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空间

经济空间（共11篇）

经济空间 篇1

区域经济差异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问题尤其明显,区域经济差异过大不利于区域经济稳定发展,而且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总体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国内外相关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是近年来我国区域研究的重点,是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着力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海峡西岸经济区( 以下简称海西经济区)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北承长三角,南接珠三角,东临台湾省,毗邻港澳,是海西经济区崛起、福建振兴的“核心增长板块”,是全国八大重点发展城镇体系之一,是我国东部沿海新的发展增长极。2009 年,国务院通过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海西经济区从区域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经济步入新一轮的增长期。2013 年海西经济区创造国内生产总值37 159. 4 亿元。然而在海西经济区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海西经济区内的区域差异却较大,2013 年海西经济区的20 个城市中,福建省泉州市的GDP最高,为4 678. 5 亿元,是GDP最小的江西省鹰潭市1 553. 47 亿元的9. 42 倍,区域经济差异较大,这与构建海西经济区时所提出的总目标“协调发展”和基本要求“经济一体化”相违背。

目前关于区域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基于不同尺度的经济差异分析［1 － 2］; 基于不同测算指标视角的分析［3］; 基于不同研究方法视角的分析［4 － 9］; 基于不同影响因素的分析［10 － 14］,但还未有前人对海西经济区的经济差异进行系统的分析,本文试图采用传统计量分析方法与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相结合分析海西经济区经济增长差异的时空演变,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研究海西经济区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以填补上述研究的空白。

1 研究区域与方法

1.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海西经济区152 个市县( 以2012 年的行政区划为准) 作为区域经济差异及其时空演变分析的基本研究单元,其中县指县域( 包括县级市) ,市指地级市的市辖区。选择2000—2013 年县市人均GDP数据来研究不同年份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析海西经济区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模式,揭示其潜在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4 年《福建省省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年鉴 》《江西省统计年鉴》《广东省统计年鉴》和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

1. 2 研究方法

1. 2. 1 绝对差异测度指数

本文釆用标准差和极差衡量区域经济的绝对差异。极差计算公式为

标准差计算公式为

1. 2. 2 相对差异测度指数

本文采用极比和变异系数衡量区域经济的相对差异。极比计算公式为

变异系数计算公式为

1. 2. 3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用于检验区域单元上的某一现象与邻近单元的相关程度,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与局部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的主要测度指标为Global Moran's I,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 i≠j,n为研究区域的个体的数量; Xi为第i个研究对象的观测值; Wij为空间权重矩阵。

Global Moran's I仅表明空间差异的平均程度,无法反应局部空间差异的变化情况。因此本文选LISA和Moran散点图揭示各单元属性值在异质性空间的分布格局。

1. 2. 4 空间回归分析

本文运用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和空间回归模型相结合研究海西经济区经济差异的影响机制。空间回归模型主要包括空间滞后模型( SLM) 与空间误差模型( SEM) 。

SLM模型引入空间滞后变量,度量由于溢出效应、扩散效应等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地理空间效应。表达式为

其中: W为空间权重矩阵; β 为回归系数; WY为空间滞后因变量; μ 随机误差项向量。

SEM模型将由于误差所造成的冲击等众多原因产生的地理空间效应表达出来。表达式为

其中: μ 为随机误差项向量; Wμ为随机误差项的空间滞后项; ε 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残差。

2 海西经济区经济差异的时间演变

本文选取人均GDP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差异的指标,以海西经济区152 个县市作为研究对象,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两方面进行时间演变的分析。

2. 1 区域经济的绝对差异总体呈不断增大趋势

人均GDP的标准差和极差是测量区域经济绝对差异的重要指标。2000—2013 年间海西经济区的人均GDP的标准差和极差总体上均呈不断增大趋势,反映出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标准差由2000年的5 896. 13 上升到2013 年的19 093. 38,增大了3. 24 倍,年均增幅为9. 46% ; 极差由2000 年的36702. 65 增加到2013 年的77 188. 11,增大了2. 10倍,年均增幅为5. 89% ; 总的来说海西经济区区域经济的绝对差异总体呈不断扩大趋势,地区不平衡加剧,如图1 所示。

2. 2 区域经济的相对差异呈先增大后减小趋势

本文在衡量相对差异时采用了变异系数和极比的方法,2000—2013 年间海西经济区的人均GDP的变异系数和极比呈先增大后减小趋势,反映出相对差异先增大后减小; 变异系数由2000 年的0. 779 8增加到2002 年的0. 785 6,然后开始下降,直到2013年的0. 494 7。极比的变化和变异系数的变动具有相似性,都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极比由2000年的28. 84 增加到2002 年的29. 45,然后下降到2013 年的9. 19。从图2 可以看出2000—2013 年,海西经济区经济相对差异呈倒“U”型的变化趋势,符合威廉姆逊的倒“U”型曲线理论,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间的差异会先加大,而后会逐渐减小,表明海西经济区在研究期间整体经济正向着良性方向发展,如图2 所示。

2. 3 区域经济极化总体呈上升趋势

本文利用Arcgis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海西经济区市县的人均GDP划分为7 个等级,并绘制出人均GDP的空间等级分布图,如图3 所示。

图3 中第一个等级为区域经济严重欠发达水平县市,最后一个等级是区域经济发展高等水平县市。2000 年处于区域经济发展高等水平的县市有5 个( 人均GDP > 21 087) ,处于严重欠发达水平的县市有21 个( 人均GDP < 2 933) ; 2013 年处于区域经济发展高等水平的县市有9 个( 人均GDP > 72 003) ,处于严重欠发达水平的县市有19 个( 人均GDP < 9426) 。说明随着海西经济区经济的发展,高水平县市数量逐渐增多,而低水平县市数量逐渐减少,处于最高等级和最低等级的县市数量之和从2000 年的26,增长为2013 年的28,并且最高等级人均GDP水平较2000 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说明2000—2013年间海西经济区域经济极化总体上升趋势,区域经济极化不断增强。

3 海西经济区经济差异的空间演变

3. 1 总体差异

本文采用的空间权重矩阵是二进制邻接矩阵,根据公式( 5) ,利用Open Geo Da软件建立邻接规则的空间权重矩阵,并计算2000—2013 年海西经济区人均GDP的全局相关系数( Global Moran's I) ,并且在检验的基础上( p≤0. 05) 绘制出Moran's I趋势图,如图4 所示。

由图4 可以看出,全局自相关系数Moran's I指数呈波浪式缓慢上升趋势,自2000 年以来,Moran's I指数由0. 323 295 一直缓慢上升到2013 年的0. 442536,说明2000 年以来海西经济区区域人均GDP数据之间表现出较强的全局空间自相关,说明了全球化与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强化了海西经济区区域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区域在空间上呈集中分布,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增强,经济发展趋于平衡,区域经济差异逐渐变小。

3. 2 局部差异

3. 2. 1 Moran散点图

本文选取2000 年和2013 年作为研究断面,获得海西经济区人均GDP的Moran散点图,如图5 所示。首先2000 年以来,海西经济区区域经济总体差异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变。2013 年,位于第一象限的县市个数由2000 年的41 个增加到48 个,约占海西经济区区域总数的1 /3; 位于第一象限的县市个数越多,说明区域经济的总体空间差异越小,这也与前文中全局相关系数估计结果相一致。2013 年,海西经济区仍有75 个县市位于第三象限,约占海西经济区区域总数的1 /2,仅比2000 年减少12 个,说明海西经济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次,2000 年和2013 年这两年位于存在空间正相关的第一三象限的县市数量远远多于位于存在空间负相关的第二四象限的县市数量,说明海西经济区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县市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集聚性。

3. 2. 2 LISA集聚图

虽然本文研究的152 个县市都分布在Moran散点图中,但并不是所有象限中的县市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有必要计算LISA来进一步研究海西经济区的空间演变过程。LISA是衡量空间单元属性与周围单元的相近和相异程度及其显著性的指标。本文利用Open Geoda软件计算海西经济区各市县不同年份的人均GDP的LISA值并绘制出2000年和2013 年的LISA集聚性水平图,如图6 所示。

由图6 可知,2000 年海西经济区共有44 个县市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处于“高—高”类型的县市一共有7 个,全部集中分布在福建省的沿海地区,说明这些地区空间差异较小,区域自身和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较高,经济集聚性强,与周边地区经济联系紧密,辐射带动作用强,属于县域经济发展高水平区。“低—低”类型的县市一共有35 个,成片分布在闽粤和闽赣交界地,这些县市是海西经济区里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他们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其周围县市经济发展水平也不高,归属为海西经济区经济落后的集聚区域。对存在空间异常现象、属于“高—低”类型的类型的赣州市辖区和武夷山市而言,这两个城市存在负的空间相关性,他们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表明这些地区虽然具有较快的发展速度,但对周边地区的涓滴效应还比较弱。而“低—高”类型的县市没有。2013 年海西经济区共有57 个县市通过显著性检验,比2000 年多了13 个,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变强。处于“高—高”类型的县市一共有21 个,数量较2000 年有了明显的增加,福州市辖区和连江县由于长乐市和闽侯县的扩散效应以及辐射能力,区域经济迅猛崛起并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由2000年的没有表现出显著特征转变为“高———高”类型的县市,三明市的永安市、明溪县、大田县、尤溪县、将乐县、泰宁县,漳州市的漳州市辖区、南靖县、华安县、顺昌县,龙岩市的龙岩市辖区、漳平市、连城县组成一个新的HH集聚区,这些县市集中分布于福建省内陆地区,这体现了福建省内陆地区近年来经济迅猛发展,与周边的经济联系不断增强,是近年来福建省内乃至整个海西经济区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辐射带动作用明显。“低—低”类型的县市一共有31 个,比2000 年少了4 个,说明海西经济区的区域经济不断发展,区域空间差异不断缩小。“低—低”类型的总体分布格局并没有显著的变化,还是成片分布在闽粤和闽赣交界地。自2000 年开始,低低类型的县市基本大都集中在这一地区,闽粤和闽赣交界地一直是海西经济区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的低洼集聚区,只有少数几个县市是变化的。龙岩的武平县,梅州的梅县,鹰潭的贵溪市,赣州的大余县,抚州的金溪县以及上饶市辖区退出LL集聚区,说明这些县市经济快速发展,与周边地区经济联系增加,经济发展取得较大成就。梅州市的平远县、丰顺县、五华县和潮州市的饶平县、揭西县转变为“低—低”类型,说明这些县市经济发展趋于减缓,又受周边经济水平更低的城市的扩散效应的影响,使其在空间上转变为“低—低”类型。与2000 年相比较,赣州市辖区和武夷山市都退出了“高—低”类型,而潮安县转变为“高—低”类型,而且潮安县紧邻新增的LL集聚区,说明潮安县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与周边区域经济差异较大,对周边的LL集聚区的扩散效应和辐射功能较弱。2013 年相比2000 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低—高”类型的县市,分别是宁德的古田县、霞浦县,莆田的仙游县,以及泉州的安溪县,说明这些县市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周围临近区域,形成了一个局部经济凹陷区,属于LH类型的这些县市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HH类型区的边缘,但是并没有受到这些城市较强的辐射作用,反而与其经济发展呈现出负相关性。

4海西经济区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4. 1 模型的设定与变量的选择

本文基于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和新经济增长理论( Romer,1990; Luea S,1998) 模型,考虑海西经济区的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采用双对数线性的空间滞后( SLM) 和空间误差截面回归模型( SEM)［10 － 14］,具体模型如下:

本文以2013 年的人均GDP做为因变量,记为RJGDP。从能够反映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角度,分别从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资本投入水平、产业结构、劳动力投入水平、城镇化率、交通基础设施和对外开放程度等角度,选取相应的自变量: 政府的财政支出水平占GDP比重( GOV) 、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 FAI ) 、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IND) 、全社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 LAB) 、县域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URBAN) 、人均公路里程数( INF) 、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 OPEN) 。

4. 2 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线性回归模型估计海西经济区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如表3 所示。OLS估计的拟合优度为0. 922 487,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 877 271,F统计量为20. 401 8,P值为0. 000 0,LOGL值为31. 552 9,AIC和SC值分别为- 47. 1057 和- 39. 1398,模型整体上显著,Jarque-Bera值为96. 749 64,P为0. 0061,通过了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误差项为正态分布,Breusch-Pagan test为464. 604 1,P = 0. 007 0,通过了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不存在异方差现象,对残差做Moran's I指数检验,Moran's I为0. 052 286 2,P为0. 074 5,表明残差之间存在空间自相关,忽视空间自相关直接采用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OLS估计可能存在模型设计偏误,所以,需要进一步考虑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估计。

为了准确选择模型,本文将SLM模型和SEM模型的结果都列出,如表2,表3 所示。SLM模型和SEM模型的拟合度分别为0. 924 100,0. 941 349,均优于OLS模型的拟合度,为了准确选择模型,采用对比Log L、LR、AIC和SC的值,通过对比发现: SEM模型的Log L值最大,AIC和SC值最小,LR值小于SLM,可以判断出SEM的模型拟合效果最好。接着使用2 个拉格朗日乘数和Robust形式的R-LMLAG和R-LMERR检验,LMLAG、R-LMLAG分别为3. 817 44、6. 203 46,P分别为0. 437 00、0. 489 00,均未通过10%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LMERR、R-LMERR的统计值分别为26. 919 6、16. 641 9,P值分别为0. 048 00、0. 002 51,均通过5%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根据Anselin提出的判别准则可以断定在此采用空间误差模型更合适。

SEM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导致海西经济区域出现经济增长差异现象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只是不同的影响因素对造成这种差异的贡献率不同。在所有变量中只有劳动力因素的回归系数为负,与预期结果不同,其他均为正。除财政支出水平未通过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外,其他自变量均通过了5%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在所有因素中,产业结构是对海西经济区区域经济差异影响最大的因素,其回归系数为4. 183457,表示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增长1% ,会带来经济增长4. 183457% 。接下来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由大到小依次是资本投入水平、劳动力投入水平、城镇化率、对外开放程度、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交通基础设施。其中在劳动力投入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方面,其回归系数为负,与预期不符。这可能是因为海西经济区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劳动力培训与就业保障机制不够完善致使其劳动投入水平及产出率较低,导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经济增长的表现为负效应。

5 结论和启示

本文运用传统的区域差异测度方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对海西经济区经济发展时空动态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 1) 海西经济区各县市在研究期间绝对经济差异呈不断增大趋势,相对经济差异呈先增大后减小趋势,呈倒“U”型的变化趋势,符合威廉姆逊的倒“U”型曲线理论,区域经济极化总体呈上升趋势。

( 2) 海西经济区整个区域的空间正相关效应正在逐渐加强,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区域在空间上呈集中分布,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增强,经济发展趋于平衡,区域经济差异逐渐变小。海西经济区区域人均GDP既存在空间稳定性又存在空间异质性。Moran散点图呈现出位于存在空间正相关的第一三象限的县市数量远远多于位于存在空间负相关的第二四象限的县市数量,说明海西经济区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县市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集聚性。LISA分析表明海西经济区区域经济的空间格局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HH集聚区由福建省沿海向内陆壮大,LL集聚区呈片状稳定分布在闽粤和闽赣交界地。

( 3) 回归模型分析表明,空间误差模型更加接近客观实际。SEM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影响海西经济区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有产业结构、资本投入水平、城镇化率、对外开放程度、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等。其中在劳动力投入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方面,其回归系数为负,与预期不符。这可能是因为海西经济区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劳动力培训与就业保障机制不够完善致使其劳动投入水平及产出率较低,导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经济增长的表现为负效应。

基于以上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特征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第一,明确发展重点,打造“一带、五轴、九区”的区域发展格局。积极推进海西沿海发展带率先发展,依靠铁路和高速公路,由沿海向内地辐射,带动沿线地区发展,形成以点带面、联动发展的新格局,重点发展厦门湾发展区等9 个集中发展区,建设成为产业集聚区和城镇密集带。第二,充分发挥对台的独特优势,拓展合作领域和方式。推动对台离岸金融业务,加强与台湾现代服务业合作,扩大对台贸易和转口贸易,建设海西物流中心,促进现代物流业加快发展。第三,加强海西经济区内部区域合作,突破行政区划界限,消除行政壁垒,明确职能定位,实现区域优势互补、联动发展,逐步推进海西经济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

经济空间 篇2

楼宇经济的发展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城市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一幢高级商务楼里众多公司所产生的效益与城乡结合部7.8km2地域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相等。因此，‚楼宇经济‛作为新型财富效应，被形象地比喻为都市里的‚垂直印钞机‛。目前，楼宇经济已成为国内大城市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但与此同时，在缺乏规划指导的情况下，国内各大城市楼宇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如发展无序、产业集聚度低、区域恶性竞争等一系列问题，相关的配套设施的发展也相对滞后。本文在对国内外大城市楼宇经济发展案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以杭州市为例，初步建立楼宇经济空间发展体系，以期将城市楼宇经济的发展纳入科学化、系统化、协调化的发展轨道。解读楼宇经济 1.1 楼宇经济内涵解读

关于‚楼宇经济‛，较为典型的定义为：‚楼宇经济‛即以楼宇为载体的经济形态，是通过开发、出租楼宇进行招商引资，从而引进税源，增加收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它是城市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新风向和现代都市新的‚掘金地‛。

由这一定义来看，楼宇经济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楼宇经济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高级形式。即由原来以简单的产业复制和粗放型的外延扩张的方式发展城区经济转向以楼宇为核心的集约型发展方式。

（2）楼宇经济是功能板块经济。特定的经济要素必须聚集整合形成一定的功能性板块，才能产生集约化效应。

（3）楼宇经济是环境经济。不同的经济要素对于诸如交通环境、人文环境、社区环境等各有不同的要求，城区的环境必须围绕楼宇承载的经济要素实施特定的优化，方能吸引相应的经济要素的进入。

1.2 楼宇经济模式解读

纵观国内外大城市楼宇经济的发展过程，可以总结出城市楼宇经济发展的普遍模式，对其他城市发展楼宇经济有极大的参考作用：

（1）多核多中心的发展结构。不仅是纽约、东京、伦敦、香港等国际大都市，与杭州发展阶段较为接近的上海也出现了浦东浦西两大商务商业集聚区和各区分散发展的特点。

（2）与快速公共交通线路（尤其是地铁网络）的延伸相结合。如香港的几大商业商务中心，均为大型交通集散枢纽；伦敦更是以地铁网络为基础、地铁站点为节点构建的楼宇经济网络。

（3）楼宇业态发展多元化。在楼宇经济发展的多核多中心结构中，分化出的次级中心一般体现出与原中心高低互补、类型互补的产业特征。如纽约曼哈顿，老城保留金融交易功能，中城以行政管理功能为主，而如布鲁克林、长岛、皇后区等以后台服务功能为主，实现功能和层次的互补。

（4）利用规划和政府引导的手段。城市次核的建设，一般都是政府为疏解老城区的压力，引导新城区开发的重要手段。规划和政府引导在发展前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3 楼宇经济类型解读

楼宇经济的发展类型，从狭义上来说，就是写字楼、商业楼、城市综合体；从广义上来说，还应包括如科技孵化器、工业遗产、历史建筑、标准厂房和SOHO（small office，小型办公；home office，在家办公）等现代产业发展中的新兴楼宇类型。本文的研究取楼宇经济发展的广义类型，分三个层次进行。

（1）基础类型：狭义所指的楼宇经济类型。

商务楼宇：不包括行政办公、事业单位和各类社会团体的自用办公用房。商业办公综合体按商务楼统计。

商业楼宇：各类商业楼，但不包括各类已有特定投资和经营主体的新建、改扩建商场、市场等。

城市综合体：城市综合体的狭义概念，即混合功能的建筑。（2）拓展类型：主要指工业研发等新兴类型。如硅谷即为科技研发的楼宇集聚；而幕张副都心和横滨MM21等，是以高标准工业为基础实现的楼宇集聚。

科研楼宇：除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外的各类研发、信息咨询等建筑，包括科技孵化器。

标准厂房：仅指工业用地内的高标准厂房。

（3）城市特色类型（杭州市）：各个城市的特色产业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点扶植对象，也应在楼宇经济的发展中有所体现。以杭州市为例，文化创意产业是城市产业发展的新方向，而保护建筑、农居SOHO为杭州市文创产业的主要载体，也应是杭州市楼宇经济发展的重要类型。

保护建筑：各种历史建筑、工业遗产、校园遗产、农居保护建筑等经过功能替换后再开发利用。

农居SOHO：以不收税、不交级差地租为特点和优势，发展SOHO特色区。现状调查与规划导向

本文按商务楼宇、商业楼宇、城市综合体、科研楼宇、标准厂房、保护建筑、农居SOHO等七种类型进行研究，但由于城市综合体、保护建筑、农居SOHO等三种类型建筑目前尚处在规划和实施前期，暂未作具体统计。现状统计资料按商务楼宇、商业楼宇、科研楼宇、标准厂房四类进行分析。

此外，考虑到楼宇经济的规模集聚特点，统计项目标准为建筑面积在5000m2以上的楼宇。2.1 杭州市楼宇经济现状调查 2.1.1 楼宇经济项目统计

杭州楼宇经济发展雏形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8年4月，杭州市楼宇已建面积达到1415万m2，在建931万m2，共2346万m2。

其中，商务楼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1461万m2，占62.3％，在杭州市楼宇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商业楼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29万m2，占26.7％；另外，科研楼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99万m2，占8.5％；标准厂房项目总建筑面积约58万m2，占2.5％。

从规模上来看，648宗开工项目中，建筑面积大于10000m2的楼宇经济项目共503宗，占总开工项目的78％；建筑面积5000～10000m2的楼宇经济项目共76宗，占12％；建筑面积小于5000m2的楼宇经济项目共69宗，占10％。

此外，处于规划审批阶段的楼宇经济项目约有469万m2，同时有规划意向的项目约684万m2。

2.1.2 基于现状统计为主的楼宇经济功能区

根据楼宇经济项目已建、在建、在批、规划意向项目统计情况，及其在杭州市区空间的分布，规划确定10个集聚度较高的楼宇经济功能区：

（1）旅游商业中心区：包括武林商圈、庆春凤起沿线、湖滨商圈、城站吴山一带。该区是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两个市级公共中心之一，是杭州市楼宇经济发展最早、最成熟的板块，其楼宇开发以主城区中心地段的巨大商业价值为依托。

（2）中央商务区：是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的两个市级公共中心之一，即钱江新城与钱江世纪城，处于建设与发展的时期，是未来楼宇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3）黄龙板块：杭州市高端商务集聚板块。（4）城西文教区：为信息业、软件业集中区域。（5）杭州市汽车工贸园：以汽车相关产业为主，规划意向项目较集中，将在近期发展。

（6）石桥商贸物流区：以比邻汽车北站的地理优势发展商贸产业，规划意向项目较集中，将在近期发展。

（7）下沙新城：以启动区块和新城中心区为主。

（8）滨江新城：以滨江行政文化中心周边区域、高新区江南区域为主。

（9）临平新城：临平副城中心。

（10）萧山新区：为江南城三大区块（滨江区、萧山城区和江南临江地区）之一萧山城区中心区域。

2.2 杭州市楼宇经济规划导向

2.2.1 影响楼宇经济发展的重大工程与规划

（1）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年）》中指出杭州市 ‚一主三副、双心双轴、六大组团、六条生态带‛开放式空间布局结构，城市建设由‚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以城市结构为基础确定楼宇经济的发展架构。

（2）楼宇招商‚831‛工程。杭州市楼宇招商的‚831‛工程即推出80幢左右的重点招商楼宇、30幢左右的特色楼宇和10大文化创意产业园，促进楼宇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3）‚20大新城‛、‚100个城市综合体‛的重大规划。2008年7月召开的杭州市委十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提出了‚与世界名城相媲美的‘生活品质之城’‛的宏伟目标，明确了打造‚20大新城‛、‚100个城市综合体‛的重大规划，丰富了楼宇经济建设的内涵。

（4）地铁相关规划与地铁上盖物业的开发。杭州市于2004年开始进行地铁建设，至2011年，地铁1、2号线将建成通车。地铁的建设和地铁上盖物业的开发，也是对杭州市楼宇经济发展产生增值效应的重大工程。2.2.2 基于规划阶段统计的楼宇经济功能区

结合杭州市近期重大工程与规划，确定几类处于规划阶段的楼宇经济功能区：

（1）文化创意产业园。即楼宇招商‚831‛工程确定的西湖创意谷、之江文化创意园、西湖数字娱乐产业园、运河天地文化创意园、杭州创新创业新天地、创意良渚基地、西溪创意产业园、湘湖文化创意产业园、下沙大学科技园、白马湖生态创意城等10个文化创意产业园。

（2）新城。在杭州市区范围内的之江新城、钱江新城、城东新城、滨江新城、下沙新城、湘湖新城、钱江世纪城、空港新城、江东新城、临江新城、临平新城、塘栖新城、南湖新城等13个新城。

（3）城市综合体。在杭州市区范围内城市综合体共有84个。（4）地铁上盖物业。杭州市地铁1、2号线将于2011年建成通车，在规划中将1、2号线地铁上盖物业归为楼宇经济功能区的研究范畴。

（5）其他楼宇经济功能区。其他正在规划、发展中的楼宇经济重点区域。空间结构规划与建设发展导引 3.1 杭州市楼宇经济功能区空间结构规划 3.1.1 楼宇经济功能区发展能级分析

各个楼宇经济功能区的发展规模、发展阶段、发展方向均有较大差异。根据各楼宇经济功能区的具体情况，由发展能级的高至低分为四级功能区：

（1）一级功能区。在城市发展总体结构中地位高（城市中心或城市副中心），现状建成、规划项目较多，区域范围内大型城市综合体等重要项目也较多的楼宇经济功能区。

（2）二级功能区。包括两种情况： 其一，在城市发展总体结构中地位高（城市中心或城市副中心），现状建成、规划项目多，发展相当成熟，但后续项目相对较少的楼宇经济功能区。

其二，在城市发展总体结构中地位高（城市中心或城市副中心），现状建设情况一般，但规划项目较多，区域范围内大型城市综合体等重要项目也较多的楼宇经济功能区。

（3）三级功能区。包括三种情况：

其一，城市次级商业商务中心，现状建成、规划项目较多，区域范围内有大型城市综合体等重要项目的楼宇经济功能区。

其二，城市特色功能区，现状建设情况一般，但规划项目较多，区域范围内有大型城市综合体等重要项目的楼宇经济功能区。

其三，规划中的部分新城项目，现状建设情况一般，但规划总体规模较大，处于城市空间拓展的枢纽地区，其发展将影响杭州未来城市空间结构形成的楼宇经济功能区。

（4）四级功能区。四级功能区主要包括一、二、三级功能区外的楼宇经济集聚区域，主要分为四大类型：

其一，未在一、二、三级功能区集聚范围之内的城市综合体。其二，区级中心。其三，各区其他重点区域。

其四，在一、二、三级功能区之外的地铁上盖物业，原则上归为四级功能区，但由于地铁上盖物业的特殊性，在深入研究的时候应作为一种特殊的楼宇经济功能区进行独立研究。

3.1.2 空间结构规划

根据杭州市楼宇经济功能区的发展能级，结合总规确定的城市发展结构与近期重大工程项目与规划，确定杭州市楼宇经济发展总体结构为‚两轴两核，六心十三区‛，实现城市楼宇经济空间的有机增长、有序开发、持续发展。（1）两轴──城市发展两大轴线。杭州市楼宇经济发展的中心与重点区块应在城市发展轴线上，体现与城市共同发展的方向。

其一，城市发展轴：南北向主城—江南城的发展轴线。其二，生态发展轴：东西向的钱塘江为轴线，实现南北与东西的和谐发展。

（2）两核──两个一级功能区。‚两核‛即两个楼宇经济一级功能区，也是《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年）》确定的两个市级中心。

其一，旅游商业中心区：主要包括现状中的庆春凤起沿线、武林商圈、湖滨商圈、城站吴山一带，楼宇经济项目发展较早、环境氛围成熟，楼宇经济项目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托于当地繁荣的商业，但发展受到主城中心的交通限制，发展后备空间较小。

其二，中央商务区：中央商务区包括西兴大桥与钱江二桥之间两岸临江地区，主要包括钱塘江北岸的钱江新城和南岸的钱江世纪城，承担行政办公、金融贸易、会议展示、文化娱乐、旅游服务等功能，是区域性商务中心。

（3）六心──六个二级功能区。

其一，黄龙板块：高端商务集成，杭州市楼宇经济精品地块。其二，城东新城：结合浙江省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中心建设，实现区域整体提升。

其三，下沙新城、临平新城、滨江新城、萧山板块：分别为总规确定的三大副城（下沙城、临平城、江南城）的中心区。

（4）十三区──十三个三级功能区。

其一，创新创业新天地、九堡板块、运河两岸商务区：发展与规划中的城市次级商业商务中心。

其二，城西文教区、西溪板块和白马湖生态创意城：为城市特色功能区，分别以电子信息、生态旅游与文化创意、动漫基地与SOHO为发展特色的楼宇经济区块。

其三，之江新城、湘湖新城、空港新城、江东新城、临江新城、塘栖新城、南湖新城：处于城市空间拓展的枢纽地区的新城。

3.2.1 楼宇经济功能区发展时序分析

楼宇经济功能区的发展，与道路交通、配套设施的建设密不可分。以杭州市楼宇经济现状发展情况为基础，结合《杭州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修编）》中关于市区三快网络（快速道路网、城市轨道网、快速公交BRT网），主要是城市轨道规划的内容，进行杭州市楼宇经济功能区发展时序分析。

（1）现状发展较好楼宇经济功能区：即现状楼宇经济发展有一定基础，区位条件与交通条件较好的楼宇经济功能区，包括旅游商业中心区、黄龙板块、城西文教区和萧山板块。

（2）近期发展楼宇经济功能区：2011年底之前，杭州地铁1、2号线正式通车，沿1、2号线地铁站点的各楼宇经济功能区的发展优先度急剧提升，将在近期实现快速发展，主要包括中央商务区（钱江新城和钱江世纪城）、城东新城、下沙新城、滨江新城、临平新城、九堡板块、白马湖生态创意城等七大楼宇经济功能区。另外，创新创业新天地、运河两岸商务区和西溪板块处于城市快速路网交通节点，近期有大量重点项目推出，且其密度低、环境优、文化创意产业为特色的定位对大运量公共交通的要求不高，因此也属于近期发展的板块。

（3）中远期发展楼宇经济功能区：湘湖新城虽在地铁1号线畔，但现状发展基础较薄弱，其旅游度假区尚待地铁通车之后聚集人气；而空港新城作为地铁1号线起点站，其打造临空型经济集聚群的高端化定位，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将在中远期发展阶段形成规模。此外，江东新城、临江新城、南湖新城、之江新城、塘栖新城等五大新城区位相对较偏，现状基础薄弱，应在中远期实现发展。3.2.2 建设发展导引

根据楼宇经济功能区发展时序，确定楼宇经济功能区的建设发展导引(表2）。

（1）重点开发区域：近期将重点发展的楼宇经济功能区。（2）重点提升区域：现状发展较好，但在产业、配套等方面相对滞后，需要进一步发展提升的楼宇经济功能区。

（3）存量整合区域：目前发展相对成熟，企业入驻率高，招商量较小，近期建设量也较少的区域。近期发展重点应为整合存量。

（4）发展潜力区域：处于规划研究或前期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阶段，且发展范围较大，基础偏弱，形成楼宇经济高集聚度所需时间较长的楼宇经济功能区。分区楼宇经济空间发展框架（下城区）

国内大城市普遍采取‚两级政府‛的管理体制，楼宇经济发展的主体为各城区政府，因此，本文以杭州市下城区为例，建立分区楼宇经济空间发展框架，将市区楼宇经济空间布局规划落到实处，增强可实施性。

4.1 区块解析

考虑到一、二、三级功能区范围较大，在分区发展的层面操作性不强，因此以功能区在区内的主体部分为城区楼宇经济发展的主要地块，便于城区政府实施。

4.2 结构拓展

下城区的现状发展情况较为复杂，南北差异较大：南部的武林商圈是杭州市最繁华的商业地段，而城北的石桥等区域楼宇经济发展较为低端化，和城区发展差异较大。虽然在市商业中心地段体现了较为明显的轴线发展的特征（即沿延安路、庆春路、凤起路、武林路发展），但就全区而言，轴线发展的模式功能辐射范围较小，难以带动中心区边缘之外区域的发展。规划以组团发展为下城区楼宇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形成下城区楼宇经济五大组团：

（1）武林组团：以传统商贸商务为特征，组团内部体现沿延安路、庆春路、凤起路、武林路轴线发展的特征。

（2）和平会展组团：以和平会展中心为核心形成的商务会展组团。

（3）体育公园组团：以城北体育公园为核心形成的生态休闲组团。

（4）创新创业组团：以创新创业新天地为核心形成的区级次中心组团。

（5）石桥组团：以商贸物流为特色的组团。4.3 项目建设

下城区现状楼宇经济项目建设类型以商务楼宇为主，商业楼宇、科研楼宇也占一定比例。考虑到下城区楼宇经济以组团发展为主要发展模式，而商业楼宇在组团发展中有带动人气、推进先期开发的作用，因此应适当提高商业楼宇的比例。此外，随着‚20个新城，100个综合体‛重大规划的推进，城市综合体的建设量也将稳步提升(图8）。结语

重塑中国经济空间新格局 篇3

过去我们一看统计数据，很容易就看得出来东部和中部差距很大，但是现在我们用地级数据和县级数据，看不出这样的明显差异，因此，东部和中部真的是分裂的吗？真的应该分开吗？这引发了我们的一些思考。

通过仔细研究，我们有两个重大发现和判断：中长期内，中国经济空间将呈现“东中一体、外围倾斜”的新格局；中国城市体系将会呈现“一网五带、开放互联”的新格局。

“东中一体、外围倾斜”，这其实是经济的空间格局，我们一般用人口来衡量。也就是说东部和中部将集聚为中心，东中一体化趋势明显；东北和西部分散为外围，向主要城市群和城市带倾斜。

这种趋势存在的原因是什么？东中一体的内在表现又在哪里？谈及一体化，尤其是经济一体化，一般要从市场、要素和产业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产业一体化是东中一体化的关键，能够实现垂直分工是一体化的重要表现。有个指标叫作产业相似度技术，它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产业一体化的趋势。我们研究发现，东中区域之间的产业经历了一个从相似到不相似，再到相似的变化过程。

怎么理解？过去相似，它是恶性竞争，水平的竞争，你有我也有；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竞争中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分工，出现了一些差异，一些地方转型不再做原来这个产业了，相似度也随之下降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产业相似度又上升了，虽然我们都在一个产业里，但所在的环节不一样，比如汽车产业，上海在做发动机，重庆在做外壳，其他地方在做零件，等等。这种相似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它恰恰是产业一体化的表现。

从经济要素上来看，也存在着这样一个支撑。我们发现，东中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活跃的第一聚类，以接近20%的国土面积聚集了超过60%的人口，贡献了超过80%的国内生产总值；东北和西部形成相对低迷的第二聚类，向主要城市群和城市带集中，其余密度较低。

当然，一体化要有交通来支撑。由于交通体系的变化，使得中国的经济空间结构、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90年是点线城市体系，1990年至2010年是群带城市体系，2010年以后是群网的城市体系。从全国交通网络分布看，中部和东部是网络比较密集，在西北、东北、西南地区还未形成以网为主，还是以带为主。

交通效应，它有收缩效应、线带效应和网络效应，会对城市空间产生重要的影响，高铁提速、民航增班，都可以极大地缩减两地的时间距离，带来广泛的地理收缩。

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网络效应，网络化交通体系实现了各层次节点的互联互通，彼此分享外部经济。一般来讲，网络外部性的价值呈几何级增长，当节点增加时，产出规模和种类随之增加，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目前我国东中部以网络状高铁体系支撑起群网状城市体系，未来网络效应将进一步扩展，实现更大区域的协调发展。

基于这样一个分析和判断，为了更好地顺应大国城市化的客观规律，满足大国转型的迫切需要、开拓大国开放的全新格局，我们对未来中国经济空间和城市体系发展提出五大建议：第一，对中国经济空间做出重大调整，由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分区调整为“自主发展-政策扶持”；第二，对中国城市体系做出重大调整，推进“一网五带”的发展格局；第三，自主发展区重点实施“东中一体，群网带面”战略；第四，政策扶持区重点实施“五线带面，开放互联”战略；第五，在线外实施“以点带面、适度平衡”战略。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在对作者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初探 篇4

关键词：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系统资源

现代城市的发展呈现出全球化、网络化的特征。许多城市的经济空间范围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城市经济空间演化决定了城市的经济增长乃至区域的经济增长。城市经济空间是城市生产力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其包含了城市经济活动的各种要素有规律的分布, 以及表现在各个部门与城市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城市经济空间扩张导致的“城市病”日益严重。近年来, 相关学术界已将城市经济空间的研究列为经济地理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 也是当前西方国家在城市可持续发展及空间扩张管理等方面研究的热点之一。

一、城市经济空间边界的界定

对经济空间的研究起源于对城市的研究, 特别是在20世纪70至80年代起, 在新的产业区出现之后, 对城市经济空间的研究逐步兴起。90年代以后, 随着科技园区对城市经济空间的影响越来越大, 对其的研究也随之逐步由经验观察向规范化研究发展, 对其的作用、发展机制等的研究逐步深入。学术界对城市经济空间的研究认为, 城市经济空间是资源与能力的集合体。城市经济空间作为一个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复杂经济社会系统装置, 要实现生产的目的, 既需要基本的生产资料, 还需要具备能够有效运用这些生产资料的能力。有学者甚至把现代城市经济空间直接定义为:生产和运用知识的仓库。笔者认为, 城市经济空间是指城市经济空间作为主体在能够运用自身资源谋求城市经济发展的空间范围。在系统论中, 系统的边界即是区分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一定界限, 又是系统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重要中介环节, 只有在系统与其环境不断相互作用的条件下, 系统才可能形成其一定的自组织演化过程。因而, 就其本质而言,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应具有“复杂性”、“交互性”、“边界适度性”、“动态性”等特征。

二、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的特征

(一)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的复杂性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系统特征。

城市是一个复杂经济社会系统, 城市经济空间系统是在一定地域空间, 以人地关系为纽带, 在人地相互作用的基础上, 由经济与环境要素 (子系统) 时空分异与组合形成的具有高效性、时空关联性和协调与矛盾的辩证统一性的复杂巨系统。从相关领域学者研究中可以看出,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体现出系统特性。有学者研究认为,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面临的环境是动态的和开放的, 城市经济空间在其演化中的系统资源具有开集性质, 即系统资源不具有排他性、能够以零成本无限复制并遵循边际效用递增规律等。城市的复杂性, 使得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表现出其运动过程的复杂性特征。

(二)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的交互性是城市经济空间变化的动力特征。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对其演化环境有很强的影响作用。国外学者的研究认为城市经济空间演化速度与方式直接影响了其演化环境的空间变化。揭示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水平跟其环境遵循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另外, 国外学者从对产业的郊区化和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切入, 从城市经济空间与城市地域空间关系角度研究认为, 城市经济空间是存在边界的, 城市经济空间与其演化环境通过边界进行交互作用, 这种交互作用的深化推动了城市经济空间边界的演化。因此,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中的交互性是城市经济空间变化的动力特征。

(三)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的适度性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稳定特征。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环境成本与管理成本之和接近、等于或大于城市经济空间成长收益时,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处于稳定态。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一个城市经济变量内生的结果, 它的确定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必然结果,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的运动既要考虑其扩张的成本与收益, 同时更应该考虑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的经济效益和城市的承受能力。因此,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具有适度性特征, 其适度性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系统稳定性。

(四)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的动态性是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特征。

早在1981年Lynch就提出过, “一座好的城市应该满足, 一方面复杂的生态系统能得以维持, 同时又允许经济社会方面不断取得进步。”有学者研究认为, 城市经济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应是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相互协同共生的发展过程。因此,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变化过程为城市经济空间与其演化环境实现协同共生的过程, 是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特征。

(图的来源:林肯土地政策研究所著, 国土资源部信心中心译, 土地规划管理――美国俄勒冈州土地利用规划的经验教训[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 2003)

三、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效能

随着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认识的不断深入, 对其效能的研究成为相关学科领域主要内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为纳尔逊 (Nelson) 等人的研究成果。

在纳尔逊的研究中认为,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存在导致了城市与农村的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差异甚至对立, 这也就导致不区位的差异, 这种区位的差异资本化后, 就会出现土地价格的落差。在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 (UEB) 以内, 从城市中心到S1处, 土地的价值随着与中心距离的增大而下降, 但超过S1后, 土地的价值又开始随着离城市中心距离增大而上升, 这是由于距离UEB较近导致的土地增值量超过了距离市中心远导致的土地贬值量 (见图) 。在UEB以外, 从UEB到S3处, 土地价值随着与城市中心间距离的增大而上升, 但越过S3后, 土地价值又随着离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大而下降, 这是由于距离城市中心远导致的土地贬值量超过了距离UEB远所导致的土地增值量。

当然, UEB不仅仅是通过影响土地价值来控制城市的无序蔓延, 作为一种理论, 它更强调了一种全新的城市开发方式, 即在适当的地方进行适当的具有可持续性的生态与环境保护理念的开发。它与传统的“绿带”城市开发思想并不一样, 更加地富有弹性, 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向外移动。UEB不只是设置一道界限, 它还要规划出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并提供市民休闲游憩地, 更为重要的是要为城市未来的潜在发展提供合理的疏导。

综上, 本文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研究主要是一种理论探讨, 缺乏实际的案例加以佐证, 能否真正地对我国的城市空间管理有所帮助, 还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但从目前的国内外研究中可以看出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运动机理的研究应是未来经济地理学等相关学科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1].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J].炎黄春秋, 2007

[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第4卷

[3].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第1卷

[4].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第4卷

区域经济集聚与空间极化演变 篇5

[关键词]空间极化；区域经济；集聚；延边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1)03-0070-05

[收稿日期]201l-0l-05

[基金项目]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图们江边境地区开发对提高边境少数民族聚集区开放性经济水平之研究”，项目批准号：08XMZ045；2011年度首尔国立大学经济系第二阶段BK21培养国际化经济学者教育研究事业团资助。

[作者简介]1.金华林，男(朝鲜族)，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2.李天国，通讯作者，男(朝鲜族)，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助教，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宏观经济。(延吉133002)

空间极化是各种经济和社会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化与集聚，它是在一定地理区域中，通过经济资源配置，形成增长中心及城镇体系的过程，它表现为动态演变过程，是推动区域发展的一种重要力量。在国外的经济学文献中，区域结构可以被理解成一些城镇在地理上分离而功能上却形成网络，聚集在一个或多个更大城市周围的状态，或者也可以是一些整合城市和它们周围的腹地。近年来，郊区的扩大使得人们逐渐将城市问题看作是一个区域经济现象。在地理经济范围和社会化进程扩大的条件下，区域中产生单个经济中心或者多中心，使得集聚经济体的各种同位资源相互作用。但对经济集聚的实证研究并未与空间范围内经济集聚本身变化相适应。郊区系统的结构经常简单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象。在均衡分析方法中，空间经济组织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国内关于空间极化的研究并不多，甄峰等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空间极化后，得出了区域出现多极化且次级核心区形成的结论。他们认为广州的地位被香港所取代，韶关等老中心城市的地位不断下降，深圳为首的新兴城市已发展成新区域增长中心。李正华等采用测度熵和TW指数相结合的方法，从不同集聚层次对1993—2005年间的长三角地区指标进行不均衡和极化演化分析，得出低水平集聚层次上进行决策可以有效降低区域不均衡的结论。朱华友等在经济带概念基础上，通过经济带的形成和演进理论，论证了长春一吉林经济带的存在性，分析其结构、功能及空间联系形式。他们认为长春一吉林经济带目前是一个弱经济带，其扩散效应较弱。李丽等运用Mann-Kendall法的突变点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后，认为1978年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格局表现出南北梯度，而1999年的变化为苏中地区向苏南地区集聚、苏北地区向苏中地区集聚的特点，2007年的经济发展水平格局变为更加向苏南集聚的特点。宋丽思等构建了城市区域创新发展综合指数后，用1998年-2007年的城市数据，考察了我国城市区域创新空间极化的动态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等区域内，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现象。极化指数的变化趋势呈不对称的交替性上升下降运动特征。马国霞等人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对近15年来京津冀都市圈经济极化增长进行空间模拟，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增长极化趋上升；经济中心向外围的变化并不距离衰减；京津冀都市圈以北京和天津为两大极核，空间极化现象随时间变化而呈现扩大的趋势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作为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西部民族地区一样，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区域产业结构逐渐升级，经济社会体制得到转型，开始出现区域空间极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延吉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极逐步形成，并在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人才、科技、教育等各种经济社会要素向经济中心区域集中，产生出区域增长核心与边缘。经济中心与周边小城镇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延吉、珲春、敦化等地区经济增长相对迅速，而龙井、和龙等城市经济增长速度相对缓慢。本文将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建立区域空间极化评价指标，分析西部民族地区空间极化的演变过程。作为西部民族地区的一个案例，将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研究对象，剖析二十年来地区各市(县)受到的极化程度与演变过程，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政策提供有益借鉴。

一、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

多年来，延边地区各县(市)经济发展状况各异。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业布局发生着巨大变化，经济增长模式与主导产业也在逐步改变。因子分析法可以有效地将多种指标进行提炼，把握区域经济最基本特征。

(一)因子分析原理

因子分析是用相对少的互相独立的因子来替代原有变量，把复杂关系变量归结为少量因子的一种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假设原有变量有k

(二)数据采集

延边地区包括六市两县，本文针对这八个县(市)作为基本地域单元进行数据采集，研究二十年来州域空间极化演变。利用历年《延边统计年鉴》和县与市区统计资料，重点对1990年、2002年和2009年份各县市的经济社会指标进行分析。选择2002年的指标作为评价年度的原因在于国务院批复延边地区正式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时间为2001年3月份。因此，2002年作为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的第一年，具有重要政策意义。空间极化指标的选取，力求能全面反映延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本文所选取的指标分别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1)、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x2)、高中在校生人数在城市人口中所占比重(x3)，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城市人口比重(x4)、固定电话用户比重(x5)、非农业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x6)，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x7)等。其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代表城市经济实力，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衡量城市社会保障环境，高中在校生人数比重用于衡量城市人力资源，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城市人口比重衡量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固定电话用户比重衡量城市通讯等基础设施环境，非农业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衡量城市化水平。

(三)空间极化评价方法与研究程序

不同的研究者曾采用不同的方法评价区域空问极化状态，如格林(1988)的南北分区法，极化指标分析法等。对于延边各县(市)经济空间极化与集聚状态，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本文用综合指数法来比较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状态，衡量空间极化程度。首先，从各种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中选取七种重要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延边地区内8个县市的各种经济社会指标进行因子提取。其次，通过降维的方法，提炼出少量基本

因子，并通过这些少量基本因子对延边各县(市)进行评分，得出各县(市)综合实力排名。最后，以聚类分析方法，划分各县(市)在区域经济所属类别，便于把握空间集聚状态。通过比较近二十年来的关键年份，如1990年、2002年以及2009年的空间极化状态，得出区域空间经济集聚的变化和极化趋势，这有利于把握延边地区空间极化动态特征，也有利于地方政府整合区域经济要素、调配区域经济各种资源，提高政策效率。

二、延边地区空间极化分析

(一)1990年地区空间极化分析

首先对1990年延边地区7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采用z-score标准化法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后求出相关矩阵和特征值。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有2个，结合其方差贡献率和碎石检验准则(Scree Test Criterion)，提取2个因子。由表1因子载荷可以看出，因子1在大部分因子上有较大的载荷。

前两个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84.15％，可以认为这两个因子解释了原有数据的大部分信息。根据旋转因子负荷矩阵，可以将两个因子命名为经济增长因子和社会发展因子。并通过这两个因子，计算各县、市因子得分。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对各因子进行计算，得到延边地区各县、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实力评价指数。

由表3可以看出，1990年延吉市的得分遥遥领先，是延边地区的经济空间中心。图们市、珲春市、和龙市名列第三、第四及第五位。其中，珲春市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中、朝、俄三国交界地带，中国从水路到达韩国东海岸、日本西海岸乃至北美、北欧的最近点)，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誉为东北亚“金三角”，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此时延边地区已经开始出现核心——边缘结构，即以延吉市为中心，而以龙井市、汪清县、安图县为边缘的格局。延边地区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呈现低层次的空间均衡。

(二)2002年延边地区空间极化状态

在对2002年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后，同样得到两个因子，其累积贡献率达到91.01％，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如表2。根据其旋转因子载荷矩阵，仍然把两个因子命名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因子。计算因子得分后，以旋转后方差比重为其综合权重，得到各县市的综合评价指标。通过聚类分析对各县市综合评价分数进行排序，得到2002年延边地区空间极化状态。

从表中可以看出，进入2000年后，延边地区的延吉市仍然作为增长极，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而紧随其后的是图们市，其余六个县市皆变成第三类城市。与1990年相比较，延边地区各县市的综合指数排名中，前三位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延吉市、图们市和珲春市的顺序。但和龙市由第四位降到第五位，取而代之的是敦化市，由1990年的第七位上升至第四位。龙井市由第五位降到第八位。

这一时期，延边地区经过90年代初期一阵盲目的图们江地区开发热潮后，由热至冷，逐渐恢复正常的发展。其中，敦化市、珲春市处于城市开发定位的过渡调整阶段。龙井市经过经济体制的转型，大量工业企业无法适应新市场经济体制，面临停产和整顿，综合实力日趋下降。延吉市的经济要素集聚使得区域极化趋势持续。与1990年相比，更多城市降为边缘地区，龙井市在延边地区原有的重要性降低，图们市、敦化市经济地位得到巩固和增强。

(三)2009年延边地区空间极化状态

根据2009年的延边统计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两个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85.02％。根据旋转因子载荷矩阵，仍然将两个因子命名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因子。计算因子得分后，旋转因子方差比重为其综合权重，得到2009年延边地区各县市综合评价指数。通过聚类分析，得出各县市综合实力排名。

从表5可以看出，进入2000年以来，延边地区极化现象更加明显。中心城市延吉市和其他7个县市之间的差距加大，与第三类城市之间的差异尤为明显。珲春市和敦化市在经过2000年初的调整后，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城市综合实力位次再次改变，珲春市取代图们市上升至第二位，和龙市由第五位再次下降为第七位。第三类城市中的汪清县、安图县、和龙市、龙井市的分数非常靠近。珲春市和敦化市升入第二类城市，再次形成金字塔形的结构。

三、结论

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延边的区域经济活动呈现出经济中心指向倾向，其内部空间极化结构在逐步改变。

首先，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延边地区的空间结构逐步呈现极化的动态过程，这种过程如同全国大多数区域城市一样，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区域均衡发展相比，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空间极化日趋显现。但延边地区地处东北边疆地区，其极化趋势并不如沿海城市那样突出。延吉市在二十年来一直单独处于区域经济核心城市地位，而且这种状况日趋强化。区域空间极化结构从1990年的金字塔形到2002年的⊥字型，再恢复到2009年的金字塔形结构。通过2000年初期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空间结构得到调整和稳定。区域空间结构受到国家发展政策、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和城市自身发展定位等因素的影响。

其次，延吉市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和增长极，应该加强和提高区域资源的集聚实力。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区域经济中心的辐射能力联系紧密。而这种辐射能力依赖经济中心的极化作用。加强延吉的核心城市地位，提升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和生活水平，使区域经济的集聚产生辐射与扩散作用。但也要避免盲目和过度地集中，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应产业分工明确、有序发展。边缘城市可以发展特色产业，以便区域内形成多层次和主副明显的产业发展格局。

经济空间 篇6

关键词：利率波动,国际利率,空间关联,经济距离,广义虚拟经济

一、引言

在开放经济下,各国利率市场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即呈现出同涨同跌的运动特征。这一关联效应一般可以从利率平价角度来进行解释。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通过对不同国家间利率联动程度差异性比较,也可以反映出不同国家金融市场开放程度。

Lo等[1]通过对日本市场上的日元利率数据和英国伦敦同业拆借市场上的日元利率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发现,日本市场和英国伦敦市场间日元利率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Karfakis和Moschos[2]研究了欧洲货币组织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率联动效应,发现这些国家之间利率变化的同步性,并将这一同步性的出现归结为欧洲货币组织各成员国之间金融市场的高度开放性。李成等[3]对次贷危机前后中美两国的利率联动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两者间存在着明显的波动溢出效应。刘亚等[4]研究了银行间利率互换、国债与离岸市场人民币利率互换之间的联动效应,发现境内和境外的人民币利率间存在着双向报酬溢出效应。郭树华等[3]借助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方差分解检验等方法对中美利率、汇率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发现两国间短期内联动较弱而长期来看存在着协整关系。郝中中[6]借助SVAR模型分析了人民币汇率、中美利差和资本流动净额三者间关系,发现中美利差变化与资本流动净额变化有关。

现有的对全球利率市场关联效应分析从国与国之间联动角度分析较多,而对于全球利率市场联动整体效应,以及这一联动与国家间地理距离和经济发展水平间的关联性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将结合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和二次指派程序分析方法(QAP方法),对金融市场波动的空间关联整体效应进行深入探讨。文中所涉原始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Wind及同花顺iFind。

二、利率波动关联网络构建与分析

(一)利率波动关联网络构建方法

在构建利率波动关联网络中,需要相关国家利率市场时间序列数据。本文搜集了143个国家从2003年到2012年的年度实际利率数据。在网络构建中,143个国家就代表143个网络节点,节点之间是否存在着连边用两个国家利率变化乘积值大小来判断。

设ri(t)为第i个国家t时刻实际利率值,该值在Δt时间内变化量为Ri(t-Δt,t)=ri(t)-ri(t-Δt)。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其中σi表示Ri在整个时间段T内标准偏差,,<…>表示时间段T内平均值。国家i和j之间利率变化关联值为,得到所有143个国家间2003—2012年这一关联值的平均值为。定义两个国家利率波动存在关联的条件为:

即两个国家利率变化乘积大于等于平均值ζ时,两个国家间有连边eij=1;两个国家利率变化乘积小于平均值ζ时,两个国家间没有连边eij=0。这样就建立了整个利率波动关联网络。

(二)利率波动关联网络集聚特征及其时间演化

可通过求网络集聚系数来观察利率波动关联网络集聚性,从而反映全球利率波动集聚效应。

网络集聚系数定义如下。设网络中节点i与网络中其他节点间存在着ki条连边。这ki个与节点i相连的节点相互间也有可能存在连边,其最大值为ki(ki-1)/2。若这ki个节点间实际存在的连边数为Ei,那么节点i的集聚系数C,定义为Ci=2Ei/[ki(ki-1)]。即Ci=与点i相连的三角形实际数量/与点i相连的三角形最大可能数量。通过求网络中所有节点集聚系数Ci的平均值,就可以得到整个网络的集聚系数值C。从集聚系数定义中可以看出,如果整个网络任意两点间都有连接,常称为全连通网络,那么C=1。如果整个网络所有节点间都没有连边,那么C=0。所以,集聚系数应该满足0≤C≤1这一条件。集聚系数值越大,说明国际利率市场联动性越强;集聚系数值越小,说明国际利率市场联动性越弱。

图1为利率波动关联网络的集聚系数随时间变化图。从图1可以看出,2004—2012年,全球利率波动关联网络的集聚系数先是逐渐上升,到2009年达到最大值。随后集聚系数连续两年急剧下挫,后续逐步趋于稳定。而从现实的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时间节点上看,2007—2009年期间,正是美国次贷危机从发生到逐步向其它国家扩散的时期。即从集聚系数变化中可以看出,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发展时期,全球利率市场走势趋于高度一致。而随着美国为应对次贷危机所实施的各项经济政策逐步调整到位,国际利率市场联动性也逐步恢复到次贷危机前水平。

三、国际利率市场波动关联与地理空间关联或经济空间关联的相关性检验

国际利率市场波动关联反映的是国家与国家间利率波动联动效应。对于各个国家来说,它们间有地理空间上的关联性。即某些国家之间距离较近,属于同一大洲;某些国家之间距离较远,分属于不同的洲。同时,这些国家之间还存在着经济空间上的关联性。即某些国家之间人均GDP值接近,属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某些国家间人均GDP值相差较大,属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国家。在国际利率市场上所存在的利率波动联动效应,与地理空间或经济空间中所存在的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是否存在着联系呢?或者说,是否地理距离越接近的国家,利率波动联动性程度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的国家,利率波动联动性程度也越大?下面通过借助二次指派程序,即QAP (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方法,对这种“关系—关系”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进行检验。

(一)二次指派程序分析方法

在传统计量经济学方法中,在进行参数估计或统计检验时,要求各变量间相互独立。对于非独立变量,是无法通过标准的统计程序来进行相关参数估计或者统计检验的。不然,就会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而使得对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失去意义,借助模型来进行相关预测的功能也就会失效。例如,在近似共线性下,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所得到的各参数估计量是无效的。而在完全共线性下,将无法得到相关参数的估计量。在本文所构建的波动关系、空间距离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等各类关系矩阵中,体现的都是数据间的关联性。要对这些关系间的关系进行检验,需要用到一些新的方法。研究人员经常采用的是随机化检验(randomization test)方法,QAP分析方法即为此类方法。

二次指派程序分析方法(QAP)主要用于两个矩阵间相关性分析。其相关性分析步骤主要分为四步。首先,将每个矩阵中的所有取值都看成是一个长向量。在这个长向量中,包含着n(n-1)个数(不考虑对角线上的数)。其次,计算这两个长向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再次,通过对其中一个矩阵的行和相应的列同时随机置换,计算置换后的矩阵与另一矩阵的相关系数,多次进行这样的置换过程求得相应的多个相关系数值。将这些经矩阵置换后得到的相关系数与原来的两个矩阵的相关系数值进行比较,求得其中大于等于原矩阵相关系数值的那些相关系数数量比例。最后,通过对这些置换所得的相关系数分布特征的观察,判断两个矩阵之间是否存在着统计意义上的强关系。

(二)利率波动关联与地理空间关联的QAP检验

首先,定义两个国家间空间关联如下。如果两个国家属于同一大洲,那么这两个国家地理空间关联;如果两个国家不属于同一大洲,那么这两个国家地理空间不关联。按照利率波动关联矩阵的构造方法,可以构造地理空间关联矩阵。

在利率波动关联与地理空间关联相互关系上,假设两国间地理空间关联性程度越高,两国利率波动联动程度越强。借助QAP分析方法对经过二值化处理的利率波动关联矩阵和地理空间关联矩阵进行相关性检验,可得到检验结果。

在进行利率波动关联和地理空间关联的相关性检验中,选取了利率波动关联程度最强的2009年度数据进行检验。同时还选取了四种不同大小的阈值ζ,2ζ,3ζ,4ζ分别进行检验,考察阈值取值对检验结果影响。表1为利率波动关联和地理空间关联相关性检验结果。

从表1检验结果中可以发现,利率波动关联和地理空间关联间相关性并不显著。即在本文所设定的各个阈值下,并没有反映出两国若属于同一大洲,那么两国间利率联动程度会越强。这可以理解为全球利率波动关联更多地体现为金融市场关联。而金融市场关联与一国经济开放程度等有关。某些国家虽然处于同一大洲,但在经济开放程度上存在很大差异,相互间经济往来也比较少。这种现象表现在利率波动关联与地理空间关联上,就是两个国家利率波动联动性强弱与这两个国家是否处于同一大洲,是否地理邻近没有直接关系。

(三)利率波动关联与经济空间关联的QAP检验

在分析利率波动关联与经济空间关联前,先引入经济空间距离变量λij。定义λij为经济空间中的距离,用两国间人均GDP差的绝对值表示[7],λij=|λi-λj|,其中,λi为i国人均GDP,λj为j国人均GDP。λij数值越大,表示两国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λij数值越小,表示两国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小。本文根据人均GDP来计算经济空间距离,而不是根据一国GDP总量来计算经济空间距离,是为了避免因不同国家地域面积、人口数量等因素差异性较大而对统计结果可靠性造成影响。

参照构造利率波动关联网络方法,即阈值法来构造经济空间关联网络,得到经济空间中的关联矩阵。具体构造步骤如下。首先,计算两两国家间GDP差的绝对值的平均值。其次,依据该平均值设置阈值,将所确定的阈值与λij比较,若λij值小于等于阈值,则国家i和国家j间的经济空间关联值设为1,否则设为0。最后,构建经二值化处理的经济空间关联矩阵。借助QAP分析方法检验经济空间关联矩阵和利率波动关联矩阵间相关性。

从表2的检验结果中可以发现,取不同阈值ζ,2ζ,3ζ,4ζ时,利率波动关联和经济空间关联都成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在与利率波动关联相关的因素中,两国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起到很大影响。两国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两国利率波动联动性越强。这种关联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两国开放程度和发展模式可能十分相近。利率波动关联性高低反映了两国在开放程度和发展模式上的差异性大小。另一方面,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两国金融市场间联系可能更为紧密。利率波动关联性高低反映了两国间经济联系强度大小。

四、结论

从全球利率市场波动关联时间演化效应来看,在金融危机时期,各国金融市场联动程度明显增强。从影响国家与国家间金融市场波动的联动性程度高低相关因素来看,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间,利率市场波动更容易产生相互影响。而在地理空间临近的相关国家间,地理邻近效应并没有在两国间利率波动联动性强度上反映出来。

参考文献

[1]Lo W C,Fung H G,Morse J N.A Note on Euroyen and Domestic Yen Interest Rates[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95,19(7):1309-1321.

[2]Karfakis C,Moschos D M.Interest Rate Linkages With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A Time Series Analysis[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1990(22):388-394.

[3]李成,王彬,黎克俊.次贷危机前后中美利率联动机制的实证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0(9).

[4]刘亚,张曙东,许萍.境内外人民币利率联动效应研究——基于离岸无本金交割利率互换[J].金融研究,2009(10).

[5]郭树华,王华,王俐娴.中美利率与汇率联动关系的实证研究:2005-2008[J].国际金融研究,2009(4).

[6]郝中中.人民币汇率与中美利率联动机制分析[J].金融论坛,2015(1).

经济再平衡需“时间换空间” 篇7

在联合公报发布前后, 中美一些意见人士有一些交锋, 中方人士认为, 所谓“世界经济失衡”, 归纳为人民币汇率过低、东亚过度出口和美国的过度消费是没有道理的。而以诺奖得主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美国人认为, 即使不去考量中国因控制汇率赚取大量贸易顺差, 并将这些钱投资到美国国债压低了美国长期利率、造成了诱发美国次贷危机, 仅就现在而言, 美国因巨额贸易逆差不得不将美元贬值, 而强劲的中国经济再度跟疲软的美元挂钩, 用人民币贬值的手段不断“争夺”日益疲软的世界需求, 获得“以邻为壑”的利益。

如果对比金融危机前后的世界贸易格局, 坦率地说, 不存在严重的世界性贸易保护行为, 整个世界没有陷入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残酷的“全球贸易战火”。但全世界对中国的贸易保护的确不断加强, 不论是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断扩大了对中国产品的限制, 而且这种整体的力度已经超过了中国入世之后的任何年份。简单地说, 目前不存在世界性的贸易保护, 只存在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

在金融危机期间, 中国的经济其实可以划分成两个“部门”:一个是“保增长”部门, 这由国有部门承担 (4万亿经济刺激主要驱动国有部门) , 一个是“保就业”部门, 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外贸部门, 跟美国一样, 中国也对“就业”异常敏感, 尤其是外贸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而人民币汇率在其中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因素, 中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和美元的重新挂钩来稳定外部需求, 这也构成了某种政策底线。

我们认为, 中国出口已经遭遇到接近20%下滑, 尽量稳定外部需求、平缓政策调整空间亦是理性选择, 胡锦涛主席提出一个“全球经济再平衡”方案是“扩大对美进口”来取代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这意味着美国需要降低对华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的管制。而对美国来说, 他们害怕这种“再平衡方式”是一种有利于中国的“技术外溢”方式, 提高日后中国的竞争力和挑战力, 所以这也构成了某种“大国政治博弈”下的政策底线。

这两种“政策底线”交织在一起, 使得任何一种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方案都不会被采用, 世界性的需求萎缩还将加剧, 贸易保护将会不断升级。美国人储蓄率快速上升到7%以上, 并可能继续上升, 来解决房价下跌后的未来养老问题, 这有助于美国消除对外国资金的依赖, 但是造成消费的大幅度下降, 导致世界需求的进一步萎缩。而中国“汇率挂钩”政策将降低外部需求突然性下降冲击, 以“时间换取调整的空间”,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商品将遭遇世界范围内更大的保护主义浪潮。至于美元, 它不单单依靠美国国民储蓄支撑, 同时也要受到政府赤字的影响, 如果美国政府的赤字抵消掉国民储蓄率的上升, 那么美元依然是疲软和贬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要求美国财政赤字保持和储蓄率相匹配的水平是理直气壮的, 因为这兼顾了美元资产、美国外部需求和美国经济刺激三者的平衡。FIC

全世界对中国的贸易保护的确不断加强, 不论是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断扩大了对中国产品的限制, 而且这种整体的力度已经超过了中国入世之后的任何年份。简单地说, 目前不存在世界性的贸易保护, 只存在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

会展经济的空间集聚与扩散 篇8

会展经济空间聚集与扩散的理论基础

1.会展经济空间聚集的理论基础

城市聚集效应, 是指城市由于经济活动空间集中而出现的聚集经济现象。其本质上是向心力和离心力两种力量博弈的结果:一方面, 环城市中心带的经济体集中而产生向心力, 吸引其他经济体的进一步聚集, 来推动城市区域的发展和扩大;另一方面, 当城市中心经济过于集中而出现的不经济现象会产生离心力, 排斥外来的经济体, 进而限制城市区域的发展和扩大。会展经济本质上也遵循城市发展的集聚效应, 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会展经济在地域运动过程中会出现以现有展馆为核心的产业聚集。展馆是会展经济发展的基础依托, 新建展馆需要大量的硬件建设成本 (国内外的展馆建设通常都是以政府为主导) , 因此, 受资金条件的限制, 会展业的发展主要是依托现有展馆。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 现有展馆周边拥有良好的产业配套和便捷的交通等优势资源, 而优势资源的集中形成向心力, 促进了会展经济的空间聚集。在优势资源的带动下, 不断促进劳动流、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经济要素的集中, 从而产生集聚效应和集聚经济效益。核心资源的带动和优势资源的集中, 在推动会展经济发展的同时, 会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实力,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良好的协作和交通信息网络, 是实现集聚效应的有效条件, 会展经济也需要依托拥有这些便利条件的优势地区。

(2) 会展企业与相关行业企业的区域集中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会展经济的发展, 促使会展企业与相关行业企业的区域集中, 各企业相互分工协作拥有多方面的优势:一是可有效利用业已成型的整个市场的声誉;二是通过会展市场的影响力扩展产品市场;三是各企业形成行业专业化分工, 有利于提升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并相应地降低成本;四是围绕会展业务形成区域内相关专业化配套服务, 包括展览相关的器材、运输等硬件服务, 信息系统、维修等软件服务, 以及食、住、游等其他配套服务;五是与会展相关的行业协会等组织能够成为影响所在地政府法规政策的有效力量;六是在集聚效应的影响下, 空间方面的集中, 能够促使会展产业内部地不断细化, 与此会展产业有关的服务设施也逐渐发展, 这样进一步降低了会展企业的成本, 同时提高了工作效率。

2.会展经济空间扩散的理论基础

城市扩散效应, 是指由于城市集聚达到一定规模而产生的经济扩散发展。城市的扩散效应主要是由四方面“势力”的相互渗透而形成:一是城市工业内部的相互渗透;二是城市各产业间的相互渗透;三是城乡经济之间的相互渗透;四是城市各区域之间的相互渗透。

一般来说, 会展经济的大致发展规律是, 在某一城市获得发展空间, 当会展企业渐具规模之后, 倾向于在这一城市周边环境较好、发展潜力巨大的地区进一步扩张, 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 形成大型会展中心背离市中心发展的倾向。然而, 一个城市的经济并不能无限制的扩张, 任意无序的集聚并不能为城市带来期望的聚集经济效应。相反, 不合理的聚集往往会给城市带来外部不经济现象。假设一个城市完全以市政府为中心进行经济布局, 所有的经济过分拥挤在环政府经济带, 这样必然造成市政府周边人口拥堵、交通瘫痪、土地资源紧张等情况, 而其他地区的经济得不到有效发展, 造成资源浪费。虽然大型化展会是会展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 但并不意味着展馆、展厅必须集中分布。因此, 可灵活调整经济布局, 以原有市区为中心, 开发卫星城等新区, 从而解决布局过于集中导致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的问题。因为在集中的地域空间合理地实行分散布局, 可以达到减少投资支出、扩大市场容量等经济效益。会展经济之所以出现背离市中心发展的倾向就源于这种扩散经济效益。

展馆的规模往往与观展商家、参观人数负向相关, 出于对交通便利性以及相关的配套服务设施 (如停车场、等候厅、餐馆、酒店等) 的考虑, 展馆规模往往要求平行面积较大, 而非楼层的数量。也就是说, 当会展经济发展到相当的规模, 必须增加相应的展位面积, 而不是一味地增加原有展厅的楼层。如果仅在原有展厅所处区域扩建, 会因为所需土地面积过大, 成本过高而造成外部不经济等问题。另外, 原有展厅是根据之前的发展规划所建, 相应的服务设施并不一定满足扩建的需要, 还可能出现交通拥堵、水电线路改造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可能成为限制会展规模进一步发展壮大的离心力。在固定空间中, 如果向心力弱于离心力时, 会展经济的发展方向会遵循向外扩散的轨道发展, 并导致扩散效应出现。如果在城市的郊区选址, 则能为会展经济提供相对足够的发展空间, 也就是说, 由城市向城市郊区发展的墨渍式扩散方式, 是会展经济扩散发展的最好运动形式。

显然, 只有城市的郊区以及城市和乡村结合的区域, 才能满足会展经济向外扩散发展所需的用地要求。同时, 由于会展经济所需要的相关服务设施, 会展展厅必须临近交通便利的地区 (如, 高速公路、飞机场附近) 。就像国际著名会展城市米兰的会展经济进一步扩张时, 选择将原有展馆用于展示与市区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主体, 而在城郊的机场附近另外修建新的展馆, 用于举行更加国际化的展会。另外, 在新的会展展馆选址时, 对于环境和地理位置也有较高的要求, 这也决定了会展经济向城郊发展时具有非均衡规律运动。

会展经济向城市郊区以及城市乡村结合地带扩散发展带来的有利影响非常明显, 甚至可能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初建会展展馆时, 会带动相关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当相应的配套设施齐全时, 往往又能吸引其他企业在此投资建厂。会展经济的集聚效应进一步出现, 能大大拓展城市的经济发展, 加速郊区和城乡结合部的城市化进程。

总的说来, 大城市的展会经济遵循“大中小、远中近、点线面”的布局模式。初期, 在市中心建立小型的展厅, 一般用于举行珠宝、服饰、美食等与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展会;中期, 在郊区建立中型展厅, 举办规模较大的展会;后期, 可以选择在城郊结合地带建立大型展厅, 举办大型展会。当该城市的展会经济形成规模后, 可以进一步招商引资, 在整个城市形成网络载体, 加速该城市展会经济发展成为全球性会展中心。

会展经济空间集聚与扩散的现实体现———以北京、上海为例

1.北京、上海两地会展经济的空间集聚

会展经济一般以展厅为中心, 呈同心圆模式发展。而展厅所在区域往往也是整个城市的主要商业中心。

(1) 北京的展会经济主要集中在朝阳区和海淀区, 重要展馆有: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华世纪坛等12个, 展厅总面积超过19万平方米。这些展厅所处的区域均在北京三环之内, 交通便利、配套设施相对齐全, 区位优势明显。以海淀区为例, 该地区资源丰富, 基础设施完善, 是跨国企业、国外经济体来华发展的首选地区。朝阳区也是如此, 有超过160家的世界500强的在华办事机构。另外, 北京西城区是北京市的中心, 国家机关、大型国企在此云集, 因此该地区也是众多来华机构设置办事处的选择之一。正是由于区域优势明显, 北京市的会展经济大多定位在高端、大型的国际化展会。

(2) 上海市的展会经济也大多围绕市中心发展, 会展场馆大多分布在环市中心的浦东高新区、虹桥区、徐汇区以及静安区。著名会展场馆有, 2001年建成的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1999年建成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和上海光大会展中心等等。这些会展中心的总面积超过16万平方米, 加之上世纪90年代之前建成的会展中心, 整个上海市的会展经济面积达26万平方米。2010年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 将浦东地区沿江两岸划归为世博园园区, 由此促使整个浦东地区乃至整个上海市的产业结构得以调整, 改造老城区、增加交通设施、商业中心等进一步带动了上海经济的繁荣发展。而长达半年的世博会展期, 参观总人数超过7308万人, 吸引了2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 由此催生了众多的商业、旅游、管理等专业服务公司, 为海内外企业来上海经商、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2.北京、上海两地会展经济的空间扩散

(1) 北京市整体城市规划建设内容中, 将进行一批会议展览设施的扩建, 规划增加40万平方米的展览场地, 其中, 建设于顺义空港城的新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是这一批展馆中规模最大的项目, 规划展览面积22.4万平方米。项目选址于北京市高科技工业园, 交通便利, 距离首都国际机场仅1.5公里, 与市区、顺义城区、朝阳区、五环路等周边区都比较近。整体项目规划还有完整的配套设施建设规划, 包括国际会议中心、仓储中心、综合购物中心、餐饮中心、商务酒店、休闲中心等一系列配套设施。旨在打造一个以会展业为主体, 集展览、食、住、行、休闲、旅游等于一体的国际会展城, 能有效地实现会展经济的周边扩散, 满足北京会展未来30年发展的需要。新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最初拟建于南城通州区马驹桥镇, 以响应市政府对南城开发的整体规划, 但由于交通不便, 周边配套措施不完善, 无法支撑大型国际展览中心而放弃。其后, 奥林匹克公园也曾作为拟选址地, 但奥林匹克公园建设会展中心存在许多缺陷:一是场地面积较小。奥林匹克公园占地21万平方米, 打造40万平方米展馆需要设计许多多层展馆, 势必影响展馆效果。二是地形较狭长。奥林匹克公园属于狭长地形, 长1400米, 宽400米, 狭长地形不利于展馆的安排, 不利于对观众集中展览。三是奥林匹克公园存在交通制约, 达不到展览馆对于交通的畅通性要求。另外, 馆址的发展也没有可扩展考虑。

(2)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上海国际博览中心从1999年开始筹建, 分三期建设, 计划用地100万平方米, 建成之后室内外展览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建设上海国际博览中心有几方面的优势:一是资金充足。上海国际博览中心由中外合资建造, 资金来源充足。二是选址便利。博览中心位于浦东边缘地带, 拥有便捷的交通条件, 靠近机场, 附近有磁悬浮列车, 多条地铁线路。三是配套完善。博览中心有17个展厅, 展厅配备有大型停车场、商务中心、银行、运输公司、快递公司、旅行社、餐饮店、便利店等多种配套设施, 展厅周边有大面积绿化带以及高标准的宾馆及娱乐场所。依托资金、交通以及配套等资源优势, 可有效推动上海会展经济的空间扩散, 将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建设成全世界最具吸引力的国际展览及活动场馆之一。

毛泽东经济空间开发模式研究 篇9

一、均衡推移：中国经济空间开发结构的重建

均衡推移模式是毛泽东推动中国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的基本模式。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三个要素的投入状况，而这三个要素的收益取决于其边际生产力。发达地区资本密集度高，资本边际收益率低;不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度高，工资边际收益率低。经济开发的均衡推移，指有计划地在区际间或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不同产业均衡发展，引导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均衡演进。

毛泽东均衡推移模式来自于对中国国情的清醒认识。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经济的发展只能选择均衡推进的模式。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认清中国的国情，也是认清一切经济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当时中国的经济现状是发展极不均衡：一是经济结构不均衡。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有非常清晰的论述：“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2]在工业结构中，重工业和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是26.4∶73.6;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三者的比重是70∶22.1∶7.9。二是工业布局不均衡。中国解放前仅有的一点工业，大部分集中分布在沿海的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等几个城市。广阔的内地，除武汉、重庆等少数城市外，现代工业很少。毛泽东指出，“中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3]钢铁工业主要分布在沿海，而铁矿资源非常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只有少量的钢铁工业。纺织工业也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少数几个城市，而在各主要产棉区，也只有少量的纺织工业。三是工业体系不均衡。沿海基本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广阔的内陆地区只有零星的工业分布。即使东部沿海地区工业体系也不完整，重工业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轻工业则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8]。

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现状后，于1964年5月，提出改变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4]在谈到建设“大三线”时，毛泽东强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内地建设不好，我就一天也睡不好觉。”[4]均衡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毛泽东采取了四大措施：一是投资推动。新投入的资金直接投向内地。从1953—1976年，内地投资远远高于东部投资，内地建设投资比重平均为55%，沿海建设比重平均为35.8%。尤其是1964—1976年的12年间，国家在三线建设中，投入了2 052.68亿元资金，建立了规模巨大的基础工业和军事工业。在投资结构上，冶金工业项目占22%;机电项目占9.7%;能源工业(包括煤、电、天然气)占28%;交通运输业占20%，其中铁路占70%。二是项目推动。新建工业项目大多放在内地，沿海大批企业也向内地搬迁。1964年8月，毛泽东说：“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嘛!为什么不可以搞到二线?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5]还说“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至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院校和科研单位也要搬家。”[5]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现在沿海工业这么宏大，不搬家不行，要好好学习斯大林经验教训，他们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是个教训。”[5]毛泽东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要“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6]大西南的三线建设，在国防工业方面，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长江上游的船舶工业基地以及以绵阳为中心的国防尖端科技研制基地，可以为现代化军队提供种类齐全的武器装备。三是重工业推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共同纲领》中就有明确规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7]毛泽东用优先发展重工业带动农业、轻工业的均衡发展。“一五”计划投资的项目建设中有694个建设项目是重工业项目。1964—1972年的“三线”建设又突出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投资一直是重工业投资占绝对优势。四是工业体系推动。长达十二年的“三线建设”，在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建立了独立的、“小而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体系、资源能源体系、军工制造体系、交通通讯体系、科技研发体系和战略储备体系，初步建立了中华民族的工业“备份”。自成体系的工业布局，从战略上考虑，即使东北、华东工业区失守，仍然能够退守于高山大川之中，保存一个“微缩中国”的工业后方基地, 取得战争的胜利。

二、以农哺工：中国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的动力

发展工业，国家工业化必须要有农业的哺育和推动：一是工业劳动力来自农民。毛泽东说：“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支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9]二是发展工业的资金来自农业积累。1956年，毛泽东说：“如果现在要求完全消灭剪刀差价，做到等价交换，国家积累就会受影响。但是剪刀差价太大，使得农民无利可图，那也是错误的。总之，在不影响国家积累的情况下，逐步地缩小工农业品的剪刀差价。”[12]中国通过剪刀差从农业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据已有的数据分析，平均每年国家从农业、农民中积累不少于500亿元资金，按2008年的购买力计算，约5 000亿元人民币。从1950—2006年取消农业税的56年间，国家从剪刀差及农业、农民中积累了280 000万亿人民币发展工业[10]。中国尽管取消了农业税，目前工业产品的价格仍然高于其价值，农业产品的价格仍然低于其价值，这种不等价的交换，由于价格信息传导的不对称和长期形成的惯性力量还将长期存在。只有通过国家的引导，才有可能使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出现边际劳动与边际收益的均衡。三是工业的原料来自农业。毛泽东说, 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没有粮食和原料，工业不可能发展起来。四是工业产品的销售来自于农民的购买。毛泽东说，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农村吸收大量的工业品。农村剩余劳力的转移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也只能靠农村自己解决。毛泽东说：“农村多余的1/3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向哪里找出路呢?主要地还是在农村。”[3]农民生活的改善，要靠自己生产，发展经济。毛泽东也强调，发展中国工业不能过度损害农民的利益，加重农民的负担。1956年4月，毛泽东以苏联经验为戒鉴，并总结了我国的经验，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不能剥夺农民，不能采取苏联那样的农民政策：“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3]中国必须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工农产品交换：“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于等价交换的政策。”[3]但是，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不可避免要损害农民的利益。农业是弱质产业，又是基础产业、战略产业。既要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又要哺育工业的成长、壮大，沉重的负担必然地导致农民生活的困苦，毛泽东也曾考虑改善农民的生活，有资料记载，在他得知农民还在吃窝窝头时眼圈儿红了，手颤抖着接过窝窝头，一边分给大家和自己吃，一边说，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人吃的粮食啊!人民当家做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解放嘛。我们是社会主义嘛，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11]想什么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快工业的发展，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农民的生活质量才能得到提高。

毛泽东在以农哺工时也注意到以工促农的问题，提出积极发展地方工业，社队工业，促进农业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毛泽东说：“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中国“过去想过，赚钱的工业要乡政府搞，不要合作社搞，还有点斯大林主义残余。”发展农村工业，农村工业化可以解决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富裕、农民的增收问题。一是可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毛泽东说：“中国有一个特点，人口有6亿如此之多，耕地只16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搞不好。”中国农村“有5亿多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每年劳动而吃不饱，这是最不合理的现象。美国农业人口只占13%，平均每人有2 000斤粮食，我们还没有他们多，农村人口要减少怎么办?不要拥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将来“达到一半劳动力搞工业，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像个样子了。”[12]二是可直接服务农业。农村的工业生产，必须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首先为发展农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同时为满足社员日常生活需要服务。三是有利于成本的降低。农村工业必须充分注意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不要办那些本地没有原材料、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取原材料的工业，以免增加成本，浪费劳动力。在生产技术方面，应当实行手工业和机械工业相结合，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相结合的原则，逐步由土到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四是轻重工业同时并举。农村要有计划地发展肥料、农药、农具和农业机械、建筑材料、农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制糖、纺织、造纸以及采矿、冶金、电力等轻重工业生产。五是发展动力靠自己积累加上国家扶持。毛泽东说，农村年年可以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六是下放一些国营中小企业给公社经营。毛泽东说，地方国营的中小企业，可以下放一些给公社经营，保证上缴利润。七是农村城市化。毛泽东说：“工人在城市建设，农民在农村里建设，农民要和工人一面合作，一面比赛，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这才是真正的工农联盟。”“要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各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12]社队工业发展起来了，农民的生活才能有实质性的改善。

社队工业通过农业的积累和国家的扶持在毛泽东时代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到1978年社队企业产值达到385亿元，占全国工业总值4 237亿元的9.1%。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改变了农村的产业格局和空间结构，完成了以农哺工的历史，国家也开启了以工促农的新时代[12]。

三、点轴开发：中国经济空间开发结构的非均衡演进

发展中国经济，演进空间结构必须选择带动功能强的经济中心、开发轴线和推进产业。解放后，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典型的农业国家，既面临发展工业的重任，也面临发展农业的重任，还面临防御外敌侵袭的重任。初具规模的经济中心主要集中在沿海，而沿海的开发轴线基本形成，占国土面积82%的中西部地区，经济中心只有零星分布，开发轴线除公路通达里程较长外，铁路线几乎为零。面对广袤的域面，毛泽东选择资源丰富，发展前景宽阔的地区作为经济中心，点轴开发，非均衡地推进经济的发展。毛泽东深知孙中山的“富强之策，全借铁路交通，拯宜从速兴筑”，以及“今日之世界，非铁道无以立国”的蕴涵[13]，只有发展铁路，才能带动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富强。1949年12月，全国有21 810公里铁路，但大多被战争破坏，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几乎没有铁路。修铁路成为建设国家的头等大事。1949年7月9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时说:“中国从前是被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 修筑铁路多是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 帝国主义国家借款修筑每一条铁路, 都是和那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目的相配合的。铁路成为帝国主义压迫、榨取我们的工具。当然, 那时要想把铁路建设好也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不受帝国主义统治了，我们有可能并且应该很好地恢复铁路和发展铁路。”还特别指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现在还只有二万多公里铁路，这太少了。我们需要有几十万公里的铁路。”[14]

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将原军委铁道部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负责接管新解放的铁路，抢修、抢通全国铁路，修复机车车辆、通信信号设施，支援解放战争和恢复国民经济。在抢修、抢通全国铁路的同时，开始了新铁路的建设。到1952年12月，已有的铁路全部通车，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增加到22 876公里。毛泽东从带动经济的发展考虑，调整“一五”期间修建铁路的计划，优先建设鹰厦铁路。福建省地处东南沿海，经济落后，交通不便，面积12万平方公里，有着1 200万人口的区域竟无一寸铁路。鹰厦铁路自浙赣铁路鹰潭站南下至厦门，全长694公里，横跨福建全省, 是华东地区出海的一条主要干线。鹰厦铁路于1955年2月动工兴建，1956年12月9日竣工通车，1957年12月验收交付运营。1958年11月，鹰厦线连通福州的外福线(外洋—福州)也相继通车，福建境内的交通运输条件得到根本改善，带动福建经济迅猛发展起来。从1953年1月开始，中国铁路经过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到1980年12月，铁路营业里程达49 940公里，全国铁路网骨架基本形成。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中国需要修几十万公里的铁路，比孙中山在他的《实业计划》中，提出修建10万英里(16万公里)铁路的计划还要大许多。1954年2月28日, 毛泽东接见新任铁道兵司令员王震, 提出了新中国铁路建设的远景规划：“我们一定要把铁路修到巴山、天山、昆仑山，一直修到喜马拉雅山去。”[14]1973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说：“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不仅要修到拉萨，而且还要与尼泊尔接轨，通到加德满都去。”[14]青藏铁路从西宁至西藏拉萨，全长1956公里, 其中西宁至格尔木(西格段)长约815公里，在毛泽东的支持下, 西格段铁路从1958年动工兴建，因当时的国力所限而被迫两上两下, 1984年才交付运营。毛泽东也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向江西兴国人民许下宏愿:“等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要把‘火车’和‘小太阳’(电灯) 送给这里的人民。”[14]1958年，铁道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新线建设的规划中，提出了从北京至九江间修一条京九铁路(小京九)干线，使之成为继京广、京沪之后的第三条南北大通道。1973年12月26日，全长6公里的九江大桥先行开工。后因资金匮缺停工。毛泽东在世的岁月，铁路建设是中国人民的大事，每年以1 000公里建设速度推进。1953—1976年共新建干、支线100多条。新建的主要铁路有：为开发西南、西北地区修建的成渝、宝成、黔桂、川黔、昆贵、成昆、湘黔、湘渝、阳安、天兰、兰新、包兰、兰青、青藏(西格段)及南疆铁路;为增强中部及东部地区运输能力而修建的京原、京通、通让、京承、太焦、焦柳、汉丹、皖赣铁路;为通达沿海港口修建的黎湛、篮烟、鹰厦、外福、萧穿铁路;为通往邻国修建的来宾至友谊关、集宁至二连浩特铁路。同时在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上修建了众多的铁路桥梁，连接了各条干线，形成了全国铁路网的骨架。

公路也是重要的开发轴线，毛泽东也高度关注公路建设。从1949年10月至1976年9月，全国的县除极少数的以外都通了公路，90%的乡、60%的村都通了公路。公路的通达里程从1950年的不到8万公里增加到1976的86万公里(不包括乡村的非油面道路)。特别是川藏公路的建成通车，带动了川藏民族地区经济的巨大发展。水道从1950—1976年的26年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航空、管道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变强，助推了中国经济空间结构的演进。

开发轴线是经济中心的连接线。毛泽东在构筑开发轴线的同时，开始了经济中心的选择和产业的培育。基本上开发轴线通达的地方，也就是区域的经济中心。现在西部的经济中心和初具规模的重点经济带在当时就有了雏形。宝成线通达后，宝鸡、绵阳、德阳逐步形成了机械制造、电子信息中心;新疆的南疆线通达后，库尔勒成为南疆的经济中心;青藏铁路通达格尔木后，格尔木成为青藏高原北缘的经济中心;湘黔铁路通达后怀化成为湘西的经济中心;川黔铁路通达后遵义成为黔北的经济中心。成渝线通达后，成都、重庆形成西部的特大城市，沿线初步形成长江上游成渝经济带;天兰线、兰新线通达后，西安、宝鸡、天水、武威、张掖、玉门、酒泉、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初步形成西陇海兰新经济带;贵昆铁路、南昆铁路、黔桂铁路通达连接后，初步形成南贵昆经济带;包兰线、兰青线贯通后已初步形成呼包—包兰—兰青经济带;成昆线、宝成线贯通后，初步形成四川成乐绵一条线经济带;滇藏公路、新藏公路、川藏公路与新疆、甘肃、内蒙古的缘边境公路连接后，已初步形成环西部边境经济带。

毛泽东在经济中心的选择上也煞费苦心，有些经济中心和开发轴线的选择、确定，经过了深思熟虑，特别是“三线”建设的项目。出于战备考虑，毛泽东确定川、贵、云、陕、甘、宁、青和鄂、豫、湘西部作为三线战备后方。可三线区域是工业极为落后的地区，只有采取点轴开发的方式，选择培育经济中心。毛泽东在大三线的开发上采取“两基一线”的方式带动“三线”地区整个经济的发展。“两基”指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和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平时作为基础工业，战时作为军工生产的核心。“一线”就是修建成昆铁路干线。毛泽东说：“成昆铁路要快修!”还对赴任西南三线铁路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说：“铁路修不好，我睡不好觉，没有钱，把我的工资、稿费拿出来，没有路，骑毛驴去，一定要把成昆铁路打通。”修路人员紧缺，周恩来批示：“修成昆铁路，朱委员长提议，主席同意，使用铁道兵。”[14]中央军委调遣铁道兵5个师，扩编到18万人，夜以继日修建成昆铁路。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全线贯通。成昆铁路穿越四川、云南两省的7个地(州)、市，面积13万平方公里。沿线物产、资源丰富。成都至峨眉段，穿过“川西粮仓”的成都平原;铁路通过的西昌、攀枝花地区，矿藏资源丰富，1958年攀枝花铁矿勘探队探明，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储量超过100亿吨;攀枝花———西昌地区，富含铁、钛、钒、铜、锌、钼、镍金、铂族、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49种，水力资源的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超过1亿千瓦。建设大型攀枝花钢铁基地急需铁路运输原料和物资。邓小平把川、贵、云三线建设的重点概括为“两点一线”。两点指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一线指连贯四川和云南的成昆铁路。炼铁炼钢需要大量的煤，攀枝花的煤炭资源储量不足，六盘水有569亿吨储量的煤炭资源。邓小平采取“钟摆式摆动”的开发方式建设西南三线，即以攀枝花为中心，向北向东形成一个扇面三角区域，攀枝花的钢材运往成都、重庆，六盘水的煤炭运往攀枝花，成都、重庆的机器运往攀枝花、六盘水。六盘水距攀枝花750公里，六盘水有丰富的煤，但铁矿储量不足;攀枝花有丰富的铁矿，但煤矿储量不足。修建贵昆铁路将两地连接起来，在六盘水建立钢铁基地，贵昆线1966年贯通。煤来矿去，实现边际成本与边际效收益的均衡[15]。

经济空间 篇10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空间效应

一、引言

金融业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业不仅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和各式各样的中介服务，更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金融业无疑是现代经济的发展核心，各种金融工具的出现以及组合使得金融资源更加合理的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分配，为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来源和融资渠道，同时也为资本过剩的企业和个人提供资本保值、增值和投资的渠道。但是，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制在学者们之间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有些学者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不仅仅是线性相关，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金融发展的作用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他们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即空间作用。

二、相关文献回顾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通过研究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存在同步关系的。Levine和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的流动性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随着中國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不少学者对中国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陈高通过研究得出国家应该通过相应宏观金融政策的引导，缩小各地区金融发展的差距，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陈黎敏（2011）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78—2008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总体呈现很强的正相关性，但由于各地的经济基础不同，各地区之间差异较大。通过梳理上述研究文献不难发现，目前已有的分析中，大多数学者忽略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忽视地区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因此，本文将从空间计量模型的角度对数据进行分析，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考虑在内，全面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三、空间相关性分析及模型建立

从现有的研究发现，大部分学者均使用MoranI指数分析空间相关性，本文也将利用MoranI指数来对省市自治区金融业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测，但为了使研究更简便，于是将传统的MoranI指数进行调整，改进后的MoranI指数表达式如下：

其中 ， ， 表示第i个省的GDP，n为样本区域总数， 为相邻空间权重矩阵。

MoranI指数的取值范围一般是[-1，1]，如果0

根据空间计量经济学，空间效应可以通过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来表现。在SAR中，变量的空间相关性通过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来反映，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自回归模型为：

LnGDP=α+β1LnBank+β2LnStock+β3LnInsure+ρW_LnGDP+ε

其中W为n×n阶空间权重矩阵，Wij表示了空间邻接关系，W_LnGDP表示空间滞后因变量，ρ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该估值反映了空间相关性的方向和大小。

当被模型的解释变量忽略的变量传递了空间相关时，可以假定空间相关是通过误差过程产生的。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误差回归模型为：

LnGDP=α+β1LnBank+β2LnStock+β3LnInsure+λLnW_μ+ε

其中λ表示空间误差自相关系数，用来描述回归残差之间的空间相关的强度，W*μ表示空间滞后误差项。

根据模型及其转变，将搜集到的数据利用极大似然法对包含了空间滞后项以及空间误差项的SAR和SEM模型进行回归后的结果显示，空间系数ρ和λ在统计上均高度显著，这更进一步证实了空间相关性的存在。通过对SDM模型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金融业的发展通过地理空间机制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同时银行业的作用是最大的，这和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较为符合。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资源调配目前很大程度上还是通过银行业来实现，证券业、保险业的经济调节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后发现，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但是金融业发展的空间辐射能力有限，并且金融业中的空间相关性主要表现在银行业中，我国的政策体制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金融业发展的辐射作用的有效发挥。

地区间金融发展的合作如果想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局面，需要消除因行政区划而导致的区域割据局面。政府应对相关的规章制度、行政法规进行调整和修改，从制度上解决区域割据局面。另外各地方政府之间也应加强交流与合作，制定一些双边或多边协议，通过市场和利益补偿等机制，达到双赢的局面。只有消除了体制障碍后市场的力量才能有效推动区域间经济的分工与合作，加快区域间金融资源的流动，促进区域金融中心得形成。

参考文献：

[1]任晓怡，汤子隆，祝佳.广州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J]，肇庆学院学报，2014年7月

[2]李林，丁艺，刘志华.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溢出作用的空间计量分析[J]，金融研究，2011年第5期

[3]陈高.空间计量视角的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收敛关系研究[J]，21世纪数量经济学.

[4]陆静.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J]中国管理科学，2012.02

[5]陈黎敏.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J]，货币银行，2011.08

[6]王景武.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5.10

[7]闫丽瑞，田祥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宏观经济研究，2012.03

经济空间 篇11

收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假说:

1.σ-收敛,这是与横截面数据相关的假说,指不同经济系统间人均收入的差距随时间推移而趋于下降,即σt+k<σt(k≥1)。

2.β-收敛,这是与时间序列相关的假说,指初期人均产出水平较低的经济系统趋于比初期人均产出水平较高的经济系统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即不同经济系统间的人均产出增长率与初始人均产出水平负相关。β-收敛又分为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两种形式。所谓绝对β-收敛,是指技术、制度、文化等相似的区域具有相同的经济状况,而经济状况落后的地区具有比发达地区更快的增长速度,从而所有区域最终将收敛于相同的人均收入或产出水平。所谓条件β-收敛,是指不同经济区域之间具有各自不同的技术、制度、文化等特征,因而具有不同的经济状况,从而不存在绝对的收敛;因此,只有在模型中控制了这些特征,经济区域之间才呈现明显的收敛性。

3.俱乐部收敛,指在具有相同的人力资本、市场开放度等结构特征的经济地区间存在着一定的增长收敛趋势。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就世界瞩目,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更是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势头,日益显示出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然而,从改革开放中实施的“先富带动后富”策略开始,中国各省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日益扩大,并逐渐上升为备受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这其中,诸多学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差异问题做了相关研究。

宋学明(1996)的研究指出中国大陆各省市之间存在绝对收敛;蔡昉、都阳(2000)的研究发现,大陆各省市人均GDP不存在σ收敛和β收敛,而东中西部各自则呈现俱乐部收敛;刘强(2001)指出中国大陆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和区域性;张胜等(2001)对省际间经济增长的绝对收敛性进行分时段、分区域的分析发现,1990年以前东西部经济增长存在绝对收敛,而1990年以后东西部经济差距却不断增大,呈现“富省愈富,穷省愈穷”的现象;沈坤荣、马俊(2002)对东中西部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东中部内部显著收敛,而西部内部收敛则不显著,总体呈现显著的“俱乐部收敛”,即三大地带内部经济差距不断缩小,而地带之间的经济差距却没有缩小;林毅夫、刘明兴(2003)研究显示,1990年以前存在σ收敛,1990年以后则呈现发散趋势,且在模型中考虑了其它解释变量后发现,中国大陆各省市之间存在条件收敛;徐现祥、李郇(2004)指出,在城市层面上,中国大陆经济增长遵循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收敛机制;彭国华(2005)对中国大陆28个省市进行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性与收入的收敛性对比,结果指出两者的收敛模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前者的收敛速度要快于后者。

有关经济收敛的实证研究通常是基于横截面(cross section)回归或建立面板数据(panel data)的固定效应(fixed effect)模型(Magrini,2003)。但是,横截面回归要求研究中的参数具有同质性(homogeneity),而这在经济发展差异显著的区域之间是难以满足的。面板数据模型较横截面回归在解决异质性(heterogeneity)问题上有明显的改进,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获得的收敛系数通常要高于横截面回归所得(Islam,1995)的收敛系数。但是,因固定模型注重利用年度增长率来分析经济的运动趋势,所以同样也备受非议。众所周知,区域经济数据通常不是独立的,临近区域的经济往往具有较大的相似性(Anselin and Bera,1998)。因此,诸多实证研究中所使用的标准估计程序可能得到无效的收敛结果,横截面回归和固定效应模型均存在这个问题,而空间计量模型正是为解决这一实际问题而诞生的,且迅速得到广泛的关注。

近年来,国内外部分学者已开始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来研究区域的经济收敛性问题。吴玉鸣、徐建华(2004)运用空间相关指数Moran’s I及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省区经济增长集聚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林光平、龙志和、吴梅(2004)利用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经济空间权重矩阵研究了中国省市经济的空间相关性和人均GDP的β收敛情况;吴玉鸣(2005)提出区域经济增长β收敛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框架,并对省市间经济的空间外溢效应及β收敛效应和成因加以实证研究;林光平、龙志和、吴梅(2006)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中国省区经济发展的σ收敛情况;Rey and Montouri(1998)利用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交叉回归模型对美国人均收入的σ收敛和β收敛问题进行研究;Up Lim(2003)采用Anselin(1998)提出的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美国人均收入的收敛情况。

本文即是在过去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用中国大陆各省市的经济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同时考虑省市之间的空间相依性,最终对中国省市人均GDP的β收敛性加以探讨。

一、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本研究采用1994-2006年中国大陆29省市(除西藏和重庆外)的统计数据,以2006年为对比年分别计算1994-2005年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因此本文研究时间为12年,共计348个样本。同时,本文关注的是各省市之间的条件收敛,因此必须考虑控制部分导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因素。结合前述介绍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本文主要考虑如下几个指标:平均教育水平(年)、就业人口比重(%)、第一产业人口比重(%)、非国有资产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社会消费总额占GDP比重(%)。经消除价格因素后,再利用实际统计数据计算各经济指标。资料来源于各年统计年鉴。

(二)空间计量模型介绍及建立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而面板数据模型根据参数设定的不同可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一般而言,如果仅以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进行推论,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如以样本对总体效应进行推论,则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由于本研究运用中国大陆各省市的统计资料建立模型并分析,目的旨在对各省市自身的效应进行研究,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常用的收敛模型为Baumol(1986)提出的β收敛模型(Unconditional Convergence Model):

其中,ln(yi,t/yi,0)表示地区i(1,2,…,29)在t年间的人均GDP增长率;ln(yi,0)表示地区i在初始年份的人均GDP。因本文考察的是1994-2006年间的经济收敛情况,所以yi,0分别为1994,1995,…,2005年的人均GDP,yi,t为2006年的人均GDP。如果β<0,则表明各地区之间存在着绝对收敛,即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要快于发达地区;反之则不存在收敛。

但是,经济的增长不仅仅取决于初始水平,同时也受到其它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模型(1)中加入其它变量来重新考察经济收敛问题,此时β衡量的是一种控制了适当因素后的经济条件收敛,则模型表达式为:

其中,Xi,0表示控制变量在初始年份的水平,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平均教育水平对数、就业人口比重、第一产业人口比重、非国有资产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社会消费总额占GDP比重。

1. 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

空间滞后模型是指当地区间的经济具有空间相关性时,直接利用模型(2)估计将产生偏差,因而需要引入空间权重矩阵对原模型加以修正,则模型(2)表达式修改为:

其中,ρ为空间自相关系数,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这里W采用地理权重,即对于本研究所考察的29个省市,如果它们之间在地理上相邻则权重取1,否则取0。如果空间自相关系数ρ通过显著性检验,即ρ≠0,则表示相邻省市之间确实存在着经济上的空间相互影响关系。

2. 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当空间相关性存在于误差项时,此时应将模型(2)的误差纳入空间因素加以考虑,则模型表达式为:

其中,λ为空间误差系数,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

二、实证结果对比分析

本文采用Matlab 7.3对模型进行估计,计算程序采用Elhorst(2004)提供的模块,固定效应空间滞后模型(Demosarfe)和固定效应空间误差模型(Demosemfe)(1)。

对比表1给出的估计结果发现,无论是空间滞后模型的空间相关系数ρ,还是空间误差模型的空间误差系数λ,其估计值均为正,且均在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中国大陆各省市之间的经济在空间上存在着明显的相依性。因此,缺乏考虑空间相关因素的固定效应模型其结果是不可靠的。对比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从模型总体统计量看,空间误差模型的拟合度和似然比明显大于空间滞后模型,且模型的估计误差σ2较小,显然,空间误差模型在整体上优于空间滞后模型;从参数估计量看,空间误差模型的参数估计量显著较空间滞后模型强,且在经济意义上体现得更为合理。因此,相比而言,笔者认为空间误差模型更为适合于结果分析。以下笔者将以空间误差模型为基础对其结果作进一步分析。

注:*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

在空间误差模型(1994-2005)中,β系数估计值为-0.085404(<0)且在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中国大陆各省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在1994-2004年之间存在着条件收敛。在控制变量上,平均教育水平、就业人口比重和非国有资产比重的参数估计值均为正且均在1%水平下显著,社会消费总额比重的参数估计值为正且在5%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教育水平和就业水平越高的地区,其经济的增长速度越快。非国有经济成份越高,市场经济越活跃的地区,其经济的发展势头越高。第一产业人口比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地区的产业结构,而其估计参数值为负,在约6%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工业进程落后和第三产业欠发展的地区,其经济增长受到较大的限制。

为进一步研究经济收敛性在不同时段上的差异,笔者以1998-1999年为界,划分整个研究期间为两段进行空间误差模型的重新估计。根据表2的估计结果,分段期间和整段期间的β系数均为负,且均在1%水平下显著,这证明了条件收敛性的显著存在。从β系数估计值的绝对量看,1994-1998年间(0.097087)最大,整段期间(0.085404)次之,1999-2005年(0.028283)最小。这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各省市之间的经济收敛速度要快于1994-2003年间,而20世纪末21世纪初期中国大陆各省市之间的经济收敛速度大幅减缓,低于1994-2005年间整体收敛速度;且由于前一时段高速收敛的带动,整段期间的收敛速度仍然保持较高水平。观察前后两个时段的空间误差系数的估计结果(0.900978,0.914992)可以发现,两个时段内的中国大陆各省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均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

注:*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

从表2中控制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看,前后两个时段的平均教育水平均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0.367148,0.255134),这表明了人口素质的重要性;就业人口比重同样也积极地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前一时段的影响力(1.635092)要远大于后一时段(0.350423),这一现象的解释是,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多种经济成份竞相活跃发展,且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流动性不断加强,从而后一时段的就业人口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大大削减;非国有资产比重在前一时段对经济的影响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在国有企业改革之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备受诸多限制,因此其它成份的资产对经济的积极效应未能得到充分体现,这表现制度层面对经济的影响力。

三、结论

在考虑地区之间的空间相关性之后,本文基于中国大陆各省市的经济统计资料面板数据建立了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中国经济的β收敛性加以考察,有效地避免了传统估计方法所可能导致的结果偏差。实证结果显示,1994-2006年期间,中国大陆各省市之间的经济呈现显著的条件收敛;通过分时段的考察发现,1994-1998年期间的收敛速度要快于1999-2005年期间的收敛速度。同时,对控制变量参数估计结果的分析表明,教育水平、就业比重和非国有资产比重均对地区经济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力资本和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比重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区经济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业进程的重要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

摘要：基于中国大陆29个省市的面板经济数据,建立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研究中国省市经济的收敛性,结果表明,在1994-2004年期间,中国大陆省市经济存在着显著的条件收敛现象;以1998-1999年为界的分两时段考察进一步发现,前一时段的收敛速度远快于后一时段的收敛速度;对控制变量的分析表明,教育、就业水平和非国有率有效地推动地区经济的增长,而第一产业人口比重则对地区经济产生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