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结构演化（共12篇）
空间结构演化 篇1
当前, 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 城市空间结构也在不断的变化。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功能组织在地域空间上的投影, 是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自然条件和工程技术以及建筑结构空间组合的综合反映。研究发现, 城市经济空间的发展与整个城市空间结构及形态变化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通过研究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经济机理, 能够为城市发展提供空间拓展的优化和发展模式。
一、聚集经济同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
在聚集效应的作用下, 经过市场的竞争与空间的流动, 城市的资源、资本和人口的聚集规模, 聚集结构与组织体系也渐趋完整, 整个城市的空间配置也渐趋稳定, 城市的聚集规模、组织结构和空间配置决定着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 社会经济的要素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 如城市聚集的总量、构成以及布局等。社会经济要素的变化, 一方面是由于分工利益的不同, 市场效率以及规模经济等方面的变化造成的, 另一方面是由于拥挤成本、污染状况和土地投入的变化而产生的, 这些变化都会导致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所以, 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与聚集经济属于同一个过程, 而且受其影响明显。
随着城市聚集主体的外部关系和聚集内容的变化, 聚集经济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的主要影响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随着城市新的职能和新的设施的出现、城市部分旧职能的衰退, 导致在城市内部出现了新的聚集群体。例如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 高新技术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动力。由于高新技术在人力、交通和自然环境等方面有着特殊的要求, 这就要求高新技术的开发区多建于开机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自然环境优美的地区。渐渐地, 在这些地区便形成一个新的城市聚集群体。
其次, 随着科技的发展, 城市的部分功能聚集发生了变化。部分相互融合的功能由于聚集导致利益下降, 最终再次走向分裂。而原本互相排斥的功能在科技的影响下, 也可能会融合在一起。另外, 居住区和工业区的分离、融合、再分离、再融合的过程也体现了这一变化。
最后, 聚集经济的分布发生变化, 也会导致城市内的土地利用密度和结构发生变化。聚集经济的分别发生变化, 那么聚集经济的每个方面就会出现不均衡性, 从而促进了城市内部的土地利用密度和结构的调整。
二、产业结构调整同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
城市的产业结构决定着一个城市的性质和其经济功能, 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导致人口转型、城市化等结果。城市经济功能的演变必然会导致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 反之, 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会大大的促进城市的经济功能的发展。与此同时, 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城市的用地提出了新的要求, 进而导致对城市外部形态与内部结构的做出调整。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 城市的产业结构出现了重大的调整。一方面, 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城市的用地出现了新的需求和新的类型。另一方面, 城市的产业化促进了城市的功能发生了新变化, 城市用地的结构逐步的完善, 城市的市域城镇体系也在改变, 最终导致了城市的空间结构出现了变动。
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城市的人口也出现了大量的聚集, 最终打破了原有的城市的空间结构的稳定性, 社会的制度和生活状态也会发生变化, 最终导致了城市空间结构的重组。因此, 合理调整城市空间结构, 能够为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空间发展的基础, 为城市空间建立新的秩序, 有益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所以, 通过研究城市的产业结构的发展特征, 能够为城市空间结构规划提供基础和前提。总之, 优化城市产业结构的进程, 就是抓住了城市空间发展的内在因素。
三、城市住宅发展同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
居住作为城市的基础性功能, 且居住用地在城市建设用地中所占比例最高。因此, 城市住宅建设的发展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较为明显。居住空间区位的演化将直接影响到城市整体空间结构和形态的变化, 居住空间在初始化的过程中表现出聚集与扩散两种基本动态趋势。城市中心区始终具有巨大的居住功能, 集聚效应吸引城市要素的空间集聚。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城市交通系统的完善以及人们渴望更加宽阔的生活空间, 住宅郊区化成了必要的结果, 住宅郊区化的促进了城市空间扩张。
在改革开放前, 城市发展的早期, 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不断吸引人们向城市中心聚集、人口向城市大量集中, 导致城市住宅建设密度和范围都不断增大。此阶段, 城市中心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住宅建设多属于计划经济下政府行为, 商业住宅建设活动多为见缝插针的形式。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住宅建设量的严重不足, 居住条件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不断恶化。同时, 由于城市功能用地置换和扩建, 工业企业外迁, 旧城区良好的区位条件带来更高附加值, 旧城区承担巨大的居住功能。因此, 对城市中心未发展的区域进行开发建设或旧城改, 造成了这一阶段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旧城的改造直接导致城市中心区空间结构的重组。
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增长, 居民追求更舒适的居家环境和绿色生存空间生活居住空间, 市郊涌现出大量的住宅小区。住宅区投资选址都选在远离闹市, 却交通便捷、环境优美、亲近自然、社区配套设施齐全的近郊位置。此阶段, 住宅建设空间的郊区化直接导致城市空间的外延式扩张。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本文主要从聚集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住宅发展这三个方面, 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 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受这三个因素的影响明显。值得注意的是, 城市经济的发展, 大大的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城市发展造成的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等现象, 也需要引起城市规划部门的重视。只有在合理规划城市空间结构基础上的经济发展, 才能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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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彬学, 薛东前, 贺伟光.基于分形的关中城镇体系空间结构优化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13 (06) .
[4]张越, 韩明清, 甄峰.对我国城市郊区化的再认识——从城市化阶段谈中国城市发展[J].城市规划会刊, 2012 (11) .
[5]黄亚平.城市空间理论与空间分析[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 (10) .
空间结构演化 篇2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Industrial Land Use Pattern in Zhejiang Province
CHEN Qianhu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volution track，location features，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industrial land use in Zhejiang Province，discusses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and brings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to optimize the pattern.Keyword：small town，Zhejiang，pattern，evolution
提要：本文从浙江省小城镇工业用地形态结构演变的历史轨迹中分析了工业区布局的区位特征与存在问题，探讨了演变的作用机制，最后提出优化工业用地形态结构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小城镇 工业用地 形态结构演化 浙江省
浙江省小城镇近20多年的发展，多是以数量众多的乡镇企业建设和工业区的不断扩展为先导的，因此，工业用地的发展规模和布局定位对城镇空间形态结构的影响是十分突出的。一方面是城镇工业用地所占比重甚大。这是，由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逐步推进，工业用地在城镇建设用地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根据对浙江省6个县（市）的15个中心镇的用地调查统计，人均工业用地达39平米，占城镇总用地的32.5%（超出国标上限30%，其中有的达到50%），同时，也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工业发达国家小城镇的工业用地比例（日本11%，美国5%，德国7%）①。
另一方面，城镇工业用地布局区位偏散，且用地不集约，对城镇结构影响较大。浙江省乡镇工业发展的一个普遍特征是轻型化、小型化和加工化，以个私和集体经济为主，工业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导致工业用地的空间布局形形色色：有混杂于居住老区内的传统工业点，有工、商、住“三合一”的作坊街，也有现代化的工业小区，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形式和工业生产特点在城镇用地扩展过程中不同的分布特征；同时，在城镇建设“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指导思想下，城镇生活居住区的开辟，交通网络的配置，以及城镇组团的布点，大多深受工业用地布局影响，从而使城镇工业区的布局区位，往往成为影响城镇总体结构发展演变的一个先导性因素。因而，研究工业用地布局形态演变的历史轨迹与作用机制，不仅可以科学预测它的发展趋势并有效地加以引导，同时对优化城镇总体形态结构起到关键作用。
1、城镇工业区布局的区位特征与演变的历史轨迹
从浙江省小城镇工业用地发展的时间序列和具体的布局区位上看，主要可分为四种类型：在城镇老区内部呈点状分布的小型传统工业企业；在城镇主要道路与商住合体呈线性分布的家庭作坊；在城镇边缘沿对外交通线分散发展的工业点和工业区；在城镇边缘相对集中布置的以大型企业集团为主的企业群等，并各具有不同的特点：
1.1 城镇老区内部点状分布的传统小型企业：数量较少，产业部门较为单一，主要生产最基本的生活日用品，如酱油厂、纱布厂等。其形成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在传统手工业和近代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批小型企业；另一是在“大跃进”期间，在全民大办工业的形势下，新建起来的中小型工厂和街道工厂等。这些分散的点状工业，从其当时的空间结构布局看，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如接近市场、方便民众，经营灵活等；但时至今日，由于对城镇生活环境干扰较大，同时受到现代科技工业冲击，发展环境受阻，已成为小城镇空间结构改造的重要对象之一。
1.2 城镇主要道路上的“三合一”家庭作坊：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浙江省小城镇大力发展小商品经济诱发的家庭工业布局的主体形式。这种布局形式在工业化初期的短缺经济时代，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它投资省、见效快，由于直接依托市场，产销一体，对市场反应灵敏，“调头”能力很强，市场潜力大、风险小，操作方便简单，深受当地百姓青睐，纷纷买地造房生产，一度成为城镇空间形态的主创力量。当然，它在繁荣城镇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弊端：街道交通乱，居住环境差，更为致命的是随着短缺经济时代的结束和买方市场的形成，这种小规模的家庭工业不再拥有“门口市场”优势，“小船”出不了“大海”，所以这种“三合一”的工业布局形式已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1.3 在城镇边缘沿对外交通线分散发展的工业点（片）：这是浙江省小城镇工业布局的典型形式。这种布局的形成机理主源于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及整个工业化水平的低下。在企业发展的原始积累阶段，企业主一方面不想再小打小闹搞家庭作坊，要求扩展规模。所以要避开城镇中心区，减少对城镇生活环境的干扰；另一方面又要依托城镇并满足其对用地、交通运输等要求，所以导致浙江省小城镇整体空间形态呈现沿国道、省道星罗棋布，首尾相连，“十里工业长廊”比比皆是的散乱场面，如宁波市北部329国道沿线城镇有18座，占北部区城镇总数的42%，平均城镇间距仅3km②，城镇建成区沿国道一线已基本连成一体，而这一带恰恰又是乡镇企业最发达的地方，工业用地成了城镇用地扩展的急先锋。这种不合理的连片蔓延的工业布局形式其直接原因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安排。其直接后果就是：
交通干线通行能力弱，堵车现象严重；工业用地不集约，集聚效益低下；城镇布局分散、功能组织乱。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带状的马路经济发展形式已越来越不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及区域发展集团化趋势，企业的发展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工业用地的空间布局模式，通过空间组织诱导企业间紧密的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形成。
1.4 在城镇边缘相对集中布置的以大型企业集团为主的工业区：是小城镇工业用地布局的最新模式。这种模式是企业在工业化水平发展到中后期阶段对地域空间组织提出的客观要求，尤其是一些乡镇工业发达地区，经过了原始资本积累的初期阶段，企业发展亟需在规模结构、生产结构、产品结构以及企业的经营理念、管理模式上有个全新的改造、提高与完善过程。更为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越来越体会到整个区域环境、生产环境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集聚就是享受创新环境”“集聚就是分享规模利益”。无论是从企业创新文化氛围的营造，还是从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共享考虑，都需要对工业用地结构进行科学安排、精心规划。当然，应该指出，现状一些城镇在这类边缘工业区建设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缺乏规划上的连续性、稳定性，以及管理上的严格性、有效性，也局部出现了用地粗放、连片蔓延、功能混杂的情形，不利于工业区本身的发展并影响到城镇整体的功能组织和环境质量。
2、小城镇工业用地布局形态演变的动力机制
分析探索工业用地布局形态演变的动力机制，可以帮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其存在与演变的深层次原因，从而宏观把握演变的内在规律性，更好地提出优化工业用地布局形态的对策建议。
2.1 产业结构的转换力同全球发展趋势一样，工业用地布局形态演变的最基本的动力是产业的空间集聚，也就是工业化过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演进会改变工业用地的形态和规模，由农业经济过渡到工业化初期、中期，再过渡到以知识和科技为代表的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用地在城镇总建设用地中所占的比重以及所呈现的布局形态，在这几个不同阶段是互不相同，各有特征的。上述不同类型工业布局形态所呈现的不同区位特征，就是工业化各个过程的形态见证。随着浙江省工业步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到来，工业用地的布局结构和形态特征又会有一个质的转变过程。
2.2 经济科技的推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科技的进步，产业集聚及产业结构的转换加快，深刻地影响到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生产结构特征及地域空间组织要求。从第一台纺纱织布机的发明，到以汽车为代表的便捷的运输技术的出现，以及现代通讯技术、计算机的应用，工业生产由手工作坊向机械化、智能化迅速推进，极大地改变了工业生产的要素组织与空间布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观念也不断变化，由原来追求物质量的增长转向生活与工作环境质的提高，不仅要求有一套运行高效的生产设施，还要有一个舒适怕人的工作环境，经济实力的增长为这一切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
2.3 国家政策的调控力国家的各种政策对工业化进程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城镇工业用地的规模与布局。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整个过程中，国家的许多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到鼓励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共存共荣，从土地政策、户籍制度到历次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最近中央实施的对中心镇新的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无不深刻影响着乡镇工业的发展速度与规模，有力地推动产业的空间重组与整合。浙江省最近确定了135个中心镇，并且原则上确定今后工业用地只安排在中心镇，其他乡镇不再审批，中心镇的总体规划必须由省厅审批认可，各地块的开发使用必须有详细规划作指导③，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必将有力地改变以往工业用地布局散、乱的粗放无序状态，走上持续的内涵发展之路。
2.4 城乡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城乡之间，城镇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工业用地布局结构演变的又一基本动力，主要体现在以数量众多的村办企业因发展需要向城镇转移的“推力”和中心城市“腾龙换业”，向城镇转移部分传统产业的巨大“拉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浙江省温岭市为例，全市95%的乡镇企业都分布在村一级④，真可谓“村村冒烟”，随着温岭市新一轮工业用地调整，村办企业向城镇工业园区集中，整个工业用地的规模与布局形态会有极大的改观。而作为“中国第一市场”的义乌市，其三大中心镇与中心城区之间的职能分工非常明确，三大中心镇是全市的工业生产基地，义乌中心城镇是销售和第三产业发展中心，城镇之间都用快速干道连接，只需十分钟就可到达。不同的城镇职能导致不同的土地利用价值与利用结构。中心城市的工业因不堪负担高额的第三产业地价，纷纷迁往中心镇，在那里不仅有发展工业更优惠的政策，而且有相当好的发展环境；而作为义乌小商品贸易发源地的苏溪中心镇的那条老街、如今已是冷冷清清……，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化的幢幢厂房。
3、小城镇工业用地形态的优化机制
针对工业用地形态存在的问题和演变的作用机制，提出优化小城镇工业用地形态结构的对策建议：3.1 强化区域整体协调发展观念，统筹安排城乡工业生产用地这是优化工业用地形态结构的根本保障。通过编制一定区域内的城镇体系规划、城镇土地利用规划和城镇规划，明确城镇之间的职能分工，规定城镇用地与农业用
地的数量和比例关系，规定工业生产用地在城镇总用地中的区位布局与数量比例关系。这些规划的科学编制与严格实施从根本上规定了工业用地在整个地域中的组织形式，以及在城镇空间中演化的方向与规模，有效引导工业用地形态向规模整合、良性持续化发展，彻底改变“村不像村，镇不像镇，遍地生烟”的工业发展状态。为此，应当切实做到：①严格贯彻区域城镇体系规划思想，切忌就镇论镇，走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的老路。②认真落实土地利用规划和城镇规划的各项规定，使工业用地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拒绝人为因素的影响，严禁改变城镇其它用地性质。③大力加强规划对工业用地形态结构演化的整体引导观念，遵循“统一规划、综合开发”的原则，使工业建设“规划一片、建设一片、收益一片”⑤。
3.2 盘活工业用地存量，有效控制用地外延扩展这是优化工业用地形态的重点所在。盘活现有城镇工业用地包括提高工业闲置用地利用率和提高建筑容积率，以减缓城镇工业用地扩展的速度。通过对浙江省15个中心镇的抽样调查统计分析，浙江省城镇土地闲置率达到10%（加上一些工业项目纷纷搬出老镇区导致出现的空心厂区，这一比例要达到15%），而工业用地闲置率占了80%强，如果按平均每个中心镇2km2计算，全省135个中心镇合计闲置用地达21.6km2，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规模，而一个大城市的工业用地也仅此而已，可见工业用地存量潜力巨大。同样的工业项目，在中国的用地面积比发达国家要高11%～13%⑥。工业厂房容积率低，据专家测算，全国455座城市的平均容积率仅为0.31，可见浙江省小城镇工业用地的容积率就更低了。目前需要改造的旧镇面积占城镇总面积15%，改造后容积率可提高到原来的2倍，相当于少用地24km2，加上城镇闲置用地，城镇用地规模可少扩建44km2.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造成工业用地外延无限扩展的根源。为此，必须通过建立和完善土地管理体制、法制和机制，彻底转变工业用地的利用和管理方式。①认真贯彻执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土地管理制度，对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实行严格的用途管制；②充分发挥城市土地供应在国民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确立城市供应制约、引导需求的调控机制，对建设项目实行土地、投资双重立项的制度，控制非农建设项目用地的源头⑦。
3.3 加强工业区的规划工作，优化工业用地结构这是优化工业用地形态的关键环节。工业区是城镇的一部分，有它相对独立的一面。根据发达地区工业生产区布局的实践表明：不仅仅需要安排生产厂房，还要有绿地、停车场、休闲等设施，甚至一些展览中心，交易厅等也安排在工业区内，并使这些用地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结构，这样不仅能创造一个舒适怕人的工作环境，同时能营造一种企业创新的文化氛围，吸引外来企业投资生产，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
参考文献
①严定中，美国加州小城市规划建设随笔。规划师，2000，[4]
②《宁波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宁波市规划设计院
③浙江省建设厅关于中心镇建设的若干意见
④温岭市城乡一体化规划。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⑤姚士媒，城市用地与城市生长。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5，146～147
⑥朱英明等，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空间演化研究。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0[2]
⑦高以诺等，城镇请珍惜每一寸土地。经济日报，1998-04-05
空间结构演化 篇3
【关键词】城市空间结构；空间结构优化；结构动力机制
一、营口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特征
早期营口市的发展主要受通商口岸的影响，城市没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反映出了近代中国城市空间独有的结构特征。
日伪时期城市的空间结构有较为明显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非常注重港口与铁路的修建，城市的主要功能也沿着岸线与铁路线进行布局。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处于恢复建设时期，围绕港口进行了一定的城市建设，但功能布局依旧不完善，城市规模没有明显扩大。
1993-2004年鲅鱼圈区城市空间不断扩大，城市呈带状蔓延。但也包含区内地理条件，尤其是沈大高速路、哈大公路以及长大铁路“阻隔”作用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域向东扩进，阻碍了城市网络化发展的进程。
营口港成为开发区空间结构中的核心节点。营口港的发展同时促进了营口开发区外部空间结构的转变。由最初的单核据点式发展，逐步转变为多核心城市发展，并正向网络化空间发展迈进。
二、营口城市空间结构的动力机制
清朝初期，营口老港原来不过是个荒僻的渔村。英国将领事馆迁往航运条件较优的营口，改于营口建港，成为东北沿海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商埠。西方列强为便于掠夺原材料，沿辽河筑路设厂，形成了该时期的空间结构。
建国后三十多年来，特别是七十年代中期遭受地震破坏以后，营口城市建设进展迅速，使城市面貌一新。但不免存在若干间题，为此营口将按照新的规划向南、向西扩展市区改善环境重点加强能源、交通、供排水、通讯、服务、住宅等各项设施。在此基础上并将逐步调整原有工业布局分别在东、中、西部形成三个工业区，使市容和市区内部结构得以基本改观。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用地增长以在城市周边蔓延为主，且增长速度比较缓慢。自然条件对营口城市影响比较大。1998年以后，开始通过改造不利条件进行城市建设，直至扩展至辽东湾临海。
当今及以后时期，带型组团式的空间结构，利于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港口城市内部空间的横向推移以港口为依托，多中心的组团式发展不仅是解决城市摊大饼式蔓延的有效方法，也是促进港口城市由带状向网络化转变，以及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对当前营口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建议
1、营口市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原则
遵循城乡统筹、合理布局、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和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保护耕地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传统风貌，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并符合区域人口发展、国防建设、防灾减灾和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的需要。
系统性原则
营口市空间是由处在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空间要素组成的一个系统，它们都有自身的特殊功能和要求，这些要素都要在一定的空间中通过结构使它们相互联系，达到整体的布置、匹配，这就需要一个相对综合的、系统的规划观念来实现。
集约型原则
在空间结构优化中，注重城市中各产业集约集群发展，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并构成产业链，达到物质集成、能源集成、技术集成、信息共享、设施共享，从而形成城市的竞争优势。因此，在营口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中也要注重集约性原则。
可行性原则
优化应从营口市用地建构过程和控制性规划设计自身的规律出发，对调查、研究、决策、设计、评审、管理、建设、反馈等各环节进行统一协调，为各方参与合作提供的平台，并将各方成果在规划设计成果中有所体现。
2、 营口市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目标
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把营口市建设成为环境优美、特色鲜明、经济发达、生活富裕、城乡协调的现代化港口工业城市、滨海带形城市、生态宜居旅游城市和数字化城市。依托东北，以港兴市。建设一带三轴、双城联动的城市空间结构。
5.4.2.1经济发展目标
2015年，营口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500亿元，年均增长20%，人均GDP约为83000元，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5：54：41；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000亿元，人均GDP约为125000元，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4：53：43；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7200亿元，人均GDP超过200000元，三次产业比例调整到3：50：47。
5.4.2.2 社会发展目标
全市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2‰以内，2015年全市总人口控制在300万人以内，2020年全市总人口控制在320万人以内，2030年全市总人口控制在350万人以内。
5.4.2.3 环境建设目标
2030年市域森林覆盖率达到55%以上，环境噪声达标区覆盖率达到95%以上，城市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100%，城市建设区人均公共绿地率达到10平方米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大于300天。
3、 营口市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措施
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过程中，应通过对物质环境资源的整合、调控、优化，促进非物质性资源的发展，促进城市认同性整合，培育城市人文特质，建设城市文化，形成城市精神，促进城市在文化深层次上整合，从而获得良好的优化效果。
总体规划阶段的优化
城市空间总体布局的内容主要散落在道路交通规划、园林绿化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专业规划之中。对此，有必要在相关专业规划详尽研究的基础上，将城市空间控制内容整合为“城市空间系统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优化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任务是深化总体规划的控制目标，并使之能够为规划管理即对具体开发项目实施规划控制提供法定依据。由于不同城市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与技术状况，具体城市空间品质在三个一级指标（城市活动支持、城市形象识别与城市运行保障）上可以取得共识，但在二级指标尤其是三级指标上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实际上也体现了地方特色。在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 需要保证这些基本的指标能在规划控制目标中得到较好的体现。
修建性详细规划阶段的优化
城市空间实施项目的设计，是总规、控规阶段的构想最终得到实现的基础。
综上所述，城市城市空间在总规、控规、修详三个阶段的整合应相应地与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相结合，并且总规指导控规， 控规指导修详。而基于城市设计的城市城市空间整合应贯穿总规、控规、修详三个阶段。
整合式优化
城市这类工业集聚区的空间整合不是以企业为单位的，而是以区域为单位的，对其空间进行优化即对整个工业集聚区进行全方位的功能优化和提升。在城市发展中，有必要对其空间进行整合式优化，促进其功能复合化，倡导土地的混合使用，提供有特色、有吸引力的城市建设。
空间结构演化 篇4
关键词：转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
1 经济全球化
转型期的中国, 直接面临经济的全球化和城市的国际化这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 这一切意味着资源与资本的快速流动和重新组合。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 原先所形成的城市-区域关系正在被迅速地改变着, 城市的功能已不一定是建立在为其所在区域服务的基础上, 区域的发展也不一定以区域内固有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城市的功能作用在分化。中心城市的实际辐射与吸引功能超出了区域范围, 而区域内城市的中心功能则更是趋于集中到某些特定的节点, 等级分明的纵向作用关系正在被更大范围内的网络关系所取代。城市的发展也因而进入了全球城市网络时代。全球化时代城市空间格局, 将是扩散与聚集形态并存, 其机制直接来自于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的战略部署, 以金融、保险、咨询、房地产业等商务机构为主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持续增长, 跨国公司与组织机构的数量也日渐扩大, 特别是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中, 有95%以上在中国投资, 而且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把中国作为全球投资的重点领域, 这既为城市的分散布局创造了条件, 也为城市内某些要素的集聚奠定基础。因此, 现代商务功能在一些特大城市迅速发展, 对办公用地、用房的需求也随之快速上涨, 在外力强大的冲击与自身发展内在需求下, 开发一个适度规模的CBD成为我国特大城市参与全球城市竞争网络体系、逐步实现国际化的关键和捷径。例如,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央商务区的建设完全是浦东新区开发决策所催生的产物, 其开发建设使上海的空间结构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2 产业结构高度化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一般性条件。城市的市场化水平提高与创新能力加强, 推动着城市产业高级化, 也推动着城市空间形态不断变化。产业结构转移与重构通常是随着城市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的改变而衍生的, 并通过城市空间结构中城市经济用地功能的变化具体呈现出来。
一般的产业转移过程呈现为制造业份额降低、服务业份额提高以及服务业的结构优化与升级, 最终都会在城市空间位置上产生相应的变化。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比例由1978年的28.1∶48.2∶23.7到2008年的3.6:54.1:42.3。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 第三产业将是大部分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最直接的表现是以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成为我国各发达城市产业发展的主导趋势。这些新兴产业凭借先进的交通、通讯手段, 极大地改变了企业对生产区位的要求, 近郊型的城市开发区是我国新产业空间的主要类型。通过研究我们知道信息技术对城市空间起着扩散和集聚的作用, 不断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从扩散层面来看, 信息技术缩小了空间距离, 加大了企业、个人区位选择的自由度, 减少了对中心城区的依赖, 为人口郊区化、工业郊区化和后台办公业郊区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避免了人口、产业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区, 造成交通堵塞、生活环境的恶化。
从集聚层面来看, 信息技术提高了中心城区的远程控制能力, 加强了中心城区对前台办公业的吸引能力, 促使这些高端的商务企业向中心城区集聚, 提高了中心城区土地利用的效益。从总体看, 城市空间结构将从圈层式生长结构向网络化结构转型, 多功能区将成为网络化城市的基本空间载体。
3 土地使用制度变迁
土地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我国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的是土地无偿使用制度, 这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多体现为城市中心区土地利用结构极端不合理、效益低下, 功能混杂无序;土地闲置与土地资产流失现象严重;土地利用缺乏效率、城市经济低效运行。
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确立, 使城市新增土地和转让土地走入批租制的轨道, 建立了城市用地自我约束机制和城市土地市场, 市中心区和外围郊区的土地优势和潜能得到相当程度的体现, 直接推动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 如城市中心高地租、高地价的推力使大量城区工业企业通过用地置换而更换至外围地区, 城市中心旧城区改造运动由此大规模开展。同时也为城市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注入了活力, 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化以及空间结构的优化及地域扩展。但是, 我国目前城市土地利用管理的基础薄弱, 土地无偿使用制度仍未改革彻底, 市场调控的范围和力度均较为有限。因此, 诸多因素的时空累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与空间结构有机协同的演变过程。
4 住宅商品化
一方面, 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住房市场化的开展, 房地产市场逐渐代替企业成为城市居民住房的主要供应者。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向城市提供普通类型住房的同时, 也大量开发各类高标准商品住房, 如高级公寓和别墅等以满足较高水平的住房需求。普通类型住房一般分布在城市外围地带, 而高标准的商品房更多位于区位较好的地段。近十年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2年, 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完成额要多于别墅和高档公寓的投资完成额, 但是从2003年开始, 特别是到了2004年, 别墅、高档公寓的投资完成额要远远大于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完成额, 呈现出高幅度增长态势, 相反经济适用房屋的投资完成额每年的增幅很有限甚至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 (图1) , 投资完成额度差距的拉大, 导致城市空间差异愈来愈明显。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另一方面, 根据2008-2009年度中国房地产市场报告, 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 2008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度有明显下降, 2009年还有可能继续下滑, 但目前政府出台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 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的措施, 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建设, 但是兴建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大都在城市边缘地区, 客观上将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推向城市空间边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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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演化 篇5
大姚6.2和6.1级地震前三维波速结构的演化
尝试在年度尺度上对云南地区地壳速度结构进行成像,以确定20大姚地震前三维地壳速度结构的演化,并对其发震成因的.介质物性变化进行探讨.检测板分辨试验显示,在年度尺度上,大姚附近区域15 km深度上节点解的分辨率在0.6左右;误差分析显示,在震源附近的误差(约0.02 km/s)远小于速度变化的幅度(约0.15 km/s).研究结果表明,大姚地震前震源区附近形成一条北北西向的高、低波速交界带,其走向与两次大姚地震震源机制解的走向以及通过余震精定位确定的断层走向基本吻合,且震源位于交界带的高波速一侧.此外,大姚地震震后在震源下方形成一低速体.本文得到的大姚地震前的波速结构演化可为探讨其孕震、发震条件提供约束.
作 者：周龙泉 刘杰 张晓东 Zhou Longquan Liu Jie Zhang Xiaodong 作者单位：中国北京,100036,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刊 名：地震学报 ISTIC PKU英文刊名：ACTA SEISMOLOGICA SINICA 年，卷(期)： 29(1) 分类号：P315.2 关键词：大姚地震 速度结构演化 地震层析成像 年度尺度空间结构演化 篇6
[摘要]旅游圈作为一种动态扩张的空间组织，逐渐凸显成为中国区域旅游合作中最重要的符号表征，然而，目前类比性的“点轴”空间形态演化模式尚缺乏定量刻画与内生解释。文章统合实践中旅游圈在整体上所具有的中心—腹地结构与枢纽一网络结构复合}生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嵌套式圈层结构”模型与“嵌套式分层演化”模式，并立足需求视角，从旅游效用切入，以长江三角洲旅游圈为例进行了定量解释。研究表明：1）空间上，旅游圈具有嵌套式的圈层结构，可划分为葩嵌层与光环层，葩嵌层嵌套于光环层之中，而光环层可进一步划分为实环和虚环，在空间上具有可拓展性；2）时间上，旅游圈体现出“嵌套式”的分层演化，可划分为探查期、发展期和巩固期等3个阶段，其中，葩嵌层演化的这3个阶段在整体上可作为光环旅游圈演化进程的探查期，并显示出一种分层演化与跃迁扩张的特点；3）长江三角洲旅游圈的经典线路统计结果表明，其累计旅游效用在空间上呈现出典型的“L型”收敛模式，间接反映了旅游圈演化扩张中经历着边际效用递减到边际效用不变的转化；而游时一旅径关系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旅游圈在整体上已臻于成熟而处于一种平稳发展的优化状态。当然，嵌套式圈层结构模型与嵌套式分層演化模式在实践应用中需要结合个案进行具体分析，并期待更多的案例验证。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初探 篇7
关键词：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系统资源
现代城市的发展呈现出全球化、网络化的特征。许多城市的经济空间范围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城市经济空间演化决定了城市的经济增长乃至区域的经济增长。城市经济空间是城市生产力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其包含了城市经济活动的各种要素有规律的分布, 以及表现在各个部门与城市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城市经济空间扩张导致的“城市病”日益严重。近年来, 相关学术界已将城市经济空间的研究列为经济地理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 也是当前西方国家在城市可持续发展及空间扩张管理等方面研究的热点之一。
一、城市经济空间边界的界定
对经济空间的研究起源于对城市的研究, 特别是在20世纪70至80年代起, 在新的产业区出现之后, 对城市经济空间的研究逐步兴起。90年代以后, 随着科技园区对城市经济空间的影响越来越大, 对其的研究也随之逐步由经验观察向规范化研究发展, 对其的作用、发展机制等的研究逐步深入。学术界对城市经济空间的研究认为, 城市经济空间是资源与能力的集合体。城市经济空间作为一个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复杂经济社会系统装置, 要实现生产的目的, 既需要基本的生产资料, 还需要具备能够有效运用这些生产资料的能力。有学者甚至把现代城市经济空间直接定义为:生产和运用知识的仓库。笔者认为, 城市经济空间是指城市经济空间作为主体在能够运用自身资源谋求城市经济发展的空间范围。在系统论中, 系统的边界即是区分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一定界限, 又是系统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重要中介环节, 只有在系统与其环境不断相互作用的条件下, 系统才可能形成其一定的自组织演化过程。因而, 就其本质而言,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应具有“复杂性”、“交互性”、“边界适度性”、“动态性”等特征。
二、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的特征
(一)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的复杂性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系统特征。
城市是一个复杂经济社会系统, 城市经济空间系统是在一定地域空间, 以人地关系为纽带, 在人地相互作用的基础上, 由经济与环境要素 (子系统) 时空分异与组合形成的具有高效性、时空关联性和协调与矛盾的辩证统一性的复杂巨系统。从相关领域学者研究中可以看出,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体现出系统特性。有学者研究认为,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面临的环境是动态的和开放的, 城市经济空间在其演化中的系统资源具有开集性质, 即系统资源不具有排他性、能够以零成本无限复制并遵循边际效用递增规律等。城市的复杂性, 使得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表现出其运动过程的复杂性特征。
(二)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的交互性是城市经济空间变化的动力特征。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对其演化环境有很强的影响作用。国外学者的研究认为城市经济空间演化速度与方式直接影响了其演化环境的空间变化。揭示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水平跟其环境遵循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另外, 国外学者从对产业的郊区化和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切入, 从城市经济空间与城市地域空间关系角度研究认为, 城市经济空间是存在边界的, 城市经济空间与其演化环境通过边界进行交互作用, 这种交互作用的深化推动了城市经济空间边界的演化。因此,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中的交互性是城市经济空间变化的动力特征。
(三)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的适度性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稳定特征。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环境成本与管理成本之和接近、等于或大于城市经济空间成长收益时,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处于稳定态。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一个城市经济变量内生的结果, 它的确定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必然结果,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的运动既要考虑其扩张的成本与收益, 同时更应该考虑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的经济效益和城市的承受能力。因此,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演化具有适度性特征, 其适度性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系统稳定性。
(四) 城市经济空间边界的动态性是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特征。
早在1981年Lynch就提出过, “一座好的城市应该满足, 一方面复杂的生态系统能得以维持, 同时又允许经济社会方面不断取得进步。”有学者研究认为, 城市经济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应是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相互协同共生的发展过程。因此,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变化过程为城市经济空间与其演化环境实现协同共生的过程, 是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特征。
(图的来源:林肯土地政策研究所著, 国土资源部信心中心译, 土地规划管理――美国俄勒冈州土地利用规划的经验教训[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 2003)
三、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效能
随着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认识的不断深入, 对其效能的研究成为相关学科领域主要内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为纳尔逊 (Nelson) 等人的研究成果。
在纳尔逊的研究中认为,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存在导致了城市与农村的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差异甚至对立, 这也就导致不区位的差异, 这种区位的差异资本化后, 就会出现土地价格的落差。在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 (UEB) 以内, 从城市中心到S1处, 土地的价值随着与中心距离的增大而下降, 但超过S1后, 土地的价值又开始随着离城市中心距离增大而上升, 这是由于距离UEB较近导致的土地增值量超过了距离市中心远导致的土地贬值量 (见图) 。在UEB以外, 从UEB到S3处, 土地价值随着与城市中心间距离的增大而上升, 但越过S3后, 土地价值又随着离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大而下降, 这是由于距离城市中心远导致的土地贬值量超过了距离UEB远所导致的土地增值量。
当然, UEB不仅仅是通过影响土地价值来控制城市的无序蔓延, 作为一种理论, 它更强调了一种全新的城市开发方式, 即在适当的地方进行适当的具有可持续性的生态与环境保护理念的开发。它与传统的“绿带”城市开发思想并不一样, 更加地富有弹性, 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向外移动。UEB不只是设置一道界限, 它还要规划出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并提供市民休闲游憩地, 更为重要的是要为城市未来的潜在发展提供合理的疏导。
综上, 本文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研究主要是一种理论探讨, 缺乏实际的案例加以佐证, 能否真正地对我国的城市空间管理有所帮助, 还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但从目前的国内外研究中可以看出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运动机理的研究应是未来经济地理学等相关学科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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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第4卷
空间结构演化 篇8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 是一个巨系统, 由自然结构、空间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等诸多因素构成, 其中,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功能组织结构的基础结构[1]。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分为两种趋势: (1) 将城市设定为区域中的一个点, 作为城市体系来研究; (2) 将城市设定为面, 对城市空间的结构实施研究。借助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城市形态与城市功能分区拥有重大意义, 同时成为实行城市规划及建设的重要依据。人类一切物质生活都需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实施的。纵然不同的城市功能结构存在差异, 人类的生产以及生活方式具有较大区别, 但始终要在特定的空间地域内实施, 城市的空间地域则为城市所有活动的载体。同样的, 特定的地域空间结构的所处的位置及其周围的经济、文化环境、社会, 对城市的发展存在非常大的限制性。所以城市空间结构素来是城市地理学研究中的热门问题。
本文所指的城市空间结构为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 是人类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和功能组织在特定城市地域上的空间投影, 包括土地利用结构、经济空间结构、人口空间分布、就业空间结构、交通网络结构、社会空间结构、生活活动空间结构等[2]。本文暂时不研究这些空间形态的分布形式, 而是争取探索造成这些空间形态的缘由。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重要的驱动力是经济功能, 故城市经济功能成为城市空间演化直接动力, 它的演替历程同样是空间结构与之动态变化的过程。本文将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 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作出深入的探讨, 以丰富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
1 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
城市空间结构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在一些特定的时间内则代表一种静态结构关系, 但在比较长的时期里, 它代表一种动态地域演变的过程。尤其是伴随当代城市流动性增加, 人口、商品信息、资本, 及其人们的选择要求、时尚观念、技术创造等均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城市的空间结构变动频率就越来越快。
1.1 学科研究综述
城市空间结构是指城市各功能区的地理位置及其分布特征的组合关系, 它是城市功能组织在空间地域上的投影[3]。一直以来, 人文地理学与城市规划学都是从各自本身的视角对其实行了深入的探索。
按照康德的理解, 对于自然界的空间描述即为地理, 地理空间结构是构成地表空间的各个部分在形态上或功能上的连接方式[4]。
同地理学进行比较, 城市规划学则更偏向关注城市实体空间, 以规划学的立场来看, 由城市形体环 (physical environment) 构成的外部空间则是城市空间 (urban space) , 它是同实体 (mass) 相对应的建筑设计及城市设计的要素。尔后, 又归纳了地理学中的空间元素及心理学中的知觉等观点, 派生出了“场所”的概念。城市中人类本身活动, 就是人和人工 (manmade) 环境间的相互作用, 在大多场合确定了环境结构。因此, 城市规划学认为, 城市的价值观、效率决定了城市空间结构关系, 即城市环境构成因素的相互关系[5]。
1.2 经济发展的变化与空间结构演化
1.2.1 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中影响因素
古往今来, 伴随经济技术与社会发展, 城市空间结构处在不停地演变中, 它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下面几类:
1) 经济因素。经济因素作为城市空间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 其市场化促使城市空间结构形成愈加复杂化与多元化。
2) 技术因素。绝对地理距离通常都会变成人们直接感触到的生活空间中的制约因素, 城市的有形与无形空间均在技术影响之下产生了深远变化。
3) 人口因素。人口因素产生的影响关键显示在4个层面:人口负增长、家庭结构变化、生活意识变化以及社会老龄化。
4) 政策因素。经济发展政策、区域政策、城市规划以及土地使用与住房分配制度、财政投资等政府政策对城市空间的形成与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6]。
1.2.2 城市经济发展的变化与空间结构演化
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城市空间演变的影响主要经过下面情况发生作用。首先, 社会经济发展会致使城市中每个组成部分的功能都变化, 就是城市中呈现出了新功能抑或先前的功能衰退, 损害了功能空间的适宜性关系, 加重了城市功能与空间之间的矛盾, 由此出现了慢慢变化的内应力。
其次, 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政治体制、城市社会生活以及城市运输条件和技术手段等外部影响因素发生变化, 增强了城市空间演变的适应能力[7]。所以, 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按根本上说是持续适应的经济功能变化过程。伴随城市功能由前期农业自然经济至市场经济的演变, 我国的城市形态也从之前的封闭城郭, 经过了地域结构的分化到开放多元化。
城市经济功能的演替势必带来产业结构调整, 同一时候产业结构的持续调整也推动了城市经济功能完善。不但如此, 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同样使得城市的用地持续的出现新类型且提出了新需求, 由此从根本上对包含城市的外部形态与内部结构两者的城市空间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伴随城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变, 必然会带来经济功能的调整, 从而城市空间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也将得到重组[8]。
2 赣州市经济发展变化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
2.1 经济发展的变化
每年的规划其实可以从某个侧面折射出城市发展的进程。固然, 对于城市中每个阶段的现状具有一定超时性, 2006年左右, 赣州市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 所以城市的功能比较单一, 在“十一五”的发展背景下, “十二五”时期, 经济总量将会迈上新台阶。经济结构明显得到优化。三大产业的结构比例调整为10:51:39, 新型的城镇化平稳推动, 城镇化的水平提高到了50%以上, 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加强。其中研发的投入占地区的生产总值比重达到了1.2%。
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逐渐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明显得到增长, 中等收入的群体不断扩大。竭力达成居民收入的增长同经济发展一致, 劳动报酬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
社会建设全面加强。全民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思想道德素质普遍提升。民主的法制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获得了新进展, 社会管理制度日渐完善, 人民利益得到切实保障, 社会也更加的和谐稳定。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扎实的推进。绿色经济以及循环经济快速的发展, 生态产业与生态城镇的体系开始形成。
从空间结构来看, 伴随经济功能的多样化, 空间结构也变的越来越复杂, 中心城市的形态模式由先前的“一核两翼”团状发展模式变为轴向带型的发展模式, 防止了摊大饼蔓延式的发展, 城市以良性轴向, 发展成为环境优美生态型的城市。未来的中心城区将可形成“一轴、三区、三带”形态模式。
2.2 产业结构的变化
2006年以来, 赣州市的产业结构经历了较大的调整, 由原来的第二产业为主导, 变为了现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交替发展的形式。
伴随经济发展, 生活水平提高, 以及人口快速增长, 激发了旅游业、商贸以及服务业的飞速发展, 第二产业的发展有所下降, 渐渐使得第三产业在赣州市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近几年来, 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 第二产业又有回升的势头, 许多企业在开发区一带建立起了大量工业园, 形成工业园区, 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稳定或有下降态势, 这样, 赣州市在二、三产业之间交替发展, 呈现出相对稳定的产业结构模式。
所以, 从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 近年来, 赣州大力实施新型的工业化战略, 着重发展高端的矿产产业、战略性的新兴产业, 促进了工业经济做提升层次、优化结构与大总量。经过深入的推进稀土、钨、萤石等优势资源的整治整合, 赣州在积极吸引战略合作伙伴的同时, 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装备, 大力发展资源的精深加工, 为延伸产业链条,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加速推进了矿产产业规模化与高端化;并且大力实施了创新驱动的战略, 加快了推进特色产业技术的创新公共服务平台, 大力培育与扶持创新型的企业, 并紧盯央企、龙头企业, 组织产业的招商, 以大企业、大项目来支撑起工业的经济大厦。
3 小结
经过对城市空间结构理论解析后, 明白到它在自然资源条件制约下, 由政府、企业、居民三个利益的主体来带动城市的经济、政治权力、技术过程以及社会组织这4种力量彼此作用而组成的。并且随着时代变迁, 它们间的作用就会伴随着此起彼伏, 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形成由特定的主导空间引导的城市空间结构[9]。
城市经济功能在朝着多元化演替的时候, 它的空间结构也跟着扩张与演化。作为江西省重点发展地区, 赣州的城市经济功能与产业结构在较短时期内发生了一些转变, 从而带来了空间结构在短期内的扩张与重组, 如城市空间的规模扩张和产业结构优化。于是, 伴随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网络信息时代到来和未来越来越多大型企业的引进及就业人口的增长, 必然使赣州的经济功能继续发生转变, 空间结构也将相应的进行重组、优化。本文通过对赣州经济发展及功能不断转变的情况进行研究, 可以给我国其他同样处于经济发展给空间结构带来变化的城市提供很好的借鉴意义。
摘要：城市空间结构反应的为城市里人类活动以及城市的功能组织在空间上的映射, 它表现出了城市的资源要素分布状况与利用的程度, 且伴随城市经济发展发生演变, 与此同时城市空间的结构影响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本文探讨了影响城市空间演变的因素, 并以赣州市为例, 分析了赣州近年来, 由于经济的发展, 使其空间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探讨了空间演替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经济功能的影响, 以期为今后研究现代城市经济功能的变化与空间结构演变的关系提供依据。
关键词：城市,空间结构,产业结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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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演化过程体系结构研究 篇9
对软件体系结构(SA)的研究如今已经受到软件研究学者的普遍关注,SA已发展成为软件工程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在软件过程研究领域,Osterweil提出的“软件过程也是软件”[1]很好地阐明了软件过程与软件之间的关系。软件过程同软件本身一样,是由人们开发出来的,软件过程同样具有其体系结构。提出SEPA的概念是为了从整体上了解软件演化过程,控制演化过程中复杂性,支持演化过程的开发和复用,提高过程质量。正如SA对于软件开发的重要意义一样,SEPA作为软件演化过程的高级抽象,体现了最根本的过程设计思路,在明确了整个过程中各个组成部分的同时,也限定了各部分之间的交互方式。SEPA影响着软件演化过程设计开发中的资源配置和开发团队的组织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活动,关系着最终过程产品的质量。
1 相关工作
在软件演化过程以及软件体系结构研究领域,许多专家学者已取得了很多成果。Lehman和Aoyama等人对软件演化过程作了大量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软件演化过程的理论及实践方法[2,3,4];在软件演化过程的设计方法以及过程改进方面,一些学者也作了大量研究[5]。在软件体系结构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献[6]总结了SA的发展历史;文献[7,8]总结了这十年间的SA研究与实践进展。也有一些学者讨论了过程与体系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文献[9]提出了一种基于体系结构的软件过程模型。
目前在过程体系结构研究领域,尤其是对软件演化过程体系结构的研究几乎还没有,在国内外暂时还找不到相关文献。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了软件演化过程体系结构(简称SEPA)的概念,并对SEPA的描述工具、风格以及设计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提出了一种基于SEPA的软件演化过程设计方法。
2 软件演化过程体系结构SEPA
本文借鉴了目前对于软件体系结构比较有影响力的定义[10,11],对于SEPA给出了如下定义:软件演化过程体系结构(SEPA)是由构成软件演化过程的过程构件、反映这些构件间相互作用的过程连接件,以及指导构件和连接件如何结合在一起的约束关系共同组成。过程构件是以过程包的形式存在的对外界透明的过程单元,它通过一组端口与外界交互;过程连接件是用来建立构件间的交互以及支配这些交互规则的体系结构构造模块;约束关系确定了构件与连接件之间的连接关系。
定义1 演化过程构件 是一个四元组Com={Porti,Porto,Imp,Desc},其中Porti是输入端口,Porto是输出端口。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分别体现着Com执行的开始和结束,是Com与外界交互的唯一接口。Imp是构件的实现,对应着一个Petri网形式的软件过程模型。Desc是对Com的描述。Porti= {ID,Cons},Porto= {ID,Cons},其中ID为端口标识,Cons是端口附着条件。
定义2 过程连接件 是一个三元组Con={Interface,Imp,Style},其中Interface为Con的接口集合,Imp为连接件的实现,Style是连接件的类型。Interface= {If1,If2,…,Ifn},Ifi= {ID,Type},其中ID为接口标识,Type是接口类型,表示Ifi是输入接口或者输出接口。Style∈{SERIAL,SYNCHRO,MUTEX},表明了连接件所代表的连接语义(串行、同步和互斥)。
定义3 约束关系 R={<port,intf>|port∈{Com.Porti,Com.Porto}∧intf∈Con.Interface∧port与intf连接在一起}。
定义4 软件演化过程体系结构 是一个三元组SEPA =<G,L,Y>,G是演化过程构件集合,L是过程连接件集合,Y是约束关系集合。
SEPA把整个软件演化过程看作是由不同的过程构件和连接件连接在一起形成的拓扑结构。一个过程构件通常被看作是一个软件演化子过程。可以看出,SEPA作为软件演化过程的总体蓝图体现出了演化过程的结构特性,即软件的演化过程是由若干以构件形态存在的子演化过程及其交互构成的。SEPA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软件演化过程的一个全局的模型和总体的视图。
3 SEPA描述工具
3.1 图形描述工具
使用图形来描述SEPA的优点是简单直观,下面给出一种用图形来表示SEPA的方法。图1(a),(b)分别表示的是演化过程构件体和构件的端口(图1(b)上方是输出端口,下方是输入端口)。输入和输出端口确定了过程构件执行的方向。图1(c)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构件。
(a)构件体 (b)端口 (c)一个完整的构件
图2表示过程连接件的输出和输入接口(上方是输出接口,下方是输入接口)。图2(b)、2(c)和2(d)分别表示三种类型的连接件(串行、同步和互斥连接件),其所代表的语义是连接件的输入输出和接口所连接的构件之间需要串行、同步或互斥的执行。一个串行连接件只允许拥有一个输入接口和输出接口,而同步和互斥连接件拥有一个输入接口和多个输出接口,或者多个输入接口和一个输出接口。构件与连接件进行连接时总是构件的输入端口与连接件的输出接口相连,构件的输出端口与连接件的输入接口相连。图3表示一个包含四个过程构件和两个连接件的体系结构,图中用虚线表示约束关系。
(a)接口 (b)串行连接件 (c)同步连接件 (d)互斥连接件
3.2 演化过程体系结构描述语言EPADL
描述演化过程体系结构是研究演化过程体系结构的前提。为了支持体系结构的设计和过程的开发,形式化的建模符号系统是必须的。EPADL(Evolution Process Architecture Description Language)不但是形式化描述SEPA的基本工具,而且也是对SEPA进行求精、分析和验证的前提和基础。
定义5 EPADL 一种软件演化过程体系结构描述语言,其语法规则用BNF范式描述:
4 体系结构风格
体系结构的风格可以理解为描述某一特定应用领域中系统组织方式的惯用模式。在软件体系结构研究领域中对体系结构风格的研究一直是一个重点,一个工程领域的成熟往往以其设计模式和风格的成熟为标志[12]。SEPA由于具有过程的特性,例如过程构件的执行总是有始有终,构件执行的方向总是向前推进等特点,因此SEPA的风格与管道和过滤器风格最相似。管道和过滤器风格中构件被称为过滤器,它把特定的输入转换为输出,连接件被称为管道,起到传递信息流的作用。管道和过滤器风格如图4所示。
5 基于SEPA的软件演化过程设计
基于SEPA的软件演化过程是用Petri网来进行描述的。定义6给出了它的定义。
定义6 软件演化过程模型 是一个四元组P=<C,A,F,M>。C为一个有限条件集合,A为一个有限活动集合,C∩A=ϕ。F⊆(C×A)∪(A×C)称为流关系。M∈C为初始标记。
用Petri网描述工具对SEPA中的构件和连接件进行实现,并按照构件间的逻辑关系使用连接件进行拼接后就得到完整的软件演化过程模型。构件的获得方式可以是从构件库中直接提取,或是按照实际需要自行设计得到。
连接件体现了演化过程中各构件间(即子过程之间)的执行关系。为了保证拼接后模型的正确性,即拼接后的Petri网过程模型能够正确点火执行,在连接件的实现中引入了虚活动va和虚条件vc,它们没有实际意义,仅用来传递token。一个连接件被实现为一个Petri网模型片段,图5是对图2(b)、(c)、(d)所表示的连接件的内部实现。
过程构件分为两种:原子构件和复合构件。原子构件是组成复合构件的最小构件单元,往往代表演化过程中的独立活动。一个原子构件由两个端口虚条件和一个活动构成,如图6(a)所示。复合构件可以由若干原子构件与连接件拼接而成,也可以由若干复合构件与连接件拼接而成,如图6(b)、(c)、(d)、(e)分别表示包含顺序、分支、同步和重复结构原子构件的复合构件(带斜线的构件表示原子构件)。
6 结束语及未来工作
SEPA是对软件演化过程的总体描述,是指导设计软件演化过程的蓝图。本文全面地阐述了SEPA有关的概念、研究目的、SEPA与演化过程的关系、SEPA的风格和视图等,提出了一些描述SEPA的方法,并对SEPA背景下的演化过程设计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对过程构件的实现采用自底向上的组合拼接方式降低了分层实现的复杂性,采用统一的Petri网描述工具保证了接口的一致性。目前对软件过程体系结构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立足于对演化过程的体系结构进行研究,具有较大的创新性。
未来的研究工作包括:SEPA建模辅助工具的设计、SEPA中的反馈研究、演化过程构件库的设计以及构件的分类、比较和提取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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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空间模式演化的动力机制初探 篇10
1.影响居住空间模式的动因
空间模式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按照某种典型的思维方式建立起来的、具备一定普适性的空间范式。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空间模式从来都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因此其普适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就住屋而言,自人类产生之时便已有之,它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不断演变发展,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1.1自然因素
自原始聚落起,人类便认识到住屋首先是一种自然形态,是适应所处地区的地形地貌及气候条件的产物。因此不同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不同住屋形式,正如穴居多见于北方(图1),而巢居多见于南方(图2);北方住屋多厚重封闭,而南方住屋则轻盈通透,形式上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自然环境的影响。
自然环境对住屋形式的影响相较于功能、技术、社会文化等因素而言,是相对恒常的因素,但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态度上却几经反复。人类在原始时期、封建时期,秉承尊重自然、善待自然、敬畏自然的态度。工业革命后,人类的技术水平突飞猛进,改造自然的能力也不断加强,人们开始漠视自然环境,出现了大量的“反气候”建筑。但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资源的不断枯竭,人类开始反思对自然环境的态度,转而开始顺应自然并合理适度的利用自然以减少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
1.2功能因素
住屋是容纳人们居住生活的场所,人们在其中开展各项活动以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满足人的生理及心理需求、容纳人在其中展开各种各样带有目的性的行为是住屋的基本功能,也是住屋存在的意义由于。居住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侧重点各有不同,为了充分适应不同时期居住生活的展开,住屋空间势必随之做出积极的响应和调整,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住屋空间模式。[1]
1.3技术因素
建筑从来都不是随心所欲的艺术活动,而是一门基于科学、解决问题的实用技术,其设计、建造过程必须遵循客观的自然规律,因此建筑体系的发展在客观上依赖于技术的进步。
相较于传统建筑,现代建筑系统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它总是在与其他技术层次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丰富自我、完善自我。在我国传统住屋中,厕所、厨房等功能都是单独另辟房间设置,但在现代技术体系下,水、电、排烟等问题皆可采取铺设集中化的设备管线予以解决,使现代城市的居住空间由传统的院落式空间布局方式转变为整体紧凑型的空间布局方式成为可能。另外现代信息技术的兴起和普及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电子商务、网上购物、娱乐方式的多元化等现象揭示了人类的社会形态正在发生着巨变,居住行为的内容、方式及特点也随之悄然改变,进而影响居住空间形态。
14社会因素
人类在远古时期为了抵御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恶劣的生存条件,不得不以群体的力量来弥补个体能力的不足,因此人们通常采取聚居的方式长期生活的某地,彼此在生存的需求下相互协作、共同活动,由此形成人类社会。
众所周知,人是生活的主角。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空洞无聊、微不足道的琐碎行为里却隐含着社会结构、社会机制以及社会组织方式等因素加诸于人和家庭之上的影响。例如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四合院式的空间模式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内涵,它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宗法制度在建筑上的具体表现。由此可见,人选择如何生活、以何种方式生活,其中包含的内容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有意义的多,也复杂的多。[2]若要理解不同时期住屋的空间模式,厦清居住生活中隐含的深层次的社会因素是非常有必要的。
1.5文化因素
人类的日常居住生活不仅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还受到身处其中的文化情景的影响。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文化”一词包含的涵义范围异常宽广,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诸多变异。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某一特定群体中人在长期的生活中,具备群体特征的生活方式会潜移默化的植根于个人的脑海中,进而影响其思考、理解、感受和表现的方式。[3]基于此观点文化可以理解为一个既定人群的“全部生活方式”。[4]雷蒙·威廉斯抓住了“文化”最一般的层面,在此观点的支撑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文化力量塑造了人们的日常居住生活,进而影响容纳生活展开的居住空间。
在影响住屋空间模式演化的诸多因素中,文化是最复杂、最难以把握的因素,它对住屋空间形态的影响从来都不是直接的,而是内隐于其他相关因素中,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文化几乎存在于关乎居住的所有内容中。
2.居住空间模式演化的动力机制
2.1对单纯的“机械决定论”的质疑
住屋空间模式的演变发展中,必然存在某种内在的动力机制,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力图给出简单明了的解释,以下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1)气候决定论
气候决定论在建筑学和文化地理学等领域曾被广泛接受,它认为人类最关心的是如何得到庇护,因此住屋所处地区的气候条件决定了住屋的形式。但在技术体系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中,气候决定论的观点已无法解释为何处于不同气候区的住屋形式却如此雷同。即便是在原始时期,此观点也很难解释为何地球只有少数几个气候区,却发展出如此众多的住屋形式。
(2)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者认为住屋形式随着人类掌握的建造技术的提高而演变,从洞穴开始(此时还不能称之为房屋),然后出现可以四面围合的挡风墙,再进化到圆形的茅屋,最后发展为各式各样的矩形的住屋,技术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5]尤其是在科技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技术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改变着人类生活方式,因此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在现代社会更是盛极一时。
诸如此类的机械决定论往往是片面的,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对此美国著名的建筑学与人类学学者阿摩斯·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在其著作《宅形与文化》中,列举了大量的实例予以反驳,证明了任何单纯的机械决定论都无法解释住屋形式演变发展的轨迹,任何试图将居住系统模型简单化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2.2多重力量并存的整体驱动力
为了厘清人类社会居住形式的相关问题,人类学家马克斯·索尔提出“生存模式”的概念,他将各种影响形式产生的因素归纳在“生存模式”一词中,其中囊括了精神、物质、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6]人类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生存模式”各具特色,精神、物质、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在居住系统中发挥着或多或少、或强或弱、或显性或隐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而言,住屋作为特定“生存模式”的物化体现,其产生和发展从来都不是某个单一要素所能决定的,而是诸多影响因素同时存在,形成整体驱动力牵引着住屋形式的演变。
在众多因素共同构成的驱动系统中,阿摩斯.拉普卜特将社会文化因素视为“主要因素”(“首要因素”),将自然、技术、物质功能视为“次要因素”(”修正因素”)。[7]这个观点在某个社会历史时期或某个地区也许是适用的,但在其他社会历史时期或其他地区却未必适用,必须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社会历史时期中诸多因素的具体表现形式做出全面的综合分析。
3现代城市集合住宅空间模式演变的动力机制
3.1现代城市集合住宅的产生
集合住宅并不是自古有之,而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逐步发展而来的。工业革命的本质是机器化的生产方式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化的生产方式,在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
城市集合住宅的产生首先源于机器化大生产而带来的人口聚集,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城市内部分工明确且高效协作,这与传统的城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随着人口聚集的程度越来越高,城市也开始加速膨胀,传统住屋自由、松散的空间布局方式已无法适应现代城市高密度的人口居住需求,城市中的居住问题随之凸显出来。因此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获得更多的住宅成为解决城市居住问题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从某种意义而言,是现代工业社会直接推动了集合住宅的产生。
机器化的社会生产方式不仅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同时也潜移默化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农业社会相比,现代城市家庭生活中摈弃了与生产相关的行为内容,仅仅保留了人们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的活动,因此家庭的日常生活高度精炼。与此同时,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使城市中家庭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人们迫切需要高效、便捷和舒适的居住生活环境。因此现代城市集合住宅的空间模式从“理性”与“功能”的角度出发,试图通过机械主义的功能秩序去构建一个个居住机器。其空间形态归纳起来即以理性化的思维方式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为前提,通过将生活高度精炼和浓缩,尽可能的简化生活模型,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现代化的结构技术、建造方式和设施设备,使空间呈现出布小局紧凑、多样功能高度集成的整体化形态。如果说社会因素是催生集合住宅产生的内在的核心动力,那么功能需求的变化和技术手段的进步作为社会因素的外化表现,是推动集合住宅户内空间模式形成的外在的直接动力。相较之下,由于现代工业技术范式在全球化浪潮下席卷世界几乎每个角落,加之现代建筑对异质文化的刻意排斥,使现代城市集合住宅空间模式在建构过程中,对自然、文化因素的考量渐渐退居其次,成为影响住宅户内空间模式次要的修正性因素(图3)。
3.2后工业社会城市集合住宅空间模式演变的动力分析
进入21世纪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已基本完成,工业不再是驱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取而代之的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知识经济社会,又称为后工业社会。伴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推动城市集合住宅户内空间模式演变的动力系统的内在结构性关系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3.2.1社会、功能和技术因素的主导作用依然延续
后工业社会作为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形态,虽然计算机信息类的“软技术”开始逐渐替代工业化的“硬技术”,但技术依然是支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轴,因此人们的生活方式总体上还是依托于以技术为主导的现代文明而存在,加之人类的建造技术受到客观的自然规律的限制,并未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因此社会状况、功能需求和技术条件仍然是决定集合住宅空间模式的主要因素,次要因素仍然是在既有的框架下发挥一定的修正作用。
3.2.2自然和文化的修正作用不断加强
1)自然因素
自然环境对住屋形式的影响相较于功能因素、技术因素以及社会文化因素而言,是相对恒常的因素。但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态度上却几经反复。人类在远古时期、封建时期,秉承着尊重自然、善待自然、敬畏自然的态度。由于受到技术水平的限制,必须倾注全力应对自然环境中的不利因素,虽然技术手段是朴素的、简单的,但却创造出适宜的居所。
工业革命后,人类的技术水平突飞猛进,改造自然的能力也不断加强,人类似乎开始漠视自然环境,出现了大量的“反气候”建筑。但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资源的不断枯竭,人类开始反思对自然环境的态度,转而开始顺应自然、利用自然以减少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浪费及污染。因此,在后工业社会,地域性的自然条件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利用,使之在居住系统中发挥的修正作用明显加强。
2)文化因素
在现代城市集合住宅的户内空间中,抽象限定的边界是对空间从局部到整体,或从整体到局部进行逻辑推理得以确定的,其空间表现为均质的、各向同性的感情基调。这样的空间完全忽视了人的情感,也忽视了生活的复杂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工业社会的初期,人们炫目于日新月异的变化,并激动于现代工业技术带来的高效而舒适的生活方式,无暇顾及深层次的情感和精神需求。而在后工业时代,人们开始反思有如革命一般的现代建筑运动,并逐渐摈弃那些绝对理性、功能限定、情感淡漠的空间形态,尝试从历史、文化和习俗等角度去理解人的行为、心理、感情,构建多维度的、全面的居住系统。
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文化则起到了类似于“缓冲器”的作用,既会在某些时候滞阻前进,也会在某些时候存储能量,当其他驱动力量减弱的时候,文化的力量厚积而薄发,继续推动集合住宅空间模式的演变和发展。[8]
在后工业社会,对自然和文化因素的重视完善、丰富了现代居住系统的内涵,并通过对集合住宅体系发挥持久而有力的修正作用,创造出适宜的居住环境。
4结语
人类的住屋形态总是伴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的演化发展,其中包含了社会、文化、自然、技术、功能等诸多方面的共同影响,并不是简单的“机械决定论”所能一言以蔽之的,任何静态的思考方法都难以应对居住系统的动态性、复杂性特征。据此,对现代城市集合住宅的研究需从居住系统内部的结构性关系入手,分析鉴别各要素间的关系、具体作用,进而确定推动集合住宅空间形态演变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为优化集合住宅的套型设计提供理论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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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演化 篇11
关键词： 京津冀都市圈;体育产业;经济增长;结构演化;关联
中图分类号： G 80052文章编号：1009783X（2016）01001805文献标志码： A
Abstract：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consultation，expert interview，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PEST analysis were used to discuss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evolution of sports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s circle and the evolution trend.This paper established correlative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sports industr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s circle and economic growth by means of the grey system theory，and gave reasonable suggestions.The main purpose was to adjust sports industrial structure，optimize sports industrial distribution，promote sports industrial division，achieve sports industrial coordination and offer references fo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s circle.Results：The evolution of sports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s circle was affected by political environment，economic environment，social environment，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other external factors.This evolution mentioned above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formation，confusion，explorat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The sorting of correlative coupling between sports industr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s circle and economic growth was obtained as follows：sports media industry > sports brokerage industry > the sports fitness leisure industry > sports lottery industry > sports sporting goods industry >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industry.
Keywords：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s circle;sports industry;economic growth;structural evolution;association
收稿日期：20150512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4TY004）;河北省体育局体育科技研究项目（20133007）。
第一作者简介：何胜保（1979—），男，山东济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体育经济学。
作者单位：唐山师范学院 体育系，河北唐山 063000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Tangshan 063000，China.
2015年作为国家“十二五”战略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在“一带一路”国家创新区域战略决策的宏观指导下，“京津冀协同发展”也成为引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形势之下，京津冀都市圈在信息传媒、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文化体育等高端产业方面迎来了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初步形成了较明显的产业梯度。北京、天津产业梯度向河北省的转移，有力推进了河北省各项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区域经济的分工与合作。由于京津冀都市圈中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的差异，各地市主要是根据自身体育产业需求来探索发展路径，无法形成京津冀都市圈体育产业资源信息共享、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合作模式，不能很好地发挥区域发展中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河北省体育产业也尚未得到京津2个核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造成体育产业同构和产业链断裂并存，导致圈内还没有形成具有较高创新能力的体育产业链和体育产业集群。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形成以大都市为核心的紧密型一体化的共生区域。在京津冀都市圈战略规划设计形势下，考察不同历史时期京津冀体育产业结构演化的一般规律，推进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增长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现实责任和历史责任。京津冀都市圈体育产业可以堪称是我国北方体育产业发展的标志和方向，研究京津冀都市圈体育产业结构的演化，对于清楚地认识京津冀都市圈体育产业结构现状，了解京津冀都市圈体育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探索体育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关联性，对于促进京津冀地区的体育产业结构调整，协调京津冀都市圈的产业布局与分工，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京津冀都市圈的基本概况
京津冀都市圈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的石家庄、唐山、沧州、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廊坊、保定（如图1所示）。从目前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结构来看，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天津2地为轴心向河北省辐射的“8+2”模式规划[1]。京津冀都市圈中城市在一个较为集中的区域内，有着独特区位特点和资源优势，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体育产业共生奠定了基础。京津冀都市经济圈作为最为有效的空间组织形态，具有“极化”和“辐射扩散”2种效应;但是，由于圈内缺乏一个稳定的经济协调机制，经济结构、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存在诸多的问题，尚未成立一个组织推动京津冀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规划，没有形成合理的体育产业价值链网络结构，经济圈内体育产业的“同构化”导致产业结构自成体系，过度竞争和封闭竞争严重，使得区域产业化优势、科技创新优势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优势没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图 1京津冀都市圈的极与轴
2京津冀都市圈体育产业结构演化影响因素的PEST分析
PEST分析是从宏观环境的角度来分析影响行业发展的各种宏观力量，包括政治环境（Politics Factors）、经济环境（Economic Factors）、社会文化环境（Sociocultural Factors）和技术环境（Technological Factors）[2]。京津冀都市圈体育产业结构总是从低级向高级的演进，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体育产业调整、优化的过程中也受到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2.1政治环境
政治是经济发展的最直接表现，包括经济发展目标的战略与策略、产业政策和产业立法等。国家发改委于2004年11月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区域经济规划蓝图，有望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极”。经过5年时间的调研，国家发改委于2010年8月出台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研究报告》指出，经济圈发展的基本战略目标包括：一体化战略、系统优化战略、促进都市圈地区城镇体系协调发展引导战略、集约与高效战略。2010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公布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中强调，要建立、健全相关法规，进一步规范体育中介市场、健身市场、体育竞赛和表演市场，大力发展体育服务贸易、体育用品业、体育彩票业，协调推进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互动发展。这一政策性文件对于建设京津冀都市圈健康、有序、统一、竞争、开放的体育产业市场，协调体育产业结构布局，提升区域体育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有着重要的影响。
2.2经济环境
体育产业结构的演化与经济增长有着正相关的关系。经济的增长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体育产业市场，体育产业的市场化运作又能带来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据统计，2012年京、津、冀GDP生产总值分别为1万7 801亿200万元、1万2 885亿1 800万元、2万6 575亿100万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7.70%、9.60%、13.80%，人均GDP分别为8万8 167.51元、9万5 093.58元、3万6 700.75元，人均GDP在全国的排名分别为第2、第1和第15位[3]。经济的快速增长有利于推进京津冀都市圈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是，京津冀经济发展水平的非衡性不利于区域内体育产业结构的整体调整，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协调，会阻碍都市圈体育产业结构的持续演进。
2.3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是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人类生存及活动范围内所创造的社会物质、 精神条件的总和。社会环境对京津冀都市圈体育产业价值链和体育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都市圈体育产业空间结构形态的考察归根到底还需要挖掘区域内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动因，才能赋予更多的生存空间。从社会文化环境来看，北京曾举办第1、2、3、4、7届全国运动会、1990年亚运会、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2008年奥运会和残奥会。据统计，2009年北京市体育场馆数量就达6 149个，2012年社区服务设施1万93个，社区服务中心181个，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保险人数也居于国内首位[4];天津承办过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世界体操锦标赛、亚洲篮球锦标赛，还要承办2013年东亚运动会和2017年全运会，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加上京津两地国内3大职业赛事（篮球、足球、排球）拥有较高的水平，职业联赛的辐射效应形成了较为浓厚的体育文化氛围;河北省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丰厚的社会文化传统缔造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体育文化体系，有力推动了休闲体育（群众体育）的快速发展。另外，从社会产业结构现状来看，北京市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属于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天津市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工业化中级阶段），河北尚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产业梯度。经济圈内体育竞技业和大众休闲健身业的协调互动发展，有助于推动都市圈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4科技环境
体育产业结构演化的根本动力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因为科技是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要素质量和服务质量，引发资源的重新布置，提高产业要素投资的回报率，加快体育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集约型演化的根本保障。京津冀都市圈信息传媒、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文化体育等高端产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发展迅速。北京是全国最大的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号称中国的“硅谷”、世界的“文化产业中心”，天津被誉为中国的“马六甲”和“华尔街”;因此，京津冀都市圈体育产业的发展要立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中心，将北京、天津体育产业作为双增长极，建立京津冀3个层次的体育产业发展战略，其中，北京市重点发展以科研、文化、教育为主的体育创意产业，天津市重点发展体育赞助业、体育广告业、体育保险业、体育贸易业等中介产业，河北省发展的重点为体育用品业、体育建筑业、体育博彩业等外围产业。
空间结构演化 篇12
旅游业与航空业的协调互利发展模式, 特别是机场网络发展的空间经济效果已经引起国内学界注意。但目前国内学界对航空旅游网络的空间结构与演化机制的研究并不多见。旅游交通系统的空间结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 出现了各种“空间结构模型” (如区位论、核心边缘理论模型、哈格特空间结构模式、Gunn旅游目的地模型等) 。此后关于旅游空间竞争的研究较多, 而对旅游交通系统空间结构的演化和网络优化研究甚少。代表性成果主要有:①吴晋峰等基于哈格特空间结构模式, 用结点数、平均连线数目和平均路径长等参数对旅游网络结构进行分析;黄金火以Gunn旅游目的地模型为基础探讨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模式。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系统空间通达度上, 未涉及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的其他方面。②Bertine等采用计量方法研究旅游路线在度假旅游决策中的作用, 发现旅游路线的合理性对旅游决策产生很大影响, 然而其研究未涉及旅游路线合理性的评价。Shih基于旅游者行走游线和旅游流量建立计量模型, 对旅游系统空间结构进行分析。③顾朝林利用航空资料对我国首位城市网络结构作过分析, 郭文炯等依据航空客运资料粗略地划分了中国城市的航空运输职能等级, 金凤君研究了我国大陆航空客流网络体系的地域分异现象。此外, 周蓓等就全国运输机场网络与旅游资源网络互动关系、四川省航空网络的拓扑特征及演化机理进行过相关研究。
本文选择四川省作为研究个案, 利用GIS手段和历史统计资料以及空间经济学和运输经济学的理论, 分析四川省旅游中心地机场布局的空间效果、机场网络发展的内在特征和规律, 探讨未来四川旅游中心地机场网络发展的空间模式。这将为更大范围和更复杂航空网络的研究奠定基础, 并可基于此为未来我国航空网络的发展与调控提供理论参考。
1 四川省旅游中心地和机场体系
旅游中心性受一系列因素影响, 如城市发展状况、交通能力、旅游服务接待能力等。根据四川省的旅游发展现状和旅游区划的特点, 我们从几个方面选择一些重要的能充分反映区域特点及旅游中心性的13个要素变量来建立四川省旅游中心地的中心性指标体系, 包括总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城镇旅游发展水平、国内旅游总收入、国内旅游总人数、入境旅游人数、旅游外汇收入、省内旅游人数、外省旅游人数、客运量、旅客周转量等。基于研究目标, 我们只选取已开通或2020年前计划开通航线的主要旅游城市, 包括成都、绵阳、宜宾、西昌、攀枝花、九寨沟等15个城市来对比分析。
把15个城市的各个指标用EXCEL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通过对各个城市的各项指标标准化, 得到了标准化后的数据, 然后利用SPSS软件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从中提取3个因子, 第一因子是与旅游接待能力和城市经济发展相关的指标, 如国内旅游总人数等, 第二因子是与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规模相关的指标, 如城市总人口、客运量、国内游客等, 第三因子是与旅游客流量相关, 如省内游客量指标和客运量指标。各个城市的各项指标加权总和得到三个因子的分别得分, 把三个因子的得分加权总和就得到中心性得分 (见表1) 。
数据来源:四川省2007年统计年鉴
2008年前机场数据均来自民航局规划财务司, 2020年航线数据依据中国民航局规划财务司预测数据和发展计划。对于机场, 不管它们之间通航航线有多少, 也不管它们航线是直航航线还是中转航线, 只要有航线 (包括广元—九寨的直升机旅游航线) , 那么就计算为一条边。这样去掉重复航线后计算每个年份每个机场的连边个数, 就是这个机场在航空网络中的度。本文目的只分析四川省机场网络结构, 所以考察封闭网络, 只使用省内航线资料, 不包括省外和国际航线, 统计结果见表2。
对比得到:
(1) 四川省旅游发展不平衡, 极化现象比较明显。成都作为旅游集散地和旅游资源富集区, 在四川省处于绝对核心地位;同时, 依托发达的航空网络和地面交通网络, 四川的旅游重心偏向四川中部和东部, 而旅游资源极其丰富的川西地区, 主要是甘孜和阿坝两州, 由于交通条件的困扰, 目前旅游发展水平较低。
(2) 旅游中心地等级体系初步形成。成都是省一级旅游中心地, 九寨沟、黄龙是川西北的省二级旅游中心地, 乐山是乐山峨嵋景区的二级旅游中心地, 攀枝花、西昌均为川西南的交通枢纽, 旅游资源差异不明显, 一起构成川西南的二级旅游中心地, 绵阳、广元、南充和达州由于地理位置接近, 一起构成川东部的二级旅游中心地, 泸州和宜宾构成川东南的二级旅游中心地。
(3) 以2008年数据计算, 航空网络与旅游资源网络吻合度不平衡, 东部地区机场密度较高, 所有旅游中心地均有航空进出通道, 而西部, 除攀西地区外, 还没有航空网络延伸分布。
2 四川省旅游中心地机场网络结构演化
对于航空网络来说最直接相关的两个反映网络空间特征的重要参数是航空网络的平均距离和簇系数。在航空网络中, 网络平均距离代表航空运输的深度, 簇系数代表航空运输的广度。航空运输快速便捷的特点要求运输深度小, 即航空网络中两点要通过尽量少的连接就能够到达。而簇系数在航空运输网络中代表通航机场与相邻机场节点所构成网络的平均聚集程度, 代表网络的完备性指标。运用这两个指标可以判定四川省旅游中心地机场网络的空间经济效果和结构演化趋势。
2.1 四川省旅游中心地机场网络服务平均距离变化
考虑到目前四川省运行的11个机场以及拟新建机场 (如甘孜、阿坝等) 均靠近四川省旅游中心地地区, 因此, 不严格区分其主要职能是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还是为旅游发展服务。基本评价方法是以县一级地域行政单元作为机场服务的基本地域单元, 假设所有机场与陆路交通网是衔接的, 任何航空需求都是通过陆运-空运-陆运的方式完成。机场与服务地区的距离以所选地域单元的几何重心到机场的自然距离为标准。如果某地理单元可以得到几个机场的服务, 其隶属于何机场的服务范围则由其与邻近机场中的最短距离确定。
依据上述条件, 设所分析的地域范围内有M个地域单元, N个机场, i代表地域单元, j代表机场, Lij代表地域单元i与机场j的距离, 机场服务范围的模型可以表述为
Lik=min (Lij)
(i=1, 2, 3, …, M;j=1, 2, 3, …, N)
式中, k (k=1, 2, 3, …, N) 是距地域单元i最近的机场, Lik是距离。经过GIS数据处理和比较, 最后可以确定机场与地域单元的对应关系。即每一个地域单元对应一个与其距离最近的机场, 每个机场可能控制不同数量的地域单元, 即服务区域。
利用这一模型对比分析2007年和2020年新机场投入后所引起的服务范围的变化, 并把Lik按照100km、150km、200km、250km、300km分级 (见表3) 。
从表中的数据可以得到两点显著结论:一是新机场投入运营后四川旅游中心地机场的布局逐步趋于密集, 服务半径在逐步缩小;二是到2020年, 几乎所有县级区域都能在300km的范围内得到航空运输服务, 这一点对于旅游中心地的进入和游览是极其有意义的, 因为这意味着2020年四川新建机场投入运营后, 所有旅游资源区均具备了航空运输进出的接入通道。
2.2 四川省旅游中心地机场网络结构簇系数指标变化
对旅游中心地机场数据, 计算任何机场节点与其他k个机场节点相连接的概率P (k) , 对k和P (k) 进行幂函数和指数回归拟合, 并计算回归公式及其判定系数。把回归结果表示在双对数坐标系中, 进行结构模型拟合。计算结果见表4。
为了能更清楚地表达航空网络的结构, 可以采用α指数、β指数、γ指数来评价网络的连接性与回路性。其计算公式分别为: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式中, Ei 表示航空网络中每个子图的边数, Vi 表示每个子图的节点数, G 表示子图的数目。α指数是度量网络回路性的指标, 为观察的网络回路数与理论最大数之间的比率。β指数为网络中节点的平均连线数目, 是对网络连接性的度量。γ指数是度量网络内连线的观察数和连线的最大限度数目比率的指标。α指数、β指数、γ指数计算结果见表5。
对比以上数据, 可以得到2002年到2020年, 四川省机场网络结构的演变分成三个阶段:
(1) 2002—2004年
幂函数模型判定系数接近1, 拟合效果明显好于指数模型。机场网络的城市节点度的概率分布具有比较明显的幂函数分布特征, 说明本阶段四川省机场网络结构属于典型无标度网络。但这一时期, α指数、β指数和γ指数却呈下降趋势, 说明网络连接性和回路性正在恶化, 网络中心节点的聚集程度正在增强, 但网络的完备性却逐渐减弱。
(2) 2004—2008年
2004年指数函数模型判定系数接近1, 拟合效果明显好于幂函数模型, 但仍然未能呈现典型泊松分布, 表现为指数模型和无标度网络的过渡形态。α指数、β指数和γ指数改善明显, 说明网络连接性和回路性有较大改进, 网络聚集程度正在增强。
(3) 2008—2020年
由于新建机场的开通以及新建机场加大了这一封闭网络内的连接, 网络各项指标均有明显改善。2020年幂函数模型判定系数和指数函数模型判定系数均十分接近1, 幂函数模型拟合效果和指数函数模型拟合效果差别不大, 已具备典型泊松分布基本特征, 开始呈现无标度网络特征。α指数、β指数和γ指数改善明显, 说明网络连接性和回路性有较大改进, 网络聚集程度和连接性得到明显增强。
3 结 论
(1) 四川省航空网络结构目前来看, 还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 网络完备性、连接性以及通达性都表现较差。省内机场的航线布局分散, 多为点-点结构。这种布局不仅不能实现客流密度经济和机场的规模经济, 而且客观上也不利于更高效率的轴-幅结构形成。强化成都作为四川省主要旅游进出口通道功能, 加强其省级航空口岸和一级航空旅游中心建设, 除九黄机场外, 其余旅游机场最好能通过成都连接省外航空网络。
(2) 建设和完善二级旅游中心地。简单依赖中心地机场拉动旅游业发展并不可取, 航空运输网络和旅游资源网络两者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但主导因素仍然是旅游资源禀赋和开发水平。旅游资源质量和资源等级越高, 旅游流集聚能力越强, 越有可能成为区域旅游中心和旅游核心区。资源等级低的旅游目的地成为寄生区, 高度依赖旅游核心区的辐射。因此, 如果要解决泸州、宜宾等支线机场的边缘化问题, 必须大力加强和改进其辐射区域旅游资源开发, 使其具备独特资源优势, 并形成互补效应, 这样才能逐步发展成为缓冲区域甚至是进出通道区域。
(3) 构建航空网络还必须充分考虑地面交通系统的促进和限制作用。在省级区域范围内, 由于地理空间的限制, 机场密度过高、机场服务半径基本与高速地面交通系统重叠等因素可能导致机场服务功能失效和被替代。比如绵阳和乐山距离四川省机场中枢成都均在省内高速公路200km服务范围内, 因此, 新建机场规划选址必须综合考虑机场所在地航空旅客水平、客源半径和最低客流门槛的最低限制 (一般为不低于500公里和120万人/年) 。机场密度过高, 必然导致网络内节点分布失衡。