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空间演化（通用7篇）
经济空间演化 篇1
摘要：城市是一个复杂经济社会系统, 但从现代发展趋势看, 其经济系统的特征更加明显, 这也体现在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客观存在上。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 (UEB) 是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城市可持续发展及空间扩张管理等方面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旨在诠释UEB的内涵、特征以及效能的基础上, 对国内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与评价, 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研究, 是认识城市经济空间形成机制、演化过程和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环境的重要环节, 是国家进行城市化管理和调控的重要科学依据。
关键词：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系统资源
现代城市的发展呈现出全球化、网络化的特征。许多城市的经济空间范围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城市经济空间演化决定了城市的经济增长乃至区域的经济增长。城市经济空间是城市生产力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其包含了城市经济活动的各种要素有规律的分布, 以及表现在各个部门与城市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城市经济空间扩张导致的“城市病”日益严重。近年来, 相关学术界已将城市经济空间的研究列为经济地理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 也是当前西方国家在城市可持续发展及空间扩张管理等方面研究的热点之一。
一、城市经济空间边界的界定
对经济空间的研究起源于对城市的研究, 特别是在20世纪70至80年代起, 在新的产业区出现之后, 对城市经济空间的研究逐步兴起。90年代以后, 随着科技园区对城市经济空间的影响越来越大, 对其的研究也随之逐步由经验观察向规范化研究发展, 对其的作用、发展机制等的研究逐步深入。学术界对城市经济空间的研究认为, 城市经济空间是资源与能力的集合体。城市经济空间作为一个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复杂经济社会系统装置, 要实现生产的目的, 既需要基本的生产资料, 还需要具备能够有效运用这些生产资料的能力。有学者甚至把现代城市经济空间直接定义为:生产和运用知识的仓库。笔者认为, 城市经济空间是指城市经济空间作为主体在能够运用自身资源谋求城市经济发展的空间范围。在系统论中, 系统的边界即是区分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一定界限, 又是系统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重要中介环节, 只有在系统与其环境不断相互作用的条件下, 系统才可能形成其一定的自组织演化过程。因而, 就其本质而言,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应具有“复杂性”、“交互性”、“边界适度性”、“动态性”等特征。
二、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的特征
(一)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的复杂性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系统特征。
城市是一个复杂经济社会系统, 城市经济空间系统是在一定地域空间, 以人地关系为纽带, 在人地相互作用的基础上, 由经济与环境要素 (子系统) 时空分异与组合形成的具有高效性、时空关联性和协调与矛盾的辩证统一性的复杂巨系统。从相关领域学者研究中可以看出,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体现出系统特性。有学者研究认为,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面临的环境是动态的和开放的, 城市经济空间在其演化中的系统资源具有开集性质, 即系统资源不具有排他性、能够以零成本无限复制并遵循边际效用递增规律等。城市的复杂性, 使得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表现出其运动过程的复杂性特征。
(二)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的交互性是城市经济空间变化的动力特征。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对其演化环境有很强的影响作用。国外学者的研究认为城市经济空间演化速度与方式直接影响了其演化环境的空间变化。揭示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水平跟其环境遵循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另外, 国外学者从对产业的郊区化和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切入, 从城市经济空间与城市地域空间关系角度研究认为, 城市经济空间是存在边界的, 城市经济空间与其演化环境通过边界进行交互作用, 这种交互作用的深化推动了城市经济空间边界的演化。因此,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中的交互性是城市经济空间变化的动力特征。
(三)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的适度性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稳定特征。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环境成本与管理成本之和接近、等于或大于城市经济空间成长收益时,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处于稳定态。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一个城市经济变量内生的结果, 它的确定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必然结果,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的运动既要考虑其扩张的成本与收益, 同时更应该考虑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的经济效益和城市的承受能力。因此,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具有适度性特征, 其适度性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系统稳定性。
(四)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的动态性是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特征。
早在1981年Lynch就提出过, “一座好的城市应该满足, 一方面复杂的生态系统能得以维持, 同时又允许经济社会方面不断取得进步。”有学者研究认为, 城市经济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应是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相互协同共生的发展过程。因此,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变化过程为城市经济空间与其演化环境实现协同共生的过程, 是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特征。
(图的来源:林肯土地政策研究所著, 国土资源部信心中心译, 土地规划管理――美国俄勒冈州土地利用规划的经验教训[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 2003)
三、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效能
随着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认识的不断深入, 对其效能的研究成为相关学科领域主要内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为纳尔逊 (Nelson) 等人的研究成果。
在纳尔逊的研究中认为,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存在导致了城市与农村的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差异甚至对立, 这也就导致不区位的差异, 这种区位的差异资本化后, 就会出现土地价格的落差。在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 (UEB) 以内, 从城市中心到S1处, 土地的价值随着与中心距离的增大而下降, 但超过S1后, 土地的价值又开始随着离城市中心距离增大而上升, 这是由于距离UEB较近导致的土地增值量超过了距离市中心远导致的土地贬值量 (见图) 。在UEB以外, 从UEB到S3处, 土地价值随着与城市中心间距离的增大而上升, 但越过S3后, 土地价值又随着离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大而下降, 这是由于距离城市中心远导致的土地贬值量超过了距离UEB远所导致的土地增值量。
当然, UEB不仅仅是通过影响土地价值来控制城市的无序蔓延, 作为一种理论, 它更强调了一种全新的城市开发方式, 即在适当的地方进行适当的具有可持续性的生态与环境保护理念的开发。它与传统的“绿带”城市开发思想并不一样, 更加地富有弹性, 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向外移动。UEB不只是设置一道界限, 它还要规划出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并提供市民休闲游憩地, 更为重要的是要为城市未来的潜在发展提供合理的疏导。
综上, 本文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研究主要是一种理论探讨, 缺乏实际的案例加以佐证, 能否真正地对我国的城市空间管理有所帮助, 还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但从目前的国内外研究中可以看出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运动机理的研究应是未来经济地理学等相关学科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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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第4卷
[3].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第1卷
[4].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第4卷
[5].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第7卷的复杂经济社会系统装置, 要实现生产的目的, 既需要基本的生产资料, 还需要具备能够有效运用这些生产资料的能力。有学者甚至把现代城市经济空间直接定义为:生产和运用知识的仓库。笔者认为, 城市经济空间是指城市经济空间作为主体在能够运用自身资源谋求城市经济发展的空间范围。在系统论中, 系统的边界即是区分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一定界限, 又是系统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重要中介环节, 只有在系统与其环境不断相互作用的条件下, 系统才可能形成其一定的自组织演化过程。因而, 就其本质而言,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应具有“复杂性”、“交互性”、“边界适度性”、“动态性”等特征。 二、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的特征 (一)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的复杂性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系统特征。城市是一个复杂经济社会系统, 城市经济空间系统是在一定地域空间, 以人地关系为纽带, 在人地相互作用的基础上, 由经济与环境要素 (子系统) 时空分异与组合形成的具有高效性、时空关联性和协调与矛盾的辩证统一性的复杂巨系统。从相关领域学者研究中可以看出,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体现出系统特性。有学者研究认为,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面临的环境是动态的和开放的, 城市经济空间在其演化中的系统资源具有开集性质, 即系统资源不具有排他性、能够以零成本无限复制并遵循边际效用递增规律等。城市的复杂性, 使得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表现出其运动过程的复杂性特征。 (二)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的交互性是城市经济空间变化的动力特征。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对其演化环境有很强的影响作用。国外学者的研究认为城市经济空间演化速度与方式直接影响了其演化环境的空间变化。揭示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水平跟其环境遵循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另外, 国外学者从对产业的郊区化和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切入, 从城市经济空间与城市地域空间关系角度研究认为, 城市经济空间是存在边界的, 城市经济空间与其演化环境通过边界进行交互作用, 这种交互作用的深化推动了城市经济空间边界的演化。因此,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中的交互性是城市经济空间变化的动力特征。 (三)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的适度性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稳定特征。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环境成本与管理成本之和接近、等于或大于城市经济空间成长收益时,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处于稳定态。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一个城市经济变量内生的结果, 它的确定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必然结果,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的运动既要考虑其扩张的成本与收益, 同时更应该考虑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的经济效益和城市的承受能力。因此,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具有适度性特征, 其适度性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系统稳定性。 (四)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的动态性是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特征。早在1981年Lynch就提出过, “一座好的城市应该满足, 一方面复杂的生态系统能得以维持, 同时又允许经济社会方面不断取得进步。” 有学者研究认为, 城市经济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应是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相互协同共生的发展过程。因此,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变化过程为城市经济空间与其演化环境实现协同共生的过程, 是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特征。
经济空间演化 篇2
从已有对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研究来看,国外主要集中在认识和研究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2],以及旅游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等方面[3]。国内主要集中在省域视角, 李如友等对江苏省2000—2011年旅游经济差异进行了空间分析[4]; 胡章鸿等研究了江苏省旅游客流规模分布情况[5]; 徐吉吉等对辽宁省入境旅游空间进行了分析,认为该省入境旅游集聚性显著[6]; 魏伟等通过研究认为浙江省11个地级市旅游景区整体上分布不均衡[7]; 张娟等对贵州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8]; 王冠孝等借用位序—规模法则等理论对山西省旅游经济等级规模结构演变进行了实证研究[9]; 谢燕娜等对河南省旅游产业集聚区的模式选择进行了研究[10]; 王新越等对31个省 ( 市、自治区) 省域旅游化水平进行测度后认为各省 ( 市、区) 旅游化水平正在逐步提升[11]。在跨省域视角上,王开泳等对黄河流域旅游经济进行了时空分析[12]; 陈刚强从地市角度分析了旅游经济的时空差异及其演变[13]; 余构雄等从生态位视角揭示了长三角与珠三角区域间存在的差异[14]; 石惠春等以关—天经济区为样本,研究了中心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15]。已有研究对省域及省域间旅游经济差异做了有益分析,但就关中—天水经济区研究旅游宏观总体及微观地区差异的探讨并不多,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将是已有研究的重要补充。
关中—天水经济区( 简称“经济区”) 设立于2009年,包括陕西的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商洛( 三县一区) 、杨凌及甘肃的天水,该区地处周秦汉唐文化区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人文自然资源,现有华山等国家5A级景区5家、西安古城墙等国家4A级景区39家、秦始皇陵等世界文化遗产9处。2013年末,全区旅游总收入1722. 33亿元,经济区设立以来年均增长率达33. 64% ,接待国内外游客总数25963. 5万人次,年均增长28. 8% ,旅游总收入占全国旅游收入的5. 84% ,国内外游客总数占全国总数的7. 66% 。经济区作为西部的重要增长级,研究经济区内旅游经济总体趋势及微观地区差异,对缩小经济区旅游发展差距,促进区内旅游业协调发展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1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研究方法
衡量经济差异的指标较多,在旅游经济的总体尺度上,选择锡尔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地理集中指数等指标; 在地区尺度上,选择区位熵、偏离—份额分析法来分析经济区各城市旅游经济之间的差异及特征。锡尔系数: 锡尔系数( T) ,又称锡尔熵、锡尔指数,是用来测量区域总体差异的相对指标。公式为:
式中,T表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总差异程度; n为地区个数; yi为i地区的旅游总收入( 游客总数) 占全经济区旅游总收入( 游客总数) 的份额; pi为i地区的人口数占全经济区总人口的份额。锡尔系数T越大,表示各地区间差异越大; 反之,表示全区分布差异越小,分布越均衡。
赫芬达尔指数: 该指数( HHI) 是用各地区份额平方和来反映资源分化或集中的指标,可测定旅游市场集中度。公式为:
式中,HHI为赫芬达尔指数; xi为i地区的旅游总收入( 游客总数) ; X为经济区旅游总收入( 游客总数) ; n为地区个数。 赫芬达尔指数介于0—1之间,其值越大,说明区域分布程度越集中; 其值越小,说明区域分布越均匀。
地理集中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 G) 用来测量研究对象在地理或时间上的分布集中程度。公式为:
式中,xi为i地区的旅游总收入( 游客总数) ; X为经济区旅游总收入( 游客总数) ; n为地区个数。地理集中指数越接近100,区域旅游收入空间差异越大,游客越集中于少数城市; 反之,差异越小,游客越分散。
区位熵: 区位熵( LQ) 是分析地区差异及地区竞争力的常用指标,反映某一区域在更高层次区域中的地位。公式为:
式中,LQ为经济区旅游经济的区位熵; xi/ Σxi为i市旅游总收入( 游客总数) 占经济区的比重; Xi/ ΣXi为经济区旅游总收入( 游客总数) 占全国旅游总收入( 游客总数) 的比重。如果LQ大于1, 说明该地区旅游产业处于较优水平,数值越大,地位越强; 如果LQ等于1,表明该地区旅游产业优势不明显; 如果LQ小于1,则该地区的旅游水平处于劣势地位,数值越小,劣势越大。
偏离—份额分析法: 偏离—份额分析法( SSM) 把地区经济的变化看作一个动态过程,以其所处整体区域为参照,将区域自身在某一时期经济增量( G) 分解为3个分量: 份额分量( N) 、 结构偏离分量( P) 和竞争力偏离分量( D) ,以评价地区经济结构优劣及竞争力强弱[16]。公式为:
公式( 5) —( 8) 中,fi( 0) 和fi( t) 分别指地区i基期和t期的旅游总收入; F( 0) 和F( t) 分别指经济区基期和t期的地区生产总值; Fi( 0) 和Fi( t) 分别指地区i基期和t期的地区生产总值; Ni表示地区i按照全区平均经济增速所能达到的增量; Pi表示地区i的旅游总收入由于经济增速与全区经济增速的差异引起的相对偏差,Pi值越大,说明该地区旅游总收入增长越得益于整体经济的增长; Di表示地区i旅游总收入由于自身实际增速与该地区经济整体增速存在差异所产生的增量差额,Di值越大,说明地区i旅游业相对于其他产业越具有增长优势。
1.2数据来源
旅游总收入及国内外游客总数是衡量一个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程度及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研究以经济区及其8个地区此两项数据作为综合分析的基础。根据计算需要,在分析部分指标时选取了经济区地区生产总值、总人口、全国旅游业总收入及全国国内外游客总数等数据。数据来源于经济区各地市2010—2013年《经济年鉴》、2009—2013年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历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
2经济区旅游经济总体差异的空间演化
2.1绝对差异呈不同程度扩大
2009—2013年,经济区旅游总收入从539. 95亿元增长到1722. 33亿元,年均增长33. 64% ,咸阳、渭南、铜川、商洛、天水等5市年均增长率超过这一均值。接待国内外游客总数年均增长28. 8% ,特别是原来旅游业欠发达的铜川、商洛等地旅游经济快速发展,逐年改变了经济区旅游经济的空间格局。但从绝对量上来看,巨大的区域差异依然存在。2013年,排在首位的西安市旅游总收入超出排在末位的杨凌区达804. 94亿元, 前者旅游总收入较后者由2009年的79. 95倍扩大到2013年的124. 84倍,接待国内外游客总数前者较后者由2009年的18. 24倍扩大到2013年的32. 16倍,旅游经济的总体差异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扩大态势。说明各城市旅游经济起点不同,发展水平也有较大差距,即资源禀赋优越、基础设施良好、对外开放度高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相比之下,那些自身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虽然也在发展,但速度相对缓慢。
2.2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
经济区旅游经济的相对差异及其演化与绝对差异的演化表现不一。从表1和图1可见,自2009年以来,经济区旅游总收入及国内外游客总数锡尔系数总体上均呈现出下降趋势,旅游总收入锡尔系数呈现逐年规律性下降,2009—2013年下降幅度达43. 84% ,国内外游客总数锡尔系数在波动中下降,5年整体下降8. 96% 。这说明经济区旅游经济从收入及游客两方面差异性均在逐渐缩小,同时也表明国家出台的经济区规划及鼓励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对关天城市群旅游业发展起到了实际的促进作用。
2.3市场集中度趋于分散
赫芬达尔指数越大,表示该市场集中程度越高。经济区成立初期,西安等城市由于旅游经济基础好,旅游接待服务设施相对完善,成为游客的首选城市,旅游集聚度明显,2009年旅游总收入赫芬达尔指数是5年中最高点。随着陕西、甘肃两省地方政府加大对经济区旅游发展的支持,旅游空间进一步拓宽, 游客的空间分布渐趋分散,2009年之后旅游市场集中度出现下降趋势。从国内外游客赫芬达尔指数变化来看,2010年、2013年分别出现了小幅回升,但长期趋于分散( 图2) ,总体表明经济区旅游市场集中度呈现出地域扩展态势。
2.4旅游地理集中度仍处于较高水平
地理集中指数越接近于100,则地理分布越集中。2009年经济区旅游总收入地理集中度为59. 083,2013年为52. 751,虽有下降但仍在50以上。国内外游客总数地理集中指数整体上呈下滑趋势,但波动较大,下降幅度极小,2013年与2009年相比,仅下降0. 702,且均处于接近50的高位( 图3) ,说明旅客主要集中在几个较大的旅游城市,如西安、咸阳、宝鸡等。
3经济区旅游经济地区差异的空间变化
3.1地区差异的区位熵分析
依据公式( 4) 计算出2009—2013年经济区各地区旅游经济的区位熵( 表2) 。从表2可见,经济区中的西安、宝鸡、渭南、咸阳4市旅游业居于主导地位,特别是西安5年间区位熵远远高于其他地市的得分,2013年末的区位熵为8. 069,虽然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图4) ,但仍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说明西安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经济区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与西安无法比拟的旅游资源禀赋、深厚的旅游文化、良好的区位以及发达的交通密切相关。相对于西安,咸阳、渭南、宝鸡旅游经济的区位熵基本在2上下波动,保持了稳态发展势头,但5年来区位熵也在下降,说明伴随着国内很多地方把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行业竞争压力日趋加大,虽然上述城市旅游资源丰富, 但仍然无法阻止旅游业出现下滑的现象。铜川、商洛旅游业的区位熵虽然较低,但一直处于稳定上升趋势,铜川近年来注重旅游产业发展,特别是红色旅游资源开发,5年来区位熵上升52. 14%, 旅游业在经济区的地位稳步上升。杨凌、天水两地区位熵均在1以下,杨凌区划面积较小,旅游业不具有特色优势,天水拥有较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开发不足,交通存在制约,旅游业不具有比较优势。2009—2013年的5年间,整个经济区旅游经济的平均区位熵由2.986下降到2.141,下降28.31%,说明整个经济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的地位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3.2地区差异的空间偏离—份额分析
以2009年为基期,以2013年为报告期,根据偏离—份额分析法( SSM) 的公式( 5) —( 8) ,分别计算出各地区份额分量 ( N) 、结构分量( P) 和竞争力分量( D) ( 表3) 。结果显示,8地市的份额分量均大于0,但均小于旅游业实际值,说明旅游业在经济区属于增长性产业且增长率大于整体经济增长率。西安、 宝鸡、咸阳、渭南4市的份额分量位居前四位,说明4市旅游经济的发展基础较好。从结构分量看,咸阳、渭南、商洛3市分列前三位,说明上述3市的经济总量增长率超出了全经济区的平均增长率,由于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引起的旅游总收入的增长大于其他区; 结构分量中西安、天水的数值低于全区平均水平,西安的数值为 - 39. 36,表明西安的旅游业并未从整体经济发展中过多受益。从竞争力分量看,西安、渭南、宝鸡、商洛、 咸阳5市的竞争力分量较为明显,表明此5市旅游总收入的增长率高于整体经济增长率,旅游经济在当地产业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而杨凌为负值,说明该市旅游总收入增长率低于整体经济增长率,旅游业在当地不占优。总偏离分量走势与竞争力分量大体一致,各地竞争力分量贡献均在85% 以上。
综合来看,经济区旅游业的地市间差异表现如下: 西安借助旅游资源无可比拟的优势及较好的旅游文化基础,即使在经济增长率较低的情况下,旅游收入仍然占绝对优势; 咸阳、渭南、宝鸡3市的旅游业一直保持着稳态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区旅游经济差异空间变化的重要平衡力量; 铜川、商洛在收入总量上不占优势,但近年来旅游经济增长迅速,进一步缩小了与西安等城市的差距; 杨凌、天水旅游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旅游发展处于劣势。为直观表现经济区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本研究以结构分量( P) 为横轴,以竞争力分量( D) 为纵轴,绘制了经济区8个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优势图( 图5) 。第一类属于竞争力及结构均具有优势地区,为渭南、宝鸡; 第二类属于竞争力优势地区,为西安; 第三类属于结构优势地区,为咸阳、铜川、商洛; 第四类属于两者都缺乏地区,为杨凌、天水。
4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锡尔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区位熵等指标和偏离—份额分析法,实证研究了2009—2013年经济区旅游经济的总体差异及地区差异。结论为: 1总体上旅游总收入及国内外游客人数的绝对差异逐步扩大,但相对差异在逐年缩小,表明旅游核心城市在增长的同时,次核心城市的增长对缩小相对差异的效应正日益体现; 2经济区旅游市场集中度呈现出地域扩展态势,旅游地理集中度虽有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说明旅客主要集中于西安、咸阳、宝鸡等几个较大的旅游城市。3从区位熵来看,整个经济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的地位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经济区中西安、宝鸡、渭南、咸阳4市旅游业居于主导主位,特别是西安单极发展,旅游经济水平在经济区处于绝对优势地位。4从各地旅游总收入空间偏离—份额看,总偏离走势与竞争力分量大体一致,各地竞争力分量对旅游业发展的贡献均在85% 以上,说明经济区各地的旅游业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其内生的增长动力。同时,经济区总体与地区差异也表明国家出台的经济区规划及鼓励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对关天城市群旅游业发展起到了实际的促进作用, 但进展缓慢且不平衡。因此,采取措施增强旅游优势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联动与合作,发挥核心旅游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对提升经济区整体旅游发展水平乃至内部各城市之间的空间协调均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加快旅游资源规划,构建关中天水城市群旅游经济带,完善旅游配套建设,优化旅游整体环境,延展旅游产业链,促进旅游产业高级化。
摘要：以关中—天水经济区为样本,运用锡尔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区位熵等指标和偏离—份额分析法,实证研究了2009—2013年经济区旅游经济的总体差异及地区差异。结果表明:自经济区成立以来,总体上旅游经济相对差异在逐年缩小,旅游市场集中度呈现出地域扩展态势,旅游地理集中度虽有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各地旅游总收入空间偏离主要取决于其内生的增长动力,部分城市旅游业单极化发展,旅游经济地区间不平衡趋势明显。
经济空间演化 篇3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 是一个巨系统, 由自然结构、空间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等诸多因素构成, 其中,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功能组织结构的基础结构[1]。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分为两种趋势: (1) 将城市设定为区域中的一个点, 作为城市体系来研究; (2) 将城市设定为面, 对城市空间的结构实施研究。借助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城市形态与城市功能分区拥有重大意义, 同时成为实行城市规划及建设的重要依据。人类一切物质生活都需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实施的。纵然不同的城市功能结构存在差异, 人类的生产以及生活方式具有较大区别, 但始终要在特定的空间地域内实施, 城市的空间地域则为城市所有活动的载体。同样的, 特定的地域空间结构的所处的位置及其周围的经济、文化环境、社会, 对城市的发展存在非常大的限制性。所以城市空间结构素来是城市地理学研究中的热门问题。
本文所指的城市空间结构为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 是人类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和功能组织在特定城市地域上的空间投影, 包括土地利用结构、经济空间结构、人口空间分布、就业空间结构、交通网络结构、社会空间结构、生活活动空间结构等[2]。本文暂时不研究这些空间形态的分布形式, 而是争取探索造成这些空间形态的缘由。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重要的驱动力是经济功能, 故城市经济功能成为城市空间演化直接动力, 它的演替历程同样是空间结构与之动态变化的过程。本文将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 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作出深入的探讨, 以丰富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
1 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
城市空间结构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在一些特定的时间内则代表一种静态结构关系, 但在比较长的时期里, 它代表一种动态地域演变的过程。尤其是伴随当代城市流动性增加, 人口、商品信息、资本, 及其人们的选择要求、时尚观念、技术创造等均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城市的空间结构变动频率就越来越快。
1.1 学科研究综述
城市空间结构是指城市各功能区的地理位置及其分布特征的组合关系, 它是城市功能组织在空间地域上的投影[3]。一直以来, 人文地理学与城市规划学都是从各自本身的视角对其实行了深入的探索。
按照康德的理解, 对于自然界的空间描述即为地理, 地理空间结构是构成地表空间的各个部分在形态上或功能上的连接方式[4]。
同地理学进行比较, 城市规划学则更偏向关注城市实体空间, 以规划学的立场来看, 由城市形体环 (physical environment) 构成的外部空间则是城市空间 (urban space) , 它是同实体 (mass) 相对应的建筑设计及城市设计的要素。尔后, 又归纳了地理学中的空间元素及心理学中的知觉等观点, 派生出了“场所”的概念。城市中人类本身活动, 就是人和人工 (manmade) 环境间的相互作用, 在大多场合确定了环境结构。因此, 城市规划学认为, 城市的价值观、效率决定了城市空间结构关系, 即城市环境构成因素的相互关系[5]。
1.2 经济发展的变化与空间结构演化
1.2.1 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中影响因素
古往今来, 伴随经济技术与社会发展, 城市空间结构处在不停地演变中, 它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下面几类:
1) 经济因素。经济因素作为城市空间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 其市场化促使城市空间结构形成愈加复杂化与多元化。
2) 技术因素。绝对地理距离通常都会变成人们直接感触到的生活空间中的制约因素, 城市的有形与无形空间均在技术影响之下产生了深远变化。
3) 人口因素。人口因素产生的影响关键显示在4个层面:人口负增长、家庭结构变化、生活意识变化以及社会老龄化。
4) 政策因素。经济发展政策、区域政策、城市规划以及土地使用与住房分配制度、财政投资等政府政策对城市空间的形成与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6]。
1.2.2 城市经济发展的变化与空间结构演化
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城市空间演变的影响主要经过下面情况发生作用。首先, 社会经济发展会致使城市中每个组成部分的功能都变化, 就是城市中呈现出了新功能抑或先前的功能衰退, 损害了功能空间的适宜性关系, 加重了城市功能与空间之间的矛盾, 由此出现了慢慢变化的内应力。
其次, 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政治体制、城市社会生活以及城市运输条件和技术手段等外部影响因素发生变化, 增强了城市空间演变的适应能力[7]。所以, 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按根本上说是持续适应的经济功能变化过程。伴随城市功能由前期农业自然经济至市场经济的演变, 我国的城市形态也从之前的封闭城郭, 经过了地域结构的分化到开放多元化。
城市经济功能的演替势必带来产业结构调整, 同一时候产业结构的持续调整也推动了城市经济功能完善。不但如此, 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同样使得城市的用地持续的出现新类型且提出了新需求, 由此从根本上对包含城市的外部形态与内部结构两者的城市空间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伴随城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变, 必然会带来经济功能的调整, 从而城市空间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也将得到重组[8]。
2 赣州市经济发展变化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
2.1 经济发展的变化
每年的规划其实可以从某个侧面折射出城市发展的进程。固然, 对于城市中每个阶段的现状具有一定超时性, 2006年左右, 赣州市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 所以城市的功能比较单一, 在“十一五”的发展背景下, “十二五”时期, 经济总量将会迈上新台阶。经济结构明显得到优化。三大产业的结构比例调整为10:51:39, 新型的城镇化平稳推动, 城镇化的水平提高到了50%以上, 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加强。其中研发的投入占地区的生产总值比重达到了1.2%。
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逐渐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明显得到增长, 中等收入的群体不断扩大。竭力达成居民收入的增长同经济发展一致, 劳动报酬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
社会建设全面加强。全民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思想道德素质普遍提升。民主的法制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获得了新进展, 社会管理制度日渐完善, 人民利益得到切实保障, 社会也更加的和谐稳定。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扎实的推进。绿色经济以及循环经济快速的发展, 生态产业与生态城镇的体系开始形成。
从空间结构来看, 伴随经济功能的多样化, 空间结构也变的越来越复杂, 中心城市的形态模式由先前的“一核两翼”团状发展模式变为轴向带型的发展模式, 防止了摊大饼蔓延式的发展, 城市以良性轴向, 发展成为环境优美生态型的城市。未来的中心城区将可形成“一轴、三区、三带”形态模式。
2.2 产业结构的变化
2006年以来, 赣州市的产业结构经历了较大的调整, 由原来的第二产业为主导, 变为了现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交替发展的形式。
伴随经济发展, 生活水平提高, 以及人口快速增长, 激发了旅游业、商贸以及服务业的飞速发展, 第二产业的发展有所下降, 渐渐使得第三产业在赣州市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近几年来, 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 第二产业又有回升的势头, 许多企业在开发区一带建立起了大量工业园, 形成工业园区, 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稳定或有下降态势, 这样, 赣州市在二、三产业之间交替发展, 呈现出相对稳定的产业结构模式。
所以, 从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 近年来, 赣州大力实施新型的工业化战略, 着重发展高端的矿产产业、战略性的新兴产业, 促进了工业经济做提升层次、优化结构与大总量。经过深入的推进稀土、钨、萤石等优势资源的整治整合, 赣州在积极吸引战略合作伙伴的同时, 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装备, 大力发展资源的精深加工, 为延伸产业链条,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加速推进了矿产产业规模化与高端化;并且大力实施了创新驱动的战略, 加快了推进特色产业技术的创新公共服务平台, 大力培育与扶持创新型的企业, 并紧盯央企、龙头企业, 组织产业的招商, 以大企业、大项目来支撑起工业的经济大厦。
3 小结
经过对城市空间结构理论解析后, 明白到它在自然资源条件制约下, 由政府、企业、居民三个利益的主体来带动城市的经济、政治权力、技术过程以及社会组织这4种力量彼此作用而组成的。并且随着时代变迁, 它们间的作用就会伴随着此起彼伏, 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形成由特定的主导空间引导的城市空间结构[9]。
城市经济功能在朝着多元化演替的时候, 它的空间结构也跟着扩张与演化。作为江西省重点发展地区, 赣州的城市经济功能与产业结构在较短时期内发生了一些转变, 从而带来了空间结构在短期内的扩张与重组, 如城市空间的规模扩张和产业结构优化。于是, 伴随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网络信息时代到来和未来越来越多大型企业的引进及就业人口的增长, 必然使赣州的经济功能继续发生转变, 空间结构也将相应的进行重组、优化。本文通过对赣州经济发展及功能不断转变的情况进行研究, 可以给我国其他同样处于经济发展给空间结构带来变化的城市提供很好的借鉴意义。
摘要：城市空间结构反应的为城市里人类活动以及城市的功能组织在空间上的映射, 它表现出了城市的资源要素分布状况与利用的程度, 且伴随城市经济发展发生演变, 与此同时城市空间的结构影响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本文探讨了影响城市空间演变的因素, 并以赣州市为例, 分析了赣州近年来, 由于经济的发展, 使其空间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探讨了空间演替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经济功能的影响, 以期为今后研究现代城市经济功能的变化与空间结构演变的关系提供依据。
关键词：城市,空间结构,产业结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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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空间演化 篇4
一、泛长三角经济空间结构研究文献综述
让长三角跳出地理范畴, 构建泛长三角经济区, 已成为不少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共识, 长三角经济发展需要更大的经济腹地, 泛长三角经济经济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
1、对构建泛长三角经济区必要性的研究。
对泛长三角经济区的研究文献大都来源于网上的新闻报道和论坛的讨论, (1) 缺乏较系统、较完整的理论性文章或学术性专著。较之泛长三角区域合作实践, 应该说其理论研究落后于其实践的发展。近年来研究泛长三角经济区的主要观点有:
用区域经济学的“扩散效应”和总部经济理论, 解释长三角泛化的必然性 (赵弘, 2003) 。现在长三角的部分优势产业需要升级, 原有的传统产业需要转移, 这就要求长三角附近有一个成本更低的空间, 这就是区域经济学中的扩散效应在发生作用。这个更大的经济腹地, 需要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市场、良好的交通条件等。
长三角城市群扩容是大势所趋, 不应将长三角看成是一个凝固的、封闭的概念, 它应该是开放的 (沈立人, 2005) 。长三角的品牌不是某一部分城市独有的, 也不是某一个地区能够形成的。长三角的品牌需要更多的周边城市来共同打造, 这样才可能使其真正成为“世界第六都市圈”。长三角区域经济需要解决的问题, 与前几年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最主要的是要调整经济结构, 解决产业升级和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 原来那种粗放的、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必须要变, “老路已经走到头了”。随着区域经济的转型, 区域经济合作的形式也就要相应做出调整。比如, 现在很多长三角的企业因为商务成本不断提高, 正逐渐向成本较低的周边城市转移。这样一种趋势, 就要求长三角突破原来“半封闭”的状况, 使其更加开放。也就是说, 区域经济合作的形式, 应当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趋势相适应。
面对长三角以外的城市掀起的融入长三角的高潮, 在2005年9月召开的“沪苏浙协作部门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出台了首部《“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城市入会规程 (建议稿) 》。《入会规程》规定的两大类的7项具体
(1) 为泛长三角经济区发展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 中国泛长三角合作与发展战略研究会成立。与此同时, 大长三角经济论坛也于2004年7月在江苏省的南京市成立, 开通了大长三角论坛网。
评价指标成为长三角以外的城市跨入长三角的一道“门槛”。其中, 两大指标类型分别属于“门槛”指标和“属性”指标, “门槛”指标包括是否在长三角城市群范围, 是否为地级以上城市;“属性”指标包括人口密度 (不低于500人/平方公里) 、城市化水平 (不低于20%) 、GDP相对上海比值 (不低于5%) 、人均GDP相对上海比值 (不低于20%) 、经济联系强度系数 (不低于10) 。《入会规程》借鉴发达国家城市群发展规律及规模划定标准及国内外人士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研究成果, 对长三角城市群地域范围进行了重新定义。建议方案为:以上海为中心, 以300公里为半径划定一扇形区域。在此基础上, 再向沿海南北和向西沿江3个方向延伸, 延伸至距离上海半径400公里的范围内。按照这个方案, 除了现有16个长三角城市之外, 江苏盐城、浙江温州和金华以及安徽马鞍山、芜湖、滁州、宣城、巢湖、铜陵等9个地级以上城市都将被包容在长三角城市群中。
2、对泛长三角经济空间结构的研究。
2002年4月6日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的蓝鲸管理论坛上提出了泛长三角经济区概念, 即“3+1”模式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一些专家认为以往长三角多指上海及江苏、浙江的部分城市, 带有区域不稳定性、行政不对称性、目标不确定性, 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或是最高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泛长三角经济区则克服了前者的缺点, 具有地理发育的延展性, 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和发展水平的梯度性, 与美国太平洋沿岸经济区、巴西东南经济区等世界主要经济区的特点极为相似。
泛珠三角模式的付之实践, 给正在寻求合作与发展的长三角所带来的联系和启示 (徐长乐, 2006) 。“15+1”的狭义长三角概念应当逐步淡化, 取而代之并应进一步强化的是将江、浙、沪三省市为合作整体和更高行政级别的经济合作模式, 可称之为“泛长三角”模式。并首先应该积极探索长三角与安徽省组建的区域战略联盟的现实可能性, 通过与安徽省的全面合作, 共同打造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合作的“泛长三角”, 形成长江下游地区的整体联动发展新态势。 (2) 泛珠三角的成立给长三角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启示, 因而应将珠三角与长三角进行比较, 构建泛长三角经济区, 长三角应联合周边安徽, 江西, 福建等地区 (谈璐、李廉水, 2005) 。
在浙江嘉兴召开的首届长三角城乡一体化论坛上提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不能停留在“15+1”的城市范畴, 应有“3+2”的概念, 也就是把苏、浙、沪三省市和属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安徽、江西全部纳入“泛长三角” (张颢瀚, 2004) 。这种长三角经济沿长江流域进行扩散的观点很有新意。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更广泛的泛长三角的概念, 如长三角空间地域应延伸和拓展到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和福建一线, 把泛长三角经济和泛珠三角经济以及环渤海经济相衔接。针对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的启动长三角和京津冀区域规划编制试点问题, 提出泛长江三角洲及其区域发展规划的理念和构想, 并对泛长三角及其规定性和泛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及其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嘉容, 2004) 。 (3)
3、泛长三角经济空间结构演化机制。
泛长三角经济空间结构演化有两种重要的推动因素:一是市场推动, 二是政府推动。长三角经济整合的动力机制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目前整合的主导力量是市场力量, 是市场作用的结果, 政府推动已不是主要方面。政府推动应与市场推动进一步协调, 概念推动应与市场推动进一步结合, 政府推动与概念推动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当前在经济活动中, 比如跨行政区的经济联系与合作、招商引资等等, 存在着过于强调政府主导的倾向, 而企业这个市场主体却被“淡化”或“配角化”, 市场推动机制常常被政府行政推动机制“挤出”, 这种倾向并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区域经济关系的形成机理。泛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 市场是只无形之手 (王一鸣, 2005) 。
(1) 市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有没有生命力和活力, 归根结底取决于它的存在是否符合市场经济规律。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中心区域之一, 加入后可以分享到群体增长的要素资源和经济机会。但是, “可以分享”不等于“一定能分享”。长三角周边城市应找准定位, 优势互补, 通过实实在在的经济联系融入长三角 (徐长乐, 2005) 。行政区划必须界定得很清楚, 但经济区域却不必如此, 因为区域的概念既是动态的, 也是开放的, 它的规模是由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以及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来确定的。譬如, 被纳入长三角城镇群规划的马鞍山, 虽然一直企求得到长三角名分而没有得到, 但它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南京经济圈乃至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个组成部分 (宋林飞, 2005) 。
(2) 政府推动。市场主体是实践区域合作的主要力量。政府的推动是立足于建立统一、开放的区域市场体系和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为企业创建平台, 形成健全的鼓励、支持和引导市场主体参与区域合作的机制, 不断地为区域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因此, 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重要主体是各级政府, 特别是主动介入和强有力保障措施的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泛珠三角经济区的形成, 在很大层面上得益于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得益于9个省区政府和2个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强有力的呼应。因此, 构建泛长三角经济区除了要强调市场主导的运行机制外, 也要重视各级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 即创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 解决发展过程中相互关联的重大问题;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共同推进, 逐步构筑泛长三角区域发展的品
(2) 泛长三角“15+n”呼之欲出。江苏省的盐城、淮安, 浙江省的金华、街州, 安徽省的合肥、马鞍山6城市向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正式递交人会申请, 力陈各自成为长三角合作组织成员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盐城等6城市“投身”长三角的“蓄谋”早于2004年11月初在上海提前召开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第五次会议上就已显山露水。尽管“泛长三角”概念尚没有进入中央或地方决策层, 但学者、商人和地方官员充满了期待。许多人认为, 如果泛长三角的倡议付诸实践, 其优势很可能超过珠三角:一是交通优势。安徽、江西到江苏、浙江、上海, 高速公路、铁路、高速铁路、国道等交通主干线几年内就将形成区域交通网络;二是长江是一条黄金水道, 可以抵上几条铁路干线, 可以将长三角经济辐射到湖南、湖北等省。
(3) 该作者将泛长三角范围界定为:以上海为中心, 上海和江苏、浙江三省市的一部分或者上海和南京、杭州三个特大城市所构成的长三角是泛长三角的第一层级。包括安徽和江西的一部分在内, 是泛长三角的第二层级。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和福建的一部分以及安徽的大部分或者全部, 是泛长三角的第三层级。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和福建及其以外地区, 包括重庆、四川等长江中、上游地区则可能构成泛长三角的第四层级或者外围空间层级。这样一个递进的和渐变的空间地域结构就构成了泛长三角经济区域概念。
牌, 增强区域的整体影响力;共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泛长三角经济空间结构演化机制的基本内涵
长三角经济向周边区域极化和扩散, 引致泛长三角经济空间结构演化。也就是说, 长三角经济快速增长, 辐射半径增大, 尤其是“一极两带”极化与辐射效应 (长三角经济沿长江流域经济带和新亚欧大陆桥及西安以东双陆桥经济带向我国中、西部延伸极化和幅射) , 引致泛长三角经济空间结构演化。
1、长三角经济对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极化与辐射效应。
长三角经济快速增长引致经济腹地需求扩大。长江黄金水道作为综合运输大通道, 已经成为长江流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交通支撑带。长三角经济辐射半径增大, 其沿长江流域经济带向我国中、西部延伸极化与幅射, 促成泛长三角经济空间结构演化。
(1) 长三角经济沿长江流域经济带向中、西部延伸极化与辐射的客观必然性。随着消费结构从吃、穿向住、行的转化, 我国出现了以重化工业为突破口的新一轮工业化进程。长江流域经济带在这一进程中具有独特地位。重化工业需要规模经济的支撑, 需要城市群、强大配套能力的产业带为主要载体。在这些条件方面, 长江流域经济带的优势最为明显。同时, 上海洋山国际集装箱港的建成, 导致长江流域集装箱运量巨增。在经济腹地扩展的取向上, 长三角经济必然会以长江流域为必选的向中、西部扩延途径之一。长江流域是非常重要的交通束, 长三角经济沿着这条交通束向中、西部极化与辐射, 促进着长三角经济和长三角腹地经济一体化发展。
(2) 长三角经济沿长江流域经济带向中、西部延伸极化与辐射具有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优化意义。一是有利于长江流域经济带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长江上、中游地区经济欠发达但自然资源丰富, 下游地区经济发达但自然资源相对匮乏, 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共同开发、共谋发展的客观需要。30年来, 靠近沿海的长江下游地区在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 由于多年持续的资本积聚和积累, 技术引进、消化与创新, 其极化效应开始由强转弱, 辐射扩散效应相对趋强, 中、上游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低廉的生产要素迫切需要开发, 客观上也使下游地区向上、中游地区的资金、技术转移逐渐增强, 产业转移和扩散逐渐扩大。二是有利于促进西部大开发和东、中、西部联动发展。长江流域横跨我国东、中、西部, 长江流域的发展对促进东、中、西部联动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东部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 但在率先发展中沿长江流域辐射必将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长三角经济沿着长江流域辐射, 有利于带动促进中、西部经济的发展, 实现东、中、西部经济联动发展。
2、长三角经济对新亚欧大陆桥及其西安以东双桥经济带的极化与辐射效应。
在宁西铁路建成之前, 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虽然在沟通我国和中亚国家的经济联系以及促进我国东、中、西部共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因桥头堡连云港市经济社会总量太小和沿线城市经济实力不强, 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没能把发达东部经济的能量有效辐射给我国中、西部。宁西铁路建成后, 新亚欧大陆桥及其西安以东双桥经济带形成, 长三角经济沿新亚欧大陆桥及其西安以东双桥经济带的极化与辐射效应日益增强。
(1) 双桥头堡的竞争优势。新亚欧大陆桥形成以铁路为主轴, 口岸为门户的运输方式结合的交通网络。上海港是世界级大港, 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上海物资总量的60%和上海口岸外贸进口物资的99%都通过其周转。连云港港口是国际集装箱运输的枢纽港, 是不可多得的靠海通陆桥的国际化大型商港。上海港口及连云港港口组成了规模大, 综合实力强的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方双陆桥桥头堡。长三角是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区域, 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创新的牵引力。新亚欧大陆桥及其西安以东的南桥在合肥以东通过沪宁、宁启、合肥经杭州至宁波铁路线, 得天独厚的引导长三角经济沿桥向中、西部的皖、豫、陕等省域极化与辐射, 从而扩展了长三角经济空间范围。长三角经济沿新亚欧大陆桥辐射, 是带动我国东、中、西部经济联动发展的黄金经济轴。
(2) 新亚欧大陆桥及其西安以东双桥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 在长三角经济向我国中、西部极化与辐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互补优势。一是资源互补优势。新亚欧大陆桥及其西安以东双桥经济带地处我国温带和亚热带地区, 水、热条件组合较好, 地形多是平原, 是我国重要的粮棉油产区和著名的水产品及土特优产品产地;是重要的矿产资源区域, 不仅种类多, 分布广, 而且集中有大型及特大型矿床。这与长三角经济发展的资源局限形成良性互补。二是政策优势。改革开放以来, 遵循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客观规律, 国家相继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长江流域经济带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 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强劲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大幅增强。长三角经济沿新亚欧大陆桥及其西安以东双桥经济带极化与辐射符合国家的发展政策, 因而有利于长三角经济和新亚欧大陆桥及其西安以东双陆桥经济带发展。
(3) 长三角经济沿新亚欧大陆桥及其西安以东双桥经济带极化与辐射具有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优化意义。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长三角经济沿新亚欧大陆桥及其西安以东双桥经济带极化与辐射具有必然性, 并推动着长三角经济和新亚欧大陆桥及其西安以东双桥经济带的快速发展。新亚欧大陆桥及其西安以东双陆桥的构建, 形成了有利的投资环境, 使长三角的产业向新亚欧大陆桥西安以东双陆桥扩散, 继而向我国中、西部地区扩展。因此, 通过新亚欧大陆桥西安以东双桥联结长三角和中、西部, 无论对长三角经济发展还是对中、西部开发都至关重要。同时, 长三角经济沿新亚欧大陆桥及其西安以东双桥经济带极化与辐射有利于长三角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是长三角经济沿新亚欧大陆桥及其西安以东双桥经济带极化与辐射可以促进长三角经济的地域合作, 从而提高其综合竞争能力。二是长三角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通过新亚欧大陆桥及其西安以东双桥经济带向中、西部转移, 有利于长三角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调整。三是长三角经济沿新亚欧大陆桥及其西安以东双桥经济带极化与辐射可以引导中、西部欠发达区域的人力、矿产等资源沿带向东部流动, 拓展长三角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从而为长三角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三、泛长三角经济空间结构演化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 长三角经济发展迅速, 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加, 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快速增长的长三角经济沿长江流域经济带和新亚欧大陆桥西安以东双陆桥经济带, 向我国中、西部极化和幅射引致泛长三角经济空间结构演化, 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泛长三角经济核心区空间结构演化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长三角经济区是泛长三角经济区的核心区。长三角经济在泛长三角经济区的重要地位, 决定着长三角经济尤其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创新发展对泛长三角经济发展产生直接作用, 从而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长三角产业结构优化对我国经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重要影响。随着长三角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产业结构也发生着显著变化, 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具有明显的示范与促进效应。长三角的第二、第三产业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有关资料, 2006年长三角三次产业比重为4.1∶55.3∶40.6, 第一产业比重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长三角的产业结构比例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化起着优化示范的作用。
(2) 长三角是我国市场经济内向一体化和外向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区域。市场经济内向一体化是基于经济区域内部各次级区域之间、各产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而形成的市场经济一体化。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长三角经济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区域内部的市场分割最终为统一的区域市场经济体系所取代。市场经济外向一体化是区域市场经济体系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为长三角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机遇和挑战。
(3) 长三角是我国新型生产中心与制造业基地。随着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跨区域、跨国界转移, 加之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与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一些大型跨国公司把生产基地移入长三角以获得进入我国内地市场的机会。另一方面, 长三角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生产中心和制造业基地。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 新兴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出现, 整个长三角产业结构会得到进一步优化, 产业结构高度化成为必然趋势。
(4) 长三角是我国重要的制度与技术创新中心。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 长三角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 在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过程中, 无论是国有企业改革, 还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市场管理方式及经济主体行为规范改进和效率提高, 都对全国产生影响。长三角聚集了大量实力雄厚的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 良好的人文积淀和雄厚的科研实力, 使之成为我国重要的新产品生产基地和新技术研发与扩散的中心。长三角作为我国对外开放前沿、重要的核心经济增长区域、生产中心与制造业基地、制度与技术创新中心, 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产生关键性影响。
2、泛长三角经济空间结构演化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
泛长三角经济区由长三角及其极化与辐射的广阔经济腹地构成。由于经济极化与辐射是一个动态过程, 因而泛长三角经济区也应是一个边界变化的经济区。从我国现行行政区划和地缘关系来看, 泛长三角经济区包括长三角经济及与其有内在联系的经济腹地。但一般来说, 其基本内涵应是长三角及其辐射较强并相互联系比较紧密的经济腹地。泛长三角经济区是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形成的, 因而泛长三角经济空间结构演化对于其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泛长三角经济空间结构演化有利于提升我国区域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世界经济的竞争更多的表现为区域之间的竞争。改革开放以来的长三角发展对世界市场产生着极大影响, 但长三角面临发展空间和自然资源有限等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 需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整合资源。因此, 泛长三角经济空间结构演化会扩大其经济腹地, 有利于区域经济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2) 泛长三角经济空间结构演化有利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良性竞争。如何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保持外向型经济的优势, 是长三角面临的重要课题。促进泛长三角经济空间结构演化, 可以通过经济腹地的扩大, 保持和提升区域经济优势地位。从这个角度看, 泛长三角经济区发展, 也必然带动我国区域经济的良好竞争局面。泛长三角经济区的合作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它对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逐步形成东、中、西部经济互联互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新格局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 泛长三角经济区的合作发展有利于提高我国区域经济的整体经济实力。
(3) 泛长三角经济空间结构演化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实施泛长三角经济发展战略, 对于中、西部经济发展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从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分析, 长三角经济区担负着带动周边后发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责任。促进泛长三角经济空间结构演化, 积极加强长三角与周边后发区域的经济合作, 是实现我国区域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泛长三角区域合作有利于实现各方利益要求, 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因此, 泛长三角经济空间结构演化, 加强区域合作是泛长三角开放、增进合作、加快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共同愿望。因此, 通过促进区域内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建立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的产业合作体系, 可以实现资金、技术、人力、自然资源等高效配置, 推动更大范围的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和区域经济综合实力提高。
摘要：长三角的经济腹地在“一极两带”极化与辐射效应下在更大范围扩展, 从而促进更大范围的泛长三角经济空间结构演化。长三角经济沿长江流域经济带、新亚欧大陆桥及其西安以东双桥经济带向中、西部延伸极化与辐射, 是泛长三角经济区空间结构演化机制的重要内涵, 推动着泛长三角经济空间结构优化。
关键词：泛长三角经济区,空间结构,演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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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空间模式演化的动力机制初探 篇5
1.影响居住空间模式的动因
空间模式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按照某种典型的思维方式建立起来的、具备一定普适性的空间范式。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空间模式从来都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因此其普适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就住屋而言,自人类产生之时便已有之,它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不断演变发展,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1.1自然因素
自原始聚落起,人类便认识到住屋首先是一种自然形态,是适应所处地区的地形地貌及气候条件的产物。因此不同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不同住屋形式,正如穴居多见于北方(图1),而巢居多见于南方(图2);北方住屋多厚重封闭,而南方住屋则轻盈通透,形式上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自然环境的影响。
自然环境对住屋形式的影响相较于功能、技术、社会文化等因素而言,是相对恒常的因素,但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态度上却几经反复。人类在原始时期、封建时期,秉承尊重自然、善待自然、敬畏自然的态度。工业革命后,人类的技术水平突飞猛进,改造自然的能力也不断加强,人们开始漠视自然环境,出现了大量的“反气候”建筑。但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资源的不断枯竭,人类开始反思对自然环境的态度,转而开始顺应自然并合理适度的利用自然以减少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
1.2功能因素
住屋是容纳人们居住生活的场所,人们在其中开展各项活动以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满足人的生理及心理需求、容纳人在其中展开各种各样带有目的性的行为是住屋的基本功能,也是住屋存在的意义由于。居住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侧重点各有不同,为了充分适应不同时期居住生活的展开,住屋空间势必随之做出积极的响应和调整,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住屋空间模式。[1]
1.3技术因素
建筑从来都不是随心所欲的艺术活动,而是一门基于科学、解决问题的实用技术,其设计、建造过程必须遵循客观的自然规律,因此建筑体系的发展在客观上依赖于技术的进步。
相较于传统建筑,现代建筑系统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它总是在与其他技术层次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丰富自我、完善自我。在我国传统住屋中,厕所、厨房等功能都是单独另辟房间设置,但在现代技术体系下,水、电、排烟等问题皆可采取铺设集中化的设备管线予以解决,使现代城市的居住空间由传统的院落式空间布局方式转变为整体紧凑型的空间布局方式成为可能。另外现代信息技术的兴起和普及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电子商务、网上购物、娱乐方式的多元化等现象揭示了人类的社会形态正在发生着巨变,居住行为的内容、方式及特点也随之悄然改变,进而影响居住空间形态。
14社会因素
人类在远古时期为了抵御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恶劣的生存条件,不得不以群体的力量来弥补个体能力的不足,因此人们通常采取聚居的方式长期生活的某地,彼此在生存的需求下相互协作、共同活动,由此形成人类社会。
众所周知,人是生活的主角。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空洞无聊、微不足道的琐碎行为里却隐含着社会结构、社会机制以及社会组织方式等因素加诸于人和家庭之上的影响。例如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四合院式的空间模式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内涵,它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宗法制度在建筑上的具体表现。由此可见,人选择如何生活、以何种方式生活,其中包含的内容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有意义的多,也复杂的多。[2]若要理解不同时期住屋的空间模式,厦清居住生活中隐含的深层次的社会因素是非常有必要的。
1.5文化因素
人类的日常居住生活不仅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还受到身处其中的文化情景的影响。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文化”一词包含的涵义范围异常宽广,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诸多变异。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某一特定群体中人在长期的生活中,具备群体特征的生活方式会潜移默化的植根于个人的脑海中,进而影响其思考、理解、感受和表现的方式。[3]基于此观点文化可以理解为一个既定人群的“全部生活方式”。[4]雷蒙·威廉斯抓住了“文化”最一般的层面,在此观点的支撑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文化力量塑造了人们的日常居住生活,进而影响容纳生活展开的居住空间。
在影响住屋空间模式演化的诸多因素中,文化是最复杂、最难以把握的因素,它对住屋空间形态的影响从来都不是直接的,而是内隐于其他相关因素中,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文化几乎存在于关乎居住的所有内容中。
2.居住空间模式演化的动力机制
2.1对单纯的“机械决定论”的质疑
住屋空间模式的演变发展中,必然存在某种内在的动力机制,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力图给出简单明了的解释,以下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1)气候决定论
气候决定论在建筑学和文化地理学等领域曾被广泛接受,它认为人类最关心的是如何得到庇护,因此住屋所处地区的气候条件决定了住屋的形式。但在技术体系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中,气候决定论的观点已无法解释为何处于不同气候区的住屋形式却如此雷同。即便是在原始时期,此观点也很难解释为何地球只有少数几个气候区,却发展出如此众多的住屋形式。
(2)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者认为住屋形式随着人类掌握的建造技术的提高而演变,从洞穴开始(此时还不能称之为房屋),然后出现可以四面围合的挡风墙,再进化到圆形的茅屋,最后发展为各式各样的矩形的住屋,技术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5]尤其是在科技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技术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改变着人类生活方式,因此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在现代社会更是盛极一时。
诸如此类的机械决定论往往是片面的,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对此美国著名的建筑学与人类学学者阿摩斯·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在其著作《宅形与文化》中,列举了大量的实例予以反驳,证明了任何单纯的机械决定论都无法解释住屋形式演变发展的轨迹,任何试图将居住系统模型简单化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2.2多重力量并存的整体驱动力
为了厘清人类社会居住形式的相关问题,人类学家马克斯·索尔提出“生存模式”的概念,他将各种影响形式产生的因素归纳在“生存模式”一词中,其中囊括了精神、物质、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6]人类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生存模式”各具特色,精神、物质、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在居住系统中发挥着或多或少、或强或弱、或显性或隐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而言,住屋作为特定“生存模式”的物化体现,其产生和发展从来都不是某个单一要素所能决定的,而是诸多影响因素同时存在,形成整体驱动力牵引着住屋形式的演变。
在众多因素共同构成的驱动系统中,阿摩斯.拉普卜特将社会文化因素视为“主要因素”(“首要因素”),将自然、技术、物质功能视为“次要因素”(”修正因素”)。[7]这个观点在某个社会历史时期或某个地区也许是适用的,但在其他社会历史时期或其他地区却未必适用,必须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社会历史时期中诸多因素的具体表现形式做出全面的综合分析。
3现代城市集合住宅空间模式演变的动力机制
3.1现代城市集合住宅的产生
集合住宅并不是自古有之,而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逐步发展而来的。工业革命的本质是机器化的生产方式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化的生产方式,在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
城市集合住宅的产生首先源于机器化大生产而带来的人口聚集,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城市内部分工明确且高效协作,这与传统的城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随着人口聚集的程度越来越高,城市也开始加速膨胀,传统住屋自由、松散的空间布局方式已无法适应现代城市高密度的人口居住需求,城市中的居住问题随之凸显出来。因此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获得更多的住宅成为解决城市居住问题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从某种意义而言,是现代工业社会直接推动了集合住宅的产生。
机器化的社会生产方式不仅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同时也潜移默化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农业社会相比,现代城市家庭生活中摈弃了与生产相关的行为内容,仅仅保留了人们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的活动,因此家庭的日常生活高度精炼。与此同时,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使城市中家庭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人们迫切需要高效、便捷和舒适的居住生活环境。因此现代城市集合住宅的空间模式从“理性”与“功能”的角度出发,试图通过机械主义的功能秩序去构建一个个居住机器。其空间形态归纳起来即以理性化的思维方式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为前提,通过将生活高度精炼和浓缩,尽可能的简化生活模型,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现代化的结构技术、建造方式和设施设备,使空间呈现出布小局紧凑、多样功能高度集成的整体化形态。如果说社会因素是催生集合住宅产生的内在的核心动力,那么功能需求的变化和技术手段的进步作为社会因素的外化表现,是推动集合住宅户内空间模式形成的外在的直接动力。相较之下,由于现代工业技术范式在全球化浪潮下席卷世界几乎每个角落,加之现代建筑对异质文化的刻意排斥,使现代城市集合住宅空间模式在建构过程中,对自然、文化因素的考量渐渐退居其次,成为影响住宅户内空间模式次要的修正性因素(图3)。
3.2后工业社会城市集合住宅空间模式演变的动力分析
进入21世纪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已基本完成,工业不再是驱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取而代之的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知识经济社会,又称为后工业社会。伴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推动城市集合住宅户内空间模式演变的动力系统的内在结构性关系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3.2.1社会、功能和技术因素的主导作用依然延续
后工业社会作为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形态,虽然计算机信息类的“软技术”开始逐渐替代工业化的“硬技术”,但技术依然是支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轴,因此人们的生活方式总体上还是依托于以技术为主导的现代文明而存在,加之人类的建造技术受到客观的自然规律的限制,并未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因此社会状况、功能需求和技术条件仍然是决定集合住宅空间模式的主要因素,次要因素仍然是在既有的框架下发挥一定的修正作用。
3.2.2自然和文化的修正作用不断加强
1)自然因素
自然环境对住屋形式的影响相较于功能因素、技术因素以及社会文化因素而言,是相对恒常的因素。但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态度上却几经反复。人类在远古时期、封建时期,秉承着尊重自然、善待自然、敬畏自然的态度。由于受到技术水平的限制,必须倾注全力应对自然环境中的不利因素,虽然技术手段是朴素的、简单的,但却创造出适宜的居所。
工业革命后,人类的技术水平突飞猛进,改造自然的能力也不断加强,人类似乎开始漠视自然环境,出现了大量的“反气候”建筑。但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资源的不断枯竭,人类开始反思对自然环境的态度,转而开始顺应自然、利用自然以减少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浪费及污染。因此,在后工业社会,地域性的自然条件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利用,使之在居住系统中发挥的修正作用明显加强。
2)文化因素
在现代城市集合住宅的户内空间中,抽象限定的边界是对空间从局部到整体,或从整体到局部进行逻辑推理得以确定的,其空间表现为均质的、各向同性的感情基调。这样的空间完全忽视了人的情感,也忽视了生活的复杂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工业社会的初期,人们炫目于日新月异的变化,并激动于现代工业技术带来的高效而舒适的生活方式,无暇顾及深层次的情感和精神需求。而在后工业时代,人们开始反思有如革命一般的现代建筑运动,并逐渐摈弃那些绝对理性、功能限定、情感淡漠的空间形态,尝试从历史、文化和习俗等角度去理解人的行为、心理、感情,构建多维度的、全面的居住系统。
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文化则起到了类似于“缓冲器”的作用,既会在某些时候滞阻前进,也会在某些时候存储能量,当其他驱动力量减弱的时候,文化的力量厚积而薄发,继续推动集合住宅空间模式的演变和发展。[8]
在后工业社会,对自然和文化因素的重视完善、丰富了现代居住系统的内涵,并通过对集合住宅体系发挥持久而有力的修正作用,创造出适宜的居住环境。
4结语
人类的住屋形态总是伴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的演化发展,其中包含了社会、文化、自然、技术、功能等诸多方面的共同影响,并不是简单的“机械决定论”所能一言以蔽之的,任何静态的思考方法都难以应对居住系统的动态性、复杂性特征。据此,对现代城市集合住宅的研究需从居住系统内部的结构性关系入手,分析鉴别各要素间的关系、具体作用,进而确定推动集合住宅空间形态演变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为优化集合住宅的套型设计提供理论上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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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空间演化 篇6
关键词：区域物流,碳排放,集中度,地理联系率
低碳经济是指根据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通过技术革命、制度革新、产业结构调整和新能源利用等途径,最大程度地降低煤炭和石油等高碳含量能源的使用,降低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实现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1]。物流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重要产业之一,其产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输业、仓储业等对能源依赖性较强的行业的发展,2012 年物流业能源消费总量为31524. 71 万吨标准煤, 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8. 71% 。而且, 《2014—2015 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中将交通运输业与工业、建筑、公共机构等列为重点节能降碳领域,促进中国物流业的低碳化发展将是实现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2]。
国内相关研究中,吴洋等[3]在利用LMDI方法分析2000—2011 年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运用脱钩理论分析得出我国碳排放和经济增长间存在的弱脱钩关系; 张诚等[4]利用灰色预测模型对四种能源的需求量进行了预测分析,并结合与物流GDP的对比分析来检验是否能完成 “十二五”期间低碳物流的节能减排目标; 史祎馨[5]基于所测算的广东省物流业碳排放数据,从单位货物周转量碳排放量、单位物流产值碳排放量、脱钩指数等方面分析了广东物流业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南晓莉等[6]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数据,从区域结构调整和技术效率角度分析了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 陈洁[7]结合环境DEA技术和方向距离函数,以物流业碳排放为非期望产出,分析我国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源自于区域差异杨斌等[8]将物流业增加值和货运汽车碳排放量作为输入指标,将物流业总体发展水平、交通运输等因素为投入指标,运用DEA方法分析了江苏省13 个城市的碳排放效率; 路正南等[9]将工业划分为采矿业、轻工业、重工业、供应业,利用投入导向的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了我国工业行业的碳排放效率,分析其行业差异的动态演化轨迹; 孙立成等[10]通过测算我国省区碳排放转入量和转出量,利用Moran's I指数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了碳排放转移的空间分布特征和经济溢出效应。国外的相关研究更为注重微观角度的低碳发展研究,BALAN S等[11]利用拉格朗日和欧拉运输模型分析了供应链的碳足迹问题,认为碳排放需要在供应链设计阶段即被关注,否则将产生很明显的威胁; HOEN K. M. R等[12]利用碳排放测算方法,分析具有碳认知企业的不同类型碳排放规则,并研究了物流选址、运输、配送等方面的低碳化发展问题; SAMIR E等[13]在分析供应链网络设计时所涉及碳排放成本、生产成本等问题的基础上,利用凹函数构建了碳排放与车重的关系模型,并检验得出碳排放成本能够改变供应链最优结构的结论; DEVIKA K等[14]构建了逆向物流网络的碳足迹混合整数线性模型,有利于探寻实现气候变化最小化的目标途径。
由于对碳排放研究起步阶段的差异以及相关数据获取的难度差异,国内研究主要关注宏观碳排放的测算、碳排放效率、碳排放地区差异等问题,而且更为关注工业的碳排放问题,国外研究则主要关注供应链或企业的低碳化发展问题的研究。我国物流业碳排放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几年大量的研究主要是碳排放的测算,对各省区物流业碳排放空间格局演化的研究涉及较少。因此,本文在测算区域物流碳排放量的基础上,构建区域物流碳排放集中度、地理联系率等模型,分析区域物流碳排放的空间格局演化特点及区域物流碳排放强度的变化,解析不同区域的经济碳排放和物流碳排放的关联,有利于探寻促进区域物流碳排放平衡、低碳化发展的途径。
1 区域物流碳排放测算
我国学者在进行碳排放测算时,大多选用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的边界界定方法,即严格按照排放源的地理位置分类[15]。由于我国物流业碳排放的监测数据还不完善,本文根据各省区物流业的能源消费量,将其转化为标准煤后估算其碳排放。依据IPCC “2006 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中所提供的碳排放量估算方法,即式( 1) 测算碳排放。
式( 1) 中,i是能源种类,C是碳排放总量,Ei是第i种能源的消费量,NCVi是平均低位发热量( 根据2013 年版 《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CEFi是IPCC ( 2006) 提供的碳排放系数,COFi是碳氧化因子( IPCC ( 2006) 将其默认为1) 。结合物流业的能源消耗结构,将能源种类划分为8 类,即原煤、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结合折标准煤系数( 根据2013 年版 《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估算这8 种能源的标准煤碳排放系数如表1 所示。
借鉴1998—2013 年版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整理各省区物流业的相关能源消费量数据,计算出1997—2012 年各省区物流业碳排放数据,如表2 所示。
大部分省区的物流业碳排放总体上都表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较多省区在2009 年稍有回落; 从物流业碳排放总量来看,广东和山东总是位于各省区前列,除了2012 年,广东在其他年份的物流业碳排放始终高于山东,接下来是上海、辽宁、内蒙古等省区; 而排放量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山东,2012 年比1997 年增长了13. 6 倍,其次是重庆7. 4 倍、广西7. 38 倍、内蒙古7. 11 倍、云南6. 74 倍。
2 区域物流碳排放集中度测算
区域物流碳排放集中度主要用于衡量物流业碳排放在空间中表现出的集中程度,即可以进一步表现为区域物流碳排放的强度,如式( 2) 所示。
式( 2) 中,Ii表示i省区物流碳排放的强度,LCi表示i省区物流碳排放量,Ti表示i省区的国土面积,n表示省区数量。将表2 数据和各年份省区国土面积数据输入式( 2) 中,得到1997—2012 年区域物流碳排放集中度,由于篇幅所限,仅列出华北地区结果,如图1。
为了更好地分析区域物流碳排放强度在空间上的演变,以七个地区的方式进一步分析( 华北———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 华东—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 华中—河南、湖北、湖南; 华南—广东、广西、海南; 西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 1) 华北,分为两个群组,即北京和天津一组,2005 年前北京和天津的物流碳排放强度始终在不断加强,且天津的物流碳排放强度始终高于北京;2005 年后,北京以较为迟缓的上升状态,其物流碳排放强度始终高于天津。河北、山西和内蒙古一组,在全国范围内列于物流碳排放强度较低的队列中,河北和山西几乎保持着水平发展状态,内蒙古是其中物流碳排放强度最低的省区。 ( 2) 东北,物流碳排放强度的排序始终是辽宁、吉林、黑龙江,和三省的物流经济发展水平比较相似,辽宁由最初的持续波动幅度转为2005 年开始的缓慢持续下降状态,吉林和黑龙江则是小幅度的波动。 ( 3) 华东,此地区的很多省区物流碳排放强度都列于全国较高水平,如上海、江苏、浙江、山东,上海在十五年中其物流碳排放强度始终位于全国最高位置,且以几十倍的速度加强,在2004 年达到十五年中的最高点,随后的下降过程中转向缓慢上升,2007 年开始缓慢下滑并保持着物流碳排放强度减弱的状态。华东中的其余省区以2004 年为界点分析,2004 年前物流碳排放强度始终在加强,山东的加强速度最为突出,江苏和浙江始终高于其他省区; 2004 年后物流碳排放强度表现为近似水平状态下缓慢上升的趋势,山东的上升趋势仍是最为明显。 ( 4) 华中,其中的河南、湖北、湖南物流碳排放强度表现为相近的状态,2004 年前表现为强度上升的趋势,2004 年后则保持缓慢下降的趋势。 ( 5) 华南,广东的物流碳排放强度始终在2 以上,即高于华东地区的浙江,广西保持物流碳排放强度比较弱的状态,海南的表现则比较突跳,1998 年海南的物流业能耗比其他时期都低很多,但近些年却始终保持着很强的物流碳排放强度。( 6) 西南,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趋势,在波动中大多表现为近似水平的趋势,2010 年之后除了重庆,其他三省的物流碳排放强度都表现出下降的趋势。( 7) 西北,新疆的物流碳排放强度处于国内较高水平,在波动变化中从2010 年开始表现出上升趋势,陕西、甘肃和宁夏的物流碳排放强度比较相近,处于较弱的状态,这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关联,而青海物流碳排放强度之所以表现出较强的状态,是由于青海的行政区域面积只统计了西宁。
3 碳排放地理联系率测算
碳排放地理联系率主要用于反映区域物流碳排放和区域经济碳排放在空间区域分布上的吻合程度,如式( 3) 。
式( 3) 中,R表示碳排放地理联系率,PLCi表示i省区物流碳排放占全国或某地区物流碳排放的比例,PECi表示i省区经济碳排放占全国或某地区经济碳排放的比例。R值越大,表明区域物流碳排放与经济碳排放的空间分布越一致,即物流碳排放越高的省区,其经济碳排放越高; R值越小,则表明区域物流碳排放与经济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区域物流碳排放高的省区,其经济碳排放不一定高。
区域经济碳排放的计算可以依据表1 口径的能源类别划分,结合各省区能源消费量与公式( 1)进行测算。将数据带入式( 3) ,从全国和七个地区角度分析碳排放地理联系率,具体结果见表3。
从全国角度分析,1997—2012 年的R值相对于地区划分方式,只是在部分年份( 如1997、2005—2008、2010—2012) 表现出空间分布较高的一致性,尤其是近几年,区域物流碳排放和区域经济碳排放的R值始终在不断加强,即表明区域物流碳排放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 “促成”了相同区域经济碳排放的大幅度增加。
从七个地区角度分析,华南、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R值较高,表明所属这些地区的省区物流碳排放和经济碳排放在空间上分布较为一致,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落后于华东、华中和华北地区。华东地区的R值一直表现为缓慢的波动状态,2009 年的R值落至较低水平,其他时期的R值相近且近年却有所上升,即物流碳排放增加的区域,其经济碳排放也在增加; 华中地区以2003 年为界,2003 年前区域物流碳排放与经济碳排放的空间差异一直在强化,而2003 年后二者的空间分布一致性在加强,这些区域的物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度在加强的同时,却由于物流业能耗效率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区域经济碳排放的增加; 华北地区的R值在七个地区中总体表现最低,即华北地区物流碳排放较高的省区,其经济碳排放不一定高,物流业能耗效率利用程度相对较好。
4 结论
本文通过估算物流业相关能源的标准煤碳排放系数,以1997—2012 年各区域物流碳排放量数据为基础,结合所构建的测算模型,分析了我国区域物流碳排放、区域物流碳排放强度、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碳排放的地理联系率,得出如下结论:
( 1) 各省区物流碳排放总体表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这与物流业经济水平的发展趋势非常相近。由于我国的物流业发展方式仍大多以粗放式方式发展,无法直接跳跃这样的初级阶段去强求一个区域在实现物流业发展的同时,其碳排放必须是保持降低的发展趋势。区域物流的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引起区域能源消耗量的增加,这与物流业的产业性质相关。我国不同省区的物流碳排放差异的存在,说明在能源效率利用率方面存在差异,各省区在发展物流业的同时,应关注能源效率利用的新技术、方式等方面,不能单纯考虑物流碳排放量,也要关注如何减缓物流碳排放增长速度。
( 2) 大部分省区的物流碳排放强度在国内的排名,与其物流经济发展水平排名非常相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物流业发展对碳排放较高能源的高度依赖性。区域物流比较理想的发展方式,应该是随着物流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物流碳排放强度能够以降低的趋势随之演化。但是,我国满足这种理想发展方式的省区非常少,较大部分的区域物流还是沿袭随着物流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微弱上升,却换来物流碳排放强度的较大幅度提升,这类省区应作为物流业节能减排发展进程中的重点优化区域。
基于价值链的城市空间演化研究 篇7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按照价值链原则将不同价值区段的生产活动分散在不同的区位,全球化中地域分工呈现出核心———外围的非均衡格局。我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正在加速重组,共享与互补、整合与竞争,正在成为城市发展战略的新主题,未来区域竞争的主题不再是产业与产业或者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而是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城市是人口、产业与空间的综合体。杨小凯的模型(1991)预测,如果所有人居住在一个很小的地方组成城市, 则交易效率会因对贸易伙伴交易距离的降低而提高,分工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也会提高。目前对城市规模的研究有三个方面,即城市人口规模、用地规模和经济规模。对城市规模的探讨视角主要有合理规模、适度规模和最佳规模。不管是产品分工,还是功能分工,本质上都属于价值链分工。从价值链和价值网络的角度来审视城市空间演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城市群内城市间的价值链整合成为区域价值链分工研究的重要内容。城市化的根本在于确立城市作为高效率的经济空间载体的地位,城市化的基础组织机能取决于市场交易与产业空间集聚过程中的外部经济转化为城市区位比较优势的能力,城市区位的比较优势和产业价值链相叠加和匹配是城市空间演化的空间经济条件,因此,发展以产业价值链为基础的城市价值链对实现由全球背景下的“被动城市化”转向“主动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城市价值链
人类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存在于空间中,并按照“趋利”的本质特性在空间中演进,形成一系列空间景观形态和价值关系表征的空间关联模式。城市被看成是一个经济交易系统,这种交易既可以发生在城市内部, 也可以发生在城市之间,而交易需要支付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与空间价值有关。城市内部价值链重组行为和城市间价值链重组行为本质上都是要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空间超载、失衡和失序构成了严峻的空间发展困境。人类的发展从要素范式向系统范式转变将是必然趋势,从“空间中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的生产”,以一个个价值空间的构建来规范经济行为,形成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福利和福利空间。空间价值是依附于空间中的资源价值的空间表现, 本质上是空间资源要素的空间增值能力。就资源本身来讲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当其被空间运用于具体经济活动时,才具有价值,可见,城市空间是有价值的。城市空间布局与产业价值链有相似之处, 但城市价值链更为复杂。本文将城市价值链定义为城市为了实现经济发展,根据城市发展阶段和优势,对城市空间进行重组、更替和整合行为的总和。城市价值链可以在城市内部也可以在城市之间,因此,根据价值链的空间范围可分为城市内部价值链、城市间价值链和全球城市价值链。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使生产过程出现空间分异,发展中城市承担了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的生产任务,大城市和发达的核心地区则集聚了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以价值链取向的空间需求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空间重组。
三、基于价值链的城市空间演化机理
(一)企业层面的城市空间演化
企业层面规模经济的存在是解释区域集聚经济的关键因素。无论是以地方化经济存在的产业内外部经济还是以城市化经济存在的产业间外部性,都是企业规模经济的反映为区域集聚经济的空间表现形式。企业组织在规模化经济和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将生产过程在地域空间上实现企业内部价值链的重组和整合而形成地域分工。企业的地域分工是一种高于企业内部技术分工的分工形式。以空间分散为主的地域分工使区域联系的发展到尽可能大的程度,从而实现企业价值和城市价值的重叠和匹配(图1)。因分工与专业化为动力的企业空间重组是城市形成与集聚的根本动力。
(二 )产业层面的 城市空间演化
企业在区位选择时有着向中心企业汇集的倾向,其结果就会促成产业集聚,进而形成城市,因此,企业空间区位选择是城市空间演化的源头,城市化是产业价值链整合效应的空间表现(图2)。不管是斯科特对“后韦伯”工业区位活动的解释,还是奥沙利文对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界定,都让产业和城市联系在一起。基于整合与演化的新产业集聚超越了“马歇尔式集聚”的局限性,表现出同一产业、相关产业与不同产业之间纵横交错、协同集聚发展的新形式,产业发展创新的价值链与模块化发展更为迅速,由产业组织的生产网络系统演变成价值网络系统,城市空间布局不过是产业空间分工的区域表现形式。产业集群的整合力主要来自于有组织的市场制度,是一种“人工选择”;产业的演化力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自生能力变迁,是一种“自然选择”。
一定的产业空间格局形成一定的城市体系,城市体系是产业价值链的空间载体。产业价值链的长度、宽度、灵敏度决定了城市空间体系的规模、结构和演化能力。产业价值链空间衍生和拓展使世界城市、跨国网络化城市体系成为可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整合过程中,处于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城市日趋专业化,如工业城(汽车城、机器制造城、高技术工业城)、服务业城市(如金融城)、旅游城市等。
(三 )产业价值 链空间重组 与城市经济区
产业价值链空间重组地区节点、域面、网络相互交织,区域一体化加深,能量、物质和信息的空间交换更加频繁,多极化、分散化、网络化是其基本特点(图3),是区域空间结构的高级形式,是国家、地区经济成熟的主要标志。高端价值环节不断在中心城市集聚,这种集聚的扩散效应必然会使低价值链环节向外围城市转移,集聚与扩散的力量也正是城市空间演化的内在动力。城市空间布局与产业结构布局在价值链重组过程中不断得倒优化和整合,从而形成了复杂的城市网络系统,这种城市网络系统的演化形成城市经济区。
城市价值链整合的动因是城市空间演化的微观基础,城市空间演化是城市价值链整合的结果。城市价值链整合也是城市发展的客观需要,一般来讲,中心城市的价值功能向外围地区转移低端价值功能,外围地区也可能有高端价值功能向中心市区转移,狭义的城市价值链整合主要是针对发达中心城市向落后外围城市转移其价值功能。所谓城市价值链整合,其实质就是城市空间重组与更替的过程。在城市价值链整合过程中城市价值链上生产活动的空间发生变化,即城市价值链活动中的部分活动或全部活动转移到其他地区,原有城市空间的价值功能发生变更。
四、城市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
集聚经济是一种外部规模经济。集聚是城市的典型特征,集聚动力机制通过影响城市产业布局以及人口的空间选择而影响着城市空间演化轨迹。城市是集聚经济的产物,表现为人口、产业、土地、交通等要素的集聚,根据集聚的程度不同,形成了不同规模城市。密集的城市之间由于生产要素的频繁流动,内生出竞争优势增强而交易成本降低的空间巨大的城市群。区域开发的不同阶段,其空间布局一般多经历着分散→集聚→扩散的演化过程。多数地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和中期,集聚效益比较明显,空间集聚是主要倾向。但在中心城市由于过于集聚而出现交通拥挤、用地与供水紧张、区位成本上升和环境恶化等负效应,其布局趋向于由集聚转向扩散。
城市化进程下的集聚存在边界和约束,这主要表现为基础设施的拥挤、资源价格的上升等。此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向外迁移的愿望就非常强烈,而它们的首选区位就是周边中小城市。一方面因为中小城市低廉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就近选择区位是因为需要借助于熟悉的市场和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核心城市主导了两个方面的进程:其一是由本地市场规模扩张触发的向心运动,这表现为核心城市的发展壮大;其二是由于本地市场拥挤导致的离心运动,这是由核心城市单极扩张转为城市集聚发展的动力。
集聚力可以分解成两中力量,一种是向心力,另一种是离心力。向心力促进产业在空间集聚,吸引更多企业进入,使集聚规模扩大。而离心力则推动集聚区域的企业向外转移,使产业集聚发生转移或消亡。向心力与离心力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均发挥作用,而是与产业集聚程度有关。当产业集聚程度达到初始规模时,向心力将吸引更多企业进入,从而促进产业集聚规模扩大;如果产业集聚程度继续提高而达到更高规模时,过度集聚导致离心力发挥作用,引起企业向集聚区域外转移,使产业集聚发生迁移或者走向衰落。
(一)自上而下的外生整合力驱动下的集聚
自上而下的外生整合力驱动下的集聚可以用凯恩斯的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来解释。通过对某一区域的投资,可以使该地区产出数倍于投资增量,体现了增加投资对增加收入的刺激作用。自上而下的外生整合力之所以能产生投资乘数效应,是以投资工业增加收入以后必须用之于消费为前提。
1. 核心区第三产业集聚程度提高 , 工业空间受到挤压 ,服务型空间逐步占据主导。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中心城市通过发展第三产业带动城市空间重组,通过金融、技术、信息等要素确立其在区域中的核心地位,而将一些低附加值的生产或功能转移出去实现城市的转型,实质上却摆脱了对第二产业的依赖。这从表面来看似乎放弃了工业和第二产业的高额利润,实际上在从产业向外拓展和内部升级过程中双重获利,一举多得,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地区进行的产业转移就是最好的例证。
2. 核心区工业外迁 , 过渡区工业集聚程度不断提高 ,工业空间外移。产业空间集聚的竞争条件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竞争过程中,规模经济导致集中,避免规模不经济又阻滞集中,需求多样化和生产多样化背景下的范围经济,也必然导致产业分散布局。比较典型的模式是以日本为代表的集团式城市产业空间结构(卫星城所围绕的多个中心城,一般是属于同一产业集团内的)和以台湾为代表的中心———边缘结构(卫星城的布局以核心企业总部所在城市分散布局)。中小城市的互补也为大城市实现产业升级与城市功能转型创造了条件,这种梯度式的分工关系最终提高了基于产业链的城市竞争优势(图4)。
一般来说,城市工业结构是指城市各工业部门的组成及其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联系和比例关系。城市空间的演化伴随着产业结构不断演化。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变动,新的工业部门和产业不断涌现,产业结构由单一趋于复杂, 主导的推动型产业不断由产品附加值低的部门向附加值高的部门转移。城市则由专业化向综合化发展。
3. 工业集聚带动居住空间外移 ,引导了新的服务型空间形成。
与工业集聚相伴的是人口向工业外围转移,形成新的人口集聚区,由于人口集聚扩大了消费需求,围绕人口的服务型空间逐步形成。
4. 外围地区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对要素的吸引力逐步增强。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落后地区远远偏离稳态,对落后地区进行工业投资,可能诱使其他经济同时出现大规模增长的现象(一种新工业的建立可能刺激另一些部门的模仿和创新),新的投资产生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会驱动外围地区区域稳态增长。图5是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的推导,反应的是区域增长率与其稳态水平成反比, 其中,K*1,K*2,K*3分别是地区1、地区2和地区3的稳态水平。 (ψ﹢φn)表示资本存量。在外生整合力作用下各个国家和地区存在着趋同或收敛的趋势。
(二 )自下而上 的内生自 然力驱动 下的集聚
仅仅用内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理论不足以说明相关的生产活动应在企业内部还是放到企业外部进行,还需要考虑交易费用问题。地区固有的技术潜力和市场潜力是地区增长的内生因素。这些潜力包括社会、政策、经济、文化、自然等多种 因素。自 下而上的 内生自然 力驱动下 的集聚符 合汉森———萨缪尔森模型的加速原理,所谓加速原理,就是用来说明收入变动将怎样引起投资变动的这种引致投资理论。大体上来说,当某一区域收入(产量)的相对量(即本期的收入与上期比较的变动百分比)增长时,投资便加速增长,经济就会出现繁荣;反之,当某一区域收入(产量)的相对量(即本期的收入与上期比较的变动百分比)停止增长或下降时,投资便加速减少,经济就会出现衰退。
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的建设发展有一定的阶段性。发展到一定程度,遇到一些限制性因素难以解决时,建设规模被迫收缩,经济增长速度趋于平缓,只有在集中力量改变了不利条件,跨越了限制性门槛以后,才会出现新的增长期。
城市空间增长效应与城市群内部城市的空间集聚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一方面城市空间增长效应的外部性和局部地理溢出的作用强化了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经济技术联系,使其交流更加密切,另一方面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强空间集聚也促使城市空间增长效应高度显著。产业集聚与城市空间布局强调经济效率。在现有基础上扩建、改建,或在已有基础上的一定地域内集中建设,这样比分散布局取得较好的集聚经济效果。但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集聚已不能与资源供给与环境容量相适应,经济效率、增长速度与环境质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客观上要求趋向分散布局,开始由不均衡逐步转向均衡,呈现出由集中过程转向分散过程的倒“U”型曲线。图6描述的是因地区自生能力引致的空间扩张 ,K*1,K*2,K*3分别表示地区1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稳态水平 ,y*1,y*2,y*3分别表示地区1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规模。
伴随着产业链的价值裂解和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城市功能将不断专业化和高级化,城市群嵌入价值空间的尺度范围将不断扩大,除了地区性和国家性城市体系以外,还会出现跨国城市体系和全球城市体系。全球城市价值链不仅包括大量的企业,还包括大量的城市,不仅要关注企业,还要关注城市空间。全球城市处于全球城市价值链体系高端,具有领导和控制功能的高等级城市。城市价值链的动态调整使得城市之间的联系增强,城市发展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网络化方向发展(图7)。
(三 )整合力与自然 力动态均 衡分析
事物的常态是动态变化,且具有累积倾向,因此,需要从整体上分析城市空间演化的路径。一国乃至某一地区产业发展不平衡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这种地区差别,是两方面因素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1. 自生发展能力。各地区之间 ,自然环境的优劣和自然资源丰度,组合状况的不同,区位条件的差异;文化制度,特别是工业开发的历史基础和积累不同;人口密度、人口素质、劳动力成本不同。作为一种社会惯性,这些自生发展能力一直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
2. 生产要素的空间整合。现代区域都是一个能量、物质交换频繁的开放系统。 生产要素流动的一般趋势是:劳动力向工资高的地区迁移,商品向价格高的地区流动,资金向报酬高的地区集中,新技术和创新成果向梯度差较小的地区推移。两种力量长期交互总用的结果是区域由不平衡到平衡、由低水平均衡到高水平螺旋式递进发展的过程。
将外部整合力与内生自然力两种力量结合起来,可以得出一个区域城市集聚模型:
式中yt、yt-1分别表示某一区域本期和上一期的经济增长水平,b和a分别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系数,I0表示外部整合力驱动下的投资量,Ct,Ct-1分别表示现期和上一期的消费水平(内生自然力)。模型表明,在假定b、a为已定的情况下,区域城市集聚程度取决于投资量I0的变动 (外部整合力),投资量I0的变动,反过来又会加强集聚,产生诸如缪尔达尔描述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集聚区域城市集聚水平是外部整合力与内生自然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整合力与自然力动态均衡可用图8所展示的逻辑框架来说明。图6中反应的是经济地区是由一系列经济职能的亚空间(区域)通过一定的等级秩序和功能结构组织起来的。城市空间演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空间秩序再安排,经济组织再构建和空间相互总用再调整的过程。如何从空间组织和效率方面保证这一过程的来良性发展是城市空间演化的关键。
五、结语
城市产业整合和演化能力不足是制约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的根本原因。需要通过制度、技术和组织方式在内的整合和演化现有优势产业链和构建优势产业集群,不断孵化出以产业价值链为基础的“城市群”与和新的“经济区”是下阶段我国城市空间演化的可预见的趋势,也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产业价值链层面上的城市集群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必然会成为区域经济的主流形式,城市群突破了单一城市空间的局限, 既反映了城市空间演化的一种高级形态和趋势,也是产业价值链在空间上的投影,当然,也是一种高效的城市化模式,空间价值链整合与重组将替代产业集聚成为新一轮城市空间演化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力量源泉,城市群的形成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转型,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增值效应,因此,从价值链视角来分析城市、城市集群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摘要：城市空间演化的内在动因来自于城市价值链的空间重组、调整和转移。城市、城市群本质上是产业价值链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影,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城市价值链。城市空间演化的过程必然会伴随城市价值链的增值。从价值链角度探索城市空间演化机理与增值效应问题,拓展了对城市空间经济的研究思路,也将丰富中心——外围(CPT)和全球价值链(GVC)理论。
关键词：价值链,城市价值链,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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