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理论（精选9篇）
演化经济理论 篇1
2002年全球共有192个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国家和地区, 这192个国家和地区不仅人口规模存在着巨大差异, 其发达程度也各不相同。麦迪森 (2003) 综合世界各国历史和今天的表现, 将所有国家和地区分成A、B两组, 其中A组是增长较快的国家和地区, 包括了西欧、西方衍生区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和日本;而B组则是发展相对A组滞后的地区。两千年以前, A组与B组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相近的。到1820年, A组的平均收入水平大约达到其他地区的两倍。而到了1998年, 这一比例达到了7:1。如果比较最富有的西方衍生区和最贫困的非洲国家之间, 这一比例高达19:1。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些国家富有而另一些国家却相对贫穷呢?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 经济学家们就一直思考这个问题。
一、早期的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研究国家财富增长的源泉时指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同时, 他认为市场容量的大小决定着分工水平。而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悲观论者则认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 出生率增长的速度会高于死亡率下降的速度, 因而会造成人口的爆炸性增长。而生育是人的本能, 生育率不会下降, 因此人均收入的上升只是暂时的, 长期内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会收敛到其静态的均衡水平, 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更悲观的理论认为由于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和土地的边际报酬递减效应的存在, 报酬递减将最终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停止。
经济学的发展进入古典经济学阶段后, 涌现出很多关于增长的新观点。马歇尔强调了企业的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熊彼特则进一步指出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 而是由内部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实现“新组合”引起的, 这种新的组合意味着旧的生产方法因过时而被抛弃, 也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破坏”。
总体上, 早期的增长理论尽管对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但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 所以, 关于增长的证据十分零散, 不便于研究者进行总结。随着经济学中数学工具的应用趋向成熟, 对经济增长的研究逐步迈入现代阶段。
二、新古典现代增长理论
严格来讲,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开拓者是哈罗德和多马, 但由于其模型中的生产函数的假定是固定比例的生产函数, 使其结论中关于资本和劳动同时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很难实现, 只能是“刀刃上均衡”, 即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作用, 一旦经济偏离均衡状态将没有办法再自发回到均衡。尽管哈罗德-多马模型由于前提假设的局限性, 使得其结论和现实有一定的差距, 但哈罗德-多马模型标志着数理方法开始应用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 这是增长理论的第一次革命。
索洛 (Solow, 1956) 和斯旺 (Swan, 1956) 修正了要素不可替代这一假设, 各自独立地建立了生产要素可以相互替代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即索洛-斯旺模型, 也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于索洛模型的生产函数是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 使得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 长期的人均经济增长率为零, 总经济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 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依靠于外生的技术进步。在索洛模型中, 储蓄率也是外生的, 储蓄率的变化只会改变经济的稳态水平, 对增长率没有影响。针对索洛模型中储蓄率外生的问题, 卡斯 (Cass, 1956) 和库普曼斯 (Koopmans, 1956) 将拉姆齐 (Ramesy, 1928) 的研究引入到新古典增长模型, 将储蓄率内生化, 建立了著名的RCK模型。但和索洛模型一样, RCK模型的增长率仍然取决于外生的技术进步。
在内生增长理论诞生之前, 也有一些研究试图解决新古典模型中技术进步外生的缺陷。Arrow (1962) 认为, 技术进步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 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经验提高生产率, 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来提高生产率, 即非竞争的知识具有外部性。但在阿口增长率。Uzawa (1965) 通过构建包含人力资本的两部门增长模型, 内生化了技术进步, 认为, 只要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不递减的要素边际收益可以抵消物质生产部门递减的要素边际收益, 经济就能持续增长。但该模型中, 如果人口或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不大于零, 经济同样不可能持续增长。这两项研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技术进步内生化的问题。
三、内生增长理论
以1986年罗默的文章发表为标志, 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也进入了内生增长理论阶段。Romer (1986) 及Lucas (1998) 的研究都试图解决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问题。研究解决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问题, 但二者在研究的切入点上存在差异。罗默在Arrow的基础上, 从技术溢出的角度考察了内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罗默认为, 知识是追逐利润的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知识具有溢出效应, 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也就是说, 技术变革是知识积累的结果, 知识积累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并且知识投资具有自然的外部效应, 知识不可能完全专利化和保密, 知识可以无限增长, 从而经济就可以持续增长。卢卡斯建立的两部门资本模型强调了劳动者脱离生产、从学校正规或非正规的教育中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对产出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 他把人力资本区分为社会生产中的一般化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 使对人力资本的分析更加具体化。
继卢卡斯和罗默之后, 很多学者在他们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在早期的内生增长理论中,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引入技术进步理论。在增长的框架中加入R&D理论和不完全竞争因素始于罗默 (1987, 1990) 。阿吉翁 (Aghion, 1992) 和霍伊特 (Howitt1992)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 (Grossman&Helpman, 1991) 也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些模型沿袭熊彼特的思想, 认为技术进步来自有目的的R&D活动, 并通过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力获得报酬。如果思想没有出现耗尽趋势, 那么在长期, 经济就能保持正的增长率。然而, 增长率和创新活动的数量并不是帕累托最优, 因为存在新产品创新和生产方式等方面的扭曲。在这些框架中, 长期增长率依知识产权的保护, 以及国际贸易、金融市场和其他方面的管制。
尽管内生增长理论很好地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了, 它无法再预言条件收敛, 但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数据可以看出条件收敛是一条很强的经验规律。为了保持条件收敛的假说, 巴罗和萨拉-马丁 (Barro&Sala-i-Matin, 1997) 提出了技术扩散理论, 认为跟随者通过模仿来共享领先者的技术, 由于模仿比创新更廉价, 因此保留了条件收敛的假设。收敛是否存在是需要进行实证研究的, 在增长理论研究的早期, 由于数据缺乏, 很少进行经验研究。随着80年代Summers-Heston和Madison数据库的建立与完善, 同时受内生增长理论的启发, 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增长方面的经验研究。
四、经验研究
鲍莫尔 (Baumol, 1986) 收集整理16个工业化国家1870年至1978年的人均收入数据加以回归研究后认为:自1870年以来, 经济收敛现象在这些国家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是, 德隆 (De Long, 1988) 认为Baumol的选样有偏, 分析结果不能令人信服。真正将对收敛问题的经验研究推向高潮的是巴罗 (Barro, 1991) , 他采用跨国数据回归发现国家间的收敛是存在的, 但速度非常慢, 大约为每年2%。同时, 巴罗也说明了在美国的各州之间及日本的各县之间收敛是明显存在的。我国的学者也使用此框架分析中国的地区间的收敛问题, 沈坤荣、马俊 (2002) 认为, 中国存在着收敛俱乐部, 即东中西三大地区间差距呈发散趋势, 而地区内则呈现收敛性。
通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的考察, 理清了增长理论的研究演化过程。从早期的缺乏统一的研究框架到新古典模型将现实的增长问题模型化, 使得问题的讨论可以在一个标准框架下进行。而增长模型的变迁本质上是经济系统的各变量不断内生化的过程, 通过重要变量的内生化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观察到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
理论的发展必须经历实证的检验,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国家和地区之间是否收敛的问题。经验上对收敛是否存在尚有争论, 但正是这种争论推动着理论的不断进步。
摘要：鉴于经济增长对人类福祉的重要性, 对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化过程进行了梳理。从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入手, 引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题, 按照理论发展的时间脉络依次介绍了新古典的增长理论模型及内生增长理论, 并对各种理论进行了评析。在介绍理论脉络的基础上, 总结有关经济增长经验研究的成果, 重点考察了收敛问题的经验研究。
关键词：经济增长,新古典理论,内生增长,经验研究
参考文献
[1]Arrow, Kenneth J.1962,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9, 155-173.
[2]Barro, Robert J.1991, “Eco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407-443.
[3]Baumol, William J.1986, “Productivity Growth, Convergence and Welfare:What the Long-Run Data Sh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1072-1985.
[4]Lucas, R.E,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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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omer, Paul M.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7]Solow, Robert M.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 65-94.
[8]Swan, Trevor W.1956,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Economic Record, 32, 334-361.
[9]Uzawa, Hirofumi.1965, “Optimal Technical Change in an Aggregative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6, 18-31.
[10]沈坤荣, 马俊.中国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及其成因研究[J].经济研究, 2002, (1) .
演化经济理论 篇2
摘要 文化资源创意产业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创意经济的演化历程，这一历程在演化动力上，表现为需求增长、消费转型与技术革新；在演化路径上，遵循了系统深化、系统广化的规律；在演化趋势上，反映出产业系统集成的组织特征，关键词 创意经济 消费转型 技术革新 产业系统集成第四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于2009年11月29日圆满落幕。文博会上，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重点发展的影视制作、出版发行、演艺娱乐、数字内容和动漫等重点行业以大量的创新成果。突出展现了强劲而蓬勃的发展势头，反映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进入加快发展期的新面貌、新商机、新趋势，彰显出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文化创意产业是全球化背景下，以消费时代的精神文化娱乐需求为基础，以高科技技术手段为支撑，以网络等新传播方式为主导，以文化艺术与经济的全面结合为特征的跨国、跨行业、跨部门、跨领域重组或创建的新型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是全球化过程中制造业充分发展、服务业不断壮大及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结果，是继技术、管理和资本后又一新的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要素，被誉为“世界上最后一个产生经济奇迹的机会”。
本文拟运用系统理论与方法，综合产业经济学、新闻传播学、传媒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剖析创意经济的演化历程，探讨和揭示如何运用科学、合理和有效的举措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从而促进国家和区域经济增长。
一、创意经济的演化动力
从创意经济的演化历程看，推进创意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主要包括：需求增长、消费转型与技术革新。需求增长
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是推动创意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伴随着文化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精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通过催生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不断推动着创意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目前已进入文化消费的快速增长期，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旺盛，需求总量日益增大，需求质量不断提高，消费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征更加明显，热切呼唤更多高品位、高质量的优秀文化产品，期盼更加优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文化服务。
2008年，中国人均GDP为3266，8美元，突破3000美元大关。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加快，居民消费结构也将明显变化，其中物质消费比重逐渐减少，精神文化消费比重逐渐增加。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总量为6325.34亿元，人均文化消费478.72元，占收入比重5.65％，占总消费比重7.64％。据估算，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总量突破7000亿元。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文化消费并没有因为经济下滑而萎缩，反而因为文化产品消费“不消耗物质形态”的特有优势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
人们快速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为创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强大的动力，同时也对文化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无论是文化产品的内容还是形式，都要求以新的内涵来提升、新的形式来表现、新的手段来传播。
2，消费转型
长久以来，农耕经济和农耕文明潜移默化下的中国文化消费中，消费者呈现出顺从、保守和趋同的特点。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消费理念逐步发生变化，消费的自主选择意识增强，消费行为日趋个性化。美国学者戴维·刘易斯和达瑞恩，布里格在著作《新消费者理念》中指出，“旧消费者更可能成为追随者而非领导者，他们会较晚地接受一种新产品或服务，因为他们觉得追随市场主流购买比独自做出购买决定更令人轻松和放心。”而新消费者则更倾向主动尝试新产品和服务，他们会试着去发现。
文化消费向个性化趋势转型促进了创意经济的涌现。文化创意产业的产生和推广，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发展特征和人们的个性化消费需求。
首先，表现在消费品——节目内容的个性化。人们能够根据自身的兴趣偏好对节目内容进行自主选择、自由地发表意见且与传者进行信息交流，必然要求相关文化业态具有庞大的节目内容库，这一功能目前在手机电视、IPTV、网络电视、移动电视等新兴媒体中均已实现。
其次，表现在消费时机——时空的个性化。不仅能够自主选择节目内容，还能自由选择消费的时间地点，是人们对文化消费提出的新要求。从目前涌现的业态看，手机电视将电视移动化，网络电视将电视双向化、智能化，移动电视也在无限地填塞人们消费中的时间与空间缝隙。
再次，表现在消费手段——媒介形式的个性化。人们能够根据自身对媒体的熟悉程度和偏好选择媒介形式，无疑将大大增加人们对文化消费的兴趣。创意产业通常所具备的多媒体融合功能，即集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视频于一体，则在很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这一需求。技术革新
技术革新是推动创意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历史上，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明、摄影照相技术的出现、广播与电视的普及，都曾给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带来深刻变化。而现代传播科技如通讯卫星、激光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等的采用，更使文化产业获得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人2l世纪以来，数字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加快融合，新型创意业态不断涌现。
回顾近现代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发展，能够清晰地看出技术革新对文化产业的推动作用。通过梳理出版业、音像业、电视业、电影业、网络文化产业等发展过程中相关产品产生的时间脉络，结合熊彼特等人的技术长波论，尤芬、胡惠林(2007)指出文化产业产品发明、创新涌现的几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类文化产业逐渐发端；第二个和第三个高峰是20世纪50年代及70～80年代，文化产业各行业出现关键性的技术、产品突破与创新。他们认为：“文化产业发展长波周期受经济长波推动形成，从根本上来说，受科学技术的推动形成。也就是说，科技不仅推动经济波动起伏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文化产业的波动起伏发展。”
创意经济业态的培育和创新，主要依托技术革新，特别是先进适用性技术的普及。当前数字化技术创造了很多切合时代特征的新型创意业态，主要显现为一系列颇具竞争力的网络文化产品。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2.98亿人，普及率达到22.6％，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宽带网民规模达到2.7亿人，占网民总体的90.6％；手机上网网民规模达到11760万人，较上年增长133％。调查显示，2008年中国的网络新闻得到快速发展，网络新闻的使用率较上年提升近5个百分点，网络新闻用户达到23400万人。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舆论宣传阵地。
科学技术运用到文化生产的过程，是文化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科学技术不断创新的过程。技术革新不仅改变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而且带来文化产品形式的不断更新和丰富。毋庸置疑，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新型创意业态还将不断涌现。
二、创意经济的演化路径
“系统深化”与“系统广化”是系统经济学中“系统化”概念的延伸与推广，分别反映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及其关系转化的两个不同方面。所谓系统化，是指趋向形成经济系统的过程。具体地，系统深化指的是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不断加强的过程；而系统广化则是指系统和外界环境之间联系范围不断拓宽的过程。创意经济的演化历程在演化路径上，遵循系统深化与系统广化的内在规律。系统深化：产业链、价值链延伸
系统深化反映了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不断加强的过程。系统深化的自然结果就是专业化经营，专业化经营是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不断强化而形成的。创意产业系统在形成过程中相伴而生的产业链、价值链延伸现象，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关系的变动情况看，反映了系统深化的过程。
首先，创意产业系统在形成过程中产业链、价值链上节点的数量不断增加，反映了创意产业系统不断细化，经济主体不断丰富的过程。以广播电视业为例。分工结构和模块化结构促使广播电视产业价值链不断分化出制作、播出、广告、衍生服务等多个节点和环节，并且随着分工结构和模块化结构的发展，这些节点和环节产生进一步的派生和细化，从而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连续、复合价值链条。在这一价值链条上，新节点或新环节的产生往往意味着新行业(子系统)的产生或生产迂回程度的加强，也即“新的中间产品的出现，初始投入与最终产出之间的链条拉长”。产业链或价值链的延伸或拉长必然导致经济系统内部构成元素的复杂化，从而增进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来看，创意产业系统形成过程中产业链、价值链上节点的丰富和细化过程，也就对应了系统深化的过程。
其次，创意产业系统在形成过程中产业链、价值链上各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加耦，反映了创意产业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经济关系不断加强的过程。一般而言，经济元之间相互关系的加耦和解耦是系统深化的两个相反方向。简单地说，加耦表示元素之间关系的增强；解耦表示元素之间关系的减弱。对创意产业系统而言，形成的过程必然导致经济主体即参与系统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加强，这也正是系统深化的题中之义。系统广化：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扩张
与系统深化相对应，系统广化是指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范围不断拓宽的过程。从本质上说，系统广化促进了经济系统潜在关系的显化以及与经济系统具有联系的外部环境范围的不断扩大，从而能够进一步导致经济系统规模的扩大。在系统广化过程中。相关的经济元通过借用或整合外部资源，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资源位水平。在创意经济发展过程中，跨业型业态也即创意产业系统内部不同子系统或创意部门与其他部门开展合作竞争形成的新型业态，或称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扩张，反映了创意产业系统内部资源以及系统内部与外部资源的整合过程，也即系统广化过程。在该过程中，创意产业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联系范围不断拓宽，内部子系统或创意产业系统与其他行业系统的潜在经济关系不断显化，创意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参与其中的各经济主体通过价值链接、资源互补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双赢或多赢的目标。
三、创意经济的演化趋势
创意经济具有不同于工业经济特征的运行规则，由此衍生出企业间的新型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业系统集成性质。产业系统集成是信息时代产业结构的新本质，是继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产业集群后出现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创意经济的运行特征蕴含产业系统集成的特质
以系统观为视角，创意产业系统所具有的开放性、非线性、非平衡和涨落等自组织特征，将自然地导致“系统经济性”，即经济组织以经济系统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由系统经济性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称为“系统经济效应”。系统经济效应更加符合系统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公理要求，即广义代价趋于最小可能值(世界最经济原理)、社会福利水平趋于最大可能值(社会福利原理)以及持续发展水平不减(持续发展原理)。从效益的角度讲，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以非信息运行平台为主导的工业经济时代，单一经济主体或者通过大批量的专业化生产获得“规模经济性”效果。或者通过拓展产品经营范围实行多角化经营获得“范围经济性”的效果。而在信息网络化社会中，分属于不同经营领域的复数市场主体通过信息网络异业联手、协同合作，开发新产品，可以更迅速地满足不断变动的多方面消费需求，获得更大的经济效果。日本学者宫泽健一最先从企业组织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并把这种“复数主体通过网络联结产生的经济性”称为“联结经济性”，或称为“复合效应”。
不难看出，联结经济性是系统经济性的特例，是系统经济性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产业系统集成的实质就是在技术集成和业务集成基础上，由更多的信息、知识、技术、人才、资本等资源进行跨时空整合，从而产生巨大的系统经济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的过程。产业系统集成概述
“集成”一般可理解为聚集，还可理解为融合、综合、一体化，在更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个创造性的整合过程，其核心思想是系统化。严格来说，“集成”指在一定的集成环境和条件下，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集成单元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集成后所形成的有机整体并不是集成单元之间的简单叠加或堆积，而是按一定的集成方式和模式进行的构造和组合，其目的在于更大程度地提高集成体的整体功能，适应环境的要求，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系统经济效应和集成体的目标。
演化经济理论 篇3
关键词：高校学生工作理念,创新,演化经济理论
学生工作理念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学生工作实践智慧, 是学生工作者职业伦理和职业精神的有效提炼。学生工作理念作为基本的学生工作设计指导思想, 深层次地反映了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 从根本上规范着教、学、管的各种行为。[1]以此理念为指导, 当前高校学生工作既肩负着人才培养的重任, 又肩负着维护高校及社会稳定的重任, 其实质是教育、引导、规范、咨询、服务、维权、关爱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进程中, 在国内外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和纷繁变化的思想文化冲击下, 在高等教育逐步步入国际化轨道后的人才培养标准的转变下, 高校学生工作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的演化经济理论, 为高校学生工作理念的创新带来了新的思路和启示。
一、高校学生工作理念的现状
1. 高校辅导员职责不明朗, 陷入事务性工作。
辅导员、班主任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 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然而, 当前辅导员职责定位不明确, 评价缺乏科学性, 加上辅导员自身职业认同感差, 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感到信心不足。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 在校学生数量急剧增加, 学生工作者却没有相应的增加。实际中, 辅导员除了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外, 许多非本职工作都压到他们的肩上, 一些领导和教师甚至认为, 只要与学生有关的事, 都与辅导员有关, 许多辅导员的工作偏离教育本位, 往往是“两眼一睁, 忙到熄灯”, 整日疲于处理琐碎杂事。[2]他们中的大多数不能顾及学生深层次思想问题, 往往充当“高级保姆”、“消防队员”的角色, 承担看护式、救火式的工作, 很少有稳定的宏观思路和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思想。
2. 学生工作管理方式单一, 普遍以刚性管理为主。
长期以来, 高校学生工作普遍以刚性管理为主, 即以制度和规章为条件, 利用约束、监督、强制、惩罚等手段进行管理, 强调管理者和管理规章的权威性, 强调学生的绝对服从和遵守, 在实施过程中侧重于“管”、“查”、“控”等手段。管理者始终把学生看成是不断需要纠正错误的对象, 不断以监管者身份出现, 以同一个标准去要求学生, 以同一个眼光去看待学生, 也以同一的模式去处理出现的一个个问题。这种管理模式忽视了学生的尊严和情感, 忽视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造成了学生的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
3. 学生主体地位没有确立, 忽视学生的发展需求。
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上, 我国高校与学生之间形成一种主从关系, 学校是主动的教育者和管理者, 学生则是被动的教育者和管理者。这种封闭式教育管理模式虽能强化对学生的有序管理, 保证正常的教学、校园秩序, 造就统一规格的模式化人才, 但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忽视了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和作用, 使学生工作呈现为一种单向的、主体缺失的行为。[3]
4. 学生工作管理模式僵化。
当前, 高校学生工作是在职能专业化的基础上展开工作分工, 进而实现整体合作的。这基于职能设置的高校学生工作模式造成了基层工作重心的错位, 基层学生工作者容易陷入事务性工作, 无法站在超越的位置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也无法更好地实现自身发展。[4]并且, 基于职能设置的高校学生工作组织架构沿用政府机关的模式, 过多地参照“管理型机构”而不是依照“服务型机构”的要求来配相关资源, 学生难以在“以完成本职工作为本”的职能部门工作中得到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高质量、人性化的服务。
因此, 作为高等教育中重要环节的学生工作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这就要求高校学生工作者要转变观念, 积极探索并建立新机制, 从传统的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 树立新的工作理念, 解决新问题, 寻求新发展。
二、演化经济理论对高校学生工作理念的适用性与启示
演化经济学是一门借鉴生物进化的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学多领域的研究成果, 研究经济现象和行为演变规律的学科。[5]它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 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和发展。“演化”的涵义包括对长期和渐进的变化过程的关注, 在这个意义上, 一切自然科学在基本方面都是演化的。
“惯例”是一种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 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 它是信息的贮存器和过程转化的手段。经济的演化过程是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演化主要是两种机制推动的, 一个是创新机制, 通过系统的创新产生多样化;一个是选择机制, 即在这些多样化中进行系统筛选。
演化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西方经济学创新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 目前已受到经济学界日益广泛的重视。演化经济理论是否适用于高校学生工作呢?又能给当前学生工作带来哪些启示呢?我们可以作以下分析:
首先, 演化经济理论主要用来研究开放的经济系统, 高校学生工作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高校的学生工作也是一个长期和渐进变化的过程, 因此我们可以从演化的视角对高校学生工作进行理论分析。其次, 惯例不仅仅在企业中传输管理及工作技能, 在教育系统中也会出现惯例化行为的广泛影响。这样学生工作理念就是系统中的“惯例”。最后, 胡锦涛同志指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既要认真坚持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和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重要原则, 又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 不断在观念、内容、方法和体制机制等方面改进创新, 不断总结和创造新经验。”因此, 传承和创新是高校学生工作的两大特征, 而演化经济理论是创新机制和选择机制推动的。于是, 当高校学生工作在面临内部压力和外部环境变化时, 我们可以通过创新、调整“惯例”、选择可靠的“惯例”来保持高校学生工作的有效运转。
三、基于演化经济理论的高校学生工作理念创新思路
借鉴演化经济理论的相关内容, 笔者认为高校学生工作理念应做如下转变。
1. 明确辅导员工作职责, 理清学生工作思路。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辅导员工作不再是短期的、过渡性的岗位, 而是可以终身为之奋斗、实现职业理想和人生价值的职业。2006年, 陈至立同志在全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鼓励专职辅导员成为思想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职业生涯规划、学生事务管理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因此, 高校辅导员作为学生政治上的引导者、思想上的教育者、行政上的管理者和心理健康知识的传播者, 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养, 良好的敬业精神及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时高校要充分利用先进技术, 实现现代化管理, 这样可以使学生工作者从繁杂的日常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 用更多时间去研究理论和进行实践, 提高学生工作效率。
2. 减少刚性管理, 注重柔性管理。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这为我们指出一条新路径:高校学生工作应当将过去的刚性管理向柔性管理转变, 实现刚柔相济、以柔为主的管理模式。第一, 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 培养他们的主人翁意识、社会责任感及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追求。第二, 主动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情感, 让学生深刻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关怀, 教会学生做人、做事、做学问。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成功与挫折, 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竞争和压力。
3. 以学生为本, 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高校是培养新世纪人才、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倡导社会文明新风的重要基地,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 而坚持“以学生为本”的高校学生工作理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以学生为本, 就是要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尊重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规律,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让他们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成长。
4. 转变角色, 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
在新形势下, 高校学生工作的职能要突出指导与服务, 学生工作者从管理者身份向服务者身份转变, 重视大学生的内在需要, 根据学生特点为学生提供成长成才的环境, 在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高质量、人性化的服务中进行教育和管理。建立党团领导下的学习指导、生活指导、心理指导、就业指导等为主的指导职能体系, 解决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疑难, 更好地适应环境, 保持身心健康。在服务过程中, 尤其要注意对“三困”学生的指导。
总之, 高校学生工作是高校工作的关键环节, 但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中做好学生工作的转型, 是值得所有教育者思索的问题。演化经济理论为我们分析高校学生工作如何获得满意的收益提供了理论支持, 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学生工作理念的创新铺平了道路。
参考文献
[1]郭立田.高校学生工作理念传承与创新[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综合版) , 2006, 6, (3) :11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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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德平.基于流程再造的高校学生工作模式创新[J].思想理论教育, 2009, (9) :82-87.
演化经济理论 篇4
科学哲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发展演化的影响
哲学与经济学在古代、近代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哲学对经济学的思想演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启迪、调节和引导作用.在近代,许多哲学家如穆勒同时又是经济学家,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进入本世纪后,随着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和经济学从新古典向新古典综合及现代的发展,科学哲学以自己在方法论原则和科学理论评价标准上的独特的优势,对经济学的思想创新、基本假设、基本原理的形成,理论体系的检验评价等问题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卓有成效地推进了西方经济学基础和思想概念的现代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与经济学联盟的优良传统并没有因为现代哲学与经济学的高度分化而弱化,而是在精神实质、思想背景、互动机制上达到更高境界和现代意义上更深层次的统一.
作 者：杨建飞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刊 名：哲学动态 PKU CSSCI英文刊名：PHILOSOPHICAL TRENDS 年，卷(期)：2002 “”(1) 分类号：N03 关键词：
演化经济理论 篇5
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对未来技术发展趋势的概念化,加上媒体、学术界等积极传播和研究,“第三次工业革命”问题近年来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然而,恰当运用理论工具对该问题进行系统、严谨分析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黄群慧,2015),即便是2015年以来,广受关注的制造业研究领域,无论是Jewkes(1960)等分析经济学家对其缺乏研究热情的本质原因,还是中国当前众多经济问题亟待深入研究而无暇顾及的现实困难,都无法阻止以智能化、数字化、信息技术为代表“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工业模式的所产生的巨大变革。这场变革以个性化制造和快速市场反应为特征,对现有大规模生产和柔性制造模式进行颠覆性的改造。这必然对现有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也同时对企业的内部管理、流程设置、技术研发等提出新的要求。上世纪80年代,同样是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以计算机设计和其他先进技术给制造业带来一场“剧变”为主题,提出标准化将被取而代之的观点,给标准化界带来一次不小的震动。中国学者李春田和童时中1991年同期发表论文提出观点,认为新的技术变革对标准化工作带来也是变革和创新,并指出新的变革关键是“模块化”,作为标准化的高级形态——模块化,既能够实现多元化需求下产品的多样化,又能够在产品模块化、管理模块化和设计模块化下实现低成本的大规模生产。事实上,《第三次浪潮》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在观点上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上有很多相同点(陈弘,2013),而历史上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会对全球产业的竞争格局带来深远的影响,通用化、系列化和组合化支持的大规模生产成就了美国工业强国的地位,而组合化和模块化支持的柔性制造实现了日本制造业的赶超。对于当前面临急需实现“制造业强国”战略的中国而言,未雨绸缪地提出中国标准化范式调整战略的方向,做好前瞻性的理论储备和战略政策部署,确保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历史重大任务的顺利完成。
2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经济特征
2.1 三次工业革命的划分
学术界对“三次工业革命”的界定一直存在差异。以Kitney为代表的生物学家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系统生物学与合成生物学耦合为核心;杰里米·里夫金(2011)为代表的未来学家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基于通信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系统的融合。由于学者们对于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关注点和视角不同,阶段划分自然存在差异。但不管差异如何,对于工业发展的阶段划分应当满足三方面的要求:一是划分需遵循相同标准,使其能够反映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二是以重大技术变革为基础,这种变革必须有广泛的应用;三是对现有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产生深远影响。基于以上要求,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赞成黄群慧(2015)以主导性制造系统的技术经济特征为标准划分的三次工业革命的观点:第一次工业革命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以后,蒸汽机的改良和大规模应用而形成的机械化生产方式;第二次工业革命是20 世纪早期出现的以“福特制”为代表的流水线大规模生产方式;而当前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由于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和工业机器人等基础技术的成熟和成本下降,出现的以数字制造和智能制造为代表的现代制造技术对既有制造范式的改造,以及基于现代制造技术的新型制造范式,其核心特征是制造的数字化、智能化和个性化。
2.2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经济特征
“第三次工业革命”源于新兴制造技术和制造工具的突破。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生产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规模生产一致,“第三次工业革命”也由于新的基础制造技术和系统的应用而呈现出新的技术经济特征。首先,“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个“多维、立体”的生产制造技术体系的概念(黄群慧、贺俊,2013)。以新一代通信技术、新材料、数据处理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为基础,以智能制造、数字制造、柔性制造为工具,构成大规模生产系统、定制系统和柔性制造系统等一系列立体生产生态系统。其次,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涉及技术庞杂,覆盖制造业众多领域,其技术成熟度和产业化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如:3D打印在新材料和激光等技术的进步下,实现由传统日用消费品等简单产品向医疗、军工、汽车、航空等复杂产品的应用转变。再次,模块化设计可实现生产系统的短期重构,解决了以往大规模定制系统无法满足产品多样性以及与成本之间的矛盾。虽然当前仍处于概念设计和研究开发阶段,但对现实在人力资本、管理理念、营销模式和企业发展方面提出必要的战略性要求。最后,“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企业的管理机制和组织结构提出新的要求。历次工业发展阶段表明,不同阶段的更替都会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需求结构和组织模式,进而对企业的现有机制、制度和管理模式形成颠覆性的影响,以微观企业的改变,进而推动中观产业和宏观经济竞争环境的变革。因此,新制造范式的变革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一次变革,更是与科学技术相匹配、相适应的企业管理模式的变革,这种变革是一系列的,也将决定先进技术在生产企业的应用深度和广度,进而决定这些先进技术能否形成一个国家的产业核心竞争力。
3 演化经济理论下标准化范式演变
本部分将讨论制造范式演变过程中如何促进标准化范式的演变,并进一步探讨多维制造范式下,标准化范式是否存在向多维演化的可能。因此,讨论将涉及企业技术变革和标准化选择的多样性问题,我们选择一个专门关注企业变革范式源头的理论——演化经济理论来分析解释。
3.1 基于演化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理论的起源虽然可以追溯到Marshall(1920)和Schumpeter(1934)的文章,但直到Nelson and Winter(1982)的《经济变革的演化理论》一书出版后才成为经济理论的一个分支。演化经济理论学派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风险中性、理性经济人和经济最大化行为,认为这是一种经济过程的特殊情况(Schumpeter,1934,1942)。相对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典型性”观点,演化经济理论认为不同层次(基本技能、工作团体、企业甚至产业)的相互联系的演化过程(Nooteboom,2009)。任何一个企业的变化或者整个产业的变化都可以用“变异机制”、“选择机制”和“保留机制”的原理来分析解释(Aldrich and Ruef,2006;Nooteboom,2009)。结合本文研究需求,这里仅对“变异机制”、“选择机制”和“保留机制”的分析框架进行阐述,其余不再赘述。
依据演化经济理论的观点,企业变革的动力来自于对现实经济表现的不满,以及适应外部环境的需求(Winter,1975;Witt,1996)。因此,所有与已有生产服务实践或问题解决办法不同的情况,都可以视为变异(Nelson and Winter,1982)。这里的企业是指基于经验和知识的学习型组织(Winter,1988)。由于变异机制是企业依据自身资源和外部环境应激反应,因而演化过程中呈现多样性特征。因而需要通过选择机制来减少多样性,但由于环境的动态变化(Richerson,2005)、持续的细化变异(Kimura,1983)和选择比例(Srholec and Verspagen,2008),使得选择后多样性仍然存在。积极的变异(如技能、管理模式、惯例等)被选择机制选出后,将通过保留机制进行继承(Aldrich and Ruef,2006)。保留机制展现的是演化过程的稳态。可以视为积极的变异和选择创造的多样性会被企业所保留,并在随后的经营中反复(复制)进行。这也是演化经济理论所提倡的动态均衡观。
3.2 制造范式与标准化范式的协同演变
三次工业革命都是源自制造技术的变革,技术变革也是产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保证。但仅仅依靠研发人员的技术突破和发明是无法实现的。要使得技术变革,包括产品创新和流程再造能够产生显著、积极的经济效应,还必须通过标准化来实现形成生产力,走向市场,使得变革的技术得以有效扩散(Blind,2001)。表1归纳总结了历次工业革命,制造范式与标准化范式的演变过程。
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分析框架回顾历次工业革命中制造范式与标准化范式的演变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工业革命下的制造范式演化其实是变异机制后选择机制的结果。以第二次工业革命为例,流水线实现大批量生产,正是由于企业不满于生产力无法满足需求窘境,以及小批量生产成本过高的问题而促发的变异机制。但是流水线的出现并不是变异机制下完成的,而是在选择机制下完成,当积极的变异和选择结果——流水线需要通过保留机制继承下去时,标准化范式成为保留机制的工具并实现流水线的反复(复制)——传播与扩散(如图1所示)。
依据演化理论,社会经济演化存在着拉马克式(Lamarckian)进化要素,即“获得性状遗传”,强调的是持续发展,通过保留机制下的复制体将优良特质传给下一代。结合变异机制的内容,我们可以推断出,保留机制所复制的特质将成为下一阶段变异的基础。标准化范式的演化也影响制造范式演化。这一观点可以从精益制造、柔性制造得以佐证(如图2所示)。
综上,通过演化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我们发现,由于企业不满于经济效益和应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问题,促发变异机制,并通过选择机制实现制造范式的演化。出于选择机制下制造范式的优良特质复制需求,保留机制实现了标准化范式演化,由此得出制造业范式促进标准化范式演化的结论。与此同时,拉马克式(Lamarckian)进化要素的驱动下,由标准化范式所保留的优良特质影响了下一阶段的变异和选择,也即影响了下一阶段的制造范式的演化,由此可见,制造范式与标准化范式是协同演变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提的协同有别于同步,特指相互影响。
3.3 单维范式向多维范式演化
由表1可知,“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前的制造范式是以设计生产一体化产品为主要对象,追求低成本的规模效应。此时与之匹配的简化、统一化、通用化、系列化和组合化是基于单一无功能零配件,以专业化、高效率、低成本为目标而实施的标准化单维范式。这里的单维范式是指生产企业追求低成本、高效率的规模经济效应而共同采用同质或近乎同质的技术方案,即技术标准。根据演化经济理论,企业之间的差异应该体现在基于不同企业文化、组织结构、治理架构等方面的管理标准。本文研究的制造业技术经济特征下的标准化范式,因而并不对管理标准进行研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本文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下的技术标准化也应该是契合于融合了基础通用技术,智能制造、数字制造、柔性制造等复杂生产系统的多维范式。其依据来源于两个方面:(1)“第三次工业革命”下制造范式是个“多维、立体”的生产制造技术体系,涉及技术庞杂,覆盖的制造业众多领域,以智能制造、数字制造、柔性制造为工具形成产品多样性,其技术成熟度和产业化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多维、立体”的生产制造技术体系中各个子体系的标准化范式在主体、对象和内容上必然存在较大差异,且各个子体系中的标准化活动是伴随着产品从设计、生产、销售、维护等协同进行的(如带有监测身体健康状况的手表),任何一个子系统(模块)出现问题必然会影响整个生产体系或产品的效率;(2)“第三次工业革命”下产品的更新换代的速度将大大加快,新技术标准对旧技术标准的转换也会随之加快。由于转换成本、产品寿命和规避风险,新旧标准必然会同时存在于市场。根据演化理论,新标准与旧标准之间的范式必然存在差异。由此,本文将标准化多维范式的定义为:不同标准化主体、对象和内容的两个或以上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子系统并行进行的标准化活动范式。需要厘清的是,这里涉及单维范式与多维范式的讨论,仅仅限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到完整产品产出的制造过程,并不涉及流程、反馈、组织等管理环节。
4 第三次工业革命影响下标准化范式调整
前文讨论的制造范式与标准化范式协同演化问题,是基于市场机制下产业层面的范式演化。下面将要讨论的是基于企业微观层面的标准化范式调整。结合上一章内容,第三次工业革命下制造范式的演化给标准化范式带来两个维度的影响:一是结构维度,即多维制造范式下微观生产单元(企业)内部和生产单元(企业)之间的标准化范式如何调整;二是内容维度,即技术变革对标准化范式调整的影响,以及调整后标准化范式对进一步变革的影响。
4.1 制造技术变革驱动下标准化范式调整
学者们一致认为,技术变革形成的多样性最终会收敛到同一技术上,形成垄断技术,就是技术标准的形成过程。这也是前文所提的标准化单维范式。但是最终决定技术标准的垄断技术是如何选择和出现的,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同的观点(Katz,1980;Farrell,1986;Cowan,1994)。这也符合演化经济理论选择机制下多样性仍然存在的观点。客观上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主观上的企业、产业乃至国家战略都有可能对技术的选择和标准的形成产生影响。
标准对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能够很好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然而,现实中技术变革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会对标准效率产生影响,最优标准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也极易形成次优技术标准“锁定”和技术标准“路径依赖”问题(David,1985)。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引发的技术变革会是颠覆性,这对于现有产业格局、产品结构、生产体系等制造范式带来冲击。新制造范式下高新技术更新频率会加快,并伴随极高的不确定性风险。依据演化经济理论,企业出于规避风险的本能,往往会选择比较稳妥且成熟的技术,放弃最优方案,进而形成次优技术标准“锁定”局面。加上标准的“路径依赖”效应,必然对后续的变革产生消极影响,损害社会福利。
次优标准“锁定”以及“路径依赖”效应显然会影响企业进一步的技术变革,进而影响整个产业制造和标准范式的演化。从长远来看,这种基于市场机制选择的范式是不利于企业和产业的持续发展。与产业范式自然演化不同,微观企业标准化范式是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主动调整:(1)加速标准更新频率。依据标准螺旋上升机制,标准应该是通过不断需求识别、制定、发布、实施、监控和复审等环节完成标准的升级或更替(王季云,2009)。对企业而言,次优技术标准“锁定”是一种本能选择,即便是标准委员会也无法杜绝这一问题。而依靠较高标准更新频率,可以在单位时间内有效地缩短锁定的次优标准与最优标准的差距,缓解次优方案对进一步变革的不利影响。从另一角度来说,更快的标准更新频率,也能够有效地应对新制造范式下更快的技术、产品、工艺的更新,促进新产品、新工艺的迅速扩散。(2)强化标准的纵向兼容性①和标准体系的可扩充性。由于技术更替速度加快,市场存在着同时拥有多代产品、多代标准的可能。因此,新旧标准之间的纵向兼容性成了保障产品市场平稳过渡的关键。同时,强化标准体系的可扩充性来满足新制造范式下的产品功能多元化趋势。
总之,产业层面的制造范式与标准化范式演化之间存在着自然协同效应,滞后于技术变革的标准化活动需要与之高度匹配,否则会影响产业健康发展,失去竞争优势。而企业层面的本能反应往往是不利于这种匹配关系的形成。因此,标准化活动的主体——企业需要正确认识这一问题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主动调整标准化范式来应对,使其能够迅速且高度匹配新制造范式。
4.2 多维范式下的标准兼容性
从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引起的变化特征和美、德、日等工业强国的工业化与标准化演变趋势特征来看,未来制造业的发展显然是多要素、多产业、多维度、多模式融合的多维范式。“第三次工业革命”引起未来制造业演化趋势应当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更替;二是复杂生产系统下各个子系统融合问题。后者是促成多维标准化范式的源头,前者是技术竞争过程中新旧标准更替的规律性特征。我们在多维范式讨论中已经指出,各个子系统内容的标准化范式是异质的,而在不消除异质性的前提下融合子系统,关键是兼容。已有的研究认为,非兼容性会引起技术变革无效率的结果,新技术对旧技术的兼容将是新旧标准更替效率的关键(Farrell,1985)。在动态理性预期下,最初消费者存在不愿意承担转换成本和企业存在不愿意对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而造成次优技术标准锁定问题,而新技术对旧技术的兼容可以减少不良预期、消费和生产风险,提高社会福利。总之,兼容性是促进多维标准化范式形成、缓解次优技术锁定和提高标准效率的关键。这好像与技术标准源自垄断技术的初衷相矛盾。事实上,标准化与兼容性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兼容性仅仅是标准形成后的一种选择。标准是对于普遍使用技术的一种概括,而兼容则是存在于不同类别的技术之间,因此兼容是依赖于标准(接口标准)而存在的(Tassey,2000)。
由此,回顾前文内容,单维范式下似乎不存在标准兼容问题。依据演化理论,前一阶段保留机制下复制工作,使得后一阶段的变异遵循前一阶段的技术属性,这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这是假设不存在破坏性创新的特定变革环境内进行的。然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发的新制造范式是个颠覆性的变革,必然存在新旧技术的更替,兼容性成为调整的关键内容。而多维标准化范式下,复杂系统、复杂产品是由各个子系统和子产品融合而成,虽然各个子系统和子产品内部的标准化范式是异质性和多样化的,但在融合过程中接口标准的兼容性是必不可少的。
新制造范式下的产品功能逐渐多元化,纵向分工的制造范式将逐步转向以横向合作为主的制造范式。企业间的技术、产品(功能)融合需求逐渐加强。传统出于垄断技术强化竞争力目的的封闭式标准显然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变化,标准范式的调整将趋于满足企业间合作的横向兼容性。未来的制造业不仅仅在产品之间的竞争,产品内部的子产品(配件、功能、服务)的竞争也将越发激烈,除了子产品(配件、功能、服务)的质量竞争以外,与产品系统的兼容性优劣也将成为主要竞争内容。
4.3 关于综合标准化的讨论
一个延伸的讨论是综合标准化问题。事实上,标准化研究者们很早就已经关注并研究如何针对复杂系统进行标准化活动的问题。1933 年,苏联著名标准化学者A·K加斯切夫最先提出综合标准化思想:“在目标性与综合性原理的基础上开展标准化”,强调标准的相关性问题、大量成组标准协调一致的必要性问题(李春田,2011)。目前,学术界普通对综合标准化达成共识的定义是:综合标准化一项系统工程,是运用系统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以实现标准化对象系统整体最优为目的,以成领域、成体系制定和实施标准为手段的一种先进的标准化工作方式(李春田,2011;甘小斌,2012;付允等,2013)。虽然标准化学者对综合标准化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热情,在各个行业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如: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区建设(马晓蕾,2014),电子对抗装备的综合标准化问题(郑继明等,2006),国家科技平台综合标准化建设(周琼琼,2014),智能电网调度控制系统(李强、刘涛等,2015)等,但都没有提出一套系统具有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如综合标准化的目标是管理效率的提高还是经济效益的提高?是短期效益的提高?还是基于长期考虑,放弃短期收益?毕竟第三次工业革命下,产品的更新换代的速度将大大加快,新技术标准对旧技术标准的转换必然会带来一定的成本,如果只注重第一代技术标准下的效率问题,而忽视破坏性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连续性,就会丧失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意识。
5 结语
为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与挑战,我国国务院2015年5月19日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颁布至今得到了学术界和管理部门的广大关注,将其视为未来10~20年内长期指导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纲领。然而,在肯定《中国制造2025》重大意义的同时,其整体规划仍然局限于传统的比较优势、产业结构和共性制度等思维范式上(黄群慧,2015),中国要想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冲击下突破长期制约成为工业强国的根本性约束,仍然需要在核心能力上的深入挖掘。从美、日、德等传统制造业强国的发展及核心能力形成历程来看,标准化成为其历程中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甚至可以等同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煤、石油、天然气、矿藏等战略性资源。因此,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来临之初,在《中国制造2025》实施伊始,战略性的调整标准化范式从单维向多维转变,以经济效益为目的,有效地实现标准化范式与制造范式相匹配,进而促进制造范式的加速升级调整,是促进我国能否在未来10~20年间成功跨入世界制造业强国之列的历史关键任务。其调整策略可参考以下三点建议:
一是充分利用标准联盟,强化协商一致的作用。企业间的分工合作将从纵向分工逐步转向横向融合,标准联盟也将从同质或纵向联盟逐步向异质或横向联盟转变。与纵向型联盟通过价格、核心技术等实现协商一致的机制不同,异质或横向联盟将更多倾向于相互兼容。
二是强化反馈机制,提高标准更新速率。一方面可以缓解次优技术标准锁定所带来的福利的损失,另一方面也满足产品周期缩短和技术更新速率加快的需求。
三是提高标准兼容性,降低接入/转换成本。产品更新换代形成的置换成本极易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窘境。而较高的标准兼容性能够有效降低接入/转换成本,甚至无成本,促进新产品迅速进入市场,维持企业或产业的竞争优势。
四是重视标准体系的系统性,保持系统标准体系表的可扩充性。多维范式下,在保证各个子系统功能效率得以体现的前提下,要求整体系统的功能效率最大化,这必然对标准体系的系统性提出极高的要求。同时,系统标准体系表的可扩充性又极大满足企业或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摘要：以数字化、智能化和个性化为制造核心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引起了全球制造业范式的调整。随着这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制造范式变化,传统的标准化范式可能需要变革。本文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分析发现,制造范式与标准化范式存在协同演化关系,并结合“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特征,认为标准化同质性的单维范式正向异质性的多维范式演变。结合标准化经济影响效应,本文认为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制造范式下,标准兼容性问题是标准化范式调整的关键,是缓解关注技术变革下的“次优标准锁定”问题和提高多维范式下标准效率的核心因素。
演化经济理论 篇6
1 两个关键词:风险与不确定性
经济学中, 风险与不确定性各自有严格而清晰的概念界定, 是相互区别和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风险是指决策者面临的这样一种状态:能够事先知道事件最终呈现的可能状态, 并且可以根据经验知识或历史数据比较准确地预知可能状态出现的可能性的大小, 即知道整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分布。随着技术先进性的提高和条件的改善, 对风险的驾驭和对风险预测的准确性越来越高, 比较容易控制。
相比之下, 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是指经济行为者在事先不能准确地知道自己的某种决策的结果, 或者说, 只要经济行为者的一种决策的可能结果不止一种, 就会产生不确定性。在经济学中不确定性是指对于未来的收益和损失等经济状况的分布范围和状态不能确知。“当今世界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已成共识, “不确定性”已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
对企业而言, 不确定性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有大有小。小而言之, 可能影响一次营销活动的成败;从大的方面看, 则可能使企业遭受灭顶之灾, 破产倒闭。由于不确定性, 一些企业或者不敢放手去做比较长期的规划和投入, 或者毫无理性、不顾后果地孤注一掷。
总体上, 对不确定性的畏惧是人的普遍心态, 美国投资奇才索罗斯就曾言:“我什么都不怕, 只怕不确定性。”当然, 不确定性的影响并不总是负面的, 它本身是一柄“双刃剑”。正是由于不确定性、模糊性和混沌性, 才使得后来居上、脱颖而出成为可能;才使一些企业, 特别是中小型企业, 有望实现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演化经济学对此的研究, 投入了高度的关注, 对不确定的研究, 更是演化经济学的焦点之一。
2 市场语境:企业创新机制与不确定性的共生关系
2.1 不确定性的来源与分类
本质上, 不确定性源自社会系统本身固有的、内在的层次性、开放性、动态性、相关性、临界性、自组织性和自强化性。根据不确定性的特点, 一般可把不确定性分为四类:
(1) 客观不确定性
客观不确定性是指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在自然界, 在生产生活中, 在经济管理领域, 客观不确定性大量存在, 十分普遍。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研究的对象, 就是这类客观不确定性。
从表面上看, 客观不确定性 (随机现象) 似乎是偶然的、随机的、杂乱无章的、不得而知的, 但实践表明, 如果同类的随机现象大量重复出现, 它的总体就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这种大量同类随机现象所呈现的规律性, 即为我们熟知的统计规律性。通常, 经历越是丰富、阅历越是深厚、见识越是宽广、经验越是老道, 对统计规律性的认知就越深刻, 在市场中越可能生存。
(2) 主观不确定性
对于同一个客体 (事物、事件等) , 不同的主体, 或同一主体在不同的时刻, 会得出不尽相同的判断, 有时甚至迥然有别, 其差异事先难以预见, 这种不确定性称为主观不确定性。主观不确定性的根源, 在于人的有限理性和认知模式的差异性。除了每个人遗传基因先天的、固有的差别外, 人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价值取向、文化特质、性格气质、生活习俗、决策偏好, 乃至对事物做判断时的心情和天气, 都是产生主观不确定性的诱因。特别是“心智模式”, 恰如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一书中所言, 是“隐藏在暗处的顽石”, 人们平素习而不察, 浑然不觉, 它却时时刻刻在发挥影响和作用。人们对事物的认识, 并不像全息照相一样保真, 而是见仁见智。
(3) 过程不确定性
顾名思义, 过程不确定性是在执行、推进的过程中发生的不确定性。即便主体和客体都是确定的, 即客观环境和任务是确定的、既定的、可预见和可控的, 主体的指令和决策也是清晰的、正确而坚定的, 但由于普遍存在的随机干扰、偶然事件、突发事变、信息时滞或不可抗力, 联结主体与客体、愿望与结果的过程, 仍然充满不确定性。这就要求决策者在制订方案时, 通过对环境的深入研判, 尽量减少执行过程中或有的“大概率”不确定性。
(4) 博弈不确定性
博弈不确定性是指在对局、博弈和互动中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博弈不确定性旨在提示:企业思考问题时不能一相情愿, 自说自话, 只考虑自身;还要充分考虑到竞争对手或利益相关者的动态, 以及他们对企业所作决策的对策, 要对竞争对手可能的反应提前考虑, “料敌于先”。在企业长期发展战略中, 不确定性重点关注的就是博弈不确定性。
由于人都是社会中的人, 企业都是行业、产业或市场中的企业, 大家彼此关联、相互制约。不管是自然人还是企业法人, 一个“新人”的入局, 或一个“老人”的出局, 都会显著地增加博弈不确定性。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合约不完全、力量非均衡、对策非典型、局势非常态, 且与合作、结盟等要求交织在一起的时候, 博弈不确定性的增长更会高度非线性。
从一定意义上讲, 前三种不确定性, 即客观不确定性、主观不确定性和过程不确定性, 与博弈不确定性相比, 都微不足道。因为, 这些不确定性差不多都是一次性的、单向的、静态的、单层次的、自身的、可控的、小概率的、信息充足的、部分可相互抵消的、有统计规律的, 化解不确定性的时间也是相对从容的;然而, 博弈不确定性涉及的却是:多次、双向 (甚至网状) 、动态、多层次、多方、多因素、不可控、非小概率、信息不足, 非但不能相互抵消, 而是互为因果且不断强化, 无统计规律可寻、无先前经验可借鉴, 化解不确定性常有时间压力、有时甚或很窘迫。
2.2 不确定性产生的外部原因
(1) 政府债务的不确定性
此次经济危机爆发前, 以最大债务国美国为首的“泡沫消费”, 理所当然的是政府债务的推手。危机来临之后, 经济形势更是雪上加霜;在全世界联手应对下, 形势也不是很明朗和乐观。为拯救金融业, 各国政府向金融机构注入的“流动性”达到天文数字。其结果是, 金融业虽然有了复苏迹象, 但政府部门却增加了巨额债务和赤字。因此, 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演化成财政危机, 出现了一些“国家破产”或“政府破产”现象, 如冰岛和希腊等。美、日等国的财政都陷入泥潭, 短期内难以自拔, 这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2) 失业问题的不确定性
根据传统经济理论, 随着经济的复苏, 失业人数或失业率应相应下降。然而, 这种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尚未出现, 有的国家失业问题还在恶化。而且, 失业是经济危机走向社会危机的关键推手和社会动荡的根源之一。经济危机一般包含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已基本过去, 第二、第三阶段何时结束, 尚需时日, 仍不确定。
(3) 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
要全面解决经济危机问题, 一方面, 应继续治理高度膨胀的虚拟经济;另一方面, 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 则是大力强化实体经济, 找准新的实体产业, 以确定新一轮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的正确方向。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这也是减少实体经济不确定性的关键前提。各国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 其投资方向也难千篇一律、高度同质化。因此, 在找准投资方向和产业上, 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4) 经济政策进退取舍的不确定性
2008年经济危机袭来之时, 各国都采取了刺激经济的政策。这些政策防止了经济跌入深渊, 并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复苏。而当前在刺激经济政策的取舍上, 又面临经济增长与通胀的矛盾。尤其是在新兴经济体中, 这个矛盾还相当尖锐。宏观目标上的各种矛盾表明, 在刺激经济政策的取舍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2.3 企业创新机制与不确定性共生相随
“创新之父”熊彼特认为, 创新是“创造性破坏”, 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这包括:引进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同时, 熊彼特运用创新理论来解释经济周期, 认为经济周期是由创新活动引起的原有均衡的破坏向新的均衡的过渡, 并不是社会灾难, 相反, 却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之一。
也就是说, 企业从诞生那一天起, 其在市场的生存, 其创新机制就时刻受到来自企业内外的不确定的考验。
从演化经济学来看, 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所面临的环境或政策结果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是无法排除的。如拉赫曼认为, “时间和无知不仅使经济过程成为必然, 而且它们也是这些过程的恰当的性质。”而且, 演化经济学的核心词汇是制度和制度变迁, 并且更加重视动态的制度变迁, 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相比, 演化经济学注重对“变化”的研究, 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 强调制度变迁。
就企业创新机制而言, 在其生命周期过程中, 创新机制的变迁就同不确定性在一起如影随形, 其创新机制的质量高低, 直接决定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生存与死亡。
3 市场定位与企业创新机制
3.1 市场定位的必要性
“方向不对, 努力白费”。若企业的创新活动, 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那么, 企业的任何创新活动都难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必然是被淘汰的结局。
市场定位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营销学家艾·里斯和杰克特劳特提出的, 其含义是指企业根据竞争者现有产品在市场上所处的位置, 针对顾客对该类产品某些特征或属性的重视程度, 为本企业产品塑造与众不同的, 给人印象鲜明的形象, 并将这种形象生动地传递给顾客, 从而使该产品在市场上确定适当的位置。市场定位是企业及产品确定在目标市场上所处的位置。
企业创新机制, 就是有关企业创新的各种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动态相互关系。企业创新活动是一个循环过程, 它从创新设想的产生到创新方案的形成, 再到创新结果的扩散, 最终市场效益的形成, 既有顺序又有交叉和相互作用。
从企业的创新机制上看, 面对一个不确定性世界和一个云谲波诡的市场, 同时未来不可预测性、系统复杂性和发展非均衡性的企业环境, 对行业本质的把握, 对企业现状的认识和发展前景的预测与掌控, 必然是企业创新机制的基础和平台, 这也是企业创新机制进行准确市场定位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3.2 市场定位的理论基础
(1) 功效定位
功效定位是从市场营销学中移植过来的概念, 并被多学科广泛应用。消费者购买产品主要是为了获得产品的使用价值, 希望产品具有所期望的功能、效果和效益, 因而以强调产品的功效为诉求是品牌定位的常见形式。很多产品具有多重功效, 世界品牌实验室 (brand.icxo.com) 认为定位时向顾客传达单一的功效还是多重功效并没有绝对的定论, 但由于消费者能记住的信息是有限的, 往往只对某一强烈诉求容易产生较深的印象, 因此, 向消费者承诺一个功效点的单一诉求更能突出品牌的个性, 获得成功的定位。如飘柔的承诺是“柔顺”, 海飞丝是“去头屑”, 潘婷是“健康亮泽”;舒肤佳强调“有效去除细菌”;沃尔沃汽车定位于“安全”, 等等。作为生产该产品的企业, 尤其是成名企业, 其在消费者的观念中是固定的, 这样, 对功效定位准确, 从企业诞生那一刻起, 创新活动就要贯穿始终, 作为企业发展脉络。
(2) 技术定位
从技术来源的角度看, 企业技术创新战略有三种。第一种是技术创新, 也就是企业主要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进行的研究开发, 实现创新成果的商品化;第二种是模仿创新, 指企业通过购买专有技术或专利许可证等引进技术;第三种是合作创新, 是以企业为主体, 企业、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政府之间相互合作, 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从而获得创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创新方式。对任何企业, 其资源是有限的, 也就决定其选择的技术都是有限的, 选择恰当的、适用的、有发展前景的技术对企业创新机制而言, 也是智慧。
3.3 创新定位
寻找新的尚未被占领但有潜在市场需求的位置, 填补市场上的空缺, 生产市场上没有的、具备某种特色的产品, 这是企业市场产品创新定位的要求。如日本索尼公司的索尼随身听等一批新产品填补了市场上迷你电子产品的空缺, 并进行不断的创新, 使得索尼公司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能迅速的发展, 一跃而成为世界级的跨国公司。采用这种定位方式时, 公司应明确创新定位所需的产品在技术上、经济上是否可行, 有无足够的市场容量, 能否为公司带来合理而持续的赢利。
4 基于演化经济学的企业创新机制构建
演化经济学认为企业是唯一的一种获取和结合各种知识并用于实践中的组织, 因此, 与演化的技术创新政策相关的微观政策, 主要集中在处于一个演化的技术轨道中企业的能力塑造问题上, 这包括对创造性破坏过程的适应与抵抗能力、学习能力、自身的创新能力等;而且, 强调经济变迁过程中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基于在演化经济学为指导的基础上, 企业创新机制必须是站在市场的前沿, 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 正确估计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 随着市场竞争形势的发展与变化而不断变革与创新, 而且是基于比较优势上的企业竞争实力的成长和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二者是企业创新机制的根本标准和根本目的。尤其对于中国这样面临着大规模制度变迁问题的国家, 更多的是制度和技术的创新、结构的变革与转换的问题, 进而发挥各种行为主体的创造力。
4.1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 完善企业创新机制
全球价值链理论根源于20世纪80年代国际商业研究者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价值链理论。其中, 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最为流行, 不过寇伽特的价值链理论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却更为重要。目前, 中国的市场格局是“国内市场竞争国际化, 国际市场竞争国内化”, 中国企业已经是全球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分工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国际化了。站在“中国本身就是全球”的角度考虑问题, 已经是企业的基本功;企业创新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企业自身, 必须从企业所处的价值链来考虑企业的创新问题。只有有利于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正确定位或攀升的创新, 才能证明创新是成功的。
4.2 创新网络的建立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 市场环境的变幻莫测, 商业机会的转瞬即逝。与此相对的却是企业创新日趋复杂, 创新所需的时间越来越短, 创新风险越来越高, 不确定性越来越多。在这种新形势下, 第一必须建立创新网络来应付新挑战。虽然, 创新网络的具体内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多样探索, 但是, 核心要素应该包含有与国内外同行业的领先企业的合作战略联盟, 发展国际创新网络, 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第二就是内部网络, 团结协作、群体奋斗的精神是企业取得辉煌业绩的重要保证, 建立内部知识、信息的交流网络, 对于增加企业内部的活力和动力也必不可少。
4.3 积极探索管理方式上的创新
企业应积极探索在职能架构、权重配置、流程控制、运行效能、系统组织等影响管理的效率和竞争能力, 制约企业发展的机制问题, 不断增强企业转型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应变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具体而言, 一是企业职能结构的优化, 基本原则就是“战略决定结构”, 通过分析企业及其管理组织实现战略目标所必须具备的职能来确定机构。二是管理体制的优化, 管理体制是以集权和分权为中心, 处理企业与纵向各层次 (包括子公司和分公司) 关系的责权利体系。根据现代管理的权变理论, 从企业的实际出发, 在不同层次确立不同的责任中心, 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 确定责权利三者之间的激励和制约关系, 把握决策权在不同层次的合理配置。三是业务流程的优化, 业务流程是企业管理制度的核心部分, 它把各个业务环节按照业务工作的程序联结起来, 形成业务运行的有机统一体。适应21世纪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网络化发展的方向, 通过业务流程再造而实现业务效率和业务品质的变革, 是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四是运行机制的优化, 企业的运行机制决定着企业的内功与后劲能否自存于外部的竞争环境。只有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有利于充分发挥各个环节和全体员工积极性、具有企业特点的动力和制约机制, 才能使企业协调高效地运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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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 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M].王秋海, 等, 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6:5-9.
演化经济理论 篇7
一、平台商业模式理论基础
(一) 平台本质阐释——市场演化进程
对于平台的解释, 只有回归到经济学范畴, 才能从科学角度形成更为客观的认识, 为深入研究平台组织及其商业模式演化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对市场的研究和分析构成了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基础, 以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则推进了关于市场组织形式和企业组织形式的讨论, 而平台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更表现为市场具化的过程, 是存在于现实和虚拟空间的交易场所, 它通过收取恰当的交易费用, 促进双边和多边的客户完成交易, 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从市场演化的逻辑出发, 能够进一步得到关于平台本质性认知, 在市场处于“自然”和“自发”组织状态时, 资源配置机制依靠的是“看不见的手”, 这时市场组织以“隐形市场”为存在方式。而平台出现, 使得市场本身具有了“人的经济意志”, 并具备了更为具体的组织结构特征, 这标志着市场发展进入到更为高级的阶段, 以“显性市场”为存在方式。
(二) 平台组织结构分析——组织理论的启发
结合组织理论, 可将平台组织结构分为三个不同层级:用户层、规则层和数据层。它们之间结构特征变化决定着组织内部变革, 从而影响其目标、效率、运行机制和生命周期等。各种在平台上产生的交易信息都能够在用户层进行积累;平台规则层通过平台组织技术性和管理性规则形成的管理机制和流程, 一方面维持组织正常功能运转, 另一方面搭建起用户层和数据层之间的桥梁, 协调层级间关系;数据层负责处理和解构源自参与层, 并经规则层规范后的标准化信息, 通过各类数据处理技术形成数据结构, 并按照组织目标组合为不同经济价值的大数据, 提升平台组织价值。
二、平台商业模式的演化分析
(一) 平台商业模式定义
在一般理论分析中, 影响平台组织商业模式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在平台组织发展不同阶段, 平台商业模式也会相应做出调整和变化。Armstrong和Hagel将对平台分类和其商业模式研究结合起来, 指出平台组织差异化程度, 会直接影响到平台商业模式。孟丁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基础, 以平台组织的竞争战略视角分析平台商业模式。
平台组织长期发展战略, 必须以现有组织结构为框架, 在运行过程中发挥商业模式创新优势, 构建起可持续发展的盈利能力, 这是平台组织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关键所在。通过回归平台的“市场属性”, 能更好地理解平台商业模式, 在任何一本经典经济学著作中, 都能准确找出关于“市场属性”的讨论, 其中要素、利益和规则恰好构成市场理论的研究基石。无论是处于哪一种阶段和类型的平台组织, 都会经历或正在经历着要素流交换、利益流交换和规则流交换这三大由低到高的阶段。这种将演化过程纳入到平台商业模式分析之中, 是本文的一种新的尝试。本文定义的平台商业模式是指:在市场具化过程中, 平台基于现代信息技术, 通过要素流、信息流与规则流促使平台各参与方完成交易并控制的全过程, 最终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平台商业模式演化, 关键是如何通过制度规则与现代科技, 实现对平台各利益相关者交易过程的控制。
(二) 平台商业模式的构建
根据平台商业模式定义, 一个完整平台商业模式结构包括以下四个部分:明确的价值主张, 多方的利益关联者, 控制交易的盈利方式和稳定的组织结构。
一是平台商业模式的价值主张——市场交易的联结。平台价值主张的内核, 无疑是作为商品的平台自身对匹配交易供求关系和提高交易效率的追求。因此, 平台组织设计和运营的目标, 最直接地体现为对整个平台组织的参与方、业务流程和数据信息的有效整合。简单而言, 平台价值主张, 就是平台组织要成为什么样的中介组织, 能够为平台各参与方提供什么样的市场。而平台的使用价值, 就是其作为市场具化的形态, 如何被设计和发挥市场功能的具体方式。所以平台的价值主张, 最终需要通过平台组织结构和规则体现出来。
二是平台商业模式的多元利益结构——各类利益相关者。传统商业模式理解, 都将目标组织视为单一供给方, 然后分析其产业链的上游合作伙伴和下游目标客户, 这显然无法解释平台组织的商业模式特征。因此, 本文将供给和需求方放在一个维度上分析, 通过平台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整合参与平台组织的各类主体, 具体可分为外部利益相关者和内部利益相关者两类。其中, 外部利益相关者一般为平台间接参与方, 包括监管方、相关合作伙伴等;内部利益相关者一般为平台的直接参与方, 包括平台运营方、供给方和需求方, 不同平台参与方之间利益诉求的差别构成了平台的利润来源。
三是平台商业模式的盈利结构——对交易过程的控制。围绕平台盈利结构对交易过程的解释可分为两部分:第一是和交易有关的内容。交易内容就是交易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种类, 对于平台各个参与方而言, 参与平台交易的直接动机就是实现各自价值, 这也是平台商业模式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对交易信息对称与不对称的充分利用, 交易内容满足平台相关利益者各种需求, 而需求偏好的显示则可通过与交易有关的行为、信息等因素体现出来, 这些信息又可以通过适当数据处理完成。因此, 可以推论出, 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满足最终必须通过平台组织的信息搜集、匹配和交易才能实现。在这一过程中, 平台盈利能力体现为对交易过程的控制能力。第二是交易规则, 既然平台的本质属性就是“市场”, 那么市场所遵循平等、自愿和公开等规则也适用平台组织。尽管在平台商业模式中, 平台组织根据发展战略和阶段会制定不同的交易策略和规则, 例如对平台某一方实施补贴或免费政策, 但是, 从整体上看, 任何成功的平台商业模式都必须遵循符合市场属性的基本交易原则。
四是平台商业模式的组织结构——层级式组织载体。层级式的结构能为平台的商业模式提供稳定组织载体, 由用户层产生原始信息, 在平台组织上完成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类交易活动行为, 并以信息形式进入到规则层;规则层作用是对原始信息按照各类规则进行规范, 经过匹配、调整和衍生等过程形成数据结构, 一方面直接对参与层进行反馈;另一方面将其输送到数据层进行解构, 最终以大数据的应用方式呈现出来, 进一步反馈回流到参与层, 并渗透和影响平台的各类主体, 实现对平台交易控制的进一步强化。对于一个成熟平台商业模式, 庞大而广泛的用户层, 包括双边或多边用户的需求, 是平台组织能够持续发展的动力;而运转良好的平台规则层, 在维持平台公信力同时, 更为平台组织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制度保证;负责数据与信息处理的数据层, 则为平台组织不断扩张建立关键流畅的信息交流渠道。因此, 无论平台商业模式如何演化, 都需要平台组织提供稳定的层级结构关系。
(三) 平台商业模式演化的理论解释
一是平台商业模式分类与演化。初始平台迫于激烈竞争演化出各类功能和形态, 并根据竞争压力的变化而调整, 以不同演化形式推进平台发展升级。平台商业模式演化重点就在于分析平台方盈利能力的实现、转变和升级过程, 其核心价值主张是从对要素流控制发展到对信息流控制, 进而发展到对规则流控制。因此, 平台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平台方的盈利能力发生改变, 最终带来平台商业模式演化。所以, 一个成功的平台商业模式必然是通过对要素流、信息流、规则流这三个不同层次的掌握和控制来实现其最终的盈利。平台商业模式可以具体分为要素流商业模式、信息流商业模式和规则流商业模式。当然, 一个成功的平台组织也许包含着这三种平台商业模式的不同组合形式, 但是其根本成功一定是以某一种基本的平台商业模式为出发点, 从而建立巨大竞争优势。
二是平台商业模式演化特征。平台商业模式的演化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 并一直与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组织制度的变革紧密结合。以要素流模式为主的传统的零售业态,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蓬勃发展起来, 在机器大生产的生产方式之下, 商品数量和种类的丰富, 促进了商业的分工水平, 新型商业中介组织不断涌现, 强化了消费者对消费和休闲的需求, 从而为超级市场和大型商业百货等平台的要素流商业模式出现奠定基础。自信息革命以来, 围绕计算机技术、互联网 (包括移动互联网) 技术的爆炸式创新, 新兴产业自出现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平台烙印。信息作为商品和服务的范围不断延伸扩展, 在逐渐取代传统要素流同时, 对传统平台组织及其商业模式进行着改造和升级, 以适应新科技革命要求。随着越来越多实体商业业态和电子商务深入结合, 带来了要素流和信息流两种不同商业模式之间竞争、合作和融合的演化过程。然而, 平台的信息流商业模式并不是演化终点, 信息流和要素流商业模式最终会演化为规则流商业模式。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的概念和技术的产业化进程加速, 获取信息的成本不断下降, 处理和应用信息成本却不断提高。在这一过程中, 大量信息聚集于单一平台之上, 会带来平台对信息的垄断, 进而形成平台对信息控制的“私权利”, 而平台规模不断扩大会使这种“私权利”上升为平台某种“公权力”。因此, 平台商业模式会在已经发展成熟的信息流模式上演化为规则流模式, 通过制定参与规则, 来协调平台上多边客户及利益相关者的经济行为。
(四) 平台商业模式演化过程
任何一个平台组织的发展, 都存在要素流、信息流、规则流之间的变化和选择。具体确定某一种类型, 只是观察是何种模式在平台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 对平台盈利的持续增长发挥决定性作用。在不同发展阶段, 平台商业模式会呈现不同结构特征。
一是初级阶段:平台要素流商业模式。平台的要素流商业模式既是一种最基本模式, 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模式, 更是自市场和平台产生时就有的模式。这种商业模式发展, 与商品本身包含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紧密相关, 同时也与市场供给双方的力量相关。也就是说这类平台商业模式发展, 往往会以价格战略和市场垄断为最终导向。在现实平台组织中, 大型连锁超市对小超市生存空间的挤压, 对供货方实行“进场费”策略, 甚至对消费者实行价格欺诈都是此类平台商业模式的一种极端体现。同时在互联网的电商领域也大量引入了要素流商业模式, 由京东挑起的与当当、以及苏宁之间“电商混战”都是平台要素流商业模式在互联网技术下一种变相和升级。
二是中级阶段:平台信息流商业模式。信息流商业模式是平台商业模式演化的中级阶段, 在这个阶段, 平台基本摆脱了以要素流为主导的模式, 开始在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基础上, 通过信息搜集、传递、获取和挖掘过程搭建平台组织。信息流商业模式一般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电商, 电商从本质上分析, 就是平台在信息流平台商业模式的一种成功应用。通过互联网技术, 实现供给需求信息在交易的多方, 包括买方、卖方、平台方、物流方的高效流通, 降低交易各个环节的交易成本, 最终促成交易的完成。在这种理想状态下, 平台方作为最有力的信息控制者, 通过大量的交易完成, 能够实现平台自身的盈利。
三是高级阶段:平台规则流商业模式。规则流商业模式是平台商业模式演化高级阶段。以规则流交换作为其平台基本盈利的一种模式, 这也是现阶段平台商业模式发展的最高阶段——平台公权力的派生, 平台通过巨大的商业利益汇聚了各种社会力量, 各种社会力量间的利益博弈派生出了新的规则, 最终平台的持续发展和运营就会衍生出公权力, 以脸书、推特为代表的社交平台的出现, 从表面上看, 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社交娱乐方式, 如果站在平台经济的高度看, 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社交规则, 国际上一系列的政治事件 (包括埃及、叙利亚的政治变革以及“棱镜门”事件) 都是源自于此类社交平台对社会交往规则和社会公权力的改变而最终出现的。以平台组织发展的阶段划分为依据, 要素流是平台商业模式的起点, 是最初级、最传统的形态。与要素流不同, 信息流商业模式不再围绕实体商品进行运营, 而是注重平台上信息价值的重要性, 充分意识到平台本身具有汇集多边客户信息的功能, 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扩大参与方规模, 不断激发和创造出新需求。提供有价值的、有限制的信息是此类商业模式的核心, 控制信息不对称获取收入是此类商业模式的盈利来源。规则流是当前较为典型的平台商业模式, 其价值主张既不是要素商品, 也不是信息服务, 而是提供一种市场权力或市场规则, 平台参与方按照平台“意志”进行交易。而规则流的生成方式直接影响平台参与方行为方式和决策判断, 而平台方则通过规则制定, 控制参与方的交易形成平台收益。
平台在市场具化过程中通过要素流、信息流与规则流促使平台各参与方完成交易, 实现最终盈利的全过程。这三种类型平台商业模式之间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 而是呈现“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互补、融合关系。未来平台商业模式的演化, 会形成以要素流商业模式为基础, 信息流商业模式为主导, 规则流商业模式为目标的发展和演化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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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红移理论与宇宙演化 篇8
光的折射同其他物质在力的作用下改变运动方向和速度类似, 是光和物质间的斥、引力相互作用使光的运动方向和速度发生改变。
1.1 光和透明体间的斥力作用
光和透明体间的斥力作用是一种“动斥力” (由运动产生的斥力) 作用。磁体射入闭合的电磁线圈, 磁体和闭合的电磁线圈间就有一种“动斥力”作用;光是一种电磁波, 原子核周围有可以运动的电子, 光射向原子时他们间也产生“动斥力”作用。原子是以全方位和光发生相互斥力作用, 无论光以何种角度射入透明体都会付出同样大小的入射功, 使光原来的速度仅剩下V余, 如图一所示。长方体示透明体, AOB折线示光的运动路线。光在真空中以平行于界面的方向射向透明体, 在正折射情况下光和透明体间相互斥力作用仅仅使入射光的速度减少至光的余速度, 并不改变光的运动方向, 设光的入射角为α, 光剩余的速度V余与平行于界面的速度Vs的关系是:
①Vs=sinαV余, V余=C/n2。
1.2 光和界面间相互引力作用
光和界面间的相互引力, 如图二所示。该图是约放大50倍的示意图, OC线距离界面设为h=10-4米。图一和图二中的入射光都是平行光, 入射光只有平行于界面的速度, 没有垂直于界面运动的速度, 光在介质中垂直于界面的速度Vh是由光和透明体间的相互引力作用产生的。设光和透明体间的相互引力作用产生的平均加速度为a, 则:
②Vh=Vh0+at=cosαV余+at,
Vh2=Vh02+2ah=V余2 (n2-sin2α)
1.3 光在介质中的速度V
光在介质中速度是光在介质中平行于界面和垂直于界面的速度的矢量和。
③V2=VS2+Vh2,
V=C/n。
通过以上①②③计算式可以非常方便、精确地求出光折射过程中的任何值。
2 正确的红移理论
红移光是向我们运动的物质发出或反射的光, 是高速光, 速度为C红。红移光与正常光的折射现象具有相同的力学道理, 仅是高速的红移光运动方向和速度改变相对较少。
2.1 红移光和透明体间的斥力作用
红移光和透明体间的斥力与正常光和透明体间斥力大小完全相同, 如图三所示。设透明体的折射率为n, 红移光的折射率为N, 红移光的入射角为α, 红移光在介质中的余速度为V余红, 红移光在介质中平行于界面的速度为VS红:
④VS红=sinαV余红,
V2余红=C2红-C2+V2余=V2余 (n2-1) / (N2-1) 。
2.2 红移光和透明体间的引力作用
红移光和界面间的引力大小与正常光和界面间的完全相同。红移光在介质中垂直于界面的速度为Vh红:
⑤Vh红2=V余红2cos2α+2ah=V余红2 (1-sin2α) +V2余 (n2-1)
Vh红2=V余红2 (N2-sin2α)
2.3 求红移光在介质中的速度
红移光在介质中平行于界面和垂直于界面的速度的矢量和等于红移光在介质中速度V红:
⑥V2红=V2S红+V2h红,
用④⑤⑥式可以求出红移光折射的各种值。
2.4 日面光从中心到边缘红移幅度逐渐减小
因为我们接受日面中心光运动方向与太阳的引力方向成180度角, 运动速度减少较多;日面边缘光运动方向与太阳引力角不是180度, 运动速度降低较少, 所以日面边缘光的红移幅度大于日面中心光。
2.5 太阳东西两边缘光不同红移值
因为太阳自传使东边缘光速比西边缘光速高约4km/s, 所以太阳东边缘光红移幅度大于西边缘光红移幅度。
3 宇宙演化简述
宇宙演化是彼物质与其他所有物质相互作用使其运动方向和速度发生有规律变化。物质彼此间距宏观时, 引力作用大于斥力, 使他们间距逐渐缩近至微观;物质彼此间距微观时斥力作用大于引力, 物质彼此具备分开的条件, 天体外层物质压力致内层物质彼此间距更短、斥力更大、分开时速度更高。
3.1 初级天体演化
初级天体占据的空间范围特大于现在的总星系, 占据不规则球形空间半径约百亿亿光年, 并拥有这个空间中所有接近“同速同向”的物质。初级天体演化的物质是以来自宇宙各处运动方向和速度基本相同的最基本的物质粒子、中微子、光子等物质为主, 也包括其间的运动方向和速度基本相同的总星系、星系、恒星、行星、尘埃等极少量物质。由于初级天体内的物质开始时基本上处于相对静止状态, 在所有物质的共同引力作用下开始向总中心或分中心运动,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物质向心运动速度越来越快, 进入中心的物质越来越多, 一方面使中心体质量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中心体内又有部分物质间的距离达到微观或超微观距离状态而使他们重返宇宙其他区域使中心体的质量减少, 由于进入中心体的物质远大于离开的物质, 中心体的质量在持续增加阶段。随着初级天体内物质向中心运动, 虽然使中心体质量增加, 但初级天体物质总量减少, 初级天体占据的实际空间逐渐缩小, 终有一天演化为像我们总星系这样的天体...
3.2 总星系的演化
总星系处在天体演化的鼎盛时期, 他即比早期天体演化要剧烈得多, 他又比后期天体演化壮观得多。在总星系内, 天体演化初始阶段特征性物质极少, 不同时期天体演化物质占绝大部分, 物质的存在形式有各种发展阶段的星系、恒星、行星及行星的碎片、尘埃及其他粒子等, 这说明总星系是由早期天体演化而来。
总星系内物质发射或反射的光绝大部分都有红移现象, 表明物质彼此之间做相互接近运动, 物质在向一起聚集。总星系是一颗形成中的天体, 他远未将他的物质容纳到一起, 其内部所有物质在他们共同引力作用下向一起聚集, 本应该在日后的某一天聚集到一起成为一颗超级天体, 但是, 在总星系漫长的演化过程中, 即有物质进入总星系核心区域增加总星系核的质量, 也有部分物质间的距离达到微观或超微观距离而重返宇宙其他区域使总星系核的质量减少。总星系物质在斥、引力作用下加速度向中心运动使总星系占据的空间逐渐缩小, 总星系向外发射物质使其质量逐渐减少, 终有一天他拥有的物质总量和占据的实际空间会像个星系...力的作用还会与其周围所有的天体一个个的合并为一颗新的天体一起演化。
3.3 星系的演化
星系是天体演化后期阶段, 星系的大部分物质已进入星系核, 特别是透镜类星系、银河系等星系的低纬度方向上的物质大部分进入星系核, 高纬度方向上的物质绝大部分已进入星系核, 两级方向上的物质基本上已全部进入星系核。星系核内的大部分物质做斥力运动或被压迫运动及自旋运动;核外物质在与星系内物质的引力下绕星系核运动或绕核作螺线运动。随着进入星系核的物质越来越少, 离开星系核的物质相对增多, 星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巨大的瘦身, 拥有的物质总量越来越少, 占据的空间范围越来越小, 逐渐演化为得像颗恒星...星系也有可能和周围的星系合并为一个新的星系或进入其他天体系统, 成为其他天体系统的一部分。
3.4 恒星的演化
恒星由星系演化而来, 是星系演化的继续。星系合并完邻近天体, 几乎容纳完自己范围内物质, 带着部分未发送完的物质和低纬度上的恒星、行星等物质进入恒星演化阶段。恒星物质组成的结构:恒星物质结构与其早期的天体中心体结构相似, 最外层由“基本粒子”、分子、轻核原子等轻物质组成;次外层是由较重的物质、重核原子, 核子等组成;次内层由压碎的核子、中微子、光子等组成;内层是由最基本的物质粒子组成, 他们以很近的距离、以很大斥力抗衡外部物质的压力。恒星的归宿:恒星独立演化是恒星对外层物质的引力作用使其内层物质间的距离缩小, 内层基本物质粒子彼此间斥力作用产生的速度使其达到能够离开恒星或进入宇宙其他区域。恒星内能够离开的物质基本上离开后就演化成行星。恒星若受到临近的天体间强大引力作用有可能进入其他早期的天体、星系等内;恒星也有可能与其他恒星在相互引力作用下合并后继续演化。
3.5 行星的演化
演化经济理论 篇9
税收遵从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1)对纳税人行为的准确把握,了解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互动关系,减少征纳双方不必要的矛盾和对立,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2)保护和尊重纳税人权利,转变过去过于强调行政权而相对忽视纳税人权利的状况;(3)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提高纳税人遵从度,减少管理成本和税收流失。
1 文献回顾
税收遵从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是以研究偷逃税为起点的。Allingham和Sandmo在1972年建立了A-S模型[1],其理论基础是Becker(1968)关于犯罪经济学的研究和Arrow(1970)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经济学。后来的Srinivasan(1973)[2]又提出了预期所得最大模型,构成了国外对偷逃税研究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此后,国外学者又对这两个模型不断加以扩展和检验,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引入了行为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例如,Kahneman、Daniel和Tversky(1979)[3]提出的前景理论更加注重纳税人的心理因素,认为在同样的经济环境下,不同的征管方式可能会导致纳税人不同的风险倾向。Smith(1990)[4]认为威慑因素对税收遵从产生的影响一般比伦理价值产生的影响小。Erard和Eeinstein(1994)[5]的研究表明对政府支出和腐败等行为的看法决定了人们对政府的评价和满意程度,进而也会影响纳税人的税收遵从选择。如果纳税人认为其所缴纳的税款没有被很好地使用,就会拒绝完全履行纳税义务。
蔡德发、林吉双(2004)[6]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和论证了纳税人隐瞒收入存在“最优隐瞒收入比例”,尽管税务机关按“最优概率”进行检查,但还是有一定比例的纳税人向往冒险,从而得出诚信纳税存在自身缺陷的结论。王玮(2008)[7]认为纳税人权利的缺失与我国税收遵从程度不高有着直接的关联,全面确立纳税人的各项权利并使之切实得到保障,对提升我国现阶段的税收遵从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王韬、许评(2007)[8]通过控制实验方法,考察了我国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决策中是否存在框架效应。
已有的研究证实了纳税人纳税遵从与否的选择是个复杂的过程,是外生因素和内在因素的交融,而且这一过程是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而且,已有的研究主要是从静态分析或比较静态分析的角度来考察征纳行为的均衡点以及各因素对征纳双方行为的影响,征纳博弈模型的构建一般也是以参与者的策略选择、理性行为和收益函数等都是共同知识为隐含前提的,并具有一次性博弈的特征。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行为主体的非完全理性,征纳双方的一次性决策选择是难以实现特定的均衡,征纳之间的博弈更应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动态变化的过程。Andreoni,Erard和Feinstein(1998)[9]指出,应重视纳税人和征管当局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性与重复性特征的分析,这是税收遵从领域待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邓力平、安然(2006)[10]对将演化博弈理论引入到税收遵从研究中作了初步的尝试。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应用演化博弈工具来分析税收征纳中这种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试图揭示征税人和纳税人之间既合作又对抗的演化路径。
2 税收遵从的演化博弈模型
2.1 模型假设
征税人根据纳税人的收益所得,按期征税。在每个征税周期中,征税人和纳税人分别遵循“经济人”理性要求做出符合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模型假设:
(1)征税人的策略有两种:合作或不合作,当征税人合作时,会投入较少的监管,设监督成本为c1,当征税人采取不合作策略时,投入较大的监管,监督成本为c2,则0
(2)征税人、纳税人均为风险中性的。
(3)y表示纳税人的应税所得;ζ表示税率,0<ζ<1;x表示纳税人向征税人的申报所得,x≤y;a表示征税人查出纳税人有未申报所得后对未申报所得的惩罚率,a≥2。
2.2 模型构建
税收系统在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结构调整的交互作用中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演变进化。征税人和纳税人的策略选择是在一个具有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的空间进行的,征税人和纳税人关于税收遵从的博弈行为是重复且动态的,二者的策略选择不断调整,并且根据对方策略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由这些参与者在每一阶段重复地进行博弈便构成了演化博弈模型。征税人、纳税人的某种策略的增长率不仅依赖于其适应度,产生更高收益的策略将具有更高的增长率,而且也会通过模仿和试验那些应用成功策略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使那些应用成功的策略增加。
在第t个征税周期中(t=1,2,3…),征税人、纳税人的收益如表1所示:
所以,在(征税人,纳税人)采取(合作,不接受)策略时,
征税人的期望收益=p(c1)(a(y-x)+ζy-c1)+(1-p(c1))(ζx-c1)=p(c1)(a+ζ)(y-x)+ζxc1;
同理可计算得,在(征税人,纳税人)采取(不合作,不接受)策略时,
纳税人的期望收益=(y-ζx)-p(c2)(a+ζ)(y-x),
征税人的期望收益=p(c2)(a+ζ)(y-x)+ζx-c2。
假设征税人可以随机独立地选择合作策略和不合作策略,纳税人也可以随机独立地选择接受合作策略和不接受合作策略,并在多次征税周期中重复地进行博弈。在征税周期t,假设纳税人以概率pt选择接受合作策略,征税人以概率qt选择合作策略,则纳税人选择不接受合作的概率为(1-pt),征税人选择不合作的概率为(1-qt)。相应地,在征税周期t,
纳税人选择接受合作时的期望收益为:
纳税人选择不接受合作策略时的期望收益为:
征税人选择合作策略时的期望收益为:
征税人选择不合作策略时的期望收益为:
所以,纳税人的期望收益为πp=ptπp1+(1-pt)πp2;
征税人的期望收益为πg=qtπg1+(1-qt)πg2。
纳税人在每一个纳税周期选择接受合作策略的概率变化可用如下离散动力系统描述:
为叙述方便,此系统简称为系统(1)。它表示:若纳税人选择接受合作策略时获得的收益大于社会平均个体取得的收益,那么,将增加接受合作策略的概率,反之,将减少下一期接受合作策略的概率。
同理,征税人每一个纳税周期选择合作策略的概率变化可用如下离散动力系统描述:
为叙述方便,此系统简称为系统(2)。
(1)式两边同减去pt,整理可得如下离散动力系统:
(2)式两边同减去qt,整理可得如下离散动力系统:
在稳定状态时,有pt+1=pt,qt+1=qt,令pt+1=pt,qt+1=qt,带入(3)、(4)式可得系统(1)、(2)的平衡点如下表2所示。
进一步分析系统(1)、(2)的演化稳定性,可得系统(1)、(2)的演化稳定情况如表3所示。
从图1(A)可看出,在区域Ⅰ时,(pt,qt)演化稳定于(1,1);在区域Ⅱ,(pt,qt)趋向于(Δ1,0)。从图1(B)可看出,在区域Ⅲ,(pt,qt)演化稳定于(1,1)。从图1(C)可看出,在区域Ⅳ,(pt,qt)演化稳定于(1,Δ2);在区域Ⅴ,(pt,qt)演化稳定于(Δ1,0);在区域Ⅵ,(pt,qt)演化稳定于(Δ1,1);在区域Ⅶ,(pt,qt)演化稳定于(0,Δ2)。在图1(D)中可看出,在区域Ⅷ,(pt,qt)演化稳定于(1,Δ2),在区域Ⅸ,(pt,qt)演化稳定于(0,1)。
2.3 模型分析
要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必须要征税人和纳税人双方合作,即在每个征税周期中,(征税人,纳税人)采取(合作,接受合作)策略,这实际上,要求系统(1)、(2)都演化都稳定于平衡点1。不难看出,在演化相图中,只有区域Ⅰ和区域Ⅲ,系统(1)、(2)同时演化稳定于1,即(pt,qt)演化稳定于(1,1),所以对和谐税收征纳系统而言,区域Ⅰ和Ⅲ是有效区域。在区域Ⅳ和区域Ⅷ,只有纳税人趋于合作,而征税人合作的概率不会超过Δ2;在区域Ⅵ,只有征税人趋于合作,而纳税人合作的概率只是趋于Δ1;在区域Ⅸ,纳税人单方面倾向于合作,而纳税人却会逐步选择增大逃税的概率,直到最后逃税。在这些区域(区域Ⅳ、区域Ⅷ、区域Ⅵ和区域Ⅸ)只是达到一方合作,另一方不合作或随机选择合作或不合作,我们称这样的区域为准有效区域;剩余的区域Ⅱ、区域Ⅴ和区域Ⅶ,我们称其为无效区域。下面我们对税收征纳关系的演化路径展开分析。
(1)当p(c1)>Δ3时。说明在征税人采取合作策略,监督成本为c1时,纳税人逃税被查出的概率必须大于Δ3。结合表3,可知要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首先要保证p(c1)>Δ3,当监督成本为c2时,纳税人逃税被查出的概率p(c2)。表示征税人的监督成本从c1增大到c2的过程中,概率函数p(c)(c为征税人的监督成本)的单位变化率。从演化相图可看出,
(1)当时,纳税人和征税人都逐步趋向于合作,即区域Ⅲ所示。表明当监督成本从c1增大到c2时,纳税人逃税被查出的概率不会有太大增长,那么征税人会考虑采取合作的方式来减少监督成本并且取得避免纳税人逃税的目的。
(2)当时,监督成本从c1增大到c2,逃税被查出的概率有较大增长。此时,如果纳税人接受合作的概率pt>Δ1,这时征税人也会逐步增大合作的概率,最终使得双方都采取合作策略,即形成和谐税收征纳的良性循环(如区域Ⅰ所示);如果纳税人接受合作的概率pt<Δt,这时征税人会趋向于不合作,通过增大监督成本,提高逃税被查出的概率,来达到阻止纳税人逃税的目的。由于逃税不成功的概率增大,纳税人会逐步增大接受合作的概率,但其接受合作的概率不会超过Δ1,如区域Ⅱ所示。所以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的形成,要保证
(2)当p(c1)<Δ3时。即当征税人采取合作策略,监督成本为c1时,纳税人逃税被查出的概率小于Δ3。由于逃税被查出的概率比较小,所以纳税人会通过逃税来增大自己的收益。此时,如果征税人把监督成本增大到c2,纳税人逃税被查出的概率不会有太大增大,即时,如果征税人比较趋向于合作,即合作的概率qt>Δ2,那么纳税人会毫不犹豫的选择逃税(区域Ⅸ所示)。但是如果征税人合作的概率qt<Δ2,征税人会增大监督的力度,此时纳税人为避免逃税被查出,会减少逃税的概率,增大接受合作的概率,使得纳税人最终演化稳定于接受合作(区域Ⅷ所示)。
(3)当p(c1)<Δ3时,征税人把监督成本增大到c2,纳税人逃税被查出的概率就增加得很大,即,双方的演化呈现出复杂的局面:(1)如果在第t个时期征税人合作的概率比较低,qt<Δ2时,征税人不会趋向于合作。此时如果纳税人接受合作的概率也比较低,pt<Δ1,那么征税人会逐步演化稳定于不合作,纳税人合作的概率会无限趋向于Δ1,但是不会超过Δ1(区域Ⅴ所示);如果纳税人接受合作的概率pt>Δ1,那么纳税人会演化稳定于接受合作,但是征税人合作的概率始终不会超过Δ2(区域Ⅳ所示)。(2)如果在第t个时期征税人合作的概率大于Δ2时,纳税人会考虑到逃税被查出的可能性减少。此时,如果纳税人不愿意接受合作(pt<Δ1),那么纳税人会逐步演化稳定于逃税,而征税人合作的概率也不会增大到1,只是无限趋向于Δ2(区域Ⅶ所示);但是如果纳税人接受合作的概率pt>Δ1,那么征税人会稳定于合作。面临逃税不被查出的诱惑,纳税人不会再增大合作的概率,只是保证其概率无限趋于Δ1,并且大于Δ1(区域所示
不难看出,Δ1是关于a、ζ的增函数,税率ζ越高,Δ1越大;同样,惩罚率a越高,Δ1越大。在演化相图中我们可以看出,Δ1的增大会导致Δ1右移;这样有效区域Ⅰ的面积变小,这显然不利于和谐税收征纳系统的演化。因此为了构建和谐税收征纳系统,政府应当适当降低税率和惩罚率。
现实中,和谐税收征纳系统的演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系统从不稳定点开始逐渐演化到稳定点,可能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一种合作与不合作策略、接受合作与不接受合作策略共存的局面。
3 基本结论及政策含义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保证一定的政府监管效率是构建和谐税收征纳关系的前提;(2)高税率和高惩罚率一样都不利于和谐征纳关系的形成;(3)征税人与纳税人之间的博弈是一个相互作用的、重复的、动态变化的过程。当征税人的监督成本和征管概率一定的情况下,纳税人的选择至关重要。通常,限于征管成本的预算约束,征税人的监管概率是一定的,而在这一博弈关系中,大部分纳税人出于对纳税义务的认识或对逃税后果的考虑,也一般会倾向于诚信纳税。此时,维持纳税人诚信纳税的倾向并把它转化为现实成为征税人的最佳选择。
3.1 加强法制建设,保护纳税人权利
一直以来,我们强调纳税人的纳税义务,而忽略了政府本身应该承担的责任,把政府征税的公权力凌驾于纳税人个人权利之上,形成了纳税人同政府互不信任的心理基础。强化纳税人的权利意识需要健全的法律体系来保证,应从宪法的高度确立纳税人和征税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通过具体的法律法规来维护纳税人的权利。
3.2 增加政府财政透明度
政府的作为对纳税人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提高财政透明度,有助于纳税人对政府的行为做出合理的判断。除加强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外,也进一步强化了纳税人的权利义务观念。
3.3 拓宽纳税人税收参与途径
公共财政体制下,政府决策的合理与否是以是否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为标准的,加强纳税人的参与程度,可以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有助于合理公共决策的形成。
3.4 推进技术创新,提高监管效率
减少征管费用,提高征管效率是和谐征纳关系构建的要求。通过加强税收征管的信息化、精细化,做到税款征收的应收尽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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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rinivasan,T.N..Tax Evasion:A Model[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73,(2):339~46
[3].Kahneman,Daniel and Amos Tversky..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Econometnca,1979,47:263~91
[4].Smith,Kent..Integrating Three Perspectives on Non-compliance-A Sequential Decision Model[J].Criminal Justiceand Behavior,1990,17:3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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