络中核心企业合作伙伴选择过程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 管理.2004 (1) :87-91[5]潘淑清.技术创新网络中核心企业合作伙伴选择过程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 管理.2004 (1) :8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