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发展（精选12篇）
演化发展 篇1
一、引言
随着旅游业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晋商文化作为山西省人文旅游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旅游者广泛的关注。以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庄园为代表的大院旅游也日益成为山西省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乔家大院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规模较大的民居建筑之一,它集明清建筑之精华,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从1986年作为民俗博物馆对外开放开始,经历了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到4A景区的历史性飞跃,又在2014年11月完成了4A至5A级景区的完美升级,正式成为我国目前186家5A级景区中的一家,步入高级别景区的阶段。在这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乔家大院旅游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
本文基于旅游发展演化规律的理论探讨,将乔家大院旅游的演化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初始阶段、发展阶段、高潮阶段、巩固阶段和提升阶段,并对推动乔家大院旅游演化的原因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此类晋商文化旅游区的发展规律。
二、乔家大院演化过程
从旅游的角度探讨乔家大院的旅游演化过程,本文认为乔家大院旅游演化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初始阶段(1965年——1989年)
侵华战争时期,乔氏家族举家迁走,只留下少数人看家护院;解放后,乔家大院先后成为祁县政府的办公地,人民医院和粮食仓库,1965年乔家大院被评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6年开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中共祁县县委党校占用;1984年9月祁县编制委员会下发文件利用乔家大院成立祁县民俗博物馆和文物管理所,开始搬迁占用单位,并对乔家大院进行全面整修、维护保养。民俗博物馆筹建工作从1985年开始,1986年11月1日祁县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正式开馆,之后乔家大院旅游人数逐年增长,当年接待游客1万人次,接下来三年接待游客量分别为5万人次、7万人次和8万人次。客源群体主要来自山西省内,游览时间不长,当天就能回到客源地。就旅游配套设施来说,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内没有供游客休息的地方,景区周边没有住宿设施,只有几家家庭式小餐馆。
(二)发展阶段(1990年——2000年)
很多人开始了解乔家大院都是因为一部享誉国内外的影视作品《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于1990年开拍,1991年9月10日在国内上映,该影片由国人所熟知的国际明星巩俐担任主演,影片情节跌宕起伏、层层深入,引人入胜,艺术价值颇高。1991年该影片在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银狮奖,享誉国际,各大媒体纷纷对《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国际大奖进行宣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领导也开始重视乔家大院的历史价值和地位,并赋予乔家大院多项荣誉,接待了多位国家和地方领导,这一时期,乔家大院旅游景区的各旅游要素都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发生了变化,旅游吸引物增多,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也得到改善。
(三)高潮阶段(2001年——2006年)
让乔家大院再次吸引举国上下目光的是同名电视剧《乔家大院》。2003年,受“非典”的影响,乔家大院的游客接待量下降,出现负增长。为了重新吸引游客的到来,祁县政府有关部门与景区投资方合作拍摄了以乔家大院为背景的电视剧。2006年它作为开年独播大剧在央视一套黄金剧场的播出,该电视剧一经播出便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创下了当年央视的收视纪录高达8.97%,收视成绩稳坐全国收视率冠军宝座,并位居第三届电视剧风云盛典公布的2006年内地电视剧收视率前十强。
电视剧筹备开拍当年就吸引了众多游客,从2004年开始到2006年,乔家大院旅游接待人数分别为77.20万、83.32万、130.26万,呈现直线上升趋势;政府方面,2001年6月2日乔家大院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并被旅游局评定为4A景区,2006年12月17日乔家大院被列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预备名单》。
(四)巩固阶段(2007年——2011年初)
《乔家大院》电视剧播出后的形成的影视效应对景区的影响并非一蹴而就,2007年开始景区陆续邀请中央电视台,中国爱乐乐团等媒体,吸引如口子窖等白酒品牌企业,对乔家大院景区做出了宣传。并于2008年12月,被评为“中国最美十大民居建建筑”之一。
2007年6月,祁县政府又一次进行乔家大院景区的旅游开发,出台了《山西祁县乔家堡民俗文化旅游区规划方案》,成立以县长李丁夫为主导的乔家大院景区建设工作领导组和景区建设工程指挥部,在他的领导下,乔家大院景区开始了“德兴堂”的恢复工程。之后,乔家大院经营权转让的风波再次让乔家大院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五)提升阶段(2011年底——今天)
为全面带动和推进祁县景区的健康发展,提升祁县旅游业服务的整体质量,祁县县委、县政府在2011年12月8日正式拉开了乔家大院文化园区申报5A级景区的序幕。经过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推介营销力度,对景区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建设和完善等努力,对乔家大院景区整体形象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最终于2014年11月28日,祁县乔家大院文化园区入选国家5A级旅游景区,成为继五台山旅游区、大同云冈石窟景区、皇城相府景区、介休绵山风景区后山西省第五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
乔家大院上升为5A景区,不对其自身提升有着重要意义,更对景区所在区域的旅游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他的发展推动全县旅游产业迈向一个新的高度,最终达到提升整个晋中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旅游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推动全市经济发展的目的。
三、乔家大院发展演化规律
通过上述对于乔家大院演化过程的分析,本文认为乔家大院旅游的演化过程受到影视作品宣传、政府政策扶持、晋商文化研究和景区自身工作等四项因素的影响,它们共同推动了乔家大院旅游的演化发展。
(一)影视作品宣传
影视作品对于旅游的宣传作用最为显著,因为影视作品的音效画面能够使观看者形成更加直观的印象,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乔家大院旅游人数两次大的井喷式发展分别为1990年和2006年前后。即1990年张艺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上映和得奖,2006年前后乔家大院同名电视剧开拍并播出,这一系列宣传营销为乔家大院带来大量的游客,使得乔家大院旅游人数持续上升。此外,余秋雨的散文《抱槐山西》和朱秀海的小说《乔家大院》都对其旅游宣传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
(二)政府政策扶持
2006年山西省旅游局和省内各大旅行社整合旅游资源,按照地域和主题进行划分向世人推车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当时恰逢电视剧《乔家大院》热播,因而以乔家大院为代表的晋商大院民俗游成为游客到山西旅游的必选线路之一。
山西省对于文化旅游的重视和提倡,为乔家大院为代表的晋商文化旅游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加大了政府对晋商文化旅游景点的投资力度和政策保障,同时也促使乔家大院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深度挖掘大院文化内涵,拓展了旅游展示内容。
(三)晋商文化研究
纵览晋商研究的历程,国内外有关晋商的研究已经有百年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以前,晋商的创新业绩已经引起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关注,一些赞成实业救国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晋商文化遗产的整理,开始出版相关著述。孔祥毅教授的《金融贸易史论》和《百年金融制度变迁与金融协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商业史学会明清商业史专业委员会的《明清商业史研究》、张正明研究员的《晋商兴衰史》和《晋商与经营文化》、王尚义等的《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李希曾主编的《晋商史料与研究》、穆雯英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
乔家大院作为晋商文化走进旅游业的载体,成为了晋中地区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和巨大舞台。
(四)景区自身工作
景区从1986年对外开放以来进行了主题定位和宣传营销等一系列建设,促使景区接待设施水平的快速提升。在开放旅游以来,乔家大院文化园区陆续实施大规模基础改造工作,实施了周边地区整村搬迁工程,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改善了当地村民居住条件。此外,增添公共服务设施,提高景区内部服务和管理水平,对员工分期分批集中培训,并在进行相关考核测试合格后上岗,制作《乔家大院文化园区职工手册》,加强管理,规范服务,发放《旅游景区游客意见调查表》,对游客意见调查情况及时通报,并做出游客满意度分析报告,及时整改、改进提高。
乔家大院的旅游发展是影视作品宣传、政府政策扶持、晋商文化研究和景区自身工作四方面作用下发生的必然结果,其中影视媒体对乔家大院的宣传推广,它是促使当地旅游业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当地旅游业发展高峰最主要的因素;政府对当地旅游业的认可和扶持,一方面为乔家大院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有力保障;国内对于晋商文化的研究和推崇对乔家大院旅游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景区自身的建设和提升也是不容忽视的主观原因。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通过对乔家大院旅游发展规律的分析和探讨,希望能够为其他晋商文化旅游景区发展建设提供的经验本文总结为以下四点:第一,影视作品积极宣传,鲜活形象淋漓展现;第二,政府举措鼓励发展,政策实施保障发展;第三,晋商文化不懈研究,平台展现推进旅游;第四,招商引资基础改造,服务管理提升水平。
在对乔家大院及一般晋商文化旅游景区发展的探讨过程中,我们发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比如游客视角的旅游吸引力系统构建,演化规律中因素的发挥和效果评价,晋商文化景区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发展等问题。
我们还需要在景区演化规律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帮助景区摸索其形成的客观规律,为景区可持续发展搭建更宽阔的桥梁。
摘要：2014年11月乔家大院旅游区正式升级为5A级旅游景区,距离1986年正式对外开放,已经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在这期间乔家大院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本文基于旅游发展演化规律的理论探讨,将这一演化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初始阶段、发展阶段、高潮阶段、巩固阶段和提升阶段,对推动乔家大院旅游演化的原因进行了讨论和分析,总结了此类晋商文化旅游区的发展规律。
演化发展 篇2
对工程地质问题的认识、分析和解决经历了从被动地认识世界向主动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转化过程。
工程地质问题的提出依赖于本学科知识领域，包括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基本问题、基本理论和研究前沿等，具有环境化、活性化思想的工程地质问题的界定反映了本学科的发展水平。
关键词：工程地质 思考 辩证关系 环境
1、引言
19世纪中叶，国外的地质工作者开始对工程地质条件进行系统理论研究，逐步形成了工程地质学的学科体系[1]。
工程地质学是研究与工程建设、人类活动有关的各种地质作用与环境，研究工程与地质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产生的有关问题的科学[2]。
工程地质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讲就是工程地质条件与工程建筑之间的运动和发展，其实质就是各类工程地质问题，工程地质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决是工程地质学的主旋律，构成了其的基本的矛盾运动，并有力地推动了其发展。
2、工程地质问题的回顾
2.1.1 学科性质
传统工程地质的核心任务就是查明工程地质条件，结合工程作出相关的工程地质评价[2];从工程学角度来看，工程地质学科必须深化到工程中去，将查明条件、评价评判再往前延伸，开展工程设计和施工工程地质。
因此，从工程地质学科特性来说应是地质学与工程的交叉结合，它和基础地质学不同，具有理学和工学的双重特性，这就决定了工程地质问题是工程地质学永恒的主题。
2.1.2 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与工程建设及人类工程活动相伴生，工程地质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它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工程建设的需求和发展。
经过40多年的工程实践和理论创新，工程地质学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步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行列。
从引进苏联工程地质学理论和方法开始，经过50年成千上万项工程的多方实践和理论创新，使我国的工程地质学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积累大量经验，获得突破性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具有我国自己特色的工程地质学体系。
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水利工程等的兴建，标志着中国工程地质实践的广度、深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反映了中国工程地质发展的历程及与其相匹配的工程地质水平。
工程地质人员通过对工程地质问题的分析解决，逐渐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方式，它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和概括。
因此，思维方式的发展反映了工程地质学科的进步和发展历程。
工程地质思维主要经历了以下几种形式:地质演化思维、地质结构思维、地质工程(岩土工程)思维、环境工程地质思维、工程地质系统思维[3]。
这些思维的发展体现着工程地质工作者在长期的工作中所总结出来的优秀经验，同时体现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辩证过程。
从工程地质学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过程是人类对自然的一个认识过程，从被动到主动，从主动到拓展，逐步完善使得地质工程发展更加趋向于完美。
3、工程地质问题的发展
3.1.1 工程地质问题的提出基于学科知识领域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基本问题、基本理论和研究前沿等，并由此构成一门学科的知识领域。
因此，在研究事物的某一层面时，对象的内核与外延的界定必然涉及相应学科的知识领域，并使学科功能得到一定的`体现。
一个现象或问题的产生可能有多个原因，各自依赖于一定的学科知识，因此就有相应的解决方法。
以滑坡为例，滑坡的破坏可能是由于斜坡岩土体强度不够、可能是由于河流冲刷坡脚使斜坡形状发生变化，也有可能是由于斜坡内应力状态发生变化所致。
相应地，对这些滑坡的研究需要运用滑坡动力学、地震工程学、工程地质学及岩体力学等学科知识，并因此提出不同的抗滑减灾措施，使各个学科的研究目标得以实现
3.1.2 工程地质问题的界定体现学科的发展
工程地质条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一定的生命特征，有其产生演化特性因此工程地质学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体现的是一种发展的思维而不是定势思维。
传统工程地质学中，工程地质条件通常包括区域构造地质、地形地貌、地层岩性、物理力学性质、地下水、动力地质现象等方面，显然无法包容制约工程建设活动的各类因素，工程地质环境代替工程地质条件，可理解为地质环境与工程环境的迭加与复合，是当代工程地质学的研究对象。
环境工程地质不仅要研究工程活动中地质环境对工程安全的影响，而且要研究工程活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其主要目的是保护地质环境，使人类工程活动与地质环境保持良好的协调关系。
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这是工程地质人员以发展的眼光在不断变化的工程中总结的规律也是宝贵的经验。
基于工程地质条件环境化、活性化思想提出的工程地质问题称为具有环境化、活性化思想的工程地质问题[3]。
由于问题的提出基于学科的知识领域，因此对这类工程地质问题的界定就必然反映出工程地质学科的发展水平。
目前，我国在水土保持、水库运用管理、库坝联合运用以及加高淤积水库大坝的勘察研究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提出了研究水库淤积问题的主要工程地质任务，并总结出“蓄清排混”的运用规律。
水库泥沙淤积问题的界定反映出在水库工程地质工作中考虑水库建设与地质环境相互影响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工程地质条件环境化的思想。
4、结束语
工程地质问题是地质学科和工程学科的交叉点，工程地质学通过这一交叉点不断和边缘以外的学科结合、交织和渗透，从而改进内涵、扩大外延，促进学科发展，并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方式，因此，工程地质问题是工程地质学发展的源动力。
具有环境化、活性化思想的工程地质问题的提出基于本学科的知识领域，因此，对这类工程地质问题以工程地质环境作为研究对象，全面研究工程建设与地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保护环境，保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代工程地质学的主要特征，表明工程地质学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陈礼仪,黄润秋.地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与实践[J].中国地质教育， ,(4) : 34-38
[2]李智毅,杨裕云.工程地质学概论[M].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演化发展 篇3
[关键词]民法理念；主体化；制度；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从构建合理有效的民法理念开始，适应社会实际的民法理念才能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本文对以往民法的历史变迁过程进行深入剖析，对主体化的民法理念是否适应现在的社会发展形式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当下发展现象对以往的民法理念进行改进与调整。
一、民法理念的定义
我国对民法理念的定义是法律理念在民法角度实现统一化、系统化。有一些专家将民法定义为，为了民族的和平统一而使人们团结起来，而这种正义的本质就体现了民法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有些人认为民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们的正义思想。作为人民群众的重要法则，民法的基本理念自然是保护广大劳动人民的自身利益，民法对待每一个公民都要做到公平公正，绝不能有任何的不公平现象的出现。除此之外，民法还强调社会上的自然人与民法代表人之间有公平的利益关系，主要为了保护社会主体的个人权益不受任何不良因素的影响，甚至侵害。在民法上，重点强调对个人的主要经济利益进行维护，个体与个体之间拥有平等的法律权益，在个体进行经济交易或者合作的过程中，必须做到尊重对法的合法利益，并且在尊重对方利益的基础上做到保护自身的权益不受侵害，实现公平合理的经济交易原则。民法还强调每个主体都有公平的机会进行合理的利益竞争，在竞争过程中，个体与个体之间都拥有公平的法律权益，并且机会平等、权利平等，每个个体都没有理由剥夺其他个体的竞争机会。虽然民法强调公平的竞争机会，但是却忽略了对个体之间的公平匹配原则及最终公平的效果，而这并不是民法中公平原则的本质，民法的本质是对所有个体都实行公平原则，使个体与个体之间受到平等的待遇。
近几年，随着民法的不断完善，民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有些专家学者分析，近代的民法理念只注重表面化的正义理念，强调的是民法的稳定性。而现代的民法理念主要强调实际上的公平公正原则，确保民法的稳妥性。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人生不同阶段，人们都有着不同的期望值。可以看出，不同的人对人生的定义不同，而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上的各种政法及社会制度也各不相同。而对于民法来说，也同人生的发展阶段一样，有着不用的演变过程与发展阶段。民法的理念最初是从一个城镇发展起来的社会法制，经过不断的演化与改变，通过人们对其不断的创新与进化，从而形成现代的符合人们实际生活需求的社会民法。但因为立法的制定对实际的民法具有一定的影响，使民法为了更适应社会生活的需求，而不断地进行改变，这也导致民法在某个层面上更重视社会的稳定发展，而忽略了社会民法的实质。
二、民法理念主体的演变过程与特征
民法理念起源于罗马，当时的罗马民法主要以社会的“市民”为主，民法的建立是为调整社会制度，合理解决市民与市民之间的矛盾与纠纷，但社会的等级制度分明，在社会体制上还强调平民与贵族的差别。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的民法理念也随之改变，民法不仅仅限于对社会制度的调整，更注重社会主体的价值体现。民法强调社会主体拥有平等的社会权益，强调个人主义，强调个人人格的独立与自由，社会上不存在平民与贵族之分，以往不公平的社会体制逐渐逝去，民法使社会上的所有个体都是主体，都有其主导的社会地位，将所有的市民视为同一层面的平民，这使得所有的社会平民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社会关系。
三、民法理念主体对社会制度的影响
根据对以往民法理念的分析得出，传统的民法理念强调人格价值，注重人格的平等、自由。然而过于强调主体化也影响着社会制度的建立，社会需要一个合理的适应社会国情的制度。建立适应社会的制度需要解除独立的民主主体结构，以往的私法结构是较为统一的个人主义体系结构，这种私法结构造成社会结构的破裂，若想打破这种独立的个人主义结构，需要站在社会国情的角度，对社会实际发展情况加以分析，再结合社会理论体系，建立良好的和平原则，合理地应用到社会民法中去。
由于民法理念的过于主体化，导致社会制度的准则过于抽象，过于局限，应该对社会制度的主体化观念加以放松。另外，应该对民法理念的固定化思想加以改善，以达到改善社会结构的效果。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使民法理念越来越受到社会群体的重视，而社会制度的构建又依赖于社会的民法理念，因此，建立与时代相结合的社会民法理念，是构建和谐社会及合理社会制度的有效手段。
四、民法理念主体在当今社会形势下的发展趋势
民法理念的主体化将个人主义思想放在主要位置，强调个人主义的人生观，甚至超出了世界观、人类是民法的主导者，法律的建立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思想，人类可以自由分配自然资源，改革社会经济体制，甚至整个社会制度。从以往的人类盲目信奉神的思想到现代人类对自由、平等的人格的追求，表明人类已经在个人主体的思想上迈出重要的
一步。但人类不应该过分注重人性的价值，更应该在强调人格的基础上对民法的理念加以创新。
民法的主体化使人们认识到自身的思想价值体现，使人们更注重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这也造成社会中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分散，人与人之间缺乏实际的交流，这种现象的产生也造成整体社会体系结构的分解及社会功能的缺失。主体化的社会结构使主体本身拥有自主的选择权，并将自己定义为所有事物的中心，根据对自身情况的分析，找到自身的存在价值，并且发挥自身的作用对构建和谐良好的社会体制做出贡献。然而，这种自我膨胀的民法理念却使主体与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使其难以相互融入对方的世界。
五、总结
民法主体化是民法结构体制的重要体现形式，其主要由罗马的民法体制结构演变过来，基本思想没有改变，仍然是强调以主体为基础的个人主义体制结构。但由于近现代经济的不断发展，导致以往主体化的民法体系结构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严重主张个人主义，使得个人的思想在社会群体中越来越被人们重视，这种情况容易引起人性的过度膨胀，从而使得社会制度的改变。现在，我国正在努力建立合理的民法理念体系，而建立的重点是首先对个人主义的过度泛滥加以节制，并对主体化的社会民法加以放松，以此恢复社会民法给社会环境带来的经济体制的破坏。主体性社会民法还导致社会体制及社会制度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是由私法体制到民主民法体制的转变。因此，只要解决了主体化民主法制的问题，就可以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实现社会民法不断的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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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建华，许中缘.论私法自治与我国民法典[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4（3）：48-53.
演化发展 篇4
文献综述
1.耦合协调度已被广泛应用在相关经济领域
方叶林等以大陆地区31 个省份10 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耦合协调度研究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得出中东部地区需要进行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技术投入,以利用生态环境促进旅游业发展。[1]朱江丽等运用耦合协调度,研究“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发展水平,得出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途径,以达到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的目标。[2]刘浩等研究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认为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度与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研究期内环渤海地区的城市基本处于同步发展状态,滞后发展城市数目很少。[3]钱丽等构建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研究我国区域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4]
2.关于“四化”发展问题的研究
徐维祥等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研究后得出,近年来我国“四化”发展水平不断上升,但地区间的差异依然很明显,建议加强推动信息化与其他“三化”的融合,从而促进“四化”发展。[5]周振等采用几何平均数法及HR评价模型,研究“四化”协调发展格局,得出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阻碍了“四化”同步发展水平。[6]胡艳兴等运用地理加权回归、重心转移等方法,分析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四化”协调发展现状,得出我国“四化”协调发展的任务依然较为严峻。[7]
现有文献大多侧重于对省市层面“四化”的研究,或“两化”与“三化”之间关系的探讨,很少有对“四化”发展全面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因此,基于2001 年、2005 年、2010 年、2013 年全国28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时间维度对我国“四化”协调发展进行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1.数据来源
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对个别缺失的经济数据,采用回归填补法补齐。为消除量纲及数值大小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对数据进行离差标准化处理,即数据都在(0,1)范围内,构建我国“四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各个指标的权重由熵权法计算得出(具体结果见表1)。所用面板数据库共包含289 个地级城市的数据资料,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2.“四化”发展研究方法———耦合协调模型
根据“四化”发展水平的内涵,构建“四化”发展水平指数。工业化发展水平指数用I表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指数用A表示,城镇化发展水平指数用U表示,信息化发展水平指数用F表示。计算公式分别为:
其中,αi、βi、δi、λi表示各个指标的权重,gi、ni、ci、xi分别表示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信息化各个指标经过极差标准化后得出的无量纲值。将4 项指数等权加和求其平均值,即可得到“四化”综合发展指数T:
耦合度,指两者或两者以上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及相互依赖程度。引入物理学中的耦合度模型并将其进一步修正,得到“四化”发展耦合度测算模型:
综合考虑“四化”综合发展指数T和“四化”耦合度C,构建“四化”协调发展模型:
我国“四化”圈层结构的特征
1.地级市“四化”子系统发展水平测度
(1)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快速提高。至2013 年,鄂尔多斯地区最高(0.7361),最低为定西(0.0754),全部城市标准差为0.0876。除了金昌、攀枝花等少数资源型城市工业化发展水平较高以外,其他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东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低水平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南山区丘陵区,与地区经济发展格局基本一致。
(2) 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截至2013 年,农业现代化指数均值提高到0.3085。在289 个地级城市中,高于均值的城市有262 个。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主要分布在京津翼、“长三角”、东南沿海地区,与“胡焕庸线”沿线区域的低发展水平城市群有明显的格局区别。
(3)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总体不高。至2013 年,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为深圳(0.9787),最低为毕节(0.055),全部地级城市平均值为0.2406,标准差为0.1298。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及部分内陆地区,低水平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南山地丘陵区及中部传统农区,绥化、庆阳、铜仁、平凉、陇南等中小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仍然很低。
(4)至2013 年,高于信息化发展指数均值的城市数量,由2001 年的80 个增加到94 个。信息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东南沿海及京津都市圈,西南山地丘陵区及中部传统农区的信息化发展水平仍然很低。
2.地级市“四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圈层结构时空演化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测得全国289 个地级城市的“四化”耦合发展指数和“四化”协调发展指数。其中,2013 年耦合度最高为肇庆的0.979,最低为榆林的0.4335。全部城市平均值为0.867,标准差为0.0714。“四化”耦合度相对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华北及部分内陆地区,相对较低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中部传统农区。由于耦合度无法说明该城市是高发展水平下的耦合,还是低发展水平下的耦合,因此引入“四化”协调指数来描述“四化”之间的协调程度。
综合考虑各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对“四化”协调度进行类型划分[8](见表3、图2)。2013 年,严重失调城市有1 个(毕节);中度失调城市有17 个,主要分布在甘肃地区;轻度失调城市有84 个,分布在西南地区;濒临失调城市的数量最多,为108 个,主要分布在黑河、腾冲沿线;勉强协调城市有48 个,分布范围很广,以东部沿海城市为主;另外还有26 个初级协调城市、4 个中级协调城市以及1 个良好协调城市(深圳)。总体而言,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这三类城市的数量逐年减少,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城市的数量呈增加趋势,而中级协调城市、良好协调城市及优质协调城市的数量依然屈指可数,表明我国“四化”总体协调水平不高。另外,利用Arc Gis10.2,将“四化”协调度分类得出:2001—2013年,濒临失调城市从50 个增加到108 个,勉强协调城市从20 个增加到48 个,初级协调城市数目也有所增加,由此形成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不断上升、圈层结构日渐显化。2001 年“,四化”协调发展高水平区域仅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北京和天津等个别城市。至2013年,随着“长三角”、“珠三角”的“四化”协调发展圈层结构空间规模扩张,山东半岛、辽宁、大连等地也开始显现与周边城市组成“四化”协调发展圈层结构的特点。
我国“四化”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影响因素分析
1.建立计量回归模型
根据已有研究,结合我国“四化”数据客观性、可获得性原则,主要考察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信息化水平、金融因素、产业结构因素,对我国“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建立计量回归模型:
其中,“四化”协调水平D作为被解释变量,i和t分别代表城市和年份,β0代表截距项,β1至 β5表示待估参数,Xit代表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EDU代表受教育程度,INF代表信息化水平,FIN代表金融因素,STR代表产业结构。
2.回归结果分析
利用eviews8.0 进行回归分析,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最终回归结果如表4 所示。
(1)人均GDP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四化”协调发展有正向推动作用,回归系数为0.153。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指标,科学稳健的人均GDP增速有利于我国“四化”的发展。
(2)每万人大学生数代表的教育水平,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04,表明高等教育是推动“四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3)信息化水平回归系数为0.124,与“四化”协调发展正相关。因此,建立一个优质的信息化社会,能推动“四化”,进而促进国家的发展。
(4)金融机构人均人民币贷款余额代表的金融因素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甚至与“四化”协调发展存在负向关系,可能受当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特征的影响。另外,金融分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我国“四化”协调发展水平。因此,全面深化金融改革任重而道远。
(5)产业结构与“四化”协调发展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回归系数为0.216,表明在当前我国经济结构面临重要转型期的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有利于我国“四化”的协调发展。
结论与建议
1.结论
(1)近年来,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快速提高。工业化高水平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东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西南山区丘陵区仍处于较低水平;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区域格局以“胡焕庸线”为界,高水平区主要分布在京津翼、“长三角”、东南沿海地区,低水平区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沿线;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且东部的城镇化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但铜仁、平凉、陇南等中小城市的城镇化水平仍然很低;近年来信息化发展速度很快,“珠三角”、“长三角”、京津都市圈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很高,而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等地的信息化发展水平仍然很低。
(2)我国“四化”协调发展水平不断上升,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城市的数目有所减少,濒临协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城市的数目逐渐增加,“四化”圈层结构日渐显化。至2013 年,随着“长三角”和“珠三角”“四化”协调发展圈层结构规模的扩张,山东半岛、辽宁等地也开始显现“四化”协调发展的圈层结构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信息化水平、产业结构,对“四化”协调发展有着正向推动作用,金融因素与“四化”协调发展存在负向关系。
2.建议
(1)在互联网发展迅猛的同时,我国应把握全球信息技术革命发展的机遇,推动信息化建设,促进“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提高。
(2)利用东部地区“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先行优势,带动中西部城市“四化”发展。
(3)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稳定,加大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视力度并给予金融支持,以提高“四化”整体协调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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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发展 篇5
城市高速发展对徐州地下水环境演化的驱动作用
20世纪70年代后期,徐州市进入城市高速发展时期,生产生活用水量逐年增大,地下水常年处于超采状态,地下水环境演化趋势偏离正常轨道,局部呈现恶化的态势,主要表现在地下水动力场演化、地下水化学场演化和地质灾害负环境效应三方面.徐州市地下水环境演化轨迹和城市高速发展的相关分析结果和拟合函数表明,城市高速发展对地下水环境的演化具有明显的`线性驱动作用.本文详细分析了这种驱动作用并提出了城市与地下水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作 者：王滨 程彦培 陈立 张发旺 WANG Bin CHENG Yan-pei CHEN Li ZHANG Fa-wang 作者单位：王滨,WANG Bin(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石家庄,050061;石家庄经济学院工程学院,石家庄,050031)程彦培,陈立,张发旺,CHENG Yan-pei,CHEN Li,ZHANG Fa-wang(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石家庄,050061)
刊 名：地球与环境 ISTIC PKU英文刊名：EARTH AND ENVIRONMENT 年，卷(期)： 37(4) 分类号：P641 X141 关键词：城市高速发展 地下水环境演化 驱动作用 徐州市 city high-speed development groundwater evolutiom driving aetion Xuzhou City演化风云再起 篇6
古尔德是美国科普界的演化论大师-据说任何一个美国人，只要对演化论有些兴趣，并能说出点名堂的，十有八九都是从古尔德的作品中学来的：因为他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就一直在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出版的《自然史》月刊上写专栏，极受欢迎；他的专栏光是结集，自、977年起，就出版了9本-2000年上市的第9本，封面上明白地注明，这是“倒数第二本”。因为古尔德已经公开声明：他的专栏已经在2002年结束了。
因此嗜读古尔德科学散文的读者听说他又出书了，就会以为那就是第10册单行本了——还有更好的结束专栏的方式吗?
其實不是：
正文达1343页的巨著，每一页的字数都很密，书名也一点不俏皮：《演化理论的结构》。显然，这本“砖头”书不是为他的“老读者”写的。
这就得谈谈古尔德在学术界的地位了-简单来说，他是个“问题”人物：而他的“问题”，与八卦新闻无涉，可以说全是演化论内部的问题。
说到演化论，我们就不能不谈达尔文、《物种原始论》(185g)和所谓的达尔文革命：
西方现代科学史以16世纪的哥白尼革命揭开序幕(1543)，然后是17世纪的牛顿革命、18世纪末的化学革命：生物医学在19世纪的发展，为20世纪初的科学医学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重要的历史里程碑很少有人“翻案”，当年的“突破”完全针对内行人而言，现在除了历史学者或有考据癖的人根本无人闻问。在现代科学家的养成教育中，历史文献不扮演任何角色。
但是达水文革命就不同了。《物种原始论》是写给一般人阅读的：达尔文自认为最重要的创见——天择理论——当年即使同好都不满意，更别说一个半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了，现在书市里《物种原始论》就有好几个版本，还有好几种达尔文选集、演化学者在正式的学术论文中还会长篇大论地论述《物种原始论》中的大段文字：甚至还有人引用达尔文的原文，指斥现代学者曲解了他的原意?这些都与我们对“科学革命”的印象不符。以孔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观点，演化论根本不像科学，而像人文学。
古尔德是演化生物学阵营里的“叛逆小子”、他受地质学、古生物学的训练，博士论文是研究蜗牛的，而不是恐龙或猩猩、人类等有“人气”的玩意，他从来没有发现过重要的化石，闯出名声全靠一支笔——刀笔。
他以达尔文开刀。
当年《物种原始论》推销的观点有二：演化是个事实；演化的原理是天择。达尔文为了强调演化是一个由自然机制导致的自然现象，使用了好几个论证，其中之一就是“常识”-话说演化的基本意义就是变化，而世上繁复多姿的生命奇观都源自同一个祖先：以常识来说，就是从阿米巴变形虫到恐龙、到鸟类、到哺乳类，最终到人类、这些变化，绝大多数人都是难以想象的。
达尔文以溪流切割六地为例，说明微小变化只要日积月累也能移山倒海-可是化石记录中往往不易观察到生物世系逐渐变化的现象，反而处处都是空白。但是达尔文认为，那只是各种地质过程的“结果”，而不是“真相”。
古尔德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那些空白都是“真相”，表示演化可以“瞬间”完成-他所说的“瞬间”当然与神迹无关，因为地质学家所说的“瞬间”，至少以“万年”为单位：他并进一步将化石记录上的空白演绎：真正的演化事件发生得非常迅速，所有物种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稳定状态——演化停滞，这就是著名的“平衡一中断”说：“平衡”指物种长期不变的事实；然后物种不是灭绝了，就是迅速演化成另一个物种；它在化石记录上的存在就“中断”了。
最有意思的是，古尔德用来支持这个见解的主要论证，就是历史考证：他指出，当年许多学者反对达尔文的“渐变观”，不是为了教条，而是化石记录的事实使他们无法接受符合常识的判断。此外，他并没有提出什么“实证”的法门，让人可以判断，他对达尔文的批评是否站得住脚。更麻烦的是，假如化石记录上的常态是物种不变，那么达尔文以个体优胜劣败为基础的天择理论，就不能与演化论划上等号了：真正的演化论应该是超越个人层次的，这就是古尔德皇皇巨著的主旨。
演化发展 篇7
关键词：珠三角,原创品牌,OEM,品牌经济
珠三角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 随着国家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珠三角企业的品牌意识逐渐增强, 品牌经济也由浅入深不断向前发展。
虽然一些中国老字号商标有上千年的历史, 但中国的品牌事业真正开始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企业品牌建设的发展历程与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保持了高度一致, 可以说珠三角原创品牌的发展是我国品牌发展演变过程的缩影。1978年的改革开放成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拐点, 珠三角企业也开始走向市场经济。
一、无品牌意识阶段 (1978—1991年)
改革开放之前, 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 品牌问题没有引起工商界的足够重视, 发展十分缓慢。这个阶段是中国企业品牌建设经历时间最长、品牌数量最少、名牌最稳定的时期, 企业在无意中建立了自己的企业产品品牌。整个品牌的表现形式以商标为主要特征, 没有形成品牌个性与品牌文化。比如上海牌手表、永久自行车、海鸥照相机等等。在这个阶段, 部分政府开始引导企业创建品牌。其中最著名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上海市政府发起的“上海名牌工程”。通过这个工程推向全国的著名商标有:申花、美加净、白象、上菱、霞飞等等。
珠三角也是在这个时期真正意义上进行大规模品牌建设的。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政府就开始恢复商标统一注册工作, 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正式实施。这些措施促使珠三角企业开始以注册商标为标志的品牌建设行为。改革开放初期, 珠三角企业的竞争环境不是很激烈, 市场还有很多待挖掘的机会, 企业普遍规模不大、实力也不强, 珠三角的企业家和消费群体对品牌都是一知半解。这个时期有一批企业家先知先觉, 尝试着打广告。1979年初, 全国范围内开始逐步恢复广告业务, “参杞补酒”是第一个做电视广告的国产品牌, 瑞士“雷达表”是文革后第一个在大陆媒体上做广告的外国品牌, 广东的“太阳神”在当时也取得了相应的成功。但是这个时期, 无论是广告从业人员, 还是企业本身, 品牌意识都不强, 企业家并非从专业的角度来思考品牌, 只是凭着感觉打广告, 利用广告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
因此, 这一阶段珠三角企业对品牌的认识普遍停留在商标层面, 认为品牌只是一种“识别商品的标记”, 致使企业在与外商合资的过程中廉价出售大批民族品牌商标权, 使许多民族商标被封杀雪藏。从根本上来讲, 此阶段的品牌建设处于启蒙状态, 但这一阶段为珠三角企业发展原创品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原创品牌萌芽阶段 (1992—1997年)
1992年, 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可以堪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序幕, 他在南方讲话中指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 创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名牌, 否则就要受人欺负。”人们从思想理念上解决了禁锢中国几十年的“姓资姓社”、“计划经济”等方向性问题, 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掀起了新高潮。在随后的五年时间内, “打破铁饭碗”、“个人承包”、“下海”、“炒股票”成为当时社会的流行语。自此之后, 珠三角品牌建设进入了实质性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 媒介的造星运动在品牌塑造上大打出手, “标王”成为这个时代的品牌代名词。比如1997年, 广东“爱多”以2.1亿元天价购得中央电视台的5秒版广告, 成为名噪一时的“标王”。利用新闻效应和媒体的影响力, 不择手段制造新闻事件和举办大规模的广告活动, 成为这个时期品牌宣传的主要方式。有的企业则自办小报, 利用人们无法辨别信息和消费者对信息缺少免疫力的现状, 实施印刷品信息轰炸。
另一方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 外国品牌则从品牌战略的高度进入中国市场, 开始了他们消灭中国本土竞争品牌的行动, 通过“合资”等合法方式购并本土品牌。由于企业尚处于追求产品质量的阶段, 缺乏现代品牌意识和品牌建设观念, 许多民族品牌被国外品牌兼并或蚕食, 中国品牌的生存环境变得空前紧张, 很多民族品牌在竞争中消失。
改革开放后, 珠三角的许多企业都是从贴牌生产 (OEM) 起家的 (如表1所示) 。OEM厂家的工作仅限于制造加工, 基本上不具备开发能力, 也不需要了解市场动态和新产品开发的动态等, 委托方承担着全部市场开发和产品开发的双重任务。OEM厂家具有良好的生产加工能力, 根据委托方的要求进行生产, 合作过程也比较简单, 是低层次的合作。20世纪90年代初期, 台湾电子产业规模性大转移, 起初的珠三角企业只是试探性地租厂房生产, 到了1997年, 投资有回报后几乎所有的厂家都开始扩大再生产。其中最典型的成功者是广东的格兰仕, 其有60%的微波炉被贴上外国品牌。
珠三角凭借自身的优势, 承接来自外部的加工贸易, 那时的珠三角主要是靠“三来一补”来开展加工贸易, 对OEM的认识只停留在简单的来料加工上, 理论界也认为OEM是为别人做嫁衣的无能表现。另外, 珠三角很多是合资企业, 产品大多要外销, 内销很少, 且国内是计划分配生产, 内销市场份额更加有限。
三、原创品牌经营意识阶段 (1998—2000年)
20世纪90年代末, 跨国公司成为主导两岸产业转移的主导力量, 两岸间的产业分工已成为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这种分工逐渐由生产阶段的分工向功能性分工发展。但珠三角企业产品出口主要是以加工贸易为主, 研发、生产、销售、出口均受制于人, 原创品牌出口比重极低, 仅占3%左右。
珠三角企业看到外国品牌利用贴牌生产 (OEM) 方式向中国进行品牌输出, 并以此获取高额利润, 这种反差促使中国企业认识到品牌的真正价值, 意识到通过贴牌生产能赚取的只是可怜的加工费, 而那些拥有严格“商标”的品牌企业才能赚取丰厚的利润。于是企业开始反思OEM的出路, 认识到其实OEM不是简单的来料加工, 而是要以自己掌握核心技术为最终发展目标, 进而不断向产业链高端攀升。
基于以上的认识, 珠三角OEM厂家开始配合委托方进行产品的部分开发工作, 这种开发多集中于原材料的选择采购、加工工艺的推荐及确认等, 并按委托方根据市场状况确认的定单进行生产, 合作过程相对变得复杂。在这个过程中, OEM方参加了委托方的研究与开发, 并关心新产品开发的动向, 也就促成了原始设计商 (ODM) 的出现。
从OEM到ODM, 产品的质量、技术、设计能力和市场占有率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在OEM阶段, 无论是原材料、生产设备、还是产品设计, 全部由外商提供, 企业只负责简单的加工。进入ODM生产阶段, 委托生产方提出产品的大致要求, 企业通过自己后期的研发设计拿出最终产品。近年来, 珠三角部分地区的加工贸易正在实现从简单加工向深加工转变、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珠三角地区早已经具备发展ODM的条件。首先, 珠三角的产业链条完备, 产业基础好, 区域化优势明显。上中下游产品配套, 有利于进一步开发市场和产品, 提高接单能力和技术。其次从世界环境来看, 当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也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落脚点, 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稳定, 在新技术的带动下, 加工贸易的层次和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另外, 经过多年发展, 珠三角企业在资金、技术、装备能力上都有极大提高。
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 消费者的需求得到了彻底释放, 品牌意识越来越强烈, 企业也在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过程中真切地感受到树立原创品牌的重要性, 这正是消费者与企业的双向互动推动了珠三角企业原创品牌的发展。
珠三角拥有一批在国内具有竞争力的家电品牌, 格兰仕就是一个典范。格兰仕在发展过程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从贴牌到逐渐发展原创品牌的道路。从1997年到2003年, 在产品出口总量中, 其原创品牌与OEM之比已从1:9到3:7, 目前的出口比重已超过51%。
四、原创品牌国际化酝酿时期 (2001年至今)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 经过原始资本的积累、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市场环境的磨练后, 珠三角企业逐步成熟起来, 再加上国际知名品牌的全面进攻, 珠三角企业开始认识到国际竞争的紧迫性。政府也极力鼓励珠三角企业走出去, 这极大地激发了珠三角企业参与国际化进程的热情。在此背景下, 珠三角涌现出如“康佳”、“双喜”、“滑润漆”、“拉芳”等一批具有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品牌。
2002年11月,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 珠三角各类企业更加重视品牌建设。2005年12月, 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进一步提出要发展原创品牌。发展品牌经济成为珠三角政府关注的重点工作, 珠三角掀起了创建原创品牌的浪潮。商务部及时推出了“品牌万里行”工程, 倾力打造“品牌建设四大体系”, 即品牌评价体系、品牌促进体系、品牌宣传推广体系和品牌保护体系。与此同时, 将如何振兴中华老字号品牌企业也列为珠三角企业品牌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
2006年7月, 商务部组织的“东部开放品牌行”一行历经38天的征程, 途经6省22个城市, 行程5000多公里, 顺利抵达东部行的终点站——广州。傅自应部长助理在启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截至2005年, 广东省有165个产品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称号, 连续5年位居全国各省市的首位。
21世纪以来, 市场竞争的阵地已从传统的产品价格转移到以品牌为核心的较量, 谁拥有知名品牌, 谁就拥有了竞争的资本。珠三角虽然有像TCL这样的品牌, 但整个珠三角的国际化还处于初级阶段。珠三角企业的产品很早就进入国际市场, 不过之前做的多是OEM、ODM, 自有的强势品牌很少。随着国际品牌和国内品牌的加速碰撞, 品牌与品牌间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珠三角品牌大批量地、真正地融入世界品牌竞争的潮流中, 应该是未来十年的主题。
近年来, 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一路狂飙。2004年, 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的市场占有率约两成, 2010年一季度已达到约三分之一。2010年北京车展上, 广汽集团首发的自主品牌轿车并公布品牌——“传祺”, 从近百款新车中脱颖而出, 获得“2010北京车展最佳 (自主) 首发新车奖”。据专家预测, 到2010年, 中国将成为世界汽车主要生产国, 2020年成为产业强国。
纵观珠三角企业原创品牌的发展历程, 可以窥视出珠三角企业发展原创品牌的强劲潜力。从最初的依托地缘优势和政策优惠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 到现阶段珠三角企业所拥有的品牌个数;从基于OEM起家的经营模式, 到现今具备的向国际产业链高端攀升的实力。这些都说明珠三角企业有足够的能力发展原创品牌, 并且事实也告诉我们, 今后珠三角企业的原创品牌之路将会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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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发展 篇8
当前陆地资源的开采已趋近饱和,面对资源制约和经济发展瓶颈,世界各国开始更加重视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我国亦不断加快海洋开发的步伐,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沿海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海洋产业得到快速发展。2009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32 277.6亿元,是2001年4 133.5亿元的近8倍,海洋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2.6%提高到2009年的9.6%。海洋自然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可持续性发展和竞争优势的提升必须依赖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传统的开发方式必然导致资源的过度依赖和环境的破坏,因此,对我国海洋产业发展的导向因素进行分析,判断其竞争优势形成是属于生产要素推动型、投资推动型还是创新推动型,呈现其演化过程,对于提升我国海洋产业的竞争优势,促进其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回顾
竞争优势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张伯伦(E.Chamberlain)提出。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认为竞争优势由产业结构决定,建立了分析产业和竞争对手的理论框架,提出了著名的竞争优势分析五要素模型。基于钻石理论模型,学者们展开了相关的实证研究(王德章,赵大伟等;曹敬敬等)。Day在论述维持竞争优势的战略类型时提出了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概念。肖海林、彭星阎构建并探讨了以产业平台、制度平台、核心能力和市场权力为核心要素的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四面体结构模型和分析框架,揭示了可持续竞争优势来源的构成、层次关系和竞争优势得以“可持续”的机制。薛求知、孔德洋将对各种竞争优势来源的阐述进行归纳,认为企业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企业所处的产业环境、所用和控制的异质资源以及企业创新。王核成、孟艳芬通过建构竞争优势的结构和层次模型,提出了竞争优势演进模型。薛俊强把产业竞争优势理论的发展和演变划分为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理论、新产业竞争优势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三个阶段。胡颖、李文溥认为,出口贸易结构变化反映了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变化,它决定了竞争力优势在产业间的转移以及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趋势。张倩男、赵玉林指出科技创新对产业竞争优势形成和提升具有重大作用,认为科技创新是产业竞争优势演化的内部诱因。郑宏星、顾冬梅的研究表明,产业竞争规则决定产业生产方式、产业竞争优势与产业组织形式,产业组织形式选择是企业适应竞争规则变迁、赢得竞争优势的演进适应系统。张红、孙宇等运用新创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三维分析框架,发现TCL国际电工高速成长中的竞争优势来自于社会资本、营销网络与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战略等多种力量的组合。
2 模型构建、指标选择及数据获取
2.1 模型构建
罗伯特·索洛(Robert M.Solow)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函数)为基础,在研究中把经济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率与要素投入增长率之和,提出了第一代增长模型,试图用资本积累解释经济增长。该模型描述了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引起产出的增长,其基本形式为:
Y(t)=A(t)·f(L,K)=A(t)K(t)αL(t)β,0<α,β<1 (1)
其中Y(t)代表产出水平,A(t)代表技术水平,L和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生产函数基本形式为CD函数。大量的计量研究表明,资本积累最多只能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20%,其余80%无法得到解释,索罗将其归于“劳动的有效性”或技术进步。索洛模型的基本思路是,经济增长中扣除劳动力、资本投入数量增长因素之后,所有其它因素的总和,都可以认为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在索洛模型中,技术水平也就是“劳动有效性”这一变量被当做外生变量、被看做是给定的,且模型并不能说明“劳动的有效性”是什么,具有明显不完善性。
既然资本积累解释不了长期经济增长,第二代增长模型就从技术进步入手,强调知识积累和发明创造。与索罗模型不同的是,第二代模型不再把技术进步、知识积累看作神秘的外部力量,而是经济增长本身的结果,同时又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以保罗·罗默((Romer)为代表。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表明,知识累积和创新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科技已经成为除劳动力和资本这两大传统要素之外更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远远超过传统要素。在罗默的模型中,除了列入资本和劳动这两个基本生产要素外,还引入了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两个要素。罗默模型根据假定的不同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其中一个最基本的简化形式为假定社会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产品生产部门,一个是使知识存量增加的研发部门。劳动力中aL的比例被用于研发部门,1-aL比例被用于产品生产部门;资本存量ak的比例被用于研发部门,其余用于产品生产部门。此时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CD函数的产出模型为:
Y(t)=A(t)[(1-ak)K(t)]α[(1-aL)L(t)]1-α,0<α<1 (2)
其中,A(t)不再是一个外生变量,而是取决于用于研究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以及技术水平。假定生产函数为一般化的CD函数,则知识的增长可以表述为(其中B为转移参数):
在本研究中,对于海洋产业的发展而言,由于其自然条件及开发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其竞争优势的形成和提升过程中,科技创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生变量。因此,论文以C-D生产函数为基础,借鉴索洛模型和罗默模型,构建出一个简单的海洋产业竞争优势评价模型,其形式如(4)式所示。
Y(t)=AK(t)αL(t)βR(t)γ (4)
其中,Y(t)表示产业竞争优势,K(t)表示资本投入,L(t)表示劳动力投入(代表传统生产要素),R(t)表示科技创新投入,A代表制度等其他影响因素,α、β和γ分别表示资本、劳动(生产要素)和创新投入对竞争优势的弹性大小,即影响系数,均为0到1之间的常数。
可见,通过比较α、β和γ值得大小,就可以初步对产业竞争优势的推动因素做出判断。若α值最大,说明海洋产业的竞争优势主要由资本投入推动形成;β值最大,说明海洋产业的竞争优势主要由生产要素投入推动形成;γ值最大,说明海洋产业的竞争优势主要由科技创新投入推动而获得。
2.2 指标选择和数据获取
我国对海洋产业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的统计机制并不成熟,经济统计数据也不完善,并且面临统计分类方法及统计口径的不断调整,因此,在选择产业竞争优势、资本投入、生产要素投入和科技创新投入的具体代表指标时面临很大的困难和局限,样本容量也十分有限。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相近指标来进行实证分析。
产品销售额、盈利水平、产品出口竞争力、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等是常见的衡量产业竞争优势的指标,由于相应数据缺失,考虑到总产值水平亦能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竞争能力,这里我们选择海洋产业总产值来替代这一指标;资本的投入我们粗略地用相应沿海省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替代;劳动力的投入我们取沿海省市的涉海从业人员指标来表示;考虑到科技课题的立项数往往与R&D投入正相关,结合统计年鉴的统计项目和数据的连续性,科技创新的投入我们选择海洋科研机构科技课题情况指标来表示。
研究通过对历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的查阅和整理,用我国11个沿海省市2002—2009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涉海从业人员、海洋科研机构科技课题数作为解释变量,以海洋产业总产值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法)对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对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可以避免模型的异方差,且并不会影响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研究对指标的原始数据都取其自然对数,建立双对数模型进行计量检验。具体形式如(5)式所示。
LnY=a+αLnK+βLnL+γLnR (5)
3 实证分析结果及分析
运用SPSS17.0软件对上述模型及数据进行计算,可以得到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各回归方程的R2值基本都在0.6以上,大部分达0.7以上,2009年更高达0.876,说明模型可以解释60%～70%以上的影响因素。
计算结果显示,在我国海洋产业竞争优势的发展和提升过程中,创新投入的贡献基本都在0.5以上,少数年份甚至高达0.6以上,我国海洋产业竞争优势的主导因素呈现出从生产要素推动向创新推动的演进趋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正是海洋产业发展高技术含量特性的体现,表明我国海洋产业发展的情况良好,总体呈现出良好的演进态势,基本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资本投入在海洋产业竞争优势演进过程中的作用值得关注。从2002年到2005年四年间,资本投入对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呈现出副作用,这与我们在衡量指标的选取上比较粗糙有一定的关系。囿于数据的缺乏,我们只能以沿海省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代表海洋产业的资本投入,这种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计量分析的结果也可以说比较粗糙。但与此同时,该数据的计算结果也表明在2002到2005年间沿海省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对海洋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没有帮助,甚至有阻碍其提升的反作用,这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在这一时期沿海各省市对海洋产业的资本投入表现为不足,一个原因可能就在于过多的资本投入到对产业发展和竞争优势提升并没有实质性帮助的行业,比如房地产行业等。自2006年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资本投入对海洋产业发展的贡献开始显现,并在2007年达到0.309,超过了生产要素的推动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我国沿海省市对海洋产业的重视不断加强,资本投入有所增加并取得了正向的贡献。
生产要素的贡献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但相对比较稳定。2002年到2005年间,生产要素投入对海洋产业竞争优势提升的贡献率相对较高,某些年份甚至表现出竞争优势的生产要素推动性,说明在这一时期我国海洋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劳动力投入,其开发方式也主要基于传统开发方式。随后几年中,尽管竞争优势的推动因素从生产要素推动转向了创新推动,但生产要素的贡献依然较为稳定,近两年甚至总体上超过了资本投入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我国海洋产业的发展是创新导向的海洋新兴产业和劳动力密集的传统海洋产业并行发展的态势。涉海从业人员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及海洋技术研究人员对海洋产业竞争优势提升的贡献不容小觑。
4 结论及不足
(1)我国海洋产业竞争优势的演化呈现出跨越式演化路径。根据波特的观点,发达国家竞争优势的演化,经过了生产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和富裕导向四个阶段,但对于后发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实现经济和技术的赶超,就应着力于选择跨越式的演化路径。就我国海洋产业的发展来说,由于其起步较晚,相关经济和技术条件以及产业发展基础起点也就较高,更具备跨越式演进的基础和条件,因此,在该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以生产要素导向向创新导向的跨越是很正常的。
(2)科技创新在海洋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和演化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当前我国海洋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总体呈现出以创新为主要导向,总体情况良好。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进一步加强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以推进我国海洋产业竞争优势提升的良性演化态势,促使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
(3)囿于数据的不可得性和不完善性,本研究过程及方法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改进的地方,比如样本容量明显偏少,指标选择仅为尽可能相似替代,研究结论较为粗糙,数据挖掘不够,缺少省市之间演化过程的比较等等,在以后的研究中,基于我国海洋统计机制的健全和统计资料管理的完善,这些不足有可能得到逐一完善。
摘要：基于CD函数和内生增长模型,构建出一个简化的产业竞争优势演化评价模型,对我国海洋产业竞争优势的演化过程进行计量分析,判断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得到我国海洋产业竞争优势提升呈现出跨越式演化路径,经历了从生产要素推动向创新推动的演进过程,科技创新投入在提升我国海洋产业竞争优势过程中具有重要贡献等结论。
关键词：产业竞争优势,演化路径,内生增长模型,海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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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发展 篇9
近年来,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 无论从全国整体还是不同区域角度来看, 其参与到国际分工中的程度始终在不断加深。由此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我国不同区域的地区专业化也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 而表现出明显的动态性和区域差异。并且, 正是这种基于开放环境下的地区专业化动态演化,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不同区域进一步发展的特色乃至区域间发展的差距。
围绕着我国地区专业化发展的相关研究来看, 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有关中国地区专业化的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Young, 2000;Batisse and Sandra, 2003) 。国内这一领域代表性研究中, 梁琦 (2004) 计算了中国区域制造业分工指数及其变化率, 并将其与美国、欧盟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 在一定空间范围内, 产业分工与地理距离有关, 地理位置靠近, 空间距离较短的区域之间, 其产业同构性较强。就制造业大类而言, 中国产业分工程度 (1997) 高于美国产业分工程度 (1985) , 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很大。白重恩等 (2004) 通过建立中国29个地区32个产业13年间 (1985~1997年) 的数据集, 用动态估计方法研究了中国产业区域专业化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 产业区域专业化水平在以往享有较高利税率和国有成分比例较高的行业里, 其区域专业化程度比较低。研究还发现, 中国产业区域专业化水平在经历了早期的微弱下降后, 在经济改革下近几年有显著提高。樊福卓 (2007) 通过构造新的地区专业化系数, 在对中国地区专业化发展进行比较分析后指出, 中国工业地区专业化水平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而如果忽略地区 (或行业) 相对规模因素, 则会高估工业的地区专业化水平。
长远来看, 经济的全球化及其在我国更广区域范围内的不断扩张, 对于各地区发展来说仍然意味着机遇。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 尤其是当下, 在我国实际上已经和其他国家 (地区) 之间形成了更明显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情况下, 其本质上更体现的是一种彼此间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增值共享关系——相应表现就是, 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下的地区专业化发展, 本文即对此展开深入探讨。
二地区专业化发展情况比较
1. 地区专业化测度
鉴于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 我国各地区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动态变化特点, 实际上主要表现在其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细化, 并由最初的自然资源型分工和专业化演化到工农业产业间的分工和专业化, 再到工业部门内部产业的内分工和专业化, 最后发展到各地区基于产品内价值链分解基础上的分工和专业化。基于以上规律性认识, 这里经验分析中, 主要关注了国际分工格局演化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阶段, 即产业间国际分工、产业内国际分工和产品内国际分工。
在具体定量比较过程中,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 对基于产业间、产业内国际分工所形成地区专业化的衡量, 这里用最能体现其特点的一般贸易数据所构建的区位商指数表示;而对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所形成的地区专业化衡量, 则用最能体现这一分工特点的外包数据构建。由于本文关注的是我国内部不同区域层面外包水平, 因此这里综合权衡之后, 对地区层面外包水平的衡量最终采用类似Ng和Yeats (2003) 的零部件贸易法进行处理。即用各地区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贸易数据来衡量外包情况, 并基于此进一步构建相应的地区专业化区位商指数。对应原始数据主要来自国研网对外贸易统计数据库和各地区经济年鉴, 并经整理得到。时间跨度从1998~2008年。为求数据确实, 分析中不包括海南和西藏, 重庆数据并入四川。
2. 总体状况比较
总体来看, 两种地区专业化发展分布情况的确存在着较显著差异。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所形成的地区专业化分布特点构成中, 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如广东、江苏、天津、辽宁、福建、上海、山东和北京均非常明显。中西部地区省份中, 只有四川相对来说是最高的, 其次是陕西、安徽、江西、湖北、河南和河北 (见表1) 。国内学者樊福卓 (2009) 的类似研究也指出, 从地区路径来看, 广东、浙江、山东、江苏等地区对中国地区专业化水平提高的贡献度较大。应该说, 与本文这里的研究还是非常吻合的。当然, 与他的研究相比, 这里实际上更明确指出该种地区专业化所具有的特点。基于产业间、产业内国际分工下的地区专业化发展布局构成情况中, 专业化发展水平最高的, 除了北京、浙江、吉林和河北外, 其他都是中西部东省份, 如湖南、陕西、山西和湖北等。
3. 动态演化情况比较
表2 (见文后) 进一步从动态角度比较了两种地区专业化发展的相对变化情况。这里注意到, 无论从专业化平均水平还是平均增长率来看, 基于产业间、产业内国际分工下的地区专业化和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下的地区专业化均表现出了几乎完全不同的特点。一方面, 前一种地区专业化在中西部对应的考察值均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相对最高;而后一种地区专业化平均来说则是东部地区相对最高, 且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更为明显。平均增长率方面, 无论哪一种类型地区专业化发展, 西部地区总体上均显著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后两大区域的增长速度差距并不是很大。
通过这些比较分析可见, 产业间、产业内国际分工贸易模式下所形成的地区专业化虽然在中部地区表现得仍然很突出, 但从全国范围来看, 其有明显衰退迹象。而在新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下, 基于此所形成的新地区专业化虽然在中西部地区还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 但是却表现出了更快的发展势头, 尤其是西部地区。这表明, 当贸易自由化加深且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时, 由于运输成本下降, 这必将给中心地区和靠近中心地区的周边区域带来更多的市场机会。一方面, 中心区域会因为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而加快将产业附加值相对较低的生产环节对外转移, 并将经济结构重心聚焦于附加值含量更高的研发、设计和高技术制造环节;另一方面, 随着转移压力的不断提升, 以及便利交通条件的逐步改善, 外围区域因此获得承接更多转移过来的产业或产品生产的机会也变得更大。正如翁媛媛等 (2009) 研究所指出的, 专业化向外围区域梯度转移本身伴随着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进而向产品内分工方向变化。
三研究结论和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 虽然原先的分工性质与分工关系依然存在, 但表现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分工的基础和范围已经大有区别。新的分工模式呈不断上升趋势, 甚至已经渐渐在起着主导作用。就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的具体表现来看, 在当前阶段, 即表现为产品内国际分工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突出。
更重要的是, 就我国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发展特点来看, 除了继续注重贸易量所体现的简单规模扩张及其对区域发展所带来的促进作用, 更要注重以地区专业化发展所体现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质的提升及其对区域发展所带来的质的变化。从区域发展差异角度来说, 我国东部地区整体上已经基本完成了外向型经济发展单纯量的扩张。在今后的进一步发展中, 为了避免东欧和拉美地区国家的经验教训的重演, 其需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通过提升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下的新地区专业化水平, 改变过去依赖低要素成本优势和关税优惠的发展模式, 更加注重技术上的创新和更专业化服务水平提升, 以此提高配套能力, 向更高价值增值环节迈进, 最终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升、带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区域内部更合理分工布局和集聚经济的发展。
相比较而言, 虽然短期内, 中西部地区新地区专业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改善作用可能还居于次要地位, 甚至还不是很显著。但从长期来看, 相对于这些地区目前仍然很明显基于产业间、产业内国际分工下的地区专业化发展特点来说, 其重要性还是不言而喻的。它的发展将从本质上改变中西部地区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 特别是对传统资源禀赋优势的过度依赖, 进而促进高级要素如人力资本、知识等的不断累积, 使得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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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g F., Yeats A, Major Trade Trends in East Asia:What are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Growth[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3
演化发展 篇10
一、熊彼特的演化理论
熊彼特的著作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复合体。他是一个多元方法论者, 相信用不同的方法能够解决不同的问题。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了解到动态观, 从经济历史学了解到历史的特殊性 (关于技术、产业、制度等) , 从新古典主义学派那里学习了微观基础方法, 即通过个体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演化。演化经济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出现, 要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技术竞争
熊彼特深受马克思的动态观的影响, 同时借鉴了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演化是由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驱动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资本主义企业保持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引进新的、更有效的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那些成功引入新的、有效技术的企业竞争地位得到提高, 而那些失败的企业将无利可图, 最终退出市场。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高将会齐头并进。”熊彼特采用了这一观点, 并使其成为他解释动态演化的核心。熊彼特认为: “这种类型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 它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竞争, 而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新组织类型的竞争, 它并没有消减企业利润和组织新企业出现, 而是决定了它们的基础和活力” (Schumpeter, 1943) 。显而易见, 熊彼特通过引入一个更加广泛的创新概念扩展了马克思的观点。除了马克思提到的新机器 (即工艺创新) , 熊彼特的观点中还包括了新产品开发、原料或中间产品的新类型、新市场建立、商业组织的新形式出现等等 (Schumpeter, 1934, 1943) 。熊彼特认为, 创新和模仿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经济增长。一个成功的创新被大量模仿者追随, 这意味出现该创新的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将迅速成长, 同时对相关领域也会产生影响, 一个创新很可能会诱导其他创新出现 (Schumpeter, 1939) 。但是, 熊彼特同时也指出, 这种集群增长迟早要放缓, 直到下一个成功创新的出现。届时将会出现集群循环发展的趋势, 这种循环模式可能会导致“商业周期”长度的不同。
(二) 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通过发展创新是如何建造的理论, 熊彼特脱离了马克思。他提出了创新的定义, 他认为创新是现存资源、设备等等的“新组合” (Schumpeter, 1934) 。这种“组合”被他贴上了“企业家职能”的标签。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 执行“企业家职能”非常艰巨, 因为现有的知识、习惯、信念必须发生作用, “惯例”之外的每一步都异常困难 (Schumpeter, 1934) 。根据熊彼特的观点, 个人、团体、社会层面存在很多要素, 使成功创新成为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问题不在于新思路的多少, 而在于如何成功地执行。熊彼特认为, 超常的管理能力是十分必要的, 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这种“特殊品质”与企业家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社会, 创业的成功是与经济回报相联系的, 那些成功的人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他还指出了成功企业家的心理属性, 例如“建立一个私人王国的梦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朝代”, 或“想要战斗的冲动, 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最终“获得快乐”等等。他认为其中隐含的意义就是, 在创业原则上, 受其他“社会安排”的影响要比受其所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影响大的多。熊彼特指出, 如何做到这一点已经超出了他研究的范围, 但是“并非无法解决, 至少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 通过对创业心理的详细观察来得出结论”。
20世纪40年代末, 他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创业史跨学科研究中心。这期间, 他在论文里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演化中企业家职能的宏观的、历史的观点: “企业家职能不需要用自然人表现, 尤其是单个的自然人。每一个社会环境都有满足企业家职能的方法……其次, 企业家职能往往是充满着合作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以下观点显然非常重要:没有个人的联合就不可能造就企业的个性” (Schumpeter, 1949/1989) 。比较熊彼特早期的观点, 该观点显然更加全面, 但是他却没有像发展单个企业家精神理论那样发展联合企业家精神理论。相反, 他提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 理解企业家精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历史和理论方法相结合, 正如他同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详细累积分析历史案例是揭示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 这为理论家们提供了战略假定和驱逐口号” (Schumpeter, 1947/1989) 。从他坚持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
(三) 资本主义演化:从竞争到托拉斯
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常被攻击为典型的“赞颂”企业家个人。尽管他极力否认, 但是他在这些著作中确实主要强调了企业家个人, 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家精神”和大企业的组织创新。熊彼特建议, 应该对两种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分, 即“竞争的”和“托拉斯的”资本主义, 前者反映了传统的企业家领导动态, 他在早期著作中进行了分析;后者则指的是一个新兴的体系, 创新主要是受到“大企业”的照顾, 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 (Schumpeter, 1939) 。尽管他经常呼吁历史工作和案例研究, 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对创新如何在大企业中开展进行深入研究。
熊彼特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演化可能会影响政治和宏观经济的性质, 同时他的观点在维持和发展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熊彼特并不认为大企业对于竞争来说是一种威胁, 例如, 他在《商业周期》一书中指出, 尽管经济份额往往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中, 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强大到在一个国家内称霸。他进一步指出: “即使在大企业的世界里, 也不断地有新企业上位, 旧企业退出。创新仍然主要出现在‘年轻’企业中。与此同时, ‘老’企业普遍显示出一个症状, 我们委婉地称之为保守主义。”因此, 在熊彼特的观点中, 是期望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能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
(四) 熊彼特的贡献
熊彼特是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演化经济学家。通过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 他把演化的视角引入到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中, 并且运用早期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来进行微观分析。他最成功的工作之一是发展了创新的概念, 他认为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 是专门的个体与“一切如常”的惰性社会环境之间的斗争。在竞争理论中他认为, 竞争不仅从时间上看是一个动态过程, 而且从内部结构上看也是一个演进的动态过程, 从内容上看则是一个创新的竞争过程。熊彼特的这种关于竞争的分析, 将创新内生化于经济增长中, 把经济增长过程描述为一种动态的非均衡过程, 这成为了演化经济学的一个主题。
然而, 熊彼特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他忽视了一个现象, 即创新在其他团体和组织中是不断扩散的, 这意味着创新理论必须包括组织层面, 尽管熊彼特后来承认了这一点, 并且强调有必要对大公司中的“合作型”企业家精神进行系统的研究, 但是没有进行过多的纠正。熊彼特研究的另一个缺点是, 他忽视了持续学习 (小创新) 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作用。
二、应用领域的演化研究
熊彼特去世后的几十年, 曾经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低谷。经济学家们逐渐采纳了熊彼特崇尚的正式的、数学平衡的方法, 但是发现该方法对理解经济演化的价值并不大。尽管几乎没有人明确表示在做演化基础方面的工作, 演化思想却很快出现在应用研究中。演化经济学应用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观察事物的发展变化上, 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技术、增长和贸易的动态
20世纪60年代, 一些学者 (Posner, 1961;Hirsch, 1965;Vernon, 1966) 发现, 国际贸易的实际模式似乎偏离了预测的均衡, 而正是创新不断地破坏了这种均衡。这些学者认为, 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或人为资产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分配, 而是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之间的互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 大量的实证研究都在关注创新、技术扩散、各部门和各产业之间的贸易。
对熊彼特思想的研究最早开始于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中心 (SPRU) , 这个研究中心成立于1965年, 由Christopher Freeman领导。随后的几十年中, 科学政策研究中心 (SPRU) 试图对技术、增长和贸易动态 (Dosi和Soete, 1983; Fagerberg, 1988;Dosi, Pavitt和Soete, 1990) 开展更全面的理论研究, 同时基于研发和专利统计方面的数据开展实证研究 (Pavitt, 1982; Soete, 1981, 1987) 。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熊彼特定义的创新, 认为创新是经济变革的推动力。创新被视为专业化模式、贸易和经济运行之间的长期差异背后的主要因素。一些相关的“传统”因素被降级到次要地位、或被假定为只具有短期性质。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应用研究大受欢迎, 其中的一些有了强烈的“演化”味道。经济史学家Gerschenkron (1962) 研究欧洲经济追赶过程时提出, 对于先驱者, 增长应该被看作是内源性与路径依赖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后来者, 为了适应这一动态不得不在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有所改变。在他看来, 政治和经济的追赶对企业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 包括Abramovitz的关于跨国增长的长期运行分析 (Abramovitz, 1979, 1986, 1994) , Cornwall (1977) 提出的内生增长和“转型”过程及配置资源的能力 (投资) 等等。还有一种研究暗含了更多的凯恩斯主义的味道, 该研究主要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收入弹性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增长。但是, Kaldor (1981) 指出, 这种弹性并不是真正的外生因素, 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需要重点考虑。
虽然这些学者多次强调了创新, 他们建立的模型和实证研究却并没有明确地将创新 (或研发) 包含在内。为了纠正这一错误, Fagerberg (1987) 提出了一个基于熊彼特思想的实证模型, 包含了创新、模仿以及其他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商业性技术开发。他认为这个模型是非线性的, “社会能力”低的落后国家有“被困”的风险。另外, 学者们也在尝试运用交叉学科进行研究, 不断地提出创新、增长和贸易方面的新见解。
(二) 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长波互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的“工业革命”, 特别是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互动作用。他认为重要的创新不是随机发生的, 而是往往聚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和特定的经济部门中, 这通常会引起一个不连续的“长波”增长模式。这个观点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未受到关注。然而, 随着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来临, 该理论再次流行起来。Mensch在其1979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创新克服大萧条的僵局》中, 采用了与熊彼特一样的观点, 即根本性创新会以集群形式出现, 它们会引起长期的持续增长。同时, Mensch还指出, 由于对新事物的抵触增强, 主导产业进一步增长的潜力渐渐缺失, 随之整体增长放缓, 最终, 萧条出现了。萧条的影响之一是削弱了公众信任旧格局反对新事物的想法。Mensch认为, 这种对西方经济历史的解释与创新活动中观察的高峰和衰退是一致的。
然而, 这种解释遭到了Freeman, Clark和Soete (1982) 的质疑。尽管这些学者承认创新是以集群形式出现的, 并且发生在繁荣和衰退期, 他们批评Mensch研究中隐含的假设因果关系, 认为对经济影响而言, 重要的不是根本性创新, 而是创新扩散, 其往往会推迟十年以上, 直到盈利能力更清晰, 或相关社会发生变化。Freeman等学者还特别强调了系统创新的视角, 创新扩散过程不再被视为一个被动的、机械的过程, 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影响过程。
在创新过程中, 技术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 并且诱发其他相关的创新。这种“技术系统”并不一定导致“长波”, 但如果一个系统非常大, 持续时间长, 或者几个不同系统共同作用在一起 (Freeman, Clark和Soete, 1982) , 就有可能导致长波。Perez建议 (1983, 1985) , 用演化的视角来解释这种几个系统共同发生作用, 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关注。Perez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关键“因素”的出现, 以普遍适用及成本迅速下降为特征, 并且可以用在许多经济部门, 从而产生广泛影响。
通过不断的试验和纠错, 管理和组织新技术的“常规”方式出现了。Perez使用术语“新技术风格”或者“新技术经济范式”来形容这些管理和组织经济生活的新方式。然而, 新的管理和组织风格, 很可能与现有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相冲突, 这可能会大大延迟新关键因素的扩散, 减缓经济增长。因此, Freeman等 (2001) 建议, 从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政治五个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演化, 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动态, 这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研究铺平了道路。
Freeman等学者的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 它开辟了创新的系统研究, 并且将其应用到历史进程中, 使人们对技术体系更新换代的动态有了更好的理解。第二, 首次尝试将技术动态与社会、组织和制度特点联系起来, 尽管熊彼特倾向于将这些作为约束条件。Freeman指出, 社会、组织和制度因素实际上使创新成为可能, 并且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时间变化的。最后, 创新系统方法为创新政策和技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创新系统间差异及识别政策影响行为者的有利工具。
(三) 创新系统
20世纪80年代, 随着学者们对“长波”研究的兴趣逐渐消退, 很多学者开始接受熊彼特提出的“创新过程和技术扩散都有很强的系统性特征”的观点, 同时, 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的特点是累积效应和路径依赖” (Dosi, 1988) 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浓厚兴趣。通过创新应用领域的研究发现 (Kline和Rosenberg, 1986) , 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倾向于形成一个具有反馈回路的网络 (而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 一系列关于创新扩散、社会、制度和政治因素的系统性关系研究开始出现。尽管一些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可能是全球相关的, 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多数与国家或区域紧密关联。因此, 将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进行整合, 创新扩散的维度自然就形成了。
可见, 这类文献的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将技术和该技术领域的动态演化联系起来。这些文献重点关注国家层面的“国家创新系统”, 将其定义为“公共制度的网络, 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作用, 对创新进行开始、引进、修改和扩散” (Freeman, 1987) 。在实践层面, 这些研究大多针对一个特定的国家, 确定和描述影响R&D和创新的行为主体、机构和制度。不过, 根据Freeman (1995) 的研究, 第一个使用“国家创新系统”一词的学者是Lundvall (1988, 1992) 。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中, Freeman和Nelson采用了宏观的观点, 并且重点强调了R&D的国家参与行为。相比较而言, Lundvall的观点则更加“微观”, 主要研究“学习”是如何在经济系统内发生的。尽管熊彼特提出创新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同来源的新知识的组合 (Lundvall, 1992) , Lundvall则认为没有理由只强调“大创新”, “小”的根本性创新的积累作用同样也很大。此外, 熊彼特主要强调执行新组合的人和经济环境的反馈, Lundvall则特别强调了不同组合中各种知识的作用。Lundvall认为, 这些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和其周围环境之间, 特别是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动。因此, 按照Lundvall的观点, 一个经济系统的特点就是企业、客户及供应商之间的密集程度和持久关系。
为什么这些创新系统是国家性的呢?Lundvall给出了至少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历史性的。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是随着时间缓慢进行的, 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工业和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紧密结合在一起, 就像很多发达国家那样, 那么该国创新动态具有国家性的概率会很高。第二个理由与文化、语言和制度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方便了企业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 所以对学习有积极的影响。虽然有很多国家的实例能够验证这两点, 但是也存在不少相反的例子。例如, 一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相邻国家的经济连结成一体, 还有些国家可能是多语言的, 有文化分歧的, 或是一个联邦结构, 在体制和政策上允许相当大的差异等等。显而易见, 创新是否具有国家性是由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决定的。实际上, Fagerberg (1995) 在这种“一体化”方面作过研究, 发现各国在这个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例如日本、北欧国家非常适合这一理论, 但是一些欧洲国家 (特别是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 却不适合。
这就引出了如何定义系统边界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学者指出, 系统边界不能假定为遵循国家边界 (Carlsson和Stankiewicz, 1991;Cooke等, 1997;Edquist, 1997) , 学者们普遍认为创新系统的领域会因技术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 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技术系统”这一概念, 将其定义为“一个特殊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网络, 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基础下, 参与一代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他们的研究更加强调行为主体的“经济竞争力”, 经济竞争力是“稀缺资源的不公分布”, 关键取决于扩大“经济机会集”的能力, 发挥将已有网络转变为一个全面的“技术系统”的潜能。他们认为, 这样的系统经常会具有空间维度, 有时是国家的, 但经常是区域的。
创新系统的研究快速发展并产生了很大影响, 颠覆了“创新线性模型” (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 , 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 学者们拥有了更加全面的视角, 将研究重点放在 (创新) 系统内各种代理商、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以及经济系统将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各种行为主体整合创建新技术时的交互能力方面。尽管有这些优点, 创新系统的研究只是理论假设和实证总结的混合体, 尚未形成理论或方法, 在系统实证工作方面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说,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要对系统如何工作进行更加精确的理论分析。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与更加正式的演化理论进行学科交叉, 这正是下文中将要详细介绍的内容。
三、演化模型
建立经济演化模型的尝试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Nelson和Winter的研究, 他们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进行了总结, 这部书是演化理论的重要著作。Nelson、Winter与熊彼特研究的共同点是将技术竞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 企业将利润用于新技术或设备的再投资, 成功者将获得高额利润回报, 并且比其他企业发展得快, 而那些失败者将有可能完全被淘汰。另外, 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也与熊彼特有着重要的区别。第一, Nelson和Winter认清了生物演化理论和他们自己的演化理论之间的区别, 公开反对将生物学分析用于他们自己的理论, 或者是用于建立一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演化理论。而熊彼特则试图将自然科学理论运用到经济学中。第二, 在早期Simon等人的基础上, Nelson和Winter基于“程序性”或“有界性”的想法增加了对企业行为更加详细的理论分析。第三, Nelson和Winter允许企业行为 (战略) 及行业特点的多样化, 允许企业技术活动及实际活动产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他们认为其中存在很大的随机因素) 。最后, 他们淡化了经济演化中主要间断点的重要性, 尽管熊彼特认为这点很重要。可以说, Nelson和Winter的研究更具有“渐进”的意味。
(一) 建立演化的认知基础: “有界性”或“程序性”
为了建立研究的微观基础, Nelson和Winter接受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观点, 认为人类根本无法预料行动的所有可能结果, 这个世界太复杂, 信息量过大, 人类的认知能力 (甚至大型计算机) 太有限。按照该观点, 人类实际能够做的就是选择简单的并且要求较低的决策类型, 采用所谓的“满意度”的行为。“满意度”行为即只要一个行为规则导致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行为主体就将坚持这个规则, 直至行为主体开始寻找其他出路。
这个方法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Cyert和March (1963) 在他们的《企业行为理论》一书中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的决策。Alchian (1950) 在他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 演化和经济理论》中研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分析。Nelson和Winter (1982) 遵循Alchian的观点, 将“有界性”视角应用于企业的行为分析。一般来说, Nelson和Winter往往将企业 (或组织) 看作是相当“保守” (抵制变化) 的 (Nelson和Winter, 1982) 。
企业假定遵守既定的规则 (或“日常活动”) 。日常活动决定行为 (与环境冲击联系在一起) , 这是遗传的, 也是可选择的。不过, 尽管Nelson和Winter强调了惯性, 日常规则仍然可能改变。根据Cyert和March (1963) 的观点, Nelson和Winter (1982) 试图引入一个规则的层次体系, 其中较高层次的规则控制较低层次的规则, 并采用了“搜寻”和“规则引导”、“规则变化过程”等术语 (Nelson和Winter, 1982) 。
(二) Nelson和Winter模型
尽管大多数企业满足于他们自己做事的方式, 一些企业还是无时不刻地寻找新的、更加有效的规则。寻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 并不能保证找到比原来更加有效的规则。相比之下, 只有发现更大的优势, 企业才可能应用新的规则。企业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寻找, 从退出 (创新) 中开发新规则或者应用已有的规则 (模仿) 。创新比模仿需求更强烈, 同时也更有价值。这两种方式下都存在搜寻成本, 其中最典型的是R&D费用, 成本随着搜寻难度的增加而增加。找到一个更好的规则取决于企业R&D的投入和其他的搜寻成本。
企业在搜寻过程中的投入取决于搜寻规则的特点、企业的能力、以及投资的意愿。企业的搜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 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假设这些投资来自于企业的留利。大企业能够比小企业投入更多的R&D资金, 因此能够找到更好的规则。大企业能够更容易地引入新的、更好的规则, 因为他们有较高的生产量 (新规则可以应用) 。因此, Nelson和Winter认为大企业更有优势。为了抵消这一趋势, 他们假设, 大企业 (更具市场力量) 具有更高的利润指标。最终大企业会“遏制”小企业的发展。Winter提出保持竞争的另一种方法是, 允许“外界”的企业进入。同时, Nelson和Winter的模型通过模拟动态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中用了很多关键的参数来反映不同国家、工业、企业和时期内的不同假设;并且, 列出了不同的模拟数列, 其中一个使用Solow (1957) 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能够很好地校准及重现历史数据。
Nelson和Winter为演化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Nelson和Winter运用“惯例”、“搜寻”、“演化环境”、“创新”等演化思想的概念, 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概念体系, 把经济的演化过程描述为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
第二, 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特别是企业内部知识的作用。Nelson和Winter分析了日常活动、技巧、“组织记忆”、隐性及显性知识, 这些是学术界公认的贡献;同时, 也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 Nelson和Winter对模型进行了改进, 通过主要的分析方法阐释了演化的核心机制:演化动态的核心是规则, 选择过程会提高群体的平均能力, 即使没有新的注入, 既定环境中行为主体的表现会同样优秀。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研究演化动态的模型, 例如, Iwai (1984) , Conlisk (1989) , Metcalfe (1994, 1998) 和Andersen (2001) 等。
第四, Nelson和Winter的研究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制度”的产业或部门之间的动态。在《技术制度变迁中的熊彼特式的竞争》一文中, Winter (1984) 提出了模型的一个新视角, 即解释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及“惯例”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的区别。将这两种区别模式化时, Winter允许新企业的进入 (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知识) 以及企业创新战略的 (小的, 适应性的) 转变。他提出, 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外部和内部技术 (或知识) 哪个起主要作用的差异。前者 (导致大量的加入者) 在“企业家精神”制度中起主要作用, 后者 (有利于产业集中和进入壁垒) “规则”制度起很大的作用。
(三) 其他演化模型
其他的演化模型以各种形式扩展考虑了创新的要素, 例如产品创新、需求、劳动力市场、某些生产部门、优质资本、金融部门、学习等。Saviotti (1996) 在Pasinetti (1981) 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 纳入了产品创新和需求。继Silverberg之后, Possas等 (2001) 提出了在模型中如何增加新投资。Dosi和Orsenigi (1988) 将“干中学”来补充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搜寻过程。Silverberg和Verspagen (1994) 提出的关于创新和学习的代表性研究是, 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允许企业改变他们的R&D战略。这表现为连续的“发展阶段”, 以不同的市场结构组合、R&D强度和增长为特征。Silverberg和Lehnert (1993, 1994) 强调了投资时机 (优质资本) 对演化模型的重要性。
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演化结果通常是不确定的, 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结果, 最后实现哪种结果 (被选择) 取决于具体的情况 (包括初始条件) 。特别是如Arthur (1994) 所说, 收益增加时, 初始条件中无论是R&D投资差异、干中学, 还是外部网络等因素, 均可以导致长期结果的差异。任何技术、企业开始时得到的初步优势, 收益增加时, 这些优势也随之而逐步增强, 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或逐出市场。即使技术、位置较佳的企业也有可能会发生失去竞争优势, 被逐出市场的结果。因此, 即使收益递增, 也无法确定市场力量“选择”方案在任何意义上是不是“最佳”的。
虽然Arthur用来证明其观点的一些实例被证实是有争议的, 但他的一个正确的观点是, 强调了收益增加时的多个平衡点、初始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重要性, 最优性观点一般不会在演化经济学中起作用。此外, 如Andersen (1994) 的观点, 只要不存在变化, 行为主体“将永远持续一个特定 (最优—次优) 的行为”。因此, 按照Andersen所说, 不需过多解释可能“锁定”的一个特定路径以及这种路径依赖过程如何变化。
(四) 演化模型的贡献
经济演化模型有什么贡献呢?虽然经济演化模型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 但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演化模型才开始出现。由Nelson和Winter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一个里程碑。在随后的几年中, 该领域的文献有了新的增长。但是, 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在美国主流经济学期刊上, 该领域的学者们还是认为, 他们的工作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因此, 结果就是演化模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尽管对主流的、核心的经济学家们来说 (尤其在美国) 并不受欢迎。但是, 这些经济演化模型文献帮助澄清了演化的几个问题。
第一, 明确了演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经济现象的“种群思想”。它有别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 旨在通过推断整个群体内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 来了解宏观现象。演化经济学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行为。可以说, 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经济现象可能会比参考所谓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 更好地帮助理解这种互动的进程。
第二, 有助于表明经济演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该领域内的一些研究表明, 多样性是演化模型增长的来源。但是, 选择降低了多样性。因此, 除非系统内有新的多样性注入, (内生) 增长将会消失, 系统将趋于静止状态。这在本质上是对“锁定”和“路径依赖”等备受争议的现象的解释。如果没有新变化, 或者选择变得“太强大”, 建立变化则“太弱”, 该系统将被锁定到特定的路径或状态。因此, 新变化即创新的建立对经济的演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 揭示了与新变化密切相关的问题, 即行为主体如何思考、学习和行动。Nelson和Winter最早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他们运用“过程合理性”和“行为满意度”, 从最初研究个人行为, 到研究整个企业的行为。企业的行为, 包括搜寻新的或改进的规则, 以及基于惯例的规则。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 企业行为的惯例理论实际上是为解释产业演化服务的。但是, 这些有目的的行为是否会因为内部成员的怀疑, 而存在对“规则打破者”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 新变化的一个重要资源可能被忽视。这将是今后演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四、结束语
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为主线, 对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理论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要的文献作了回顾。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之间既是相互竞争的关系, 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 我们可以看出, 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四个论点:第一, 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是经济更具活力的根本保障;第二, 演化过程具有国家性特点;第三, 规律性创新的作用, 即一个重要的创新打开了“机会”之窗, 并导致了创新集群的产生, 与之相关的是演化过程中学习的重要作用, 以及创新环境在诱导、改进和选择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第四, 行为主体在演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演化经济学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 但是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已表明, 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 动态演化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认可, 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要：过去的几十年, 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本文从技术竞争、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资本主义的演化三个方面回顾了熊彼特的演化思想, 并以此为基础分别对应用领域的演化研究、演化模型研究等方面的文献进行了总结和评述。
由“功能”到“演化” 篇11
欧洲生物学史上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就是：“生物学革命”为什么是由英国人发起的?德国与法国在18世纪、19世纪曾出现过相当多的伟大的生物学家，例如现代解剖学与古生物学之父邱维尔(1769年～1832年)是法国人，细胞学说创始人史莱登与史旺，以及建立“细胞源自细胞”观点的维周(1821年～1902年)都是德国人。其他如孟德尔、韦斯曼这两位19世纪遗传学大师，也都不是英国人。总之，19世纪欧洲大陆的生物学家对现代生物学的贡献，绝不亚于英国学者。那为什么现代生物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进化论，是由英国人建立的?而这两个英国人——达尔文与华莱士根本未受过正式的生物学训练。
笔者以为从德、英、法三国生物学在19世纪的不同发展以及生物学的特性谈起．才能了解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
法、德两国的功能生物学
先谈法国。法国是欧洲最晚接受达尔文理论的国家，因为邱维尔在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分类学方面的成就十分惊人，以致支配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法国生物学研究。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邱维尔，只是个反对进化论的“顽固学者”。殊不知他的反对立场并不是出自无知．实际上源自他本人的研究成果。在达尔文之前，法国持有生物演化观念的学者，如拉马克及其门徒，面对邱维尔的驳斥毫无招架之力。这当然影响了后来达尔文理论的输入。邱维尔为什么能够成功地阻挡进化论呢?这牵涉到他对生物学的基本看法。他认为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有机体是一个具有功能的整体，同时，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有维持这个有机体生存的功能。因此他的比较解剖学强调两点：①各类动物的基本构造的恒定性；②组成部分之间的整体性。从这一功能生物学的立场出发，得到物种不变、不可能有演化的结论是很自然的。因为有机体解剖构造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紧密的功能上的相关性，任何一个部分的改变都可能产生巨大的相关的变动。而对于整体的恒定性而言，这种巨大的变动通常又是致命的。邱维尔在古生物学上的成就，完全奠基于他在比较解剖学上的知识，从一些零碎的化石材料重建古生物的形象是他最拿手的技艺。说到这里。读者不免感到奇怪，我们通常认为化石是支持生物进化论的最好证据，为什么邱维尔作为一个古生物学大师，居然看不出这些材料的意义?理由倒也很简单，从功能生物学的观点来看，生命世界尽管表面上千奇百怪、无奇不有，但所有动物在基本的解剖构造上却相差不多。若发现已绝种的生物与现代的某些生物构造十分相似，并不是令人惊异的事。换句话说，主张过去与现在的生物之间有亲缘上的联系，与主张无论过去或现在，生物的形态均不出几种基本形式的范围，在解释效力上完全一样。何况邱维尔在世时，无论是拉马克还是其门徒，所主张的进化论都缺乏可信的演化机制。如拉马克的“用尽废退说”、“后天形质可以遗传说”、“环境刺激说”根本挡不住精通比较解剖学、并发展出一套生物学观的邱维尔的批评(“功能”由“结构”决定，故外界的刺激即使引起了“功能”的变动，也因“结构”的限制而无法完成。这是他反对“适应性演化”的理由)。因此进化论在邱维尔时代只是个笑话。虽然达尔文的进化论与拉马克的不同，但因同是进化论，故不免令人感到怀疑。再加上达尔文理论所暗示的生物学观与法国功能生物学传统上根本格格不入．所以法国成为欧洲最后一个接受进化论的国家，是一点儿都不奇怪的事。
再谈德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兴起自然哲学。这派哲学基本上反对幼稚的机械论，相信自然有一个合理的计划而发展的历程——由物质进展到生命的低等形式，再发展到高等生命形式，最后是人的出现。也就是说自然有一内在而独立的目的，我们所观察到的一切都是自然创造史上的产物。这套看法刺激了生物演化方面的讨论。只是所有这类讨论，与其说是生物学倒不如说是一种“形而上”的铺陈。故而不久便在生物学界引起了反对，大家专心致志的只是精细的观察记录，不再敢随意逾越“科学”的领域。后来德国生物学在19世纪最大的成就——细胞生物学、实验生物学的发展，吸引了大批生物学者的参与——大家都觉得从生物的基本单位下手，是一条解开生命之谜最有希望的途径。演化理论在德国的发展便停顿了。德国的细胞生物学．可以看成功能生物学的另一个发展方向。
英国的演化生物学
与德国和法国稍做比较，英国生物学的特色便显现出来了。19世纪英国的田野生物学十分发达，达尔文、华莱士、虎克都是田野生物学家。田野生物学处理的问题是：生物在时空中的分布，不同时空中生物彼此间的关系，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必须注意的是：①这些问题完全不能在实验室中进行研讨；②讨论这些问题不需要功能生物学(如细胞学、遗传学、解剖学)方面的训练。达尔文面对的问题其实只有两个：①不同时空中的生物为何相似?②同一时空中的生物为何相异?这是只有从田野经验中才能发现的问题。《物种起源》第一句话为：“我在‘猎犬’号出航期间，曾对南美洲的生物分布及现代生物与过去生物之间的联系，印象十分深刻。”华莱士在1855年发表的《论支配新种出现的定律》一文中，第一句话也是这么说的：“每一个注意到动植物地理分布现象的自然学者，必然会对这些现象感兴趣。”所谓的物种问题也只有在这一脉络中才有意义。
达尔文解决物种问题的方式，是承认时间在分析生物现象时所扮演的角色，物种的变化与分化(即物种的演化)是时间的产物。南美洲的古生物与现生生物间的相似性，加拉帕哥斯群岛上达尔文雀之间的相异性，都可以用演化的概念解释。这便是演化生物学与功能生物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功能生物学在本质上是“反历史”的，即根本不考虑时间的作用。这并不是说从事比较解剖学、细胞学的人头脑有问题，而是他们的研究对象——个体，以及研究目标——阐明任何生物体均为一切能自主的个体，排除了认真考虑时间作用的可能性。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个体分析与群体(如物种)分析，在策略上本来就不相同。生物学在达尔文革命之后的转变，从演化一词的意义由个体发展史变为种系发展史，即可看出其中的变化。演化生物学吸纳了功能生物学之后(如邱维尔一生的研究成绩现在被用来作为支持进化论的证据)，人类重建自然史的努力才真正名副其实。
演化发展 篇12
关键词：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寓军于民,军民结合
一、引言
随着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已进入全面转型时期。加快推进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是“十一五”期间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非常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国防科技工业“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通过体制机制、建设模式、科技发展、增长方式的全面转型，推动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以锻造一个崭新的国防科技工业，推进国防科技工业的整体跃升。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就从哪里开始，对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化过程进行客观分析，是对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结构的演化过程
伴随国际战略格局、国内安全环境、经济体制及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变化，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产业发展思路历经几次转换。根据发展思路的调整，可以将建国后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 以提高供给能力为中心的阶段（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末）。
这一阶段，就总体而言，国际国内形势严峻，薄弱的国防科技工业基础与庞大的军品需求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提高供给能力是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主要方面。这一阶段内，我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防科技工业也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下，对于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这种体制对集中有限资源，迅速建立和发展国防，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一体制存在种种弊端，加上国防科技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等多种因素，使国防科技工业的产业发展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非均衡状况。
就科研生产能力结构而言，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生产能力不足，而落后武器装备生产能力过剩。由于安全形势很不稳定，国防科技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中央决定集中力量，加快建设步伐，使武器装备生产数量迅猛增加，在国防科技工业快速扩张的过程中，低水平的武器装备过度膨胀，但高技术武器装备生产能力却严重不足。虽然“两弹一星”等一批重点项目，带动了国防科技工业科研生产能力的提升，但从总体上看，在现代武器装备高速更新换代情况下，我们的科研生产手段老化，工业水平滞后，基础设施不完善，使中国国防工业的科研生产能力与武器装备的高技术化趋势不相适应，武器装备总水平与国防发达国家存在严重的时代差。
就军民关系而言，“分”是这一阶段的主旋律。由于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很不稳定，较长时期处于战争或战备状态，军品需求庞大，所以国防科技工业部门和军工企业专注于军品生产，很长时期内军工封闭，自成体系。但军民关系也曾在“合”的方面做出过尝试，主要是军转民的尝试。图1反映了这一阶段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军民关系分分合合的变化历程。
我们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军民关系的分分合合，都是契合特定时期军事需求的起伏变化。当国家安全形势严峻，军事需求扩张时期，分的倾向得以强化;当国家安全形势缓和，军事需求收缩之际，国防科技工业部门及企业将一部份能力用于民品生产，合的倾向得以强化。但从总体来看，“分”是这一阶段军民关系的主旋律，“合”的尝试仅是军工需求的收缩之际，为了军工自保，扩大需求所作的被动调整。同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防企业单一由国有或国营企业构成，这种单质化既是其他所有制企业进入该领域的屏蔽，也是既有企业推出国防领域的樊篱，造成了国防资源的严重浪费，制约了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
就产业组织结构而言，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各行业处于割据状态，企业内部具有强烈的“自我完善”愿望，自成体系，自我配套，形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导致军工企业跨行业、跨地区的资源重组受到阻碍，资源重复配置。另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国防科技工业投资过于求全，出现分散化倾向，产业集中度低，难以产生规模效益。
2. 以需求导向、能力调整为中心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逐步趋于缓和，国内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求国防科技工业要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由于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国防费水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军品订货骤然减少，使许多军工企业陷入了亏损境地，需求不足的矛盾突出起来。为此国家主要采取了加大军民结合、调整军品科研生产能力等重大措施，以调整国防科技工业的产业发展路径。
在军品生产能力调整方面，为了压缩过剩能力，国防科技工业各部门按照积极、稳妥的方针，有步骤地分批进行能力调整。第一步，先把多余的军品科研、生产能力腾出来开发民品，投入到国民经济建设中去;第二步，缩短战线，突出重点，将军品科研、生产任务相对集中;第三步，按照军品骨干、军民结合和全部转民三类分类调整。由于配套政策措施不落实等因素，这一阶段的能力调整并未完全落实，但为下一阶段的继续调整奠定了基础。
在军民结合方面，坚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利用国防科技工业的力量和优势发展民用生产。国防科技工业开始实行战略转变，逐步敞开封闭的大门，军民分割的格局逐步打破，军民结合逐步走向深入。一方面，对于军品生产逐步放开一般能力，开始利用民口能力进行军工配套生产。在这期间，国务院先后颁布了《武器装备研制合同暂行办法》和《国防科研试制费拨款管理暂行办法》，等条例，使军方在一定条件下能自主选择军工或民用工业部门的供货商，为实行寓军于民奠定了初步基础。另一方面，许多军工企业投入民品市场，军工企业民品开发逐渐形成规模，推动了军工经济发展。但由于政府在各方面都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加之企业本身缺乏相应的经验，这一阶段的军民结合存在着许多不足。如军民结合产品总体技术水平低，高技术民品规模小、比重低;军转民产品缺乏创新、价格偏高，导致竞争力低;管理和组织存在着严重的计划经济思想，高度依赖政府，缺乏市场适应能力。
3. 以体制改革、能力提升为中心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系列现象，孕育着国防科技工业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一方面，90年代以来爆发的战争展示了现代高技术战争的特点，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武器装备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让人们感受到通过制度创新激活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缩小这种差距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原有国防科技工业制度的种种弊端日益凸显，制约着国防科技工业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防科技工业不断尝试制度创新，力求突破原有国防科技工业体制的约束。随着体制改革的进行，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产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效。
在军品能力水平和结构方面，武器装备供应走向高技术化、体系化，小核心、大协作的新型军品科研生产体系初步显现。“九五”末以来，为了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国家实施“高新工程”，加大了对国防科技工业的投入，研制生产的武器装备大多数是高新技术武器装备，武器装备向高技术转变。同时，国家启动了第三次军品科研生产能力调整，“十五”全面实施并基本完成。通过调整，淘汰了一批落后生产能力，强化了核心能力，放开了一般能力，能力结构、科研生产布局大幅度优化。
在军民结合方面，国防科技工业完成了由单一军品结构向军民品复合结构的战略性转变，军民结合体系基本形成。国防科技工业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大力发展军民结合产业。近年来，军工民品销售收入保持快速增长，经过多年的发展11个军工集团已发展成为军民结合产业集团，军民结合体系基本形成。同时军工民品开始走向高技术化、品牌化、规模化，形成了一批知名品牌，军工民品正在向突出军工特色、体现军民结合、走向高技术化转变。
三、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结构的现实不足
经过多个五年计划的调整和建设，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产业发展成效巨大，但与军事发达国家相比仍差距较大，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存在许多现实问题。
1. 军品能力、能力结构总体水平较低，有待进一步优化、提升。
能力水平方面，经过“十五”的建设，形成了一批先进的设计、试验和制造手段，但已建成的先进手段还只是点状、线状的，设计制造的信息化能力总体水平较低，生产新一代高技术武器装备所需的条件尚存在较多的空缺和不足，已有的条件不成体系;能力结构方面，虽然“十五”基本完成了第三次军品科研生产能力调整，但在能力结构上，保留能力仍旧过多，放开能力尚未真正放开，一些撤销能力不仅没有撤销，还有死灰复燃的趋势。
2. 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力度不足，有待大力改革。
一方面，军民结合产业化发展不足，产业规模小，供给能力和水平不足;另一方面，武器装备发展对民用技术、能力的利用仍然有限。虽然，国家先后颁布了《关于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防经济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指导意见》等文件，鼓励非公经济参与国防生产，但民口单位进入军品科研生产领域还存在投资、价格、税收、标准、信息不畅等困难和障碍，军工自我封闭的现象仍大量存在。这种状况，不仅造成资源重复浪费，也严重制约“小核心、大协作、寓军于民”新体系的形成，不利于国防科技工业发展。
3. 在产业组织结构方面，集中度低，行政垄断与不规范竞争仍存在。
龙头单位重复过多与配套单位过于分散，导致产业集中度低。如飞机总装厂，我国至少有5家。从配套单位看又存在分工过细、布点过多、专业化低的状况，资源配置效率低。行政垄断与不规范竞争并存。从市场结构看，一方面存在行业、集团之间的行政垄断;另一方面，以非规范的手段获得任务和投资的状况还存在，规范、科学、有序的竞争体系和相关制度，如招投标、价格等还不健全。
四、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结构的发展思路
可以看出，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结构仍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制约着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这些问题多是由于传统的发展模式、体制机制的惯性作用产生的，要想进一步发展，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同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已经站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快、军事斗争准备需求拓展的“多浪叠加”的浪潮中，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大势所趋下，必须用新的发展思路引导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发展，以锻造一个崭新的国防科技工业，推进国防科技工业的整体跃升。
1. 大力发展军工先进制造业，升级武器装备供给能力。
这是提高我国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增强国防实力的首要任务。根据我国军品科研生产能力的现实水平，新阶段需要实现两大重点突破。一是强化产业基础。要抓住新一代武器装备生产的能力漏洞和薄弱环节，重点强化产业通用基础设施建设;要用先进生产模式和生产手段改造传统生产线，建设一批精益、灵活的现代化生产线。二是数字军工建设。现代武器装备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信息化、一体化，而我国武器装备供给的信息化能力尚较为薄弱，在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应当以产品设计、试验、制造和管理信息化为重点，推进数字化、集成化、网络化建设，实现由机械军工向数字军工的升级。
2. 完善“小核心、大协作、寓军于民”新型军品科研生产能力体系。
举全国之力发展国防，使武器装备的发展立足于国民科技经济基础，是世界国防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美国等军事发达国家已大获成功，而我国的寓军于民受体制机制等因素的限制，力度不足，制约武器装备供给能力的发展。新的发展阶段，在进一步精化和改造核心能力的同时，更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利用民口能力，鼓励和引导更多符合条件的民口企业进入军品市场甚至核心能力层，并引导军品配套生产向专业化、产业化发展，提升产业规模效益。
3. 军民结合产业向结构高级化升级。
总结国防科技工业的产业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发展军民结合产业，是消减军品订货波动风险、壮大军工经济、保持军工能力的根本措施，我们要继续坚持大力发展军民结合产业。在新时期，随着军工能力的增强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军民结合产业发展有了更高的要求。实践充分表明，军工高技术向民用领域的扩散、转移和产业化，可以辐射引领和带动国民科技经济实力提升。我国的军民结合产业要从注重产品发展转向注重产业发展和产业链拓展，在壮大产业规模的同时，要注重向高技术化、高附加值方向转变，提高产业技术水平。要集中力量抓好大型飞机、民用卫星应用产业、大型核电站和重大核燃料项目、高技术船舶等一批重大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带动国家产业发展实现整体跃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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